公司泡沫研究报告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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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公司泡沫研究报告范文

项目整体销售净利率为10.83%，仍可实现盈利；

当项目销售均价下降32.93%时，项目仍能实现盈亏平衡。也就是说，一般地产商的降价容忍幅度在15%～30%，保本是最起码的。

房价下跌，地产商肯定是哭，购房者肯定是笑，下跌多少会是地产商的承受能力？购房者当然希望房价越低越好。然而，房价会跌多少呢？这很难说，但我们不妨可以从地产商的行为中管窥一斑。

房价会跌多少，其实第一步应该着眼于地产商能降多少，毕竟地产商还是掌握着相当大的主动权。有媒体发现，前期几份上市公司公告以及近期的半年报泄露了地产商的容忍度。

5月下旬，上市公司中天城投在再融资说明公告中，对于房价变动对项目效益进行了测算。

中天城投假设一项目最终销售均价在正负15%范围内变化时，测算的结果是，当金融中心项目销售均价下降15%时，项目整体销售净利率为10.83%，仍可实现盈利；当项目销售均价下降32.93%时，项目仍能实现盈亏平衡。

类似的还有莱茵置业，该公司对旗下的枫郡项目进行了可行性研究报告，其项目类型主要为住宅，预测的住宅平均销售价格为10314元/平方米。测算结果显示，当项目销售均价下降15%时，项目整体销售净利率为6.39%，仍可实现盈利，当项目销售均价下降23.22%时，项目将达到盈亏平衡。

也就是说，一般地产商的降价容忍幅度在15%～30%，保本是最起码的。

但需要说明的是，项目效益测算是动态的，是预计售价变动对利润的影响，涉及两个方面：成本和售价。从成本来讲，主要包括土地成本、建安成本等，但是具体到不同的地产项目来说，各个成本环节都不一致，回款情况也难以把控，再加上项目之间的价格受到地段、设计等方面影响，也会存在差异。

当然，不同的地产商市场策略不一样，有些希望周转率高，因而低毛利出手也是很有可能的，某大型地产商内部关于楼盘毛利率的测算和实际统计报告显示，有些楼盘毛利率甚至不足1%，很让人惊讶，比卖白菜还要低得多。

所以，鉴于各家地产商具体情况，降价容忍各有差异。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和中国指数研究院的研究报告，2013年，沪深及内地在港上市的房地产公司毛利率均值分别为34.54%、33.27%。也就是说，在保持盈亏平衡前提下，地产商平均降价三成还是能勉强挺过去的。

此外，根据巴克莱银行的研究报告，国内大型地产商的净利润率在14%左右。

上述是地产商在遭遇市场寒冬时，所能主动接受的降价范围，但现实中，很多中小地产商已经挺不住了，这时也就不是你愿不愿意降价的问题，而是必须得降的问题，而且为了保证现金流，割肉都上演了。

就地区而言，2014年4月杭州超过20个楼盘降价，这股降价潮已冲击到别墅等高端物业，某400平方米的单体别墅总价目前只要300万元，较于此前售价，相当于打了对折。

还有个典型的地区，2014年6月根据相关统计，广州番禺在售楼盘数量为55个，降价盘占据近三成，有17个之多。

在价格“大跳水”的名单中，最让人咋舌的当数全国总价地王项目亚运城 。端午小长假，亚运城山海湾推出70余套特价单位，报价9800元～12500元/平方米。

另一个赚足眼球的楼盘则是华南板块的万科欧泊，房价一跌跌回2012年。端午假期前一个周末，该盘推出B5栋新货，报价15000元～16000元/平方米，与3、4月的开盘价相比，足足降了5000元～6000元/平方米。

以地产商为例，雅居乐应该是最惨的。雅居乐在2010年以5.25亿元拿下佛山一商住用地，楼面地价高达7121元/平方米，成为当年区域单价“地王”。2014年5月，雅居乐佛山地王项目对外销售资料显示，以9字头的售价对外出售，甚至部分特价单位仅8000多元/平方米，相比去年最高的价位几乎折一半。此外，雅居乐位于常州、成都等多地的项目也出现大幅度的降价。

对于房价会跌多少，笔者没能找到一个好的研究方法，而且房价各城市之间差异较大，也没有很好的衡量指标，单纯看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的话，老百姓肯定又要笑话的，统计指数离现实太遥远了。

有些投行预测了，我们看看。渣打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王志浩2014年6月表示，估计会有一些城市出现硬着陆，像温州或者是鄂尔多斯那样，房价跌50%以上，估计有10～20个城市会发生这种情况。

第2篇：公司泡沫研究报告范文

债王格罗斯认为日本央行可能会将所有债券买下，因日本降低债务负担的唯一途径便是央行收购政府债券，然后免除债务。格罗斯指不赞同此等做法，但别无选择。日本储蓄率甚高，部分地区存款率甚至占收入的70%。银行收到存款大部分投向国债，因此日本国债其实是日本国民持有大部分。但政府不能无限制地发债，于是日本央行买入国债，减低政府负债比率，同时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日本央行目前所持有日本国债达349万亿日元，占总数的1/3，10年期日本国债利率是负的0.1厘。经济多年不见起色，又是负利率，日本央行又是开飞机撒钱，但日元竟然是升值的，真是开国际玩笑。

回想1989年，当年日本股市最高升至38957点，股市泡沫明显；同时日本楼市亦十分夸张，最高峰时期据称东京地价可以买下整个美国。1975年京都中心区一个100平方米的单位售价约1500万日元（当时的日元汇价约300：1，1500万日元合5万美元）。当时一个普通大学毕业生每月收入近4万日元，即约4个月收入才可买到1平方米。1980年同样的单位升至3000万日元，1985年再升至5000万日元，1987年达到8000万日元。而普通大学生每月收入此时只是升至10几万日元，即要买1平方米的楼需要5至6个月的收入。

初时日本当局并未认真对待楼市的泡沫，及至发觉事态严重，为时已晚。最愚蠢的是，当日本楼市见顶之际，当局竟然主动去刺破泡沫：1989年12月，新一届日本银行总裁三重野康上任仅8日便开始对日本经济实施所谓的“电击疗法”。数个月内多次提高政府贴现率，并对商业银行施加压力，要求其停止对房地产企业及股票投机者贷款。一系列政策猛然刺破股楼泡沫。1990年初，日本股市开始下跌，日本地价亦随之暴跌。1990年，日本政府开始对全国楼价实施综合政策，设立地价税，1992年4月开征，此举加大楼市下跌幅度。可以说，在资产泡沫最严重时主动刺破泡沫，是最愚蠢的。

类似的情形出现在去年的中国股市。201 5年以前，中国股市配资行为一直存在，但从未见证监会真正打击这些违法交易。2014年底2015年初，市场炒作业绩优良的金融股，无疑，短期上升速度有些快――但这是此前几年一直下跌的缘故。与此同时，创业板则处于调整阶段，本来这是市场良性之表现，因为其时创业板估值已高。然而去年初上证指数3000点证监会竟然决定查两融而非查配资，再加上中信证券大股东“及时”大幅减持中信证券股票，一时间金融股急跌。

