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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中国的劳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是劳资关系类型的多元化。与我国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状况相适应,我国的劳资关系有国有经济的劳资关系、集体经济的劳资关系、混合经济的劳资关系、私营经济的劳资关系等多种类型。二是在众多劳资关系类型中,私营企业劳资关系成为主要焦点。私营企业部门是问题突出的两大部门之一。
2目前私营企业较为普遍地存在侵犯劳动者权益的行为
从三年劳动争议的发展情况看,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乡村集体企业、机关社团、事业单位的案件数和劳动者当事人数都保持基本稳定,而民营企业的争议案和当事人数都大幅增长,其中私营企业案件数增长最快2002年为2000年的2.22倍。可见,正确处理私营企业劳资关系意义重大。共生是人基本的存在方式,是不同的人密切地生活在一起。劳资关系作为劳方与资方基于各自的生存和发展所建立的一种关系,是种共生关系。受胡守钧教授社会共生论及劳资共生论的启发,对劳资关系理论做了进一步的思考。
2互补性与互斥性是劳资关系的两大属性
劳资关系既有互斥性又有互补性。首先劳资关系具有互斥性。假定参与生产的各种要素不限在这样的前提下,价值和成本也是不变的,由此可推导出工资(x)与利润(y)的总和也是不变的:x+y=k(常量)。可见,x增加,y必减少,反之亦然。所以劳资双方利益互相排斥。其次,劳资关系又具有互补性,因为只有劳动力与资本相结合才能生产价值。无论工人还是老板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彼此合作。
3劳资关系按照两大要素——资源与约束条件可以分成四种类型
劳资关系是一种以劳方、资方为主体,资源为纽带,政府等三方机构为约束条件,以合作与冲突为现象的社会共生关系。对于劳方而言,资源主要指工资及一切与劳动有关的报酬以及社会资本,对于资方而占资源主要指利润及员工为企业带来的社会资本。约束条件主要指劳资双方共同遵守的共生规范,如法律、道德、政府政策等。对于约束条件的具体分类,可以参考国际上通用的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证标准SA8000(第四章会有专门论述),它包含了9个方面的内容:童工、强迫劳动、安全卫生、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歧视、惩罚性措施、工作时间、工资报酬及管理体系。这些内容集中体现了对企业在工作环境、员工健康与安全、员工培训、薪酬、工会权利等的具体责任。以劳方获取的资源及资方受到的约束条件为分类条件,按照资源与约束条件的多少,劳资关系可以分成四类:
1、福利型劳资关系
1)与其他劳动者相比,劳方获得的资源更多,同时由于资方受到的约束条件多使得劳方的工作条件更舒适,我把这种关系称为福利型劳资关系。
2)该关系主体要素特点:劳动力市场一般是处于求大于供的状况,劳动力拥有一定的稀缺能力或资源;资方遵纪守法,且企业责任感很强,在工作环境、员工健康与安全、员工培训、工会权利等方面担负起了很高的责任。
3)福利型劳资关系集中的单位:垄断型企业(如电信)、政府、大型现代化私营企业(如本文所调查M公司)、一些世界500强公司(如强生、陶氏)、新兴高新技术公司(如google)
2、利益型劳资关系
1)与其他劳动者相比,劳方获得的资源更多,但由于资方受到的约束条件少使得劳方的工作条件不怎么舒适,由于在这种关系中劳方主要为了报酬而选择与资方共生,因此我把这种关系成为利益型劳资关系。
2)该关系主体要素特点:劳动力市场一般是处于求大于供的状况,劳动力拥有一定的稀缺能力或资源;资方缺乏很强的企业责任感,在工作环境、工作强度、员工健康与安全、员工培训、工会权利中的某一或某几方面担负的责任不够。
3)利益型劳资关系集中的单位:一些对工作时间要求严格的公司(如投行、咨询公司、四大、软件公司等)
3、保障型劳资关系
1)与其他劳动者相比,劳方多的资源较少,但资方受到的约束条件多使得工作条件比较舒适,劳动者比较看重这类工作有保障,因此我把这类报酬少但工作较舒适的劳资关系称作保障型劳资关系。
2)该关系主体要素特点:劳动力市场是处于供大于求的状况,劳动力并不拥有稀缺能力或资源,因此获得的报酬不高;但是资方遵纪守法,具有较高的企业责任感,在工作环境、员工健康与安全、员工培训、工会权利等方面担负起了很高的责任。
3)保障型劳资关系集中的单位:大多数的国有企事业单位(如银行)、工作强度不高的外资企业。
4、剥削型劳资关系
1)与其他劳动者相比,劳方多的资源较少,同时资方受到的约束条件也很少,使得工作条件也不舒适,我把这类劳方待遇不好、工作条件不好的劳资关系称为剥削型劳资关系。
2)该关系主体要素特点:劳动力市场是处于供大于求的状况,劳动力并不拥有稀缺能力或资源,因此获得的报酬不高;同时资方缺乏很强的企业责任感,在工作环境、工作强度、员工健康与安全、员工培训、工会权利中的某一或某几方面担负的责任不够。
3)剥削型劳资关系集中的单位:很多中小型私营企业、一些小型外资企业。总的来说,剥削型劳资关系属于单向度共生,利益型劳资关系及保障型劳资关系都属于偏正共生,福利型劳资关系属于均衡共生。
4资源与约束条件是影响劳资关系的主要因素
由于整个共生系统由资源及约束条件构成,因此资源与约束条件是影响劳资关系的主要因素,资源和约束条件的优劣必然影响劳资关系的优劣。这是本文的一个重要假设。一方面,劳动者通过劳动换取报酬,资方通过支付报酬雇用劳动从而获得利润,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这些资源的多少都将直接影响到劳资双方关系的和谐度。若一方很少必将引起矛盾甚至冲突。另一方面,劳动者与资方的雇用关系必须在世界公认的约束条件的规定之下。资方遵守的约束条件越多,标准越高,则劳资关系越好,资方遵守的约束条件越少,标准越低,必将引起矛盾甚至冲突。以上是从理论上对该命题所做的论证,那在中国的私营企业中,资源与约束条件哪个影响更大,约束条件中究竟又有哪些因素影响更大?
5斗争和妥协是劳资共生的方式
这里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共生论所认为的共生方式——斗争与妥协的互动。那在中国的私营企业中,究竟劳方更愿意斗争呢还是妥协呢?这里我认为是:
1、在私营企业中,劳方更倾向于妥协的方式。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隐忍、坚强的民族,这造就了国民的个性更偏向于忍耐与坚持。因此我认为劳方更倾向于通过妥协的方式解决劳资冲突。
2、职位的高低影响着劳方对斗争及妥协方式的选择。职位越高的员工由于对占有着一定的资源,与资方关系近,可能会偏向于斗争的应对措施,而职位较低的员工由于缺乏对资源的占有,与资方关系远,可能会偏向于妥协的应对措施。
3、在私营企业中,员工通过工会进行斗争的积极性并不高。
(一)高职院校服务社会动力
首先,高职服务社会的对象主要是企业、社区和社会公众,高职院校服务社会的动因必然与双方合作的效用相关,否则,无法实现服务的长效化;其次,高职院校服务社会的功能,或者内容,与高职院校的资产专用性,如场地、物质、人力、知识等因素有关,这些资产应当是高职院校所拥有而其他高等院校、企业、社会没有,或者即使服务对象或其他竞争对手拥有,但服务对象内部治理费用,向其他部门索取服务的交易费用均超过向高职院校有偿索取服务的交易费用。而高职院校在与企业、社会互动过程中,双方取得价值、知识等效用高于不合作获取的效用。高职服务社会的效用,对于高职院校而言,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高职院校在场地、物质、人力、知识方面的资产优势,提高资产的使用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另一方面可以取得物质经济报酬,提升专业影响力,提高师资水平,促进知识溢出效应。而对于服务对象来说,服务对象在这些资产方面投资具有不规模性,无法达到效用最大化,如果利用单纯市场交易获取这些资源,使得交易费用较大。从交易成本角度来说,高职服务社会有助于降低学校、服务方双方的交易成本,降低双方不合作各自内部治理费用之和。因此,高职服务社会的最终价值在于降低社会成本、通过双方互动创造价值。换句话说,如果高职院校拥有的资产不具有专用性,而是替代性极高的通用性,则服务社会无法达到创造价值或降低成本的目的,就不具备服务社会的功能。
(二)高职服务社会的功能
本文认为“服务社会”与“社会服务”这两个词内涵一致,高职院校服务社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服务,是高校具有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技术以及直接为社会服务等功能;狭义的社会服务,是指高校在完成国家下达的教学与科研任务之外,在各种教育活动和教育过程中以各种形式为社会发展所做的经常的、具体的、服务性质的活动(杨虹,2009)。本文所谈及的社会服务属狭义范围的社会服务功能。高职教育属于高等教育,其特点在于培养高端技能应用型人才。一个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服务需求与教育所处国家与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发展需求密不可分。高职院校服务社会的内容会随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但高职院校服务社会的功能应与社会发展的需求相适应。因此,高职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应立足于社会、经济、人文方面需要,功能定位与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创新、先进文化传播推广三个方面。
1.人才培养功能。
高职院校本质属于高等教育,它具有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功能,在人才培养功能方面和普通本科教育具有共同性。但高职教育的特性又决定了其人才培养社会功能的特性。高职教育的目标是培养高端技能型人才,因此,在人才培养社会功能中,其主要作用是为社会输送技术应用型人才。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功能中强调人才的技能性、实践性、应用型,区别于研究型人才的培养。按照价值链理论,高职人才培养定位在核心零部件设计制造、运营管理与执行等价值链环节。社会前进中,生产技术不断更新。高职院校根据其在价值链中人才的定位,应立足于先进技术、技能的培养与培训,高端技能人才的培育。在完成本身教育工作之余,在人才培养功能方面应体现以下几方面:首先是为企业在职人员进行先进技术、高端技能的培训服务,提升在职人员的技术水平,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其次是为社会各类人员提供再就业方面的技能培训,使受训人员掌握一定的技术、技能,满足岗位工作需求,并在长期服务中实现社会各类人员的技术、技能水平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最后是通过为农村劳动者的培训、教育等服务,一方面提升务农人员知识、技能水平,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另一方面还可以让进城人员学到新技术、新技能,实现农村进城人员的就业竞争力提升。概括起来,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方面的社会服务功能体现在高端技能、新技术的人才培训服务上,通过人才培训服务实现在职人员、社会人员的整体技术、技能水平提升,并且实现社会整体从业者技术水平提升和技能结构的调整。
2.技术研发服务。
高职院校的教育强调校企合作、面向生产一线培养人才。职业院校在与企业的合作中,能把握企业最及时需要解决的技术方面问题,这就为企业提供技术研发、咨询与应用服务提供了保障。高职院校为企业提供的技术研发服务主要表现为一些先进技术、工艺的诊断、改进与应用方面,而非核心技术的研发上,其提供技术侧重于应用、改进与简单的设计。按照企业的作业功能,高职院校的技术研发服务主要为管理中的运营管理流程设计与改进、作业环节的标准制定与设计;日常作业运营方面技术的改进与设计;先进技术、管理思想的应用与实践。其技术研发服务应立足于企业运营环节、日常作业环节,在这些环节的技术、工艺方面不断为企业解决问题,通过技术咨询、技术研发、技术转让等方式实现自己的社会服务功能。
3.先进文化传播推广。
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技术研发的社会服务中,掌握了生产、管理领域先进的工艺、流程、技术与思想。在为企业提供各类社会服务功能之余,还需要进行先进技术、文化的传播,为社会公众提供先进技术的推广服务,传播先进文化理念,满足人们对先进文化、技术的需求。先进文化传播一方面表现在高职院校对于先进技术推广服务功能,将先进技术及时推广到社会各个领域,满足人们对技术、技能学习的需求,并通过技术推广服务提高生产效率、实现社会的不断进步;另一方面表现在通过文化的传播,使人们的理念、认知、习惯等发生转变,将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通过技术传播、技术培训等方式传播给受教育对象,实现文化的传播教育功能。概括起来,文化传播功能一方面为技术推广服务,另一方面表现为育人服务功能。高职教育的三个社会服务功能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人才培养功能是基础功能,只有通过人才培养功能,在广泛与企业、社会的互动中才能了解最新技术需求,实现技术研发的社会服务功能,实现高职院校资产的使用效用最大化。而文化传播功能具有盈利性和社会公益双重性质,它要求高职院校除了进行盈利外,还需要肩负起公益性的社会服务功能,即先进文化理念的传播、教育,担负起自己所在社区和社会公众素质提升功能。由于公益性质,高职院校还需要摒弃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短视行为,或者与服务对象的简单市场交易化行为,立足和服务对象建立长期关系契约,通过社会责任、信任等方式提升自己的社会影响力。
二、高职服务社会的模式选择
由于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存在,高职院校服务社会在人才培养、技术创新、文化传播方面由于交易特征是不一样的,因此,服务中的契约关系也不一样,对应的服务方式也不一样。只有服务模式与服务内容的契约关系相适应,才能提升服务的效率。
(一)不同服务功能的契约特征分析
