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办学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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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陈嘉庚办学范文

我心目中的好爷爷——陈嘉庚先生，是一位以诚为本，做事讲诚毅的好爷爷。他17岁到新加坡随父经商，刚开始在父亲的顺安米店工作，后来因为父亲欠了别人钱，他要帮助父亲还债，于是集资创办了菠萝罐头厂。在当时的新加坡，欠了别人钱是可以不还的，可嘉庚爷爷坚持认为做事要将诚信，于是，他用自己的努力，很快地把这笔钱还了，并创办了橡胶园等工厂，成为驰名海外的大实业家。

我心目中的好爷爷——陈嘉庚先生，是一位兴资办学的好爷爷。他身居异邦，心怀故土，事业成功后立志报效祖国，倾资兴办教育。1913年，他在家乡集美创办了集美小学，在后来的八年里，又创办了师范、中学、水产、航海、商业、农业等学校，统称为“集美学校”。1921年，嘉庚爷爷创办了厦门大学。

我心目中的好爷爷——陈嘉庚先生，是一位在困难面前没有放弃的好爷爷。从1926年起，世界经济普遍低迷，嘉庚爷爷经营的企业也越来越不景气，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厦大，而是仍然竭尽全力筹措经费支撑着厦门大学。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对他的企业打击更大，为了把厦大继续办下去，嘉庚爷爷变卖了自己在新加坡的三幢豪华大厦，作为维持厦门大学的经费。

第2篇：陈嘉庚办学范文

那是一个战乱的年代，爷爷不得已与家人来到台湾，后来便在高雄定居，直到现在。小时候，我常听爷爷念一首诗：“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爷爷说，我们的故乡在海的那头，那里背靠大山，面朝大海；那里的人勤劳勇敢，朴实善良；那里有一所大学，是“南方之强”，它叫厦大。于是，我收拾好行李，迫不及待地踏上了求学之路――也是我的寻根之旅。

寻根之旅 | 说不尽旧时遗事

飞机落地，我穿梭在来来往往的人群里。当我用闽南话向旁边一个跟我同龄的男孩问路时，他抱歉地用中文夹杂着英文告诉我，他也是第一次从马来西亚回国，在去华侨大学报到之前想去曾祖父的故乡走一走。于是，我们决定结伴同游。

这位男孩叫林泉，家人给他取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故乡泉州。自从他的曾祖父下南洋务工后，一家人便再也没有回来过。林泉的曾祖父过世前最大的遗憾就是未能回到故乡，林泉此行也算是为曾祖父完成遗愿了。我与林泉一同拜访了他素未谋面的一位远房表叔。这位表叔在泉州的晋江市（晋江市为福建省下辖县级市，由泉州地级市代管，是闽南金三角的核心）做生意，说我们要来见他，他便推开繁忙的事务，硬是带着我们把泉州市和晋江市都转了个遍。林泉瞪大眼睛望着高楼林立的泉州，不敢相信这就是曾祖父口中那个破败的小镇。

当我们还在为泉州的现代化惊叹时，表叔的车已经停在了一栋厂房前面。厂房上有许多非常眼熟的标志，表叔自豪地告诉我们：“这些都是晋江的生意，都是福建的精神。”我们不禁震惊万分，在这座小小的城市里，竟然拥有100多个中国驰名品牌，包括国人熟悉的安踏、特步、乔丹、361°等运动品牌，利郎、劲霸、七匹狼、九牧王等男装品牌，盼盼、雅客等食品品牌。

求学记 | 凤凰花开的路口

依依侨情满四海

完成了寻根之旅，我和林泉迎来了开学的日子。林泉的学校华侨大学有泉州和厦门两个校区，厦门校区以工科为主，泉州校区以文理科为主，林泉正好在泉州校区上学，他非常激动。

我送林泉来到学校，顺便参观一下华侨大学。华侨大学是由“中侨委”于1960年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创办的中央部属高校，是福建省继厦大之后第二所设有研究生院并具有教授、副教授评审权的高等学府。

除了在泉州和厦门设有两个分校区，华侨大学还在新加坡设有南洋学院，在巴塞罗那设有海外华文教育基地，在曼谷、普吉、维也纳等地设有孔子学院。目前，学校与美、欧、澳、日等国家和地区的100多所高校签订了交换生及联合培养等项目合作协议，同时，学校致力于建设特色鲜明的全英文国际课程体系，全面形成本硕博多层次、多学科、双向的境内外联合人才培养模式。

我随林泉来到新生报到处，接待林泉的学长也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林泉跟他一番寒暄之后，得知学校里有好多东南亚的华侨学生的祖辈都是福建或者广东的。学校里还有来自日本、中东、欧洲等地的留学生，在华侨大学里读书，林泉不仅能结交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还能趁机学几门外语呢。

面朝大海，不问春暖花开

告别了林泉，我回到了厦门。当汽车行驶在干净蜿蜒的环岛路上时，阵阵海风拂来，阳光刚好从云缝中倾泻下来，照射在蔚蓝的海面上，波光粼粼，一群白鹭在这片金光中飞过，远方传来阵阵轮船的轰鸣，我的心醉了。汽车停靠在一个叫作白城沙滩的地方，左边是大海，右边是校门。不远处，一簇火红的鲜花吸引了我的目光，它们高高地开在枝头，如丹凤之冠。这便是凤凰花，是厦大的校花，也是厦门的市花。

厦大由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于1921年创办，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华侨创办的大学。厦大不仅校园美，生活也美，比如米饭、汤免费，公益自行车免费，教学楼和每个学院的楼下都有一架钢琴免费供学生们弹奏，学生们还能免费看国际女子高尔夫球公开赛……

厦大有很多特色选修课，比如爬树课、美学课、高尔夫球课、帆船课、潜水课、野外生存课、爱情心理课……除了上课，要是想自习，号称“五星级水准”的厦大图书馆也是你绝佳的选择。厦大图书馆的二楼有一个超级豪华的电影院，它的环境比万达、金逸电影院还要好，而且它所播放的影片还和全国院线同步上映。

厦大除了有豪华的学习场所，还有抢眼的学科优势。2013年，在教育部的全国学科评估中，厦大有5个学科进入了前5名，分别是海洋科学、统计学、应用经济学、民族学、工商管理；有8个学科进入ESI全球前1%，分别是化学、工程学、材料科学、临床医学、植物与动物科学、生物与生物化学、环境与生态学、物理学。

2016年5月8日，厦大3000吨级科考船“嘉庚号”正式下水。这艘船能抵达全球所有的无冰洋区，能在夏季冰雪融化时到达南极、北极，加两次油能绕赤道一圈，是我国深远海科学研究的主力船之一。

心舟将启航，唯愿君同行

集美学村是厦门的一大景点，这里最让人赏心悦目的是融汇了中西风格的建筑。厦大的创立者、著名的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亲自设计了集美学村的一砖一瓦，包括集美学村里最著名的集美大学。

