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院年中总结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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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养老院年中总结范文
同月31日，民政部在其官网正式挂出《民政部启动公办养老机构改革试点》的消息。按要求，全国各地民政部门要在2014年1月20日前将试点机构上报民政部备案。
就此，公办养老机构改革开始落地。
“并非全面改制”
根据民政部2012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全国目前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共44304个，拥有床位416.5万张，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21.5张。在全国所有养老机构中，72%属于公办养老机构，其余为民营养老机构。
近年来，关于公办养老机构的职能定位颇有争议。不少城市的公办养老机构中，大部分入住老人并非需要“托底”的困难老人，而是拥有一定级别的退休干部等特殊群体。条件优越的公办养老院长期处于“一床难求”的状态。
2013年年中，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排队人数已过万，而每年只有50～60个退床。按媒体计算，现在要预订“一福”一个床位，至少要到166年后才能等到。
与此同时，国内大部分民营养老院空床率高、经营惨淡、获得政府扶持较少，形成民营、公办天差地别的局面。
针对上述问题，民政部表示，不少公办养老机构仍存在职能定位不明确、运行机制不健全、发展活力不足等突出问题，迫切需要深化改革，提倡大中城市市级民政部门举办的公办养老机构优先开展改革试点。
此轮针对公办养老机构的改革试点共有四项主要任务：明确公办养老机构职能定位、增强公办养老机构服务功能、推行公办养老机构公建民营和探索提供经营的公办养老机构改制。一些业内专家认为，此轮改革重点，在于推行公建民营和养老机构改制。
《通知》一经下发，“今后我国公办养老机构将全部转制，全部改为民营或企业”的消息不胫而走。对此，民政部一位相关司局人员对记者表示，这是媒体对《通知》的误读，并非所有公办养老机构都将改为民营或转制为企业。
该司局人员进一步解释道，《通知》最主要还是围绕公办养老机构运行机制进行改革，并未强制进行体制上的变革，其首要目的是解决公办养老机构的定位问题和服务功能问题，即公办养老机构应该优先收什么样的对象，以及如何为服务对象提供更好的服务。
根据《通知》，公办养老机构要明确的职能定位是“托底”，应当优先保障孤老优抚对象、经济困难的孤寡、失能、高龄等老年人的服务需求，充分发挥“托底”作用。该人员表示：“政府还会继续投入，机构编制也会有保障。”
针对公办养老机构改制，该人员认为，从整体上来讲，公办养老机构改制应该慎重进行，在此次改革中，进行改制的机构数量可能会较少。“公办养老机构改制并不是独立的，而应与国家整体事业单位改革进程一同稳妥有序进行。”
公建民营尝试
公办养老院的定位问题解决后，接下来将解决其机构活力不足的问题。上述人员表示，公建民营是养老机构改革下一步主推的改革方向之一，有利于将政府从微观事务中脱离出来，从注重直接办服务转变到重点购买服务和监管服务上来，增强公办养老机构的内在生机与活力。
“当然，我们提倡通过公开招投标，选择较好的非盈利社会组织进行运营管理。同时，政府需对其运营管理作出相关规定，加强监督管理，明晰权责关系，来避免某些民营机构的逐利现象，以及保障公建民营机构的服务职能与政府提供基本服务的职能相匹配。”
关于公建民营相关政策何时出台，该人员表示，由于许多地方已经正在进行公建民营的相关探索，民政部还在收集意见和总结经验。又由于此次改革试点较为复杂，民政部不设试点完成统一时间表，也不设全国推广统一时间表。可以确定的是，公建民营机构仍将坚持国有资产不流失、养老用途不改变。
据了解，目前我国各地发展“公建民营”的步伐差别较大，发展速度不一。北京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北京市处于运营状态的养老机构共400家，其中公办养老机构212家、民办养老机构188家。在212家公办养老机构中，有52家实行了“公建民营”。
而在千里之外的江苏省南京市，此类尝试才刚刚开始。
祖堂山社会福利院（以下简称“祖堂山福利院”）位于南京市南郊风景区，院内古树参天，环境优美，虽然位于郊区，但距南京市中心不过30公里。去年年中，祖堂山福利院决定转让部分产权的经营管理权。
“我们是一家政府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编制有限。一共1330张床的养老院，全部编制仅有180个，远远不够发展需要。”祖堂山福利院办公室主任邓俊告诉记者，由于人手紧缺等，福利院长期以来空床较多，发展缓慢。“我们想，这些床位与其空在那里，不如让民营机构来经营，利用起来。”
2013年5月底，祖堂山福利院公告，转让其部分产权的经营管理权。根据出让时定下的原则，出让项目向社会公开招标，自由报名，最后通过专家评审确定经营者，经营者将独立经营、责任自担、自负盈亏，转让期限为6年；并规定经营者成立独立民办非企业机构，不得改变养老服务用途。
“祖堂山”模式也是目前普遍采用的“公建民营”形式。
投标者梁飞第一次到祖堂山福利院考察时，就对福利院的环境感到满意。
对于经营者，祖堂山福利院提出了明确要求。如果是个人报名，需有福利院、敬老院相关工作经验2年以上，并有不少于100万元的存款证明。如是单位或社会组织报名，则需有从事福利机构的资质且无不良社会记录，注册资金不少于50万元；近连续两年无亏损记录，净资产不少于100万元。
除此之外，报名主体还需拥有一支专业的管理、医护、服务、康复、社工及支持团队。
“要求挺严格的，南京市的民营养老机构能够达到这些条件的并不多。”梁飞说。他目前所在的养老机构是一家连锁机构，于1998年创立，在投标前已经有两家养老机构在市区经营，共有床位400余张。
此次成功投标的主体共有12家，最后，凭借在业内的良好口碑和其他优势，梁飞所在的养老机构和另一家机构获得了祖堂山福利院部分产权的经营管理权，共计530张床位。
从2013年10月份试运营以来，梁飞在“祖堂山”做出了一系列新尝试。他的团队中有许多“90后”，这个年龄段能使老年人感到“隔代亲”，给养老院带来了活力。
“在服务方式上，常常一有灵感就马上开会定出执行方案，第二天就能开始执行，这样的行动力公办机构很难做到。”梁飞表示。“感觉六年经营期真的太短了。”梁飞坦言，在价格方面，第一年福利院给出了转让费全免的待遇，且在其余年限里，合同约定的报价也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能够与福利院共享其二级医院、食堂等公共设施；而和公办养老院合作的身份，也为他的机构带来了不少公信力。
目前，三家养老机构联手推出“组团式”养老运营模式，起名“祖堂山银发社区”，并有不同特长、分工：祖堂山社会福利院作为公办养老机构，主要发挥“托底”作用；梁飞所在机构主要面向日托寄养、离休疗养、老人康复及残障人士；另一家民营机构依托祖堂山社会福利院的医疗资源，擅长术后康复、临终关怀等特需老人的护理。
作为一名公办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邓俊十分关注此轮改革。他认为，祖堂山福利院的改革方向与民政部试点内容不谋而合，给予他和梁飞很多信心。
改革隐忧
针对改革，也有一些专家在赞成改革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担忧。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桥对记者表示，目前我国许多公办福利院承担着养老服务的功能，甚至将养老作为其最主要的工作来做。她在吉林省长春市调研时发现，该市100多家公办养老机构名称全部带有“福利”二字，而这种情况只是全国的一个缩影。
“我认为这轮改革针对的对象，应该有个明确的界定。公办福利院的其他福利功能和养老功能应该有明确界限，区别对待，因为改革的只是养老机构而非整个福利机构。”王桥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认为，改革中的公办民营部分，可能会继续延续之前存在的可操作性差的问题。
“公办民营，收费应该怎么定？是否允许盈利？盈利后是否允许分红？在房租上是否有补贴？如何补贴？”朱恒鹏表示，这些细节问题都应该有统一、明确的规定，否则公办民营还会继续延续目前公平性差、服务对象出现偏差、可操作性差等问题。
北京“寸草春晖”是一家民营养老机构，也是北京市民营养老院的“样板”工程。董事长王小龙2014年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找到合适的场地，开一家连锁养老机构，将自己的运营模式复制下来。
第2篇：养老院年中总结范文
关键词：中国；养老模式；现状
引言：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在不断加速。统计显示、2014年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21242万人，占总人口的15.5%，高出2013年0.6个百分点，其中65周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0.1%。日益加剧的老龄化程度带来严峻的养老问题。养老问题无论是在哪个国家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中国目前的家庭养老、社会养老两种模式，其中社会养老是指出家庭以外的政府和市场参与的居民养老。本文涉及的社会养老中的政府参与主要指政府制定和监督实施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及公立养老机构的建立。社会养老中的市场参与主要指民办养老院的建立。虽然我国很多城镇居民可以在退休后领取社会养老保险金，但是其依然面临着很多养老问题。所以本文将主要研究目前中国城镇居民养老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中国当前的养老模式
1.家庭式养老：家庭式养老模式是目前我国最主要的养老模式。这种养老模式可谓是历史悠久，从古代延续至今依然是我国养老模式的主角。家庭养老之所以能在我国占主要地位，一方面跟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系，另一方面也跟我国的传统养老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虽然我国在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跟发达国家相比，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仍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在养老方面还达不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还不能达到像日本和北欧等发达国家那样的养老水平。除此之外、在多数中国人的观念里，养老就意味着对父母行孝道，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否则即视为不孝，因此子女更愿意选择家庭养老模式来奉养父母。
2.社会养老：社会养老就是除家庭之外的政府和市场参与居民养老。针对城镇居民群体，政府参与主要是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定、监督实施和办公养老院的建立。市场参与就是民办养老院的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国家和社会根据一定的法律和法规，为解决劳动者在达到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或因年老丧失劳动能力退出劳动岗位后的基本生活而建立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基本养老保险费用一般由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共同担负。它具有强制性、互济性和社会性。国家立法强制企业和个人缴纳养老保险金。养老保险这一模式一般在城镇较普遍，尤其是事业单位，职工在是龄退休后能领到一定数目的养老金。公办养老机构则是一些由国家或者乡镇、社区、村、街道办等创立的公立养老机构。这些养老机构由国家或者集体出资创办，养老机构包括养老院、福利院、老年公寓等。一般是老人在缺乏家庭养老的前提下对老人提供的养老场所。养老机构里有专业人员对老人的生活进行全方位的照顾，解决他们对老无所依的担忧。市场参与的养老主要表现为民营养老机构的创办。民营养老机构和公办养老机构在机构创办、经营模式、管理模式等方面基本类似，二者不同之处则在于公办养老机构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以国家或者集体为创办主体、以社会福利为主要目的。市场养参与则是由私人企业创办的养老机构、以盈利为主要目的、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民办养老机构不仅能够满足老人的多样化需求，也是对公办养老机构不足的有效补充。
二、当前的养老模式存在的问题
