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态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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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会生态论文范文

城市社会生态系统则是城市生态系统和社会的一种融合，它是随着人类社会发展逐渐建立起来的，包括城市生态系统中的各种自然网络和更为重要的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等关系的网络。城市社会生态系统是人类社会群体与生存环境的有机结合，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长期共同发展的产物，是自然生态系统进化的必然产物和最高形态，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与任何生命系统一样，城市社会生态系统也具有其特有的系统结构与功能以及控制规律。社会生态的系统性质既存在于结构方面，也存在于功能方面，还存在于系统效益方面，这就是社会生态学的结构系统性、功能系统性和效益系统性。城市社会生态系统具有与其结构相适应的四种基本功能：社会生产功能、能量流动功能、物质循环功能和信息传递功能。

城市社会生态系统由社会要素和环境要素构成，其中，环境要素包括理化、生物及人文等各类因子，而社会要素则由各个阶层、各个类别的社会人组成。城市社会生态系统的功能主要通过自然力和社会力实现，自然力是自然界的各种能量，而社会力由经济杠杆、社会杠杆和文化杠杆三种作用力构成。城市社会生态系统的控制规律可归纳为三大原则：竞争、共生和自生。竞争原则强调对有效资源及可利用生态位的高效合理利用；共生原则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以及不同种类间生物个体与整体间的公平与共生，以维持系统稳定；自生原则是城市社会生态系统应付环境变化的一种自我调节能力，通过循环与行为维护系统在结构和功能方面的稳定。

如果把人类看成城市这一复杂巨系统中的一个组成因子，那么人类因子无疑是城市这一复杂巨系统中最为活跃的因子。人类具有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双重属性，这也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重要特征。所谓自然属性，是指人与自然界发生的物质交换、循环时所产生的关系总和，即生态关系，是人存在的基础，是城市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所谓社会属性，是指在实践活动中人与人之间发生的各种关系总和，即社会关系。人的自然属性对城市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已逐渐减弱，而人的社会属性却越来越多的在人的各项活动中体现，人类也正是作为社会人在城市中扮演主角。人类与其所存在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长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人类通过自身的各种行为作用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当人类改造自然的水平超越了人类认识自然的水平时，便会破坏人与自然协调的生态关系，产生人为灾害，造成各种生态危机，从而阻碍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而当人类认识自然的水平超过人类改造自然的水平时，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相互协调，保证了城市生态系统的良性运作，从而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相对应的，自然界对人类呈现的亦是双面性：自然界为人类的生存及发展提供时空资源和物质资源，当这些资源得到合理分配和协调利用时，自然界促进人类及社会的发展；若自然界发生自然灾害时，则阻碍人类及社会的发展。

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分配不合理，导致人类对自然资源占有量产生极大的差距，这种差距若长期得不到调整，会进一步拉大人类对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占有量的差距，从而产生极大的社会和生态矛盾，矛盾的不断激化就会产生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在现代社会的分配机制未得到完善之前，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资源的占有量的差距会越来越大，从而导致人们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便会产生一系列影响人类社会正常发展的阻碍因素。在国家之间，发达国家通过各种手段掠夺欠发达国家的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拉大了贫富国家之间的差距，增加了民族矛盾，激化了地区冲突。不发达国家常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效益，从而陷入了“生态经济”的恶性循环中，导致了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全面爆发。两种危机都会阻碍人类及社会的发展，应该全面地研究社会生态系统，综合采用政治手段、经济手段和可持续发展手段，科学地解决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

解决生态危机应从人类社会的总体高度来考虑问题。许多社会生态学家认为生态危机的实质是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问题，其本质根源是社会生活模式的弊端。为了消除当今世界的生态危机，根据不同的理论提出了不同的办法：计划生育、有限生产及建构生态文化等。然而，这些办法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笔者认为，应根据社会生态系统的特性和演替动力，遵照自然法则和社会发展规律，利用科学技术，合理分配资源，积极协调社会关系和生态关系，实现生物圈的稳定和繁荣；强调社会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信息的高度综合和合理竞争，共生与自生能力的有效结合，生产、消费与还原功能的协调，社会、经济、环境的耦合，时、空、量、构、序的统筹，最终实现社会关系和生态关系的和谐发展，从而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解决社会危机也应从根本问题入手，合理分配资源，实行公平竞争，实现共同发展。注重社会关系协调，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及时地调整人类社会内部的各种关系，合理分配资源，减小人与人之间、地域与地域之间资源占有量的差距，推动公平竞争，促进共同发展。同时，注重软环境的构建，强调文化的地域性、生态的社会性及设计的人文性等。

社会生态学

1社会生态学的产生背景、研究对象与研究方向。大部分生态类学科研究的重点仍属自然学科的内容，但采用自然学科的理论来解决社会问题显然并不合适，所以有必要从社会的角度去审视生态问题，由此产生了社会生态学。

社会生态学研究的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类与周围环境及各种事物之间的关系，是从社会角度对生态问题进行考察的生态学理论，是研究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学科，即人类社会的生态科学。当前社会生态学主要有三个研究方向：①社会学方向，即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着重研究土地利用、土地利用模式变化和空间组合；②行为科学方向，即从社会生物学的角度研究生物的社会行为；③人类生态学研究方向，即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研究社会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社会生态学包含社会向度和生态学向度两个向度：所谓社会向度，是指分析生态问题和寻求构建理性生态社会的社会视角；所谓生态学向度，是指运用生态学的观点、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启示和指导人们重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社会生态学的认识主体是与生态系统共存的社会人，认识客体即社会生态系统。社会生态学将人类社会系统、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有机结合起来，并进行整体性和交叉性的综合研究。

2社会生态学的研究目的。“人和社会因素在社会—自然系统中起着积极的主导作用，自然与社会间的相互关系如何，取决于人所选择的自然资源利用战略”[3]。在前苏联社会生态学家马尔科夫看来，社会生态学的目标从对自然过程的简单描述逐步过渡到对这一过程的控制，即通过对环境的管理促进生物圈转化为智力圈。“人类并不是大自然的主人，而是大自然的一部分”[4]。我国的社会生态学者丁鸿富等人运用系统论的观点探讨社会生态问题，并对其概念和演化机制做出阐述：生物之间互为环境。对于人类来说，地球上所有生物组成的生物圈是人类的生物环境。人类本身在生物环境中栖息繁衍，是生物圈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生态学的研究目的是为了减少和消灭人类已经或可能发生的、对人类自身赖以生存与发展的人类社会生态系统的种种不利甚至有害的行为，从而逐步自觉地建立和维护有利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平衡。

3社会生态学的基本观点。城市社会生态系统具有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根据系统的整体性和动态性原理，城市社会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效益大于它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三部分的总和，城市社会生态系统优化的核心是整体最优，即在实现系统整体与长远最优的前提下，兼顾各个局部与眼前的效益。

首先，社会生态学呼吁道德再生。社会生态学认为，无论是人口、科技和文化，还是经济、生产和消费，都是社会本身的构成要素，它们的发展和运行都受到社会存在本身的观念影响和制约。只有从社会生态学的角度，深刻认识人类社会本身，破除社会的压迫制度，人类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

其次，社会生态学呼吁沿着生态路线重建社会，形成“生态社会”。社会生态学认为，人类是具有独特社会意识的大自然的组成部分，生态危机是人类作用的结果，这个结果对人类自身亦有损害。如果在生态学原则基础上沿着生态路线重建社会，将改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现城市生态系统整体最优效益。

社会生态学注重人和环境的关系，把社会和自然看作是在统一的完整系统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追求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本质统一，也即人与人关系的辩证统一和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统一。“生态社会发展的内在目的就是使自然世界的存在不再外在于社会，使生态的社会存在与发展不再是单纯地追求人自身利益的实现，还必定要维护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进化”[5]。

空间规划

1空间、规划及空间规划的基本概念。在城市规划和空间规划的理论与实践中，空间一般被理解为“生存空间”，即物理空间和人类使用功能的合成，包含物质空间和非物质空间。规划是从长远和全面的角度制定发展目标，并对现有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从而实现预期目标的方法和手段。其主要内容包括土地使用的配置、城市空间的组合、交通运输网络的架构和城市政策的设计与实施。空间规划是“主要由公共部门使用的、影响未来活动空间分布的方法，其目的是创造一个更合理的土地利用和功能关系的领土组织，平衡保护环境和发展两个需求，以达成社会和经济发展总的目标”[6]。空间规划包括了每个层面和各个空间相关的专业区域的公共手段。由此可见，空间规划的实质是人类改造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一种手段，通过对各种空间发展引导和控制来影响资源的配置，实现人类对其所在环境的作用与影响。

2空间规划的手段。空间规划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技术手段，尽管没有一个全面、综合的理论可以概括，但规划工作者却有着非常广泛的专业方法：传统的概念设计、专业规划，以及新兴的基于项目的规划、相关人参与性规划及各类合作性规划等。

社会生态系统的空间规划思考

传统意义上的空间规划仅仅对城市的用地布局、景观环境及城市空间进行设计和改造，在提出建设生态社会的发展目标后，空间规划也融入了一些生态学和景观生态学的要素，注重对城市生态系统的保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纲要指导下，空间规划应汲取社会生态学的内容，关注人类社会及其所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与作用，从社会角度考察城市的生态问题，并用研究城市生态系统的方法来解决城市社会问题，建立人类自身以及人类与环境之间和谐发展的稳定生态格局。

1全面发展—深化理解空间规划的概念。很长时间内我国一直没有以“城市空间规划”命名的规划类型，而城市规划工作的核心内容和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城市的空间布局，以致于很多规划工作者认为把城市规划的成果落实到城市空间中就是城市的空间规划。长期以来，人们对空间规划概念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空间形态的表达是大多数物质规划与设计的终极指向，所有的意念与价值都由它来承载，因而要求所有的规划设计体现出精确和肯定的空间特征。传统意义上的空间仅仅注重城市空间的物质空间，忽视城市空间的社会性、经济性，所以城市空间规划的内容偏重于空间的艺术布局和技术处理，对于空间发展的经济、社会、生态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缺乏关注。这种不考虑经济、社会及生态等要素的单纯的物质空间规划无法引导城市空间的发展，促进人与环境和谐共生格局的形成。