集美大学是福建省省属多科性大学，省重点建设高校，交通运输部、国家海洋局与福建省共建高校。集美大学在长期办学实践中形成了航海、水产等面向海洋的学科专业特色和优势，拥有轮机工程、财政学、航海技术、水产养殖学4个国家级特色专业，建有多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和航海技术研究所、现代物流研究中心、海商海事研究所、海上交通安全研究所、自动化技术研究所、食品与生物工程研究所、客家文化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

第3篇：陈嘉庚办学范文

【方润华博士,现任香港协成行集团(HIP SHING HONG)董事总经理、方树福堂基金及方润华基金主席,获M.B.E勋衔,1994年,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将5198号小行星命名为“方润华星”,1997年被评为全国十大“扶贫状元”,获香港特区政府颁授银紫荆星章,被誉为“当代陈嘉庚”。】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年轻时方润华有过上大学的梦,但是日本侵略者的炮火改变了他的命运。17岁那年,正在香港英皇书院就读的方润华,家庭遭到劫难。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日军侵占香港,以其父方树泉先生“有反日之嫌”为由,竟将其苦心经营多年的义德芝麻厂征用,作为疗马院。店铺被查封,银行帐号被冻结,方树泉先生辛苦打拚多年积累下来的财产一夜之间几乎荡然无存。他在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下病倒了,再无力供养方润华读书。作为家中长子,方润华失学后毅然挑起全家的生活重担,每天早出晚归拚命做事,支撑一家的生活。曾处在日本侵略者统治下并受日军欺侮的方润华此时即已深切地感受到:国不强民不富,则国将不国、民将不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每个人都要为振兴国家和民族而奋斗到底,迎接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时候早日到来。

1948年4月,方润华协助父亲重振协成行,父子俩同心协力,刻意经营,至1951年协成行已发展成为香港最大的桂皮出口商。

上世纪50年代初,方润华注意到当时香港人口剧增,房屋需求量很大,于是果断进军地产业,购入上环一个货仓,又向政府投得一块地皮,为日后家族地产业务发展奠定了基础。1965年,方润华响应霍英东等地产巨商的倡议,参与创建“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与业界精英共同推动香港地产业的蓬勃发展,为香港崛起、为东方大都会建功。

几十年过去,“协成行”这一老牌地产商号,始终在香港长盛不衰,即使是在香港经济不容乐观、楼市经济明显滑坡的今天,“协成行”依旧平稳发展。自强不息的方润华先生以其智慧、毅力和诚信,拚搏商海,不懈奋斗,取得了成功并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

“经营工商百业不进则退,缺乏勇气、眼光、智能、灵机、组织力等等,很容易退步,但是过分投机、激进和盲目投资,容易被挫败,人生绝不能固步自封,不思进取,只有因时制宜,识时顺势,掌握良机,才能创造辉煌的业绩。”方润华先生的话可以看作是其成功之道的总结。

“让基金下的教育工作遍地开花”

在五十余年的商海风云中,方润华先生在商业领域取得了成功。虽然堪称香港富商,但方润华伉俪生活上却“悭吝”自己,现在过的生活与数十年前家境未富裕前没太大分别。2005年8月20日,在方润华伉俪结婚六十周年钻婚庆典活动上,方润华伉俪将礼金收入25万港元和另外添加的1万港元共26万港元全部捐赠给了中国扶贫基金会,用以资助贫困地区的130名特困大学生。他将每年盈利的十分之一,通过方树福堂基金会和方润华基金回报社会,用于支持和发展祖国和香港公益事业。

方先生十分景仰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而且十分推崇陈老先生的教育思想,自身边致力于推动教育事业,他认为只有兴教助学,培养人才,才能使经济发展,国家富强。几十年来,他的信念坚定不移:“推动教育是一项长远事业,现在撒下种子,日后才有开花结果的一天。教育的影响力跨越世世代代,其精神延续不断。”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方先生就开始在内地建校兴教,至今,他的足迹已遍及大江南北和长城内外,从最著名的高等学府到边疆希望小学,都有他捐献的项目。他的捐献已深入到科学技术、天文地理、医疗卫生、残疾人事业等领域,遍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总金额已超过2亿元。时至今日,方先生捐建的希望小学达至116所,并在部分大学设立了“方树泉奖学金”、“奖教奖学金”等多种基金。

方润华先生对祖国和人类教育事业的捐献,从来只顾耕耘播雨,不问收获,不求名利。他曾自豪而欣慰地说:“在今后二十年内,经我们资助、培育、造就之人才将数以万计,到时我就会为我们基金的教育工作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硕果累累而感到心满意足,这才是真正的人生丰盛,不枉此生,不虚此行。”

方润华先生助学兴教、行差济世的义举也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经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经有关部门批准,在香港颁授“社会学荣誉博士”学位并委任“东北亚和平安全发展国际学术委员会委员”荣衔给方润华先生(全港仅二人)。

“做事不是为了荣誉,而是为了国家”

方润华先生曾说过:“我要求自己做每一件事,不是为了荣誉,而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这是一种感人肺腑的家国情怀、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民族豪情!是的,方润华先生拥有浩瀚如海的胸襟,他心中装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家庭,而是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

除了长期在祖国内地助学兴教、扶贫济困、捐助各项公益慈善事业之外,方先生还不遗余力地关注和扶持祖国的经济建设和科技事业。更令人敬重的是,这位并没有担任过任何政府官职的企业家,每时每刻想的、做的都是国事、天下事。

早在1995年,中央落实西部大开发前,方润华先生就以其超前的眼光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了“方树泉奖学金计划”,三年共向中国科学院捐赠45万元人民币,资助数百名在西北、西南贫困地区长期从事与资源、生态、环境、防灾减灾等有关科研工作的青年科学家;同时也通过奖金,积极鼓励推广科技成果,帮助西北、西南贫困地区的贫困人民群众脱贫致富。近年来,他多次提出过开发西部地区、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建议,曾在《大公报》上撰文提出支持西部大开发的八项具体建议。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盛赞这八项建议是“怀着对西部地区浓厚感情而提出来的、贴切实际的建议”。人民日报新闻信息中心也认为:“八项建议具有重要的决策参考价值”。

方润华先生还向社会各界呼吁发起“寻根文化游”。他强调,通过“寻根文化游”不仅可以带动旅游业发展,而且可以让更多的海外炎黄子孙认识中国西部,热爱中国西部,投资中国西部,带动西部经济的发展。寻根文化游不仅对于西部,而且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均有其独特的作用,藉此还能进一步增进民族大团结,增强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向心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

方润华先生热心关注我国航天事业发展,从2002年起曾先后与香港多位社会贤达在四川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合捐了“科技文娱阁”和“华志数字图书馆”。2003年10月15日我国成功发射“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方润华先生在兴奋之余,致电发函呼吁香港商界友人捐资一百万元成立“酒泉卫星发射中国科教资金。”他希望能够筹募更多资金,为该中心员工子女就读小学、中学建设一座共享的运动场及远程教育系统。

方润华先生坦言,做这些有意思的事情,从不会感到厌倦。他说:“耄耋童心,雄心未减,兴教育才,继往开来。”这是方润华先生的自勉之语,又何尝不是他的精神状态与人生境界的生动写照呢?

