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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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国经济转型论文范文

关键词:制度变迁;经济增长;内在关系;实证检验;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5―0018―09

标准的经济增长理论把制度看作是既定不变的,所以无法认识到制度变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那么,为什么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把社会和制度变革作为带动经济增长的动因?为什么在资源､人口､技术都没有巨大变化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为什么有些贫穷国家在最近的几十年里能获得快速的增长,而有些国家却仍在零增长线上挣扎?制度变革与经济增长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深究｡本文就是想通过对中国经济转轨和经济增长内在关系的实证研究来试着说明这一问题｡

一､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回顾

人们对于当今经济增长模型批评最多的是,模型在强调人力资本､知识和技术作用的同时,却忽视了制度要素｡诺斯在评价内生增长模型时指出:“这些模型都取决于一个能驱动模型的暗含的激励结构的存在,如果不将制度中派生出来的激励结构作为这一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研究对我来说将是一个无结果的试验”｡[1]诺斯从制度安排的]进角度,提出了经济增长由制度“启动”的论断,科斯也把交易成本作为解释和比较不同制度或体制效率的重要因素｡交易成本和制度变迁理论的引入,极大地扩展了经济增长理论的解释力和应用空间,它揭示了制度的动态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

从目前来看,关注制度与增长间关系最多的还是新制度经济学家｡正是他们的不懈努力,才使人们逐渐认识到研究制度与增长间关系的必要｡当然,其他一些主流学者也从相关研究中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如Schulley的经验研究就证明了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Jones and Keeper则用考虑有制度背景的影响模型和实证检验突出了这一点;Acemoglu,Johnson and Robinson发现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是互相促进的,两者并不能截然分开;而lener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Tomell和Eicher分别从产权制度和制度实施效率这个角度分析了内生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2][3][4][5]

除了国外学者的研究外,一些国内学者也在考虑制度与增长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如卢荻､沈坤荣､张军､林毅夫和雷钦礼等学者都对该问题做了一些研究｡[6][7][8][9][10]他们认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易于在短期内被人们观察到,而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表现不明显或者不易衡量,这可能是许多经济学家忽略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重要作用的原因之一;他们还从不同的视角考虑了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有国内的一些学者通过把制度因素引入到内生增长模型来进而揭示制度与增长的关系,如雷钦礼在其博士论文中做了一个尝试;刘红和唐元虎､皮建才,王泽填等青年学者也在这方面做了努力和尝试｡[10][11][12][13]但总的来看,关于制度和增长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还是一个不清晰的问题,本文就想换一个思路,通过检验当代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来揭示这一问题｡下面,本文就通过把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当作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来探究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二､转型指标的设定及量化标准

把经济体制转型作为制度变迁的实例来研究,首先必须量化转型指标｡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编制的改革进展指数(IRP)指标体系中,包括了企业､市场与交换､金融体制和法律改革4个领域的共10项指标｡在世界银行完成的《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From Plan to Market》)报告中,世界银行对经济转型进展与评估是分类独立进行的｡[14]世界银行对经济转型的评估集中在四个领域,分四大类着手考察,它们分别是自由化､财产权和私有化､机构以及社会政策｡

卢中原､胡鞍钢选择了投资市场化指数､价格市场化指数､生产市场化指数､商业市场化指数四个单项的市场化指标｡[15]国家计委课题组是从商品市场化程度和生产要素市场化程度进程测算向市场体制转型的程度,生产要素市场化程度按劳动力和资金市场化程度考察,劳动力程度由市场化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决定,资金市场化程度由银行信贷资金的市场化程度来近似反映｡陈宗胜等学者通过对企业､政府､市场三个方面的考察来测度市场化进程[16]｡

在构造转型指标时必须做到科学性和可行性的结合,即所构建的转型指标应该能够较好地反映出转型的实际进程和结果｡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呈现的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的趋势是同步的,这种耦合的趋势可以很好地揭示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经济转型)的内在关系｡在刻画中国经济转型的指标方面,我们参考世界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17]､陈宗胜等学者的相关研究,并结合国内外其他相关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见解,我们把反映中国经济转型的量化指标确定为以下四个方面(见图1):

(1)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水平(NL)｡本文用工业总产值(或增加值)中非国有工业的总产值(或增加值)来表示｡公式如下:NL:非国有工业的总产值(或增加值)/工业总产值(或增加值)｡

