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俗文化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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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低俗文化论文范文
在与世界现代艺术接轨过程中，近十几年掀起了用现代艺术设计的理念和方法挖掘中国文化基因的设计热潮。随着中国艺术设计的成熟和发展，中国设计师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上，使得视觉艺术更加光彩夺目，并开始形成被西方承认的“中国风”。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才能被更多人认可被世界接受。寒地黑土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拥有着全世界都为之骄傲的自然资源，这片沃土不仅孕育着丰富的物产资源，同时还结晶着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多种寒地黑土文化形式，绚丽多姿的寒地黑土特色文化以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地方特色引起人们的关注，我们能够通过各种方式加快寒地黑土特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平面广告设计是现代设计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促进设计服务市场经济，扩大市场需求，发扬我们民族丰富多元文化特色。设计服务业的前景虽好，但艺术设计师却面对比其它行业更大的市场发展压力。因为资讯技术的亲近性设计，使得很多人可以容易利用电脑软体自己来进行设计，或从各类网站上下载平面设计作品，缺少设计创新和文化内涵。因此，就需要设计者努力提升自己的创意设计能力，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
（一）寒地文化的内涵
寒地文化具有独特的艺术气质、审美观念和表现形式，如丹顶鹤文化、冰雪文化、北方少数民族风情、冰上运动、秧歌舞、陶艺、剪纸、版画、风筝、树皮工艺、根艺、亚麻草柳玉米秸制品等寒地黑土特色文化艺术的挖掘和运用，使其日益成为具有地方特色和市场竞争力的文化品牌；平面广告设计创新意识的培养和寒地黑土特色文化的发展和传承，能够积极推动社会文化活动整体水平的提升，这些植根民间的艺术形式从各个角度上体现着寒地黑土的独特风采，并能够充分运用到平面广告设计当中，提升现代设计内涵和理念。现代设计更加注重民族特色与地方特色的表现，这是对多元文化的保护，也是对各民族国家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我们北方黑龙江可根据地域资源特征，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层面对寒地文化元素与平面广告设计的关系进行探究应用。通过乡土寒地文化元素挖掘，渗透到平面设计当中，让人们体念感受人与自然界的亲密接触，根据形形的条件进行构思设计制作，体会地域文化是广大劳动群众集体创作活动的产物，具有本土特征。尤其是在黑龙江省各类主题的平面广告设计中推广应用，比如充分合理的将寒地文化元素运用到粮食产品、旅游文化、土特产品、艺术品等平面广告设计创意中，能够宣传推广寒地文化价值，适合行业和市场的需求，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并促进设计行业繁荣和市场经济发展。
（二）寒地文化在平面广告设计中的应用价值
在平面设计中融入寒地文化元素，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平面设计风格和标准，促使平面设计宽泛运用，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能够传承我国优秀文化，体现设计者的创作思维和艺术涵养，代表着艺术设计发展的水平程度。强化寒地文化元素在平面广告设计的应用，构建现代设计理念，增进北方艺术设计者知识的底蕴，推进平面设计发展，拓展平面设计创意理念，形成具有黑龙江寒地文化特色的平面设计艺术风格，推动艺术设计事业蓬勃发展。探讨在最具时代特色的平面广告设计中建立寒地黑土文化品牌的重要意义，塑造出寒地黑土的文化艺术品牌形象，从而打造成具有实力的中国文化品牌。我们完全可以将体现中国人的创意和创形思维融入当代视觉传达设计语言中，从而产生一种崭新的创造力，在艺术设计领域中去展现中国文明不衰的艺术神韵，这也是中国设计师的理想与责任。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艺术设计经历了从认知到重视、从感性到理性、从注重商业竞争到强调深层的文化表现。作为寒地生长起来的艺术设计从业者，我们有责任从多方面对寒地黑土所特有的艺术形式进行保护和传承，并使其发扬光大，塑造出寒地黑土的文化艺术品牌形象，从而打造成具有实力的中国文化品牌，使我们的民族文化走向世界。
二、寒地文化元素在平面广告设计中的表现特色与表现形式
（一）寒地文化元素在平面广告设计中的表现特色
为了适应艺术设计行业发展的更高要求，对平面广告设计创意进行深入剖析，形成具有独特设计风格的平面作品，形成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设计理念。创作出具有代表性的优秀的平面设计作品，达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完美的统一。设计出主题鲜明生动，表现手法与艺术形式完美并富于创造性，具有极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整体提高艺术设计专业者科研和设计等综合能力，设计出高水准的具有北方寒地文化特色的平面设计作品，形成具有黑龙江寒地文化特色的平面设计艺术风格。探究寒地文化元素如何在平面广告设计创意中的应用，明确寒地文化内涵，即将极具我们寒地特色的冰雪文化、丹顶鹤文化、北方少数民族风情、冰上运动、秧歌舞、陶艺、剪纸等造型元素，运用绘画、象征、对比、衬托、抒情、夸张、比喻、联想、幽默等变化多样的表现手法运用到平面广设计的表现中，传达出设计的内容。比如在农副产品广告设计中，除了可以用摄影这样写实手法，是否可以将形象进行提炼，以图案化、符号化等形式表现，或以寒地特色的版画、剪纸等形式表现，既加强设计语言的鲜明性，又突出设计的艺术性和丰富性。
（二）寒地文化元素在平面广告设计中的表现形式
如何将某产品或主题直接如实地展示在广告版面上，充分运用摄影或绘画等技巧进行表现。渲染产品的质感、形态和功能用途，将产品主题通过平面广告设计富有创意地呈现出来，给人以的现实感和审美感，使消费者对所宣传的产品产生一种亲切感和信任感。在平面广告设计中尝试运用寒地文化元素，我们能够采用各种表现形式。
1.摄影表现
摄影表现指的是摄影技术的发展及其先进性，促使现代广告广泛运用摄影来表现，其优势是真实可信、表现力强、层次丰富。在艺术形式上，既可轻描淡写，又可精雕细刻。它具有独特的魔力把物品很逼真地再现出来。如在一些地方特色食品广告设计上，以摄影的真实性表现，凸显食品的诱人特色，但需要构图、角度、光线等精心布置，才能达到富有美感的视觉效果。
2.写实表现
写实表现指的是用写实的绘画技法，对物品的造型、色彩、质感、体积等作深层的描绘，为达到理想的效果，可进行加工、提炼，主要的可以强化夸张，次要的可以减弱或舍去，位置可以移动，没有的可以加进去，虚实变化，使广告形象更完美、更真实，这种表现，可使广告具有直观的真实感、可信感、有较好的宣传效果，和艺术表现性。如文化节宣传广告设计，以油画、版画、剪纸等绘画形式表现。
3.夸张表现
合理的夸张，是借助想象，对广告作品中所表达的对象的品质或特性的某些方面进行明显的夸大，以加深观者对这些特征的认识。抓住宣传主体最有特征的部分进行夸张，使其特征更加鲜明突出。有的商品可夸张其自身形象美。比如玉米产品广告，可将玉米颗粒饱满的特色夸大。夸张是求新奇变化，通过虚构把对象的特点和个性中美的方面进行夸大，通过玉米造型和色彩的夸张手法的运用，能为广告的艺术美注入了浓郁的感彩，使产品的特征性鲜明、突出、动人，具有视觉冲击力。
4.联想表现
用与设计主题有关联的形象，引起观者由此及彼的联想，这种联想在人们的审美心理活动中，会起很重要的作用。如瓜子产品，可选用向日葵形象特征占用广告版面大部，使人联想瓜子用料的精良，发挥视觉心理的作用。
5.象征表现
用一种形象寓意地表达某种含义，常是人们约定俗成的美好愿望，理想化的表现，我们可以将寒地地域的形象以象征手法表现出来，取得积极美好的意义。例如以太阳象征光明和积极向上、鹤象征长寿、鱼象征年年有余、雪花象征纯洁、山象征坚如磐石般稳固、红灯笼象征喜庆等。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可以应用到很多相关寒地文化产品、活动宣传、特产设计作品中。
6.比喻表现
借题发挥，进行延伸转化，从而获得的艺术表现效果。用某一物象或情景来比喻产品，使产品形象更易识别更深刻易记。比喻在设计过程中选择两个各不相同，而在某些方面又有些相似性的事物，比喻的事物某一点上与主题的某些特征有相似之处，如齐齐哈尔的旅游的宣传设计可以将代表性的丹顶鹤、湿地作为设计主体形象，比喻其旅游主题的美好，突出地域旅游的特色。
7.突出表现
突出表现，即运用各种方式抓住、强调产品的主题本身与众不同的特征，并把它鲜明地表现出来，将这些特征置于广告画面的主要视觉部位或加以烘托处理，使观者在接触画面的瞬间即很受到，对其产生注意和发生视觉兴趣。在广告表现中，这些应着力加以突出和渲染，一般由富于个性产品的形象与众不同的特殊能力、厂商的企业标志和产品的商标等要素来决定。如蓝莓产品广告，突出蓝莓的特征，突出广告的主题。在进行平面广告设计时，首先要确立明确的创意设计目标，可以采用哪种表现形式，不可能有固定的模式，可以是一种表现形式，或者是两种以上表现形式的相互融合，是否可以在地域文化和民俗文化中发现灵感，以设计效果为主。开发平面设计项目的深度与广度，发挥出寒地文化元素知识在实践中的应用，以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寒地文化提升平面设计品质，以优质的平面广告设计传达出寒地文化，在传承和发展我们民族优秀文化同时，促进寒地区域艺术设计行业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它们相辅相成，相互交融。
三、结语
第2篇：低俗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现代性：现代化：苏北
一、现代性与现代化
