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城市化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农村城市化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农村城市化范文

关键词:就地城市化;基础设施;户籍制度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0)-08-0026-2

1 农村城市化现状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学术界对城市化发展进行了多视角、多层面的研究,涌现出一大批研究成果。周大鸣教授提出就地城市化并明确地把它置于城市化总体分析框架中,城市化不仅是城市的人口的增加,也是享有城市化生活方式的人增加;不仅是原有都市的扩展,同时也是乡村就地都市化的过程。城市化经历了村的集镇化、乡镇的市镇化,县城和小城市的大都市化以及大中城市的国际化这么几个阶段。杨世松、曹一萍认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钱良群提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最重要的模式就是就地城市化;杨世松认为“就地城市化”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实践,提出我国的城镇化战略应该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就地城市化协调发展;张鼎如提出城市化作为一个过程,起点和终点都应该在农村。

中国的城市化和计算机技术被认为是20世纪对人类影响最大的两件大事。中国的城市化对中国乃至对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08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达到45.68%,城市化水平以年均1.07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到202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60%。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城市化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城市居民的城市化,农村居民并未真正包括在内。它是牺牲农村和农民利益的城市化,是出现几千万失去土地耕作又没有社会保障的农民的城市化,是再一次剥削农村和农民利益的城市化。在中国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

1.1 环境问题污染严重

全国600多个城市中,大气环境质量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的城市不到1%; 全国大、中城市的总悬浮微粒和降尘基本都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1996我国酸雨的面积已超过国土面积40%;8%的城市河段不适宜作饮用水源,50%的城市地下水受到污染;固体垃圾累计堆存量达65亿吨,占地5万余公顷; 全国耕地面积以每年平均30万公顷左右的速度递减。

1.2 “城中村”现象日益明显

城中村是中国快速城市化的产物,是不完全城市化的典型代表。从区域上看,它是城市的一部分,但是城市居民来看,它俨然是农村。人们生活方式已经无异于城市,但人们的思想意识却像农村;土地利用的高效率已经像城市,但土地缺乏合理规划。据调查结果显示,“城中村”不仅在大城市大量存在,同时在一些中小城市也开始出现。大城市深圳市有241个,北京市五环内有231个;中等城市太原有75个,昆明288个;“城中村”不同的管理体制,思想观念,基础设施条件,对城市的危害极大,不仅影响城市的形象、功能,同时对城市的社会治安带来很大的隐患。

1.3 就地城市化是中国城市化的必然选择

我国有着7亿农村人口,在短期之内把大部分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采取“就地城市化”的途径,建成众多在基础设施,服务水平等方面与城市无异的适宜人居的村镇,或者建设一系列的中心镇,吸引农村人口向镇集中,减轻大城市的交通、住房、就业压力,防治“城市病”。从更加深远的意义来看,农村“就地城市化”有利于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缩小城乡差距、加快实现和谐社会。

2 就地城市化推进策略

“就地城市化”是我国城市化历程中的一大创举。它是指通过提高农村的基础设施水平,社会服务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使农村居民过上和城市居民同质不同类的生活的一种城市化方式。本人分别从产业、文化、政策、公共服务等角度叙述了我国现阶段农村就地城市化的推进策略。

2.1 产业推进策略

倡导每个县、乡、村都要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优势,挖掘或创造出可以成为本地区标志性的产品,并尽快形成特色品牌,带动一方群众共同致富,进而促进农村经济会全面发展的一种经济模式。

具体措施包括发展品质优良、特色明显、附加值高的优势农产品,推进“一村一品”,实现增值增效,实行生态与文化的结合,农业与科技的结合。在保护好原有自然生态环境的基础上,系统、深入地发掘当地的民俗文化和风土人情,并通过引进现代农业科技,提高产业产品的科技含量,增强产业活动的文化、科技、教育和参与功能,以丰富活动内容,提高产品档次。通过树立鲜明的农业意象,创建富于特色的“一村一品”产业品牌,实现特色农产品基地规模化,农民生产专业化,农产品标准化,经营产业化,全面提升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和层次。

2.2 文化推进策略

推进农村就地城市化的过程中,大力发展传统工艺和传统文化,一方面有利于发展传统工业,提高经济效益,同时有利于丰富农村文化生活,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有利于实现农民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的城市化。积极保护、利用、开发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创造自己的文化品牌,使传统文化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产业化规模,实现传统文化的社会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共赢。如陕西省安塞县,将积淀着上千年文化传统的安塞腰鼓、安塞剪纸、安塞歌舞等民俗文化打造成品牌推向市场,结果无形的文化资源变成了“文化大产业”。

2.3 公共服务推进策略

把公共服务逐步向农村延伸,让现代生活方式逐渐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中。以改进农村的教育体系建设作为中心,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大力发展农业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农业从业人员的素质,弥补农村人才的断层。加强政府在农村建设中的指导和中介作用,为农村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供领导和指挥保障。

2.4 基础设施提升

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加大资金投入,利用各种渠道来筹集建设资金,不断扩大资金投入,采取国家、集体、个人共同负担的办法。二是全面规划“硬件”基础设施和“软件”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发展。发展能够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软件”基础设施,增强从事农业劳动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思维素质、科学技术素质、现代管理素质。

2.5 生态环境推进策略

就地城市化,不能理解为高楼大厦和宽阔的马路,而应该在保持地方特色风貌的基础上,用生态化的思想和理念来推进农村建设和乡村社会经济发展,提高小城镇和乡村的生态化水平,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保护生态就是促进发展。保护环境,就是发展经济,通过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发展生态特色农业和农业旅游休闲业,从而带动农村经济,促进农民增收,实现农民生活富裕。

2.6 政策推进机理

2.6.1 改革户籍制度,实现农民工市民化 户籍改革制度并不是简单的一纸户口的改变,从根本上讲,是要解决那些常年在城里打工的人们的户籍问题,让他们融入城市,和城里人一样工作和生活,享受同样的权利和待遇。户籍改革要最大程度保障进城农民的各项权益,同时推进城乡权益的均等化。这不仅包括城乡户籍身上附着的各项权益,也包括农民对自己土地收益的平等议价权。

2.6.2 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居民社区管理体制 (1)尝试改变现有被征地农民的集中安置方式,实施“化整为零”分散安置,这有利于促使他们尽快转变观念、融入城市生活。(2)“村改居”后切实建立城市化的社区管理体制,彻底改变原有的村制模式。建议“村改居”社区的基本设施建设,完全纳入市政建设的统一规划,同时实行对口帮扶,从其他居委会选调有经验、能力强的人来担任“村改居”社区领导。

2.6.3 社会保障 城市化过程即是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过程,村民市民化的过程,但村民市民化并不是简单地转变户籍就能完成,还有一个生活方式、社会意识及社会行为的转变过程。在初始城市化的地区,第一步是将村民的户籍从农村户口转变为城市户口;第二步是一个转变村民观念的问题,即他们在生活方式、社会意识和社会行为方面真正成为一个市民,同时,还要打破村民对土地的依赖,如促进就业和实行城市社会保障等,这才能使村民完全地市化。

3 结论

就地城市化是中国特色的城市化之路的又一创举,农村就地城市化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城乡一体化,推动城乡之间统筹协调发展和共同发展的过程,最终实现城乡之间功能的融合、空间的融合、文化的融合、产业的融合和生态的融合。

参考文献

[1] 周大鸣,郭正林.论中国乡村都市化[J].社会学研究, 1996,(5).

[2] 杨世松,曹一萍.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J],沈阳大学学报2009,(4).

[3] 钱良群.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模式[J].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7,(3).

[4] 杨世松.“就地城市化”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实践[J],县域经济.

[5] 张鼎如.中国农村就地城市化刍议[J].中国农学通报, 2006,(11).