1.家庭养老模式存在的问题：虽然我国目前的养老模式主要以家庭养老为主，但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中国的家庭代际关系出现了“421”模式，“4”指夫妻双方的父母4位老人，“2”指夫妻2人，“1”指1个孩子。这种家庭模式使得夫妻两人承受这很大的生活压力和经济压力，既要照顾孩子，又要赡养双方的父母，这使得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难以为继，经受着严峻的现实考验。另一方面、随着家庭带机关系的日趋理性化和传统孝道的淡化，子女在父母养老问题上变得利益化和带有补偿性。子女对父母不孝敬、不养老的现象比比皆是，同样考验这家庭养老模式。
2.社会养老模式存在的问题：首先我国社会养老保险中“空帐“问题严重。由于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没有对养老基金进行积累，导致现在基本养老基金的政策上实行的是现收现付制度，即用当代人所缴纳的养老保险来支付已退休人员的养老费用，这就使得现代人的养老基金账户出现严重的“空帐”问题。另外，由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导致我国的新出生人口大幅度下降，老龄化程度加快。与此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医疗技术的提高使得人们的寿命大大延长。这一降一升造成两个结果：一是新生人口下降，社会新鲜血液补充不足直接参与工作的人口减少，导致缴纳的社会养老基金减少。二是人们寿命延长，老龄人口增加，社会养老基金压力增大。
其次机构养老也存在问题，目前我国的养老机构主要分为三种：国家创办的公立养老机构，乡镇、社区、村、街道办等创立的集体养老机构，私人企业创办的民办养老机构。从2014年7月21日在北京举办的全国老龄办主任会议获悉，目前全国养老机构床位达到493.7万张，平均每千名老人拥有床位24.4张。而数字背后隐藏的问题却是国家公立养老机构的入住率常年爆满，一床难求，而私营，民营的养老机构的入住率却是只有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出现这现象一方面是人民出于对政府创建机构的信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民营的养老机构在经营和管理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例如乱收费，机构工作人员素质较低，老人在里面得不到很好的照顾等使得人们对私营养老机构缺乏信任。
三、解决措施
针对当前我国养老模式出现的问题，本文从几个方向提出几点建议解决当前的问题：
1、积极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养老模式，进行养老模式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真正做到社会、企业、个人的有机结合。
2、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全面开放二胎以增加社会的新生人口，补充社会新鲜血液，增加劳动力。
3、积极完善相关社会养老保险的法律法规，改革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减小“空帐规模“，建立健全监督保障体系，以保证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使用和管理做到阳关透明，公开、公正。
4、规范商业养老保险市场，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进入商业养老保险行业，大力整治养老机构的违法违规操作，使我国的养老机构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四、总结
养老关乎千千万万个家庭。养老问题解决的好坏，大到直接关系到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成败，也关系着主席提出的中国梦目标能否圆满的实现；小到我们的老人能否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同时也关系到我们在退休以后能否老有所靠。但我国目前的城镇养老模式还存在这诸多问题，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一定要兼顾养老福利。在推进经济改革的同时，深化、改革养老制度，使人民的养老能够得到切实的保障。最终使我国的养老之路向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
参考文献：
[1] 中国经济的人口图谱_北京商报_2015_01_21
[2] 我国目前三种基本的养老模式_周云
[3] 2014年中国养老状态分析_智库_2014年11_26
第3篇：养老院年中总结范文
关键词：创业企业 养老市场 机遇
一、城市老龄化现状
2015年中国0-14岁人口为22681万人，2015年中国15-64岁人口为100347万人，2005-2010年中国0-14岁人口逐年下降，2010年0-14岁人口达到近十年最低值，为22259万人。2015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为14434万人，近十年65岁及以上人口逐年增加。
以上海地区老年人数据为例，1979年，上海市60岁以上户籍老年人口比例首次突破10%，上海成为全国最早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且近年来，上海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呈加速发展态势。数据显示，至2014年末，上海市户籍人口总数1438.69万，其中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413.98万，占比为28.8%，这一比例远远高于国际上深度老龄化5：1的赡养比。其中，80岁及以上户籍高龄老年人口75.32万，占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的18.2%，占户籍总人口的5.2%。相比1979年，2014年上海户籍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了18.8个百分点，上海已成为深度老龄化城市。根据上海养老服务报告预测，2018年，上海户籍60岁以上老年人口总数将突破500万，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将平稳增长，老龄化会不断加深，并将于2045年-2050年达到峰值。
本项目组向上海市区县588名年龄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发放了问卷调查，有效问卷524张，有效率89.1%。通过对其目前养老现状的陈述，对养老服务需求和满意度等全方位的调查，发现虽然近年来养老服务的水平整体有所提高，但面对越来越多个性化养老的需求，养老市场中仍存在急需解决的问题。
二、养老市场存在的问题
（一）上海养老服务需求与供给总量之间仍然存在很大缺口
上海20.7%的独居老年人是社区居家养老及机构养老服务的需求群体，这与“9073”养老服务格局的目标比例相差10个百分点。然而与未来不断上涨的需求相悖的是，上海养老机构建设步伐却在放慢，2006年-2010年上海民办养老机构从218家增加到332家，但2010年-2013年只增加了24家。根据上海市户籍老年人口数量增长趋势和对养老院床位的需求来看，上海养老机构床位需求还要增长1-2倍。这一供需缺口主要是不成熟的养老服务市场引起的。
虽然上海自2000年就实行为特困老年人购买养老服务的措施，但由于养老服务供应者与管理者之间界线不明，政府与社会、市场之间没有形成长期有效的合作伙伴关系，政府对于购买何种养老服务不够明确具体，企业和社会组织也因为缺乏足够的利润驱动而无法自发形成养老服务市场，以至于该市场长期处于摸索期，发展停滞不前。
（二）养老服务资源分配不合理，多样性需求满足率低
上海市养老机构地域及服务质量分布结构不均匀，养老机构大多数按照行政区划，而不是老年人的分布和服务半径来配置。因此养老服务呈现中心城区设施集中，郊区有限分布的特点。
另一方面，养老服务仍为政府单支柱主导，市场化程度较低，民办养老机构大多因资金短缺或服务质量低，难以形成有效的市场供给。在政府主导的公办养老机构供不应求的背景下，审核人住制度不健全，一些真正的需求者难以享用养老服务，资源错配现象较为严重。这类养老服务体系关注的重点是困难老年人和弱势老年人，而不是全体老年人，尤其是那些经济条件较好，对高质量养老服务有需求的老年群体，这与多层次、多样化需求之间存在很大差距。
其三，目前上海的养老机构中老年人的退出率比人住率有较大的差距，即使是满足基本生理需求的床位都难以供应，且上海养老机构的营业利润无法支持自身规模的迅速扩张，加之护理人员的缺失进一步造成了上海养老机构所面临的窘境，根本无法满足老年人增加的需求。
（三）养老服务信息传播及反馈体系不健全，服务体系优化受阻
通过实地调研，再利用李克特量表探究老年人对不同类型的养老模式的赞同程度（图1），笔者发现上海市老年人群体对政府养老政策了解程度较低，对现行的养老模式和多样化的养老服务也知之甚少，因此很难有效地选择适当的养老服务，也很难利用政策维护自身权益。
从中可看出，老年人对个性化服务机构的渴望，机构型养老的赞同程度不及日托式的养老模式和暖巢管家养老模式。在进一步的访谈中探究原因，还是老年人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
专业的机构收费高，对他们的经济状况是一大严峻考验，收费稍低的专业机构一般都位于远离他们现在生活区域的近郊，不仅交通不便利，不便于子女亲友探访，而且远离原本生活多年的地方对很多老年人来说是无法接受的，有些还会有强烈的孤独情绪，甚至患上忧郁症。而对于小型家庭养老院模式，因为人员的选择不是老年人能主观决定的，如果性格不合、生活习惯不合，很容易产生矛盾，生活质量和精神状态都会受到影响。现在日托式养老模式逐渐兴起，但老年人都表示，这样的模式管得了白天管不了晚上，而且日常活动皆是规定的，没什么自由，餐食花样也比较少，对老年人的吸引力较小。
同时，养老市场信息传播不顺畅也造成了养老服务和与其密切相关的辅助保障服务如：医疗服务、护理服务等难以实现对接整合，养老产业发展较慢，仍处于起步阶段。目前A段，上海缺乏完整的信息反馈系统来反映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感知，个陛化及多层次需求无法被服务提供者洞察，这种信息隔阂直接影响到政府的宏观决策及产业附加价值的创造，养老体系的整体优化难以实现。
三、创新创业企业介入养老市场的机遇
上海目前逐步形成了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补充，机构养老为支持综合体的养老结构，机构的功能在逐步细分化，以满足老年人的不同需求。构建能够提供模块化服务的新型个性化养老模式便成为养老产业转型的重点，笔者认为创新创业企业是未来养老市场不可缺少的一环，而且这类企业在养老服务市场存在着竞争优势。
（一）借鉴西欧创业企业的创新翻转养老
2014年，Maureen Bisognano and Dan Sehummers提出了翻转医疗的概念，旨在利用新技术，改善病人和医疗服务之间的合作关系，以提高服务质量，降低成本。他们强调应该把服务需求者，而非疾病或者身体状况置于医疗服务的关注点，去了解需求方需要什么。同时，翻转医疗也意味着健康服务的提供者由医院向社会团体转移，由一对一提供服务向以医疗团队形式提供服务转移等。而这些，都是养老服务人性化和养老医疗系统化、低成本化的重要体现。以荷兰的Buurtzorg项目为例，它是一个成功的依托社区护理团队以及信息技术而真正服务于老年人需求的高质量低成本创业项目。
笔者认为Buurtzorg创业项目实现了家庭养老护理的创新，与传统的养老服务相比，有以下几个创新点：首先，由10-12个护理人员组成独立的团队，负责50-60个老年人的―套养老服务，包括分析老年人养老需求，制定服务方案并执行、记录，保证了服务的连续性。其次，护理人员提供的不仅仅是专业性强的医疗服务，还有专业性要求较弱的（梳洗、洗浴、穿衣等）服务，通过合理组合降低了人力成本。另一方面，该项目结合互联网时代的特征，给医护人员配备IPad，利用互联网系统进行业务管理、服务按需即时配置、档案记录、效果评估、付款等等，并配备远程专家为护理团队提供难题解决、技术支持等。
2015年毕马威（KPMG）将Buurtzorg这一创新创业型养老服务与荷兰传统居家养老服务进行了成本对比分析发现该项目成功地实现了时间和成本的效益，同时Buurtzorg项目的用户满意度更高。
在此模式中，创新创业者们不仅创新了养老服务的组织架构，更是高效利用了信息技术。通过使用现代通讯设备，创业者们可以实时监测并传输老年人包括睡眠、饮食、运动在内的各项生活的一手资料，既可实现双方资料档案的管理，也可便于服务需求方和提供者的实时交流。智能化养老产品，以及将这些产品运用到智能化的养老服务体系中去，是未来养老行业重要方向。同时，“翻转课堂”已逐渐在上海起步，“翻转式养老”也应纳入创新型的养老体系，以改变老年人被动接受服务的现状，创业者们可搭建平台式服务，通过收集老年人的需求，对信息进行分析整理，传达给相关养老服务机构，以实现从老年人需求出发的个性化养老。
此外，这种模式也会带动对中国养老行业人员的需求，目前中国医疗人才过分执着于大型医院，而医院无法提供这么多的就业岗位，因而养老医疗团队将是提供一条新的前景广阔的又能人尽其才的就业途径。
（二）创新合居公寓，满足多层次养老需求
