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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最“有情”,却又最最“无情”。对符合他们心声的演出或他们最最喜爱的角色,他们可以如痴如狂,甚至奔走相告。而对他们不感兴趣或不认可的表演,不但寡目无情,甚至“抽签”就走,给演艺界留下了一个当代观众“难以伺候”、“难适应”、“爱挑剔”的心里阴影。在数十年的演艺生涯中,我以为:“江山代代有人出,各领数百年”。观众之所以喜爱你的表演,就是因为你能与时俱进地适应观众。观众不接受你,说明你的表演平淡如水,满足不了他们的审美需求。那么,一段别具风格的唱腔,一段渗透现代观众心灵的表演,或一个激发观众欣赏情趣的道具运用……或许都能成为画龙点睛之作。为剧情的发展、为主题的升华、为人物的确立、为演出的效应都能留下精彩的一笔。
无数事实说明,中国戏曲艺术不光是运用唱、做、念、打来塑造演出形象。能调动一切艺术手段,调动一切想象力或手法来活灵活现地刻画人物、点缀人物,也是演员的功力和功底。比如,舞台上的一切用具,都可成为演员手中的道具。而道具的灵活运用和巧妙设计,都能为揭示演员的心理、体现角色的情感、刻画人物的个性、强化表演的节奏和加强舞台表演的动作感、形象感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并使之对人物的刻画入木三分、情趣生辉。
大型现代花鼓戏《山竹》,通过主人公山竹大爱无痕的道德情操,围绕为己还是利人和什么是真正的人生观、爱情观、价值观的主题,宏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该剧中,我扮演具有高度典型性的小农民王二——一个有不少缺点,令人可悲、可叹、可笑却又也还可爱的山民。戏虽不多,但也毕竟是一个角色。俗话说:“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既然是角色,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王二是一个老光棍,好酒贪杯、爱出风头,喜欢一人悠哉乐哉、无拘无束、自鸣得意,还经常想揩油水,尤其想揩那些男人在外打工、常年留守家中的堂客们的油水。他又特别想揩漂亮女人山竹的油水。因长期的、性苦闷,他对所有的女人都想从中占点便宜。他时时自以为是,却又处处遭堂客们奚落。可以说,他是一个爱耍小聪明的搅屎棍,一个喜欢穷快活,但又良心未泯、本质不坏的人。通过反复、认真、仔细、深刻地阅读剧本、理解人物后,我认为,对一个唱段不多、台词不多、出场不多、戏份也不太多的小角色,除了吃透人物的心理,准确把握人物的表演尺度,真正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一点一滴地感受与捕捉人物的艺术个性外,还必须借鉴外部造型来揭示人物。也就是说,还必须采取一种独特的表现样式来体现人物的心绪与情感,找到一种新的体验、新的感悟、新的追求和新的外在表达方式。
演员表演的最高任务是千方百计塑造个性迥然的舞台形象——即区别于其他人物的“这一个”,并“化身为角色”。对王二这个不大不小的人物,我必须从细微处着手,以“小”为切入点,把自己完完全全“化”在这个有点油气的老单身身上。他唱腔、台词、出场不多,我就从充分运用道具入手。通过道具的运用来表现这一特色角色(导演说是“调味品”)的喜怒哀乐和行动目的及行为方式。并以此作为“调味剂”来调节舞台气氛,给乏味的观众来点兴奋剂和“营养快餐”。
通过反复的琢磨,我给王二设计了三样道具。一是一个放大了的(足有七十公分长)老头乐——“痒抓抓”;二是一款变了形的二手手机;三是一个扎在裤腰带上且日夜不让离身的布钱袋。
第一场,为了表现他趁着夜黑天高,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去独守空房的山竹,我在“王二我趁着黑夜去调情”的唱段意运用了夸张变形的“老头乐”这个道具。一上场,我握着它用戏曲的身段轻轻地撬开柴门;又用它形象化地驱赶恶狗为自己壮胆。当第一句唱词“城里人的夜生活过得蛮带劲”一出口,我便用一个“手腕花”把“老头乐”轻轻抱在怀里,体现他对人家那种搂搂抱抱的渴望。当唱到“山竹长得实在俏”时,我将“老头乐”在背上边唱边上下“舞蹈化”地抠痒,显得十分舒畅和陶醉。当唱到“趁她男人不在家”时,我又将“老头乐”连续在手指上转几个圈,玩几个花,以示他一厢情愿的臭美。而当唱至“如何打开这扇门”时,我又将“老头乐”在“抹了凡士林”的光头上刮了又刮,体现他内在的矛盾心理和紧张的思索过程。最后,又以志在必得的心态,用“老头乐”敲响了山竹的房门。我将这一道具形象、生动、诙谐地融入唱段中,不但揭示了人物的心理行动,深化了留守妇女严重的“规定情境”,又起到了情趣横生的喜剧效果和剧场效应。更得到了“爱挑剔”的观众的肯定。