尽管城市空间规划的直接对象是城市物质空间，且其规划成果常常由城市空间布局的变化与调整来体现。但城市空间规划的依据并非仅仅来源于城市的物质空间，而是基于城市空间的多种组成要素的综合研究。“因此，城市空间规划的内容不仅是空间布局(表现为土地利用的状态)，还包括相应的空间政策。空间布局中包含了对社会、经济、生态和技术等内容的思考，空间政策的内容非常丰富，直接体现为城市空间发展的政策指引，它的实现需要各种影响到空间演变的政策的协同”[7]。

空间规划应将各个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和生态学等)的理论引入到对城市空间的研究中，提出城市综合空间发展的新模式及其规划调控手段，包括从社会学角度阐述社会—空间互动的总过程和从生态学角度研究城市空间生态系统—空间规划的理论与方法，通过规划行为控制城市空间资源、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分配，促进城市空间协调发展。

2可持续发展—注重生态系统的发展。尽管由于城市空间作为城市活动的物质空间载体与城市的各项要素有着紧密的联系，并因此在规划过程中受到格外的关注，但并不能将城市的物质空间布局作为城市空间规划的唯一着重点，因为城市的各项物质性、非物质性要素不仅对城市空间产生重要影响，其本身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亦同样对城市发展有着深刻影响[8]。因此，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及景观等各项因素都应当成为城市空间规划的对象。长期以来，我国的空间规划都以建筑空间、公共空间为主体对象，城市生态因素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而对城市社会生态系统的考虑则更少。

生态环境对城市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城市发展应当遵循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原则。但生态环境并不只是城市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某些特定的城市，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与之密切关联的城市自然及人文景观实际上还是城市发展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必须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注重对独特自然和人文景观环境的维护与提升。城市空间规划应该吸收生态学的方法，构建一个基于生态学理念的城市用地空间结构，营造可持续的人居环境；积极运用景观生态学理论，对城市空间发展的基本状况和条件进行生态适宜性评价，即根据区域内景观资源、环境特征及发展需求，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生态特性，从景观的独特性、多样性、功效性、宜人性及美学价值入手，分析某一景观类型的资源质量及其与周围景观的关系，以确定这一类型对该用途的适宜度[9]；在此基础上，对城市生态系统的各项用地与建设做出更为合理的安排，提高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并能动地调控城市的各种社会经济活动，使之和谐相容和可持续发展。

3健康公平—引入社会生态学理论。城市空间不仅仅是城市物质空间结构的体现，更是城市社会、经济及文化的综合表征，社会因素对城市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在空间规划中，社会因素往往被忽略。而社会生态学认为，所有的生态问题都是由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造成的，要创建和谐发展的“生态社会”，就要建立生态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良好关系，除了关注城市的生态环境建设之外，还需要关注人类社会结构与活动及其环境，即城市社会空间的发展。

传统城市的社会空间往往根据居民的社会地位、宗教关系与信仰等来划分，现代城市由于工业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社会空间的划分往往与居民的职业、身份及收入水平等密切相关。我国大多数城市正处于人口急剧增长与社会转型时期，一方面大量新型社会空间，如高档住宅区和棚户区等在城市边缘区快速形成；另一方面老的社会空间在旧城改造与更新的过程中面临解体和重组。随着住宅商品化、私有化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贫富分异所形成的城市居民社会空间结构调整将成为引导城市社会空间结构调整与重组的主要方式[9]。从合理引导城市的社会空间发展的角度对城市进行空间规划，要对城市的社会基础进行研究，研究内容包括城市居民的阶层、职业、迁移、年龄、文化水平、生活方式、行为准则和价值观等，以及居民的空间分布，在分析、确定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发展与城市综合发展的关系的基础上，提出城市社会空间发展的策略性建议，作为城市空间规划的组成部分。

一个理想的现代社会结构，应具有公正性、合理性和开放性的重要特征。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中等收入者占大多数的社会，即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或“纺锤形”社会是比较稳定和理想的社会。2010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报告明确提出，目前中国社会结构落后于经济结构大约15年。要达到城市社会生态高标准—“安居立业，让城市成为更多人的生活家园”这个目标还需要不懈努力：一方面，国家应进行相应的社会体制改革，促进社会结构的转型；另一方面，规划师应借助空间规划的手段创造合理的社会空间，以促进社会结构的更新。

对资源的分配与再调配是空间规划对社会空间发展引导的一个重要手段，如对城市各级中心、公共空间及绿地系统的配置。按照等级区分，级别越高的中心享有越多的资源与权利，这样会造成地区间差异的急剧扩大，从而破坏社会结构的平衡发展。因此，可以通过创立和引导多中心发展、扶植低等级中心的方式，采取基础设施建设、城市资源调配、空间发展引导等手段来减少因城市中心地区位差异造成的社会空间分化。按照规模来分，城市公共空间包括服务于城市的大型公共空间、服务于社区的中型公共空间和服务于邻里的小型公共空间。大型公共空间一般作为展示城市形象的名片和举办大型公共活动的场所，其规划建设往往基于政治和经济的考量，对于改善市民生活的作用十分有限；中型公共空间的规划建设更多基于公共健康的考量，但由于服务半径等问题往往造成市民使用的不便；小型公共空间具有方便到达和形式灵活等特点，对于提高城市宜居性和适应现代公共生活具有重要作用。在实际建设过程中，中小型公共空间的建设常常被忽视，这对于提高城市宜居性极其不利[10]。在空间规划的过程中，面对城市公共空间尤其是中小型公共空间建设不足的情况，应尽可能完善公共空间体系，合理分配各类公共空间的建设资源，改善公共空间环境，提升人们生活的品质。

4以人为本—合理组织城市功能。伴随着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城市飞速发展，当城市发展速度快于人们认识水平的发展速度时，城市发展就会缺失许多生态、文化及社会元素的植入，导致不同的城市病态现象的出现。

城市功能主义是病态现象之一。功能是城市空间的基本要求，在现代主义运动的影响下，规划师特别强调城市的功能性，往往遵循“形式必须服从功能”的理念，将住宅当成“住人机器”，将城市当成“增长机器”，背离了以人为本的规划原则。城市发展一味追求效率，而缺乏人文情怀，导致了功能主义的出现[11]。例如，目前我国的很多工业区、开发区的建设过于注重城市的单一功能，而忽略了人的感受和需求，使得文化、娱乐、休憩、运动及交往等活动很难进行。为了创造以人为本的城市空间，空间规划应合理组织城市功能，即优先考虑城市的基本功能，包括城市的交通、居住、工作和游憩等与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及城市运作密切相关的功能；慎重处理城市现有的特殊功能，塑造城市的特色和形象；考虑城市自身的发展，开发城市的新功能并妥善处理新旧功能之间的关系。

《雅典》提出了城市的四大活动，明确了人及其活动与利益是城市规划的基础，确立了现代城市规划中的人本主义思想，要求规划师把“以人为本”作为规划设计的前提和目标。在微观层面上，空间规划以创造舒适幽雅的城市环境空间为主要目的，主要体现在对人本身的生理、心理需求的尊重和人文关怀的增加；在中观层面上，空间规划着眼于为城市居民创造舒适的社区环境，主要体现在具有强烈归属感的社区空间设计、反映居民的生活习惯和创造融洽的邻里环境；在宏观层面上，空间规划力求创造有机的城市结构，通过合理的交通组织、适度的城市规模控制和有机的城市更新，满足人们的日常活动需求。

以人为本还体现为广泛的公众参与。在进行空间规划时，应充分考虑规划主体的切实利益和协调各种利益间的矛盾，通过在规划设计和管理过程中对公众参与的强调，提高公众对规划的满意度，创造富有人情味的城市空间。

5新规划理念的运用。土地混合使用、功能混合、TOD开发和PPP模式等新规划理念的运用可就近满足居民需求、促进邻里交往、降低机动车使用频率，引导城市迈入良性循环[12]。

第2篇：社会生态论文范文

关键词：新农村；生态环境；问题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新时代的要求，对农村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建设，最终实现把农村建设成为经济繁荣、设施完善、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农村地区生态环境建设工作没有成果，新农村建设也不会取得成功，提升农村地区的生态环境水平是建设新农村的前提条件和基础。”

1我国农村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

1．1生态破坏问题突出。生态破坏问题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水土流失，由于对森林的滥砍滥伐和植被破坏，水土流失问题日益严峻。二是土壤盐碱化，由于农药等化学肥料的滥用，导致了土壤盐碱化问题。三是生物多样性减少，动物的栖息地遭受破坏，大型公共设施的建立以及对动物的非法捕猎都是造成生物多样性锐减的重要原因。四是土地荒漠化，水土流失的加剧势必会导致土地荒漠化。1．2农村环境污染加剧。农村环境污染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农民的生产活动，由于在种植作物的时候，无节制地使用化学肥料，造成土地污染，严重情况下，对食品安全问题也会产生影响。二是工厂生产的活动，工厂在生产过程中如果无节制不加处理地排放工业废料，会造成严重的水污染、土地污染、空气污染等等。三是农民生活的污染，生活垃圾随意丢弃，并且没有进行集中处理，会扩大污染面积，增加污染程度。1．3农村资源缺乏合理利用。当垃圾产生，但却未进行处理，就会侵占更多的土地资源。同时，“滥砍滥伐之后，没有进行新一轮的植被种植，”这些都会造成耕地资源的浪费。一些垃圾或者废料堆积在河边，还会造成水污染，农民给作物毫无节制地浇水，缺乏合理性的安排，这些又会造成水资源短缺。

2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生态环境的举措

第3篇：社会生态论文范文

关键词 和谐社会 构建 生态伦理问题 建设策略

一、生态伦理涵义

自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以来，人与自然的关系就被确立为主客体关系。在这种关系的支配下，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意愿日益强烈，向自然无止境地掠夺。特别是高新技术发展，他在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成为人类掌握的巨大力量，为人类带来极大的福利，实现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的现代化，但是，任何一种伟大的力量，如果不受道德的约束，它可能被滥用。经济的繁荣带来了丰裕的物质生活，但却遭受着工业社会造成种种环境恶果。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锐减、臭氧层耗竭等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的不断加剧，正在把人类推向危险的“生存困境”。当今时代，生态环境问题已经超越了国界和意识形态，在“生存”这个最基本的层面上把人类共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生存还是毁灭?”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二、当前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生态伦理问题

