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特点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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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特点范文

 (一)缺少相关法律法规  

 在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策略通常情况是上级政府制定并颁布的，采用这种方式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有利有弊。一方面，上级政府在行政权利上相对较高，其所制定的策略也比较有力度，可以将一些相邻区域政府之间的隔阂打破，从而进行无间合作，促使经济共同发展。另一方面，不同区域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均需要依靠当地的经济发展环境，上级政府对当地实际情况了解得不够透彻，进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缺少对当地实际情况的调查，其所制定的策略可能会出现和当地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现象。若出现这种情况，既不能促进当地经济一体化发展，同时还可能产生阻碍。  

 (二)区域之间没有科学的合作和发展经验   

我国的行政区域划分，在不同区域存在着不同特点，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人口密度也较大，这就使得相邻区域间的经济发展优势项目可以相互促进、相互联系。但对于一些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例如我国西北地等，这里人口数量少，存在着相邻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大的现象。此外，因为这些区域地广人稀，促使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类型也不尽相同。因此，对于这些地区进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不同步、不协调等现象，加上这些区域之间缺少交流，导致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受到相应阻碍。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要性

 我国总国土面积为960万平方公里，不同地区均具备自身独有的地质条件和气候条件，自然区位优势和自然资源优势不尽相同，但在发展过程中，不同区域也存在着各自的局限性。因此，区域合作由此产生，其经济一体化可以帮助不同区域之间进行优势互补，从而促使经济总量得以提升。同时，将经济一体化作为基础，促进其他方面的发展和交流。  

 (一)交通通讯的快速发展   

交通通讯算得上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大动脉，因此，区域发展过程中，交通的建设是不可代替的，还可以促进区域经济之间相互协调发展。直至今日，相关结果显示，我国高铁修筑里程已经排在世界第一位，同时也达到一半的互联网普及率，交通技术以及通信技术的发展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政府政策的支持  

 去除当今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区等，我国在这三十多年来，还建立了深圳、厦门和珠海以及汕头等国家级经济特区。这些区域经济的发展也引起国家高度重视。   

 (三)人口区域性流动   

在我国，人口产生跨区域性流动，属于一种相对常见的现象。直至21世纪，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经济也随之不断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开始越来越多。人口的流动逐渐变得方便快捷，尤其是农村人和城市人之间的相互来往。在这种情况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物力和人力的支持，同时为相对落后的地方带来了思想上的启发。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法律治理模式对比  

 公共治理理论，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而言，可以促进区域合作效益最大化，法律治理的方式，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当中属于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采用科学有效的法律治理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法律治理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行行政管理过程中的一种新的沟通和合作方式。不同社会治理模式均不能离开相对应的法律结构，可以对法律治理模式进行划分，形成三种不同模式。  

硬法治模式   

对行政区域进行治理的过程中，硬法治模式主要指的是一种确定性的法律，同时又是种可预期性的法律，通过这种形式，能够为社会秩序以及基本价值观念带来相对有效的保障，促使社会对其自身的需求得到充分满足。但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行发展的过程中，不能只依照硬法规定的内容进行治理，更不能开展相对全面的硬法进行治理。在自由、民主和平等的社会环境当中，对硬法的全面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是和法律相互背离的。  

软法治模式   

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行治理的过程中，软法治模式主要是指，借助各个区域地方成员所商讨出来的内容，最终实现意见的一致。同时，各个区域共同对可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制度进行制定。软法律实施过程中，虽然缺乏一定的强制力，但是不同地方成员必须遵守这项法律，因此软法也具备相应的约束力。但是软法的实施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其具有极强的理想化特点。  

第2篇：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国际财政

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二战以来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和趋势,对世界经济产生着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成为一个倍受关注的热门话题。而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财政问题也不断地凸显出来,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同时,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扩展,传统的国家财政理论分析框架已经无法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作出合理的诠释,这需要我们从一个新的视野和分析框架———国际财政的角度去展开研究。因此,探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国际财政问题,不仅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财政理论研究和分析方法的深入和拓展。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济体,为了达到最佳配置生产要素的目的,以政府的名义通过谈判协商实现成员之间互利互惠及经济整合的制度性安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兴起,其背后隐含着多种因素,有着众多的目标,既有促进贸易、收入和投资的需要,又有实现增长和发展的要求;既有获取市场准入适应区域与全球化的意图,也有出于安全和民主的考虑。这种以政府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同时也是我们所讨论的财政问题。可见,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是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相伴而生并由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政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决定的。

遗憾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中却很少直接关注财政问题。以被视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核心的关税同盟理论及其发展为例,维纳(Viner1Jacob)及其后继者们从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转移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竞争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投资效应等不同层面和角度,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成员体、非成员体乃至整个世界的生产、消费、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国际贸易、经济增长等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的利益或损害。虽然该理论是从关税及其效应分析这一财政问题出发,而且后来约翰逊、库珀和马塞尔等人在1965年也直接将“公共产品”引入关税同盟的福利效应分析,并得出了关税同盟更能满足成员体政府对各种保护主义倾向的商业政策以及对工业化目标的偏好的结论(田青,2005),但总体看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基本上是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下的阐述,很少直接关注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及其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也没有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一政府主导的利益追求和制度保障机制作出全面的阐述,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制约。

总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是由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身所具有的政府主导性和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性这一特征决定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存在,但却不被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所关注的重要现实问题。它不仅涉及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效应这一基本问题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的系统阐述,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国财税制度协调及发展的研究。也就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不仅直接影响着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国政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本身,而且还关系着区域经济体各成员国之间乃至非成员国之间的财政利益和财政关系的协调;同时,将财政问题作为重要的变量引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还可以更好地从政府经济活动的角度阐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府主导性及其机制,不仅有助于丰富和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而且将直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持续协调发展。

二、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

一般而言,国际财政是伴随着国际经济活动的扩展和国家间经济依赖的日益加强而在财政关系领域形成的一种国际经济现象,是财政和国际经济相结合的产物。关于国际财政的定义(董勤发,1997),理论界至少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从世界或全球角度来看的财政,即世界财政或全球财政,是以世界性的公共权力机构或世界政府为后盾的;另一种观点是把国际财政看成是国际经济中的财政,是国家财政在国际经济中的延伸或变种,是国际经济中的国家财政活动,是不同国家的财政通过国际经济交往而相互联系在一起所形成的国与国之间的财政关系。与国家财政相比,国际财政具有一般财政的普遍性特征,但又有其自身固有的特殊性,即国际性、整体性、复杂性和协调性等特点(林品章,1995)。虽然在欧盟的财源筹集方式、国际税收合作组织研究以及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于1999年提出的对电子邮件开征“比特税”等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世界财政或全球财政的影子,但在现代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个超国家的全球权力机构或世界政府,国际财政就只能是国际环境下财政的作用问题。它主要表现为对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国家财税制度协调和财政利益分配,是国家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其本质是国家间的财政关系。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财政存在的客观前提在于国民经济中的市场失灵。同样,国际财政的产生和存在,也有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基础。首先,国际财政作为国际经济活动中财政问题的国际化,其基础是市场经济;而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性和开放性决定的国际市场失灵,就直接成为了国际财政存在的理论基础(董勤发,1997)。其次,基于不同的经济社会条件和利益目标追求,各国政府财税制度和政策安排往往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并直接构成为各国政府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严重阻碍,因此,寻求和实现各国政府间的财政协调和合作,是国际财政存在的现实基础。

从国际财政产生和存在的理论和现实基础的角度出发,国际财政存在的意义就是矫正国际市场的失灵和实现各国财政的协调和合作。同时,又由于当前并没有一个真正有效的世界权力机构,也就不可能有一个制定、颁布和执行国际课税和支出方案的“国际财政当局”,更不可能形成一个有效的世界范围内的全球财政制度。因此,国际财政只能采取多国财政合作的存在形式。根据合作的程度,国际上多国财政的合作方式大致分为财政协调(FiscalCoordina2tion)、财政同盟(FiscalUnion)和财政一体化(FiscalIntegration)。这三种基本合作方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中,财政协调是以既有国家为基础的国际财政合作形式,是国际财政合作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形式,它强调财政合作的自愿性和协商性,如现有的各种国际税收协定等;财政同盟更多地以部分国家的让渡为前提,它强调财政合作的一致性和强制性,往往是区域经济共同体中较高级的合作形式,如欧盟内部废除关税、统一增值税等;财政一体化则以国家财政的完全让渡或消失为条件,实行超国家财政干预,它是最高级的财政合作形式,但由于其缺乏现实性,所以更多地成为了一种理想化的财政合作形式。而根据不同的国际经济发展水平和程度,国际财政研究在存在形式上又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一般而言,国际财政协调是当前国际财政最重要的存在形式也是研究的核心内容,国际财政研究的理论体系也主要是围绕着国际财政协调来展开。①

三、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

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而产生的财政问题,是国际经济活动中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研究的范畴。而通过对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框架的分析,我们找到了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也就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实质上就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问题。因此,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和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相结合的角度,我们可以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框架。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框架,本质上就是要诠释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主导性和政府经济活动性的运行机制及意义,通过推进和实现区域内外各经济体的财政协调和财政合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因此,循着从国家财政到国际财政的思路,借鉴马斯格雷夫等人对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的阐述,通过在传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中引入政府及其经济活动———财政这一变量,一种解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的新视角和分析方法———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浮出了水面,②它大致由国际区域财政导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国际区域财政收入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等四部分构成。

国际区域财政导论主要阐述国际区域财政的含义、产生、研究范围及方法等内容。借鉴国际财政的定义,我们可以给国际区域财政做出这样的界定:它是指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财政问题,是国家财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延伸和发展。换言之,国际区域财政就是国际财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具体存在和表现形式,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国家和国家间的财政关系,是我们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层面的一种视角和分析框架。国际区域财政的存在,也有着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基础。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质上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和制度安排,而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性和开放性导致的市场失灵即国际区域市场失灵,就成为了国际区域财政产生的理论基础。由于各国政府财税制度和政策安排的巨大差异而形成的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经济体不断寻求财政协调与合作的努力,现实地演绎了国际区域财政的存在。总体看来,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性质依然是财政学和国际经济学的有机结合,研究范围也包含着财政协调、财政同盟和财政一体化三种形式,且它们不同程度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存在。在研究方法上,国际区域财政也应遵循国际财政学的研究方法(董勤发,1997),即国家主义分析方法与世界主义分析方法的有机结合。

国际区域财政支出主要探讨国际区域财政支出的形式及其效应。具体而言,国际投资和国际援助是其存在的基本表现,前者类似于国家财政中的政府投资,后者则更多地具有政府转移支出的性质或类似于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意义。国际投资的基本理论和效应分析,是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综合国际经济学领域的国际投资和国家财政中的政府投资,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的分析区域财政支出中国际投资的框架。从现实来看,国际投资制度主要由各国家的投资制度、双边层次投资制度、区域层次的和多边层次的投资制度构成,且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缺陷并成为国际投资的阻碍,因此,要从制定更权威的、高度自由化的投资制度和高标准的国际投资保护制度及公正高效的争端解决制度等几个方面来进行创新(柳剑平等,2005)。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一种重要方式,国际援助在传统的国家财政和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基本作用(郧文聚,2000),主要是缓和国际政治经济矛盾和促进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更多地是作为一种短期性、政治性和经济战略性的支出形式而存在。目前,除欧盟法中的国家援助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家援助制度提供了基本法律框架外,国际援助特有的规律和运行规则总体上与作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形式的内容和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因此,要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各经济体之间收入的公平分配和促进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必须着力构建一个能有效协调区域财政关系的经常化、制度化的国际援助制度。

