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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拟对英国的传媒与文化研究进行简单的综合介绍,重点选择在传媒研究历史上有过重大突破和影响的研究机构及其研究成果,并希望借此能为国内该研究领域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用的思路。
1.早期经验主义的传播研究西方社会科学对大众传媒的关注,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美国,也就是有声电影开始盛行之际。由于美国的社会科学具有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传统,其特征之一是方法的缜密与理论的贫乏成正比。社会科学的用途,不在于从根本上对社会进行批判和反思,而在于解决实际社会问题,最大程度地维护现有制度的稳定。至于制度本身是否公正则无关紧要。因此,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是御用研究而非批判研究,最初的对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on)的研究也不例外。
传媒研究史上第一个比较有影响的调查报告,就是针对美国公众对当时正在兴起的有声电影所抱的成见撰写而成的。有声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出现,就得到众多青少年观众的青睐。很多家长因此担心添加了声音的银幕更具吸引力,对青少年的道德行为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当时的社科学者们针对公众的这种顾虑,进行了一系列包括问卷调查在内的实际调查研究,结果便是后来传播研究史上常提到的“潘恩基金研究”(ThePayneFundStudies)②。此研究得出的结论,现在看来似乎多余而且肤浅,即电影的确对青少年能够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但是,由于套上了“科学”的光环,这一结论在当时公众中影响很大,对后来的传媒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在此后的30多年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传播与媒体研究的主流,便停留在关注传媒对受众所施加的影响上,也就是所谓的媒体效果研究(mediaeffectstudies)。
从总体来看,媒体效果研究大都有意无意地落入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该模式假定,传媒一旦发出刺激信号,受众(audience)必定会在态度或行为上有所反应,传播研究的任务在于发现并测量这种受众反应。这一模式在后来社会科学对不同媒体的研究中都得以体现,包括对广播、电视以及连环画册的研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60年代中后期对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与“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动机类似,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也起因于公众对电视这一“更新的”媒体的顾虑,人们担心电视这一闯入家庭中的小屏幕比电影院更容易教会儿童一些不良的行为。50年代中后期,电视正在普遍进入西方家庭,当时的研究得以采用实地考察(fieldwork)的方式,把已经普及电视的社区与尚未普及电视的社区进行比较③。
到了60年代中期,随着电视的进一步普及,儿童及电视的研究便从社区转向心理学研究室(laboratoryexperiment),纯量化研究成为一种不得已的时尚。此时在美国,公众舆论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在反对电视中的暴力和性。面对这种舆论压力,由政府资助的研究人员便开始企图通过心理学实验来建立电视内容与儿童行为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相当一批实验研究似乎证明了其中的因果关系,但是也有少数得出恰恰相反的结果,即电视中呈现的暴力可以减少实际的暴力行为,亦即所谓的宣泄理论。这种相互矛盾的结论并非偶然,而恰恰说明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本身的严重局限性。因为它将研究对象从活生生的实际生活中抽出来,放在人为的实验室里去观察,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虚拟的。
这种局限性也正是后来英国的传媒社会学批判和超越的对象。狭隘的经验主义对传播媒体研究的垄断,直到60年代后期才得以解体。它们常被后来的批评者戏称为“皮下注射模式”(thehypodermicmodel),或者“子弹理论”(bullettheory)。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就没有其他非主流的传媒研究存在,只是它们影响甚微。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当时在西方世界方兴未艾的批判社会学(criticalsociology)将其矛头指向了大众传媒。批判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与其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是分不开的,亦即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结束。一系列社会动荡取代了平衡发展,包括人们熟知的西欧青年学生运动,美国黑人公民权利运动,以及反对越战示威游行。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进一步动摇了长期以来作为英美社会科学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从而也将社会学从安于现状的结构功能主义中解放出来,迫使其成为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西欧,以及后来被统称为西方的各种流派,为批判社会学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在美国,以威伯伦(ThorsteinVeblen)和米尔思(C.WrightMills)为代表的非的本土批判传统也得以宏扬。当时正在蓬勃发展中的大众传播媒体自然也成了社会学批判分析的对象之一,批判传媒研究(criticalmediaresearch)从此得以在70年代迅速发展壮大起来④。
2.英国的文化研究
英语世界的批判传媒研究,起于60年代后期,在80年代中期达到鼎盛。在其主要发源地英国,批判传媒研究从一开始就围绕两个大学的研究中心所采取的不同理论和学科立场而展开。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学(BirminghamUniversity)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从一开始就强调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提供汲取多方面的思想和理论资源,确立了所谓的英国文化研究(Britishculturalstudies)的传统,传播媒体则构成其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晚两年成立的莱斯特大学(LeicesterUniversity)大众传播研究中心(Centrefor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则以社会学为其学科基础,全力以赴地对传播媒体进行全面深入的批判研究。这两个中心先后在80年代中后期,随着其理论骨干的离任而逐步衰落。但是,它们早期和鼎盛时期的研究工作,在理论和方法论上为英国的批判传媒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对后来在高校中逐渐普及了的传媒与文化研究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也是难以超越的。
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理论家霍尔(StuartHall),致力于重新发掘“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关键词,并对其进行理论“整容”,使它成为文化研究和批判的有力工具⑤。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那么,在电子传媒时代,一个社会中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又怎样成了包括被统治阶层在内的全社会的意识形态?这实际上是一个争夺和取得文化领导权的问题,也就是霍尔所说的“语言阶级斗争”。在这样一个“和平”而非强制的过程中,传播媒体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文化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解构这一过程,探讨媒体有意无意中采取的意识形态立场。
为了便于实际研究和分析,霍尔还详细探讨了意义创造过程中“编码”(encoding)和“解码”(decoding)这两个不同的阶段⑥,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正是通过这两个实际操作上极其复杂的阶段而实现的。在传媒研究领域,意识形态分析(ideologicalanalysis)代替了过去的效果研究,理论和研究实践长期分离的状态也得以改变。除了对文化研究领域进行理论探讨,更为重要的是,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还作了大量的文本分析和经验研究,对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现象进行多方位的描述、阐释和批判,内容涉及亚文化(subculture)、青年文化(youthculture)、女性研究(women’sstudies)等方面。在追述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思想根源时,霍尔不但谈到英国本土“鼻祖”郝哥特(RichardHogard)、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和汤姆逊(E.P.Thompson),还谈到欧陆的阿尔杜塞(LouisAlthusser)、格拉姆西(AntonioGramsci)、列威-斯特劳斯(Levi-Strauss)、福科(Foucault)和拉康(Lacan),可见伯明翰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其理论和方法资源上集大成的原则⑦。