1．当前我国生态伦理问题的主要表现

（1）我国的生态伦理问题在政治领域中的表现主要体现在领导干部的政绩方面。领导干部的政绩观与发展观是密切相连的。能否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关键在于领导干部能否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树立科学的政绩观。生态道德问题在政绩观上集中表现为，生态保护是不是政绩、生态利益是否大于经济利益、在生态问题上有没有地方保护主义。

（2）生态伦理问题在经济领域中的表现主要是经济发展问题。同志在论述科学发展观时指出:“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的发展，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这一论断的基本伦理意义就是，衡量经济社会发展应以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和长远利益为根本尺度。但是，目前“先要温饱，再要环保”、“等经济发展了再治理生态问题”的观念仍然在一些地方流行；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的观念仍然很有市场；

（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急于抓经济建设却没有注意选择科学合理的经济发展模式，用高投入、低产出、粗放型经营方式去搞物质文明建设，忽视了生态效益，引发了一系列生态问题，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我国目前面临的生态环境形势严重恶化，必须采取措施加以解决。水体污染严重。目前我国每年废水排放总量为四百多亿吨，大大超过了环境容量，导致全国约有50%的地区浅层地下水受到污染，约有一半城市市区地下水污染比较严重，还有3.6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卫生标准的水。

2．生态伦理问题的原因分析

（1）认识论误区是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人和自然的关系，从认识论方面理解，就表现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人们错误的认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处于主导地位、中心地位，自然是为人类服务的。而这一错误的理解是生态伦理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以人的理性作为人与万物存在的根源，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人是目的”，他认为，人目的，而且只有人是目的，人的目的是绝对的价值，而且，据此人要为自然界立法，“人是自然的最高立法者”，恩格斯曾指出:“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身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做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

（2）经济与科技的落后是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在我国，我们一直有一个思想上的误区，认为单纯的经济增长、科技进步就等于发展，只要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了，就有足够的物质手段来解决现在与未来的各种政治、社会和环境问题。而导致这一错误思想的原因是我国经济与科技的落后。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尽管不断强调要避免重蹈西方工业化的覆辙，但在事实上却没有脱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这说明，现实的国情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思维模式决定理论兴趣的方向。

三、和谐社会构建中生态伦理建设策略研究

1．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建设生态文明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思想意识上实现三大转变:必须从传统的“向自然宣战”、“征服自然”等理念，向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转变；必须从粗放型的以过度消耗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增长模式，向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模式转变；只有大力弘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核心价值观，在全社会牢固树立与保护生态相适应的政绩观、消费观，形成尊重自然、热爱自然、认知自然、善待自然的良好氛围，让生态观念深入人心，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伦理问题。

2．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核心

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其中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这是我们党首次把“生态文明”这一理念写进党的行动纲领，必将在解决我国生态伦理问题过程中产生重大影响。生态文明既是工业文明自身演进、自我超越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置身未来的明智选择。生态文明观的核心是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是从人统治自然过渡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生态文明的本质特征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明形态。

3．以树立科学的生态伦理观念为价值导向

树立同步发展生态伦理观念，即追求个人、社会、经济和生态同步发展的生态伦理观念。由于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它们中的多种因素又都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有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我们绝不能因为单方面的发展而影响甚至破坏其他方面的发展，应该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作为社会的发展目标。人类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己经不再是孤立存在的、纯客观演化着的、“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而是作为人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打上人类活动烙印与人类社会有着多方面关联的综合体。马克思说:“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

目前，我国国民的生态道德意识水平还较低，有必要通过完善的制度和规则特别是法律法规的形式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对违公德的行为给予相应的处置或惩罚。尤其是社会政治组织必须本着对人类生存负责的精神，切实履行好既是社会管理者又是生态环境管理和维护者的职责，切实地保护好、治理好人类的生存环境。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47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75

第4篇：社会生态论文范文

一、社会资本:农村社区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石

社会资本是区别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的一种资本形式,是当今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许多学者从不同的学科领域进行研究,对社会资本给出的定义各不相同,可谓仁者见仁,作者见智。比较公认的是布迪厄、科尔曼以及布坎南的定义。由于农村社区是一个社会组织,本文采用的是布坎南的定义,即从社会组织角度加以阐释的定义。在《让民主有效运转》一书中,布坎南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其中包含信任、规范以及网络等,它们能够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张文宏,2003)。运用布坎南的定义分析,可以看出,社会资本在农村社区生态环境保护中,能够起到基石的作用。

(一)社会资本可以打破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囚徒困境”

生态环境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最大难题主要在“囚徒困境”。“囚徒困境”是拓扑论中的范例,用来说明信息不完全条件下放弃通过合作实现最优目标的现象。两个囚徒被分开审讯,选择不认罪是二者的最优选择,每人将得到最轻的惩罚。但由于彼此缺乏信息,加之不信任心理,每人都选择了自己认为的最优选择:认罪,结果放弃了整体最优选择,每个人得到了较重的惩罚。“囚徒困境”常用来解释公共地的生态环境问题,个体的理性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而社会资本是打破“囚徒困境”,促使人们合作的有效工具。首先,信任是人们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合作的纽带,“相信你能遵守规则,我也就会遵守规则”,是社区生态环境保护中人们的普遍心理,而这其中的基础就是信任,缺乏信任,人们之间的合作不是不可能,就是成本很高。其次,规范制约着人们之间的行为,使人们的行为向着有利于社区长远利益的方向演进。尽管社区的规范大都不像国家法律法规那样正式性,但正是一些约定俗成的规范代代相传,沉淀到成员的心理,内化为社区成员的自觉行为。再次,农村社区联系人们的纽带是血缘以及地缘,社区人际网络重叠率很高,人际网络具有全面性与实名性特点,不像城市社会中那样片面性与匿名性,人们之间易于合作,这对社区生态环境保护是有利的。

(二)社会资本可以促使人们遵守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则

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社会资本可以促使人们遵守相关规则。市场机制在这方面就存在缺陷。在我国当前,不少污染企业都和政府管理玩“猫捉老鼠”的游戏,“白天冒白烟,黑天冒黑烟”的情况比比皆是。主要原因就是被发现概率低以及违规成本低,遵守规则的激励不足。与市场机制相比,农村社区中由于饱含社会资本,在促使人们遵守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则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在农村社区中,人们之间的互动较为频繁,互动频繁本身就是一种监督。很多情况下,监督只是一种“顺便”的事情,就像奥斯特罗姆所引案例那样,在旱年取水,每人分配一定比例的水,当一人在取水时,下一个人就在他后面排队,多取水马上就会被发现,这是工作自身的需要,同时也意味着监督,并且成本极低,而违规被发现的概率极高,促使人们遵守规则(奥斯特罗姆,2000)。其次,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社会资本牵涉其中,违规成本是很重的。在农村社区生态环境保护中,违规者所受到的惩罚很少涉及法律与物质利益层面,大多涉及道德与精神层面,这种成本看起来似乎很轻,实则不然。因为在乡土社会,信用与声望等是“社会货币”,失去了信用与声望,也就失去了社会资源,同时也意味着经济利益受损。在互动性强的乡土社会,违规的成本无疑是巨大的,这也能够促使人们遵守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则。

(三)社会资本可以解决人们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利益冲突

生态环境问题表象上看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但本质特征不在人与自然之间,而在人与人之间,是人与人之间针对自然环境的利益博弈问题。人与人之间关于自然环境利用、分配以及成本摊派等的博弈构成了生态环境问题的主旋律。在生态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中,冲突与摩擦无处不在,由此需付出巨大的摩擦成本与磨合成本。而社会资本可以有效解决人们在资源环境利用中的利益冲突,降低摩擦成本。与政府管理相比,社会资本体现为身份承诺、信任、关系等非正式调控手段,依赖情感、默契、理解等维系关系。在小规模群体中,依赖社会资本调节,要比依赖正式手段的政府管理更有效率、更人性化与更有灵活性,同时能够减少摩擦成本,协调冲突。

(四)社会资本可以抵御外来污染转嫁

当前在我国农村社区,生态环境问题大部分是外界社会诱发与转嫁的。这里面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农村社区在外来经济诱惑的情况下,急于发展经济,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只要金山银山,不要碧水青山。另外一种情况是,由于城乡之间生态不平等,社区遭受外界污染转移之苦。无论哪种情况,破解的关键都在于社会资本。在第一种情况中,由于社区资源环境是社区所有人共同的“命根子”,而且子孙后代的福利都与此息息相关,同时由于信任、规范以及网络机制的存在,使社区成员从长远角度考虑问题成为可能。这使得不少社区能够抵制市场机制的诱惑,保护好自己的生态环境。我国不少农村社区面临市场经济的冲击,仍然保护好了自身的生态环境,机理正源于此,反之则亦然。在第二种情况中,由于共同的利益,以及固有的信任格局,使社区成员面临外界污染转嫁时保持高度的一致,一呼百应,予以反抗,极少出现机会主义“搭便车”行为。在我国一些农村社区集体反抗外界污染的环境事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奥尔森“集体行动的困境”,在这里没有发生。

二、社会资本流失:当前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

社会资本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中具有重要意义。社会资本能否恒久甚至增值,取决于以下因素:一是群体的规模。群体规模太大,人们之间就形成了匿名性,匿名性使信任丧失,使规范失效,同时也难以保持良好的人际网络,社会资本也就难以形成与维持。反之,群体规模适中,人们之间保持很强的互动性,有利于社会资本恒久甚至增值。关于这一点,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给出了极好的阐释。他认为,“除

非一个集团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者集团的利益”(奥尔森,2004)。二是历史沿革。一个群体能否形成良好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能否增值,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历史上形成的路径依赖。由于社会资本需要时间浸润,一个社区在历史上社会资本生成的状况,对以后社会资本的走势也会产生重要影响。三是人员固定性。信任、规范以及网络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生成,这其中一个重要前提是社区人员相对固定。人口流动过于频繁,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就会失去载体,社会资本将大打折扣。四是社会结构状况。社会资本与社会结构状况是息息相关的。传统农村社区中人口相对同质,导致社会资本雄厚。

