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自然考察报告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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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乡村自然考察报告范文

我希望这封信永远不要转到你手里。因为一旦你读到它，说明爸爸妈妈已经和你永别了。说不悲伤那是假的，世上哪有父母舍得丢下才十多岁的孩子，但我们还是狠下心走了。

也许会有很多人嘲笑你爸爸傻。世人谁没个兴趣爱好?可有几人能够用一辈子去热爱?又有几人愿意为了现实利益之外的理想放弃安稳的生活?从这个角度看，爸爸是对不起你，爸爸的确是傻、是痴。

但爸爸还是要走。并不是因为爸爸在从事一项多么伟大的事业，我不过是在完成自己的人生梦想罢了――亲脚踏上黄河流域，亲眼观察、亲手记录生存在那里的昆虫的生态环境。如果爸妈真的一去不回，要记住我们留给你的唯一遗产就是这份执念一男子汉大丈夫做自己热爱的事，死不足惧……

我们的行装里有一杯咱家院里的土，万一有什么不测，也许你都没法找到我们，连骨灰也带不回来。如果真是这样，儿子呀，你不要太过伤心，爸爸妈妈埋在追求梦想的路上了……

2000年7月7日深夜，杨同杰泪流满面地给儿子杨帆写下这样一封“生死遗书”，天明之后，他将和夫人夏庆兰踏上黄河科考之旅。行前，杨同杰夫妇拜托一位邻居，如果三个月后还不见他俩回来，请将这封信转交杨帆。

杨同杰出生于1958年，特殊的时代环境使他出生不久就离开了亲生父母，养母收留了他。7岁那年，养父去世，为贫困的生活所迫，养母不得不白天乞讨。到了晚上，她给孩子讲《搜神记》，告诉他”古人可从一窝蚁穴中见堂宇三间”。杨同杰读初中时，养母用准备买药的钱买了法布尔的《昆虫记》送给他，自此，生命向他打开了一扇神奇的门。

杨同杰做过乡村小学民办教师、中学老师，他始终没有放弃自童年起萌发的兴趣，他从微薄的工资里抠出钱为自己配备了标本箱、捕虫网、傻瓜照相机、载重自行车等装备，利用午休、周末和寒暑假走遍了沂蒙山区千余座山峰考察昆虫。他那20多平方米的房间，完全成了昆虫世界，鞘翅目、鳞翅目、膜翅目……那些虫子塞满了他的整个生活空间。

杨同杰“不务正业”，醉心于小虫子，引起很多人的不解和嘲讽，却吸引了善良淳朴的姑娘夏庆兰。她认定热爱昆虫的杨同杰是有志向的青年，坚定地爱上了他。结婚后，在妻子的全力支持下，杨同杰的“野心”越来越大了。少年时期，他曾经在沂水河畔捕捉过一种稀有的昆虫河虫葱，它有着金属光泽的身体、四片黑宝石般的翅膀，是蜻蜒家庭中最美丽的一类。但十多年后，他几次三番去河边找寻，却再也找不到了。由于污染严重、生态环境恶化，河虫葱在此地绝迹了。童年时随处可见的负子蝽、水龙虱、蝎蝽也都不见了。

据科学家预言，地球上每灭绝一个物种，人类就将少生存100年。这令杨同杰的心情非常沉重。如果把昆虫生态与自然环境变化联系起来研究，虽然不能为自己带来多少钱，但能带来无穷的社会效益。自此，杨同杰更加关注昆虫的世界。

2000年4月，杨同杰应邀前往北京参加“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研讨会”。当听到与会专家谈到“当前中国基础性研究，比如江河流域生态科考还存在大量空白”时，他瞬间下定决心去做最基础的科考工作。当夏庆兰得知丈夫要只身前往黄河流域无人区探险时，她没有反对，而是坚决地辞了工作。她说：“你想做的事，我都支持。但有一点你必须答应我：让我陪着你，好有个照应。”

2000年7月14日，杨同杰夫妇乘火车到西宁后，向黄河源头所在地玛多县行进。两人从未到过高原，更没想到这里会七月飞雪，身着单衣的他们只能紧紧依偎着相互取暖，咬着牙抵御高原缺氧带来的剧烈头痛。

7月15日早上6时，杨同杰和雇来的司机朝着黄河源头出发了。太阳冉冉升起，高原上一片苍茫，汽车愈往高处爬，杨同杰愈觉得胸闷难耐。快要窒息了，他只好打手势示意司机停车。他下车跪在地上，将脸紧贴土地。最痛苦的时候，他在地上翻滚了近30分钟才勉强站起来……像是去了一趟炼狱，经历了一番回炉重锤历练，终于，杨同杰被堵得满满的胸腔开了一条缝隙，他勉强恢复了呼吸。

就这样，几乎每20分钟杨同杰就得下一次车，犹如朝圣般做虔诚的朝拜。抵达黄河源头牛头碑时，已是下午1点。杨同杰匍匐在牛头碑前，热泪夺眶而出。稍缓过劲儿，杨同杰开始了他的科考步骤：用微型摄像机拍摄了扎陵湖与鄂陵湖周围的生态状况。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他找到了两种顽强生存的昆虫，其中之一就是天葬台的舍蝇。

天葬台是藏民去世后灵魂升天的地方。近年来受全球气温变暖影响，青藏高原上冰封了千万年的积雪快速融化，蒸发量也越来越大，那些被“神鹰”啄食残剩的碎肢等不到腐烂就风干了。因此，以此为生的舍蝇面临着生存危机。杨同杰忧心十中忡：也许要不了多少年，舍蝇家族就会在天葬台附近消失。

野地无人，却是亲近自然、潜心观察昆虫的最佳地点，杨同杰感觉自己在行走中视野越发开阔，考察目的也更加明确了。他不仅仅专注于捕捉沿途昆虫、制作标本、收集整理物种和生态环境变化的资料，更要竭尽所能为当地政府提供考察报告。为了避嫌，他去当地政府时，往往是交上自己的考察资料后掉头就走，连一口水都不喝。

2000年9月初，杨同杰夫妇风尘仆仆却收获满满地回到-了山东老家。那天晚上，儿子杨帆坚持打来两盆热水，跪在地上替父母洗脚。杨帆的手摩挲着父亲脚底硬实的茧，轻抚着母亲满是划伤的脚掌，热泪滚滚而下。

2001年6月，杨同杰夫妇前往甘肃东乡族自治县考察时，此地的林木正在遭受星天牛虫害。星天牛大面积吞噬树木，农民欲哭无泪，苦无良策。当杨同杰前往县政府递交考察报告时，当地科技局、农业局干部像遇到了救星一样，紧紧拉住他，恳请这位民间昆虫学家想想办法。

杨同杰慨然前往。他指导当地人重新调配了农药，成效立竿见影。然而，他并没有立即离开，而是继续琢磨：一定还有什么原因导致星天牛虫害蔓延得如此广泛。入夜，他久久徘徊在杨树林里，随手抓些星天牛，喃喃自语：“小虫子呀，我这辈子最爱的就是你们，但你们要和人类和平共处，不能危害我们呀!生存是有自然规律和法则的。”

说着说着，他恍然大悟，兴奋地连夜找到县领导，汇报了治理虫害的另两个关键方法：一是不能只种杨树，可再种植一些其他树种，只要树种不再单一，虫害自然就会减少；二是被星天牛侵蚀枯掉的树绝不能当做木材使用，因为它的虫卵在枯木里可数十年不死，唯一的办法是烧掉枯木。杨同杰提出的这两条办法，对当地生态平衡和根治星天牛虫害起了很大的作用。

2002年7月，杨同杰夫妇继续他们的沿黄考察。他们在洛阳城外的北邙山附近发现了数只大蜣螂的尸体，于是一路追查过去。一天傍晚，两人在兰考县黄河滩边“扎营搭篷”，突然听见有人大喊：

“发洪水了，快跑!”

杨同杰拉着夏庆兰>中出帐篷。他一边将妻子往上坡的地方狠命地推，一边掉头观察。滔滔洪水正从他们帐篷50米外呼啸而过……夏庆兰跑了几步，惊觉丈夫没有跟上来，赶紧又往回跑，却发现杨同杰正蹲在地上，若有所思。

夏庆兰急了：“干什么呢?不要命了?”

