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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在与结构性融资相关的前景理论和协同理论的指导下,对民间资本投资文化产业进行结构性融资的构建要确定参与主体,要制定民间资本投资文化产业结构性融资的流程,要充分发挥一些辅助参与人的作用。。
(一)明确参与主体民间资本投资文化产业结构性融资的参与主体包括:文化产业独立法人、政府、民间资本投资者。文化产业独立法人是资金的需求者,融资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投资不足,扩大文化产业规模,实现更好的经济效益。政府是文化产业融资的推动者和监督者,政府参与文化产业融资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产业具有社会性,文化产业需要树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它对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应该为文化产业提供相关的补贴支持,同时监督文化产业的思想导向。民间资本投资者是资金的供应者,投资的目的是为获得良好投资回报率,由于文化产业的风险性较大,通过结构性融资产品的设计,可以认购文化产业结构性融资的优先级和次级投资,实现与风险相匹配的投资收益。
(二)梳理结构性融资的流程首先,要从文化产业项目进入资产池的筛选开始,市场基础和持续稳定的资产现金流是筛选文化产业项目的标准,只有具备这两个条件的文化产业项目才能进入资产池。其次,要对进入资产池的文化产业项目成立风险隔离的SPV,资产评估机构需要对资产进行评估,融资主体和政府可对SPV进行信用增级;证券发行机构设计出结构性融资产品,报请相关部门进行审核,由承销机构把产品推荐到市场。再次,完成资金募集。文化产业结构性融资的劣后资金可以由融资主体或政府补贴资金来承担,承担的比例根据SPV的情况而定,为民间资本的投资者增设一道安全垫,民间资本根据风险与收益的偏好选择优先级和次级的结构性融资产品。
(三)积极发挥辅助参与人的作用民间资本投资文化产业结构性融资还需要充分发挥一些辅助参与人的作用。资产评估机构对选进资产池的文化产业项目必须进行资产评估,对资产的公允价值进行判断,对资产价值、资产现金流和资产信用质量提供全面立体的评估报告。信用评级机构的投资风险评估也是民间资本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民间资本投资文化产业结构性融资必须取得信用评级,才能发行证券,信用评级决定着证券发行筹资成本的高低。证券发行机构可以为民间资本投资文化产业结构性融资提供全面的专业,结构性融资产品的发行过程是一个有机整体,必须相互协调和配合,一般在主承销商的组织下,各相关机构分工负责,共同工作,保证融资顺利实现。
二、民间资本投资文化产业结构性融资的关键点分析
对民间资本投资文化产业进行结构性融资必须要处理好三个关键问题:
(一)对资产池进行信用增级信用增级是指运用各种有效手段和金融工具确保债务人按时支付债务本息,提高资产证券的质量和安全性,从而获得更高级的信用评级。内部信用增级是通过证券化结构的内部调整,将资产创造的现金流重新分配,使债券达到所需要的等级。内部信用增级的主要形式有:优先级和次级结构安排、超额抵押和直接追索权、现金抵押、储备基金、利差帐户等,都是为了减少投资者承担与资产组合有关的信用风险。外部信用增级是指由第三方机构对证券化交易发行的票据的偿还进行担保,以其较高的信用级别提升证券化票据的信用级别的安排。第三方机构是指除发行人、发起人、服务人、受托人以外能提供信用增级的中间机构,这些中间机构通常都具有充足的现金流,与资产池相关性较小,且信用等级高于资产支持证券本身的信用级别。外部信用增级的方法主要有:单线担保公司担保、一般保险公司担保、政府担保、回购条款和不可撤销担保信用证等。
(二)设立风险隔离的SPVSPV是证券化当事人设立的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实体,是一个“典型”的空壳公司,自身不拥有职员和场地设施,只拥有名义上的资产和权益,其实际管理一般委托原文化企业进行管理,其权益则全部移交给一家独立的受托管理机构进行托管,然后发行资产支撑债券,引导民间资本进行投资。SPV是民间资本投资文化产业结构性融资交易结构的中心,也是结构设计中最重要的关键点。文化产业是一种高风险投资行业,为了有效地防范破产风险,在融资主体和投资者之间设立特殊目的载体SPV,以保障交易的安全性。SPV可以实现文化产业结构性融资与发起人的破产风险相隔离,这种隔离保障SPV无破产风险,民间资本投资文化产业结构性融资的产品设计后,发起人募集到现金实现融资后,发起人自身的各种信用风险,都不影响到已经证券化的资产,即使发起人破产了,已经售出进入SPV的资产,与发起人无关,不会当作发起人的资产用于偿还发起人的债务。
(三)结构性融资产品定价静态现金流折现是结构性融资中最早最简单的定价方法,最大的特点是计算简单和原理简明。静态现金流折现模型的关键是求出每期的现金流量和证券的内含收益率,使证券未来现金流通过这一收益率折现以后的值等于证券的现价。静态现金流折现法的缺点是:只考虑了贴现率的变化,冷建飞未考虑现金流的变化;未考虑实际的利率期限结构,未来利率波动的加剧将使定价结果产生的误差不断放大。尽管如此,静态现金流折现法的分析结果对其它定价方法还是很好的检验,是民间资本投资文化产业结构性融资定价中最基础的方法。蒙特卡洛模拟法是一种通过模拟标的资产价格的随机运动路径得到结构性融资价值期望值的数值方法,也是一种应用十分广泛的结构性融资定价方法。其基本思路是:从初始时刻的标的资产价格开始,运用蒙特卡罗模拟的方法,产生随机利率路径来模拟现实的利率变动,由此模拟出的是一系列远期利率,利用它进一步计算出未来的现金流量,并将其贴现为现值,完成证券的定价。选择蒙特卡洛模拟法可以很好地完成对民间资本投资文化产业结构性融资的定价。
三、民间资本投资文化产业结构性融资的运行机制研究
(一)资产评估机制资产评估是民间资本投资文化产业结构性融资的首要环节,把文化产业项目进行筛选后,注入民间资本投资文化产业结构性融资的资产池,对资产池中的资产进行评估,构建资产价值评估、资产现金流评估和资产信用质量评估的三维立体资产评估体系,保证民间资本所投资文化产业资产的质量。资产价值评估是对文化资产的市场公允价值进行评估,运用公允价值的评估代替历史成本的评估,更能准确反应出文化资产的实际价值。资产现金流评估是建立在文化资产的未来盈利基础上的,是对未来文化资产产生的净收益做折现的准备,可以较好地反映出文化资产的创造价值的能力和规模。资产信用质量评估是对文化资产背后的管理人的信用状况进行综合分析,结构性融资设立的SPV一般还是由原有的文化企业作为管理人经营资产池中的资产,这些管理人的信用质量状况直接影响文化资产的价值创造能力。资产价值评估、资产现金流评估和资产信用质量评估分别对文化资产本身、文化资产未来利润创造能力和文化资产管理能力三个方面进行全面评估,可以为民间资本投资文化产业结构性融资做出较好的基础性准备。
(二)投资者保护机制民间资本投资文化产业结构性融资的核心是民间投资者的保护。首先要建立民间资本投资文化产业结构性融资的资产隔离机制,资产池中的资产是投资权益的基础,把进入资产池中的资产与原有文化企业进行分离,让隔离资产成为民间资本投资文化产业的基石,才能打消民间资本投资时的顾虑,坚定民间资本的投资决心。其次要建立民间资本投资文化产业结构性融资的风险监测机制,对风险进行预警管理,尽早对民间投资者可能遇到的风险状况,培养他们对文化产业经营风险的合理预期,做好处理风险的准备工作。再次要建立民间资本投资文化产业结构性融资的诉讼保障机制,一旦损失发生,必须保障民间投资者的合理合法权益,健全民间资本投资文化产业的法律制度,结合文化产业的特点,规范民间投资者文化产业保护的维权流程,解决民间投资者的后顾之忧。最后要建立民间资本投资文化产业结构性融资的外部监督机制,可以充分发挥外部力量保障民间投资者的安全,成立民间资本投资文化产业保护协会,充分发挥行业与媒体的监督力量,完善各类社会监督与配套制度的形成,促进各类外部监督力量积极参与协调共进,共同保护民间资本投资文化产业的权益。
关键词:农村公共物品;固定资产投资;经济增长效应;面板数据模型
一、引言
河南省作为农业大省,农村经济发展问题显得尤为重要。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4年底,河南省乡村总人口达到7968.77万人,占河南省总人口的82.0%,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8.5%。2004年河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2553.15元,在全国排第19位,较全国平均水平低383.25元。因此,迫切需要积极探索促进河南省农村经济增长、增加农民收入、变农业大省为农业强省的途径和政策。
大量的研究表明,农村公共物品投资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一项对58个国家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与农业发展关系的研究表明(Binswanger,1989),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与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呈正相关关系:水利灌溉设施增长1%时,粮食总产量增长1.62%;公路修建增长1%时,粮食总产量增长0.26%,农村的公路密度每增长1%时,粮食总产量将增长0.12%;成年人的识字率上涨1%时,粮食总产量增长0.54%。樊胜根等(2002)的研究表明,政府用于促进农村生产方面的投资不仅促进了农业生产增长,同时还促进了农村扶贫,缩小了地区差距,但投资收益因投资的地区不同而有很大差异。不同地区农村公共物品投资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大小是不同的,因此本文以河南省农村公共物品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为研究对象,确定农村公共物品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为政策的实施提供理论依据。
二、模型设计及变量的说明
由于数据的限制,官方公布的各地市用于农村公共物品投资的数据年度不长,本文为保证样本的数量,采用面板数据模型(paneldatamodel)进行分析。面板数据模型是指对不同时刻的横截面个体作连续观测所得到的多维时间序列数据,并对这些样本数据进行建模。与单纯的横截面或时间序列相比,面板数据模型的优点表现在,提供了更大的样本点以改善参数估计的有效性以及更深入地分析问题。从时间序列看,可以描述不同个体随时间变化的规律;从横截面数据看,又能描述某个时点各个个体的状态及个体间的差异。
一般来说,农村公共物品按用途可划分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两大类(楚永生,2004)。农村生产性公共物品主要包括农村水利基础设施、水土流失及土地沙化治理、农村道路和公共性运输工具、部分大中型农用机械设备、病虫害防治、农业技术推广、农业信息平台建设等;农村非生产性公共物品包括基础教育、文化娱乐设施、电网、自来水设施、卫星接收设施、邮电通讯设施、医疗卫生设施、社会福利、行政服务、治安等。因此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可直接作用于农业生产,提高农业产量,增加农民收入,还可以通过改善农民生活环境,提高农民基本素质,为农民提供信息、交通通讯等便利的生产条件,对农业经济的长期增长产生间接影响。