高职服务社会在人才培养培训方面主要的服务对象为企业、社会,两者的契约对象即企业和政府。由于人才培养培训的类型不同,交易频率、资产属性也不同。为企业提供的专项、一般的人才培养具有交易频繁、资产通用性强的特点,契约类型为市场关系;而企业特有人才、高端技能人才培训则具有交易不太频繁、资产专用性较强特点,契约关系向三边关系、双边关系乃至内部一体化转变。为政府提供的各类人才培训、培养,和企业有相似性,即技能人才培养和专项人才培养在交易频率、资产通用性方面要高,高职院校服务的契约类型也不同。在技术改进、研发创新服务方面,技术改进、技术服务咨询相对于技术研发创新难度低、服务可预见性高、交易频率较高、资产的专用性较弱,契约类型也由三边、双边规则向内部一体化规则转变。由于技术研发创新服务的程序化低、不可预见性高和外部性等特征,此项服务很难通过古典契约关系,即简单一次市场关系来实现,必须通过长期契约、双方的深入合作方式来实现,这就要求高职院校和企业能够实现双方资产的共享,甚至部分所有权一体化。文化传播与技术推广主要服务对象为社会公众,这里契约对象简化为政府。由于公众的文化需求服务广泛,交易频率较高,资产的专用性难以衡量,契约关系就表现为市场规则和双边规则。文化传播功能有时具有非营利性的特点,政府可能通过制度环境层面治理来实现,这就要求高职院校承担一定社会责任,注重关系契约的建立。
(二)不同契约的服务模式选择
根据不同服务功能的契约特征,高职服务的模式也应当有所区别。高职服务的模式根据与服务对象的合作性、时期长短与否,分为不同的服务模式。当服务的时间短、服务双方互动性不多时可采用简单交易的服务方式,可考虑合同方式;当服务时间短,但需要双方高度参与时,可采用项目化的服务方式;该模式下,高职院校不需要考虑服务的长效机制,但需要建立服务周期内的双方合作方式。当服务时期长但双方互动较少时,可采用长期契约化的服务模式,此时应当注重长效机制构建;当服务期限长、需要双方高度参与时,则可参与一体化的服务方式,双方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关系。比如,高职院校与企业共建实训基地、互聘师资队伍,高职院校在行业指导下建立职教集团,或者高职院校与企业采用股份制合作模式,终极状态是学校开设企业、企业举办教育。同时,还需要考虑服务的公益性,服务的公益性越高,就需要高校建立长久的服务运行机制,选择契约关系的合作模式,如定期的社区服务、社会公益服务等。资产专用性越高,越趋向长期的关系契约,需要双方高度互动的服务模式;而服务的公益性越明显,越需要通过长期的服务社会提升自己社会责任感,获得长期的政府契约。
三、结语
政治经济学论文3000字(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宏观调控理论论文
一、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主要内容
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是政治经济学经典巨著《资本论》的核心理论之一,这一理论深入地阐释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实现条件。社会总资本是单个资本的总和。“各个单个资本的循环是互相交错的,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而且正是在这种交错中形成社会总资本的运动。”社会总资本的运动不仅包含着保障生产消费的资本的流通,还包含着保障个人消费的一般商品流通。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考察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为核心,即如何实现价值补偿(社会总产品的价值由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和实物补偿(社会总产品的价值由货币形式转化为物质产品和服务)的问题。
社会总资本在一定时期内执行的结果即为社会总产品。马克思将社会总产品按用途分为生产资料部类Ⅰ和生活资料部类Ⅱ两大部类,按价值构成分为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剩余价值m三大部分。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要想实现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就要保证全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发展,可用公式表述为:
I(c+v+m)=Ic+IIc
II(c+v+m)=I(v+m)+II(v+m)
实现条件I(v+m)=IIc
简单再生产是积累的一个现实因素,是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蕴含着扩大再生产的巨大潜力。通过上述公式可以显而易见的推导出I(c+v+m)+II(c+v+m)=Ic+IIc+I(v+m)+II(v+m),由此可见,全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之间的总供给、总需求只有保持数值和比例上的平衡,社会再生产才能顺利开展。
马克思认为,同样的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要想实现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就要保证全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发展,可用公式表述为:
I(c+v+m)=Ic+I(Δc)+IIc+II(Δc)
II(c+v+m)=I(v+Δv+m/x)+II(v+Δv+m/x)
实现条件I(v+m)>IIc
扩大再生产是对简单再生产的发展与扩充,I(v+m)>IIc表明不能完全实现对生产资料部类和生活资料部类的等价交换,即扩大再生产过程中要存在多余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通过上述公式可以显而易见的推导出I(v+Δv+m/x)=II(c+Δc),由此可见,全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之间的总供给、总需求只有保持数值和比例上的平衡,社会再生产才能顺利开展。
二、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是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说明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是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条件。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所揭示的客观经济规律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同样适用,通过对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研究不难发现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手段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由于市场调节的自发性和盲目性,难以保障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需要国家进行干预和调控。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也存在着发挥政府宏观调控职能从而确保以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为基础的宏观经济正常运行的问题。面对我国当前产能过剩、经济结构不合理、区域发展不协调以及有效需求不足等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为保障总供给和总需求二者之间的平衡,国家进行了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但需求管理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难以解决长期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缺乏强制性难以产生有力的调控效果;错误地认为市场机制可以自动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故而要正确地处理好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二者之间的关系,从我国当下的经济实际来看,从供给端发力迫在眉睫。
以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为基础来分析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状况,相应地,宏观调控方式的选择也要依据马克思的相关经济理论和所处的经济大背景以及实际进行。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就需要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在尊重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发挥好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实施宏观调控要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厘清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政府应该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基点,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并且宏观调控手段实现的全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不仅仅是指价值量上的机械相等,而是一种动态的平衡,一种集总量平衡、结构平衡和国际收支平衡为一体的整体平衡,才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最终实现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以及国际收支平衡的宏观调控目标。
三、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指导宏观调控的现实意义
(一)强化了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科学价值
依据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所指出的要想使社会生产顺利进行,就必须保证全社会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实现动态平衡。参照这一政治经济学原理,有助于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实现资源合理配置,进一步提高生产资料的有效供给,便于实现社会生产的协调发展。社会宏观经济的合理运行,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这一原理蕴含着丰富的理性逻辑演绎体系。通过这一系列的逻辑演绎体系得出要以“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共同协调社会经济运行状况,这种理性逻辑演绎体系有助于把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现象简化为易于分析推理的公式,这对于我国宏观调控的安排与布局都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为我国的宏观调控提供了方法论层面的指导。形成了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智慧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体制,强化了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科学价值。
(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和当代中国经济实际相结合的成果,同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需要对我国宏观调控的理论体系进行研究。通过对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研究,结合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实践经验,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体系。与西方国家的宏观调控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观调控机制能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而西方却以私有制为基础,寻求资产阶级利益的最大化,片面的追求GDP的增长。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延伸和发展,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无源之水,只有把马克思的经典经济理论贯彻落实到我国的经济社会实践中来,才能实现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创新性发展,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三)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增长
新常态下,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逐步转为中高速;经济发展方式由规模速度型逐步转为质量高效型;经济发展动力由依靠资源、劳动力逐步转为创新驱动。必须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概念是对宏观经济政策思路的全新认知,也进一步指明了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以及落脚点。供给侧改革尽管意味着宏观着力点发生调整,但并不代表全盘颠覆所有经济改革的举措,而是一系列改革举措更明晰、更具体的表达方式,从而有助于带动改革红利更快释放出来。这些举措既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普遍原则,同时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使得市场经济的长处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都得到了充分发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了我国的国民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消除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结合的障碍,形成了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的良性循环。