第二场,为了表现王二为取悦那一群留守妇女,顺便从中占点小便宜,我就跟导演建议,把道具手机尺寸放大,以突出他想用手机拍照来获得妇女们的青睐。这一段戏,我将变形的手机高高举过头顶,十分神气地对堂客们说:“见过吗?这是喜马拉雅山来的进口手机。照出来的相,硬比那世界名模还要好看十倍。都照一个吧?”当遭到胖嫂的拒绝后,我又调整了持手机的动作和姿态,以一种挖苦和报复的态度反击说:“我手机虽大,但冇得你的腰围大。你咯号磨盘一样的身材,我还不敢照,怕把我的手机屏幕涨开去!”表演时,我用一个双手“托盘”的动作,以示胖嫂威猛的身躯;又用双掌紧捂手机,以示对这个“专利产品”的高度保护。这一放一收、一大一小、一张一紧,全靠运用手中道具来刻画人物细微的心态和营造观众喜爱的喜剧氛围。至于那个紧紧系在裤腰带上的粗布钱袋,其他场次我都用“特写动作”随时有意地捂住,还生怕人家看见,似乎比生命还重要。但在第六场,被女主人公山竹的真情实感和人品人格感动后乡亲们纷纷捐款时,我不但加大音量喊了一句:“慢点!”而且用一个大动作毅然取下腰间的钱袋快步向男主角林峰,用十分坚定的语气说:“这是我卖乌龟王八赚的钱,都拿去。”并十分有力地放到林峰手上。然后,又取出“老头乐”上下抠背,似乎完成了一项伟大的事业。这一些细节的处理,既揭示了人物的转化,又升华了“世上有真情”的主题。尤其把戏带到了一种难以比拟的情感,真正起到了画龙点睛、满堂生辉的艺术效果。
夏秋季节里的一天清早,我行走在通往乡间的道路上。乡下的空气就是清鲜,任由你去大口呼吸品尝,让胸腔溢满鲜爽的野外花草泥土的气息,我陶醉其中,这感觉是身居城市里所没有的。脚下是一条整洁干净的水泥路面,道路两旁栽种了一些说不出名字的花丛,艳丽受看,妆点着乡间的道路,给行人带来了心情上的轻松和愉悦。一片又一片绿油油的庄稼地,如绿色画卷接连不断的向你铺展开来,好像随时向你炫耀那作物旺盛的长势,叫你耐不住寂寞的情绪。密集高挺的玉米秆随你的行进而慢慢移动,就宛如威武的仪仗队夹道欢迎你的到来。我似乎看见了一家家农户院前屋后金黄的玉米堆成了小山,似乎嗅到了经过烧煮后那浓烈诱人的苞米香。我看着眼前青绿茂密的玉米林,忽地想起去年国庆假日到乡下的情景――沿途好大一片玉米地,片片玉米叶卷曲着,显露出金黄的玉米棒来,个个都颗粒饱满,我当时还想,这么大面积的玉米地啥时能收割完?得需要很多劳力呀!正想着,看见附近空敞的玉米地里,一个男青年正坐在一大堆横竖倒下的玉米秆旁休息。出于好奇,也为了解答我刚才的疑惑,我紧忙凑过去,主动跟他搭话。他正用毛巾擦着脸上的汗水,态度很热情。通过闲聊,我从他朴实的话语中知道,原来他是从黑龙江特地赶来给老丈人家帮忙的,两位老人身体不大好,家里又缺少人手,活多忙不过来。他说在那边做点小生意,他还要在这里干一段时间再赶回去。我深表同情,也从心眼里钦佩他。
这里属于山区,到处沟沟坡坡,不像平原地区适用机械化作业。现在许多农村,大凡男青壮劳力都基本出外打工,他们不情愿成年累月在家务农,他们向往城市的繁华,要进城市发展创业,实现自己美好的理想,所以常年在外务工,而在农村留下来的只能是一些老人、妇女和儿童,田地劳作需要管理,一定程度影响收成,这是一个十分紧迫现实的问题。当然,近年来,国家非常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大搞新农村建设,相继出台农民生活保障政策,增加粮食补贴,提高农民养老金和医保优惠待遇,特别是对农民工的待遇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留守亲人的后顾之忧,惠民政策深入人心。农民得到了实惠,极大激发了农民种粮积极性。农民在党的好政策驱动下,通过勤劳智慧发家致富。幸福的阳光照耀在亿万农民的心坎,他们正满怀信心奔走在富裕的康庄大道上。
走了一段路,见到道路两旁宣传墙很有鲜明的乡村特色,有古诗文书法,水彩风景画,还有特大字体书写的相关农村政策的宣传标语格外醒目,吸引你的眼球,会让你情不自禁驻足观赏。眼前色彩缤纷的墙壁,就是一条立体文化长廊,透视出农村精神文化建设发展进步的成就。天蓝日丽,清风拂面,道路上不时有轿车从我身旁驶向乡村里。我粗略判断他们是到乡下游玩的吧!现在村里乡下都陆续建起了休闲度假村,度假山庄,许多城镇人都到那里休闲旅游。为方便游客,乡镇间还设有专线公交车、小巴车,定点往返。这时,一对男女青年从一户农家庭院里走出来,男的推着一辆崭新漂亮的摩托,神态充满自信;女的穿着时尚,肩上挎着一个同样时尚的皮包,笑意盈盈。随后,女的坐在后座双手搂住男的腰,显得柔情百媚。随着震耳欲聋的油门“突突”声,摩托飞快疾驶,转眼间消失在道路的远方。我好羡慕他们的潇洒浪漫。今天的农民腰包都鼓起来了,盖新房,买汽车,去旅游,他们也要追求一种高质量的生活了。