根据《河南农村统计年鉴》,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按投资方向可分为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供应、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本文将扣除了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的投资看作是公共资本投资(李桢业等,2006)。因此,根据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影响农村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可设计如下:
LnYit=β0+β2LnLit+β3LnGit+uit
其中:下标it表示第i个城市(即代表河南省18个地级市)农村在第t年(2000-2004)的项目;Y代表农业总产值,单位为亿元;β0为常数;β2代表劳动的产出弹性;L为农业从业人员,单位为万人;β3代表资本的产出弹性;G为公共物品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存量(1999年为基期),单位为亿元;u为随机扰动项。为了消除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本文在计量检验时,分别对上述数据进行自然对数变换。以上数据均来自《河南统计年鉴》(2000-2005)和《河南农村统计年鉴》(2000-2005)。
在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时,主要考虑两种模型,即固定效应模型(fixed-effectsmodels)和随机效应模型(random-effectsmodels)。不同的模型变量回归系数的影响因素也不同,一般来说,因为面板数据同时包含横截面因素和时间序列因素,所以参数估计值可能会同时受到两种不同因素的影响,一种是不同组别数据之间的差异,称作组间效应(betweeneffect),在我们的数据里就是指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另一种是同一组数据内部不同年份之间的差异,称作组内效应(withineffect),在我们的数据里就是指同一个地区不同年份之间的差异。在固定效应模型中,所有的组间效应都已经通过固定影响消除掉,参数的回归系数只取决于组内效应。而在随机效应模型中尽管考虑了地区之间的差异,但只有当地区之间的差异服从正态分布时,回归系数才会完全不受组间效应的影响,否则,回归系数也会受到组间效应的影响(王红领等,2006)。
三、检验结果及说明
为了检验公共物品投资变量(G)和农业总产值(Y)之间是否有较大的相互影响,依次分别对变量G与变量Y的关系和L与Y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组Ⅰ和组Ⅱ),然后将变量G与L同时与L进行回归分析(组Ⅲ)。回归结果见表1,方程中D.W.的有效范围是dL<D.W.<(4-dU),即对于组Ⅰ和组Ⅱ来说,1.16<D.W.<2.61,对于组Ⅲ来说,1.05<D.W.<2.57,故可认为回归方程中的变量不存在自相关。
在组Ⅰ中,我们首先就公共物品投资变量(G)对农业总产值(Y)的影响进行了回归分析,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是,累计公共物品固定资产投资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分别通过了10%和5%的显著性检验,也就是说,无论是组内效应还是组间效应,农村累计公共物品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均为正,即促进了农业总产值的增长。
在组Ⅱ中,我们又检验了农业从业人员(L)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回归系数为负,且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即农业从业人员与农业总产值呈负相关关系,由于固定效应模型中参数的回归系数只取决于组内效应,也就是说从时间维度来看,随着农业从业人员的递减,农业总产值是增加的,这和我们的统计数据是一致的,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业机械逐渐替代了劳动,使农业从业人员的效率得以提升。随机效应回归结果表明,回归系数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即农业从业人员与农业总产值呈正相关关系,显然这里随机效应模型既考虑了地区间的差异,也考虑了一个地区内不同时间的差异,其回归系数同时受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从统计数据来看,不同地区之间农业总产值的差异,主要由农业从业人员决定,农业从业人员较多的地区,其农业播种面积也较大,因此其农业总产值就比较大,与我们的统计数据一致。
在组Ⅲ中,我们将农村公共物品固定资产投资变量和农业从业人员变量放在一起对农业总产值进行回归,两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与组Ⅰ、组Ⅱ相同,且均通过了至少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从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来看,公共物品投资是造成地区间农业总产值差异的因素,即公共物品投资较多的地区,其农业总产值也会较大(假定影响农业总产值的其他变量均相同的前提下)。从随机效应模型来看,公共物品投资也是造成同一地区、不同年份农业总产值变化的因素,即随着同一地区农村公共物品投资的不断增加,农业总产值也不断增加。
从组Ⅰ和组Ⅲ的回归结果中可以发现,增加农村公共物品投资可以增加农业总产值,从而促进农业经济增长。从组Ⅲ随机效应模型(该模型同时考虑了组间效应和组内效应)的回归结果来看,农村公共物品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元,农业总产值将增加0.124元。
四、河南省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1.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匮乏,且结构不合理
从财政支农统计数据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财政性支农支出的绝对量从1990年的10.83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48.38亿元,但实际上财政用于支农的比例在整体上却呈现下降的趋势(见图1),由1978年的15.5%,下降到2003年的6.8%,且从1994(1995年除外)年开始河南省的财政支农比例开始低于全国的财政支农比例,其中1998年差距达到2.69个百分点。显然,作为农业大省,河南省对农村的公共物品供给显得尤为不足。
从财政支农结构上看,当前支农支出包括支援农业生产和各项农业事业费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其他等(见表2),其中支援农业生产和各项农业事业费支出所占比例较高,如2003年为74.6%,2004年达到80.3%,并且这一比例也高于全国的比例,由于这些支出主要用于各级农业行政事业单位事业费支出,所以这些名义上属于支农支出,实际上大部分却流向了城市,农业投入的“非农化”现象较严重。财政对农村和农业支出比例过低和支出结构的不合理,必然导致河南省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匮乏或不足。
2.农村人均累计公共物品投资的地区差距逐渐拉大
从表3可以看出,郑州市农村人均累计公共物品投资与其他地区农村人均累计公共物品投资的差距在不断扩大,如2000年郑州市农村人均累计公共物品投资是开封的4.70倍,到2004年扩大到6.14倍,2000年郑州市农村人均累计公共物品投资是商丘的4.75倍,到2004年扩大到6.09倍。由前述可知,农村人均累计公共物品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有利于增加农民的人均收入,农村公共物品投资地区差距的加大,可以说主要是由政府政策造成的,因此为了促进落后地区经济的发展,政府政策应向落后地区倾斜,加大对落后地区公共物品的投资。
(二)政策建议
从前面的计量分析结果可知,增加农村公共物品投资可以提高农业经济增长,因此,针对河南省当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相应的政策建议,以进一步促进河南省农村经济的平衡快速发展。
第一,按照公共财政原则改变重城市、轻农村的支出政策,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加大财政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具体包括:(1)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力度,确保财政支农资金总量的稳定增长,同时要提高河南省财政支农支出的比例,至少要不低于全国财政支农支出的比例。(2)调整财政支农支出结构。首先要调整财政支农支出的资金流入结构,即加大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的比例,降低支援农业生产和各项农业事业费的比例;其次要调整财政支农支出的地区结构,即加大对信阳、周口、驻马店等人均公共物品投资较低地区的支出力度。
第二,走农村公共物品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发展道路。即建立以公共财政和国债为主体、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的农村公共物品融资体制,以解决河南省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短缺问题。
第三,建立省、市、县三位一体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体制。政府应处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主体地位,各级政府都应建立起相应的负责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组织,具体负责农村公共物品资金投入的筹集和使用,收集农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信息,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规划。
参考文献:
楚永生.2004.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农民收入增长相关性分析[J].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樊胜根,张林秀,张晓波.2002.经济增长、地区差距与贫困——中国农村公共投资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3.