政治经济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探究论文
摘要:本文从供给侧改革和供给学派的理论差异入手,从社会商品部类的平衡角度和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角度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了探究,从而得到了立足于实际,发展中高端生产力、提振科技创新的结论。以期能够由远及近的保证我国市场能够繁荣稳定。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82(2020)03-0-0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依旧放在解放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深化改革以推进结构调整与产业转型,减少低端生产或无效供给,发展振兴有效的中高端产业供给能力,在维持供给结构的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前提下,尽全力提高商品的生产能力。经由政策手段、科技创新、实业经济等措施,以解决我国供给侧现存问题。
一、供给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的不同
1.西方供给学派的现有观点
西方供给学派片面性的强调供给可以创造需求,意图从单纯的供给方面推动经济政治的发展[1]。增加供给和生产动力,最终使用的手段就是减税政策,通过振兴人民储蓄理财的积极性。西方供给学派的思路不能说完全错误,但是过分突出税率在经济中的错误,特别是注重供给侧而对需求侧市场的忽视,只能说是一种完全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例如在今天如果生产大量的机械打字机,是很少有收藏家和猎奇者之外的市场存在的[2]。
2.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我国现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立足于政府干预的基础上,在考量社会需求的前提下,保证供给方面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完整性,从而发挥政府经济部门在市场调控和生产资料配置上的领导作用,从而以其在周期性微调的情况下发挥长效的经济振兴作用。
二、社会总商品部类平衡角度的改革研究
社会总产品能够分为两类:其一为能够进入或必须进入生产消费之中的生产资料商品,其二为进入个人消费领域的生活资料商品[3]。在商品部类的平衡性上,生产资料商品需要向生活自理商品提供生产资料,生活商品则必须向生产商品提供消费资料,其中的平衡关系是社会生产消费的基础。举例来说,工人需要买菜做饭来维持工作,生产出的商品换得工资来进行买菜做饭。这之间的比例是维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生产率不变的前提下,扩大生产需要雇佣更多的工人,从而使得工厂能够消化更多的生产资料;但是更多的工人需要企业维持更高的人力成本,让工人能够消费更多的消费商品。如果生产紧缩,或是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率大幅度跃进,就会出现供给拥塞的情况,这时的工厂倘若进行人力优化,工人失业或薪水降低,同样也会降低消费商品的需求,造成更大规模的供给拥塞现象。为了避免这种链式经济反应,需要保持平衡稳定的供给侧和市场需求之间的比例关系。马克思在社会总商品再生产理论的宗旨思想就是部类比例平衡。为了维持市场处于出清状态,控制再生产和部类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才能够使经济进入稳定发展阶段[4]。
大的消费生产部类进入平衡阶段,也就意味着各个细分部类也进入了合理的平衡比例,保证在各个小类之中的生产和需求达到了平衡,这样才能够维持整个社会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之间的正常运转。如果某些小类出现了产品过剩,另一些小类出现了产品不足的现象,对整个社会都是一种严重的生产资料浪费,甚至会影响经济的平稳运转。
部类供需不平衡是我国当前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产能失衡是过去经济飞速发展所遗留下来的合理问题。但是如钢铁、煤炭、石化方面产能严重拥塞,重工业领域产能过剩非常严重,因为技术问题,生产效率也较为低下。但是一些轻工业、新兴产业的产能仍然不足,民生经济无法得到足够的生产资料,发展部分受限。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前苏联就面临着国防与民生经济的严重失衡,并且最终导致了社会的巨大混乱。这种最深层次的产品部类供需失衡,仍然需要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大化的警惕。
三、社会主义经济本质角度的改革
社会主义经济是存在计划特征的市场经济,是在政府部分干预下的自主经济。当前世界,除朝鲜、香港与美国外,全部国家或地区都使用带有政府管控调节的市场经济进行发展。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出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和调整,以最大限度的解放生产力为目标,提高生产资料的配置效率和产出结构,提升全要素的生产率,适应当前社会不断发展的人民需求和国家福利。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程之中,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涵盖了多个方面。从长效角度分析,科技创新和创新驱动的生产力发展是唯一出路。小平同志曾经指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無论是货币经济、资本经济或许可以得到短期的效果,但是都无法在长效上与科技经济比拟,这才是发展生产力的根本方法;中期角度分析,促使低端生产力转型为中高端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从而制定创新型的产业计划从而发展生产力是核心步骤;中短期的角度分析,由政府主导的经济活动可以有效的防治这些年经济发展过快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市场经济问题,维护生产力的不失衡是主要任务。因此,从微小市场入手,建立完整的中高端产业链,淘汰低端产能,振兴教育,提振创新,从宏观经济态势梳理当前形势下的微观小循环是由近及远的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法。
论文关键词:网络经济房地产经济推动作用
在网络飞速发展的时代,衍生出一种新的经济形式——网络经济,而网络经济是依托计算网络而生的新型的社会经济形式,信息化和全球化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应运而生,促使网络经济发展壮大,成为信息化和全球化发展中的纽带,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生产,无论是在生产关系还是生产力等方面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网络经济也称作互联网经济,在生活中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人们足不出户即可享受到高效便捷的服务,这种新形式的经济体系不仅应用于生活,同时在生产上也应运而生,企业中运用网络经济不仅能提高生产、优化产业技术,提升人员整体素质,更能为企业带来切实的经济效益,减少成本投入增加利润空间。总而言之,网络经济发展正在不断开发社会生产力潜在价值,从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提高大众对网络经济的认识度是非常必要的,认知提升才能带动行动,使人们利用网络来实现经济价值,从中获得切身利益。
二、房地产经济概述
近年来房地产行业的飞速发展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且地产行业涉及领域广泛,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带动较高的经济价值,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都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改革开放带动着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各领域新兴企业也迅速崛起,这其中尤其是房地产行业的兴起最为迅猛。我国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为房地产行业提供了便利支持,使得房地产行业发展势头大增。因此传统的地产行业在现代科技和经济进步的推动下已经不能满足现代房地产行业的需求了,且传统地产行业在运作中也存在也一些问题弊端,所以要想房地产经济得到良好稳步健康的发展,改善传统施工设备、施工技术以及施工人员的文化素养是当前首要任务。
三、网络经济对房地产经济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普及推动着网络经济的发展,势必会影响到地产经纪的发展,而网络经济的产生必然会对传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产生冲击,而且也影响到技术的创新,在生产力上可以提高劳动力的使用率,提高劳动效率。高速发展的创新技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房地产开发的成本,并能提高劳动技术和建筑技术,能够促使房地产开发有更高的利润空间。
1.对房地产传统资源的影响
房地产行业的经济发展逐渐受到互联网经济的影响,在新型的经济发展社会,信息资源的质量提升与整合都深深的影响着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现代信息资源与房地产传统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互相置换,经济学论文互相影响,同时传统资源吸取现代信息资源的精华,弥补自身不足,这样能够有效的减少房地产发展受传统的限制,从而加速房地产发展的步伐,提升房地产发展的效率,因此无论是从生产力上还是发展空间上或是从相对独立的传统资源角度来说,网络经济的发展都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房地产经济,并且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2.对房地产经济技术的影响
在房地产行业中运用网络经济能够使技术得到质与量的提升,首先,网络技术结合先进的建筑设备使得地产开发和经营过程中固有建筑设备和施工设备得到改善和提升,使技术更加先进、智能,提高工程质量、优化施工进度。同时在房屋管理上,物业管理利用智能设备能够更有效便捷的进行管理,例如使用监控设施不仅方便物业管理同时保障居民的安全。另一方面,网络经济的应用为房地产交易提供了便利,客户与房地产商通过网络电子商务交易的方式进行直接的交易,这样的交易方式保证了交易的安全性同时提高了交易效率,所以网络经济与房地产经济密不可分,互相影响,网络经济带动房地产经济的迅猛发展,房地产经济同时又为网络经济提供发展平台。
3.房地产经济的发展趋势
房地产行业依托产业多涉及面相对广泛,与多方面的发展相关,经济发展上更是息息相关、互相影响,并不是独立存在于社会经济中的,对于我国现有的国民经济来说,房地产行业已经成为支柱产业,意义重大。虽然房地产行业兴起的时间不长,然而在国家经济制度作用下发展速度却很快,突飞猛进,这与国家的一些扶植政策是分不开的,资金上的大量投入保证了房地产行业的稳健、快速发展。
结束语
网络经济在不同层面都在积极的影响着房地产行业,无论是在地产技术、劳动人员的能力以及制度上的改善网络经济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网络经济的作用下,知识和信息对传统房地产资源的影响促使房地产业生产潜力和前景得到更好开发,房地产资源的开发决定着房地产经济的发展,有效的利用网络经济和先进的现代化信息技术房地产行业分工细化、知识共享,使房地产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因此,网络经济对地产经济的推动有着重要的意义,逐渐成为主流趋势,引导传统观念,向新型经济形式迈进。
参考文献
[1]马艳,王晓茜.房地产经济的虚拟化分析[J].财贸研究,2004年04期
[2]万婷.互联网:降低房地产交易成本的捷径[J].城市开发,2004年07期
论文摘要: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前无古人的波澜壮阔的社会经济实践,于是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就成为经济学界关心的重要课题。通过梳理中国经济学在内容、体系、方法论上的研究成果,明确中国经济学的目标,分析中国经济学面临的主要困境,并结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耦合研究成果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探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1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政治经济学从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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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严飞.《西方经济学》教学方式改革与实践探讨[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181.