摘要:中国经济维持7%以上的中速发展过程中,政府将有更多精力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城镇化创造很多就业机会,带来大量的市场需求,是最大的潜在内需和持久增长的动力源泉,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机遇。城镇化中注意防止过度城镇化、大都市病、房地产化、农民工过度边缘化、有速度质量的城镇化等问题。城镇化应该建立在坚实的产业基础之上;与信息化、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智慧城市;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推动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和农民工向流出地的回流。
关键词:经济结构调整;扩大内需;城镇化与信息化、工业化整合;城镇化与农业化协调
中图分类号:f249.2
一、中国城镇化机遇
研究机构预测2012年的gdp增长接近8%,笔者认为比较客观,但对2013年9.3%的预测,则认为过于乐观。对新一届政府来讲,宁可“低开高走”,不要“高开低走”。想要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比较容易,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形势下,中国依靠天量的财政、海量的信贷以及“楼市、车市、股市”的超常增长使得gdp增速为8.7%。“十二五”规划中gdp增速目标是7%,2012年一季度增长8.1%,二季度增长7.6%,三季度增长7.4%,前三季度平均增速为7.7%。2012年中国经济前三季度7.7%的增长是在挤压房地产泡沫和摆脱过度依赖外需的基础上取得的,这是一个很好的速度。中国经济维持7%以上的中速发展能保障经济稳定、可持续、健康的发展。中速还可以使政府有更多精力放在调整经济结构上。目前中国经济有六大机遇:人口城镇化、产业高端化、企业信息化、发展低碳化、经济服务化、经营国际化,而最大机遇是来自城镇化。“十”报告首次提出“四化”要同步发展,即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要同步发展。这种同步的四化是“新四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其中工业化的核心是要实现创新驱动。为什么要同步发展呢?刚刚结束的美国总统竞选中,罗姆尼曾嘲笑奥巴马:中国gdp增长率达到7.8%,而美国gdp增长率才1.3%。事实上,美国是城镇化完全饱和下的经济发展,城镇化水平的差别是两国经济发展速度差异的重要原因。美国的农民占总人口的比率不足1%,而中国有9亿农民。危机期间有人写了一本书《谁来拯救美国?》,答案是9亿中国农民。9亿中国农民从农村走向城镇可以创造很多就业机会,带来大量的市场需求。城镇化是中国最大的潜在内需,也是持久增长的动力源泉。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有六大机遇:人口城镇化、产业高端化、企业信息化、发展低碳化、经济服务化和经营国际化,其中最大的机遇就是城镇化。当然,人口因素对中长期经济发展来说,其作用有双重性,从人口城镇化角度看,是经济发展的最大推动力,但从人口老龄化角度看,又是最大的制约,“用工荒”现象就显示出人口因素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
二、中国城镇化问题
要将中国的城镇化这件好事办好,需要“五防”。即一是防止城镇化拉美式陷阱,避免过度城镇化;二是防止特大都市的“大城市病”,避免人口过度膨胀;三是防止过度利用“土地红利”,谨防“城镇化”变成“房地产化”,避免过高地价推高房价;四是防止农民工过度边缘化,避免“半城镇化”过高的社会代价;五是防止城镇化快而不优,避免“有速度无质量”的城镇化。