李桢业,金银花.2006.长三角政府公共资本和民营资本生产率及其经济增长效应的比较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3).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是围绕着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的替代效应和促进效应以及对就业规模、结构和区位分布的影响来进行的。杨建清(2004)认为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就业替论、就业补充理论、就业结构优化论、公司战略论。目前来看,有关流出FDI对母国就业影响的经验证据比较有限。Chen和Ku等人(2003)的研究表明,台湾地区对所有国家流出FDI而创造的技术和管理岗位的工作超过了1993-2000年技术和管理工作数量的总和。Wu、Heng和Ho(2003)的研究认为,新加坡1996年到2000年期间流出的FDI在制造部门创造了33600个工作岗位。而EllingsenGaute和Win-fliedLikumahuwa等人(2006)的研究也得出了近似的结论,即没有发现流出FDI对新加坡劳动市场造成负面的影响,尤其是不存在流出FDI替代母国出口的证据。戴翔(2006)通过对新加坡的研究表明,FDI对国内就业的影响是积极的,FDI型企业对不同的劳动群产生不同的影响,科技人员就业增长从FDI的发展中受益最多,其次为管理人员和体力劳动者,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开展,公司内部的劳动分工会进行重新配置,从国内生产型向技术密集型和管理密集型方向转变。王峰和王博(2007)运用协整方法对台湾地区失业率上升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台商对大陆的投资活动并非是造成台湾失业率升高的主要原因;而且长期来看,对大陆的投资改善了岛内劳动力就业质量,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同时指出,岛内失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产业结构升级和宏观经济环境低迷,加强两岸经贸合作是台湾改善经济环境和降低失业率的明智选择。
国内外专门探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本国就业水平影响的文献较少,多数是在探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日本经济影响及产业空心化的研究中略有提及。随着日本90年代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以及国内产业向国外的转移,日本就业人数逐步减少,因而一些日本学者认为本国出现了产业空心化问题,如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丰田章一郎就对日本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而导致的产业“空心化”表示忧虑(张国成,1994)。庞德良(1998)、中村吉明(2002)把产业空心化定义为一种外部性现象,跨国企业把生产基地转移到海外后,由于其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造成国内制造业生产下降、就业减少、产业衰退,进而对本国经济增长和发展产生不良影响。9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以及国内制造业产业的大规模转移,恶化了日本国内的就业状况尤其是制造业的就业状况,有关日本产业空心化的问题便自然而然地与“中国因素”联系在了一起。然而,国内学者就日本产业空心化问题对日本国内就业水平影响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伞锋、曾浪(2005)通过分析日本直接投资的增长与日本进出口和就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7期业的关系得知,“中国因素”不仅不是日本产业空洞化的祸首,反而是新一轮景气回升的重要动力。“中国因素”加快了日本逆工业化进程,尽管使日本制造业失业人数增加,但导致日本产业空心化的真正原因是服务业过多的规制和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使逆工业化过程中制造业释放出的失业人员不能向服务业进行有效转移。王晓枫、郭远芳、袁绍锋(2006)采用格兰杰因果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基于中日数据分析了FDI、产业转移与母国就业之间的关系。实证检验表明当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时,转移了其国内的制造业产业,输出了制造业就业岗位,但是由于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替代弹性大于1,使得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总量上增加了就业机会,在结构上促进了日本国内就业结构优化。
二、日本就业变动与对华投资之间的关系——描述与分析
正如前文所述,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对中国投资快速增长的同时日本国内的就业状况迅速恶化。如图1所示:在1990年以前很长时间内,日本的失业率基本上在2-3%之间波动,但在1991年以后其失业率却迅速增加。根据2003年日本统计年鉴上的资料,日本的完全失业人数在1990年仅为134万人,1995年已增至210万人,2000年再增至320万人,2002年3月最多时曾达379万人。其完全失业率在1990年仅为2.1%,1995年升至3.2%,2000年再升至4.7%,2001年7月突破5.0%大关,截至2003年初仍在5.5%的水平上居高不下(江瑞平,2003)。再从作为对外投资主体的制造业来看,1992年以前就业水平一直呈上升趋势,但此后发生了逆转,1993年比1992年就业人数减少了39万人,1994年比1993年减少了34万人,1995年再比1994年减少了40万人。尤其是海外投资率高的产业就业减少的现象最为明显,其中纺织和电器机械产业最为严重(庞德良,1998)。1991至1994年,电器机械产业的就业人数减少18万人,服装和纺织产业减少10万人。除此之外,一般机械产业减少了8.1万人,金属制品产业减少了6.9万人,汽车及附属产业减少了4.6万人。就制造业与服务业就业人数对比来看,1992至2002年间,制造业失业者增加了347万人,服务业就业者增加了322万人(吉田惠美里,2006;日本总务省,2003)。由此可见,日本国内就业问题的日趋恶化确是事实,大量对外投资的产业就业问题较为严重也是事实。然而据此认为对外投资是日本国内就业状况恶化的根本原因,进而说明对中国投资是这种原因的核心,理由并不充分。
首先的疑问来自于下面的比较。从纵向比较来看,上世纪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中后期日本对中国投资同样是迅速增长,但此期间日本的国内失业率却很低。在此我们还可以做一个横向比较。韩国同样是一个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中国投资保持迅速发展态势的东亚国家。韩国对华投资始于1992年,虽起步较晚但增长十分迅速,从1992年的1.19亿美元到1997年的21.42亿美元,年均增长78%。从1993年到2000年,投资项目和投资金额分别占其对外投资总量的48.2%和18.3%。尤其是2005年上半年,韩国对华直接投资较上年同期增长了54.4%,在投资规模方面超过了日本和美国。然而资料表明,韩国在同一时期内的国内就业状况却呈现日益改善的趋势。在1993至2002年期间,韩国的平均失业率为3.6%,低于日本0.3个百分点,而且考虑到此前韩国失业率长期大大高于日本,这种转变更是十分显著。尤其是进入本世纪以来,在日本失业率一再上升的情况下,韩国失业率却连续下降,其中2000年、2001年和2002年的失业率分别为4.1%、4.0%和3.5%。
其次的疑问在于,日本对华投资金额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并不高。以日本在90年代对中国投资最多和增长最快的1995年为例。这一年日本对中国的投资为44.78亿美元,仅占日本对外投资总额的8.7%,占日本对亚洲投资总额的36.2%,而仅占日本对美国投资额的19.8%,也就是说,日本对中国的投资额还不到对美国投资额的1/5。如果有影响,也只能说明对华直接投资对日本就业水平的影响很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近年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日本的失业率却在降低。据日本总务省劳动力调查,2004年失业率为4.7%,2005年为4.4%,日本的正式工人数出现了1997年以来的首次增加,同时青年就业人数增加,2005年,25岁到34岁的失业人口同比下降3%。2006年5月份完全失业率为4.0%,6月份完全失业率为,完全失业者数比前年同月减少2万人,就业人数比前年同月增加20万人。由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诱发出口”效果大于“出口替代”和“逆进口”效果,反而带来了日本国内就业机会的增加(吉田惠美里,2006)。
三、对外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理论分析与日本的现实
在分析对外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具体影响时,我们先来分析一般条件下的情况。所谓一般条件,就是指国内经济的平稳发展。直观地看,对外投资就是将国内即将用于或已经用于生产的资金或生产资料装移到国外,我们将这些资金或生产资料统称为资产。不难理解,如果这些资产在国内进行生产,势必要在国内招募工人因而增加国内的就业,然而对外投资减少了这部分就业,这是对外投资影响就业的第一个方面。同时,这些资产的转出就意味着已经存在的或即将存在的生产活动的转出,则本来或潜在以这种生产为原料供给对象或产品销售对象的生产者将会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它们的就业,这是对外投资影响就业的第二个方面。很明显,以上两者都是负面的影响。对外投资对国内就业还有一个正面的影响,即通过向国内购买原材料或中间产品增加本国的就业,这就是一些学者谈到的扩大出口效应。不过问题是,如果这些生产者仍在国内,它将向国内购买更多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即使考虑到对外投资使生产规模增加因而需要更多的原材料或中间产品,此时向国内的购买量也不会大于在国内时向国内的购买量。可见,扩大出口的效应是微不足道的,至少难以大于上述第二方面的负面影响。因此,总的来看,在经济平稳发展的条件下,对外投资应该减少国内的就业。在此,我们特别强调经济平稳发展的条件,因为如果不具备这个条件,上面的结论将不再成立。非经济平稳发展的极端情况亦即经济过热和经济低迷。在经济过热时,对外投资减少的就业会立即被吸收;在经济低迷时,对外投资根本就不减少就业。也就是说,在这两种情况下,对外投资不会对国内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在此意义上甚至应该理解为增加了就业)。