关键词:金融数学 理论发展 应用
一、金融数学的定义
金融数学或数学金融学亦或数理金融学都是由mathematicalfinance翻译而来,可以理解为是以数学为工具解决金融问题的学科。金融数学是通过建立适合金融行业具体实情的数学模型,编写一定的计算机软件,对理论研究结果进行仿真计算,对实际数据进行计量经济分析研究的一门应用学科。
金融数学的最大特点是大量应用现代数学工具,特别是伴随着控制理论和随机过程的研究成果在金融领域中的创造性应用,金融数学——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应运而生,国际上也称数理金融(mathe--matical finance)。金融数学起源于金融问题的研究。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学越来越与数学紧密相连,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广义来说,金融数学是指应用数学理论和方法,研究金融经济运行规律的一门新兴学科,狭义的来讲,金融数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是关于在不确定多期条件下的证券组合选择和资产定价理论,而套利、最优和均衡则是这一理论中最重要的三个概念。
金融数学从一些金融或者经济假设出发,用抽象的数学方法,建立金融机理的数学横型。金融数学的范围包括数学概念和方法(或者其他自然科学方法)在金融学、特别足在金融理论中的各种应用,应用的目的是用数学的语言来表达、推理和论证金融学原理。金融数学是金融学的一个分支,因此金融数学首先以金融理论为背景和基础,这倒并不意味着从事金融数学一定要受过金融方面的正规的学术性训练(这确实大有益处)。尽管金融学由于具有自己充足的特征而从经济学中独立出来,但它毕竟是作为经济学的应用分支学科发展起来的,因此金融数学也以经济原理和技术为基础和背景。由于金融还同会计学、财务学、税务理论等有密切的联系,金融数学还需要以会计原理、财务技术、税收理论等方面的知识为基础。
金融数学的理论基础当然还包括现代数学理论和统计学理论,其首要环节是数学或统计建模,也就是从复杂的金融环境中筛选出关键因素以分辨出相关因素与无关因素,然后从一系列的假设条件出发,推导出各种关系,最后得到结论对作出对结论的解释。这种建模活动不仅非常有用而且极为重要,因为在金融中,假设中一个小的失误、一个错误的推导、一个有误的结论、或者一个对结论的错误解释甚至都会导致一次金融的灾难。此外,在金融数学的研究中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也具有十分突出的位置。
综上可见,金融数学是金融学、数学、统计学、经济学与计算机科学的交叉学科,属于应用科学层次。金融数学也是金融学继定性描述阶段以后的一个更高层次的数量化的分析性学科。
二、现代金融数学理论的发展
1 随机最优控制理论
现代金融理论一个更值得重视的应用领域是解决带有随机性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手段是随机最优控制理论。随机最优控制是控制理论中在相当晚时期得到发展的。应用贝尔曼最优化原理,并用测度理论和泛函分析方法,是数学家们在本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对于这一新的数学研究领域作出的重要贡献。金融学家们对于随机最优控制的理论方法的吸收是十分迅速的。70年代初开始出现了几篇经济学论文,其中有默顿(merton)使用连续时间方法论述消费和资产组合的问题,有布罗克(brock)和米尔曼(mirman)在不确定情况下使用离散时间方法进行的经济最优增长问题。从此以后,随机最优控制方法应用到大多数的金融领域,在国内以彭实戈为代表的中青年学者对此也做出了卓越贡献。
2 鞅理论
现代金融理论最新的研究成果是鞅理论的引入。在金融市场是有效的假定f,证券的价格可以等价于一个鞅随机过程。由karatzas和shreve等人倡导的鞅方法直接把鞅理论引入到现代金融理论中,利用等价鞅测度的概念研究衍生证券的定价问题,得到的结果不仅能深刻揭示金融市场的运行规律,而且
可以提供一套有效的算法,求解复杂的衍生金融产品的定价与风险管理问题。利用鞅理论研究金融理论的另一个好处是它能够较好地解决金融市场不完备时的衍生证券定价问题,从而使现代金融理论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目前基于鞅方法的衍生证券定价理论在现代金融理论中占主导地位,但在国内还是一个空白。
3 脉冲最优控制理论
在证券投资决策问题中,大部分的研究假设交易速率是有界的和连续变化的,而实际上投资者的交易速率不是有界的,也不是频繁改变的。因此,用连续时间随机控制理论来研究,仅仅是一种近似,使得问题变得更容易处理,但是事实上往往与实际问题有较大的距离。因此,若用脉冲最优控制方法研究证券投资决策问题看似更为合适。
4 微分对策理论
现代金融理论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研究动向是运用微分对策方法研究期权定价问题和投资决策问题,目前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当金融市场不满足稳态假定或出现异常波动时,证券价格往往不服从几何布朗运动,这时用随机动态模型研究证券投资决策问题的方法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上都存在着较大偏差。用微分对策方法研究金融决策问题可以放松这一假设,把不确定扰动假想成敌对的一方。针对最差情况加以优化,可以得到“鲁棒性”很强的投资策略。另外,求解微分对策的贝尔曼方程是一阶偏微分方程,比求解随机控制问题的二阶偏微分方程要简单得多。因此,运用微分对策方法研究金融问题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对重复对策、随机对策、多人对策理论在证券投资决策问题中的应用研究更加值得重视的研究课题。
三、金融数学理论的应用
金融数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检验什么类型的数学理论适合于运用在金融理论中以及预算新的数学理论应用于金融领域的可能性。金融系统的本质特性与经济系统是一致的,即经济利益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金融实体的行为。能够描述或者表征着本质特征的数学理论与方法就会得到充分的应用,而不能描述或表征着本质特征的数学理论与方法将逐渐被“扬弃”或者淘汰;如果数学武器库中尚没有这类武器的话,数学家们就会同金融学家一道去发展这类武器以满足金融领域的需要。长期以来,人们用以描述金融经济的数学模型从本质上来说只有两类:一类是牛顿(newton)的决定论模型,即给定初始条件或者状态,则金融经济系统的行为完全确定,第二类是爱因斯坦(einstein)的随机游动模型或者布朗(bro~vn)g:动模型。 简单地说,即确定性模型和随机性模型。确定性状态和随机性状态也被认为是两种对称的状态。
同时,所用模型的数学形式也基本上是线性的,或者存在非线性也是假设金融系统运行在线性稳定而加以一阶线性化处理,这些似乎成了一种传统和定式。尤其是近30多年来,金融界已分成两派。一派是技术分析学者,相信市场遵从有规律的周期性循环;而另一派即定量分析学者则认为市场不存在周期性循环。最近的研究利用物理学中开发出的方法来分析非线性系统,认为真实情况介于两者之间。这样,金融数学至少面临下列四个问题亟待解决:
首先,对金融经济现象的变与动的直觉三性(随机性,模糊性,混沌性)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已确定从此到彼得过渡条件、转换机理、演变过程、本质特征、产生结果以及人们所采取的相应的金融对策,尤其是货币政策。
其次,对以信用货币为核心的三量:货币需求量、货币共给量、金融资金流向流量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对货币均衡和非均衡的合理界定提供正确的金融理论以及数学模型,为改善社会总量平衡关系将对财政、金融、物质、外汇四大平衡提供依据。
再次,对支撑现代金融大厦的三大支柱即三率(利率、汇率、保率、扩至经济领域还包含税率、物价综合指数)进行综合分析研究。为制定合理的三(五)率体系提供符合实际的金融数学模型支撑。最后,对分别以生产力要素选择、地区或部门资源配置、综合金融经济指标为研究对象的三观(微观、中观、宏观)进行综合分析研究,以便将其成果更充分地更广泛地更方便地应用于金融经济领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现代金融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将会有更新的更复杂的金融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去探讨,去解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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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文婿,张素芬,概率论和金融学的结合——金融数学的现展综述[j].今日科苑,2008,(12)
产业经济学毕业论文范文一:中外合作办学产业经济学论文
一、理论基础:产业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1.潜在的新进入者的威胁
根据波特的定义,潜在进入者是指希望进入高等教育领域与之相竞争者的情况。我国的高等教育在开始扩招的几年,由于市场需求的原因,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取得了一个突破,但随着近年来的扩招的放缓,我国的高等教育规模已经基本稳定,因此,新的进入者会与现有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的机构和组织发生市场份额的竞争。
2.替代威胁
在波特看来替代威胁主要为同行业或不同行业中的其他组织或者公司所生产的与现有组织或者企业生产的可以相互替代产品,从而导致与现有组织或企业形成竞争性的行为。在此,我们将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之间的替代威胁界定为除国内高等教育机构之外的其他教育方式,包括世界一流大学的教学视频、境外高等教育的远程教学、国外机构在国内注册的教育培训机构等。
3.买方议价能力
在波特的模型中买方议价能力指的是为消费者、下游组织或者企业以较低的价格来获得与其预期相应的较高的服务质量或产品,对行业中现有组织或者机构的营利产生影响的能力。在此,我们认为买方议价能力主要是指学生或者家长期望的与交付学费相适应的服务和教育教学质量、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的学费等。
4.卖方议价能力
在波特模型中卖方议价能力指的是这样一种能力,即为行业中的上游组织或企业通过其提高投入要素价格与降低单位价值质量,来影响行业中现有组织或企业特别是下游企业的营利能力和产品竞争力。据此,我们认为在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中的卖方议价能力是中外方办学机构利用其资源优势和独特性,对教育对象收取的服务价格(即学费)和提供的教育教学以及服务质量能力。
5.行业内竞争者现有的竞争能力
在波特模型中指的是行业中现有的各组织及企业为使得自己获得竞争优势,与竞争对手进行竞争的能力。
二、基于五力分析框架的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快速发展的因素分析
在上述框架基础上,我们来分析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快速发展的背景和环境。
(一)潜在进入者的威胁
随着我国高校规模的稳定和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高等教育的发展战略正经历由规模的扩张向以提升质量的内涵发展战略转变。人们对接受高等教育有了更加理性的态度,对于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更是如此。如果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的优质教育资源得不到应有的体现,教育质量得不到保障,办学目标不能真正体现教育的公益性,就会导致人们对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的认同危机,如果这样,境外高水平教育机构与国内有关机构合作办学的诉求就会越来越强烈,就会形成潜在进入者的威胁。从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目前的整体趋势来看,由于世界一流大学一直秉承历史传统和精英教育模式,基本上还是在本地区进行办学,对进入中国教育市场的兴趣不大,国内的一流大学同样关注国内的优质生源,与境外的教育机构合作的兴趣也很低,因此,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主要是以合作项目为主。另一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的要求,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审核将越来越规范,条件将越来越高,因此,新增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幅度不会太大。由此可见,一方面由于现有的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以合作项目为主,目前的竞争格局变化不大;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对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坚持依法办学、突出公益性和鼓励引进优质资源等,新的具有强大影响的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也难以出现,因此,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面临的潜在进入者威胁并不严峻。
(二)替代威胁境外知名大学的教学视频
远程教育模式和境外教育培训机构的培训以及各种资格认证制度可能对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构成替代威胁。一些国外大学通过远程教育方式来对国内受教育者提供教育教学,以此来减轻受教育者的教育成本。有的学生在国内的大学学习的同时,通过国外的免费视频教育教学资源来接受国外知名大学的教学。例如,MIT就把本校最优秀的教育教学资源进行免费共享,可以实现在家里接受世界一流大学的教学。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世界一流大学的免费视频对学习者英语学习水平和相关专业知识要求较高,使用这种方式进行的学习还是比较有限的,国外培训机构在国内进行的培训对于经济要求较高,相对于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来说可能付出的经济代价更大,这些形式相对于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来说,并不具有绝对的竞争优势。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具有独特优势,因此,在短时间内其替代威胁并不强。