老年公寓作为国外的创新型养老模式和养老服务产品，通常由政府和慈善机构出资建造，由社会力量运营，笔者认为这也是创业的切入点。如荷兰阿姆斯特丹的WOZOCO公寓是老年公寓的一种革新，它是为荷兰老年人建造的一种低成本公共房屋，“空中楼阁”的形式节约了土地资源，减少了β痰氐钠苹担房间外停放有自行车方便老年人出行，而房间内部布置有艺术品、小陈列等增加了公寓的审美趣味性；房间配置有电脑、IPad等电子设备。社会力量运营的养老公寓硬件设备更符合老年人的身体状况，例如楼房设计多有电梯、地板铺有防滑瓷砖、淋浴室设有座椅、照明灯开关位置较低等，提高了老年人生活的舒适度。同时，依旧是借助先进IT技术的运用，社会力量为老年人们提供与时俱进、沟通畅通的便利。
美国一项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对于租住公寓的满意度与自己拥有房屋的满意度差异逐渐减少，甚至超过住在自己拥有的房子里。对于高龄老年人，维护房间、庭院的杂务逐渐变成一种负担，行动不便性增加，使老年人的幸福感更易于受社区邻里环境的影响。而养老公寓，则在房间设备维护管理、老年人生活环境改善、生活照料等方面更有优势性。
笔者认为，中国的养老文化受儒家中的“孝”文化影响，主要强调血脉亲情，导致目前中国老年人大部分选择居家养老的方式，以家庭赡养为主；西方的养老文化受基督天主教中的“博爱”文化，由于其家庭结构松散、个人独立性强，所以养老模式以社会力量的关怀所支持。但由于如今中国的年轻一代大多忙于工作，空巢老年人越来越多，合居式的、以社区为辐射的个性化老年公寓必然成为一个发展趋势，但创业企业在构建养老公寓时需要结合中国老年人心理的特点，相较于外国老年公寓更注重的独立空间，中国的老年公寓则应考虑与亲友的联结。同时，关于养老公寓费用问题的方面，由于我国社会保障的标准较低，因此养老费用仍主要来源于子女的资金支持。但老年人人住公寓后，原来的房产大多产生暂时性空置，创业机构可以以此为契机，开创一个类似airbnb的平台，出租这一类闲置房屋，以租金来贴补养老公寓的费用。
第4篇：养老院年中总结范文
[关键词]养老模式；分类及问题；发展方向；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51-0101-03
1引言
截至2013年年底，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20243万人，占总人口的14.9%，65周岁及以上人口13161万人，占总人口的9.7%。根据国际标准，我国已步入老龄化。莫龙（2009）的研究表明1980―205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一直显著超前于经济发展，在很多地区与经济发展极不协调。老龄化和超前老龄化使对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康复护理、医疗保健、精神文化等需求日益凸显，对经济发展造成较大负担。
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出现研究养老模式的相关论文。随着经济的发展，2005年以后社会对养老问题的关注迅速提高，特别是在2010年以后，学术界开始大量研究与养老相关问题。
中国传统注重“孝”文化，家庭的构成主要是同时拥有两代或两代人以上，通过代际交换来赡养老人，社会学家曾将我国“子女赡养老人”的家庭养老模式归纳为“反哺模式”，这也造就了古代主要的养老模式，即家庭养老。
当代“独生子女”政策的实行，加之经济的发展，我国主要家庭结构改变为“核心家庭”、“421家庭”、 老年夫妇家庭以及“空巢家庭”。家庭结构的核心化、小型化发展导致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这也使我国养老模式的发展产生重大变化。近年来各种养老模式不断发展，学术界的分类叫法也不尽相同，但“自我养老”、“机构养老”、“家庭养老”是当前我国社会广泛存在的养老模式。一些新兴养老模式如“以房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等也在被学术界关注研究。目前，我国已开始推出“以房养老”的试点，但就目前来看效果并不理想。养老问题仍需要社会各方面做出努力。
2研究综述
2.1关于养老模式内涵的研究综述
所谓“养老”，其基本的解释有两项，其中一项是奉养老人，养老送终；另外一项是上年纪后闲居休息。“模式”也有很多解释，但本文“模式”主要指从现存的老人的养老选择中调查所得出的比较普遍的选择。现阶段学术界关于养老模式还有其他的提法，如“养老方式”、“养老制度”、“养老体系”、“养老形式”等，宋健（2001）提出所有现在的概念都可以归为三类，即“养老体系”、“养老模式”和“养老方式”。
原野（1997）以及穆光宗（1998）都认为认为养老包括经济供养、生活照料（主要指身体照料）和精神安慰三个基本方面。而陈赛权（2000）同大多数学者一样都同意以上观点。杨宗传（2000）指出在养老方式比较重要的有两方面即：经济供养和居住方式，具体是生活服务由谁提供和老年人同谁生活在一起。陈建兰（2012）则只是定义了城市养老模式，将其理解为城市养老中核心的、相对稳定的、区别于农村养老的特征和存在形式。李中秋（2013）定义养老模式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养老体系，分别包括主要和辅助的养老方式，以及为这些养老方式提供的法律制度和政策措施支持。
根据以上，总结来说“养老模式”指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满足老龄人口各方面需求的典型的生活方式，主要指满足老年人经济来源、生活照料及精神慰藉三个方面需求的生活方式。
2.2关于养老模式分类的研究综述
各学者依据不同的标准对养老模式进行分类，所以对养老模式分类的结果也有不同的特点。徐勤（1997）根据其对养老模式的定义，认为中国养老制度有不同的来源，但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包括国家和集体）是两种基本形式。穆光宗（1999）根据其理解，认为在理论上可以尝试将养老模式区分为至少三种，即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和自我养老。杨宗传（2000）主要从从居住方式上，将集中住在敬老院、福利院或疗养院等养老机构的归为机构养老，将分散居住在各自家庭养老的则归为居家养老。林宝（2010）认为，根据养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经济（或物质）的供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可以将养老模式分为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两种基本类型。认为上述三方面均由家庭成员（包括自己）提供，为家庭养老；若上述三方面由政府或其他社会组织提供，则为社会养老。孟艳春（2011）将养老模式划分为家庭养老、自我养老和社会养老三种，认为在当代单靠家庭养老或个人养老很难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必须将家庭养老、个人养老与社会养老结合起来，并着重发展社会化养老。文洁（2013）在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养老模式研究综述中主要分析了家庭养老、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四种养老模式。
结合中国养老问题与养老模式的发展现状，本文综合以上各位学者的研究，认为现阶段我国的养老模式主要有自我养老、家庭养老、机构养老、居家养老以及以房养老五种。
2.3各种养老模式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综述
（1）自我养老。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人口预期寿命的增长使老年期的时间越来越长，完全自我养老的可能性将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大而逐渐消失。但是由于目前对自我养老的研究还相对匮乏，因此很难总结出跟其自身发展中存在问题相关的内容。
（2）家庭养老。学者们基本上都是从社会发展对青年人造成影响，进而影响老年人养老模式的层面分析了家庭养老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并解释了其功能逐渐弱化的原因。
具有代表性的有，孟艳春（2010）认为作为中国养老支柱的家庭养老，其问题突出，养老功能不断弱化，且主要受这几方面因素的影响：第一，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现象，凸显养老需求与家庭照料资源短缺的矛盾；第二，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导致大多数人口收入过低，加上中青年人不断增加的生活成本，家庭养老的经济功能急剧下降；第三，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使人口流动加快，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家庭养老；第四，社会生活和工作节奏加快使子女竞争压力加大，难有精力和时间照料老年人的生活。陈建兰（2012）运用实证分析从家庭经济供养的弱化、家庭生活照料的弱化以及家庭精神慰藉的弱化三方面说明了家庭养老模式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揭示了家庭养老模式弱化的原因。
（3）机构养老。由各学者的观点可知我国机构养老主要存在供给不足、质量不高、利用率低三大问题。梁鸿（1999）在上海浦东的案例研究中心认为，目前养老机构存在难以形成规模经济；服务满足不了社会需求，缺乏效率等问题。常宗虎（2000）在青岛、大连、佛山、北京和烟台五个城市调研的基础上，认为养老机构入住率不高和机构管理和服务水平不高密切相关。孙树菡，葛英（2004）在北京市海淀区的调查中发现，我国养老机构床位存在供给不足和入住率的问题。穆光宗（2012）机构养老供不应求但资源利用率不高，微利甚至负债导致养老机构自我发展能力不强，养、护、医、送四大功能分离，机构养老缺乏家居认同和亲情滋养，专业负责的老年护工和管理人才短缺，农村养老机构的非规范发展。
（4）居家养老。由于居家养老作为一种新型的养老模式各方面还不完善，其存在的问题也比较多，主要在于服务对象、服务人员、资金来源、评价标准、政策不完善这几个方面。
苏振芳等（2013）认为在现行的城市居家养老模式中，老年人经济上的社会供养缺乏可持续发展的财政保证；而且要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认可标准还有一定困难；并且居家养老的发展各方面都还不成熟。杨智慧（2013）认为居家养老存在社区发展程度低，服务种类单一，政府职能缺位、越位，服务人员素质较低，队伍不稳定，服务资源缺少有效整合。
（5）以房养老。在我国，学者们普遍认为以房养老作为一种新型的养老模式存在接受度较低，风险大，实施难度较大等问题。
焦涛等（2011）认为以房养老存在利率风险、长寿风险、房价波动风险、道德风险等风险。陈静等（2013）认为以房养老的模式存在还未普遍被中国老年人接受，政府的参与力度不够，其运作与当前法律存在冲突，与银行、保险公司、房产评估公司等金融机构合作力度不够等问题。李宇嘉（2014）认为以房养老对房屋价值、医疗费用、健康寿命、法律信用的评估有很高要求，以我国目前发展水平很难达到。我国住房市场没有经历过完整的波动周期，导致未来房价走势和房屋残值的可预测性较差，难以获得可信度较高的房屋价值评估结果。另外，对于老年人健康和寿命评估也会存在较大的争议。
2.4未来发展方向综述
首先，对农村未来养老模式的发展方向，学者们有不同看法。徐勤（1997）认为在家庭供养资源减少、供养力下降的形势下，只有发展社会养老才是解决养老问题的根本途径。杨燕绥等（2004）认为应形成“养老金（退休金）+家庭供养+社区服务+国家最低保障”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满足多样化的养老需求。杨翠迎（2005）认为中国在社会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面对庞大的农村人口，应发挥家庭养老、社会养老保险、社区养老三种主流养老保障方式的合力作用，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水平建立不同的养老保障模式。朱劲松（2009）结合对老年人存在的价值与老年人的需求的分析，认为自我养老是农村养老模式的必然选择。
其次是城市养老模式发展方向的综述。李士梅（2007）通过对主流养老、机构养老、旅游养老、迷你型家庭养老院模式的分析，揭示了现阶段中国养老模式的多维变化及未来养老方式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孟艳春（2010）认为中国家庭养老逐步弱化，自我养老难成现实，社会养老难以完全到位。因此，吸收以上几种养老模式之长，兼容的居家养老模式应是我们解决养老问题的最佳选择。祁峰（2010）也认为在人口城市化进程中居家养老更适合中国的养老服务发展。陈建兰（2012）认为城市家庭养老功能在不断弱化，城市社会养老和自我养老将成为替代。社会养老是家庭养老的经济供养功能的主要替代，自我养老是家庭养老中的生活照料功能和精神慰藉功能的主要替代。