而此时创业板股票则获得机会，资金涌向创业板。创业板综合指数（399102）由去年1月初的1532点急升至6月份的4449点，最大升幅达到1.9倍。此时，证监会决定查禁配资，并且限定在短时间内“搞掂”。于是，股灾便出现了。国家队投入过万亿资金入市稳定市场――所谓一子错满盘皆落索，刺破泡沫容易，稳定市场难。国家队主攻金融蓝筹股，与市场的炒作方向偏离，因此效果不佳。有券商研究报告指国家队目前浮动亏损高达23%，又有传闻研究报告所在券商被“饮茶”。

上证指数长达5个月时间于2600点至3100点之间徘徊，未知是否达到稳定的目的？若是，则对市场而言并非好事。一个投资者不赚钱的股市是没有希望的，任凭你实行如何完美的制度，监管是如何的完善及严格，只有投资者赚钱的股市，才有希望。看看实行“注册制”的新三板市场，三板做市指数（899002）周五中午收市指数为1181点，若以此收市，则是指数创立以来的最低收市价。瞬间最低价是去年7月8日的1103点。指数最高位是去年4月7日的2673点，至今最大跌幅达58.7%，目前跌幅55.8%。

新三板正在进行分层工作，优秀的挂牌公司可以进入创新层，未来更容易转向主板。但从指数表现看，近期三板做市指数及三板成指持续下跌，成交量萎缩，三板做市指数成交仅1亿多，表明市场对后市并不乐观，分层对估值毫无帮助。不过从技术分析的角度看，周线图上RSI超卖严重，指数随时出现反弹，但未来是否需要周线RSI出现背驰才见底抑或直接见底则未知。

证监会制定新的资产重组、借壳的新游戏规则，打击那些“忽悠式重组”。因为一些公司重组购买资产时估值极高，或者业绩承诺很高，借以提高公司市值。新的游戏规则有望令重大资产重组变得更加规范。而今年以来，不断有美联储的官员发表意见，认为今年要加息两至三次，明年加息三至四次，可是至今为止，仅仅去年12月加息一次便无下文。自从2013年以来，不断有分析人士或者经济学家鼓吹美国会加息，这是“忽悠式加息”。一些没有投票权的美联储官员亦屡次莽言要加息，吓得国内缺乏独立思考精神的分析员及经济学家言必称美国加息、美元走强、人民币大幅贬值云云。

第3篇：公司泡沫研究报告范文

日前，德国金融监管局(Batln)暂时性禁止对欧元区政府债券及其信用违约互换(CDS)进行沽空(naked short-selling)。禁令同时适用于10家银行及保险商的股票，有效期至明年3月底。

德国金融监管局称，实行临时措施是因为欧元区债券的“异常波动”，“大量”洁空正导致价格过分活动，“可能危害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性”。

有分析认为，德国这样做让人感觉他或许在忧虑一些市场仍未知晓的事情。这进一步削弱了市场信心。

沽空行为，即预先借入证券在市场出售，期望未来以更低价钱买回后归还借方，藉此获取利润。至于沽空，即无货沽空，是指交易者在出售前没有事先借入证券。

沽空是炒家大鳄常用的手法。当希腊国会未达成削减财政赤字方案前，炒家认为希腊会破产，大肆沽空；当希腊国会达成削减财政赤字方案后，炒家又认为希腊此举会制约经济增长，还是大肆沽空。其实，对炒家而言，就是为了一个“沽”字。对于这种不合理的“沽”，监管当局是否可以叫停呢?

1996至1998年期间，炒家大鳄大肆沽空亚洲市场，印度尼西亚、泰国、韩国的金融体系都被沽到惨不忍睹。只有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够胆，跟欧美大鳄对着干，闭市拉闸，不让他们在马来西亚市场活动。欧美政府当时都责怪马来西亚不是。不过，在2008年的美国金融海啸期间，美国政府便部分拉闸，不许沽空，如今仍是不允许。

1998年时。逾270个大小对冲基金冲击香港市场。香港政府先是被动，股、汇惨跌，直到出手打大鳄，股、汇回稳。当年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说港府做得不对，是干预市场。但他卸任后一次来港活动期间，又赞当时港府入市很漂亮。

希腊有债务危机是事实，但欠债就还钱。当一众欧元区亲戚肯借钱予希腊穷兄弟，这些大鳄便应归位，不要再闹事。如果他们仍然意犹未尽，一定要考虑中国人的一句话：富不与官争，因为官是可以改例，改游戏规则。对付特恶之人，不用讲理，只讲制胜之法便是。

沽空大鳄现在打劫欧洲，未来会打劫谁?有迹象表明，有三人想打劫中国市场――查诺斯、麦嘉华扣格兰瑟姆。

查诺斯是全球最大对冲基金公司尼克斯联合基金公司的创始人和掌门人。他最擅借货沽空。2001年在安然股价90美元一股时，便开始沽空安然，直到安然股价跌到1美元。当然，安然是因为造假账垮的，不是因为查诺斯之沽空而垮。安然死有余辜，查诺斯沽得其所，不算打劫。但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查诺斯开始在传媒上唱空中国，传他有20多名员工研究中国经济。他的名言是：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相当于1000个以上的迪拜。

2010年3月，格兰瑟姆的公司发表了名为《中国的红色警报》的研究报告。报告认为，中国经济，尤其是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会爆破。

而数次预见股市危情、人称“末日博士”的麦嘉华，预言中国经济将在9-12个月以内崩溃。

这些沽空大师的沽空手法之一便是利用传媒，有些传媒为了语出惊人。会经常刊载他们唱空的言论。

当欧洲债务危机完结后，那些对冲基金便会移师来中国香港(或已经来了)。他们在三大活空中国者的麾下，自然会乐于顺手牵羊。由于中国内地还不许外资沽空，他们只好转战港股市场，拿H股开刀。

第4篇：公司泡沫研究报告范文

自2011年以来，大数据旋风以前所未有之势席卷中国。有人将2013年命名为大数据元年，甚至有预测称，到2016年数据驱动的决策将代替直觉和常识。①毋庸置疑，大数据已经成为云计算之后新一轮的技术变革热潮，不仅是IT界，政治、经济、社会诸多领域都开始“磨刀霍霍”，准备在其中逐得一席之地。如果不谈大数据，不仅意味着你“OUT”了，而且仿佛也意味着没有了未来。

大数据在热炒之中是否已经产生不为人知的泡沫？大数据的价值是否被夸大了？传媒人真的了解大数据吗？大数据真的能为传媒业带来所期待的变革吗？在众声喧哗之中，冷静审慎地思考上述问题，对传媒业的战略布局和转型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被神化的大数据：大数据热潮的兴起

2001年美国市场研究公司Gartner在一份研究报告中首次完整提出大数据的概念，此后不断获得研究机构和新媒体公司的关注。②2012年3月，美国科技政策办公室《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同时组建“大数据高级指导小组”进行相关协调工作，此举被视作美国将大数据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引起全球各国普遍重视，助推了大数据热潮在全球范围的兴起。在某种意义上，大数据在各种热炒中亦被建构为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神话”——“得数据者得天下”。