第2篇：农村城市化范文

我国经济改革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变化，就是20多年间有1亿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已占农村总从业人员的30%左右，使乡镇工业取代国有工业，成为我国工业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但是，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再配置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则逐渐地减缓，并在近几年因市场变化而出现倒流趋势。仅1997、1998年两年统计，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就净增366万人，1999、2000、2001年每年至少也有净增100多万人。出现上述情况并不意味着资源配置效应的潜力告终。主要依据是：尽管已有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领域，但由于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迅速增长，留在农业领域的劳动力还有3亿多，同改革初期相比，不但没有减少，还增加了100多万。农业与非农业的边际生产率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是，我国国民经济经过20多年高速增长的量变积累，已经呈现质的变化，即绝大部分商品的供给已经满足或超过市场需求，由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大多数乡镇企业在市场导向下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饱和，不再有超常发展的空间；而高技术含量的生产领域虽然市场广阔，却需要乡镇企业进行重大结构调整，不可能再以低技术和粗放经营的方式跨进结构升级这道门坎。况且，80%以上分布在村落的乡镇企业，由于缺乏所必需的公共基础设施，缺乏技术和管理人才，远离城市集中地带，难以再走“离土不离乡”的道路。我国乡镇企业发展正面临着一个调整期，这就不可能再以从前那样的超常速度增长着。与此相联系，乡镇企业可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趋于下降。从“七五”期间年均925万人，降到“八五”期间年均719万人，降到1996年674万人，再降到1997年的400万人。在今后的若干年中，如果不可能出现新的经济增长点，前面所说的资源配置效应，将在很大程度上不复存在，经济增长速度将会显著放慢。

我国经济改革以来的一、二十年间，数以千万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就业，并因此带动了乡镇企业高速度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城市化的发展，但这种替代终究是有限度的。农村人口城市化规律是不可阻挡的，限制城市化是积累矛盾，加剧矛盾，而不是解决矛盾。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转移剩余农业劳动力与城市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国内外的实践经验表明，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是现代化进程中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两个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剩余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取得史无前例的进展，但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进程仍然十分缓慢，这两者之间表现出极其明显的不协调。这种不协调的后果，集中反映在最近几年前者速度大幅度回落，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农村经济增长速度及农民收入增长幅度明显趋缓。这就要求必须因势利导地解决这种不协调问题，并使之相互促进，以开创中国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新阶段。

要有效地解决我国剩余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就必须遵循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正确认识和处理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关系。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是推动现代化进程不可缺少的原动力，也是推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不可缺少的原动力。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伴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城市化水平也不断提高，这是产业结构变迁引起就业区域结构变迁的结果，也是市场机制在劳动力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结果。我国的工农业产值结构已由建国初期的3:7转移为7.5:2.5，而城乡人口结构乃为3.6:6.4，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的工业化是在城乡隔离的环境下并且独立于城市化进行的，使得迅速增长着的剩余农业劳动力无法被城市二、三产业所吸收。1952年至1978年，我国城市工业所能提供的新的就业岗位只有3723万个，而同一时期由于人口政策的失误，全国城乡劳动力共增加19127万人，大部分新增劳动力不得不被安置于农村，这就必然严重地制约着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增长。市场取向改革以来，我国市场化程度有了显著的进展，并且与工业（尤其农村工业）协调发展的道路基本上打通。这些年来，我国农村工业化和剩余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也正是市场化因素不断强化的结果。然而，在依靠市场机制和农村工业化力量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与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同时，城市化滞后的矛盾又日益突出出来。

二、是进小城镇抑是进大中城市

关于我国城市化与城镇化问题，国内外学术界都作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并取得一系列阶段性成果。但是，对城镇化与城市化的关系问题，至今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这就很难对我国农民进城的方式和条件作出正确的回答。我们认为，城镇化不等于城市化，甚至不是城市化的主流。发展小城镇是我国特定条件下城市化战略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发展小城镇是城乡二元体制下被迫作出的选择，而不是最佳的选择。确立这样的一种观点，才能正确认识我国农民进城的方式和条件。换句话说，我国农民进城的方式和条件的特殊性，在相当程度上是和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以及与此相联系发展小城镇战略联系在一起。在城乡二元结构还没有被破除的背景下，大中城市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同农村问题的解决无关。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提出发展小城镇战略时，又总是同解决农村问题联系在一起。我国现阶段农民进城方式和条件，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在城乡分离或城乡分割体制尚未消除的背景下，人们往往把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区分为两个不同类型的社区。与此相适应，在农民进城上，也可以划分为进大中城市和进小城镇这两种方式。当城市化还没有基本实现的情况下，必然是进大中城市和进小城镇并重（目前两者人口各占一半），而且在一定时期内，进小城镇的人数还会比进大中城市的人数多得多。当城市化演变到一个相当高的程度，城镇化就会逐渐被城市化所代替。届时，农民进城的方式，主要表现为进入大中城市，或进入大中城市的人数远远超过小城镇。

我国小城镇的战略地位，是源于农村工业化是在城市化严重滞后的背景下运行的。农业劳动力向乡镇企业转移，是采取“离土不离乡”的就地转移方式。剩余农业劳动力就地向乡镇企业转移，比起旧体制下农民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缺乏必要的劳动力流动机制，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这种初级形态的劳动力市场，毕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突出表现在剩余农业劳动力转移在就业空间上的封闭性和分散性。封闭性指的是面向农村，就地转移。分散性指的是92%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分布在村落，向小城镇集中的不及8%。应当这样看，即小城镇建设对带动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还将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我国目前仍然有大量分布过散、缺乏规模效益的乡镇企业，迫切需要改善布局和基础设施条件。但由于企业自身和外界条件的限制，它们大多数还很难向大中城市集中，而小城镇的进入门坎则要低得多。但是，和大中城市相比，小城镇的集聚效益差，二、三产业发展规模小、档次低，对投资的吸引力和对劳动力的容纳能力很有限，不应对它在城市化中的作用寄予过高的期望。我国小城镇的发展速度很快，目前总数已突破60000个，但每个城镇平均人口（指非农业人口）只有2000人左右，作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载体的初衷始终未能达到。大中城市可以吸收大量的乡村劳动力和其他资源，可以创造出更高的经济效益。为了扩大小城镇的规模，提升小城镇的档次，客观上要求小城镇建设必须同大中城市的布局和结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例如在与大中城市一定距离内和交通干线附近形成小城镇群带，可以有效利用大中城市对周围地区的扩散和带动效益，并减轻其膨胀压力。事实上，目前有些小城镇所表现出来的规模和效益，有相当部分来自邻近大中城市发展的可能性。应当认识到，农民进入小城镇，是在传统的城乡分割制度安排下的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今后我国新增就业岗位，将有很大一部分集中于第三产业，如果绝大部分人口集中于小城镇，第三产业的发展将严重受阻。我国城市化已经演变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小城镇数量扩张已经基本完成，今后发展的重点应放在提高建设质量上。还应当指出的是，我国经济增长正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以往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发展起来的低技术含量的产品市场已经相对饱和，在乡镇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进行技术改造、产品升级、资产重组和产业转移，小城镇是无法满足这一结构重组要求的。大中城市不但比较容易提供乡镇企业进行调整所需要的资金、技术、信息、人力资源、市场条件等，而且还将为第三产业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统计资料表明，我国100万－200万人口的城市，劳动力在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高达45%，而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其比重仅占23%。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采取更加积极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在继续为小城镇发展（扩大规模、提高档次）提供必要条件的同时，把城市化政策的重心，从消极限制向积极鼓励发展大中城市。与此相联系，农民进城的方式将越来越由集中小城镇转向集中大中城市。

与农民进城方式相联系，在大中城市劳动力市场上，还存在着事实上的二元市场，即进城农民的就业市场与城市居民的就业市场同时存在。从相对意义上，这两类市场是相互分割，相互独立的。由于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养老制度等方面的差别，转移到城市的农民还不可能享有城市居民同等的就业权利和就业条件，还无法同城市居民一样进入同等待遇的职业领域并获得制度性工资。在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上，进城农民所从事的多为城市劳动者不去竞争的岗位，并领取比城市居民相对低得多的劳动报酬，相对少得多的社会福利。这种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的就业限制和歧视，在短时间内还难以完全消除。至于城市中的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知识密集的产业领域，农民进入的机会也很少。这种制度上的市场结构差异，目前起着缓解进城农民工对城市居民就业的冲击力的作用。与此相联系，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其就业性质一般是属于非正规就业。所谓非正规就业，指的是广泛存在于非正规部门和正规部门有别于传统典型的就业形式。它包括非公有部门里的各种就业门类，和正规部门里的短期临时性就业、非全日制就业、劳务派遣就业、包生产或服务项目的外部工人等。相对于传统的国有、集体单位的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稳定性较弱，流动性较强，加上非正规部门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严重滞后，要被城市居民所普遍接受，还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适应性过程，使得这种就业岗位大都留给进城的农民。