在中国养老模式研究的早期阶段，学者们主要关注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及社会养老的倡导，认为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是中国养老模式的两种主要类型。但目前，学界主要关注的还是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对新兴的居家养老和以房养老也有一定关注。而对自我养老的研究与对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研究相比还比较薄弱，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2.5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由于我国与人口素质和平均年龄的不断提高，自我养老在社会中占有的比重越来越大，但对自我养老这一重要的养老模式的研究相比其他养老模式仍显不足。其次，对单一养老模式的研究较多，对各种养老模式的对比研究较少。另外，很多研究者将精力更多地放在对新兴养老模式研究上，而对已有的养老模式的改良关注较少。最后，目前仍没有大家一致认可的具体评价养老模式的标准，对更科学地衡量养老模式效用的方法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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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养老院年中总结范文
关键词：政府；养老模式；居家养老；综述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0-0076-03
伴随我国老龄人口比重的不断增长，养老问题也逐步受到社会与政府的关注。2014年中国人口的构成分析指出老年人口的规模呈现总量增加、增幅提升的发展趋势，社会保障的赤字逐年扩大，更凸显了中国养老形势的严峻。由于居家养老能够结合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的优势，国内从上世纪80年代即开始居家养老服务的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养老难题的紧迫推动居家养老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国内学者分别从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视角开展该问题的研究，本文试对我国居家养老及其服务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回顾和总结，并提出现有研究的不足和展望，为完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一些思路，尝试解决我国居家养老服务问题。
一、“居家养老”概念的界定及特征
（一）“居家养老”概念
对于“居家养老”的概念界定，国内既有的文献针对“居家养老”服务是否需要社会、家庭力量的参与主要分为以下两种观点：
以卢晓珑、唐咏为代表的第一种观点认为“居家养老”不仅包括“在家养老”这一养老场所的界定，还应有社区或社会服务力量的参与。实现老人居家就可以享受养老服务，依托社区、邻里具体实施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1]，强调社区或社会在养老服务提供中应扮演主要角色。
以陈军、马春波为代表的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居家养老”是“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也有学者称此为 “半社会半家庭式的养老模式”[2]、“新型居家养老”[3]。但对于各供给主体在“居家养老”中的主次作用，各位学者看法不一。陈大亚等持“主辅”观点的学者认为：“居家养老”是以家庭养老为核心，社会养老为辅；何荣则认为“居家养老”中家庭和社会责任均摊，共同向老年人提供服务[4]；张旭升、牟来娣则将居家养老定义为在政府主导、民间组织运作、社区协助下，为居家的老年人提供服务的统称[5]。
各位学者都丰富了对居家养老的理论研究，笔者认为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形势的加剧，各方主体如政府、社会组织、志愿者等参与老人的日常照料、医疗康复、精神慰藉等养老服务的范围将不断扩大并发挥重要作用。
二、居家养老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有效弥补社区养老与机构养老的不足
齐海丽认为政府的财政支出有限，引发政府主导的社会化养老的困境[6]；同时，随着我国“四二一”结构的家庭增多，传统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削减了原有的家庭养老供给[2]，社会养老机构收费偏高，这都导致家庭养老、社会养老难以广泛推行。学者俞贺楠等人就指出居家养老集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的优点为一体，尤其是广大老人可以接受，也为政府减轻了财政的负担，更符合中国国情[7]。
（二）符合中国传统的养老观念
苗景秀、张晓晓等学者认为居家养老符合多数老年人“叶落归根”的传统养老观念与中国传统孝道[8]，通过实地调查后指出老人对于居家养老这一养老模式在思想上较易接受，可以保留老年人长期养成的生活习惯，缩减开支的同时保证了老年人的生活品质[9]；而机构养老难以向老人提供一种“家”的感觉，无法充分利用家庭物质资源，集中宿舍式的生活也会使老人失去了适应社会的能力[10]，而居家养老服务对于继承中国优秀孝文化，宣扬新孝道，加强道德建设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9]。
（三）拓展社会组织的发展空间
社区丰富了老年人的业余生活，成为老年人活动的“第二空间”，在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同时，也促进社区自身的建设和发展。钟金玲认为社会组织则可以为老年人提供多样化服务，提高养老服务的效率[11]。胡宏伟、严晏指出可以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建立社区服务型居家养老，拓宽养老资金来源，同时为失业人员提供就业岗位，是扩大就业渠道、改善民生，促进经济发展的现实途径[12]。
三、当前居家养老的突出问题
（一）专业人才缺乏
胡宏伟、钟金玲提出养老领域社会组织准入机制过于严格，限制了社会组织养老服务的供给[18]。同时，袁维勤认为社会组织仍过多依赖政府，社会化动员与信息传播渠道受限[19]，阻碍了社会组织中专业人才的作用发挥。此外，学者杨光辉等也指出居家养老服务人员整体素质偏低、年龄结构不合理[20]，政府需增设养老服务管理专业[21]；同时，也要对服务人员进行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具体的培训工作可联合院校进行，制定适应地区需求的养老护理培训课程体系[22]，实行职业资质和技术等级认证制度，服务人员做到持证上岗。
（二）居家养老服务资金匮乏
冯晓娟指出我国目前居家养老资金来源渠道较少，限于家庭与政府、社会福利彩票的福利金，缺乏民间社会资本的参与[23]。钟金玲认为非政府组织资金运行情况缺乏透明公开，财务管理制度尚未明晰使其在资金方面受到多重挑战[18]；学者铁刚则指出当前政府养老的财政支出总量与结构和社会福利综合指标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因此要继续改进财政的支出结构[24]。张歌认为应当引入老年长期照料的筹资渠道，即个人储蓄、公共部门资金支持、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25]拓宽资金来源；此外，非营利组织可以通过国外捐助，向社会提供服务获得的收入拓展资金来源[26]。
（三）居家养老服务亟待完善
目前社会各方所提供的养老服务多集中在老人的日常照料、家政服务等方面，而针对老人的紧急援助服务体系还未完善，老年教育等项目投入匮乏[27]。许琳、唐丽娜认为在具体实施中，服务对象需要细分，当前服务的对象主要是高龄困难老人和对社会有贡献的老人，未覆盖所有老人并划分服务人群[28]，且服务设施不齐全，功能设置不合理，难以满足老人的医疗保健需求[29]。对此，可以建立老年人生活服务网、医疗卫生保健网，为需要养老服务的老人建档立案，便于各类服务信息的整合，全面提高居家养老服务质量[30]。
四、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居家养老中的作用研究
（一）政府作用
1.政策法律扶持
在服务主体方面，学者周湘莲、罗楠等都指出政府需明确、细化各参与主体的服务内容、程序及模式，保障老年人接受服务的合法权益。同时，也需健全居家养老的家庭支持政策，家庭成员选择与老年人共同居住，可以对其就业、子女入学等方面给予适当的优惠[31]，如购房时能拥有经济补贴、贷款优惠等[32]。政府逐步建立社会力量的准入机制，制定支持性的税收优惠政策：如服务企业用地用房优惠政策、税收优惠政策等；出台《老年护理法》等相关法律，制定照料者的服务细则，将居家养老纳入各级政府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33]。
2.居家养老资金投入
学者张歌认为政府应扩大养老领域的资金投入，并制定资金使用规范，同时建立起长效的资金投入保障机制，将相关的建设经费以及政府购买经费都纳入政府的财政预算中[26]，对居家养老项目的建设贷款给予贴息。伞楠、蔡成提出可以通过发放老年福利彩票[34]、出租闲置房产用作公共基金，邀请成功人士赞助等等增加养老资金投入。苏健也指出应当资金支持养老供需信息收集与整理、宣传工作，资助创建养老供需信息虚拟养老院，以网络平台为载体，全方位宣传居家养老服务，并维护和完善网络平台[33]。
3.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有效的腐败防范机制，是推动居家养老事业蓬勃发展的必要后盾。周湘莲、胡宏伟认为政府应建立起居家养老服务的绩效评估和投诉受理制度[35]；学者田玲、张思峰、张勇敏认为必须引入第三方机构，施行多元化的管理监督机制，完善问责制度与公示制度[31]，健全信息反馈渠道，及时进行信息的沟通反馈，增加居民满意度等群众参与评定的指标在评价体系中的权重；规范评估过程，参考其他行业的星级考核制度进行居家养老服务质量评价[12]，实现对服务提供方的全面监督。
（二）社会组织作用
1.整合社会资源，提供多元服务
社会组织相比于个体家庭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可以借助宣传舆论、示范带动等方式，促进社会各方参与居家养老服务，吸引更多的人才[18]。此外，社会组织的职能分工逐步精细化，能够提供更专业的护理服务和更灵活的项目化运作，满足老年群体的多元需要。同时，社会组织能够在政府、市场和社会个体之间起协调和沟通的作用，不仅能缓解一些社会矛盾，而且能为不同部门提供合作的契机，整合社会福利资源，优化养老服务内容[36]。
2.减轻政府养老财政负担
社会组织参与居家养老服务，促进养老服务主体的多元化，使得养老服务资金具有多元化特征，不仅融合了政府的资助，还有相关企业和社会力量的捐助，拓宽了居家养老服务的资金渠道，极大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并降低了家庭支付养老服务的开支，并带动着相关社会养老产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社会经济作用，带来潜在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37]。
3.提高居家养老服务效率
社会组织因具有独立性、志愿性等特征，故拥有更多的精力注重组织能力、管理能力以及团队凝聚力的建设[37]。在提供居家养老服务时，社会组织弹性化的管理方式、透明式的运作模式，能不断适应新形势的变化并满足老年人的差异化需求，以其专业化服务团队和职业精神为老年群体提供令人满意的养老服务。既能够避免生产效率低下的出现、又能降低市场竞争过度所引发的问题，提高养老服务质量[18]。
五、居家养老研究的展望
居家养老作为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加速所选择的养老模式，大力倡导也是大势所趋。学界对居家养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居家养老服务供需现状、政府职责、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方面，为我国发展居家养老服务支持体系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支持。未来的研究可多关注于居家养老供给主体方面，如非政府组织的自身建设渠道、市场机制对于居家养老的具体调节功效等都可进一步探析。同时“更新养老服务理念、创新养老服务方式、增加老年人社会资本存量，是迎接老龄化挑战的最佳选择。”[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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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养老院年中总结范文
关键词：工作-生活平衡；劳动权益；家庭友好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3月4日
一、工作-生活平衡的含义及内容
Marks和MacDiarmid（1996）最早将工作-生活平衡定义为个体对不同生活角色的定位，是一种混合角色。他们认为个体能够并且应该具有平衡不同角色的能力，即个体能够在多重角色中找到一个平衡点。英国的工作基金会将工作-生活平衡定义为：工作-生活平衡是关于人们能在一定程度上掌控他们工作的时间、地点以及工作方式。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工作-生活平衡是指个体对工作和生活拥有同样的满意度、工作和家庭职能的行使互不妨碍、角色冲突达到最小化的心理均衡状态。