杨同杰指着不远处的堤岸石壁说：“你看，那只华北蝼蛄……”原来有一只平时躲藏在地下土巢里的华北蝼蛄，巢被水淹没后，正拼命挣扎浮出水面，它的前开掘足已经触到了堤岸石壁。另一只华北蝼蛄也栖身在此。石壁光滑垂直，它们数次尝试也没办法爬上岸逃命。

那一夜，杨同杰守了这两只华北蝼蛄10多个小时。后来，他看见了令他动容的一幕：后来出现的那只蝼蛄踩在先到者的身上，两只开掘足抓住对方头颅，将自己身体送出水面后，再用后足踩在对方头颅上，用力一挣，它安全脱险，蹦到了石壁上方一条混凝土缝隙里。而被“踩踏”的蝼蛄自始至终极力配合，并在兄弟蝼蛄逃离险境的瞬间耗尽体力，坠入了水底。

夏庆兰给杨同杰端来方便面时，发现丈夫泪流满面。杨同杰告诉妻子：“昆虫的寿命都不长，有的可活六七天，有的只能存活几分钟，但它们有着和人类一样的情感。你看，刚才那只蝼蛄用自己的死换来了同伴的生。”，

自此，深受震撼的杨同杰和夏庆兰更加珍爱昆虫，悉心呵护生态。

2D03年7月，杨同杰去山西人祖山考察。一天，他正在采集罕见的山蝉标本，突然发现一条剧毒的竹叶青蛇距他仅一米之遥。两个向导发现情况危急，急忙手持木棒和网兜，准备冲上去解救。夏庆兰却一把拉住他们：“我家老杨说过，不是迫不得已，绝不杀生。我们再等等。”就这样，杨同杰也用眼睛死死盯着毒蛇。双方对峙了一个多小时，大概竹叶青蛇以为面对的是人形石头，掉头离开了。而杨同杰在43摄氏度的高温下被晒得几乎虚脱，皮肤也被灼伤，但内心欣慰无比。

从黄河考察归来后，杨同杰先后出版了《走进昆虫世界》、《环境与生存》、《热血追踪――杨同杰自费黄河科学考察日记》等科普专著，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其中，《走进昆虫世界》成为我国第一本昆虫科普读物。

连续的野外考察，夫妻俩不仅耗尽了家里所有积蓄，还连累儿子将婚礼推迟了几年，甚至四处借债。儿子对此毫无怨言。刚工作的他，将5000元积蓄递到父亲手中――这孩子，除了最基本的生活开销，连瓶饮料都舍不得买。杨同杰眼睛湿润了。儿子却很男子气地拍拍父亲的肩膀说：“安全第一!还有，尽量吃得好一点!”

2009年6月24日，杨同杰夫妇背着行囊到了湖南岳阳。夫妇二人带着摄像机、照相机、采捕网，准备沿着汨罗江进行长达3公里的考察。这个季节正是自然界多数动物的蛹化期，这给采捕标本工作带来不少困难。有时，杨同杰捕到昆虫观察研究一番将它们放飞。夏庆兰不解地问原因。他笑着回答：“放生的都是昆虫产妇，它们是重点保护对象，抓一只相当于害了几十只、上百只幼虫性命。”

在无数次考察途中，他们遭遇了重重惊险：为采集刺蛾标本被刺蛾叮咬，致使杨同杰全身水肿、高烧不退；在野外患上肺气肿，直到虚脱昏迷：在太原时全部钱物被盗，迫不得已一路讨饭为生：2006年，为了节省15天绕行时间，他俩决定从木里藏族自治县穿越最高海拔为5958米的贡嘎山南麓无人区，那里的原始森林遮天蔽日，一天有“四季”，几乎每天夜里都面临雨雪冰雹考验，拉着马尾巴爬山时一个不小心，连人带马一起从山坡上滚落……

在经历了数次惊心动魄的生死考验之后，夏庆兰对杨同杰提出了今生唯一的一个要求：“万一我发生什么意外，不要管我，你自己先过去。”说这话时，她手里捧着出发前买的唯一一瓶氧气。尽管事后证明那瓶氧气只够一个人吸一分多钟，但夫妇俩一路上互相推让，最后谁都没用。杨同杰久久无语，半晌才握紧妻子的手坚定地说：“我们一起来，一起回!”

当他们途经老君山时，那里已经下了半个月暴雨，随时可能遭遇山体滑坡，但杨同杰坚持上山。结果真被他们赶上了。山崩地裂间，比脑袋还大的石头骨碌碌往山下滚、往身上砸。杨同杰用身体护着妻子，四处躲藏……终于，他们找到一块大岩石，在岩石下面蹲了一宿。第二天一早，当疲惫不堪的他们走下山时，只见稀有而美丽的枯叶蝶翩然于天地间，就像一幅绝美的画。他们相拥而泣，这是老天特意给大难不死的他们送来的最珍贵的礼物。

2011年夏天，杨同杰和夏庆兰奔赴鄱阳湖流域，考察方向是分析那里春夏大旱、湖床变草原的原因。这是一次让夏庆兰黯然神伤的考察。2004年沿长江流域行走时，他们在九江湖口县惊喜地发现了不少北方没有的蝴蝶，然而7年后再去，当年发现的一些昆虫，比如青凤蝶、掌凤蝶等，都不见了踪影。

夏庆兰伤心到了极点，她郑重地向丈夫提出8月赶往黑龙江。因为头一年他们曾经在饶河县找到过碧凤蝶，同时也察觉到那片区域的经济规划没能把环境保护考虑周全。于是，由南向北几千里路，他们直接去了黑龙江。和头一年相比，碧凤蝶的数量果然减少了许多。这一次，他们目标明确，针对碧凤蝶的保护方法拟了一份详细报告，交给了当地政府。

从2000年到2011年，杨同杰夫妇举债50万元，自费考察了中国的黄河、长江、澜沧江、怒江、黑龙江流域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区域，涉及全国22个省700多个市县，记下考察日记200余万字，为治理、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长期的野外考察、长年没有规律的饮食，让杨同杰患上了严重的胆囊炎、心脏供血不足、脊椎和颈椎骨质增生等病症。医生告诉杨同杰：“你就像一辆载重一吨的汽车，却每天都拉五六吨，是在超负荷工作。”杨同杰风趣地回应道：“蚂蚁可以拖动比自己重几百倍的东西，看来我真的比蚂蚁差远了。”

杨同杰的家里，有一间标本屋，琳琅满目的昆虫标本凝聚了他的毕生心血。这里是4岁的孙女杨启航的乐园。启航喜欢让爷爷讲标本背后的故事。每次听完，她都很认真地说：

”爷爷，我长大以后一定和你一样，爱这些小动物。”

每每这时，杨同杰总会感慨万千，他想起了自己的第一面标本墙：那时他才十来岁，仔细对照法布尔的《昆虫记》，在野外采集昆虫标本，再把小虫子们钉在北墙上，并在旁边标上采集时间、周围草木和天气。然而，有一天夜里风骤雨急，房梁断了、屋子塌了，杨同杰眼睁睁地看着满墙的标本浸入泥泞，散落风中。

杨同杰不愿再看到发生标本墙倒塌的情景，更不愿将辛劳多年获得的研究成果深锁在书房中，这位曾经因“暖冬危及天蚕蛾茧蛹”研究获得全球环保最高奖的“中国法布尔”毅然做出一个决定：将自己多年来精心采集和制作的4万多件标本无偿捐赠给临沂大学，供师生研究使用。

2011年9月初，杨同杰、夏庆兰完成黑龙江流域昆虫生态环境考察，正准备返回时，在当地一位农民家中意外地发现了―枚珍贵的蝴蝶标本，主人已经保存十几年了。

杨同杰看了又看，赞了又赞，但还是只能遗憾地放下标本离开了。不料几天后，当地旅游开发区的一个老板驱车循着他的考察足迹追来了，还带着那枚蝴蝶标本。那个精于算计的老板提出的要求充满诱惑：把你家中的蝴蝶标本带到我们那里，我们共同开发旅游，每年给你10万元。

沉默半晌，杨同杰坚决拒绝，并苦口婆心地劝对方：“我认为适当开发当地旅游资源是好事，但若像您设想的这样，明明没有旅游资源，却强行开山造景,这会对原始生态造成严重破坏……”那个老板只好怏快地离开了。

那天夜里，杨同杰伏在帐篷空地上写作，夏庆兰见他一会儿喟叹、一会儿摇头，不禁笑了：“怎么，后悔了?”

