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教育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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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外语教育论文范文

（一）民办外语教育在基础英语教育中的地位

目前，我国正处于从“穷国办大教育”向“大国办强教育”转变的大背景下，仅靠政府的教育投入已经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英语学习多样化要求的需要，而民办外语教育的发展可以大大缓解庞大的教育需求和有限的政府投入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仅依靠国家财政支持的公办学校难以将英语教育的规模“做宽做大”，也难以将英语教育“做强做精”。从办学的规模上看，民办外语教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有几十人家庭作坊式的学校，有几百人、几千人中等规模的学校，甚至还有几万人规模的学校。民办外语学校办学针对性强，往往是面对特定的顾客群体选择教材，以市场为中心，办学机制更加的灵活，更适应社会的需求，在基础英语教育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民办外语教育对基础英语教育的作用与影响

1.促进基础英语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

民办外语教育的发展促进了基础英语教育的管理体制改革，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办学的基础教育体系初步形成，民办外语教育已成为基础英语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我国进行了公办学校办学体制的改革，在学校产权不变或部分产权合法转移的前提下，借鉴民办学校的优势，转制学校的投资体制、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从而改变了基础教育由政府“包揽式”管理的格局，吸纳民营资本，促进了多元化办学模式的尝试。由于外语这一学科的交际性和工具性，以及学习群体的不同起点、不同需求，单一的公办英语教育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学习的需要，因此公办学校的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2.满足当前教育选择的多样化需求

长期以来，公办中小学的招生主要采用就近入学分配的原则，按照学生户籍所在地分配进入相对就近的公办初中和小学，以保证每一位学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力。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显著提高和改善，经济相对富裕的群体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越来越高，据调查显示，义务教育阶段城市家庭子女教育成本年均增长速度达到20%左右，成为家庭消费支出中增长最快的方面之一。普通公办的基础英语教育已经不能满足当前家长和学生选择教育需求，因此，能够满足家长加强对子女外语能力培养、升学以及今后发展等需要的民办教育迅速地发展起来。

3.促进公办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

民办教育的办学以市场为导向，机制比较灵活，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手段、教材选用、教师聘任等方面有很大自主性。从全国范围来看，知名度高的民办外语学校吸纳的生源更多，尤其是在一些基础英语教育薄弱的地区，许多学生都在课余时间进入声望高的民办外语学校学习，以补充自己在公办学校学习的知识。这些学生将民办学校的教材、教学方法等带到公办学校，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公办学校的教学改革。另外，许多公办学校教师退休后去民办学校任教，许多教师在民办学校工作一段时间进入公办学校的现象都是存在的，民办学校教师和公办学校教师之间的流动和交流也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过程。这些因素都促进了公办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

二、民办外语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在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进程中，民办学校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随着我国教育体制的改革、国家的各项教育法律法规的逐步健全、经济的发展、教育投入的增加，民办外语教育会在更加公平、公正、合理、规范的土壤中生存发展，这需要民办外语教育抓住机遇、大胆改革，实现自身的可持续性发展。

（一）大力发展特色教育、产业联盟的办学模式

近些年来，由于政策、环境等方面的因素，更主要由于民办学校自身缺少特色、管理松散、教学质量不高等因素，民办学校倒闭现象常有发生。而从生存下来的民办学校看，他们都有自己的特色与联盟优势。随着教育与市场的接轨，为实现特定目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学校采取联合与合作的方式共同承担风险、享受利益，从而形成联盟。这种联盟既包括民办学校与民办学校之间的联盟，也包括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之间的联盟。具有自身特色的民办教育产业联盟可以加强学校和学校之间的交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从而具有更强的竞争力。

（二）充分发挥民办外语教育的相对优势

民办学校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需要吸纳资金投入、降低资本运营、调整结构、发挥自身优势、按照市场的需要调整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向。这些就使民办学校相对公办学校有了一定的优势，如结构相对合理，冗员较少，负担较轻；管理比较科学，效率较高；实行按劳分配，分配制度比较合理，员工工作积极性较高；机制灵活，及时适应市场需求。因此，在民办外语学校的发展中应充分发挥这些优势，凭借精简机构、科学管理、灵活机制以及对市场的敏感性和快速适应性，寻求生存和发展。

（三）加强民办外语学校师资队伍建设

加强民办外语学校的师资队伍建设对于民办外语教育的发展至关重要。民办外语学校教师队伍缺少中坚力量、兼职多、流动性大、缺少稳定性等问题普遍存在。要提高民办外语学校教学质量，促进民办教育的发展，提高民办学校教师素质，建设一支高水平且稳定的教师队伍必不可少，且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从内因来看，民办外语学校自身要注重教师的培养和培训，努力建立一支年龄结构、学历结构、学源结构合理，以专职为主，兼职为辅，较稳定的师资队伍。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也要发挥其引导作用，制定相关的工资、医疗、养老等政策和法律法规，给予民办外语学校教师必要的保障，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才有可能全新投入到民办外语学校的教学工作中。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可以为双方教师的交流搭建平台，为其交流提供机会，这有利于双方教师教学能力的提高，促进民办外语学校教师队伍的建设。

（四）完善民办外语学校的管理体制

民办外语学校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建立在完善的管理体制之上。一方面，民办外语学校要加强自身建设，创新理念、加强管理、以人为本，寻求一条符合市场竞争的、有特色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应进一步明确对民办外语学校的管理和监督职责，加强对民办学校的引导、支持和管理，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引导民办外语学校走上持续稳定的发展道路。

三、结语

第2篇：外语教育论文范文

实施言语行为就会有一定的规则。交际中言语行为要想成功的条件，主要有以下三大项六条：

A1，存在社会公认的规约性程序及其所要求的规约性结果，其中包括一定的主体，在一定场合下说的一定的话。

A2，具体情况下的具体主体与具体的条件有利于完成具体的言语行为。

B1，所有参与者正确地按程序行事。

B2，所有参与者完全地执行一定的程序。

C1，如果在执行某种程序时主体受一定思想或情感所驱使，或程序为任何一个参与者下一行为新阶段的开始，那么执行程序的每一个主体应现实地对待它，所有参与者就具有相应的真实意图。

C2，相应地，他们应按规定行事。如果违反上述规则之中的一个或几个，言语行为就不能取得成功。有时会因为违反“程序使用规则”，有时因为违反“程序执行规则”，这时就会发生言语行为失误行为。从上面的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定的言语主体在一定的场合下，一定要符合程序的规定性，这一点要求教师要有正确的思想行为规范准则，进而影响和教育学生，课堂上，教师作为会话合作的主体，要积极引导启发学生，符合会话合作原则，避免言语行为失误。有哪些原因造成言语行为失误，从而导致不成功。著名语言学家奥斯汀将其基本上归为两大类：其一，卡壳；其二，滥用。奥斯汀分析卡壳的两种原因是由以下两个原因造成的,即违反“程序使用规则”和违反“程序执行规则”。所谓“滥用”是指言语行为虽然发出了，但说话人本人只是说说而已，并无实际意义。造成言语行为失误的原因大体上可归为三种：其一，错误地使用程序。其二，错误地执行程序。其三，滥用。根据这一语言学理论，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当注意，条理清晰，内容准确，正确地执行程序，既要避免卡壳，也要避免滥用，滥用我们可以理解为不利于学生理解或与课堂教学联系不紧密的内容。另一语言学家格莱斯提出了会话合作五原则：其一，真实性原则：即交际者应说出真实的情况和感觉，要求人们不要从主观出发，说假话、谎话。其二，连贯性原则、理据性原则：是说交际者的话语需具备形式上和意义上的连贯，言语表述要符合逻辑思维规律要求，意义上有前因后果、接续、相互关系等联系。其三，经济性原则：在语句意义明确的情况下，说话者提供给对方的信息量适中，不多也不少，违反这一原则，信息量过多或过少，都会影响交际的顺利进行。其四，有效性原则：指交际的艺术、策略，如何使受话人接受，并使言语行为取得说话人所期望的结果。有效性实际上是最主要也是最终的要求，为提高效能，人们要学会使用各种修辞方法，如夸张、反语、一语双关、暗示等。其五，现实性原则：现实性原则要求受话人原意以任何可能的理解和解释进行会话合作，在现实言语交际活动中，受话人对说话人的言语信息不能不顾现实情况而断章取义，这是现实性原则的要求。根据格莱斯提出的这五项会话原则，教师在外语教学中，要注意语境、场合，对要交际的信息量做出正确的判断，了解学生的理解能力，符合交际的艺术和策略，让学生快速正确地接受到教师提供的信息，达到所期望的教学效果，同时在授课中避免过量的、无意义的信息。反之，也要注意信息量不足的问题。教师在授课中注意连贯性，符合逻辑思维规律的要求，注意话语间的各种不同类型的联系，不中断交际，保证课堂教学的连续性，流畅性及理据性原则。

2言语行为的结构与言语行为失误

第3篇：外语教育论文范文

[关键词]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

Abstract:Basedontherelevantliteratureofteachingefficiencyofforeignteachers,thispapersumsupandcombsthebasicconnotations,mainfeatures,generalcontents,maintheories,hinderingfactorsandimprovingstrategiesoftheteachingefficiencyofteachers.Italsopointsoutthemaincontributionsandcontradictionsofthepreviousstudies,andputsforwardtheemphasisofthisstudyinthefuture.