国际区域财政收入主要研究国际税收、国际债务和区域国际组织的会费筹集等问题及其经济影响。国际税收是国际财政大厦相对独立的体系和重要支撑,同样也是国际区域财政收入中最主要的内容。国际税收的研究,不仅表现在早期对国际税收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且反映在当前对国际税收竞争、国际税收协调、国际税收合作与国际税收组织、贸易与税收摩擦、反吸收调查等领域的深入研究和扩展。由于受区域经济一体化不同发展水平和存在形式的制约,国际区域财政中的国际税收除国际税收协调这个核心以外,还涉及到国际税收同盟和一体化等表现形式,这在欧盟的统一关税、统一增值税和“自有财源”中可以得到初步的例证。也就是说,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国际税收,必须密切关注和分析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下国际税收的各种具体形式和效应。关于国际债务的理论研究,我们可以在国际金融研究和国家财政的债务分析中找到较为完整的内容和体系。如何从现有的理论体系和框架出发,立足于促进区域经济稳定与发展,探讨区域国际债务的规模及效应和债务监控体系,构建一个与之相适应的高效的国际债务运行机制和风险防范体系,就成为了国际区域财政框架中的国际债务研究的主要内容。此外,为了避免如联合国财政危机中的会费问题的尴尬,还应该积极研究关于区域国际组织的会费筹集方式,使区域国际组织能够高效正常运转,确保其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组织作用的发挥。

国际区域财政政策主要研究区域内外财政政策协调机制及其实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是十分必要的,它可以避免各国独立分散决策的低效率,在不同程度上减低各国政策之间的相互冲突,共同应对突发事件的不良影响,稳定各国和区域经济的稳定运行,获得经济开放带来的多方面利益,只是这种协调要求在不同程度上限制各国政策的自主性。区域财政协调的理论分析指出,协调政策会减小针对繁荣或萧条的财政扩张或收缩的溢出效应;在协调计划中,任何国家的财政扩张或收缩都应该考虑伙伴国的财政政策所导致的溢出效应,它要求伙伴国的财政政策取向相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的协调,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的是既包括区域内财政政策的协调,又包括区域内外财税政策之间的协调;而狭义主要是指区域内财政政策的协调,即各国在制定国内政策的过程中,通过各国间的磋商等机制和方式来实现财政政策的协调。从政策协调的程度来看,又可以分为信息交换、危机管理、政策目标和行动的一致性协调、全面协调及联合行动等层次;从协调方式的角度,可以分为相机性协调和规则性协调两种。还需指出的是,国际区域财政政策协调还涉及到区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等的协调,它们共同构成区域宏观政策协调的主要内容。

总之,国际区域财政作为一种重要的区域性制度安排,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而国际区域财政研究基本框架的构建,不仅是这种区域性制度安排的重要内容和表现,而且还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政府经济行为及其效应分析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思路和方法。

注释:

①马斯格雷夫教授从财政的国际协调和发展财政两个方面概括和总结了国际财政的基本内容;而董勤发则是结合财政的经济职能从国际财政合作形式的角度来构建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

②区域有不同的层次划分,区域财政也多以行政区划确立的社会、政治、经济区域为研究对象,但本文所论之区域指的是国际区域,国际区域财政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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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樊莹.国际区域一体化的经济效应[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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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邓力平,陈涛.国际税收竞争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1

[5]田青.国际经济一体化理论与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1421

[6]董勤发.国际财政研究[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14、7、12-141

[7]林品章.国际财政若干问题的研究[J].财政研究,1995,(1)1

[8]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佩吉·B·马斯格雷夫.财政理论与实践(第五版)[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1603-6511

[9]崔满红.区域财政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111

[10]柳剑平,谭本艳.现行国际投资制度的缺陷及创新趋势分析[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5,(1)1

[11]郧文聚.从国际援助的发展看中国对非农业援助[J].西亚非洲,2000,(2)1

[12]李风华,郭畅.论欧盟法中的国家援助[J].欧洲,2001,(2)1

[13]陈淑芬.联合国财政危机中的会费问题[J].当代经理人,2005,(16)1

第3篇：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 冲击 世贸组织 应对措施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一般而言，区域一体化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地理位置较为接近的国家或经济体之间，为了共同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发展，通过一定的条约规范及国际条例来构成统一的组织。稳定性、区域性以及排他性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发展中所呈现出的主要特点。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一般是在地理位置距离较近、经济发展程度相似的国家之间为了更高的共同利益而成立的，所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区域性是最显著的特点。

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多边服务贸易体制的关系

第一，多边服务贸易体制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规范。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具有合法性的，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础法律文件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中曾明言准许WTO的成员国在一定的区域中建立相应的经济组织。但是，这样的组织并不是完全自由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多边贸易体制的制约。首先，为了保障其他成员国的利益，在建立经济一体化的贸易区时，多边贸易体制对其建立目的、程序，以及对所受影响的第三国的赔偿等方面都做了非常严格的规定。其次，在经济贸易区建立时，其目的一定是为了促进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不能够出现抵制、歧视非成员国的贸易。

第二，多边服务贸易体制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审查机制。多边贸易体制中的核心组织是WTO。其规范条约的制定也是在最大程度上保障WTO的权益。为避免部分国家或地区借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口号做出一些只符合自身利益、制造贸易壁垒的事件出现，在WTO牵头下，形成了多方对于区域经济集团的审查机制，而这类机制分为多种类型，目的在于有效起到监督预防作用。

第三，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多边服务贸易体制的影响。区域经济的一体化不仅有着积极的作用，对于多边贸易体系也有着消极的影响。从实际情况来看，一些区域经济体并没有担负起最开始的期望，它虽然合法且得到WTO的认可，却不能享受到WTO成员间的优惠互利政策，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势必会影响到互利政策的应用区域，压缩最惠成员国政策，这些消极的影响，带来的最坏结果是造成贸易保护主义由国家到区域，形成更大的贸易壁垒。

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多边服务贸易体制的冲击

第一，贸易转移抵消了多边体制的积极效应。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自由贸易，大大地提高了市场的自由度，但贸易转移从某种程度上缩小了多边体制的积极效应。贸易转移，指形成关税同盟之后，由于取消了同盟成员国之间的关税但保留了对非同盟成员的关税，从而发生了同盟成员的低效率（高成本）生产取代非同盟成员的高效率（低成本）生产，即在差别待遇的影响下，某一同盟成员把原来向非成员国的低成本进口转向同盟成员国的高成本进口，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进口成本增加的损失。

第二，优势地位的利用造成多边体制内新的不平衡。区域经济一体化把原本分散的国家组成了一个巨大的经济区域，即把几个甚至十几个国家联合起来组成了新的经济贸易集团，将多个分散的市场以及贸易区域组合在了一起，扩大了内部成员的贸易和市场，促进了区域内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对外来说，该类贸易集团就会在多边的贸易体制内形成巨大的优势，特别是区域经济的特征性极易把许多发达国家组合在一起，这样一来它们的优势地位就在多边贸易体制中体现出来，打破了多边贸易体制的平衡。而这种优势地位以及所带来的利益，也变成了成员国制定对集团外部政策的动力。当成员国状态并不良好，经济发展出现问题时，成员国便采取政策，维护其利益关系及优势地位，影响了多边贸易体制的优势。

第三，集团内的立法排斥多边贸易规则的适用。区域经济集团的立法一般分两种方式，一种是颁布符合集团中大部分成员利益的基础性法规以及各种进出口关税政策等，第二种则是根据所处集团的位置以及所在集团的法则授权进行二次立法行为，虽然目前这种行为较少，但从数据来看，这会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而且更多的是一种集团内部的有利于集团成员之间的法规条约。虽然这些法规看似合理，但在集团的利益与多边贸易规则有冲突时，自然这些法规将会偏向集团自身所需要的层面。要想规避这些不好的影响，不仅在单个国家层面需要去分析解决，而且需要在国际的层面去解决立法问题，制定合理的国际法规，保护各方面利益，正确参与到一体化中去。

中国未来应当采取的对策

第一，顺应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积极参与。从目前的世界形势来看，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不可阻挡的大趋势，唯有顺应大势，参与到其中去，才能化被动为主动。我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仍旧比较缓慢，仍是处于起步阶段。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初期，必然会付出一些我们现有的经济，但加入到其中所带来的一体化效果以及利益形成的纽带关系等，更符合我国长久以来在外交、政治等领域的政策，能够形成一个和谐优良的外贸关系、创造更好的经济环境和国际环境。

第二，积极推动国际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在部分人看来，双边贸易协议对多边体制造成不可忽略的影响，增加经济成本，分化出恶性竞争的不同经济集团。区域经济的一体化，的确会在初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例如，美国以及欧盟所实施的一些贸易转移政策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一系列贸易保护政策，都极大影响到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和货物投资总量。如何避免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呢？积极参与和进行多边贸易就是解决方法之一。加固WTO成员国之间关系，打破贸易壁垒及贸易圈子都能不同程度地解决这类问题。

第三，以亚洲为重点，积极推进和参与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首先，我国应在遵循“一国两制”的前提下，对两岸四地经济完成一体化，推动区域经济合作过程。充分发挥好两岸四地的区域优势，拓展各地经济潜力，建立符合各地情况的区域经济合作，完成经济上的共同进步。其次，临近我国的东盟国家，已经和我们建立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联盟，意味着我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又迈出了一大步，但我国和东盟国家的发展程度和社会制度等仍有较大差异。最后，十个东盟国家加上中日韩三国之间，仍可形成区域经济合作。

第四，积极推动和参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亚太经合组织（APEC）是我国目前加入的唯一一个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对于我国推进区域经济发展有着很重要的意义。目前，APEC仍是亚太地区最具有影响力的区域经济组织，对亚太地区国家的经济一体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就目前情况来看，亚太地区成员国的生产总值占到世界一半有余，而且自其成立以来，成员国的关税降低了许多，我国的对外贸易更是有四分之三是针对这些地区。因此，为了更好地争取和维护中国的经济利益，我国更应该在该组织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争取更大的发言权。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继续推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经贸合作活动。

第五，积极推进国内的改革和开放，提升竞争力和综合国力。我国首先应加强对市场的调控力以及对经济水平的驾驭能力，因为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必然会对我国国内的经济造成冲击。其次，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市场自由度等变化，往往要快于WTO，我国一旦进入其中，就不得不对这些情况都好准备，这就极大地考验着我国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以及对市场的监管力度。未来我国应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改革，主动出击，降低贸易壁垒，完善和占领市场。我国的改革力度，也要随着经济模式的变化不断变化，促进中国的跨国企业成长，提高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