作者认为,基于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的背景,日本当时的经济现实就属于经济低迷。从国内大环境来看,由泡沫破灭导致的不良债权问题日益突出,银行惜贷现象严重,以致企业破产增加,就业环境恶化;就业环境的恶化,进一步加重了日本国民的不安心理,导致消费需求下降,企业生产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7期萎缩,雇佣人员进一步减少。可以想象,面对国内的经济萧条和需求不足,那些对外投资的企业即使待在国内也不可能创造就业,而只能造成资源的浪费。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那些仍然留在日本国内的企业的开工率都十分低下,不仅不能通过扩大生产来增加就业,反而还在竞相裁减员工。例如,到90年代中期,在日本中小企业聚集的东京大田地区,制造业的就业人数比泡沫破灭前的高峰期下降了40%,工厂数目下降了25%(国家信息中心,2004;伞锋、曾浪,2005)。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认为日本对外投资的企业不存在对国内就业的前两种负面影响,而其第三种正面的影响却在整体上显示出作用。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日本的对外投资没有破坏国内就业,相应地,日本近年来对中国投资的迅速发展也没有降低其国内的就业水平。如果一定要定性其影响,应该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就业。
四、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没有恶化日本就业:一个实证的证据
对于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引起日本国内就业恶化的言论,还可以在计量研究的基础上提供反驳的证据。我们的做法由两个步骤组成:首先考察日本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是否下降,如果没有下降则没有必要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其次考察日本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下降与日本对中国制造业投资增长之间是否存在联系。之所以用制造业作研究对象,是因为近年来日本对中国投资以制造业为主体。而用上述比重作主要变量,则是考虑到,如果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没有下降,即使制造业就业下降也没有必要关注海外投资对日本就业的负面影响,只有在上述比重下降的情况下,我们才有必要研究日本对中国投资是否影响了日本的就业。
首先来看日本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比重的变化。从图2来看,在1979-2004年的很长的一个时间内,日本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始终处于一个下降的状态,这符合了上面所说的进行第二步工作的要求。但这里也有问题:长期持续的比重下降很难与对中国投资建立密切的关系,而总就业与制造业就业在90年代的下降也增加了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对于第二步的工作,我们通过检验下面的
回归模型来完成。
E1=β0+β1FDI1+β2FDIt-ll+β3FDIt-2+β4FDIt-3+εt
其中,E为日本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FDI为日本对中国的制造业投资,t为时间。考虑到日本对中国投资对其国内就业的影响可能具有滞后性,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3个滞后变量。经过对E和FDI的时间序列做平稳性检验,发现两个变量都具有1阶单位根(由于篇幅所限,检验结果不再列出),所以在模型估计中我们采用两个变量的l阶差分。下面是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1)。
表1中的模型估计结果显示:FDIt、FDIt-l、FDIt-3的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它们对日本国内的就业没有影响;FDIt-2的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但由于其系数为正值,不仅不能证明FDI对日本国内就业有负面作用,而且还显示了FDI与日本国内就业存在某种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日本对中国的投资不仅没有使日本国内的制造业就业甚至总就业下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对后者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五、对日本就业下降原因的进一步认识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日本近年来(主要是90年代)的就业恶化呢?首先,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其经济萧条和需求不足的状况。经济萧条和需求不足使很多企业不得不减少生产,也就不得不产生裁减员工的要求。而且也正是日本国内经济的状况导致了以终身雇佣为主的原有雇佣制度的变化,使很多原来的全职工作变成了兼职工作。因此它使企业产生裁减员工的要求同时又消除了其裁减员工的障碍,故而导致了国内大量的失业。其次,在国内经济状况、自身发展要求、对外直接投资等因素的影响下,日本需要也正在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这种经济结构调整的本身也会带来一定量的结构性失业。正像一些日本经济学家指出,日本的就业市场近年来处于一种失衡状态,传统产业由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或资源转移等原因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而一些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却存在劳动力不足。最后,由于日本国内生产成本的提高,原来日本经济快速发展所赖以存在的外需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
如果要说中国对日本就业有所影响的话,那么近年来中国经济强劲发展夺走了日本的外需应是最为突出的因素。中国大量的物美价廉的产品吸引了世界的眼光,使日本国内的生产不得不减少,因而促使其就业水平下降,但这与日本对中国投资的变化无直接关系。所以,总的来看,导致日本失业增加的原因仍在其国内。对外投资是其必然的要求,产业结构调整也是其必然的要求,因此,只有解决自身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使自身经济重新步入一个良性发展的轨道,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本国就业状况恶化的问题。
内容提要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造成母国就业状况恶化的评论曾经甚嚣尘上。本文通过理论与实证方面的分析结论表明,日本对中国的投资不仅没有使母国的制造业就业甚至总就业下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对后者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总的来看,导致日本失业增加的原因仍在其国内而非对华直接投资。
关键词日本对华投资就业
参考文献
江瑞平:日本产业空心化的实态、症结及其“中国因素”。《日本学刊》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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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峰、王博:台湾投资祖国大陆对岛内就业的影响——基于制造业的实证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07年第11期。
庞德良:日本海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空心化。《日本学刊》1998年第3期。
伞锋、曾浪:中国因素对近年来日本产业空洞化的影响分析。《现代日本经济》2005年第4期。
王晓枫、郭远芳、袁绍锋:外国直接投资、产业转移与母国就业。《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关键词]分析个人投资金融投资行为理论
一、金融投资行为理论分析
金融投资行为理论悄然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其在博弈论和实验经济学被主流经济学接纳之际,对人类个体和群体行为研究的日益重视,促成了传统的力学研究方式向以生命为中心的非线性复杂范式的转换,使得我们看到了金融理论与实际的沟壑有了弥合的可能。金融投资行为理论以期望理论、行为组合理论和行为资产定价模型为其理论基础,并将人类心理与行为纳入金融的研究框架,具体体现为以下几个模型:
首先,BSV模型。BSV模型认为,人们进行投资决策时存在两种错误范式:其一是选择性偏差,即投资者过分重视近期数据的变化模式,而对产生这些数据的总体特征重视不够,这种偏差导致股价对收益变化的反映不足。另一种是保守性偏差,投资者不能及时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修正自己的预测模型,导致股价过度反应。
其次,DHS模型。该模型将投资者分为有信息和无信息两类。无信息的投资者不存在判断偏差,有信息的投资者存在着过度自信和有偏的自我归因。过度自信导致投资者夸大自己对股票价值判断的准确性;有偏的自我归因则使他们低估关于股票价值的公开信号。随着公共信息最终战胜行为偏差,对个人信息的过度反应和对公共信息的反应不足,就会导致股票回报的短期连续性和长期反转。
再次,统一理论模型。统一理论模型区别于BSV和DHS模型之处在于:它把研究重点放在不同作用者的作用机制上,而不是作用者的认知偏差方面。该模型把作用者分为“观察消息者”和“动量交易者”两类。观察消息者根据获得的关于未来价值的信息进行预测,其局限是完全不依赖于当前或过去的价格;“动量交易者”则完全依赖于过去的价格变化,其局限是他们的预测必须是过去价格历史的简单函数。
最后,羊群效应模型。该模型认为投资者羊群行为是符合最大效用准则的,是“群体压力”等情绪下贯彻的非理,有序列型和非序列型两种模型。在序列型模型中,投资者通过典型的贝叶斯过程从市场噪声,以及其他个体的决策中依次获取决策信息,这类决策的最大特征是其决策的序列性。非序列型则论证无论仿效倾向强或弱,都不会得到现代金融理论中关于股票的零点对称、单一模态的厚尾特征。