方润华星,星辉闪耀在大地

太空有颗闪亮的小行星,名为“方润华星”,这是中国科学家1975年发现的5198号星。中国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报经国际小行星中心批准,这颗星1994年11月11日开始以方润华先生的名字命名,以此颂扬方老对祖国的赤子情怀及对人类美好事业的良多贡献。这是继“孔子”、“郭守敬”、“祖冲之”、“李白”、“一行”、“陈嘉庚”、“吴健雄”、“曾宪梓”、“田家炳”等行星之后,又一颗璀灿辉煌的华人星,它与日月星辰争辉,光耀天地。这是国家与民族赋予方润华先生的殊荣!

多年来方先生以他热爱祖国、奉献社会的宽厚胸怀,勤于学习、学以致用的进取态度,诚恳谦和、乐于助人的风范品格,赢得了社会的赞许和极高的荣誉:1997年,方润华先生被评为第四届全国十大“扶贫状元”,近年又相继荣获香港特别行政区颁授的银紫荆星章、福建省“捐资办学金质奖章”、广东省“光彩事业金奖”、河南省“黄河友谊奖”、海南省“爱琼赤子”称号等,还先后荣获国内外十多个城市所授予的荣誉市民称号、国内外10所大学颁授的名誉博士及数十所大学聘任名誉教授、顾问教授、客座教授等,他又被英国国际传记中心编入二十一世纪(2000)杰出社会人士之一。

第4篇：陈嘉庚办学范文

李莘是一个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画坛创新热潮中涌现出来的实力派画家。长期以来他努力深入生活，不断思考和探索，以饱满的艺术激情、出众的艺术才华、独特的创作风格创作出一幅又一幅作品。他在国际和国内多次画展中崭露头角，李莘这个名字逐渐为人们所熟知，他的作品和画风赢得了更多人的喜爱。

李莘从小就喜爱画画，小学毕业就进入厦门鹭潮美术学校(现为福建省工艺美术学院)学习。学校是当地几位书画、篆刻家和归国华侨于上世纪50年代创办的，校长和教师几乎都是专家学者，他们爱国爱乡，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立志留在国内办学，热心发展国内艺术教育。办学初期，条件虽差，但师生团结、奋斗，创业精神使学校呈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可喜景象。李莘从少年时期起，就拥有良好的学习条件，因而打下了扎实的西画和中国传统绘画基础。中专毕业后又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现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有幸得到一代名师潘天寿、陆俨少、李震坚、周昌谷、方增先的亲授。进校时又逢浙派人物画兴起的鼎盛时期，李莘格外珍惜这个学习机会。5年大学期间的寒暑假他均留在学校，反复临摹学校收藏的名画与老师作品，使他学业大有长进。毕业后分配在一个市立的工艺美术研究所，从事民间工艺美术的设计与研究。李莘就利用业余时间与节假日进行绘画创作。经过多年的勤学苦练，不断创作出多件连环画和年画作品，出版甚丰。1981年李弗莘调至厦门市一所高等美术院校任教，在担任繁重的教学任务的同时，见缝插针地利用课余及寒暑假时间努力创作。

李莘的故乡在福建惠安，童年跟随母亲生活在沿海渔村。这里的妇女特别勤劳，服饰也很有特色，虽不是少数民族，却具有少数民族的服饰美。她们身上还具有南国沿海渔村妇女一种特殊的健壮美。李莘从母亲身世中，从母亲所讲的家乡妇女的故事中，熟悉了她们；从与她们的交往中，了解了她们，对她们有着深厚的感情。家乡贫瘠的土地，加上长期文化和经济的落后、封建习俗、男权、童婚和超负荷的体力劳动，至今仍压迫着惠安女子。在他创作的《角落》《花烛夜》《海边的龙舌兰》等作品中，正体现了画家对她们的同情。他不断深入生活，观察、体验，展开深层的思考。他常说：“家乡的风物人情时常激励着我，令我喷发出强烈的创作欲望。”他带着浓烈的爱心，殷切的希望，美好的憧慑，孜孜不倦地开掘着家乡惠安女的题材。他熟悉她们悲惨的过去，更为她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而感动。那劳动和收获的欢欣，那友谊与爱情的淳朴与真诚……他把对生活的感受、激情和思考浓缩成艺术的灵感，把生活意蕴作为创造艺术的深刻性的内在张力。于是，在画家的心中有了一支支为她们而唱，唱不完的歌。

李莘在创作题材和标题上，常蕴含着多义性，胧中隐藏着哲理性，给我们广阔的想像空间。例如作品《海这一边》原是一幅大题材画，盼望祖国统一的题材已有众多画家反复表现过，大多是较为显现的描绘。而李莘却在画面上力求单纯，以含蓄、抒情的笔触来表达现实生活中内在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渲染出两岸亲人盼望早日团圆的那种苦涩、惆怅和期盼的深层情愫。他往往不画众多人物，也没有复杂的场景，而是集中刻画一个或几个人物，动用一切艺术手段使之光彩照人。人物的背景都力求单纯和简约，就连笔墨和色彩也同样简洁，淡淡的明暗体积，或隐或现的轻柔线条，画面上就有一种和谐协调的美。成功的单纯化容易产生整体美。《海这一边》获中华杯全国中国画大赛金奖后，全国不少报刊杂志刊登，原作被国家有关单位收藏。海峡对岸的一家电视台也开辟了一个“海那一边”的专题节目。从此，李莘表现惠安女题材的作品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1989年创作的《海角》获七届全国美展银奖，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作品《海娃子》《潮去潮回》《微微海风》《乐半边》《南来的风》等分别多次参加国内外大型画展，并被中国美术馆、国家教委、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福建博物馆收藏。

李莘多年的勤学苦练，孜孜不倦地在艺术道路上寻觅、思考，终于使他的作品水到渠成。既表现了生活，同时也发现了自我。于是，他的作品总是给人一种独特的美感，他找到了艺术创新之路的突破口。作品画面明净而含蓄，意境深远悠长，人物造型细腻秀美构成了新的艺术视角，具有装饰意味的韵律美，清新、自然、柔美、优雅、隽永，为画家开辟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崭新的艺术之路。

李莘是个有丰富感情的画家。他总是不断从生活中去寻求、探索、表现、寄托，开放自我，融情于景，因景生情，领悟其内涵，努力将形呈现于画中，而情溢于画外。他不仅从传统绘画论而且从朦胧性中得到启发，他把对生活的体察与思考以及对绘画语言的把握集中到一个基点上。他以朦胧性和装饰性为基调，开创着自己的艺术之路。从他不少作品可以看出，在朦胧美的追求上，李弗莘发现了中西绘画艺术意象的融合。意象由表层向深层跨进，因而他的画是耐看的，耐人寻味的，具有意蕴深长的特点。

第5篇：陈嘉庚办学范文

一、中美高校社会捐赠的差异性比较

1.中美高校社会捐赠的共性

中美高校社会捐赠事业历史悠久,随着高校筹措经费的积极性不断提高,中美高校的社会捐赠呈现出一些共同趋势。许多社会团体,如企业、慈善机构以及个人都支持教育的发展,把巨额财富捐赠给高等教育,尤其是对民办高等教育的捐赠数目更大。社会捐赠范围很广,除国内一些社会团体和个人外,高校的捐赠已不再局限于本地区、本国范围。