（作者单位：西安石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第4篇：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京津冀；区域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C文章编号：0439－8114（2011）15－3236-05

Analysis on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Beijing－Tianjin－Hebei

PENG Yong－fang1，GU Li－xia1，ZHU Hong－wei2

（1．Business College， Shijiazhuang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Shijiazhuang 050031，China；

2．Economic Colleg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Henan，China）

Abstract： In the circumstance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n order to plan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as a whole and optimize the regional economic layout， it is a strategic choice to strengthen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e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There was not a strong region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 there was not also a unifie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lanning on the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Beijing－Tianjin－Hebei and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gap was too large which prevented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integration． The situa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the exiting problems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Beijing－Tianjin－Hebei were studied． The purpose was to provide some meaningful counterplots and suggestions for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Beijing－Tianjin－Hebei．

Key words：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al cooperation； regional economy； integration

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使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日渐明显。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热点”向环渤海地区转移，京（北京）津（天津）冀（河北）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备受关注，但是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区相比，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合作与一体化程度仍处于较低水平，在经济联合组织的数量和规模上尚显不足，在一体化的体制、机制上还有较大差距，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发展迫在眉睫。

1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涵义、发展机制和条件

1．1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涵义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在一定区域内，地缘毗邻的城市或地区通过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和渠道，制定统一的区域政策制度、统一的区域规划布局、统一的区域对接措施，在统一的区域发展战略指导下，协调彼此的发展目标、发展定位和行动；按照区域经济发展总体目标，充分发挥各自区位优势，进行合理的地域分工；利用各地区间经济发展方向的同一性、产业结构的互补性、地域的相邻性等特点，实现全区域内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借助于合理的利益调节机制，促进地区间的产业整合与重组，实行地区经济联合与协作，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并以有效的约束机制最大限度地减少内部耗损，以提高区域经济总体效益的一个动态过程［1］。

总之，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要能保证区域内各方面运转有序、分工科学、扬长避短和合作共赢，从而使整个区域的社会经济活动空间格局最优化、经济利益最大化、对外竞争最强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包括生产要素市场一体化、产业发展一体化、产品市场一体化、区域城市发展一体化和经济政策一体化等多个方面，其实质与核心是区域市场的一体化和区域贸易自由化。

1．2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机制

1．2．1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力机制

1）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集聚效应与扩散效应。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利于消除区域之间的各种歧视性政策障碍，促进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要素向具有区位优势和比较优势的区域集聚。这样就可能促进该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形成新的增长极。增长极又具有明显的扩散效应，可以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在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的作用下，可以提高区域的资源配置效率，使区域经济关系更为紧密，这不仅有利于内部效益的扩大，而且有利于强化区域竞争优势。

2）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从以行政区划为特征的区域格局向以产业互动为基础的经济区域整合的转变，通过统一区域政策，消除区域市场壁垒，加快要素自由流通，使资源在更大区域空间内实现有效配置。区域一体化带动了市场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使企业能在更大范围内获取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区域经济一体化要求各个地方经济真正融入区域经济，克服以邻为壑、过度竞争的现状，进行全方位、多领域的合作，对区域内各种资源和基础设施实现共享。范围经济的合力就是从这种合作和共享中产生的。

3）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低成本机制。在一体化之前，区域之间由于缺乏统一的政策和制度，往往对贸易、投资等活动实行管理而发生一定的行政性或制度性成本，而履行这些行政管理手续也要耗费一定的时间和费用。在一体化之后，因建立了统一的市场制度和相应的政策协调机制，各种商品和要素流动壁垒会不同程度地消除，必将大大降低其交易成本。而且，区域内各地区之间在地理距离、经济距离和文化距离的可接近性，也使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了低成本优势。

1．2．2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组织机制有效的经济组织是区域经济成长的关键。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各区域经济主体产生了相互之间通过主动合作推动自觉经济融合的需要，以求实现各地区之间的优势互补，促进资源在本区域内的有效配置，从而促进各地区共同发展。因此，区域经济一体化更需要有经济主体的主观动力，形成有效的组织机制。

1．2．3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区域合作协调机制在目前地方政府主导发展的格局中，建立一个有效的区域合作协调机制，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至关重要。比如，在保持地方经济活力和地方政府的动力的条件下，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区域间、城市间如何分工协作，各地方政府之间如何就经济政策、基础设施、产业合作与重组及利益分配进行协调，并且朝向区域合作和一体化的经济新格局发展，都是现实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1．3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条件

从发展经验和发展的内在要求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条件在于：第一，资源配置一体化是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基础。丰富的资源优势，只有通过市场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才会进一步转化为资源开发优势和资源配置优势，为区域经济腾飞增添力量。第二，近邻的区位条件是一体化的天然禀赋。共同的地域空间具有地域相连、人缘相亲、文化相融、经济相通等特点，对各类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改善宏观区域管理，设立区域合作协调组织等都比较方便，是实施区域一体化最基本的载体和依托。第三，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架构了一体化的沟通桥梁。区域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为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创造了条件，为整合区域内资源、促进区域内各方开展合作提供有力支撑。第四，共同的利益诉求是区域一体化的动力源泉。区域经济合作是建立在利益趋同性基础上的，各个地区都在自己所拥有的生产要素使用上追求利益最大化，所以获得经济和社会利益的双赢是区域一体化的基本内驱力。第五，相似或互补的发展模式是一体化的选择基础。由于区域内各个城市或地区的发展模式存在差异性，才使得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了选择的基础，相似和互补的经济发展模式更有利于区域经济融合。

2京津冀促进区域经济合作的现状分析

京津冀在经济发展上各有所长，互补性很强。北京拥有知识经济、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等优势，天津拥有加工制造业和海运等优势，河北则拥有重化工业、钢铁产业和资源等优势。强化京津冀更深层次的合作，将更有利于三方合理分工、优势互补，提升区域的整体竞争力。

2．1京津冀政府间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

从2004年共同签署《廊坊共识》到2008年签署《北京市和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经济社会发展合作的会谈纪要》和《天津市和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经济与社会发展合作备忘录》，标志着京津冀合作的思路和目标更加明晰。2006年3月，京津冀区域发展合作研究第一次联席会议在廊坊召开，会议分析了京津冀区域发展与合作面临的形势和问题，对建立长期合作研究制度达成若干共识。随着京津冀三地政府协作组织和协作机制的相继建立，政府间的合作日趋频繁，有效推动了京津冀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2］。

2．2京津冀跨行政区的产业转移发展迅速

受市场力量的驱动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京津冀都市圈跨区域的产业转移频繁。一些不符合北京功能定位、资源禀赋和环境要求的产业因此搬迁到河北具有较强产业基础的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首钢落户唐山曹妃甸。同时，河北在正定投资58亿元打造北方最大的纺织工业园区，吸引京津等地纺织企业入驻。并且，近两年由京津向河北单向转移的局面已有所逆转，华龙、神威、恒利这些急需扩张的河北民企也纷纷进京。这种布局有利于京津冀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配套体系和合理的产业梯度。

2．3京津冀区域交通一体化取得实质性进展

近几年来，北京、天津与河北一直在紧密协作，联手推进区域内海港、空港、公路、铁路多种运输能力建设，以构建一体化交通体系为“突破口”，合力启动区域经济高速增长引擎。比如，京津城市轨道、京津第二条高速公路已陆续竣工投入使用；京承高速三期已于2009年9月全线通车；京昆高速京石段、京台高速京冀段已于2009年开工建设。到2011年底，京石铁路客运专线将提前通车。随着京广客专、京沪高铁、津秦客专、保津城铁等工程的建设和逐步投入运营，快速轨道将织就“京津冀快速交通圈”。交通一体化将为京津冀实现区域经济融合提供重要保障。

2．4京津冀区域市场的开放程度不断提升

随着京津冀地区经济交往活动的增多，三地逐渐在市场开放方面加大沟通与合作力度。而且，京津冀都市圈快速交通体系的初步建成以及无障碍通信的实现，为三地在投资、贸易、旅游、企业合作等方面逐步开放市场提供了基础。多年来，国家发改委和京津冀发改委一直为促进区域交流与合作、排除市场和政策障碍进行协调，研究当前和近期区域合作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制定出相应的政策、规划和意见，为打破区域界限、推动区域内市场一体化运作提供良好环境。

2．5首都经济圈将成为京津冀区域合作新平台

《“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中“打造首都经济圈”的提出，让该区域合作有了一个新平台。据了解，北京市已确定在“十二五”时期深入开展与津冀及环渤海地区的合作，充分发挥首都优势，显著增强服务区域、服务全国的功能，共同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和首都经济圈形成。包括加快京石、京张、京唐等城际高速铁路建设，实现与津冀等省区市的快速交通联络；深化与天津港、唐山港的合作，促进贸易便利化；积极引导产业沿京津塘、京保石、京唐秦等发展轴向外辐射发展等。

3京津冀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困难和障碍

3．1各自对区域经济合作的态度存在偏差

北京的发展总是以自己为中心，要求津冀为自己提供方便和服务，在产业转移、水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方面也是如此。天津也凭借北方经济中心、滨海新区特殊政策和龙头大港地位，比较热衷于自身发展，对京津冀都市圈建设失去热情。而河北总期望通过与京津合作带动自己发展，所以对区域一体化是最热心的［1］。原本处于一个共同的地理环境单元，但河北与京津并不能获得同等的发展机遇，不公平竞争导致区域经济畸形发展，影响区域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区域经济宏观效益整体水平的发挥。

3．2市场意识淡薄，缺乏区域合作与一体化的观念

受传统计划体制和行政区划的影响，各地长期实行行政垄断、贸易保护、市场分割、自成体系的封闭政策，各省市在发展战略和思路上各自为政，缺少协调和沟通，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隔阂。他们缺乏利用市场机制推进区域合作的意识，过多习惯于政府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由于市场意识淡薄，区域合作意识不强，导致各地区生产建设重复布局和产业结构趋同。

3．3尚未建立高层次的区域合作、磋商与协调机制

近年来，虽然京津冀高层领导进行了双边互访和多边协商，但这种区域合作仍处于初级阶段，是一种倡导式的磋商机制。目前，区域内合作组织形式松散，协调机制和决策机制的制度化程度较低，一直未能建立起正式的高层协调机制，限制了地方政府间的深度合作。当前京津冀区域政府协调机制的形式仅限于首长联席会、协调会和合作论坛，仍未能就区域内的产业分工与重组、基础设施建设及生态环境治理等战略性合作问题进行深入磋商并达成共识［2］。

3．4政府缺乏有效的参与和导向，没有协调统一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

区域经济本应是协同发展的，但由于京津冀区际分工体系不合理和运行机制不完善，导致市场分割、贸易摩擦和恶性竞争时有发生。目前，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仍然限制在行政区范围内，政府之间缺乏区域层面的审视，区际协调沟通组织和机制缺失，使区域经济组织与区际经济活动始终处于无序、混乱和松散的状态。特别是区域经济在不受中央或区域协调组织宏观规划与统筹布局的控制下，区域内劳动地域分工规律、整体效益规律和协调发展规律很难对区域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3．5市场发育滞后，尚未形成区域统一市场