从以上可以看出,社会资本的形成与增值需要一定的条件,传统农村社区存在着良好的社会资本,与以上条件关系很大。但是目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市场、政府力量等向社区的渗透,农村社区中社会资本正面临流失的危险。仍从以上四个条件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以下趋势。其一,农村社区群体的规模正日益增大。传统的社区是自然村,当前农村社区是行政村,甚至一些农村社区已经演变成“超级村庄”,社区群体规模的增大,对社会资本的形成与积累构成一定的威胁。其二,社区历史沿革的影响日见微弱。随着国家政权向社区的渗透,冲击了社区历史沿革的传承性,尤其建国后的几次大的政治运动,如、等,对社区历史沿革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而现代教育造成农村社区中“代沟”的增大,在一定程度上也割裂了社区历史沿革的延续,影响了社会资本的积累。其三,人员流动性加快。目前,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不少农村人口流动加快,尤其在发达地区更是如此。在一个缺乏人员稳定的社区中,居民对社区公共资源的贴现率是非常高的。“我遵守规则,别人不遵守规则,等于我替别人作了牺牲”,信任机制在这里将大打折扣,而且外来人口不一定认同社区生成的规则,规范开始失效,人际网络也随着人员的变动而松动,社会资本易于丧失。其四,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农村社区社会分化,出现了复杂的社会结构。传统农村社区人们有着利益一致性,这是建立在人口相对同质性的基础之上的。社会结构的复杂,带来了利益需求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削弱了人们对社区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人们之间的信任与合作都会受到影响。

我国目前农村生态环境状况不容乐观,与社区社会资本的流失关系很大。这从以下两种情况可以反映出来。一种情况是社区的生态公共地遭到破坏。由于社会资本的流失,人们对生态公共地的心理预期变差,公共资源的贴现率变高,个体争先恐后的透支公共资源,“如果现在不用,等想用的时候,也许就没有了”,在这种心理预期下,于是我们看到,一个一个公共地悲剧被造出来,公共湖泊、公共山林、公共草场,都在演绎着这方面的悲剧。

另外一种情况是外来污染摧毁了社区的生态环境。在这里,社会资本流失的后果可以更清楚地体现出来:某些案例中,社区中一些“精英”通过出卖社区公共资源,从外界污染中获得大量实利。而为此付出的成本,却由社区全体成员买单,成本与收益被严重割裂。如果社会资本雄厚,人与人之间充满信任,社区有着严格的公共地资源使用规范,这方面的悲剧本应当可以避免。另外一些案例中,在面临着外来污染威胁之时,社区没有运用社会资本,进行抗争。尽管抗争不总是有效的,但也不乏成功的例子。在这里,我们运用科塞的冲突理论,可以解释社会资本在抵制外来污染转嫁中的作用——当一个群体面临与外群体冲突中,该群体如果有雄厚的社会资本,已经构建起维护自己结构的核心价值并取得全体成员的认同,群体整合的较好,就有可能动用更多的资源;反之,在外部威胁的情况下,群体要么反映冷漠,要么加快分歧,要么走向解体。

三、社会资本的重构与再生: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结合

综上所述,传统农村社区拥有良好的社会资本,对社区生态环境保护起着重要作用。在历史上,许多农村社区利用社会资本进行“自组织”,较好地保护了社区的生态环境。社会资本的运用,是农村生态环境得以合理保护的关键。但目前,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等因素影响,社会资本在农村社区中有日益流失的危险。由于社会历史条件所囿,目前就我国大多农村社区而言,我们难以复制传统的社会资本。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利用社会资本保护农村的生态环境。我们认为,当前我国处于传统农村社区与现代农村社区的过渡阶段,社会资本的流失只是一种暂时现象,社会资本在农村社区可以得到重构与再生(当然在一些农村社区中,社会资本并没有失去),并在生态环境保护中起到重要作用。这种重构与再生,沿袭的是一种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结合的路径。我们详细解读与缕析其中的路径,大体归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传统农村社区阶段,人们之间的合作是基于价值理性的合作,特征是社会资本雄厚。第二阶段是过渡农村社区阶段,价值理性丧失、工具理性尚未成为人们合作的纽带,特征是社会资本衰弱。第三阶段是现代农村社区阶段,人们之间的合作是基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有机结合的合作,特征是社会资本重构。第四阶段是未来农村社区阶段,人们之间的合作是基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有机结合的合作,特征是社会资本得以积累并日益雄厚。

现代农村社区社会资本重构的起点是工具理性,即在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中,人们之间的合作是基于理性选择的。也就是自私的理性人,为了私利得以实现,在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中选择了合作,因为合作要比不合作有利,这是基于理性的判断。基于工具理性的合作是有可能的,即使在“囚徒困境”模式中,人们之间的合作也要比不合作有利。自私的理性人之间,只要满足一些条件,也完全可以打破“囚徒困境”。奥斯特罗姆将这些条件归纳为八点。一是清晰界定边界;二是占用和供应规则和当地条件保持一致;三是集体选择的安排;四是监督;五是分级制裁;六是冲突解决机制;七是对组织权最低限度的认可;八是分权制企业。而阿科瑟尔罗德以及沃塔纳波等人以计算机模拟环境“博弈”,其结论也证实了这一点:自私的理性人之间也可以合作。在重复进行的无数次“博弈”中,首先违规不合作的人总是被淘汰,“一报还一报”(你不合作,我也不合作;你合作,我就合作)的人获利最大。

第5篇：社会生态论文范文

开幕式由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副院长杜宝贵教授主持。东北大学宣传部部长丁义浩、辽宁省社科联主席张沈立、辽宁省教育厅科技处处长陈涛、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环境哲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卢风教授、中国环境伦理学会会长、哈尔滨工业大学叶平教授、辽宁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研究会理事长、大连理工大学学院院长魏晓文、辽宁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军出席了开幕式并对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在13日上午的大会报告阶段，先后做主题报告的有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叶平教授、吉林大学的刘福森教授、北京大学的郇庆治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的曹孟勤教授、东北大学的秦书生教授、北京工商大学的王鲁娜教授。14日上午的大会交流阶段，清华大学的蒋劲松副教授、南京林业大学的曹顺仙教授、四川师范大学的唐代兴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解保军教授、北京林业大学的杨志华副教授、东北大学的于春玲副教授等做了主题发言。专家学者们就生态文明的研究范式、理论体系构建、实践路径选择等相关主题做了报告。

13日下午的分组讨论会持续了三个多小时，与会专家、学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展开了激烈的对话与争鸣，现场气氛热烈，迭起，围绕“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这一会议主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和充分交流。

第6篇：社会生态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在当前物质财富迅猛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人文精神衰微的时代困惑。新时期推进和谐社会建设，需要以人文价值的生态文化理念贯通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共生互动、自我生长的过程，进行“伦理—经济生态”、“伦理—社会生态”的人文建构，使“义—利”相融、“德—得”相通，确立伦理—经济—社会三位一体的有机人文精神系统。

现代社会发展和繁荣的背后潜隐并伴随着“经济发展一元论”的价值陷阱(单纯追求经济高增长的指标，人居环境、精神文化生活等社会事业发展却相对滞后，“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同时，也遇到了“小康难题”(虽然当前全面小康建设进程加快，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面临着农民增收困难、社会事业发展滞后、资源环境压力加重、区域差距拉大等难题)。为此，在新时期，应有效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在理论研究中，经济、社会与伦理似乎是难以并存与同一的不同文化因子，是物质现实世界与精神超越世界的不同文化体现，然而，现代文明发展的基本趋势却是伦理、经济与社会共生互动并日益复归于其生态本性，这不仅是学术研究中的理论突破，同时也是现代文明困境的实践超越。“伦理”作为人类生命与生活的智慧结晶，是人文精神生态的内在依据和有机文化构成。“生态”不仅是“生物的居留场所”和“生命的存在状态”，更是一种“生存姿态”和“生活样态”，以“伦理—生态”的文化理念渗透贯通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共生互动、自我生长过程，应当进行“伦理—经济生态”、“伦理—社会生态”的人文建构，确立伦理—经济—社会三位一体的有机人文生态系统，从而对有效抵制单纯重经济增长、科技进步，轻德性塑造、价值提升的现代文明的旧的发展模式、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社会和谐的人文价值底蕴

“冲突”与“和谐”的对立与角逐，自有人类历史以来便一直潜在或自在地存在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整部人类文明史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乃至人与自身相抗争的历史，同时也是消除“冲突”、追逐“和谐”的奋斗史。然而，无论如何，“和谐”，并且惟有“和谐”才是生态伦理精神或者生态社会的价值“基地”与价值“目标”。

“和谐社会”并非传统社会中原生自发的和谐有序，而是历经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后加以反思并内化的社会全面发展的和谐，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是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与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是社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同进步所构建的伦理秩序，因而，社会和谐所衍生的应当是一种公平正义、互惠互利、安定有序的自得完满境界，从而体现出对人的价值和人格的尊重。

社会和谐内蕴着与生俱来的人文价值底蕴。“人文”是一种无限可能的意义世界生成，是对自我的不断创造、突破、超越与提升，是超越于“实然”以达“应然”的价值体系的无限赋予过程，人文价值的现实体现过程实际上是伦理的实行过程，“是通过伦理化对人的动物本性和世俗生活引导、提升的过程，也是人的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命秩序建构的过程。”[1]是对实体性自由的境界提升;“人文精神”则是伴随着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人文主义思潮而勃发的时代精神气质，狭义的人文精神主要是为挣脱宗教神学禁欲主义羁绊而崇仰人的主体价值能动性、凸现主体人性并追求自由幸福的实现的人文关照，而今天崇尚的人文精神则是广义层面上的价值理想和文化精神，以主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生幸福的实现为终极依托，在真、善、美的精神境界层面提升人性，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是个性的充分展现和潜在能力的充分发掘，在对现实物质世界超越与提升的基础上赋予人类以生存意义指向和生活价值旨归，是整体人类前途和命运的终极价值的理想关怀。

