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学博士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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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生物学博士论文范文

生物界面是指细胞与固体材料表面接触所形成的有生物和化学活性的界面，所进行的研究是化学、生物学、材料科学与医学等交叉的前沿学科。有科学家指出，“与细胞相互作用的材料的表面化学工程是一个极具挑战且迫切的世界性难题”。细胞与人造材料之间的生物界面科学的发展将密切关系着人类的健康和持续发展，将能够显著的降低与生物技术、组织工程及细胞基诊疗相关的医学应用中的危险。

近年来中科院化学研究所王树涛教授一直从事细胞粘附生物界面化学的研究，在生物界面的构筑原理与方法、细胞与固体表面特异性识别与可控粘附取得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成果，并在恶性肿瘤诊断上的应用研究方面获得了重大突破。

出奇制胜――界面的构筑

循环肿瘤细胞作为重要的癌症标志物之一，它的识别检测近年来倍受关注，然而其在血液中极低的含量（亿分之一），因此通常用于细胞分选的流式细胞分选仪的灵敏度（万分之一）远远不能满足检测的需求。当前的领先技术是基于免疫磁珠的细胞分离技术，但是其灵敏度低，设备昂贵，费时等缺陷，仍然不能满足恶性肿瘤血液检查的需求，因此细胞检测新材料与技术的出现显得尤为迫切。

基于硅纳米线阵列

通过制备识别抗体修饰的硅纳米线阵列，以乳腺癌细胞作为靶向细胞，王树涛开发了特异性识别、粘附肿瘤细胞的三维微纳米界面。识别抗体使得硅纳米线阵列对目标癌细胞具有特异性的识别功能，同时纳米线能与细胞表面的微纳米伪足相互作用，二者具有相似的尺度，从而获得了比平面结构更强的作用力。这一工作利用微纳米尺度效应对生物界面上的细胞粘附特性进行调控，结合特异性抗体和界面纳米结构，大幅提高了界面对循环肿瘤细胞识别粘附的有效性，实现了肿瘤细胞的高灵敏的特异性捕获。后来，受生物界中免疫系统的高选择性识别粘附现象的启发，王树涛进一步提出了纳米尺寸选择和生物分子的识别协同效应，建立了结构选择和分子识别的新的生物界面识别粘附模型。

王树涛在此方面的研究是国际上第一个利用多尺度粘附可控的功能界面识别捕获肿瘤细胞的例子，选择性得到了3―4个数量级的提高。自2009年发表在Angew. Chem. Int. Ed.杂志以来，得到国内外同行的广泛关注，被Science Daily及国内多家媒体进行专题新闻报道，同时被Nanomedicine做了题为“硅芯片上的纳米柱增加了检测灵敏性”专题新闻评述，指出“该技术在癌症诊断上很有潜力，它能给医生提供患者病情的相关信息和检测治疗的效果”。王树涛因此获得了2010年世界科技奖材料类提名，这在之前中国只有两位教授获此殊荣。

基于聚合物纳米簇

自2010年回国后，与日本理研及美国加州大学的合作者合作制备了肿瘤细胞特异性抗体修饰的导电聚合物纳米簇表面代替相对硬的硅纳米线表面。研究结构表明，相对较矮的聚合物纳米簇（1―2微米）仍然取得了与较高的硅纳米线（8―10微米）相当的细胞特异性识别粘附的结果。结果发表之后，被Science Daily等以“诊断工具：负载抗体的聚合物薄膜能捕获肿瘤细胞”为题作了亮点介绍。

重磅出击――粘附的研究

血液中的痕量循环肿瘤细胞的捕获问题通过我们发展的细胞粘附界面可以解决，而如何在捕获后将痕量的肿瘤细胞无损的释放是难题的关键。通常，生物实验室用胰蛋白酶将细胞与基底间的蛋白水解，使细胞从基底上去粘附。但是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对这些痕量的肿瘤细胞造成损坏。

针对以上问题，王树涛设计了一个用核酸外切酶来完成高效快速释放的细胞粘附去粘附三维纳米生物界面。研究中选择了对癌变淋巴细胞特异性识别的核酸适配体作为细胞识别和捕获分子，将之修饰到硅纳米线阵列表面。与平的表面相比，这个界面提供了一个三维的细胞接触模式（多点接触），酶可以多点同时切断核酸适配体，细胞去粘附的过程变得更容易、更快速，且不对细胞本身产生伤害。相关结果在Adv. Mater.上发表并选为封面文章。审稿人高度评价“这一结果是非常振奋人心的，……，将引起细胞材料的相互作用领域的研究者极大的兴趣”。之后又被Wiley出版社的MaterialViews中国等新闻报道，称该研究提供了一个“高粘附易释放”的细胞检测平台。因此，王树涛也受到Science Publishers出版社邀请为纳米医学专著《Nanomedicine in Diagnostics》上撰写题为“Emerging Nanotechnology for Efficient Capture of Circulating Tumor Cells”的章节。

美妙福音――肿瘤的检测

研究表明，恶性肿瘤的死亡率与各国的国民收入成反比，低收入国家的恶性肿瘤患者死亡率一直高居不下。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癌症诊疗的费用非常高，除了药物外，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检测的费用。如何发展一个高效、便宜、简单的肿瘤细胞检测器件成为世界各国的关注热点。

鉴于以上的问题，王树涛发展了廉价、易操作的第一代基于细胞粘附界面的肿瘤细胞检测器件――将细胞特异粘附硅纳米线界面，做成尺寸规范化的检测芯片试剂盒。操作流程非常简单，不需要另外昂贵的设备，绝大多数的生物实验室或医院的检测中心都具备检测条件；这种简单的检测器件在全血中的细胞识别捕获效率在有40%左右；重要的是其细胞识别检测时间从4―6小时缩短到2小时左右。这些优点基本上可以满足发展中国家普通患者做细胞基的癌症检测和术后监测的需求。该成果已申请国际专利。因为其特异高效的细胞粘附特点，被Science Daily等称作“捕蝇纸”式肿瘤细胞检测器件。

为了进一步实现恶性肿瘤早期预警的目标，在第一代器件的基础之上，王树涛将微流控技术与硅纳米线细胞粘附界面结合，构筑了第二代肿瘤细胞检测器件，实现了高于97%的细胞识别捕获效率。该成果被选为当期的封面文章，同时被Nature Medicine做了题为“将癌症从人体循环中取出的新技术”的新闻评述。目前，这种新型芯片已开始癌症病人的临床血液检测尝试，有望为癌症早期诊疗提供参考。

第2篇：生物学博士论文范文

关键词：材料研究方法与测试技术；材料科学名人；教学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5）23-166-01

一、课程的任务及性质

《材料研究方法与测试技术》是为适应材料科学进步而开设的一门课程，是材料科学一门专业课程。其目的和任务是通过教学使学了解无机非金属常用近代测试方法的物理原理和应用范围；掌握相关仪器的结构，功能，基本操作和维护知识；理解如何结合专业知识选用测试方法，进行研究和检测材料性能，为今后从事材料专业的研究和生产奠定必要的基础。二、教学现状与问题