三、制约农民进城的制度性与结构

农民进城的条件，首先取决于城市门槛的高低。要形成有利于农民进城的条件，就必须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1980年国务院作出“严格控制大城市，合理发展中小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方针，其中的一个考虑，就是农民进入小城镇的门槛相对比较低。从理论上说，要把一个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大约需要三种基本投入：(1)生产资本投入，为创造一个就业岗位所需要的资本投入；(2)生活资本投入，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属在城市安家和生活所需要的资本投入；(3)基础设施投入，就是生产与生活所必需的水、电、路、汽等基础设施。这三种基本投入大中小城市的差别不是很大。但是，根据我国的国情，越是中心城市，政府的补贴越高，大中城市建设的制度性成本所占比重很大，而小城镇则近乎等于零。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城市居民所享受的而农民又享受不到的社会福利（或国家财政补贴），大城市最多，中等城市次之，小城镇最少。从这个意义上说，要创造有利于农民进城的条件，尤其是进大中城市的条件，就必须消除附着在城乡户籍上的各种待遇差别（包括就业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养老制度等），实现城乡一体化。由此可见，为了加快我国农村城市化进程，就必须从根本上突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建设是由政府负担的，城市居民的高福利、高保障是由政府负担的。受政府财政资金的限制，政府很难把对城镇居民的义务扩大到农民身上。因为农民的大规模进城，意味着政府财政支出的扩大。为了缓解这种矛盾，政府所作出的反应，自然是限制农民进城，即阻碍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因势利导地促进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逐步实现城镇建设市场化，使城镇化建设从以往政府主导型转变为市场诱导型，即不依赖于国家投资，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诱导先富起来的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依靠农民自身力量，多渠道筹措城镇建设资金，解决城镇发展中的人口集聚、经济发展和建设资金三大问题，使城镇化步入快车道。

当前我国农村城市化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难点，就是传统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严重地滞后于农村城市化的发展。这就必须逐步改革传统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变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为统一的居民身份证一元户籍制度。其具体内容是：逐步建立以居住地划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以职业划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户籍登记制度，如实地反映公民的职业和身份状况的本来面目，实现城乡户口一体化管理。只有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才有可能为劳动力在产业之间、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和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创造条件。以往那种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它从制度上堵塞了农村人口城市化途径，抑制了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自由流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问题。要使这种转移能够比较顺利地进行，政府一方面要为增强这部分劳动者的就业技能和提高他们的就业竞争力创造条件，另一方面还要为这部分劳动者的生存提供必要的保障和服务机制。这一机制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包括养老、失业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二是包括就业培训和职业介绍在内的就业服务体系。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和就业服务体系严重滞后的现象，已经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劳动力市场功能的发挥，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这是我国实现农村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我国目前现实的情况是，绝大部分农民尚未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已经进城的农民享受不到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在住房、医疗、教育、劳动就业、养老等方面，身份没有变化的农民只能自己承担高额费用，导致在许多已经发展起来的小城镇，出现进城农民又回到农村“人口回流”现象。

我国农民进城的条件，除了要受一系列制度性因素的制约，同时还要受其他非制度性因素的制约，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约束。世界上那些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其剩余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基本上都是发生在经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之前。也就是说，在粗放型经济增长阶段，工业规模急剧扩大，需要劳动力大量增加，为大量剩余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提供良好机遇。当经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之前，社会上大部分农村人口已经进入城市，大部分劳动力已经在工业中就业。此后，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主要不再依靠绝对规模的扩大，而是依靠效率或效益的提高。但是，与世界上那些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不同，我国实行的是赶超型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即不是发挥劳动力资源充裕的优势，反而选择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化为发展重点。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这一典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和外延型工业化阶段中，剩余农业劳动力向工业转移，是与工业中技术、资本和对劳动力排挤同时发生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遇到很大的障碍。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以来，宏观经济运行发生很大的变化，经济增长速度趋向回落。这固然和改革进程的深化以及世界经济增长放慢有很大的关系，但就国内因素而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滞后和经济结构不合理，也是很重要的原因。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国民经济增长建立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基础上。但是，与我国经济转型相联系，或由我国经济转型派生出来的，则是就业问题的尖锐性，以及为解决就业问题所必须应对的就业模式的转变。计划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短缺经济”。当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必定要经历一个长期被压抑的需要迅猛释放的阶段。但是，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市场结构也随之由以往的供给主导型转变为需求主导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的国有企业，由于产品结构不合理，加上经营机制转换滞后，大量产品积压，生产能力严重闲置，致使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伴随着市场竞争力度的加大，这种结构性矛盾必将进一步加剧，进而由工业制造业本身结构调整所形成的结构性失业压力，将会越来越大。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化，使以往传统体制下，以低效率为代价的大量隐蔽性失业显性化，即转化为公开性失业。从提高经济运行效率，适应市场竞争要求的角度，这种变化是积极的、必要的、进步的，从缓解由此带来的公开失业压力的角度，这又是改革所必须付出的机会成本。根据最新统计，目前我国到各地城市打工的农民约有8800万人，而城市劳动力市场总体上是供大于求，不少城市下岗失业人数越来越多，不得不采取本地市民就业优先的原则，并采取各种强制性手段限制外来农民工就业。现在全国不少城市在招工程序、招工比例、务工的领域、行业工种等方面，采取各种行政、法律手段予以限制。从严格意义上说，作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部分（目前全国城市约有8800万农民工）、我国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农民工实际上是属于城市边缘群体。从行政管理上讲，他们被看作没有获得城市户口的农民；从政治上讲，他们不被承认为工人；从经济上讲，他们没有城市起码的劳动福利保障。这种产业工人队伍隐性化，是不利于国家稳定的。应当认识到，尽管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受到歧视性待遇和不公平待遇，但他们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其实际失业率远远低于城市实际失业率，他们已成为全国各省区城镇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没有被确认为城市的正式户口，也没有得到基本公共服务，但其生产与生活方式和城镇劳动力大体相同。为了促进我国结构变革、城市化进程，政府应当制定公平的民工就业政策，保证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劳动安全和享受与当地城市居民相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为此必须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实行常住人口申报制和登记制，只要具有劳动岗位（正规就业或灵活就业）、合法收入和居住地就可以视为当地注册人口，并有获得公共服务的选择权和公共事务参与权。目前进城农民工的真正后顾之忧是社会保障制度。由于农民工没有享受到城市的各种保障制度，农民工一旦成为城里人，其原来拥有的土地如何处理，是今后制定农民工政策的一个难点。对此，胡鞍钢教授曾经提出“给户口置换土地”的设想。即如果农民工愿意选择留在城市工作和生活，那么，就应该给其城镇户口，让其享受与城里人同等的权益。即应该根据《劳动法》给其各种社会保障权力，包括失业、养老、医疗等各项保障都应该拥有。与此同时，由于居住地点的改变，农民工就会自动放弃其原来所拥有的土地。但是，受国家财力的限制，已有城市人口的社会保障远未到位，又要解决近亿个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在实践操作中仍有许多待解决的难题。

【参考文献】

①《了望》周刊记者：《中国城市化提速》，了望周刊，2002年(29)。

第3篇：农村城市化范文

一、失地农民涉赌情况突出。在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因农村土地征收导致部分农民失去了土地，高额的征地补偿款和匮乏的文化知识，让这些缺乏一技之长的农民只能赋闲在家，无法参与到实际社会工作中去，参与赌博现象较为普遍。

二、赌资来源单一，赌博种类多、金额大。赌资大多来自于拆迁、征地补偿款、村民分红款等，数额从最初数10元发展到数万元甚至上百万元，因赌博导致家庭破裂、负债累累的情况时有发生。赌博方式包括麻将、斗牛、金花、网络、、地下等。

三、易因赌资纠纷易引发其他刑事犯罪行为。由于赌债本身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债务，部分人员在输钱后无力偿还，为顺利拿到款项，债权人甚至委托非法追数公司以暴力威胁、非法拘禁、绑架、恐吓等手段追讨欠款，给社会治安带来恶劣影响。2009年以来，番禺区检察院共以非法拘禁罪办理非法追讨各类赌债案件8件12人。

四、从赌客转化为赌场开设者现象突出。从案件数据看，以上49人中，有23人以开设赌场罪被批准逮捕，占46.94%。这些富裕农民一开始大多是小赌，或到别人家聚赌，随着赌瘾的增大，便直接在家里呼朋引伴开设赌场，甚至提供网上赌博网站的账号，供他人赌博，并以此抽水牟利。如郭某开设赌场一案中，其好赌2年多，为方便赌博并牟利，在家中设置麻将桌、麻将牌等赌具，招集他人赌博，并每天抽水100元人民币，至案发时共抽水获利4000元人民币；随后还在其屋内的电脑上提供“”赌博网站和账号，供他人赌博，并每周每个使用过的账号抽水100元人民币，至案发时共抽水获利2000元人民币。