二、对金融投资者的个人行为分析
1.多为投机心理,短期行为严重
我国很多证券投资者入市并不是看重上市公司真实的投资价值,而是企图从中获取超额回报。绝大多数的投资者入市的主要原因是为通过股票的买卖价差而获利,这类人群多是为赚钱买卖差价进行短线操作;只有少数投资者进入股市是为了获得公司分红收益;38%的投资者因有闲置资金而,把股市看成是一个长期投资场所。高比例的企图赚取短期收益群体的存在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博取短线利润群体的过大是我国证券市场行情波动幅度.惊人的重要原因,这也是造成证券市场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之一。从投资者入市动机上分析,就已经预示着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短期行为比较明显。
我国个人投资者更多的是短线投资、投机,而没有把股票作为长期的投资。另一方面,股票价格的剧烈波动诱发了一部分人的赌博心理,盲目追求短期利益。由于证券投资者容易产生羊群效应,使这种市场短期行为具有很强的蔓延性,从而极大地加重了投资者孤注一掷的心理,一旦认为找到了机会,就会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能力,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不顾,冒险参与高风险的证券投资活动。在我国证券市场中,我国投资者的短期行为特征表现为比较明显的冒险心理和投机短期行为。
2.投资承受能力差
调查显示,我国个人投资者以中等收入的工薪阶层为主,家庭主要经济来源为工资收入,参与证券市场的时间普遍较短,证券投资意识很强,但投资经验相对缺乏,股市投入占家庭金融资产比例较大,这充分说明我国个人投资者的抗风险能力很弱,投资者对投资股市的“情感依托”强烈。
3.对股票专业知识了解不足
绝大多数个人投资者的股票投资知识来自于非正规教育,主要通过朋好友的介绍、股评专家的讲解以及报刊、杂志的文章等获得;在做投资决策时,投资者大多依据“股评推荐”、“亲友引荐”,以及“小道消息”;在投资决策的方法上,两成以上的个人投资者决策几乎不做什么分析,而是凭自己的感觉随意或盲目地进行投资。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时过于看重自己知道的或容易得到的信息,而忽视对其他信息的关注和深度挖掘。大多数投资者在评价投资失误时,往往将失误归咎于外界因素,如国家政策变化、上市公司造假,以及庄家操纵股价等,而只有少数个人投资者认为是自己的投资经验或投资知识不足;大部分投资者对新出现的金融品种如开放式投资基金的认知程度有限。
三、结语
总体来说,我国的股票市场中对于股票价格的影响因素过多,政策因素、大户操作因素,这说明中国股市不符合经典金融理论对于市场是有效的基本假设;同时,投资者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也不符合经典金融理论中,投资者对于风险总是厌恶的基本假定:在收益时,股民表现出对已有收益的贪婪,以及赌博心理,而在被“套牢”时,又宁愿苦苦等待,以待反弹机会.这些特点都说明中国股民的投资心理符合金融投资行为理论的期望理论。
参考文献:
[1]何问陶王金全:行为金融理论的发展及述评[J]南方金融,2002,(12)
【论文摘要】:风险投资高风险的特点决定了风险投资的失败率极高。由于风险投资所投资的风险企业大多是具有较高增长潜力的高新技术企业,从技术的研究开发、产品的试制、生产,到产品的销售要经历
许多阶段,而投资风险存在于整个过程中,并来自于多方面。因此,加强风险投资的风险研究,规避风险,直接关系到风险投资主体的生存和发展。
1.技术风险
由于高新技术开发研究的复杂性,很难预测研究成果向工业化生产与新产品转化过程中成功的概率,这是高科技投资中最大的风险来源。技术风险的具体表现为:
(1)技术上成功的不确定性。新技术在诞生之初都是不完善的、粗糙的,能否在现有的技术知识条件:下按预期的目标实现都是不能确定的。
(2)产品的生产和售后服务的不确定性。产品开发出来后,如果不能成功地生产出产品或进行批量生产,仍不能完成风险投资的全过程。
(3)技术寿命的不确定性。由于现代知识更新的加速和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致使新技术的生命周期缩短,一项新的技术或产品被另一项更新的技术或产品所替代的时间是难以确定的。当更新的技术比预计提前出现时,原有技术将蒙受提前被淘汰的损失。
(4)配套技术的不确定性。一项新的技术发明后,往往需要一些专门的配套技术的支持才能使该项技术转化为商业化生产运作,如果所需的配套技术不成熟,也可能带来风险。如美国的TRITIUM公司在风险资本的帮助下于1998年年初开始进军免费网络服务领域,采取类似网络零点公司的技术。但TRITIUM公司一时无法解决在技术上遇到的难题,即廉价带宽技术问题,在挣扎了半年之后,后劲不足,终于支撑不住,只好宣布无限期停业。
2.管理风险
管理风险是指风险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因管理不善而导致投资失败所带来的风险,主要表现在:
(1)决策风险。即风险企业因决策失误而带来的风险。由于风险企业具有投资大、产品更新快的特点,这就使得风险企业对于高新技术产品项目的决策尤为重要,决策一旦失误将会给企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2)组织风险。风险企业主要以技术创新为主,企业的增长速度都比较快,如果不能及时调整企业的组织结构,这样就会造成企业规模高速膨胀与组织结构落后的矛盾,成为风险的根源。
(3)生产风险。预期的市场容量往往事先不能精确测定,致使实际的生产水平与实际的市场容量不一致而产生风险,所以这种生产风险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贯穿于整个生产过程。
风险企业大多为创新科技企业,这些公司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即公司的创始人大多是专业技术人员,他们在专业技术上各有特长,并对技术研有独钟,但他们在管理上却不是行家理手或对管理的细节不感兴趣。在公司的发展初期,由于公司规模较小,他们尚能管理好自己的公司,随着风险资本的进入,公司进入了一个超常发展阶段,这时身为专业技术人员的公司创始人的管理能力已不能适应公司快速发展的要求,他们在公司管理上的风险日渐突出,可能发生如上所述的决策风险、组织风险和生产风险等。此时,通常的做法是,风险资本家与公司的创始人一道从外面聘请专业的管理人员或职业经理人对公司进行管理。
1977年4月,在风险资本的帮助下,苹果公司首次公开推出了新产品——AppleⅡ型机取得巨大成功。公司的超常规发展使公司的组织结构出现了问题,而公司的创始人乔布斯和沃兹尼克都深感自己不能胜任日常的管理工作,于是他们任命马古拉为执行主席,并从国家半导体公司挖来了他们的总经理麦克尔。斯格特担任苹果公司的总经理。这样,苹果公司渡过了当时的管理危机,公司一度得到快速发展。
3.市场风险
如果风险企业生产的新产品或服务与市场不匹配,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就可能给风险企业带来巨大的风险。这种风险具体表现在:
(1)市场的接受能力难以确定。由于实际的市场需求难以确定,当风险企业推出所生产的新产品后,新产品可能由于种种原因而遭市场的拒绝。如铱星的技术水平比现有的通讯卫星的技术水平高,但是铱星公司却破产了,为什么?主要原因就是铱星技术没有市场需求,技术没有市场性。
(2)市场接受的时间难以确定。风险企业生产的产品是全新的,产品推出后,顾客由于不能及时了解其性能,对新产品持观望、怀疑态度,甚至做出错误的判断。因此,从新产品推出到顾客完全接受之间有一个时滞,如果这一时滞过长将导致企业的开发资金难以收回。
(3)竞争能力难以确定。风险企业生产的产品常常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这种竞争不仅有现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同时还有潜在进入者的威胁。风险企业可能由于生产成本高、缺乏强大的销售系统或新产品用户的转换成本过高而常常处于不利地位,严重的还可能危及这些企业的生存。
仍以苹果公司为例:在80年代初,IBM根据市场变化的需求,率先提出走计算机相互兼容的道路,其他的一些计算机公司都纷纷响应。然而苹果公司却没有注意到市场的需求及竞争形势发生了变化,在技术上目空一切,固执己见,拒不走兼容化道路,正因为这一失误,使苹果机与其它品牌PC机不兼容,市场供应的大量软件无法应用,使它难以增加新的客户,失掉了大部分的市场份额,导致了苹果公司后来经营状况恶化,几乎到了破产的地步,至使风险投资遭受重大损失。
4.人才风险
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才因素在风险企业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与传统技术企业相比,风险企业在劳动力需求的数量和结构上有较大的不同,由于风险企业成长较快,且一般属于高度知识密集型的企业,其要求科技人员和劳动力既快速增长又有较高的素质,因而形成高科技人才的相对短缺。高素质的管理层通常是投资者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如果由于人事制度不合理,高级管理人才容易流失,就会给企业带来致命的危险;同时,公司技术骨干的流动,也会使整个企业的技术开发受阻,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硅谷大名鼎鼎的天使投资人麦克琳于1990年联合其他的风险投资机构向哈斯廷斯创立的纯软件系统公司投资了640万美元,但是,由于公司主管销售的副总裁一直没能打开局面,致使公司业绩停滞不前,先后更换了4名副总裁也没能奏效。最后,麦克琳亲自挑选了一名主管,才使公司的市场业务得到进展。1995年,纯软件系统公司成功上市,麦克琳大获全胜。
5.来自外界环境的一些特殊风险
关键词投资决策投资期权
将期权理论引入资本投资决策的理论研究越来越引起国内有关学者的关注。但从目前研究的情况看,国内学者大多否认以NPV法为核心的传统投资决策方法,而从其他途径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相反,近年来国外学者却并不完全否认传统的投资决策方法,而是将其与期权理论结合,对其进行改进,从而更好地解决资本投资决策问题。这种改进方法的关键是确定基于期权理论的资本投资决策准则。本文将利用资本投资决策的期权特性来对投资决策重新进行评估,从而为投资决策提供依据。
1现阶段投资决策的特征分析
1.1投资的不可逆性
所谓投资不可逆性是指当环境发生变化时,投资所形成的资产不可能在不遭受任何损失的情况下变现。资产专有性是造成投资不可逆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资本所形成的资产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专有性,而专有性资产在二级市场上的流动性较差。换言之,这些具有某个企业或行业特性的资产很难为其他企业或行业使用,投资后很难收回而变为沉没成本。现阶段投资的不可逆性更加突出,每个企业都想开发出具有市场独占性的产品,以获得超额利润。这种产品往往是以前是市场从未出现的,对其的投资也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新产品的开发一旦失败,其投资不可收回也就不言而喻了。例如:银根紧缩可能使国内外投资者无法出售资产以收回他们的资金。