(2)市场化程度(ML)｡目前衡量我国市场化程度的方法很多,我们选取投资的市场化指数来表示,即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外资､自筹资金和其他投资”三项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来表示,公式如下:ML=(外资+自筹资金+其他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

(3)对外开放程度(OL)｡反映经济外向型的程度,本文采用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表示,公式如下:OL=(GDP-进出口总额)/GDP｡

(4)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GL)｡我们以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表示地方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的变化程度｡

参照ERBD对改革进展指数(IRP)编制所设定的权重系数和国内､外学者对上述指标重要性的排序情况,我们设定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水平(NL)､市场化程度(ML)､对外开放程度(OL)和政府干预程度(GL)对转型进展的刻画重要性分别为:0.4,0.4,0.2和0.2｡那么转型进程综合指数(TL)可以表示为(见图2):

三､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检验

我们可以用图3来表示经济增长指数与经济转型进展指数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仅从图中很难确定二者之间内在的关系,下面我们通过对二者之间进行协整和因果关系检验,来进一步确定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经济增长指数是指把GDP以1978年设定为100计算的各年可比价格比增长指数)｡

本文的实证检验分4个步骤完成:第一,利用单位根检验确定时间序列lnGDP(GDP指数数据的自然对数形式),和lnTL(经济转型进程指数数据的自然对数形式)的平稳性;第二,确定lnGDP和lnTL之间是否具有协整关系;第三,采用格兰杰因果性检验考察lnGDP和lnTL之间的因果关系;第四通过VAR模型进一步验证二者的内在关系｡本文所有检验结果均使用Eviews4.0计量经济分析软件进行了多次回归分析而得｡

1.变量平稳性检验

数据选取本文采用前文计算的经济转型进程综合指数和历年经济增长指数的变化数据作为样本数据｡lnGDP和lnTL按照有关数据计算而得,其中,以上2个变量均取自然对数,是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样本空间确定为1978―2004年,主要原因是想对中国整个经济转型期做一个全面和完整的考察｡

本文将利用单位根检验来确定lnIF和lnFDI两个变量的平稳性,具体采用的是ADF( 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方法,其模型为

按照AIC最小值法则选择最佳滞后期项数(2期),见如表2｡从VAR模型拟合结果也可以看出(见表3),经济转型确实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经济转型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一种较弱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的时间较长,且不会在短时间内衰减;而经济增长却是经济转型的内在决定因素,并且这种决定因素会在较短时间内衰减｡

LnGDP(经济增长)与LnTL(经济转型)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与单向因果关系,这从表1和表2的检验结果就可以看出,LnGDP和LnTL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即两者之间存在一个长期均衡增长关系｡由于LnGDP和LnTL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故GDP与TL之间也存在协整关系｡由表2和表3知经济增长与经济转型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即经济增长是带动经济转型的格兰杰原因,而经济转型并不是引致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但二者的协整关系和VAR模型也充分说明,虽然经济转型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但经济转型对经济增长确实能有一定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是长期的(如滞后1期与滞后2期影响系数比较接近)｡

四､结论与启示

很多人认为,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会起到决定作用,如中国的经济体制转型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现象｡但我们通过二者的内在关系分析却发现,结果恰好相反,正是经济增长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深化,而不是制度变迁决定经济增长｡这也说明诺斯的推论是有疑问的｡当然,经济增长与经济转型之间存在的协整关系也说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存在长期相关关系,但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却不是决定性的｡

我们再透过20世纪末期以来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转型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在经济转型问题上提倡“华盛顿共识”的学者认为,所有的经济问题实际上都是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而市场无疑是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最有效的方式,通过一系列快速走向市场化的策略,转型国家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成功走向市场体制｡但事实证明“华盛顿共识”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其中主要原因是由于把目光局限在“为转型而转型”的狭隘目标以及忽略增长取向的实现途径上｡本文的研究也说明,经济增长对经济转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只有把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同步考虑,只有在增长中来推动转型才是有效和重要的｡而这正是“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内在涵义｡

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告诉我们,为了经济增长而重视制度创新是必要的,但过分倚重制度创新来达到经济增长的决策是没有根据的｡制度变迁并不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说明在推动经济增长中仅靠制度变革是行不通的,必须通过制度变革达到提高有效劳动､资本存量和技术进步改善才能达到｡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和VAR模型关系也说明,在经济增长中制度变迁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但这种作用还是不能忽视的,并且制度因素还会通过对其他增长因素的影响来长期影响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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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中国经济转型论文范文

