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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会设计”课程作为酒店管理的核心课程,有“餐饮运营与管理”“餐饮文化与菜单设计”“酒水知识”等课程为其作相关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的铺垫。管理层次模块课程为后续课程,并且“花艺”“艺术通识”“形象设计”“Photoshop”等课程也为设计和审美能力作了一定的铺垫。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是培养酒店及餐饮企业宴会部门服务员、预订员、领位员、传菜员、领班、主管和一线经理的必修课程。本课程旨在使学生系统掌握中西餐宴会的布局与台面创新设计的技能,熟悉宴会运营流程和操作规范,形成细节性、个性化服务的理念和灵活创新的餐饮服务运营管理思想,形成应对紧急情况的处理方案和发现并解决安全隐患的能力。在此指导思想下,我们将课堂教学内容分解成以下教学任务:
情境一:家庭类酒店宴会设计与策划
任务一:酒店婚宴设计与策划。
(1)根据不同地域(南北方不同城市)、不同季节、不同宾客的习惯要求进行中式婚宴设计。
(2)根据不同地域(南北方不同城市)、不同季节进行西式婚宴设计(含中外宾客的中西混合菜单设计)。
(3)中式、西式金婚宴会。
任务二:酒店生日宴会设计与策划。
(1)分别设计男女宝宝生日宴(分南北城市、不同季节设计)。
(2)老年人寿宴设计(分南北城市、不同季节设计)。
情境二:商务/政务类酒店宴会设计与策划
任务一:商务/政务庆功宴会设计与策??(分南北城市、不同季节设计)。
任务二:商务/政务会议宴会设计与策划(分南北城市、不同季节设计)。
任务三:商业宣传营销会设计与策划(分南北城市、不同季节设计)。
任务四:自助餐式宴会设计与策划。
任务五:鸡尾酒会设计与策划。
情境三:个性主题宴会设计与策划
任务一:以文化、艺术为主题的宴会设计。
任务二:以养生、环保、绿色为主题的宴会设计。
任务三:以风景名胜为主题的宴会设计。
任务四:以民风民俗、传统节日为主题的宴会设计。
三、课外任务驱动教学模式
该课程直接对接省级以上专业技能比赛,以参加省赛、国赛为任务驱动,从学生中选出综合素质高、专业学习刻苦的学生作为比赛选手进行尖子生培养,以参赛实战检验教学成果。培训项目如表1所示。
形体姿态进行形体和酒店服务标准仪态训练具备优美的形体和优雅的气质,时刻保持良好的精神面貌,并熟练掌握酒店服务的标准仪态
专业技能按照省级比赛标准细则进行专业实操技能培训各方面、各环节专业操作达到甚至超过省级比赛的标准
方案设计酒店各类、各级别接待方案和设计方案的制作培养创意思维、审美设计能力,并掌握相关的电脑文案、表格和图片编辑软件的操作。在深刻理解宴会设计和接待目的、理念及流程基础上,具备一定的部门经理级别的统筹管理能力
1.1 简要概述
主题宴会就是以社交为目的,按照一定的接待规格、礼仪程序和服务方式,提供一定规格的餐饮产品,让宾客享受高级聚会。主题宴会既不同于零点餐饮,又有别于普通的聚餐,而且具有聚餐式、规格化、目的性、广泛性和细致性等特点。主题宴会是酒店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提高酒店声誉、增强酒店竞争力的有效途径;还是推进餐饮文化创新,提高烹饪技艺的良好机会和形式。主题宴会的类型很多,大体上可以按宴会的菜式分中式宴会、西式宴会、中西合璧宴会、鸡尾酒会、茶话会、自助餐式宴会。按宴会规格分正式宴会和非正式宴会(便宴)。按宴会性质和举办目的分公务宴会、商务宴会、婚宴、生日宴会、朋友聚餐宴会、答谢宴会、迎送宴会和纪念宴会。按宴会规模分有小型宴会、中型宴会和大型宴会。按宴会菜品用料分全羊宴、全鸭宴、全素宴、山珍宴等。按宴会菜式风格分仿古式宴会和风味式宴会。
1.2 经营现状
新时期中国星级酒店主题宴会特色化服务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成为酒店业发展的亮点与趋势。目前较多主题宴会表现为产品功能单一、产品趋于雷同、差异化较小等问题,从而严重阻碍了主题宴会的发展。经过调查研究发现,新时期中国星级酒店主题宴会在设计问题上可以概括为:(1)重文化表象,轻文化实质。(2)重产品装饰,轻菜品研发。(3)重静态展示,轻顾客体验。(4)重商业促销,轻公关创意。而在管理问题上可以概括为:(1)人员安排不合理。(2)菜品生产不规范。(3)菜品价格不科学。(4)服务质量不到位。(5)营销手段不多样。可见,新时期中国星级酒店主题宴会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才能保证其健康、可持续地发展。
2 新时期中国星级酒店主题宴会内容设计
新时期中国星级酒店主题宴会在内容设计上需要全面考虑,不仅符合现代宴会发展的趋势,也要考虑酒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还要反映酒店的档次和服务的标准,以便树立酒店的良好形象。笔者将从菜单、酒水、环境、摆台和流程五个方面来探讨主题宴会的设计,以便星级酒店能够提供优质、高效的宴会服务,同时使星级酒店的服务质量上台阶、上档次、上水平。
2.1 菜单设计
主题宴会菜单就是按照主题宴会菜品的组成和要求,根据上菜顺序编写而成的一整套菜品清单,其种类可以按市场特点分有固定性、循环性和即时性,又可以按菜单格式分有提纲式和表格式。它既可以作为酒店开展餐饮业务活动的总纲,同时反映了酒店的经营方针;又可以标志酒店菜肴的特色和水准,同时当作研究菜肴的资料;还起到沟通消费者与接待者之间桥梁的作用,同时既是艺术品又是宣传品。编制程序:(1)确定宴会标准。(2)确定点菜数量。(3)拟开菜品品种。(4)确定菜品品种。(5)确定装盘规格。(6)列出具体清单。(7)交厨房宴会部。(8)制作书面菜单。在制作时需要考虑内容编排、纸张选择、尺寸大小、文字描述、颜色搭配和封面封底信息,力求主题鲜明、内容丰富、描述详尽、信息简洁、制作精美。笔者认为:宴会部要根据宴会厅的烹调特点、菜品特色和宴会档次准备几套不同档次、不同规格的主题宴会菜单,以便宴会部进行有效的宴会推销;还要熟悉掌握各国料理的精髓,比如法国料理(精湛)、中华料理(多变)、日本料理(本味)等,才会烹制出美味的菜肴,才会做好主题宴会的菜品营销,才会搞好主题宴会的服务工作。
其实,菜单的核心内容包括菜品的特色、品质、菜名,这些必须反映宴会主题的饮食内涵和特征。在菜单设计时,不仅需要考虑宴会菜品的选择标准及其历史典故,也要考虑各种菜系菜品的饮食习惯,还要考虑到各种菜品延伸领域,如菜品的特色、营养分析、服务对象、服务方式以及宴会主题各要素之间的协调性,对宴会菜品的出场顺序、出场方式、卫生安全控制以及宴会渲染等要给予适当关注,以便提供特色化服务。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电子菜单将会出现,在菜单内容中提供菜品烹饪过程视频,这样不仅丰富了设计内容,同时宣传了酒店的特色菜品,也提高了人们的视觉享受,还极大地降低了宴会成本。
2.2 酒水设计
要想设计出符合宴会主题且满足宴会客人要求的酒水,不仅能了解酒水种类方面的知识,还需要对酒水的色、香、味、形、养、器方面的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同时掌握酒菜之间、酒水之间、酒水与盛器之间的搭配规律,才能服务好不同类型的主题宴会。在酒水设计时,把握好以下原则:(1)酒品色香与菜品色味相适应。(2)酒品档次与宴会规格相适应。(3)酒品品牌与宴会主题相适应。(4)酒品选择与菜系风格相适应。(5)酒品饮用与季节气候相适应。(6)酒品口味与宴会气氛相适应。(7)酒品杯具与宴会类型相适应。同时着力推销与主题宴会相关的酒品及其服务,提供有关酒品的图片、简介和服务要求方面的文字描述,以便量身定制开展特色化服务。
2.3 环境设计
宴会厅必须围绕宴会主题,根据主题宴会的类型、特点和规模设计台型,在设计环境时需要考虑场地选择、桌椅布置、宴会布展等问题,尽量根据宴会厅状况和主办人的需要设计宴会场景,达到营造宴会气氛的目的,并且体现宴会的规格标准,也便于宾客就餐和服务员进行宴会席间服务,同时还要遵循礼仪要求设计出席次,从而保证主题宴会的顺利进行。总之,优美宜人的用餐环境会给客人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使客人产生认同感与舒适感、积极的态度和愉悦的心情,这就要求宴会部最大限度地营造优美舒适环境,倡导文明健康用膳,提高顾客满意指数。目前有些大型豪华酒店宴会部把宴会厅进行分区设计,大体上分为宣传服务区、咨询服务区、功能服务区、宴会服务区和员工服务区,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宴会厅的使用效率,也便于突出宴会主题,方便宴会厅的管理,还有利于开展有形化营销。
2.4 摆台设计
宴会台型和场景设计好后,就应按照场景设计的要求设计宴会台面,漂亮的台面是宴会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能够增添宴会的气氛。同时宴会台面设计合理能方便客人用餐和服务员进行席间服务。因此,在台面设计上,应该考虑宴会的主题与档次、酒菜的特点、用品摆放、餐位餐具间隔和风俗习惯等因素,还要根据客人要求的菜品和宴会主题配置台面物品,一般按照用途可分为公共物品、餐位物品和装饰物品三大类。然后,根据主题宴会的特点进行摆台,在摆台设计上还要考虑台面之间、餐位之间、餐具之间和餐位餐具之间的距离,从而保证主题宴会服务的顺畅。
2.5 流程设计
服务流程设计是影响服务水准的重要因素,可以保证服务规范化的正确执行,有利于提供高效率的服务。而高效率的服务不仅使顾客感到满意,还保证了宴会部的成本控制,对降低宴会成本有着重要意义。一般主题宴会流程设计主要包括预定服务流程、酒水服务流程、摆台服务流程和就餐服务流程四个部分,主题宴会预定服务包括宴会洽谈、宴会预定、跟踪查询、正式确认、通知、变更与取消和资料建档,酒水服务包括准备酒水、示瓶、开瓶、品酒、斟酒、根据客人需要随时添加酒水等步骤,摆台服务包括餐桌主次、台面类型、席次安排、环境布置等内容,就餐服务包括宴前准备、宴中服务和宴后总结等环节。在流程设计时,宴会部应该遵循规范、标准、便利、高效的原则,从而保证服务流程顺畅有序。
3 新时期中国星级酒店主题宴会管理措施新时期中国星级酒店主题宴会是酒店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较集中的体现,其管理涉及到人员配置、菜品生产、产品定价、服务质量和餐饮营销五个方面,笔者就此进行研究。
3.1 机构人员管理
在酒店里,宴会的举办由宴会部负责。为了成功开展主题宴会业务,酒店管理者必须根据宴会部经营业务的特点设置组织机构和岗位,制定岗位职责,配置各岗位人员,对人员进行合理分工,达到既有分工又有协作,以共同完成宴会部的经营目标。一般主题宴会主要包括宴会预定、宴会服务、宴会菜品生产三个部分,具体由宴会业务部、宴会厅、厨房部三个部门负责完成,目前大部分星级酒店把宴会部划归餐饮部管辖,只有大型豪华酒店把宴会部设置为餐饮部之外的独立部门。在人员安排上,大体根据服务员领班主管副经理经理五级配备人员。一般情况下,主桌服务员(2名/桌)、副桌服务员(1名/桌)、传菜员(1名/2桌)、领位员(2~4名)、领班(1名/6~8桌)、主管(1名/3~5名领班)、副经理(1名)、经理(1名)。在人员管理上,严字当头制定管理制度,比如:岗位责任制、物品保管制度、安全生产制度、考勤制度和奖惩制度等;做好员工培训工作,提高员工素质,培育员工的创新意识,通常包括外语培训、礼仪培训和业务培训,其中业务培训涉及到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要求员工树立全局观念,发扬吃苦耐劳、团队协作、爱岗敬业的精神。