被霍尔誉为英国文化研究开山鼻祖的威廉斯和郝哥特,都是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文知识分子。面对英国这样一个阶级划分极为鲜明并且相对稳定的社会,威廉斯形象地将自己这种特殊境遇称作一种“越界”(bordercrossing),即跨越社会阶层的界限。他们对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同情和理解,决定了他们对大众传媒和流行文化采取的特定态度。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他们的批判立场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种批判与传统精英文化倡导者所持的态度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亦即西方社会政治上左与右的区别。传统文化精英对大众流行文化采取的态度是无视和蔑视,手段则是隔离或消灭。威廉斯等则把大众传媒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其起源的发展进行认真的探讨。大众文化现象从此也登上了学术这一“大雅之堂”,成为原来只针对经典严肃文本的文艺批判的对象。这在当时英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廉斯等才被后来者们推举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山鼻祖。
威廉斯早在50年代就对开始对英语中的一些关键词进行词源学和社会学的双重探讨,从词义的变化中把握社会的变迁,反之亦然。英语中culture一词,从原来的拉丁词根发展而来,并延伸出种种不同的意思和用法,成为英语中最难界定的概念之一。只有当culture从狭窄的“高级精神产品”延伸为人类学意义上的“一种生活方式”,大众的生活方式才可能成为“文化”,也才有了大众文化(massculture)和流行文化(ppularculture)的说法。但是,对当代文化研究来说,以上culture的两个定义一个过于狭窄,一个过于宽泛。学者们因而试图在这一窄一宽之间找到更为确切的说法。目前比较为人接受的一种定义认为,文化是一切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包括言说、物品、行动、事件等等。其实,这个定义本身也有过于宽泛和含糊其辞之嫌。文化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不定也导致了后来的文化研究领域的无限扩展和杂乱无章,尤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起源于英国的文化研究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逐渐盛行并变异,使得企图对这一领域进行整体综述的努力变得越来越困难。70年代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在理论上认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有意识地反对一切经济决定论,与20世纪形形的西方的基本立论不约而同。在研究实践中,则通过对文化现象的记录和阐释达到一种社会批判。譬如,对工人阶级青少年中产生的、的亚文化的关注,隐含了对英国社会阶级压迫的批判。更如,女性主义理论直接影响和指导了中心的具体研究问题,包括大众传媒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歪曲,以此达到对男权社会里无所不在的性别歧视的批判。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鼎盛过后,蜕变成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系。文化研究也开始被成批生产和仿制,并逐渐成为英语世界高等学院中又一门专业“学科”,其实际社会批判功能也面临被消解的危险。
英国的文化研究从80年代中开始在英语世界里流行起来。在美国,素以实证经验主义为方法论依据的传播研究主流,受到了来自大西洋彼岸岛国的理论冲击,因而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理论繁荣”。澳大利亚由于引进英国的研究人员,也在不同程度上产生过文化研究热。近些年内,英语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论坛,除了原来在美国出版发行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外,又新增添了《欧洲文化研究》(European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和《国际文化研究》(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均在英国出版发行。这都说明文化研究领域正在试图超越英语世界,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展开。然而,英语世界中新近的一场文化研究热,在过多地关注当下流行文化现象的同时,忽略了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对各种压迫的直面批判精神。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繁荣景象,与其说是本领域研究的发展深化,不如说是学术市场对其需求的增加。文化研究的社会批判功能,经常被表面上的喧闹所淹没。其中一些较有影响的文化研究者,更是主动放弃了对深层社会批判的追求,反而对流行文化中包含的所谓反抗霸权和控制的因素沾沾自喜并随意夸大。这种形式上的文化激进,其实已经蜕变成实质上的政治保守了。
[page_break]注释:
①目前国内较常见的经验研究是所谓的受众调查,但是这种调查经常由商业目的所驱动,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调查和批判。
②研究结果由H.J.Forman论编为OurMovieMadeChildren(NewYork:Macmillan1935)。
③在此两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值得一提,一个是英国的TelevisionandtheChild:anEmpiricalStudyoftheEffectsofTelevisionontheYouth(London:theFalmerPress1958),由心理学家HildaT.Himmelweit等共同完成。此研究主要集中讨论电视的到来对儿童的日常生活以及价值观念产生的影响。另一例是美国传媒研究史上经常提到的TelevisionintheLivesofOurChildren(StandfordUniversityPress1961),由W.Schramme等共同完成。
④80年代初期英语世界大众传媒与传播领域曾发生过一场关于批判研究(criticalresearch)与御用研究(administrativeresearch)讨论,讨论结果发表在JournalofCommunication专号“本研究领域中的争鸣”(FermentintheField)vol.33,No.3,1983。
⑤StuartHall‘TheRediscoveryof“Ideology”:returnoftherepressedinmediastudies’,收入M.Gurevitch等编辑的Cuture,Society,andtheMedia(London:Menthuen1982)。
关键词:中小企业;企业文化;战略管理
企业文化属于上层建筑,其发展水平也受到企业本身经济发展水平的微观影响。优秀的企业文化往往建立在该企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作为保障,文化建设是难以实现的。但也决不能将企业经济水平低下作为忽视企业文化建设的借口。我国部分中小企业的企业家便认为企业在起步阶段的关键是生存和盈利,企业文化建设不是急需解决的问题,因而忽视了企业文化的建设。鉴于此,一方面,中小企业应把发展经济作为企业的根本目标,为企业文化建设提供经济支持。同时,也应该看到,优秀的企业文化对企业经济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在企业建立之初就重视企业文化建设,“从小做起”。
企业文化创建中的利益相关者分析
(一)企业管理者
企业家不仅是企业文化的倡导者,更是企业精神培育者和传播者。企业管理者自身素质将直接影响到企业文化的建设成效。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家普遍存在着经营理念落后、对文化建设缺乏正确的理解与认识等问题。因此,中小企业管理者应努力提高综合素质,提高科学决策、依法经营、诚信待人的水平,做到身体力行,向员工言传身教,做出企业文化理念和企业经营思想上的表率,用其先进的管理理念影响员工的价值取向,进而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种共识,将企业家文化与企业文化建设相融合。
(二)企业员工
中小企业在进行文化战略定位和选择时,应培植“以人为本”的文化。首先,要让员工广泛参与到企业的文化建设中来,使每一位员工了解并学习自己的企业文化,逐步使企业文化深入人心。在提高员工认识和广泛参与的前提下,通过文化建设地不断推进,逐渐培育员工的团队精神,增强企业的凝聚力,使企业文化建设走上“全民参与”与“全民互动”的良性发展轨道。其次,克服家族管理的弊端。确立员工的主体地位,任人唯才,考虑到员工更高层次的需求,发挥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三)其他利益相关者