工作-生活平衡主要包括：（1）时间平衡，是指劳动者在工作上和生活上投入的时间量相同。表现为工作内与工作外的时间互不侵占，在完成工作任务的同时休闲娱乐、陪伴家人的需求也能得到满足；（2）心理平衡，主要表现为从心理上将工作角色与生活角色看得同等重要，互不偏袒；（3）满意平衡，是指对生活以及工作的满意程度大体相同。表现为既有较高的工作热情也有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二、我国的工作-生活平衡现状
（一）相关政策实施现状。虽然对于“工作-生活平衡”的研究在西方国家较为成熟，然而对于我国来说仍然是一个较新的研究领域。我国现有的关于工作-生活平衡的研究成果仅仅涉及理论框架、影响因素、平衡策略、工作分享制度、企业制度安排等方面，而系统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目前为止，我国关于工作-生活平衡方面的政策并不完善，大多集中在传统的养老、失业、医疗等方面，政策内容一般把资金支持放在首位而忽视了社会服务的重要性。但是随着社会建设的推进和一系列有利于民生的社会保障政策的完善，实现工作-生活平衡变得更具现实性。
（二）劳动者压力现状。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工作环境得到不断改善。然而劳动者面临的来自工作与生活上的压力越来越大，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对劳动者的要求不断提高，劳动者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二是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步伐的加快以及家庭结构的转变，使得家庭的照顾职能弱化，养老问题以及儿童照顾问题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
劳动者在平衡工作和生活方面的要求反映了人们在现代社会主要面对以下三种压力：一是在工作中面临加班、出差、升职、人际交往以及失业的压力；二是在生活中处理家务、照顾老人和孩子的压力；三是在面对工作与生活相冲突时无法灵活安排时间有效解决的压力。
三、我国的工作-生活平衡存在的问题
（一）工作时间长，工作安排缺少弹性。我国现行的关于工作时间的规定主要出自1994年颁布的《劳动法》和1995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法律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小时的工时制度”。智联招聘联合北京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推出的“2012年度中国职场人平衡指数调研报告”显示：全国职场人的24小时中用于工作的时间（包括上下班）占一天当中的41%，用于日常生活闲暇的时间仅为29%，部分职场人每周工作时间超过67.7247个小时，远远超过法律规定的周工作时间40个小时。一些企业存在着“不准请事假”、“请事假提前三天报告”、“缺勤一天扣除全部奖金”的苛刻规定，员工不仅不能灵活安排休闲休假的时间，如果在工作时出现紧急的家庭问题，处理起来也非常困难。
（二）各类休假制度执行不力。在当前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的，为了实现劳动力的最大化使用效率，并不积极提倡劳动者休假，尤其是带薪休假。许多劳动者也因担心工资减少，升职困难甚至解雇而不敢提出休假请求。
巴西带薪年假最低为30天，国家法定的带薪假日为11天；法国人在带薪休假期间可领取“带薪假期”补贴；德国在法律中规定员工每年可享有24个工作日的带薪年休假；美国规定带薪年休假安排由员工自己安排，雇主一般不会干涉。早在2008年我国就公布了《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其中明确规定：职工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5天；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10天；已满20年的，年休假15天；职工在年休假期间享受与正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作收入。但是现实表明，能够享受带薪休假的职工大多数集中在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事业单位，有七成劳动者并没有享受到带薪休假的权利。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带薪休假制度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带薪休假制度远不能满足大多数员工的需求。
（三）儿童照顾压力不降反增，老年人照顾负担十分沉重。家庭所能获得的母婴福利大大减少，传统三代同堂家庭模式的破裂以及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流动，这些都是导致儿童照顾压力增加的重要原因。首先，照顾家人和家务劳动的责任由女性承担可以说是中国的一个传统，但随着女性大量加入劳动力市场参加有报酬的劳动，女性的活动范围不再局限于家庭，如何在家庭成员之间分配家务劳动已成为困扰双职工家庭的一大难题；其次，年轻夫妇独立后通常选择脱离父母的生活模式，不再依赖父母来照顾其子女，照顾儿童的负担全都落在年轻夫妇的肩上，生活压力陡增；最后，由于政府对婴幼儿教育认识的不足，导致政府对这方面的投入不够，很多地区对婴幼儿教育方面的重视不足，婴幼儿教育不被纳入教育规划。然而市场提供的托幼服务、家庭照顾服务一般价格过高，中低收入家庭利用公共服务受到限制，加重了生活压力。
截至2014年年末，我国65岁以上人口达13，815万人，老年抚养比高达13.7%。《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显示，到2027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上升至14%，中国将进入老年型社会。发展社会养老机构，提高养老服务的水平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减轻子女照顾老人负担的重要措施。然而公立养老机构数量少、专业性不足、私人养老机构门槛高、费用高的问题使得选择居家养老方式的老年人占据多数。除此之外，在传统的社会观念中，将父母送进养老院是一种子女缺乏责任感的不孝顺行为，让父母居家养老可以增加与父母的相处时间，让老人更好的享受天伦之乐。因此，大多数子女都会承担起亲身照顾父母的责任，生活压力增大。
（四）工作-生活平衡上的性别差异明显。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走进职场。一方面社会的进步和社会观念的改变，使得男女平等的思想深入人心。社会更多的提倡保护女性的合法权益和女性的社会地位，给了女性更大、更自由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环境的改善，使更多的女性摆脱对男性的依赖，开始追求经济上的独立。而进入劳动力市场，参加有报酬的劳动，是女性提高社会地位、提高在家庭中的地位、提高家庭生活质量的最佳选择。
2010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报告显示，男性和女性在平均每天的家务劳动时间上存在显著的差异。在城镇，男性平均每天的家务时间为43分钟，女性为102分钟，大约是男性的2.4倍；在农村，男性平均每天的家务时间为50分钟，女性为143分钟，大约是男性的2.9倍。女性与男性一样遵守着每天8小时标准工时制度，但与男性相比，女性面临的工作时间长、家务劳动繁忙、照顾老人和孩子负担重等问题更为严重，工作和生活上的时间冲突更加明显。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与其他国家的职业女性相比较，我国职业女性更多的把家庭当作生活的中心，但是同时又想努力兼顾工作以增加家庭收入，工作与生活的冲突问题相当严重。在中国女主内、男主外的传统文化背景下，女性是家庭事务的主要承担者，而在工作中由于我国在生育保险以及妇女儿童福利等方面给予妇女的保障措施并不完善，所以使得相当一部分女性面临更大的工作与生活压力。
四、我国的工作-生活平衡政策选择
分散化和碎片化是中国现有家庭政策的特征，比如关注特殊家庭较多，忽视了一般家庭；法律法规较多，可以适用的政策方案较少；口号较多，落实较少。然而西方国家在促进工作-生活平衡的实践方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效果，借鉴他国经验，探讨中国的工作-生活平衡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加强对劳动者基本权益的保护。根据相关统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OECD国家全职工人的年均工作时间从1970年的1，981小时下降到了2010年的1，775小时。由此可以看出，这些国家的员工每年平均工作时间在不断减少，休闲娱乐的需求得到了更好地满足，工作与生活的冲突问题得到了更好的解决。
2007年以来，我国修订或者重新颁布了一些劳动法规，如《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特殊工时管理规定》等，当前劳动法已经比较完善。但在现实中，法律的执行力度不够，劳动合同签订程序不规范，大部分劳动者都面临着工作时间过长、休闲休假天数少、员工福利少的困境。尤其像农民工、女性等这样一些特殊群体的权益更应该得到关注与法律的保护。因此，国家应该加强劳动法规的执法力度，制定保护特殊群体的相关法规，确保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二）将家庭作为公共政策的干预对象。常见的“家庭友好政策”是指组织为了帮助其员工更好地承担家庭责任，缓解工作-生活冲突而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和项目。通常包括弹性工作制度，休息休假制度、员工支持计划等。建立家庭友好型社会服务体系，把家庭纳入公共政策的覆盖范围，用制度的规范来减轻员工的家庭照顾负担，实现员工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西方发达国家在重视家庭责任的同时，也推行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员工工作-生活平衡的措施，对员工的生活质量有着很大的影响。美国现在推行的“家庭福利照顾制度”是其平衡计划中的代表项目。美国通过有关“家庭假期”的法律规定，任何员工可以因产假、照顾产假、照顾家庭成员生病等原因，向雇主请长达3个月的假期，而雇主不得以此为由辞退员工。美国政府还积极推行灵活工作制，包括计时工作制、弹性工作制、远程工作制等。实行灵活工作制的企业不仅可以使员工更加自由的利用时间、处理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冲突、调动其工作积极性，还可以让企业更加灵活的聘用员工，节约用工成本的同时实现效益最大化。
社会政策的制定不应该局限于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将满足个人的需求作为制定社会政策的出发点更加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而家庭是个人的载体，社会政策只有充分发挥家庭的功能，将家庭作为公共政策的干预对象，构建发展型家庭政策才能够满足劳动者的生活需求，提高生活满意度，达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三）加强家庭理论研究，培育和倡导工作-生活平衡的理念。政府必须在全社会倡导企业的家庭伦理哲学、在全社会培养与宣传工作-生活的平衡理念，使这种平衡的理念被更多的个人、家庭、企业所接受和推广。如果员工个体没有把家庭责任放在首位，而是把工作当成生活的全部，那么不仅会影响家庭角色的行使，还会影响工作满意度及工作效率。因此，政府应该利用新闻媒体、社会组织等途径宣传家庭责任高于工作责任的理念，使劳动者树立工作是为了更好地生活，而非生活是为了工作的价值观。一是加强工作-生活平衡的国际比较研究，充分借鉴西方成熟的制度以及优秀的经验，认清中国的发展现状，总结发展缺陷，结合国情制定适用性较广的发展措施。加大实施全国范围的社会调查，通过调查更加清晰地了解中国员工的工作和生活状态，以便及早发现社会问题，制定解决方案；二是在比较研究的过程中，理论界应对工作-生活平衡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廓清理论的边界，整合理论体系，将该理论发展成为一个可以指导企业管理和员工工作与生活的成熟的理论，提高理论的实践性和适用性。
主要参考文献：
[1]岳经纶，颜学勇.工作-生活平衡：欧洲探索与中国观照[J].公共行政评论，2013.3.
[2]何勤，陶秋燕，刘宇霞.工作-家庭平衡问题国际比较研究[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
[3]佟新.平衡工作和家庭的个人、家庭和国家策略[J].江苏社会科学，2012.2.
[4]郑雅妮.国内外带薪休假制度之比较研究[J].工会论坛，2008.4.