从根本上讲，区域经济一体化就是市场的一体化，是各种资源和要素在区域市场内部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的结果。目前，虽然京津冀在市场开放等方面开展了初步合作，但开放程度却不够深入。由于市场发育不足，并且京津冀在生产要素市场建设、供求信息沟通、政策支持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3］，所以京津冀之间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与共享还不够充分，阻碍了京津冀区域经济融合和区域统一市场的形成。

3．6产业结构趋同，产业互补性差，没有形成合理的产业链

多年来，京津冀各自为战，城市发展目标相似，在产业政策上追求“大而全”，导致重复建设和产业同构趋势加剧，相互之间争资源、争项目、争投资等过度竞争和封闭竞争现象严重。由于经济同构、互补性差，加剧了资源的过度集聚，使北京的首都优势、天津的港口优势和河北的资源优势与区位优势没能协同发挥，未能形成区域整体的竞争优势。而且，产业结构的趋同使京津冀经济圈内无法形成合理充分的产业链条。京津作为中心城市，对地域经济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不强，三地产业联系不够紧密，缺乏区域内强大的产业链，没有形成紧密的分工协作关系［4］。

3．7“空吸现象”拉大了区域发展差距

一面是京津强烈的集聚效应，另一面是京津较差的辐射效应，导致河北的优势资源不断向京津聚集，从而形成“空吸现象”，使周边地区发展相对迟缓，产生了今天的“环京津贫困带”［3］。这样可能使京津失去经济腹地，形成“孤岛型”中心城市。若没有经济腹地的物质和资源支持，京津的辐射带动能力就非常有限，使河北无法分享京津的发展成果，也就很难承接京津两地的产业转移。这是不利于区域协同发展的。

另外，“谁来做地区老大”的意识形态一直在作祟，尤其是京、津两个直辖市在区域内的定位和协调问题，使三地缺少实质性联合。如果谁都想当“老大”，以牟取更多的资源，而不愿承担更多的责任，也不愿与他人共享，那么经济一体化进程就不会得到深入发展和强化。

4京津冀加强区域合作和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对策

4．1以科学发展观统领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的系统目标

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首先要对各地区的发展目标进行整合，使京津冀在发展目标上达成共识。目标整合的目的是实现京津冀对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的均等化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追求社会公平，缩小区际差距。为此，应发挥产业扩散、经济扶持与财政优惠政策的积极效应，建立财政转移、产业转移、人才转移和科技转移四个机制，发挥京津和河北省中心城市的优势，对周边落后地区给予财政补助和产业带动，以平衡不同区域经济主体的能力差距，实现协调发展。

4．2加强各层次主体之间的密切配合，建立政府间协作机制

市场主导、政府推动，是当前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模式，从长远看，京津冀地区的经济融合应当由市场力量来推进，但由于目前我国仍处在转型时期，市场机制还不完善，所以政府的推动和协调作用是必不可少的［5］。各地政府要齐心协力，相互依托，优势互补，共谋合作发展大计。各层次主体之间要彼此协作，密切配合，共同构筑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发展的总体框架。

4．3建立区域间利益协调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

区域经济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和主体功能定位上的差异性。相对而言，京津处于产业链的高端和上游，是资源的使用者和受益者，而河北处于产业链的低端，是资源的输出者，在土地、供水、生态、人才以及小城镇建设等方面将为京津提供很大支持。在产业转移过程中，河北可能承接来自京津的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面临环境上的巨大牺牲。因此，京津冀在要素配置、产业分工、环境治理等方面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为此，京津冀应尽快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和补偿机制，如实行优惠政策、进行区域援助、完善转移支付以及制定水资源补偿机制和生态建设补偿机制等，以协调各方发展利益，实现三方合作的共赢，提高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稳定性和长效性。

4．4建立一体化的市场体系，清除要素流动的体制障碍

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本质要求。因为统一的市场体系不仅可以促进区域经贸合作，促进货物、服务和资金自由流通；而且可以加强区域的商业竞争力，增强投资者对整个区域经济的信心；还有利于要素的流动和集聚，推动微观企业的规模化和专业化，使产业链条不断延伸［6］。为此，京津冀首先要联手完善商品市场，发展物流与贸易合作，建设区域农副产品统一市场。其次，相互开放和发展要素市场，突破体制障碍，合作发展劳务、金融、产权、房地产、技术等要素市场，最终促进区域统一市场的形成。

4．5明确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优化区域空间产业布局

随着天津滨海新区和曹妃甸工业区的开发建设，京津“双核”如何实现优势互补和良性互动，京津冀重点产业发展区如何分工布局，成为影响区域发展的重要问题。总体上看，北京应充分发挥其人才、技术、信息齐备的首都优势，重点发展具有更高层次的知识密集型产业、信息产业、金融产业和“总部经济”；而天津要进一步发挥港口和滨海新区的作用，增强物流业、现代制造业、海洋产业和研发成果转化基地功能；河北则应从资源和基础条件出发，除继续加强发展传统的重化工业、生态和特色农业以及有比较优势的医药、纺织等行业外，还应充分利用产业梯度转移的大好时机，接收京津转移出的部分产业，以提升自身的产业结构［4］。

4．6建立分工合理的城市体系

一个合理的城市体系，应当是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分工合理，其功能外溢带动周边区域发展，城市间形成完整的产业链，经济发展具有良好的组合性和互补性。京津冀都市圈应构建以北京为中心，以天津、唐山、石家庄为次中心，各市合理分工协作的城市体系［6］。将北京定位于政治、文教、科技、国际交往、国际金融和信息产业中心；将天津定位为重化工、外贸口岸、商业、电子产业和区域性金融中心；将石家庄打造成中国药都、华北重要商埠、现代物流基地和区域性高新技术产业中心。中小城市要接受中心城市、次中心城市的产业转移，充当大企业的加工基地。

4．7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

基础设施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载体和平台，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体化，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整体效益的发挥［5］。因此，加强统筹规划，建立起京津冀衔接配套与功能共享的基础设施，实现三地交通运输设施、电信网络、能源设施、旅游设施等基础设施的对接，是当前促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

放眼国内，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代表的经济区域内，各级政府和市场主体通过实质性合作所表现出来的区域一体化的经济绩效和社会效应，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和动力去努力建构一个行之有效的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由各类企业组织参与的区域合作机制，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而促进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

参考文献：

［1］ 刘新建．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几个概念与原则［J］．燕山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3）：127－131．

［2］ 王海稳．试论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的困境及路径选择［J］．改革与战略，2008（4）：93－95．

［3］ 王秀玲．对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探析与思考［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3）：52－55．

［4］ 祝尔娟．京津冀一体化中的产业升级与整合［J］．经济地理，2009（6）：881－886．

第5篇：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科学技术的创新，特别是运输通讯技术的创新导致了联系交流成本的大幅度降低，信息技术等的交流越来越重要，出现了全球范围上的信息、技术、产品、货币资本和人员的频繁交流，地球空间缩小，时间效应加强。与此同时，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企业以及地区为顺应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所带来机会与挑战纷纷调整各自的全球化发展战略。这一世界趋势与跨国公司以及区域的对应行动相互作用、相互推动形成了双螺旋式的演进过程。全球经济一体化迅猛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区域发展模式，为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全球经济一体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改变了区域经济空间结构

1、用“流空间”取代“地点空间”。物质流、资金流、劳力流、技术流和信息流的互补流动是国际分工和经济频繁联系的客观反映，这5种“流”的互补流动，构成了全球经济相互依赖的循环系统。全球经济一体化使这五种“流”加速，这5种流犹如千万条无形的纽带，把整个世界经济交织在一起。从经济联系的角度看，随着运输和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一方面距离和空间的阻隔作用日益消弱；另一方面，全球资本流动和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加深，经济活动跨国界的功能整合和区域经济活动的相互依赖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组成内容，世界经济趋向于一种网络化的结构。这种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持续优化配置过程而形成的各种经常的从不间断的互补流，使地点的差异性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不明显；技术和竞争的变化也进一步削弱了区位对资源、资金、技术和其他投入要素的地区限制。因此，经济的发展对特定区位的要求已不十分必要。

2、跨国公司的活动影响当地区域空间结构。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成与跨国公司的发展及壮大密不可分，跨国公司以全球作为市场范围来规划生产经营，以达到在地理上可以更经济、更有效地组织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跨国公司和外商直接投资注入一个地区后，一方面，通过为投资地带来资本、技术、就业机会，促进贸易和产业结构变化，加强了投资地的竞争优势与对外的经济联系，并改变区域的社会经济空间结构；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凭借雄厚的实力，不仅在区域内争夺产品市场，更重要的是争夺高素质，高技能的人才，这样一来，降低了本地区的创新能力，并且随着对跨国公司信赖程度的加深，有可能演化为外来跨国公司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造成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对外部的依附性。

(二)影响区域内产业结构的调整

1、为实现区域内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有利条件。经济全球化使物流和信息流大大加快，新的科技成果通过其自身的传导机制扩散到全球范围，由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新技术产业发展及应用的速度大大提高。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必然使各国或地区把产业结构调整推广到全球，从而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产业转移的浪潮。经济全球化有助于区域利用先进技术和丰富的管理经验，促进区域传统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快产业开放，加速区域传统产业与外来产业的融合，提高区域产业的对外开放程度和融合度、用外来产业优势，如技术优势、管理优势、人才优势弥补本区域传统产业的不足，加快产业的现代化进程，并且通过内外产业的融合，创造出新的组织优势，形成新的企业管理和经营文化、新的产业形态和企业组织，甚至新的技术与制度创新模式，这有利于区域经济的稳定发展。

2、并购和重组成为区域产业结构协调的主要手段。全球经济―体化使“并购”与“重组”成为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手段，通过“并购”与“重组”来追求经济民族化与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相互融合，是各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目标。当前，世界经济结构调整正在“跨国”和“国内”两个方面同步展开。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率先开始的经济结构大调整，显然已波及世界各国，结构调整呈现出发达国家的“强强联合下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广大发展中国家则趋向“优势互补，平等互利”的局面。其中，欧美各国在世界经济结构调整中仍占主导地位，同时发展中国家愈益重视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积极发展新兴产业，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发达国家将继续把劳动密集型和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腾出资金和物力开发高新技术产品。

(三)改变了区域经济发展内容

1、扩大了区域与外部的交流与合作。全球经济一体化加快了国际范围内的资金、知识、技术等流动资源的高效配置，受其影响，区域也不断拓展与区外特别是与国外的交流与合作，增加进出口量。对外的知识交流和国内外组织结构之间合作，使得本地的知识存量有所增加。国际贸易的扩大，将会使更多的人有更多的机会进行交流，从而在信息知识交换中获得新的知识、观点和启示。这样，可提高区域经济的绩效。