企业在参与市场竞争活动中,不可避免地与消费者、竞争者、运营商、股东、金融机构、新闻媒介、公众等利益相关者发生各种联系,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企业的经营活动正是在与社会中各利益相关者的联系中得以实现的。但中小企业单纯追求自身利益,片面强调利润目标,不惜损害社会大局利益的短期行为不在少数。
中小企业在进行文化定位与选择时,应该看到企业长期稳定与发展不仅取决于企业自身的经济效益和竞争能力,而且也有赖于社会的方方面面,企业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有赖于社会各界公众的认可和支持。这就要求企业认真考虑自己对社会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其中诚信就是现代企业应勇于承担的一种社会责任,诚信不仅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灵魂,也是企业长盛不衰的生命线。企业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应兼顾消费者、竞争者乃至整个社会的利益,树立诚信理念,打造企业诚信新形象
中小企业文化战略分析
(一)企业文化战略执行不力的原因
在文化定位与选择过程中忽视了员工的参与,在执行过程中就可能遇到抵触或者不合作,致使再完美的企业文化也无法发挥作用。企业文化与企业经营脱节。只关心经营活动,认为文化和经营活动无关。企业文化缺乏一致性和连续性,常随着管理者或者周围环境及市场的变化而盲目变化,改变了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造成在具体操作时相互矛盾或管理上的脱节。过于僵化,企业文化一旦确立,就一成不变,不能顺应企业在不同阶段的发展总战略,执行无力。超级秘书网
(二)企业文化战略有效执行的对策
一是将员工纳入到企业文化战略定位与选择的队伍中来,为后期文化执行奠定良好的“群众基础”。二是虚实相生。促进企业文化与企业战略,市场营销和人力资源管理等经营管理工作的深度融合,渗透到企业经营管理的全过程,为企业文化战略执行寻找有力的经营载体。三是建立健全的制度以保障企业文化的一致性与连续性。使企业文化的执行在因管理者或周围环境变化时不改变核心价值理念。确保企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四是拓展“学习型”文化,创立学习型组织。培育学习能力,不断提高对外界环境的快速响应能力。在学习中不断实现企业文化的变革,推动企业变革与发展。最后,由于战略行动与战略定位具有交互作用性质。企业以还应及时总结文化战略执行过程中的经验教训,适时进行文化调整与创新,使企业文化在积累与沉淀中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1.尚凤佳,赵生吉.对中小企业文化建设的思考[J].发展,2008(2)
关键词:景观设计艺术文化影响
自1858年奥姆斯特德设计的纽约中央公园建成,景观建筑学走向普通人和独立的学科道路以来,文化和艺术早已走出了精神贵族们的世袭领地,来到尘世中摸爬滚打,不断影响甚至引领着世界景观设计的发展。
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欧洲和日本一些国家的景观设计领域已开始持续而活跃地交流和融合,并反映出其受到20世纪艺术流派——从概念艺术到地景艺术和建筑——从包豪斯到纽约第五大道的影响。传统风格不再是当代设计师为我们这个技术社会设计创作庭院的典范。设计师们可以从绘画、雕塑、电影等一切领域中获取灵感。二战前后的现代艺术及现代建筑理论促进了现代主义建筑逐步得以形成。现代主义对景观建筑学最积极的贡献并不在于新材料的运用,而是认为功能应当是设计的起点这一理念。使得景观设计从而摆脱了某种美丽的图案或风景画式的先验主义,得以与场地和时代的现实状况相适应。60年代以来年景观设计则受到了环境艺术的影响及后现代主义的推动。此时的艺术怀着更为宽容的态度,赋予了景观建筑适用的量性和更大的创作自由。艺术不再是先验的形式主宰,而成为了设计的激励力量。
在这一阶段生态意识在景观设计中也有所体现。设计师们从对形式美及优越文化的陶醉中,引向对自然和自然与人的关系的关注,开始了解并懂得植物比人工大坝更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微生物比化学品更能持久地维持水体干净;泥质护岸比水泥护岸更经济持久;自然风比人工空调更有利于健康。设计师们找回和重视城市中的边缘生态系统,通过种植天然草坪和耐旱植物来改善人们的生存环境和节约能源。
20世纪末的高、新、尖科学技术的不断涌现也为这一时期的景观设计提供了技术支持和新的灵感。科学思想本身作为当代文化的一部分,也在客观上促成了未来派、风格派、解构主义、超现实主义等流派的形成。塑料制品、合成金属、玻璃纤维、光线照明设备在设计公共景观时被大量使用,极大地丰富和扩展了景观设计的表达语言。
在当代文化思潮的影响下,景观设计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对景观设计的影响
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虽然以激烈的对立态度先后出现,但这并不影响景观设计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对这两者的吸收和容纳。现代艺术把景观设计从图案和所谓的风景秩序中解放出来,引入到功能和社会尺度的角度,但也因其过分地追求纯粹、自我中心和整体艺术语言的单调而迅速促成了后现代艺术的诞生。后现代艺术真正包容了不同文化传统、不同艺术形式、不同标准和不同的表达语言,使得当代景观设计在一个尽可能立体的舞台上粉墨登场。其中一些全新的艺术活动开辟了当代景观设计的新局面,他们主要是:大地艺术。
大地艺术可以看成是室内装饰作品向户外发展的结果,最早的样式可追溯到古埃及的金字塔和英国的斯通享治圆形石柱。大地艺术的作品都十分关作品的“场所感”,即作品与环境有机结合,通过设计来加强或削弱基地本身的如地形、地质、季节变化等特性,从而引导人们更为深入地感受自然。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是史密森的《螺旋防波堤》。这个巨大的,由6500吨黑色玄武古石、石灰岩和泥士建造的螺旋形防波堤匐卧在美国尤他洲大盐湖东北角的岸边,盘旋伸入粉红色的湖水中,被作者称为是通往海底史前文明遗迹的通道。其它著名的作品有:德。玛利亚的《闪电原野》,通过壮观的不锈钢陈列,通过闪电雷鸣等自然力量接近了天与地,把人类引导到对自然灾难的体验中;松非斯特的《时间风景》,则通过种植大片的松树和毒胡萝卜林,来营造一个都市中的先哥伦布时代的森林。这些大地艺术的作品大都介于雕塑和建筑之间,并逐渐在现代公共空间的设计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将风景融入到现代城市生活中,并接近了自然与人类的感受和距离。受到大地艺术的影响,奥地利艺术家拜耶和瑞士景观设计师克拉墨设计了一系列从自然生态的角度出发,又具有神秘的艺术性的环境景观艺术设计作品。如著名的西亚图的米溪尔土地工作和亚斯本草原旅馆的“土丘园”。
概念艺术
概念艺术来源于20年代早期的达达艺术,认为艺术没有什么神圣和持久的价值,它的本质是思想或者概念,物理形态的具体作品并不重要,所以也叫思想艺术、后物体艺术或无物体艺术。用来记录思想的照相实录或者对一个事件的文字材料,是概念艺术的常见形态。其根源可以追溯到马塞尔。杜尚。概念艺术家探询艺术与思想或艺术与知识的关系,这种作品实际上并不是用来观赏的,所以在美术馆以及其他场合展出的往往是一些临时性的装置。海泽的《双重否定》和克里斯托的一系列包裹作品都可以看作是概念艺术与地景艺术的奇妙结合。这些作品透露出某种哲学意味并且随着作品本身的消失加强了人们对这些观念的记忆。代表的艺术家还有依夫斯。克莱恩,皮埃尔。曼佐尼和美籍犹太艺术家施瓦次。施瓦次的景观设计作品融合了多元的艺术风格,除了受到概念艺术的影响,直接把实物复制应用到公共环境中,她还以极简艺术和波谱艺术的手法来表达其对景观环境中艺术气氛和文脉的理解。
二、生态论理对景观设计的影响
70年代始,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景观建筑教授麦克哈格提出了将景观作为一个包括地质、地形、水文、土地利用、植物、野生动物和气候等决定性要素相互取得联系的整体来看待的观点。西蒙。凡。得。瑞恩曾提出其定义:“任何与生态过程相协调,尽量使其对环境的破坏影响达到最小的设计形式都称为生态设计。”这种协调意味着设计尊重物种多样性,减少对资源的剥夺,保持营养和水循环,维持植物环境和动物栖息地的质量,以有助于改善人居环境及生态系统的健康。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景观设计是人类生态系统的设计,一种基于自然系统自我有机更新能力的再生设计。在这一期间,麦克哈格提出了“千层饼模式”,完善了以因子分层和地图叠加技术为核心的生态主义规划方法。这些理论和方法赋予了景观学以某种程度上的科学院性质。景观建筑学也不再仅仅是艺术化地布置植物和地形,而是可以经历种种客观分析和归纳的,有着清晰界定的学科。
三、科学技术对于景观设计的影响
艺术设计和创作是一个有规律可循的造物过程,特别是60年代以来西方艺术摆脱了架上绘画和雕塑,利用机器批量生产艺术品后,景观设计领域也突破了沙、石、水、树木等天然材料的限制,开始大量地使用塑料制品、光导纤维、合成金属等新型材料来制作景观作品。其中广泛应用的新兴材料和技术主要是:
人造雾
人造雾是采用设备处理后的净化水,以直径极小的微粒在空气中漂浮,形成白色自然物的奇特景观,颇似自然雾气的浓缩,给人一种回归自然的体验。人造雾可按设计想要的效果及实际应用的要求随意控制。因而广泛地应用于现代园林建筑及特色造景当中。
塑料制品及聚合物
塑料制品聚合物给景观设计师提供了方便、经济、适用范围极广的造景材料。塑料制品现在已经普遍地应用于公共雕塑,景观设施甚至建筑设计等领域中,而各种聚合物则使轻质的、大跨度的室外遮蔽设计更加易于实现。
玻璃纤维和光纤
玻璃纤维掺入水泥和一些轻型膜网中大大提高了材料的抗拉性能。另外玻璃纤维和光纤技术的结合使得室外景观照明更加灵活多样。目前已有一些设计甚至单独使用光纤和霓红灯来表达其景观作品的文化内涵。
这是一个小小的例子。但是,这个例子喻示了一个重要事实的浮现:电子技术成为一系列新型大众传播媒介的催生婆,这些传播媒介形成的冲击波正在打开生活的种种传统界限,重新书写一批著名范畴的涵义,诸如自然与文化,虚构与现实,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科学与神话,生与死,远与近,进步与落后,权力与民主,财富与贫穷,如此等等。一批传统界限的消失产生了一系列亦真亦幻的恍惚之感。对于亲眼目睹电子传播媒介历史演变的人说来,技术与自然之间的分界依然清晰可辩;可是,如果下一代人心目之中的电话机或者电视机如同窗外树木一样"自然",与生俱来,那么,二者不都是他们所置身的"现实"吗?