第7篇：养老院年中总结范文
一、业务学习气氛浓厚。
首先，针对有的收费人员业务不精，工作中不求甚解的状况，站内提出提高业务水平的要求，并通过对误操作次数记录和考核的方式，督促收费和治超员加强业务学习，这样逐渐在站内建立起讲学习，比业务的风气，大家积极认真地学习和摘抄各级文件内容，夜间上岗总不忘带《学习笔记》、《收费手册》和《收费员培训教材》。一方面，晚间有充足的时间静心学习，另一方面，也是驱赶困意的好办法。
每季度支部全体人员进行一次业务考试。通过考试，很好的起到检验和指导的作用，有效促进收费、治超工作。让大家进一步清楚自身业务知识的掌握程度，认识到不足，及时补救充电。
9月份，局支部了关于车型识别的业务培训。这次培训是自4月更改收费标准后最全面的一次学习。此次培训的目的是确保十一五开局之年我局通行费的顺利完成。参加培训的人员回来后马上向全站收费人员传达相关学习内容及精神。每个班组的学习气氛都很浓厚，对有争议的车型大家热烈讨论。通过这次学习使他们对车型识别有了更明确的判断标准，也为确保通行费收缴任务的顺利完成打下了基础。
二、注重提高服务质量。
1、工作方法要得当。
为保障优质服务，站内提出文明服务四要、四不要，即：要礼貌，不要蛮横；要平和，不要过激；要耐心，不要急噪；要威严，不要软弱。用以指导、协调、促进服务和执法工作，避免同用路人发生矛盾，充分展示交通行业窗口形象。
2、讲究亭内形象。
因我站车流量较小，无车通过的时间很多，因此在岗人员容易出现不良形象，针对这种状况，站内通过采取平时检查和随机抽查相结合的办法，使得这方面在短时间内有了很大改观，现在大家在亭内都能自觉约束，做到不倚不靠，始终坚持如一。
3、文明用语创新意。
提高文明服务水平，就不能停留在原有文明用语的基础上，我们应该从一个微笑、一声问候、一句祝福做起，应时应景讲好每一句文明用语。比如：从最初的“你好，请走好！”、“你好，请交款元，收您元，找您元，请走好！”，丰富为如“你好，欢迎行驶高速！”、“辛苦了！”、“一路平安！”、“请不要超速！”、“处施工，请注意交通安全！”等等，这样既能让司乘人员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同时也通过提醒司机朋友注意行驶安全，使文明服务更具人性化，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以车为本”的服务理念。
4、“微笑服务”是升华。
文明服务方面，我们除了要求使用文明用语，做到“唱收唱付”外，还大力提倡微笑服务。可以说微笑服务是高层次文明服务的体现。
三、加强政治学习。
一方面，通过支部大家学习“八荣八耻”，更强化了大家的工作责任心，站内掀起从我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践行“八荣八耻”的行动热潮。形成了站“八荣八耻”。
以爱岗敬业为荣，以态度溥衍为耻；
以热情服务为荣，以傲漫无理为耻；
以尊章守纪为荣，以我行我素为耻；
以团结互助为荣，以自私自利为耻；
以共同进步为荣，以互相拆台为耻；
以端正心态为荣，以报怨劳骚为耻；
以业务精练为荣，以业务平庸为耻；
以勤奋踏实为荣，以懒惰浮躁为耻。
另一方面，通过对“落实厅长讲话精神，开展认清形势、转变观念、加快改革、促进发展大讨论”白皮书的学习和讨论，使大家认识到要想做到“以人为本，以车为本”，转变服务理念，每一位员工都要立足岗位，加强学习，摒弃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思想，不断去创新和思考，创造性地完成本职工作，以适应新时期高速公路发展对员工素质的要求。
虽然，学习厅长讲话精神的讨论活动已经接近尾声。但我们会始终将“以人为本，以车为本”的服务理念贯穿于工作中，实现优质服务，文明服务，树立我站良好的服务形象。
四、重视安全工作，牢记安全第一。
我站视安全工作为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平日注意做好安全检查，查找安全隐患，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解决、早记录。
安全保卫工作不容忽视，防患于未然是最重要的。所以在日常工作中我们要求每一名保安员当班期间认真对办公区和工作区巡视检查，认真做好记录和对特殊情况的处理上报。每一名在岗人员加强防范，防止被盗、被抢及火灾等事件、事故的发生。另外，监控员也要切实发挥监督检查作用。
目前，站内每一名职工对于安全工作的重视程度都可谓非常高，从具体工作表现中就可见一斑。
1、监控员在晚间及时设防。
2、治超员夜间及时关锁结算室门、楼门、铁大门及各室窗户。
3、收费员上下岗均有保安员护送。
4、治超员夜间巡逻次数明显增多，频率基本达到了站内要求的半小时一次，而且巡逻部位更广，更加仔细了。
另外，我们尤其重视作好“五一”、“十一”长假期间的工作安排。五一、十一长假之前，进行安全综合检查，对灭火器、食堂液化气罐、报警器、照明电灯、给水设备等作了全面检查，将有关情况在处机关各科室综合安全检查时汇总上报。同时对假期工作提前作了相关安排，重点强调注意安全防范，保障畅通，做好文明服务，遇到重大情况要及时报告。
五、关心职工生活，解决职工工作中的实际困难。
向管理处相关部门反映站内实际情况，因此解决了关系到职工工作和生活的具体问题，比如：修建摩托车棚，更换卫生间面盆、安装蓄水罐等，这体现了管理处和站领导对职工的关心，职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更加舒适，因此干劲也更加高涨了。
六、思想教育效果显著。
强调做工好思想交流工作，充分发动值班站长对本班人员进行谈心交流，对问题较少的人员，本着教育帮助的原则，给予改过机会，对同一问题发生多次的人员要按照标准进行
考核。体现了“以教育为主导，以考核为手段，以促进工作为目的”的原则。
经过一年的努力，员工的思想状态、工作态度有所改变，能做好本职工作，积极参与各项活动，全站上下呈现出了团结向上的氛围。
七、坚持扶贫帮困送温暖，搞好精神文明建设。
几年来始终坚持在节日里为特困户孙歧老人送米、面、油、鸡蛋等慰问品，备足取暖用煤，还经常为老人打扫卫生、做家务劳动。团支部还在学雷锋活动月
中，去养老院看望老人，为他们带去慰问。
坚持以“为用路人提供优质服务”为工作中心，为司乘人员排忧解难奉献一片爱心。一年中，涌现出的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多次收到表扬信和锦旗，最近，我站为河北省滦河发电厂存车一事被电视台报道。
八、严细管理与亲情管理相结合，收到明显效果。
1、强化内部管理，做好细节工作。
“不积畦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难以成江海”。其实，收费站工作本身很琐碎，只有做好这些细节工作才能保证整个收费治超工作的顺利开展。所以，在平时工作中，我们要求站内每名员工严于律己，对于各项规定令行禁止。比如：平时出入收费亭必须戴帽子；亭内人员在岗期间必须严格约束自己言行；每天的卫生交接必须做到三个到位，即清理到位，检查到位，返工到位，保证为用路人提供一个良好的行车环境；收费过程中禁止闲聊，把为用路人服好务摆在第一位；对于用路人的不理解，值班站长必须及时到位解决。遇堵车必须及时增开边口等等。对于这些细节工作要求，大部分人都能形成良好的自觉意识。
2、充分调动大家积极性，使每个人都以主人翁的姿态投入到工作中。
收费站是大家的，也是每一个人的。充分调动每一个人的积极性，让大家真正把收费站当成家一样来建设和爱护，整个站才会取得好的成绩。所以，在工作中如何因人而异的调动起每他们的积极性，是管理人员最该思考的问题。我觉得管理中做到“以理服人，以德服人”很重要。因为“理”能使人信服，“德”能感化人。
总之，工作在全体职工共同努力下已圆满完成，但今后的工作还任重道远，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把工作干好，把领导交办的事情完成，随时接受领导与用路人的指导检查，最终让领导放心，使用路人满意。
下一年度，我们将继续踏实工作，努力完成上级支部交给的工作任务。并计划如下：
1、认真贯彻落实局、处工作精神，确保完成全年的收费、治超工作。
2、坚持“以人为本，以车为本”的管理理念，坚持以“为用路人提供优质服务”为工作中心，总结经验，加强管理。为完成收费任务而努力。
3、加强收费人员业务学习，为完成各项工作提供基础保障。
4、做好安全综合检查，排除安全隐患，及时与有关部门协调解决存在的问题，确保安全畅通。
5、举办文体活动，丰富职工业余生活。
6、保持站容站貌整洁，为用路人创造舒心的通行环境，同时加强文明服务，提供热情周到的服务。
第8篇：养老院年中总结范文
一、中国高中传统教育的特点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核心的东西仍是我们民族传统美德。在十五年前，现任吉林教科院副院长的栾传大教授就开始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实验”的课题的研究，目的就是推动青少年进行中华民族传统教育，提升新一代中国人的道德修养水平。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内容丰富，从整体上理解和宏观上把握，中国传统文化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注重整体精神，强调为社会、民族、国家的爱国主义思想；推崇仁爱原则，倡扬厚德载物和人际和谐；重视人生价值，强调个人在家庭人伦以及社会关系中的义务；追求精神境界，向往理想人格等。当传统文化内化为青少年的素养时，便赋予他们一定的思想、观念、情感和性格，这对他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将起到重要的支配作用和决定作用。
二、韩国高中传统教育的特点
目前，韩国高中生有3个选择性的德育课程：“公民道德”、“道德和思想”以及“传统道德”。“传统道德”课程是在前两门课程之后开设的一门高级课程。韩国人对他们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深思，要通过“传统道德”课程，重新审视前人所秉承的传统生活方式，从传统道德中找到适用于现代生活的部分，帮助学生拥有前人的精神和智慧，重建良好的道德意识和生活方式，在邻里生活和国家、社会事务中，在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处”中，寻求智慧地生存。在这门课上会学习到：传统道德的重要性和基本精神及其现代应用；个人和家庭生活，包括自我反思和自我道德修养、对父母和祖辈的尊重和孝顺、手足以及夫妻之间的互敬互爱；亲友、邻居和朋友之间的关系，包括人和人之间坦率、友好的关系；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对自然的关爱，包括作为韩国人的政治生活和责任、社会生活和正义的精神、现代生活和传统对自然的态度。
第二章、比较的范围选定
一、课程设置的比较
传统文化教育实质上是道德体验的教育，那么，它与课程设置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有人提出了传统文化教育不是单纯的学科课程，而是“体验课程“是”一种“关系性的”、“生成性的”、“融知识与体验于一炉的课程。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在课程构成方面，包括文言文学习，古诗文阅读以及古代文化常识、古代重要作家作品、古诗文名句名篇等。优秀的传统文化对青少年人文素养提升已很明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当代学生的爱国热情；“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残奥选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汶川抗震救灾精神；以及表现在青少年中“修身、齐家、治天下的抱负；“高山流水”般的友谊；“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雅量；“见贤思齐”、“无欲则刚”的人生哲理。通过古诗文，我们的学生可以感受先人思想感情方面的传统文化内涵，培养健康人格，接受传统教育。同时，应该引领学生走出课程之苑囿，到社会生活中体验传统文化魅力，在活动实践中感染、熏陶。从而让成语楹联、书法谜语、民风民俗伴随着灯笼、窗花、中国结一道走来，从而极大的拓展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空间，让学生知道忠孝烈义，懂得仁勇智信，最终内化为自身的道德素养，从而形成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人生观。韩国高中传统教育在课程的构成方面，更是把道德、社会等作为必修课来设置。与此同时，国语课程的开设为学生学习传统文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此外，为了加强学生的传统文化意识，在选修课程中也设有教养等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置为培养学生的道德和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关道德、教养方而的课程主要是以儒学文化为中心进行开设，内容包括日常生活礼节、忠孝精神，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精神等，以培养学生的爱闰主义精神、民族气节，使他们具备忠孝、仁爱、善良、减信、勤俭、英勇等高尚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操，让学生成为真正的忠孝两全的栋梁之材。韩国中学还开展了一系列的文化实践活动，使学生在实践中感受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体会本民族的传统美德。比如开展英雄故事、爱国故事比赛、演讲等。另外，在很多学校中还设立了传统习俗教室来培养学生日常生活中良好的礼仪习惯。通过这些体验，融知识与体验于一炉，加深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培养学生的好习惯。
二、校内活动的比较
在课堂之外，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者积极开展实践活动，大力地拓展传统文化教育的宽度。学校可以组织游览寿州古城，那么就可以顺便要求同学们了解寿州历史，感受民族文化的璀璨；参观包公祠，可以要求同学们认识包公清廉的历史形象；攀登八公山，游览升仙台，能够让同学们想象到汉代淮南八公的风采。还有古代的文学作品，同样是学习传统文化的绝好途径。例如，可以让同学们通过读《封神演义》最后一回，了解中国主要姓氏的起源；通过读《西游记》中提到的佛教诸神，了解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主要的佛经。相比较而言，韩国高中还开展了一系列的文化实践活动，使学生在实践中感受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体会本民族的传统美德。比如开展英雄故事、爱国故事比赛、演讲等。另外，在很多学校中还设立了传统习俗教室来培养学生日常生活中良好的礼仪习惯。除了学校以外，韩国还在成均馆下设乡校、儒道会等来对中小学生及幼儿实施入学教育，以促进形成良好的德行与礼仪。
三、德育教育的比较
在中国，教师要充分发挥传统文化以德育人的独特而强大的功能，竭力引导学生在感受、感悟传统文化底蕴的过程中，能受到心灵的感动、人格的感化，使学生在有关传统文化的活动过程中，通过多方了解、接触，视通万里，思接千载，对某一种传统文化产生的根源、发展、内涵、特点等或认同，或发问，或共鸣，或陶醉⋯倡导生命与生命的平等交流的体悟学习方式让学生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中思想渐渐摆脱浮躁，即使难以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但率真的心灵却不迷失方向能勇往直前追求光明之旅。韩国有关道德、教养方而的课程主要是以儒学文化为中心进行开设，内容包括日常生活礼节、忠孝精神，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精神等，以培养学生的爱闰主义精神、民族气节，使他们具备忠孝、仁爱、善良、减信、勤俭、英勇等高尚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操，让学生成为真正的忠孝两全的栋梁之材。
