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竞争力报告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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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全球竞争力报告范文

金融危机余波未平，新的挑战风浪又起。在颇为黯淡的世界经济前景中，还有哪些经济体具备竞争力，这些竞争力体现在何处？世界经济论坛（WEF）9月7日的《2011-2012年全球竞争力报告》给出了一种可能的答案。

根据该报告，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三个经济体分别是瑞士、新加坡、瑞典。中国排名第26位，较去年上升一位；困难重重的美国排名第5位，连续第三年下降；英国从去年的第12名跻身前10名；亚洲只有日本和新加坡入围前10名；法国从第3名大跌至第18名；债务缠身的希腊在142个国家中排名第90位。

全球竞争力：赢在创新

全球竞争力报告始于1979年。今年共评测了142个经济体，排名依据为全球竞争力指数(GCI)。该指数由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夏威尔・萨拉-伊-马丁(Xavier Sala-I-Martin)为世界经济论坛设计，于2004年首次引入。

GCI由基础条件、效率提升、创新与成熟度三大类共12个项目决定。基础条件是指制度、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稳定性、健康与初等教育；效率提升因素有高等教育与培训、商品市场效率、劳动市场效率、金融市场成熟性、技术准备、市场规模；创新与成熟度因素包括商务成熟性和创新。

瑞士、新加坡和瑞典在本年度竞争力排名中位列三甲，被称作三“S”国家。报告数据显示，尽管各有所长，但三国的共同点是在创新方面有较强的实力。

在世界经济论坛常务董事兼首席商务官罗伯特・格林希尔(Robert Greenhill)看来，三“S”国家领先表明，在全球经济体竞争中，仅靠规模无法取胜。“竞争力和生产力是画等号的，最复杂的就是驱动生产力，也就是商业的创新能力，这是促使发展的关键因素。”

格林希尔认为，三国来自不同地区――中欧、亚洲和北欧。“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因为在不同特点的经济体中，其他国家可以复制这样的成功经验。”

以瑞士为例，其在12个大项中表现均很强劲，最强的三项为创新、技术设备、劳动力市场效率。瑞士的科研机构世界领先，学界与商业结合紧密，企业愿意花大成本搞研发，研发成果也能转变为可进入市场、受到知识产权保护的产品。

亚洲国家中另一充分发挥了创新优势的是日本。在今年的榜单上，日本排名第9位，较去年下降了三位。其中，日本商业成熟度排名第一，创新性排名第四。报告指出，日本企业注重研发，拥有大批高素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产品附加值高。

当然，日本排名下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宏观经济稳定性仅排名第113名，公共债务数额庞大，2010年占GDP的220%。

萨拉-伊-马丁指出，在全球经济发展前景疑云重现的今天，决策者们一定不能忽视长期竞争力。

“为使增长更加稳健，新兴经济体应确保将增强生产力作为增长的基础。而复苏乏力的发达经济体应更专注于提升竞争力，建立良性的增长循环，保证经济发展的稳定性。”

中国：得于稳定，失在体制

竞争力报告指出，在过去7年间，发达经济体的全球竞争力发展有所停滞，新兴经济体发展脚步更加稳健。

不过纵观榜单，新兴经济体在过去一年中的表现平平。在金砖国家(BRICS)中，只有中国和南非进入前50。巴西排名第53名，较去年上升五位；排名第56名的印度和第66名的俄罗斯名次较去年略有下降。

中国在12个大项排名分别为：制度48，基础设施44，宏观经济环境10，健康与初等教育32，高等教育与培训58，商品市场效率45，劳动市场效率36，金融市场发展48，技术设备77，市场规模2，商务成熟度37，创新29。

不难看到，与发达经济体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相比，中国在市场规模、宏观经济稳定性方面优势明显，在技术设备、高等教育与培训、制度、金融市场发展、商品市场效率、基础设施等方面亟待提高。

中国的全球竞争力排名近年来呈上升趋势。报告认为，中国是世界上负债最少的国家之一，预算赤字较为适度，经济发展前景较好，中国的债务质量远高于其他金砖国家。中国的居民健康指标和初等教育普及率都呈积极态势，商业成熟度和创新方面也位居前列。

不过，中国在制度大项的排名仅为第48位，报告认为，主要原因是在腐败和司法独立性方面依旧存在较大挑战。

在不少外国公司看来，过去3年间，中国变得越来越不安全，在华企业为预防犯罪投入的成本越来越高。另外，中国的商业道德和企业责任感也令人担忧。

金融市场发展与技术设备曾是制约中国竞争力的两个大项，但去年这两项均有显著改观。中国金融市场发展较去年上升九位至第48名，主要原因是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及可负担性提高，信贷渠道改观；技术设备项上升一位至第77名，主要原因是中国网民和手机用户的大量增加。

从构成全球竞争力指数水平的三大决定因素来看，中国的基础条件因素竞争力水平近年来发展较快，受排名全球第10的宏观经济环境条件拉动，已位居全球第30名；效率提升因素竞争力水平尽管位居第26名，但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排名全球第2的市场规模因素的拉动，其他项目有待提升；创新和成熟性因素竞争力水平较高，尤其近两年发展较快。

有分析认为，包括市场规模、不断增长的国内需求和改革等众多因素，使中国保持了强劲增长。然而，中国无法单纯依赖丰富的低成本要素投入来维持增长，如何保持竞争力将是未来中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欧洲分化

欧洲经济体在过去数年中遭遇了重重挑战，但不少欧洲核心国家竞争力仍排在前列，欧洲国家在榜单前10名中占据7席。

在另一端则是更为惨淡的前景。

希腊在今年的榜单中下降了七个位次，名列第90，在欧盟国家中排名最低。从各项竞争力指标来看，希腊的宏观经济稳定性跌至第140名，金融市场发展跌至第110名，包括政府效率、腐败等在内的公共制度指标跌至第89名。

此外，排名第126的低效劳动力市场也已成为制约希腊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之一。希腊近来已采取了增加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措施，同时提高了退休年龄。

当然，希腊也并非一无是处，该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较高，更易接受新技术。

欧元区另一个麻烦不断的国家──葡萄牙，排名上升了一位至第45名。主要原因是该国在信息及传播技术的广泛运用上高居第18名，基础建设更是大幅提升至第12名，其中道路一项排名世界第5。

但葡萄牙仍是发达经济体中最不具竞争力的国家之一：储蓄率和公共债务均排名第128名，赤字排名第122名。报告建议，必要的改革以及吸引外资是葡萄牙提升竞争力的关键。

对于部分欧元区国家而言，减债与增长的需求好比远水与近渴的关系：减债需要长时间的坚忍变革，另一方面在减支与增税的“阴影”之下，竞争力低下的国家在短期经济增长着实无望。