中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人文价值发展后劲不足的态势，经济发展与人文价值的矛盾构成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瓶颈”地带，单纯的经济增长指标极有可能使整个社会流于“片面发展观”的缺陷而遭遇严峻的“发展”难题，所以，重建整个社会的价值生态体系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和谐社会建设根本上应当是人文价值理念指导下的“伦理—经济生态”、“伦理—社会生态”的合理价值建构模式，是在伦理—经济—社会系统整合的有机生态体系中理解、确证并建构的一种自我生长、共生互动、良性循环并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社会合理持续存在状态。

二、“义—利”相融的“伦理—经济生态”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伦理冲动力与经济冲动力之间的紧张与游移态势，而伦理与经济的关系在伦理视域中主要体现为义、利关系。利益需要必然导致谋利的冲动，然而，和谐社会的经济建设决不是谋利本能的纯粹释放，谋利的努力应当具有价值理性的合理因子，使经济冲动成为造福社会的力量，实现义利互动。归依于社会生活秩序与个体生命秩序中的社会主体，在物质欲望冲突与矛盾过程中彰显社会“应然”的价值理念，是“义”的社会诉求。然而，经济发展最深层的根源是趋“利”的行为倾向，“义”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对“利”的超越与提升，从而高扬人的生命价值与尊严。所以，义利关系的调节是伦理与经济关系调整的反映，伦理既是对人的生物本能的超越以及对过度的自然物质欲望的扬弃，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人的生命价值尊严与生活目的意义的肯定与提升，伦理—经济的生态基础恰恰存在于人的自然本性与超越本性的和谐中，是人对自身经济行为的合理性的价值追求。“如果没有欲望及其冲突，伦理、道德就会失去其存在的根源;如果没有伦理道德的超越，没有在道德的运作中对人的自然欲望的超越，经济也就失去了其人文意义。‘义’来源于‘利’又与‘利’相对立，二者的紧张与和谐构成伦理精神的内在矛盾运动。”[2]所以，伦理—经济关系的生态整合点是“义—利”相融，伦理与经济的辩证互动构筑起了一种合理的伦理精神生态，即“伦理—经济生态”。

(一)“利”的突显与传统家族血缘伦理模式转换

美国著名学者弗兰西斯福山在其《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中指出，中国绝大多数企业之所以不能快速发展，原因在于中国的私人企业难以摆脱家族主义的阴影，华人企业是“两头大，中间小”的马鞍型组织，国有企业和传统的家族企业作为主要的实力框架占据两头，民营企业占据中间地带，后者缘于中国传统的家族血缘伦理不轻易相信外人的倾向而力量薄弱，“在传统中国社会里，信任家庭以外的人或赋予其责任无疑是一种弱点，这在自给自足的农家里尤其明显。”[3]104从而不能将管理制度化，并且遗产的均分继承制影响财产的相对集中，制约企业的发展规模。中国社会普遍存在这种传统的家族血缘伦理情结，家国一体、由家及国是中华民族走向文明的特殊道路，“血缘”作为家的灵魂，是由家及国的出发点，更是中国人独特的“人化”起点以及安身立命的基地，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深层的社会根基，既是个体生命活动的归依，又是道德人格塑造的母体，根深蒂固的家族血缘伦理情结最终跨越了基本的人际关系界限，逐渐包容涵括并渗透影响一切社会伦理关系、政治关系以及经济关系。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存在“马鞍型”现象，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成绩的取得与改革开放30年来所构筑起来的乡镇企业模型、民营企业模型以及外向型经济模型密不可分，特别是最为普遍的家族企业模型，然而，家族血缘伦理情结使得传统家族企业发展缺乏创造力和发展魄力，企业发展固守着传统的家族观念，信任只存在于家族内部，对一切“外人”始终保持着极度的警惕和高度的戒备心，由此，企业的运作便囿于自我狭窄的小圈子，难以形成制度性的人才和技术创新体系，难以吸纳社会精英管理创新人才，难以构筑赶超型的企业内部竞争推动机制，也缺乏舆论大众的有效监督约束机制。此外，家族企业财产的均分继承制使得企业资产难以积累和积聚，极大地制约了家族企业的规模效应，难以形成国际市场竞争力。因而，“马鞍型”企业模式下的经济运作因传统家族血缘伦理的渗透因子而存在规模弱小和竞争力匮乏的弊端。新时期超越“经济发展”难题和“小康难题”，唯有实现传统家族血缘伦理的转换，诉诸社会信用和公民社会的竞争推动机制，从而推动国内企业组织模型的机制转换，形成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中国企业品牌，实现新世纪又一个跨越式发展。

(二)“义”的回归与社会资本积聚

弗兰西斯福山认为:“未来两、三代间中国大陆的平均国民所得达到目前台湾和香港的水准时，最大的问题才会冒出来。”[3]358这个充满警醒意味的“最大的问题”便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资本的严重匮乏。“福山预言”在分析英、美、法、德、意以及亚洲各国文化传统及经济特色的前提下，在总结发达国家现代化道路上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明确提出后发国家若以经济的单一片面增长作为现代化的唯一指数势必抛开对社会资本的倚重，而后者却往往是现代化成功的生死攸关的因素。

在福山那里，“社会资本”被界定为一个社会的成员相互信任、以组织形式进行合作的能力。美国、德国和日本以超越家族关系的“社会资本”为主，陌生人能够在共同的组织模型中彼此信任、相互协作，因而能够建立起大规模的现代化企业模式。相反，像法国、意大利、中国台湾和香港，其“社会资本”仍旧囿于传统的家族血缘，信任限于家庭内部成员之间，根深蒂固的血缘纽带造就的是缺乏市场竞争力的单个家族的小规模的企业模式。“社会资本”的获取要求社会成员普遍具有诚信可靠、踏实忠诚的美德，而纵观中国传统家族企业经济的发展，因局限于传统家族血缘伦理，当面向社会市场时就会存在社会资本脆弱甚至贬值的趋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经济信用危机，而这无形当中又降低了企业组织效率并提高了企业经营成本。“社会资本”是建构在普遍道德责任意识基础上的“人文精神”，社会资本的匮乏必定带来企业与社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内部的社会资源成本、社会风气成本和经济监督成本的无谓增加，实际上，这是一种人文价值和伦理精神的匮乏，所以，社会资本的积聚与“义”的回归成为弥补经济发展弊端的有效途径。

如何弥补经济信用的缺憾，及时在“小康”目标实现的过程中积聚“社会资本”，实现伦理与经济的辩证互动，成为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首先，需要政府管理部门完善立法、严格执法并强化法律监督机制和惩戒机制，抵制欺诈失信的市场行为，在全社会营造公正、公平、公开的制度环境氛围，引导市场行为主体明礼诚信、懂法守法、有序竞争;其次，由于传统家族血缘伦理的渗透，“社会资本”的积累和积聚面临“中空”地带，一端是强大的政府组织，另一端是原子化的个体与众多单个的家庭，中间层面空场缺位，缺乏相互信任的组织社群，无形中缩小了社会人文资本产生的空间，如此，就需要建立形式多样的沟通、协调型的社区、社团以及工会组织，培养团结、协作意识，形成互信的社会氛围，逐步克服传统狭隘的家族血缘伦理局限，积聚“社会资本”;再次，通过加强社会道德教育的形式，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重塑个体、集体及相互之间的诚信、公正、平等、合作、创新的德性精神，培养普遍的社会公德，超越家族意识，克服当前社会资本闲置、分散、封闭的局限。

三、“德—得”相通的“伦理—社会生态”

人文价值理念作为文化存在形态，在中国区域经济目标实施过程中不仅体现为伦理与经济达至的有机生态，同时还表现为社会伦理实体存在形态的精神价值模塑，即“伦理—社会生态”。在社会共同体的具体运作中，存在“德”与“得”的矛盾，即世俗世界与意义世界、“德”的世界与“得”的世界的冲突与对立，正确处理“得”与“德”的关系，实现“德—得”相通，不仅是伦理—社会关系的生态互动点，同时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永恒主题。“德”不仅是社会伦理与个体道德内在的道德自我建构过程，即潜在形态的“德性”，同时也是社会的道德文化品质与个体的道德行为品质，即自在形态的“品德”，内在的“德性”与“品德”的外推，必定彰显为个体与社会的道德行为，即自为形态的“德行”。“德”内在于“得”，“得”为“德”存在的内在依据，“德”的使命是透过价值的努力扬弃“得”的矛盾，从而提升“得”、升华“得”，以“德”获“得”，在“德”与“得”的辩证互动中，构建“伦理—社会生态”。

(一)“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的“德—得”逻辑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把意志自由的理念赋予人的精神自由生长的三个阶段，即抽象法、道德、伦理，三者分别位居于抽象自由、主观自由以及主观自由与客观自由相统一的辩证复归的生长层面，只有达到伦理阶段才是客观精神的生态境界，而伦理主要落实为三种社会伦理实体，即:自然社会(家庭)、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国家)。新时期中国要实现经济、文化发展基础上的社会跨越式发展，有必要探寻三种伦理实体的“德—得”逻辑。

黑格尔在辩证法中分析认为，家庭是自然的伦理实体，是“直接的和自然的伦理精神”，是“神圣性和义务的渊源”，“作为精神的直接实体性的家庭，以爱为其规定，而爱是精神对自身统一的感觉。”[4]175“爱”的本质是“意识到我和别一个人的统一，使我不专为自己而孤立起来”，“但爱是感觉，即具有自然形式的伦理”[4]175。因此，家庭是以爱和感觉为基础的自我与他人相统一的伦理精神，是“直接的和自然的”和谐再现，我在他人身上找到自己，得到他人承认，反之亦如此，这便是家庭的主观性方面;但同时，家庭以财产等外在的定在确证自己的存在，这是家庭存在的客观方面，于是，家庭由主观的爱与客观的经济归属确证其伦理的存在，其中，“爱”是家庭维系的根基和纽带，而客观的财产契约关系并非家庭的本质确证。因此，在自然的伦理实体“家庭”内部，伦理精神是自然统一的。