(三)买方议价能力
买方议价能力指的是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作为新兴的教育模式,它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吸引广大考生和学习者的眼球,以此来招收更多的学习者参加学习。教育消费是发展人性、培养人格和改善人生的过程。在信息处于买方市场的条件下,消费者的注意力成为决定文化教育市场价值的决定性要素。人才的培养质量是教育和办学的根本所在。由于高等教育不属于完全公共产品,其消费需要学习者自己进行购买,也就是说,高等教育的成本需要由学习者进行分担。《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对学费进行明确的规定: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收费项目和标准,依照国家有关政府定价的规定确定并公布;未经批准,不得增加项目或者提高标准。因此,对于买方来说,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进行议价的空间可言,更多的可能是通过缴费获得满意的教育服务。这就对办学机构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通过切实落实优质教育资源吸引更多学习者的关注,达到吸引更多学习者进行学习的目的。在这方面,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因为拥有其境外优质教育资源使自身具有了竞争优势。
(四)卖方议价能力卖方议价能力是指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通过向学习者提供切合学习者需要的高质量的教育教学和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来提高自身价格水平的能力。中外合作方在这方面作了不少努力,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和影响。首先,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选择的教育内容,聚焦于当前社会上的热点,设置的专业和项目都是当今社会关注的重点,同时也是最适用于当今社会的实践性强的专业和项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在当今以就业为中心的大学教育中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其次,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机构选择,注重双方的影响力和实力。如2006年成立的西交利物浦大学。名校的选择为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增色不少,使得其具有更鲜明的竞争优势。最后,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师资选择,注重引进世界优秀教师进行教育教学工作,以保障其人才培养质量。例如,西交利物浦大学,按照世界知名大学标准面向全球选聘教师,80%为外籍教师;宁波诺丁汉大学以引进国际优质教师资源为核心。正因为在教师引进、教育内容和合作机构的选择上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做到了价值的提升,因而拥有了更强的议价能力。
(五)现有竞争对手的竞争
随着大学教育国际化的推进,与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进行竞争的对手主要来自于国内外知名大学。由于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必须设立在国内,人们认为在国内并不能真正感受到国外的文化,也就不能真正感受国外的高等教育,而且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的学费也不低,因此,家庭有条件的家长可能更多考虑送孩子直接到国外接受教育。另外就是国内的一些进行双语教学的大学,开设的一些专业课聘请国外著名教师用英语授课,而学费相对要低得多,因此,也会给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带来竞争压力。特别是随着大学教育国际化的进展,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加快,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面临的竞争也就更加激烈。
三、启示对照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现状
反思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面临的环境和发展要素,我们认为,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给我们以下启示。
(一)切实树立以培养高质量的国际化人才
为根本目的的国际化教育理念。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的各个利益相关者不论基于何种考虑,最终都应落实到以培养高质量的国际化创新型人才上。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的举办者都应围绕质量提高,根据国际化教育的思路,在生源质量保障、优质教育资源的配置、培养过程的各个环节设计以及质量监控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质量保障。如在教育培养过程中可以借鉴国际高等工程教育CDIO模式的先进理念,让学生以主动的、实践的、课程之间有机联系的方式学习工程,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和实践能力,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质疑精神。
(二)遵循共同治理的理念建构
适应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规律的有效的治理结构。作为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部分,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应遵循高等教育办学规律,但同时因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引入了包括外方教育机构在内的众多利益相关者,各个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取向存在差异,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具有不同国内高等教育的一些特征。在办学过程中,需要根据现代大学制度的要求和共赢的思路和理念,建构与之适应的共同治理的内部和外部治理结构,以平衡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保证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
(三)建立起可持续发展观与质量观
切实保障人才培养质量。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必须在思想观念、发展模式、运行机制等方面进行彻底的变革,跟上全球化的步伐。开展国际合作办学,引入资金和先进的教育机制,了解、吸取国际上通行的办学模式、专业课程设置、师资培训、质量保证等方面的经验,这是尽快提高我国高等教育水平和质量、增强国际竞争力的一个有效途径。对于外方教育机构,在办学过程中遵循可持续发展观和质量观,提供优质教育资源,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提升其国际声誉、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利益最大化从而实现合作共赢的重要途径。
产业经济学毕业论文范文二:白酒产业经济学论文
1赤水河地域价值概况
赤水河流域气候类型
属中亚热带-南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具有温暖湿润、无霜期长、降水量大的特点。赤水河流域是目前世界上酿造名白酒最多的流域,赤水河也是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自然景观最美、革命历史最悠久的河流之一,是长江流域唯一没有筑坝并且污染较轻的干流,其生态环境保护具有全球意义,地位十分重要。
2白酒工业经济发展现状及影响
2.1白酒工业产值
据初步统计,贵州赤水河流域白酒企业有1400家,白酒产能达到40万kL,其中酱香型白酒产能约30万kL,现行白酒产量占贵州省的85%以上;现有贵州茅台酒和仁怀、习水、金沙、七星关区、赤水等白酒产业园区,培育了一系列在国内外有影响的白酒品牌。2012年,白酒业经济产值达319.89亿元,占流域GDP的53.3%,在白酒产业集聚区仁怀市这一比重高达65.4%,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2.2对人均GDP的贡献
人均GDP是体现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准的综合指标。在国际上被广泛用于评价和比较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根据2012年流域各县市统计年鉴统计(102个乡镇),流域内人均GDP为1.60万元,基本达到同期贵州省平均水平,但仅占全国平均水平(3.50万元)的45.7%。上游七星关、大方、金沙人均GDP为1.13万元;下游习水、赤水人均GDP仅1.09万元;中游仁怀、遵义、桐梓人均GDP达2.53万元,超过贵州省平均水平。作为白酒产业集聚区,中游是流域内经济发展最好区域,流域内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和差异,与白酒工业分布格局基本一致。
2.3对产业结构影响
流域国内生产总值为600.17亿元,三类产业产值结构比为14.2∶53.3∶32.5。其中,流域白酒产业占第二产业比重90%以上,基本接近第二产业值。第一产业较贵州省(12.7∶40.9∶46.4)高1.5%,较全国(10.0∶46.6∶43.4)高4.2%;第二产业已超过贵州省及全国平均水平,第三产业发展缓慢。从不同区域来看,流域上游对农产品的依赖程度较高,较为贫困,产业结构比为30.1∶39.4∶30.5。中游因特殊的水质与气候环境,白酒酿造业发达,带动整体经济发展效应显著,产业结构比为6.1∶63.1∶30.8。下游区随着赤水丹霞成功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旅游业迅速发展,成为主导产业,产业结构比为14.8∶44.6∶40.6,但与全国相比仍有10年的差距。
3白酒产业发展制约因素
3.1流域水量逐年减小
赤水河流域贵州境内设置有赤水河站(入境)、茅台站(中游)、赤水站(出境)3个水文站。根据监测数据,2009~2011年各个断面年平均流量呈减少趋势,分别减少23.7%、34.6%和37.1%。急剧减少出现在2010~2011年。与2010年相比较,2011年入境赤水河站年平均流量减少13.7m3/s,减少34.9%;茅台站年平均流量减少30.1m3/s,减少36.9%;出境赤水站年平均流量减少80.1m3/s,减少39.0%。由此可看出,受降雨减少等因素影响,上游来水量在减少;但从茅台站开始水量减少幅度明显增大,茅台站到出境之间白酒工业取水对水量减少影响是非常显著的。
3.2水质变差
根据赤水河干流设置的8个水质监测,采用2012年平均水质数据(由贵州省环保厅提供),用单项污染指数法评价各断面水质。赤水河流域贵州段COD值、氨氮、总磷均达到规定表水功能区划的水功能要求,但总磷存在严重超标现象,上游清水浦断面浓度最高,而随着河流流至茅台河段,总氮超标量呈减少趋势,这得益于河流自净作用,另一方面,可能反映该河段总氮污染主要源于云南和四川。同时,贵州境内坡耕地比重大,垦殖率高,施用的化肥部分顺坡而下进入了赤水河,可能致使水体大部分总氮超标。
3.3白酒产业自身发展带来的环境压力
根据全省白酒产业发展规划,到2015年底,白酒产量要达到80万kL,赤水河流域为白酒业发展的主要区域,届时从赤水河年取水量将达3200万t,新增废水2560万t;即使污水100%达标排放,到2015年也将新增排放COD2560t、氨氮384t;2020年将排放COD4320t、氨氮648t,所带来的环境压力非常惊人。到2020年,白酒产量规划达到135万kL,从赤水河年取水量为5400万t,产生废水4320万t。赤水河白酒工业生产用水高峰时间集中在每年8~10月,也就意味着到2020年在平均流量不减少的情况下,在这3个月,赤水河流量的1/3要被取走。水量减少导致水环境容量急减,而污染物排放增加,流域水质必定超标,水环境必将遭受严重污染。
4可持续发展方式与布局
4.1优化水资源配置,合理分配排污空间
水质水量作为赤水河白酒工业发展的基础,是白酒产量和品质的保障。应加强流域水资源支配和管理,限定不同河段取水口位置和数量,推行取水收费制度;在保障流域水环境质量状况下,划定流量安全阈值作为红线,合理分配取水量及安排取水时段;加强白酒工业污染物排放管理,规范排污口位置、数量,实行区域管理责任制;推行污染物排放空间权限管理与控制监管,根据不同河段水环境质量目标、环境容量、污染状况,推算出污染物最大允许排放量,将其分割成若干规定的排污权空间,并分配到流域内各县(市、区),再分配到辖区各企业,形成流域整体-区域-企业一体化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管理模式。同时,建立排污权交易市场,取水收费和排污权交易收益可作为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补偿。
4.2发展白酒关联产业,延长产业链
赤水河流域以贵州茅台为领导品牌的优质酱香型白酒,在国内外赢得美誉,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但总体上,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产业链短,产业集群效应不明显,缺失白酒产区的文化,极易受突发性事件或政策性因素的影响。依托白酒工业园区、旅游园区、农业园区等工程建设,将白酒产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相融合,实现三产业联动,以白酒产业激活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带动旅游产业、旅游产业促进白酒产业的内生循环,大幅拉动当地的整体经济水平。在赤水河流域酱香型白酒健康酒的背景下,赋予不同白酒以鲜明的品质特色和文化个性,使白酒成为生态、文化、服务等产业价值的重要载体。