五、农村基层组织扶持、引导赋闲农民就业力度不够。由于农村物质文明建设发展迅猛，大量农民富裕起来，这些钱得来容易，数额较高，不仅大大改善了当地农民的生活，还有着大量的富余。这些赋闲农民既没有土地进行耕作，也缺乏一技之长进城务工，基层农村组织也缺少统一安置、技能培训机制，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匮乏，有益引导不够，导致农村城市化进程中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建设出现“不对称”的情况，成为赋闲农民涉赌的推手。

对此建议：

（一）基层农村组织加强富裕农民涉赌预防工作。加强因涉赌刑事犯罪富裕农民的刑释解教和帮教工作，加强人生观、世界观的引导；基层农村组织加大赌博犯罪危害宣传，以及涉赌人员教育感化工作，有效做好涉赌犯罪预防工作。

（二）基层地方政府加大赋闲农民引导工作。对赋闲在家的农民予以整理、登记，组织其进行学习和培训，引导其通过工作参与到社会中去，进一步做好农民技能培训，做好农民向市民转变的观念教育，法制教育和投资、理财教育，协助其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

（三）加强对基层村民组织的经济扶持力度。对待征地农民时，除了给予拆迁补偿外，应加强对被征地村组织的支持，引导其发展第二、三产业，壮大集体经济实力，鼓励农民自主办厂，鼓励村民组织开办企业，解决赋闲农民的就业问题。

第4篇：农村城市化范文

关键词： 农村城市化；影响；对策

杭州市萧山区的“十二五”规划总体目标要求是：着力构建“一心三区七新城”的空间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坚持以新型城市化为主导，提升建设“中心城区”，着力建设“三大经济区”，加快建设“七大新城”，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各个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开发建设新格局。为此，萧山将进入快速城市化的新时期，而新时期必将带来农村金融服务需求的新变化，结合我行所处的钱江世纪城开发建设，谈谈农村城市化对农村合作银行的影响及对策。

一、钱江世纪城开发建设的进程

钱江世纪城开发建设位于钱塘江南岸萧山区宁围镇区块，与钱江新城隔江相望，定位于杭州未来的城市中央商务区，将是总部经济、楼宇经济、物流经济等新产业门类和新经济业态聚集之地。世纪城总规划面积22.27平方公里，规划居住人口为16万，总体可用于出让的住宅、商贸及金融用地达到7000余亩。钱江世纪城建设从2008年启动，围绕“三年初见成效、十年基本建成”的目标，目前区域内核心区块拆迁基本完成，农户安置逐渐展开，基础设施配套加快进行，招商引资工作迅速推进，一个钱江南岸CBD中心雄姿初展。

二、钱江世纪城建设引发的农村经济结构变化

自2008年钱江世纪城开发建设以来，随着区域内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当地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主要表现在：

（一）农村产业结构大幅调整

钱江世纪城的开发建设着重发展总部经济、楼宇经济及会展经济，带动了当地产业结构大幅调整，非农产业地位进一步增强，2010年的工业产值达1202亿元，较上年增长25%。截至2011年6月底，世纪城的核心区块已有56个大型投资项目落户，50多幢高端商务楼正动工建设，四年后将有60幢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宁围镇正经历着一个农业经济向工商业经济、工农业强镇到大杭州CBD的嬗变。同时涉农产业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2010年宁围镇农业总产值4.98亿元，其中纯农业占比仅为13.8%，上规模、有特色的渔业、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占比达86.2%，表明传统农业正向特色农业转变，农业产业结构向规模农业、总部农业、都市农业发展。其中由51家农业龙头企业投资6亿元、建筑面积达13.5万平方米的农业总部大楼在世纪城上马建设，更是萧山区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平台。

（二）农民呈工人化市民化

钱江世纪城区块紧邻钱塘江，曾为典型的萧山农村区域，水产养殖及苗木种植业发达。随着世纪城的开发建设，大批农村劳动力加速向二三产业转移，从事种养殖业的农村劳动力占比逐年下降。在个私经济发达的萧山，众多失地农民有了拆迁赔偿款的扶助后，纷纷加入到小企业、小个体的创业大军中。与此同时，农民居住方式向统一规划的新农村住宅或安置房转变，农民开始市民化，世纪城的农民将成为真正的“城里人”。

（三）村级集体经济蓬勃发展

三年的城市化进程，促使世纪城所在地村级集体经济迅速壮大。一方面，涉及征迁的8个行政村，随着各类土地征用、赔偿资金的陆续拨付到账，村级集体可用资金大幅增加。截止2011年6月底， 8个村仅留存我行的资金就达2.92亿元。另一方面，各村纷纷进行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造，利用城市化过程中享有的村级留用地等优惠政策，将留用地项目作为村级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点。据调查，配套于世纪城总部经济、楼宇经济定位，世纪城各村待开发留用地项目有11个，用地规模达356.34亩，村级集体资产规模将加快扩张。

三、钱江世纪城建设对我行带来的影响

（一）面对的客户群体急剧变化

经过三年的征地拆迁，随着各项建设的推进，原有的各类经营实体逐渐外迁，我行传统的客户群体在地域空间上逐步缩减，而引进的项目公司、集团总部密集入驻，世纪城正在呈现萧山区三产服务业发展主阵地、楼宇经济集聚地雏形。我行面对的客户群体将由原来熟悉的本地农户、中小企业，变为外来的集团总部、外资企业，存贷款业务的主要经营客体发生急剧变化，原有的经营思路、经营模式必须随之而变。

（二）部分业务竞争优势缺乏

前几年钱江世纪城的征地拆迁和相关的经济补偿，使我行的存款快速增长期，尤其是个人储蓄存款、村级存款呈现较大增幅，为我行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而进入2011年后，世纪城开发由大拆迁过渡到大建设，我行部分业务缺乏竞争优势，以致存款的增长点减少，增长势头趋缓。主要是拆迁逐渐减少导致的农户储蓄存款增长减慢、村级经济存款减少、对公结算存款减少等。由于原有的企业外迁，其结算业务逐渐移位于他行；而世纪城新引进项目虽有部分开户于我行，但由于其贷款主办行在他行，存款的留存量并不多。

（三）业务营销切入点匮乏

随着世纪城的开发建设，大量项目落户宁围镇，现有的项目总投资260亿元，仅完成62亿元，各项目资金缺口较大，但我行因受制于多种因素而缺乏贷款营销切入点。具体表现在，一是落户项目单户平均投资在6至8亿元左右，资金需求量大、周期长、回报高，但与我行“小额、分散”的信贷投放原则相矛盾；二是落户项目投资方多为外来企业，其中也有很大一部分为总行的客户，宁围支行对其营销面临着跨地区营销、多头贷款的限制；三是落户项目投资方多为当地明星企业甚至是上市企业，其融资渠道多样化，在项目落户前基本已落实融资方案，我行跟进难。

（四）农村金融竞争日趋激烈。

世纪城的逐渐成型吸引了各家金融机构纷纷将此作为业务拓展的重点区域，同行业之间的竞争进一步加剧。征迁完成后的世纪城就像一张白纸，各家银行处在同一起跑线上，都想分一杯羹。至今在世纪城区域内已有10家商业银行开业，为求开门红、站稳脚，未来几年各家入驻商业银行竞相营销烽火必起，必将不惜一切代价抢占我行固有的市场，结算上的便利性、授信上的灵活性等是他们的“利器”。

四、应对农村城市化的措施和建议

农村城市化是萧山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钱江世纪城的开发建设使农村经济结构、当地客户群体、金融服务需求、同业竞争状况等各方面都有新的变化，而新的变化又对农村合作银行带来新的影响和挑战。如何应对影响和挑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探索特色经营，增添发展优势，推动发展方式转型升级