迄今为止,电子传播媒介已经积累了一大批意味深长的问题:电影给人们的视觉开启了什么?电影工业昭示了文化生产方式的哪些根本改变?城市人口每日耗费几个小时的观看电视节目?电视与教育、书籍以及儿童成长之间如何产生联系?中等发达国家的电话普及率是多少?移动电话改变了哪些生活观念?计算机联网为金融活动带来了什么?网络精英是哪一代人的偶象?如何利用互联网从事政治竞选和商业信息?详尽地搜集种种统计数据之后,人们惊讶地发现,电子传播媒介已经进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并且形成一个巨大的网络。这个网络正在对社会的经济、文化和行政组织产生深刻的改造。种种传统仪式--例如,政治或者宗教聚会,师生授受的教育形式以及活跃在一个个村落的社戏--正在被电波、电缆、芯片和集成电路所摧毁。技术的力量正在清除这些文化仪式拥有的象征符号。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人类身体的延伸;如果人类的身体因为媒介的配置而发生变异,如果人与机器的结合体正在形成某种新型的单元,那么,这种身体与机器组织的社会必将放大和引申上述的种种变异。新技术的内化与文化的转型同时发生。一些理论家甚至主张按照生物学的原则理解机械,某些机械正在跨越生命与非生命之间的界限。马克·波斯特认为:"人类对于身体的机器复制过程已经到达这一时刻:人类正在以电脑和一般意义上的电子媒介交流系统对人脑进行一点一点的复制。一种智能性的机械身体如今已成为工业、科技和大学圈内许多人士梦寐以求之物。"这时,机械、电子技术与主体建构之间复杂的联系必须得到正视。(1)电子传播媒介对于主体的形成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这个意义上,正面提出和阐述"电子文化"这个概念已经时机成熟。相对于印刷文化和纸张的社会,电子传播媒介是否诞生了另一种文明?如果说,种种历史湮久的遗址和古老的典籍还如此引人注目,那么,无论如何,人们没有理由对于即将进入的另一种文明视若无睹。
在大多数人那里,电子传播媒介的崛起通常被视为一种进步的标志。这不仅因为电影、广播、电视或者互联网相继为大众的日常现实制造了巨大的快乐;更为重要的是,新型传播媒介的问世往往是与进一步的民主和开放联系在一起的。历史证明,媒介的垄断时常导致符号的垄断;反之,符号的解放必然吁求媒介的解放。相对于报纸,电视显然提供了一个远为广泛的公共空间。不同的性别、年龄、文化阶层都可能围绕电视形成种种共同体。电视分别被视为称职的安慰者、孤独者的伴侣、新闻中心或者良师益友。尽管如此,许多人仍然抱怨电视是一种单向的发射。电视仍然垄断了信息的收集、组织、编辑、诠释和。因此,计算机互联网的出现再度激动了人们。许多人看到,计算机互联网正在将这些权力归还大众。互联网是无中心、无权威的。互联网不仅最大限度地敞开了门户,而且,互联网的特征是大众与传播媒介的互动。
所以,人们对于解放之中所包含的另一些新型的隐蔽枷锁不易察觉。人们往往忽略了,电子传播媒介的强大功能之中存在强大的控制。的确,电视是一扇观察世界的窗口,这扇窗口正在向人们展示无边无际的经验,人们仿佛从这个窗口跃入一个不同寻常的天地;然而,如果人们察觉到,如此之多的人面对的是同一扇窗口之中的相同景象,那么,人们就会意识到这个窗口隐藏的另一种威力。无论是呼吁、召唤、劝诫还是发号施令,电视的符号体系和传播范围都是无可匹敌的。如果说电视发射台的部分权威来自机械的力量,那么,互联网的无中心网络结构--互联网的进出路径是分散的--同样得到了强大的技术支持,网络似乎是一个自由出入的空间。海关、边防线、国界、辽阔的海域和崇山峻岭--这些传统的空间栅栏对于互联网已经失效。民族国家赖以划定的地理界限正在被漫不经心地跨越。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技术知识和语种突然显示了比地理位置远为重要的意义。没有一定软件知识和技术的人无法在网络之中自如地驰骋,计算机程序的编写者已经事先指定了人们所能驰骋的范围;另一方面,英语是网络空间的通行语种--不谙英语的人进入网络之后常常空手而归。换言之,只有受过良好教育和通晓英语的人才能更多地享有网络所提供的种种优惠。人们无法想象,一个文盲可以利用网络制造不凡的机遇。这个意义上,网络提供的自由是以享有某些社会条件为前提。这即是另一种新型的限制。因此,在我看来,必须在双重视域之中考察电子传播媒介的意义:电子传播媒介的诞生既带来了一种解放,又制造了一种控制;既预示了一种潜在的民主,又剥夺了某些自由;既展开了一个新的地平线,又限定了新的活动区域--双重视域的意义在于,人们的考察既包含了肯定,又提出了批判;既充当伯明翰学派的子弟,又扮演法兰克福学派的传人。也许,人们没有必要急于确定一个结论,一个肯定或者否定电子传播媒介的评价。人们需要的是分析和展开,从而看到哪些方面呈现为一种解放,哪些方面又呈现为一种控制。许多时候,电子传播媒介考察的双重视域几乎同时开启。如同人们意识到的那样,多数电子传播媒介不是逐渐从民主转向保守,从开放转向封闭,或者将局部的微型解放纳入总体性的权威体系;在我看来,二者之间基本不存在某种辩证的转换。电子传播媒介的解放和控制几乎是同时发生的,解放和控制均与电子传播媒介的技术特征联系在一起。电视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如果电视台没有如此强大的发射功率,电视又怎么能得到如此之多观众的拥戴?另一方面,如果电视台运行的费用不是如此之高,广告商又怎么能如此规模地包揽文化权力,裁定电视节目的趣味,甚至充当唯一的裁决?