4.3合理整合生产要素,构建白酒产业集群
以国酒茅台为龙头,带动习酒、金沙回沙酒、茅台迎宾酒等系列优质白酒产业快速发展。通过参股控股、重组等多种方式,整合流域内白酒企业,培育一批重点品牌和核心企业,带动酱香型白酒的全面发展,形成高中低档产品并举、大中小企业相结合的发展格局。在仁怀国家名优白酒产业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习水白酒工业园等园区基础上,带动与白酒产业关联的农产品生产、包装、运输、物流、商贸、金融服务等上下游企业,形成强大配套能力,实现产业集群发展。
关键词:征募制度;征兵制;募兵制;经济学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F0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3-0029-05
一、引言
正如荷马在《伊利亚特》(Iliad)中所吟唱的那样:人类会厌倦睡觉、厌倦爱情、厌倦唱歌、厌倦跳舞,但对战争却乐此不疲。战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几乎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整个进程。为了保障国家安全,避免在推行丛林法则的世界中成为猎物,各国都不遗余力地进行国防建设,然而在资源一定的背景下,大炮与黄油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矛盾,资源如何在国防与民用部门之间分配成为以研究资源稀缺性为己任的经济学家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同时经济学与国防具有统一性,经济学家麦圭尔(McGuire,1995)曾通过列举经济(学)与国防四个层次的相互作用来说明两者的依赖关系[1]。因此,国防与经济学产生紧密的联系是历史的必然。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著名政治家尼科罗・马基雅弗利(Niccolò Machiavelli,1520)在《论战争艺术》(Dell'arte Della Guerra)中曾说:谁的荷包里钱越富裕,谁就能打胜仗。
国防经济学的源头是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他是最早考虑国防开支对社会的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专辟一节“论国防费”。1914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编辑赫斯特(Hirst)出版了《战争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全面总结了自己对战争与经济、战争与财政、战争与工业的关系的理解[2]。1921年,福利经济学创始人、经济学大师庇古(Pigou)出版了《战时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也译为《战争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以一战英国经济为基础,研究战争对社会经济生活的严重冲击,揭示战时经济的一般规律,以及战争资源筹集的问题[3]。这两本著作促成了国防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对于现代国防经济学的产生,以英国约克大学哈特利和美国依阿华州州立大学教授桑德勒(1995)在《国防经济学手册》(Handbook of Defense Economics)中的说法认同度最高。希奇和麦基因(Hitch,1960)的《核时代的国防经济学》(The Defense and Economics in Nuclear Age)、理查德森(Richardson,1960)的《军备与不安全:战争起源的数学研究》(Arms and Insecurity:a mathematical study of the causes and origins of war)和谢林(Schelling,1960)的《冲突的战略》(The Strategy of Conflict)三部专著的出版标志着现代国防经济学的创立[4],并成为经济学中相对比较新的一个分支。1990年《国防与和平的经济学》(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杂志创刊,经过历代经济学家如佩克(Peck)、谢勒(Scherer)、奥尔森(Olson)、泽克豪泽(Zeckhause)、史密斯(Smith)、默多克(Murdoch)、布里托(Brito)、英特里盖特(Intriligator)、恩德斯(Enders)、桑德勒(Sandler)、拉姆(Ram)、德格(Deger)和森(Sen)、罗杰森(Rogerson)、沃纳(Warner)、阿什(Asch)、利希腾贝格(Lichtenberg)、哈特利(Hartley)、安德顿(Anderton)、麦圭尔(McGuire)、布若斯卡(Brzoska)、赫什利弗(Hirshleifer)、格罗斯曼(Grossman)、邓恩(Dunne)、布拉登(Braddon)、丰塔内尔(Fontanel)、弗里德曼(Friedman)、斯蒂格利茨(Stiglitz)等人的不断努力,国防经济学逐渐成为西方影响深远的成熟学科。
哈特利和桑德勒(1996)认为其研究成果对于采办理论、博弈论和人力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内容涵盖国防开支需求理论、国防供给理论、军事人力理论、低烈度的军事活动理论、国防开支的外在影响理论、战争成本与损失理论六大部分。其中军事人力的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军事人力的需求与供给、军事人力的劳动生产率、军人的新酬结构与补偿、女军人、少数民族的数量构成,预备役的使用,军事经验对民事生活的利益回报、对国防人力资源管理的动态过程进行经济学阐释等。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来看,一个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包括招聘、培训、使用、开发、辞退或离岗、退休等几个阶段。如果把军队也看成是一个生产战斗力的组织,其人力资源的管理过程也大致经历了征募、训练、维持、使用及退役安置等几个阶段。在军事人力的理论研究中,征募制度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正如学科的界定不在于研究对象而在于研究方法,征募制度可以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等多个角度研究,从经济学角度对征募制度进行研究一直以来是国防经济学中军事人力理论研究中的重点内容之一。所谓征募制度指的是一个国家运用何种方法吸纳一定数量、质量和结构的军人来满足该国国防体系对于军事人力需求的制度安排。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两种基本模式:义务兵役制(后文称征兵制,Draft或者Conscription),自愿兵役制(后文称募兵制AVF,All-Volunteer Force)。围绕着征募制度,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并逐渐延伸扩展到整个军事人力理论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国防经济学的发展。
二、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肇始与发展
征募制度和人类历史一样久远,但最早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述兵员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家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专辟一节“论国防费”,他从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来描述古代到近代征募制度变迁的历史,他认为生产方式和技术进步是成本―收益结构改变的原因,而这种改变影响到兵员征募制度的选择和变迁。他认为,常备军与多元化的社会是一致的,维持并雇用一部分公民,不断地施以军事训练,使兵士的职业脱离其他职业,而确然成为一种独立的特殊职业,这种常备军的费用来源于国家征收的兵役税,可以看作是募兵制的起源。同时他认为民众的尚武精神和组织民兵,是常备军的支柱,而这个“民兵”具有现代征兵制及预备役的特点。同时他认为“兵士的人数不能超过全体居民1%,过此,即不免负担太重,危及国家经济”[5]。今天看来,亚当・斯密的研究无疑是粗糙的,但毕竟是征募的经济学研究的滥觞。之后,从经济学角度对征募制度进行研究出现了长时间的空白。
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兵役制度的改革与发展,西方国家在推行军队职业化的过程中纷纷尝试实行征募制度的转换,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对军事人力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广泛研究,他们对兵员征募过程中出现的形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探讨。经济学家在美国从征兵制到募兵制的转换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一时期是征募制度经济学分析的黄金时期。从二战结束到1973年7月,美国一直实行的是征兵制。1964年,在美国国防部工作的经济学家沃尔特・维(Walter Y.Oi)提出了募兵制的可行性的内部报告,并在1967年连续公开发表了两篇关于征兵制成本的论文。1966年,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美国国内关于废除征兵制的呼声开始逐渐高涨,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也参与进来。芝家哥学派创始人弗里德曼(Friedman,1966)在1966年12月19日《新闻周刊》的专栏中写到:目前管理(征兵制)部队的真正耗费远远大于管理同样规模的募兵制部队,原因在于后者是由认为参军是最好的选择的人构成的。后来他进一步认为征兵制度的缺陷在于“不公平、奢侈、与自由社会不相一致”[6]。其余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还有阿尔特曼和菲希特(1967)[7],汉森和薇丝柏德(1967)[8],米勒(Miller,1968)[9],费舍尔(Fisher,1969)[10]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1971)[11]等。1968年,福吉尼亚大学毕业生(包括经济学家David Johnson,Matt Lindsay,Jim Miller,Mark Pauly,Robert Tollison,Tom Willett,and Joe Scolnick等人)撰写了拥护募兵制的很多著名的经济学论文。征募制度改革的争论在于回答反对募兵制的九条理由,包括:(1)募兵制费用过于昂贵;(2)募兵制在危机时期缺乏灵活性;(3)破坏爱国热情,腐蚀了公民应该为国服务的道德信念;(4)威胁民主价值;(5)不具有种族代表性;(6)成为惟利是图的部队;(7)刺激敌对国家的军事冒险;(8)战斗力低下,因为只能吸引能力比较差的人服役;(9)挤占其他国防支出,侵蚀了国防的数量以及质量[12]。拥护募兵制的经济学家认为,第一条理由是错误的,缺乏理论依据,其他八条理由缺乏实证基础,因此斗争的焦点主要是费用问题。为了专门研究这个问题,1969年尼克松成立了研究募兵制可行性的专门机构――盖茨委员会,该委员会包括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Friedman)罗切斯特大学校长艾伦・瓦里斯(W. Allen Wallis)罗切斯特大学商学院院长威廉・麦克林(William Mecliling)、后来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以及其他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如David Kassing, Walter Oi, Harry Gilman,Robert Barro,John White等),他们的努力为美国最终废除征兵制铺平了道路,也极大地丰富了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13]。
美国的募兵制经历了多年的风雨,期间遇到很多困难,如何应用经济学有效地对募兵制度进行管理成为该时期的主要任务。虽然支持重返征兵制的意见一直没有停息,不少学者对于募兵制的成本要少于征兵制一直持怀疑态度。李和麦肯锡(Lee& McKenzie,1992),罗丝(Ross,1994)[14],沃纳和阿什(Warner& Asch,1995),沃纳(Warner,2005)的研究表明募兵制不一定总具有较低的社会成本,当部队数量扩大的时候,部队的工资总量就会增加,政府就必须通过增加税收来支付。而税收导致社会经济的扭曲效应会造成较重的税收成本,当这个数值达到一定范围后,募兵制就不是最好的选择。布朗宁(Browning,1987)运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测算了美国税收的边际超额负担,大约等于国家税收的31.8%~46.9%[15]。另外一些学者仍然对于募兵制能否保证兵员质量、人力成本的高预算对军事研究与装备资金的挤占问题以及募兵制兵员能否代表社会各阶层充满担心。沃纳和阿什(Warner&Asch,2001)研究发现目前军事人力的成本在国民生产总值与军事开支中的比例自1973年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目前占GDP的比例只有0.8%,而冷战时期这个数字最多曾达到2%[16]。西蒙和沃纳(2007)通过分析美国1998年到2000年兵员来源的数据结果显示,40%的兵员来自中产阶级以上家庭,少数民族比例也没有明显变化。他们同时通过假设增加100 000名义务兵,计算其节约的成本,发现其节约的成本少于同等数量的募兵制兵员所节约的社会成本,战斗力也不如后者,同时由于个体战斗力的提高可以以较少的人数维持较高的战斗力,而节约的成本可以用于军事研究与装备更新[17]。经过激烈辩论,美国主流经济学家仍然认为募兵制仍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围绕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的命题,很多并不是直接研究征募制度,但研究的每一个问题都与兵员征募制度密切相关,从此以后,经济学家的视野也由征募制度的研究开始扩展到军事人力经济学的研究。综合而言,对于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作出突出贡献的主要有沃尔特・维(Walter Y.Oi)、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贝丝・阿什(Beth Asch)以及约翰・沃纳(John Warner)。