什么是现代性?中外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现代性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探索，观点各异，可谓见仁见智。英国著名学者安东尼·吉登斯关于现代性的研究在全球范围内颇具影响，他运用多维视角对现代性进行重新审视，在不同的理论著作中对现代性作了多方面的界定，“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现代性“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从一般意义上来说，现代性特指西方理性启蒙运动和现代化历程所形成的文化模式和社会运行机理，是人类社会从自然的地域性关联中“脱域”(disemt~ding)出来后形成的一种新的人为的理性化的运行机制和运行规则。
现代性包含精神性维度和制度性维度两方面，是用来说明现代社会的社会与文化特征的术语。历史上不少学者在探讨现代性问题时，首先把现代性作为一种理性的文化精神，如康德关于“启蒙”的理解、胡塞尔的“纯粹的理性”、哈贝马斯的“时代意识”、利奥塔的“宏大叙事”等等。
从现代性的精神维度来看，现代性包含我们经常所说的理性、启蒙、科学、契约、信任、主体性、个性、自由、自我意识、社会参与意识、批判精神等。现代性作为“脱域”之后的理性化社会的主导性文化模式，不仅要作为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渗透到个体和群体的行为和活动之中，而且必然作为自觉的制度安排而构成社会运行的内在机理和图式。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吉登斯干脆断言，“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而韦伯则详细地从经济运行的理性化、行政管理的科层化、公共领域的自律化、公共权力的民主化和契约化等角度揭示了现代性作为理性化制度安排的普遍性。
现代化与现代性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现代化是指社会秩序从传统向现代的变革过程。它是一个综合的、多层次的动态的概念，以工业化为发端，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的整体变迁在经济上是指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进化；在政治文化方面是从经济依附型的政治文化向参与型的政治文化转变；在社会治理方面是指从以习惯为主导的规则系统向以法律为主导的规则系统进化。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经济的变迁是现代化最终的决定因素。
现代化并非是在个别国家和地区发生的特有社会现象和发展趋势，而是带有普遍意义的全球性发展趋势，也是世界各国、各地区发展的必经之路。现代性是在社会现代化基础上抽象与提炼出来的一种东西，现代性是唯一的，现代化却是可以多种多样的。国外学者布莱克曾经用因果关系来说明现代性与现代化之间的区别：“从上一代人开始，‘现代性’逐渐被广泛地运用于表述那些在技术、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诸方面处于最先进水平的国家所共有的特征。‘现代化’则是指社会获得上述特征的过程。”现代化是动态的，是“因”，现代性则是静态的，是“果”；现代化的过程就是现代性的确立与实现的过程。现代性与现代化二者不可分割，没有现代化，现代性就无法体现，而没有现代性，现代化也就失去了目标。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对现代性的追求，现代性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二、苏北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不少地区出现经济发展失衡的现象，这种现象无疑是阻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引起了学术界、政府和广大民众的高度关注。江苏作为全国为数不多GDP超万亿的经济强省，内部各区域之间显著的经济差异一直是困扰它的一大难题。江苏省根据其13个市在本省的自然地理位置与经济发展水平分为苏南、苏中、苏北三大经济板块。苏北地区包括徐州、连云港、淮安、盐城、宿迁5个省辖市，共40个县(市、区)，土地面积达5．24万平方公里，2006年年末总人口达3281．12万人。苏北无论从土地面积还是从人口数量上来说都可以算是江苏省的半壁江山。从地理位置而言，苏北地区处于我国发达的东部沿海中部，连接华北、西北、长江三角洲，东临太平洋，隔黄海又与日本、韩国两个发达的东亚国家相望，是亚欧大陆桥的东桥头堡，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但是基于历史的、客观的等诸多原因，苏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一直是全省经济发展的一个低谷。从2000年来苏北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看，苏北不仅在经济总量和均量上占全省的比重越来越小，有的经济指标甚至不到全国平均水平，与苏南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越来越大。2000年，苏北五市人均GDP为6289元，是全省的53．4％、苏南的28．3％；到2006年，苏北五市人均GDP虽然达到12910元，却降到了全省的45％，苏南的2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021元；2000年，苏北五市财政总收入为130．28亿元，是全省的15．1％、苏南的24．7％；到2006年，苏北五市财政总收人为501．13亿元，降到了全省的12．7％、苏南的20．3％。另有统计资料显示，苏北淮安、盐城、宿迁、连云港等地级市不仅经济总量达不到苏南一些县级市，而且人均GDP也只有苏南一些县级市的1／10，甚至更低。
苏北经济在全省经济发展中长期滞后，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从现代性的视角来分析，苏北的现代化建设需要现代性原则的规范。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社会越来越注重个体的主体意识，如果没有主体意识的自觉，市场经济根本就不可能快速发展。中国虽然从20世纪初就开始向往和追求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精神，但是，直到现在我们也不能说中国已经形成了西方文明特有的现代精神气质，尤其是苏北这样的欠发达地区，几千年来中国封建文化的消极影响仍然严重阻碍着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中个体自由和主体意识的形成。现性虽然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但它只是以碎片的、萌芽的形态出现在某些个体的意识中，出现在社会运行的某些方面或某些侧面，而没有作为社会深层的和内在的机理、机制、存在方式、文化精神等全方位地扎根、渗透到个体生存和社会运行之中。相反，封建的小农经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大量残余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却根深蒂固，主要表现有：人治高于法治，人情大于法理，关系大于能力，依附大于独立，身份大于实力，安贫乐道，小富即安，“等靠要”等。这些因素都严重制约了苏北现代化的迅速发展。
三、从苏北现代化进程看落后地区的现代性构建
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我国实行的是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央政府以下行政组织对经济和社会的管理只是上级政策的简单执行，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以及各省域内经济和社会发展虽有差距，但不是很显著。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实行了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战略，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的迅速发展，国内区域差距13益扩大，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均衡已成为伴随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像江苏这样的经济大省，苏南、苏中、苏北经济上的显著差异非常类似于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经济发展上的梯状分布，其它省份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区域发展的失衡。如何推进像苏北这样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以促进各区域的共同发展，～直是中国各级政府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中国政府曾先后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并且已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除了政府政策上的扶持之外，更重要的是加快落后地区现代性的构建，在精神层面上进一步解放人们的思想，在制度上加快体制转型，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积极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首先，在精神性维度上，立足现实，强化主体性意识。人的主体性是现代性的基本原则。主体性原则可以使人的目的、利益和需要得到最大的实现”。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中，主体性与现代工业生产密不可分，现代工业的巨大生产能力第一次把自然界当作人的对象，人不再任意听从自然界的摆布，而是为自然界立法。正是人的主体性支撑着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奠定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基础。