美国东北大学网络科学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巴拉巴西在其新著《爆发：大数据时代预见未来的新思维》一书中提出，人类行为93%是可以预测的，在大数据时代我们可以预测未来。在其看来，大数据的力量已不仅是分析数据、提供决策参考那么简单了。这种技术力量甚至开始渗透到感性思维中，与人类情感世界互动。③

现实中的鲜活实例似乎更让人们感受到了大数据“神一样的功能”。微软纽约研究院经济学家David Rothschild通过大数据分析，在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准确预测了51个选区中50个选区的选举结果，准确度高于98%。不久之后的第85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礼上，David Rothschild通过大数据分析进行的预测再次让外界惊呼：颁奖结果显示，他的预测除最佳导演奖得主与最终结果有所出入外，其他各奖项全部命中。

无论是商界和学术界研究权威的意见，还是现实中的鲜活个案，都增加了大数据的神秘色彩，在人们的有限感知和想象中，大数据似乎已经成为无所不能的工具。

在舆论的喧嚣下，国内一些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企业也把大数据视作万能的“灵丹妙药”，并宣称向大数据进军，尽管直到现在人们对什么是大数据仍然没有较为一致的认知。

毋庸置疑，大数据的应用也将为变革中的传媒业带来新的机遇。传媒业的传播内容、传播方式和经营管理都将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新闻传播的内容和对象将更精准，更具针对性；新闻数据化、数据图示化将成为未来新闻传播的重要呈现方式之一。然而，大数据真像想象得那么神奇吗？在笔者看来，答案并不完全是肯定的。在大数据热潮如火如荼之际，我们更需要冷静的反思。

被忽略的“人”：对大数据热潮的省思

过度神化大数据对传媒业的功能和作用，对我们冷静地思考未来传媒业的发展不仅无益，反而可能有害。一个可供参考的例子是：CRM客户管理系统。所谓CRM即指企业用CRM技术来管理与客户之间的关系，用计算机自动化分析销售、市场营销、客户服务以及应用支持等流程，以缩减销售周期和销售成本、增加收入、寻找扩展业务所需的新的市场和渠道以及提高客户的价值、满意度、赢利性和忠实度。在最初兴起时，整个商业界为之欢呼，似乎它将颠覆整个商业传统。时至今日，相当多的人开始否定CRM，CRM开始和“灾难”、“失控”等负面词语联系在一起。在大数据问题上，我们是否会重蹈覆辙，值得深思。

持有类似大数据万能论观点的人，多数是技术决定论的拥趸。技术决定论者认为，技术是自主的，技术变迁可以导致社会变迁。尽管屡屡遭受批判和争议，但技术决定论者从未退出思想市场。大数据的兴起再次为技术决定论者提供了新的舞台。

其实，无论是已经备受质疑的CRM，还是方兴未艾的大数据，都只是人类发明的工具，是一种服务于人，为人所利用的技术。不可否认，新的技术和产品变革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作为人造物，技术和产品始终无法具备人的灵活性和感性驱动，始终是人类的附属品。没有了人，一切技术和产品都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大数据亦不例外。

推动了大数据热潮兴起的《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一书的作者肯尼思·库克耶和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在其合著的《大数据的兴起》一文中，对人们的提醒可能比其他引起热议的内容更值得重视，在该文最后，他们指出，大数据是一种资源和工具，它的目的是告知而不是解释；它意在促进理解，但可能导致误解——关键在于人们对它的掌握程度。他们认为，人们必须用一种不仅欣赏其力量、而且承认其局限的态度来接纳大数据。

《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知的未来》一书的作者纳西姆·塔勒布也提醒人们，随着我们掌握的数据越来越多，可以发现的统计上显著的相关关系也就越来越多。这些相关关系中，有很多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在真正解决问题时很可能将人引入歧途。④

近年来，各种以电子形式存储的数据以几何级数增长，其数量之大，已经无法计算，只能进行估算。据统计，人类现在一年生产的数据量是上年的150%。⑤如此众多的数据，对传媒业来说，显然不可能都是有意义的。如何从海量数据中提取对传媒业有价值的信息，才是最关键的。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哪些数据才是对解决问题最有价值的，这些数据从哪里才能得到？大数据自身不可能告诉我们，这些都依赖于人的判断和决定。如果我们不能清晰地界定我们的问题，再大量的数据都可能没有用，反而可能成为没有价值的信息“垃圾”，反过来“污染”新闻传播生态。

就传媒内容的生产来看，“人”才是其真正的核心要素和终极追求。风靡全球的新闻学名著《〈华尔街日报〉是如何讲故事的》，处处强调的一点就是新闻报道要见“人”。听故事是人的天性，学习新闻写作，首先要学会讲故事。而讲故事，必然会涉及到人。有具体的人物存在，故事才会真实可信，故事也才有意义。如果片面追求对数据的应用，而忽略了“人”这个核心要素，则可能与传媒业本身的追求背道而驰。

总之，大数据是很重要，但毫无疑问，大数据不是万能的，更没必要去神化。“人”才是传媒业应用大数据的核心，也只有“人”才能决定哪些数据对传媒业有用。忽视了“人”的大数据是没有未来的。

警惕大数据泡沫：传媒业大数据应用展望

毋庸讳言，近年来一些国际上兴起的新理念、新技术在引入国内之后，极容易产生一些为理念而理念、为技术而技术的泡沫。在初期阶段，轻微的泡沫存在属正常现象。对传媒业来说，关键在于要对国内传媒业的整体现状和传媒企业自身的状况有全面了解和清醒认识，减少为技术而技术的冲动，避免泡沫积聚风险。

实事求是地说，无论是数据资源获取能力还是对数据的处理分析能力，传媒行业可能还不具备应用大数据的真正实力。从数据获取能力来看，相对于证券、金融、物流、电商等行业来说，媒体自身拥有的数据资源较为有限。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国内绝大多数媒体并不具备拥有可供分析的大量数据资源的客观条件。从对数据的分析能力来看，国内传媒行业的相关人才同样匮乏。麦肯锡全球学会去年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需要14万～19万名具有“深度分析”经验的工作者，以及150万名更加精通数据的经理人。国内虽然没有针对传媒行业的相关调查，但作为大数据应用的后起国家，加之一向的轻数据思维，传媒行业大数据人才的现状更不容乐观。

获取投资回报，是多数传媒企业急切进入大数据行业的重要原因。但至少就短期来看，大数据能为传媒业带来的投资回报堪忧。Gartner公司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虽然全球范围内各大企业用户都加强了对大数据业务的投资力度，但有6成企业对大数据投资的回报产生质疑。

这些都让我们有理由警惕当前国内大数据热潮中过多泡沫的产生。当然，传媒业在大数据应用上并非无所作为。数据新闻的增多，将在传播内容和传播形式上，改变新闻生产的现状，为受众提供其更喜欢的新闻产品；日益精准的数据，也将为传媒经营管理决策提供更多的参考。这些都需要传媒业热情准备、积极投入，也将为传媒业带来新的变革。