市民社会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被界定为“差别的阶段”，是“结合在家庭的统一中的各个环节必须从概念中分离出来而成为独立的实在性”[4]195，通过社会教育的环节，家庭中的子女长大并逐渐脱离家庭融入社会，在社会中依靠社会契约建立组织关系，逐渐具备自身独立的法律人格，成为自由的定在。随着家庭的解体，便出现众多个别性的人和多样性的个别需要，市民社会由不同的需要构成的需要的体系来建构，从而成为个人利益的战场，即面“得”而居。这种状态极易剥去温情脉脉的面纱而再现一种自然本能的状态，于是，市场经济运作下的社会实体成为硬性契约中的枢纽，利益至上的理念引导又容易造成对自身责任和义务的忽视乃至道德的缺位，所以需要法律、警察、同业公会与私法的约束。实际上，市民社会殊性与普遍性是并行不悖的，个人要获取自身利益实现自身目的，必须以其他人或整体的存在为生存与发展的依托，在“普遍”中获得真实，“我在促进我的目的的同时，也促进了普遍物，而普遍物反过来又促进了我的目的”[4]199，个体与整体的共生发展构成市民社会存在的前提。所以，“得”的满足不仅应当透过他人和共同体的中介，而且要透过“德”的努力，努力建构“德—得”相通的逻辑进路。

家庭和市民社会在伦理阶段继续向前提升，便到了国家阶段，“国家又是它们的内在目的，国家的力量在于它的普遍的最终目的和个人的特殊利益的统一，即个人对国家尽多少义务，同时也就享有多少权利。”[4]261国家作为最高的伦理实体，融特殊与普遍、权利与义务为一体，个体作为社会公民在为社会尽义务的同时，他自身的人身、财产、福利以及作为实体性的本质得到了保护和满足，在为国家伦理实体尽义务的过程中再现了自身的生命和生活的价值，在融入实体中体会到归依的幸福，从而达到个体至高境界的自由，实现“德”与“得”的辩证为一。因此，作为价值理想，“德—得”相通的价值原理及其价值合理性历经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伦理实体的自然演进，最后必须透过政治的努力，在政治社会(国家)中才能够获得现实性，彰显伦理—社会关系的生态合理性。

(二)“德—得”相通的伦理精神与实践落实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初期，整个社会在发展经济、开拓市场的理念指导下形成了注重自然科学知识的教育模式，从而导致了自然科学兴盛、人文主义德性教育备受冷落，整体社会陷入经济发展“一元论”的泥沼。因此，实现“德—得”相通与生态互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

“德—得”相通的伦理精神在逻辑演化的理路中具有深厚的结构性内涵。首先，“得”必须“德”，“德”是“得”的价值前提和原则规范，以“德”谋“得”是基础性的理论前提;其次，“德”必然“得”，坚定的道德价值信念应当成为市场经济运作的实践依据，从而正相契合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善恶因果律”;再次，“德”就是“得”，“得”就是“德”，这种德得观，与“利在义中”、“义中有利”的价值取向实现了内在的统一与一致。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应当对接社会伦理道德的“教育—管理—实践”的生态链条，实现“德”与“得”的生态互动与价值整合。道德理论教育必须与道德管理相结合，这是内在自律意识与外在他律约束共生互动理念的体现。道德管理的滞后性势必削弱道德教育的成效，要科学合理地落实道德教育的成果，形成守信、团结、文明的社会氛围，就应当重视道德约束管理的环节，采用行政、经济、法律的手段对违反道德的行为进行制约规避。同时，道德教育与道德管理的合理运作，最终要透过思想的熏陶渗透落实于普通大众的道德实践，实现道德的“教育—管理—实践”的生态链条的合理对接。

[参考文献]

[1]樊浩.中国伦理精神的现代建构[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295.

[2]樊浩.伦理精神的价值生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242\|243.

第7篇：社会生态论文范文

关键词：档案学；生态学；档案生态研究；述评；展望

20世纪90年代末，档案界开始关切档案生态研究，尝试从生态学角度分析档案系列问题，初步提出了相关命题，开了档案生态研究的先河，为后期档案生态研究奠定了学术基础。今天，生态学普遍应用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成果凸显。在图书、情报、档案领域，利用生态学理论分析专业问题也不再陌生，相关概念如图书馆生态、信息生态、情报生态及档案生态、档案信息生态系统、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等被不断提及并被学术界持续关注，同时，国家各层次相关社科基金也纷纷为此研究立项，支持学术界持续、深入地开展相关研究。为此，本文将在文献综述基础上，梳理并分析档案生态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1档案生态研究发轫

单纯从生态学融入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观之，环境问题是人文社会科学引入生态学理论的重要基点。正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全球环境问题、地区环境问题等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生态学思想也恰好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由此，环保问题、生态安全问题、转基因问题、物种问题等，成为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共同关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相关的交叉学科不断涌现，相关的交叉研究层出不穷，相关的交叉成果琳琅满目。档案界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在信息生态的关注中开始关注并研究档案生态问题，提出了档案信息生态、档案文化生态、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等研究命题，为档案生态研究开了先河。

1.1生态研究及其应用。生态学（Ecology），是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于1866年定义的一个概念：它是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英语ecology是由希腊语词汇“Οικοθ”（居住在同一家庭中的人）和“Λογοθ”（学科）组成，意思是“研究居住在同一自然环境中的动物的学科”，目前，已经发展为“研究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1] 20世纪40年代以来，生态学发展迅速，应用广泛，研究对象与领域不断拓展，相关分支学科不断涌现。[2]生态学发展至今，其内涵和外延都有了变化，尤其是随着全球人口猛增，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不断凸显，促使当今生态学研究日益从以生物为研究主体发展到以人类为研究主体，从自然生态系统的研究发展到人类生态系统的研究，因此，生态学的定义应当反映这种变化，把研究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包括在内。为此，在集成众多生态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邹冬生、高志强认为，当今生态学可以定义为：生态学是从系统的高度，研究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科学，其中的生物包括人类、动物、植物和微生物，而环境则包括自然环境、人工环境以及社会经济环境；[3]曹凑贵认为，生态学可定义为“研究生物生存条件、生物及其群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其目的是指导人与生物圈（即自然、资源及环境）的协调发展”。[4]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生态问题成为全球问题之一，生态学也从诞生时的生物学范畴衍生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领域，尤其是在政治学与经济学领域，生态学的应用可谓百花齐放，各类成果不胜枚举。笔者认为，生态学由自然科学进入人文社会科学，最大的功效是为人文社科提供了思维导图，使人们尝试运用生态学理论从观察自然界转移到观察社会生活，如企业生态、政治生态、社会生态以及文化生态等。其中，生态位理论尤为明显，生态位概念揭示的是生态个体、种群和物种生存与竞争的普遍规律，该理论20 世纪80 年代开始被引入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成为研究人类社会巨系统中的一个分析工具。[5]

1.2档案生态研究。档案生态问题，不言而喻，正是借用生态学理论和思想，参考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积极地将生态思想引入档案学研究领域的专业学术研究，根本目的，是在拓展档案学研究视野基础上，为档案事业的发展出谋划策或者是提供思维导图。而如何去实现，如何去选择生态学的理论，怎样使得生态理论和思想与档案研究之间取得关联等，这便是档案研究者、档案从业者需要面对和思考的直接问题。随着生态学知识在图书情报档案界的应用，除图书馆生态、信息生态、情报生态研究外，档案生态研究也业已初步展开，并取得一定成果。据笔者通过中国知网以“档案+生态”为关键词，以“题名”为限定条件进行检索统计，截至2011年8月，显示相关文章98篇，与档案生态研究直接相关文章近20篇，其中，有关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研究最能体现档案生态研究之思想，不仅积极引用借鉴生态学知识思考档案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理念，为学术界认识和研究档案问题奠定了基础。据统计，在目前有关档案生态研究的文献中，明确提出“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的有3篇，分别为薛春刚《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的平衡与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种金成《档案信息生态失衡问题研究》 [6]及葛翠玲的《档案信息生态失调原因探析》[7] ，其中，薛春刚一文[8]对档案信息生态系统进行了初步界定：它是指以实现档案信息的产生、积聚、传递、开发、利用等为目的，具有特定的结构和秩序的由各种要素组成的相互关系的总和，其组成要素有人、信息、设备及指导其运行的档案学术理论等。并指出，理想的档案信息生态系统应该是平衡的、稳定的系统，是“人造系统”、“开放系统”以及“动态系统”，突出强调人、信息传递、环境变换在档案信息生态系统中的表现。

目前，生态学理论和知识在学术研究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典范之一。借鉴生态学知识开展专业研究，不仅适用于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传统人文社会学科，也同样适用于新兴社会学科。尽管档案生态研究业已开展了初步研究，但不可否认的是，档案生态研究仍然处于起步状态，但研究的问题深度不够，成果不多，有关专著更是鲜见。为此，笔者以为，摆在档案生态研究面前的首要问题，是进一步推动档案生态研究的开展，使得档案生态研究在广度与深度上同时得到提高，即有更多的人参与档案生态研究，更多的成果体现档案生态研究，更多的问题驱动档案生态研究。

2档案生态研究现状

通过“档案生态研究发轫”的论述，我们对档案生态研究的主题有了基本把握，也对档案生态研究的前因后果有了初步认识，为今后档案生态研究提供了参照。接下来，笔者将以传统文献综述的方式详细分析档案生态研究现状，为档案生态研究的未来提供系统的文献梳理和问题导向。