3.2 菜品生产管理
在宴会中,菜品生产是降低宴会成本、提高宴会经济效益的关键,因此严格管理食品原料从采购、验收、储存到加工的全过程,按质保量做好菜品生产工作。厨房部要及时根据顾客就餐反馈的意见研究烹饪流程,同时研发出符合顾客口味的菜品,做到每道菜品有营养、有特色、有内涵、有创意、有美感,让顾客流连忘返,同时在无形中推销了本酒店的特色菜品,还宣传了酒店的服务特色,起到很好的餐饮营销作用。目前有些星级酒店在厨房烹饪区设立了一个观光通道,让顾客零距离目睹厨师操作流程,这样不仅可以直接了解和掌握菜品的制作,也可以享受厨师的精湛厨艺,还可以监督菜品生产过程,从而提高菜品生产的管理水平。笔者认为:此举是一个不错的办法,值得提倡和推广。有档次的星级酒店把厨房烹饪区与宴会厅员工服务区之间设有菜品传送的专用电梯通道,这样不仅保证了菜品的质量,也提高了菜品的生产管理,还提高了菜品的服务效率;有实力的星级酒店厨房部设立了菜品研发中心,内设特色菜品展示区、创新菜品展示区、顾客品尝服务区和菜品研发工作区,根据顾客的文化品位、消费心理、消费需求、消费水平、审美视角等特点,以市场为导向,适当融入文化元素,从色、香、味、型、养、器六个方面研发出符合宴会主题的菜品,不仅充分发挥了厨师们的聪明才智,也会推进餐饮文化创新,还会提高酒店的美誉度,同时扩大酒店的知名度,有利于塑造和树立酒店的最佳形象。
3.3 产品价格管理
要想降低宴会成本,就必须做好宴会产品成本的管理与控制,而宴会产品价格是由原料成本、经营费用、税金和利润等构成,定价原则包括价格要反映产品的价值、价格必须适应市场需求、制定价格既要相对灵活又要相对稳定、制定价格既要符合国家政策又要接受物价部门指导,定价方法大体上有以成本为基础、以需求为基础、以市场为中心三类,具体定价时因情况而定。制定合理的宴会产品价格,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比如采购、加工、生产、服务等,才会使客人对产品价格感到满意,同时对消费产品感到物有所值。笔者认为:宴会部可以事先拟订一套不同档次、不同价位的餐饮产品,顾客可以根据自己的消费情况自由组合一份宴会菜单,这样不仅会让顾客感到满意,也会提高餐饮产品的销售水平,还会使宴会菜单定价更趋理性,有利于人性化管理、个性化服务、高效化营销。
3.4 服务质量管理
服务质量是酒店的生命,其好坏直接关系到主题宴会运营的成败。主题宴会的成功举办需要一套规范的服务流程,而且每个环节都有具体的操作标准,逐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量化指标服务体系。有资历的星级酒店还专门设立了一个监管岗位,对主题宴会全过程进行监管,实行标准化、精细化管理,保证上菜顺序规范有序、菜品质量营养卫生,同时很好地协调了部门间的关系,从而保证宴会服务顺利开展。宴会部要对每次主题宴会开展问卷调查,还要写出一份服务质量评价报告,同时给出本次主题宴会的总体评价,尽量做到精益求精,而且宴会服务做得越细,顾客的满意度就越高。笔者认为:随着高科技不断发展,未来会出现一个主题宴会服务操作系统,该系统将涉及宴会预定、服务流程和宴会结算等内容,极大地方便宴会服务,真正做到全过程跟踪管理,达到良好的服务效果。同时随着大数据技术的不断普及,宴会部利用大数据技术对原材料采购、菜品营养、餐饮销售、宴会预定等进行全面分析,对宴会服务严格管理,不仅提高了主题宴会的服务质量,也可以严格控制宴会成本,还会使宴会服务规范化、标准化,从而推进星级酒店实施全面质量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TQM),保证星级酒店提供高质量、高效率、高水平的服务。
3.5 餐饮营销管理
关键词:互联网;社会谣言;社会控制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8)-06-0019-03
一
社会谣言不是针对某个在社会上“无关紧要”的个人私生活或个人事务所产生的谣言,“而是关于社会的某个公共事务所产生的谣言(陈新汉,1996:53)”。社会谣言与闲话、宣传和公众舆论一样,是一种人们共享信息和思想的方式,并且是一种非正式的共享信息和思想的方式。就其本身而言,社会谣言是一种初级集体行为的表现形式。其基本特征表现为信息内容的社会性指向、非正式共享信息方式、信息的虚假性以及以亲友为主的信息传播链等。
1.信息内容的社会性指向
从对社会谣言的界定可以看出,社会谣言指向的是社会公共事务,而非“无关紧要”的个人事务。这里“无关紧要”十分重要,它表述的是一种事务的“社会性”,事务如果是“无关紧要”,就不能引起公众的“共鸣”,就不会产生社会影响。
事务是否“无关紧要”则有赖于社会情境([美]戴维・波普诺,1999:606)。一项针对个人私事务的谣言,当特定的社会情境存在时,其谣言的性质也会发生变化。特定的社会情境往往会使个人事务变得“有关紧要”,获得社会性,从而完成个人谣言向社会谣言的转化,如在2003年“非典”时期,在这个特殊的社会情境下,针对所谓中国“非典”首例感染者黄杏初失踪之谜的传闻,看似个人谣言,表达的也是黄杏初个人的事务,其实质上却已经是一个社会谣言了,因为在“非典”这个特定的社会情境下,被人们认为是“首例”非典患者的黄杏初已经不是“无关紧要”了。
2.非正式共享信息方式
社会学集群与行为理论从群体共享信息的视角来解析社会谣言,认为社会谣言是一种“非体制产物”,是一种“最无组织性的信息共享方式”([美]戴维・波普诺,1999:604)。“无组织性”就是指非官方性,就是指非正式。许多研究谣言的社会学家和传播学专家在给谣言定义时也强调了谣言的非正式性。如法国的卡普费雷认为谣言是“在社会中出现并流传的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已经被官方所辟谣的信息([法]卡普费雷,1991:18)。”墨菲则把谣言定义为“在人与人之间非正式地、通常是口头传播的未经证实的消息([美]戴维・波普诺,1999:605)。”社会谣言的非正式性不仅表现在信息共享方式上,而且还可以从社会谣言所传播内容来源的非官方性上得到体现。陈新汉认为“社会谣言就其内容来源来说,是非官方性的;就其传播渠道来说是非非大众传播性的,甚至是非法的地下性的(陈新汉,1996:55)。”在这里,我无意对各自有关谣言定义本身作详细评价,但是有一点却是它们所共同的,即他们都指出了谣言的“非正式性”。
3.信息的虚假性
社会学将谣言与“小道消息”一起视为传闻的两种形式。谣言作为传闻的一种形式,与小道消息不同的是,“小道消息”可以是真,也可以是假,而谣言则总是假的。社会谣言特有的产生机制,注定它从产生的那一刻起便具有虚假性。美国社会学家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认为“删减、强调和同化”是社会谣言流传的三个主要环节(陈新汉,1996:53)。
在“删减”环节,事件的大部分细节被忽略或简化了,社会谣言所依赖的信息从一开始就被大大删减了。传播者或断章取义,或遗漏信息,使得整个事件变得越来越简略而失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信息被删减或简略的现象呢?如果我们排除删减者主观故意因素,那么心理学所强调的“遗忘规律”乃是主要原因。在“强调”环节,传播者总是对那些符合自己兴趣、利益和需要的内容比较重视,印象也较为深刻,因此这些信息在再次传播中往往会被传播者重点渲染和故意扩张,客观上起到了强调某些信息的作用。在“同化”环节,此时,“所有的细节都溶入一个情节:这个情节将各种说法同化和演变为相互高度吻合的一体(陈新汉,1996:53)。”此时,经过“删减、强调和同化”产生的“高度吻合”的统一体,与最初的信息源相比,可能已经是面目全非了。也就是说,这个“高度吻合”的统一体所包含信息的虚假性也大为增加。
那么公众在传播社会信息的时候为什么会出现“删减、强调和同化”呢?陈新汉认为“共鸣”是始作蛹者,“关于某个社会现象的信息在流传过程中之所以大部分细节被忽略,是因为它们不能引起共鸣;而某些细节在流传过程中被强调和夸张,是产生于要使别人发生共鸣从而需要加强说服力所至;而同化和产生'完善的形式',是传者和受传者之间在流传过程中发生共鸣,从而在受传者意识中所产生的结果(陈新汉,1996:54)。”“共鸣”,包括利益共鸣和情绪共鸣,当某种与自己利益愿望和自身情绪需要相一致的社会谣言出现时,人们总是抱着极度关切的态度来加以肯定性评判,这个过程本身推动了社会谣言的产生,促进了社会谣言的生长,扩大了社会谣言的传播范围,加快了社会谣言的传播速度。
研究表明,社会谣言特有的使人感兴趣的话题和听起来“很有道理”是其主要原因。研究“都市传奇”的美国社会学家詹・哈罗德・布伦凡特(Jan Harold Brunvand)认为,“虽然细致的考察能豪无例外地发现这些谣言是毫无根据的”,但这类传闻听起来却“很有道理”([美],戴维・波普诺,1999:605)。社会谣言在传播过程中,对其真实性和逻辑性往往提供某种了“有力”的证明,比如说“据某人亲眼所见”、“据某权威人士所言”。我们以发生在江苏南京郊县的社会谣言“刚出生的婴儿传授放鞭炮可以防'非典'”为例,在科技不发达的传统农业社会,人们由于对瘟疫,诸如鼠疫等疾患的恐惧,并最终在想象中成功地虚构了一个“瘟神”的形象,而放鞭炮就是流传于民间驱赶“瘟神”的一种好方法,在今天农村的有些地方还保留着建房上正要放鞭炮驱赶“鬼神”的习俗。当“非典”疫情袭来,当人们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疾病,一个暂时没有特殊药物治疗的疾病的时候,深睡在人们内心文化角落的恐惧又一次被唤醒,听起来“很有道理”的说法与这种恐惧情绪最终影响了人们对信息的社会评价。
4.以亲友为主的信息传播链
社会谣言往往“被说成是发生在朋友的朋友身上的真实故事([美]戴维・波普诺,1999:605)”,它通过“面对面的交流”或通过某种媒体进行传播。就像“刚出生的婴儿传授防非典秘方”一事,由于它的信息传播链是由亲朋好友组成的,因而信息的信度也由此得到了强化。
2003年5月份,当此谣言在南京郊县盛传的时候,记者为此采访了一些当事人:“刚出生的婴儿会讲话,并传授防'非典'秘方一事,你们看到了吗?”回答是:“没有亲眼看见,我们是听朋友讲的”,“某某亲戚打电话告诉我的,等等。”在这里,这种以亲友为主信的息传播链获得了初级社会群体的性质,面对面的互动交流强化了信息的信度,当然,在信息时代,亲友间“面对面的交流”既可以是面对面直接互动,也可以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以及短信方式的间接互动交流。
二
伴随信息技术的进步,网络已不仅仅是一种全球性信息技术系统,而是发展成为“以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为其物资基础,以发送和接受信息为核心,以反映基于计算机平台的包括人类网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等在内的文化形态。(董娅,2006:333)”
1.新颖的传播渠道