第2篇：乡村自然考察报告范文

关键词：参与式林业；喜马偕尔邦

一、引　言

刘金龙教授认为，参与式林业是参与式发展理论和方法在森林资源管理中的运用，可概括为森林经营必须和乡村发展紧密联系，社区农民必须积极参与林业经营活动并受益，应当进行土地权属、利益分配等社会制度方面的改革以密切森林经营和社区人民的利益关系。

中国的参与式林业自早期湖南省桃园县庭院经济、山西省壶关县小流域治理等自发参与式林业实践，到区域化发展如德国复兴银行援助的中德合作造林项目，再到国家制度层面如当下正在发生的第三次林权改革，无论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推广上来说都步入了相对成熟的阶段。然而当前学术及社会各界对参与式林业的最早研究、实践国之一―印度的研究相对还比较匮乏，本文将独辟蹊径，通过对印度著名参与式林业研究专家Elaine Morrison教授《Participatory Forestry inHimachal Pradesh India》一文进行翻译、探究，对印度喜马偕尔邦参与式林业改革的背景、内容、优劣势进行具体分析和阐述并提出建议展望，以其更好的增进自己在参与式林业方面的探究和学习。

二、喜马偕尔邦联合森林管理制度(JFM)背景及内容简介

1.喜马偕尔邦林业及林农状况

喜马偕尔邦毗邻喜马拉雅山脉，处于印度西南河系的上游，气候和地质类型多样，森林资源种类丰富、规模庞大，森林资源总值逾10万余亿，林农数量占总人口的90％以上，森林及其副产品(如薪柴、饲料、畜牧、药材、建筑材料等)是喜马偕尔邦居民最主要的生计来源。从全印来看，印度约有一亿余人口生计与林业相关，现有1700余个部落约1/3以上的收入来源于林产品。故而，喜马偕尔邦林农对森林的高度依赖只是印度森林与林农现状的一个缩影。但是，即便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对森林资源高度依赖，但是当居民介入森林资源开发时，往往受到很大的政策限制。喜马偕尔邦林业局控制着本邦森林资源并以森林木材及树脂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当地林农对森林木材没有开采权，只对非木材森林产品拥有开采权。官办的林业开发政策限制了当地林农的积极性，为了获得更好的生计来源，很多林农铤而走险，对森林资源进行非法开采的事情时有发生。与此同时，喜马偕尔邦林业部的监管力度非常薄弱，即便是联合国划定的森林保护区域也因非法开采和过度放牧而面临着水土流失和森林遇化的危机。

除此之外，喜马偕尔邦林业局为了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大力推广对七星松经济林的单一种植，而这明显破坏了当地森林资源的多样性，对赖以生存于多样化森林资源的林农的生计构成了很大的冲击和伤害。自独立以来，喜马偕尔邦森林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人口倍增、基础设施建设、商业发展、产业多样化、日益火爆的旅游。薪材短缺、林地退化、水土流失、植被多样化遭到威胁，种种因素无一不呼唤着新制度的到来。

2.喜马偕尔邦联合森林管理制度的内容

参与式林业在印度又被称为联合森林管理(JFM，即jointforest management)，主要由SAY计划与AVAD计划构成。

一直以来，喜马偕尔邦并没有统一的林业政策，剧烈的冲突推动了喜马偕尔邦统一林业制度的到来。1998年，邦政府出台了联合森林管理制度的雏形计划――SVY(Sanjhi VanYojna)计划。然而，该计划在内容、组织结构、实施流程、监管架构等诸多方面存在很大不足，即使是SVY法案起草人员都含混不清。与此同时，SVY计划具有典型的目标导向特点，该计划更侧重于森林经济产值的增长，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却忽视了社会公平，并没有把林农广泛吸取进来，它依赖于政府及各国际扶贫组织资金的不断输入，一旦资金输入减缓，经济增长率将会明显下降，因而依托该计划而获得的经济增长具有不可持续性。另外，SVY计划是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政府部门居于主导地位，而非民间主导，该计划的推广虽然使喜马偕尔邦客观上达到了种植园面积超过10万公顷的巨大效益，但由于过于强调效益，林地往往为富人获得，社会公平问题日趋严峻。故而该法案虽被迅速推广，但效果却乏善可陈。

2001年，喜马偕尔邦宣布了新的林业计划―“我们的森林，我们的财富(Apne Van Apne Dhan)”。该计划是对SVY法案的修改和完善，其核心是强调权力下放，最低放权到村一级，成立乡村林业委员会，每个家庭推选一名成员参加，共同制定符合本村具体情况的树种选择、株行距确定、产品定价、管护办法、惩罚条例、利益分享等相关规定。

三、喜马偕尔邦联合森林管理制度的优劣势分析

1.喜马偕尔邦联合森林管理制度的优势

(1)林农的主体地位得到确立，积极性极大提高

基层乡村林业组织遍布全国标志着自下而上的自治模式取代了自上而下的政府管理模式。自下而上不同于群众参与，“群众参与”中，最后的决策权掌握在上层政府各级林业管理部门手中，实质仍然是自上而下式管理模式。而自下而上则对林农的主体地位充分肯定，林农的积极性得到了极大提高并广泛参与了进来，这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林农的贫困问题。

(2)林业政策开放，高度灵活自主，避免了“一刀切”的弊病

喜马偕尔邦在林地性质国有的前提下，使用权完全归属林农所有，林农可在综合考虑各自地域、水文、市场需求等各种自然、社会实际情况的前提下，自主决定树木种植的一切事宜，既避免了“一刀切”的弊病，又使林农能够灵活的根据市场和自然状况调整种植结构，增加收入。

(3)森林覆盖率得到极大恢复和发展

联合森林管理制度实施以来，到2007初，全印共建立基层森林经营委员会10.6万余个，涉及人口逾2100余万，每年帮助更新或造林150多万公顷。已退化的林地得到显著恢复，生物多样性得到极大丰富。

(4)联合森林管理制度经济前景广阔

目前联合森林管理制度只适用于已退化的土地，林农在已退化的土地上修建封闭式种植园，以种植高产饲料和薪材树种为主，既增加了个人收入，又提高了国家的森林覆盖率，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相信随着时间推移和改革深化，联合森林管理制度将延长至非退化林及高产林，如此以来，林农在林产品方面的收入将会得到巨大增加，激励效果显著增强。

2.喜马雅尔邦联合森林管理制度的问题

(1)旧有林业制度及观念的阻碍

喜马偕尔邦林业官员普遍认为当前联合森林管理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在保证当地林农生产生活的基础上，至少要保证50％的森林覆盖率。暂时来说，印度的绝大多数国家林业策

略还是“反发展”策略，“反发展”策略可以防止因森林开发而造成的砍伐和水土流失等诸多弊端，不过根据相关调查显示，当地林农更倾向于商业开发而非森林保护。

(2)监管不足，尤其是制度推广过程中的追踪

在喜马偕尔邦内，没有与联合森林管理制度相配套的监管机构及相关监管政策，邦政府缺乏对联合森林管理制度在推广中效果的追踪。

(3)管理部门权属不清

喜马雅尔邦内森林部们、税务部门、运输部门职务交集较多，相应的会造成行政审批繁琐和出现事故时，管理部门扯皮、推卸责任的状况。

(4)固有利益群体的阻挠

固有利益群体的阻挠既包括在SVY推广中先富起来的富农的阻挠，又包括与妇女、“贱民”相对立的传统妇女观念和种姓制度的阻挠。印度的特殊性在于妇女地位过低及种姓制度，妇女及“贱民”没有广泛参与进来，生产力没有得到充分解放，

(5)基层技术人员欠缺

由于参与式林业取代传统林业模式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所以基层技术人员对联合森林管理制度的理解往往不透彻，同时联合森林管理制度相较于传统林业模式也对基层技术人员提出了更多的数量需求

(6)基层乡村委员会处于林区，远离城市，市场信息不畅通，技术、金融需求难以及时满足。另外，基层乡村委员会的决策往往由于信息不对称，具有局限性，需要政府引导。

四、对喜马雅尔邦联合森林管理制度的建议

1.建立政府林业管理部门与林农的双向监督机制并制定详细管理条款，既要避免林农违规滥砍滥伐，又要避免林业管理部门权利滥用。

2.明确部门权属，加强双向沟通。

部门权属有利于简化审批程序、降低事故风险，加强双向沟通有利于避免传统林业发展模式对弱势边缘群体的理解，有利于增强社会公平和弱势边缘群体对政府的信任。

3.加强对妇女和贱农的培训。

把妇女、贱农等弱势群体从家务、歧视中解放出来，加以培训，提高其对联合森林管理制度的了解和认识，有利于解放这一大范围群体的生产力，更加有力的促进联合森林管理制度的推广和林农增收。