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也证明，思想解放的程度、主体性意识觉醒的程度决定经济发展的速度。哪个地区思想解放得快，主体性意识觉醒得早，老百姓追求物质财富的欲望最强烈，哪个地方市场化进程就快、经济发展也就快。张家港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紧紧着眼于解放人的思想，培育人们的主体性精神。张家港人首先在思想观念上实现了许多突破性的飞跃，比如“没有名次就没有地位”，“不能吃饱肚子，空了脑子”，“拿金杯是手段不是目的”，“一个声音喊到底”，“不是要我发展，而是我要发展”，这些新观念渗透到许许多多人的头脑中，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而苏北地区人们思想解放得慢、主体性意识较弱，没有真正把发展经济放在第一位。因此，尽管有良好的区位优势、省委省政府的政策扶持、较为丰富的资源，但是苏北经济还是长期发展不上去。要想推动像苏北这样落后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是首要的，要强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性意识，彻底抛弃“等靠要”的观念，让创业致富成为发展的主旋律。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内增凝聚力外增吸引力、提高向心力、发展生产力的目的。
第3篇：低俗文化论文范文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云南昆明650091）
摘要：苏珊娜·穆迪是早期加拿大英语文学中很有影响力的女作家，其重要作品《丛林中的艰苦岁月》记录了她早期移民加拿大时的生活状况。作者对于语言字词的选择修饰以及对于英国和加拿大的评论，其中暗含着她在文化身份上的边缘性。进入当代，苏珊娜·穆迪与她的作品又作为写作素材被新一代加拿大作家加以吸收与利用，成为加拿大人集体意识的象征。通过对这一个案的考察，可以看出文化身份是研究加拿大英语文学的重要问题，以及早期移民文学对于加拿大当代文学的影响。
关键词 ：苏珊娜·穆迪；丛林中的艰苦岁月；移民；文化身份；语言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90X(2015)03-0108-05
收稿日期：2014-10-21 修回日期：2014-11-13 网络出版时间：2015-06-0220：22
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10Y278）。
作者简介：李娟（1979—），女，云南文山人，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与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
网络出版地址：http：//cnki.net/kcms/detail/53.1044.S.20150602.2022.018.html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JournalofYunnanAgriculturalUniversity，20159(3)：108-112http：//xb.ynau.edu.cn
ISSN1004-390X；CN53-1044/SE-mail：ynndxbsk@qq.com
DOI：10.3969/j.issn.1004-390X(s).2015.03.021
苏珊娜·穆迪(SusannaMoodie，1803?1885)是早期加拿大移民女作家，代表作品有《丛林中的艰苦岁月》(RoughingItintheBush1852)等。在加拿大英语文学中，穆迪不仅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她和她的作品后来还成为当代作家吸取灵感的源泉。本文将借助于穆迪在写作中微妙呈现的对语言的选择与风格的塑造来分析其文学创作中反映的文化身份问题，以及这一问题又如何在当代加拿大作家笔下得以重新理解和诠释。
一、从这里到那里：苏珊娜·穆迪的移民生活
苏珊娜·穆迪出生在英国，在移民加拿大之前受过良好的教育，是浸在英国文化之中成长起来的英国淑女。父亲托马斯·斯特里克兰学识渊博，重视子女的教育和文学素养。1832年，穆迪夫妇移民加拿大。同年，姐姐凯瑟琳一家以及哥哥一家都移民加拿大。穆迪夫妇到加拿大后，在彼得伯勒以北的丛林中度过了七年时光。1840年，苏珊娜·穆迪的丈夫被委任为维多利亚地区的治安长官，遂迁往贝尔维尔镇，从此结束了拓荒生活。1839年到1951年间，她是蒙特利尔《文学花环》杂志(LiteraryGarland)的主要撰稿人，写下了大量诗文。《丛林中的艰苦岁月》一开始就是以连载的形式发表在这本杂志上。1847年到1848年间她还和丈夫一起共同主编了当地的《维多利亚杂志》（VictoriaMagazine），刊物的宗旨是向当地读者灌输英国的礼仪风尚，提高他们的素质。拓荒生活成了苏珊娜·穆迪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1852年到1854年间，她的三部以在加拿大的经历为题材的长篇作品即《丛林中的艰苦岁月》、《拓荒生活》(Lifeintheclearyngs1853)和《弗洛拉·林赛》(FloraLyndsay1854)问世。［1］需要强调的是，《丛林中的艰苦岁月》最初出版于英国伦敦，却直到1871年才在加拿大出版，1962年又经过重新删改后再版，这与当时加拿大文化环境的变化有着密切关联。
苏珊娜·穆迪的作品在加拿大文学史上一般被归入移民记事作品，是对加拿大移民生活的生动记述。“一八六七年之前，并不存在加拿大这个国家，而是仅有一些边远哨所和几块殖民地。这些地方相去甚远，人们依依不舍地离开帝国各大都会前来落户，这一切都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留下了印记。……这个时期占主要地位的文学形式大致都可归入报道类，包括日志、信件、编年纪事、文献记录，凡此种种都是身处文明边缘的人们向本国权威人士汇报的印象和感想。”［2］早期来到加拿大的移民大多是由于环境所迫，出于经济、政治或者个人心理上的原因来到这里。他们更多地将这看做一种文化上的流亡，因此很难对于这片新的土地产生认同感，对于故国有着明显的依恋之情。苏珊娜·穆迪在《丛林中的艰苦岁月》第一版作者序中表示：“在多数情况下，移民是环境所迫，而非自愿选择。尤其对有相当社会背景的人来说，或者对有地位、有身份的人来说，移居他国更是不得已之事。对习惯了欧洲社会高雅和优裕生活的人来说，除非迫于当务之急，是很少有人会自愿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而远走他乡，置身在故国悠久传统的呵护之外。”［1］移民之初，在穆迪笔下这种“迫不得已”的情绪不时有所显露。一方面，她在生活上需要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艰苦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她在心理上也需要克服种种难题，过去在英国受到的良好教育与优雅的生活方式在这片荒蛮之地似乎失去了用武之地，她念念不忘故国的“文明”，同时又不得不打起精神来应对既成事实的环境变化。她的生活从大英帝国的“这里”转移到了加拿大的“那里”，这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转移，更是文化空间的变化。
二、乡土与文雅：语言风格的选择
苏珊娜·穆迪力图以一种她自认为客观的态度来讲述丛林生活，因此她在这部作品的最后部分才会表示：“读者们，我无意于继续讲述我们的故事来烦扰你们。我为你们讲述了加拿大丛林生活的真实画面，任你自己从中得到结论。”［1］然而，如果认真考察，我们会发觉作品中隐藏着不易觉察的文化立场，下文将从苏珊娜·穆迪写作出版《丛林中的艰苦岁月》时对语言风格的调整和言辞的删改来加以论述。
苏珊娜·穆迪的姐姐凯瑟琳·帕尔·特雷尔（CatharineParrTraill）也是加拿大文学史上著名的女作家，写有《加拿大的丛林地区》（TheBackwoodsofCanada）等作品。但凯瑟琳写作风格比她显得质朴，善于记录当地的方言，相比之下，她“更醉心于高雅的文学，力图运用修饰语使作品更有说服力”［2］。在贯穿19世纪30年代到19世纪末的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女性的写作风格都偏于典雅浪漫。开始创作之初，苏珊娜·穆迪的写作无论从题材还是风格上都体现出这一时期的类似特征。在移民加拿大之前，她已经是一名相对成熟的写作者，早在1822年她20岁之前就出版了第一本书《斯巴达克斯：一则浪漫故事》（Spartacus：ARomanticStory）［3］。在后来的写作中，她在艺术风格上的追求始终没有太大变化。在《丛林中的艰苦岁月》开头，她对加拿大景色的描写不可谓不壮丽：“当那些云雾从灰色的光秃秃的山顶悬崖上袅袅卷起，在围绕着山岭周围宽阔的林带上投下浓密的阴影时，山岭便像巨人一样隐隐地呈现出来——它们是大地上的泰坦，整体上呈现出一种粗狂与威严的美——一阵惊奇与喜悦充满了我的心头。”［1］其中使用的词汇、典故如“袅袅卷起”（rolledaway）、“隐隐呈现”（loomedout）、“大地上的提坦”（Titansoftheearth）［3］等十分优美文雅，显示出她善于使用“一套套的词汇”［2］。在这些看似生动优美的描绘中，她所感受到的是自然的震慑力与美，是还未受到“文明”（civilisation）影响的原始世界的震慑力与美。在不经意间，原始荒蛮与文明开化成为她审视眼前景色的一个参照系，“在更为遥远的地方，那儿的森林从未响起过樵夫的斧子声，也从未留下文明的印记，初次接近这样的地方唤起一种令人沉思的敬畏，其强烈程度达到令人痛苦的地步。”［1］在这些描写中，“从未回响起过樵夫的斧子声”（hasneverechoedtothewoodman′saxe）“令人沉思的敬畏”（amelancholyawe）［3］等措辞明显带有维多利亚时期淑女写作的痕迹，借助于优美的语言对自然进行的描摹与由此激发的感悟不是来自于置身其间劳作期间的生活，而是来自文明世界的人对于原始自然的“文化凝视”。
如上文所述，《丛林中的艰苦岁月》一开始是在《文学花环》杂志上片断连载的，最后才在伦敦结集出版。成书出版之前，苏珊娜·穆迪重新进行了文字加工。学者迈克尔·彼得曼把最初的连载与修订出版的文本比较，发现修订后的文稿中更换了不少原先的题材、颇具地方风味的词语，“用一些法语、拉丁语词源的词去取代原来的盎格鲁-撒克逊词，从而使文体变得正式而优雅”，并且删去了外科手术、婚姻生活等生活细节的描述，还增添了一系列委婉语、《圣经》典故，等等。具体的细节对照可参见表1。［2］