这提示人们充分地关注电子传播媒介的性质。这时,人们迅速地想到了麦克卢汉的著名论点:媒介即信息。媒介传播什么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媒介的性质所传送的信息。机械的意义不在于机械本身,而在于机械如何为人类所使用。麦克卢汉在这个意义上反复地阐述了印刷术与电子传播媒介的意义,例如,"电力时代生活中的新结构和新形貌,越来越多地与机械时代陈旧、线性和切割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相冲突。"电子传播媒介甚至改变了传统的扩张式社会组织模式而产生了彼此纠缠和相互拥挤的内向性"爆炸"。(2)所以,技术程序的意义是决定性的,不同的传播媒介将会改变既有的信息。鲍德里拉形象地阐释了麦克卢汉的观点:"铁路带来的’信息’,并非它运送的煤炭或旅客,而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新的结合状态,等等。电视带来的’信息’,并非它传送的画面,而是它造成的新的关系和感知模式、家庭和集团传统结构的改变。"(3)
虽然麦克卢汉的论点曾经遭受异议,但是,媒介的性质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人们至少必须意识到电子传播媒介与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之间的关系。所以,J·希利斯·米勒在麦克卢汉论点之上进一步说:"媒体的变化将改变信息。换个方式说,’媒体就是意识形态’。"J·希利斯·米勒认为,阿尔都塞所说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了出版、无线电和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新的电传技术现在生产出用以取代所有这些的新形式。这些新媒体--电影、电视、因特网--并不仅仅是以未被改变的形式传播意识形态或真实内容的被改动的母体。它们构成它们所’输送’的内容,并任意把那个’内容’改造成该媒体本身所强加的信息的表达。"(4)J·希利斯·米勒察觉到,电子传播媒介不仅决定性地改变了日常生活的肌理,而且大规模侵入政治生活、社区生活和社会生活。"对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抵制全球金融资本主义霸权的各种手段、意识形态、大学、性别、种族和阶级等所有那些问题都由于我的这样一个信念而曲折地表达出来,即新传媒技术是所有这些领域的决定性因素。"
J·希利斯·米勒解释说,衡量电子技术的巨大突破决非仅仅局限于科学范畴。尽管发明者并没有蓄意地制造某种社会变革,或者预见这些发明的后果,但是,这些发明还是制造了一次深刻的文化断裂。J·希利斯·米勒赞同地引述了德里达的观点:电子传播媒介终结了传统的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爱情信件。他们认为,上述学科均是与印刷文明乃至民族国家观念、言论自由的权利结合在一起的。电子传播媒介正在刷新这一切。德里达甚至断言,政治制度退居第二位。民族国家的地位没落了。电子传播媒介侵入家庭和民族,混淆了种种内与外的界限。个体、自我、隐私、家庭、工作地点、大学等等无不随之改观。更为严重的是,"它们也威胁到我们的这样一个假定,即政治行动基于某一特定的地域,具有明确边界、种族和文化统一性的一个特定民族国家。"J·希利斯·米勒总结说,"民族国家自治性的衰落或削弱,新的电子社区在电脑空间中的发展,具有新的人类感性的一代人的可能产生--这是新的电传制度产生的三个结果。"有趣的是,J·希利斯·米勒并未像许多思想家那样对于电子技术的未来忧心忡忡;他期望电子传播媒介的开放性可能产生新的革命性联合--因为"新电传技术可能是资本主义创造的,但这种技术超越了创造者而具备了自己的力量和生命。"相对于印刷文明,某些权威可能因为电子传播媒介的启用而得到了千百倍的扩大;但是,这不等于说接受主体的能动性完全消失。人们无宁说,这是一个未确定的因而也充满了创造可能的新型空间--只有意识到这一点,人们才会充分意识到隐藏于大众之间的潜力。
传播媒介与文化类型之间的历史呼应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麦克卢汉认为,石头是穿越纵向时间、粘合许多时代的媒介,纸张却倾向于联结横向的空间,建立政治帝国或者娱乐帝国。(5)的确,新旧石器时代与青铜器时代的文化风格不得不追溯至传播媒介的性质与构造。结绳纪事不可能产生微积分,长篇小说不会铭写于甲骨或者竹简之上,机械复制技术的成熟彻底涤除了艺术周围神秘的崇拜气氛,互联网络对于传统的作者与版权等概念提出了重大的挑战。谷腾堡发明的印刷术如何彻底地撼动了宗教、政治、科学和文学,印刷文明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具有哪些联系,法律、规章制度和特定的民族意识形态如何利用印刷机器得到不断强化,这是许多人倍感兴趣的题目。巍峨的皇宫、朝廷奏议、烽火传讯、旌旗猎猎--这些历史景象与电视机里的竞选政治、电子信息组织的立体战争分别属于不同的文明。如果说,寓所之中的家庭是一个传统的社会空间,那么,这个社会空间正在遭受电子传播媒介--从电话、电视到计算机网络--的彻底改造。从信息的攫取、购物形式到身体的快乐,一系列变异或显或隐地陆续发生。一切都在证实,传播媒介不仅是文化生产与文化传播的工具,同时,传播媒介还决定了文化的类型、风格以及作用于社会现实的方式和范围。
如同历史揭示的那样,早期的统治阶级控制传播媒介的主要目的在于垄断文化和知识,生产维护主导权威的意识形态,并且造就一支加固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的文化卫士--巫师、史官、僧侣以及一大批骚人墨客无不程度不同地从属于这一支庞大的队伍。近现代社会,尤其是大众传播媒介崛起之后,商业与市场经济愈来愈多地介入传播媒介的争夺战。从报纸、平装书到电视、计算机互联网,文化的生产能力、生产规模和传播范围日益强大,文化的成分与功能也日益复杂。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形成的地形图之中,文化是被决定的;文化如同经济活动以及政治活动的副现象。但是,电子传播媒介的运行至少表明,文化的"反作用"--文化对于社会的组织和控制--功能急剧地增强。全球化时代的形成可以部分地视为电子传播媒介的杰作。许多时候,电子技术的胜利怎么估价都不过分。当然,这并非主张文化决定论或者技术至上,但是,人们不得不看到,印刷文明所形成的"文化"、"经济""政治"等一系列传统范畴正在遭到瓦解和重组。电子传播媒介时代,文化与经济之间的边界开始消失,文化生产本身正在成为最为强盛的经济产业之一。电视的影像生产产生了巨额的利润,众多网站竞相涌向股市,这一切无不暗示了电子传播媒介、文化生产与经济的共谋关系。电子传播媒介所传播的内容是一种"文化",电子传播媒介的运作方式是一种相当典型的经济活动。许多时候,电子传播媒介充分证实了阿多诺对于文化工业的阐述:"文化工业的全部实践就在于把裸的赢利动机投放到各种文化形式上。甚至自从这些文化形式一开始作为商品为它们的作者在市场上谋生存的时候起,它们就或多或少已经拥有了这种性质。但是,在那时,它们对利润的追求只是间接的,仍不失它们的自治本质。文化工业带来的新东西是在它的最典型的产品中直截了当地、毋庸乔装地把对于效用的精确的和彻底的算计放在首位。"(6)虽然文化、商品、经济利润、意识形态各个环节的并非一脉相承,但是,人们不得不承认,文化与经济正在前所未有地交织为一体,共存共荣;文化对于物欲的抗拒意义正在缩减乃至丧失。电子传播媒介的符号体系、机械性能、运行费用、传播效果无一不在为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合作推波助澜。对于电子传播媒介说来,需要一门政治经济文化学。所以,电子传播媒介对于现实的影响、支配以至于重塑是多维度的。从个体的身份归属、种族文化的面貌、意识形态的建构到国民经济总产值,电子传播媒介正在形成某种核心。这个意义上,出现鲍德里拉式的断言并不奇怪--现实正在变成符号的模仿。无论是反抗还是顺从,这一切乃是人们深陷其中的历史环境。
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电子传播媒介--是文化研究的重要区域。尽管"文化研究"的内涵仍然众说纷纭,但是,文化研究已经时髦地成为显学。或许,"文化研究"的概念模糊不定即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这表明了文化研究游离于传统学科的程度--人们无法援引传统学科的范畴予以界定。理查德·约翰生认为,文化研究"必须是跨学科的(有时是反学科的)。"相近的意义上,詹姆逊将文化研究称之为"后学科"。(6)许多时候可以说,文化研究的考察不是以某一学科的疆界为活动半径。这时,人们必须意识到问题的两个方面:第一,文化研究之所以成为显学,至少证明了文化研究的兴盛恰逢其时。无论如何命名这个时代,人们都可以发现,现今所遇到的问题是综合性的。例如,电子传播媒介的考察必须联合文学、符号学、社会学、经济学、传播学,如此等等。换言之,传统的学科地图已经无法分配和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文化研究是一种以问题为中心的描述与分析。尽管跨学科的分析也将产生另一些后继的疑问,但是,至少在目前,文化研究显示了突破学科疆域之后的巨大活力。从考察的对象到考察问题的方式,许多文化研究因为抛开了陈陈相因的程式而富于开创性。其次,文化研究成为显学之后的一个危险是被重新体制化。人们可能重新设立某些文化研究的规章和模式,予以定型,从而为大学或者研究机构再度增添一个新的学科。表面上,学科提供了某种理论框架与学术规范;然而,这一切是知识生产、分类、占有与分配所形成的后果。所以,学科时常有意地呈现了什么,聚焦了什么,或者隐藏了什么,掩盖了什么--学科的所声称的"普遍真理"并非如此地普遍。在我看来,跨学科的意义不在于设立一个超级大型学科,跨学科的意义在于解除既有学科的遮蔽,开启传统学科框架背后的盲区。对于文化研究说来,拒绝体制化--拒绝重新演变为一个固定学科--的动力源于日常现实的启示。日常现实的压力时常使学科的框架摇摇欲坠。文化研究抛开了精英主义、经院主义的习气,文化研究不再依据某个学科的传统版图--例如,文学,历史或者经济学--指定一个超凡的独立舞台,这包含了回归日常现实的企图。考察电子传播媒介的时候,我所搜集的许多材料来自《参考消息》、《南方周末》等日常读物。它们的确不是经典,但是,它们是一个有力的说明--说明电子传播媒介已经多大程度地演变为日常现实的组成部分。当然,回归日常现实决不是撤消理论分析的另一种说法。犀利的理论分析往往是学科给予的不可放弃的遗产。文化研究必须保持日常现实与理论分析之间的强大张力。从历史性演变的描述到有线电视频道某一个黄金时段的娱乐节目,从符号学的阐述到计算机网络虚拟生存的经验,大理论与日常现实的结合无疑是文化研究引人入胜的风格之一。