2、高新技术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随着高新技术与信息产业的发展，经济的世界化使得有形的商品和资本向无形的信息全球化转变。信息的高速传送穿越了时空、空间的障碍，使原本属于国家或区域范围内的问题变成全球的问题。21世纪的网络技术和生物技术的广泛运用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开辟了更光明的前景，任何国家都可以以知识为本，大力发展新经济，摆脱或减弱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同时由于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蓬勃发展，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已让位于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经济的发展更加依赖与人才、知识、信息技术等要素，技术创新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不竭的动力。随着跨国公司研究与开发活动的扩展，特别是部分当地人员参与跨国公司当地研究与开发活动的管理，或者通过示范效应，必然有助于提高区域内研究机构和企业的创新能力。

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主要内容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布局和指导方略，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任何区域发展战略的制定和调整都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根据区域发展的现实基础，内外部联系和在地域分工中的作用与地位，进一步发展地位的转变等因素，对区域发展在大区发展、国家发展甚至国际发展中所占据的地位，所起的作用，所承担的功能做出准确判断和勾画，这是制定区域发展战略的关键所在和难点所在。

其次，对区域发展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经济基础优势、科教优势、交通优势、市场优势、人才优势等进行重新审视，分析哪些优势已变成平势或劣势，那些优势尚未充分发挥出来，那些是发展潜力巨大的优势，用动态变化的观点分析优势，用相对的观点看待优势。根据变化的因素进行发展战略的相应调整，扬长避短，突出优势。

最后，寻求区域发展的战略机遇与挑战。从区域发展角度分析，加快区域的发展一靠机制，二靠机遇，机制是根本，机遇是关键，挑战是动力。在进行区域发展战略调整时应理顺区域经营机制，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体制，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通过调整区域发展的支柱产业和战略重点抓住初遇，迎接挑战。

三、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下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主要对策

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内在涵义，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和调整的方法是多种多样和多变的。全球经济―体化引起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的变化，决定了区域经济要发展，就有必要根据这一变化的条件进行发展战略调整。

(一)采取双向互动的金方往开放战略

一国或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其国际开放程度有着紧密的联系。所谓双向互动的开发战略就是要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原则，真正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潮流之中，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国际市场，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发挥本区域优势，克服本区域劣势，从而促使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地发展。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引进来”包括既要积极引进国外的资本、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又要加强与跨国公司的合作。在引进方面，政府应采取一系列积极的政策措施，比方说，进一步扩大外商投资领域，拓宽利用外资渠道，放宽利用外资有利条件，实行税收优惠政策等。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下的区域国际开放不能仅仅停留在“引进来”这个层面，更要注重“走出去”。“引进来”是为了弥补劣势，而“走出去”却是为了发挥优势。“走出去”则要调整区域的出口产品结构，从而提高国际竞争力，此外还要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直接利用国际资源和更广阔的市场发展地区的优势产业。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来说，实施“走出去”战略，就要考虑资本、技术、产品、服务等如何参与国际竞争，抢占国际市场；要使企业集团化、规模化、国际化，从而增强国际竞争力；要实施名牌战略；抓住机遇，优化出口结构，提高参与生产国际化、贸易国际化和金融国际化的能力，应对全球化的挑战。

区域一方面要把经济全球化放在自己特有的区域经济条件下考虑，努力建立在国际游戏规则基础上的外资、内资公平竞争和共同发展环境；把国际资本融入本土经济，本土经济按全球化轨道来运作；另一方面要认真研究本土经济的特点，充分挖掘本土经济资源，创造本土经济进入国际经济的条件，发展本土优势，提高本土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积极鼓励国际跨国公司的本士化战略，同时鼓励本地区优秀企业走出国门，形成双向互动的全方位开放格局。

(二)加强国际合作，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应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对本地区或国家经济发展挑战的一种手段，它可以促进生产的国际分工和企业国际化，对增强地区和国家竞争力大有帮助。亚洲金融风暴说明，经济全球化引起的风险是全球性的，极具破坏性，单靠一国之力是无法抵御的，各有关国家和地区要通力合作，协调有关的贸易、财政、货币、汇率政策，互通信息，把风险控制在最低限度内。欧盟经济―体化取得的成就就是很好的例证。

第6篇：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京津冀区域 经济发展 首都经济圈

京津冀区域靠近首都经济圈，拥有深厚的工业基础，具有十分明显的发展优势。基于实现首都经济圈发展的目的，京津冀一体化区域经济的发展理念被提出。结合当前京津冀区域的特点，只有在京津冀一体化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找出关键点，才能够推动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获得实质性进展，以满足经济发展需求。

一、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现状

（一）京津冀区域经济规模

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来看，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冀地区已经成为三大重要的经济板块。从表1可以看出，2013年京津冀地区与三大经济板块的经济规模比较情况。三大经济板块的生产总值达到了212990亿元，占据了2013年全国生产总值的37.44%。其中，京津冀地区2013年生产总值为62172亿元，占据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10.93%，人均生产总值达到57345.35元。

相对于其他两个经济板块来看，京津冀地区水平最低。在京津冀内部，三个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差距。2013年河北省的生产总值最高，对京津冀地区的经济贡献率达到45%以上。但是河北省人均生产总值仅仅为38596元，相对于京津两地存在明显差距。

（二）京津冀区域产业结构

2013年京津冀地区的产业结构呈现“三二一”的发展状态。其中第三产业占据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的51.7%，相对于全国46.1%的比重要高，第三产业已经成为京津冀地区的主导产业，同时也是日后的发展趋势与优势[1]。而京津冀地区的第一与第二产业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已经形成了成熟的以第三产业为主体的格局，2013年北京第三产业比重为76.9%[2]。天津与河北的产业均为“二三一”，其中天津已经迈入后工业化时代，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比重相当，并且已经形成了以高新技术为主导的产业格局。而河北省的第一产业比重相对更大，由于接收了京津两地的一些制造行业，因此河北省开始走上资源与加工融合的产业格局。

（三）京津冀区域基础设施建设

2008年京津地区高铁运营极大的拉近了两地的距离，形成了两地半小时经济圈[3]。同时，京津高速公路、京津塘高速公路等高速公路的建设已经大致完成了京津冀地区三小时经济圈。2009年，京津冀地区三个省市签订了城乡规划框架协议，京津冀地区交通发展已经全面进入道路现代化时代。从目前京津冀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来看，京津冀地区已经形成了大型综合运输大通道，完善的综合交通体系给京津冀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十分关键的支持。

二、京津冀一体化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点

（一）把握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京津冀地区规划是国家发展的重点区域之一，其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经济发展有利于本地区经济水平的提升，并且有利于实现战略发展的优化。长时间以来，京津冀三地经济发展十分不平静，其主要原因就是三地各自发展，开展非理性竞争，没有贡献资源。因此，当京津冀一体化经济能够得到落实，京津冀区域的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都将会实现共赢[4]；二是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经济发展有利于提升社会各界的信心。目前，国内经济增速相对缓慢，未来经济发展趋势不容乐观。虽然城镇化进程的脚步让人们对未来的发展所有信心，但是由于其需要长时间的累积，因此很难提升社会各界对国家经济发展的信心。然而一旦实施京津冀一体化区域经济发展，就可借鉴“长三角”等经济增长模式，使此区域的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从而提升社会各界对国家经济发展的信心；三是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经济发展有利于缓解北京在各个方面的压力。当前北京地区的资源过于集中，经济、文化、人才等都聚集在北京，房屋价格居高不下，基础医疗设施难以满足群众需求。而当京津冀经济一体化顺利实施，北京的经济、医疗、居住等方面将有趋势往周边地区辐射，将会从一定程度上缓解北京的生存压力。

（二）发挥各地产业优势

当前市场经济环境竞争更加激烈，京津冀地区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板块，只有在认清各地优势，明确各地分工，集中资源优先发展各自的优势产业，优化资源配置，才能够最为高效地利用资源，避免资源浪费与重复建设，最大程度发挥京津冀经济圈的实力，加快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5]。北京地区拥有大量的人才与充足的资金，因此应该优先发展高技术的信息产业、知识密集型产业等，将餐饮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业、旅游业作为主导产业，加以辅助发展高质量服务业。例如，北京通州新城拥有十分完善的服务硬件设备以及文化产业设施，因此可以重点推动现代化服务业发展，建设文化创意园，打造北京文化商务中心区。又如，北京顺义新城拥有首都机场连接国际航空的优势，其可以大力发展物流、商务、国际会展等产业；天津的工商业、制造业基础十分雄厚，其拥有领先的科技成果转化的优势，能够在航空领域、节能环保领域、生物医药领域等新兴产业中获得优势。同时，天津临海，拥有地理交通优势，可以发挥港口的便利深化口岸物流合作，重点发展海洋经济；河北省应继续发展基础产业，尤其是第一产业中的农业与牧业，充分利用冀东地区充足的自然资源，积极发展钢铁、纺织、服装等资本与劳动密集型产业。例如，秦唐沧地区处于环渤海的核心地区，交通位置便利，因此应该积极拓展物流、化工等产业，利用本地优势发展水稻、葡萄等农产品。又如，保定地区可以凭借着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加快发展旅游业、制造业、新能源产业等。

（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京津冀一体化区域经济发展与产于集聚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产业聚集与流动的过程中基础设施建设是重要的支撑之一。因此，要实现京津冀一体化区域经济发展就要进一步强化基础设施建设。首先，要加快各个城市铁路、公路、航空等交通途径的建设。加快建立京津冀地区高速铁路建设，重视京津冀机场建设，加快建立北京、天津、河北的交通干线。同时，还要重视基础设施软件的互联。京津冀地区可以参考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板块，使用“一卡通”制度。虽然目前，京津两地已经发行并且使用了“京津一卡通”，但是发行数量较少，使用并不十分普及。因此，政府应加快京津冀地区基础设施软件建设，实现各个地区城市高铁、地铁、公交一卡通行制度，让各个城市的群众流动更加便捷，实现京津冀区域的信息化连接。

（四）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强化各地政府之间的合作是京津冀一体化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点之一。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需要凭借市场经济规律的支配以及市场主导的各项合作，而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角色应该注重对市场体系进行优化完善。但是就目前我国市场经济的现状来看，市场调节体制依然不是十分完善，因此要实现京津冀一体化区域经济发展就离不开政府的主导。政府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充分发挥主导作用：一是打破观念限制。当前京津冀三地之间存在着行政区域的划分，这是阻碍三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也是导致基层设施建设缺失，产业同构的本质问题。鉴于此，京津冀三地政府应该发挥引导作用，淡化行政规划关系，坚持开放的原则，以实现经济一体化的共同发展。京津冀应该各自明确自身区域的经济发展目标，认清各自地区的功能定位，以实现产业、交通与城市一体化。政府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通过区域协定、多方协议等方式来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建立区域一体化市场；二是为了推动京津冀三地经济一体化进程，政府要构建统一的法律体系，强化三地的经济发展政策，实现政府管理的统一化；三是构建和谐的区域发展环境，消除京津冀一体化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阻碍，以保障各项经济政策能够落实到位。例如，政府可以制定出台有利于京津冀地区产业优化的政策，推动非国有经济的进步，正确引导三地人才、资本、技术流通，设立相关部门负责各地之间产业关系协调发展，以全面建设京津冀产业优化的服务支持体系。

三、结束语

京津冀一体化区域经济发展是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京津冀地区想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一体化发展就应该从把握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发挥各地产业优势，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等几个关键点入手，以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区域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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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唐茂华.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构想与前景展望[J].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5 （3）：15-20.