Keywords:teacher;teachingaction;teachingefficiency

一、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的界定

直接定义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的概念几乎没有，但相关概念相当多。如Raspberry(1993)的“有效教师”（effectiveteacher）；DonaldRCruickshank等(1999)的“有效教学”（effectiveteaching）；HarveyDaniels等的“最佳课堂教学”；KathrynCastle（2006）的“自治的教师”（Autonomyteacher）；RobertJ.Marzano等的“有效课堂”（Classroominstructionthatworks）。所有这些说法，几乎都没有对自身的概念给予清晰的界定，似乎只是使人意识到“优秀的”、“不错的”、“时髦的”、“主流的”这类含义。实际上，国外对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的定义，大多是对其特征进行描述的。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

一是教学行为有效性的理念特征。KathrynCastle（2006）认为，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取决于教师是否把教学作为教育学的取向；是否把教学作为科学研究的取向；是否把教学作为教师自治行动的取向；是否把教师作为教学研究者的取向等理念[1](P1094)。

二是教学行为有效性的个体素质特征。W.C.Bably认为，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取决于教师的10项个性品质：同情心（sympathy）；仪表（personalappearance）；谈吐（address）；诚恳（sincerity）；乐观（optimism）；热心（enthusiasm）；好学（scholarship）；活力（physicalvitality）；公正（fairness）；严谨（reserveanddignity）[2]。DonaldRCruickshank,DeborahL.Bainer,KimK.Metcalf(1999)则认为，教学行为有效性的个人性格特征包括热情、热心、幽默、可信任、对成功抱有很高的期望、激励、支持、有条理、灵活、适应性强、博学等方面[3](P299)。

三是教学行为有效性的教学过程特征。StanleyJ.Zehnand，JeffreyA.Kottler（1993）从3个方面论述了教学行为有效性的教学过程特征：（1）一名人际关系的专家（arelationshipspecialist）。具有真实的、无偏见的、同情的和乐于接受学生的态度；注意用眼神接触，用人体语言表达的非语言行为；支持性的、显示同情的、用心理解的、关注学生的策略。（2）营造真诚关心的气氛。有效的班级交往规划；促进全体学生有效交往；规范有效交往的实践。（3）一名帮助者（ahelper）：理解学生，信任学生，同情学生[4]。

以上这些都是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所应该具备的行为特征，但并非就是教师行为有效性本身。

二、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的内容

关于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内容的描述，笔者根据收集的资料，主要从教师教学行为的专业表现、教学过程结构和教学技能技巧等方面进行综述。

一是教师教学行为的教学专业表现。波士顿学校委员会(BostonSchoolCommittee)（2006）提出了教师教学行为的8个维度：（1）公平和高期望；（2）职业主义（Professionalism）：主要指模式化的职业行为，包括工作职能、区域政策的理解、工作程序以及在多样性的社区里的工作目标；（3）安全、尊重、文化敏感性和负责任的学习共同体；（4）学校、家庭与社区的伙伴关系；（5）指导学生学习的计划和策略；（6）实质性知识：具有广泛前沿性知识，关键概念、事实、相关的研究、质疑的方法，具体到各自学科的交流风格等；（7）发展性过程的监控与评估；（8）反思、合作和个体成长[5]。

二是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的教学过程结构。CharlotteDanielson(1996)认为，教学的重要目标是要创造出学习者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使学生能够从事重要内容的学习，并使所有师生感觉到尊严和荣耀。一般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的教学过程结构体系有4个板块，每一板块标志着教学的不同侧面。（1）教学计划和备课。包括选择教学目标；展现教学内容、资源知识、教学法的知识；展现内在教学设计、学习评价等内容；（2）课堂环境。包括创建尊重与和睦的课堂环境，形成学习的文化氛围，课堂程序管理、学生行为管理、具体环境布置等内容；（3）课堂教学。包括清晰而准确的交流、提问和讨论技术，使学生认真学习，给予学生反馈、灵活性和反应性；（4）专业职责。包括教学反思、保持精确记录、家庭交流、对学校和学区的贡献、专业成长和发展、专业主义展示等方面[6]。

三是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的教学技能技巧。Cruicshank(1990)从教学技巧的角度涉及到了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的内容。包括“创设环境；教学模式的多样性；指导时间最优化；提问题；提供清晰的指导；注意学生的进步；提供反馈和强化”等7个方面[3](P318)。HarveyDaniels,MarilynBizar（1998）提出了最佳课堂教学的6种教学行为技能：整合性单元；小组活动；呈现式学习；课堂工作室；真实体验；反思性评估等等。它有助于创建最佳课堂教学[7](P7)。

三、区分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与无效性的标准

教师怎样的教学行为才具有效性或无效性？HarveyDaniels,MarilynBizar（1998）关于课堂教学应该增加和减少的因素的研究，对于提高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或减少无效性，具有一定的研究参考价值。

课堂教学应该尽量增加的因素：（1）体验性、引导性、操作性的学习；（2）课堂上活跃的学习气氛；（3）强调学生更高级的思维，学习某领域中的关键概念和原理；（4）选择为数不多的几个主题，引导学生进行深入探究，使学生掌握研究该领域的方法；（5）让学生花时间去阅读那些具有完整性、原创性和真实性的书籍；（6）培养学生对待工作的责任感，帮助他们完成设定目标、记录、管理和评估的任务；（7）为学生提供选择的机会，让他们自主决定书籍、写作主题、学习伙伴和研究项目；（8）在学校建立并运用民主原则；（9）关注学生个体不同的认知风格和情感风格；（10）组织合作性活动，将教室建设成为一个相互依赖的社团；（11）将学生进行异质分组，通过个性化的活动不把学生分别孤立起来；（12）在常规课堂上给学生以特殊的帮助；（13）教师要扮演多样性、合作性角色；（14）依靠教师对学生发展所进行的描述性评价[7](P3)。

课堂教学应该尽量减少的因素：（1）面向全班进行的教学指导，如演讲；（2）学生被动活动，包括静坐、聆听、接受和吸收信息；（3）对教室里的安静状态给予表扬和奖励；（4）要求学生将课间时间用来完成工作表、练习册、或者仍然坐着，做其它功课；（5）对覆盖每个领域中的大量材料作蜻蜓点水的介绍；（6）死记硬背事实和细节；（7）强调学生分数和学生之间的竞争；（8）将学生进行能力分组；（9）采用某些特殊方案对学生进行筛选；（10）采用并依赖标准化测验[7](P4)。

虽然这一研究不是直接论述教学行为的有效性与无效性的，但对于我们区分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和无效性有一定参考价值。

四、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的基础理论

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是如何发生的？或者说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的影响因素及内部机理是什么？除了上面所述的教师个体素质、课程结构与教学技巧等影响因素以外，还有以下方面的理论成果：

一是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形成过程的本质。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形成过程的实质是教师学习教学的过程。FredKorthagen,JohnLoughran,TomRussell（2006）通过对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教师教育的研究，指出了提高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的7个基本原理：（1）学习教学是一个充满冲突和竞争的过程；（2）学习教学要求认为知识是有待于创造的学科而不是一个已经创造的科目；（3）学习教学要求从关注课程转向关注学习者；（4）学习教学是在师生共同探讨中进行并得以促进和加强的；（5）学习教学要求在教学过程中与同伴合作；（6）学习教学要求中小学，大学和实习生之间的有意义的联系；（7）学习教学要求教师教育家在自己提倡的教学项目中实践自己的教学方法，并且在示范作用中得到强化[8]。这7个原理可以说是对教师行为有效性形成过程本质的恰当描述。

二是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形成的思想变量。不同的思想对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具有不同的影响。佐藤正夫(1987)从教学史论的角度，认为必须扬弃与统一赫尔巴特与杜威的教学过程思想，提出了“学习课题系列学习”的思想，主要包括5个方面的内容：（1）提出问题与课题，使学生直面矛盾与障碍，引起学习动机；（2）使学生分析问题与课题的目标与条件，抓住真正意义上的问题；（3）使学生探讨适当的解决原理、方法与手段，计划解决活动；（4）实施解决活动的计划，实现问题与课题目标；（5）检验、评价、总结学习结果，使学生进一步练习与应用[9]。虽然这一思想对赫尔巴特与杜威的教学过程的思想有所超越，但仍然带有传统教育中的程式化习惯和明显的杜威教学过程思想的痕迹。

当前比较流行、且大家比较接受的当属建构主义。JacquelineGrennonBrooks,MartinG.Brooks(1999)提出了建构主义的指导原则，包括：（1）提出与学生相关的问题；（2）围绕基本概念组织学习活动，探究问题的本质；（3）寻求并重视学生的观点；（4）课程设置要适于学生提出假设；（5）在教学背景下评价学生的学习[10](P43-103)。在建构主义看来，教学过程的核心就是创设一种环境。

三是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形成的环境变量。许多人认为，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受教学环境的制约。KennethM.Tyler,A.WadeBoykin,TiaR.Walton（2006）通过欧洲与非洲文化差异在课堂学生学业成绩的表现的研究，得到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与文化环境具有高相关性的结论，并强调“个人主义与竞争能力”的欧洲文化与强调“合作与活力”的非洲文化相比，前者学生的学习动机与学业成绩比后者的更具有突出表现[11]。因此，随着教育的国际化与开放化程度越来越高，离开文化考量谈老师教学行为有效性是没有意义的。CliveHarber,JeffSerf（2006）则从民主政治的角度探讨了教师教学有效性的问题。他们以英国与南非两个国家为对比，主要通过两国文学、其它证据和（大学生）实习教师的面试等手段，得出教师教学有效性与民主政治有密切关系的结论[12]，并且指出现代教育结构、教育实践与教育的民主要求存在矛盾。CareyE.Andrzejewski,HeatherA.Davis（2006）探讨了课堂中的人类学接触（Humancontact）问题，发现教师将与学生的接触作为他们教学的自然过程。这种接触沿着两个轴心进行：第一个轴心表示参与者的教师是如何认识背景及背景是如何促进或限制人们的联系的。第二个轴心表示有关人类接触的谈话显示在教学中是如何促进教师的自我发展的[13]。这个研究对于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研究具有理论价值。

五、提升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之策略

关于提升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的策略研究，大致有如下几方面成果：

一是认知改变策略。MiekeLunenberg,FredKorthagen,AnjaSwennen(2006)研究了通过教师教育者，改变未来教师的理念与行为的理论模型，提出了与传统教师教育方法不同的5个维度：(1)变通的、灵活的和非固定背景下的专业报告，而不是复述详细精确的事实及固定背景中技术的精确运用；(2)学习中的调节作用而不是向学生传递信息；(3)学生是认知网络活动中的积极建构者而不是信息的接受者；(4)关注明确的问题及其多样性解决方法，而不是着眼于运算程序的应用和单一的正确答案；(5)关注社会环境的重要性，在此环境中，失败是学习的一部分，赞赏自我调节的学习，其他的学生也是学习的来源[14]。可见，这些观点与传统观点相比，无疑具有革命性意义。

二是学习合作策略。GeorgeaM.Langer,ArmyB.Colton,LorettaS.Goff(2003)提出了学生学习合作分析，即CASL(CollaborativeAnalysisofStudentLearning)。CASL是一种促进教师发展的教师教育体系。它围绕学生学业标准目标，帮助教师形成一种合作探究文化，加深理解教与学之间的内在联系。该体系由4个要素组成：（1）反思探究的框架；（2）合作探究的文化；（3）CASL的探究阶段；（4）促进、领导和支持CASL，如制度安排、行政支持等[15]。可见，合作成为教学过程或者教学过程就是合作的具体教学形式，这不仅是提高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的重要策略，也是师生教学相长的实现途径。