欧元区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平庸的竞争力表现限制了长期的生产力增长。

第2篇：全球竞争力报告范文

一、报告背景：金融危机与全球经济不确定性

今年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是在世界经济深陷金融危机漩涡背景下推出的，排名结果引发了广泛议论。美国次贷危机及由此引发的信贷紧缩，加上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和发达经济体需求的下滑，使得世界经济面临诸多短期不确定性，全球经济增速已呈现明显放缓迹象。

始于2007年美国次贷市场的金融危机，具有史无前例的影响：它不仅导致了市场恐慌和金融机构倒闭，而且侵蚀了工业化国家的公众对金融部门的信任。与此同时，高企的能源和商品价格也给世界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推动了资源禀赋丰富国家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带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提升了老百姓的生活成本，使得近一、二十年的减贫成果几乎毁于一旦。

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超出了大家最初预期，正在快速地向工业化国家蔓延，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究竟会产生多大影响，目前还很难估计。各国（地区）正在努力采取多种措施消除本国经济面临的不利冲击，使得本国（地区）经济能够在变幻莫测的全球经济版图中占据有利位置。美国的金融危机从反面也说明，依赖于虚拟资本膨胀和虚拟经济扩张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早晚会走到尽头，一个经济体若想取得长期发展，必须夯实基础，竭力改善有利于本国竞争力提升的各项支撑条件，从而在激烈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位势。

《全球竞争力报告》的关注点恰恰是对各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做出客观评估，增进我们对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的理解，解释为什么一些经济体比别的经济体在提高收入水平方面更成功，从而为政策制定者和商业精英们改进经济政策和推进制度改革提供参考。今年的《全球竞争力报告》的区域覆盖面进一步提高，已扩展至134个国家，所包含的指标达到100多个。

二、GCI排名：美国仍居第一

传统发达经济体和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仍然占据全球竞争力指数（GCI）排名榜的第一集团（前30名）。名列前四名的经济体没有发生变化，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其次分别为瑞士、丹麦和瑞典，亚洲的新加坡排名继续上升，与德国的排名互换，列第5位（详细排名参见附表1）。

美国保持排名第一主要得益于效率因素的提升和创新因素的优势。其中，市场规模、劳动力市场效率、创新能力名列前茅。美国的突出劣势表现在一些基本条件方面，特别是宏观经济稳定性（66位）、医疗与初等教育体系的问题（34位）

很多人对金融危机阴影笼罩下的美国仍列第一这样的结果表示了怀疑，我们对此的解读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理论因素：竞争力是一个经济体营造良好环境的能力的综合评价，美国在这方面的确具有公认的总体优势。尽管发生了金融危机，以人均GDP（PPP）衡量，美国仍保持着很高的生产率。

第二，模型因素：竞争力评价模型的设定基础是自然和社会条件平稳变化，面对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这一突发事件，在反映和预测竞争力变化方面可能存在一些不完善之处。

第三，数据因素：该模型所采用的“硬数据”是基于2007年及以前的统计，存在数据滞后问题；调查数据是基于今年1―5月份的问卷调查，而在当时“次贷危机”尚未演变成全面金融危机，人们的悲观情绪还没有大范围蔓延，从而影响了问卷调查评价结果。

在今年的报告中，WEF还着重介绍了英国的竞争力状况。尽管在过去的10年，借助全球化浪潮，英国保持了较高增长率，人均GDP增速快于多数欧盟和七国集团（G7）国家，但是，英国的竞争力排名却从2006年GCI指数推出之时的第2、2007年的第9，一直下滑至今年的第12，已经跌出了前10位置。

英国的突出优势在于其高效的劳动力市场（第8），这与其他欧盟国家劳动力市场僵化的特征形成了强烈反差。英国的金融市场仍是世界上最富效率的市场之一，但排名从去年的第2下滑至今年的第5，原因是在金融危机影响下，实体经济部门对银行的稳健性和通过各种方式获得资本的便捷性存在担忧。此外，在利用最新技术提升生产效率方面，英国也有不错表现，技术环境排在了第8。在竞争劣势方面，英国的突出问题在于较为脆弱的宏观经济环境，仅列第58，低储蓄率、公共部门日益攀升的赤字以及由此导致的高负债，都是英国必须解决的棘手问题。除此之外，英国的制度排名也从去年的第12下滑至今年的第25，2005年恐怖袭击以来安全形势日益严峻、企业界对政府机构和政治家信任程度的下降等，都是排名下滑的重要因素。

在亚洲地区，日本排名从去年的第8下降至今年的第9，日本竞争力的突出问题仍然是宏观经济稳定性，高额预算赤字和政府负债使得该国的宏观经济排名仅列第98。韩国排名下滑两位，从去年的第11下滑至今年的第13，金融市场效率和劳动力市场效率（分列第41和37）都是韩国应关注的重点领域。中国香港排名则进步了一位，取代韩国列第11，高效的金融市场、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分列第1、第2和第4）、稳健的宏观经济（第3）、完善的基础设施（第5）及健全的制度体系（第9），都是香港的突出优势，但在卫生、教育和培训等领域，香港还存在诸多缺陷。中国台湾排名则从去年的第14下滑到今年的第17，台湾在创新（第7）、商业成熟度（第12）和高等教育和培训（第13）等领域存在一些竞争优势，但在金融市场和公共制度领域，台湾存在一些缺陷：在金融市场方面，银行体系的健康性（第117）和严格的资本流动限制（第78）是两个突出问题；在公共制度方面，公众对政客的信任度较低，司法独立性不足，人们抱怨监管负担过重。

在其它区域排名方面，智利仍是拉美及加勒比地区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第28）；以色列在中东及北非地区排名最靠前（第23），其中，在油价飙升的背景下，波斯湾国家的竞争力呈现强劲上升势头，排名靠前的是卡塔尔（第26）和沙特（第27）；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排名最靠前的是南非（第45）。

三、中国（大陆）继续领跑“金砖四国”

中国（大陆）的排名上升4位，位列第30，继续领军金砖四国，在发展中国家也是竞争力最强的经济体之一。

中国排名上升的首要原因是其巨大的市场规模，仅次于美国排在第2位，基于庞大人口规模的国内市场是中国经济保持长期稳定增长的基础优势之一。此外，宏观经济的稳定性是中国经济的另一优势，今年排在第11位。宏观经济稳定的主要原因是高国民储蓄率（52.2%），排名第5，比去年下滑了4位。下滑的主要原因是通货膨胀加剧（排名从去年的第七下降到今年的第62）。中国竞争力最突出的劣势是金融市场成熟度，仅列第109位，其他还有技术环境（第77）、高等教育和培训（第64）以及制度（第56）。（详见课题组对中国的专题分析）