4.政府职能转变，加强服务性职能，如技术人员的培训，促进林业金融和小额信用贷款发展、提供税收及保险政策优惠，加强风险防范机制及社会公平机制建设，在使用权完全下放的基础上，所有权逐步向林农转移。

5.加强立法。

当前联合森林管理制度还是以行政条文为主，没有通过法律来确定，容易造成林农的不信任。加强立法既会增强政府的公信力，又会为联合森林管理制度的推广提供法律依据。

参考文献：

[1]刘金龙：中国参与式林业的简要回顾和展望[J]林业科技管理2004，(1)

[2]刘金龙：参与式林业――参与式发展在林业管理中的实践[J]世界林业研究1999，10

[3]白立强等：参与式林业规划方法浅论[J]林业与会计2005，13(3)：19-24

[4]胡延杰，施昆山，李吉跃：印度社会林业进展[J]世界林业研究2001,66

[5]郑智礼：印度社会林业一赴印度考察报告[J]山西林业科技2008

[6]沈照仁：印度林业的成就、危困与新思路[J]世界林业研究1995，1

[7]陈建成：参与式林业经营研究[N]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9(3)

[8]郑智礼：参与式林业与生态发展[J]林业与社会2003，(5)

[9]侯燕南，柏方敏：社区群众参与中德合作造林项目的措施及对策[J]湖南林业科技2003，12

第3篇：乡村自然考察报告范文

【关键词】校园文化 农村中学 因地制宜

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校园文化是学校在办学过程中所形成的基础建设、环境建设、师生身心与能力的发展、心性与精神修养的积淀。教育部《关于大力加强中小学校园文化建设的通知》指出：校园文化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育人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展现校长教育理念、凸显学校特色的重要平台，是规范办学的重要体现，也是德育体系中亟待加强的重要方面。

农村学校的校园文化建设因为实际存在的城乡差别而面临许多困难。但是，只要学校领导重视校园文化建设，并且能够因地制宜地开展工作，也会创出自己的特色，收到预期的效果。近年来，象湖中学根据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校园文化建设。

1.美化校园环境，营造校园文化

校园环境建设要有利于陶冶学生的情操，培养良好的文明行为。优美的人文和自然校园环境能给学生以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良好的校园文化会以鲜明正确的导向引导、鼓舞学生，以内在的力量凝聚、激励学生，以独特的氛围影响、规范学生。

虽然象湖中学是一所农村初级中学，但校园的教学区、活动区、生活区布局合理。历任学校领导都非常重视校园环境建设，对校园人文环境进行精心设计，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鼓励学生大力参与校园环境的设计和维护，充分利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营造良好的德育环境和氛围，使校园内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都体现教育的引导和熏陶。经过多届师生的参与规划和建设，如今校园内有11颗参天大树，有4个美丽的花圃；有2道150米跑道，在跑道圈内，修建了标准篮球场和羽毛球场；在跑道的外圈，还有跳高、跳远、铅球、单杠、双杠等场地和设施，这一系列体育设施至少可以保证200名学生每天开展1小时的体育活动。学校非常重视校园文化氛围的建设，充分发挥和利用宣传栏、科普栏、评比栏、团队栏、学习栏、报刊栏、榜样栏、廉政栏、价格栏等设施宣传校园文化，以书法、绘画、摄影、图片等形式开展安全、救生、禁毒、礼仪、健身、励志等宣传教育，极富感染力，收效明显。

教室文化氛围建设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悬挂规定的国旗和名人画像之外，每个班级的班训标语由学生自己撰写、学校统一制作。学生对自己提出来的口号比较有认同感，自己就会努力去实践，避免了对说教式空洞口号的漠视。班级学习专栏、图书角、黑板报是同学们交流学习成果、展示个人才艺、开展文明交际的园地。2009年暑期，象湖中学投入近5万元巨资将教学楼、办公楼的内外墙粉刷一新，更换了门窗、桌椅。此后，再也没有学生在桌面上涂黑，爱护和保护美丽的教室、维护美丽的校园环境成为学生的自觉行为。

2.开展校园活动，展示师生风采

根据学校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实际情况，克服困难，创造性地策划和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吸引力强、能调动学生主动参与的校园特色文化活动，以活动为平台，让广大师生充分展示自己的创造力和活动表现力，体验成功的快乐。

2.1 结合国家的重要节日、纪念日及各民族传统节日，引导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并逐步形成制度。从2004年开始至今，象湖中学结合元旦、国庆节、教师节等节日，组织学生开展了“国庆”、“元旦”校园文艺汇演，参与人数多，文化气氛浓厚，发现了一批文艺特长的学生，提高了学生艺术鉴赏能力，潜移默化地陶冶着学生的道德情操。

2.2 强化学科课外活动，丰富课堂教学的模式和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富有农村特色的校园英语朗诵、合唱比赛、英语手抄报比赛、英语贺卡制作比赛、英语作文比赛、英语作业书法比赛等，展示了农村学校英语教学的特色和成果。语文科经常配合党和国家的时政大事开展“专题作文比赛”、“专题演讲比赛”，提高写作和演讲水平，同时渗透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教育；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理、化、生”生活常识竞赛、“政、史、地”常识竞赛等活动，将课本知识与生活常识相结合，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学会科学生活，学会科学思考，提高解决生活问题的能力。美术兴趣小组的学生，以书法、绘画、摄影、手工作品等杰作，把校园生活和乡村景物绚染得像一个童话世界，表达他们对美的理解、追求、创造和憧憬。

2.3 保证学生每天1小时的体育活动，重视课间特别是大课间体育活动，让学生既放松身心、增强体质，又增进对同学、对集体的情感。除了规定的课间操、眼保健操、体育课之外，每学期1次的登山活动、拔河比赛、球类比赛，是学生们非常喜欢的课外体育活动；第六届学校田径运动会更是学生体能和竞技水平的大展示，有13名学生打破10项学校田径运动纪录。课外体育活动增加了学生的体育健身活动时间，增强了活动能力，提高了身体素质，同时也展现了集体主义精神和个人顽强拼搏的意志。

3.挖掘乡土素材，加强德育教育

城市里的博物馆、科技馆、纪念馆、图书馆等公共设施为中小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德育资源。相比之下，农村学校的学生无法方便地享用这些资源。但是 ，农村学校的周边也蕴藏着丰富的乡土文化素材，这些乡土文化素材是青少年德育活动得天独厚的资源库，是课堂上无法学到的文学、艺术、历史、地理、宗教、建筑等方面知识的补充。乡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象湖中学地处漳平市东南部，距校园不远处有福建著名的“奇和洞”，有充满感恩故事的感化溪，《象湖人，家乡事》的出版，象湖人网站的建立，学校充分挖掘、利用这些乡土素材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例如，组织学生去考察“奇和洞”，写心得体会；为了增进学校师生对家乡“奇和洞”遗址的了解，2011年11月17日晚，象湖中学邀请了福建博物院范雪春研究员到校给师生作一场关于象湖“奇和洞”的考古、考察报告。范研究员从地理位置、发现经过、考古发掘情况、发现的主要文化遗物、距今年代及反映的生态环境、价值和意义等六个方面向师生上了一堂生动的乡土历史课，让师生知道了北有“山顶洞”人，南有“奇和洞”人等历史知识，激发了同学们的学习兴趣，培养了师生爱乡、爱国的情感，提高了学生综合社会实践活动能力；并制作光盘，派学生到漳平参加第三届“金利德”杯初中综合实践活动比赛等系列活动来进行德育教育。又如，利用感化溪名字和易鸿杉见义勇为题材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利用《象湖人，家乡事》一书中的象湖人成才例子对学生进行励志教育等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乡土文化同样是祖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4篇：乡村自然考察报告范文

[关键词] 贵州 民放民间美术 旅游经济 发展

贵州省位于我国西南部，云贵高原的东坡，与重庆、四川、广西、湖南、云南诸省接壤，是一个旅游气候适宜，岩溶地貌发育，民族风情古朴浓郁的省区，省内碳酸盐岩占全省总面积的73%，形成神奇秀丽的岩溶自然景观；世居边远山区的48个民族，有着自己古朴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艺术，对外界具有奇妙的神秘感和强烈的诱惑力，特别是近年来传媒界对贵州丰富的风景资源和民族风情的多方报道及其各种旅游推介活动的开展，向世人全面展示了贵州神奇风貌，贵州旅游资源在国内外名声大燥，引发了贵州观光旅游的热潮。随着西部大开发号角的吹响，贵州省已将旅游业作为龙头和支柱产业来进行规划和发展，贵州的旅游业必将迈入一个新纪元。