关键词 六西格玛（6%l）地方高校 专业人才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众所周知，高校的三大职能是：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对于地方高校来说，培养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应用型人才是首要任务。

1经济转型背景下高校人才培养面临的挑战

中国经济转型，不仅对中国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也对中国高校的人才培养带来了极大地冲击。人才培养的质量，撇开生源质量不谈，主要取决于人才培养的定位和培养方案的实施。

首先，人才培养的定位。高校人才培养的定位的过程就是不同高校差别化发展的过程，不同发展层次的高校如何通过特色定位寻找差别、识别差别并显示差别，即显示自己的发展特色的过程。当前，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我国应用型高校特色定位差异化发展，目的是为我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培养不同层次的应用型人才。同时，定位问题也关系到地方高校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其次，培养方案的实施。专业培养方案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培养目标；二是培养路径。培养目标是根据学校的定位，由上级教育主管部门作出原则性规定，各高校之间即使有些差异也不会很大。而培养路径则是培养目标的具体实施。在这一实施环节上，各高校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有的高校能很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紧盯市场就业需求的变化，及时地调整人才培养路径；有的高校虽然由于机制的原因对市场变化的反应慢半拍，但基本上也能跟上市场发展变化的节拍；然而有些学校却不然，固守已制定的培养流程方案，轻易不愿也不敢改变，具体地讲，是领导不考虑改，教师不敢改，学生不可能改。试想，一套按照统一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任务书及统编的教材制定的培养方案，且是在新生入校前就拟订好的，怎么能适应4年后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如当下中国经济转型的发展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冲击。这种缺少柔性的培养方案，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千人一面”甚至“千校一面”，大学毕业生就像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只有共性缺少个性。这些学子们也许能胜任一个具有一定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要求的工作岗位，但是却很难应对新形势、新情况，甚至是新危机的挑战。其结果必然是一些高校的毕业生不受企业的欢迎，不被社会所接受。

当前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对我国高校来说，无疑是一次挑战，但同样也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我国高校应抓住危机带来的机遇，在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加快教育改革与教育体制的创新，根据国内外就业市场的新情况、新需求，构建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2将6%l管理方法引入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建立

六西格玛（6%l）管理法是一种统计评估法，核心是追求零缺陷生产，防范产品责任风险，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市场占有率，提高顾客满意度和忠诚度。6%l管理既着眼于产品、服务质量，又关注过程的改进。“%l”是希腊文的一个字母，在统计学上用来表示标准偏差值，用以描述总体中的个体离均值的偏离程度，测量出的%l表征着诸如单位缺陷、百万缺陷或错误的概率性，%l值越大，缺陷或错误就越少。6%l是一个目标，这个质量水平意味的是所有的过程和结果中，99.99966% 是无缺陷的，也就是说，做100万件事情，其中只有3.4件是有缺陷的，这几乎趋近到人类能够达到的最为完美的境界。6%l管理关注过程，特别是企业为市场和顾客提供核心价值的过程。因为过程能力用%l来度量后，%l越大，过程的波动越小，过程以最低的成本损失、最短的时间周期，满足顾客要求的能力就越强。

概括6%l管理方法的特点是：

（1）它是一种统计评估法，核心是追求零缺陷生产；

（2）它既着眼于产品、服务质量，更关注过程的改进；

（3）它是用以描述总体中的个体离均值的偏离程度，测量出的%l表征着诸如单位缺陷、百万缺陷或错误的概率性；

（4）6%l是一个目标，一个期望的目标，这个质量水平意味的是所有的过程和结果中，99.99966% 是无缺陷的。

我们把大学人才培养过程，视为产品的生产过程，我们期望高校以6%l目标来培养市场所需要的人才，符合市场需要的人才即为合格产品，反之，则为不合格产品或半成品。6%l管理方法既着眼于产品的品质、服务质量，更关注过程的完善和改进，其重点是将所有的生产作为一种流程，采用量化的方法，分析流程中影响产品质量的因素，并找出主要因素，进而制定有效的措施加以改进，达到提高产品合格率的目的。

引入6%l管理方法构建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出发点是，以市场为导向，为社会、为企业提供合格的人才；着眼点是，关注人才培养过程的不断改进、调整和完善，建立柔性人才培养体系；宗旨是，让每一位学生都能获得成功。

借鉴6%l管理法，构建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2.1以市场为导向，建立柔性人才培养方案