2.1文献回顾。档案作为社会存在一分子，档案工作作为社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档案与生态有自然的内在关联，实际上，我们从传统档案管理实践来看，作为档案管理重要内容之一的“档案保护”问题，其实，涉及诸多自然科学知识，尤其是生物学知识和传统生态理念，这在《档案保护技术学》这门课程上得到鲜明体现。同时，告诉我们，利用生态学知识开展档案保护工作，也是档案事业建设与发展重要手段之一。前文中，笔者通过中国知网检索统计，截至2011年8月，显示相关文章98篇，其中，与档案生态研究直接相关文章近20篇。而在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层面上，金波教授《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课题、卞昭玲教授《信息生态学理论与我国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管理研究》课题，分别在2008、2010年度获得立项研究。通过分析检索出的文章，我们发现，档案生态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其中，《利用农业科技档案为生态农业建设服务》[9]一文，是档案界最早从生态角度开展档案研究的专业论文，作者从档案的角度，分析了农业科技档案为生态农业建设服务的系列问题，尽管，不是我们所说的档案生态研究，但对我们后期开展档案生态研究具有启发意义；而《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的平衡与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10]一文，应是档案生态研究的开山之作，该文旗帜鲜明地从生态学角度探讨档案信息生态问题，并首次从生态系统的高度，认识档案事业可持续发展问题，诚如其文所说，意在“着重探讨影响档案信息生态系统平衡的诸因素，及保持和恢复档案信息生态系统平衡的途径”。

新世纪以来，在上世纪末研究基础上，生态思想进一步被档案学界借鉴和引用。有人撰文提出建立“生态档案馆”，[11]当然，这纯粹是从建筑生态的角度认知档案馆建设低碳、环保问题，是传统档案保护技术研究的传承；有人提出，要关注“档案生态位”， [12]分析了档案作为社会信息群中的一个子系统，在社会信息系统中独树一帜的原因，指出，“档案，作为社会信息群中的一个子系统，……以它的真实性、开发性、系统性、滞后性等特点，区别于其他信息，而在社会信息系统中独树一帜，并由此，形成它独特的‘生态位’――司法工作的凭证，战略决策的依据，科学研究的参考，宣传教育的凭据等”，虽然文章较短，但“标题党”效应明显，明确地将处于生态学核心理论之一的“生态位”理论引入档案学研究，并提出“档案生态位”问题，至今不乏参考意义。事实上，这已经涉及档案与其他事务之间的生态生存问题，可以说，已经很“生态”了；有人提出“生态式思想与档案馆管理制度”，[13]此文已经将生态思想贯彻深入到档案管理制度层面，具有一定的研究深度；还有提到“我国档案业务工作环节的生态学考察”，[14]此文引入生态式管理理念，可以弥补传统“科学管理”的不足。生态式管理追求管理的整体功效，向一切等级制挑战，它使人生发新的潜能，使档案工作可持续发展，这已经从档案业务环节内部开始了档案生态考察，为我们全面认识档案管理工作开启了新的分析视角；同时，将文化生态有关理念引入档案学研究，也成为新的研究增长点。《从文化生态学视角看档案文化市场的构建》[15]、《文化生态与中国传统档案文化》[16]、《文化生态对中国传统档案文化的影响》[17]以及《试析档案文化的社会生态系统属性》[18]等文，这些研究，已经集中体现了档案文化生态研究的初步成果。《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建构》[19]一文，通过生态学的理念，全面引入到数字档案馆的研究中，把数字档案馆作为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系统分析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各生态因子及其相互关系，建构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结构模型，为数字档案馆建设与研究提供参考。而本文也正是作者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编号08BTQ040）的项目成果之一。而作者近年来以课题为支柱，已经指导多篇有关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有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环境、结构、保障机制、运行机制以及评估等系列研究。南昌大学张东华则在《数字档案馆信息生态平衡及其策略研究》[20]一文中，论述了保持数字档案馆信息生态平衡的意义，分析了数字档案馆信息生态失衡的表现及原因，并提出了保持数字档案馆信息生态平衡的应对策略。

2.2研究述评。纵观上述文献回顾和分析，我们看出，目前，档案生态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尤其是专著除了传统档案保护技术学教材外更是鲜见。从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来看，反映了档案生态研究在档案学学术领域受到重视，且相关课题也被提到国家层面，需要开展深度研究以解决实际问题。从已有的成果分析来看，我们认为，主要研究突出表现在初步的借鉴层面，缺乏深度的专业研究且研究层面比较分散，呈现零星研究状态，缺乏系统深度研究层次。可喜的是，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已持续关注档案生态研究，相信随着这类以课题为中心的档案生态研究，将会呈现出不一样的成果。

笔者以为，借鉴生态学理论研究档案问题、探索档案发展等，这其实是涉及学科嫁接这一基本问题，不算创新。若想提升至创新层次，迫切需要直面“如何选择、如何关联”问题，进而回答“如何实现”，即通过学科嫁接或者理论嫁接抑或思想嫁接，最终是“为我所用”，使生态理论为档案事业作“嫁衣裳”。虽然，档案生态问题客观存在，但实际上，档案生态却仍是个新生问题，相比相关学科而言，我们的交叉研究刚刚起步，我们的专业关注还很薄弱，我们的专业视野还很狭窄。为什么说客观存在？我们知道，生态问题与环境之间息息相关，档案与环境之间关系也很密切，相关的研究也很多，但缺乏理论深度和社会高度，生态学的问世及应用为档案与环境研究提供了理论视角和思想路线。作为新生问题，只缘从生态学视野关注、研究档案问题的太少，已经提出的档案生态问题声音太弱，迫切需要档案人开始高度关注，积极研究，充分应用相关研究成果，形成档案生态理论和思想，促进档案工作发展。

3档案生态研究展望

档案生态研究，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末业已开启，在新世纪初得以全面展开，并在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课题层面进入深入研究序列，可见，生态学与档案学之间的关联研究，业已获得了国家层面的认可。但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相关深度研究仍然缺乏，其研究空间仍然广阔，需要学人在前期研究基础上继续深入研究，不断拓展档案生态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笔者以为，在未来档案生态研究层面，可以从以下诸角度开展研究。

3.1档案事业生态环境研究。目前，档案事业发展迅速，特别是在信息网络技术驱动下，档案事业发展呈现诸多新特点，如新领域的开拓（数字档案馆的建设与发展所带来的系列专业问题）、新环境的呈现（档案事业发展环境需要直面信息网络技术驱动下的网络社会现实环境）、新问题的困境（档案事业在“传统与现代化”的转型历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如档案信息化、档案信息资源组织、电子文件的采集与长期保存、数字档案馆等结构与功能等）等，所有这些新领域，均可归结为档案事业发展的生态环境问题，需要学术界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题研究，一方面，从生态学的视角分析档案事业建设与发展的新问题，另一方面，通过跨学科的介入拓展传统档案学研究的范围。

3.2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实际上，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理念的提出，是基于生态系统的角度观察与分析数字档案馆系列问题，而提出的跨学科性研究课题。该课题，在金波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推动下，目前，已经取得初步成果。就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课题本身而言，我们认为，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理念的提出，是建立在生态系统理论对数字档案馆建设与发展的战略影响的前提下提出的全新概念，这也是近年来，生态学理论与生态系统理念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具体应用的进一步发展。面对未来，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培育与发展问题至关重要，这不仅涉及数字档案馆的进一步可持续发展问题，且关切到中国档案事业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全面推进与发展。我们可以从生态系统理念的角度，提出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理念，并从战略上规划数字档案馆发展，为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培育与发展指点迷津。可以预见，随着数字档案馆建设投入的加大和相关研究的深入，该课题将会面对更多新情况，需要学人持续跟进，从生态学、系统学角度进一步研究和分析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相关的各类问题。

3.3档案文化生态研究。目前，文化生态研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据百度百科解释，文化生态核心思想有三：[21]①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所显露的美好的姿态或生动的意态；②狭义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③泛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状况和环境。档案作为人类文明的承载，它自身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特性，通过文化生态的引入分析档案文化生态问题。目前，档案界在档案生态研究成果中已有初步涉猎，有涉及档案文化市场研究的，如《从文化生态学视角看档案文化市场的构建》；有从中国传统档案文化角度分析的，如《文化生态与中国传统档案文化》与《文化生态对中国传统档案文化的影响》以及《试析档案文化的社会生态系统属性》。这些研究，已经集中体现了档案文化生态研究的部分成果，但还有待于进一步展开系统深入研究，从文化生态学视角，深度探讨文化属性层面的档案及档案文化与“大文化”、“文明”等关联命题。从档案自身文化属性以及文化生态研究趋势来看，系统从生态学、文化学等角度，分析档案文化生态课题具有广阔的空间，它不仅有利于拓展档案学自身研究的领域，而且，可以提升档案学研究的深度，也是传统档案文化研究的升华。

3.4档案生态管理研究。生态管理（ecosystem management，也有学者称之为“eco-management”），20世纪70年代起源于美国，20世纪90年代，成为研究和实践的热门。由于自身的复杂性，生态管理无论是作为理论还是实践至今仍处于发展中。生态管理的理论基础非常广泛，它跨越了生态学、生物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环境科学、资源科学和系统论等学科领域。[22]生态管理思想是生态管理理念的集中体现，认为“生态系统是自然-社会-经济复合而成的系统，对于它的管理与调控，必须在遵循生态学原理的同时，受到社会、经济规律的调节和制约”，需要通过生态管理思维达到“维持依赖于自然资源的社会经济修通之间的一种平衡”。 [23]鉴于生态管理在社会领域的广泛应用，作为从生态学、系统学等多学科角度综合提出的档案生态研究命题，生态学自然对其影响深远，不仅是此概念提出的直接动因，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动力源泉。传统档案学学科体系中，档案管理学处于核心地位，这与档案管理活动的实践性以及档案学起源于档案管理实践密不可分。在生态思维大力引入管理实践的今天，作为管理性特征突出的档案管理实践来说，引入生态管理思想具有逻辑的合理性。我们认为，在未来档案生态研究中，引入生态管理思想渗透入档案管理实践具有必要性，借鉴生态管理理论研究档案管理活动具有实践的可行性。

档案生态研究尽管已经起步并有诸多成果问世，但学无止境，档案实践也在不断地变化发展着，需要学界同仁持续跟进，进一步探索档案生态研究的前沿课题，不断拓展档案生态研究领域，为档案事业建设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08BTQ040）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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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百度百科.生态管理[2011-7-14] .baike.省略/view/3601184.htm.