一、贵州旅游经济现状

贵州旅游业的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受配套硬件设施的制约，初期的旅游业发展虽规模小，档次低，却已显示出相当好的发展前景，通过多年的开发努力，贵州旅游业已今非昔比。贵州旅游业无论在游客人数上，还是经济收入各方面都取得了较大进步。1990年～1999年贵州旅游业资料显示，20世纪90年代初的1990年海外旅游者人数为24112人次，到1999年达到166995人次，增长6倍；外汇收入从1990年的不足100万美元，增长到1999年的5501.54万美元,增加了50多倍;国内旅游人数大幅度增长，1989年为399.23万人次，1999年增加至1510.17万人次，增长约4倍；人民币收入也大幅度增长，1990年人民币收入仅为0.2761亿元，1999年猛增至43.75亿元，10年增加了近200倍；2001年1月～3月份，共接待海外旅游者人数25316人次，比2000年同期增加了18.82%，外汇收入949.85万美元，增长16.28%。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各行各业的全面发展，在新世纪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过程中贵州旅游业已成为贵州省经济发展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实施西部大开发近五年来，全省旅游总收入持续、快速增长，提前三年实现了“十五”计划目标。2004年，全省接持入境旅游者23.1万人次，外汇收入8020.27万美 元；接持国内游客2480.21万人次，同比增长31.88%，国内旅游收入161.0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0.8%，旅游总收入167.75亿元，同比增长43.54%。贵州省旅游业发展的基本特点是：一是充分利用西部大开发的机遇，进一步坚定加快旅游业发展的信心和决心；二是政府加大对旅游的投入。2000年至2004年，国家和贵州省各相关部门对旅游业投入共计4.03亿元，决定从2002年起，每年拔出专款1200万元建立贵州省旅游业发展专项基金，把旅游业的投入纳入到财政预算中（从2005年起增加到2000万元）；三是以交通为重点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突破，高等级公路主骨架正在形成；四是旅游规划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地、县级旅游发展规划和了解机场旅游线路规划的文化、乡村旅游等专项旅游规划编制工作已相继完成并启动；五是旅游精品战略全面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初见成效；六是旅游管理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旅游企业与行政主管部门脱钩工作全面推进。

二、贵州民族民间美术工艺品

由于贵州自然条件复杂，地域差异较大，各地区民族在各自的栖息地，以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构成了自己特有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空间，形成了独立的区域性特征，由此也形成了贵州自身文化特色，培育出众多带有鲜明特征的民间艺术形式。

1.贵州民族服饰

贵州是个多民族的省份，这里居住着汉、苗、侗、布依、彝、土家、仡佬、水、回、瑶等17个主要的民族，具有二千多年的古老文明和独特的民族传统习俗，特别是民族服饰文化和服饰艺术。在这些民族中，特别是苗族服饰，工艺精美、种类繁多，不同的苗族支系有不同的着装，同一支系因地域的差异不同也有几种不同样式。

苗族服饰总的特点为头冠银饰及上装对襟栓于腰上，襟边刺绣彩色花边、大袖口、袖口有刺绣花边，下装为裙，有的长裙，有的短裙，全身多着银饰。

布依族在贵州是少数民族中较多的一种民族，分布于黔西南镇宁、安顺等地，上着对襟宽衣，大袖、襟边、袖口以蜡染主花样，头戴包头布，向后达，下装为蜡染花裙。

水族的服饰艺术独具特色，特别是服饰上的刺绣堪称一绝，这就是著名的“马尾绣”。侗族有南侗、北侗两种类型，北部侗族多着衣裤，南部多着衣裙。贵州民族服饰丰富多彩，有的偏远村寨原计原味的古老装束粗犷、神奇，刺绣的花纹令人眼花缭乱，它记载着本民族发展的历史。

2.苗族的银饰

银饰是苗侗族特有的装饰品，除了男人少量佩戴外，主要是妇女佩戴。银饰的布局可分为头饰、衣饰、颈胸饰、手饰几种主要类型。头饰如“凤冠”，由多层银饰组成，上有繁茂的银花、蝴蝶、螳螂、二龙戏珠、双凤朝阳等生动的造型和纹样，下层逐一排刘海式的吊穗。银冠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头上的银角，银角仿水牛角，是标志性的造型，银饰已成为贵州苗族代表形象。

3.贵州民族蜡染

贵州民间蜡染分布区域广泛，大部分县、市都有蜡染流传。蜡染主要在苗族、布依族、水族、革家等民族中盛行。传统纹样主要是自然纹和几何纹两大类。自然纹取材于花、鸟、虫、鱼等自然物，但又经过夸张、取舍。几何纹多采用四面均齐，左右对称的构图方式，点、线、面变化有致，主次分明，求得整体效果的统一。总体来看，贵州少数民族蜡染既多姿多彩，个性突出，又表现出共有的质朴清新、明朗大方的审美趣味。

4.贵州民族刺绣

贵州民族刺绣分布地域广泛，各地刺绣风格及工艺技法争研斗奇，各有千秋。贵州民族刺绣主要有苗绣、水族的马尾绣、花溪的苗族挑花。

苗绣，从刺绣的技巧来分有平绣、锁丝绣、破线绣、绉绣、辨绣、打籽绣、锡片绣、数纱绣（即挑花）。传统刺绣纹样可分为三大类：一类是具象性纹样，接近写实效果；第二类为半抽象具象纹样，即由几何形线条组成的实物形象；第三类为纯几何形纹样，描述形象有动物、人物、花草及几何图案。

三都马尾绣制作工艺首先是在马尾上缠绕白色或有色丝线，然后用缠绕好丝线的马尾在制好的布料上，按花纹图案缠钉，再在固定好的马尾轮廓线内用织、绣、绞等手法进行配色填充而成。马尾绣图案多用一些虫、草、花卉纹样。

贵阳花溪苗族挑花，挑花是挑绣的一种，又称数纱绣，也有称“十字绣”，挑花图案形成单独纹样或连续纹样，结构严谨，对称而又富于变化。挑花图案色彩使用同类色较多，对比色少，显得素净，淡雅，别具韵味。

5.贵州的泥土工艺品

牙舟陶器，传统的牙舟陶器风格独具，以玻璃为基础釉，以黄、褐、红为基调，色泽古雅浑厚，十分耐看，在火烧制过程中，釉色表面出现自然裂纹，有如蜡染的冰裂纹，十分耐看。

黄平泥哨，是著名泥塑艺人吴国清在传统泥俑、陶俑基础上创新发展起来的小型彩塑泥玩具，泥塑造型千变万化，有飞鸟走兽，有家禽六畜，有鱼虫蛙蝶，还有神话人物，黄平泥哨注重动物头部特征，强调夸张变形，处理方法繁简得当，特征突出，具有浓厚的生活趣味，以自然烧成的黑色为底，着以强烈的红、绿、黄等颜色描绘而成，很有民族风韵。

6.贵州石雕

思州石砚，又名“金星石砚”，简称“思砚”。石砚石质优良，呈黛色，内含金星，砚面金光闪烁，具有水石珠质，浑金璞玉，云滋露液，惜墨惜笔，贮墨不易干涸，呵气可以磨墨，隔夜不生怪味等特点。

紫袍玉带石雕，是梵净山的一种天然石材，其结构紧密，硬度6级，色彩鲜丽，层次分明，光泽柔润，手感温和，细腻如脂。主要产品有砚台、墨盒，笔筒、屏风、茶具等。

7.贵州大方漆器

大方漆器，是大方县出产的富有民族风格的传统工艺美术制品。采用牛、马皮脱胎和布胎，以上等漆作涂料，经40多道工序才得完成。纹饰有山水、花卉、人物、飞禽、走兽、虫鱼等，还有少数民族图案，形成了贵州的独特风格。

8.贵州傩戏面具

“傩”是原始社会先民对图腾、鬼魂及祖先的崇拜，在长期的历史传承中，逐渐演变成固定的，用以驱疫病魔或“驱邪纳吉”的祭祀活动，并逐渐演化为傩仪、傩舞、傩戏几种表现形式。傩戏中广泛使用面具（也称脸壳，脸子），在傩戏里有特殊的位置，具有突出的艺术特色。面具种类有很多，不同的族别和地方的面具也各有特点，是我国古代富于浪漫主义巫文化体系流传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