6%l管理方法的核心是追求零缺陷生产。依据这一管理原则，学校需要对每一位学生量体裁衣的制订成才计划。从尊重市场多样化人才需求出发，采用柔性人才培养流程，即可调节、可变通的人才培养路径。高校除按有关规定开设公共必修课，专业、专业基础必修课外，各校可根据自身的情况，从大二或大三开始（3-5学期），学生可根据自身的特点，依据市场需求变化的情况，选择考研方向或就业方向等。学校对每一位学生可采用柔性培养方案，因材施教，分类培养。

2.2根据社会发展和市场的需要，及时的调整专业方向和课程体系

6%l管理法既着眼于产品、服务质量，更关注过程的改进。借鉴这一管理方法实施高校人才培养，必须根据社会发展和市场的需要，及时的调整专业方向和课程体系。专业建设和学科建设，是高校建设的首要任务。学科偏重知识体系的划分，而专业则偏重社会职业领域，通常一个专业可能要求有多个学科综合，而一个学科可以在不同的专业领域中应用。高校既然是为社会、为市场培养人才，那么市场需求的变化就是方向标，专业方向的调整是通过课程体系的调整和完善来实现的，也就是要对专业核心课程、主干课程、课程群以及选修课程等进行整合、调整，以适应社会发展和市场的需要。

2.3加强实践教学课程，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

六西格玛是一种统计评估法，为了达到6%l，企业首先要制定标准，在管理中随时跟踪考核操作与标准的偏差，不断改进，最终达到6%l。借鉴这种管理方法，各高校在基于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成功的理念下，制订出不同要求、不同层次的人才培养方案。人才培养方案需特别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及达标要求。对于很多学生而言，不能顺利就业，并不是他们所掌握的基本理论和知识水平不够，而是实践能力的缺失，尤其是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不强。为此，有必要加强实践教学课程，通过理论与实践教学的有机结合，培养出厚知识、宽口径、会动手、有能力的人。

3以市场为导向的柔性人才培养模式的实现

确立以市场为导向的贸易人才培养模式，首先必须确立新的人才观念，即高校培养的人才，一定是被市场认可的、接受的。因为只有当人有了使用价值，才会有价值。我们认为，以市场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实现的具体思路和方法是：

（1）确立让每一位学子都能成功的理念，并实施柔性培养方案。倘若我们已确立了“让每一位学子都能成功”的理念，那么，自然而然的就会因材施教，实施柔性的、不同层次的人才培养方案，使每一位学生有必要，也有可能成为社会不同需要的人才。

（2）强化证书教育，让学生多一张就业的“门票”。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许多企业及用人单位对人才判断的另一个重要标准是，毕业生是否获得国家、省、市各级权威机构颁发的证书，如注册会计师、汽车维修工程师、二手车评估师等，针对市场这一实际需求，高校尤其是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有必要在课程体系中融合一些职业证书的考核内容，这不仅满足了有意愿拿证书的学生的要求，而且为所有学生提供了有明确实训目标、训练内容、考核标准的可操作的实训课，它能较好的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鼓励学生将毕业论文的选题与就业方向结合起来。本科高校毕业论文的教学环节特别强调一个过程，时间上覆盖一个学期，以此要达到以下目的：满足教学基本要求，能充分体现本学科、本专业的培养目标，并能使学生得到比较全面的训练；选题应与社会、生产、科研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完善的实际相结合，选题应来源于实践，又能指导实践；难度和分量要适当、适中，使学生经过一定的努力，能在规定时间内很好地完成；要因材施教，不同的学生不同的选题，有利于各类学生均能提高水平和能力，鼓励学生有所创新、有所发现。这些目标的实现，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有助于学生应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经济的挑战。教师要特别鼓励学生将毕业论文的选题与就业方向结合起来，这将有助于学生就业目标的实现。

（4）加强校外实习基地的建设，增强师生的社会服务意识。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企业对科技需求，催生科技成果的迅速转化。高校教学基地、科研基地、产学研校企合作基地、产业化基地、人才培养基地，以及校外实习基地的建设和完善，正是适应这一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学生在校外实习基地工作，能零距离地接触社会，接近市场，并能将课堂上所学到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运用于实践，这能有效地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外，借助实习基地的平台，也能有效地增强师生社会服务的意识和社会服务的能力。