[3] 涂英柯，司林波，孟卫东.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综述[J].商业时代，2013 （26）：136-138.

第7篇：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　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　拉美地区共同市场　经济绩效

东亚与拉美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起点不同，拉美是世界上最早探索经济一体化促进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地区之一；而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则非常滞后，1967年成立的东盟真正开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时间是1976年。然而，经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实践，两个地区经济整合的绩效却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差异。

区域一体化的贸易绩效比较

1、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创造效应

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最显著和直接的效应是由贸易创造效应带来的区域内贸易量的扩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是世界上对外贸易增长最快的地区。1980－2009年的30年间，东亚地区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由13.7％上升到28.01％；同期，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这一数值由15.29％上升至2000年的19％，2009年又下降至12.9％，欧盟则从41.4％下降到36.6％。虽然在1980年，东亚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还小于其余两大经济体，远远低于欧盟，可是到2009年，却已经超过了NAFTA，目前东亚在世界出口总额中的比重约为28％。另一方面，东亚地区也是区域内贸易发展最迅猛的地区。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统计，1980－2009年东亚地区的内部贸易额从773亿美元上升到3，48万亿美元，累计增长约45倍，而东亚与区域外的贸易额仅增长了10多倍，东亚区域内贸易比重从22.4％稳步上升到44.67％，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额占比则由77.6％降至55.3％。克鲁格曼认为，当地区内部贸易占该地区贸易总量的比重大于或等于50％时，这个贸易区才是有效率的。显然，按照此标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有效率的。

贸易结合／密集度指数是衡量区域内各经济体贸易关系的一个综合性指标。根据我们的计算，中日韩及东盟之间的进(出)口贸易结合度指数绝大多数都超过1，一些经济体之间的指标甚至超过3。而且，从总的趋势来看，中日韩及东盟之间的进(出)口贸易结合度在从1995年到2006年的10多年间基本上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这说明东亚地区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依存关系变得愈来愈紧密。东盟内部的进(出)口贸易结合度也是显著上升，到2006年两者都超过了4。在东亚，这四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结合度普遍上升，这同地理上相互接近、签署FTA以及跨国公司加强了域内分工网络等有密切关系。

2、拉美一体化组织的贸易创造效应

拉美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对区域贸易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随着一体化组织的建立，各国之间逐步相互降低关税、限制非关税壁垒，以实现区域集团商品的进口自由化，同时成员国还采取提供优惠待遇、将税收列入贸易自由化计划、对区域外商品实施共同对外关税制度等措施鼓励贸易自由化，促进了区域内贸易的发展。以拉美自由贸易同盟(LAFTA)为例，该组织11国在1962－1973年12年内，消除了大部分关税和其他限制，互惠贸易协定使得拉美各国在LAFTA区域内的出口和总出口都有明显的增加。LAFTA总出口由1962－1964年的平均82.5亿美元增加到1979－1981年平均753.2亿美元，在20年的时间里增加9倍多，各国区域内部的出口总量则从1962－1964年的平均6.24亿美元增加到1979－1981年的104.7亿美元，更是增加了15倍多。而LAFTA区域内出口占总出口的比例从1962－1964年的平均7.6％上升到1979－1981年的平均13.9％，提高近2倍。此阶段，区域内的出口和区域外的出口都有大量的增加，说明此阶段的贸易额主要是因为一体化协定的签订而被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因为排斥区域外国家的贸易导致区域内的贸易转移。安第斯集团内部关税减免率达75％，相互间的贸易额从1969年的0.78亿美元增加到1980年的14亿美元，约增长17倍多；1960－1980年期间，中美洲共同市场(五国)地区内出口总额从0.30亿美元增至9.94亿，增长31倍，中美洲共同市场地区内部贸易额已占该地区出口总额的20％；加勒比共同体地区内出口总额从2130万美元增至3.5亿美元，增长15倍。整个拉美地区内出口总额从7.49亿美元增至138.82亿美元，增长逾18倍。

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事件和政治动荡导致了拉美经济一体化的停滞和倒退，使得一些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解体或名存实亡。在80年代债务危机期间，拉美区域内贸易下降了36％，恢复到60年代初的水平。1990年以来，拉美区域一体化在开放地区主义指导下得到恢复和强化。从1990年开始到2000年，拉美区域内部大部分团体的内部贸易每年的增长率都接近和超过10％。这期间整个拉美区域内贸易占其对外贸易的比重达到19.5％。进入21世纪以来，整个拉美地区的一体化进入良性快速发展的阶段。拉美区域内出口增长的幅度超过了对外出口的增长速度，比如2004年拉美区域内出口增长达到34.3％，高于同期区外出口增长17.5％的增速；2006年区内出口增长为25％，也超过了21％的区外出口增长幅度。然而，开放的地区主义在弱化拉美经济一体化的“封闭性”的同时，也稀释了区域一体化的贸易创造效应。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统计，1997年南方共同市场的区域内贸易额相当于各国对外贸易总额的25％，而2006年这一比例只有14％。目前整个拉美经济一体化组织成员国间的贸易额大约为其对外贸易总额的15％左右。而东盟2000年区内贸易比重为24.7％，2005年上升为28％，比1990年FFA成立前的18.8％增加近10个百分点。

3、对两地区域内贸易扩大的比较和解释

东亚的区域内贸易比重比拉美的区域内贸易比重高得多，但是在区域一体化组织东盟内部，其区域内贸易的比重却与拉美一体化组织的水平相近，这说明区域贸易协议并非是推动区域内贸易发展的唯一成因，例如跨国公司的分散化生产也是促进东亚区域内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跨国公司将一种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分解为若干个部分或环节，并根据各部分或环节的不同特点将其配置到最有优势的区位，其最直接结果是大量中间产品的跨境流动，导致中间产品贸易量迅速增加。因此，衡量一体化过程的贸易创造效应需要用更加精确的模型进行测算，但从逻辑上看，由于相互之间降低关税、减少贸易限制措施，两个地理上相邻且贸易密切的国家达成贸易协议更有可能产生贸易创造效应，而不是贸易转移效应。

在实证研究上，郑昭阳等人(2003)基于引力模型所作的研究表明，截至20世纪末期，东亚区域内贸易水平比普通标准水平高出115％，而与区外国家和地区的进出口则分别比标准水平低约11％和30％。他们认为这种较明显的区域内贸易

倾向对日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化具有导向性，区域内贸易和一体化构成了互为因果的联系。对拉美一体化贸易绩效的实证研究则有所差异，Erik Ringborg(2006)采用重力模型测算了南美洲地区贸易协议对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安第斯共同体和南锥体共同市场等一体化组织对贸易都产生了显著和正向影响，地区集团内的实际贸易结合度比经济规模和地理位置等自然禀赋所能解释的贸易结合度大得多。但也有研究表明拉美地区一体化协议未能增进贸易，区域内贸易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国家总体贸易的自由化措施。如Stein and Wei(1995)，Soloaga and Wingtexrs(2001)的研究认为，南美的区域贸易协议在1980－1996年内，并没有在总体贸易自由化效应之外增加区域内贸易的广度。

拉美地区都是以资源为基础的经济，生产或出口一些或多或少相似的产品，这限制了相互间产品贸易的增长潜力。只有制成品贸易与工业合作才能为拉美地区内部贸易的长期增长提供源泉。从表1可以看出，拉美区域产业关联度比较低，区域内产业分工程度远低于东亚地区，表现在南方共同市场和安第斯集团内部零部件贸易比重不仅远低于东亚地区，而且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只与南亚国家联盟相当。这是拉美经济一体化的贸易创造效应比东亚地区远为逊色的根本原因。

区域一体化的投资绩效比较

经济一体化理论认为，区域一体化组织成立后，由于投资壁垒的平均保护水平上升，或FDI的数量受到一国国内市场最初规模限制的放松，从区域外流向区域内的FDI会增加，更大的市场使区域成为更有吸引力的投资地。也有学者从成本角度考虑，认为一旦若干个国家结成稳定和繁荣的贸易区或签订其他经济协定，由于边界更加开放、运输和管理成本更低、并且可能有更廉价的劳动力，外国投资者会增加对这些区域的直接投资。在东亚和拉美的一体化过程中，外国直接投资都保持逐渐增长的趋势，可以认为这是经济一体化带来的积极影响。

1、区域一体化导致FDI增加

东亚的投资政策总趋向是逐渐放宽对投资的限制，从限制性向更为自由化和激励措施中性化的方向变化，各国和地区继续向来自外国的直接投资开放自己的经济，因而，东亚的FDI增长迅猛，吸引了全世界FDI总额的10％－20％。

以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为例，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区内保护水平降低，促使现有进口企业寻找更有竞争力、更具效率的合作伙伴。同时，随着中国一东盟之间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逐步撤销，各成员间的贸易更加便利，整个地区成为一个更大的大市场。这些都对外国投资者有着很大的吸引力。从中国一东盟吸收FDI的情况来看，2000年以后双方吸收的投资额都有了大幅的增长。从2000－2008年，中国一东盟吸收的FDI从642.56亿美元增加到1529.96亿美元，增长了2.38倍。中国一东盟双向投资效应也逐渐显现。根据统计数据，东盟对中国的投资从1999的32.7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51.06亿美元，年增长率达到20％，2008年底，东盟对我国的投资达520亿美元，占我国吸引外资的6.08％。中国对东盟投资从1999年的0.63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24.8亿美元，从2006年起年增长率超过100％。从1999年至2008年底，中国对东盟的投资总额为52亿美元。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把东盟国家作为主要投资目的地。

拉美国家吸引FDI的历程则经历了三个阶段。在20世纪70－80年代以前，FDI主要作为规避进口税的途径之一，投资在一个产业较为集中，FDI的目标市场是拉美的国内市场；拉美经济一体化是进口替代政策的产物，所以，在对待外资方面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在1969年安第斯条约组织成立后立即通过被称为“第24号决议”的协议，确立了对待外资的共同规则。决议规定所有外资企业必须在15年过渡到合资企业，即国内企业股本必须占51％以上。这一决议提高了东道国对外国投资者的谈判能力，但遭到所有国外投资者和商会的反感。因此，这一时期拉美利用FDI的比重有所下降，但利用外资间接投资即外债的比重却上升很快。结果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以及长达10年的资本外流时期。

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走向市场自由化的进程中，各国都逐渐放松了对外国资本的控制。这一时期的FDI主要投资于拉美的自然资源领域，制造业部门的外资企业进行的生产不再仅瞄准内部市场，而且也以出口为目的。服务业部门和基础设施部门也出现了大量的FDI。另一个特点是南南之间(区域内和超区域)的投资也在增加。总之，90年代以来是跨国公司在拉美急剧扩张的时期。在1990－2000年，世界上5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都在拉美国家设立了分公司，在拉美市场占有率空前高涨：它们在拉美地区的销售额从1990年的27％迅速上升至2000年的41％，其中在制造业的分额高达58％，在服务业的份额占38％，在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初级产品部门，跨国公司的份额也达到17％。在拉美地区最大的200家出口商中，跨国公司的份额从1990年的18％猛增到2000年的50％。从2000年到2008年流入拉美的外资从778亿美元增加到1196亿美元，年均增长4.88％。这一时期是拉美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外资的重新进入对拉美经济的恢复增长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2、区域内投资一体化趋势