三、开发贵州民族民间美术工艺品，促进贵州旅游经济发展

为了适应旅游业发展，要注意综合性开发，达到民族文化的产业化发展，从食、行、住、游、购、娱这6大要素作手，并通过政府支撑，市场运作，建立起“一个市场，三个中心”，即现代化旅行社市场、旅游商品购物中心、旅游咨询服务中心、旅游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积极开发研究民族民间美术工艺品，作为旅游纪念品，进入旅游购物，促进贵州旅游经济的发展。

1.贵州民族民间美术在贵州旅游经济中的地位

在旅游中，除了欣赏歌舞，领略风土民情和大自然风光外，购买旅游纪念品也是旅游中一个重要的内容之一。旅游纪念品的购买，丰富了旅游的兴趣，同时在返回之余，见物生情，能增加多少美好的回味。在社会和家庭现代化激进的今天，家庭增添一些民族味浓厚的工艺品，它为家庭的装饰又增加了一道风景。贵州的旅游业正在发展之中，贵州的民族民间美术促进贵州旅游业的发展，同时，贵州民族民间美术又推动贵州旅游经济的发展。

旅游产品是旅游业收入一大经济来源，世界许多著名的旅游区旅游纪念品收入都占了其旅游总收入的相当比例，如香港是世界著名的旅游城市，也是著名的购物中心，在其每年的旅游收入中250亿是购物收入，占其旅游总收入的一半，可见旅游购物在旅游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在民族旅游地区，民族民间美术工艺品又是旅游纪念品中最主要的一个部份。因为她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强烈的纪念意义。目前贵州旅游纪念品中的民族民间美术工艺品，虽然具有一定的民族特色，但品种少，大同小异，品质较低，质量较差；产品制作工艺粗糙、档次低且少有收藏价值，由此而造成纪念品收入所占整个旅游总收入的比重较轻。

2.加强贵州民族民间美术工艺品研究，促进旅游经济发展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省份，对旅游产品中的美术工艺纪念品的开发应重点突出贵州民族特色，引进国外高科技的旅游商品设计、制作工艺，多渠道引进资金，全方位共同开发、研制，生产高品位，上档次，适销对路的旅游商品，促使贵州旅游纪念品上一个新台阶。因此在研制美术工艺品中应注意突出以下的几性。

（1）民族性

贵州民族民间美术的民族性主要体现在民族信仰、地域风俗上。贵州少数民族由于地理、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各民族之间呈现为相对分离的状态，“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俗。”其民族风俗大相径庭，不尽相同，由此而衍生的文化事象千姿百态，异常丰富，构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体系，因此它出现的很多工艺美术品也丰富多彩，有反映自然崇拜的，有反映图腾崇拜的，也有反映祖先崇拜的。因此，在选用民族工艺美术品作为旅游纪念品时，一定要考虑到工艺品对于民族性的代表有着一定的典型性，否则，对民族性的突出也就平平如是。象苗族的银饰银帽都犹如一顶美轮美奂的“凤冠”，不管是雷山式、黄平式、革一式都如此。但银冠上的牛角数雷山西江式银冠模仿水牛角的大银角，是标志性的造型。这也是图腾崇拜的体现，这样的银饰银冠最具有民族性。还有傩面具不仅有它的神秘性而且也是一种民族的信仰。

（2）古朴性

由于旅游的客人大多数都来自于繁华的都市，都市生活中高楼大厦，宽阔的大道和奔驰的车辆，滚动的霓虹灯和动漫的图画布满了整个脑子。他们从城市来到旅游之地，需要的是清新的空气，宁静的绿色，古朴的村寨。对于旅游工艺品来说，他们需要的不是喧啸繁华的画面，而是古朴粗犷的符号。因此，美术工艺品的古朴是旅游者选择之首。象黄平泥哨夸张的变形，古朴的色彩，正是旅游者所向往的旅游纪念品。还有刺绣中很多的鱼、虫、花、鸟的变形图案，古朴而典雅，也正是旅游者所希望得到之物。

（3）实用性

对于旅游者来说所购的旅游商品除了有民族性和古朴性的个性突出，值得收藏外，而旅游品的实用性更是收藏的动态表现，因为实用，它使旅游品增加了又一道功能，而这一功能会使这旅游品产生一定的经济价值和实用价值，也是赠送亲友的佳品，如思州的石砚和民间蜡染制品及牙舟陶等。

（4）纪念性

纪念性，旅游商品除了它的民族性、古朴性、实用性商品有旅游地的纪念意义外，有些旅游商品还需标注旅游景点，而产生特有的纪念性，正如贵州的黄果树瀑布，贵州的石板寨、小七孔等，美术家可以利用当地材料资源设计一些工艺品，作为旅游景点的旅游商品，尽量与实用性联系起来，达到几性合一。

旅游商品除了要注意以上的几点外，同时要注意它的精制性，因为旅游商品要有它的精制性，才是有收藏价值，再者就是注意它的经济性，在价格上不要过高，过高也影响到商品的销售。作为旅游者他想买一些纪念品回去赠送亲友，如价格过高他们买不起，如适中，这样他们一买可能就是几件或一批，这样就增加了旅游商品的销售量,增加了旅游经济的收入。

四、结语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给贵州旅游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贵州作为旅游资源大省，西部旅游的热点之一，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要着眼于贵州旅游资源实际，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刻认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与旅游开发对贵州经济发展的意义。组织美术研究人员利用贵州民族美术资源和地方物质资源，精心设计，精心制作，开发贵州民族民间美术工艺品，作为旅游纪念品，打入国内国际市场，使贵州旅游业再上一个台阶，增加旅游经济收入，提高旅游纪念品收入所占整个旅游收入的比重，进一步推动贵州民族民间美术的传承与发展。

参考文献：

[1]湖北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贵州省旅游业发展考察报告[R].2007-06-10

[2]贵州省年鉴编辑室:贵州省年鉴1990―2000[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

[3]杨晓辉:贵州民间美术的传承与发展[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

第5篇：乡村自然考察报告范文

为了全面评价我国传统农业，还有必要从文化的视角对它作进一步的考察。研究我国传统文化的水者，把传统农业作为它的土壤或基础，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在农史界，从文化角度审视农业史的，已故石声汉先生是第一人。他的许多论断，至今仍是人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近年来，注意研究农业文化史的人多了起来。王利华《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角》一文概述了农业文化的内容和范围，农业文化史研究的层次和功能，并能中国农业文化作了宏观的评估。[6]邹德秀的《中国农业文化》，对中国农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及其各方面的特点和影响，作了相当全面的论述，是第一部系统阐述我国农业文化史和农业文化理论的专著。[32d]李根蟠《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一文，也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立论的。[29f]至于稻作文化.茶文化.烟文化等的专门研究，就不一一列举了。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这几乎是众口一词的，这自然是对的。但从文化的基础看，西欧中世纪文化难道就不是农业文化吗？在欧洲语言中“文化”（Culture）一词，原来就是指“耕耘”.“栽培”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农业文化和工业文化反映了不同时代而不是不同民族地区的文化区别。因此，笼统说农业文化，并不能确切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问题应归结为：1.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观察中国传统农业，它究竟有什么特点；2.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传统农业究竟给予中国传统文化什么影响，由此形成中国传统文化哪些特性。

关于第一问题，除了广大农区以种植业为主.实行精耕细作外，不少人注意中国传统农业包含着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如古非认为中国存在三大文化圈（黄河流域旱地农业经济区，长江珠江流域水地或高山雨林带农业经济区.北方草原游牧经济区）和农耕游牧二元对峙格局。[15]汤晓芳也有类似观点[18]。邹德秀把我国农业文化划分为平原农耕文化.草原畜牧文化.山林采猎文化.江湖渔业文化等类型。[32d]李根蟠将我国农业文化区分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大系统，在农区中包含了北方旱作农业和南方水田农业两种主要类型，从东北西到南则存在广阔的农牧交错地带，并把这些不同类型农业文化的关系概括为“多元交汇”[29e]，已如前述。不少人认为传统农业文化是封闭的保守的。从传统农业具有自然经济性质看，它比之建立在发达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现代文化，确有封闭保守的一面。但从我国传统农业的多元格局盾，则不尽然。台湾学者杜维明认为，中国文化并不封闭，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受草原文化或畜牧文化的影响，在相互抗衡中增加了生命力。[63]邹德秀指出中国农业文化发生在辽阔的地域内，内部有较大异质性，可以互相交流.互相提高，对一个地方来说，经常有新因素的出现和新文化的引进和创造。但对中国农业文化是否封闭系统的问题，他采取了折衷提法，认为它经历了一个从开拓.开放到保守封闭的过程。[32a]李根蟠认为中国古代农业在多元交汇的体系中包含着各种异质文化，具有发展和创新的内在动力。并以作物的驯化.引种为例，论证我国古代农业存在着两种文化交流，即国内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交流以及与国外的文化交流，中国农业文化在这两种交流中不断提高，并对世界农业做出贡献。[29e]