《材料研究方法与测试技术》教材中包含了丰富的专业知识与概念，涵盖有关材料成分、结构及组织形貌等的现代分析、测试技术、内容涉及衍射学、光谱学，电子能谱学、显微学及色谱、电化学分析和热分析等方法。为后续课程的学习及毕业论文实验提供必要的知识面和分析技术方法，而且是提高实践技能和全面综合分析能力的一个重要教学环节。通过对吉林建筑大学《材料研究方法与测试技术》课程的调查发现，大部分学生认为这门课程涉及的微观现象难以表述、仪器原理抽象，结构复杂。不少学生在课堂学习中产生厌倦感，认为是一门难学的课程，课堂教学秩序也会受到影响！

调查发现，在教学中适当地引入与理论知识相关的材料科学名人典故的授课方式，学生学习兴趣和效率相应提高，专业知识理解更加深入。

二、材料科学名人科研典故与课程结合

爱因斯坦说过“科学的不朽荣誉，在于它通过对人类心灵的作用，克服了人们在自己面前和在自然界面前的不安全感。”名人典故的引入，不仅能引起一部分学生的兴趣、深化学生的记忆，同时也是一个对于课本知识的很好的引导，可成为启动学生思维的钥匙[1]！ 尝试材料科学名人科研典故与课程结合，能很好地启发学生步入专业领域，并达到如下几点效果：

1、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材料科学的发展历史上，相关的科学名人在科研历程中，遇到过很多很有意思的事件，体现出了材料专业的趣味性！而这与学生们对于专业知识普遍反应的复杂、乏味形成鲜明对比！

2、强化对知识的记忆与理解

无论什么人，都能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表现出非凡的记忆力。为了提高记忆力，很有必要使自己对所要记忆的对象产生兴趣。很多相关的名人典故都是一些值得借鉴的成长历程，或者是值得回味的有趣事件！在这些材料科学名人典故中，很多都包涵了基本的专业知识的提出，定理的发现或者相关实验的证明！这对于强化学生对专业知识的记忆与深入理解都是非常有效的！

3、进一步培养创新意识，提高自我修养

现在科学研究发现，创造力是可以学习的。英国剑桥大学分子生物学实验室（MRC）出了大概14个诺贝尔奖得主，他们是通过互相学习来提高创造力。通过材料名人与课程相结合，不仅可以促使学生们更深入地掌握相关理论和创新思路，而且可以为学生培养材料领域创新思维能力提供更丰富、更直接的借鉴。

三、名人典故与课程学习联系举例

通过了解科学工作者的科研经历，不仅使学生更深入、生动地掌握相关理论和创新思路，而且为学生培养材料领域创新思维能力提供更丰富、更直接的借鉴！下面列举了一些学生阅读《材料研究方法与测试技术》课程中对相关名人资料的总结认识：

劳厄（Laue，1879-1960）（第一章，X射线基础础，倒易点阵）利用晶体作为天然光栅成功观察到了X射线衍射现象。从而证实了 X 射线的波动性，开辟了利用 X射线研究晶体结构的方法。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发现使人们可以通过观察衍射花纹研究晶体的微观结构，并且对生物学“化学”材料科学的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劳厄的生平事迹还启发我们，在做科研工作时要持之以恒、专心致志，注意观察和分析事物的内在规律，才能有所发现和创造！

路易・维克多・德布罗意（Louis Victor de Broglie，1892――1987） （第二章，电子光学基础）法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 1910年获巴黎索邦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913年又获理学士学位，1924年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在博士论文中首次提出了"物质波"概念。1929年度诺贝尔物理奖，成为第个以学位论文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德布罗意早年对历史研究的兴趣也许还有某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促进了德布罗意物质波假设的提出。物质波的提出使得人们对微观世界的认识统一起来了。

拉曼（1888-1970）（第四章，激光拉曼光谱）拉曼是印度人，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亚洲科学家。1928年，在研究光的散射过程中发现在光的散射现象中有一特殊效应，光的频率在散射后会发生变化。频率的变化决定于散射物质的特性，这就是拉曼效应。拉曼为第三世界的科学家作出了榜样，他大半生处于独立前的印度，竟取得了如此突出的成就，实在令人钦佩。特别是拉曼是印度国内培养的科学家，他一直立足于印度国内，发愤图强，艰苦创业，建立了有特色的科学研究中心，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四、结束语

从与科学技术和人类文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角度上说，教育教学改革也是永无止境[2]。为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我们把名人典故与课程相结合。今后，我们要进行更多有效的探索和调研，总结其中的教改效果和经验。相信通过不断地实践、不断地认识、不断地完善，我们定会对课程学习有长足的进步。

参考文献：

第3篇：生物学博士论文范文

关键词：类词缀；划归理由；组词特点

现代汉语中有许多独特的语言单位，类词缀以它独特的组词功能受到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吕叔湘、马庆株等语言学专家在论著中对“-式”、“-型”、“-化”等类词缀做了详细的论述，而对“-家”却很少提及。本文将从“-家”之所以被划归为类词缀的理由和它的组词特点来加以论述。

一、“-家” 被划归为类词缀的理由。

类词缀是区别于词根、词缀的独立的语言单位，马庆株提出了判断类词缀的三大标准：意义实在或抽象；是相对不成词语素；通常不轻声。马庆株从类词缀的语义、组词和语音上来加以辨别是很有道理的，也得到了专家学者们的认可。“-家”首先符合不轻声的语音特点，下面从它的语义虚化和组词类化作用两个方面来论述其作为类词缀的理由。

1、 意义的虚化。

意义的虚化是辨别类词缀的重要标志之一，指类词缀原来有实在语义，只是在参加组词后意义变得抽象、概括了。

“-家”在 《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义项为：

本义：家庭、家庭的住所；

引申义：1）经营某种行业的人家。如：船家、渔家、农家。

        2）具有某种身份的人。如：专家、行家、东家。

        3）掌握某种专门知识和从事某种专门活动的人。如：艺术家、音乐家、收藏家。

在“家”的引申义词条中，“-家”的语义已经由实在意义“家庭、住所”虚化为一种行业和身份的标志，如：“渔家”指以打渔为生的人家；“专家”指在某领域具有学术权威的人；音乐家指从事音乐活动并有所建树的人。

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新生科学门类越来越多，“家”的第三条引申义“掌握某种专门知识和从事某种专门活动的人”在组词时的频率越来越高、意义也越来越抽象。例如：产业学家、激光物理学家、核农学家等词汇中“-家”已经变得更加抽象和概括了。

2、 类化作用。

类化作用是类词缀区别于词根的一个重要特点。朴爱阳在《现代汉语派生词研究》中论述过类化作用是指“具有决定整个组合的语法功能的类范畴”。例如：由类词缀“-式”构成的字组都是区别性的，由“手”、“感”组成的字组都是名性的。

  “家”本身就是名词性的词汇，“-家”构词为行家、渔家、科学家等字组后，这些词汇也都是名性的。后缀“-家”决定了它所构成的字组的词性和语法功能，这是它的类化作用范畴。

二、“-家”的组词搭配特点。

后缀“-家”在组词上具有类词缀组词的共性，也有自己的一些个性特点。这主要表现为三点：后位高搭配性、组词结构模糊性和搭配范围广延性。

1、 后位高搭配性。

类词缀“-家”的组词习惯一般是作为类后缀出现，如科学家、物理学家。“-家”的附着功能较强，可以和“某领域”或“某种活动”高频率地组词。从语料库中随机抽取调查显示，含“家”字组中是“-家”类词缀组合的比率为85﹪。现今报刊杂志和互联网上不断出现新的“-家”类缀词组，如房地产学家、环评学家、世界气候学家等。类词缀“-家”具有后位高搭配性，附着功能较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新行业的出现，更多的、新的“-家”类缀词组将不断涌现。