第8篇：社会生态论文范文

将生态足迹分析方法用于地区可持续性评价的出发点就是:把地区的生态承载力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制约因素,探讨与人类活动相关的生态消费水平与地区的生态承载力之间的关系,以此确定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地区可持续性发展评价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揭示生态系统服务在供给与需求方面的空间流转于地域分异,不仅提供了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基线数据,而且是制定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政策依据。本文拟采用生态足迹分析方法,在对青海省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进行计算的基础上,评价了青海省可持续发展前景,并在可能改善的领域进行情景分析,探讨促进与改善青海省可持续发展的可能途径。

1.“生态足迹分析方法”的要点释义

1.1生态足迹的概念

人类依赖自然提供食品、能源的生产能力,同时也依赖自然吸纳污染物的能力。为了测度人类对自然提供的各种生态服务的消费是否在其承载力限制内,Wackernagel和Rees提出了“生态足迹分析”方法。生态足迹的定义:任何已知人口(某个个人、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的生态足迹是生产这些人口所消费的所有资源和吸纳这些人口所产生的所有废弃物所需要的生物生产性土地总面积和水资源量【1】。

1.2生物生产性土地

生物生产性土地是指具有生产能力的土地或水域。根据生产力大小的差异,地球表面的生态生产性土地可分为6大类【2】:化石能源用地、耕地、林地、牧草地、建筑用地和水域。理论上讲,地球表面的各种土地类型具有排它性,即只能用作一种用途,而不能兼有其他用途,如用作耕地的土地就不能同时用作建筑用地开发【3】。

1.3关键的技术参数

1.3.1产量因子

产量因子(β),又称为生产力系数。由于同类生态生产性土地的生产力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差异,因而各地区同类生态生产性土地的实际面积是不能直接进行对比的,这就需要一个生产力系数将各地区同类生态生产性土地转化为可比尺度。生产力系数可以用评价地区的某类生态生产性土地的平均生产力与其世界平均生产力的比值来计算。本为计算采用的产量因子【2】:耕地1.66,林地0.91,牧草地0.19,水域1.00,建筑用地1.66。

1.3.2当量因子

查字典论文频道一路陪伴考生编写大小论文，其中有开心也有失落。在此，小编又为朋友编辑了“完善舟山渔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希望朋友们可以用得着!

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报告还进一步明确了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建设服务型政府,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的任务。这个体系的提出,要求政府在开展农村文化工作中,以保障和实现公民的文化权益为出发点,以公共财政制度和必要的法律法规为保障,使广大农民在劳动之余,能就近享受文化服务的场所、场地;满足不同层次文化需求的活动内容;有接受培训、展示技艺的机会和条件;有创造文化的氛围和环境。目前,渔农村文化是舟山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薄弱环节,切实加强渔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积极培育渔农村文化市场,对于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构建和谐舟山,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渔农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构建渔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渔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指由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形成的普及文化知识、传播先进文化、提供精神食粮、满足渔农民群众文化需求、保障渔农民群众文化权益的各种公益性文化机构和服务的总和。它将文化建设与渔农民群众的基本权益紧密结合起来,不仅体现了文化事业发展以人为本的特征,而且凸显了党和政府执政为民的本质。因此加强本市的渔农村文化建设,构建渔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渔农村,构建和谐舟山的重要内容,也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紧迫任务。

1.1构建渔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建立渔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通过公共文化服务的制度基础、物质保障、人才队伍、基本载体等方面的夯实和建设,能有效实现文化事业的科学发展,增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直接促成了政府资源、社会资源、服务资源、管理资源、经济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设备资源、观众资源等各类文化资源要素的全面整合与有效利用,统筹城乡文化发展,针对海岛文化发展的现状和特点,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努力缩小城乡文化差距,从而促进了文化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1.2 构建渔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构建和谐舟山的内在要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不仅把文化建设纳入了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共进的社会进程,也凸显了文化在和谐社会中培育时代精神、体现人文关怀、实现文化权益、促进文化提高、完善人的全面发展的独特功能。目前,渔农村文化是我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薄弱环节。因此,构建完善的渔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充分发挥文化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塑造灵魂的社会教化功能,统筹协调不同社会群体对文化的不同需求,从而不断巩固和谐社会的思想文化基础。

1.3 构建渔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渔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

构建渔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乡风文明”的重要载体和内容。新渔农村社区建设的主体是渔农民,如果没有全市渔农村群众的参与,建设渔农村新社区就失去了根本。因此,加强渔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当前新渔农村文化建设的关键,不仅能够传播科技、法律、市场知识,提高渔农民综合素质,满足广大渔农民“求富、求知、求乐”的综合性文化需求;而且对于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促进科学文明乡风的养成,维护农村稳定乃至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将发挥十分突出的作用。因此,加强渔农村文化建设,构建渔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本市新渔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全市广大渔农民的迫切愿望。

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富裕起来的渔农民对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强烈。

同时,由于文化服务、文化产品不够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总体上还比较贫乏,存在着看书难、看电影难、看戏难等突出问题,广大农民的文化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加强渔农村文化建设,保障渔农民的文化权益,就成为摆在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

1.4主要指标的计算方法

1.4.1生态承载力(EC)

将评价区域的各类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R)经产量因子和当量因子分别转化后的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即EC=∑R×βjγj。其中βj为j类生态生产性土地的产量因子,γj为j类生态生产性土地的当量因子。

1.4.2生态足迹(EF)

通过汇总地区的消费数据,将其转化为相应的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Ai),并用当量因子调整为世界平均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即EF=∑Aiγj。

1.4.3生态赤字或盈余

地区生态足迹如果超过了地区所能提供的生态承载力,就出现生态赤字;如果小于地区的生态承载力,则表现为生态盈余。地区的生态赤字或生态盈余,反映了区域人口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状况,生态系统的安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状况。

2.青海省生态足迹的计算与分析

根据上述的生态足迹的计算方法,本文对青海省2002年至2007年的生态足迹进行了计算和分析。

生态足迹的计算包括两个方面即生物资源消费足迹计算和能源消费足迹计算。生物资源的消费分为农产品、动物产品、水产品、林产品等共选择24项消费品种,根据世界平均的单产水平【5,6】,计算其世界平均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将其分类汇总可以得到消费的生态足迹占用。能源消费包括原煤、原油、天然气、汽油、柴油、液化石油气、电力的消费量,将其换算成标准能量单位,并参照世界平均的各种能源的单位面积(化石能源地)吸引热能量【5】,计算其生态足迹的占用。在计算生态承载力时,根据青海省土地利用类型,利用产量因子和当量因子将其转化为世界平均的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它是青海省的实际生态承载能力。同时出于谨慎性考虑,在生态承载力计算时应扣除12%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面积【7】。因篇幅所限,计算过程未详细列出,只将计算结果列表如下:

3.评价与改善建议方案

从青海省2002～2007年的在整个研究时间序列中青海省的生态足迹需求均超过了生态承载力,生态赤字逐年增大,说明该青海省的生态系统不能支持人类对它的压力,地区生态处于强不可持续状态。为了减少人均生态足迹和增加人均生态承载力,促进青海省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应采取以下措施:

(1)提高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力。依靠科技,发展高产、优质的新品种。保护耕地,提高土地生产力,要鼓励农民对土地进行集约化经营,增加对土地的投入。

(2)调整农业生产结构,积极发展林产品,发展蔬菜、花卉等农产品的种植。加大对畜牧业的投入,来满足人们对畜牧产品的需求。

第9篇：社会生态论文范文

在教学的过程中，如何在轻松的气氛中让学生学好知识是我一直的探求方向。学生是主体。因此，在教学之前，认真细致地研究教材，研究学生把握知识的方法。通过钻研教学大纲和教材，不断探索，尝试各种教学的方法，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前提。作为生物课单单做好这些还远远不够，要让生命活动的过程留在学生的记忆中。提高学生学习生物的爱好和提高课堂的工夫效率是关键。

首先，我经常利用网络资源、各类相关专业的书报杂志了解现代生物科学的动向，搜集一些新的生物学成果介绍给学生，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爱好，也开拓自己的教学视野和思维。我在教学中，同时也鼓励学生搜集身边有关生物的问题，在课堂上开辟一片互相交流、互相讨论关注问题的天地。通过这样的资料互动形式把课堂教学与社会生活联系起来，体现生物学科的社会性一面。

其次，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认识活动总是和情感紧密联系的，是在情感的推动下进行的。教学中，我常组织学生参加丰富多彩的生物课外科技活动，如生物标本制作，小论文的撰写，创意作品，还与开展昆虫名称的认识比赛。丰富多彩的生物课外科技活动符合学生的生理和心理成长规律，既扩大学生的知识视野，激发求知爱好，也增强他们学习生物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课外科技活动把生物课堂延伸到课外，为他们发展自己的爱好和特长提供了机会，通过发现、探索和解决一些生物学问题，了解生物科学在人类生活和发展以及现代化建设中的运用，更有助于学生的爱好、爱好升华为理想和志向，有利于因材施教和培养生物科学的后备人才。

再次，教育心理学的研究还告诉我们：详细的东西比抽象的东西轻易被感知，人获得知识是通过各种感觉器官来感知的，运用的感官越多收获也越大。因此，课堂上，我习惯通过媒体影片、实物观察、实验操作、挂图演示、实地参观、事例说明、角色扮演等手段把复杂的问题简朴化处理后呈现在学生面前，让学生学得更轻松也让学生能够更多的参与到课堂之中得到更多的操作技巧。同时，课堂上我重视德育的浸透工作，让学生在学习生物知识的同时，陶冶他们爱自然、爱科学、爱祖国、爱劳动的思想情操，树立关怀生态环境等的思想，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个性培养。

通过两年的努力，我根据生物学科的特点，迎合学生好奇心强的特性，大胆地进行课堂改革。把课堂与生活拉近，以形式多样的探究活动为主，让生物课的范围扩大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教学上基本创建了一个师生同乐，以生为本的课堂氛围，学生们都喜欢我的课，所教班级的生物统考成绩均能保持前列。同时，教学过程中，我善于总结经验，撰写学术论文，和同行进行交流，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年撰写的论文《浅谈生物课教学中的趣味教学》获区优秀教育论文二等奖并在学科论文交流大会上宣读，创新活动想象方案获区年度一等奖。我积极地担任学校的生物公开课任务，积极参与区镇有交流活动、培训课程，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