(一)防止城镇化拉美式陷阱,避免过度城镇化
2000年,巴西的城镇化率已超过了80%,但是极端的城镇化也带了很多问题,里约贫民窟里居住的人口超过200万,贫民窟里枪支泛滥,时常缺水断电,所谓的厕所更是天方夜谭。巴西申办奥运会最大难题是治理贫民窟,如果贫民窟不治理好,这个国家在奥运大型运动会期间很难运行。我国在城镇化的进程中,也出现了几种不好的城市形态:一是“睡城”,比如北京的通州,每天30万人口在同一时间出城上班,又在同一时间下班回城,造成严重的交通堵塞;二是“死城”,白天有人晚上没有人,只有产业没有城镇人口;三是“鬼城”,比如鄂尔多斯,耗资50多亿打造面积达32平方公里的内蒙古康巴什是一座豪华新城,基础设施一应俱全,但同时也成了一座无人居住的“鬼城”,街上的清洁工人都比行人多。还有些地方,一场“农民被上楼”的运动正在发生。无数的农民正在“被住进”集中建设的楼房,农民的生活方式城镇化了,但农民的生产方式却没有城镇化;农民上楼了,但农民的鸡、狗、羊等却不能上楼。农民没钱交卫生费、物业费等,“被上楼”的农民宁可睡在羊圈里也不睡在楼房里。这些都是城镇化与工业化严重不同步的后果。
(二)防止特大都市的“大城市病”,避免人口过度膨胀
有关研究表明,中国15座主要城市居民每天上班单行比欧洲多消耗288亿分钟,折合4.8亿小时,如果按照上海每小时创造财富2亿元的标准来折算,15个城市每天损失近10亿元人民币。如今在北京,一场小雨就能造成北京交通严重阻塞,一场暴雨就足以使北京交通瘫痪。2011年下半年,世界卫生组织(who)首次公布了全球1100个城市空气污染的调查报告,北京的空气质量更是“千里之外”,排在了第1035个,在100个首都排名中也属倒数。
(三)防止过度利用“土地红利”,谨防“城镇化”变成“房地产化”,避免过高地价推高房价。
当前高房价是阻碍城镇化的一大难题,而高地价和高税费在房价中所占的比例超过了70%。面包贵是因为面粉贵,“城镇化”变成“房地产化”,导致地价推高房价,并且出现了人口快速城镇化、土地高速非农化以及农村严重空心化,这与四化“同步”的理念完全不相符。过去10年,中国人口城镇化远远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了69.8%,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增加了75.1%,但城镇常住人口仅增加了28.7%。城镇化也明显滞后于工业化,2010年我国城镇化率为49.68%,而非农产业占gdp的比重为89.8%。
(四)防止农民工过度边缘化,避免“半城镇化”过高的社会代价
虽然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已达51.27%,但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却只有约38%,这意味着1.8亿生活在城镇里的人没有城镇户口及享有城镇居民待遇。大量的“钟摆式”和“候鸟型”人口流动造成了巨大的社会代价。目前,我国约两亿农民工中的80%是单纯的劳动力转移而非家庭式迁移,家庭生活重心仍保留在农村。这样带来的后果是三留人口及空心村等。数据显示,在农村人口中有5000万留守儿童、4000万留守老人、4700万留守妇女,失地农民大约4000万~5000万。这种不合理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牺牲了“三代人”的幸福。
(五)防止城镇化快而不优,避免“有速度无质量”的城镇化
何为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不应是钢筋混凝土的简单堆砌,而应是农民市民化的转型;不应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割裂,而应是城市生活方式向农村的推进;不应是工业化被动牵引下的人口候鸟式的迁移,而应是家庭式移民和农民工回归推动
工业产业布局;不应是以环境污染为代价,而应是打造绿色生态和智能科技的新宜居城市。
三、中国城镇化发展路径
中国城镇化的发展要与要与新“四化”同步,具体路径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城镇化建立在坚实的产业基础之上,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良性互动;二是信息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深度融合,发展智慧城市;三是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通过农业现代化满足城镇化所需要的劳动力需求;四是推动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和农民工向流出地的回流,缩小地区差异,缓和特大城市人口膨胀。