2、 组词结构模糊性。

所谓组词结构模糊性是指由类词缀组成的字组，其复合结构类型已经十分模糊，常常很难划归为某种复合结构的基本模式，甚至有些连基本意义模式都不适用了。“-家”的组词结构这种模糊性更加明显，如专家、大家、文学家等类词字组可以看成是“定中结构”，但这些类词字组又不符合“定中结构”的鉴别模式：数量AB数量B。例如：“一名专家”并不能推演为“一名家”，“一位文学家”也不能推演为“一位家”。

3、 搭配范围的广延性。

类词缀“-家”的组词搭配较为自由，可以和单音节搭配如：大家、专家；也可与双音节搭配如：音乐家、钢琴家；还可以和三音节甚至多音节搭配如：地质学家、核物理学家、史前生物学家等。类后缀“-家”的这种组词搭配范围上的广延性是和新行业、新门类的不断衍生有很大关系，凡是在某种领域、某项活动中有所建树的人都可以由“门类（活动）＋家”加以衍生。

综上所述，“-家”组词后意义趋向于虚化，而且在字组中具有明显的类化作用，是具有研究价值的类词缀。类后缀“-家”在组词结构中具有后位高搭配性和组词结构模糊性，在组词搭配的范围上具有广延性。研究类词缀“-家”对于完善类词缀的研究体系、加快类词缀的研究进程都是很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1]马庆株：《现代汉语词缀的性质、范围和分类》，《中国语言学报》（第6期），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第4篇：生物学博士论文范文

内容摘要:在企业营销实践中,品牌具有特殊的生物属性和生态属性,也会经历从出生到衰退的进化过程。文章指出,研究品牌进化生境是从动态角度认识品牌发展,寻找品牌进化途径的关键。

关键词:品牌 进化 生境 生态因子

随着对企业生命周期研究的深入,与企业相关的品牌进化命题也日渐被理论界所重视。品牌进化是将品牌从静态研究转向动态研究的切入点,深入研究品牌进化的动态过程将对企业品牌构建、品牌发展、品牌升级具有重要作用。品牌进化的研究离不开品牌生存的大环境,只有在品牌生态的大环境中才能更清楚地研究品牌发展演进的动态,这是本文研究的立足点。

品牌进化的生态环境分析

自从1955年美国学者伯利•加德纳和西德尼•利维发表的文章隐含着把品牌作为生命体的认识,从而开创了“品牌个性理论”的启示后,凯文•莱恩•凯勒、大卫•艾克等学者的研究中都透视出对品牌生态的认识。1998年,大卫•艾克明确提出了基于单个企业品牌系统的“品牌群”概念,首次将生态学的种群概念引入品牌理论的研究中,开启了品牌生态理论的研究历程。把品牌明确视为一个生命体,始于欧洲经济学院德籍教授曼弗雷•布鲁恩,他首先提出了品牌生命周期理论,指出品牌生命周期由6个阶段组成,即品牌的创立阶段、稳固阶段、差异化阶段、模仿阶段、分化阶段以及两极分化阶段。此后,美国著名品牌专家迈克尔•穆恩等在《火炬品牌:网络时代的品牌铸造》中论述了品牌具有的生命性质。菲利普•科特勒(1997)认为,应该用产品生命周期的概念加以分析,即品牌也会像产品一样,经历一个从出生、成长、成熟到最后衰退并消失的过程。从众多营销学者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品牌具有特殊的生物属性和生态属性,也会经历从出生到衰退的进化过程。

在生物学中,环境是由各种环境因素组成的综合体,它是指某一特定生物体或生物群体以外的空间及直接、间接影响该生物体或生物群体生存的一切事物的总和,通常又称生境(habitat),特指生物个体或群体所处具体地段各种生态因子的综合。对不同的生物体来说,生态因子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有生存因子,也有主导因子,其中,主导因子是决定生物进化的关键因素。具有类生物体特征的品牌显然要生存在一定的环境中才能够得到进化发展。由此,温克勒(1999)提出了品牌生态环境的新概念,并指出品牌生态环境是一个复杂、充满活力并不断变化的有机组织的论断。品牌与生态的结合成为品牌理论发展的趋向之一,生态学将成为解决品牌复杂性问题的桥梁,成为品牌理论创新与发展的新视角。与一般生物成长环境相比,品牌进化生境与品牌的关系是复杂多样的,品牌进化生境就是各生态因子综合作用的结果,品牌生态因子的作用是综合的,每一种因子的作用有主次、轻重之别,也有直接、间接之分。同时,各种品牌生态因子的作用也具有不可替代性和互补性,在品牌进化的各个阶段,各种品牌生态因子发挥的作用强度不同,对品牌的作用也具有阶段性。

品牌进化过程由多方面的利益相关者组成,包括政府、股东、雇员、分销渠道、顾客以及营销合作者、竞争者、联盟伙伴、发展伙伴、广告商等。因此,品牌进化环境的生态因子总括起来可以作如图1所示的归类。在图1的归类中,涉及的经济、社会、地缘等环境因子,属于品牌进化的外部环境因子,一般称之为非生物环境。而企业内部环境因子较为直接地影响品牌进化的过程,是品牌发展的要素,是品牌进化的生物环境。

品牌进化的生态因子关联度分析

品牌进化生态因子分析面临的是一个由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众多因素构成的复杂而往往缺少定量数据的系统。为此,本文利用层次分析法(AHP)对品牌进化生态因子进行关联度分析以解决上述问题。分析中需要选取品牌进化的一段时间,时间的长短要视具体的情况而定,具体步骤如下:

(一)建立递阶层次结构模型

为使问题条理化、层次化,文章构造出一个有层次的结构模型(见图2)。这些层次可以分为三类:目标层―品牌竞争力;准则层―品牌评价指标;方案层―品牌影响因子。图2中的影响因子P是各具体生态因子的综合影响,可以通过确定权重来确定。

(二)构造判断矩阵

在递阶层次结构中,设上一层元素C为准则,其所支配的下一层元素P1, P2, P3, P4对于C的相对重要性即权重。由于P1, P2, P3, P4对于C的重要性无法直接定量,只能定性,那么确定权重用两两比较方法,本文用ui和uj来表示。对于准则C,元素ui和uj哪一个更重要,重要的程度如何,通常按1-9比例标度对重要性程度赋值。对于准则C,通过n个元素之间相对重要性的比较得到一个两两比较判断矩阵:

A=(aij)nxn

其中aij就是元素ui和uj相对于C的重要性的比例标度。判断矩阵A具有下列性质:aij>0,aji=1/aij,aii=1

(三)单一准则下元素相对权重的计算

上文得到的是一组元素对其上一层中某元素的权重向量。然而,最终要得到的是各元素即品牌进化生态因子P 对于目标层C的排序权重,从而进行重要性排序。

(四)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

在计算单准则下权重向量时,还必须进行一致性检验。在判断矩阵的构造中,并不要求判断具有传递性和一致性,即不要求aij•ajk=aik严格成立,这由客观事物的复杂性与人的认识的多样性所决定。但要求判断矩阵满足大体上的一致性是应该的。如果出现“甲比乙极端重要,乙比丙极端重要,而丙又比甲极端重要”的判断,则显然是违反常识的,一个混乱的经不起推敲的判断矩阵有可能导致决策上的失误。而且上述各种计算排序权重向量(即相对权重向量)的方法,在判断矩阵过于偏离一致性时,其可靠程度也就值得怀疑了,因此要对判断矩阵的一致性进行检验。