印度排名下滑了2位，名列第50，庞大市场规模（第5）、成熟的商业环境（第27）和较强的创新能力（第32）是印度的主要优势，在“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可得性”指标上，印度甚至排在了第3位。但是，糟糕的宏观经济环境（第109）、低水平的卫生与初等教育（第100）、低效的劳动力市场（第89）以及匮乏的基础设施（第72）等都是印度面临的主要问题。

俄罗斯排名前进7位，列第51，市场规模（第8）、劳动力市场效率（第27）、宏观经济稳定性（第29）等都是俄罗斯的突出优势，但在金融市场成熟度（第112）、制度（第110）、商业成熟度（第91）等方面，俄罗斯都存在明显不足。

巴西排在64位，排名上升8位，这主要得益于基本条件和效率因素的稳步改善。巴西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市场规模大（第10）、商业成熟度较高（第35）、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第43），突出劣势是宏观经济稳定性很差（第126）、商品和劳动力市场效率较低（分列第101、91），制度缺陷明显（第91）（参见表1）。

四、新的全球竞争力指数（GCI）即将推出

WEF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推出以来，就一直在探索将最有价值的方法和最新的理论引入评价指数之中，曾经多次调整或改革指数评价体系。2000年，杰弗里・萨克斯教授在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设计了成长竞争力指数（同样简称GCI），这成为《全球竞争力报告》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事件。同年，迈克尔・波特教授又引入了商业竞争力指数（简称BCI），旨在探索经济繁荣的微观经济驱动因素。

2004年，在新增长理论方面建树颇丰的夏维尔・萨拉―易―马丁教授将微观与宏观经济因素综合到一起，创立了现在的全球竞争力指数（简称GCI），与BCI一起沿用至今。

今年开始，WEF与迈克尔・波特教授的团队合作，正在设计新的全球竞争力指数（以下简称“新GCI”），以在2009年的报告中取代前些年并用的GCI和BCI。新指数充分吸收了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并致力于为决策者提供更实用的真知灼见。新GCI关注的焦点仍然是一个经济体提高生产率水平（进而实现繁荣）的决定因素，同样采用公开的统计数据资源和WEF的企业家调查系统（EOS）。与原GCI相比，新GCI的概念架构更为坚实，利用了更为严格的统计方法体系。

新GCI由两大部分组成，即微观经济竞争力（MICRO）和宏观经济竞争力（MACRO）（详见下图1）。

MICRO包括公司运营与战略（COS）和国家商业环境（NBE）两部分。COS又细分为战略与运用实效、组织实践和企业国际化。NBE则根据波特教授著名的“钻石模型”构建，包括要素（投入）条件、战略与竞争环境、支持性和相关性产业与集群和需求条件。其中，要素条件又包括物流、通讯、行政管理、资本市场和创新这五类广义的“基础设施”。

MACRO则包括两部分，即社会基础设施、政治制度（SIPI）和宏观经济政策（MP）。SIPI包括三类子指数，即基础人力条件、政治制度和法治。MP则包括传统上讨论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第3篇：全球竞争力报告范文

自2007年开始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建设以来，浦东新区以“创新驱动，责任引领”为出发点不断将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推向深入，并突破了传统的区域竞争力评价体系，逐步形成了由“评价企业社会责任”到“评价企业社会责任与评价区域责任竞争力”并重的格局。由浦东新区推动企业社会责任体系联系会议办公室作为指导单位、《WTO经济导刊》作为支持机构，金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康桥工业园区编制并的区域责任竞争力指数报告较为全面系统的展示出了两家开发区区域责任竞争力的优势、潜力以及提升方向。

探索将责任竞争力融入区域发展

当前，伴随这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成为新的潮流，责任竞争力理念在企业、区域和国家层面被广泛接受。2011年，浦东新区商务委员会与《WTO经济导刊》率先开展了“区域责任竞争力指数”研究，并提出了区域责任竞争力评价的六个一级指标、18个二级指标和55个三级指标。浦东新区还在同年成为了第一个应用该指数评价区域责任竞争力的地方政府，并《浦东新区区域责任竞争力指数报告》。该报告的标志着浦东新区自2007年开始推进的企业社会责任建设进入到区域整体发展态势。在浦东新区商务委员会的推动下，金桥、康桥两家开发区成为应用区域责任竞争力指数评价的首批试点区域。

出席会的浦东新区副区长刘正义在讲话中指出，指数系统地评价了浦东新区提升区域责任竞争力的理念、措施、绩效和典型实践，既为其他地区评价区域责任竞争力水平提供参考和借鉴，又为建设“创新浦东、和谐浦东和国际化浦东”，实现浦东“二次创业”奠定了重要基础。

商务部世贸司副司长黄任刚在会上充分肯定了浦东新区近年来以先行先试的勇气与智慧，以及构建和完善“区域责任竞争力指数”的探索。黄任刚认为，由经济发展责任、区域管理责任、商务服务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环境保护责任和社区发展责任六个方面构成的“区域责任竞争力指数”，以及浦东新区以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四位一体”的企业社会责任推进模式，在本质和内涵上与十提出的“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思想上高度一致，并且结合了区域发展的特点，对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更明确的指向性和指导意义。

探索科学评价区域发展方式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第二大贸易国，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正面临着转变发展方式的重任。发展方式的转变既需要在理念上变革，同时也需要在发展方式和发展质量的评价体系上进行探索，摆脱过度依靠GDP等经济指标评价区域发展水平和发展能力的局面。

浦东作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过去的五年时间里不断将责任竞争力理念从理论推入实践，并通过实践检验和完善“区域责任竞争力指数体系”。黄任刚认为，“区域责任竞争力指数”从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人手，在区域发展水平和质量的评价上进行了大胆尝试，除经济发展指标外，将地区的发展措施、发展潜力融入到考察范围，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区域评价体系，对于构建科学的区域评价体系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刘正义副区长提出，浦东新区经济正在逐步转向以金融、航运、贸易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转向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重点的先进制造业，转向总部经济、平台经济的新业态、新模式。“率先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是浦东新区“十二五”时期的发展主线。在此背景下，加快推进企业社会责任体系，既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提升浦东新区新一轮的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发挥自主创新作用的重要战略举措。金桥和康桥两个开发区各自区域责任竞争力指数报告，为提高浦东新区区域责任竞争力起到先锋示范作用。金桥、康桥两家开发区对于区域责任竞争力指数的应用，顺应并进一步引领了社会责任发展的潮流。