三是反思、建构性策略。JenniferHarrison,SueDymoke,TonyPell(2006)提出教师教学行为发展系统包括教师的经验、反思、学习结果和进一步的实证研究[16]。因此，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的提高需要强有力的学校环境的支持，学校政策要对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提高注入具有挑战性与冒险性的要素。JacquelineGrennonBrooks,MartinG.Brooks(1999)提出的建构主义策略是：（1）鼓励和接纳学生的独立性和主动性；（2）运用原始的、主要的以及可操作的、互相作用的材料；（3）运用诸如分类、分析、预测和创见之类的认知术语；（4）根据学生的反应实施课程与教学策略；（5）先了解学生对即将交流概念的看法；（6）鼓励学生参与到与教师和同伴的对话中；（7）激发学生研究的手段是提出富有创见、开放的问题；（8）注意学生最初的详细阐述；（9）使学生参与到与其最初假设相矛盾的活动中，继而鼓励他们讨论；（10）提出问题之后为学生留出等待时间；（11）为学生提供建构联系及隐喻的时间；（12）频繁使用学习循环模式，培养学生好奇心[10](P125-145)。总之，教师经常反思自身行为，考量不同教学行为、假设、信念和观点，沉稳深邃地考察教学环境、随机应变地把握教学局势并采取相应策略是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必须坚守的重要思想。

四是课堂实践策略。JosephCiaccio(2004)提出了“完全积极策略”。意谓使教师明显地看到教学的积极方面，避免或消除消极方面。具体内容包括满足彼此的需求；改变起反作用的情绪；结束行为问题；帮助后进生；运用积极学习策略等5个方面[17]。KathrynCastle（2006）研究了新手教师如何作为一个教学研究者，在教学实践中实现教学自动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7个自治的主题：（1）对错误问题的察觉；（2）质疑；（3）从他人那里寻求答案；（4）冒险；（5）反思到自信；（6）增强对学生理解的理解；（7）采取行动[1](P1094-1103)。RobertJ.Marzano,DebraJ.pickering,JaneE.Polloch(2000)提出了9种有效课堂教学指导策略：（1）鉴别相似性和相异性；（2）总结和笔记；（3）提倡努力和给予认可；（4）家庭作业和练习；（5）非语言表征；（6）合作学习；（7）建立目标和提供反馈；（8）产生假设和检验假设；（9）问题、线索和先行组织者[18]。StephenD.Brookfield,StephenPreskill归纳了实现民主课堂的主要技巧，包括热情倾听、积极参与、高度注意、谦逊、相互性、共同商议、正确评价、信心、及自治（autonomy）等方面[19]。由此可以看出，与传统的课堂教学标准相比，最近的研究强调课堂教学更具有反思、建构与批判的韵味。

五是教师教学档案袋策略。CatherineDeRijdt,EvaTiquet,FilipDochy,MauriceDevolder（2006）研究了高等教育背景下教学档案对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的影响，还检测了教师对于教学档案的态度。研究表明，教学档案是一种能够带来重要积极影响的工具。它能够激发教师去反思他们的教学行为，寻求不同的教学方法，从而有效地完成教学内容，改善课程材料[20]。

综上所述，国外相关研究成果，对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研究具有参考价值：（1）关于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的特征、内容体系及实现策略的研究成果，对本课题的进一步研究具有指导意义。（2）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必须以一定的专业实践体系及其标准为基础，否则教师专业化就无法与医生、会计、律师、建筑师等职业的专业化相提并论。（3）教学行为有效性不只是依赖于教学理性思维的规则的按部就班的操作性程序，它具有复杂性。这种复杂性表现不只限于教师与医生、会计、律师、建筑师等职业有相似之处，更在于它与其它许多职业如政治家、人类学家、公共关系者、演艺者等也有相似之处。所以，虽然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必须要求教学行为遵循一些公共教学准则，以使自身行为具有本行业的特殊标准，但是，标准与准则在多样性文化、政治与生活环境中很难发挥作用，应变思维才是教师教学行为更为需要的。KennethM.Tyler等(2006）课堂的文化差异研究，CliveHarber等（2006）的课堂民主政治研究，CareyE.Andrzejewski等（2006）的课堂人类学研究等都说明了这一问题。

以上研究也存在突出的矛盾：一方面教师专业化要求教师行为具有自身专业的不可替代性质，教师教学有效性取决于我们必须坚持教师教学的现代性理性设计，需要有一定规则性知识与程序结构，以此完成教师行为的专业化要求。也就是说，教师教学行为需要一定的模式化与自动化；另一方面教学活动的复杂性需要我们采用更多的反思性与建构性思维与策略，以应对变动不拘的教学环境的要求。由此，教师教学行为已经超越课堂时空范围而导致教师专业化特征的淡化。以上两方面构成了教师行为有效性研究的矛盾性。

本课题今后努力的方向是:一是关于哲学思想与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的关系及相关策略研究，以此应对未来变动不拘的教学与外部环境。因为随着教学环境的国际化与文化多元化，任何一种模式化的教学行为研究成果对实践的指导都显得蹩脚。对教师个体来说，一种在自身教学哲学指导下的应变性教学显得非常必要。二是关于拟像背景下教师特别是大学教师行为及其有效性的研究，以此保持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研究的时代性与未来指导性。因为以往的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是在课堂教学背景下进行研究的，而课堂教学是在工业时代背景下的教学组织形式，随着人类进入拟像时代，教师教学范式及其行为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如果我们的研究仅仅局限于课堂教学，也许我们的研究成果会成为拟像时代下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提高的桎梏。因此，从以上两个方面可以解决前述矛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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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外语教育论文范文

本文作者：肖巧慧工作单位：陕西理工学院

目前，许多地方院校的英语教师群体呈现的主要特征是：学历层次总体偏低、研究能力整体较弱、高级职称比例极小、女性教师数量过多等。调查显示，大学英语教师承担着繁重的基础课程教学任务，科研能力相对较弱，发表纯学术性论文、申请课题的人数少［2］。这些现象背后体现的是大学英语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困境。1．承受提高学历和晋升职称的压力我国高等教育已步入大众化阶段，其发展非常迅速。自1990年以来的大学扩招过程中，大学英语教师的需求数量迅速增加。但是，由于扩招之初在研究生层次以上培养英语师资的规模没有提前扩大，甚至在一段时期内未能同步跟上，伴随着扩招引进的教师和原有的大学英语教师一样，以本科毕业生为主。2000年以后，具有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大学英语教师人数逐渐增加，根据教育部的调查结果，“拥有博士和硕士学位教师人数所占比例分别为1．5％和60．1％”［2］。由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具有很大的不均衡性，许多地方院校特别是远离省会城市的学校的英语教师在学历方面依然存在很大差距。与此同时，大批教育部直属院校的目标定位动辄为研究型大学、世界高水平大学，省（市）属地方院校则普遍定位为教学研究型大学、国内知名大学等，不仅对教师的学历，更对教师的科研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形中增加了大学英语教师群体的学历和科研压力，而这种学历和科研压力又间接地转化为职称压力。在当前的教师评价体制中，学历、科研和职称具有很大的关联性，高校教师职称晋升需靠和科研项目作为支撑。论著数量和成果层次达不到一定水平，职称晋升希望渺茫。地方院校的大学英语教师在学历和职称方面承受的心理压力更大。2．背负繁重的课时和单调的重复长期以来，由于大学英语作为一门公共基础课程，在四年制本科教学中课程开设时间长达两学年四个学期，其教学任务量非常庞大。教育部的调查显示，大学英语教学平均周课时为10．4，教师平均周课时达13．5［2］。课时繁重的结果是大学英语教师成果难出，起步困难。不少中青年教师执教之初就满负荷乃至超负荷工作，时间和精力难以分散出来投放到科研上面。前述教育部的调查还表明，我国大学英语教师中女教师总数为16893名，占大学英语教师总数的80．1％。从性别分工角度而言，女性在家庭事务和子女抚养方面需要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比男性要多。整个以女教师为主体的大学英语教师群体要在科研方面拔得头筹显得尤其困难。除此之外，教学单位也难以安排教师进行专业进修，教师的教学知识和观念得不到及时更新。大学英语教学繁重的课时量主要是简单的重复。尽管平行班级教学重复可以适度减轻教师的备课量，增加教师的自信心，但也会导致教师的教学兴趣和热情的衰退，教师身心受到严峻的考验。大学英语教学通常是两年一个轮回的重复，一套教材重复使用多届的情况也比较普遍。从教师发展角度看，这种重复减少了教学内容对教师自身的挑战性，使得教师自身专业知识难以长进。3．身处改革漩涡和应对过剩危机早在本世纪之初，就有专家指出：“我国面临外语教学转型期，即基础外语教学的重点将由高校转到中学”，“中学培养基本外语能力、高校结合专业进行提高。”［3］“我国外语教育要作战略性的调整，要点是把普通英语教学任务全部下放到中学阶段去完成，以便学生进入高校时便可专注于专业英语的学习。”［4］较长时间以来，大学英语教学一直在“改革———上台阶———再改革———再上台阶”的呼声中进行，但是还是忽视了战略方面的问题。猛然回头才发现，今天的大学英语教学已经身处两难境地：前要应对高中英语教改之后的衔接问题，后要应对学科英语兴起后的自身定位问题。今天，随着高中英语课程改革的推进，高中毕业生的英语水平呈现出不断提高的趋势，大学英语作为基础课程的地位正在受到动摇。部分高校已经开始压缩大学英语（CollegeEnglish）教学课时，增加专业英语（EnglishforSpecialPurpose）课时。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一段时间内大学英语基础课程教师过剩将不可避免。虽然专业英语教学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由于长期从事单调的重复课程教学，现有的大学英语教师难以直接胜任。目前，“大学英语教师过剩”成为许多专家学者比较一致的观点。教育部大学英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蔡基刚指出：“大学英语教学的出路是基础英语向专业英语转移。”［5］随着高校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大学英语教师的发展空间将面临更大的挑战。所以，我们不仅要为大学英语教师寻找出路，更要思考大学英语教师过剩可能带来的相关问题。