总之，大数据值得传媒业和传媒人认真关注、积极参与，但大数据绝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无所不能。无论何时，人才是最重要的核心，大数据只有在人的主导下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功能，为传媒行业的发展贡献力量。对当前的大数据热潮，传媒业既要有“拥抱”的准备，也要有警惕其过热的思想。或许，只有当大数据褪去被神化的光环后，我们才能真正地认识到其意义、功能和局限。

注释：

①ZDNet：《预测大数据未来五年路线图 概念股有望受益》，大智慧通讯社，http：//.cn，2013年6月15日

②官建文 刘振兴 刘扬：《国内外主要互联网公司大数据布局与应用比较研究》[J]，《中国传媒科技》，2012年第9期

③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爆发：大数据时代预见未来的新思维》[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版

④老鬼阿定：《质疑大数据》[J]，《计算机世界》，2013年第18期

第5篇：公司泡沫研究报告范文

    一、证券投资咨询行业中受信义务的主体

    “向他人提供投资建议者具有难以想象的经济力量。”〔4〕证券投资顾问直接影响了资本市场的资金流通,从而影响国家的资源配置。从宏观层面讲,好的投资顾问可以准确预期社会的未来需求,引导资源的流向,而粗心大意、意图欺骗或者毫无责任感的投资顾问则可能使资本流动偏离最有效的使用方向,损害投资者的利益,削弱社会公众的投资意愿和信心。证券投资咨询行业制度设计的关键在有效的激励机制,防止投资顾问的投机、欺诈等不当行为,鼓励投资顾问谨慎、理性地履行其职责。证券市场瞬息万变。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和人的理性局限,投资者与投资咨询人员很难在事前订立完备的合同;另一方面,鉴于证券的复杂性和证券投资的高度专业性,投资者与咨询人员之间也存在信息、谈判能力等的不平等,咨询人员对投资者投资决策具有影响力,而投资者一般也会依赖并信任咨询人员的信息、知识和技能。法律规定相关专业人员负有尊重投资者利益的义务,明确该义务的指向和内容,不仅起到合同的“空白填补”作用,〔5〕也得以促进该等关系中信任和激励的建立,从而增进金融服务业的安全,增加社会净收益。〔6〕在我国,证券投资咨询业务实行严格的特许制,机构和个人须同时具备经营资格和从业资格。〔7〕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专营的投资咨询机构,一类是兼营咨询业务的证券公司。该项业务又包括两个层面:(一)公司层面的证券研究业务,为券商内部经纪、承销、自营等业务提供支持,为券商外部的基金等机构提供研究分析报告;(二)营业部层面的咨询服务,主要是为客户提供买卖证券的分析建议、供给证券资讯。据此,证监会新颁布的《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投资顾问暂行规定》”)、《证券研究报告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行研暂行规定》”)将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人员分为投资顾问和分析师两类进行监管,并制定了不同的注册管理要求和行为准则。但证券投资顾问和分析师并未穷尽直接或间接向投资者提供投资建议的人员,实践中,财经媒体或者其他综合性媒体会制作和传播大量与证券投资相关的资讯信息,证券经纪人在为投资者“买卖”时也往往会提供买卖证券的具体建议。对投资者负有受信义务的主体究竟应当包括哪些?在什么样的情形下有关专业人员与投资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构成受信关系?这些,首先须明确无误。

    (一)证券投资顾问“受信关系存在于这样的双方间,其中一方在一定范围内负有为另一方的利益行事或提供建议的责任。”〔8〕“若某人基于合同抑或其他考虑而为他人的财务事务提供建议,法院通常认为他对该他人负有受信义务。”〔9〕投资顾问与投资者之间毫无疑问地存在着受信关系。我国证监会正式颁布的《投资顾问暂行规定》对“投资顾问”的定义比征求意见稿增加了“辅助投资者作出投资政策”一语,强调了现有监管框架下投资咨询与委托理财、资产管理的区别。易言之,证券投资顾问仅仅提供各类投资建议,投资者是否接受,由其自行决定,投资顾问对其账户和财产并不具有支配力或控制力。即使证券投资顾问提供了虚假信息,或者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形,只要投资者没有依照投资顾问的建议行事,在结果上并无影响。然而,法律不能存在侥幸心理,寄希望于投资者自身的理性,而且事实上投资者的理性也往往是难以依靠的。是以,对仅辅助决策的投资顾问,其受信义务也是成立的。无论该等顾问持有何种专业资格,是问答咨询还是提供帮助,都必须对投资者承担信义义务。在损失发生的情形下,仅对投资者提供辅助的咨询人员承担责任的范围和程度可相较对投资者账户具有控制权或者被投资者接受咨询意见加以实施的投资顾问为低。《证券法》规定,证券投资咨询活动的从业者须为经证监会批准的证券公司和投资咨询机构,《投资顾问暂行规定》也将投资顾问业务定义为特许业务。对未经特许而从事的、具有提供投资建议、辅助投资决策实施的营利活动,不适用《证券法》、《证券、期货投资咨询管理暂行办法》和《投资顾问暂行规定》。但对受信关系的认定,并不以行为人是否具备法律法规所要求的特许经营资格为前提,而着眼于对双方法律关系实质的判断。在美国法上,法律一方面规定投资顾问必须按规定注册,另一方面,即便行为人不具备特许资格,若其以投资顾问身份行事,并使投资者信赖其知识、技能与信息,则构成受信关系,以遏止逃避监管的投机行为,值得我国借鉴。