探索区域责任竞争力指数未来应用

第4篇：全球竞争力报告范文

关键词：跨国公司；服务外包；中国服务业；发展对策

一、跨国公司服务外包发展情况

（一）跨国公司服务外包产生的原因

一是跨国公司全球战略布局的作用。跨入21世纪，世界经济开始向一个更为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国际分工日益深化，为赢得更多的市场份额，跨国公司不得不改变以往的经营策略，选择更为高效的战略外包策略。二是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实现效益最大化，强化核心业务在国际市场上的争力。根据比较优势理论所述，企业应着重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业务，对外直接投资本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一个企业很难具有全面的资源优势，所以企业应将全部资源用于其最具比较优势的业务来实现内部资源收益最大化。三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的提高。信息技术的发展缩短了国与国之间的距离，使国际服务外包变得更加便利，同时也扩大了跨国服务外包的范围。发展中国家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吸引外资，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跨国服务外包的发展。

（二）跨国公司服务外包的现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公司的经营环境和竞争环境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跨国服务外包成为跨国公司降低经营成本、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首要选择。随着跨国服务外包规模的扩大，服务外包成为当代跨国产业转移的主要方式，为发展中国家提升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与此同时，加入外包承接业务的国家也越来越多，以印度和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也开始步入到跨国服务外包的行列中来。服务业的外包体现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而IT和金融服务外包则主导着国际服务外包。根据2016年美国市调机构统计，全球IT外包市场总额从2013年的2880亿美元，每年以5.84%的幅度增长，预计到2019年将达到3776亿美元。在英国脱欧，新兴市场劳动力成本上升和特朗普政府贸易保护政策的国际环境看，全球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但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步伐的不断加快，全球生产要素流动日益自由，国际产业分工日益细化，市场融合不断加深，跨境产业链与跨境价值链的快速整合，服务外包行业将持续促进市场对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

二、中国服务业发展的现状和问题

（一）中国服务业发展的现状

自2016年以来，在国际经济复苏乏力和国内经济持续下行两大压力下，我国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驱动力，不断推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在供给侧改革的作用下，我国国民经济在居世界主要经济体前列的同时，增速仍保持平稳运行。其中，服务业在我国经济增长中起了极大地促进作用。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逐渐增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得到了稳步提升。在世界投资增长总体减缓的大背景下，中国服务业投资仍保持持续增长。据2016世界投资报告显示，我国服务业吸引外资比重提升，外资持续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和高附加值领域倾斜。

据《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十年发展报告》显示，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服务外包承接国，并树立了“中国服务”国家品牌。并预计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将在未来十年内步入“黄金发展期”。

（二）中国服务业务发展存在的问题

第一，技术和管理实力薄弱，核心竞争力差。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服务业技术与管理方面却远不如印度，新加坡等国家，并且在服务业中缺乏核心竞争力。

第二，对服务业的重视不够，高端人才严重匮乏。我国在战略性人才，实施操作人才，国际交流辅助人才方面比较匮乏。就国际交流人才的培养，印度每年有二百多万说英语的毕业生步入社会，仅经几十个小时培训，就可以消除印度口音，与美国客户进行交流，但在中国却很难做到。

第三，承接服务外包业务主要集中在低端环节。发展至今，我国服务外包仍以软件开发测试，数据录入等低端业务为主，较少承接设计研发类高端业务。在金融服务离岸外包业务中，主要承接日本和韩国离岸外包，较少直接从欧美发包商手中接单。

第四，政策法律环境还不够完善，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我国在知识产权立法方面还不够完善，以至于跨国公司在选择服务外包供应方时存在极大的顾虑，对我国服务外包承接业务的开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制约。

三、中国服务业应对跨国服务外包发展的对策

一是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与升级，增强我国服务外包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从需求侧入手，通过产生产品差异化效应吸引外资，同时在产品的开发设计、营销策略、附加服务等方面建立企业独有的竞争优势，以此来提高我国在世界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二是培养竞争新优势。明确产业发展方向，集中资源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服务外包业务，从而实现向高端产业价值链的延伸。实施国际市场多元化战略，增进与相关国家和地区服务外包的交流。通过加强与发达国家的合作，深化与周边国家合作，构建多元化市场新格局。

三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企业创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吸引外资，而创新是产业发展的动力，创新也将成为影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四是注重高端技术人才的培养。加强对服务外包人才的培育，可提升我国服务外包水平。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源，采取海外引进和自我培养相结合的方式来壮大高端人才队伍。同时鼓励高校与企业增进交流与合作，引导大学生创新创业。

五是利用互联网，实现线上与线下融合。在大数据与平台化的信息时代，服务外包网络协作化成为可能。众包模式成为一种新型的服务外包形式，服务提供方与需求方的对接变得更加快捷和便利，从而大大提高了资源整合效率。

参考文献：

[1]承接跨国公司服务外包加速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J].华德亚.经济问题探索.20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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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际外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机遇[J].田贞余.经济论坛.2004（24）.

[4]趋向日益加快――服务业国际转移发展动向与我国引资新热点[J].来有为.国际贸易.2004（04）.

[5]我国服务业发展的现状与对策研究[J].吴宗杰.经济问题.20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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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国服务业发展报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裴长洪主编，2005.

[8]生产业FDI与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关联性分析――以安徽省为例[J].李宏亮.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1）.

[7]浅谈自主创新对我国创意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J].孙源.中国市场.2014（51）.

[8]我国涉外疗养服务业国际竞争力分析――基于钻石模型[J].王丽燕.兰州工业学院学报.2016（06）.