在中国,陈嘉庚先生捐资创建集美大学、厦门大学。邵逸夫在全国高校捐资建设图书馆,田家炳在师范大学建立田家炳书院并设立田家炳奖学金,霍英东出资设立“高等学校青年科学基金”,李嘉诚捐资启动“长江学者计划”等。美国不管是公立还是私立大学的经费中,都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个人和基金会的捐赠。如耶鲁学院是为感谢英国商人伊莱修・耶鲁对学校的慷慨捐赠而命名。著名的私立大学斯坦福大学则是19世纪80年代参议员李兰德・斯坦福为纪念早逝的儿子而捐资兴建。康奈尔大学的成立则是由企业家埃兹拉・康乃尔捐献50万美元和校园用地。[2]除这些私人捐赠外,还有富翁所成立的慈善基金会的捐赠。如卡耐基基金会,赞助高等教育的历史十分悠久。洛克菲勒基金会曾向芝加哥大学捐赠60万美元,史洛恩基金会也曾向麻省理工学院捐出6400万美元。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大学争取社会捐赠的状况达到了空前的,据美国教育资助委员会的报告,大学界一年约有240亿美元的慈善捐款,相当于1/10的高等教育经费来自慈善捐赠。[3]

2.中美高校社会捐赠的差异

第一,捐赠形式:多样化――单一性。美国高校捐赠形式多样,可以是现金、证券、不动产或其他有形资产等。如有形资产捐赠,即图书或其他有价值的资料;现金捐赠即以现金形式捐出所承诺的捐赠金额;不动产所有权捐赠,即捐赠人将个人拥有的房屋所有权捐赠给大学,但保留终生使用权。在捐赠者去世后,高校可以将房屋出售;信托捐赠,即捐赠人将财产或资金交由高校代为投资管理,并将获利或托管基金捐给学校的捐赠方式;延展捐赠是捐赠人在较长一段时期内的分散捐款。[4]此外,还有寿险捐赠、增值证券捐赠、企业对等捐赠等。

目前我国高校捐赠形式比较单一,主要是现金和有形资产捐赠。捐赠形式的单一化,使得有心为高校捐赠的人找不到合适的渠道,致使捐赠渠道不畅,缺乏对民众捐资助学的吸引力。

第二,捐赠管理:专业化――个别化。美国高校大都将捐赠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建立相应的筹款机构。筹集办学资金已成为一项专业活动,甚至成为一门科学。捐赠管理由具有公共关系学、营销学、新闻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知识的专业复合型人才来负责,使学校的募捐活动能够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另外,许多大学都建立了筹集资金的专门领导机构――学校发展部。他们积极地从事对外宣传和劝募活动,扩大学校的知名度,并通过校友会、网络等多种途径扩大资金来源渠道。

社会捐赠在我国高校中尚属于个别现象,筹措工作往往是校长一级核心领导的工作。除了极少数重点大学设有类似的筹款机构外,绝大部分高校根本没有吸引社会捐赠的计划,更谈不上设立专门的机构、配置专职的社会捐赠负责人员了。

第三,捐赠支持:大众观念――个人行为。在美国,无论政府还是社会民众对高校捐赠都给以有力的支持,具备广泛的群众基础。美国政府提出了许多高校捐赠的优惠政策和激励措施;社会民众支持教育发展的意识,普遍形成了捐赠高校的观念,并把它作为个人理财的重要方式之一。我国对高校的捐赠尚属于个别人的善行义举、德行所致。另外,政府对民众捐赠高校的鼓励措施不够,也难以吸引更多的人捐赠高等教育。

二、中美高校社会捐赠的差异分析

1.社会捐赠的文化环境差异:内生自觉――外部依赖

中西文化的差异使得高校社会捐赠在中美两国有着理念上的差异,并影响到捐赠行为。美国有着民主的传统和市民社会的基础。市民社会即一种独立于国家之外的,以市民自主、自治为原则,以社会契约为控制机制的社会形态。[5]在市民社会中,每一个合法公民都有权力对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进行监督,有义务履行对社会的责任,并且把行使权利和义务作为一种无需外力驱动的内在自觉。因此,个人自觉参与高等教育捐赠就成为当然之举。另外,他们形成了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监督、评价的国际组织和制度。企业也把社会捐赠看作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在创造利润的同时不忘回报社会。

与美国这种公民社会理念相比,我国仍然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阶段。社会公众作为公民对国家和政府的依赖远远超过自己应行使的公民权力的自觉。人们习惯将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转交给政府,在放弃自己权利的同时也淡化了应承担的责任。我国也没形成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监督评价的机制,没能唤起企业的责任,企业在履行社会捐赠义务时只把它作为一种慈善行为、一种义举。另外,慈善文化缺乏土壤。虽然传统的儒家文化推崇“尊师重教”的行为,使一些有德行之人自愿捐资助学,但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和私有财产保护制度又使这种行为仅限于少数人。

2.政府的政策:灵活自由――严密集中

在西方民主自由的文化环境中,美国政府也制定和实施了灵活自由的政策,建立起了完善的利益补偿机制和有利于捐赠者的纳税优惠政策。其法律明确规定,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对教育或其他社会公共福利事业的捐款部分可以免税;另外,美国实行累进税制,收入越高,税率越大,并且遗产税更重。因此,一部分富豪往往捐赠一部分遗产,成立各种基金会,把支持教育发展作为其宗旨之一。民间的非营利性组织也积极地履行着扶持弱势群体、扶贫开发、捐资助学等重要职能。在政府的激励政策下,社会和个人对高校的捐赠就成为当然的行为。

而目前我国缺少适合社会捐赠发展的宏观政策环境。建国以来,我国政府一直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控制支配着教育、卫生、文化等各种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应。改革开放后,虽然在经济领域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各种形式的所有制企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但政府所领导的公共产品和服务领域变化不大。政府一手包揽了对教育的捐资助学职责,使得非政府组织无从涉足,民众形成对政府的依赖心理后也不愿涉足。这种政府集中的官方运作体制不仅影响了社会成员的参与积极性,也制约着非政府的民间组织的活力。

3.社会捐赠的制度差异:规范――缺失

美国建立起了完善的社会捐赠制度体系,有效的制度保证是社会向大学积极捐赠的关键。除政府政策支持外,美国对捐赠者给予有效地精神奖励。如对高校做出重大捐赠者,用捐赠者的名字命名学校或学院,康乃尔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比斯尼学院等;大学的图书馆、实验室等也有专门命名;不少奖学金也以捐赠者名字命名以使学生永远铭记恩惠。此外,美国还形成了完善的社会捐赠管理制度。[6]高校成立了专门的募捐机构,由专人领导并由专职人员来制定周密的募款捐赠计划,常年与外界保持联系,积极开展组织、联络与募捐工作。工作人员要经过正规的培训,学习公共学、筹款学、慈善学等课程并需要获得“筹款证书”,如哈佛大学就有150多名专职人员从事社会捐赠管理工作。