1.2投资的可推迟性
所谓投资的可推迟性是指投资项目在一段不很长的时间内可以被推迟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投资机会是可以选择的。多数投资选择并不是那种“nowornever”的机遇,即“要么现在投资,要么永远不投资”。这是说投资者在投资时机上有一定的回旋余地。投资者可以推迟行动以获得有关未来的更多信息。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要某项投资存在可推迟性,则在面临外生风险的情况下,企业就可能通过推迟现在的投资以期获得更多的收益。
1.3资本的未来回报是不确定的
理论上,确定性是指投资者知道其投资在将来的所得回报或收益的概率为1的情况。因此,在严格确定的概率意义上,不确定性是至少有两个不同的可能发生的价值状态的联合。一般地,不确定性有两个方面:“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就不确定性变量的性质角度而言,可把不确定性分为经济上的和技术上的不确定性。经济上的不确定性与经济的总体运行(产业价格、运行成本)相互关联。技术上的不确定性与经济行业的总体运行不存在相互关联性。这种不确定性是由决策过程内生的。不确定性主要产生于信息的不完全性。因此,在作投资决策时,对投资回报的任何估计总是不精确的。投资的这种不确定性与期权有着密切的相关性。一般来讲,投资的不确定性越大,期权的价值就越大。
2投资决策的期权特性
期权是一种选择权,期权最核心的特点是,期权持有人有选择买或卖的权利,而并非义务。换言之:期权最后是否被执行,完全取决于持有人,如果最后不执行,其最大损失仅以付出的权利金为限。公司得到一个投资机会如同拥有一种购入期权,它拥有可选择在未来某个时间购入一项资产的权利(但不是义务),以求从项目中获得利润流的权利。因而,投资决策权类似于金融市场中的期权。其中,企业为获取某一投资机会,需先期进行可行性研究、技术和人力资本积累、资本投入等,这相当于支付的期权费。企业在已获得这一投资机会后,就拥有了选择投资或放弃投资的权利,即相当于拥有了买方期权。企业可以在有利的条件下进行投资,即相当于行使期权,此时投资机会具有的价值就丧失,转化为投资的成本,而最终获取的投资收益则可能很大。企业也可以在不利的条件下不进行投资,即相当于放弃期权,损失的也只是已支付的期权费。
3基于期权理论的投资决策与传统投资决策理念的比较分析
传统投资决策方法是指以净现值(NPV)法为核心、根据NPV大小判断一项投资计划是否可行的一系列方法的统称。它是目前国内外投资决策所普遍采用的方法。按照这种方法,一旦NPV非负,项目即可投资;反之,则投资不可行。
举例说明:假设一个投资项目投资额为110万元,1年后,该项目产生的现金流有两种可能性:市场向好为180万元,若不景气为60万元,以后一直保持不变。从目前测算,其现金流为100万元。项目的寿命为1年。再假定市场向好、向坏的概率各为50%,无风险利率为8%。由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估算出的资金成本为20%。
由传统的NPV法则,可求出:
NPV=E(C1)/(1+k)-I0
=(0.5×180+0.5×60)/(1+0.2)-110
=-10
因为NPV=-10<0,故应拒绝该项目。
由期权理论,可以用二项式定价模型求出其价值。因为该项目相当于一个看涨期权,当现金流上升并超过执行价I1时,便执行,否则放弃。在第0年决策时,现金流为100万元,小于I0=110万元,故放弃并等待。1年后,若市场看好,现金流为180万元,则投资,收入为E+=180-I1=180-110×(1.08)=61.2万元;而向坏时,现金流为60万元,放弃投资,E-=0;S+=180/100=1.8,S-=60/100=0.6。在不严格的情况下,可以不使用连续复利。由二项式期权定价理论可得:
P=[(1+r)-S-]/(S+-S-)
=[(1+0.08)-0.6]/(1.8-0.6)=0.4
项目价值为:
C=[PE++(1-P)E-]/(1+r)
=(0.4×61.2+0.6×2)/1.08=22.67(万元)
项目价值C>0,故该项目不能拒绝。
具体做法是期初不能投资,但也不能否决这项目,而应保留该项目的投资权。或者,应该以C=22.67万元的价值出让该项目的投资权。启示:由上分析可见,以NPV法为核心的传统决策方法忽视了投资的不可逆性和可推迟性,因而在实际运用中存在着缺陷。而将期权理论引入资本投资决策,可弥补传统的投资决策方法不考虑投资不可逆性和可推迟性的缺陷。资本投资大多具有不可逆性和可推迟性。这十分类似美式看涨期权的特性。为了寻找更有利的投资机会,推迟资本投资的权利就是一种期权——可称为资本投资期权。当一个企业进行一项不可逆的投资时,它就执行了投资期权,也就放弃了等待新的信息的机会,而新信息可能会影响投资效果的好坏和投资时间的选择。这也意味着即使市场条件发生逆转,该企业也不能不投资。这种期权价值的损失是一种机会成本,应作为投资成本的一部分加以考虑。即是:对一项不可逆的、同时是可推迟的投资而言,推迟投资的权利就是投资期权,且这种期权具有的价值必须在投资决策中予以考虑。
4对传统资本投资决策准则的改进
4.1项目的价值构成
任何项目的价值来自如下三个方面:首先,来自项目的盈利价值(in-the-money-value),该值仅为现在(t=0)投资时项目的NPV;其次,来自项目本身所形成的内含的期权价值,如信誉、市场地位等;最后,因资本成本和价格运动所带来的期权的价值。因此,在评估投资期权价值和进行投资决策时,必须考虑投资期权的价值。
真实NPV(TheTrueNPV)=项目的基本NPV(TheBasicNPV)+(内含的)期权价值+(因资本成本和价格运动所带来的)期权价值
4.2可推迟项目的价值构成
我们知道,考虑投资时间期权的价值(TheValueoftheInvestment-TimingOption,ITOV),推迟投资将增加投资项目的价值。基本NPV按现行(t=0)折现率对项目的所有现金流折现后计算而得。真实NPV与基本NPV之间的差值即为投资时间期权的价值。一个可推迟项目的真实NPV等于考虑了投资时间期权的NPV(TheOptionAdjustedNPV,OANPV),而OANPV可按美式看涨期权来估价。可用公式表示如下:OANPV=NPV+ITOV。
4.3基于期权理论的投资决策准则的确定
由于项目推迟的不确定性,则无论利率多大,OANPV总不为零。当利率等于OAIRR(TheOptionAdjustedIRR)时,期权的价值为零,因为此时期权充分盈利,即为了保持期权而推迟投资所得正好抵消了未立即执行期权并实现正的NPV在价值上的损失。例如:如果当商品市场价格等于约定价格时,期权的价值为0,此时期权已充分盈利。保持期权而推迟购买所得正好抵消了未立即购买而消费商品而有的损失。也就是说如果OAIRR小于IRR(内部收益率)可保证随时执行期权有足够的价值。
这样,对于现行的短期利率r,有OAIRR准则:若rOAIRR,则推迟投资。注意,这一决策准则实际上是执行美式看涨期权的标准准则。当ITOV=0时,OANPV=NPV,这时对于给定的现行短期利率来说,该项目的NPV达到了它的最高值。此时,如果拥有投资时间期权(ITO)的企业投资该项目,那么该企业就能充分利用项目中隐含的所有期权的价值。这种情况发生在OANPV=NPV时,而此时在ITO的寿命期间内可能不止存在一个利率。这就定义了该项目接受域,即OANPV=NPV时所对应的利率范围。由此,可得到OANPV准则:若ITOV=0,则进行投资;若ITOV>0,则推迟投资。
总之,在给定现行短期利率的基础上,投资项目的NPV能达到了它的最高值,期权能充分盈利,则进行投资;否则推迟投资。
5改进的投资决策准则的意义
改进的投资决策准则,有助于识别更多的有价值的投资机会。改进的投资决策准则中包含了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定价和对增长期权的分析,它通过给不确定性赋值,将那些灵活性价值大于投资现金净损失的项目识别出来,为企业和国家找到了更多的有效投资机会,拉动了有效投资需求。
改进的投资决策准则,有助于弥补传统投资决策工具的不足,为项目评枯、决策及经营管理提供更客观有效的分析结果。
总之,期权理论应用于投资决策,不是对传统方法的否定,而是在保留传统投资分析方法合理内核(货币时间价值等)的基础上,对传统方法固有局限性(忽视投资的不可逆性和可推迟性)的重大突破,增加了投资决策的灵活性和合理性。
参考文献
关键词:行为金融学;投资策略;股票投资策略
1文献综述
一般认为,行为金融学的产生以1951年Burrel教授发表《投资战略的实验方法的可能性研究》一文为标志,该文首次将行为心理学结合在经济学中来解释金融现象。1972年,Slovic教授和Bauman教授合写了《人类决策的心理学研究》,为行为金融学理论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1979年DanielKahneman教授和AmosTversky教授发表了《预期理论:风险决策分析》,正是提出了行为金融学中的预期理论。
中南大学的饶育蕾和刘达锋著的《行为金融学》是我国第一本系统阐述行为金融学理论的著作。吴世农、俞乔、王庆石和刘颖等早在中国证券市场初建时就对中国股市调查并进行取样分析,得出中国市场为非有效市场,其主要论文有:吴世农、韦绍永的《上海股市投资组合规模和风险关系的实证研究》,陈旭、刘勇的《对我国股票市场有效性的实证分析及队策建议》。国内对这一理论的研究相对不足,对投资策略的涉足更是有限。
本文主要是借鉴了两位美国学者的思路进行论证。美国学者彼得L•伯恩斯坦和阿斯瓦斯达摩达兰著的《投资管理》总结了美国比较有影响力的观点,对行为金融学理论在投资领域的应用进行了发展,对投资行为进行了全面剖析,其对投资策略的研究更具有独到之处,这种在行为金融学下投资策略的研究对我国证券业的发展将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罗伯特•泰戈特著《投资管理-保证有效投资的25歌法则》以其简单而明了的笔法描绘了行为金融学下投资方法的选择应具备的条件和原则,指导我们的实践。BrighamEhrharot著的《财务管理理论与实务》中也不乏对行为金融学的应用,比如:选择权的应用等。
2行为金融学概述
行为金融学是将行为学、心理学和认知学成果运用到金融市场上产生的一种新理论,是基于心理学实验结果提出投资者决策时的心理特征假设来研究投资者实际投资决策行为的一门学科。
行为金融学有两个研究主题:一是市场并非有效,主要探讨金融噪声理论;二是投资者并非是理性的,主要探讨投资者会发生的各种认知和行为偏差问题。
主要理论:
证券市场是不完全有效的即市场定价不能完全反映一切信息,存在噪声交易者风险即金融噪声理论。投资者构筑的投资组合具有金字塔型层状特征即行为组合理论。
投资者有限理性。行为金融学总结的投资者行为偏差有:决策参考点决定行为者对风险的态度;投资者存在心理帐户;投资者还存在过度自信心理和从众心理。
3行为金融学在实务中的应用
实际上,各种积极管理模式都假定市场定价失真或无效。他们认为通过投资于定价失真的市场或资产可以获得增值。然而所有的人都知道这种无效性是转瞬即逝的,这样,这些无效性可能会为有耐心的投资者提供收益。“耐心”是一个好的投资策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行为金融学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诸如阿莱悖论、日历效应股权溢价、期权微笑、封闭式基金之谜、小盘股效应等等金融学难题。还提出了成本平均策略、选择策略参考点来判断预期的损益、动量交易策略等投资策略。一些金融实践者已经开始运用行为金融学的这些投资策略来指导他们的投资活动。