信息时代,“道听途说、耳语相传”已不仅仅是社会谣言传播的唯一渠道,“第四媒体”和“第五媒体”成为社会谣言传播的新选择。所谓第四媒体是指通过互联网平台传送文字、声音和图像的信息传播工具。所谓第五媒体是指基于手机平台的短信发送。在信息时代,利用以上两种新传媒流传社会谣言的案例越来越多。在2003年“非典”时期,各种人群利用互联网平台散布社会谣言的案例十分普遍,令人难以统计,一时间,有关此类报道也是经常可见,如“女大学生网上扰民心:沈阳破获首例非典谣言案”(谢诗建等,《沈阳今报》,2003.5.1);“两名女研究生网上散布非典谣言被处以行政警告”(《楚天金报》2003.5.1)“转发'非典'谣言短信息,一农民被拘15天”(《中华网》2003.4.27)等等。今天,社会谣言在传播途径上已经突破了“以亲友为主的信息传播链”,开辟了新颍的传播渠道。
2.瞬间的传播速度
克兰兹伯格第一定律认为“技术既无好坏,亦非中立([美]曼纽尔・卡斯特,2001:90)”,信息技术革命在推动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为社会谣言的快速传播提供了温床。与传统社会社会谣言的传播速度相比,社会谣言在信息时代获得了“瞬间的传播速度”,也就是说几乎达到了异地“同步”。如发生在2003年“非典”时期的广东第二次抢购风波,前后仅花一天时间,谣言就已传遍广东全省主要城市,“2月12日上午,肇庆、清远出现购盐人潮,其中清远最为突出;中午12时后抢购风迅速蔓延至江门、湛江、澄海、汕尾等城市,之后扩展到抢购大米、食用油、调味品;傍晚时分,抢购风波及深圳、珠海、东莞等珠三角大城市;傍晚6时后,广州卷入抢购风波(李香平,2003:15)。”社会谣言的这种传播速度是传统社会所难以想象的。
3.“全球”的传播范围
受众的全球性是第四媒体的主要属性,互联网技术在传播领域的革命性作用,不仅在于它提供了便于信息复制和传送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信息的共享方式,“文字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原有的时空感,跨地域的沟通成为可能,但是这种跨地域带有'时滞'。第四媒体打破了传统媒体(报纸、广播和电视)的地域限制,结束了这种'时滞'障碍,实现了'实时同步',即所谓超时空性(方益波,2001:34)”。第四媒体以其“多终端、超链接、跨媒体、多平台(蒋亚平,2002)”的特点,实现了信息在网络环境中的全面开放,只要点击鼠标,人们就可以实时获得任何连网电脑上的共享信息资源,当然也包括社会谣言。
三
社会谣言误导公众,使人们在最渴望了解某种信息的时候,却获得了虚假信息,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社会谣言得不到及时控制极易引发社会恐慌和社会动荡不安。
1.由权威来公开权威信息
从信息角度分析为什么社会谣言得以产生与流传的原因时,社会学给出了两个原因,首先社会谣言所传递的信息必须是“大家关心的问题”,无论这种信息是否真实;其次,公众对该类信息“缺乏足够的来自权威方的正式信息”。我认为这两个条件的同时满足对于社会谣言的发生十分重要,如果该谣言不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那么它的传递也将受到阻碍,而正因为社会谣言所依赖的信息是一个大家所关注的,并迫切希望了解的公众性问题,且对这个问题又缺乏权威信息,社会谣言才得以产生,并在流传中得以丰富。其中,“权威信息”尤显重要,由于社会变迁,和过去经常由于信息匮乏而导致社会谣言不同的是,“如今信息时代市民的信息源其实非常多,但市民接受信息的渠道越多,越容易出现误传、谣传,这时,就更需要政府迅速及时地利用传统媒体发挥它的权威性(李香平,2003:18)。”
显然,只要我们去除以上两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社会谣言就无法生存了。“大家关心的问题”是无法去除,那么我们就只有去除第二个条件。既然“缺乏足够的来自权威方的正式信息”是社会谣言产生的条件,何不给予公众以足够丰富的权威信息呢?这是控制社会谣言的最简单而有效的方法。如2003年“非典”时期,当广东出现第二次抢购食盐和粮食风波的时候,政府(权威部门)及时介入,并以“新闻会”和“主流媒体”(官方权威媒体)介入的方式,“广东备有百日盐半年粮”的权威信息,使社会谣言得到了及时的控制。正可谓“百姓知情,天下太平”。令人高兴的是,在“非典”后时期,我国政府正从机制上逐步探索并建立和完善一套面对公众的信息制度。该项举措开辟了一条公众分享政府权威信息的有效渠道,也必将有助于对社会谣言的控制。
2.及时辟谣,将谣言控制在脱离控制之前
谣言的生命力在于流传,社会谣言发生的本身也包含着流传,在社会谣言面前的沉默往往被理解为是对谣言内容的默认,因此及时辟谣、阻断社会谣言流传就不失为一个控制的好方法。“在谣言一出现时就进行辟谣,一旦谣言发生了效果,再来辟谣就会增加难度,就象在人们心目中已有的偏见一样。有时辟谣反而会增强人们的回忆,结果愈描愈黑,起到加强谣言的效果(邓东蕙,1993:408)”。从发生在我国“非典”时期的几则社会谣言的有效控制来看,政府(权威)及时辟谣,将谣言控制在脱离控制之前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如当江苏南京郊县出现“放鞭炮就可以防治'非典'”的社会谣言时,南京市收视率较高的权威媒体“南京零距离”及时辟谣,阻断流传。其它诸如对“北京封城”、“广东抢购盐米”、“某某城市又出现'非典'病人多少多少例”等等社会谣言,政府也采取及时辟谣的方法,使得这些社会谣言得到了有效控制,并及时消除了这些社会谣言给社会秩序带来的不良影响。
3.注重心理疏导,提高公众的信息认知能力
社会谣言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的原因,即当时的社会情境及一个社会的信息机制等,也有公众自身的原因,主要包括公众的心理因素、知识水平和信息分析能力等。经验研究表明,社会谣言多发生在“突发事件”后,如自然灾害(地震、“非典”)和重大社会事件(金融危机、9・11事件、伊拉克战争)等,因此,注重对公众的心理疏导,提高其面对突发事件的心理承受能力,避免过度的恐慌就尤显重要。
另外,针对许多个案的研究表明,社会谣言的流传是受一定阶层和区域限制的,也就是说社会谣言总是在它适合的群体和地区内流传。如“都市传奇”的流传范围只是在都市,而非乡村,对于一个从未见过微波炉的农民来说,他绝不会去传递“微波炉里的狗”的谣传的。而相反,有一些社会谣言则多发生在乡村,如“刚出生的婴儿传授放鞭炮可以防‘非典’”,由于农民受自身知识水平和信息判别能力的限制,此类在城市居民看来是荒诞不经的事,只有在农村地区和农民群体中才得以传播。为此,社会要根据不同的群体和地区开展不同的宣传和教育,教育人们有效使用信息,提高公众的信息判别能力。
4.重拳出击,依法严厉打击制谣、传谣者
社会谣言是一种“反权力”(陈新汉,1996:55),仔细分析该命题,可以从两个角度加以解释。首先是主观角度,即制谣和传谣者主观带有不良的动机,他们或为报复社会、或为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故意制造和传播社会谣言,对于此类问题的处理,就应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予以严惩。其次是客观角度,即制谣、传谣者本身虽然不是出于的目的,但是社会谣言所产生的客观效果却是“反权力”的,如“非典”时期出现在互联网上的社会谣言,其制谣者的真正目的是“吸引眼球”,提高点击率,但是对那些虽无主观恶意,而在客观上却已经扰乱了社会秩序的制谣、传谣者来说,理应受到惩罚。2003年“非典”时期,仅四至五月不足一月的时间内,“北京、广东、河北等17个省市公安机关依法查处借非典问题利用互联网、手机短信制造传播非典谣言案件107起,依法刑事拘留12人,治安拘留33人,罚款20人,行政警告25人,批评教育24人(《中国新闻网》,2003.5.9)”。
参考文献:
[1]陈新汉,1996,《社会谣言的社会评价思考》,《求索》第2期
[2][美]戴维・波普诺著,1999,《社会学》(第十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法]卡普费雷,1991,《谣言》,上海人民出版社
[4][美]曼纽尔・卡斯特著,2001,《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李香平,2003,《信息时代:群体突发事件如何应对:对广东非典型肺炎引发民众恐慌的思考》,《青年研究》第3期
[6]方益波编著,2001,《网络之音:信息世界疆域的终结者》,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7]蒋亚平,2002,《中国网络媒体现状分析和展望》,《中国记者》第5期
[8]编写组,1987,《社会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关键词] 合作交流 实验设计 操作 观察 分析
在传统的实验课教学中,普遍采用的是教师讲实验内容,学生听;教师演示实验方法,学生看;教师提问实验结论,学生答的“满堂灌”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限制了学生的思维和创造,不利于主体精神的培养。针对这一现象,教师在实验课教学中充分发挥小组合作的优势,让学生通过阅读、研讨、自己设计实验。
具体做法是:把实验的的器材、步骤、现象、结论等要素设计成空白实验报告提供给学生。学生在自己的小组中阅读、思考、研讨,共同填写实验报告,等于是自己设计实验,自己进行操作、观察、分析,这样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学生带着这些问题认真阅读教材,然后以小组为单位进行热烈的讨论,他们互相补充,互相帮助共同填写有关内容。教师只在课堂上做启发和点拨。
教学案例
【课题:设计实验证明吸入和呼出的气体有何不同】
教学目标:
1.使学生进一步了解氧气、二氧化碳、水的特性,培养学生运用相关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培养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主动探索、合作交流的能力。
重点:
1.方案设计
2.团结合作、主动交流的学习精神。
问题引入:
人能否在一个密闭(任何物质都不同外界物质交换)的房间内正常生活下去呢?若能,为什么?若不能,为什么?
学生分组讨论、交流、归纳、总结,然后各小组派代表发言,其他成员补充。
甲组:不能,因为没有水和食物,会因为缺水或饥饿而死。
乙组:不能,因为没有充足的氧气,会缺氧而死。
丙组:能,据报道不喝水不吃饭,人还可以正常存活一定的时间,但时间有限。
……
最终归纳结论:原因是人会缺氧而死,人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吸入的气体和呼出的气体成份不同。
提出问题:
现在就要求大家想一想,有可能不一样的是什么物质?
猜想与假设:
学生分组讨论、交流、归纳、总结,然后各小组派代表发言,其他成员补充。
甲组:由上面的问题可以知道,氧气、二氧化碳的含量不同。
乙组:冬天人在室外说话,看到呼出的气体变成水雾,说明水蒸气的含量不同。
……
学生分组讨论以下问题:
1.这些不一样的问题有什么特性?
2.用怎样的方法来验证他们的不同?