从这些修改可以看出，除了避讳个人隐私的细节删改，最重要的改动是言辞上的替换，原文中那些平实甚至稍显粗陋的词语都被苏珊娜·穆迪替换成了更文雅的词语。例如，“脸”（face）、“肚皮”（belly）等词语显得直接质朴，换成“面容”（countenance）、“腹部”（stomach）无疑就得体正式多了，如说这是“为了保护阅读该书的英国女读者那种维多利亚时期的敏感性”［4］，那么将“印第安人”（Indian）置换为“野人”（thewildman），更是拉开了自己与当地土著居民的距离，是以英国文明社会的眼光来看待加拿大土著，显现出作者在文化上的优越感。无可否认的是，《丛林中的艰苦岁月》里仍然保留了一些“乡野”言辞，但这类措辞是为了增加作品的“异域色彩”，有利于显示作者在异乡环境中所承受的种种不便。也就是说，这些少量的“乡野”言辞只是苏珊娜·穆迪的写作策略，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凸显了她英国淑女的文明身份。
从本质上看，语言和文化密切相关，是构成文化身份认同的基本要素。语言不仅是信息交流的载体，同时也是体现文化身份的特征之一，选择使用什么样的字词会影响到创作风格，也体现出作者的写作理念与文化选择。穆迪与丈夫一起主编《维多利亚杂志》就是为了传播英国的礼仪风尚，希望这份刊物起到文明教化的作用。在写作中，由于她“更严格地遵循她所赞赏的文艺形式，因而也就更背离殖民地的乡土话，于是她的描写就显示出她与她引为乡土的地区之间的疏远”［2］。因此，这部作品呈现出来的特点就是题材上表现拓荒生活的“域外性”与叙述语言上的文雅奇妙地结合在一起。这实际上也显露了她固守的文化身份——大英帝国的淑女身份，虽然在加拿大生活的后期她越来越适应粗糙的生活，身上具有了加拿大人特有的荒野气质。
对苏珊娜·穆迪而言，一边是“可爱的英伦，为什么我非要弃你而去？我崇拜你，但我究竟干了什么可耻的错事，使我必须离开你神圣的心胸，落落寡欢独处异国他乡”，而另一边是“加拿大，你是伟大、自由、蒸蒸日上的国家，——是文明世界弃儿的再生父母。你脱胎于不列颠，你定会伟大，我将依恋着你，你是收养我的国家，是我世代生息的国度，对于一个母亲而言，更加珍贵的是你是我子孙长眠的国度”［1］。两者之间的角力一直是隐含在她作品中的主题，虽然她力图客观地记录移民生活，但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情感却显现出内心的波动与复杂。在她看来，“这片殖民地”的生活“平凡而乏味”［1］，莽莽丛林与恶劣的气候更容易让人怀念英国的“文明社会”，她也始终强调自己与英国的精神联系，将英国文化作为精神的根基。她远离文化母体在此地安家，移民加拿大是一个离开“家园”的过程，通过写作她与母国保持了文化上的关系。她书写的是“这里”的故事，面对的却是在“那里”的英国读者，固守的是高雅的“那里”的文化身份。
严格说来，《丛林中的艰苦岁月》体裁杂糅，类似于各种人物描写、奇闻异事、诗歌小说的大拼盘，在艺术上不能说精湛，但“还是成功地展现了一幅极其引人的描绘紧张心理的图画，这种紧张心理必定是她那个时期的许多移民身上的一大特征”［5］。作品描写的是作者本人的移民经验，其中透露出她在移民之初的不舍与憧憬，移民之后因文化隔膜感受到的痛苦以及既此又彼的身份，其中包含了“她明确表达的信息和隐藏在字里行间的深意之间的差距”，也包含了“穆迪夫人认为她应该具有的思想情感和她实际的思想情感之间的冲突”［6］。从文化层面上来看，这部作品的意义与其说为读者提供了丰富有趣的阅读素材，倒不如说她呈现了一种典型的社会心理的紧张结构。存在这种文化夹缝经历的不止苏珊娜·穆迪一人，但她移民作家的身份让她有机会将其诉诸笔端，一方面成为加拿大边疆地区移民文学的代表人物，另一方面也为后来者理解和阐释她的文化境遇提供了更直接而丰富的素材。
三、从“你们”到“咱们”：文化身份的变化
通过《丛林的艰苦岁月》等作品，苏珊娜·穆迪记录了自己的移民生活，同时也寄托了她对于自我归属的思考。一开始，移民行为产生的流亡感让她将英国文化视为“我”的一方，将移民的新环境视为“他”的一方，称其为“你们”。这在上文中已有详尽论述。然而，从文本中也不难看出，穆迪在积累本地生活经验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正是在这片土地上他们找到了自己的信仰与归属”，也开始有信心对读者说“你们将会渐渐爱上加拿大，正如我现在这样”。［1］她既对英国文化充满了怀恋，同时也越来越对加拿大的生活产生认同感，由此逐渐弥合了“自我”与“他者”文化界线。继在英国结集出版之后，1871年《丛林中的艰苦岁月》首次在加拿大出版，这时距1867年加拿大自治领土国成立已有四年。在为这一版新写的序言中，她已经表现出一个定居加拿大的人对“这里”强烈的认同感。这是穆迪个人生活中的情感与认知变化，但同时也体现了社会文化的影响。
19世纪70年代，加拿大的文化环境发生了变化。虽然仍旧受到英国的影响，但加拿大人已经有了独立身份与独立意识，这种独立意识同样也反映在文学领域。当时的加拿大人亟需在文化上在文学上建构起属于自己的历史，彰显独立的民族身份。正如弗莱指出的，“加拿大可以依凭的创造本土文化特色的唯一东西就是加拿大的写作和加拿大的想象。针对加拿大人的后殖民环境，加拿大人并没有被动地接受，尤其是在文学写作上（这个代表着民族创造力和想象），加拿大人力图创造出自己的神话与文学”［7］。在追溯文学源流、重塑文化身份的过程中，时隔几年之后这本书在加拿大出版时其中那些“英国特质”被不知不觉淡化了，强调的是她移民加拿大之后，作为加拿大人的生活与心理体验。苏珊娜·穆迪本人无疑也在配合这种文化背景的变化，她对加拿大版《丛林中的艰苦岁月》再次进行了删改，去掉了那些“会引起不快的段落”，以免“激怒”加拿大人［3］。总之，是那个时代对于民族独立性以及民族文学独立传统的塑造让苏珊娜·穆迪被吸纳进了加拿大民族作家的队列之中，并成为其中十分典型的代表。她的形象在历史文化与文学史中出现文化身份的转变是内力与外力合作的结果。加拿大文学史家威廉·赫伯特·纽（WilliamH.New）发现：“尤其富于戏剧性的变化是到了一八七一年时，‘咱们’这个代名词已经把苏珊娜吸收进加拿大人的行列中了。因此，我们不仅应将《丛林的艰苦岁月》看作那个时代的记录，还应视为不断变化的时代的不断更新的记录；尽管从语言角度来说它属于过去，但是它还力争改变形式去迎接未来。”［2］他敏锐地指出了苏珊娜·穆迪和她的作品在文学史维度上呼应时代变革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具体表现在后来的一批加拿大当代作家的创作实践中。
进入20世纪，苏珊娜·穆迪的经历成为不少加拿大作家的写作素材。比如加拿大作家罗伯逊·戴维斯(RobertsonDavies)在五十年代时就将苏珊娜·穆迪的事迹写入剧本《我心深处》(AtMyHeart′Core1950)。剧本描写了凯萨林·帕尔·特雷尔、苏珊娜·穆迪和弗兰西斯·斯图尔特这三位加拿大早期女拓荒者的生活片断，着重表现她们内心的争斗，在现实生活与理想生活之间的矛盾和选择。作家让“魔鬼”与她们每个人谈话，借以呈现出当时加拿大移民生活对这些移民者的影响。
如果说戴维斯的剧本再现了苏珊娜·穆迪作为早期移民女性的生活场景与情感矛盾，那么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Atwood）的诗作《苏珊娜·穆迪日记》（TheJournalsofSusannaMoodie，1970）则特别强调了这位移民女性文化身份的建构问题。对于《丛林中的艰苦岁月》，阿特伍德曾入木三分地指出“书中最复杂、最暧昧的人物是穆迪夫人自己”［6］。阿特伍德所说的复杂与暧昧，指的就是苏珊娜·穆迪在英国文化与加拿大文化之间的双重处境与身份困境。阿特伍德本人尤为关注的正是这种复杂与暧昧所体现的文化张力。《丛林中的艰苦岁月》隐约透露或者暧昧表达的文化身份处境，成为阿特伍德重新创作与诠释的灵感来源。只不过不同于原作的是，阿特伍德在表现了穆迪文化选择的困境之后，将这一人物牢牢地确定在“加拿大人”的谱系之中。诗歌中基本没有描写苏珊娜·穆迪在丛林里拓荒的生活，而这本来是苏珊娜·穆迪本人在《丛林中的艰苦岁月》中重点叙述的内容。《苏珊娜·穆迪日记》从第一部分开始到第三部分结束，苏珊娜·穆迪的形象实际上是处于一种不断塑造和变形的过程中，生发出多维层面的文化意义，“明显体现出阿特伍德认为的加拿大人生存状态中那种强烈的双重性”［8］。这一形象想要展现的实则是加拿大女性与加拿大文化所处的困境。对于当代读者而言，从阿特伍德的《苏珊娜·穆迪日记》中能瞥见的并不是完全符合事实的历史人物，而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也就是说，阿特伍德对于苏珊娜·穆迪这一素材的吸收，并非局限于再现加拿大移民历史，而试图赋予其更为丰富的文化意义。她以充满想象力和隐喻性的文字重新塑造了穆迪的形象，诗歌结尾处的穆迪不再是诗歌第一部分那个与丛林格格不入、需要重新确认自身文化身份的英国淑女和加拿大移民的混合体形象，而成为加拿大人民以“纪念碑”标注的人物，一个“象征性的徽章”，一个代表了加拿大人集体意识的文化符码。
由此可以看出，经过当代作家的吸收与再诠释，那位在加拿大荒蛮丛林中克服艰苦的自然环境努力生存、在优雅的英国文字中寻求归属感的历史中的苏珊娜·穆迪的形象逐渐发生了变形，从“一位深受欧洲文明熏陶的文化女性转变为充满原始与野性的加拿大旷野的精灵”［9］，由一位具有他者身份的移民作家转化成为代表加拿大本土文化的标志性人物。
四、结束语
苏珊娜·穆迪以文字记录了早期移民的生活与思想状况，是具有代表性的早期加拿大移民女性作家，其作品在文化层面的意义要大于艺术审美层面上的意义。如上文所述，在她的《丛林中的艰苦岁月》中体现了移民作家文化身份的边缘性以及遭遇的文化身份危机。进入新的时期，当她本人成为当代加拿大作家再创作的素材来源时也为后者提供了文学演绎的新起点，在新的历史背景中重新焕发生机。在这个意义上，穆迪本人以及当代加拿大作家笔下的穆迪形象无疑能够成为理解加拿大人文化身份的典型个案，其中既体现出某一时代移民者文化身份的双重性，也反映出以文学手段再建构民族文化身份的可能性。在当下的后现代文化背景下，相信还会出现更多的文学文本，以苏珊娜·穆迪的文学创作为题材继续探索民族文化身份这一问题。
［
参考文献］
［1］(加)苏珊娜·穆迪.丛林中的艰苦岁月［M］.冯建文译．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2495745，16．
［2］(加)威廉·赫伯特·纽，吴持哲．加拿大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30，71，96，97，73，95．
［3］MOODIESUSANNA.RoughingitintheBushorLifeinCanada［M］.Montreal：CarletonUniversityPress1988：xx1718xlviii.
［4］THURSTONJOHN.TheWorkofWords：theWritingofSusannaStricklandMoodie［M］.Montreal：Mcgill?Queen′sUniversityPress1996：133-166.