三、征募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主题
征募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主题主要围绕征募制度的成本以及选择进行,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结合,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是通过经济学研究回答征兵制与募兵制哪个制度更具有优势,如何进行选择。
首先在于对成本内涵的界定上,政府官员更倾向于预算成本,而经济学家则提出经济成本的概念,该概念除了包括预算成本以外还包括其他隐性成本,如个人机会成本、兵役税等。弗里德曼(Friedman,1967)坚持认为在做任何决定时必须考虑经济成本而不是预算成本。[18]阿尔特曼和菲希特(1967)根据国防部的调查数据,通过选择参军选择自由度比较高的群体作为样本,克服了经典的“鉴别难题”(identification problem),描绘出实行募兵制情况下的军事人力供给模型。他们发现在征兵制条件下,四个变量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分别是男性人口规模、失业率、征兵力度、季节因素。通过模型推导,他们发现募兵制的预算成本会高于征兵制,但经济成本要低得多。他们进一步增加了变量,发现军方的支付弹性为1.18,随着应募者人数的增加而不断下降[19]。但是由于数据采集的先天缺陷以及假设不足,变量太少,他们的意见并未被重视。
同年,沃尔特・维(Walter Y.Oi)在阿尔特曼和菲希特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征兵制的经济成本》(The Economic Cost of the Draft)一文,量化的估算出全部的经济成本约为53.64亿美元。他采用的方法如图1所表示:首先运用已有的数据计算出军事人力供给曲线S,当实行征兵制时,军人工资水平为G,人数为A,当征集人数增加到B,C,相应的工资总额也增加到H,I。那么,矩形DB/BA是人数从A增加到B所增加的军方预算成本,DEB′是应募个人的机会成本损失,而HEGD是社会承担的兵役税,社会总成本为HE0B[20]。费舍尔(Fisher,1969)在《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了《征兵制及结束征兵制的成本》(The Cost of the Draft and the Cost of Ending the Draft),提出了不考虑征兵制情况下的个体服役决策模型,他认为,个人是否服役决定于他在军队中以及民用部门之间净收益的贴现值的比较,收益包括货币收益以及非货币收益。在短期收入变动都是单调递增,可以不考虑贴现因素的情况下,问题就简化为个体主要考虑不同部门收益(Wm为军队收益,Wc为民用部门收益)的比较。如果Wm>Wc,个人就选择服役。然后以征募率为因变量,以军民部门工资比率以及修正的失业率作为自变量,构建了真正意义上的理论模型而不仅仅是简化的统计模型。在此基础上,他推算出征兵制条件下美国军方的人力供给函数,并在此基础上估算了如果废除征兵制,美国需要增加的55亿~75亿美元的成本[21]。这是经济理论模型基础上构造军事人力供给函数的第一次尝试[22](Klotz,1970)。
1973年,尼克松政府废除征兵制度实行募兵制度后,解决募兵制度出现的新问题成为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关于征募制度选择的理论探讨一直在持续。李和麦肯锡(1992)在《南方经济杂志》(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上发表了《重新审视征兵制与募兵制的相对效率》(Re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ve Efficiency of the Draft and the All-Volunteer Army),第一次将税收成本作为制度选择考虑的因素,提出了李-麦模型。假设军事人力边际机会成本曲线为:MOCA=a+bn,a,b为常数,n为征募人数,N为社会适役总人数,那么在募兵制条件下征募n个人的机会成本为:an+1/2bn2,在征兵制条件下征募n个人的机会成本为:an+1/2bnN。如果国家需要所有的合法服役者都参军时,社会总机会成本一样,但是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所以an+1/2bn2<an+1/2bN,也就是募兵制优于征兵制。如果在这个模型中加入税收成本因素,则在募兵制条件下,军事人力价格由市场供求均衡决定,那么征募n个军人,军方需要支付的工资总额为an+bn2,工资是由税收支付的,税收会产生超额负担。假设每元税收产生的差额负担为一个正的常数?茁,那么,为了支付军人工资会产生的税收差额负担就是:an?茁+bn2?茁。在募兵制条件下,社会总成本为:(an+2/2bn2)+an?茁+bn2?茁。征兵制条件下,假设军方支付工资为W,那么为了支付军人工资会产生的税收差额负担就是:W?茁N。在征兵制条件下,社会总成本为(an+1/2bnN)+W?茁n。求均衡解得到nE=4[(W-?琢)?茁+1/2bN]/b(1/2+?茁),也就是说当征募人数n=nE时,采用哪种征募制度成本都一样。如果n<nE,采用募兵制成本比较低,如果n>nE采用征兵制成本比较低。同时,当军事人力供给的机会成本曲线缺乏弹性时,军人较高的工资增长引起的税收成本就会抵消掉募兵制的优势[23]。以上分析把兵员征募制度的社会成本界定服役的机会成本和军人工资引起的税收成本之和,这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其他成本(如训练成本)没有考虑进去,同时仅仅考虑了成本,没有考虑社会收益。但是毕竟提供了一个理论的分析框架。
沃纳和阿什(1995)在《军事人力经济学》(The Economic of Military Manpower)一文中对李-麦模型进行了进一步修正,考虑了训练成本,将单期服役模型扩展为两期服役模型,考虑了收益问题,提出了沃-阿模型。根据沃纳和阿什的分析,征兵制和募兵制的成本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军人服役的机会成本;(2)征募和训练成本;(3)税收成本。对于募兵制来说,前两项的成本要低于征兵制,但是第三项的成本要高于征兵制。当军队的规模超过某个点时,就可能使募兵制丧失成本上的优势,此时政府就应该采用征兵制[24]。
沃纳和耐古鲁萨(2005)在沃-阿模型的基础上,在《逃避成本与征兵理论》(Evasion Costs and the Theory of Conscription)一文又加进了征兵制下个人逃避服役以及政府为了打击逃避兵役行为而付出的成本,在综合权衡两种兵员征募制度的征募成本、训练成本、维持成本、税收超额负担和逃避成本的基础上,构造了两种征募制度选择的理论模型[25]。
以上分析是建立在两种兵员征募制度下,相同规模军队的潜在生产率是相同的假设前提之下的。实际上募兵制军队的效率要远远高于征兵制军队的效率,如果考虑到效率因素,“当一个国家需要一支大规模军队时,是征兵制更优还是募兵制更优,依然是一个模棱两可的问题”[26](2001)。
四、征募制度经济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以及前景
相对西方的研究,国内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走进中国的标志性事件是:陈炳福(1992)译自Schmidt主编的《军费问题研究》是较系统介绍西方国防开支理论的著作;姜鲁鸣(2001)等翻译的《国防经济学手册》是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进入中国的标志;杜为公、卢周来、姜鲁鸣(2002)等国防经济学者分别出版了系列介绍现代国防经济学的著作;杜为公(2004)负责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最新发展研究”获准立项,使“国防经济学”这一名词第一次出现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名称中;2004年12月第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开始设立“国防经济学专场”。
对于征募制度的研究,杜为公(1997)在《西方国防经济学》一书中,通过明确的征兵制理论模型,描述了征兵制与志愿兵役制的成本差别。姚荣(2001)通过对自愿兵役制和义务兵役制在兵员吸纳成本构成方面的比较,论证了自愿兵役制将成为军事人力吸纳的最佳方式。蔺翠峰(2003)在《军人职业化制度研究》一文中,对征兵制与募兵制的经济成本进行了比较分析,最后结合了多项公式的计算结果,得出吸纳成本与军力规模的关系。杨罡、马来宇(2006)以义务兵役制、志愿兵役制为对象,从兵役税、军队预算成本等方面进行量化分析,比较两者的征募成本,认为实行志愿兵役制成本显然是要高于征兵制的成本,如果考虑兵役税,那么征兵制的成本又高于志愿兵役制的成本。罗梅(2006)运用制度经济学以及历史分析、动态分析等研究方法,对我国历次兵役制度变迁过程进行理论概括,揭示出兵役制度变迁的比较优势规律。上海财经大学严剑峰所著的《兵员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分析》(2007)是国内目前关于征募制度经济学分析的唯一一部专著,对不同兵员征募制度造成的成本和收益进行了一般的、规范的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对兵员征募制度的选择和变迁做了深入的实证分析[27]。侯永平(2007)对征募大学毕业生服役的成本收益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并从大学毕业生的角度出发,构建了一个模糊综合评判模型,来探讨大学毕业生的服役决策问题。2009年,万玺负责的“军人征募及退役改革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立项,成为目前国内第一个有关征募制度经济学分析的国家级项目。稍后,“军事人力资源管理”这一名词第一次出现在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指南中。
应该说,国内关于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分析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不够深入,尤其是缺乏通过经济学为国家征募制度改革进行实质性的政策建议。西方的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分析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因此,未来的研究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深入的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要综合考虑影响征募制度成本与收益的各种因素。当然,要准确估算两种兵员征募制度对军方成本的影响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情,它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和假设。不过从学术的角度来看,重要的不仅是估计的准确性,而且在于方法的科学性上。一旦采集到真实数据,把这些真实数据代入到计算方法之中就可以比较征募制度的真实成本了,在此基础上,提出国家征募制度改革的具体政策建议以及时间表,真正体现出经济学作为工具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的价值。可以毫不讳言地说,中国的经济学家在中国征募制度改革中的作用将同美国当年的经济学家的作用一样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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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Study of Western Military Recruitment and its Development in China
Wan Xi1,2
(1.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2.Managemet School,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UK BT9 1NN)
[关 键 词]连锁; 连锁经营; 特许经营; 旅游业; 餐饮业特许经营。
旅游活动有“六要素”: 食、住、行、游、购、娱,连锁经营与之密切相关。当前,如何进一步搞好特许连锁经营,促进旅游业的大发展备受各方面的关注。
本文仅就连锁经营中的餐饮业特许经营与旅游活动“六要素”之一“食”的问题,略抒己见,以供相关方面借鉴。
一、特许经营的内涵与优势。
连锁经营是一种现代流通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它有三种类型: 直营( 正规) 连锁、特许连锁和自愿( 自由) 连锁。特许连锁也称特许经营、加盟连锁或合同连锁。
( 一) 关于连锁经营的内涵。
“经 营”一 词 英 文 为 Maganement,意 同 管 理。中、外理论界对经营管理的理论大致可分为三种观点,简言之: 在“大经营论”中经营包涵着管理; 在“大管理论”中管理包涵着经营; 在“经营管理等同论”中二者既有共同部分,又有独立部分。
经营在汉语中寓意丰富: 例如在国学中,《诗·大雅·灵台》: “经始灵台,经营四方。”此经营意为建筑。《诗·小雅·北山》: “旅力方刚,经之营之。”此经营意为规划( 画) 创业。《战国策·楚》: “夫以一诈伪,反覆之苏秦,而欲经营天下,混一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此经营意为周旋往来。由此可见,经营本意是指规划创业,筹划营谋,周旋往来。
“连锁”一词,狭义上讲是连接起来并且锁定。还可将其理解为“链”或“链接”,在连锁经营中大体包括“五链”: 组织链、商品链、信息链、资金链、人才链。“连锁”是连锁经营的实质与关键。