关于第二个问题，则或褒或贬，见仁见智。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强调其保守落后一面的不乏其人。如姜义华等认为，乍一看五光十色.气象万千的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旧式农业文化.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生产文化.自然经济型文化。中国传统的整合意识，本质上乃是极端的分散的个别主义与高度集中的权威主义的结合。它植根于中国以小农经济为代表的自然经济的单一性，植根于这种经济结构的运动所固有的喜一（单一化）不喜多（多样化.多元化），喜静不喜动，喜定不喜变.喜稳不喜乱等秉性。所谓‘天人合一’，所谓‘大一统’，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如此等等，都只不过是这严峻的社会实际的美学再现。[37]陈学凯认为中国农业文化是以农耕的自然经济为基础，以氏族家庭为细胞的农业家族文化，其内在特征是永恒不变的基调——奉天法古：统一的天道.人伦.宇宙.社会模式论——一体主义精神，理论背离现实的传统观念意识——重体轻用[36]。至于视传统文化为封闭.停滞.愚昧.落后的代名词，视传统农业为祸根者，就不必说了。有些人没有也不愿意对传统农业作深入研究，而侈谈农业文化，仅仅根据某些先验的概念加以推导，不能不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

冯天瑜的立论比较持中。他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可以归结到“耕作居于支配地位，社会分工不发达，生产过程周而复始，处于相对停滞状态的农业文明礼貌范畴”。这种农业文明的特性，被概括为：“求实精神；循环论.恒久意识.变易观；中庸之道和注重自然节奏；尚农.重农；集权主义与民本主义相反相成；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16] 。

另一些同志强调了传统农业对传统文化影响的积极一面。石声汉指出：“我们祖国，在农业生产上有一个先进的.丰富的.完备的科学知识体系，这个体系是我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在有历史记载的几千年中，我国农业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天灾人祸的考验，始终没有出现过由于技术指导上的错误而引起的重大失败。这件事实，雄辩地证明了了这一科学知识体系的优越性。可以自豪地说，农业技术知识的这一优良传统，是我们的祖先为人类创造的宝贵遗产之一。”他又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我国悠久的文化与历史经过多次严峻考验，始终没有中断过，正是由于农业基础稳定的缘故。[10a]这种观点，在农史界被普遍接受。如范楚玉把“持久性”列为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特点之一。[42a]王利华认为传统农业的持续发展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绵不断和使它具有极大的承受力.愈合力.凝聚力。邹德秀认为中国早熟先进的农业技术导致中国文明的持续发展。[32cd]李根蟠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起源既早.成就又大，虽有起伏跌宕，但始终没有中断过的。以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为主要特点的中国古代农业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正是中华文化得以持续发展的最深厚的根基，也是中华文明火炬长明不灭的主要奥秘之一。[29f]所有这些，都是以石声汉的论述为基础的。

传统农业影响到了中国传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各个方面，这方面石声汉也有很好的论述。但文化的核心是观念形态，尤其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最能反映一个民族文化的深层特点，而这也正是传统农业对中国文化影响最为深远之所在。有的学者从这个角度进行了研究和论述。例如张立文指出，中国人重天道与人道的统一，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人“浑然与物同体”，“万物与吾一体”；西方重人对自然的超越，即人征服自然，强调人与物的异体或异在。这种差异根源于传统生产方式的不同。中国具有大陆的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的政治体制。农业生产较之罗马的工商业更容易受风雨霜雪等自然现象的制约，五谷的播种.生长.收获都要与天时节气相适应，农民们在长期与大自然的接触中为大自然所熏陶，感受着自然的生命力，人与自然培育了一种相亲.相近.相合.相融的关系。使客体与主体，自然与人凝聚为中国传统的整体形态。古代希腊，土地贫瘠，农业衰败，人们只得离开土地另谋生路。希腊人对土地失望，对海洋不可预测，人们对土地和海洋是恐惧而疏远的。人和自然产生一种相对.相斥.相离.相仇的关系，人的最大愿望是战胜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中西文化的这种差异并无绝对优劣之分。中国物我一体的价值观念，与宋元以前文明发展相适应，能对自然的挑战做出成功的回应，元明以后在自然与西方文化的挑战面前失去成功回应的能力，因为这种观念缺乏科学的求索精神。一体化导致浑沌.模糊的思维。凡此种种使中国仍处于农业社会。西方工业社会虽然在征服自然方面创造了奇迹，但只讲主体人对客体自然索取，不讲主体人同客体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导致资源危机.能源缺乏.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应从中国的物我一体中得到启示，缩合东西方文化之长。[40]许苏民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是赞天地之化育的，这和中华民族传统的与自然界作物质交换的特殊方式相适应。[17]

在这里还应提出的是台湾著名学者钱穆《农业与中国文化》一文。文章指出中国文化是一极深厚的农业文化，其许多特点根源于农业。农业的第一特征是一半赖自然，一半靠人力。而我国古人所称之天人相应.天人合一.正是十足道地的农村观念，实有纯真不可颠覆的道理。由此又派生“乐天知命”.“尽其在我”的农业人生观念。农业的另一特征是农业人生要从其他生物做朋友.做搭档。中国古人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万物一体.一视同仁。中国文化首先极看重自然，而又在自然别看重生命。“仁”指生命与生命之间呼吸相通.痛痒相关的极深微的情感，是中华文化精义所在。耶稣教把人类生命看作上帝对罪恶的一种惩罚，佛教主张四大皆空，要超脱生命。近代科学注重讲物理，把有生命的也并在无生命一边讲。中国讲理也讲性，把无生命的也并在有生命的一边讲，主张穷理尽性。赞天地之化育是中国文化中一项特殊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由此造成中国五千年文化而成为其一个主要的基础与中心。作者极力推崇中国“大农人生的文化传统”，认为它可以领导世界人类前进。[55]

最近季羡林先生再三论及东方文化体系（包括中国.印度.伊斯兰三大文化）和西方文化体系（欧美文化）的区别。他在钱穆天人合一论基础上写了《“天人合一”新解》，认为东西两大文化体系的根本区别在于思维模式。与西方重分析的思维模式不同，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承认整体观念和普遍联系，视人与自然万物为一整体。[45]这也就是李约瑟说的“有机统一的自然观”。[67]刘志一则称之为唯物辨证的宏观观控的有机统一观。[22]但他们所举的例证中很少涉及农业。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种思维模式正是根源于传统农业，并在传统学中获得其典型的表现，“三才”理论就是这种思维模式的结晶。

最先强调“三才”观念在中国古代农学中突出地位的是石声汉。他指出，人们喜闻乐道的“天时.地利.人和”.“因时制宜”.“因时制宜”一类话，实质是我们祖先在农业生产和自然斗争中，所认识和总结出来的自然哲学宇宙观。它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知识中最中心的内蕴。[10b]此后农史界一些学者如范楚玉.郭文韬.梁家勉等对“三才”理论的形成发展及其内涵均有所论述。[42b.50.7c]在此基础上，李根蟠明确地把“三才”理论与有机统一观的思维方式联系起来，并分析了它所包含的整体观.联系观.动态观在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各方面的表现。他指出：“在‘三才’理论体系中，人不是以自然的主宰者的身份出现，他是自然过程的参与者；人和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这种理论，与其说是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移植到农业生产中来的。毋宁说是长期农业生产实践的升华。”鉴于古代思想家对“天人合一”有唯物主义的理解，也有唯心主义的理解，他用“精耕细作.天人相参”概括中国传统农学体系。他又指出：“在有机统一观指导下的中国传统农学比较注意农业生产的总体，比较注意适应和利用农业生态系统中农业生物.自然环境等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比较符合农业的本性。也因而能比较充分地发挥人在农业生产中的能动作用，使用和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在一定意义上，这代表了农业的发展方向。”[29f]

转贴于 六.“有机农业”.“石油农业”与“持续农业”

在分别介绍了对中国传统农业认识与评价的讨论的各个方面以后，现在再回到传统农业与我国农业现代化关系的问题上来。

上文谈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传统农业和小农经济曾被一些人大张挞伐，也正是在这时候，西方的现代化农业也正在受到批评。