四、社会实践的比较
烘托传统节日气氛，丰富喜庆形式，通过包饺子、写对联、剪窗花等活动让青少年参与其中，九九重阳组织学生到养老院义务劳动，均让青少年体验并感悟到传统节日的魅力。再例如：可以模拟百家讲坛的形式举办历史文化知识讲座，或开展文化宣传，保护文化遗址等活动，亲身体会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实践活动的开展应注意细化每个环节，使其方案最优化，以调动学生全身心的参与为目的。
第三章、通过比较，分析结果（难点）
一、中国高中传统教育的优点以及不足
通过高中传统文化教育，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得以延续，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得以维系，而且在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传统文化教育是提升青少年人文素养的重要手段。然而随着社会日益发展，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也日益多元，今天的青少年学生尤其容易把言情武侠、美国大片、帝王大戏、日剧韩流、卡通音像等时尚文化作为热衷的对象，但他们对传统文化所知寥寥。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的觉醒，国家的崛起确实需要弘扬传统文化普及“传统文化教育”，不只是古诗文诵读．也不是简单地让学习书法国画和京剧进课堂。面对数以亿计的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也应该进入学校教育的整体目标、计划、教材和评价体系，乃至高考考纲。
二、韩国高中传统教育的优点以及不足
韩国道德伦理课程所培养的学生的勇敢、谦逊等良好的品格，也对韩国现代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使他们从小便拥有了彬彬有礼、与人合作、具有责任感等良好的个人修养与素质。良好的品行不仅会成就一个人的发展，而且会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韩国传统教育的不足在于，韩国教育者没有正确认识自己民族的历史。他们把一些不属于他们历史的一些文化遗产占为几有，如龙舟节，中国古乐器“笙”等。他们的这种行为非法占有中国人民几千年的智慧结晶，误导了下一代韩国人。
第9篇：养老院年中总结范文
关键词 天主教；公益慈善；扩展
公益慈善事业有利于合理利用社会有限资源、缓和社会矛盾，是构建社会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宗教公益慈善事业是我国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组成部分，是宗教服务社会、为构建和谐社会做贡献的一条有效途径。在我国，政府是社会福利的主要承担者，随着绝对人口数量的上升，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以及种种社会福利需求的增加，有限的政府资源无法填补不断扩大的社会福利缺口。因此，在以政府投入为主的基础上，开辟更多的渠道来满足日益扩大的社会福利需求，无疑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宗教公益慈善就能起到这种“拾遗补缺”的作用。它既能服务社会，满足社会需求，又能减轻政府的福利负担。作为我国五大宗教之一的天主教，是宗教公益慈善事业中的一股重要力量。近年来，天主教本着教义中的“成义得救”与“和谐”的思想，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服务社会，不断践行着“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主题。
1 当代中国天主教公益慈善事业的教义基础
1.1 教义中的慈善体现
“宗教是慈善之母”，几乎所有的宗教，都有着济世助人的主张。天主教主张“作光作盐、荣主益人”，他信奉爱德的教义，并要求信众实行善行结出善工。他们认为只有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达到和谐之后，人才能与主达到和谐。
1.1.1 成义得就。
作为世界五大宗教之一的天主教，有着悠久的慈善传统，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圣经清楚的告诉我们：内在的真实信仰要求外在的具体爱德行为。从教义中不难看出天主教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的必然性，他们的教义就要求他们不但要信德，而且要实行信德，即是信德要结出善工。天主教主张“成义得救”，与基督新教“因信称义”的成义观相区别的就是如何才能获得天主的爱。基督新教认为得救的真谛在于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为主，凭借信心，通过圣灵的工作，使信徒和基督成为一体，而拒绝一切善行的价值。[1]基督新教把教义和核心放在了“信”上，把信仰尚德作为基督新教徒的根本追求。而天主教主张的“成义得救”要求信徒不但要信仰尚德，还要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通过行动把自己的尚德之心实践出来。天主教规定信徒必须按教会的要求履行某些功课或善行，如做弥撒、奉献、悔过、补赎等，表示自责或补偿，才能得到上帝的恩典[2]。在实践中，他们不仅认定和恪守世俗伦理道德，并以更高的宗教道德为动力，以信仰中的爱和忠诚来施行对整个人类的关爱，帮助周围的人，把上帝对世人的爱通过自己的行动带给世人。
天主教“成义得救”的信仰，促使天主教的信徒积极投身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天主教把参加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服务社会的行动看成是结善果。当代中国天主教公益慈善事业涉及救灾、教育、救助社会弱势群体、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当自然灾害来临时，天主教教众积极的筹集物资，并组织人员奔赴灾区；许多天主教神职人员也亲赴灾区，用天主教信仰的力量抚慰灾民内心的伤痛。天主教公益慈善组织还在全国各地开办学校、医院、图书馆和其他社会服务机构，不断践行着自己的，也体现着教徒们对“成义得救”的教义的准确理解。
1.1.2 和谐思想。
构建和谐社会是天主教的目标之一。无论是天主教的圣经、还是教会的训导，都包含着丰富的和谐思想。“天主十诫”清楚地表达出天主教信仰中追求和谐、构建和谐的思想理念。天主教要求人们和谐相处，“爱人如己”、“彼此相亲相爱”，不仅停留在爱的思想上，更要体现在爱的实践中。长期以来，天主教遵循“上爱天主，下爱世人”的训导，积极开展公益慈善活动，以执着的爱德行动来实现和谐的目标。
按照天主教的信仰，人与天主的和谐必须从人与自身、与他人、与社会、与自然的和谐
开始，而开展公益慈善事业，就是实现这几个方面和谐的有效途径。天主教在开展公益慈善的具体实践中也是从促进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这四方面的“和谐”入手来开展公益服务的。1、人与自身的和谐，主要表现为内心和谐。由于生活和工作的压力，许多人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这种心理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缓解，不仅有害身心健康，甚至可能导致偏激行为的产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天主教在开展公益慈善服务工作中注重发挥心灵工作的优势，帮助有需要的人缓解内心的压力，促进人内心的和谐。2、人与人的和谐。社会中贫富差距的存在，阻碍着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天主教要求人们和谐相处，“爱人如己”、“彼此相亲相爱”，不仅停留在爱的思想上，更要体现在爱的实践中。人们要关心周围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有困难的人伸出援助之手，这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形成博爱宽容、团结友爱的社会风气，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3、人与社会的和谐。天主教的社会慈善事业让更多的弱势群体得到资助，弥补了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不足，对于协调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的公平起到积极作用，促进了人与社会的和谐。4、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主教开展的公益慈善活动中，以环保、节能、生态平衡为主要内容的占有很大比例，这些活动能引导信众在日常生活中爱护自然、保护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天主教的和谐思想与和谐社会的内涵不谋而和。新时期里，天主教积极响应党的号召，
把构建和谐社会与天主教追求和谐的目标融为一体，努力发展公益慈善事业，践行信仰，融入社会，贡献社会。
2 中国天主教公益慈善事业的现状
2.1 天主教公益慈善实践的形式
2.1.1 救灾救难。
近年来，国内灾害频发，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灾区人民承受着失去亲人和家园的双重打击。灾害发生后，社会各界纷纷行动，天主教也积极投入救助，为灾后重建提供人力、物力上的支持。
2009年8月，第8号热带风暴“莫拉克”正面袭击宁德市，当地的养殖户受灾严重。为了让养殖户尽快恢复生产、生活，河北进德公益、当地政府和天主教闽东教区拿出11万多元为养殖户购买鱼苗，对60多户受灾户进行物资援助。这次赈灾行动没有任何附加条件。这说明，天主教的爱心是针对所有需要的人。[3]2008年5月四川汶川的大地震瞬间爆发，给当地百姓造成巨大损失。灾后，天主教各地教会迅速行动起来，积极配合政府的赈灾工作。一边组织修女到灾区为群众提供医疗救助，一边积极动员信众捐款捐物，运往灾区，尽快帮助灾民重建家园。据资料统计，天主教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筹集捐款1亿元。[4]另外，各地教会还为汶川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神降幅你们！”他们用尽一切办法援助灾区，给他们带去了精神和物质上的多重支持，坚定了灾区人民重新站起来的信心。这些行动说明天主教信众服务社会和奉献社会的热情，教会人员本着福传天下的训导，把天主的爱通传给世人，努力圣化人灵，福利社会。
2.1.2 扶危济困。
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贫富差距加快，人民内部矛盾变大，不断激化，社会存在不稳定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天主教努力开展公益慈善事业，为缓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当代中国天主教扶危济困的慈善事业中，以“进德公益”的贡献由为突出。它秉承天主教“笃行仁爱、见证信仰”的理念，向社会提供服务。截至2006年底，进德公益完成了灾区慰问补给、灾后重建、社会培训、修建学校、打水井、环保以及医疗卫生等几十个社会项目，提供援助资金共计1100万元，为1700多名大中小学生提供过共计128万元奖学金。在2008年秋季启动的救治白内障等眼疾患者的“进德公益送光明”项目中，进德与当地医科大学及相关附属医院合作，在两年时间里已成功为3000位贫困白内障患者进行治疗，使他们重见光明。[5]
中国各地天主教会也积极参加社会公益事业，开展社会服务工作。陕西省“两会”用于捐助希望小学、养老院、幼儿园、弱智儿童保育院，以及为农村修路、打井的资金共计654万元，河北省“两会”创办的“北方进德—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为社会赈灾、修建希望小学、帮助失学儿童等多项社会服务工作，捐助资金高达1036万元。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神长教友资助建希望小学60多所，资助失学儿童3630多人；建幼儿园22所，诊所174个。[7]
2.2 天主教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局限
2.2.1 国家政策有待完善。
宗教公益慈善事业的进一步发展需要配套的政策和制度。完善的制度安排一方面能促进各宗教团体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另一方面能促使宗教公益慈善事业规范、有序的展开，提升社会公信力，以便吸引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但是到目前为止，国家还没有从政策层面明确规定宗教界参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范围，这就造成了宗教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难以形成制度化和机制化局面。
2012年2月底，国家六部委联合发文《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下称《意见》），对宗教界事务进行专项规范。《意见》不仅指出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主要范围、基本形式以及可以享受的扶持和优惠政策。《意见》还规定了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
《意见》对宗教界公益慈善事业具有指导性作用，但是约束力不足，不能彻底性的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宗教界创办的公益慈善机构和实体登记注册难度大，相当一部分未能登记注册，不能取得合法地位，大部分公益慈善活动也就不能享受国家有关优惠政策；宗教慈善公益活动没有明确的运作细则去遵守；政府和社会无从对宗教公益慈善组织中的善款筹集方式、管理途径、使用情况进行有效的监督。这就使得宗教公益慈善极易失去社会公信力，无法最大限度的调动信众参与公益慈善的积极性，最终造成宗教公益慈善发展缓慢的局面。所以中国的宗教慈善要跟上现代慈善事业发展的进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2.2 天主教自身能力有限
（1）天主教在我国规模小，信徒少，影响力小。 天主教属于世界五大宗教之一，在全世界拥有大量信徒。天主教自元朝铁穆耳时期传入中国，经过艰难的融入过程，才发展到今天。据统计，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天主教信徒有1500多万人。[8]相对于佛教、基督教信众的数量来说，这个数字小的多。