3.通过选择的方法寻找合适的仪器和药品进行实验。
学生讨论,设计实验方案,通过相互交流确定最佳方案。
查阅课本及有关资料,看你设计的方案还有什么欠缺。
学生实验:
进行试验,观察实验现象,分析得出结论。
探究内容 实验方法 结论
二氧化碳含量是否相同
氧气含量是否相同
水的含量是否相同
各小组进行讨论交流,最后派代表发表结论,其他成员补充。
甲组:……
乙组:……
关键词:社会责任 监管效率 违规成本 声誉损失
一、引言
近年来企业对社会责任履行的忽视已带来诸多社会问题,如环境污染、工作安全威胁、食品安全问题等,使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安全的社会环境中,最终会阻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企业不仅要对股东负责,追求利益最大化,同时还要对员工、消费者、供应商、债权人、社会公众等负责,要关注员工福利、生产安全、产品质量、对周边环境的影响等问题,由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对象随时间不断发生变化,因此理论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界定也不断发生变化,Carroll(1991)从多维度的角度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四个维度;Petkus and Woodruff(1992)从社会营销的角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界定为包括趋利和避害两个方面。我国法律法规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认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是指上市公司对国家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自然环境和资源,以及股东、债权人、职工、客户、消费者、供应商、社区等利益相关方所应承担的责任。在实务界,由于社会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视,新闻媒体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关注,以及政府对社会责任的监管日益加强,是否承担社会责任对企业声誉的影响越来越重要,进而决定了企业未来生存和发展(林毅夫,2008),因此,许多企业已经开始关注社会责任的履行及披露。不同于追求股东财富最大化,对其他相关者利益的关注,将导致企业成本的增加,从短期来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一定程度上将减少当期利润,降低当期收益;但从长远来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处理好与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将有助于增强其品牌对消费者的吸引力,提升其社会影响力及竞争优势,最终提高企业利润(温素彬和方苑,2008)。因此,企业是否愿意支付社会责任承担成本,不仅与公司的财务状况及公司治理特点相关(Trotman,1981),同样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经营目标相关。因此,本文通过分析处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企业的经营目标,从成本效益的角度研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为提高监管效率提供参考。
二、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文献综述
(一)社会责任承担的影响因素分析 由于规模大的企业受到更多的关注,因此将促使其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Trotman,1981),财务状况好及处在污染严重行业的公司,将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李正,2006)。自由现金流多的公司,将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McKendall et. al,1999),经营杠杆与社会责任承担正相关,而市场风险与社会责任承担负相关(McGuire et al,1988);此外,多元化水平,研发支出,广告费,政府采购,消费者收入,劳动力市场,公司所处的行业生命周期都会影响社会责任承担(McWilliams and Siegel,2001),因此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应该有个最佳值,使得公司价值最大化。此外,公司治理结构也是社会责任承担的重要因素:高管持股比例越高将使得企业越愿意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Cochran and Wood, 1984; Johnson, and Greening, 1999),外部董事的存在对公司的社会责任承担有积极作用,更加关注员工、社区、消费者等相关者的权益(Zahra et al., 1993)。国有股持股比例与企业社会责任承担负相关(谭宏琳和杨俊,2009);治理结构的完备性及政治参与对慈善捐赠有正向影响(梁建等,2010)。
(二)社会责任承担的经济后果分析 国外研究表明,从财务业绩的角度来看,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可能呈正向关系 (Simpson and Kohers,2002;Orlitzly et al , 2003),或没有显著的相关性(McWilliams and Siegel,2000; Ruf et al., 2001)的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的变动与财务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在中国,我国上市公司已经开始关注其社会责任,但对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也不同意,从短期来看,大多数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导致企业业绩下降,但从长期来看,履行社会责任对其财务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作用(温素彬和方苑,2008)。从市场业绩的角度看,不合法规的表现或不承担社会责任会对企业的价值产生负面影响(Harrison and Freeman,1999),在公司危机时期,社会责任声誉能够防止公司股价的下跌(Schnietz,2005)。在中国,现阶段社会责任承担与我国上市公司价值的相关性不强,且不同行业之间有很大差异(陈玉清和马丽丽,2005),李正(2006)的进一步研究表明,从当期看,承担社会责任越多的企业,其价值越低,而沈洪涛、杨熠(2008)也研究了公司社会责任信息的价值相关性,结果发现,2002 年以后,我国上市公司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开始具有正的价值相关性。
三、社会责任承担的动机分析
(一)初创期企业的社会责任 处在初创阶段的企业,由于尚未确定明确的产品生产方向,其经营目标是生存并盈利,承担社会责任的意愿较低。(1)社会责任承担成本较大,因为企业获得资金的渠道较少,创始人投入的资金有限,一方面没有足够资金用于社会责任承担所需的支出,另一方面承担了社会责任后容易造成资金链紧张,影响正常的经营,损失非常严重。(2)违规成本较小,对于刚成立的公司而言,由于其规模小,雇员少,产品市场份额低,较少受到监管部门、社会公众及新闻媒体的关注,因此违规被发现的可能性较低。(3)声誉损失成本较低,由于初创期企业的产品在市场上还没有得到广泛认可,企业还没有树立起自己的形象,因此不承担社会责任可能遭受的声誉损失较小。(4)承担社会责任带来的收益较少,由于刚成立的公司尚未得到社会认可,在中国这样一个不安全的大环境中,人们更愿意相信大品牌的商品,即使处于初创阶段的公司承担了社会责任,带来的销售收入增加量也很少,无法弥补其发生的成本支出。综上所述,处于初创阶段的企业,生存并盈利还是其主要的经营目标,因此会选择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承担社会责任的意愿较低,甚至有时会发生违规行为。处于初创期的企业可能发生的违责任规定的行为将表现在:(1)提供低质量的产品,在不安全的大环境中,人们更愿意选择大品牌的商品,刚成立公司产品尚未得到社会的认可,只能以牺牲价格为代价获得市场份额,但是价格的降低需要较低的成本作支撑,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必然会选择低质量的原材料,降低产品质量。(2)污染周边环境,为了降低产品成本,可能不会及时采取措施处理生产过程中产生废水废气废渣,将给周边环境及居民造成严重的伤害。(3)偷税漏税行为严重,由于总的生产产值较低,因此不会成为税务部门重点关注的对象,为了降低成本,较容易发生偷税漏税的行为。(4)不会主动承担自愿性社会责任,由于得到社会认可程度较低,承担自愿性社会责任对其销售额的影响不大。
(二)成长期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 处在成长期的企业,由于产品已经得到客户承认,自有资金及筹措资金的能力增加,但依然面临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一方是业内成熟企业的压力,在产品品质、市场占有率及企业声誉上,成长期的企业都比成熟期的企业差,另一方是创业期企业的压力,尽管在产品品质、市场占有率及企业声誉上比创业期的企业稍好,但是创业期的企业拥有低成本低价格的优势,因此,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成本较低,但依然高于成熟期的企业,因为企业需要资金用于开拓市场,进行产品创新;且企业违规的声誉损失成本高于创业期企业,因为此时企业产品已得到客户承认,逐步建立了企业声誉。此外,随着企业进入成长期,将逐日引起政府、社会公众及社会媒体的关注,违规成本增加,违规可能性降低。因此,处于成长期的企业,自愿性社会责任承担的意愿较低,但一般不会发生违规行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及时采取措施尽可能降低环境污染及对周边小区的影响;按照国家税收规定按时纳税;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可能会承担部分自愿性社会责任以对企业的品牌做宣传。
(三)成熟期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 处于成熟期的企业考虑长期发展目标,因此,会主动承担部分社会责任。(1)承担成本较低,经过多年的经营,企业已通过广告等媒体作用,创建自己品牌和商标,在公众中树立了良好形象,产品市场占有率较高,有一批忠实的消费者,因此企业来自于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会较多且稳定,另一方面,较好的声誉使得企业获得资金的渠道较多,且由于发展速度减慢,企业不需要大量资金对公司进行扩张,因此雄厚的资金力量使得承担社会责任所发生的支出仅占其拥有资源的很小部分,不会影响企业的日常经营。(2)违规成本较高,规模的扩大使其成为监管部门的主要监管对象,同时社会公众及新闻媒体对其关注程度也较高,因此违规被发现的可能性较大。(3)声誉损失成本较大,成熟期企业都拥有良好的声誉,如果违规行为被发现,声誉受到损害程度较大,甚至面临倒闭的危险,付出较大的代价;相反,如果按照规定承担强制性责任及部分自愿性责任,不仅有助于企业声誉的提升,而且还会起到广告作用,使得企业的市场份额增加。因此,处于成熟期的企业,为保持现有的顾客,并尽可能的吸引新的消费者,除了会承担强制性社会责任外,将积极承担自愿性社会责任,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及时采取措施尽可能降低环境污染及对周边小区的影响;按照国家税收规定按时纳税;在国家需要时伸出援助之手,与国家共同对抗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尽可能的遵守与供应商和客户之间的合同;较多关注员工的生活,建立完善的薪酬体系,为员工提供物质和精神财富。
(四)衰退期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 处于衰退期的企业,由于生产工艺和技术落后,产品老化,生产萎缩,效益降低,负债增加,财务状况恶化,因此,公司主要的经营目标是生存,承担社会责任的意愿较低。(1)承担成本较高,由于要完成蜕变需要较多的资金支持,而衰退期的经济效益和财务状况都较差,如果企业将有限的资金用于承担社会责任,将减少可用于研发新产品,更换新设备和工艺的资金,降低了公司成功完成蜕变的可能性,付出的代价可能是一个企业的灭亡,因此社会责任承担成本较高。(2)违规成本较低,处于衰退期的企业,由于利润的降低,使其不再成为各部门关注的对象,因此违规被发现的可能性降低,且即便违规被发现,最差的结果也将是死亡,而不能成功蜕变也将导致死亡。(3)声誉成本较低,处于衰退期的企业,由于产品已经老化,损害了以往建立起来的企业形象,大多数顾客已转向其他产品,使得其不承担社会责任带来的声誉损失较低。处于衰退期的企业可能发生的违责任规定的行为将表现在:提供低质量的产品,为了生存,必须降低生产成本,必然选择低质量的原材料,降低产品质量;污染周边环境,为了降低产品成本,减少处理生产过程中产生废水废气废渣的支出;偷税漏税行为严重,由于生产萎缩,因此不再成为税务部门重点关注的对象,为了提高利润,较容易发生偷税漏税的行为;不会主动承担自愿性社会责任,由于需要大量资金转变产品生产方向,更新设备,因此生存的威胁,使得企业没有多余的资金承担捐赠等自愿性社会责任。
四、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监管对策建议
(一)初创期企业的监管 处于初创期的企业数量非常多,且分布较分散,对所有企业都进行监督需要花费较高的监督成本,生存的威胁使得其违规的可能性很大,但违规带来的后果存在差异,因此,在进行监督时需要重点关注可能对人类生命构成威胁的两个行业:食品行业,由于提供低质量的食品将危及人类的生命安全,如食用的牛奶,馒头,面粉等,这些日常的必需品,俗话说“病从口入”,一旦这些食品出现质量不合格,波及人数众多,且容易给人类身体健康带来危害,对食品行业的监督,关键在于对食品质量的检测,因此需要国家质检部门雇佣合格的质量检测人员,同时加强对质量检测人员的监督。化工行业,由于化工行业更容易对其周边环境造成污染,尤其是一些含有重金属的化学废料的蔓延,有些可能尚未处理便倾倒在河流湖泊中,直接对周边小区及下游居民的生命造成威胁,因此应该注重对化工行业周边环境进行紧密的监视,对环境的污染可以从企业的外部进行监督,因此可以发动周围的公众及新闻媒体对那些给环境造成的污染进行监督。此外,由于监督的行业具有选择性,给许多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创造了机会,因此,应加大对违规企业的惩罚力度,增加其违规成本,促使其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二)成长期企业的监管 处于成长期的企业面临的压力很大,有降低产品成本的动机,同时为了提升企业声誉,也有承担部分自愿性社会责任的动机。对处于该阶段的企业,数量相对较多,且违规的动机较强,因此应该对食品行业及化工行业内的全部企业进行监督,对其他行业内的企业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监督;同样,应该加大对违规行为的处罚起到威慑作用;对这类企业的负责人加强道德教育,使其自主履行强制性社会责任,增加其履行自愿性社会责任的意愿。