在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合作银行要进一步坚定服务农村经济的经营宗旨，探索支农转型，不仅要满足农民创业、中小企业经营的金融需求，更重要的是关注和满足村级集体经济转型期的个性化金融需求，稳固这一基础阵地。从对钱江世纪城建设的调查情况看，城市化过程中，村级集体经济不断壮大，拥有大量土地资源及合作物业项目，将在今后的城市经济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应采取“一村一策一客户经理”管理模式，量身定制专门的扶持计划，充分发挥我行在村级集体经济中的“助力、引力”作用。此外，对于城市化进程中村级集体经济的大量留存资金，要落实“村银共建新农村”的有关政策，在确保村级集体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共建村的银行留存资金获得稳定的收益，实现村银双赢。 二是要进一步坚定“支农支小”的经营方向，按照农村合作银行“做小贷款、争大市场”的经营理念，调整客户结构。面对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少了，白领多了，农村小企业少了，公司总部项目多了的现状，要提前谋划、找准定位，继续把小额零售业务作为最具竞争优势的主营业务，在建设社区银行、中小企业特色银行方面下功夫，不断提高公司白领、新兴市民的客户比率。对于好的落户项目，要及时了解所投资的资金来源、对银行金融产品的具体需求等，寻找和探索存贷款营销的切入点。

（二）探索改革创新，激活发展动力，加快服务品质转型升级

农村城市化对有“草根银行”之称的农村合作银行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原有的传统优势逐渐弱化，新兴的城市市场尚待“亮剑”。首先，应当坚持以当地市场需求作为产品和服务创新的前提，在上级既定的范围内，对现有产品进行改进、升级、组合，满足城市化过程中多样化、差异化、特殊化的金融需求，提升服务水平。我行在试点村创造性地通过“放权给村里，让利于企业，发展惠三方”措施的实施，使村里拥有贷款话语权，让企业享受“贷款优先、利率优惠、手续简便”的金融服务，实行的存贷款封闭运营，吸引5户优质中小企业存贷款账户回归，化解了多头互保的风险，开创了“村银合作、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新机制。其次，加强服务模式的优化对于转型期的农村合作银行尤为重要，需要建立起以客户为中心，对客户分层维护、主动营销、交叉营销的新模式。萧山农村合作银行目前569亿存款规模中，352亿为储蓄存款，其中大部分储蓄存款为自然增长，缺乏专人管理、主动维护。从目前及长远来看，保持现有客户队伍的长期稳定和健康发展，减轻他行理财产品对我行的冲击十分重要。这就需要我们转变经营方式，在牢固确立以客户为中心观念的前提下，实行对储户的主动维护、主动营销新模式，可以尝试对优质客户进行积分管理，分层维护，使客户获得认知和认同，避免和防止客户的流失。再次，要坚持特色服务的品牌，对于目前日益同质化的金融服务，在农村城市化进程中，萧山农村合作银行面对千变万化的客户需求，确立了以“萧山人自己的银行”为根基，“说自己的话、做自己的事、走自己的路”的特色服务品牌。良好的金融服务，建立在客户与银行间的一种互信关系基础之上，真诚守信、有尊严的营销，才能赢得客户的长期信赖。在银行机构竞争“白热化”的钱江世纪城，我行在贷款投向上坚持做到三个严格执行：执行贷款主办行制度、执行小额拼盘贷款客户退出制度、执行“重投资，轻主业”型客户退出制度，树立了个性化的特色服务品牌，由此稳定了企业客户，并收到了促使优质小企业回流之效。

第5篇：农村城市化范文

摘要：城市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由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规模、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能力影响等因素制约。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我国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不断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转移能力的增强能够拓展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空间，提升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动力，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提供，很大程度克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阻力，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稳定程度。所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能力”是决定城市化进程快慢与否的主要要素。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3－0083－03

一、拓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空间

这主要是由人力生产资本存储量增加而引起的。人力生产资本主要是指存在于人体中的具有经济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知识、技能和健康状况等多种因素的总和，是开发与培训人力生产资源的结果。它体现在技能培训、劳动者所受文化教育水平的高低以及有经济和使用含义的经历特征等。农村人力生产资本状况是我国劳动力力量的集中体现，是农民数量和质量情况的综合情况反映。农村人力生产资本存储量越高，其在城市中所占的就业空间也就往往越大。长期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否顺利地实现转移，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农民能否在城市找到好的就业机会。近几年，我国第二、三产业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农业生产效益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渐加大。这些因素必然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流动，并且导致农村部分地区剩余劳动力的供给不足。农业规模的扩大化经营能够有效地提高土地使用率、劳动生产率及农业专业化经营水平。所以，从静态的这个角度来看，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农村劳动力在城市便能够获得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然而从动态的这个角度来看，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与经济的不断高速发展，经济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和升级，低门槛的就业生存空间只会越来越小，技术含量低的工作也会越来越少，而技术含量高的工作会在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和升级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如此地，如果农村剩余劳动力一成不变地保持原有的文化水平，那么，它向城市转移的规模与速度必然会受到较大地制约；相反，如果农村人力资本的综合素质即文化水平越来越高，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就能找到更好更多的就业机会，也能充分补充劳动力的多样化，从而获得更多更大的就业空间与生存空间，进一步更大地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化方向的转移。所以，农村劳动力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快慢。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中国确实存在着二元城市化模式，而农村城市化在中国整个城市化过程中已经和正在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以小城镇为主体的农村城市化的作用下，从城市化启动力的角度看，这种发生在农村地域、由地方政府和农民群体力量推动的城市化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城市化过程，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如今我国经济在国家方针政策指导影响和政府、农民、外部（内资、外资）力量共同作用下，运行机制得到了进一步改善，针对我国西部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不足的问题，结合对国外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的比较及其启示，经济学家及专业人士们分析了我国西部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的影响因素，提出了加大基础教育投入、完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及优化农村劳动力转移环境的良好视角的方针政策。产业集聚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效应包括对农村劳动力的吸聚效应和教育培训效应，这也形成了基于产业集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两个顺次递进的阶段。这一过程是通过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能力来实现的，所以，它不但是理顺市场机制的过程，而且具有产业针对性和区域关联性，从而实现了产业发展、区域发展与人力资本积累的有机结合。

三、我国城市化进程较慢受多种因素影响

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多，转移任务重，因此这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才能解决的问题；二是农村劳动力素质较低，转移难度大，这就需要各级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以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三是城市经济人口承载力严重超载，拉力小、辐射力弱，转移空间小，因此进一步扩大经济基础设施，进而进一步扩大就业空间是关键；四是农村劳动力在城镇的生活压力大，转移能力弱，解决好生活生存的基本问题是关键；五是相关制度建设明显滞后，转移阻力较多。这些充分说明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机制还不够健全，需要加快制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相应对策。为此建议如下：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的根本出路；有效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空间；扩大劳务输出规模，拓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外部空间；大力发展农村第三产业，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容量；改革户籍管理，健全保障制度，排除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阻力；提高农村人口素质与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突破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瓶颈。

四、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稳定性

只有大量农村劳动力及其家人稳定健康地转移到城镇并最终安家落户，才能真正提高城市化进程的速度。我国很多欠发达地区尽管表面上进入城镇务工的农村劳动力数量规模很大，但真正变化为城镇居民的却非常少，因此城市化进程的速度也就相对较慢。这种状况仍然是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能力相关。一方面，许多农村劳动力文化教育水平低，在城市找到好工作的难度很大，即使找到了工作也都是劳动性、季节性、短期性的工作，很不稳定而且容易再次失业。另一方面，我国劳务市场目前仍处于发育的最初级阶段，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经常不能得到合理保障甚至受到侵害，与文化水平高、素质高的城市劳动者相比，他们的权益更容易受到雇主的忽视甚至侵害，最终导致这些劳动者返回农村。

五、构建分析框架以分析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

应用经济计量方法对各因素进行定量测度、定量分析，结果表明，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农村人力资本存量、消除制度因素的阻滞作用、扩大对第三产业的投资是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着力点。主要指标包括城市化指标、社会保障指标、教育指标、医疗卫生指标、环境指标、科技和文化指标、人民权利指标等。目前，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的社会公共需求基本得到满足，但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社会公共需求指标却在某种程度上得不到满足，这与东部发达地区地方政府职能转变较快、较成功是紧密相关的。随着欠发达地区民众公共需求的日益增长，地方政府必须加快转型，推动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以满足欠发达地区的社会公共需求。城市建设创造了大量的建筑业、工业和服务业等就业岗位；进城的外来工也为城市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农民通过进城务工就业学到了各项非农就业技能，感受到了城市文化，领略到了市场竞争，提高了综合素质，进而全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样，进城务工也是农民提高收入的重要途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农民进城务工却受到很多不合理的限制，而且他们的工资、福利、医疗等都得不到保障，甚至遭到城市人的冷眼和歧视。同时外来工子女入学难也成为诸多媒体所关注的另一个热点问题。外来工子女入学问题既是关系到社会、国家发展进步的一个长远问题，也是目前亟待解决的解除农民工后顾之忧的重要问题。

综上所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主要受到了五方面因素的影响，即供给数量、转移能力、转移动力、制度阻力和转移空间。其中，转移能力属于主导核心地位，因为它大大地影响和支配着其他四个方面的因素，即转移能力的增强能够有效拓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空间、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提供、提升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动力，并且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各种制度阻力，增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平稳性。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能力是决定城市化进程快慢的最主要的因素。

参考文献：

[1] 王梦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两大难题：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J].农业经济问题，2004，（2）：10-16.