1．以专业化作为大学英语教师的发展目标大学英语教师要想突破上述困境，需要认清高等教育的发展形势和自身条件，准确定位，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和专业素质，走专业化可持续发展之路。大学英语教师的专业化发展需要在三个层面进行努力：第一，大学英语教师作为社会中的知识阶层，需要考虑个体和群体的价值实现和目标追求。既要考虑其物质生活是否能通过从事教学活动和研究工作得到保障，也要考虑其精神生活能否通过传播和创造知识得到满足。第二，大学英语教师作为语言教师，其基本语言技能、中外文化知识及教学素养必须得到提高。这需要考虑如何为大学英语教师提供获得外国文化体验、参加国外语言进修和教学交流培训的机会，帮助教师提高教学水平和自信心。第三，大学英语教师作为大学教师，需要考虑结合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和个人职业生涯，培养在英语教学与研究领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这种可持续发展能力既满足职业需要，还要满足自身发展需要。2．以多元化作为大学英语教师发展的方向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蔡基刚认为，随着我国基础英语的重心下移和大学基础英语教师的过剩，今后会出现一种趋势即越来越多的英语教师充实到中小学，其中包括刚毕业的英语专业本科生和硕士，也包括现在的大学英语教师［5］。所以，解决未来的大学英语教师相对过剩问题，无疑是具有前瞻性的重要环节。在如何对待过剩的大学英语教师问题上，我们需要警惕两种极端观点：一种是搞简单的“一刀切”，搞简单化的“优胜劣汰”；另一种是彻底的“去外语化”，即大学英语教师从外语语言或外语文学学科转向外语语言文学学科之外某种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专门研究和课程教学上［6］。实事求是地讲，在大多数地方院校，正是这些目前陷入困境的大学英语教师的坚守，才使学校在“引不来，留不住”的年代走出困境。我们“对教师自身的关注不仅仅是为了提高教师质量，更代表的是一种新的教育价值观”［7］。所以，需要考虑更好的解决途径。而彻底的“去外语化”，则会使多年来凝结着大学英语教师身上的智力资本出现隐性流失。笔者认为，应该以多元化作为大学英语教师发展的方向，鼓励大学英语教师立足英语学科并结合个人志趣和教学需要获得发展。一是鼓励部分教师依托内容教学（Content－basedIn－struction，CBI）。新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对大学英语的课程设置的要求是：“各高等学校应根据实际情况，按照《课程要求》和本校的大学英语教学目标设计出各自的大学英语课程体系，将综合英语类、语言技能类、语言应用类、语言文化类和专业英语类等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有机结合，确保不同层次的学生在英语应用能力方面得到充分的训练和提高。”［1］80这部分教师有望通过实施专项内容教学、坚守阵地成为专家型教师。二是鼓励部分教师配合双语教学开展专门英语教学（ESP）或学术英语教学（EAP），成为复合型教师。新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对大学英语课程教学的“更高要求”是：能较为流利、准确地就一般或专业性话题进行对话或讨论，能用简练的语言概括篇幅较长、有一定语言难度的文本或讲话，能在国际会议和专业交流中宣读论文并参加讨论；能阅读国外英语报刊杂志上的文章，能比较顺利地阅读所学专业的英语文献和资料；能翻译介绍中国国情或文化的文章。因此，鼓励有条件的教师配合双语教学开展专门英语教学或面向研究生开展学术英语教学，既可以更好地落实大学英语教学要求，也可以使教师自身获得专业化发展。三是鼓励部分教师以开展教学研究为主，成为教学研究并重型教师。周燕等通过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实验研究发现，创建以项目为基础、由不同经历的教师构成的教师实践集体，是促进教师在实践中实现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8］。大学英语教师基于课堂并用于课堂的教学研究具有不可替代性。对于一些经验丰富、研究功底扎实的大学英语教师而言，基于教学的研究是最熟悉也是最可能取得成果的领域，以此作为专业化发展方向之一具有重要意义。

第5篇：外语教育论文范文

摘要：本文主要介绍外语阅读焦虑的界定与分类及其相关理论、国内外外语阅读焦虑研究状况，并点出研究不足之处及未来研究方向。

一、引言

语言学习焦虑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初。自从Horwitz（1986）等人的外语学习课堂焦虑量表（FLCAS）面世以来，外语学习焦虑研究结果表明：外语学习焦虑对外语学习的影响普遍存在，呈中度负相关关系。研究进一步发现在语言学习过程中有听力焦虑、阅读焦虑和写作焦虑的存在。

二、外语阅读焦虑的课题研究

1.外语阅读焦虑的界定。

资深学者Harwitz等（1986）对外语学习焦虑进行了大量深入研究，把外语学习焦虑定义为“外语课堂学习中由独特的语言学习过程引起的自我感知、对外语学习的看法、学习外语的感觉和学习行为等特殊的心理活动”。外语阅读焦虑和一般的外语学习焦虑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被认为是外语学习中的一种特别技能学习即阅读情景中形成的焦虑，表现为学生对自己外语阅读交际能力的过低评价，是在外语阅读学习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恐惧不安的紧张心理。

2.外语阅读焦虑相关理论：克拉申输入假说和情感过滤假说。

根据克拉申的输入假说（InputHypothesis），“当外语学习者接触到比当前语言稍多一点的语言材料，他将沿着自然顺序完善提高自己的外语水平。外语学习者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接触大量的可理解性输入。教师的任务是提供这种输入，降低学生的焦虑，提高他们的自信心。这样，语言就会自然习得”。输入渠道有两种：听和读。虽然只听也能够吸收语言营养，却远不如阅读那么有效与可靠，因为声音转瞬即逝的特征使听者难以在瞬间记住全部内容，而书面阅读材料的静止状态则有助于读者通过反复阅读来锁定需要的目标，并且在必要时还可从容地求助于词典。因此阅读是语言输入和积累的主要来源。

克拉申指出，“情感过滤假说（AffectiveFilterHypothesis）阐释了情感因素和二语习得过程之间的关系”。学习者的语言习得水平高低与情感过滤的能力和水平有关。也就是说在语言习得过程中，如果“情感过滤”过强，就会在大脑中形成障碍。语言输出就会被过滤。无法进入语言习得机制，结果就不能产生语言习得；反之，如果降低“情感过滤”，且保证语言输入是可理解的，它就可以顺畅地进入语言学习机制。输入假说和情感过滤假说以一种新的方式阐释了语言教师。

3.外语阅读焦虑国外研究现状。

自从1986年Horwitz等人的外语学习课堂焦虑量表面世以来，外语学习焦虑研究得出了近乎一致的结论：外语学习焦虑对外语学习的影响普遍存在，呈中度负相关关系。研究者注意到了外语学习焦虑在听、说、读、写不同技能中的不同表现。Horwitz（2001）把类似试图找出更加具体的焦虑源，以及焦虑与不同二语水平之间关系的努力称为外语学习焦虑研究的新趋势。Saito，Horwitz和Garza（1999）首次提出了外语阅读焦虑的构想，阐明外语阅读焦虑与普通的外语学习课堂焦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是一个因母语与目标语书写系统和文化而异的特定技能型焦虑，并编制了外语阅读焦虑量表进行测量。Saito等人利用自己研制的外语阅读焦虑量表调查显示，阅读外语也能产生焦虑，阅读焦虑因目的语不同而不同；阅读焦虑与学习成绩负相关；当学生感觉阅读材料很难时，阅读焦虑会升高。

4.外语阅读焦虑国内研究现状。

在国内，有关焦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一般的英语焦虑的研究，关于外语阅读焦虑的研究起步较晚，不过进展较快。郝玫和郝若平（200l）对阅读焦虑的研究发现焦虑会妨碍阅读理解的测试成绩。王才康（2003）采用外语课堂焦虑量表（FLCAS）和状态-特质焦虑量表（STAI）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外语焦虑是一种不同于特质焦虑和状态焦虑的特殊的焦虑现象。戴玥斌（2004）对外语学习中阅读焦虑感与阅读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元认知策略对外语阅读有显著、重要影响。陈素红（2005）调查结果表明，高职学生普遍存在较高的英语阅读焦虑；阅读焦虑与英语成绩呈负相关，对英语学习成绩有显著的预测性；阅读焦虑对女生英语成绩的预测力大于对男生。廖淑梅（2007）研究显示：非英语专业学生都在不同程度上经历英语阅读焦虑，非英语专业学生阅读焦虑与英语成绩呈显著的负相关，高阅读焦虑和低阅读焦虑的学生在英语成绩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阅读焦虑的程度也受学生个人因素的影响。三、外语阅读焦虑研究不足及其今后研究方向

国内外对外语阅读焦虑研究仍然不够充分，很多已经得到的研究结论仍然需要运用各种方法手段去证实和发展，比如说焦虑程度不同，焦虑与阅读表现关系是否不同？等等。Horwitz（2001）指出具体的焦虑源及焦虑与不同二语水平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成为了21世纪外语焦虑研究的新趋势。

参考文献：

［1］HorwitzEK，etal.Foreignlanguageclassroomanxiety［J］.TheModernLanguageJournal，1986，（70）：125-132.

［2］Krashen，S.PrinciplesandPracticeinSecondLanguageAcquisition，PrenticeHallInternational，1987：31-32.

［3］SaitoY，etal.Foreignlanguagereadinganxiety［J］.ModernLanguageJournal，1999，（83）：202-218.

［4］陈素红.英语阅读焦虑及与英语成绩的关系初探［J］.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99-101.