(三)成熟期企业的监管 处于成熟期的企业,违规成本高,声誉损失大,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有自愿承担社会责任的意愿。然而,对利润的追逐可能使企业罔顾法律制度的威胁,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由于这类企业规模较大,雇员较多,拥有较多的市场份额,一旦发生违规行为,危及范围非常广,轻则危及所在行业的发展,重则引致全民恐慌,妨碍国家的安定团结,必须加强对这类企业的监督,主要体现在:对成熟期内所有企业进行监督,由于经过了市场竞争的淘汰机制,能够发展到成熟期的企业数量少,且其出问题波及面大,因此需要对成熟期的所有企业都进行监督,定期对其产品质量进行检查,避免违规行为发生;对单位负责人进行宣传教育,增加其履行自愿性社会责任的可能性;呼吁社会公众及新闻媒体对成熟期的大公司进行监督,并建立有效的投诉制度。
(四)对衰退期企业的监管 由于能够进入成熟期的企业较少,因此进入衰退期的企业数量也较少。由于衰退期企业面临生存的压力很大,有降低成本的动机,因此,在对其监管时,考虑到成本效益的问题,需要侧重于以下问题:产品质量的检查,应定期指派人员到衰退期公司进行产品质量检测;环境污染的处理,应定期指派环境监控人员到衰退期公司周边环境进行各项污染指标的检测。综上所述,由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公司具有不同的经营目标,因此,各公司社会责任承担的动机不同,为了优化监管资源配置,应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公司采用不同的监管措施。
*本文受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科研项目“企业社会责任的披露与监管”(项目编号:2012XJQ008)及北京市教委科研水平提高项目(项目编号:00691054430104)的资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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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西方的市民社会
随着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欧洲社会教权与世俗权利实现了快速的分离。文艺复兴运动从思想文化领域开启了民智,各种政治学说、科学艺术空前发展。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一批大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洛克、卢梭等自然法学家和契约论者充分运用自然法的基本精神以及自由主义,为抵制专制王权并捍卫市民社会的平等、自由、人权提供理论依据。洛克指出:“市民社会是一种先于或外在于国家而存在的人类联系形式。”[2]而卢梭认为,每一个人可以毫无保留地将自己奉献给“联合体”,因为人人如此,所以人人平等,“这一由全体个人的结合所形成的公共人格,以前称为城邦,现在则称为共和国或政治体。”[3]康德则在此基础上将市民社会与公共权力结合起来,认为这就是理想化的政治国家。这些重要的学说和思想对当时的革命和以后的理论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他们并未对“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在学理上做出界分,但在阐述个人权利、国家权力限度以及个人与国家关系等问题上都有了现代市民社会思想的萌芽。最早将市民社会这一概念理论化的当属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黑格尔将市民社会解释为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这种联合是通过成员间的相互需要,通过保障人身和财产的法律制度和通过维护个人特殊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外部秩序而建立起来的。“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的目的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4]他的市民社会有三个层次:第一,通过个人劳动使个人需要得到满足的需要体系;第二,通过司法对所有权保护的法律制度;第三,通过警察和同业行会来弥补上述两个体系中的不足。其中,需要的体系是市民社会的主要内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是一种与家庭关系和公民关系相区别的社会关系及其所代表的社会联合体。在他看来,市民社会就是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别阶段。家庭、市民社会与国家三者共同完成伦理精神的运动过程,而此三者是由低级到高级的运动,是物体实现其普遍性的运动。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是对传统市民社会理论的超越。但是,黑格尔阐释市民社会的方法是唯心的、思辩的,标准也是所谓的伦理理念的思维发展水平。然而,市民社会和国家的不同绝不能仅仅表现为伦理理念和水平的高低,也不能由此来决定其历史层次的不同。19世纪诞生,马克思作为一个青年黑格尔派批判吸收了黑格尔的思想,完善了市民社会这一概念。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市民社会包括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5]只有在产生了私有制和阶级之后,才会出现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两个领域的分野。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诸领域中经济基础是根本,对上层建筑具有决定作用,这一唯物主义思想彻底扭转了黑格尔的唯心思想。他也把社会分为三个部分,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是决定因素,并从市民社会的角度阐述了道德、宗教和哲学等内容。从而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建立了市民社会概念。
当代西方的市民社会
当代市民社会理论在继承传统的国家———市民社会两分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国家———经济领域———市民社会的三分法,开始对市民社会的结构和价值进行研究。很多西方哲学家也在马克思思想的基础上对市民社会的内涵做了重新阐释,主要代表为安东尼奥•葛兰西和哈贝马斯。葛兰西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发展成为“完整国家”,“市民社会也是‘国家’,并且不仅如此,市民社会恰好构成国家。”[6]在葛兰西看来,国家的前提是它的合法性,而其合法性来源于公民的同意,所以必须借助市民社会对公民进行引导、影响和教育,使之自愿接受国家的统治。这样,市民社会在国家的体系中就占据重要地位。另外,葛兰西把市民社会当做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我们目前可以确定两个上层建筑‘阶层’,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这两个阶层一方面相当于统治集团通过社会行使‘霸权’职能,另一方面相当于通过国家和‘司法’政府所行使的‘直接统治’或管辖职能。”[6]因此,在葛兰西看来市民社会不再单纯代表经济活动领域,而主要是文化———意识形态关系的领域,属于上层建筑领域,是统治阶级传播意识形态、制造合法性和实行文化领导权的载体。在葛兰西看来,在当代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形成了这样的对立统一关系:如果说政治社会是“守夜人”的角色,那么市民社会则承担了“教育者”的任务;政治社会代表与统治,市民社会则与之相应代表着道德和伦理;政治社会运用强制与暴力,而市民社会则运用舆论与说服;政治社会代表公共利益和公共关怀,市民社会则代表私人利益和民间关怀。哈贝马斯对市民社会的讨论大致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在前期,他认为市民社会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形成的,是独立于政治国家的私人领域。他把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引入到市民社会理论中,认为“它既包含资本主义和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市场体系,也包含由私人组成的、独立于政治国家的公共领域,即一个社会文化有机体。此外还包括职业团体、政治党派、工会和其他组织等。”[7]前者可以被看作是市民社会的经济领域,后者是公共领域。经济领域是公共领域的基础。后期哈贝马斯主要从“交往行为”和“生活世界”的角度界定市民社会,认为“今天称为‘市民社会’的,是一些非政府、非经济的联系和自愿联合,它们使公共领域的交往结构渗透到生活世界的社会成分中。组成市民社会的是那些或多或少出现的社团、组织和运动,它们对私人生活领域中形成共鸣的那些问题加以感受、选择、浓缩,并经过放大以后引入公共领域。”[8]社会整体结构实际被分为两个领域:一是以金钱和权力为媒介的经济、政治领域,一是以语言为媒介的社会文化领域。前者基于官僚机构和经济组织中,后者则植根于人们日常的以理解、沟通和价值获取为目标的行为中;前者对应着目的———工具理,后者则对应着交往行为。总之,市民社会作为一个西方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的核心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和变化。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思想家将其理解为以城邦国家为内容的政治社会,以区别于蒙昧状态的文明社会;近代契约思想家们将其规定为一种外在于国家政权并监督和制约政治权力的民间社会组织,用以捍卫人的政治自由;黑格尔赋予了它新的时代意义,即介于家庭和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领域;马克思和黑格尔都从经济上把市民社会界定为包括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在内的广泛的物质交往关系;当代西方社会思想家则将其看作是一个建构公共理性和生成公共伦理的社会空间。
中国传统社会中不同于西方的因素
西方前现代社会已经具备了一些市民社会发展的历史文化因素,如古希腊的城邦和中世纪的基督教教会等政治、组织形式,而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文化因素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发展也有重要影响。所不同的是西方传统文化促进了西方市民社会的生成与发展,而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某些因素不仅未能促进市民社会的形,反而可能成为阻碍当代中国市民社会发展的因素,对这些因素的进行认识和分析对于我们今天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城市作为人类迈向现代化过程中最重要的载体,中国古代城市与同时期的西欧城市相比显得奇缺。西方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城市在具体形态和功能上有明显的差异,其在市民社会产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的城市是以权力和消费为主要运作轴心的,而生产或经济自给的特征则不明显,这样中国古代城市的经济特征就被弱化了。与西方前现代社会的城市相比,中国城市都是经济功能成为政治功能的附庸,城市的繁荣程度与经济发展情况没有直接联系,而西方无论是古希腊还是中世纪其城市都带有明显的经济功能,是王权和教会权力最薄弱的地方,如此才获得相对自由的发展。中国古代城市处于政治的核心地带,无法为市民社会的诞生提供生存空间。其次,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对社会的压制导致社会力量的弱小。在西方,国家的形成即意味着按地域治理社会的开始和血缘关系退出历史舞台。传统中国则是建立在血亲关系之上的宗法制度扩展成家国同构的政治体系,以封建帝王为代表的国家在道德上、文化上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价值。个体权利在父权、夫权、三纲五常等优先原则的重压下变得微不足道。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主要体现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包括天、君、国、家合为一体的政治认识,以忠、孝为核心的伦理至上和丧失主体性的政治依附情感,名教精神的政治思维等。儒家思想在中国整个社会中实际上承担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功能,它为社会提供了一整套的知识、思想和价值信仰系统,为封建王权提供了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以天下为公、财产公有、社会秩序和谐、博爱等为特征的大同政治理想体现了权力伦理化的要求,通过创造“利益一致”的幻象淡化对现实中自身利益的关注,使人们在对这一幻象的关注与陶醉中丧失个体的自觉意识。因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政治心理不能为市民社会提供精神养料。再次,中国传统道德对市民社会价值的抵制。儒家文化与王权政治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体现了相互借势、共生共荣的关系,而建立在与国家相分离基础之上的市民社会文化始终都很难在儒家文化中寻求到支持。道德是统合社会思想和社会认识的主要工具,“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以“仁”为要旨的道德既是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社会标准,也是政治权力自律的标准。道德本身作为社会约束的力量之一在与政治结合以后,政治权力借道德之力潜入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每个角落。德治的结果总是因为个人私利与权力结合之后导致政治权力的无限扩张,权力的滥用由于受到道德的掩护而不会遭遇任何制度,尤其是法律的制约。因此道德化的儒家思想严重侵犯了个体和社会权力,在政治权力和个体权力二者处境的巨大落差下,市民社会很难获得生存的机会。最后,宗教文化缺乏对国家的张力。西方中世纪基督教文化是政治民主和形成市民社会的重要力量,这不仅体现在信仰文化上,而且体现在教会的组织形式上。但中国却缺乏这样的宗教力量。其一,中国的宗教没有能在组织和制度层面形成与国家的分野。佛教和道教的寺院组织以出世为主旨,无法形成牵制国家理论的群体组织。其二,儒教与国家在组织和人员上基本是融合的,这样就不能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形成一个界限。与国家紧密联系的的性质使中国古代宗教要么缺乏组织性,要么依附于国家,要么秘密结社性教派或者是歪门邪道,总之,中国传统宗教文化在儒、佛、道三教合一并牢牢地被儒教所控制的情况下,占主导地位的儒教也严重缺乏社会性。这也正符合了封建王权政治的需要,在宗教方面为专制统治扫清了障碍,而在政治国家牢牢掌控的权力缝隙里成长的市民社会,既没有实体意义上的生存空间,也未能得到文化和价值上的支持。社会的传统结构是阻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体制性原因,但这一坚固的结构在资本主义入侵中国后开始破裂。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在内忧外患的共同作用下,国家体系内部发生了以改革和革命为主要特征的重大变化。近代中国在政治、经济及社会结构上的变化促成了市民社会的产生。在政治上,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传统在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都有了松动,家国同构模式和中央集权模式内部的整体主义逐渐向分裂、多元方向发展,客观上为市民社会提供了生存空间。在经济上,近代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壮大了商人的力量,一些城市也在工商业发展的前提下逐渐向现代城市转化,商人与新城市间以工商业为媒介联合起来所形成的社会空间直接成为中国早期市民社会诞生的摇篮。在社会结构上,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出现了绅士与商人融合而成的绅商阶层,他们成为早期市民社会的领导者。但是,按照西方市民社会的标准来看,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并未形成成熟的形式。