［5］(加)威·约·基思．加拿大英语文学史［M］.耿力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5．
［6］(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好奇的追寻［M］.牟芳芳，夏燕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74，78．
［7］江玉琴．理论的想象——诺斯洛普·弗莱的文化批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94．
第4篇：低俗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非诚勿扰；电视媒介；视觉文化；商业价值
“媒介是人体的延伸。”从麦克卢汉的这句话中，可以看出媒介在人类的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媒介特指的就是传播媒介，新闻传播媒介是在整个传播过程中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的中介，是信息的物质载体。随着历史和媒介本身的发展，人类在使用媒介时，不断的体现出了自己传播能力的增强，使二者达到了共同发展的目的。设想一下，如果没有了媒介，那么人类的信息就无法共享，我们只能各自活在各自的圈子里，与外界的连接就中断了。本文将电视节目《非诚勿扰》作为文本，予以分析其成功的原因及对电视传媒的影响。
一、《非诚勿扰》成功之因素
《非诚勿扰》不仅吸引了各个领域的普通观众，也让一些业界学者和专家对它青睐有加。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传媒学院的周星教授认为，《非诚勿扰》服务而不媚俗，大方而不死板，是非常贴近群众的电视节目。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周晓虹认为，《非诚勿扰》不仅促进了年轻人婚恋价值观的交流，更加强了中老年人与年轻人两辈人之间的了解，《非诚勿扰》把全家男女老少凝聚在一起热烈讨论，既沟通了感情，也增进了彼此了解，成为一个促进全社会互相了解、家庭和谐的交流平台。中国社科院新闻传播研究所时统宇则认为，《非诚勿扰》虽然在表达方式上是时尚而年轻的，但是在基本的道德理念上，还是非常符合主流价值观的，这无疑让各个年龄的人都在节目中找到了道德观的坐标，加强了对彼此的了解，也对社会更加认同。在主流媒体中，2010年4月13日，《人民日报》评论《非诚勿扰》“娱乐不失大方之态”，《中国青年报》认为《非诚勿扰》是提高社会宽容度的最好注脚；4月24日，China Daily更是以“《非诚勿扰》正在变革全世界的交友节目”(Jiangsu Satellite TV’s If You A re The One is revolutionizing the world of dating shows)为题全面报道了节目。
可以说，《非诚勿扰》已经从一个电视相亲类节目变成全国范围内各阶层广泛参与热议的一个社会话题，成为了当下一个独特的社会现象。并且，非诚勿扰的辐射力已经走出国门冲向了海外，节目不仅在海外华人中受到了广泛关注和好评，不少国外媒体也给予了报道，《今日美国报》网站于2010年5月18日发表了题为中国人被电视相亲征服了的报道。但随着节目影响力的不断扩大，质疑和批评也接踵而至，有舆论认为，非诚勿扰过度宣扬和渲染物质至上、拜金主义等与社会主流相悖的价值观。国家广电总局于2010年6月9日下发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婚恋交友类电视节目的管理通知，相亲类节目泛滥、造假、低俗等倾向。随后，《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连续发文，点名批评《非诚勿扰》，一时间《非诚勿扰》一度被推向了风口浪尖。
试问《非诚勿扰》是不是十分的低俗、造假、泛滥呢？个人感觉电视节目本来就不该避俗。想高雅可以，去拍摄艺术电影，去排演歌剧大戏。问题在于，电视节目如何不避俗而又不媚俗更不低俗。在《非诚勿扰》里，当男嘉宾陆元龙面对一盏孤灯引吭高歌时，这场景向我们生动地诠释着“英雄主义”与“爱的哲学”。英雄并不总是骑着白马的翩翩少年，英雄更多的时候是被人误解而遭受普遍的嘲讽和冷落，正所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当陆元龙在几位浅薄的女嘉宾面前受尽嘲讽奚落后，陶海燕那一盏孤灯就像一瞥来自女性世界的美丽注视，她照耀着陆元龙！试想，一个男人的奋斗如果没有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理解支持，那个男人的内心将是永恒的暗夜。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一个不平凡的男人背后，一定站着一位优秀的女人。这低俗吗？在我看来，它揭示着美学意义上的崇高。我相信所有的电视观众在这一刻，都会认真思考和较正着关于理想男人的正面形象。李洋李孟的破镜重圆，也成为《非诚勿扰》这个节目的谈资。当李孟单膝下跪，请全场来宾和全国电视观众为他作证，他将一生一世爱李洋时，李孟让所有的女孩们都热泪盈眶。这是一个有责任感的男人的庄严承诺，是对爱情的忠贞不渝。这低俗吗？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正是这些例子构成了《非诚勿扰》这个相亲交友节目的主旋律，任何一个不抱偏见的人都会同意我的看法。也因为江苏卫视既能坚持正确的思想与论导向，又能坚持“雅事俗说，俗事雅说”的个性化风格，这个节目才在短时间内风靡全国，创下了收视率第一的奇观。低俗之风在中国已经没有市场了，拐点出现了。江苏台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就“俗中见雅”地占据了收视率的制高点，而别的省台跟风效颦，结果却并不理想。在众多跟风的电视台类似节目中，似乎只有湖南卫视的《我们约会吧》在节目质量和包装上能够与《非诚勿扰》相提并论，其他电视台则远远不可同日而语。
二、《非诚勿扰》对电视媒介的影响
（一）视觉文化突出，电视媒介注重“形象包装”
现在，无论是图书、杂志和报纸等传统的印刷传媒，还是电视传播媒介，甚至是新兴的网络媒体，都正在遭遇着“视觉的征服”。当“读图时代”到来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图像侵入了传统上以文字为主的印刷物世界，也正因为“视觉至上”的原则电视和网络等传播媒介以超凡的色彩和夸张的布局来争取更多的受众。《非诚勿扰》节目中的“形象包装”充分体现了视觉文化的转向对电视媒介的巨大影响。节目的包装非常精心细致，不论是现场整体的环境氛围、灯光服装、化妆以及道具，还是节目的背景音乐、节奏控制等等，都尽量与节目的目标受众——“时尚的年轻群体”贴近。同时节目参与者的装束也十分靓丽养眼、打扮时髦前卫、表现大胆奔放，多位平面模特的加盟更在无形中为节目创造了较多的看点与卖点。
我们甚至可以亳不夸张地说，电视传媒如果缺少视觉冲击力，同时又面临互动式新兴网络媒体的竞争压力，将会立即失去对公众的吸引力。电视传媒越来越追求视觉奇观的效果。今日电视传媒的视觉性高低可以说是传媒影响力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当代传媒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这种竞争在相当程度上就是视觉性或视觉资源的竞争。将当代中国传媒文化的核心竞争称之为“眼球经济”或“注意力经济”上的竞争，乃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较之于其他媒体，当今的传媒奇观，体现为视觉性压倒其他要素，视觉的诱惑和追求上升到首位，因而很容易压制受众自觉的理性批判和思考。
（二）传媒文化促使电视媒介商业化与娱乐化
经济的发展水平决定着传媒文化的繁荣程度。与此同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传媒业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不得不把评判权完全交给了作为消费者的受众，至此，为了讨得广大消费者的欢心，传媒文化不得不将电视媒介推向商业化和娱乐化的道路。
第5篇：低俗文化论文范文
面对自己在社会生活中日益式微的现实,文化艺术工作者开始痛定思痛,反躬自省。11月1日―2日,中国文联在长沙召开的第五届当代文艺论坛上,全国130余位文艺理论家、评论家围绕“文艺如何繁荣、怎样引领”畅所欲言。
文艺出什么问题了
谁也不能否认,当下中国的文学艺术处于空前繁荣的状态,然而,质量如何呢?据统计,现在一年创作歌曲在两万首以上,但是真正能在公众中传唱的不多;一年创作的长篇小说等文学作品汗牛充栋,但真正被读者公认的精品力作不多;一年出版各类出版物30万种,但真正成为人们良师益友的不多;全国几百个电视频道、数以千万计的文化节目,但真正有丰富文化内涵、高尚文化品位和深受群众喜爱的不多;每年生产400多部影片、上万集电视剧,其中既叫好又叫座的不多。
文艺出什么问题了?
湖南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龚政文将当下文化艺术出现的问题总结为16个字:“低俗泛滥、怪诞流行、造假成风、无畏”。而其中最突出的是低俗问题。
一段时间中,网络、影视、图书以及大众娱乐场所中的低俗、鄙俗乃至恶俗现象比比皆是。网络上“芙蓉姐姐”、“凤姐”之类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台,以暴露身体、艳照、自揭家丑、制造负面新闻之类手法搏出名的事情频频发生,许多博文和帖子脏话连篇,粗口频出,形同随地吐痰和当众大小便;一些电视娱乐节目毫无思想性、益智性,变成为乐而乐、愚乐至上;文学创作中欲望化叙事、下半身写作仍乐此不疲,除了还是,三页不离性事;大众媒体中的交友、丰胸、壮阳等涉性广告十分露骨;一些歌厅和剧场中的节目,无论是北方的二人转还是南方的脱口秀,无论是荤段子还是脑筋急转弯,都鄙俗得不忍相看不忍相闻。龚政文表示:“以恶搞为卖点,拿肉麻当有趣。这股低俗之风,给人的感觉不只是偏离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问题,而是背离了公序良俗、丧失了基本的道德底线的问题。”
与此同时,作为与创作同等重要的文艺评论也出现了诸多“病症”。长期从事文艺评论的《北京日报》高级记者彭俐将之总结为:“文艺批评主体的群体无意识现象,文艺批评精神缺失、魂魄不在的现象,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研讨会多、表彰会多、颁奖会多而真正有影响的批评文字少、批评家少的现象,文艺作品及作者研讨会变成‘应酬会’、‘社交会’、‘庆功会’、‘推销会’、‘交易会’的现象,一些报刊刊登的批评文章或有口有舌却无脑无心、或有板有眼却无情无义的现象。”
作品无魂、评论无神,于是乎,文艺本该具有、也曾经具有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功能――引领,便似乎无从谈起了。
公众为什么不买账
数量急剧膨胀,市场热气腾腾,而其背后是普遍的降格以求和过目即忘,是大家隐遁,经典难寻;影院剧场里各类影片演出层出不穷,视听盛宴不断,看完后却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人物、情节、命运、性格,什么也没有留下来。如此作品,何谈引领!
文艺评论的情况似乎更糟:文艺评论日趋边缘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评论文章百姓不看,因为要么文字生涩看不懂,要么胡吹乱捧说瞎话;创作者也不看,因为要么故弄玄虚乱套理论,要么蜻蜓点水断章取义,缺乏入木三分切中肯綮的精辟。
公众为什么不买账?“浮躁”,这是被采访者公认的原因。时代浮躁、文艺也浮躁。但是,文艺出现的问题绝不能一味地归咎于社会大环境,而应更多地从自身寻找根源。正如上海艺术创作中心主任、研究员毛时安所说:“毫无疑问,文艺的浮躁集中体现了时代的浮躁。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的文艺完全跟着时风,与狼共舞,丝毫无法为我们的内心提供急需的精神力量,提供抵御外部世界诱惑的定力,我们为什么还需要艺术呢?如果我们的艺术始终无法创造出令人沉醉其间的具有高度审美愉悦的艺术,我们为什么还需要艺术呢?”