第6篇：外语教育论文范文

关键词：教育外部性；外部性教育

教育是国家发展的不竭动力，为各行各业提供合格的人力资源，促进个人全方位素质的提高，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这是教育正外部性的众多影响之一，然而教育外部性也会导致教育资源的使用无法达到帕雷托最优，影响到国家对教育补贴的政策，以及个人对教育的投资。因此理清教育外部性的界定及性质，分析其影响，找出适用于教育外部性内部化的措施，对于更好地发挥教育的功能，更好地解决教育过程中的外部性问题具有巨大的价值。

一、教育外部性的界定

外部性是任何经济学家无法回避的问题，最初由马歇尔在1890年《经济学原理》中提出外部性的概念，经过庇古、科斯等人的批判补充，外部性理论在11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其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其外延也不断得到扩充，为解释和解决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中的相关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纵观众多经济学家对外部性概念的界定，无非从两个角度：一是从外部性产生主体的角度来定义；二是从外部性接受主体的角度来定义。前者代表性的定义首当推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定义：“外部性是指那些生产或消费对其他团体强征了不可补偿的成本或给予了无需补偿的收益的情形。”第二类如兰德尔的定义：“外部性是用来表示‘当一个行动的某些效益或成本不在决策者的考虑范围内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些低效率现象；也就是某些效益被给予，或某些成本被强加给没有参加这一决策的人。”在对外部性的研究中，大多采用第一种定义。

教育外部性是外部性外延发展的产物，与医学外部性、思想政治外部性、政府行为外部性等一样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同样影响着人们的教育理念。弗里德曼对教育的外部性作了经典性的阐述：如果大多数公民没有一个最低限度的文化和知识，也不广泛地接受一些共同的价值准则，稳定而民主的社会就不可能存在。而教育对文化知识和价值准则这两个方面，均会做出贡献。儿童受到的教育不仅有利于儿童自己或者家长，而且社会上其他成员也会从中得到好处。由于无法识别受到利益的具体个人(或家庭)，所以不能向他们索取劳务的报酬，因此，存在相当大的“邻近影响”。卢卡斯则从经济学角度论述到：当某一劳动者接受教育后，本人的生产效率和收入水平会提高，同时通过“潜移默化”，周围的人乃至整个社会的生产率会提高，但他并不因此获得额外报酬。同样中国学者对于教育外部性也作了类似的论述：王善迈把教育的产品属性定为教育具有巨大外部效益。一个人接受了教育，不仅受教育者可以获得经济的、非经济的效益，同时社会也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与非经济效益。从维护社会“公平”的角度看，教育是不可“排除”的。因此，从整体上说，教育是一种具有正外部效应的准公共产品。范先佐认为：教育几乎是完全的“免费午餐”，致使教育部门缺乏自身．的发展动力，收益几乎全部外在化了。袁志刚认为：教育的外部性就是“其社会收益大于个人收益”。袁连生认为：“教育的间接消费效用，是教育的外部产出或外部效益。”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教育的外部性则具有如下性质：教育的举办和产出除了达到国家和个人的教育目的外，还会给其他社会团体和个人带来经济、非经济的影响，但教育却不能向受影响社会团体和个人给予直接补偿或不必要补偿。

二、教育外部性的分类

第一，根据教育外部性的影响效果划分为教育正外部性和教育负外部性。关于教育的正外部性显而易见，如一所高校校址的选择会给学校所在地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如促进学校周围学习体育用品、饮食、娱乐、服装等服务行业的发展，这些行业不仅仅解决当地居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成为当地居民的主要经济来源，还可提高所在社区的文化底蕴，提高其居民的素质和精神生活质量。近年来，教育的负外部性也越来越得到重视，如以文凭热引起的假文凭泛滥和社会风气败坏；以大学生就业困难所造成的社会负担，城乡教育差距拉大造成的教育不公平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不公平，特别是近年来高校学生的暴力事件，如2002年的马加爵事件，给社会带来了恶劣的影响，并引发民众对高等教育的忧虑。

第二，根据教育外部性的时空划分为教育代内外部性和教育代际外部性。通常的外部性是一种时间概念，主要是静态层面上考虑资源是否合理配置，即指代内外部性问题；而代际外部性问题从动态层面上解决人类代际之间行为的相互影响，这种分类源于可持续发展理念。教育的代内外部性主要关注教育外部性影响的范围，指对整个社会的深远影响，而教育代际外部性则主要指教育的长远影响，即指教育对一个国家，对一个民族的长远影响。在空间纬度上，教育的外部性可分为：农村教育外部性、城市(镇)教育外部性；经济发达地区的教育外部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教育外部性；中国东部的教育外部性、中国西部的教育外部性等等。

第三，根据教育外部性的主客体划分为作为生产者和作为消费者的教育外部性。从教育整体上讲，作为教育成果的合格毕业生是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的教育产品，作为生产领域的教育，它就是作为生产者的教育外部性。从消费者角度也可划分不同类型、层次、属性教育的外部性，即包括基础教育外部性、职业教育外部性、成人教育外部性；义务教育外部性和非义务教育外部性；初等教育外部性、中等教育外部性、高等教育外部性；个人外部性和政府外部性。个人消费教育所带来的外部性影响范围涉及到个人发展对整个社会的作用，对社会其他人生活的影响。另外教育外部性影响的客体既可以是生产者，如毕业生所在工厂、公司等，也可以是消费者，如受教育者所引发的消费潮流，对其他消费者的影响。

第四，根据教育外部性产生的前提和根源可划分为竞争和垄断下的教育外部性、制度教育外部性和技术教育外部性。根据教育外部性产生的前提，可以划分为竞争条件下的外部性和垄断条件下的外部性。在教育领域，这种划分首先要考虑教育在教育产业化和市场化大环境下的产品属性问题。教育产品是公共产品还是私人产品，或者属于准公共产品，需要根据教育产品提供的方式来判断。如果教育产品由政府提供且个人消费不需要购买，如基础教育中的义务教育、特殊教育、国防教育等，这时的教育产品就是公共产品，从某种意义上教育产品是在垄断的条件下产生的，其教育的外部性产生的条件也是垄断。作为补充的民办学校和私立学校，以及高等教育阶段，教育如果不是被免费提供，个人像购买私人物品一样负担教育费用，那么这样的教育就是私人产品，而不管其提供主体是政府还是市场，这时的教育产品具有竞争性，其产生的外部性的前提条件是竞争。但这种划分不是完全的，教育产品的属性整体来说为准公共产品，其外部性产生的条件也是复杂多样的。

根据教育外部性产生的根源，可以分为制度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教育举办的本身要依靠教育制度来维持，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具有外部性；一种制度的存在，会影响到其他制度的运行；另外制度的改革，即教育制度的改革，会引发一系列社会变动，这种影响显而易见，不需赘述。而技术性的教育外部性，更多体现在教育产品上，也就是毕业生个人素质提高带来的外部效应，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高校产学研的结合，其研究成果的外部性就是技术外部性。第五，根据教育外部性的状态划分为教育单向外部性和教育交互外部性。教育外部性根据影响传递的方向可分为，教育单向的外部性和教育交互的外部性。单向的教育外部性指教育对其他团体及个人的外部影响，如一所大学对所在社区的外部性影响，而交互的教育外部性正如一所以城市名命名的大学和所在的城市之间的交互影响，两者有共同的利益关系那样，影响力是交互的。如一个城市经济发达则成为学生选择这所城市大学的潜在影响因素(从就业前景上看)，同时如城市大学具有较高的办学水平和知名度，也将会成为城市的象征。另外，根据教育外部性的影响状态，分为稳定的教育外部性和不稳定的教育外部性。稳定的教育外部性是人们通常关注的焦点，也是教育外部性最主要的方面。而不稳定的教育外部性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是教育过程中的偶然事件，二是教育研究成果中所带来的技术性教育外部性，这在高等教育领域里尤为明显。

三、教育外部性的特性

教育外部性除了具备外部性的一般特性，如传递不通过价格机制、引起他人成本的减少或效用的降低、外部效应与个人收益的不可分割性外，它还具有本身特有的性质。

第一，教育外部性具有正向性。教育同时具备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但是总体来说其正外部性的作用和影响大于其负外部性，这与教育本身的性质和功能相关。教育(学校教育)是根据一定的社会要求和受教育者的发展需要，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以培养一定社会(或阶级)所需要的人才的活动。国家举办教育是为了提高国民的素质，促进个人及社会的和谐发展，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可靠的人力资源，促进国家的跨越式发展。因此，教育事业对于受教育者个人以及整个国家来说是一项积极的、意义重大的、不可替代的事业。教育外部性的实质是教育功能的体现，从教育的性质和功能上讲，教育的正外部性是人们和国家期望的，也是应有的主流。从另一方面讲，教育负外部性的体现大多与教育发展本身的不足相关，解决教育本身发展中的不足，就能较好地减少其负外部性的影响，如教育从文凭本位转向能力本位，假文凭就会失去市场；合理调整高等教育发展结构和提高其教育质量；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就会得到缓解；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和提高教育公平，会逐步缩小地区之间的教育水平差距。随着教育的完善发展，教育的负外部性被限定在最小的范围之内，其负外部性的影响也就会被统筹在正外部性之下。

第二，教育外部性具有多样性。教育的外部性因教育在级别、类型、性质、区域等方面上的不同具有一定的差别，体现其内部多样性。如在教育级别上，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外部性依次减弱。在教育类型上，教育产业涵盖不同层次，它们有着不同的外部性特征。一般来说，教育产业的外部性小，如教育核心产业中的职业教育外部性相对较小。在教育区域上，一个地区投资教育，因为市场经济下劳动力流动性的增强，其他地区也能受益，这就是教育投资的外部性。一般而言，在同一地区，城市级别越低，教育投资的外部性就越大，也即乡镇教育投资的正外部性一般要大于县城的，县城的要大于省辖市的，省辖市的要大于省会城市的，这是因为，贫困农村和乡镇的教育投资越多，教育质量越高，受教育的人向城市级别高的地方流动的可能性越大，而城市级别高的人员向城市级别低，特别是乡镇或农村流动的可能性很小。同样道理，经济欠发达地区和西部地区教育的外部性大于经济发达地区和东部地区。

第7篇：外语教育论文范文

关键词：教育社会学比较教育新教育社会学立场理论

教育社会学并没有让人眼热的，但有骄人的贡献，有充满活力的现在，活力后的纷争又预示着未来的发展。它的奠基者可追溯到马克思、韦伯、涂尔干，从诞生始，它就不处于边缘地位而成为教育学科群中最具思想活力、提供批判反思并指引路标的“母学科”之一。1971年以来，这一领域闪烁着一群光彩夺目的星星，譬如，艾坡（Apple）、伯恩斯坦(Bernstein)、吉鲁(Giroux)、瑞威（Renway）、赖塞尔（Lather）、麦克赖恩（Maclaren）、威克斯勒（Wexler）、威蒂（Whitty）1。当然还包括不久前刚逝去的布迪厄（PierreBourdieu）——他的研究凝聚着一个杰出社会科学家对教育问题与实践的关注与探究，并使“教育研究”不再划地为牢地限制在贴着教育学家标签的狭小圈子中。他们的研究使教育社会学——无论是登台唱大戏的各路理论流派，还是唱念坐打招式不同的论与认识论，皆成为吸引人的智力同时生长快速的领域。

鲍尔（StephenJ.Ball）在2000年出版的《教育社会学：重要论文集》（SociologyofEducation:Majormes）出口就发出这样的感慨：任何教育社会学的努力都是困难的，相应作出的任何概括也是脆弱的。本文无力也无意步此后尘，仅从最吸引笔者的两点出发，即在研究对象上，“建构”（make）取代“接受”（take）——研究取向中解释主义取代了自然主义；在研究主体上，追问“研究者是谁”——立场理论的凸现，以透析西方、准确地说是国外——包括崛起中的非西方，教育社会学的“新”发展。