通过AHP法,最终要确定品牌进化生态主导因子、生存因子与一般因子,以确认品牌进化过程中各种环境因素对品牌的影响程度和关联程度。

基于生态因子影响的品牌进化途径分析

在生物学中,生物首先受到生态因子最低量的影响。当某一生态因子缺乏或不足时,可以成为影响生物生长发育的不利因素,但若该因子过量,同样可以成为限制因子,这就是利比希法则和限制因子法则。基于最低量法则和限制因子法则,美国生态学家Shelford于1913年指出,一种生物能够生长与繁殖,要依赖综合环境中全部因子,其中一种因子在数量或质量上的不足或过多,超过了生物的耐受限度,该种生物就会衰退或不能生存,这就是耐受性法则。每种生物对每一生态因子都有一定的耐受限度,但任何一种生物对生态因子的耐受限度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在进化过程中,生物的耐受限度和适宜生存范围都可能发生变化,可能扩大,也可能受到其他生物的竞争而被取代或移动位置。具有类生物特征的品牌在进化过程中同样受到各种生态因子的影响,不同地域市场的差异,消费者的差异,经济、文化、法律制度的差异,致使品牌对生态因子有一定的耐受限度,从而形成了对生态因子的适应。

在生态系统中,物种由于所处的生态位不同,为适应生态因子,所采取的适应方式是不同的,这就形成了进化的三种途径:竞争、协同进化与共存。对品牌生态系统来说,为适应不同的生态因子,品牌进化的途径包括品牌竞争、品牌协同进化和品牌共生。

(一)品牌竞争

品牌生态系统中最通常的表现形式就是竞争。为争夺有限的市场资源和生存空间,品牌持有者与价值链上下游企业形成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竞争关系。显然依赖于同一有限资源的不同品牌群之间的竞争往往很激烈,这样必然导致两个结果:一是竞争中的强者取代弱者,后者被排挤(在生态系统中消失)。品牌扩张是企业通过品牌的渗透、空间扩张战略等以扩大品牌的分布区域,这是品牌成长期的主要行为特征,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占据生存空间,得到消费者认知,提高品牌知名度。品牌延伸即品牌繁殖,是指品牌利用现有优势,生产与原品牌不同类别的产品,或发展关联的亚品牌等,丰富品牌种类,延长品牌寿命。各类品牌延伸行为的复杂程度差异很大,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是品牌繁殖期的主要行为特征。二是竞争的各方或某一方发生进化改变,即在资源利用方式上更特化,适应的范围更窄但更有效,降低竞争强度,实现不同品牌在同一生态系统中的共存。

(二)品牌协同进化

在品牌生态系统中,品牌外部环境生态因子与内部环境生态因子相互作用是品牌进化的重要制约因素。在品牌生态系统中,孤立的品牌进化不存在,需要在多种生态因子共同作用下协同进化,其结果是一定的品牌组合共同占有和利用同一生境中物质资源、空间和品牌生态系统相对稳定的结构与状态。品牌协同进化最通常的例子是品牌联盟。协同进化是一种群落进化的类型,企业集群通过协同进化、专业化生产和营销发展出多个品牌群,促进整个产业的发展。

(三)品牌共生

在现代生物学中,共生一般被定义为一种相互性的活体营养性联系。在生态系统中,各个物种在生态因子的影响下,最终总会找到生存和发展的平衡点,这就是品牌共生的平衡点。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来自经济的、社会的、地域和企业内部的各种生态因子造就了复杂、动态的生态环境,各种大大小小的品牌共同生存,形成了动态的品牌共生系统。在生物界中,共生新能量转化为共生植物或动物生存能力和繁殖能力的提高;在品牌生态系统中,共生能量表现为资金、技术、知识等在各品牌之间的分配。一般说来,品牌间的共生关系不会一直持续下去,以下原因会导致品牌共生状态的解体:品牌均衡态势被打破;品牌成员采取敌对的营销目标,使关系不相容;某品牌成员原有的竞争优势消失等。一般来说,在竞争水平相对较低的区域,品牌共生状态保持比较久,而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品牌竞争较为激烈,品牌共生状态较为短暂。品牌共生状态是产业内各品牌为争夺市场份额而斗争,在一定阶段达到相对均衡状态。在这一均衡状态下,各品牌或采取差异化策略,针对不同需求提供差异化产品以获取高端市场;或采取成本领先策略占领低端大众市场;或采取利基策略针对特定需求市场提品。均衡状态下任何品牌想要打破这一均衡获取更多市场份额,都需要付出惨重代价,在投入产出上陷入陷阱。于是在各方利益权衡下,各品牌在这一均衡状态下理性竞争。

现代生物学给出了三个衡量适应的标准:生存、繁殖或基因延续、生物对环境利用的效率。品牌进化过程中,为了能够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生存下来,必须加大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提高品牌的繁殖力和市场影响力。同时,积极利用政府产业政策、经济政策和各种地域文化资源,这样才能提高品牌的适应能力,促进品牌进化。

参考文献:

1.林育真主编.生态学[M].科学出版社,2005

第5篇：生物学博士论文范文

1.1国家统筹计划

法国医学教育具有很强的计划性，这个计划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由卫生部根据当年全国对医生的需要，决定全国医学院的招生数量，即能够通过PAES学年的考试进入P2的医学生数量。这一计划保证了通过数年艰苦学习的医学生成为医生以后，能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有保障的收入；同时也决定了医学教育是一个淘汰率很高、竞争很激烈的学科。第二，根据DCEM4的医学生人数和全国各地区对不同专科医生的需求情况，制定当年进入TCEM的不同专科人数。这一计划使得各地区各专科的执业医生人数相对平衡；且医学生想要选到心仪的专科就必须要考到好的名次，保证了医学教育的高竞争力。

1.2重视临床实践

通过本文对法国医学教育的介绍，不难看出在法国医学教育中，临床实践所占的比重非常大。从P2学年前的4周护理实习开始，P2、D1学年有1周1~2次的床边教学及暑期的2个月实习，D2、D3、D4学年的每天早上都在医院实习，直至最后TCEM阶段的全日制医院工作。所以法国的医学生接触临床时间非常早，且直接接触临床的时间随着年级增加不断增长。这种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紧密结合的方式，使得学生能够将理论知识直接运用到临床实践中，提高了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效率，有利于培养医学思维模式，增进临床技能的掌握。

1.3理论课程综合性强

在法国的3阶段医学教育设置中，第一阶段以理论授课为主，第二阶段中理论课程与临床实践相结合。观察这两个阶段的理论课程表不难发现，所有的核心课程都是综合性的课程，以第一阶段的课程单元（UE）、第二阶段的跨学科单元和系统课程的方式表现出来。在P2和D1这两个学年中，课程单元作为核心课程在4个学期中教授了人体解剖学、组织学与胚胎学、生理学和诊断学，并根据人体解剖结构将这4个学科的内容整合在一起，分别以胸部、腹部、头颈部和四肢的形式进行讲授。在D2至D4的3个学年中，核心课程包括跨学科单元和系统课程这两种。这种综合课程的呈现方式更形象易懂，方便学生集中理解记忆，并提高学习效率。但是这种课程方式对授课教师要求比较高，需要4个学科的教师密切配合，进行集体备课，并且将相关内容融会贯通。