第5篇：全球竞争力报告范文

这不是《经济学人》第一次“唱衰”法国。在今年法国大选之前，一只蒙上眼睛的公鸡登上杂志封面，显示着“法国面临未来选择”的茫然。前不久，同为欧洲经济“引擎”的德国，也在批评“生病”的法国拖累了欧洲经济的恢复。

法国工业在全球竞争中逐渐丧失优势地位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债务危机以来，如何提高法国工业企业竞争力一直是该国各界争论的焦点。今年总统大选时，争论达到高峰，的萨科齐主张给企业减负和努力工作来提升法国竞争力，左派的奥朗德则强调社会公正，通过加税来摆脱财政困境。

大选后，上台的左派面临法国公共赤字和债务过高、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经济难题，如何提高竞争力被提升到国家战略。11月5日，受政府委托，法国投资委员路易·加卢瓦提交了《法国工业竞争力》报告，对法国工业现状作出“诊断”，提出22项振兴法国工业的“药方”。

这份报告仅74页，开宗明义地指出法国工业不断萎缩的现状：工业在经济中所占份额逐年下降，工业创造的附加值从2000年的18%下降到2011年的12.5%，在欧元区17国中位列15位，甚至比深陷债务危机的希腊还要低。法国在欧盟内部出口市场的份额也从2000年的12.7%下降至2011年的9.3%。同期，德国则从21.4%上升到22.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法国经济的最大挑战是缺乏竞争力。工业竞争力下降加上公共支出扩大，债务危机显现。工业企业萎缩令失业率大幅增加，法国工业就业人口在30年间减少了200万人。

工人福利高、工作时间短、用工费用昂贵，产品成本居高不下使法国企业负担沉重。强势的法国工会组织也经常采取罢工的方式与雇主解决矛盾，这与德国比较宽松的劳资关系形成鲜明对比。

此外，具有先进技术创新的法国小型企业被批缺乏成长性。由于法国现行税收和用工制度的阻碍，这些小企业一旦取得成功，不是技术被买走，就是加入大型企业，很难成为中大型企业，何谈投入更多资金参与国际竞争。鉴于此，报告最引人关注的是削减工业企业300亿欧元的负担，以期将更多资金用于创新、培训和再投资，并提高社会购买力。

就在报告第二天，法国总理艾罗宣布了一系列振兴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措施，加卢瓦的很多建议被采纳。这项政策给予企业抵扣税优惠，相当于三年内为企业减免200亿欧元的税收负担。此外，政府还将在两年之内削减公共开支100亿欧元。

第6篇：全球竞争力报告范文

段樵教授最近有些忙。自《沪港国际城市竞争力报告》后,他就成了公众和媒体关注的焦点。

段樵,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中国研究发展委员会主席。从2000年开始,他与几位专家组成的项目组开始了对香港与上海这两个城市综合实力的调查与评价。历时5年的《沪港国际城市竞争力报告》在上海正式,引起了两地的轰动乃至世界的关注。

香港竞争力再次领先上海

据中国新闻社报道，5月23日,香港明天更好基金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香港竞争力连续5年领先上海,领先幅度有逐渐扩大的迹象。以5分为满分,香港的整体竞争力今年为4.1分,较去年增加0.1分;上海轻微下降0.1,为3.2分。

段樵教授在当天的记者会上公布上述数据时表示,除了在宏观经济结构一项得分与上海一样之外,香港在三大范畴的竞争力得分都超越上海,其中包括经济发展条件、引资环境及全球化形象。而引资环境仍然是三大竞争力类型中,香港领先上海最多的一项。2005年底香港的引资环境整体评分比上海多出1.2分,这结果也与过去4年基本相同。

在这次研究报告的32项竞争力指标中,香港领先上海31项。段樵教授分析,是中央政府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为香港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商机。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唐英年在发表新一年度的财政预算案时说,2005年,香港的经济继续快速扩张,本地生产总值继2004年增长8.6%后,去年再增长7.3%。商品出口及服务输出增幅可观,固定资产投资进一步上升,消费持续增加。

“上海经济正在急速发展,但目前欠缺适当条件建设合适的平台让市场经济可以完善发展。同时,港沪两地在华南及华东各占独特天然的地理环境,两地在国家发展中的分工非常清楚,因此香港绝对不必担心会被边缘化。”段樵教授这样认为两地的关系。

上海市统计局在今年2月8日公布的《2005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指出,2005年上海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全年实现生产总值(GDP)9143.9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1.1%,自1992年以来已连续第14年保持两位数增长。财政收入持续快速增长。全年全市财政收入4095.8亿元,比上年增长13.9%。

本次《沪港国际城市竞争力报告》公布的结论之一是,上海于个别竞争力指标上,评分高过香港;报告同时指出,虽然上海在经济总量上不及香港,尤其是在金融和贸易方面。但从制造业、高科技、消费品行业角度和发展的后劲来看,上海应更具竞争优势，在10年内上海的人均GDP将会超越香港。

上海发展潜力大于香港

对于上海的发展,上海市委书记很自信:“日益开放的中国需要一个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的上海,需要一个创新涌动、更具活力的上海,需要一个面向世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上海。”

《2005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指出,2005年上海市加快了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着力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使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社会和谐稳定,各项社会事业加快发展,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圆满完成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项任务和预期目标,为“十一五”规划开局奠定了良好基础。

2005年,上海市加强金融中心建设工作也取得了新进展。金融业对外开放不断深化,至2005年末,在沪经营性外资金融机构实到资本金(营运资金,下同)35.69亿美元。全年实现金融业增加值689.87亿元,比上年增长11.6%。

2005年,上海市的洋山深水港一期工程的建成开港,使上海市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当年上海港货物吞吐量就达到4.43亿吨,比上年增长16.9%,跃居成为世界第一大港。集装箱运输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势头,全年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达到1808.4万国际标准箱,比上年净增长24.3%,继续保持世界第三位。至2005年末,上海港拥有16条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上海港每月集装箱航班数已达1967班。上海浦东、虹桥两大机场2005年共起降航班37.51万架次;进出港旅客达到4139.16万人次。其中,国内航线进出港旅客2679.87万人次;国际及地区航线进出港旅客1459.29万人次。上海正在成为国际上的重要航空港。

比较上海和香港的发展,段樵这样告诉媒体,两地比较常用的一个指标就是GDP。从这个指标出发,上海和香港的比较就很容易。比如说过去10年,每年的GDP增长率减去当年的物价增长,如果上海是10,香港是3的话,就很容易算出在现有基础上,上海几年能赶上香港。对比现阶段的上海和香港,上海的物价在2000年至2001年还是比香港低,也就是说货币购买力在上海比在香港高。我们算了一下,10年里上海就能赶上香港。

但事实上,这只是一个数学模型,没有实际性意义。什么时候会赶上,要看拿什么做标准,可以是GDP,也可以是平减以后的GDP,还可以用相当多的其他指标,比如访问上海的外国人,国际金融的交易量等来估算。所以这个是很难去评估的。要说赶超,就必须设一个具体的标准。

段樵认为,上海经济的发展潜力比较大。他说:“香港就那么大,也就那么几家学校,人才的储备就不能和上海比。相比上海,香港的先天条件不足。”他认为,香港和上海能同步发展、良性竞争就更好了。上海的优势决定了其发展的方向可以和现在的香港不一样。上海地大、物博、人多,它以制造业为依托所走的路,香港已经没有条件走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在金融和服务这一块,上海很难赶上香港。