    (二)证券分析师证券分析师一般分为卖方分析师、买方分析师和独立分析师3类。〔10〕其中卖方分析师供职于券商,其研究报告公开,供机构和个人投资者使用;买方分析师供职于共同基金、养老基金、保险公司等投资机构,为本机构投资决策服务;独立分析师则不任职于任何券商、基金公司,旨在提供公正、客观的证券评价。分析师的职能为收集和分析信息,使市场了解有关证券定价与内在价值的偏离,从而提高市场的定价效率,被誉为“证券市场的守门人”。〔11〕传统上证券分析师的研究报告不向公众投资者公开,但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现代通讯的发展,公众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研究报告,证券分析师也频繁利用媒体发表其对股票和市场的观点。问题是,信息的接受者并不了解分析师提供特定信息的依据和利益涉入程度,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也不可能获得充分的、完全的信息。〔12〕同时,分析师与投资顾问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分析师在做出买入或卖出股票的推荐时,并非提供个人化建议,也并不考虑投资者的个人情况。针对这一现状,产生了对分析师行业的不同规制思路。安然案之后,美国证交会认为分析师不负责任的研究报告对市场泡沫负有责任,对分析师经费来源的限制、利益冲突的强制性披露、信息隔离的建立等均反映了监管部门将分析师趋向于公众投资者的受信义务人监管的意向。但这一意向并未得到法院的支持,也遭到了学者的激烈反对。例如,Fisch教授认为,证券分析师的研究报告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必须依赖于投行、共同基金的经费支持,因此该行业天然地存在利益冲突,而受信义务的核心为专一的忠实(UndividedLoyalty),若强行将证券分析师置于受信义务人的角色(必然意味着私人诉讼的发生),过度地追求其经费和信息来源的独立性,必将导致分析师行业回归封闭———众多公司无法成为分析师研究的对象、公众投资者不可能从任何渠道获得研究报告,证券市场的有效性会大幅降低。〔13〕笔者认为,分析师并不对投资者提供个体化的投资建议,将其视为公众的受信义务人于理不合,但现行法律缺乏对分析师因利益冲突做出不实或不当推荐的应对机制,可能给投资咨询行业带来巨大风险。对前述行为的私人诉讼很难达到反欺诈条款所要求的标准:分析师对研究报告的署名,被视为其作出独立、公正和客观推荐的默示承诺,报告中任何虚假或误导性陈述都应视为其明知不当;但因果关系很难证明,除非推荐与证券价格的下跌被证明有直接关系。〔14〕在美国,许多针对分析师的诉讼在起诉阶段即因无法证明因果关系被法院驳回,甚至有学者宣称对分析师的反欺诈诉讼是不可能完成之任务,对分析师的监管应主要依靠行业自律规范和声誉机制。〔15〕但在我国,有关规范还远未到位,对证券分析师行为的监督应当进一步完善。〔16〕至少,法律应当提出面向公众的证券分析意见其中不能隐藏分析师及其被人的反向利益,从而防止“抢帽子”证券欺诈行为。

第6篇：公司泡沫研究报告范文

美国咨询公司贝恩公司已连续多年了中国奢侈品市场研究报告。在对去年的调研报告中，该公司一开始就下了结论：2013年中国内地奢侈品市场，表现平平。从2013年全年奢侈品市场行情来看，贝恩公司报告的数据是全年平均增长仅2%，而在中国跻身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2011年，中国奢侈品市场增长率达30%以上。

日前，知名奢侈品企业开云集团公布的2014财年二季度财报显示，该集团销售额为24亿欧元，在可比架构下（排除重组和汇率影响）同比增长4.1%。其中，最受市场关注的两大品牌GUCCI和彪马的当季业务未见起色。

在中国大陆迅速扩张的奢侈品牌今年已出现“急刹车”。继LV明确表示不会在二三线城市继续开店后，GUCCI也宣布放缓在中国的发展计划，其原本每年在华建设15家门店的计划缩编为3家。

门店缩编蔓延至整个奢侈品行业。2013年，阿玛尼旗舰店、杜嘉班纳旗舰店相继撤出上海外滩。从贝恩公司调研全球20个奢侈品牌的情况看，中国市场的新店数量已从去年约150家减少至今年的100家左右，由于2013年多数奢侈品牌的门店销售额下降，这些品牌将重点转为门店的翻修、迁址以及运营改善。

随着物流信息的透明化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以及电子商务推动商业模式变化，零售升级在所难免。这一新趋势导致国外奢侈品牌更侧重服务，培养客户忠诚度，加大客户品牌文化认知度，这一切促成了奢侈品市场内部的结构性调整。

自7月起，开云集团精简机构，只设立“奢侈品―高级定制和皮具”和“奢侈品―手表和珠宝”这两个部门。作为开云集团老对手的LVMH集团，则保持“见好就收”策略，去年该集团销售额291亿欧元，同比增长仅4%。今年，该集团收购了法国勃艮第最古老的葡萄酒庄园之一兰布莱园，加快全球产业化布局，增强抗风险能力。

无论是国外高端奢侈品牌，还是本土民族品牌，民间消费成为主力趋势明朗。多年来，国内高端白酒倚仗“三公”消费的庇护而成为市场宠儿，销量迅速做大，价格节节攀升。现在，随着政策转向，高端白酒销量急速下滑，价格泡沫破灭。

2004年至2007年间，飞天茅台的价位从一开始的300余元至700余元间，持续上涨至最高时达2000余元。现在飞天茅台批发价900元左右，还要逼着自己去挖掘市场。

回顾中国的白酒行业发展，年产量从2004年的312万千升，增加到2013年的1226万千升，10年间，中国白酒产量翻了三倍，利润总额年均增长率超过37%。2013年，白酒行业利润总额首次出现负增长。酒业的逆向调整，业界公认是理性回归。“过去经销商紧盯公款团购大户，现在则不得不面对单个散户的市场竞争。争抢散户依靠酒的品质，而不是私人关系。”

市场逐步萎缩自然引发业界整体亏损，一些对高端白酒较为倚重的名酒企业的销售业绩大幅下滑，典型的如以高端白酒快速“上位”的水井坊。统计数据显示，水井坊10年来首次预亏出现在去年三季度，其前三季度营业收入同比下降60.47%，净利润同比下降89.1%。

除水井坊外，茅台、五粮液等高端白酒均未能幸免。业界人士认为，高端、次高端的蛋糕正在缩小，白酒企业要紧紧锁定小康阶层、温饱阶层消费的中高端和中低端价格带，才能避免在未来市场震荡格局中被淘汰。

第7篇：公司泡沫研究报告范文

关键词：次贷危机；蝴蝶效应；宏观调控；次级债券；浮动利率

2007年4月，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标志着次贷危机正式爆发。一年多来次贷危机的影响愈演愈烈，形成蝴蝶效应，引发全球金融海啸，从而演变成世界金融危机。次贷危机造成美国的坏账是4600亿美元，由于美国把坏账证券化，经过金融机构的炒作，波及到许多国家的金融机构和银行，估计最终损失要达到1.2万亿美元，美国一打“喷嚏”，全球都跟着“感冒”。那么，究竟什么是次贷危机，以及引发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一、美国次级房贷的现状和特点

美国次贷危机起源于美国房地产次级抵押贷款市场。所谓抵押贷款，是指借款人以一定的资产（如房产）作抵押所获得的贷款。在美国，通常根据信用质量，将房屋抵押贷款分为三类：优质抵押贷款，次优抵押贷款以及次级抵押贷款。在这三类贷款中，优质抵押贷款达到或基本达到了美国相关政府支持机构（GSE）规定的标准，具有良好的信用品质。

次优抵押贷款和次级抵押贷款有两个共同特点：贷款标准低、以浮动利率贷款为主。

次优抵押贷款即“ALT-A”贷款，全称是“AlternativeA”贷款，它泛指那些信用记录不错或很好的人，但却缺少或完全没有固定收入、存款、资产等合法证明文件。这类贷款的信用质量好于次级，并且大体能够接近最优贷款的标准，被普遍认为比次级贷款更“安全”，其利息普遍比优质贷款产品高100到200个基点。据高盛研究报告数据，2006年新发放抵押贷中13.4%为Alt-A抵押贷款。