云南省剧协主席、国家一级编剧乔瑞嘉认为,当前,拒绝生活、颠覆真理、解构名著、欺世媚俗、低级趣味等不良风气,以极大的消解力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戏剧创作。戏剧作者普遍缺乏生活,大多远离生活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剧作家难做到或不愿做到“三贴近”,这既与快餐文化、低俗文化、商品经济大潮的影响密切相关,也和剧作家的价值取向有着因果关系。他说:“生活的局限性是剧作者致命的局限性,尽管你才高八斗,尽管你笔走龙蛇,如果没有生活,你的作品只能是技巧高超而缺乏生命与活力。”
因工作关系,毛时安近十多年大量密集观剧,对此深有同感。他指出,这些年现实题材的戏剧中遇到的被歌颂的当代英雄,几乎全是发家致富、赚钱有方的企业家,是万众瞩目头顶光环的精英人物,很少有在奉献他人中得到内心快乐的让我们感动的艺术典型。我们看到的总是对金钱和强者的崇拜,却很少看到对普通人的歌颂,对真正时代英雄的歌颂,和对弱者发自内心的真切理解,更遑论是对金钱和拜金主义的批判了。
“人民群众正在日益疏离戏剧,疏离舞台艺术,根本原因是我们的艺术疏离了人民群众,疏离了他们的生活、情感和思想。”毛时安说。
文艺人该怎么做
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文化艺术工作者该怎么做?与会者各抒己见。
针对社会上一些人提出的文艺产品只要能满足人们需求就行的论调,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夏潮强调,文艺产品不能仅仅满足于“满足”。他分析说,在当今社会,面对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人们对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差异性越来越大,各种文艺产品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一部分人的需要。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有需求就有市场,就会有供给,如果文艺产品仅仅是“满足”而不加以合理引导和管理,在文化艺术市场逐步繁荣过程中难免出现良莠不齐、泥沙俱下的现象。因而,应该也必须在引导上下更大的功夫,在引导中“满足”,在“满足”中引导。
陕西省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陈君峰认为,目前文艺评论者的视角还不够开阔,往往仅局限在文艺本身,即文艺技艺、功能与审美本身的范畴。他说,文艺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离不开社会发展的大势。因而,他建议文艺家、尤其是评论家们一定要学习政治,掌握社会发展的趋势,同时更多地了解、学习其他知识,哲学、伦理学、精神现象学、人类学以及人生观、社会价值观等等。他还再三强调:“评论家一定要学会用大众看得懂的语言说话。”
第6篇：低俗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二人转；起源；审美
二人转在中国音乐词典上的释意为：“曲艺的一种，属走唱类，流行于东北各地，有两百多年历史。”作为一个地道的东北女孩，对二人转的记忆就是二人转的小戏班。十几年前，在并不发达的家乡，似乎不论什么都跟不上大时展的脚步，但唯一的好处是可以让东北的传统文化变更得慢一些。虽然如今的家乡里也没有小戏班演出了，但庆幸的是，笔者的记忆里有原汁原味的二人转。带着对记忆中二人转的怀念和黑土地的热爱，笔者决定写这篇综述。并通过中国知网、读秀这两个网站进行综述的文章和著作的搜索整理。
1 二人转音乐研究文献统计
1.1 期刊论文
对2014年以及之前的文章进行整理统计，共查找到学术论文63篇，2006年之前共17篇；2006年以后共有46篇。涉及的期刊有《戏剧文学》《北方音乐》《中国音乐》《戏剧之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等音乐期刊。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二人转音乐的起源、审美、曲牌、唱腔研究、与其他艺术的比较等方面。
1.2 硕士论文
通过“中国知网”（）对2014年以前的硕士论文进行检索，共检索到10篇相关论文。分类如下：
（1）二人转音乐审美研究，共2篇：任佳颖《二人转艺术的审美特征》；李鑫宇《当代二人转审美特征与流变》。
（2）二人转唱法研究，共3篇：邢珊珊《浅论东北二人转的“咬字吐字”技巧及其特色》；苗艳《东北汉族民间小调演唱风格探析》；钱芳《二人转与二人台演唱方法比较研究》。
（3）现状研究，共2篇：李露《地方剧场二人转现状研究―长春市和平大戏院个案剖析》；于玲《二人转的调查与研究――以内蒙古赤峰地区为例》。
（4）其他研究，共3篇：于宛冬《东北二人转研究》；王静《浅论二人转人物性格》；张静雅《论东北地方戏―以二人转为例》。
1.3 图书著作
关于二人转音乐的著作，共检索到相关著作21部，主要有专著、曲集、集成词典、教程4类。
（1）专著类，共13部：那炳晨《东北二人转》；那炳晨，杨修生著《东北二人转》；冯娴著《东北二人转》；李玉珍著《二人转概论》；马力著《二人转舞蹈・中国传统民间舞蹈选》；冯光珏著《双年文录》；冯光珏与李明正，周来达共同编著《曲艺音乐》；耿瑛著《正说东北二人转》；曹保明，张洪江共同编著《泥土灵气・东北二人转》；刘振德主编《二人转艺术》；张成德主编《中国古今名书大观》；耿家林，张希玲著《二人转艺术文化研究》；颜培金，颜硕编著《青少年应该知道的东北二人转》。
（2）曲集类，共2部：金士贵编写的《金士贵经典二人转作品集》和裘柳钦编写的《中国民族民间舞曲选》。
（3）集成词典类，共5部：《中国曲艺志・黑龙江卷》；《中国曲艺志・吉林卷》；《中国曲艺志・辽宁卷》；《中国戏曲志・吉林卷》；田连云，崔凯主编《辽宁当代曲艺词典》；盛广志主编《中国古今工具书大词典》。
（4）教程类，共1部：吉林艺术学院音乐系民族民间教研室编写的《二人转音乐――民族民间音乐教材之三》。
2 二人转音乐研究
研究以期刊论文为主，同时也兼顾了部分硕士、博士论文和图书专著。从二人转音乐的起源、审美两个方面展开。
2.1 二人转音乐的起源探究
关于二人转音乐的起源，学界中的主要观点是源自萨满神歌，除此之外，还有起源于莲花落和东北秧歌两种说法。陈明大认为，“东北‘二人转’是萨满音乐的继续与发展”。他在《萨满音乐――东北民族民间音乐之源》中提到“二人转音返暮枚喟迩惶宓拇丛炀褪抢丛从谌满祭祀”。文中有三个例子：第一，“二人转”中的《红柳子》《秧歌柳子》来源于萨满的祭柳。第二，“二人转”中的四平调，来源于萨满神曲《烧太平香神歌》（跳家神），“十八调”中的其他曲调来源于萨满神曲《背灯调》《请神调》《接神调》《念杆子调》（萨满佛调）等等。第三，“七十二嗨嗨”源自于萨满神曲及萨满音乐中的《镶神词武嗨嗨》。韩立民，王冬岩对陈明大的说法进行了反驳，他们认为：二人转吸收了莲花落的众多曲牌，并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改造之后，形成了地方化的新面貌。在《二人转唱腔与莲花落的渊源关系》中针对莲花落曲牌成为二人转唱腔之后的实际运用情况，分为了3种情况：第一，直接运用，即旋律、节奏、节拍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在二人转之中的应用。例如，“最早形成的莲花落曲牌《喇叭牌子》，进入二人转之后，整体旋律框架未变，只是过门间奏采用了加花变奏。”第二，变化运用，即“增，减衬腔的应用”。例如，“二人转的主要唱腔曲牌《胡胡腔》，是以莲花落的商调式散花调为基础发展而成的。它与母曲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上下句的衬腔，将原来的‘哩留莲花一朵梅花’改为秧歌中常用的虚字衬腔‘哎咳哎咳呀……’。”第三，“结构与起唱的借鉴运用，包括两分句结构运用，闪板起唱以及抒情与叙事曲牌的组合。”分别举例，如“《武嗨嗨・排字句》《红柳子・排字句》等，其上下句中的上句或下句旋律，均为两个分句，两小节句式。此种句式承袭了莲花落曲牌的结构形式”。韩立民与王冬岩虽通过大量的例子来论证自己的想法，但杨朴认为，不能因为二人转中的曲目与山西等地的莲花落相近就证明二人转起源于莲花落，在《二人转的亲子鉴定――二人转起源于东北大秧歌而并非山西莲花落》中，他坚持认为，二人转起源于东北秧歌。他写道：“一种艺术被一种艺术吸收融合，是常见的文艺创作现象。莲花落虽然有很多曲牌被二人转吸收了，但却吸收了东北秧歌和东北民歌的曲调，不是以莲花落原本的形式直接进入。”而且通过二人转的曲目对比发现，从整体上看，二人转的曲目与东北大秧歌和东北民歌相符，与山西等地莲花落不符。
2.2 二人转音乐的审美
笔者通过查找资料发现，学界对于二人转音乐的审美研究，主要集中在二人转音乐的美学价值和音乐美学特征两个方面。张金彪在《二人转的音乐魅力――浅谈东北二人转音乐的审美价值》中，对二人转音乐的美学价值从三个方面展开探究。张金彪认为，二人转不单单具有东北风格，还融进了许多其他省市的风格。例如，二人转曲牌音乐中常用的《对花》《清水河》均为河北民歌。通过这样的例子，可以说二人转音乐从一开始就具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关于二人转音乐美学特征，苍越在《二人转音乐美学特征三题》中总结了三个方面：第一，审美的短距性；第二，审美活动的集体性，合一性和自发性；第三，审美对象的朴素性、生活性和生动性。
第7篇：低俗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经过二十年的新闻改革，中国报业从过去的三级党报一统天下发展为以党报为核心的纵横交叉的网络结构。而地市级综合日报在所有报纸中最具有发展前景，人们对地方性新闻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报业的地域性特征日趋明显，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这种地域性新闻的优势是明显的，但同时其暴露出来的问题弊端更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
当前我国正经历着空前的社会转型，转型的核心是从非市场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其目的则是借建立市场经济牵动引发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领域的现代化。而就国民经济总体而言，在不同领域、部门、地区，市场化程度并不相同。因此，敏锐地把握本地区社会转型的不同阶段出现的问题并给予及时的引导与解决，并形成整个社会的良性互动，使地区性综合日报的趋势日益明显，其优势及带来的巨大经济、社会效益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青睐，但从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弊端同样令人堪忧。
但从《南方周末》、《华西都市报》、《羊城晚报》及《楚天都市报》的发展经历来看，其成功的运作有目共睹。因此，地方报的发展潜能不可估量，其势头之猛锐不可挡，当然其优势更不可忽略。
既然是地方级综合性日报，那么，地方性新闻必在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地方性新闻也叫本土新闻，属新闻的一个种类，是根据报道的领域范围来分的，以传媒所在行政区为根据。彭菊华所著的《新闻学原理》中指出：“除了高度专业化的传媒以外，又通常以本土新闻为主，非本土新闻为辅。本土新闻为主直接指向本土化新闻和新闻本土化，这是新闻传媒和新闻传播的一种基本策略，是新闻的本质和特征决定的。”
在当代众多新闻传播著作中，不难发现，对于中国新闻改革的探索脚步从未停止，而是日渐加快。学者们对于地方化报业的关注尤甚，都可以说予以了充分肯定，也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改革意见。罗以澄教授在《自选集：新闻求索录》的《武汉地区新闻传媒的精品打造之路》一文中表示：地方性传媒“危机并非多虑，优势并不必然”；李良荣教授则表示很有信心：“在这一片跌宕中，我特别看好地方级综合性日报。地市报在所有报纸中最具有发展前景。我相信，地市级报纸必将异军突起，蒸蒸日上。”
那么，地方报为什么最具有发展前景，它究竟具体有哪些方面的优势呢？
1、独特地域优势。相当数量的人口和不断发展的经济应该是最根本、最主要的原因。再加上地方报在地方的群众基础较好，建立了遍布城乡的发行网络，报纸的发行因为距离近，相对成本较低，因而可以实现以最快的速度投送报纸。地方报在所属县区大多建有记者站，因此，地方报在新闻信息选取上有更多自。
2、当地群众优势。地方报在当地群众基础通常较好，人们已习惯认可了它的权威性。长期办报经验积累，使地方报对当地读者的需求、习惯、阅读口味了解得十分清楚，特别是那些区域性经济新闻、本土新闻，更能成为自己的特色菜。因而在受众分割上，可以得到更多读者的青睐，读者也能从这些具有相对性的信息中得到有效需求，提高获取信息的效率。
3、地方报的指导优势。报纸对于地方工作的知道会更具体、更具有针对性。贯彻党、政府的方针政策必须结合本地实际，因地制宜。地方性新闻在地方报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其具有当地特点的报道对于本地区的改革建设意义非同凡响，并且更是一种监督与及时的引导，地市一级独具特色的经济结构形式，使报纸对于地区工作的了解从实际出发，具体而微。
当然，地方媒体的“危机并非多虑”，地方性新闻传媒在发展过程中，随着市场经济浪潮跌宕起伏，其弊端突出地摆在我们面前，发人深省：
1、警惕地方报庸俗化、低俗化。如反映市民呼声和公众要求而往往事无巨细，几乎有闻必录，流于生活琐节；过于娱乐化，或对犯罪和一些粗俗心态的纪实化描述，以及对虚假广告、不健康广告把关不严等，这些疏于筛选或过滤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受众陷入低俗情趣，异化了公众心智。
第8篇：低俗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文化乱象；文化自信；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TP5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7）10-0179-02
一、文化乱象的根源的表现