[2]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进程的动态分析[J].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1）：46-48.

[3] 周一星.城市地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78.

第6篇：农村城市化范文

关键词：城市化；农村；未来

一、目前农村发展主要存在的问题

1.1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对于物质生活的要求也相应的高了些。但是城乡居民收入是确切是在的有了提高，而农村地区的群众的消费水平等却减少了。快速城镇化使得我国的农业基础更加薄弱，农村的社会事业滞后情况没有发生改变，农村内部和不同农村地区的发展不平衡比较严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我国城乡居民的平均收入差距在一段时间出现过萎缩的情况。在我国城镇化加快的过程，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在总体上呈现出扩大化的态势。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和消费支出不断的扩大态势不同，在我国城镇化明显加速的背景下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虽然缩小，但仍然存在着较大差距。

1.2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我国试图摆脱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关系。经过采取措施，我国经济增长对依赖出口并没有得到扭转。农村投资和消费是国内需求的重要构成。我国劳动力转移不同世界其他国家的一般模式。我国转移出去的劳动力，他们中绝大多数没有迁移到城市，更没有举家外出到城市生活。我国农村劳动力虽然在城市务工，但他们一般都将消费和全部的投资用于农村。如果考虑到我国劳动力转移的特殊情况，以及我国投资和消费方面的农村统计数据不但包括一般乡村，而且还包括县域内城镇，我国农村的投资和消费理应占有较大的比重。或者说，我国快速城镇化，既有快速城市化，又有快速的县域内小城镇化，农村投资和农村消费在全社会中所占比重不应过于下降。事实上，快速城镇化背景下，我国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零售额在全社会中比重呈现出明显的萎缩状态。

1.3我国农村基础薄弱农业事业落后

农业基础地位在发达地区有所动摇，城镇化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如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农产品自给率偏低，且政府对农业投入偏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困难重重。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现象严重，抗御自然灾害能力弱。政府对农业的一般服务严重弱化，农业推广体系 “网破、人散、线断”。我国政府统筹城乡发展，大力改变农村社会事业严重落后的情况，但是城乡社会事业发展的非均衡性没有实质性的改变，特别是农村教育优质资源分配少，政府提供的农村卫生服务水平低，农村文化发展缺失。近年来我国农村教育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我国农村教育整体薄弱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全国还有还有一些地方没“普九”义务教育，已经“普九”义务教育的部分地区水平很低、基础不稳，不少地方存在学生因贫辍学、拖欠教师工资、学校危房年久失修、公用经费短缺等突出问题。同时，农村职业教育、农村教育办学体制、运行机制以及教学内容与方法等，也存在与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状况。农村公共卫生和预防保健工作薄弱，广大农民缺乏基本医疗保障。很多地区乡村卫生服务机构设施条件差，医疗卫生人员素质不高等问题突出，农民陷入看病难和吃药贵的困境，贫困地区农民因病致残、因病返贫的问题时有发生。某些地方血吸虫病、艾滋病等疾病已经十分严重。广大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基本上还是空白。农村目前除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在小范围进行试点外，其他社会保障项目基本上没有建立起来。

1.4我国农村存在着居民内部差距和区域差距

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但呈现出城乡差距的扩大，农村国民经济和全社会中份额的下降，而且还明显地存在着农村居民内部和区域的差距。这些差距并没有随着我国城镇化加速推进而明显缩小。从区域发展水平来看，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与区域发展不平衡相对应，我国不同区域的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差距明显存在着。

1.5城乡二元体制：我国城乡差距扩大的一种解释

与城市经济相比，农村自身一般处于弱势地位，缺乏规模经济，难以产生聚集效应。特别是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农村缺乏要素市场。农村最稀缺的土地资源没有市场，压抑了城市资源

可能向农村流动的途径。农村金融发展受到的压抑多，农村资金盘活不起来。

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大量的农村土地转化为城市用地。与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有健全的土地市场不同，我国城市建设用地是通过政府强行征用的方式从农民手中低价征用过来，然后以相对较高的价格将土地出让给新的开发者。城市既获得了建设用地，又增加了大量的建设资金。我国很多城市的发展都是通过以地生财启动的。

我国城市发展为农村还可能带来新的贫困问题。我国城市新增建设用地一般都是国家强制性地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征为国家所有这种方式实现的。农民土地被征用后，就永久地失去了那块土地。伴随着我国快速的城镇化，越来越多的农民成为了失地农民。部分农民甚至在相当长时期内还兑现不了失地补偿款。我国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后，一部分人就业无着落，在社会保障没有及时建立起来的情况下，这部分失地农民生活就无了来源。失去土地、失去就业机会、失去生活来源的“三无”农民的不断涌现，已经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

二、加快我国农村发展的主要对策建议

对于我国农村发展要不同于城市的发展。我国农村未来的发展，首先要确定我国农村未来发展的方向，缩短城乡居民平均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差距。在我国城镇化过程中，不断的对农村和城镇的划分进行调整，在我国未来现代化中，农村的经济功能薄弱，但对于生态和文化的功能将得到不断的强化。在相当一段长的时间中，农村的经济功能薄弱难以扭转。尽快的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使得农村集体与国有土地权益平等。尽快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均资源市场，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逐步实现农民工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和住房租购等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政府机构做好农村公共品供给和服务，确保我国农村各项社会事业的稳步发展。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大幅度提高国家补助标准；并将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家庭全部纳入低保范围，做到应保尽保。要促进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巩固和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提高筹资标准和财政补助水平，完善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坚持政府主导，整合城乡卫生资源，确保向农民提供安全价廉的基本医疗服务。

结束语：我国正处在城市化建设不断的加快的进程，同时使得农村的发展面临了许多的问题，只有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合理的处理周边农村发展地区的问题，加强农村基础建设，不断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缩小城乡的贫富差距，才能对农村未来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梁进、李欢.关于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技推广部门工作职能转变的探讨[J],改革与战略,2006

[2]安建民.城市现代化、区域国际化、农村城市化的新城区[J]，北京规划建设，2004，（4

[3]邓微.论构建城乡衔接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J],湖南社会科学,2003,(3)

第7篇：农村城市化范文

关键词：城市化；农民；农村征地；补偿标准；社会保障

一、农村征地过程中的问题现状

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国家的发展就离不开城市的崛起和繁荣。我国的城市化自改革开放以来呈不断加速的趋势，城市用地面积不断扩大，城市人口规模极速增长，城市用地所占全国用地比重也随之增长，与此同时，新城市在不断形成，城市数量亦有明显增加，这都是城市化的标志。当前，我国经济需要长期稳定发展，且我国城市化率刚超过50%，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近80%的平均水平。因此，在土地总数不变的情况下，城市扩建包括公共设施建设所需的土地都要向农村延伸，所以征地是必经之路，是不可避免的。

而相应的，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保障，对农村和农民而言，土地是极其重要的生产资料。事实上，大量农地被征用的结果并不乐观，大量工厂建造，环境污染，最重要的是失地农民并未得到妥善安置，加之与土地有关的收益也一并被征收，失地农民无地可种，农民生活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更加没有保障，其幸福感大大降低。可见，农民要为此付出沉重代价，真正受益的更多是“城里人”。很显然，城市化进程的需要和失地农民切身利益之间的张力已经逐渐凸现。有关资料显示，由征地拆迁问题引发的农村和各种冲突已经占到农村总的65%以上，这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所以，关于农村征地的问题，是中国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征地范围过宽，征地用途混乱；第二，征地程序不规范不合法 ；第三，补偿标准偏低，诱发农民的心理矛盾即想被征地又怕被征地的矛盾，想被征地是因可获得所谓的“土地价格”的相应补偿，怕被征地是因其补偿缺乏合理公正的相关机制，且从长远考虑，农民尤其是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堪忧。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里所说的土地既包括耕种的土地又包括农民的宅基地。