而在我国缺少对社会捐赠的系统管理制度,没有完善的制度保证和激励措施。绝大部分高校没有接受捐赠的专门机构和专职人员,缺乏与捐赠者之间良好的沟通,捐赠工作运行不够规范,资金利用透明度不高。最终,影响捐赠者的积极性,导致捐赠者的承诺得不到很好实现。

三、对我国高校社会捐赠的启示

从中美高校社会捐赠比较分析可以看出,美国高校社会捐赠的条件和环境要比我国成熟,借鉴美国高校社会捐赠的有益经验,将有益于推进我国高校社会捐赠事业。

1.加强公民捐赠公益事业的舆论宣传监督,让民众自觉树立投资教育的理念

公民所享受的教育权利和义务是对立统一的,民众在享受教育权利的同时,要树立自觉承担教育义务的意识,为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2.政府要规范社会捐赠制度,创设良好的捐赠环境

如我国的《公益事业捐赠法》中虽然规定,国家鼓励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对公益事业进行捐赠,但在有关捐赠免税制度中,只有对农村义务教育、公益性青少年活动场所和红十字会的捐赠才准予全额扣除个人所得税,而对高等教育的捐赠则没有相关规定。[7]另外,国家应规范高校捐赠的优惠政策,并给以相应的荣誉奖励,这将会对有心捐赠高校者产生一定吸引力。

3.高校要建立专门的筹款机构,规范运作机制

如在高校设立筹款办公室,对社会捐赠形成前瞻性的认识。招聘经过培训的专职人员,制定完善的吸引社会捐赠的计划以及明确的筹款目标,使捐赠规范化、制度化。通过规范的管理使捐赠项目有良好的效果,让捐赠者放心并增强信心。

4.加强对外宣传,积极开展劝募行动

首先,学校要提高办学质量和对外的知名度,从而在宣传中以自身的实力作为吸引捐赠的坚实基础。同时,通过网站、校友会等途径,加强高校与各界人士的联络。重视对校友资源的利用,对于从学校走出的高层次人才、有经济实力的校友,学校要主动去发现去挖掘。通过校友返校聚会或是学校庆祝活动,加强相互间的了解、联系、交流和沟通,通过互惠互利的协议鼓励他们为学校做贡献。

参考文献:

[1]J・Tyran.Why do people vote for charitable(Discussion Paper)[Z].Dept.of Economics,University of ST.Gallen,2004,1-33.

[2]徐玲.美国高等教育经费捐赠的特点及启示[J].阴山学刊,2002(2).

[3]詹志斌.美国高等教育捐赠筹资新特点及对我国的启示[J].世界教育信息,2005(9).

[4][6]简世德,付孝泉.美国高教募捐机制的特点及启示[J].理工高教研究,2002(12).

第6篇：陈嘉庚办学范文

1转变教学理念，以学生为中心，以能力为本位

一直以来，民办高职院校由于其生源、财政补贴和办学体制的特点，在学生就业工作上都呈现着与公办院校截然不同的情况。目前，90后民办高职学生普遍生活无忧，个性张扬，不能吃苦耐劳，存在过于浓厚的自我中心观念；为了在思政教学中“看到丛林中的那棵树”，也就是尊重并支持学生的个体发展和长远发展，应该把岗位核心能力的培养融入教学过程，以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辨证法等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论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为主线，以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历史观、政治观和法制观教育为中心，充分开发课堂互动、小组活动等教学形式的强大功能，有意识地提升学生的沟通技能、团队合作技能、问题解决技能和创新技能等。

2优化教学内容，以就业为导向，以实践为根基

民办高职学校思政课的教学内容，可以结合学生岗位核心能力培养的需求，把教材丰富的理论内容化繁为简，融情入理，密切联系实际，突出学以致用的教学目标，同时，通过组织课外实践活动，加强思政类课程的实践性，为学生提供锻炼平台，培养学生的岗位核心竞争力，加强学生的职业能力。

（1）沟通技能的培养。

在岗位核心能力中，沟通技能显得尤为基础和重要，美国著名教育家卡耐基曾经说过：“一个人的成功，15%靠专业知识，85%靠人际关系和处世技巧。”学生都普遍知晓，人脉在职场中的重要性，但甚少有学生会在学生阶段对此进行积累。大多数学生在大学阶段，都不善言辞，不懂得人际交往，沟通技巧严重缺乏。思政课所宣扬的尊重他人、善待他人的人生观，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诚信、友善、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等内容，无一不是提升沟通技能的重要法宝。相关调查显示，在大学阶段形成的持久友谊往往构成毕业后良好人际关系的必要内容，也更有可能为个人职业发展助力。

（2）团队合作的技能的培养。

一个人处于社会之中，不仅需要良好的沟通技能，而且需要培养良好的团队合作技能。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更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具有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优良品质的人才足以博得他人或者团队的认可，不管是身居领导要职还是普通岗位，任何团队都需要这样的人才。思政课教学要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技能，可以利用小组模式，利用选题让学生自由分组，通过团队协作完成课堂演讲展示，选题可以覆盖时事热点或基于教材的内容。通过思政课教学，可以让民办高职学生不断克服自身的弱点，摒弃不良的观念，塑造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迈出提升团队合作技能坚实的第一步，同时也为未来的顺利就业和创业打好基础，做好准备。

（3）问题解决技能的培养。

问题解决技能是指能够准确地把握事物发生问题的关键，利用有效资源，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或方案，并付诸实施，进行调整和改进，使问题得到解决的技能。不以具体专业为局限的可以迁移的问题基本解决技能的培养，也为民办高职思政教学指明了重要的方向。思政教学可以着力于把理论密切联系各种实际问题，包括国家的、城市的、学校的和社会的、群体的、个人的等实际问题。有意识地消除学生面对问题时害怕失败、害怕不理解的恐惧感，鼓励和引导学生以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辨证法为方法论指导，在合乎道德和法律要求的范围内，勇于寻根究底，利用发散性思维，大胆地假设、分析、尝试、调整，为解决问题提供最佳方案。例如，在互联网+时代，如何做好学生课堂上的手机管理问题？以学生的视角来解决手机控的问题，更有利于实现自我监督、自我验证调整的效果。

（4）创新技能的培养。

创新技能是指在科学、艺术、技术和各种实践活动领域中不断提供具有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的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和新发明的技能，它是岗位核心能力中最难立竿见影的一种技能，因为它需要具备创新的理念、态度、方向和方法等，时刻保持蓄势待发的姿态，最终实现厚积薄发的成功境界。思政课的教学，可以为学生的创新提供正确的道德方向，端正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树立勇敢拼搏、不怕挫折的理想信念，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等必备的技能素质。