香港拥有众多世界之冠

段樵认为,香港整体条件仍优于上海,香港的城市竞争力无论在引资环境上还是在全球化形象方面,都明显超越上海,香港仍然保持其亚太地区国际城市的领导地位。但今后香港的发展大概只能以现有的优势加以整合发展,如国际市场为主的贸易、金融,良港和空港的优势。

现今的香港是全球第十一大贸易经济体系、第六大外汇市场及第十三大银行中心。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在香港经营的国际金融机构数目相当多。截至2004年年底,香港共有133家持牌银行,其中121家为外资。在全球前100家银行中,有70家在港营业。此外,香港有75家外国银行的附属机构或相关公司以有限制牌照银行或接受存款公司形式经营。另有85家外国银行在香港设有代表办事处。香港银行的对外资产总值在全球名列高位。

香港的外汇市场发展完善,买卖活跃,在全球外汇市场中占不可或缺的地位。由于香港与海外其他外汇市场均有联系,因此可全日24小时与世界各地进行外汇买卖。根据国际结算银行在2004年进行的每三年一度全球调查,香港外汇市场的成交额在世界排行第六位。

目前,香港股票市场在亚洲排名第二,仅次于日本。创业板是根据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的模式而设立的第二板市场。截至2005年3月,共有205家公司在创业板上市,资本市值总额达653亿元(83.7亿美元)。根据2000年5月推行的试验计划,有7只主要的美国纳斯达克股份在香港交易所挂牌买卖,使香港成为亚洲区内首个提供纳斯达克股份在亚洲时区买卖的城市。

以船只抵港和离港次数计算,香港港口是全球最繁忙的港口之一。2004年,抵港及离港船只共有约451000艘次,接载的乘客数目约为2140万人次。

香港国际机场也是全球最繁忙的机场之一。2004年,经机场出入境的旅客共有3630万人次,出入境航机数目达237308班。香港是主要的国际和区域航空中心。香港国际机场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之一。全球各大航空公司都有航班飞往香港。

段樵向媒体表示,在中国这个大的经济体中,香港和上海肯定会有竞争,但争的是第一名。任何一个大国,都需要不止一个金融中心。中国太大了,就像一个大工厂只有一个发动机不够一样。竞争的结果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第一名可以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金融业,再细化一点,比如总贷款数哪个多、进入的外资银行数哪个多、外资银行的业务哪个做得更多等等。

加强合作沪港可以各领

第7篇：全球竞争力报告范文

“建设美丽中国”，是十上同志提出的一个愿景，也设立了一个目标。而在过去的多次讲话中也不厌其烦地强调促进经济的转型发展，推进创新驱动。在全球性的刚性碳约束环境下，“低碳竞争力”势必成为未来中国城市竞争力、产品竞争力和产业竞争力的核心要素。

发展清洁能源产业驱动下的低碳发展，并借以培育“低碳竞争力”，似乎可以成为推动甚至重构中国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其中需要的不仅是持续的技术创新，更需要能重塑当前能源结构，转变能源利用方式的“基础创新”。

再次被期待的“基础创新”

130年前，从爱迪生在J.P.摩根位于华尔街的办公室按动亮灯的开关始，电力就与人类结下不解之缘，以至于现代人已无法想象没有电力的生活，电力产业发展为现代文明之基础，而蒸汽发电也带动了煤炭产业的大发展。

126年前，从“汽车之父”卡尔·本茨拿到史上第一项“汽车制造专利权”，并随后创立奔驰公司始，汽车成为“改变世界的机器”、“推动社会进步的车轮”，随后的发动机改良将石油产业推上了历史的前台。

历史学家们将在技术和组织领域里创造了新的产业、改造了现有产业，甚至是重塑了社会结构的这类基本变革称为“基础创新”。电、汽车、飞机、计算机以及互联网，都属于这类“基础创新”。它们不是一个个单纯的新技术的运用，而是一系列创新发明、应用、流通网络、商业模式与个人、组织的思维转变联系在一起，改变了商业、技术和人才的匹配方式。

100多年后的今天，在经历了化石能源“”之后，全球变暖、工业污染已成为最受关注的全球性问题。许多国家和企业意识到这些问题，并已经对现实的危机做出了反应。德国早在上世纪60年代便开始经济结构的调整，推进新型工业化；法国各级政府都与有关大学建立了科研协作机制，致力于环境问题的解决；中国的“十二五”规划明确了节能减排、低碳经济的发展方向，党的十报告中更是首次单篇论述“生态文明”，将生态文明提升到更高的战略层面。

管理大师彼得·圣吉（Peter M. Senge）认为：“全球气候变化推动了下一波基础创新的浪潮，而率先推进基础创新的国家和企业将在未来国际竞争中占得先机。”在思考节能减排及可持续发展等能源问题时，整个工业社会都需要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即不再以单纯地减少某种能源或材料的使用，而应考虑创造出一种更富裕、也更具有持续性的生产生活方式。这无疑需要来自能源产业的“基础创新”，通过创新建立一种像自然一样自我循环的“工业生态”系统，带动整个工业社会走出“获取-生产-消耗”的旧模式，才能真正解决温室气体排放及化石能源枯竭所带来的危机。

显然，已经有先觉的企业嗅到这一巨大机遇：杜邦开始将原料来源从石油的提取物变为以生物的给料为基础；而在国内， 以新奥集团“泛能网”技术为代表的中国清洁能源企业，正在向世界阐释解决能源困局的“中国智慧”。

新奥集团提出的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就是在满足了资源、技术与市场多重需求的情况下，实现了多产业合作的有效协同，并通过贯穿能源生产、转化、储运、分销和应用五个环节所形成的系统的清洁能源产品链，为大型工业企业、公共建筑等，提供能源项目咨询、设计、融资、建造与运营的一体化服务，最大限度提高能源应用效率、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

“基础创新”在路上

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的能源企业都在努力进行下一轮的“基础创新”，寻找重塑能源产业、占得竞争先机的新机会。

《国家竞争力》的作者维尔特将国家竞争力分解为五个指标：经济总量、经济效率、经济结构、发展潜力以及创新能力。直白来讲，这五个指标应当分别是更多、更快、更好、更省以及更可持续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的前30年，我们将更多、更快发展放到了首要地位，但正如“生态思想家”爱德华·艾比所言“为增长而增长是癌细胞增长之道”。中国的政府已经明确意识到这一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中国将侧重后三种能力的提升，以寻求更加健康可持续的国家竞争力增长模式，能源产业创新尤为重要。