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的现状及其构建
使中国摆脱了社会失序的苦境,可随后建立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全面控制的国家主义发展战略,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建立使国家与社会的结果失衡趋于顶点,市民社会根本就不可能产生。改革开放以来,市场逻辑在经济领域的作用日益增强,自由流动的社会资源和自由活动的社会空间不断扩展,中国的市民社会开始出现。到目前为止,尽管不能说中国已经形成了黑格尔严格意义上的“需要的体系”,但市场至少已经成为经济活动中无法缺少的平台和杠杆。市场经济提倡个人自由和个性发展,这就为私人自主性生活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空间。这一私人自主的生活空间所形成的人们及其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就是当前中国出现并发展着的市民社会。然而,我国的市场经济是由国家自上而下启动的,我国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也还处在起步阶段,就独立自主的社会力量来说,中国当前距离成熟的市民社会还很远。因此,必须从以下几点出发,立足国情大力培育和发展中国的市民社会。
(一)构建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的思想前提
当代中国市民社会发展肇始于“国家主义”的消解,但又必须防止陷入“自由主义”的泥淖。邓正来先生认为,“中国当代市民社会的建构必须建立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的理性关系之上,应是政府选择和社会选择的共同结果。这种良性互动关系是指二者之间的一种双向制衡关系,透过这种互动,双方能够较好地抑制各自的内在弊病,使国家所维护的普遍利益与市民社会所捍卫的特殊利益得到符合社会总体发展趋势的平衡。”[9]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不仅在于各自在其领域中发挥本能,更重要的还在于二者间的互动。作为良性互动,要求在理念上实现从“国家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建立一种政府机关与市民社会组织的协同合作与互相监督的互动关系。一方面要互相认同与合作,即相互认同合法地位并通过不同的制衡机制抑制对方的不足,国家要为调解市民社会之间特殊利益之间的矛盾提供普遍性的利益法则,市民社会则始终警惕国家权力的扩张;另一方面表现为相互间的融合,国家用适当的手段介入到市民社会之中,为其提供法律、政策以及经济上的保障,市民社会也要积极地将自身内部行为准则上升为国家法律原则。
(二)构建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的主体选择
对市民社会主体的界定,首先要反对照抄西方经验。在西方语境下产生的市民社会,只有城市中的市民才是其主体,而将农民排斥在外。在封建小农经济的思想束缚下,农民不可能形成现代市民社会中的的权利意识和主体观念,因而不能在西方市民社会发育过程中享有主体资格。但在当代,西方社会成员已经普遍具有了权利意识与市民素质。将西方传统市民社会主体简单移植到中国当代市民社会的构建进程中,既不符合市民社会的一般理论,也不符合当代中国的建设实际。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发端于农村,农民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始终。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与时代的进步,当代中国农民也逐渐克服了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下的分散孤立状态,逐步培养起市场经济下的合作思想与能力,因此当代中国农民在市民社会建设过程中必然占据重要地位。发展当代市民社会的主体,还要促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大力培育非政府组织对于建构中国当前的市民社会非常重要。现今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还很不完善,缺乏组织性与自治性。因此,要划清政府与非政府之间的界限,形成合理分工,同时形成两者间的合作和制衡关系,使非政府组织真正成为市民社会中的能够发挥实质作用的有效主体。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的主体应该包含社会中的各个阶层,其中企业家和知识分子分别从实践上和文化上引导市民社会的发展。
(三)构建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的现实起点
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的构建注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仅要突破传统思想的重重障碍,还要与现实制度争夺社会资源,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解决好现实中市民社会的发展前途,需要将构建市民社会的任务合理分配到不同发展阶段。邓正来、景跃进在《构建中国的市民社会》一文中主张将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所要达致的目标是初步建构起市民社会,形成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第二个阶段的主要目标是进一步完善市民社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实现对国家决策进行正面意义上的影响,亦即积极的参与。”[9]对于培育中国的市民社会的具体策略,一种观点是强调国家的作用,即国家对社会放权并积极培育市民社会的成长因素;另一种观点则强调建构市民社会过程中社会自我生成的重要性。市民社会建构的动因在于社会本身,国家的作用也是在社会自主性要求下才被释放出来的。“政府主导”的特征对以独立自主为根本特征的市民社会来说,看是一种对立关系,但“政府主导”亦是一把双刃剑,在导致其负面影响的同时,也具有相应的优势。从当前中国的实际出发,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为引导,在当代市民社会发展的初期阶段,政府主导应是主要动力。但是国家也要意识到国家权力的有限性,要从高度集权的全能、强势行政权力的思想中解放出来,通过向市民社会让渡生存空间,使市民社会尽快地突破发展过程中的制度束缚,建立起有利于市民社会生存、发展的外部环境。市民社会的发展亦能对国家建设形成反作用,逐步增强国家建设的经济与文化基础,从而形成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多元化互补的社会控制局面。
就像是在饥饿原本只想要一碗米饭,他却给了你佐菜一样,义工队的组织者已经和他们说明了情况,而我一星期以来联系的那个人,正是他们视为大哥式的人物。我们的采访基本可以顺利进行了。
说实在的,联系确实不容易。没有考虑到的,电话联系比邮件联系更有真诚,也更容易让人答应。刚开始的邮件联系时,义工王先生直接就打电话过来,当然结果 是被臭骂了一顿。还好,这顿臭骂还是学到知识的。起码,在调研的时候,除了说清调研的内容之外,还要说说自己的联系方式,好让他们觉得这是一种平等的关 系。想了解更多的时候,联系也方便。
8月9日 天气晴
鼓起勇气打通了联系人的电话。他是湖南人,说话很nice,我 甚至还想好了冷场的时候说些什么,确实是我多虑了。第一次采访,我们俩都有点紧张,但是还是顺利地了解到一些基本的信息。知道了他的大概经历。他说道他的 爷爷和爸爸的时候会有一些哽咽。我想有一句话,是触动我了。我不是一个孝子,虽然很想家,但是,我要趁着年轻出来,干出一点东西,我要让证明我自己。他在 第二天,主动打来了电话,跟我说他的苗木基地,说他会去苏州出差,考察整个苗木市场。他刚出来的时候,也经历过彷徨。从政府的人事部做到去深圳、东莞加入 南下大军,到最后,找准自己的市场,开始了创业。其实,他也很普通,只不过比其他人多了一次失足的经历,心里害怕再次犯错误,仅此而已。
我想,我不必担心他的话有虚假的成分。因为我所联系的王先生确实是他们的大哥,而且也真真实实的被他们认为是大哥。这一群体害怕再次犯错误,所以,在心 里上需要一个引路人,他们怕说错话,所以总是显得被陌生人采访的时候有所顾虑。这有好有坏。第一是,你永远都不用害怕他会说谎,因为我事先已与王先生的联 系了许久。第二是,他们会向你保留一些自己的看法,对于一个陌生人,他们是决不会轻易放下戒备的。王先生让我说我是该组织的志愿者,这样采访起来方便,也 容易取得信任。只是,我觉得,我的采访对象,有权利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这些资料是送往什么地方的。这是一种尊重。与王先生和采访对象沟通,得到了谅解。所 有的都看起来是那样的顺利。
8月11日 天气晴 于电话中
采访了第二个人,来自深圳。18岁进看守所,19岁入狱。 在高墙中生活了5年。他说话的语气很温和,听声音,你会相信,他是一个善良的人。只是,如他所说,他伤害过社会,也不求社会上所有他接触的人都喜欢他。这 个群体,对他出来后,会面对的问题,确实有一些了解的。他知道,他会遇到歧视,来自家中亲戚,或者来自同村。他是我接触的心态很好的一位,从他的采访中, 我也知道,他是一位颇讲义气之人。他会为了他的两位兄弟,放弃自己在快递公司将要谋到的职位。他也是一位乐观的人。从他的谈吐中,我惊讶于这样一位曾经有 过这样经历的人,不肯固定在一个岗位上,从保健品到针织厂、从文化公司到快递公司。这与我所以为的想法相违背。我总是想,这样一个群体的人,与社会脱节了 一段时期,文化水平也不高,应当在找到工作后,心存感激,老老实实地去干。原来,他们也有追求,而这种追求,不亚于高知识群体。他既不满足于自己现状,也 知道应当安安分分地创造另外一种生活。我想这是他过人之处。
我该写写深圳这个城市。虽然广州与深圳很近,但是确实是我第一次踏足这个地方。我常将深圳看成是一个暴发户,有钱而又没有内涵。来到深圳,沿路的商 业街也加深了这种想法。但是,渐渐地感受到这座城市似乎比广州有更大的包容力。或许是因为许多没有归属感的人们来到这里,就产生了某种具有归属感的情感维 系吧。好了,我的深圳一日游也也该落幕了。晚安,深圳,晚安,广州。明天要好好加油,整理资料。
8月26日 天气晴 于人和
人和确实是一个偏僻的地方,只有零星的几点商业气息的店铺,公交车很少,从天河出发要30多个站,转两趟车。从番禺出发,那个线路,确实有点吓人。似乎 是个与市中心格格不入的地方。一个被人遗忘了的地方。听家中人说,人和离这里有20多公里,于是,提早了一个半小时搭车,但是这一路顺畅下来,只用了40 分钟。我这一生等待的时间似乎很长,因为他人的迟到,又或者因为自己时间的把握不准确。去了肯德基,坐下来,好好将自己将要采访的问题写了个大概的提纲。 于是就在一直等待中。
我想小威是一个很腼腆的小孩子,比起之前采访的对象都很沉默。我们的采访很多都是在一问一答中进行,他不会多说一 句话。我们的采访因为他的沉默有几分钟是沉默的,或许在这种互动中,我有点失败了。他有时候会用一种祈求的眼神望着我们的男队员,仿佛像是一种求救。还有 一个有趣的细节就是,我买了一杯可乐给他,但是,他基本上没喝两口,采访的过程中,他也是很腼腆地看着杯可乐。采访完成后,那杯可乐杯被他象征性地喝了几 口,我问他,为什么不喝可乐呢?他说我不喜欢喝可乐。这个小孩子确实有点不同。和很多小孩子都不同。怎么说,或者是他缺少了同龄孩子爱玩的心理特点,显得 有点老成,或者说,他想通过不喜欢这些原本小孩子喜欢的东西,来证明自己已经是一个大人吧。但是,他骑着自行车,飞过来向我们说再见的时候,笑容却又是像 孩子般灿烂。或许一个人的童年,真的会影响到他的一生,却终究无法磨灭这种年岁所赋予他的特点。
关键词:新经济社会学 社会网络 社会资本
引言
经济社会学创立于19世纪末,先后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分别是20世纪初的形成阶段、20世纪60年代的传统阶段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的复兴阶段(刘少杰,2009)。新经济社会学(New Economic Sociology)即经济社会学的当代演进,是一门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经济行为及经济体系的科学(曹德骏、左世翔,2012)。新经济社会学的重要价值在于对古典、新古典经济学思想所提出的反驳。新古典经济学中对于完全理性经济人和完全自由竞争市场的假设在Granovetter等学者看来是某种错误的观点。他们认为,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忽视了人的能力,没有看到社会网络及其规范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其研究必然与现实情况不符。因此,新经济社会学理论是对传统经济、管理理论的补充和纠正,值得我们借鉴并加以丰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Granovetter(1985)所作的《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有关嵌入性问题》一文的发表,他开创了经济社会学的全新时代,由此也奠定了运用社会网络视角来研究经济行为的恰当理论基础(汪和建,2006)。随后,社会网络及社会资本引起了众多学者(Ports,1998;Powell,1990;Baker,2006)的关注,渐渐成为了研究经济管理类各种问题的关键方法和重要视角(耿新,2010)。
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社会网络研究、市场研究、企业研究、性别研究和文化研究。本文将通过理论梳理的方式比较研究其中的社会网络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
理论综述
新经济社会学是一门运用社会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经济现象的学科。这一理论建立在三大基础性假设之上(Granovetter,1992)。第一,经济行动镶嵌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第二,经济行动将追寻经济与非经济的目标;第三,经济体制是社会学的构建。由此,该理论的核心观点在于社会结构表现为网络的形态,而经济现象嵌入在社会结构这一网络之中,一切经济行动都是对社会结构的投资活动。
(一)社会网络理论(Social Network Theory)