从天主教信教群众的构成上来看，天主教的信众存在文化程度不高，老年人居多，来自经济不发达地区的特点。神父和修女的生活条件不好，甚至只能勉强地解决自身的温饱问题，他们没有能力来参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缺乏内在动力。
另外，中国的天主教的信众还停留在教义的信仰上，没有从实际行动中践行爱德的训导，天主教信徒对天主教的信仰几乎是出于利己的，他们希望自己能够得到主的恩赐，在死后能够升入天堂。他们很少有人能把主对世人的爱传递出去，把主对世人的恩泽散播天下，他们缺少积极参加社会服务的认识。这种思想倾向造成天主教信众消极参加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很少能在天主教内形成影响力大的公益慈善活动热潮。
（2）公益服务经验缺乏，专业化程度低，组织化程度不高
我国公益慈善事业起步的晚，宗教公益慈善一度被视为是以传教为目的的，由于误解和政策的限制，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宗教公益服务经验不足，从事宗教公益慈善服务的人员大多缺乏专业化的知识，服务的专业化水平不高；一些天主教社会服务机构和天主教会在公益慈善的活动中，没有制定规范、有效的工作原则和组织制度，天主教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仍然滞后。
天主教的公益慈善事业主要集中在教育、医疗、救灾和救助弱势群体与其他社会服务上。教会在组织社会服务和慈善活动时，需要资金、人员和组织制度。天主教用于公益慈善事业的资金来源包括信徒捐献和经营商业活动等。这些商业活动也带有较强的公益性，如开办医院、学校等。在开展这些活动时需要有接受过专业培训的人才，才能保证工作的质量。但是参加工作的都是教会中的志愿者，没有接受过专业化的培训，服务方法、技巧和能力有待提高，而且他们也不能一直坚守在自己的服务岗位上，不能保证正常的工作，影响了工作的质量。另外也没有专业化的人来合理安排和管理教会的资金，财务不公开、不透明，就会出现资金运用的弊端，这也影响宗教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
3 天主教公益慈善事业的扩展空间
3.1 利用国家政策变化，发展天主教公益慈善事业，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宗教与社会之间的和谐，能保证宗教自身的健康发展，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宗教应该适应社会、融入社会、服务社会，成为促进社会和谐的积极因素。宗教公益慈善是最直接，最现实，最能够体现宗教参与经济社会的一个种方式。我国的宗教公益慈善事业在近代勃兴。在政策的鼓励下，我国宗教界发扬服务社会、行善济世的优良传统，积极开展社会服务和慈善活动，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宗教界所进行的社会服务和公益慈善事业作用更大、影响更深。总书记在17大报告中强调，要“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这是我国几十年来宗教工作的经验总结，也是我国宗教努力实现社会化的结果。[9]有人预测，在未来的几年里，宗教公益慈善力量会构成建设和谐社会的主要力量，成为主体队伍之一。[10]
在长期的公益慈善实践中，天主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处于快速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仍然存在着很多社会问题，比如就业困难、贫富分化、诚信缺失、人情冷漠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社会的矛盾点越来越多，严重阻碍了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宗教界要发挥主动性，承担责任，为社会分忧，为民众解苦。经天主教研究机构河北信德文化研究所不完全统计，截至2009年末，天主教系统内公开办有422个慈善公益文化组织，其中220多家诊所，81家养老院，44所幼儿园，22家残婴院或康复中心和35个区域性或教区性的社会服务机构，其中河北进德公益、辽宁盛京仁爱、西安教区社会服务中心规模较大、专业性较强。[11]天主教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要继续以“荣主益人，服务奉献”为宗旨，在赈灾济贫，救苦救难的基础上创新公益慈善模式。在新时期里，天主教公益慈善事业在发展过程中要积极响应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号召，继承传统，抓住机遇，服务社会，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3.2 明确慈善目的，一切以为社会服务为出发点。
有研究指出，“宗教慈善”主要是将传播教义与社会服务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行为和活动，是一种“慈善为宗教”的模式；而宗教公益则是指有宗教背景的公益团体发起或组织的社会公益活动，是一种“宗教为公益”的实践。[12]从天主教公益慈善在中国近代的发展史上来看，教会公益慈善事业最初是为传教而设。民国以后，天主教在华传播已无障碍，其公益慈善事业的宗教色彩遂渐淡化。客观上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较为明显的积极影响。[13]当代中国，传统的宗教公益慈善模式仍相当普遍，但是这种模式已经开始向“现代性”的宗教公益过渡。宗教界提供的社会服务虽然有些还是处于传统的“慈善为宗教”的阶段，但是更多的已经开始向公益性的社会服务转变，明确了未来“发展宗教社会福利与社会工作”的大方向。[14]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各项事业快速发展，党的宗教政策全面落实，天主教公益慈善事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当前，首先要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就是高举爱国爱教的旗帜，坚定信念，围绕大局，服务教会。其次，天主教公益慈善事业要明确定位。慈善活动要具有公益性、志愿性、无偿性、群众性的特点。要从“ 党政关心、社会需要、教会能为”的原则出发， 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公益性、扶困性、文化性的服务项目上， 着重在市场机制发挥不了作用的地方、在政府部门关注度相对薄弱的地方发挥作用。既要有外在有声有势的集体性社会服务、又要以日常的公益活动为基础，扩大影响， 树立服务意识， 形成一种长期发挥作用的效果。
3.3 提高自身社会服务能力。
天主教公益慈善事业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在进一步服务社会的过程中，需要提高公益服务的质量，增强工作人员的服务能力，为受助者提供专业化服务。与此同时要扩宽公益服务的领域。从深度上、广度上不断提高天主教公益慈善事业服务社会的能力。此外，在公益组织的内部管理上也要走专业化道路，做到组织有力、管理透明，这有助于提高公益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是其长远发展的必要保证。
3.3.1 加强服务人员专业化培训。人才是公益服务事业发展的关键，我们一方面要吸引一些素质高、专业能力强的志愿者加入到天主教公益慈善事业中来，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全职人员和志愿者的专业化培训。
事实上，许多有着天主教背景的公益慈善组织都意识到了专业培训的重要性，并早已把人员培训提到了日程中。如，进德公益、西安教区社会服务中心、辽宁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等等。这些组织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这与他们提供的专业化的服务是分不开的。但从整体上看，中国宗教社会服务尚处于“宗教慈善阶段”而非“宗教公益阶段”。公益慈善服务一线人员普遍缺乏社会工作与社会服务的专业训练。因此，从宗教团体自身出发，加强服务人员的专业化培训，增强公益慈善服务的质量，推动宗教公益慈善向专业服务阶段转变化，推进“宗教慈善”向“宗教公益”阶段转变。[15]
3.3.2 以现有的服务项目为基础， 拓展服务领域，创新公益慈善模式。 根据现阶段社会的需求，我国天主教公益慈善服务项目广涉赈灾、济贫、关爱弱势群体、促进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各天主教公益慈善组织要以现有的服务项目为基础，总结经验教训， 结合自身的能力和社会的需要逐步扩展服务领域、提高服务质量、健全机构制度， 使更多有需要的人受益。天主教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要继续以“荣主益人，服务奉献”为宗旨在赈灾济贫，救苦救难的基础上创新公益慈善模式。尤其是要从调试人们的心态、规范人们的行为、避免冲突的角度去拓宽服务领域，化解矛盾、消除对抗，为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做出贡献。
3.3.3 内部管理规范化，财务管理透明化。 公益慈善事业的长远发展，需要规范的管理机制，尤其对于善款的管理使用要做到公正、公开、透明。宗教公益慈善事业的运作涉及大量的资金。如果财务管理不公开、不透明，就可能会出现资金运作的弊端，从而影响宗教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今夏的“郭美美”事件，使中国公益慈善事业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鉴于此，以信仰为支撑的宗教公益慈善机构同样要加强其组织内部的制度化建设，尤其是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值得庆幸的是，一些天主教公益慈善机构已经意识到了财务管理的重要性，例如，西安教区社会服务中心按照基金会的国际惯例，实施制度化、规范化的财务体系，公开该年度的资金来源和开支状况及具体项目的支出额度。财务管理的透明化，提升了机构的公信力，为保证持续稳定的资金来源奠定了基础。[16]
3.4 利用现代网络技术，提升本土社会公众的参与度。
有的学者指出，天主教公益慈善组织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境外、港台机构的资助和信徒的个人捐赠，资金来源的本土化、政府化、社会化程度较低，反映出宗教公益慈善服务活动尚未成为“内源化、国家化和一体化”的社会服务体系与社会福利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国家和民众而言，天主教宗教公益慈善服务尚处于一种外在、独立和特殊的组成部分。[17]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受社会历史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教会内部在慈善捐款方面的宣传少，教堂门口设立捐款箱也是由信徒自愿捐款，教会很少有专门的人做宣传，因此社会公众对此了解不多。而本土化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能为宗教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稳定、持续的资金，是宗教公益慈善能够提供长效、优质社会服务的重要保证。在信息传播极其快速的互联网时代，天主教公益慈善事业无疑需要宣传策划，才能取得更广泛的支持和更好的效果，也只有做好宣传，才能发动更广泛的群众参与公益慈善事业。
3.5 加强合作，促进天主教公益慈善事业发展。
当代中国天主教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国内外合作和宗教内外的广泛合作。“慈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全球化背景下人类共同的话题，“慈善”没有国界。由于社会发展程度和历史传统因素的不同，近代西方宗教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起步早，发展程度较高。因此，在我国天主教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过程中要加强与国际宗教公益组织的合作，在互动合作中学习、借鉴。公益慈善事业之间没有竞争，这就要求天主教公益慈善机构加强与其他教派以及社会其他公益慈善机构的联系与合作，共享资源，最大限度的服务社会。
3.5.1 加强宗教内外公益慈善组织间的合作。
天主教公益慈善团体资金和能力有限，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要加强与社会其他公益慈善机构的合作。例如，在汶川大地震中，天主教公益慈善组织的救助工作多以“参与加入”的方式进行。与官方的专业救助机构合作，参与救灾行动，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此外，慈善组织内部还可以学习美国的慈善组织机制，自发地联合，组成一些全国性机构，如基金会联合会、慈善信息局等， 达到交流信息、共享资源的目的，同时可以互相监督，保证各组织的透明度和公开度。
五大宗教公益慈善理念所体现出来对人的关怀，虽然方式不同，但在“服务社会、造福大众”的目标上达成广泛的共识。借助信仰的力量，宗教能够带动社会信教人士自愿地参与到公益慈善事业中来，提供财力、物力、人力的支持。天主教公益慈善组织要加强与其他教派的合作，通过项目合作、经验交流等方式，谋求资源共享、共同发展，最终达到为服务社会、融入社会的目的。
3.5.2 加强国际化合作，学习西方宗教慈善经验。
近年来，中国天主教公益慈善事业的良好发展态势，吸引了国际宗教公益机构公益基金会的的广泛关注，逐渐形成了一种国际合作的模式。国内天主教公益慈善组织在开展多个社会公益项目时得到了德国民爱、米索尔基金会、香港明爱、英国明爱等国际宗教公益机构的支持和援助。像进德公益在接受国际援助的同时，还把援助对象扩展到了国外。在东南亚海啸、日本大地震发生后，进德公益通过亚洲明爱与地方明爱，在第一时间送去了慰问和援助。通过与国际宗教性公益组织的合作，国内的天主教公益慈善组织获得了稳定的项目资金支持，学习到了先进内部管理经验，获得了专业的项目培训服务。[18]
西方公益慈善事业起步早，发展程度高，尽管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意识形态、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差异，但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可以从西方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实践中， 借鉴一些成功的经验。在此基础上，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公益慈善事业发展道路，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天主教公益慈善组织在继续加强国际合作的同时，要防范国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渗透的图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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