(一)城镇化建立在坚实的产业基础之上,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良性互动
城镇化要建立在坚实的产业基础之上,不能搞“空城计”,要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良性互动。工业化为城镇化提供一定的经济基础,带动了城镇化的发展。城镇化一般以产业发展为背景和推动力。在西方发达国家,合理的城镇化进程基本都是建立在产业发展的基础之上。现阶段我国工业化仍处于中期向后期高级阶段转变的过渡时期,在城镇化进程中,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为城镇化奠定基础。
(二)信息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深度融合,发展智慧城市
实现信息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深度融合,提高城镇化质量,发展智慧城市。十报告特别提出,要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目前,上海外来人口有900万,北京外来人口有700万。因此,在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不仅要重视“量”的扩大,更要重视“质”的提高,要由重数量的外延式扩张到重品质的内涵式发展,建设“幸福城市”、“智慧城市”、“和谐城市”。“智慧城市”是信息化、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深度融合,有利于我国内涵型城镇化建设,有利于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利于推动我国发展方式转型,有利于抢占未来国际竞争制高点。
(三)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通过农业现代化满足城镇化所需要的劳动力需求
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传统意义上的农业现代化就是农业规模化和资本化,但是得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中国的农业人口必须大幅度减少,要让更多的农民进城,促进农民“市民化”。美国农民不足1%,日本农民不足5%,而我国农民占比将近50%,农业规模化谈何容易。
(四)推动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和农民工向流出地的回流,缩小地区差异,缓和特大城市人口膨胀
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已经不能够容纳更多的人,应该把其他类型的城市发展起来,来疏导大城市过度膨胀的人口。十报告也提出,要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增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聚集功能。重庆的“十二五”规划就提出,建设四级城镇体系架构:一级是主城区特大城市,二级是6个大城市,三级是25个区县城中等城市,四级是100多个小城镇。我认为,其中最有潜力的就是县城中等城市。把县城作为中等城市来建设,这样可以疏散特大城市的人口。现在农民工融不进城市,像北京这样地方,给他们户口也没办法完全融入进去,但是他们又回不去农村,所以很多农民十分纠结。要通过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引导农民工回归,鼓励“农海归”(由沿海回归流出地创业就业的农民),实现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引导和鼓励农民工以创业带动就业不仅能够解决自身就业,而且在扩大就业方面具有倍增效应。