1.4医学生的学习自主性高

法国的高等教育都是由国家制定教学大纲，但是没有专门教材，医学教育也不例外。医学生上课的时候必须认真听讲，详细记录笔记，以供课后复习。授课教师一般会根据自己的授课内容，给出自编讲义或大纲，附上参考书目，由学生课后自行查阅。由于理论授课时间有限，很多内容只进行提纲挈领的介绍，学生在课后自己钻研参考书是十分必要的。教师通常会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完成相关课程论文的撰写，在写论文的过程中往往需要参考大量医学书籍。此外拓展课程中的医学论文分析、还有医院定期举行的病例讨论，都可以培养医学生的自学能力，要求他们能够独立理解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作为医生，即使从学校毕业后也必须要不断学习更新知识，因此法国的医学教育过程中，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学习自主性，为执业后的终生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5重视全科医生的培养

为了最大限度地提供方便、经济、有效、全面的医疗服务，并避免过度医疗，法国非常注重全科医生的培养，并立法规定全科医学教育是医学教育的基本任务之一。每年通过国家执业医师考试的医学生中，有一半以上进入第三阶段的全科医学教育中。以2011年国家提供的7692个执业医师职位为例，其中的3930个职位是留给全科医生的，其他的10个专科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等共3762个职位。在全科医学的第三阶段教育中，医学生被要求在教学医院的各专科进行轮转以掌握各系统疾病包括疑难杂症的诊断和治疗，此外还必须到家庭医生诊所进行6个月的学习。选择了全科医学的学生在完成第三阶段的学习后会成为全科医生即家庭医生，可以自己开办诊所或与他人合办诊所。家庭医生是医疗服务中相对基础的一部分，直接面对普通患者并提供卫生保健服务，并将需要专科治疗的病人分诊到不同专科进行后续医疗服务。

1.6不断改革中的法国医学教育

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生命科学的研究发展和医疗手段的不断进步，法国的医学教育也在与时俱进，教育体制包括考核方式都在不断进行改革。近期的重要改革分别出现在2004年和2011年。在2004年以前，选择全科医学的医学生在第二阶段即DCEM4学年后，不用参加考试，直接成为住院医生，经过2年半的TCEM阶段培训后进行医学博士论文答辩，答辩通过即可成为全科医生。自2004年起，所有医学生都必须参加全国执业医师考试，考试后再根据自己的意愿和考试排名决定是否选择全科专业；且全科专业的TCEM阶段延长到了3年；此举是为了促进全科医学的发展，提高家庭医生的职业素养。2010年的医学教育改革设置了“健康教育第一年（PAES）”，这个改革合并了临床医学、药学、口腔医学和助产科学的第一年基础教育，使得医学生的基础课程又增加了药学等相关专业的知识。通过以上的两个实例不难看出，法国的医学教育改革从来都不是一步到位的剧烈变更，而是比较频繁的小的改版，相对灵活且易于适应不断变化的医疗环境。

2对我国医学教育制度的思考和启示

在对于医学生的选择上，法国与我国类似，高中毕业生可以直接进入医学院校。因此相比美国等国家的仅仅允许大学毕业生（具有学士学位）进入医学院学习的制度来讲，更适合作为参考对象。了解法国医学教育制度后，结合我国医学教育的现状，会产生一些思考和启示。我国的医学教育制度一直延续建国以来制定的模式，没有经历过大型的变革，虽然比较贴近我国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特点，但是在某些层面确实与现代的医疗环境不相适应。如果能从法国的医学教育制度中吸取一些经验、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作用应该会比较可观。

2.1医学课程改革

法国的高等教育一贯很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终生学习的能力，医学教育也不例外。其中的核心课程以课程单元和跨学科课程的形态为主，具有很强的学科综合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没有科书，所以一门核心课程的学习需要查阅不同的理论书籍，并综合阅读才能全面掌握。此外，在拓展课程当中的医学文献分析等科目的设置，一方面培养了医学生阅读和写作医学论文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训练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在我国，为了更好地适应目前的社会经济形式和临床医疗的现状，目前许多医学院校正在进行不同规模的课程改革，其中以PBL（Problem-BasedLearning）教学为主流思想。PBL教学的形式是将一个复杂、有意义的问题交给学生，以小组讨论的形式让学生通过自主探讨和合作来解决问题，从而学习和掌握隐含于问题背后的医学知识。这种形式以学生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让学生早期接触临床，主动进行知识整合并鼓励批判性思维。以江汉大学医学院为例，经过这样的课程改革后，PBL内容占到学生总课时数的20%左右。虽然这样的课程设置方式还在试验探索阶段，但是从短期效果来看，已经很好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了学习效率。

2.2医学教育模式改革

法国医学教育中注重临床实践的理念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以我国目前比较主流的5年制医学教育为例，前两年半学生在基础医学院进行理论学习，除了某些条件比较理想的学校设有临床模拟实验室可以进行模拟实践以外，大多数的时间学生没有任何机会接触到医疗实践。在后两年半中，医学生有1年的时间学习临床理论课程，1年的时间进行临床实习。所以在5年的学习过程中，中国医学生仅有1年时间来真正接触临床。反观法国医学的教育模式，在第五年（DCEM3）结束时的医学生已经经历了一次护理实习、一次两个月的暑期实习和连续两年的半日制实习（包括值班），对于临床医疗环境有了一定的了解；且他们作为医学生的临床培训还远没有结束。而且这种理论教学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更加直观、容易引发学生的兴趣，也更有效率。如果能够借鉴这样的教学模式，应该可以增强我国的临床医学教育效率，提高毕业生的专业素养。

2.3住院医生培训制度改革

第6篇：生物学博士论文范文

综上所述，作为我国宏观经济的微观主体，民族企业的发展壮大既是一个关系到企业兴衰成败的紧迫实际问题，又是一个关系到国家经济良性运行和发展，需要学术界认真分析和严肃回答的重大理论课题。在研究这一课题之前，我们首先应该对民族企业和跨国公司之间竞争的研究做一下回顾。

一、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1． 从跨国公司的角度研究市场进入和竞争策略。西方学者一般用跨国投资理论来分析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动机。其中比较著名的主要有：1960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斯蒂芬·海默在其博士论文《民族厂商的国际化经营：一项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提出跨国公司是市场不完全性的产物，他以市场的不完全性作为理论前提，将产业组织理论中的垄断原理用于对跨国公司行为的分析，形成了垄断优势理论。美国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弗农则在1968年他的论文《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中提出了独具特色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邓宁在综合以往的理论基础上提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解决了以往理论的片面性，更系统地阐述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动因和条件，在西方国际投资理论界影响很大，被称为“通论”。但折衷理论只适宜于解释规模大的跨国企业，而不适宜于解释中小跨国投资企业。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小岛清（Kiyoshi Kojima）根据日本对外投资的特点，创立了“小岛清模式”，是一种从企业比较优势的动态变迁角度来解释日本企业国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阐述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