连锁经营目前尚无统一定义,有美国的、日本的、德国的,有经济学论文" target="_blank">经济学的、统计学的等等说法。一般来说,连锁经营是指经营同类产品或服务的若干经营单位,以同一商标、统一管理或授予特许经营权方式组织起来,通过对企业形象和经营业务的标准化管理,共享规模效益,获取竞争优势的一种经营组织形式和经营制度。
连锁经营企业突出的特征是“3S”管理方式,或称“3S”原理。“3S”就是: Simplification( 简单化) 、Specialization ( 专 业 化 ) 、Standardization ( 标 准 化 ) 。
近年来又增加了规模化与网络化。
( 二) 关于特许经营的定义。
特许经营即特许连锁经营,是我国连锁经营的主流。特许经营的定义亦 是“仁 者 见 仁,智 者 见智”。国务院 2007 年 1 月 1 日的《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明确指出,“特许经营是指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 以下称特许人) ,以合同形式将其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 以下称被特许人) 使用,被特许人按照合同约定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向特许人支付特许经营费用的经营活动。”
( 三) 特许经营的优势。
仅从特许人来看,特许经营与直营连锁和自愿连锁相比,主要优势有三:
1. 特许人扩张连锁分店的资金投入和运行成本低。在直营连锁,每个分店都要由特许人全额投资,这就会使特许人的扩张受制于筹资能力。特许经营则不然,由于被特许人均是独立的企业法人,资金的投入和相关费用大都由被特许人承担,这就大大节省了特许人扩张的资金和成本。
2. 特许人扩张连锁分店的速度快。特许人可将那些占有商圈、地利的企业,通过特许经营纳入麾下,大大加快了扩张的速度。
3. 特许人扩张连锁分店的市场风险小。以特许经营方式经营的门店称为加盟店。由于加盟店都是独立的法人,自负盈亏,特许人所承担的风险就会大大减轻。
在此应特别指出,成功的特许经营是双赢模式,只有让被特许人获得比单体经营更多的利益,特许经营关系才能长久维持,特许经营才能做大、做强。
二、特许连锁经营发展简况。
近年来,全球按销售额排名的 500 强企业之首—美国沃尔玛百货有限公司就是连锁经营企业。
在酒店业,国际连锁酒店标准的制定借鉴了希尔顿等连锁酒店以及美国东西海岸品牌战略和标准化的经验。
( 一) 特许连锁经营在我国发展速度和产生的效益十分惊人。
连锁经营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在我国出现至今,其发展速度和产生的经济效益十分惊人。特别是特许连锁经营已经成为零售、餐饮、服务、酒店等行业采用的一种主要经营模式与组织形式,并且加快向其他行业发展,尤其在沿海地区和部分大中城市发展速度更快。例如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胶东半岛等经济发达地区,一些主导企业以特许经营方式在县城及乡镇开设大量的分店,日益显示出经营优势与效益优势。我国按零售额排名的前 20名商业企业中半数以上为连锁经营企业。我国现有160 多家饭店管理公司,星级旅游饭店 10 480 多家,星级饭店集团化程度达到 9. 63% ,其中连锁酒店集团毋庸置疑已经成为最大的赢家。
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到 2009年底,我国特许连锁经营企业 4000 多个,加盟店 33万多个,分别比上年增长了 15% 和 10% ; 2009 年特许连锁经营 120 强企业的销售额达到 3109 亿元。
若仅就特许经营体系数量而言,我国已经远远超出特许经营大国—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并且每天都有大量的特许经营企业产生。
( 二) 特许连锁经营与旅游业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特许经营适应多种行业( 业种、业态) 或项目。
总的说,主要适用于商业、服务业、旅游业等第三产业以及部分制造业。例如: 零售业; 餐饮业,尤其是快餐业; 酒店业; 休闲旅游; 商业服务,如广告、企业顾问、不动产中介、快递公司、跑腿公司、秘书公司、包装公司、印刷、影印、招牌服务等; 人力资源开发、猎头; 家政服务; 便利店; 洗衣店; 教育用品及服务; 汽车租赁、汽车用品及服务; 健身、美容服务; 房地产中介; 轮船公司等等,恕未写全。细心浏览不难发现,上述若干行业( 业种、业态) 或项目与旅游活动的“六要素”密切相关。事实证明,连锁经营已经成为加快发展我国旅游业的一个重要经济增长模式与新的亮点。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旅游亦然。旅游活动有食、住、行、游、购、娱“六要素”,显而易见,发展旅游业离不开餐饮业,二者相互促进。
西方餐饮业起源于十七世纪的小客栈,这是一种小规模餐饮店铺,非常普及。但若论有系统且具规模的经营餐饮业,则要从十七世纪以后,店家开始讲究精致烹调,使用较好的餐具招徕顾客开始,如英国于 1650 年在牛津出现的咖啡屋。至十八世纪末期,由于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使得整个欧洲交通运输事业发达昌盛,又随着商业贸易与观光业的盛行,餐饮业者为迎合顾客需求以增强竞争力,在质量上开始讲究,在服务上开始出现桌边服务,大大提升了西洋文化吃的艺术,促进了西方旅游业的发展。
近年来,连锁经营中的特许经营备受旅游业界的关注。例如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特许经营方式,分别在 2005 年 5 月至 12 月在北京市内设立了 12 家营业部( 门店) ,它们与人们熟悉的麦当劳快餐一样,各店有统一品牌与标识,销售同样的旅游产品,有统一的经营理念与市场推广方式,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这种经营模式很快在旅游业内复制开来。
三、打造餐饮特许经营名牌的难题。
数当今洋式快餐,中外人士会不约而同的说出麦当劳、肯德基等。然而,数当今流行的中式快餐,中外人士的答案竟会五花八门,往往令自以为有着若干年美食文化的国人“汗颜”,同时,国人也未必知晓进入国门的洋快餐大多属于特许经营方式。
( 一) 我国餐饮业特许经营发展不平衡。
餐饮业作为不落的朝阳产业,目前可以说进入了黄金时代。随着社会经济日益繁荣、国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旅游经济活动逐步国际化。五天工作日、休闲场所增多、休闲方式多样化等因素,促使餐饮业与旅游业快速发展,并且由单纯的供食场所向着具备多种休闲功能的餐饮服务业方向发展。
然而,笔者在国内、外旅游中亲身体会到我们在这方面的差距确实很大。在调研中发现,几乎每一家餐饮企业都感受到了竞争的惨烈。即使在欣欣向荣的企业,也无不体会到中高层管理者的忧心与不安。餐饮企业老总们考虑最多的一个题目是应该采取何种方式,让本企业商圈稳定或快速扩张? 从实践看,连锁经营似乎成为了餐饮行业的主旋律。例如国内的餐饮业百强企业无一例外的采取了连锁经营方式,连锁百强超过 50% 的年增长率,远远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幅度。由于特许经营具有成本优势、价格优势、服务优势、品牌优势等,有着极强的竞争能力,因而成了餐饮业经营模式的主要发展方向,众多中餐连锁企业高管喊出“要做中国的麦当劳、肯德基! ”然而,“看花容易绣花难”,当人们欣赏一些企业扩张成功的经验时,也要汲取一些企业扩张失败的教训,例如北京全聚德烤鸭曾败走广州,上海荣华鸡销声匿迹,“土掉渣烧饼”在长春风光不在……诸如此类事件让中餐业特许经营几乎成为特许经营失败的代名词。
( 二) 制约餐饮业特许经营发展的主要因素。
经调研分析我认为,制约餐饮业特许连锁经营发展的主要因素是:
1. 餐饮业特许经营标准化难。标准化是连锁经营的显著特征。然而,由于中餐不易做到标准化,大多不能像工业品生产线那样大批量生产,因而不能保证餐饮品的统一口味与质量,这与特许经营所要求的统一性不符。例如大多数人会有同感,在当地烤鸭店吃全聚德烤鸭与在北京全聚德烤鸭店吃烤鸭的口味就是不太一样。
2. 餐饮业同质化恶性竞争。俗话说“竞争就是争饭碗”。中餐企业开展特许经营之后,由于投资相对少、见效快,模仿者众多,就会导致同质化竞争不断加剧,甚至出现假冒伪劣现象,就会使原有主导企业的市场空间越来越小,甚至逐渐失去发展活力。这种模仿与竞争,既有形式上的模仿,如商标、店容、店貌等; 也有实质上的模仿,如产品、技术、外观等。一家“土掉渣烧饼”的推广,既会带来多家“土掉渣烧饼”
的诞生,也会导致“土掉渣烧饼”盟主的“滑铁卢”。
3. 特许加盟管理不规范。 有的盟主 ( 特许人 )发展加盟商( 被特许人) 的初衷主要是为了收费( 加盟费、权利金等) ,往往忽视对加盟商的支持与管理。加盟商由于得不到盟主应有的、持续的支持与帮助,从而使加盟店生存能力、竞争能力下降,续存期较短,影响了特许经营的持续发展。加之还有“加懵店”、“假盟店”等怪现象,“忽悠”、“被忽悠”
者层出不穷,令一些创业者叫苦不叠。更有甚者,有的投机分子利用特许经营进行招商欺诈等犯罪活动,致使不少创业投资者蒙受巨大损失,极大地挫伤了加盟商的积极性。
4. 特许人运作不规范。有的特许人自身资金实力不够或专业人才少,急功近利,热衷于招商; 有的特许人本企业直营店不成熟或达不到规定的 2 个以上门店,就急于发展特许加盟店,由于后续能力与支持跟不上,往往导致几败俱伤。
四、搞好餐饮业特许经营,加快旅游业发展的对策研究。
旅游业以其综合性强、关联度大、开放度高、就业拉动力强等优势,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和重要产业。
( 一) 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颁布的《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
从国外看,特许经营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推广和发展,都离不开良好的法制与政策环境。制定和完善特许经营有关法律制度,是维护加盟双方合法权利、促进特许经营健康发展的有力保证。例如,美国就曾有过一些不法之徒打着特许经营旗号诈骗加盟金的案例,直到 1971 年美国出台了《连锁加盟法》和《连锁店统一加盟需知》之后,这些不法行为才得以制约。2007 年 1 月,国务院颁布了《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对开展特许经营活动的审核、信息披露、特许人与被特许人的权力与义务、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 二) 为旅游业发展提供政策、措施方面的保证。
建议政府及有关部门在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中,制定出台一些加快旅游业发展的突破性政策,例如在准入门槛、财政、金融支持、税费减免、人才引进、基础设施、旅游产品开发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政府更应加大对旅游业的投入,提升管理服务水平,打造区域旅游产业的宏伟蓝图。
( 三) 加大对名牌商品和名牌企业的扶持力度。
通过加强对旅游市场的建设、指导、扶助、监督等措施,促进名店和名牌商品更加健康、有序地发展。这项工作涉及点多面广,需要各有关部门通力合作方能奏效。对于已有一定商誉的商标和商号,应优先给予注册登记,防止他人乘虚而入,保护特许人的知识产权。对于那些有希望成为名牌的项目、传统老字号、知名品牌应给予必要的倾斜政策,大力扶植,早见成效。通过积极拓展、规范餐饮业特许经营,提升中式快餐知名度,打造更多的知名品牌、世界品牌,以飨游客。尽早取得与麦当劳、肯德基等跨国特许经营企业对等的话语权,不能总是言必称洋快餐。
( 四) 加强中心厨房( 加工中心) 的建设。
中心厨房( 加工中心) 在餐饮特许经营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餐饮特许经营的组织结构类型大致可分为两种: 一种是由总店加 10 个以上连锁分店构成; 另一种是由总店加中心厨房加 10 个以上连锁分店构成。一般来说,除了由于保鲜、保质等方面的要求而无法通过中心厨房( 加工中心) 统一加工后配送到各分店的餐饮品外,餐饮特许经营的组织结构都应设计成“总店( 总部) ———中心厨房( 加工中心) ———分店”模式,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证餐饮品的口味与质量。当然,这样做要增加配送成本。若做不到这一点,主导企业应坚持“宁缺勿滥”的原则。例如,北京市全聚德股份有限公司始终坚持这一原则,收回了一些外地特许经营企业的经营权,从而保住了“全聚德”这一久负盛名的知名品牌。
( 五) 加强对特许经营信息披露的管理。
特许人向被特许人提供的信息应当真实、准确、完整,不得隐瞒有关信息或者提供虚假信息。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严把信息披露关,例如对在中国连锁经营网站登载的信息严格审查、筛选,防止误导大众。笔者曾发现有的大学生毕业后自主创业,由于涉世不深,受不良信息误导,轻信他人,上当受骗,从而影响就业。同时,要加大对虚假信息( 行为) 者的打击力度,维护正常的经营秩序与市场环境,切实保护被特许人的合法权益。
总之,当前在旅游业及其他行业,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仅仅依靠或主要依靠国家( 国有) 资本以及少数大的投资主体来发展旅游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在那些发展较快的东南沿海地区,民营经济非常活跃,投资主体多元化,所有制形式多样化,连锁经营就搞得好。当前,理论界与业界已经达成共识的现代企业扩张的两条基本途径是: 资本运营和连锁经营。例如,长春市欧亚集团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就是成功运作资本运营和连锁经营的典范,截至2009 年末的 25 年间,该集团实现了规模和效益的高速增长,公司资产从 205 万元增长到 72885 万元,获得了资产信誉评估 AAA 级企业,中国商业名牌企业等 1000 余项荣誉。经济学家预言,2010 年以后的十年,是我国消费领域快速发展的黄金十年。据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 2015 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入境游接待国和第四大出境游客源国,届时,预计我国入境过夜旅游人数可达 1 亿人次,国内旅游人数可达 28 亿人次,出境旅游人数可达 1 亿人次,游客市场总量可达 30 亿人次。显然,要实现旅游业的宏伟目标,必须要逐一解决好旅游活动的“六要素”,特别是第一要素—“食”的问题。相信今后十年,旅游业与特许经营二者相互促进,定将千帆竞发,令人惊喜。
[责任编辑: 高宏艳][参考文献]。
[1]刘星原。 连锁经营与管理[M]。 北京: 中国商务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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