成本平均策略。成本平均策略是在股市价格下跌时,分批买进股票以摊低成本的策略。采用这一策略不是追求效用最大化,而是降低投资活动。
行为金融学认为,人们在进行决策的时候,往往会选择一个决策参考点来判断预期的损益,而非着眼于最终的财富状况。在心理预期的过程中,人们会把决策分成不同的心理帐户来考虑,常常拥有自信情节,高估已经拥有的商品或服务,并且倾向于增加这里物品或服务的使用次数。还对预期的损失过于敏感,把同样价值的损失计算成远高于同样价值的收益,而对已经形成损失的东西却表现出一种“处置效果”,由于期待机会收回成本而继续经受可能的损失。因此在行为金融学中的“心理”帐户和“认知偏差”这两个概念,应该在日常理财中关注。
运用动量交易策略。即预先对股票收益和交易量设定过滤准则,当股票收益或股票收益与交易量同时满足过滤准则时就买入或卖出股票的投资策略。当处置效应在证券市场上比较严重时,其带来的股票基本价值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差幅就会更大;当价格向价值回归时,可利用动量交易策略,通过差幅获利。
市场无效性本质上是一种套利机会,如果足够多的资金追求同一种市场无效性,它肯定会消失。对于许多定量投资者来说,永远感到困惑的是,一旦某种市场无效性在学术刊物上得到详细论述,它就奇怪地消失了。实际上,如果昨天的无效性已广为人知,并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资本,再设想它明天仍然存在是非常危险的。资本市场同样如此。因此,不要屈从或迷恋“权威”的信息,应该努力追求有个性的投资策略。
在职业资金管理游戏中获胜的资金管理者一般都是最少犯错误的人,但其中的许多错误都可以归因于人类本性——追求安稳、相信潮流、失败后希望改换风格和指导思想。投资组合管理中的一些错误源于资金管理者不了解自己的客户,不了解自己的投资市场,一些错误源于资金管理者走“受托人的钢丝绳”的游戏,一方面要获得高额收益,另一方面还不能超越客户的风险承受性。
4股票投资策略
4.1具备股票投资取胜的素质
对于我们来说,在股票业取得成功的素质应该包括:忍耐、自立、简单明了、能忍受痛苦、心胸开阔、有独立判断能力、百折不挠、谦让、灵活、愿做独立的研究工作、勇于承认错误,还有对普通的商业恐慌不屑一顾。这些素质的具备与巴菲特的忠告是一致的,与行为金融学是相符的,市场可能是无效的,积极管理者也有增加价值的潜力,但这些无效性既不简单,也不是静态的,利用起来代价也不低。换言之,市场无效性的一个特点就是容易消失。这就意味着市场无效性一旦被隔离出来,并广为人知,越来越多的资金追逐这一无效性时,这个特点就消失了。问题不在于投资者和他们的顾问很愚昧或麻木不仁,在于当信息收到之时情况可能已经发生变化。当乐观的金融信息广泛传播时,大多数投资人认为这个经济形势在近期内还会进一步高涨时,经济走势实际上已经向衰退迈进。头脑清醒的投资者可以在信息不完全、不理想的情况下做出正确决策,那种需要各种资料的“科学头脑”是不科学的。
4.2逆潮流而动
风险观念的根源在人类感情中可以找到。我们都是社会性生物,渴望与别人协调一致,达成共识。以常规方式失败经常比非常规性失败痛苦较少。相应地,投资者更愿意冒以常规方式失败的较大风险,而不愿意冒可能以非常规方式失败的较小风险。许多投资者并不一定像他们以为的那样对风险有多少耐心。
参考文献
[1]曹凤岐,刘力,姚长辉.证券投资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8).
我国面对全球化趋势,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予以应对,如修订相关法律,实施有关政策,来解决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的种种问题。
本文通过研究跨国公司在国际投资中的债务责任划分和对其不法行为的管制,而给予我国乃至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以启示。
关键词:跨国公司责任管制
Abstract:Intheneardecades,theeconomicalrelationshipoftheinternationalhadchangedinsomanyaspects.Transnationalcorporationshadtookuptheimportantplaceintheinternationaleconomyverysignificantly.
Thetransnationalcorporationsownstrongeconomicalpowerandchasethehigherprofits.Inthiscircumstance,manyconflictswillappearamangthecorporationsinthedifferentnations.Thus,theactivitywillbringbadeffectstothesociety,andtheproblemsofcontrolwillcomeoutatthesametime.
Sofarasournation,weshouldamendtherelevantlawsandestablishtherelevantpoliciestosolvetheproblemswemayfaceinthefuture.
Atlast,thisarticlecangiveourcountry,eventhenationsofthirdworldsomeinspires.
Keywords:TransnationalcorporationsResponsibilityControl.
跨国公司在当今世界经济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它们的活动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跨国公司由在母国设立的母公司和在东道国设立的诸多子公司所组成。在法律上,跨国公司母公司与子公司是相互独立的法律实体,但是,在经济上它们又相互联系着,而且母公司管理和控制着子公司。母公司为了其全球战略和整体利益,把子公司作为推行其商业政策的工具,甚至不惜牺牲子公司的利益。[1]在中国,2005年媒体至少对哈根达斯“脏厨房”事件、卡夫饼干含转基因成分风波等12起跨国公司弱化责任的事件提出了批评。这说明在中国的市场上,跨国公司同样面临企业社会责任的挑战。由此可知,跨国公司母公司对子公司的责任问题,已经成为目前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法律问题之一。对此种法律规避行为,应该进行统一的国际监督和管制,这是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要求。[2]
1、跨国公司的概念和特点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跨国公司,所以应明确一下跨国公司是什么,以及它具有什么样的特点。这样更便于我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1.1跨国公司的概念
什么是跨国公司,目前在国际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法律定义。起初,人们把跨国公司称为“多国公司、全球企业、多国企业”等等。1983年,联合国跨国公司委员会在拟订《跨国公司行为守则》时所下的定义为大多数国家接受,其为:跨国公司是指由分设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实体组成的企业,而不论这些立体的法律形式和活动范围如何;这种企业的业务是通过一个或多个活动中心,根据一定的决策体制经营的,可以具有一贯的政策和共同的战略;企业的各个实体由于所有权或别的因素相联系,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实体能对其他实体的活动施加重要影响,尤其可以与其他实体分享知识、资源以及分担责任。[3]
1.2跨国公司的特征
1.2.1跨国性
跨国公司的跨国性主要是指其以本国为基地而从事跨越国界的经营之特征,而非要求其组成实体必须具有不同的国籍。[4]组成跨国公司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公司必须设在不同的国家,它的基本模式是母公司与子公司、总公司与分公司。一般情况下,是指母公司或总公司设在某国,并以母国作为企业集团的基地,而在别的国家(也称东道国)设立子公司或自己的分支机构即子公司。
1.2.2战略的全球性和管理的集中性
因为跨国公司母公司与子公司分设于不同国家,所以跨国公司制定战略时,不再从某个分公司、某个地区着眼,而是从整个公司利益出发,以全世界市场为角逐目标,从全球范围考虑公司的生产、销售、发展政策和策略,以取得最大限度和最长远的高额利润。例如:在中国,国外跨国公司都十分重视运用知识产权战略与策略巩固和发展自身的竞争优势,并以此为手段抢占世界市场的制高点。特别是随着跨国公司采取以知识产权为基础的“技术—专利—标准”战略,以及策略性技术联盟的出现,跨国公司利用知识产权优势谋求市场竞争更大优势和更大利润的特征更加明显和突出。[5]
1.2.3公司内部一体化
跨国公司的法律人格问题,应当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母公司以及组成跨国公司的诸实体的法律人格问题;另一方面是跨国公司能否作为国际法主体的问题。[6]从中央控制和内部一体化的活动等方面看,可以说,跨国公司具有企业的特征,是一个经济实体;但不是一个法律实体。
2、跨国公司的历史发展及其重要作用
哲学认为凡事物都有其产生发展的过程,跨国公司也不例外,既然分析研究跨国公司就要从它的发展过程说起。近几十年来,跨国公司已经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们的活动对世界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和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它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并且加快全球一体化的脚步。
2.1跨国公司的历史起源
跨国公司并非“古已有之”,而是资本主义在垄断阶段高度发展的产物,它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积累和集中过程进一步加强,在许多生产部门,特别是新兴工业部门形成少数大企业的统治。由于寡头统治,竞争对手旗鼓相当,垄断组织只有利用其资金、技术、管理能力等方面的优势,将资本转移到国外去谋求出路,而那些具有廉价原料和劳动力以及有着广大市场的国家和地区,也就自然而然成为垄断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目标。[7]此外,随着科学技术新成果在通讯、交通、运输、生产等部门的广泛应用,国际间的经济交往越来越密切,生产社会化程度的越来越提高,加
强了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再加上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日益激烈,规模经济的需要以及大企业加速向多种经营发展,跨国的生产活动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种新趋势。
2.2跨国公司的作用
据统计,现在约4万家跨国公司及其25万家国外分支机构组成的跨国生产与服务网