3创新教学形式，以岗位为核心，以发展为目标

民办高职学生的素质特点和职业技能特点，决定了纯粹的理论性思政教学难以满足学生真正的岗位需求。思政教师敌不过学生手机的魅力，已经成为思政课堂尴尬的一幕。通过创新思政教学形式以更好地提升学生的岗位核心能力，以厦门市兴才职业技术学院为例，举行为期一个月的“亲情帐、两地书、话人生”的感恩系列活动已经有六年的历史，在此活动进行期间，学校领导、管理学生的部门、思政老师和辅导员齐心协力做好学生的感恩教育，让学生懂得感谢父母之恩，感谢师恩等；思政教研室所在的教育学院举行“经典礼仪伴我行”系列活动，教师先行，以身作则，继而推广至全院学生，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践行国学礼仪。这两个活动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学生的人际关系变得更加融洽，沟通和团队合作技能显著提升。民办高职学校每年都会为学生安排实训周或者实习月，思政课老师可以参与学生的专业实训和实习指导，特别从岗位核心能力的培养进行引导和纠偏，适时指导学生已经出现的人际沟通问题、团队合作问题解决，同时举行各类专业课程创新问题，帮助学生进行分析，进一步提升民办高职学生的岗位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充分挖掘思政课小组活动的岗位核心能力培养功能，在课程设计中融入相关典型事例导向，结合时事热点。例如“摔倒老人扶不扶？”的小组讨论活动，校外参观厦门集美“陈嘉庚纪念馆”和大嶝岛“战地观光园”爱国教育实践活动，以“社会公德”为主题的宿舍自拍微电影活动等，这些这小组活动能够有效吸引学生积极地参与其中，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创新性，不但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岗位核心能力。小组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体会，取长补短的重要性，在达到有效沟通的同时互帮互助，促成良好合作，培养创新技能，最终达到提升自我的目的。

4改革考核方式，以专业为依托，以素质为重点

为了提升基于民办高职学生的岗位核心能力的思政课教学效果，改革与之相适应的科学合理的考核体系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鉴于民办高职学校的特点，除了传统的考勤情况、平时表现和期末考试要纳入总评成绩外，可以加入针对岗位核心能力考核的项目内容，例如“亲情帐、两地书、话人生”的感恩比赛征文、小品节目和宿舍微电影作品等作为实践成绩，再如模拟本专业的岗位核心能力表现的情景剧表演等，让学生提前学以致用，对未雨绸缪的体验更加深刻。综上所述，民办高职教育已经占据高职教育的半壁江山，通过思政课教学提升民办高职学生的岗位核心能力成为高职教育的重要内容。思政教师作为思政课的主导者，更应以促进就业为导向，转变教学理念，优化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式，改革考核方式，为社会培养合格的具备岗位核心能力的民办高职毕业生人才。

参考文献

[1]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教育部等六部门.2014.

[2]林金辉.大学生创造性的发展和教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

[3]杜玉波.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践行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发展.中国高等教育,2015.5.

第7篇：陈嘉庚办学范文

关键词：先秦豫商 德性文化 内涵 现代价值

引言

河南地处中原，交通便利，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简称“豫”，地域及文化优势明显，上古先秦时期有很多商人从这里生长、起步，后来发家致富。同时，伴随着中原文化的出现、繁荣及社会的进步，并逐渐孕育形成了根源深长和内涵价值厚重的先秦豫商文化。在先秦豫商思想文化中，其最富有生命活力的当属先秦豫商的德性文化，这是以河南为主体地域性儒家思想道德文化在古代商业活动中的集中体现与现实折射。由此，认真挖掘和仔细梳理其德性文化内涵及现代价值对当前中原经济的崛起是十分必要的，其现实的启示意义亦是重大的。

先秦豫商德性文化是指先秦时期在河南一带从事商业活动的儒性商人在长期的经商实践经验活动中总结和提炼出来的一种共性的商业道德文化特性。这种文化特性是先秦豫商在生活和经商的双向互动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各种语言行为习惯并夹杂多样的民俗文化及宗教思想等内外合一的商业德性文化意识，伴随着古代中原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及演变，并灵活的融合了儒家的一些仁义道德，常常把儒家的一些伦理道德文化作为从商的至高境界，明显带有商业伦理的儒化倾向。继而，后世的众多豫商加以传承和极力弘扬，这是一个儒家思想道德文化与古老商业时代文化不知不觉互动共鸣、共融发展的演化过程，也是一个先秦豫商不断改造自我、提升自我、完善自我的渐进过程。如中原第一儒商子贡秉承儒家“仁义”之德，从商富贾，终成“儒商鼻祖”；郑商弦高犒劳秦师退兵，倡导爱国重商；洛阳商人白圭治生有方，以智强仁勇的经营理念创造了商业致富神话而名满天下；还有豫商“陶朱公”范蠡以忠恕之道，仗义疏财，施善乡邻，惠济四方，成就“千秋商祖”之誉。在这些先秦豫商的身上，皆彰显了厚重的德性文化意识和幽深的商业文化品性，其内涵价值丰厚，现实功效明显，为新时期新豫商提供了鲜活的精神食粮，对重塑和建构新豫商精神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崇尚“仁义”之德

中华民族素来号称“礼仪之邦”、“文明古国”，极其推崇“仁义”之德，这是以完善社会的情感道德为理想目标的，而不是完全的以追求社会的物质富足为最终指向的，这与现代西方的纯粹物质文化是截然不一样的。此种道德标准更多合乎中华民族重义轻利的商业价值取向，在人生价值的实现路径中，道德价值的提升和完善是高于物质利益的需求和满足的。同时，这也是先秦豫商经济伦理思想的道德精髓，先秦豫商历来把崇尚“仁德”作为通商惠贾的基本伦理标准，要求商人要“本心仁厚”，把古代豫商从商远贾的道德完善由外向内进行自我超越。而在具体的经商实践中则表现为“以义制利”、“见利思义”，主张“仁中取利”、“以义生财”，要求商人正确对待物质利益的正当获取路径，讲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礼记・大学》），基本秉承儒家的“仁义”之道来经商处事，把为人处世的道德理念和从商致富的商业实践巧妙地结合起来，这是先秦豫商的一大特色，也是他们致富发家、为民立国的一大法宝。豫商之一的洛阳商人白圭，曾称自己的经商行为是“仁术”；孔子弟子儒商子贡，也极力倡导“博施济众”的“仁德”道德标准。

可见，以“仁义”之德经商是先秦豫商德性文化的显著特征，且内涵价值丰富，折射到他们实际的商业活动中则表现为具有高度自觉的道德伦理意识。大家常说“无商不奸”、“无奸不商”，其实说的就是商人的道德伦理问题，商人在从商过程中以高超的商业技巧而大获成功，并深受儒家高尚仁义道德的情感熏染，那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儒商”典范。先秦豫商就一直秉承“仁义”之道的从商理念，主张“为富且仁”、“富而不骄，贫而不谄”，先秦豫商有正确的财富观念，孔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论语・尧曰》）。在孔子及其弟子子贡的眼里，富而仁德是从商惠贾的首要原则与思想核心。先秦豫商鼻祖子贡，堪称儒商典范，他一生从商治生，崇仁立德，求实务本，既传播和弘扬了儒家思想，又成就了自己的商业理想，促进了古时的经济发展与繁荣。司马迁说：“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史记・货值列传》）。子贡是孔子众多弟子中从商致富为民立国的成功范例，他一边学习、信奉尊奉孔子的“仁义”之德，一边利用自己卓越的商业头脑从商致富，他善于学习，重德守义，讲究诚信，立公为民，较好的协调了自身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实现古代商业的可持续发展，维护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由此，《论语・学而》曰：“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可以看出，子贡是先秦豫商中典型的文化商人，既有商业头脑，才思敏捷，又崇仁立德，义利兼顾，将仁义道德、贤智济世融合起来，开启了中华儒商文化的先河，为后世众多豫商所追随和效法。