一、“建构”（make）取代“接受”（take）

一个研究者进入问题时，“问题”之于他（她），究竟是"take"还是"make"？这并不是一个语言游戏，而研究问题的转折——借用鲍尔的话，研究取向中解释主义取代了自然主义2。

“Take”（接受）的对象一定是外在的——与“你”（准确地说，是研究者，研究者的面具罩在你的头上，你之为你的一切，成长背景、生活世界都不重要）无关的事实，客观的事实——任何眼睛看起来都一样。这个"take"所针对的是自然事实，准确地说是物理事实，象桌子、凳子一样没有生命的东西。其实，自然事实也不等同于物理事实，向日葵可谓是自然事实了吧？在梵高的眼里与画中，向日葵充满着生命、激情，我们从梵高的眼中甚至能看到向日葵周遭的阳光、风影、干湿，看到透明的、流动的空气，看到画家的性情与生命。梵高是在“建构”（make）向日葵而非照相式的呈现（take）向日葵——“正是这有生命的、流动的、充实的空气对画面中的物体起了作用”3。而建构（make）所强调的就是“你”——“研究者”，“研究者”开始向生活中的“你”回归，虽然研究可以重塑“你”的生活世界，但你的生活、你生活中的问题关怀凌驾在学科戒律之上，主导着“你”的探究之眼。

对同样一个问题，接受（Take）与建构（Make）的研究策略与问题意识均有诸多差异。接受（Take）及其后的自然主义研究传统所关心的是各种变量、变量之间的关系。自然主义的传统企图将社会世界等同于自然世界，并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与视角——相关性、现场实验、机率大小等等，移植于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用量的方法致力于“寻找”人的行为与社会变量之间的关系“事实”——客观的、外在的事实，寻找超越情境而存在的性认识。自然主义取向的研究在教育学中的，在美国被称为“教育的社会学”（educationalsociology），譬如科尔曼（Coleman）与布劳(Blau)的研究；在英国则是算术("politicalarithmetic")的传统，区别于“教育社会学”（thesociologyofeducation）。4我们以“教育机会均等”这个重要的教育社会学问题来分析两者的路数有何不同。

“教育的社会学”（educationalsociology）所关注的是化民主社会中教育机会与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艾坡（Apple,1996）将其表述为社会分层与所达成的地位之间的关系,即社会出身——先赋地位（社会阶层、地位、性别、种族等）与后致地位——尤以教育成就为代表之间的关系。他们将教育视为一种补救，教育对既有的不公平的社会秩序进行重新洗牌，学校教育能够为弱势群体提供补偿性援助，使他们能在一个更为公平的起点上开始其职业、文化与社会历程，因而学校被视为一个生产民主与公平的社会建制。其中最新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穆勒（W.Muller）与卡尔（W.Karle）的《欧洲教育体系的社会选择》，多尔·伯拉特（M.Duru-Bellat）的《法国中等学校中的社会不平等：从数字到理论》等5。

一币两面，“补救”的社会学又有一美誉——“黑箱”的社会学，只关心教育的投入与产出，忽视——严格地说是其研究方法上不能涉入学校内部的教育教学过程。

建构（Make）及其后的解释主义教育社会学从自然主义视为当然、准确地说视为处起步。对教育社会学中自然主义传统的批判始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主要有三个不同的来源——新、互动理论和知识社会学，依照“敌人的敌人即为朋友”的简单分界，它们常被笼统地视为一类，并被冠以“新教育社会学”（theNewSociologyofEducation,NSOE）6。而新教育社会学（NSOE）的核心就在于坚持不断地建构（making）问题，而非简单地从政策制定者与实践者那里接受（taking）任务。“教育的机会均等”这样一个在结构功能主义传统下被表述为事关教育的投入与产出的经济学命题，被解释主义者转换为这样一个问题域：在时间滴滴哒哒的流逝中，学校这个黑匣子究竟发生了什么？

“教育机会均等问题”在扬（M·Young）那里，就成了“知识与控制”的问题7。教育机会均等后面是教育公平与教育民主这样一些核心价值，其后又是所建构（make）出的“贫困”概念。在英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贫困”的内涵逐步由经济意义转变为文化意义，贫困者逐渐由物质上的赤贫者被建构为文化上的匮乏者——布迪厄所贡献出的文化资本成为一个重要的解释视角，而优良合理的教育应该成为“补救”文化匮乏者的利器，教育机会均等成为建设民主社会的重要途径。随着对教育机会均等的关注，学业失败者、学业能力欠佳者开始吸引教育研究者乃至公众的眼球，并被建构为一个教育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最初是从功效观出发，认定其为“教育浪费”；随着探究的深入，这个问题逐步被转换为不同的表达、不同的关注兴趣乃至不同的研究域。学业失败者的特征首先被描述成心理特征，诸如智力商数、学业能力等等；其后学业失败者的特征又与一组社会变量相关连，诸如家庭、阶级、族裔乃至性别，学业失败者与社会中弱势人群相勾连。此类研究后隐蔽着歧视、排斥甚至压迫——社会的等级秩序再制于学校对学生的分类过程中。

我们的疑问是“学业失败者”过去怎么不成为“问题”？是过去没有学业失败者吗？非也。学校是现代社会的人才编码场，学校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对各色人力进行分类、塑造，在强筛选、强分类的教育观下，教育的一个职能就是分层与淘汰，学业失败者自然在教育决策者、实践者与研究者的视线之外，或隐匿不现或视而不见。由此看来，“学业失败者”的产生与建构应了福柯（Foucault）的一句话：从隐匿到可见，从命名到定义，从描述到，都是社会建构——即建构（Making）的过程。

直到扬等知识社会学家开始追问：学校中的分类标准由谁制定？学校中的知识代表谁的利益？在何种利益角逐中，谁被界定为“学业失败者”——社会中的弱势人群？课程——Take取向下的“法定文化”才从超越种种利益之上的Given（被赋予的、给定的）知识被还原为一种社会组织中的知识，课程这只旧时王孙燕不得不落入寻常百姓家，课程是“做”出来的“社会建构”或“社会建制”。扬与艾坡8用不同的语句指出：课程是经由意识形态（既包括政治的意识形态，也包括的意识形态）所界定的知识、所选择的知识、所分配的知识，所实施的知识。无论是正式的官方课程还是非正式的潜在课程，这些课程无论假借圣谕的权威，理直气壮地“替天言道”，还是假借科学的魅力，将自己转换为客观、中立、远离是非利益的“真理”，都被挑破了面纱，被迫承认其情境性。知识也罢、课程也罢，都是置身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情境中的一种建构，甚至是复数利益群体之间相互角逐、相互妥协的社会建构。课程在此早已不是一种天赋的（Take）的客观事实，而是一个人为的（make）社会建构。当利益、权力这类社会控制凸现出来时，“更有成效地传授知识”被转换为“更公正、更合理地传授知识”这一事关社会公正的价值问题。

我们略为回溯一下二十余年间，建构（make）一派新教育社会学的发展轨迹。其核心兴趣是教育的传递过程：新讨论着学校经验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即学校与教室再生产着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其中最重要的贡献当为鲍尔斯（Bowles）与金蒂斯(Gintis)1976年提出的“符应原则”与莫尔（Moore）的《符应原则与的教育社会学》；互动理论与学校人种志研究则揭示着教师与学生的社会身份的建立过程，揭示着教室中的社会控制与社会选择；知识社会学则将学校中的知识与学科从教室中置换到社会文化背景之中，课程与教学都是社会的建构。知识社会学进而责难自由主义的知识观与教学观，认为知识内部有着明确的等级差异——精确知识的地位、尤其是可概括为数字的知识地位最高；可以用文字表达出来的知识的地位高于口述的、民间流传的知识；远离生活的知识即与个人生活距离较远的知识地位高于日常生活中的知识；教学中倡导个人化的，而合作学习得来的知识地位就较低，这就是知识的层级化（knowledgestratification）9。课程、课堂教学——看似中立的学校知识场已成为不同利益群体的角逐场，文化实践中包含着权力斗争，教育中充满着不平等与压迫。吉鲁（HenryA.Giroux）等提出将文化学转换为政治学，弗莱雷（P.Freire）等学者提出学校教育学应该是“可能性的”学校社会学，教师应该勇敢地成为“解放者”与“转化型的知识分子”——这是一种新型的文化政治或吉鲁所说的“跨越边界”10。

同时，新教育社会学是一种根本性的革命而非修正性的改良，其间有一些里程碑式的研究值得再提。70年代后，教育中批判性的研究谴责教育再制着社会的不平等，在资本主义体系下充任着压迫的社会体系。美国鲍尔斯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欧洲伯恩斯坦的《阶级、符号与控制》，布迪厄与帕森斯（Passeron）的《社会的再制：教育与文化》皆在讨论着教育，通过其空间与时间的组织，对课程知识的选择，对居统治地位的文化与语言的传递，有效地维持着阶级的边界，学校被视为传递社会控制的“隐性课程”。用阿图塞的术语，这是“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其功能在于再制等级秩序。70年代晚期，另外一些研究凸现，开始关注资本主义学校中学生的抵抗力量，抵制论中最为突出的当属威尔斯（Willis）对英国劳工阶层子弟的研究：《学习成为劳动者》11。新教育社会学在美国的研究者主要是艾坡、吉鲁和威克勒斯（Wexler），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将、互动理论与知识社会学熔合并铸就了一套新的、多元的批判性工具。教育社会学中纯粹的理论急速减少，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学科跨界、观念变化。到了90年代后，批判的传统与后现代的发展集中在教育政策分析和教育改革领域。

相应，接受（Take）与建构（Make）取向之后也预示着教育社会学在方法论与研究技术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接受（Take）后多为量的研究与实证主义的传统，建构（Make）后多为质的研究与解释主义传统。塞拉（Searle）1999年说：社会研究中实证主义取向是乐观的，所强调的观念实体具有理论普遍性，研究所根植的世界独立于人类的关怀之外——尽管这个世界由人的劳动所创造。相反，质的研究承担着双重责任——真实性（发现与再现行动者的意义）与建构性（社会行动者的观念是社会世界的解释）。研究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关心就是理解人们赋予其行为的意义，理解与共享社会世界之于他人的意义。最好的理解建立在对所研究的生活情境的熟悉与持续参与上，这一立场有一个经典的表述：再具有独创性的理论，再科学化的观察者，无论进行多么细致的研究都无法代替对研究之下正在进行的生活本身的熟悉。12