1940年,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首次提出了“社会网络”的概念,后来Bott(1971)进一步研究了“社会网络”在家庭中的作用。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对于社会网络的研究并没有多大进展。直到1988年,Wellman才将社会网络明确定义为由某些个体间的社会关系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系统,第一次将社会人(actor)、社会联系(social ties)、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及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的概念组合在了一起。目前,在社会网络理论体系中,弱关系理论、强关系理论及结构洞理论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弱关系理论(The Theory of Weak Ties)。Granovetter的主要贡献在于:发展和深化了嵌入的概念;提出了弱关系及其“桥”作用的理论。联结是社会网络的节点,按照联结的强度可以将社会网络中的关系划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
从概念上讲,弱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而非经济关系(刘少杰,2009)。Granovetter(1973)定义了四个判定维度来衡量关系强度,即互动频率(Combination of the Amount of Time)、感情深度(Emotional Intensity)、亲密程度(Intimacy)和互惠程度(Reciprocal Services)。互动频率越高、感情深度越深、关系越密切及互惠程度越高的社会关系属于强关系,反之则属于弱关系。他进一步指出,强关系中的个体往往在性别、年龄、教育、身份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而弱关系中的个体间存在较大的异质性(朱晓霞,2011)。由于社会群体当中具有相似性的个体成员通常拥有类似的信息和资源,因而强关系网络具有大量的冗余信息;与此截然相反的是,在弱关系网络中,个体成员的差异带来了异质性的信息和资源,具有更大的潜在效用。
事实上,社会网络中的不同团体,往往就是通过一两个团体成员之间的个人联系而形成联结。既然是两个不同团体,那么这种关系必然是弱关系。对于这一发现,Granovetter提出了“桥”(Bridge)的概念,认为弱关系在不同社会团体之间充当了传递信息的桥的作用。后来,一些学者继续对弱关系的信息桥作用展开研究,研究结果与理论的出入迫使Granovetter进一步修正了他对弱关系理论的表述,即并非所有弱关系都能发挥信息桥的作用,但信息桥一般都是弱关系(Granovetter,1985)。另外,Granovetter还认为弱关系是联结社会微观与宏观结构的中介(刘少杰,2009)。在他看来,由于小规模网络正是通过弱关系而彼此联系,而宏观网络则是大量小规模网络的集合。因此,通过分析小规模互动网络中的个体关系,有助于理解宏观社会结构的运行规律。
简言之,弱关系理论的提出是新经济社会学兴起的前兆。Granovetter等学者论证了社会网络对于获取信息和资源的实际价值,也提出了创造价值的网络结构原则(李校生,吴波,2009)。更为重要的是,信息桥的概念为后来Burt提出结构洞理论奠定了基础。
强关系理论(The Theory of Strong Ties)。按照Granovetter的界定,强关系是维系社会团体内部关系的纽带。强关系带来了信息和资源在社会团体内部的重复传递,导致了团体成员间信息和资源的重复冗余(罗家德,2010)。因而在他看来,强关系的价值是低于弱关系的。然而,后来的学者(Bian,1997;Burt,1992)通过不断研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Bian(1997)在承认弱关系具有信息传递作用的同时,提出建立在信任与义务基础之上的强关系在经济活动中更具优势。Burt(1992)的研究也发现,具有冗余信息和资源的不相联结的网络成员间的结构洞才是建立信息桥的前提,在这一点上弱关系和强关系并无本质区别。与此同时,在对于中国经济现象的研究中,强关系的重要性尤为突出(Bian,1997)。强关系以信任为基础,以“人情”为媒介,让不同成员在社会网络之中结成了稳定的小圈子,从而使行动者更好地获取了信息和资源(朱晓霞,2011)。
结构洞理论(Structural Hole Theory)。Burt于1992年发表了著名的《结构洞》一文,提出了结构洞的概念。所谓结构洞,即是两个行动者之间关系缺失所形成的一种网络状态(刘少杰,2009)。在社会网络结构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缝隙,即某个行动者和有些行动者之间彼此联系,但又与其他行动者不发生直接联系,这就在网络中形成了不直接联系的“洞”的形状。这种缝隙的消除必须依赖于第三方行动者的中介作用,因而在结构洞中,第三方行动者占据着核心位置。弱关系理论和强关系理论都只是讨论了关系双方的好处,而没有探讨第三方的优势,而结构洞理论则看到了第三方从网络结构位置中获取的“洞效应”(Hole Effects)。当然,一旦不直接联结的双方在经济社会活动过程中逐渐取得了联系,那么结构洞也就会随之消失(Burt,1992)。Burt(1992)认为,社会关系的缺失形成了结构洞,而结构洞正好“桥接”了两个原本没有关系的社会团体,这正是处于结构洞位置的行动者所具备的竞争优势。具体来讲,首先,行动者拥有结构洞可以获得信息上的优势。结构洞将不同社会团体中的冗余信息进行交换传递,带来了信息量的增加和扩散。第二,行动者通过结构洞取得了控制优势。面对不同种类的信息需求与供给,掌握结构洞的行动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控制信息的传递过程,甚至成为专门经营关系网络的网络企业家。第三,结构洞上的行动者更具创新优势。这类行动者掌握了更多的信息和资源,从而也获得了更高的创新能力(刘少杰,2009)。总之,掌握结构洞越多的网络成员,更能为自己和相应团体带来好处,这种特殊的位置优势蕴含着有价值的社会资本,完全可以转化为企业持续的竞争优势。
综上,结构洞理论是对Granovetter的弱关系理论的发展。与Coleman的封闭网络理论不同,Burt的结构洞理论是一种开放网络理论。他看到了重复信息对于封闭网络之外成员的价值,并将这一价值上升为了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这一理论更加确切地描述了社会关系对于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和资源的作用,这也为丰富传统竞争优势理论提供了一条思路。
(二)社会资本理论(Social Capital Theory)
社会资本的理论涵盖面很广,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社会学、组织理论以及政治学等多个学科都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在新经济社会学中,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网络中的个人因占据特殊位置而能够获取利益的能力,即社会关系的价值创造力。纵观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脉络,Coleman从社会规范角度阐述了社会资本;Bourdieu从社会资源的角度探讨了社会资本;Portes等从能力角度分析了社会资本。第一,社会资本概念的形成经历了复杂的探索历程。从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脉络看,最早提出社会资本这一概念的学者是Bourdieu。他首先提出了社会关系的“场域”和“资本”的概念。场域是有社会关系组成的社会场合或领域,即一张社会网络;资本一般包含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及社会资本三类。Bourdieu认为三种资本在场域中实现相互转换,并认为社会资本是通过关系网络而获取的实际资源或潜在资源的总量(Bourdieu,1986)。Bourdieu的资本三分法和场域转换观点,实质上是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了工具性的社会网络,即社会网络就是社会资本。随后,Coleman(1994)对社会资本在社会结构中的功能性展开了研究,认为社会网络中不同行动者的基于自身利益的各种交换形成了持续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即是社会资源、社会资本。Portes(1998)也提出社会资本是依附于社会关系之中的特殊联系,是一种能力的表现。Burt(2000)认为结构洞就是社会资本,是企业等经济活动主体的最终竞争优势。最终Lin Nan(2001)对于社会资本的论述代表了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一般共识。在他看来,社会资本就是嵌入社会网关系中的可以带来回报的资源投资。由此,这一定义也解释了社会资本的三项基本特征(刘少杰,2009)。一为,社会资本与社会关系网络相联系,互为表里不可分割;二为,社会资本具有一般经济资本的增值功能,能够为拥有者带来更大的回报;三为,社会资本本身是一项投资活动。第二,社会资本理论的分析框架阐释了社会资本的三项重要价值。其一,社会资本包含了一条因果链条(李校生、吴波,2009),即因为特殊的社会结构优势,便利了行动者对稀缺资源的获取。这一观点包含了社会资本研究的两个重要概念:网络嵌入和网络资源。其二,社会资本具有一定的情景性(Alder & Kwon,2000)。不同的行动者对于不同商业目标的追寻,使得社会资本的作用因人、因事而大相径庭。简言之,在不同的场景中,社会资本具有极强的权变性。其三,社会资本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概念。由于Granovetter的弱关系和Burt的结构洞都是一种不稳定的网络结构,所以网络中的行动者始终处于活跃的竞争与合作之中。同时,变化着的内外部环境更加剧了网络的变化。因此,社会资本会随着网络结构的调整而变化。
第三,社会资本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企业研究。在企业研究领域,企业社会资本被认为是企业内部和外部各种具有规范、价值和偏好等特性的社会网络的集合(Westlund,2003)。对于企业社会资本的作用,范钧(2011)将其概括为四个“有利于”,即有利于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核心能力、有利于企业获取内外部知识、资源以及有利于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可以说,企业社会资本增加了企业间的信息流动,提高了来自企业合作伙伴的利益回报,开拓了企业创新的来源,是现代企业获得成长的重要资源。
嵌入性观点与资本概念的和谐统一
嵌入性是社会网络理论的核心观点,资本是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概念,深挖二者的思想根源,可以发现许多相似的内容。
(一)社会网络的嵌入性观点
嵌入观点的提出。“嵌入性”(Embeddedness)这一概念最早由Karl Polanyi(1944)提出。在Polanyi(1968)看来,经济活动通常具有三种形式,即互惠交换、市场交换和再分配。经济活动的开展受到社会制度、规范、习惯等因素的制约,是以社会关系为基础而发生的。因而经济活动是“嵌入或纠缠”于经济和非经济制度中的。后来,Granovetter等借用Bolanyi的嵌入思想,进一步探讨了嵌入性。
Granovetter(1985)进一步明确了社会关系对于经济行动的影响,认为“弱嵌入性”的现象更为普遍。事实上,一方面,在传统经济社会学领域,帕森斯等人的观点过度夸大了社会系统对于经济现象、经济活动的作用,把行动者视为文化价值规范的偶人(刘少杰,2009),因而是一种“过度社会化”的观点;另一方面,在古典、新古典经济学领域,经济学家将经济活动中的行动者视为完全理性个人,忽视了人的绝大部分社会化属性,因而是一种“零嵌入性”的“原子化”观点。面对这两种极端的观点,Granovetter既反对传统经济社会学的过度嵌入性观点,更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零嵌入性观点,而折中地认为经济行动的嵌入性是间接受制于关系网络的一种“弱嵌入性”。
Granovetter认为经济行动是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这种嵌入关系不仅包含了社会网络规范、文化、政治及宗教等因素,还考虑到了经济行动的经济和非经济动机(刘少杰,2009)。这一表述第一次明确了经济行动在内容、目标及过程方面对于非经济行动或制度的依赖程度,由此也奠定了嵌入性理论在新经济社会学中的核心地位。
嵌入观点的意义。弱嵌入性观点的发展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并渐渐成为了从社会学视角分析经济现象的重要理论工具(边燕杰、邱海雄,2002)。
嵌入性观点创新了学术界对于一些重要经济现象的解释,使得后来的研究者在市场定价、经济绩效及制度创新等方面做出了新的研究。具体来说,第一,社会关系网络的嵌入性解释了市场中的产品定价过程。经济学理论原本认为市场竞争决定了产品的价格,但买卖双方对于社会网络的嵌入常常使得产品的真实价格背离竞争性均衡价格。第二,社会关系网络的嵌入性能够促进生产力和经济绩效的提升。人与人的关系决定了生产过程中的分工、合作、激励、监督,这些都与生产效率有着密切关联。第三,社会关系网络的嵌入性影响了经济组织和制度的形成。产业中关键人物的社会网络构建过程,是对既存经济组织或制度的重建,新的组织或制度进一步提升了产业的技术经济效益(刘少杰,2009)。
随后,嵌入的观点便活跃于网络与组织(Nohria & Eccles,1992)、经济社会学(Lie,1997)、联盟网络理论(Gulati,1998)、社会资本(Ports,1998)及组织与战略等众多研究领域,并得到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
嵌入性的类型。对于嵌入的分类,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给出了答案,主要包括关系性嵌入与结构性嵌入、垂直嵌入与水平嵌入、认知嵌入与文化嵌入等类型(张荣祥,2009)。
首先,Granovetter(1985)将嵌入性分为两类,一类称为关系性嵌入(Relational Embeddedness),即指行动者是嵌入人与人互动形成的关系之中的;另一类称为结构性嵌入(Structural Embeddedness),即指行动者所在的社会网络又是与其他社会网络相联系的。关系性嵌入强调行动者在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中受到的来自社会关系的影响,如各种规则性期望、相互赞同的渴望及互惠性原则等(陈钦约,2010),关注以信任为基础的对偶交换行为;而结构性嵌入强调行动者在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中受到的来自社会结构的影响,如来自社会结构的文化、价值等因素(朱晓霞,2011),重视网络整体中群体关系的影响作用。Andersson、Forsgren和Holm(2001)也把嵌入划分为关系性和结构性,但他们认为关系性嵌入说明了社会网络的亲密程度和动态变化,而结构性嵌入反映了行动者在网络内对不确定性的处理,具有相对静态性。
其次,Schweizer(1997)等学者将嵌入划分为垂直嵌入和水平嵌入两类。垂直嵌入指行动者所在的当地阶层与他所处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的阶层性连结;水平嵌入是指行动者所处网络在社会性和文化性范围的渗透(张荣祥,2009)。Halinen和Tornroos(1998)则认为垂直嵌入是指社会网络中不同层次间的联系;而水平嵌入是指特定网络层次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具体的划分标准可按照地理范围、网络结构以及公司内部层级的不同作出划分。
最后,Zukin和DiMaggio(1990)等学者认为,嵌入性应划分为认知性嵌入和文化性嵌入。认知性嵌入是指行动者决策对原有思维意识的嵌入,即行动者对于周围环境的不同认知决定了他们的具体行为。这类原有认知包括了伦理、道德、情感及审美等因素,它们共同构成制约行动者决策的理性规范。与之相对应的是文化性嵌入,即行动者的行为还要受到来自外部社会网络的集体理解力的影响。这类影响主要包括组织共同价值、正式规范等文化因素。