中国政府正在推广旨在缓和能源需求增长和减少污染的政策。政府计划到2020年将可再生能源在整个基础能源消耗中的比例提高至15%。这既是为了发展可再生能源，也是为创建新型的中国工业体系所做的基础性工作。建立在低碳技术基础之上的新产业将更具有竞争力，这或将使中国成为一个绿色能源的领导者。

要破除资源和环境魔咒，政府与企业必须相互协作，共同推动中国的“能源革命”。受益于政策环境的不断改善，企业在城市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如在中国与德国政府合作建设的青岛中德生态园中，诸如新奥、西门子等众多优秀企业参与到前期规划中。其中新奥以煤基低碳能源转化技术与泛能网技术所构建的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正在为包括中德生态园在内的多个工业及城市生态园区项目提供一揽子能源规划。

中德生态园控制性能源详细规划由新奥集团编制，它是利用泛能网技术将能源、资源和信息耦合在一起，实现区域内的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经初步测算，与常规供能方式相比，系统节能率达40.6%，CO2减排率达57%，SO2减排率达80.2%，NOx减排率达63.7%，粉尘减排率达75.2%，中德生态园的万元GDP能耗已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与发达国家不相上下。

第8篇：全球竞争力报告范文

关键词：旅游业；国际竞争力；策略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1-0152-02

旅游业，国际上称为旅游产业，是凭借旅游资源和设施，专门或者主要从事招徕、接待游客、为其提供交通、游览、住宿、餐饮、购物、文娱等六个环节的综合性行业。旅游业务要有三部分构成：旅游业、交通客运业和以饭店为代表的住宿业。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旅游业的发展轨迹，世界旅游市场出现新格局，打破了原有的旅游市场格局。东亚经济的崛起，为世界旅游热点向亚太转移创造了经济平台。东亚地区接待国际旅游人数占世界的份额将从1995年的14.2%上升为2020年的27.3%，超过美洲（2020年为17.8%），位居世界第二。欧、美主宰世界旅游市场的局面已被打破，全球旅游市场已形成欧、亚、美三足鼎立的新格局。

近日，全球商务旅行协会最新报告称，中国将在2015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商务旅游大国。中国商务旅游产业将在2012年和2013年分别增加17%和21%的利润，商务旅行费用将分别增加至2 020亿美元及2 450亿美元。而美国2011年的商务旅游产业额为2 500亿美元。该报告预测，在未来两年，中国至少2 / 3的经济增长来自旅游业。近年来，旅游业快速发展，成为全球新兴产业之一。

一、中国旅游业发展分析

中国旅游业是一个新兴产业部门，被成为“永远的朝阳产业”。它虽然起步较晚，但已在改革开放中，伴随着国民经济的腾飞而发展起来。旅游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虽然旅游业为国民经济的创收、为国民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等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中国的旅游业依然处在发展水平较低的现状。

发展水平较低主要体现在旅游产品的低品质化，就如同快餐。它仅仅只能满足国人对于旅游的“饥饿”感并不能满足国民对于旅游的高品质享受，中国的旅游业的发展空间依然很大，应可以大大提高旅游业的发展水平。

中国的旅行社那样仅仅只是一个旅游服务型的中介公司，往往为了一个团队的顺利出行不得不求助于政府机构，尤其在遇到突发事故的时候，旅行社的体系更为脆弱。根本不能在服务行业中起到“领头羊”的作用。也就是由于这些现状导致中国旅游业的发展规模较小。

虽然现在旅游业处在这样一个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境地，但是中国旅游业依然有着不可代替的地位和广阔的发展空间。首先，中国是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伴随着国民经济的日益增长而导致国民不仅仅追求物质生活，更渴求精神上的愉悦，而这些需求必定是旅游业来帮助满足绝大部分的需求。其次，旅游行业因其涉及面宽泛、对国家经济提升有着催化剂的作用、并且是绿色环保产业，国家相关部门对其越来越重视。

二、中国旅游业存在的问题

总的说来中国旅游业仍然处于一种低消费、大众化、低水平、中近距离旅游的状况。旅游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建设发展很快，但仍不能适应国内旅游发展速度的要求。主要表现在：（1）从旅游消费方式和旅游消费结构来看，绝大部分属于观光旅游，文化型、享受型极少。（2）旅游人员构成广泛、公费旅游占有很大比重。（3）从旅游的地域性和客源分布来看，国内旅游热点多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知名度较高，旅游基础设施较完善的旅游胜地，从距离上看，一般以中近距离旅游为主，远距离旅游为辅。（4）从总的旅游人数和回笼货币来看，旅游人次数稳步增加，旅游消费额逐步提高。（5）由于中国对上述旅游服务设施仅有少量直接投资，而在利用外资方面，因有的项目开放，有的不开放，以致服务设施不配套。

三、中国旅游业的国际竞争力分析

1.中国旅游业国际竞争力的整体水平。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入境旅游的经济总量已步入世界旅游大国行列，并呈现逐年提升的态势；国内旅游也以世界最大的市场规模飞速发展，尤其是21世纪以后，随着假日旅游的迅速崛起，更加展现出日益广阔的发展前景。但是，与世界旅游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旅游业的市场竞争力还很不够，一些标志竞争力和发展水平的指标还很弱小，这反映了中国旅游业现阶段规模与效益的不对称，这也正是我们与世界旅游强国的主要差距所在。

2.中国旅游业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势。这里所说的中国旅游业的国际竞争优势，是从中国国情和旅游业特点归纳的，不是针对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泛泛而言的，也是其他国家一般所不具备的或不够明显的。（1）旅游资源丰富，产品种类齐全，富有较高的吸引力。（2）旅游基础设施规模初具，产业要素较为齐备，具备了加快发展的条件。

根据世界旅游组织 WTO1996 年的年度报告，2020 年，全球将接待 16 亿国际旅游者，旅游消费将达到 2 万亿美元，国际旅游人数和消费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4.35% 和 6.7%，远高于世界财富年均 3% 的增长率。届时，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旅游目的地，同时也将成为名列世界第四位的客源输出国。在国内旅游方面，发达国家已经近于饱和状态，亚洲等将成为发展最快的地区，届时，国内旅游与国际旅游人数之比将保持在 10∶1，旅游消费比例将保持在 3 或 4∶1 的水平。可以预见，中国入境旅游和国内旅游都具有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

3.中国旅游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劣势。中国旅游经济总量虽在世界排位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并不意味着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就很强。中国旅游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劣势主要有：（1）粗放型发展的格局不具有很强的竞争力。（2）旅游经济发展的整体效益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中国旅游资源丰富，发展旅游业的条件很好，但由于缺乏有效和有机的协调机制，限制了发展旅游的整体效益的发挥。（3）旅游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不高。（4）旅游产品开发水平层次较低。中国旅游资源具有很高的开发品位，但由于规划、策划和开发水平不高，加上资金投入不足，使中国很大一部分传统观光型景区的资源品位、文化内涵没有得到深入挖掘。