Make后的努力正如曼罕（Mehan）所说的是一种“社会行动、文化传递与建设性的活动”，它与人们亲密互动，密切地观其言察其行，以描述日常生活中细微的矛盾与细微的差异。它同样为二十余年间所活跃的不同理论与认识论所共铸：符号互动理论、人种志研究与现象学等，为获得更多的普适性与大众性，还将实证主义的逻辑性接纳其中——以回应对其“太软”或“太随意”的批评，同时也在接受与包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的冲击。

如同一场学术接力赛跑，到为止，新教育社会学在其活跃期所呈现出的最后一个角色是反省性角色——新教育社会学将工作的基础更多地放在自我批评上，而下一棒——女性主义研究的活跃将承继着批判的传统并开启新的方向。13

二、者是谁？

如果说在新与新学盛行的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早期），教育社会学中充满着阶级、阶级再制与阶级抵抗这类术语，随着有性的（女性主义）与有色的（种族的）研究者的活跃，批判话语从宏大的、阶级这类“大词”（BigWords）转换为研究者的身份、研究者的立场等充满着微观学色彩的“小概念”。“研究者是谁”——立场（standpointtheories）开始活跃，并主导着80年代后的。

在以往的社会学与教育社会学生产中，充满着学科的微观政治学，有人称之为“社会学系研究生的隐型课程”，隐型课程有两种，其一为弱形式，它界定与控制着“像一个社会学家”，即在具体的、主题、关怀与旨趣上对学生进行社会学专业化，也即布迪厄的“惯习”；其二为强形式，在社会学的研究过程中再制既存的权力层级化与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其中白的、男性的学者居重要的地位；而女性、少数民族这些社会边缘群体，被排斥于知识生产领域之外14。许多人甚至认为女性研究仅是针对父权制的狂躁的报复而非合法的学术探讨。在此类学科戒律下，研究者所身居的社会位置、他（她）的生活世界所赋予其独特的意识是不重要的。教育社会学内部同样有此吊跪：对于一个具体的研究者来说，不管身处于多么边缘的情境，有多么真切的现实关怀，但一走入学科体系，就需要采用主流的、官方的语言、问题、与思维，——准确地说，将自己处理成一个抽象的“人”，一个虚假的、被异化的“人”来进行学术操作，热的问题关怀常被冷的学术技术所肢解。艾德兰·莫兰就说：社会学者尤其是的社会学者常是一群精神分裂的人15。

然而，教育是人的实践，教育学是人的科学，人有其生活与立场，有其生命痛痒亲切的所在。科学化的努力只会使研究者远离行动与实践，并建构出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教育学这样有关人的实践的学科可以高居（远居）于人之上（之外）吗？并保持所谓中立的立场吗？——这种理性主义的进步论调不仅是危险的，也是一种蓄意的欺骗。不独研究者的身份被架空，教育的实践者亦被架空了。

鲍尔指出近些年来如日中天的管就是一种道德技术16，由于管理学的介入，办学如同办工厂，在市场竞争的逻辑牵引下，教师基本失去了对教学环境的控制，矮化为技工。不独教师被架空，更为严重的是教育中的人也被架空了。

福柯指出管理学是一种道德技术或权力技术，管理学使学校更象边沁的“全景敞视主义”的版本。它引入一对“天眼”，个人的一切都纤毫必显；它引入效率与规训，个人的每一个行动都成为最节省、最经济的塑造。校长和教师都仅关注技术与能力，学校复杂、纵深的背景被简约为客观的效率——教育非人化了，教育也化了。集中体现为两点：其一，学校中的知识即课程与教学日渐远离教师与学生的具体生活，自称其为客观知识，是与具体人不关联的、不容怀疑的外在知识，学生只需与掌握它们就可以了；其二，学生的日常生活世界被忽视了，家庭与学校两个世界被认为是同质的。学生如同孙悟空，从石头缝中蹦出来——学生文化、学生的家庭文化、家庭文化后的阶级文化都被忽视了。教育中的人被架空了。

如此之多的“被架空”的必然结果是，教育研究被架空了。女性主义就批判教育研究被雄性化（maleable）——即被权力化与庸俗的权威化了。刻板的技术简约主义使教育远离无家可归者、失业者、贫困者，教育可以为社会中的高地位人群锦上添花，却不肯为弱势人群雪中送炭；教育研究远离种族主义、制度混乱、社会隔离与社会融合这类真切的现实议题，或只顾大而空泛的“应然”理念，或一味钻入琐屑的细节之中。

立场理论从一种批判的理论更多地转换为一种批判的工具。它首先是一种被压迫者的声音，被压迫者、被歧视者开始尝试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声音——在以往的主流教育社会学中被消匿的声音。有色人种、女人、同性恋、有障碍者开始重新划定其疆域，挑战教育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工具甚至研究传统。

首先，立场理论挑战着本质主义17。立场理论强调研究者的立场，知识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知识的生产者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如何？传统的认识论认为知识与认识者自身的位置无关，知识是外在的、等待着被发现的事实（outthere）。晚近尤其是在女性主义、后现代的研究域中，知识是建构出来的（make,nottake）。立场理论质疑认识上的特权主义，白男人在所生产的理论中凝冻着其自身的特权，他们凭借认识上的霸权、出版上的霸权，将建基于其立场上的特殊主义的认识转换为普遍主义的叙述，并采用去立场化、去价值化、去情境化的策略，驱逐来自不同立场的其他声音。

立场理论宣称其理论的发展来源于研究者所身处立场的差异性，女人的天地不同于男人，女人的社会位置不同于既往生产知识特权者的位置，因而，女人的研究视野能够引导知识的生产与对社会实体的新解释。哈丁（Harding）从女性的生活引发出这样的疑问：“谁的科学？谁的知识？”，知识根植于不同的主观情境与社会情境，研究本身体现出社会的价值诉求与政治诉求18。知识总是落座在具体的社会情境，甚至是个人境遇的某种表达，任何表述都有其局限性，也都有其背景性。唯此，表述才是真实的，也才是真诚的，水一般清澈的日常生活中才有那么多常人难以觉察、难以置信的诡秘。在黑泽明执导的《罗生门》中，每个人的解释在其个人情境中都是真实的表述，本质主义的犯罪观被重新解释了——谁是谁非，一个客观的事实不再存在，而是借助权力，某些特殊的话语能否转换为公众的意识；或许是特殊的话语之间彼此协商、沟通，并达成共同接受的一种解释。

女性主义研究者进而开始质疑本体论，并将新的本体主义感觉论带入教育社会学和社会生活、社会活动的新领域——将特殊的性别与情感带入研究领域之中，女性主义开始了其身份政治。女性主义赋予学校性别的视角与框架，认为学校的场域极大地忽视着女性独特的经验，在教育目标上、学校评价上以及课程与知识上，教育都再制着男性与女性的区隔与对立，将女性定义为“非男性”——男人的指标成为人的常态指标，女性在此指标体系下永居劣等。女性主义批判的锋芒甚至直指与新，认为仍然是观念上的“父权制”。19女性主义正是从询问性别本质为何这样一些基本问题开始，扩展到询问社会身份本质，女性主义也开始消解着本质主义。

其次，立场理论还挑战着研究的过程与方法。女性主义活跃在文学、、大众文化、和社会科学话语中，女性主义挑战着这些学科的“科学集体无意识”，既包括研究过程本身——生产学术的模式，也包括研究的主题——研究者的悖论——寻找研究者的主观性20。哈丁1986年指出，社会学研究如同“手工劳作”，而非现代科学研究中盛行的化与科层化的模式。女性主义从最根本上挑战着男性研究中的“上帝之眼”。21

在对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反省上，莫蕾（L.Morley）1996年发表了《与父权制协商：女性研究的挑战》，指出许多研究都是所谓“研究”（raperesearch）。女性在参与父权化的研究中被视为可以被任意剥削、任意闯入的客观对象，研究者为了自己的专业声誉与职业发展可以任意闯入女性的生活之中，却从不反省这样的研究过程对参与者有什么伤害22。女性主义在对父权化的研究批判中，呈现出多元的认识论，她们还试图用协作的、参与的、合作的新型研究风格来替代男性化的研究风格——个体主义、竞争主义与主客对立的研究风格。赖塞尔（Lather）称其为“女性主义人种志研究”，她们致力于让沉默的、受压迫的人发出声音来。相应，也有声音用苏格拉底的对话法或精神助产士（催生婆）来寄托对女性主义人种志研究的期许，每一次询问既是话语，更是新的实践23。

值得重视的是，立场理论并非一个整合的理论，在强调研究者立场这一策略下，各种立场的研究者之间也充满分歧与冲突。譬如，主流的女性主义与同性恋、有色人种主义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然而，女性主义的普遍性的政治诉求，女性所共享的诸多经验超越了种族与阶级性、年龄与文化背景，因而，迥异的女性经验被笼统地归类于“女性经验”的框架之中，将女性研究者视为一个共同的“阶级”或享有一个“背景”。

再次，立场理论的实践还有效地挑战着教育社会学中的传统并重塑着教育社会学的未来。教育社会学中盛行着西方中心主义，欧洲尤其是来自安格鲁·萨克逊森的传统、与目的，确定着教育社会学的发展；教育社会学主流声音多来自法国、德国、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经济上的优势帮助它们攫取智识上的霸权。艾恩奇（Lynch）以爱尔兰为个案探讨高等教育中的平等问题时，发出这样的感慨：小国家要开启自己的理论传统、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是多么艰难！24。

第8篇：外语教育论文范文

教育外事翻译是外事翻译的一种,在很多方面与外事翻译存在着一些相同点,如工作具有严肃性、严谨性和实效性等特点。严肃性是因为教育外事虽然是中外教育界人士之间的交往,一般情况下不涉及政治,只谈学术,但如果在交往中存在强烈的政治冲突,则需极力维护国家与民族尊严。严谨性体现在对翻译的水平的要求上。教育外事翻译与外事翻译都会涉及国家的立场、政策、教育机构间的利益等,稍有差错就会影响到学校甚至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形象等,就可能给国家或集体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实效性则主要体现在口译方面,要求译员能马上作出反应,当场完成翻译过程,在短时间内完成翻译、定稿、打字、校对等多道程序。但是,教育外事翻译较外事翻译还有自己独有的特点,如教育专业性、学术性等;外籍专家授课、讲座翻译,则又涉及文学翻译、科技翻译以及其他专业学科翻译等。