次级贷款的借款人通常没有良好的信用记录、收入证明缺失、负债较重，并且，还款额与收入比（PTI）超过了55%，或者贷款总额与房产价值比（LTV）超过了85%。

除了贷款标准低以至于信用风险明显高于最优贷款之外，次级和次优贷款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浮动利率贷款为主，这与固定利率抵押贷款占绝大多数的优质抵押贷款形成了鲜明对比。据估计，在优质抵押贷款、次级抵押贷款和次优抵押贷款中，浮动利率贷款所占的份额分别为20%以下、85%和60%左右。根据高盛研究报告数据，2005年和2006年发放的次级贷款规模分别约为6450亿美元和6000亿美元，2006年新发放抵押贷中20.1%为次级抵押贷款。引发这次危机的主要是近几年发放的次级抵押贷款，并很可能波及到次优抵押贷款。

二、次贷危机发生的原因

探究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方面：

（一）市场内部机制缺陷是根本原因

1．日益扩大的低端抵押贷款规模是危机的始作俑者。低端抵押贷款规模迅速扩大，将市场推向非理性繁荣。在巨大的利润的诱惑下，许多金融机构大量发放次级抵押贷款。在楼市升温期间，这些贷款的风险并不高，因为即使违约，金融机构也可以很容易的通过出售房屋避免损失。

在发放次级抵押贷款后，这些金融机构（主要是次级抵押贷款公司）通过贷款证券化的方式，形成一系列以次级抵押贷款为基础的证券化产品如抵押支持证券（MBS）、资产支持证券（ABS）等，将贷款风险通过证券市场转嫁给投资者。随着风险的转移，这些金融机构回收贷款占用的资金，继续扩大放债规模。

2．放贷机构和投资者的贪婪是这场危机的前提。次级抵押贷款的利率比一般贷款利率高2%～3%，在巨大的利润面前，放贷部门以及次级债投资者们“见利忘险”，忽视风险管理。一方面放贷机构为了能大量发放、持有次级债，推出各种高风险的次级贷款产品以吸收更多低收入家庭购房。比如只付利息抵押贷款、零首付、零文件等方式贷款。由于放贷机构忽视风险管理，导致一部分人有机可乘。另一方面，放贷机构故意实施“猎杀放贷”行为。放贷机构故意向借款人片面强调高收益性，而对高风险性闭口不谈，导致借款人不知道利率波动对自己的还款额会产生什么影响。当危机爆发时，借款人由于利率高涨、房价下跌而不能按时还款，放贷机构遭受巨额损失甚至破产，从而殃及债权人。

（二）政府宏观调控不力是次贷危机爆发的历史原因

为了应对网络泡沫的破灭和“9.11”恐怖袭击对美国经济的巨大冲击，刺激经济增长，美联储实行低利率货币政策。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2001年到2004年间高举降息大旗，连续13次降息，并将联邦基金利率降到了46年的最低点1%。低利率政策的实施使贷款成本下降，诱使很多人靠刺激贷款买房，直接导致大量流动性资产涌入美国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这极大的促进了美国房地产业的发展，在拉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埋下了危机的隐患，孕育了房地产的“泡沫”。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通货膨胀的压力死灰复燃，为了防止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美联储又先后17次加息，2004年到2006年两年间，将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从1%上调到5.25%。还款的成本随着利息的上升而日益增加，本金滚利息，雪球越滚越大，还款者压力越来越大。

美联储主导的贷款利息剧降据升的“U”型走势种下了祸根，很多人在政策诱导以次贷低息的方式买房，而后又出现高息还款困难，购房者不能按时高息还款，后果是直接导致了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为次贷危机的全面爆发埋下了伏笔。

（三）房地产市场的失衡是危机爆发的导火线

美国房地产从2006年开始降温，“泡沫”破裂后，房地产价格大跌，原来售价200万美元的房子，现在只能卖到100万美元左右，出现了房地产全面缩水和下跌的局面。让那些原本想靠卖房子还贷的炒房者措手不及的是，房价下跌到靠卖房子也还不上贷款的地步，次贷危机终于浮出了水面，并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波及全球，最终引发了全球金融海啸。

当房价上涨时，抵押贷款市场资金链上所有产品的状态均为高收益低风险，放贷部门通过将贷款证券化的方式将贷款的风险转移出去并将回收的资金以发行更多次级抵押贷款的方式来扩大放贷规模以获取高额利润。金融机构则根据这些衍生产品为基础，创新出新的“再衍生”产品。经过层层循环，使越来越多的本无力购房居住的消费者加入次级贷款借款人的行列。这样从最初的房屋消费者、放贷机构到专业融资机构、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到最终金融产品的投资者都严重忽视风险。结果是只要其中某一个链条出现故障，就会引起连锁反应，并迅速波及其它环节，一旦购房者无力偿还债务，那么从放贷机构到专业的融资机构，直至最后的投资者都会蒙受巨大的损失。

（五）借款人的经济状况不良和市场流动性不足是危机爆发的基础原因

次级贷款市场存在先天缺陷，后天营养不良的问题。一方面，由于次贷借款者主要对象是收入低，没有良好信用记录，甚至有过破产信用记录的借款者，借款给这类人而产生的次级贷款市场本身就存在先天缺陷。在经济繁荣时期，借款者可以通过房产的升值作为抵押；然而，当经济环境恶化时，这类借款人由于经济条件恶化而无法按期支付欠款，违约率较高，造成次贷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也较大，这便是次级贷款市场的先天缺陷。事实上也如此，随着美国利率升高、房价下降，越来越多的次贷借款人难以承受房贷负担，从而引发违约。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约有2000亿美元的次贷利率面临重置，次贷损失可能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流动性不足问题导致了次级贷款市场后天营养不良。当美国经济处于通货膨胀加速阶段，美联储不得不以更快的速度加息以缩紧银根时，许多贷款者入不敷出，大量次级按揭贷款变成坏账。在这种情况下，大银行不再继续向住房按揭贷款公司提供融资，住房按揭贷款公司面临破产遭遇。

（六）次级债券的信用评级机构失职是重要原因

信用评级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投资风险，增加市场透明度。然而，评级机构的核心业务却存在着利益的冲突：被其评定的客户付钱购买自己的信用等级，但使用这些评级结果的却是投资者。在市场繁荣时期，信用评级机构为了承揽更多的业务，有时候通过提高信用评级的方式来讨好客户，这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所有的次级贷款债券中，大约有75%得到了AAA的评级，10%得了AA，另外8%得了A，仅有7%被评为BBB或更低。事实上，2006年第四季度次级贷款违约率达到了14.44%，2007年第一季度更增加到15.75%。Alt-A和次级债两类证券的违约率可能会随着美国房价的大跌而急剧增加。由于为投资银行发行的各种创新工具提供评级是评级公司业务的主要收入，因此，评级公司很难对按揭贷款证券MBS给出中立的评级判断。

（七）官方态度的暧昧成了危机爆发的温床

2001～2002年间，美国次级债因新经济泡沫的破裂而导致短期拖欠率上升，但美联储官员不仅未对问题的严重性引起充分的重视，而且刻意回避问题。直至美国经济由于次贷危机引发金融风暴并波及世界时，美联储对此问题的严重性都没有给予清晰的阐述。可见，官方态度的暧昧成了这场危机孕育并迅速蔓延开来的温床。