2． 国内文献回顾。随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全球化进程，对于中国市场环境、中国企业以及在华跨国公司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到更多关注，包括各种实证研究，例如对管制条件下的环境及其对战略形成的影响，转型经济国家的市场环境特点，文化比较以及跨文化管理以及许多特殊的环境因素都有探讨。

上述文献主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民族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没能就特定市场环境对产业中企业之间竞争的影响进行详细阐述。脱离中国的特定背景和环境来谈企业竞争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本文在分析民族企业与跨国公司竞争之前先引入了一个前提的分析——即中国民族企业跨国公司竞争的不对称性。本文接下来的内容都是在这一前提下展开的。在分析民族企业跨国公司竞争之前我们首先对这种不对称竞争进行定义和描述。

二、 中国市场竞争的不对称性

中国民族企业在本土面临着与世界级企业的竞争，中国民族企业也采取种种措施提升竞争能力，求得生存与发展，展开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也就是说，中国企业要在同世界级企业博弈中培育能力、持续成长。这一过程自然离不开中国这一大的背景，民族企业在与跨国公司进行竞争时所面对的内外部条件是不一致的，也就引出了不对称竞争的概念。不对称竞争是源于生物学的概念，是指在两个物种之间竞争时，如果一方的繁衍速度和能力远远超过另一方，这样，这一个物种就会很快占领另一物种的生存空间，直至将其淘汰。这种竞争过程就叫不对称竞争。将这一概念引入到企业竞争领域，我们就可以将不对称竞争定义为：当企业在竞争过程中，参与竞争的企业在竞争的某一方面或几方面实力相差悬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将这种竞争成为不对称竞争。然后我们将这一概念引入到民族企业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中来，我们会发现民族企业和跨国公司面对着大量的不对称竞争状态，具体说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生产成本的不对称。

第一方面是劳动力成本（包括自然资源）的不对称。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劳动力数量也是世界第一位，随着人口总量不断增长，劳动参与率提高、劳动力总量呈逐步上升趋势。比较优势理论指出，尽管一国在所有产品上劳动生产率都比较低，但仍可以通过生产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而获利。资源禀赋理论进一步认为，由于各国所拥有的资源是不同的，各国生产相对密集地使用其较充裕的生产要素的产品时具有比较优势，可以获得比较利益。按照上述理论，虽然在许多行业，国内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不高，但仍应该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或劳动密集环节上积极地利用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这是任何国家的企业都无法与之相比的优势。

另一方面是规模经济导致的生产成本（包括运营成本）不对称。借助全球化链条，跨国公司能进一步营造类似于他们本土的商业环境，他们在商业价值链上互为客户，并通过重新整合供应商与销售渠道的纵向联系直接获取低成本优势。而国内的民族企业由于相对规模较小，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较弱，因此在这方面会造成生产成本较高。此外，跨国公司可以获得有保证的质量高而且成本低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其他投入以及低成本融资。在生产过程中，采用先进的高效率的生产工艺技术与机器设备，从而大大降低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

转贴于

2． 技术水平的不对称。这不仅体现在外资企业拥有先进的并在法律上享有垄断特权的技术，当地民族企业无法与之相比；而且，还体现在这两类企业的动态技术来源上，发展中国家民族企业在缩小与外资企业之间巨大的技术差距方面也存在着极大的劣势，因为外资企业不但具备较强的研究与开发功能，而且还可以从其所属总公司的研究开发基地获取先进技术，而发展中国家民族企业大都不具备研究与开发能力，并且在技术引进中还可能受到差别性对待。

3． 中国市场结构的不对称。波特认为：不管任何公司，其为服务于某一细分市场设计的价值链对另一细分市场来说，不可能是最优的，如果再同时为两个细分市场服务则会损害其服务于其中任一市场的能力，从而产生折衷成本。跨国公司不可能覆盖整体市场的方方面面，即使全面涉及，也不可能绝对占优。

一般情况下，企业的投资、生产、营销主要是根据对目标市场需求情况的理解和分析作出的。这种以目标市场需求为基本出发点而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组织形式、营销经验是否有利于建立起竞争优势，主要取决于企业的目标市场需求状况的分析。中国由于幅员辽阔、文化差异大、收入水平不均等情况形成了独特的市场结构。因为不同区域的消费者的规模、购买力不尽相同，消费者偏好也不相同，企业应该设计适合不同区域的营销策略。

4． 品牌优势的不对称。大量成功企业的经验表明，企业的核心能力往往要通过品牌优势来形成核心竞争力。综观全球500强的发展历程和现状，人们不难看出，品牌效应为500强企业的迅速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500强企业规模和效益的提高有进一步提升了其品牌的知名度，提升了企业的无形资产，增强了企业的整体竞争优势。品牌产品和服务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资本，是比金融资本、产业资本、技术资本更为重要的核心资本。

中国企业由于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时间不长，起步较晚，对品牌的培育重视不够，品牌效应不明显，品牌知名度不高，与西方企业相比差距很大，与全球500强的品牌影响力相比相差很远，中国企业实施品牌战略已成为当务之急。

5． 地缘优势的不对称。国内民族企业与国外跨国公司企业相比在了解国内市场上占有许多天然的优势，如地理位置上的毗邻、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传统和习惯。跨国公司即使在中国设有分支机构或工厂，甚至雇佣了很多国内的管理人员，但由于最高管理层和决策层都来自国外，很难完全、深入地了解国内市场。

与跨国公司相比，民族企业尽占地利、人和之优势，民族企业的亲和力与人脉关系是跨国公司所远远不能企及的。中国市场的渠道结构十分复杂，虽然这几年跨国公司发展很快，但在中国很多地方，传统的市场、区域强势的经销力量还是广泛存在，从而与跨国公司形成不对称的格局。

6． 政府作用的不对称。民族企业的成长离不开政府政策的作用。原因在于：第一，不能将国内企业间竞争等同于国际竞争，不能忽略民族企业与跨国公司竞争的特殊性；第二，不能忽视我国民族企业与跨国公司在竞争力方面存大巨大差距的事实，在不同条件下按照相同的游戏规则竞争，这种竞争是一种形式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的竞争；其三，“以市场换技术”，并非意味着要让出巨大的市场份额，技术是稀缺的，然而，市场更稀缺，所以，只有当我国出让市场份额的边际成本小于技术边际收益时，才是有意义的。同时，国际经验已将掌握外国先进技术只有对外资大量出让市场这一命题证伪：日本、韩国等在没有出让大量国内市场份额的情况下就拥有并超过了外国先进技术，而许多发展中国如墨西哥、巴西等在不断失去国内市场份额的情况下并没有掌握外国先进技术。

我们认为保护民族工业与利用外资并不存在矛盾，而是要找到两者的均衡点。显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是一个动态、模糊的过程。

参考文献：

1．Jonathan M Levine，Mark Rees．Coexistence and relative abundance in annual plant assemblages：The role of competition and colonization. The American Naturalist. Chicago：Oct 2002，160（4）：45．

2．戴金平．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竞争力．国际经济合作，2003，（5）：41-43．

第7篇：生物学博士论文范文

关键词：经济人；企业人；软要素；嵌入性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11)04-0066-05

收稿日期：2011-05-11

基金项目：山东省软科学计划项目“服务业集群生命周期与公共政策选择：以山东为例”（2010RKGB1104）

作者简介：商海岩（1971-），男，山东平邑人，山东财政学院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现代企业理论；孙国栋（1977-），男，山东济南人，山东财政学院经济学院教师，山东财政学院MPA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政府管理。一、 序言