东亚地区的FDI在逐渐增加的同时，区域内投资一体化，即区内成员的相互直接投资也呈发展态势。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东亚10个经济体间的相互投资年均为271.37亿美元，占其引进FDI总额的27.0％，而到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相应的数字进一步增加为351.36亿美元和28.6％。其中日本对其他9个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同期由104.5亿美元增长为135.83亿美元，增长了39.98％，亚洲“四小龙”对其他东亚经济体的直接投资也由142.33亿美元增长为177.12亿美元，增长了24.4％。这里主要以东亚最大的区域经济组织――东盟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为例进行分析。

东盟自由贸易区与大投资区计划出台后，随着区内保护水平的降低和一体化带来的市场规模效应的逐步显现，东盟区域内的资本流动也在加剧。1995－2006年东盟接受区内投资总额达到305.13亿美元。亚洲金融危机以前，区内总的相互投资量有一定的增加，但是各国有增有减，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增幅较大；危机之后，投资先减后增，2001年扭转了下滑势头，区内的相互投资流量迅速增加，到2006年达到62.42亿美元，比1997年增长了57.5％。东盟区域内的直接投资的一半以上来自新加坡，其次是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这是因为在东盟各国中，新、马、泰等国属于经济领先的国家，它们国内面临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所以将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移到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的新成员

国，从而成为新成员国的主要区内投资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新老成员国增进了解提供了一个平台，东盟投资区将使成员国问的相互投资政策更加开放。

东亚区域内，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相互投资也呈现上升趋势，从表2和表3中可以发现，东亚区内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东盟和中国的投资基本呈增加趋势。但是，两者的FDI主要来源又有所区别，日本对东盟的投资大于对中国的投资，中国香港和台湾则是中国大陆的最大外资来源地，其对中国的投资远远大于对东盟的投资。同时，东盟对中国的投资要多于中国对东盟的投资。

拉美的区域内相互投资在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下也逐渐增多。根据John和Jeffrey等人(2007)的研究，拉美国家的FDI政策是拉美区域化和企业全球化的辅助政策，一方面，一体化的目标之一就是推动区域内的FDI，另一方面，拉美国家采取了增进跨国公司在全球市场上竞争能力的战略。数据显示，1990－1994年间，来自拉美国家的FDI总额在拉美大国中均有明显增加。在FDI的数额中拉美国家所占部分一般增长2－3倍，在秘鲁和委内瑞拉增长5倍，阿根廷则增长10倍。从所占比重来看，拉美国家在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鲁和委内瑞拉的直接投资均有所增长，其中，多数国家增长了1倍以上。2003年以后，拉美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了大幅增长，从2003年的70亿美元增加至2006年的450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的投资发生在拉美区域内。目前，拉美国家的区域内FDI投资比重已经从总投资的5％增加至10％，主要归因于巴西、墨西哥和智利等国在拉美地区设立了一大批跨国公司。根据拉美经委会的投资报告数据，巴西是拉美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大投资国，2008年其28％的投资流向美国，25％的投资流向了加勒比金融中心，对拉美地区的投资则占其对外直接投资的12％，主要流向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等国；智利对南美洲地区的直接投资占其总投资额的72％，主要投资流向国为巴西和秘鲁；哥伦比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有40％流入拉美地区之内，主要流向国为巴西、巴拿马和墨西哥。

3、两地区域一体化的投资效应比较

在比较东亚与拉美区域一体化投资效应时，需要回忆一下东亚最早的区域合作组织东盟与拉美的安第斯条约组织早期的工业合作计划。1976年3月东盟经济部长制定了第一个工业合作计划(AIP)，包括印尼和马来西亚的尿素项目、新加坡的柴油机项目、菲律宾的富磷肥项目和泰国的纯碱项目。每个项目投资2，5亿至3亿美元，由东道国负担60％股本，其余40％由其他成员国分摊。1977年第二批AIP项目被提交给吉隆坡东盟首脑会议进行审议，包括印尼的高强度橡胶轮胎、马来西亚的金属切割工具、菲律宾的新闻纸和电镀锌版、新加坡的彩色显像管，以及泰国的钾碱矿和鱼类养殖。由于这些计划实施困难，1980年10月东盟签署了《东盟工业互补基本协定》(AIC)。1981年6月东盟提出一个简化形式的AIC，即东盟工业合资经营计划(AIJV)，它是一种生产一个产品的不同零配件的简单垂直分工计划，但主要通过私人投资活动来实现。由于引入市场机制并放宽了股本限制以及鼓励区域外来投资，这个AIJV计划比AIP计划简便易行，因此，被认为是最有希望的工业合作计划。但其实施进展仍然异常缓慢，效果也不理想。

拉美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也制定了一系列地区投资计划。拉美一开始就试图通过协议性区域分工解决一体化收益分配和规模经济效益问题，因为工业发展部门规划被认为是制订工业计划和实现一体化成员国之间利益公正分配的主要直接手段。拉美工业合作计划以安第斯条约组织最为庞大，它们将可贸易品的1／3纳入地区投资计划。第一个工业发展部门规划于1972年获准通过，它包括了冶金、机械部门的一些重要部分(估计1980年约占总需求的1／3)，主要涉及机械工具、采矿设备、电器设备和仪器。争议最多的是石油化工与汽车制造部门的合作计划。经过多年谈判后，在1975年和1977年分别就石油化工与汽车工业发展规划达成协议，并在1978年进行了修改。第二个工业部门发展规划需要巨额资本投入，具有极高的资金产出率，并且只能提供很少的就业机会，主要是技术人员和专业人员。但这个规划因缺乏技术支持和利益协调困难而无法付诸实施。拉美的经验表明：要按照协商一致的专业化计划来进行生产，规定什么国家生产什么产品，形成区域内产业分工是有问题的，东盟的地区性行业方案也遭到了失败。小岛清的协议性国际分工理论的有效性似乎难以在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中找到佐证。

20世纪90年代东亚和拉美的区域投资计划更多地转向能源和基础设施，为区域内投资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而将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投资则留给了市场力量。但两者相比仍然可以发现三点差别。(1)拉美国家主要投资于邻近国家。国际化理论认为，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将比在国内投资承担更大的风险，为降低风险，企业将投资于地理和文化条件相近的市场。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墨西哥等国家都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并且在一体化贸易协议的作用下，这种投资关系得到了加强。(2)从行业投资来看，目前拉美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分布于自然资源的生产部门，以及石化、肉制品等行业。因此，主要的拉美对外投资在于寻求市场扩大，还有一些拉美地区内投资仍然以保障原材料产品的出口以及保障石油资源的安全等为目的。这一点与东亚区域之间的投资有较大的区别，东亚的区域内投资有很大部分是出于产业转移和寻求更加低廉的劳动力的目的。(3)拉美区域内投资以产业间投资为主，而东亚区域内投资则经历了80年代以前以产业间投资为主向90年代后以产业内投资为主的转变。这反映了两大地区产业分工与资本积累的差异。东亚地区产业分工程度比拉美地区发达和深化，形成了发达的区域生产网络；同时东亚地区的资本形成和积累率也比拉美国家高，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对外扩张能力比拉美企业强。

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化的深层动力来自资本的扩张性，而经济一体化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当前，生产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的重要载体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推动力量，其推动力量来自资本扩张的本性。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形成不足，没有形成足以跨国生产和行销为目的的巨额资本，国内生产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型产业为主，产业、产品和工艺技术同构性强，生产分工水平低，无法形成紧密的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关系。这样，彼此间对对方的产品必然不会产生强大的需求，贸易创造效应很小，难以分享规模经济带来的好处，同时也无法形成旨在提高规模经济效益的协议性分工。同时，发展中国家都是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不足的国家，对外部投资的需求很大，而成员国彼此间的投资效应必然很小，即使有协议性分工，也难以执行。拉美南方共同市场和东盟有关产业分工规划和共同投资的计划最终归于失败也就不难理解。

经济增长与福利增进绩效比较

1、东亚一体化的福利改进效应

自1955年以来，东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增长速度始终高于世界的平

均水平和全球其他地区，保持了长达35年的群体性持续高增长，从而被称为“东亚奇迹”。其产生的关键因素之一是东亚地区持续进行的产业转移，依托投资和贸易的高速循环，在促进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又把东亚各经济体紧紧结合在一起。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末，东亚经济的增长率一直维持在5％－6％的平均水平，远远高于当时世界经济增长2％－3％的平均水平。在这个过程中，日本经济率先起飞，以近20年的高速增长奠定了世界经济大国的基础；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亚洲“四小龙”抓住美日产业结构升级的契机，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出口加工业，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从70年代起，东盟四国――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菲律宾开始吸纳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产业转移和投资，发展资源加工型和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工业，大约用了20多年时间改变了落后状况，成为充满活力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从1978年开始，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吸收日本与亚洲“四小龙”以及海外华人的投资和产业转移，也步入了经济高速增长的轨道，在随后的30年时间里保持了平均9.8％的经济增长率，成为东亚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

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福利的改善，降低了贫困人口的比重。以泰国、越南和中国为例：泰国的贫困率从1990年的27.2％降低到1996年的11.4％，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泰国的贫困率有所回升，但与收入增长一起稳步地趋于下降，目前处于10％左右。如果收入分配趋于改善，泰国贫困率会进一步下降。越南在改革前人均收入只有200美元，贫困率在70％以上。最近10年经济的急速增长不仅使国家收入增加，也降低了贫困率。贫困率从1993年的50％降至2002年的28％。中国在减少贫困方面成效显著，贫困人口从1990年至2002年减少了2亿人，贫困率从31.5％降低至12.5％。但中国与越南的收入差距和不平等状况明显恶化。中国的吉尼系数从1988年的0.38上升至2002年的0.45，越南的吉尼系数则从1993年的0.35扩大至2002年的0.41。日本学者江崎光男根据CGE世界模型对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削减影响的分析表明，东亚FTA一般对区域内各国的经济具有正向增长效应，收入分配也得到改善，因此贫困削减效果也是正的。但对中国而言增长效果却不明显，甚至还有负的可能性，远不如APEC水平的FTA增长效果大。

2、拉美一体化的福利改进效应

拉美地区经济一体化也是促进拉美工业化和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20世纪50－70年代是拉美一体化蓬勃发展的阶段，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合作，有力地推动了拉美经济的增长。在1950年到1974年期间，拉美主要国家的GDP的平均增长率基本上都是在3％－10％之间，是一个快速增长的过程。特别是在1965－1974年期间整个拉美的经济发展非常迅速，其区域国家的GDP平均增长率达到了6.7％。巴西的发展速度更是达到了10％，哥伦比亚、墨西哥的也达到了6.4％和6.6％的平均增长率，被称为经济奇迹。1974年到1980年期间的债务危机爆发前，拉美的GDP的增长率也处于相对快速的发展过程，比率基本保持在2％－6％之间，这个时期拉美一体化还在继续发展，但是相对前一阶段速度有所减缓。中美洲共同市场在20世纪60－70年代也保持了强劲的经济增长，1960―1969年中美洲6国的实际GNP平均增长率达到5.7％，1970－1979年为5.3％。尼加拉瓜60年代实际GDP增长率高达7.4％，多米尼加共和国70年代也达到了8.2％。