注释:
(1)参见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12、192、23、24页
(2)《麦克卢汉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248,259页
(3)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132页
(4)J·希利斯·米勒《现代性、后现代性与新技术制度》,《文艺研究》2000年5期,以下J·希利斯·米勒的引文均出于此文
(5)同(2)
一、鲜明的个性是企业文化建设成功的前提
世界上的事物往往是这样,越是优秀,越是有特色,就越容易获得成功,企业文化也是如此,一个企业的文化建设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文化的内涵和本质,是不是与本企业的实际情况相苻合,也就是说,这种企业文化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实质,是不是符合这企业的特点。据了解,东磁公司之所以能在残酷的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就是由它鲜明的个性企业文化所决定的,东磁的企业文化,形成了一种东磁人特有的“开拓、创新、自强、拚搏”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在东磁员工当中产生了一种超强的凝聚力,这种力量成了东磁公司在碰到困难时战胜困难的法宝。所以,笔者认为,一个企业的文化建设一定要与企业的生产经营发展紧密相连,这种文化一定要带有鲜明的企业特色,也只有这种企业文化才能真正让企业、员工、消费者以及社会受益,也惟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企业文化的价值。因此笔者认为,一个企业的文化必须是本企业独有的,深深扎根于企业土壤上的,只有这样,才能开出绚烂的精神之花。
二、正确的决策是企业文化建设成功的关键
一个企业之所以能拥有优秀的企业文化,笔者认为关键在于企业决策者的正确决策。也就是说,企业决策者倡导的文化理念,决定了一个企业文化建设的走向,他的这种文化理念,是否正确,是否切合公司的实际,实际上决定了他所倡导的企业文化能否成为企业发展的动力和催化剂,从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企业能否生机勃勃地向前发展。因此,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他所具有的文化理念必然是超前的,先进的,同时也是务实的,是符合企业发展要求的。东磁老总何时金认为,企业文化不应该是一种点缀,而应该是一种生产,一种经营,其重要性和重视程度甚至要在生产和经营管理之上。企业文化建设,是一项应该常抓不懈长期要做的工作,绝不是搞几次活动就能实现的,而是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和途径进行渗透、提升,使员工形成一种自觉行动。这茂工作如果不能持之以恒,必然无果而终。
因此,笔者认为企业文化建设,关健在于企业的高层决策者,他们需要把企业正确的文化理念形成一种精神,并进行反复传播灌输,让所有员工都清楚努力的方向,这样才能更好地发展企业。
三、创新发展是永葆企业文化活力的有力保证
时代在不断地向前发展,世上万物也都在不断变化。企业文化也是如此,它必定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纵观东磁企业文化发展演变的过程,不难看出其明显的时展的特点。东磁企业文化从刚起步时的搞活经济几次文体活动,建一个规模甚小的图书室,到现在规模甚大的职工书屋,电脑室,职工艺术团以及无处不在的文化氛围,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东磁企业文化发展壮大的时代特质。因此,笔者认为,优秀的成熟企业文化的发展之路必定会随着社会环境、企业制度的变化而进行相应的变化和调整,只有摒除那些落伍的理念,不时增加充实一些崭新的,与时代同步的先进的理念和知识,才能使企业文化常新而富有生命力。
四、正确的文化理念是企业文化的灵魂
企业文化是企业充满生命活力的保证,正确的文化理念是企业文化的灵魂。笔者认为,正确的文化理念应该有如下内涵:一是员工个人的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只有那些对企业高度关心,并以一种积极态度发挥员工作用的企业,才能培养出充满活力的企业文化。二是持续进步和不断创新。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应该积极捕捉那种乐于变革、富于进取和创新的气息。因循守旧、裹足不前,企业只能在死气沉沉中消亡。三是对社会的贡献。一个成功的企业文化,一定要让身处其中的人真切地感觉到自己是对社会有价值的人,企业是对社会有用的企业。只要员工有了这种感受,才真正有了企业文化的灵魂。
五、技术文化培训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主调
先进的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当今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是所有发达国家全力争夺的战略制高点。社会上有这样的流行语:“三流企业卖苦力,二流企业卖产品,一流企业卖专利,超一流企业卖标准”。技术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对企业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笔者从东磁人力知源部得知,东磁公司每年用于员工技术文化培训和设施建设的投入不下千万元。去年下半年来,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东磁公司也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冲击,但在这种形势下,东磁公司非但不减薪,不裁员,而是把那些空余的员工组织起来,免费为员工进行技能培训,使公司员工的素质不断得到提升。大投入才能有大回报,东磁公司正是因为有了高素质的员工队伍,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由此可见,现在企业之间的竞争,不仅是价格等经济因素的竞争,更是科技含量的竞争。只有包含了一定文化特色的技术及其产品,才能在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只有技术及其产品中凝结着不同的文化特色,具有不同的文化韵味,才有更高的交换价值和竞争潜力。
(一)发扬民主精神
班会放手让学生策划,由班干部主持,学生民主商议班内事务,班主任只是作为其中的一名参与者,对班会做总结发言,点评优缺点。
(二)加强组织管理,完善制度建设
制定出适合本校、本班特点的规章制度并根据实际不断修改、完善。以制度管理学生,尽可能减少随意性,使学生养成规则意识。发挥班干部的管理核心作用,并充分调动全班学生参与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功能,使学生养成民主观念。
(三)利用多种载体构建班级文化,形成良好的育人环境
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要使教室的每一面墙壁都具有教育作用。基于此,我们的做法有:建立图书角,用积极健康的读物让学生自己教育自己。鼓励学生“比、学、赶、帮、超”,培养学生形成竞争观念。提出“人有自信心,难事都变易”,利用学生各种闪光点激励学生信心,帮助学生形成阳光自信的人生态度。提出“文明礼仪养大德,自主学习成大器”,每期进行文明礼仪演讲活动,日常抓好文明礼仪监督、检查,帮助学生提高个人修养。以“知恩、感恩”为主题,进行换位思考主题班会,让学生站在社会、学校、父母、教师、同学,乃至于学校餐厅的不同角度,理解对方,知恩、感恩,树立正确的公民心态。利用网络进行班级管理。班级博客、QQ群空间开通,利用了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加强了理解和沟通,树立了学生与时俱进的思想观念。按照班规销售收集起来的饮料瓶、废旧作业本等,培养学生节约意识和环保观念。班长负责书写不同于上交学校的《班级日志》,记录班级成长、发展的点滴过程,给学生美好的回忆,树立珍爱友谊的思想情感。三年下来,《班级日志》成了班级丰富的生活学习缩影。比如,毕业时,住校生提出的押金问题在数额上产生了争议,最后,从《班级日志》中找到了证据,化解了矛盾。班务栏设置“风采录”“温馨提示”等板块,展示学生特长、获奖、文明风采;给学生友好温馨提示,养成良好习惯。每月进行手抄小报展览,提高学生竞争意识与审美情趣。班主任自己书写班级管理工作日记,示范、鼓励学生也坚持写成长日记,提高阅读、写作能力,同时,班主任通过查阅学生日记,发现教育契机,适时进行教育。为了锻炼学生的胆识,提高交往、表达能力,培养学生大方得体的言行举止,每天语文课前进行5分钟演讲。班级文化建设看似不起眼,却对学生身心健康具有重要的影响,方方面面都在净化和陶冶着学生的心灵,鼓舞着这些学困生的信心。