自从科斯的企业理论开创以来，企业内部各种非物质因素，如“社会资本”、“学习能力”、“制度”“观念”等被开发出来，比如，企业能力理论更加重视企业的学习能力，并且逐步将这种学习能力作为一种不可模仿的企业特质，成为企业长期竞争力的重要表现。企业生命周期理论把企业看作是一个生命的有机体，认为企业从其创业到衰退的整个过程中，有着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一个企业的内部制度、企业文化与外部环境的和谐是企业生存的关键。这些都显示了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企业中的一些“软要素”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这些“软要素”与资本、土地等不同，它与企业内部的人紧密结合在一起，显示出一种网络化、嵌入性、综合性的特征，研究这些“软要素”必须搭建一个合适的平台。为此，我们提出“企业人”这一假设，将它作为研究企业“软要素”的重要平台，并梳理这一模型的思路。

二、 经济学微观基础假设的演进思路

1.“经济人”假设

孟德维尔很早就在《蜜蜂的预言》中提出了关于“经济人”概念，他认为经济人的特点就是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己利益，最终可以造成社会的繁荣。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将这种思想通过优美的经济学理论做出了说明，那就是社会的福利由每个追求自己利益的人所创造，社会是一个完美的有机体。

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在希克斯等一大批经济学家的努力下，偏好理论摆脱了传统的基数效用论，相对完善的偏好理论为揭示“经济人”的行为进一步打开了理论之门。通过一系列完整的偏好假定，“经济人”追求最优化的理可以通过数学方式描述出来，为微观经济学上个世纪后期在各方面的开花结果创造了条件。可以说，“经济人”假设为经济学从政治学科的附属品到相对完善的经济学科发展直至“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产生功不可没。

2.对“经济人”假设的批评

哈耶克曾经说过：“尽管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与生物学相类似，但它却与绝大多数其他的自然科学学科不同，因为社会科学必须处理的乃是那些在本质上极为复杂的结构。”［1］也就是说，“经济人”假设所遇到的问题恰恰在于以它为基础的分析陷入了抽象的科学主义，这样就忽视了经济学微观主体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社会性质，人是能动的，人能够在实践中不断学习，人的学习能力是不容被忽视的。

另外，斯密批判的吸收重农学派的时候，将价值的创造源泉定位于劳动、资本等这些“硬要素”，由于这些要素之间关联性不强等特征，“经济人”假设一直强调个人本位主义，忽视了微观经济主体在社会领域的“嵌入性”，同时也抹杀了“软要素”进入生产函数的可能性。这种强调个人本位主义的处理也给斯密本人也带了“斯密问题”，难以自圆其说。

正如格兰诺维所指出的［2］，“经济活动是嵌入到社会活动之中的”，“经济人”在追求社会活动中恰恰忽视了社会因素的制约，不可能达到理性的最大化。事实上很多经济学家都曾对此作出批评，如莱本斯坦从非理性倾向方面对经济人做出了批评，凡勃伦则从人的社会性炫耀这一消费特点方面，批判了“经济人”过度重视个人本位主义所导致的解释力问题。

经济学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发展突破了传统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一些社会发展所导致的如“企业网络”、“组织能力”“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已经逐渐为经济学家所重视，然而“经济人”假设只要没有摒弃古典经济学重视“硬要素”等传统，继续沉迷于个人本位主义的解释方法，很难对“企业网络”、“组织能力”等一列的“软要素”进行合理的解释，从而阻碍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

第4期商海岩，孙国栋：基于“企业人”假设的 “软要素”研究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11年3.一些新的微观基础假设的探讨

首先是“契约人”假设。在威廉姆森的“有限理性、机会主义、资产专用性” ［3］三大假设之下，“契约人”假设堪称为新古典范式的“企业人”的标准模式。企业是一系列合约的集合，契约人是这个合约的主体，无论是合约规定的索取权还是合约没有规定的剩余索取权之间，契约人通过不断的试错、谈判、交互作用，维持着有序的社会有机体。人作为追求目的的动物，严格遵守者人类有社会以来形成的各种契约，因为各种维护秩序的契约约束，“契约人”在制度的框架下不断探索符合自己利益的合法的行为。

但是哈特等的“企业就是由它所拥有或控制的资产(比如机器，存货)所组成”［4］之说，最终验证“契约人”依然遵循当初科斯的古板，企业理论的研究严格地被规定在新古典研究领域之内，资本、劳动、土地依然是统治权的根本，一切不可描述的、不可测量的，依然不是经济学研究的对象。

其次如“单位人”假设。长期合约一直是企业理论所关注的重要方面，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可以看做是一种默认的长期合约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单位无疑成为一种人们生存主要的空间，单位空间与长期合约的非流动性以及官僚体制，形成了关于“单位人”这样的假设。

由于计划经济的特点是国家通过单位向个人分配资源，因此造成了“单位人”对单位的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方面全面的依附关系，尽管标准的“单位人”假设在经济学领域一直没有形成，但是“单位人”的特征却被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关的一些学科揭示：那就是一般具有依附性、封闭性、个人缺乏动力机制等等。

“单位人”已经关注到长期合约所形成的一些弊端，这些弊端是由于行政替代市场所造成的，然而由于缺乏标准的经济学分析，“单位人”对于制度、文化等“软要素”约束的机制缺乏深入地分析，仅仅片面地强调这些“软要素”带来的不利方面，而对于这些“软要素”对人的激励方面却认识不到位。最重要的是，“单位人”只是我国制度建设相对不太完善的产物，是一个短期的现象，不具有普遍的研究意义。

此外，还有如“人本人”［5］假说、“社会人”假设［6］、“知识人”假设［7］等，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批判“经济人”的理想化，忽视社会性等方面。

4.“企业人”假设

当我们打破新古典的同质性假设，将要素回归到古典经济学里将创造人类福利作为经济学的本性这一主题，来审视企业内的各种要素时，我们发现，不断的发掘劳动的潜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主要源泉。为了发掘这种潜力，一开始人们重视“硬要素”带给人们的迂回生产的好处，当经济发展到对物质资本的依赖越来越不重要的时候，“软要素”将是发掘人类劳动潜力的重要方面。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于“社会资本”、“文化”、“制度”甚至是“心智结构”方面的因素研究越来越多，基于能力的企业理论更是突出了“默会知识”、“学习能力”的作用，并认为是在企业不可复制的能力的主要源泉。随着对这些“软要素”研究的增多，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建立一个更适合经济学发展的平台，解释新的经济现象。

企业里的劳动实际上是被长期合约严格限制在企业范畴之内的异质性的劳动，这种劳动一方面不能离开“硬要素”，如资本、土地等方面，另一方面，由于是人的活动，人与人之间更多是一种社会关系，现实中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并不都是价格机制，还有各种隐性与显性制度、道德规范以及文化，这些多数是价格机制所没有办法衡量的，或者受到时间、空间影响的，或者具有很大的外在性的东西。人与人之间如同网络的存在使得这些软要素在发掘人类潜力、配置人类的精力资源方面一样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是在“企业人”界定方面，目前的理论并不统一。一是范畴不同，二是理论侧重点不同。