四、提高中国旅游业的国际竞争力

旅游业是旅游服务贸易的基础，要提升中国旅游业的竞争力，就要大力发展旅游业。提高中国旅游业的国际竞争力的方式如下：（1）充分利用和整合中国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进一步提高人才素质，实现资源集约优化利用。（2）发展旅游服务贸易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实施国际旅游服务业竞争力的可持续发展战略。（3）提高旅游信息化水平，延长旅游服务贸易的产业链，加强配套设施建设。（4）增强企业竞争力，改善服务质量，增强开拓海外市场的能力。（5）熟知GATS（服务贸易总协定）规则和中国旅游业的入世承诺，充分把握加入WTO后给中国旅游服务贸易提供的机遇。（6）加强政府的引导和行业协会的作用。国家的旅游政策以及有关制度是发展旅游业的保障。旅游业对国民经济做出的贡献有目共睹，它的地位也在不断地提高。

参考文献：

[1] 李玉华.中国旅游业国际竞争力的现状分析与提升对策[J].河南社会科学，2010，（5）.

[2]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新时期中国旅游业发展战略研究报告[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9：12.

[3] 孙夏.中国旅游服务贸易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外资，2009，（6）.

[4] 魏小民，韩建.民旅游强国之路——中国旅游产业政策体系研究[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3：10.

第9篇：全球竞争力报告范文

本文将探讨这份报告的内容，并对中国高居全球第一的“科技地位”的实质予以评析。

乔治亚理工学院报告更多的是评价国家的科技产品生产能力而并非科技地位

报告对33个国家的5个项目进行了统计数据以及专家评论的比较，但投入项与产出项的统计相关性不大，4个投入项分别是国家定位、社会经济基础设施、科技基础设施以及生产能力，1个产出项―科技地位，投入单项与产出项之间统计相关性差异很大，投入项与产出项之间的总体相关性不强，国家的定位―科技地位：0.44；社会经济基础设施―科技地位：0.34；科技基础设施―科技地位：0.75；生产能力―科技地位：0.92 （数字为相关性）。中国在投入项目上综合排名为第9，美国为第1，在产出项目上却分别为第1和第2。

报告中的产出项―科技地位的测量方法并不能反应真正的科技地位，报告中采用的测量方法为：科技地位=（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得分+电子产品出口额得分+专家对该国目前的高科技产品生产能力的评价得分）。报告中的科技地位仅仅是对一个国家的高科技产品的生产和出口能力的评价，并没有考虑科技的来源和后续创新能力等，该科技地位排名只能反映国家的生产制造能力，而非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报告中的生产能力项与科技地位项的统计相关性高达0.92。

中国是全球的科技产品生产制造大国而并非科技强国

制造业已经成为中国最具有竞争力的行业，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测评的2006《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的“中国上市公司竞争力综合排名”的前10位中有7家属于制造业，分别为振华港机、东锅、江淮汽车、海螺水泥、武钢股份、长丰汽车、长江电力。中国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优势已经吸引了世界大部分电子科技产品生产企业在中国投资设厂，进行产品的生产制造和出口，2005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只相当于美国的1/32，日本的1/20。2007年世界《财富》500强企业中前200名的电子和通信产品制造企业几乎全部都以中国为其重要的产品生产和出口基地，其出口也被计入中国的出口总额，包括GE(11)、西门子(28)、HP(41)、IBM(42)、三星电子(46)、日立(48)、松下(58)、索尼(69)、东芝(91)、DELL(102)、诺基亚(119)、摩托罗拉(143)、佳能(182)等等。

外资企业在中国的科技产品技术和生产能力构成中占了很大的比例，近10年来，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出口中的比重持续上升，并多为科技型产品。2005年，外商投资企业创造了中国出口的57.07%，外企对中国企业的科技外溢作用不明显，后者仍然集中在科技含量低的产业链底部。

中国出口的高科技与电子产品中有很大部分是由外资或者中外合资企业完成的，中国企业在高科技以及电子产品领域极其缺乏核心技术和产品的研发能力，在平板电视产品方面，尽管中国已经是全球重要的液晶电视生产基地，但核心部件―液晶面板以及模组的研发和生产技术都被外资公司掌握，中国内地只是产品的组装基地，面板等核心零部件都要从外资企业购买。赛诺报告显示2006年前3季度中国出口933万台液晶电视，面板无一国产。在传统的CRT电视机方面，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但多数核心技术和专利仍被索尼、汤姆逊等国外企业掌握，索尼等技术专利持有者曾多次要求向中国彩电企业征收专利费。

中国是全球个人电脑产品生产基地，但生产商多为HP、戴尔、华硕、索尼、三星等外资企业，电脑科技也主要来源于美国，2005年中国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苏州共生产出1570万台笔记本电脑，绝大多数为外资品牌。2007年中国电脑产量超过1.1亿部，出口5300万左右；核心零部件如芯片和电脑主板等都是从Intel、AMD、威盛等外国和台湾省企业提供，主要软件更是被微软垄断，中国厂商―联想所掌握的只是整机组装技术。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手机生产和出口基地，但生产商主要是外资企业，中国手机厂商所掌握的核心技术极少，技术多为欧美企业，如高通、摩托罗拉、诺基亚等掌握，2005年中国出口的2.28亿部手机中，有95％的是由外资厂商生产的，2006年CCID表示，NOKIA与波导对手机核心技术的掌握比例分别为85%和10%。

中国曾经通过与外资成立合资企业来引进大量的高科技产品的制造能力，但中方并没有建立独立的技术研发和创新能力。中国企业先后与大众、宝马、通用、福特、丰田、本田、三菱等世界领先汽车生产商成立了合资公司，形成了很大的整车生产能力，但技术主要掌握在外资方手中，2007年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全球第三大汽车生产国，但中国自主品牌的份额不到10%，合资品牌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有媒体报道上海大众在中国生产汽车20余年，但中资方仍然没有掌握独立制造汽车的技术。

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与美欧日韩等科技发达国家相比仍存有较大差距

世界前500强企业中的22家中国企业多数都是国家行业垄断性企业，科技创新含量不高，这些企业的业务集中在银行、建筑、能源、电信等服务行业，国家对这些行业都有进入壁垒保护为数不多的制造企业―汽车行业的中国一汽与上海汽车集团主要是通过与外资合资获得汽车制造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