而被司马迁誉为“治生之祖”的洛阳商人白圭，也是先秦豫商中崇尚“仁义”之德的成功商人。他经商的秘诀是“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予”，而不是一味用巧取豪夺来发财致富。《史记・货值列传》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他认为为商之道应善于决断和权变，具备智、勇、仁、强等多方面的综合道德素质，所以，他把自己的商业精神和经商之道称为“仁术”。豫商“陶朱公”范蠡也极其赞赏从商要把“仁义之德”一以贯之，他“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先秦豫商勤奋善良，踏实能干，行商千里，从不忘崇儒重教，乡情浓厚，并为富且仁，常常惠施乡邻，恩泽四方。其厚重的儒家德性文化涵盖了上古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法律、婚姻等各个领域，其中有豫商用于衣食住行的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居住文化、交通文化等，这些是古老的中原先民们在积极的商业实践和生活劳动中长期培育养成的价值观念、思想方式、个人情操、传统习俗、道德规范等重要的时代价值内涵，是他们在改造、征服自然和创造社会文明的过程中形成的现实活动、思维模式和道德意识行为，是先秦时期商业德性文化的高度概括和凝聚。这种经世济民的大爱思想，既是儒学仁爱精神的崇高体现，又是先秦豫商所追求的至高理想和目标。它提升了先秦豫商的商业智慧，也深化了先秦豫商的人文品性，成为先秦豫商精神的最高体现，对古代中原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影响和造就了后世一代又一代卓越的儒性文化商人。

先秦豫商严格尊崇儒家“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可谓仁矣”的思想教诲，把自己从事的商业活动看成自身实现儒家德性文化的最佳工具、手段或途径。他们大多发家致富立国为民，而不是将财富用于个人的奢华消费，而是热衷于赈灾济民、捐资办学、修桥筑路等为社会、为国家的公益性活动。先秦豫商这种以商为业，兼顾为国、为民、为社会的儒商修养受到了后世以来有识之士的高度认可，像后来的明代巨富沈万三、清代晋商翘楚乔致庸、红顶商人胡雪岩、华人首富李嘉诚、爱国慈善家邵逸夫等，他们不为一己之利而害天下苍生，而是以自己超人的才华、智慧、仁爱来服务社会、报效国家。

注重“仁智”之勇

商业的经营与管理不但需要以“仁义”之道来铸就商业道德，更需要仁者的智慧与谋略来勇创商业奇迹。实践证明，只有善于把握市场规律，认清各种复杂的经济现象，正确预测未来经济形势，才能稳操胜券，致胜千里，永远立于商业的不败之地。先秦豫商把“仁德”作为经商之道的基本素养，同时倡导勤俭经营，善于用人，尤其看重经商时要眼光独特，坚决果断，出其不意，以“仁智”之勇，“乘势待时”，以眼疾手快抢占商机，从而赢得主动，获取成功。商人始祖殷人王亥落居于今河南商丘一带，在上古时期生产工具落后、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情况下，王亥利用自己过人的聪明才智，驯养牛马，“牵牛车而远贾”，并用自己部落剩余的物品来换取周边部落的牛羊帛粟，开启了我国早期的商业活动，对后来商人认识到商业交换的市场规律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后世商人认识到“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同时也出现了商朝人及后世商人时常大规模用牛马羊等牲畜来祭祀王亥的现象。春秋时期儒商鼻祖子贡也拥有“仁智”之勇，并善于明察秋毫，认清时令变化和市场供需状况提出了“物以稀为贵”的商业理论，使他在经商活动中游刃有余，大获成功，就连他的老师孔子评价他擅长揣度市场行情，预测准确，常常“货殖屡中”。还有著名的郑国商人弦高以贩牛为业，一次在经商途中偶遇秦师入侵，他智谋超群，心生一计，用自己的十五头牛为代价主动犒劳秦军将士，暗地给郑国报信，最终智退秦军，保全了郑国，他以经商爱国的“仁智”之勇终止了一场战争，被传为商人重义的美谈与佳话。

事实上，先秦儒家自始至终都在提倡“仁智”之勇。在孔子看来，“智者不惑”，人是一种有理性的高级物种，“智”是一种道德的认知行为，是一个道德理性的范畴，学习智慧是人生一大快事、乐事。儒家所倡之“智学”，是学思与知行结合统一的，孔子指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学而》）。道德智性是先秦儒家处理复杂人际关系的理性原则，是明辨是非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完善，而运用“仁智”之勇是自我克制物欲泛滥和提升自我人性的最佳路径。或许正是在这样的儒性文化思想的引导下，“以智经商”就成为先秦豫商经营活动的突出特性。他们重视知识的学习和经验的总结，善于反思自我，不袭旧俗，一切商业实践皆按时、因事、依势而变，好学重智，通达善变，推崇人才的任用和创新的提升，使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大获成功。假若先秦豫商重德不重智，那就变成了迂腐的商人，俗话说的好，“经商不懂行，瞎子撞南墙”。先秦儒家把仁、智、勇作为三达德，而先秦豫商也只有把这三者在商业活动中运用好、发挥好，才能创造出惊人的财富和铸就成恒久不变的商业之德，这也是先秦豫商所追求的崇高的人格境界和至高的经商境界。

洛阳商人白圭是先秦豫商的代表人物，后世尊奉为“治生鼻祖”，他在长期的商业实践中总结出一套非常有效的经商之道，他看重“智”、“强”、“仁”、“勇”的经商素质。他强调商人要以“智”学识，多读书，勤思考，善于捕捉商机，从大处着眼，通观全局，勇于决断，以“智”取胜。同时他坚守仁义之心，有忧患意识，能深入了解市场和天象变化，及时调整经营方式，保证经营管理发展要有强大的后劲，能守得住财富，白圭虽富甲一方，但自身生活简朴，省吃俭用，与家人、奴仆们同甘共苦，共创家业。白圭拥有高远的战略眼光和把握商业时机的超强能力，商业天分突出，他善于选择商业经营的方向，主张乐观时变，倡导“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经商原则，保证了自己经营的主动权，轻松获取丰厚的利润，客观上又调节了商品的自然供求和价格平稳，保护了个体农民、手工业者、消费者三者的利益，最终白圭以这样的“仁术”累积百万，成就了“商圣”之誉。豫商南阳范蠡年轻时曾拜早期的商业理论家计然学习理财之道，后来辅助越王勾践成就霸业，此后弃政从商，隐居江湖，凭借自己超人的生财之道，曾“三致千金，财聚巨万”，后世誉他为“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名冠天下”。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更要认识到“仁智”之勇的重要性。在风云变幻、尔虞我诈的商海之中，更要依赖于优秀的经营人才，提升自己的创新智慧和管理谋略，方能克敌制胜，成为真正的“仁智”商人。特别是现代新豫商更应该认识到，在复杂多变、竞争残酷的商业实践中，不仅要积极的向先秦豫商那样“修心养性”，更应该深刻的学习新知识，总结新经验，以“智”取胜，并能在复杂多变的商业经营活动中，灵活善变，充分发挥先秦豫商儒性文化的“仁智”之勇，彰显新时期当代新豫商的儒商风采和儒商德性魅力，方能恒久地立于不败之地。