二、农村征地问题的复杂原因

（一）土地制度尚未完善，征地过程忽视农民权益

征地问题的原因从根本上讲是土地制度上的。通过对土地配置方式上的安排，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对征地者和农民在征地过程中各自所拥有的权利和可能获得的利益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首先，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一种为国有，另一种为集体所有。集体土地由农民承包经营，国家建设用地需向农民征用，前提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但我国的《土地管理法》并没有对公共利益做出明确的规定，导致征地用途混乱；其次，“集体”这个概念模糊不清，谁才是真正的集体土地的代表并不明确；再次，政府本是公共利益的主要代表，因而也是征地拆迁的主体。但在实际征地过程中，忽视农民对土地的收益权和处分权，我国的土地制度在这一点上也没有明确指出。

（二）安置办法单一，社会保障措施不完善

从计划经济时期到20世纪90年代，对被征地农民的安置主要以招工安置为主，失地农民的问题并不严重。然而，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及1999年新《土地管理法》的实施，货币安置逐渐代替了招工安置，成为安置被征地农民的主要方式。然而，货币安置的弊端也极其明显，安置补偿费经过各级政府，最终农民能够得到的却少之又少，且土地上的收益亦与农民无关，加之大多数农民文化素质较低，不具备一技之长，导致其生活难以为继。

另外，农民的医疗、教育、交通、养老等存在后顾之忧，导致失地农民生存成本大增，农民更不能享受城镇社保，从而增加不和谐因素。

（三）征地双方缺乏对话交流平台

土地承包人即农民在征地过程中没有表达权，即根本没有谈判的机会。我国目前缺乏农民与政府的沟通机制，农民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利。某些政府为片面追求政绩，为其增加政治资本，把低成本征收的土地变成吸引投资来增加GDP的单一手段，低价征地，高价卖给开发商。

（四）农民小农意识浓厚

只从自身的角度考虑问题，漫天要价，给政府征地工作带来麻烦。据笔者观察河南省某县某村随着某产业集聚区的逐渐形成，为获得更多补偿，有的农民在耕地上私自搭建塑料大棚，有的农民在房屋顶部随意搭建，扩大补偿的面积，向政府索要成倍的补偿。

三、应对农村征地问题的对策建议

毫无疑问，农村征地问题亟待解决，鉴于上述种种原因，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以期缩减城市化和农民切身利益之间的张力，缓和农民心理矛盾，从而使问题得以有效解决。

（一）明确农民集体土地的产权

要完善我国农村的土地制度，首先必须要坚持农村集体对土地的所有权。具体来说，一是对集体成员的资格予以确认，二是明确界定土地所有权的主体为农民集体，使集体的全体村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在此基础上可以成立相应组织机构，代表农民管理其共有的土地产权、使用权和流转权。[1]在坚持土地归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充分尊重和考虑农民对土地的收益权和处分权，兼顾国家和用地单位。

（二）提高征地补偿的标准，完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

其实，补偿过低是征地问题的症结所在。所以，在今后的农民土地征收过程中，第一，要采用就业、货币等多种安置方式，扩大补偿覆盖面，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同地域依当地经济发展情况和消费水平而制定不同标准；第二，建立失地农民失地最低生活保障和养老保障机制；第三，积极鼓励农民创业，为农民创业提供良好的平台。

（三）建议对话机制，寻找利益均衡点

要建立政府与农民或者农民与开发商的对话机制，为农民提供一个可供商议的平台，这一点可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取长补短，如英国独立的土地裁判所，德国的协议价购以及美国独特的谈判制度。这样，我国便也可尝试建立第三方机构等非政府组织来发挥其公正合理的桥梁作用，形成独特的对话机制，平衡各方权益，形成中国表达。

（四）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加快法制进程

一方面，注重提高被征地农民的文化素质，培养他们的大局意识，尽快摆脱固步自封、落后保守的小农意识，积极顺应时代的发展；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强法律宣传和普及，使其树立法治观念，增强其维权意识和法律意识。

综上所述， 在21世纪，我国的城市化仍将快速增长，改革形势仍然严峻。只有解决好农村征地问题，我国的城市化以及现代化才能顺利进行，才能给社会一个公平有序的未来。（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陆亚娜、徐瑜.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征地拆迁问题解析――基于博弈论视角[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13（5）.

[2]李穗农.美英德征地补偿制度及借鉴.[J].中国土地.2014（4）.

[3]陈浩天.资源下乡：农户需求治理与政府治道变革的服务转型[J]学术交流，2014（9）.

[4]王放.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村征地问题[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5（6）.

[5]陈浩天.文化下乡：公共文化传播的强农逻辑与服务路向[J].攀登， 2014（5）.

第8篇：农村城市化范文

【关键词】 城市化；农村教育；存在问题；对策建议

农村城市化进程是一个内容繁杂、丰富的过程，就字面理解是农村区域向城市区域逐渐变化的过程。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60%的现实就意味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繁重程度。本文在此背景下分析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教育问题，根据农村社会发展的需要，提出科学合理的建议和措施，从而促进实用性人才的培养，推进农村教育事业健康稳定发展。

一、农村教育价值倾向

正确的教育价值观对于农村教育发展具有理论指导和实践操作的意义。在理论层面上构建正确的农村教育价值理念，在实践层面上推进农村教育改革，解决农村教育的二律背反问题。但是，当前我国农村教育的价值倾向出现偏差，农村教育逐渐沦为城市教育的附带品。[1]在我国传统的儒家教育思想的影响下， “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色彩浓重，农民对子女的期望就是能考上大学，逃离农村成为城里人。李书磊指出农村教育的优秀人才的外流造成农村社会的空心化。[2]

二、城市化过程中农村教育问题的表现

1、农村教育二律背反问题

学者认为，城市化的过程，包括形式上的城市城镇数量的增加、人口的集中、地区产业结构的转变、城市文明的接受程度。因此，农村教育发展首当其冲，从量的方面来讲，城市化要求村教育在教育内容上要加重比例，注重本土教育特色。从质的方面讲，城市化过程是农村教育被城市教育兼并的过程，现代文明对农村文化的潜移默化逐渐明显。总体而言，城市化进程中随着人口的城市化、地域城市化、文化城市化的加剧，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农村教育的二律背反现象。

2、课程设置和教育资源差距大

我国的教育方针明确规定，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有道德、有理想、守纪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接班人。从教育目标、教师、学生、教育内容、教育资源以及教育环境来看，培养目标主要是依据城市的需要。从农村切身的利益来看，教育主要是农村孩子脱离农民身份的主要方式。

（1）课程设置和教材。目前，我国实行的课程设置和教材都是以城市为参照来设计的，其中忽视了对农村现实需求的关注，并没有考虑城乡文化差异的现实，农村传统文化中蕴藏的丰富教育资源被忽视。课本里的世界与孩子的现实世界相差甚远，也影响他们的学习接受力。

（2）教育资源规划。在城乡二元制的影响下，教育资源的配置出现重城轻农的现象。在教育经费、教育师资等方面差别尤其明显。近几年的择校热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重点班、尖子班、鸿宇班层出不穷，良好的教学设施、强大的师资力量、较高的升学率都是它们的金招牌；相比之下，农村学校生源不断萎缩，师资力量日渐生存已成问题。农村教师的城市化的行为举止、价值观念，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孩子的价值观。

3、城乡教育不均衡

（1）不同教育文化的冲击。由于不同的文化底蕴、教师知识结构的城市化、农村学生内心自我认识的局限，导致农村孩子游走在两种教育之间，适应这种转换，但往往事倍功半。少数成功的受教育者克服了各种不平，通过考试从农村进入城市。大多数人未能通过考试走出去，就自我否定，对家庭充满了负罪感。

（2）农村孩子辍学率居高不下。2004 年，农村初中辍学率达到 3. 55%，其中西部地区农村高达 4. 64%。据教育部对 60 个县初中学生辍学情况的监测显示，一些县初中辍学率高于 7%，个别县甚至达到 10%左右。[3]近年来，中央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支持力度，义务教育阶段实行“两免一补”的优惠政策，这说明经济因素并不是导致辍学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主要是城市化的教育内容使其对学校教育有一种挫折感。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外出务工成为一项低成本的产出方式，加之，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加剧了农村学生辍学人数的增加。

（3）农村教育期望值降低。长期以来实农村教育都以升学和走向城市为目标的应试教育，造成农村优秀人才的匮乏。但是，高等教育扩招，导致文凭的含金量下降，这动摇了农村学生通过教育达到身份升迁的信心，即使孩子考上大学，也不一定能有好前途，还有昂贵的学费，农村开始放低对教育的期待。