在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我国有几千万人失业,外国人都感到很震惊,但是我们是如何解决这部分失业人员的呢?主要是通过农民工回乡创业以带动就业。富士康从深圳迁移到郑州,带来的直接和间接增加的用工需求,保守估计不少于50万人,产生了强烈的就业带动效应,并且改变了人口流动的格局,现在郑州本地打工比例已经超过了外流劳动力的比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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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的物质出路与精神出路
“在路上”这个语词的风行始于1957年美国作家杰克·凯鲁亚克的自传体小说《在路上》:一伙追求个性自由的青年男女开车横穿美国,行程中的所见所闻,使他们的思想、心态随之发生了种种变化。20世纪60年代初,许多美国青年也是这样在州际高速公路边大拇指向下,向司机示意搭车,藉此穿越美国广大的地域,以行走的方式认识美国社会。
如今的中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喧嚣统治和挤迫着一切,城市日益沦为各种平庸文化的集散地,到处都是为物质奔忙而精神失衡的人。在这样一个经济、社会大转折期,各种思潮混杂交错,许多有志青年试图通过“行走”的方式思考社会的走向和一己的人生——物质上没有出路的时代,精神寻找成为一种出路——浪迹天涯是人生的叙述方式。艰苦的长旅中,自我与大地保持了一种诗意的关系。
1984年,河南的刘雨田成为首位徒步走完长城全程的人;1985年,32岁的尧茂书在无后援的情况下,在长江上漂流了1100公里,行至金沙江通伽峡段时船扣人亡;1988年始,上海的余纯顺徒步中国的23个省、市、自治区,行程4万多公里。1996年,46岁的余纯顺因走错路线,在6月地表已达70度高温的罗布泊沙漠中因干渴脱水而亡。
那时、那一个年代,我的心也常常“在路上”。我曾写道:“漂泊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漂泊也是我们对生活的一种态度。一种原始的和本源的力量不断催促我们一次次踏上孤旅。每一个漂泊的目的地都是漂泊的一个后果,预测这个后果的最好办法就是去创造漂泊,不断踏上未知的旅程,或者说不断地在移动。”
“在移动中坚守着人类的精神高地。移动中的许多个夜晚,移动者怀着惊异的心情聆听天籁的同时,也在通过独自面对大地和星空找出有关生存的真理……在这一过程中,最原初的记忆业已恢复,最深的根源业已掘出。”
然而,千千万万曾经被“尧茂书们”激动过的大众,他们的激动很快就冷却了——激情并不可靠,如果没有不断深化的思想质料作为给养,激情很容易被旷野里浩大的风吹息。而“在路上”者自己也会在一个个雾气笼罩的寂寥与充满忧悒的雨霁中,生出对生命的意义、价值诸方面的惶惑和茫然。
当然,这不是要否定“在路上”者,恰恰相反,“在路上”者孤独的精神会让我们生出难以释怀的敬意:当失败不可避免时,失败显出了它的悲怆和瑰伟。
在路上的欣悦
在旷野里听雨、望云、观星并不都是那么诗意;鞋中的一粒沙子都要他们在前行中步步承受。随着行程的完结,“在路上”似乎失去了证据;随着“行路者”的消亡,“行路者”犹如从来不曾存在过。留下的只有在“走”中的仰观俯察和内心思绪变化的种种精神线索:沮丧、绝望与信心的回升,以及以如许代价才见到天地之大美后的那一种明亮的忧伤。
当时日消逝,遥远的在场、富于弹性的生命、聚散随风的早年心像、一处处曾经驻留的驿站……都只能通过回忆完成。每一次回忆都是雾霭中一波波温馨的晚潮。
我自己有过这样的回忆。在乡下的时候,村长指派我每天到公社去拉饲料。腊月里,寒星还冻在天上时,就牵上老牛去饮水,套上车出了村口上了道,太阳还没出,就这样吱吱呀呀慢慢腾腾地颠着。经常是打一个小盹忽又惊醒,因为土路窄,两旁是沟,迎面来了大车,小牛车非给挤到沟里去不可。
秋凉时节,抬头高粱地,雁阵在前方。老牛回头哞哞冲我叫。上坡、下道、绕过长满苇草的锅底坑,木棍猛敲牛腚,向着开阔的漫岗地撒个小欢。这一刻内心特别敞亮。原来我和前面的老牛一样,都活在眼下。
这种“在路上”的内心欣悦是眼睛看不见耳朵也听不到的。在与大地的亲近中,不断澄清原有的疑惑并滋生新的体验,不断进行自我定位,进行道路和思想的双重探索。可是,谁愿意来赴这场宴席呢?谁能认识到这场宴席的价值呢?谁愿意离开都市的繁华而选择这样的宴席呢?