我国的文化乱象已不是什么“隐约逼近的危机”，而是一个已到眼前的危机。随着多媒体、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巨大的信息量展现在我们面前，更多的文化问题也随之而来。近些年来，当人们感叹某些社会现象“物欲横流”、“道德滑坡”时，不可否认，那些“庸俗、低俗、媚俗”的文化乱象正在混淆着人们的视听，造成了文化审美与价值取向的混乱，为文化自信的缺失推波助澜。文化自信的缺失就是文化乱象的根源，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对我国的传统文化缺乏自信。《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是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如今，连“质本洁来还洁去”的林黛玉也不免“裸死”的命运，“情和色”似乎成了一些导演吸引观众的法宝，《人民日报》评论说：“以低俗的流行元素颠覆了原作的艺术精神，这是艺术俯就和谄媚收视率的典型体现。”①“如果靠成分来抓住观众的眼球，只能说明导演不理解艺术吸引读者和观众的真正奥秘。”②《红楼梦》作为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如今也要通过林黛玉“裸死”来博眼球，究其根本还是对我国的文化缺乏自信。
其次，对我国的传统礼仪、节日等缺乏自信。在礼仪方面，我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而如今，成年礼、婚礼、丧礼、交往礼仪等日益西化，我国礼仪之邦名不副实；节日方面，中元节、重阳节、七夕节等传统节日离我们远去，而圣诞节、感恩节、情人节甚至万圣节都在年轻人中大行其道；在医术方面，中医的存废之争一直延续，有的对中医质疑甚至指责其不科学，同时也出现了中西医结合口号下的危机------不管是礼仪、节日还是医术都逐渐的在西化，而忽略了我国深厚的根基，究其根本还是对我国文化缺乏自信。
最后，对我国的文化创新能力缺乏自信。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我们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被国外肯定，我们才自我肯定；被国外承认，才自我承认。一个文学家是否成功要看他是不是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一个电影导演是否成功要看他是不是入围奥斯卡或四大电影节，一个科学家是否成功要看他是不是在国外期刊发表了论文等等，比如，当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上台领奖时，穿的是燕尾服，而没有穿符合自己中国人身份的服装，只是为了得到国外的认可。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我们恐怕会丧失我们自己，这种文化的y象，究其根本还是对我国的文化缺乏自信。
二、文化自信何以缺失
自古以来，我国文化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从未缺乏文化自信，恰恰相反，我国多数情况下是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优势意识带来的傲慢。大炮只是打开了我们的大门，而自信是被我们自己摧毁的，文化自信的缺失是近一个半世纪的事。
参加贵州代表团审议时说：“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最高层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一个民族精气神的凝聚。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①从“三个自信”走向“四个自信”。另外，2014年12月20日在澳门大学讲话时说：“五千多年文明史，源远流长。而且我们是没有新流的文化。建立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还有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基础。”②再次强调了“文化自信”的重要性。文化乱象的根源是缺乏文化自信，要想有效的治理我国的文化乱象，就要究其根本，了解文化自信是如何丧失的。
是第一次冲击。“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旧文化”指“中学”，“新文化”是指“西学”，断然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批判我国的传统文化，西化色彩浓重。以“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为内容，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虽然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但副作用是打击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胡军曾经说过：“是一场关于文化改造或一场思想革命运动，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一场以西方思想文化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运动。”③余英时也曾经说过：“自‘五四’以后，中国人（至少是知识分子）逐渐建立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即以为中国文化传统是现代化的主要障碍；现代化即使西化，而必须以彻底摧毁中国文化传统为其前提。”④他们也表明，时期，虽然认识到了精神、道德、价值观等文化层面是我国救亡图存最关键、最内在的一面，但是却忽略了我国的国情，全盘否定我国传统文化，盲目吸取西方文化，使我国特别是文化方面陷入了另一个困境。
是第二次打击。1966年至1976年的“”，从一开始就将矛头直接指向中国传统文化。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的口号。⑤中国文化的灾难自此开始。这场以文化领域为开端的“大革命”，对教育、科学、文化的造成了严重的打击。很多知识分子受到迫害，文化园地荒芜，在一定时期内造成了“文化断层”、“科技断层”、“人才断层”的现象，严重影响到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和我国现代化事业的进步。“”造成了空前的思想混乱，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个人崇拜等落后的思想行为开始泛滥，致使一些人对的信仰和社会主义的信念严重削弱。
每经历一次冲击，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就愈不自信一次，就多一份自卑，或对自己的文化多一份否认。和的冲击，使我国的文化自信逐步丧失。
三、应对文化乱象的措施
文化乱象的根源是缺乏文化自信，对于如何应对文化乱象，究其根本就是如何树立文化自信。
（一）先生的“文化自觉”说
先生于1992年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他指出：“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自觉。
考虑到世界上不同文化、不同历史、不同心态的人今后必须和平共处，在这个地球上，我们不能不为已不能再关门自扫门前雪的人们，找出一条共同生活下去的出路。”⑥先生薄；二是，要不断反思，反思自己，也反思和理解别人的文化。
先生的“文化自觉”说，为我们如今的文化乱象指出了一条道路，要有自知之明，要不断进行反思。只有做到这些，我们才能对我国的文化有更多的了解，才会自信，我们的文化才能长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同样，不止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经济、政治、科技等都会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二）楼宇烈先生的“文化主体意识”说
从2004年开始，著名学者楼宇烈先生就在各种场合强调“文化主体意识”的理念。他指出：“当今世界，化交流、交融、交锋之势前所未有，西方强势文化深刻影响甚至侵蚀着一些欠发达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如何保持和增强自身的文化主体性，成为这些国家和民族最关切的问题之一。对于中华文化来说也是如此：如果没有主体意识，就有可能被其他文化侵蚀甚至同化，沦为文化殖民地。”①
楼宇烈先生的“文化主体意识”是解决我国文化乱象、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一环。作为中国的一员首先就应该具有主体意识。面对全球化，整个世界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在一起，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存在，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需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反对它国对我国西化、分化的图谋，增强我国的主体意识，形成坚不可摧的思想屏障，净化我国的文化环境，增强文化自信。
（三）现实途径
应对文化乱象的现实途径，下面主要在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进行说明。
首先，在国家层面上，要有顶层设计和长期的文化发展战略。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乱不得。文化乱象作为文化领域的一部分，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到我国各个方面的发展，甚至可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此，面对我国的文化乱象，必须要有顶层设计，协调整体与部分或者各个部分的关系，统筹全局，实现最优化。
同时，面对现在的文化乱象现象，长期的文化发展战略也必不可少。从古到今，西方国家对我国西化、分化的图谋一直没有结束。并且，当今围绕综合国力的全方位的竞争日益激烈，谁占领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会拥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因此，我国的文化乱不得，必须要有长期的文化发展战略，才能更好的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
其次，在社会层面上，要有对传统文化的观念转变和价值认同。
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精华、有糟粕，我应取其精华、祛其糟粕，尊重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坚持中国文化本位立场，而不是一味的排斥、拒绝。
社会上的很多文化乱象都是出于对传统文化的误解，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过时（比如），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我国的传统文化是根据我国的历史和国情逐步发展而来的，它们弥足珍贵。虽然我们到了21世纪有了新生的文化，但新生的文化并不代表是新事物，以前的传统文化也不代表是旧事物，新生文化中比如文化乱象就属于旧事物，因为它是一种消极的、落后的文化。因此，我们不能全盘否定我们以前的文化，而是应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转变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偏见，增强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增强我国的文化凝聚力。
最后，在个人层面上，作为一名中国人，要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教育。
如今的人们，为了适应现在的生活节奏，盲目的追求各种快速度，而忽略了自己真正需要的文化环境，使文化乱象日益泛滥。
中国有上千年的历史，中国传统文化更是博大精深。作为一名中国人，应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教育，自觉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坚决抵制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乱象，净化自己的生活环境；科学地对待传统文化，寻找传统与现代结合的方式；并以一种平等的豁达、自豪的心态积极参与其中，增强文化自信，让中国文化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因此，每一个国民，都应该自觉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教育，无论何时何地，都要以中华民族美好未来作为发展文化的出发点。减少文化乱象，首先从自身做起。
谁占领了文化的制高点，拥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文化乱象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可以通过作用于社会意识，最终动摇一个国家，而文化乱象的根源就是缺乏文化自信。中国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成为政治大国，又用了三十年的时间成为经济大国，中国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成为文化大国，而要想成为一个文化大国，首先就是要摆脱文化乱象，树立文化自信。
（1）名著重拍热的冷思考[N].人民日报，2010-07-23.