二、班级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
鉴于以上的教育实践活动,我的感受是班级文化建设不能忽视。班级文化建设确实在民办高中班级管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塑造健全人格的作用
文化对人的影响具有潜移默化、深远持久的特点。健康向上的班级文化作为一种环境教育力量,富有感染力和渗透力,影响学生的思想观念、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对学生人格塑造具有引导、提高的作用。
(二)培养现代公民素质的作用
班级文化把师生的共同利益、共同理想、共同追求紧紧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共同意志。在班级组织运行过程中,班级文化为班级成员提供了某些思想与行为的规范与标准,使每个成员都受到必要的制约,自觉约束和规范自己的行为。所以,班级文化能够激励和强化学生的积极行为,调节和控制学生的偏离行为。通过引导学生制定和完善班级的各项规章制度,并认真监督执行,使学生的行为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形成遵章守法,按章办事的良好舆论环境,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塑造现代公民素质的作用。
(三)凝心聚力的作用
班级文化具有很强的凝聚力量。班级文化是班级成员共同价值取向、心理意识、文化习性的体现,由此产生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把成员的个人发展与班级的群体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起到了集体教育、自我教育的作用。同时,班级文化建设又对学校文化大环境产生积极的影响,优势互补,进一步增强了班级的外部形象,提高了学校的影响力。班级的这种良好外部形象反过来又会增强班级成员的自豪,正如我班口号“我为我班,骄傲自豪”。
(四)激励作用
班级文化建设过程中,鼓励学生发挥每个人的特长和优点,有效地调动班级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学生形成了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成为班级成员自我激励的力量之源。通过不断的文化影响,班级中学生的责任心有了很大的提高。如每年五月份的校园艺术节,我班场地干干净净;植树结束后,学生自觉地将食品袋整理放到垃圾点,等等。学生行为已经成为自觉的责任习惯。
(五)引导作用
当前,在国内建筑市场"僧多粥少"的状况下,各建筑施工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他们该如何建立自己特有的企业文化,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一、立足企业精神,增强企业快速发展的内聚力
企业精神是企业行为的内在驱动力,在企业运作中发挥着"无形"的作用,这种作用可以渗透到企业行为的各个方面。一个企业要想获得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不仅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作支撑,而且还要靠企业文化精神来维系。利用企业精神,把企业上下统一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共同体,增强企业的内聚力,才能最快最好地实现企业的各项经营指标。
江苏弘盛集团在多年的发展中形成了以"以人为本、诚实守信、科技兴企、精益求精"的企业精神,公司员工将这一精神深深植根于每一个员工的脑海中,并将之充分运用于工程建设中。该公司的这一企业精神作为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一直激励着公司员工朝着共同的目标团结奋进。在相互合作中,员工与企业风雨同舟,形成了坚不可摧的共同体,对公司的发展壮大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006年,该公司实现企业总产值34.6亿元,施工总产值33.3亿元,施工面积446万平方米,竣工面积333万平方米,施工人数24906人,并先后获得"全国优秀施工企业"、"江苏省最佳企业"、"江苏省建筑业综合实力20强"、"江苏省先进建筑业企业"、"中国承包商60强企业"等荣誉称号。2007年初,该公司还顺利拿到了国家房屋建筑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辉煌业绩,是公司全体员工立足企业精神,团结一致,奋力拼搏的结果。
二、培育工地文化,提高一线员工的自我约束力
工程项目部是建筑施工企业的基层,也是建筑施工企业的"窗口",依托项目,建设工地文化是体现建筑施工企业特色、构筑行业精神、树立企业形象的重要载体。基于此,建筑施工企业建立工地文化是很有必要的。
江苏弘盛集团多年来一直努力培育工地文化,加强"窗口"建设,树立良好的对外形象。该公司近年来不断开展安全文明工地创建活动,提升企业管理水平,树立企业信誉,提高安全管理人员素质,对申报文明工地的项目采取定点跟踪管理,并实施奖惩制度,做到施工现场标准化、施工过程安全化,同时将企业精神、宣传口号等具有公司特色的标语、图牌进行悬挂张贴。此外,该公司还在工程项目部为每位员工提供齐全的生活设施,创造舒适的生活工作环境,从而调动了每位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人性化"管理,使员工以更高的工作热情回报项目部,从而创造出了更高的经济效益。
三、塑造企业形象,提高企业文化建设的外在表现力
企业形象是社会大众和企业员工对企业整体形象的感受及评价,是企业文化构成的综合反映,是企业通过各种实践活动在社会上塑造起来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俗话说,人靠衣装,佛靠金装。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已不再是"好酒不怕巷子深"的时代了。即使是好的企业,也需要进行"包装"、"打扮",利用媒体的宣传来推介自己,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扩大自己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江苏弘盛集团作为高邮建筑业的龙头企业,历来注重对自己的"包装"和宣传。该公司经常利用建筑市场推介会等宣传形式"打扮"自己,提高声誉。近年来,该公司先后在南京、天津、重庆、扬州、太原等地组织召开了多场建筑市场推介会,积极树立弘盛集团的对外形象。2007年,南京分公司举办了"超十亿"庆典,并隆重举行了蓝天大厦开工仪式,为市场开拓赢得了先机。重庆分公司借助扬州建筑业协会西部调研会的东风,积极宣传弘盛品牌,主动出击,用热忱感动对方,用实力赢得信任,逐步与重庆市建委、劳动、环保等部门建立了业务往来,用实力塑造了弘盛集团的企业形象,赢得了广泛的声誉。2008年,该公司又充分利用江苏举办建筑业优势企业天津推介会的有利时机,以企业布展、会刊及报纸宣传等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了该公司的企业风采,给与会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弘盛集团还很注重品牌工程的建设,多年来,该公司一直致力于品牌工程、形象工程的创建工作。通过多年实践,弘盛人充分认识到:良好的品牌是企业的无形资产和重要资源,是企业走向市场的"通行证",也是全市建筑业赢得信誉、拓展市场的有力支撑和重要保障。2007年,该公司新承接的亿元以上的工程就有10个,其中,上海、北京、南京、天津、重庆各有2个。南京分公司2007年获得江苏省"扬子杯"4项,南京市"金陵杯"7项,扬州市"琼花杯"8项,承接的南京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中心工程自开工起就定下了申报"鲁班奖"的目标,争取让该公司第一个国家最高工程质量奖在南京分公司诞生。北京分公司以总承包项目为重点,着重打好三张"牌":一是"奥运牌",以2008年奥运会为契机,承接了5.7万平方米的奥运项目-五棵松文化体育中心北京商业楼;二是"重点牌",承接了5.42万平方米的国家重点工程-国家图书馆二期工程;三是"形象牌",先后承建了4.1万平方米的星河湾二期N4住宅楼、7.6万平方米的星河湾二期N3住宅楼、2.1万平方米的草桥欣园西区19#住宅楼等工程项目。天津、重庆、苏州、锡常、太原等分公司承接的工程无论在质上还是在量上也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大大提升了公司的对外形象,为弘盛集团企业文化的建设增强了外在表现力。