生命是一种被流放
《愤怒的葡萄》是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读的。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作家斯坦贝克随大批破产农民一同向加州迁徙。“五千户农民即将饿死,情势尖锐紧迫!”沿途所见令他极为震惊。这以后,斯坦贝克站在底层的立场上写出了为弱势群体说话的长篇。小说中,约德开着破汽车载着全家背井离乡横穿沙漠,从风沙侵袭久旱无雨的俄克拉荷马州到加州去讨生活。斯坦贝克由此展开了大萧条时期美国社会的广阔画卷。
契诃夫的《萨哈林岛旅行记》也曾带给我很大的震动。1890年,为了调查萨哈林岛上那些被沙俄流放的囚犯,契诃夫忍受着肺病和严寒,坐小船漂过汹涌的西伯利亚河,行程六个月……《萨哈林岛旅行记》让我找到了自己认定的“走路”方式。迎着电视台的镜头,并通过镜头告诉公众:我在走路,这是一些人喜爱的方式。然而在我心里,“走路”本是一个人的营生和一件非常私人化的事——名声是微不足道的。
1986年我赴山东临沂地区调查那里的旱情。沂蒙山区历史上有“四塞之崮,舟车不通,外货不入,土货不出”之说。我进到那里时,尚有近两千个村庄不通汽车。攀上顶端平坦的崮子下望,周遭是一片连天的灰黄。一个掮着铁桶的老汉从很远的小路走来,在山腰拨开碱蓬和蒺藜,把桶接在石缝下,泉水滴滴答答敲着桶底……老汉躺在桶边上睡熟了。差不多有两个小时,一只小甲虫横穿过老汉布满褶子的脸,他醒了,坐起来向桶里望去,只接了小半桶水……
我与自己的约定是:在寂静的视野中平静地观察并记录寻常百姓为了生计、为了信仰或是为了寻常生活,攀爬高山、涉流水,走阡陌纵横的乡道,走船以载之的水道,走山涧中岩羊踩出的已经风化成沙砾的碎石道,走雪原中通向炊烟缭绕的屯子的雪道,走储木场铺到江边为运木船、为抬原木而临时铺就的木道,走丘陵漫坡草场上蜿蜒至炮台云朵间的悠悠盘山道……在道路上会采撷到种种的乡间轶闻、族群细节。热土父老的生存境况与精神负累也都会有诸多的铺陈。
美籍波兰作家切斯拉夫·米沃什在为约瑟夫·寇德卡的画册《流放》作序时写道:“既然‘流放’是20世纪最基本的特征,那么作为一个要真实表现民众的艺术家,他自己的生活也必须处于某种意义上的‘流放’。”所言与“在路上”有些相近,你表现“在路上”,你自己当然也要“在路上”。你“在路上”是为“在路上”者进行“声音的传递”。你要闪躲那些公共感叹并用独特性对自己进行支撑。你要深切地理解他们,莫要把他们的声音给传递歪了。
那么,都传递些什么呢?蹲在门口认真地往嘴里扒拉高粱米粒儿;扁担钩钩住水桶,吃力地拽上来一桶清水;蹲在一旁看老马在石槽里吧唧着嘴;围帘里高高地装起3000斤玉米,三匹马过高土坎时大口地喘,左右乱撞,车老板吼着抽打着;“喜鹊乱叫大雨要到”,用木橛子刮锨上的黏土的汉子正仰头看天——地都干成了老婆子脸,爽爽地下一场才好哩。
就是这些家常日常庸常,就是这些艰辛却并不以艰辛为艰辛的一切,就是因为抱着“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苦”的想法,农民希求的仅仅是小小的、简单的幸福。这也是一代代现实主义作家、画家表现过的。
许多人一提到现实主义就觉得落伍,以致现实主义已经成了一个“隐蔽的传统”。事实上,不同形式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有宽广的上升空间,也用不着去刻意区分,重要的是合适于自己。摄影也并不曾发明过什么,它只是以镜头这种方式打捞着当代视觉资材的流失。
谁都不能无视和有意搁置乡村剧变。在中国乡村延续数千年的道德、价值观,延续百多年并孕育了无以计数的乡土文化、艺术的乡村文明,今天不但已呈颓势且已大面积溃败:妇女临流在青石上捣衣,老汉在磨房推着碾子,豆腐坊飘出了豆香,冬日的铁匠铺前聚拢着晒太阳的农民和在他们腿间穿来穿去的狗、鸡……如许的出作入息式的乡村田园素描,在日常的乡村生活景象中已越来越少。还有那些传承了几千年的民间技艺——乡里的石匠、窑匠、漆匠、竹器匠、小炉匠、纸扎匠……极少有年轻的后生愿意去学了。即便是旷远的西部,机器的嚣声也在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