（2）学会敬畏经典[N].人民日报，2010-07-20.
（3）.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参加贵州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C/OL]，2014-03-07.
（4）.在澳门大学讲话.[C/OL]，2014-12-20.
（5）胡军.的反思[J].民主，2009，05：35-38.
（6）余英时.中国文化的重建[M].中信出版社，2011-05-01.
（7）横扫一切牛鬼蛇神.[N].人民日报，1996-06-01.
（8）.全球化与文化自觉――晚年文选[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2013-12.
（9）楼宇烈.唤醒“自然合理”的中国文化主体意识[A].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国哲学史学会.全国中医学方法论研讨会论文集[C].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国哲学史学会：2008：3.
第9篇：低俗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 《礼记·乐记》作为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儒学典籍,蕴含着广泛而深刻的哲学、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内容,所有这些,在“和”这个概念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本文试图从多个角度来全面分析《乐记》的这一重要范畴——“和”,为今天和谐社会的构建寻找哲学基础,并探索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意义。
乐黛云在其着作《跨文化之桥》中写到:“追求和谐是东方各民族共同的传统精神”。“和”是中华民族永恒鲜活的文化精神,凝聚着中华民族对人生、社会乃至宇宙的深刻体验和理性思考。《乐记》是我国一部重要的儒家典籍,它的内在灵魂就是“和”。《乐记》以天地为思维的两极,运用整体思维和模糊思维,以意象化的语言阐释了“和”的思想,不仅在当时,乃至今天都具有深刻的人文价值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 《乐记》的“和谐”思想探讨
要想真正弄清楚《乐记》“和谐”思想的含义,就不能不涉及 中国哲学史上的“和”“同”之辩问题。《国语·郑语》记载了郑桓公和史伯的对话,史伯说: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史伯的这番话,集中地论述了要求“和”但决不能“同”这一问题。所谓“和”就是不同事物的有规律的和谐的相处,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而不是消除差异,消灭对立,所以“和”不能与“同”划等号。搞清楚了“和”“同”之辩,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乐记》的“和谐”思想,本文拟从三个方面来探讨《乐记》“和谐”思想的含义:
(一)人与心的和谐
人与心的和谐,即人自身的和谐,它实质上就是关于“理”与“欲”的关系问题。“理”和“欲”是历来受伦理学和道德规范重视的一种关系。它说的是人的各种物质追求和各种精神追求之间的关系。“理”即“天理”,就是“人道之正”;“欲”即“人欲”,就是喜、怒、哀、乐各种情绪的外露,对物质世界的各种欲望。
在古代尤其重视对“欲”的节制。《乐记·乐本篇》:“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理”就是“人生而静”的“天之性”,它是先天就有的,是上天赋予的,它的特点是“平和”、“和顺”;而“欲”是后天的,是主体在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形成的不好的一面,是“感于物而动”的结果,是需要克制的,否则就会“有悖逆诈伪之心,有逸作乱之事”。如果人不加节制地放纵自己的欲望,就会导致人伦的混乱和道德的败坏。因此需要一种“正道”来对外在的诱惑和个人的欲望加以节制和进行正确的引导,达到“和”的状态。“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 -..…·礼节民心,乐和民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
通过礼乐的教化功能,“理”与“欲”的关系得到合理的解决,“天理”存而“人欲”灭,也即实现了人与心的和谐 。
(二 )人 与人的和谐
人与人的和谐 ,就是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使社会生活有序合理。《乐论篇》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义之事也。礼义立 ,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孔颖达解释这段文字说:“同则相亲无所问别 ,故相亲也,异则相敬有所殊别,故相敬也。乐胜则流,礼胜则离者,此明虽有同异,而又有相须也,胜犹过也。若乐过和同而无礼,则流慢无复尊卑之敬。若礼过殊隔而无和乐,则亲属离析,无复骨肉之爱,唯须礼乐兼有,所以为美。故《论语》云,礼之用,和为贵是也。”孔颖达所说“唯须礼乐兼有,所以为美”,一语道破了《乐论篇》这段文字的天机。“乐统同,礼辨异”,礼强调人与人之问的不同,人为地拉开了人与人之问的距离;乐则强调人与人相同的地方,力图缩短人们之间的心理距离。二者的互相补充,互相作用,就是“和”。
“乐”与 “礼”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礼”将人们区分开来,分清尊卑;“乐”则让不同等级之间的人和睦相处。而“和”则是体现出礼乐教化所要达到的一种人际关系上的美好境界:“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
(三)人与天的和谐
人与天的和谐,即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就是古人说的天人合一,今人说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蔡仲德先生在其着作《中国音乐美学史》中写道:“《乐记》认为天有阴阳之气,此阴阳之气生养万物,给万物以生命。所以天、人、物统一于 ‘气’,自然、社会统一于 ‘气’,‘气 ’使宇宙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乐记》以天地为思维之两极,以乐礼相比、相对,避免了以管窥天的遮蔽和具体事物的制约,这种宏大的视野所追求的是天、地、人的和谐统一,也是一种超越狭隘的感性经验和个人心理的升华。在《乐记·乐象篇》中“从以箫管,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着万物之理”;《乐记·乐情篇》中“是故大人举礼乐,则天地将为昭焉。天地欣合,阴阳相得,煦妪覆育万物,然后草木茂,区萌达,羽翼奋,角胳生,蜇虫昭苏。羽者妪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殖,而卵生者不弛,则乐之道归焉耳 !”;《乐记·师乙篇》中“夫歌者,直己而陈德出,动己而天地应焉,四时和焉,星辰理焉,万物育焉。”显然,这都是以天地宇宙自然为认识对象和审美对象,把宏观的天地熔铸于和谐运转的图式之中,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阴阳调和、刚柔相谐、动静互补的中庸把握。
古人是很敬畏天地自然的,“人的心灵与整个自然 致”也就是说,在天人感应、天人互动的历史进程中,“天”和“地”都被社会化、人化、文化和神化了,所以人们在长期的历史承传中,崇拜和敬畏天,就再自然不过了,“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遵循一定的自然规律来制定礼乐,用规律来指导人的活动。这种尊重事实,尊重客观规律的科学思想在今天都是极其宝贵的。
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 ,“中国古代的先贤们拥有大智大慧,他们在敬畏和崇拜天地的同时,并没有消极地屈从于天地,而是在‘明于天地’的基础上,以积极的心态去建构天地之间的和谐关系,建构乐(人)与天地之间的和谐关系”。“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模仿天地 自然,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自然,与天地之问建构和谐的关系,而且这种和谐关系是动态的,是双方经过相融相谐所达到的新境界。“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这也说明,乐为“天地之和”,并非纯粹没有矛盾、没有斗争,而是要经过“地气上齐”与“天气下降”的相互渗透,要经过“阴阳相摩”、“天地相荡”的运动,要经过“雷霆”和“风雨”的交融,还要历经春夏秋冬的变化和日月的照耀。
二、《乐记》和谐思想的现实意义
《乐记》凝结着先哲的智慧,包含着许多科学的思想,对今天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的宏伟目标。和谐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和谐文化与之相对应,构建和谐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
首先,在哲学基础视阈下,和谐文化源于中华民族文化中的和谐思想,辩证的宇宙观是和谐文化的哲学基础。和谐是《乐记》高超智慧的精髓。“和谐”强调适度,志在圆满。“和谐”强调包容万物,流转生命,展示天道酬善、惠及众生的伦理理念,这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宗旨是一致的。
其次,在方法论视阈下,《乐记》的和谐思想有助于我们抵制腐朽文化,发扬先进文化。随着科技的发展,文化也 日新月异。在文化突飞猛进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问题:高雅与低俗并存,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同在,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正宗主流文化学习的人越来越少,而铺天盖地的低俗消极文化正消蚀着广大人民,尤其是青少年的心智和斗志。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不得不思考文化与伦理的关系问题,文化对道德的影响问题。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到《乐记》那里寻找答案不失为一良策。《乐记》作为一部儒家经典,不仅是音乐史上的巨着,更是一部伦理学和社会学着作,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高人类的道德修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有利于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通过上面对《乐记》和谐思想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出,《乐记》的和谐思想具有很强的伦理价值,对于人们道德修养的提高有很大的作用。“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音乐具有改良社会风气,改变社会陈规陋习的作用。礼,即道德规范对人们道德修养的作用一目了然,而乐对社会风气,道德修养的作用则是潜移默化的。
《乐记》主张音乐对个人的道德修养有重要作用,“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则易、直、慈、良之心油然生矣”。乐教不仅对个人有重要影响,还有促成群体关系和睦的重要一面,“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昕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乐教再配以礼教,则“移风易俗,天下皆宁”“情见而义立,乐终而德尊”的良好社会风气指日可待。 所以 ,学习《乐记》、研究《乐记》、从《乐记》中汲取智慧,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和谐、把握和谐,更有助于我们发展和谐文化、构建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国语·郑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