四、坚持"以人为本",凝聚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
企业文化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积聚而成的,它需要根植于企业,并且通过人的活动体现出来,所以不能离开人的因素去建立企业文化。建筑施工企业的特殊性就在于人员流动性大、员工素质较低、劳动条件较差,而人作为企业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因素,就需要加强对员工的素质教育,构建"人企合一"的企业文化氛围,用企业文化来协调企业员工的行为,形成统一的价值观,增强企业的内聚力。
对于公司员工素质的教育培训,江苏弘盛集团近年来一直都没有放松。该公司邀请高邮市建工学校教务人员先后奔赴北京、南京、上海、天津等地举办继续教育培训班,仅2007年就举办了10期驻外基地培训班,共有3500人接受了培训,受到一线职工的普遍欢迎。
公司也很注重全方位的引进和培养各类人才,从人才市场共引进专业对口的大学生50多名,并根据各自的专业特长对其进行岗前培训,合格后将他们分配到相应的工作岗位上,让他们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公司的发展壮大注入了新鲜血液。
该公司还充分利用与南京工业大学、扬州大学、江苏广播电视大学联合办学的优势,多渠道、全方位地办好现有的本科班、大专班,努力培育一支高素质、高水准、高技能的专业人才队伍,为该公司企业文化的建设提供优秀的"文化力"资源。如今,全公司拥有高级工程师56名,工程师240名,一级项目经理53名,二级项目经理180名,一级建造师35名,二级建造师158名。
一年级学生识字,存在的问题是:学得快,忘得也快。如何解决这个难题,通过实践,我发现巩固识字的最佳办法便是让学生进入“游戏乐园”,在轻松、有趣的玩耍氛围中记住汉字。
我把每天早晨语文课前5分钟乐称为“文化早餐”时间。早餐内容分别为识字“游戏点心”、拼音“水果拼盘”、故事“多味酱”……学生兴趣十足。
其中,识字“游戏点心”的宗旨就是通过各种游戏活动,使学生在自主实践中兴趣盎然地将所学汉字加以巩固,加以运用。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开火车(分小组进行):其他孩子学发火车开动的“呜——咔嚓、咔嚓”的声音,教师出示生字,让一组学生按顺序读字音、组词或分析字形。谁说错了,火车停下,选其他组的修理员修理(重读字音),修理好了继续开(读错的学生在车上表演读儿歌)。
手拉手、交朋友:教师准备一些声母或韵母相同的生字,学生戴生字头饰,读出后,选择字音中相同部分的字手拉手,交朋友。还可以教师准备字型结构相同的或能组成词语的两个生字,让学生读后手拉手交朋友。
摘苹果:出示一幅画着大树的画,树上挂着写有生字的苹果,学生制作果篮(用卡片拼出生字的正确读音,正确拼读)摘下对应的苹果(生字)。可小组竞赛,看哪组摘的苹果多。
钓鱼:出示一幅画着池塘的画,池塘里有许多鱼(拼音)。学生说出对应的生字,组成词,上台钓鱼。也可分男女、小组竞赛。
穿衣戴帽:写出一个不完整的字,让学生把笔画补充完整。例如:“田、里、水”。补完之后,学生也记住了“田、里”一竖的不同。(穿戴整齐后)再分别组词,说一句话。还可以用于由两个熟字组成的生字。请学生练习合字,如:“日”和“木”合成“果”。
猜谜语、说儿歌:根据字的特点,引导学生猜谜帮助记忆。如能做出动作的字,可以做动作、说儿歌加以记忆。
面对五彩十色、琳琅满目的手机柜台,跃入眼帘的首先是手机的色彩和款式。有的手机色彩就十分吸引消费者的眼球,让人一见钟情,爱不释手,有时消费者甚至由于偏爱手机的色彩而放弃对性能或其它方面的苛求;有的手机色彩平庸媚俗,粗糙乏味,结果无人问津,即使功能齐全、价格便宜也没有人愿意埋单。好色乃人之天性,有时消费者会对某种色彩表现出共同的感知,这就是——流行色;有时又会因人而异表现出千差万别的感知,这就是现在常说的个性化。消费者对手机外观色彩需求,口味越来越高,眼光越来越挑剔,各有所好,各有所宜,众口难调,莫衷一是。既要满足手机消费者追求时尚的要求,又要满足他们近乎反复无常的各种需求,的确给手机外观色彩设计出了一道难题。只有努力创新不断突破,才是手机造型设计的出路。富有创意的手机色彩设计,使手机有灵魂,有生命力,能强烈地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更多时候会让消费者趋之若骛,购买的就是可心、倾心、醉心的颜色。
手机外观色彩设计要有更强的针对性。手机早已不是少数有钱人有权者手中的高档奢侈品,已经大步地跨进寻常百姓家,成为众多普通人的生活、工作和学习的伴侣。手机的消费群体和阶层大大地扩大,数亿中国消费者,地位不同,身份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必然对手机外观色彩表现出不同的喜好。身份高的比较喜欢手机色彩高雅、庄重、大气;上班族比较喜欢明快、清新、大方、典雅的色彩;年轻女性比较喜欢纤丽、生动、活泼、富有装饰美和曲线美的色彩;儿童比较喜欢对比强烈、近乎随意涂鸦的色彩,他们不讲用色的规律、技法,那种中规中矩的色彩设计显然无法赢得儿童的青睐,等等,不一而足。手机色彩设计分成大致的几大类别,显然难以满足消费者对色彩千差万别的需求。探讨研究不同手机消费者的心理特点、审美情趣,把握他们对色彩感知的规律和特点以及消费取向,对消费群体进行细化,特别对文化和情感因素不同的群体进行细化。进行针对性的色彩设计,把他们最喜欢的色彩适时地呈现在他们面前。有了细致入微的针对性,就拥有了手机的市场。
手机外观色彩设计要增加中国语言。手机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移动通讯工具,已经具有了彩屏、摄像、MP3、MP4、PDA、GPS、游戏和手机电视、手机文学等多种功能。而未来的手机将发展成为一个移动终端——集银行卡、电脑、通讯、视频等与一体。人们玩手机就是在过一种生活,手机可以满足消费者多种物质和精神需求。手机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是现代的,但它又是由中国几前年传统文化传承和延续而来的。多学一些中国传统的文化艺术,能使手机外观设计多一些中国独有的书卷气,少一些浮躁和火气。中国传统艺术具有中华民族的独特性,创造出的艺术瑰宝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让世界津津乐道,叹为观止。中国传统艺术在色彩的运用上就有很多独到之处。譬如比较喜欢用明快单纯的颜色,着力表现物象固有的本色,不太追求物体的光感,注意的是生动的韵味。喜欢用对比强烈的原色,象黑白、红白就经常可见。中国的传统颜色都是植物质和矿物质的,制作精良。用这些原色画出的壁画富丽堂皇,金壁辉映,鲜艳夺目,而且色彩经历千年而不变色。中国传统艺术善于运用多种笔法,或是重彩,或是淡彩,或是重淡兼用,创造出千姿百态、千变万化的多彩世界。传统文化艺术是源头,是活水,是根本。在手机外观色彩设计上要吸取传统艺术运用色彩的营养,借鉴它的理念和优秀技法,不仅能为创新设计提供灵感,而且还能为手机外观设计增添奇彩。透过手机富有中国语言特色的色彩,不仅能看到手机的功能用途,而且还能体味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厚重感和丰富底蕴。
手机外观的色彩要延伸内涵和外延。色彩设计在设计理念上要坚持现代的创新思维,同时要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继承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追求“物人合一”的境界,使手机色彩在整体上表现出和谐、平稳、大气、完美。手机要以小见大,表现出中国的民族的独特风格。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沃土,提高文化素质和涵养,对色彩设计会起到决定的作用。远离单纯模仿西方的路子,使手机造形设计站在一个更高的起点。手机外观色彩的设计和运用,强调色彩本身的表现力、色彩的象征性、色彩的感情和配色规律。要放入一个更大的人文环境和时代背景,不能仅从手机本身来考虑手机外观色彩的设计,手机色彩也要与时俱进。现在一些时装会,手机已成为时装不可或缺的饰件,手机为时装增添亮色,时装为手机平添异彩。现代人特别是年轻的消费者携带手机还要搭配饰件,讲究手机色彩与服装相协调,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手机色彩设计就要先行一步,根据身份特征、使用场合、生活环境的不同,将时装、皮具、首饰等的色彩风格融入手机设计,为这种时尚提供一个广阔的天地。
手机外观色彩要增加快乐和享受的符号。现在玩手机,就是玩快乐、玩享受,玩的是一种新生活。探究人的心理特征、思维特点、行动规律和美的时尚需求,使手机的色彩语言与人的心理语言能有机融合,体现出终极的人文关怀。手机色彩要满足现代人求新、求奇、求变的心理,要具有自身的特色和魅力。使色彩体现出亲和力、诱惑力,让人感到友好、亲密,体验到美好、和谐。鼓励和引导消费者放心大胆地进行人机交流,满足相当一部分消费者希望远离浮躁的社会,在手机里寻求纯洁宁静的愿望。在视觉得到赏心悦目的同时,又得到舒适、安全、方便、省力的使用享受,从而获取前所未有的快乐,得到精神生活的最大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