强调“忠恕”之情

“仁义”之德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以仁生财”是实现儒性商业文化的主要手段，先秦豫商特别强调“忠恕”之情，尽心做事，同情弱者，以治国的胸怀来经商致富，赚取民心，赢得民意，从而立国为民、名扬天下。而对那些不仁者见利忘义、损人利己、为富不仁，把“生财”作为最终目的，为赚钱而赚钱，甚至不惜作奸犯科、以身试法、谋取暴利等卑劣商业行为应坚决摒弃。先秦豫商则是真正的仁者，他们超然物外、轻视功利、有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有救世济民的远大抱负和爱国意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不计个人得失，忧国忧民，甚至以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整体利益为重，这是先秦豫商经商之大道。豫商子贡在孔门众多弟子中，勤奋求学，孜孜不倦，有辩才，善外交，师从孔子立志从政，虽长期经商，家财万贯，最为富有。但他胸怀大众，博济广施，富而不骄，谦逊忠孝，他曾花重金救赎在外流落的鲁国奴隶，但从不索要赎金，他坚持“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的“忠恕”之道，以同情别人的眼光和换位思考的思维方式运用于商业实践，实现自我与大众的互惠共赢，且能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博爱胸襟而慷慨回报社会而名扬列国。

南阳豫商范蠡出身寒微，但聪敏好学，年少有才，他人生前期帮助越王勾践励精图治，成就霸业，人生后期专心经商，成为巨富。范蠡一生基本秉承“忠恕”之道，以圣人之资协助越王治国理政，富民强兵，提出本末并重、农商皆利的治国之道，终以铸就伟业。后来，他急流勇退，致力从商，与家人们开荒耕地，兼顾养鱼、饲养牲畜等副业，很快成为当地巨富，但他生财有道，富而能仁，时常仗义疏财，施善乡邻，曾三迁“天下之中”定陶，三聚千金，又三散家财于乡邻，可见，范蠡是忠国爱民、社会责任意识强、仗义疏财、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仁德”豫商，堪为后世豫商之楷模。郑国大夫子产执政护商，保护商人的权利，促进郑国商业的发展与繁荣，这种良好的从商环境造就了很多爱国商人，使得郑国及后世豫商中不断涌现出很多的爱国商人。春秋时期郑国商人弦高就是其中之一，能在郑国四面受敌的困境中，想方设法智退秦军，拯救郑国于危难，弦高从商为国，带动国家重商风气，提高郑国商人地位，成为古代中原第一爱国商人。

姜子牙，河南卫辉人，也是先秦时期的著名豫商之一，在殷朝末年他是有名的政治谋略家、思想家和军事家。后人大多认为他在军事和政治上是成功的，可他在经商方面却时运不济，生活上时常贫困潦倒，为了营生，他多次提篮街头叫卖，其结果往往十分悲惨，无功而返。为生活所迫，他还卖过竹篮、干面，经营过酒肆，在朝歌贩卖过牛羊等牲畜，大都失败。后来，在西周初期，得周文王、周武王赏识任用，得以施展才华，成为了运用经商来治国理政的政治大家。姜子牙文才武略，秉承心中的“忠恕”之情，对周王朝忠心不二，后来分封“齐候”，看到齐国之地贫穷落后，他根据自己早年丰富的从商阅历，积极带领齐国民众，励精图治，上下一心，种桑养蚕，并借助于天然的土地及气候优势，大力发展丝织业、捕鱼业、盐业等手工业和商业生产。姜子牙是一个聪慧睿智的“若愚”商人，他勤奋能干，务实精明，拥有高尚的道德水平和文化素养，再加上他善于运用儒家推己及人的道德思维模式，仁义为先，处处体现着豫商乐善好施、以善济众的高贵品质，他关心大众百姓，尽心忠孝，为民为国。由此，他潜心经营的齐国很快就繁荣昌盛起来，成为当时全国比较有名的商业大都市，姜子牙也成为了以商治国、立国的成功典范，为后人所津津乐道。

子贡、范蠡、弦高从商的“忠恕”之情强化了古代先秦豫商所具有的仁政智慧和商业德性，在此理念的指引下，先秦豫商以积极的入世态度和自强图新的进取精神，把商业的德性文化落实到具体的个体生活和广阔的社会实践中去，维护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促进了社会的经济发展和道德完善。这样的从商义举深刻影响了后世豫商的道德思维方式，历代豫商都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把“忠信仁德”作为自己从商的首要职责，强调正己施人、经邦济世，使得“忠恕”之道的真正内涵和价值在不同的时期能充分展示，发挥它应有的意义和作用。秦代相国豫商吕不韦以经商起家，善于长线投资，颇有政治头脑和战略眼光，以“奇货可居”从商治国，为中国的统一贡献很大，这主要源于他能忠信报国，以宏伟之志成就千古商业奇才。西汉有名豫商卜式以耕田畜牧为业集聚财富，当汉朝边患四起，匈奴战争连年不断，他依然顾全大局，以国为重，愿意捐出一半家产来资助边防，甚得皇帝赏识，皇帝也以此来教化百姓，受此影响，当时还有豫商张长叔、李通等人曾帮助汉室复兴。后来清代河南巩义以康应魁为代表的康百万庄园，也是一个典型事例，如今庄园里遗留下来众多的匾、额、楹、联，皆体现了康家“修己安人”的“忠恕”之情，还有康家有名家训“留余”思想，也集中体现经商的“忠恕”之道。诸如这些豫商都非常自觉的把自己从商致富生财与服务人民、振兴国家、强盛民族结合起来，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看得高于一起，这些都是先秦豫商德性文化中“忠恕”之情的完美阐释。

结论及启示

我国经济的改革发展从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儒家德性伦理文化映照下的商业经济发展模式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先秦豫商德性文化的内涵价值强调，商业经济的主体践行过程应该是在我国儒性道德伦理文化的支撑下才能正常运作，把经济发展的自我利益最大化和社会道德价值的最优化真正的契合起来，进行互补，达到统一。此种道德价值标准和先秦豫商经济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先天的内在涵容性，像上面说到的“富而不骄，贫而不谄”的儒性商人子贡，“天下治生之祖”的商业祖师白圭，“富而好行其德” 的商圣范蠡，甚至包括后来“愿输家财半助边”的汉代商人卜式、“人有危难，倾财相助”，“义声遍及长安”的唐代商人宋清，还有近代有名儒商张謇、陈嘉庚、卢作孚都是此类经济思想和德性文化完美融合的典型代表。当前中原经济的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这种德性文化的内涵价值为中原经济区的建设和发展起着重要的思想引导作用，并指引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更好的向前推进，在我国平衡东西部发展中发挥更大、更广、更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