二、教育外事翻译的种类

教育外事翻译同其他翻译一样,就翻译方式来说,有汉语译成外语(简称“汉译外”)和外语译成汉语(简称“外译汉”);就其工作方式来说,有口头传译(简称“口译”,Interpre-tation)和笔头翻译(简称“笔译”,Translation)。口译运用于讲演、会谈、合作谈判、参观访问、游览、宴请、购物及日常生活等;笔译内容包括对外信函、传真、合作协议、针对外国留学生的行为规范条例、针对外籍教师和专家工作的规章制度与管理办法、学校对外宣传材料、外文网页等。

(一)教育外事口译

口译,又称口头传译,是现场翻译,包括交替传译(简称“交传”,ConsecutiveInterpretation)和同声传译(简称“同传”,SimultaneousInterpretation)。一般情况下,在校际会谈、外籍教师和留学生联谊会、游览等场合通常采用交传方式;在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论坛,如亚太大学联盟(APAU)校长论坛,采用的则是同传。口译较笔译而言,具有较高的灵活性,选词简明易懂,目的是使受话者当场理解和掌握所要传达的信息。口译一般不宜采用晦涩难懂的词语和冗长的句子结构。根据场合的不同,口译分为正式场合的口译和非正式场合的口译。

正式场合的口译。正式场合的口译一般应用于双方领导会谈、宴会致辞、合作谈判等。一般而言,这类交谈的主题严肃,内容具有一定政策性且对双方来说都比较敏感,所面对的听众具有较高的认知和判断能力。鉴于这些特点,从事外事口译的工作人员在事前应该做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要熟悉本单位的情况,对一些名称对应的外文要有比较透彻的了解。各专业、院系的名称翻译要前后一致,符合西方的表达习惯。例如:①I’dliketointroduce,Mr·JohnSmith,directorofInterna-tionalProgramsoftheUniversityofWollongong,Australia·我很高兴介绍约翰·史密斯先生,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国际部主任。

这里“directorofInternationalPrograms”是指负责国际项目联络的官员、主任,相当于我国院校的“directorofForeignAffairsOffice”(外事办公室主任)。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目前我国高校外事部门的称谓也在不断变革,也出现了类似“InternationalAffairs”“InternationalCooperationandExchangesDepartment”等。这也是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需要。不过,“ForeignAffairsOffice”这一颇具中国特色(ChineseCharacteristics)的称谓也正为越来越多的国外同行所接受。②我谨代表河南省教育厅,预祝中国郑州轻工业学院与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取得圆满成功!I,onbehalfofHenanProvincialEducationDepartment,wishagreatsuccessofthejointprogrambetweenZULI,P·R·ChinaandUOW,Australia·“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名词,有的地方译为“Chinese-foreignCooperativePrograminrunningschools”。这种译法本身没有什么错误,但我们在实际应用中却不能完全照搬国内现成译法。要根据口译的简明特点和实际语境的需要,用简明易懂的译法来解决问题,如“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这里就可直接译为“jointprogram”。③TheFacultyofInformaticssignedagreementswithtwomajoruniversitiesinChinalastyear·去年,信息科学学院与中国的两所重点大学签署了合作协议。

这里的“Faculty”意思是“大学的系、科或学院”。与澳洲大学不同,我们通常把“学院”翻译成“College”或“Depart-ment”。

非正式场合的口译。这类场合主要指与学校聘请的外国专家、教师、招收的外国留学生在工作及生活上的接触,陪同外宾参观游览、购物也视为非正式场合。此时说话者往往会带有很大的主观性、随意性,蕴涵丰富的本民族文化信息,翻译时既要符合语言表达习惯,又要不失本民族文化特色。

例如,时下在湘菜馆有“毛氏红烧肉”。中国人一看就知道这菜名的意思是同志在世时喜欢吃的红烧肉。“红烧肉”的英语翻译通常是“braisedporkwithbrownsauce”,而这样翻译对外国人而言,此菜中的文化信息就遗失了。所以我们不妨再多加解释一点:“akindofporkfavoredbyChair-manMaoZedong,thefounderoftheP·R·China·”

(二)教育外事笔译

由于外事笔译的对象通常是一些信函、传真、校际协议、演讲稿等,所以在遵循一般笔译的翻译要求即达到“信、达、雅”的标准外,还需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外事具有政治敏感性,对重要的涉及国家方针政策的词句必须把握好分寸。如:④中国政府恢复了对香港行使,台湾是我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TheChinesegovernmenthasresumedtheexerciseofsovereigntyoverHongKong,andTaiwanisapartofthesacredterritoryofourcountry·其中“行使”是绝对不能忽略的,否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一直对香港拥有的历史事实;台湾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inalienable)一部分,是对“”言论的严正否定。这些关键语言点无论在任何外事交往中都要始终正确使用。

第二,要注意教育行业专业术语的区分与掌握。⑤建校25年来,郑州轻工业学院已发展成为一个以工为主,文、理、经、管、艺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Sinceitsestablishment25yearsago,ZhengzhouInstituteofLightIndustryhasdevelopedintoamulti-disciplineduniversitywithengineeringasthemainstayandothersubjectssuchasart,science,economics,management,design·这里把“郑州轻工业学院”翻译为“ZhengzhouInstituteofLightIndustry”就是一种旧的译法的沿袭,不太准确。在郑州轻工业学院工作的一位外籍教师曾对此译法提出过疑义。当初双方通过电子邮件商谈该外籍教师赴郑州轻工业学院任教事宜的过程中,他就因校名中的“Institute”(指一个很小很小、只有几间房子、单一学科的专科学校)而产生了动摇。在他浏览郑州轻工业学院的网页、查看学校给他发送的材料后,觉得学校好像不仅仅是一个“Institute”,应该是个“University”,所以他又通过邮件加以确认。当他到郑州轻工业学院后,才明白学校的情况确实不是“Institute”所能涵盖的。他即对郑州轻工业学院名称的译法提出了批评,认为“Institute”不能反映学校的真实情况,应该改称“University”。由此可见,翻译的准确性对学校的对外交往是何等重要。

随着中外教育文化交流与合作的不断发展,中外学生交流也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学生渴望走出国门,赴海外求学。大学校际间的学生互换也成为一种新的合作交流方式。一些较之汉语所谓的新名词也随之出现,如学分转移(CreditTransfer)、国际预科课程(InternationalFoundationprogram)、基础年级(FoundationYear)、迎新介绍(Orientation)等,这就需要我们在实际交往中多与国外同行交流。

三、教育外事译员的素质

同所有外事翻译一样,教育外事翻译者首先要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翻译道德,严肃认真,严守机密,严格遵守外事纪律。其次,教育外事翻译者要有深厚的语言功底和完善的知识结构。作为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与沟通的纽带,教育外事翻译的内容极其广泛,不仅涉及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况,还有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等。所以,外事翻译工作者必须大量阅读各方面的书籍,努力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

[参考文献]

[1]贾文波·汉英时文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2]冯庆华·实用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3]翁凤翔·实用翻译[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

[4]吴冰·汉译英口语教程[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

第9篇：外语教育论文范文

  

反对在外语教学中使用母语的观点，是随着本世纪初直接教学法（Direct Method）的出现而逐步形成的。直接法强调通过外语本身进行会话、交谈和阅读实施外语教学，明确提出外语教学不应使用学生的母语，不用翻译，也不用形式语法。虽然直接法已不那么时髦，但它的影响却相当广泛。  

本世纪60年代，以英国学者为主，交际教学法（Communicative Approach）又登上了外语教学的“舞台”。交际法提出，外语教学的目标是学生的“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反对以语法为基础的教学方法，又摒弃听说法（Audio-lingual Method）。它的重要特征就是“通过外语学外语”（English Only Approach），主张教会学生语言的不同功能（function）、使用语言的方法等等。这也就承袭了直接法轻视母语的观点。交际法影响颇大，它的倡导者和追随者则纷纷著书立说，来宣扬它的理论和方法。让我们回顾一下近年来在外语教学界颇具影响的几本书。 Hubbard等人著的 A Training Course for TEFL 和Haycraft的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两本书根本没涉及到母语的作用，Harmer所著 The Practice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只在4处偶尔提及，Gower和Walters合著的 A Teaching Practice Handbook没有提及母语的作用，却警告人们不要滥用母语。在一些称为“人本主义”（humanistic）教学著作中，如 Moskovitz的Caring and Sharing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和Sterick的Teaching English a Way and Ways也没涉及到这个问题。我们知道，语言是与思维直接联系的。那么，有多少外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能完全脱离母语，而仅用外语思维来进行交际呢？  

80年代以来，又有强调外语习得的说法，其代表人物克拉申曾讲过，学习的语言与习得的语言在人脑中是分别贮存并且分别运用的，而且从有意识地学习到的语言中不可能产生自发的语言，一个人要想习得语言，必须通过有意义的信号参加到交流信息的语言中去。由于上述种种理论影响，人们似乎可以得出母语在外语教学中没有什么积极作用的结论。因此，外语课堂中不宜使用母语进行教学。  

上述诸理论也不同程度地影响到我国的外语教学。60年代，直接法逐渐在我国试用，80年代，交际法又影响到我们的外语教学。客观地讲、这两种教学法对我们的英语教学产生过积极影响，直接法使我们注意到口语训练的重要性，交际法使我们注意到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的同时，也要注意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但这两种方法都反对在外语教学中使用母语。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外语教学，特别是英语教学，在我国方兴未艾。大量的说英语国家的教师执教于我国大中学校。其中有些是称职的（qualified），但也有一些是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unqualifed），雇请他们的原因往往仅是因为他们是讲英语的本族人。他们的共同点就是：绝大部分不懂汉语。开始一段时间里，学生对外籍教师的“全英化课堂”（all English class。）感到新鲜，因此学习积极性特别高，尤其在口语训练方面，更是受益匪浅，我们似乎因此可以得出学习外语就要忘掉母语的结论。但结果如何呢？学生和外籍教师之间产生了摩擦，学生报怨不懂的知识外教不去教，对已掌握的东西外教却讲个不停。甚至有的学生拒绝去听外教的课，与开始的积极性形成明显的对比。当然，这其中原因很复杂，有文化差异方面的原因，也有教师、学生自身的因素。但我们是否已认识到：教师不懂学生的母语，外语教学是不会取得成功的呢？  

主张在外语教学中肯定母语作用并非新的观点，这我们完全可以在外语教学理论中找到依据。只是伴随着各种新的理论的冲击，我们似乎把它淡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