络日益扩大,正在形成一个由跨国公司组织和管理的国际生产体系。跨国公司是国际经济行为的核心组织者,并成为国际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推动者。跨国公司是技术开发的主要承担者,常常将资本、技术、培训项目、贸易和环境保护等结合在一起,进行一揽子有形和无形的综合资产,这些综合资产刺激了经济增长。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综合利用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组织管理能力使其成为潜在的、效率很高的生产组织者。因此,就经济影响来说,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提高母国与东道国竞争力并且推动经济一体化进程等方面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跨国公司集诸种经济活动于一身还意味着,东道国的政策需要相应地在广泛的范围内对这些公司可能作出的潜在贡献和作出敏感反应。在政策和制度方面,跨国公司生产的区域战略加快了区域一体化的趋势,一旦某些国家被纳入了这种区域生产网络,政策上更深地卷人一体化的压力也就由此产生了。这意味着邻近地区国家间更大程度上的政策协调与政策趋同。跨国公司作为一个与世界经济有许多联系的一体化组织结构内的机构,作为国际经济活动的直接协调者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8]
3、跨国公司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债务责任及其法律依据
回想一下上面提到的哈根达斯“脏厨房”事件、卡夫饼干含转基因成分风波等12起跨国公司弱化责任的事件,我们不得不关注跨国公司母公司的责任问题。
对跨国公司母公司的责任问题,目前各国有以下不同的做法和观点:(1)严守有限责任原则说。这种观点认为,母公司与子公司一般是各自独立的法律实体,根据法人的有限责任原则,在内部上,股东仅以出资额为限,而公司则以全部资产承担责任。换言之,母公司与子公司,两个公司相对独立。母公司不应对子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2)整体责任说。这种观点认为,应把跨国公司看作一个统一的实体,该实体中任一组成部分所造成的损害均可归咎于该实体的整体。也就是说,无论哪个子公司,只要违法,其责任都由设立其的母公司负责。(3)单一企业说。该说认为,母公司虽然在法律上是相互独立的法人,但如果从有关因素看,子公司不具有经营自,母子公司构成了单一企业,母公司就应对其子公司的债务负责。即承认母公司与子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法律实体,在例外情况下,如果子公司受母公司的支配和控制,已不具有独立性时,法院可以认为子公司仅仅是母公司的“化身”,从而适用揭开公司面纱(piercingthecorporateveil),否定公司人格独立,由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对此,我国《公司法》做了这样的规定:“外国公司对其分支机构在中国境内进行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但是,在具体的债务清偿时,先以其拨付给分支机构的运营资金清偿,不足部分再由母公司清偿。笔者认为,对跨国公司实行有限责任原则仍具有重要意义,应该在对跨国公司实行有限责任原则的同时,在特殊情况下“揭开公司面纱”。
3.1对跨国公司实行有限责任原则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一国,原因有以下几种:(1)有利于鼓励跨国公司前来投资。如果一国法律规定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适用无限责任原则,这样就会让大部分企业望而却步,不利于一国引进外资。(2)有利于鼓励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投资的合作,因为采用有限原则可以使外国投资者分散投资风险,同时也可以保护东道国的投资者,合营企业的方法可以使东道国的合营者学到
跨国公司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需要这些,所以这种方式更是发展中国家所乐意接受的。有限责任原则有时可能对债权人的保护有失公正,但现阶段其在经济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仍是其他制度所无法代替的,利大于弊。(3)有限责任原则在公司法律制度中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目前对外国投资者的保护,各国一般都实行国民待遇原则,即跨国公司在投资方面享有与东道国的投资者相互平等的权利与义务。很多发展中国家为了鼓励外国投资者前来投资,甚至对外国投资者实行较本国投资者更优惠的待遇。如果一国对本国的投资者实行有限责任,对跨国公司却实行其他更严厉的制度,如要求跨国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等,势必阻碍外国投资者前来投资。因此,笔者认为,对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在总体上实行有限责任原则仍然是权宜之策。
3.2“揭开公司面纱”的特定情况
目前各国在运用“揭开公司面纱”来处理母公司对子公司对子公司的债务问题时,是基于衡平、正义的考虑。我国的《公司法》虽然没有对公司独立人格制度作出规定,但我们在实践中完全可以根据民法的基本原则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可适用。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来把握“特定情况”:(1)母公司滥用对子公司的控制权,造成子公司徒有其表,没有自己独立的意志和利益;这种情况下,子公司的活动完全是代替母公司,母公司理应承担责任。(2)子公司资本不足,即子公司的资产总额与其所经营的性质及隐含的风险明显不对称或不成比例;(3)母公司操纵子公司实施有损子公司利益的行为。如果跨国公司存在上述情况,一旦子公司的债务超过其本身的清偿能力,必定会使其债权难以实现,母公司就应该对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项目的投资决策需要结合财务评价技术的标准。项目投资对于其财务相关问题的指导性评价实际的问题通常可以根据指标的计算安排中是否考虑到货币时间等相关因素分为:一类是动态指标,包括获利指数、净现值、内含报酬率等;另一类是静态指标,包括静态投资回收期、预期投资利润、实际回收期、原始投资回收年平均投资报酬率等。具体而言,可以细分为以下几类:
(一)资本项目的投资相关财务类似指标
从财务相对评价的方向分析,关于投资决策可以主要包括投资获利指数、净现值、净现值率、静态投资回收内部收益率。关于前两个相对指标是指非折现的定律指标,在这种数据的计算过程中,我们可以不考虑资金时间价值的相关问题。但是,后几个指标是关于折现数据定律的标准。
(二)非折现相关评价指标
非折现相关指数评价指标具有测算较为简单含义相对清晰等优势,但没有考虑其时间的相关价值成本,这样就有可能导致决策的失败率加大。指标的静态投资回收期可以比较清楚地反映项目的这部分投资时间,但并不能说明回收收益情况。这部分关于投资利润率的相关优势指标虽然已经考虑了项目所能创造的部分收益却不可以弥补由于没有考虑时间所带来的麻烦。
(三)折现评价指标
折现评价指标包括净现值、净现值率以及财务内部收益率:净现值是计算期内根据各年的现金净流量的现值与其投资的现值的差,并且根据以现金的流量反映了投资关于所得关系。如果净现值大于零时,这就意味投资的所得额可以大于对他的投资,那么这个项目就是具有可取性的项目;净现值率作为最为重要的财务净现值指标,弥补了财务净现值指标的缺陷;财务内部收益率是指项目在整个经济寿命期内各年净现值累计为零时折现率,其主要优点在于它揭示了投资项目所具有的最大获利能力,从而使之成为衡量投资项目收益高低的非常有用的财务指标。但财务内部收益率过高或过低,往往缺乏实际意义。
二、项目投资财务评价指标运用中存在的问题
在项目投资过程中,通过财务指标可以考察其在效益上的可操作性。然而,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项目投资环境也发生着很大的变化,财务指标的运用过程逐渐暴露出了较多的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动态折现指标在实际计算过程中是否存在
通过财务评价,就能科学地分析拟建项目财务收益很好的项目可能由于风险过大而不具可行性的盈利能力、偿还能力,进而为投资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通过财务评价,银行才可以科学地分析该项目的偿还能力,从而正确做出贷款决策。同时,可以促使银行不断地积累贷款的经验,提高贷款决策科学化、规范化水平,提高贷款的使用效益,以实现资本金的最大增值。对此,项目物资部及其他部门要注意的是如何降低消耗,在工程施工过程中仅凭物资部一己之力很难控制现场的大量浪费和消耗,这需要项目所有部门齐心协力才能完成。
(二)关于项目投资风险性问题
各财务评价指标在对项目进行评价时都有其独特的作用。但有时根据不同,得出的投资结论会大相径庭。通过当前政府在进行投资的项目关于其财务评价主要依据财务评价体系,在运用的过程中逐渐暴露出了较多的不足。应以哪些指标为依据,各财务指标的可行性标准是多少,至今仍没有统一的口径。
(三)现行制度缺乏投资项目环境评价
财务内部收益率是指项目在整个经济寿命期内各年净现值累计为零时折现率。使用财务内部收益率作为折现率,所计算出来的项目逐年现金流入量的现值总额等于现金流出量的现值总额,即财务内部收益率就是项目财务净现值等于零时的折现率。在财务效益评估中,求得的财务内部收益率,若FIRR大于等于ic,则项目被认为是可行的;否则不可行。所以,投资项目的外部经济环境不应该只是分析,还应以用度、收益、成本等形式将环境影吸收到项目投资过程的财务评价。
三、项目投资评价指标优化对策
(一)保证项目风险因素的分析贯穿评价过程
对假投投资的风险分析进行项目的偿债能力分析和获利能力分析和外汇的效果分析,提高项目评估工作的真实性和风险成本是折现法下的可靠性因素。盈利能力是反映其效益大小的重要标志。项目是否可以盈利,主要是指项目建成投产后能否产生足够的税金利润。在项目的财务评价中,应当考察拟建项目投产是否可以产生收益,盈利能力是多大,其是否可以满足项目可行性的标准。
(二)把握投资的重要影响因素
如果增大指标的影响范围,会使企业项目投资行为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经济成本是当前投资项目最首要考虑的内容。项目要进行有关绿色会计的会计要素确认,就要研究关于外部因素引起的环境可靠性负债、资产、成本、所有者权益、利润等因素。根据上述结果计量将会纳入据以进行预测财务状况的报表,以此来分析关于项目的偿债能力和获利能力,并对项目的持续经营能力进行分析。
(三)拓展财务投资评价的关注范围
在竞争环境如此激烈的情况下,所投资项目的发展拓展能力分析便会显得十分重要。项目有必要在原评价体系中增加对其发展能力的财务分析,短期的获利能力项目表现为其中一个方面。所以,增加所投资项目的扩展能力,原财务评价侧重于项目的生存能力分析。投资方则要全面关注项目的生命时段对项目的持续发展能力。
(四)培养财务评价的统一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