1982年第1期的《世界农业》转载了旅美华裔学者任觉民.孔一士的文章，认为西方现代化农业，或称工业式农业，已暴露了许多破绽，严重的有如定时炸弹，将成为人类未来许多灾难的主要潜在因素。如化肥农药的使用使环境污染.土壤流失.水源短缺.虫灾愈加难以控制，是典型的科技鸦片。农业以至社会的不稳定性正在增加，它的高效率是用便宜的石油换来的，如从能量的投入产出比例，它的效率比旧式农业低，等等。欧美农业必然而且正在向“超工农业”（它主要采用有机肥.轮作间作等传统技术，同时对现代化科技作选择性应用）过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农业的“缺点”已成为“优点”，符合“超工农业”的特性和要求。因而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应选择“超工农业”，而避免走西方现代化的弯路。[66]接着，《世界农业》又连载了美国农业部指定的一个有机农业考察小组的考察报告的摘译，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美国有机农业的理论和实践。这些文章在大陆的一些学者中引起共鸣。下面的介绍着重在农史界的反应。1983年第二期《中国农史》发表了郭文韬等人《略论无机农业和有机农业，兼论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该文修改后收入《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化》一书中，该书曾被译成日文），其基本观点和思路与任文完全一致。文章称，西方现代的“无机农业”已危机四伏，走投无路；“有机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中国是“有机农业之母”，因此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必须把现代科学研究成果同我国农业的优良传统相结合。[54]李凤岐.邹德秀也认为近三百年发达国家现代农业走的是工业化道路，虽取得很大成绩，也存在环境污染和高能消耗两大问题。他们强调农业自然资源是可更新的资源，合理地加以利用，可不断消耗，又不断恢复，形志良性循环，持续为人类提供越来越多的产品。工业式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忽视农业的这一特点，因此作为一个普遍的体系是不可取的，其存在问题也不是这个体系本身所能解决，因此必须转移到“有机农业”或“生态农业”上来。用生态农业的观点看，中国农业有许多值得发扬的有生命力的优良传统。中国农业不应走工业式农业的弯路，而应该直接过渡到新的农业阶段；这种过渡不是抛弃传统农业，而是包含着使传统农业科学化的任务。[31]邓宏海对此有论述。[9]

在生态农业热中，有的同志认为中国古代农业的精华正是生态思想，尤其是天.地.人合一的思想。有人从思想上和技术模式上探索我国生态农业的历史渊源。[53]俞荣梁对《补农书》和《农桑经》进行了会析，认为明清时代已存在以多种经营构成生物间良性循环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的特色的“生态农业”雏形，在经过三四百年考验后，今天仍具有不可低估的生命力，为中国未来农业提供了颇堪称道的模式。他把生态农业视为有机农业和无机农业的结合，认为一方面要总结发扬我国传统农业的优点，同时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装备农业，建立兼有古今农业特点的“生态型农业”。[47]孙声如总结了我国传统农业间套混作的经验，指出它不但是传统农业种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当代立体农业的核心和基石。而立体农业则可能成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农业精华的结合部和生长点。[24]

从有关文章看，各人对生态农业宣传的出发点并不相同。部分同志着眼于对传统农业（包括解放后三十年农业）破坏生态环境的批判，他们主张的生态农业是和否定传统农业相联系的；另一些同志则认为传统农业科技符合现代生态学原理，他们主张的生态农业是和肯定传统农业相一致的。同是肯定传统农业科技的同志中，也有人对“生态农业”持批评态度，他们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前一部分同志，但也不满意后一部分同志“借洋风以取巧”的做法。方原认为，农业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打破旧的平衡.重建新的平衡的历史；不应把所谓“生态平衡”的要求，驾凌于农业发展之上。他批评某些生态学者无视近代农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把它描写成地球末日。指出生态平衡之说与其说是一科学.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国家一股厌恶城市生活的紧张枯燥.企图返回恬适的大自然的思潮。他反对借“有机农业”的洋风来争传统农业的地位。“石油农业”与“有机农业”都有片面性，不宜各持一端，而应结合我国国情，发扬传统，合理利用先进技术（机械.化学），不用这些是难以前进的。[8c]刘巽浩指出，西方有机农业“是一种完全或基本不用人工合成的化肥.农药.生长调节剂和牲畜饲料添加剂的制度”。我国有高度重视有机肥.豆科绿肥，广泛实行精耕细作和间套复种的传统，在目前和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有机能投入在农田总能量中占居多数。但中外农业历史表明，单靠“有机农业”本身的物质循环，农业难以有较大发展。他反对单提“有机农业”的口号，主张“以无机促有机，有机与无机相结合”，尤其强调要增加化肥的生产和使用。[20a.b]佟屏亚分析了西方生态农业思潮的缘起，是在石油危机的背景下对石油农业的反思和否定。它把农业看成封闭的自然生态系统，否定外源能投入，把平衡绝对化。西方生态农业一类农扬能量投入减少劳动生产率下降，发展十分缓慢。我国当前的迫切需要，并不是什么确立有机农业战略，而是要扩大无机农业的基本物质条件。生态农业的宣传客观上导致了忽视农业基本建设和削弱物质能量的投入。中国农业要走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的路，近年我国各地涌现的吨粮田，正是传统精耕细作农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产物。[38abc]

关于这个问题，梁树春的意见也有一定代表性。他认为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是物质能量的“低消耗.低投入，低产出的半封闭式的循环，虽然构造一个比较合理的内部循环机制，但这种优点是以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的双重外部不经济性为代价的。石油农业则是“高投入.高产出的开放式循环”，从总体上克服了传统农业的缺点.把农业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级。它虽然在一些产业中带来能耗过高和环境食品污染问题，但这只是暂时现象，正在改进之中，石油农业不会走进死胡同，它的主体地位不会改变，有机农业不能大规模取代常规农业。他虽然主张以生态农业为未来农业的模式，但这种生态农业是经过重新定义的，是以石油农业为基础，吸收传统农业优点，在现代生态经济理论指导下的新模式。[51ab]

从上述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西方的“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等，是由于作为西方现代农业表现形态的“石油农业”暴露出高能耗和环境污染等种种弊端，引起人们的反思，从而提出的一些替代办法，故又被统称为“替代农业”。它的引进和关于我国在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讨论相激荡，引出了种种议论.理论和方案。其中关于“生态农业”的宣传声势很大，其为中国现代化农业模式似乎已被官方认可；但反对的声音也始终未断；事实上，我国一些学者的“生态农业”概念与西方差别颇大，并不断改变其形态。靳百根有专文论述《中国生态农业的兴起和发展》（《古今农业》91.2）。中国学术界内部对“生态农业”的理解亦各不相同。撇开概念的争议，有两点是清楚的。一.我国传统农法中确定有不少珍贵品，可以构成未来农业的重要因素，不可予以蔑弃。其中最可宝贵的，是在经“三才”理论为标志的有机统一自然观的指导下形成的一套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注意农业生态系统各因素间的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注意对农业资源的充分利用与永续利用，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和谐。二.传统农业物质技术基础落后，再生产主要依靠农业系统内部能量的投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量的进一步增加受到很大限制，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因而，西方现代农业以现代化机械和现代科技装备农业，用大量投入外源能来打破传统农业半封闭式的循环，使农业获得飞跃发展，这一历史功绩和发展方向不容否定。对有机农业与石油农业的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都是片面的。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精耕细作“天人相参”的优良传统与现代装备现代科技相结合.有机农法与无机农法相结合。

在西方，摒弃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等的“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的实验，由于产量的大幅度下降，一直推广不开。近年来，一种农业发展道路的新思路——持续农业（Sustainable agriculture）正在迅速兴起。1989年11月，联合国粮农组织第25届大会通过了有关持续性农业发展活动的第3/89号决议。1991年4月，粮农组织又在荷兰召开国际会议，初步提出持续性农业发展的合作计划。对“持续农业”也有各种理解，而且整个理论和实践均在发展中，但其基本思路是明确的，即，既注意产品的效率的提高，又注意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不同于只强调资源与环境的“生态农业”。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出现，表明“石油农业”出现的种种问题，不能靠取消现代科技成果，放弃满足全球人口日益增长的需要，倒退到传统农业来解决。在我国，对“持续农业”研究的热潮正在兴起，“持续农业”的提法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鉴于历史经验，对外来思潮应有分析，要根据我国国情决定取舍，从而确定我们的方针。有人认为，根据我国特点，似用“集约持续农业”或“精（精致）久（持久）农业”的提法更好些。[20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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