从范畴上看，一般的理论都将“企业人”作为企业内部的人的总称，并且与企业理论结合起来研究。如赵旭亮、孙建中［8］认为：企业交易契约理论和企业能力知识理论都因其内在的局限性而难以进一步深入下去，走出这一理论困境的前提是必须找到能够整合各种企业理论的理论枢纽。企业人范畴及企业人理论假说，可以成为深化企业理论研究的理论枢纽。从而提出：“企业人是一切契约联合体的每一位当事人，也是企业生产性合作组织的每一位成员，它包括企业家、管理者与每一位员工”。 康丽琴［9］从人的个性偏好出发指出所谓企业人，是指企业作为一系列契约联合体中的每一位当事人，企业人既包括投资者、企业家和经营管理者,又包括企业一般员工。

另一个方面则是认为主要是指的企业内部员工，并侧重于企业文化方面的研究。如潘晨光［10］认为日本企业人的再生产深受其历史传统文化的影响，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劳资关系、内部培训、分层参与、企业内部福利、内部竞争制度等不同方面，都体现出日本企业人以企业为家的特点。

本文认为“企业人”假设是对企业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是基于“软要素“与”硬要素“结合方面对企业内部劳动配置的研究，它的研究前提是长期合约下的要素非流动性。

三、 “企业人”的模型构建

员工的行为价值可以区分为可测度部分和不可测度部分，可以测度的部分可以由激励问题解决，而不可以测度部分则没有办法通过制度问题解决，必须从文化方面去激发员工潜力。Rafeal Rob和 Peter Zemsky［11］设计了一个动态委托模型用以分析员工激励与团队合作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指出了企业文化对长期利润起着正相关的作用。Akerlof和 Kranton［12］认为企业文化具有资本性，Holmstrom［13］则设计了企业团队产出的剩余模型，阐述了企业文化对团队成员效用函数的影响，从而影响到团队成员的努力程度。这些模型的共同点是注意到了文化作为重要的“软要素”，它对于员工效用的影响，并提出了文化作为一个共同要素对于个人努力的影响。由于“软要素”是一个新的提法，所以以上这些关于企业文化的模型对我们构建“企业人”模型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关于企业文化的模型，我们构建“企业人”的效用函数，规定“企业人”的收益来源于“硬要素”和“软要素”的租金，成本为付出的“软要素”的维护成本C。

作为“企业人”，一方面潜力受到硬要素的影响，传统的如资本、土地等，为了研究方便，我们假定硬要素为K。另一方面，企业人还受到“软要素”的影响，为了研究方便，我们假定“软要素”数量为Z。

构建模型：U=rk*+θN∑Ni=1Zi-CZ2i2

其中r是“硬要素”的租金，根据经济学的原理，“硬要素”对于劳动的使用带来更多的利益（比如机器的使用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利益的多少取决于与劳动的配置，由于这些不是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所以根据理性最大化原理，我们假定K已经达到了最优的k*。这样，企业人的效用取决于“软要素”带来的收益。

θ为企业人之间沟通的系数，介于0与1之间。C是维护“软要素”所需要的成本，对于员工来说，“硬要素”是由股东提供的，所以使用不用付出成本，但是“软要素”需要自己付出成本，整个“企业人”的效用由“硬要素”和“软要素”带来的收益扣除维护“软要素”的成本构成，下面对这个模型进行分析。

命题一：当人们充分信任和交流的时候，“软要素”的需求随着N的扩大而减少。

我们命θ=1，求最优Z的持有量。

U=rk*+1N∑Ni=1Zi-CZ2i2 ， UZi=1N-CZi=0 ， Zi=1NC

这说明当θ等于1的时候，“软要素”成为一种完全的公共品，人们不会持有太多的公共品，比如“社会关系”这种“软要素”资源共用的时候，一个人并不需要太多的关系资源，共用别人的就可以了，当然，这不可避免导致搭便车的现象。

命题二：企业内的“软要素”为同质性时，设个人拥有的“软要素”相同，都为Zi，当N增大时，有：

U=rk*+1N∑Ni=1Zi-CZ2i2 ， U=rk*+θN∑Ni=1Zi-CZ2i2=rk*+θZi-CZ2i2

UZi=θ-CZi=0 ， Zi=θC

可以看出，每个人都会平均地持有“软要素”，持有“软要素”的数量只和维护“软要素”的成本有关，有效的建立“企业人”的交流平台将会增加“软要素”。

命题三：团队是否有效率取决于θ与“软要素”边际成本的大小。

团队收益为NU，为了分析方便，假定个人持有的软要素依然相等，个人效用函数加总为团队效用：

NU=Nrk*+θ∑ni=1Zi-CNZ2i2 ， NU=Nrk*+NZiθ-CZi2 ， NUZi=N(θ-CZi)

可以看出，企业团队的效用主要取决于θ和“软要素”边际成本的大小，只要θ大于团队边际成本，就可以实现整个团队的正效用，否则，企业团队将只有负效用，个人收益的增多不能保证整个团队有激励去维护“软要素”。

所以，“软要素”的收益非常重要，比如在今天，如果“集体学习要素”的收益比较高，大家将会有激励去维护这种要素。

但是，如果θ不是足够的大，或者说只要小于1，企业团队就会有剩余的损失。

命题四、考虑到额外收益，“软要素”具有一定的资本性。

如果前期的“软要素”沉淀，形成一种资本，这种资本会通过激励、规范以及形成某种“传统”给后面的人带来额外的收益，从而使得后来者更有激励去维护“软要素”。

假设一个两期模型，在T期沉淀的“软要素”在T+1期会带来收益RZi,

则在T+1期有效用：U=rk*+θ+RN∑Ni=1Zi-CZ2i2

这样，使得θ+R大于CZi的可能性更加大，后来者会受到激励，尽力去维护“软要素”，这样，企业团队合作的剩余也将会更大，这显示了“软要素”的资本性。

四、 模型的进一步思考

1.惩罚机制

在企业人的模型假设中，可以看出，惩罚是网络化的，这反应出“软要素”与“硬要素”的区别：

“硬要素”是可以细分的，因此耗损的过程充分显示出时间性。而“软要素”的耗损呈现出系统性，也就是与时间无关，而与系统本身的特性有关。系统本身有一定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的前提是不能超过某个“阈”，这就是系统的“承受阈”。当“软要素”超过这个“承受阈”时，旧的系统平衡将崩溃，带来新的平衡，反映现实中就是人们对网络中的某个事情，某个人的重新评价，引发“道德体系”“制度”等方面的调整，反映在个人上就是要重新树立网络中的“嵌入位置”。

模型中则是局限于某个阈之内，超过会趋向于0，使得“企业人”重新构建或者一无所有。

2.市场势力的构建

由于模型中已经推导出，“软要素”具有一定的资本性，而且难以复制，“企业人”一旦获得“软要素”就等于获得了某种垄断资源，这使得拥有“软要素”的人比拥有“硬要素”更加具有市场势力，在网络中的嵌入性使得其他人要想取代“软要素”拥有者需要更大的网络化成本。

五、 结论

本文探讨了构建一种“软要素”平台的可能性，在反思“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了“企业人”这种假设，并构建模型说明以“企业人”为平台的“软要素”的特征。关于“软要素”的研究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区域，进一步探讨如何构建“软要素”平台，以及如何在更加复杂的环境下构建经济模型，将来一定是经济学研究者不得不面对的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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