20世纪80年代是拉美经济一体化和增长的停滞阶段。据统计，拉美1981－1990年的平均GDP的增长率仅为1.1％，中美洲约为1.2％。这与拉美一体化的停滞和倒退是密切相关的。90年代以来，拉美区域一体化进入复苏阶段，据统计1991－2000年拉美地区的平均GDP的增长率达到3.3％，与整个的80年代相比，其GDP平均增长率提高了2.3％。

进入21世纪，拉美一体化和拉美经济增长进入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除了2001－2002年受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增长为－0.5％外，2003年以来整个拉美连续保持经济快速增长，2003年GDP平均增长2.1％，2004－2007年期间，GDP增长率接近或超过5％，其中2004年高达6.2％。有些国家(如委内瑞拉等国因能源价格高涨)有些年份的增长率达到两位数，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少有的高速增长时期。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2003年以来人均GDP的累计增长幅度已经达到20.6％(平均年增长率达到3％以上，其中2004年高达4.8％)。拉美经济的稳定增长为拉美一体化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条件，而拉美一体化又反过来促进了拉美经济的增长。

与东亚地区相比，拉美经济一体化的福利改进与经济增长效应差距较大。东亚地区经济增长与一体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相联系，即东亚地区各成员通过投资和贸易联系，促进东亚区域内产业持续转移和国际生产网络的形成，同时因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始终具有开放性，从而能够利用外部环境提供的机遇寻求发展。拉美区域一体化战略是一种进口替代政策，是一种扩大的内向型发展战略，具有区域保护主义的封闭性。这使它们在实施经济一体化政策时付出了巨大代价，其中包括以区域内贸易扩散来代替外部贸易中的比较利益。如中美洲共同市场为了保护2300万贫穷人口的市场，其有效率的出口工业被进口替代工业所取代。社会的精华部分(制造业和公共服务业中的职工)以牺牲农村地区和城市贫民窟中居民的贫困化为代价大量攫取财富。这是导致区域性战争及共同市场解体的重要原因。

结论

第8篇：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特点范文

[论文摘要] 以欧盟为主体的欧洲经济一体化以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组织机构和运行机制，为世界提供一个独具特色的经济合作模式——“欧洲模式”，本文试从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和特点对这一发展模式进行分析。

欧盟作为当今世界上成立最早、成效最卓著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其50多年的发展历程和其取得的巨大成就为世界展示了一个具有欧洲特色的经济合作模式，在区域经济合作迅速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地区从欧洲模式中寻找经济合作的经验和灵感，通过分析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和特点来分析欧洲模式，以期对现实有所 指导 意义。

一、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

欧洲经济一体化以“舒曼计划”为起点，启动了从煤、钢、原子能领域到共同 农业 政策领域，乃至货币联盟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机构也经理了从欧洲煤钢共同体到欧洲共同体，乃至欧洲联盟的一个过程。站在 历史 的角度，这一发展进程明显的分为四个阶段。

1.共同体建立到1968年关税同盟的建成以及1969年共同农业政策的实施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第一个阶段。1958年，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六国在意大利的罗马签订《罗马条约》，决定将他们之间的合作扩大到原子能和其他经济领域，决定成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这样欧洲经济一体化就由一个领域扩展到多个领域，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机构也出现三个共同体共存的现象。特别是《罗马条约》规定了下一步一体化的新目标：建立关税同盟和实施共同农业政策，从而经济一体化进程有约可依，按照条约规定的日程进行。到1968年，关税同盟提前一年半实现，共同农业政策也开始进入实施阶段。

2.自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到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第二个阶段。进入70年代，由于国际形势的恶化，欧洲经济一体化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共同农业政策执行难以为继。第四次中东战争、阿拉伯石油国石油禁运带来的能源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以及 资本主义 国家的经济危机使得欧共体国家纷纷采取自保的政策，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欧洲 市场 分割严重。在七十年代，欧共体国家提出的稳定货币汇率的经济货币联盟计划也最终流产。只是到了70年代中后期国际形势相对缓和时，欧共体才建立起稳定货币汇率的欧洲货币体系。

3.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前期，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和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发动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第三个阶段。进入八十年代后，欧共体国家迎来了一个良好的外部发展 环境 ，加上世界经济区域化浪潮的推动，欧洲在次走在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前列。1987年签署生效的《单一欧洲法令》规划了欧共体到1993年实现成员国之间在商品、劳务、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通为特征的欧洲统一大市场。与此同时，为统一大市场的正常运作做准备，在欧共体执行委员会主席德洛尔的主导下，开始了实现欧洲单一货币的准备工作。可以说，在这个阶段欧共体变成了一个具有经济联盟性质的共同市场。

4.以90年代初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和统一的欧洲货币—欧元的启动为标志，欧洲 经济 一体化走进其发展的第四阶段。冷战的骤然结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欧洲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特别是剧变后的中东欧开始了一个 申请 加入欧盟的“回归欧洲”的过程和统一后德国在欧洲地位的变化。最终欧共体国家选择了更深层次的一体化。1991年12月的《马约》是一体化进一步深化的表现，它确立了欧洲一体化的三根支柱，并以第一根支柱——经济与货币联盟作为其发展的重心。此后经过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条约》、2001年的《尼斯条约》和2004年的《欧盟 宪法 条约》，欧洲经济合作向一个完全经济体化的经济联盟更加接近。

二、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特点

尽管在欧洲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一体化或者迅速发展、或者徘徊不前、或者硕果累累、或者成就难觅，但是最终欧洲一体化还是得以顺利的进行，体现了欧洲经济一体化独特的进程特点。

1.一体化过程的渐进性。无论是合作的范围、领域，还是组织协调机构的建立、运行机制的完善以及一体化程度的发展本身，都体现了一个渐进性的发展历程。而且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6国煤钢领域的一体化发展到现在27国开始走向经济和货币联盟，每前进一步都是欧盟成员国反复协商、谨慎考虑后的结果。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对给成员国一定的准备和过渡时间。

2.一体化过程的协调性和妥协性。欧盟是各国联合起来组成一体化集团，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在一体化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分歧和矛盾，甚至是激烈的争执乃至对抗，但欧盟各国最终都能认识到一体化集团是他们获得发展的最快、最好的经济组织形式。成员国为了实现共同利益通过互相协商和互相配合，通过实施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原则来消除矛盾。这些原则包括: 民主 平等原则、共同受益原则、核心欧洲原则以及灵活性原则。

3.组织运作机制的超国家性和均衡性。为保证一体化顺利进行，欧盟设立了具有一定的超国家性质的组织协调机制。这些机构的设置和权力的分配上不但强调每个成员国参与，而且强调各机构在其管辖范围内超越各成员国政府的权力，以及各机构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的关系从而凸现出欧盟独特的组织运作机制。

4.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外部敏感性。这主要是指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深受世界外部 环境 的影响。一定时期的国际形势对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步伐影响较大，欧洲经济一体化体现出明显的对外部环境的敏感性依赖。如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和世界性经济危机不仅使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缓慢，也导致一体化步伐受到严重影响，更为严重的是使欧共体在20 世纪70年代就提出的在10年内分阶段实现经济与货币联盟的计划也因此受阻。

从一体化的进程和特点看，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这一发展模式的出现，既有二战后独特的 历史 条件——冷战的大环境，更有欧洲各国在应对来自外部环境时所进行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参考文献:

第9篇：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特点范文

一、建立中华自由贸易区

作为政治大国和经济大国，无论是从全球还是从地区战略的角度，中国都需要建立以自身为核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国的三个单独关税区，又互为重要的贸易与投资伙伴。两岸四地建立自由贸易区有利于两岸四地经济繁荣与发展，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举措。两岸四地同为中国人，彼此间的互补远大于竞争。作为腹地的祖国大陆经贸发展潜力巨大，庞大的消费人口和市场，多层次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为两岸四地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演进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机会。因而建立中华自由贸易区应成为新世纪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首要选择。

二、以周边睦邻成员国为重点，积极推进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

亚太地区是21世纪最具经济活力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实体。中国作为亚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必要谋求与周边国家形成区域或次区域经济合作，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具体来看，要进一步加强与东盟的经济合作，按既定目标建立“10＋1”自由贸易区，以此为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提供重要的依托和坚实的基础；积极推进中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并探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的方式方法。为此，应进一步参与APEC的活动，争取在制定有关规定中有更多的发言，更加主动地倡议和提出各种富有战略型、前瞻性的议题，增大在重要合作议题上的声音和分量，以充分维护中国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积极倡导建立维护地区稳定、发展睦邻友好合作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并侧重加强次区域化经济合作，如环黄渤海经济圈、东北亚经济圈、环日本海经济圈、华南经济圈等。

三、构筑多元重心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

多元重心的区域合作模式正在成为区域经济融合的趋势。中国应谋求在亚太地区实现由单一重心模式向多元重心模式转变。根据经济依存度和经济互补性的强弱，可将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格局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与中国互补性最强，地缘、人文优势条件最佳。范围包括台港澳在内的中华经济圈、欧洲经济圈、北美经济圈、东北亚经济圈。第二层次：与中国的互补性较强，地缘、人文条件良好。范围大体包括东南亚经济圈、南亚经济圈、中亚经济圈、西亚经济圈。第三层次：与我国的互补性弱，地缘、人文条件一般。范围大致包括中东、非洲、拉美和某些独联体国家、东欧诸国，这一层次与中国的合作关系较弱。显然第一层次是中国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重点地区。而第二层次的东南亚经济圈处于亚太地区，也是中国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重点。从总体看，中国应以两岸四地为核心，推动东亚经济圈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程，加强与亚太经合成员间的经济合作，同时在各个战略方向上推进不同的合作方式。向北推动与俄罗斯及东北亚的区域合作进程，由优惠贸易和项目开发向更高层次合作方式过渡，积极筹划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向南推动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建设，构建东南亚次区域合作区域圈；向西借助上海合作组织发展与中亚五国的多边合作；向西南谋求与南亚各国发展密切的经贸关系，为今后深化双边合作奠定基础。

四、正确处理大国之间的关系，积极推进亚太区域经济合作

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进展与大国的推动是密切相关的。欧盟的发展离不开法德两个大国的推动。北美自由贸易区也是在美国的积极推动下促成的。两者都经历了由大国牵头，逐步扩大升级的道路。中国作为地区和世界大国，应积极参与推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在亚洲地区大国关系十分复杂，中日、日韩、中国与东盟以及日本与东盟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戒备心理和紧张关系，而且都想在区域一体化中掌握主导权，这种基于本国利益而产生的相互猜忌和戒备心理会阻碍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因此，中国作为错综复杂关系中的重要角色，应首先妥善处理与大国的关系，积极倡导互信机制。

五、不断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能力和综合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