总之，从美国次贷危机的特点可以看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不是一朝一夕之力，而是由一系列看似偶然的因素综合爆发而成的。

参考文献

[1]汪利娜．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的警示[J]．财经科学，2007，（10）．

第8篇：公司泡沫研究报告范文

美国次贷危机起源于美国房地产次级抵押贷款市场。所谓抵押贷款，是指借款人以一定的资产（如房产）作抵押所获得的贷款。在美国，通常根据信用质量，将房屋抵押贷款分为三类：优质抵押贷款，次优抵押贷款以及次级抵押贷款。在这三类贷款中，优质抵押贷款达到或基本达到了美国相关政府支持机构（GSE）规定的标准，具有良好的信用品质。

次优抵押贷款和次级抵押贷款有两个共同特点：贷款标准低、以浮动利率贷款为主。

次优抵押贷款即“ALT-A”贷款，全称是“AlternativeA”贷款，它泛指那些信用记录不错或很好的人，但却缺少或完全没有固定收入、存款、资产等合法证明文件。这类贷款的信用质量好于次级，并且大体能够接近最优贷款的标准，被普遍认为比次级贷款更“安全”，其利息普遍比优质贷款产品高100到200个基点。据高盛研究报告数据，2006年新发放抵押贷中13.4%为Alt-A抵押贷款。

次级贷款的借款人通常没有良好的信用记录、收入证明缺失、负债较重，并且，还款额与收入比（PTI）超过了55%，或者贷款总额与房产价值比（LTV）超过了85%。

除了贷款标准低以至于信用风险明显高于最优贷款之外，次级和次优贷款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浮动利率贷款为主，这与固定利率抵押贷款占绝大多数的优质抵押贷款形成了鲜明对比。据估计，在优质抵押贷款、次级抵押贷款和次优抵押贷款中，浮动利率贷款所占的份额分别为20%以下、85%和60%左右。根据高盛研究报告数据，2005年和2006年发放的次级贷款规模分别约为6450亿美元和6000亿美元，2006年新发放抵押贷中20.1%为次级抵押贷款。引发这次危机的主要是近几年发放的次级抵押贷款，并很可能波及到次优抵押贷款。

二、次贷危机发生的原因

探究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方面：

（一）市场内部机制缺陷是根本原因

1．日益扩大的低端抵押贷款规模是危机的始作俑者。低端抵押贷款规模迅速扩大，将市场推向非理性繁荣。在巨大的利润的诱惑下，许多金融机构大量发放次级抵押贷款。在楼市升温期间，这些贷款的风险并不高，因为即使违约，金融机构也可以很容易的通过出售房屋避免损失。

在发放次级抵押贷款后，这些金融机构（主要是次级抵押贷款公司）通过贷款证券化的方式，形成一系列以次级抵押贷款为基础的证券化产品如抵押支持证券（MBS）、资产支持证券（ABS）等，将贷款风险通过证券市场转嫁给投资者。随着风险的转移，这些金融机构回收贷款占用的资金，继续扩大放债规模。

2．放贷机构和投资者的贪婪是这场危机的前提。次级抵押贷款的利率比一般贷款利率高2%～3%，在巨大的利润面前，放贷部门以及次级债投资者们“见利忘险”，忽视风险管理。一方面放贷机构为了能大量发放、持有次级债，推出各种高风险的次级贷款产品以吸收更多低收入家庭购房。比如只付利息抵押贷款、零首付、零文件等方式贷款。由于放贷机构忽视风险管理，导致一部分人有机可乘。另一方面，放贷机构故意实施“猎杀放贷”行为。放贷机构故意向借款人片面强调高收益性，而对高风险性闭口不谈，导致借款人不知道利率波动对自己的还款额会产生什么影响。当危机爆发时，借款人由于利率高涨、房价下跌而不能按时还款，放贷机构遭受巨额损失甚至破产，从而殃及债权人。

（二）政府宏观调控不力是次贷危机爆发的历史原因

为了应对网络泡沫的破灭和“9.11”恐怖袭击对美国经济的巨大冲击，刺激经济增长，美联储实行低利率货币政策。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2001年到2004年间高举降息大旗，连续13次降息，并将联邦基金利率降到了46年的最低点1%。低利率政策的实施使贷款成本下降，诱使很多人靠刺激贷款买房，直接导致大量流动性资产涌入美国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这极大的促进了美国房地产业的发展，在拉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埋下了危机的隐患，孕育了房地产的“泡沫”。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通货膨胀的压力死灰复燃，为了防止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美联储又先后17次加息，2004年到2006年两年间，将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从1%上调到5.25%。还款的成本随着利息的上升而日益增加，本金滚利息，雪球越滚越大，还款者压力越来越大。

美联储主导的贷款利息剧降据升的“U”型走势种下了祸根，很多人在政策诱导以次贷低息的方式买房，而后又出现高息还款困难，购房者不能按时高息还款，后果是直接导致了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为次贷危机的全面爆发埋下了伏笔。

（三）房地产市场的失衡是危机爆发的导火线

美国房地产从2006年开始降温，“泡沫”破裂后，房地产价格大跌，原来售价200万美元的房子，现在只能卖到100万美元左右，出现了房地产全面缩水和下跌的局面。让那些原本想靠卖房子还贷的炒房者措手不及的是，房价下跌到靠卖房子也还不上贷款的地步，次贷危机终于浮出了水面，并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波及全球，最终引发了全球金融海啸。

（四）抵押贷款市场资金链的断裂是关键原因

当房价上涨时，抵押贷款市场资金链上所有产品的状态均为高收益低风险，放贷部门通过将贷款证券化的方式将贷款的风险转移出去并将回收的资金以发行更多次级抵押贷款的方式来扩大放贷规模以获取高额利润。金融机构则根据这些衍生产品为基础，创新出新的“再衍生”产品。经过层层循环，使越来越多的本无力购房居住的消费者加入次级贷款借款人的行列。这样从最初的房屋消费者、放贷机构到专业融资机构、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到最终金融产品的投资者都严重忽视风险。结果是只要其中某一个链条出现故障，就会引起连锁反应，并迅速波及其它环节，一旦购房者无力偿还债务，那么从放贷机构到专业的融资机构，直至最后的投资者都会蒙受巨大的损失。

（五）借款人的经济状况不良和市场流动性不足是危机爆发的基础原因

次级贷款市场存在先天缺陷，后天营养不良的问题。一方面，由于次贷借款者主要对象是收入低，没有良好信用记录，甚至有过破产信用记录的借款者，借款给这类人而产生的次级贷款市场本身就存在先天缺陷。在经济繁荣时期，借款者可以通过房产的升值作为抵押；然而，当经济环境恶化时，这类借款人由于经济条件恶化而无法按期支付欠款，违约率较高，造成次贷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也较大，这便是次级贷款市场的先天缺陷。事实上也如此，随着美国利率升高、房价下降，越来越多的次贷借款人难以承受房贷负担，从而引发违约。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约有2000亿美元的次贷利率面临重置，次贷损失可能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流动性不足问题导致了次级贷款市场后天营养不良。当美国经济处于通货膨胀加速阶段，美联储不得不以更快的速度加息以缩紧银根时，许多贷款者入不敷出，大量次级按揭贷款变成坏账。在这种情况下，大银行不再继续向住房按揭贷款公司提供融资，住房按揭贷款公司面临破产遭遇。