总之,不论嵌入概念应当如何分类,经济行动镶嵌于社会网络之中的共识早已形成。
(二)社会资本的共识与分歧
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从分歧到共识,再从共识到分歧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在二十世纪,尽管对于社会资本的概念尚存一定分歧,但还是达成了基本共识,即社会资本是镶嵌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具有回报性的资源投资(Nan Lin,2001)。然而,在这一共识的背后,围绕社会资本理论发展历程中的一些基本矛盾,更为深刻的争论愈发激烈。究竟社会资本是关系还是资源、是集体还是个体、是结构还是行动?对于这三对矛盾的解答是当代经济社会学领域的讨论热点(刘少杰,2009)。
社会资本:资源还是关系。社会资本究竟是社会关系还是社会资源呢,学术界对此争论已久。科尔曼(1999)曾指出,社会资本的形成依赖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改变。社会资本不同于有形的物质资本,是一种表现为人与人关系的无形资本。并且,社会资本具有很强的功能性,即具有生产性。获取社会资本有助于人或组织对于特定目标的实现,因而社会资本是一种关系。然而,这样的观点受到了大量学者(Burt,1992;Ports,1998)的批评。他们认为社会资本就是一种社会结构中的资源,这种特殊的资源源自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Burt(1992)更将社会资本强调为一种从他人身上获取好处的机会和资源。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运用折中的思路来看待社会资本,比如Foley & Edward(1999)认为社会资本即是“网络加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单独的资源和单独的社会网络都不是社会资本。由于没有加入行动者的动态因素,静态的资源与网络并不能为行动者带来实际的效用。而在耿新(2010)等学者看来,作为社会资本载体的人、作为社会资本运转渠道的社会网络以及作为社会资本内容的潜在资源,这三者的动态组合共同诠释了社会资本的内涵。因此,只有依托于人的行动而活跃起来的社会网络及其潜在资源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集体还是个人。目前,社会资本的集体论被广泛接受,而个体论只适用于对企业家社会资本等特定问题的研究。社会资本的集体观点始于Bourdieu的研究,在他看来,社会资本是某个团体为了维持团体的团结和控制而进行的投资。集体社会资本往往具有明确的界限,体现了强烈的排外特征。然而,社会资本集体论的缺陷在于过分强调了社会资本的密集性和紧密性(林南,2001;刘少杰,2009)。集体的边界和内部的团结仅仅解释了社会资本的部分特征,社会资本还可以通过开放网络间的联结实现流动和增值。即网络完全有能力将不同团体的内部社会资本进行连接。针对网络间的沟通,Granovetter、Burt等学者都做了大量论证。
从辩证的观点来看,个人与集体,其实是嵌入社会情境的两个层次。个人是嵌入集体之中的,集体又是嵌入更大的社会网络之中的。一方面,如果片面强调社会资本的集体观点,就很容易忽略社会资本的行动主体―人。尤其在对企业社会资本的研究中,企业家个人的社会资本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如果过分看重个人社会资本,从而忽视了社会资本集合的整体效应,也是对社会资本理解的一种偏误(王凤彬、李奇会,2007)。
社会资本:结构还是行动。既然社会资本是嵌入社会网络的投资,那么对于这一概念的分析究竟应该强调网络结构的作用还是行动者个体行为的影响呢,传统社会学理论并未达成共识。林南(2001)的研究只是尽可能折中了这一分歧。
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被称为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刘少杰,2009)。他认为存在两个核心问题,即个体如何在社会关系中投资与个体如何从社会关系中获利。传统社会资本研究强调了社会结构视角,而林南却创新地加入了个体的选择行为这一因素,从而统一了结构与行动的观点,也更为真实地反映了社会资本的作用。正如他在《社会资本》一书中提到的,人的选择行为存在于社会关系之中,而社会关系就是社会结构。因此,对于社会资本的研究,必须坚持在结构与行动的互动关系中层层展开。
结论
经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一方面,Granovetter的社会网络理论及其嵌入思想强调了行动者通过社会互动所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这一网络对行动者行为的影响。动态的行动者行动与静态的网络结构,二者共同揭示经济社会现象的实质。另一方面,林南等人的社会资本理论,以资源、结构和行动为核心。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资源是一切投资活动的目标,社会结构是投资活动的场所,而行动者及其行动是投资活动的参与者。因此,社会资本是一个包含了社会关系网络结构与功能的动态变化的投资过程。正如刘少杰(2009)所说,社会资本不仅仅是一种客观对象,更是一种实践活动。换言之,社会网络理论解释了行动者如何通过社会关系中的联结实现信息、资源的获取以及能力的提升,这本就是一种结构与行动的结合。而社会资本的三个要点表明:第一,社会资本嵌入于社会网络;第二,社会资本可以获取增值资源;第三,社会资本也是一项投资活动(刘少杰,2009)。即社会资本是资本视角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反映了社会资源对于经济体系的重要意义(陆德梅、朱国宏,2003)。
综上所述,在本文看来,社会网络理论与社会资本理论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二者对立统一,相辅相成。但中心点都是围绕人与人的关系及其互动而展开的。因此,本文的观点认为,社会资本就是基于信任的、依附于社会关系网络的、可以为行为人带来经济资源的合作关系集合。换言之,社会资本最终将表现为能够获取的社会网络及其资源,因而社会资本就是动态的社会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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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社会资本 企业社会责任 问题 对策
一、问题的提出
一直以来,社会主要关注企业在就业、赢利和纳税方面的功能,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能在改善生态环境、维护社会秩序、参与社会发展等社会问题上更多承担责任已成为当今社会对企业的一项基本要求。进入21世纪,企业社会责任正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投入,成为企业参与竞争的一种有效手段,成为决定企业能否在市场经济(全球化)运作中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企业能创造经济价值,但还应承担社会责任。在必须正视社会责任的时代,只有把社会责任贯通于自己的管理理念、战略和方法之中,才能使企业真正抵御风险、提升发展。履行社会责任是一种新的管理趋势。从企业的管理发展看,当代企业的管理正在传统的成本、质量和服务管理基础上走向社会责任管理,道德水准正成为企业竞争的一个关键优势。企业管理不仅是管理者的职能,而且是各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过程。当代企业管理的这种发展趋势,要求企业能从社会角度考虑问题,把企业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责任结合起来,使企业的发展有益于环境、公众和社会。
近年来,除了把企业同社会对立起来,不愿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外,我国已有企业开始重视社会责任,在企业形象或公益性活动方面有所投入。但是能够做到详细具体,系统深入地专门研究并在战略层面长期规划企业社会责任,使社会责任的履行与公司的整体发展相互配合的企业却不多见。比如,国内企业也在做捐赠和慈善活动,但不少是外部行政力要求及寻求政府支持的结果,且考虑更多的往往是得到的回报。企业并没有形成社会责任的理念和战略,其行为的效果也往往是非持续的。管理学大师迈克尔・波特把企业社会责任分为两类:一类是反应型的,一类是战略型的。反应型社会责任的履行,往往是单纯的公关或控制危害活动,虽能带给企业竞争的优势,但此种优势往往难以持久。目前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多属此类。战略性地承担社会责任,视承担社会责任为共享价值的机会,既能给社会施加极大的积极影响,又使自己的经济利益最大化。这正是我国企业的发展方向。
二、从社会资本视角看企业社会责任
1.社会资本与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的社会资本是指企业通过全方位社会关联涉取所需资源的一种能力。主要表现在企业业绩、声誉、关系及企业文化上。社会责任的履行是一种社会资本的投入。投入社会资本可使企业提升形象,并在与社会互动中发现自身价值,产出各种效益。汶川地震后,王老吉就是成功的案例。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进行社会资本的投入之所以可使企业树立形象,产出收益。首先是因为这有利于提高企业声誉。声誉是企业的成功要素,声誉好的企业的产品总是受消费者欢迎的。同时,也有益于优化企业内部环境。一个富有社会责任感、充分尊重员工人格和价值的企业可充分调动员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此外,还有助于增进企业外部关系。良好的企业形象有助于吸引客户和投资者,提高销售量和顾客忠诚度,得到政府及社区帮助。最后,尤其重要的是,增强了企业防控和化解风险的能力。社会事项与企业利益相互关联,互有影响。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企业对社会环境产生积极影响和有效控制从而使企业避险受益。
2.国际化与企业社会责任
国际上,企业社会责任已成为衡量现代企业管理成败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在西方,投资者投资企业,不仅要看公司的盈利情况,也要看企业社会责任。跨国公司为了影响投资者、顾客、社会团体和政府,越来越多地制定企业社会责任年报。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已成为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门槛。中国企业能否国际化,能否进入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市场,需要看其能否符合这些国家的企业社会责任检验标准。如果面对诸如SA8000等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常处被动,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就将被弱化。
三、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1.思想价值观不与时俱进
世界已进入一个开放变化、多元整合的全球化时代,与此相应,企业及其领导者决不能再单纯经济地、单角单向度地经营管理企业,必须多元多面地整体把握企业,从战略角度形成企业发展的长效机制。这需要以作为社会资本的社会责任为切入点,贯穿企业的全部经管过程,进行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利益相关者的持续不断的互动,以发挥好企业社会责任对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的作用。我国企业之所以很少能够做到履行社会责任与推进企业整体发展的互动就在于价值观念的滞后。在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已不单是一个企业人,而首先是一个“企业公民”。“企业公民”是企业的一个核心价值观,即企业应该像公民那样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公民的价值观被量化,越来越多的人投资 “符合道德规范”的企业,购买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的产品。
2.外部环境存在不利因素
当然,应当承认,我国一些企业,特别是一些可能对环境和社会产生影响的企业已开始认识到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发展的作用,也把“企业公民”作为企业的一个核心价值观。但是,这些企业多是大型跨国公司,其价值观的形成是跨国公司与包括各种环保、人权组织在内的非政府组织以及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长期博弈的结果。在我国,非政府组织功能缺失,弱势群体代言人数量不足,对企业形成制衡的力量比较薄弱,企业缺少充足的外界推动力。政府的职能也有待于进一步转变。因此,企业形成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价值观需要克服不少困难。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企业的价值取向的体现,关系着企业的长远发展。一个成功的企业应该是具备良好社会资本,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在做好商业品牌的同时树立起企业的社会责任品牌。
履行社会责任,企业可着手于以下几点:
1.在价值层面上,形成社会责任理念
充分认识承担社会责任与提高企业竞争力的一致性,并尽力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由反应型向战略型的转变。在明确的战略思想支配下,分析社会环境,考虑社会利益,参与社会活动,解决社会问题。
2.在机制运转上,确立企业的社会责任主体地位
积极进行从政府和社会拉动向企业自主推动的转型。因为,政府的宣传和推动,社会环境和利益是把双刃剑,既可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又会使企业陷入政企不分,导致腐败,产生社会压力。加大社会公众、非政府组织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参与、监督和制衡力度,加强新闻媒体的宣传和引导作用是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3.在全球化上,加强国际交往与合作
国际上,众多的组织从事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咨询和推广应用,不少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对企业的社会责任有深入研究和丰厚经验,积极与这些组织和企业建立关系,可以又快又好地、更快更好地推进中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获得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1]姜启军: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经济绩效的关系分析[J].生产力研究 ,2007年22期
[2]鲁西北:企业公民概念阐述 2006-04-09 02:22:26.WTO经济导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