（4）城乡教育不均衡。由于城市化的教育知识和教育模式，农村学子在大学中占得比例越来越低。据报道，目前大学中农村和城市生源的比例为 1：4.65。2010 年清华大学的新生当中，农村的孩子只占到了 17%，而北京大学还不到10%，而在这一年，在全国高考的考场上，农村的孩子占到 62%。[4]

（5）教育价值利益化。现在，农民对自我价值的认知完全趋于利益化，钱成了衡量自我价值的唯一标准。目前，城市取向的教育在乡土社会大行其道，对农村教育造成了严重伤害，使其扭曲教育的本体价值。

三、对农村教育的对策与建议

早在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中，陶行知就喊出 “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5]所以，农村教育应采用以人为本的农村教育价值取向，坚持农村教育的本土特色，从农村的实际出发，与农村社会相适应，满足农民及其后代的社会活动需要，为服务于农村社会的发展，为农村的发展培养优秀人才。

1、加强农村本土课程资源的挖掘

“以人为本”的农村教育价值取向包括加强农村本土课程资源的挖掘，农村文化是校本课程的主线，是传统农村文化的结晶，蕴藏着丰富的课程文化资源，应该注意农村教育的特点，保持农村学校各自的特色，更重要的是“要注意吸取乡村本土地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的教育资源，开发农村教育的内发性资源，是完全有必要的。”[6]所以，农村本土课程资源应融入农村教育当中，进而培养农村学子的家乡情怀，增强对农村文化的认同感，充实他们感情世界。

2、提高农村教师专业素质

农村教师的专业素养对于农村教育的发展至关重要。因此，加强农村教师的专业培训，完善其教学技能，提高其专业素养，提升其敬业精神。同时，农村学校校长是学校的领军人物，其专业技能和思想素养直接影响着学校教育发展，所以更应重视对农村学校校长的培训。

3、建立教育评价制度

当代的农村教育制度决定了分数成为衡量教育质量的标杆，导致学校和教师、学生都以考试作为学习的目的，进而出现“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命根”，这严重妨碍了农村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所以，农村教育要回归教育的本体价值，必须建立以人为本的教育评价制度，将“人是否得到全面发展”作为衡量农村教育质量的标准。

4、加大对农村教育的经费投入

我国教育经费占GDP的4%，但农村教育经费所占比例不占优势。考虑农村教育的重要作用，它在教育经费中应该具有和城市教育平分秋色。政府应通过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有，有针对性地向农村教育倾斜。从目前来看，完善农村教育的经费保障是发展农村教育最重要的保障。现行的农村教育经费体制为县级以下基层政府添加负荷。除向中央财政伸手外，社会集资也是一条出路，比如接受私营企事业资助、社会团体的捐赠等。

5、适当下放农村教育管理权力

当前，教育行政部门对农村学校的管理过于严格，导致学校整齐划一，如“合并学校”运动，就近将学校合并为一，结果因难以适应各地情况，给农村学校健康发展造成困扰。因此，国家应下放教育管理权力。国家从宏观上确定农村教育的基本规划，由学校和当地教育部门依因地制宜，制定细则，从而增强农村教育的现实性。

总之，农村教育问题田云兰在《农村基础教育的方向应该在农村》认为，农村基础教育应立足于农村，为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7]我们要在深入挖掘农村本土课程资源的同时，提高农村教师专业素质，建立教育评价制度，加大对农村教育的经费投入，适当下放农村教育管理权力，以达到满足农村社会发展需要，培养实用人才，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山长理.当前我国农村教育价值取向的问题研究.山东师范大学 硕士论文，2012.

[2]李书磊.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乡村学校[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3] 周济.农村学生辍学等现象使义务教育面临新挑战[R].新华网时政频道，2006.4.27.

[4] 朱步楼.以科学发展观推进教育公平[N].中国教育报，2005.8.

[5] 胡晓风.陶行知教育文集[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

[6] 钱理群，刘铁芳.乡土中国与乡村教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7] 田云兰.农村基础教育的方向应该在农村[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0.12.

【作者简介】

张争选（1969-）男，汉族，甘肃正宁人，张村小学教师，从事农村教育管理研究.

第9篇：农村城市化范文

【提要】城市化曾经被当作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主要途径，但由之而来的大城市与小城镇的二元结构、城市“漂流族”引起的犯罪等问题，让其饱受诟病。当前，在城乡协调发展深入人心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出现，将使中国城市化进程进入新阶段。

面对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农业生产率低下以及农民普遍贫困的难题，中国政府曾长期把促使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作为一项重要目标。不过，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个目标的出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可望进入新阶段。

1957～1978年间，中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15.4%增长到17.9%，城市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为2.6%。到2004年，城市化的比例达到了约42%，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为4.5%。70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工作在城市取得显著成效，仅靠城市人口的力量无法带动城市人口的增长，因此农民工成为城市化建设中的主导因素。

农民工进城

实际上，从80年代开始大规模涌入城市的农民工主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一直是城市化的显著特征。官方统计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人数超过9000万，但实际人数可能高达1.5亿。

定居模式

虽然农民工的进城对大城市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决不是所有民工都向往大型中心城市。实际上，农村――城市间的流动模式，已形成了以小城镇的兴起和大都市的持续膨胀为特点的独特的城市化建设模式。

目前，中国660座城市中，大约三分之一城市的正式居民不到50万，仅有33%～35%的城市人口超过200万。因此，尽管从80年代以来城市化高速发展，但以国际标准衡量,大都市的人口集中程度实际上很低。

政府面临的问题

奇特的中国式城市化进程，使政府面临二元结构问题及城市化建设格局不均的问题。

1．小城镇。小城镇一般是由农村乡镇发展起来的，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就业机会。从这一点来说，小城镇的发展缓解了农业的经济和社会压力。然而，大量证据表明，与小城镇的企业相比，大城市的公司对劳动生产率水平要求更高，城市规模扩大形成的规模经济提升了工业效率，其主要表现为成本的降低。由于约40%的中国城市还没有发展到最佳规模，在发展更多大城市为目标的前提下，减缓城市化速度,必定会使城市化的功效优于简单地将农村富余劳动力最大程度地转移出去。

2．大城市。尽管政府致力于鼓励以中、小城市发展为城市化建设核心，但大都市对民工仍有很强的吸引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民工流入这些城市对于缓解农村压力要比农村区域的城市化更为有效。在沿海大城市工作的农民工的汇款保证了其留在农村的家人的消费水准。更难得的是，他们的积蓄促进了农村的投资。

不过，从其他方面讲，民工涌入给已不堪重负的城市管理和社会基础设施,带来了更加严峻的考验。农民工无计划地大规模涌入城市,也导致严重的环境问题。这些问题在上海表现的最为突出，由地表水储存枯竭引起地面下陷,正威胁着上海的高层建筑。此外，大量背井离乡、居无定所、没有找到工作的年轻民工，可能会走向犯罪，这对城市的社会安定构成潜在威胁。

深圳

大规模城市化发展最显著的地方是珠江三角洲。78年以前还是小城镇的东莞、佛山、潮州、汕头现已是名副其实的超大型都市。

深圳的发展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许多年来，深圳一直以经济改革成效显著的典范形象示人，但现在越来越受关注的则是因为高速城市化引发的问题。去年8月，深圳市政府决定暂停办理入籍申请，以解决人口膨胀带来的问题。

在西方国家，城市人口从300万增长到1000万通常需要近百年的时间。深圳仅用十年时间就超速完成了城市化转变：深圳80年代可容纳80万人，预计“十五”期间容纳480万人，现在总人口已接近1200万；这些人中获得永久居住权的不到200万人，超过1000万人为流动人口；此外，约一半的深圳人口属于在深圳居住时间不到一年的“漂流族”。

在这种背景下，深圳市政府出台了限制性措施，以防发生下列情况对可持续发展造成威胁:土地资源日渐减少;用水及能源供应枯竭;人口过多；环境条件日益恶化。

政策影响

深圳不是唯一面临这些问题的城市。其他的沿海大城市，诸如上海、北京、天津，为了控制城市膨胀，被迫出台了对民工的限制性措施。这种趋势可能会越来越明显，人们不禁会对目前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战略产生质疑。已经确定的城市化具体目标，例如到2050年城市人口达到总人口的75%,是否会重新调整还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