（六）次级债券的信用评级机构失职是重要原因

信用评级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投资风险，增加市场透明度。然而，评级机构的核心业务却存在着利益的冲突：被其评定的客户付钱购买自己的信用等级，但使用这些评级结果的却是投资者。在市场繁荣时期，信用评级机构为了承揽更多的业务，有时候通过提高信用评级的方式来讨好客户，这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所有的次级贷款债券中，大约有75%得到了AAA的评级，10%得了AA，另外8%得了A，仅有7%被评为BBB或更低。事实上，2006年第四季度次级贷款违约率达到了14.44%，2007年第一季度更增加到15.75%。Alt-A和次级债两类证券的违约率可能会随着美国房价的大跌而急剧增加。由于为投资银行发行的各种创新工具提供评级是评级公司业务的主要收入，因此，评级公司很难对按揭贷款证券MBS给出中立的评级判断。

（七）官方态度的暧昧成了危机爆发的温床

2001～2002年间，美国次级债因新经济泡沫的破裂而导致短期拖欠率上升，但美联储官员不仅未对问题的严重性引起充分的重视，而且刻意回避问题。直至美国经济由于次贷危机引发金融风暴并波及世界时，美联储对此问题的严重性都没有给予清晰的阐述。可见，官方态度的暧昧成了这场危机孕育并迅速蔓延开来的温床。

总之，从美国次贷危机的特点可以看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不是一朝一夕之力，而是由一系列看似偶然的因素综合爆发而成的。

参考文献

[1]汪利娜．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的警示[J]．财经科学，2007，（10）．

[2]冯科.从美国次级债危机反思中国房地产金融风险[J]．南方金融，2007，（9）．

[3]易宪容．美国次贷危机的前车之鉴[N]．上海金融报，2008-07-15．

第9篇：公司泡沫研究报告范文

这是否会影响以后企业到东京上市？中国企业究竟该如何进入日本资本市场？

“第一股”或退市

2007年3月，东交所消息，宣布第一家中国企业将在东京上市，就是“亚洲互动传媒”。

记者了解到，按东交所的规定：亚洲互动传媒要6月30日之前向关东财务局提交2007年年报。若延误超过一个月的话，就将面临被迫退市的局面。而该公司未上报年报的理由是由于其董事长崔建平挪用公司资产为第三方公司做担保，使得该公司不得不修改2008年的财务预期，因此无法在规定时间内提交财报。

据报道，日本金融厅已就这一事件敦促东交所对中国企业在日本上市严加把关。或许，中国企业在日本上市的门槛将会提高。

记者就这一情况采访了日中资本市场研究会执行董事肖文捷。他强调：“对申请上市企业严格把关和日本上市的门槛提高是两回事，日本对外国企业申请上市的条件在没有新规出台之前还是一样的。”同时肖文捷还表示中国民营企业去日本上市还是件比较新的事，当地的股民其实对中国民营企业还处在逐步认识的过程中，该事件造成的负面影响的确很大。

上证所挑战东交所？

国际会计师行――均富会计师行7月15日的研究报告《亚太区资本市场指南2008》显示，2007年度中国主要资本市场，包括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及香港交易所，表现均优于亚太地区的其他证券交易所。

《亚太区资本市场指南2008》调查显示，整个亚太地区内的市场已出现重大的转变。尽管全球第二大的股票市场――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仍然是亚太区内最大的股票市场，但其地位正受到中国及印度这些新兴市场的冲击。

该会计师行审计部合伙人林鸿恩说，就长线而言，上海证券交易所已具备挑战日本东交所的条件，很有可能成为本地区内最大的股票市场。

对此肖文捷指出，“我也看到了相关的研究报告。但是，东交所是由包含众多国际型大企业，众多优质企业资产而构成的股票市场，经历了多次的股市泡沫，相对而言比较健康。”

他认为我国的两大股票市场中，还没有多数的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型大企业，还处在初中期发展中。“要形成由众多国际型企业, 优质股票资产构成的强大股票市场，尚需一段旅程。”

如何进入日本资本市场

在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大量的企业奔赴纽约、新加坡、香港上市。东京证券交易所号称是亚洲最大的交易所，中国民营企业该如何进入日本资本市场？

《中国联合商报》：最近几年日本的证券市场对外开放情况如何呢？

肖文捷：以前日本证券市场不是没开放，很多财富500强的外国公司在那里上市了。但是日本已经意识到了他们的证券市场在对外政策上为什么吸引不了更多的海外公司在日本上市，他们也在做改革开放，这是全球金融业的一个走势，日本的证券行业已经开放了。

《中国联合商报》：相对来说，我国的民营企业选择东交所上市的比较少，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肖文捷：我们的民营企业一直很困惑，我们去东交所上市，谁为我们服务呢？确实有这个问题。一个公司上市要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如果让日本的投资银行和证券公司在这两年时间为这家公司服务，没有数百万美金或日币数亿的预算是比较难以实现的。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由于日本的证券行业结构在变，金融政策、市场的开放也在变，对于中国民营企业而言, 新型的专业的服务机构更合适。前期的辅导工作不一定找投银，他们也很难陪伴你两年的时间，所以像我们这样的专业服务机构就是在金融服务方面有很多的案例。

《中国联合商报》：到东交所上市应该注意哪些规定？

肖文捷：如果是中国公司上市必须要注意几点相关的规定，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有四点：第一，任何一家公司到外国资本上市，到纽约、东京、法兰克福都一样，一定要遵守当地的证券交易法和上市交易所的法律法规，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在外国惩罚可能比中国严格得多。

第二，避免非公平性信息披露等敏感问题，公司要认真考虑本地信息披露时间，避免信息公开时间上的差异。

第三，投资者关系服务。在中国的很多上市公司中没有这个部门，投资者与股民之间的关系维护，叫INVESTOR RELATIONS。

第四，关联交易。由于上市企业结构可能比较复杂，我们尤其要注意相关企业、母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中国联合商报》：什么样的公司可以去东交所上市呢？

肖文捷：我从时间上和数字上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公司已经成立了三年就可以上市了。拿东交所来讲，一般要求严格，我们看到的财富500强的日本著名公司都在东交所上市。上市要求是设立三年以上，纯资产是一千万美金，市值要求五亿美金以上，利润有两种算法，第一种算法是：最近的两年第一年达到了一百万美金以上，第二年达到了四百万美金以上，利润这一关就过了。还有一种算法是：最近的三年第一年达到了一百万美金以上，最近的一年是四百万美金以上，累计六百万美金以上，利润这一关也过了（第二年亏了，第三年盈利五百万美金，同样可以。）中国的民营企业很多都达到了这个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