（5）重视“双师型教师”的培养和使用。对双师型教师的理解主要有两种：一是“双职称型”，即教师在获得教师系列职称外还取得另一职称，如经济师、工程师、工艺师等；二是“双素质型”，即教师既具备了理论教学的素质，也具备一定实践教学的素质。但不管是哪种概括，双师型教师都是指复合型教师。双师型教师对于应用型本科院校培养工程技术人才显得尤为重要。为此，应十分重视“双师型教师”的培养和使用。没有合格的教师，就很难有合格的学生。加强对双师教师的培养和使用是高校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的保障。

总之，从6%l管理理念出发，我们可以把高校的人才培养过程看成是企业的生产流程。为了实现让每一位学生都能获得成功的人才培养目标，我们引入6%l管理法，以市场为导向对学校的培养目标、培养方案进行科学评估，同时也借鉴6%l管理法对人才培养的过程进行不断地改进和完善，目的是使高校培养的人才能更好的与市场对接。

参考文献

[1] 丁学良.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2）.

第3篇：中国经济转型论文范文

【关键词】人力资本 经济增长 分位数回归

一、引言

当前，当前我国已迈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处于经济社会发展和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经济体制内部出现障碍，中国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到现在，依靠的主要发展模式是以吸引外资、廉价劳动力以及迎合外部需求的生产导向为基础的旧有模式。但是现在这种模式潜力已基本耗尽。中国人口老龄化非常迅速，人口红利逐渐丧失。经济增速放缓，现有发展模式的弊病达到了高峰。

经济转型迫在眉睫，其中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

二、数据与模型

本文数据完全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统计标准一致。其中，人力资本通过不同受教育程度人口比例乘以各自受教育年限计算而得。受教育年限的折算参照陈钊、陆铭、金煜（2004）相关论文的处理方法：大专及以上以16年计，高中以12年计，初中以9年计算，小学以6年计。其中1989年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未对1988年“按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分的6岁及6岁以上人口”进行统计，本文通过插值法测得。

分位数回归方法，其主要目的是要区分在条件分布的不同位置，自变量将会对因变量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从理论角度看，分位数回归是一种基于因变量的条件分布来拟合自变量的线性函数的回归方法，它是对古典条件均值模型为基础的最小二乘的拓展。分位数回归是利用被解释变量的条件分位数来建模，通过最小化加权的残差绝对值之和来估计回归参数。

与最小二乘法提供的平均数字相比，分位数回归能够提供许多不同分位数的估计结果，因变量的整个分配效果就得以清晰地阐释，甚至可以对数据异质性问题进行处理。

估计人力资本产出弹性的回归方程为：lnY=lnA+αlnK+βlnL

+γlnh+μ。

三、实证分析

对数据进行分位数模型回归得到结果如下表

表3 分位数回归结果

四、结论

从上表回归结果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OLS系数接近于五个分位数系数的平均值0.0922。这符合预期的OLS是一个平均性的回归分析。

从具体分为数的值，我们可以发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视为一个钟形影响结构，即低分位和高分位处较中位数影响较小。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并不是人力资本越高和约低越好，而是适中人力资本水平能对国家经济增长产生更为大的影响作用。当人力资本水平从较低端上升的过程中，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一个逐步增长的趋势，直到达到一个峰值。然后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增长，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反而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当人力资本水平达到极端高时，其对经济增长居然呈现负的影响。这意味着人力资本水平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一样，是越高越好。正如微观经济学中的最优均衡而言，又如公共物品的最优提供，或者税收理论中的餐桌曲线理论。

这样的结果又仿佛在意料之中，这正验证了哲学理论中的度的原理，或者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过犹不及之理。

从而对此实证分析给予我们的政策建议是，目前而言我国人力资本的发展水平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仍处于较低水平。因此，在国家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可以大力推动教育体制改革，加大教育资源输出，提高我国人力资本水平，进而推动经济发展。但要想使人力资本充分发挥作用，促进国家持续平稳发展，并不是投入越多越好，而是将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到一个相对适中的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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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中国经济转型论文范文

关键词：消费结构；模型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2）06-99 -02

一、引言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全球产业结构呈现出从“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总趋势。全球产业结构转型推动着发达国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65%上升到2005年的72%，服务业就业人数甚至超过第一、二产业的总和。

然而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之下，产业结构以重工业为主导，服务业长期处于较低的竞争力水平。如今，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贸易保护主义亦有抬头之势，外需疲弱，仅仅依靠工业化已经难以保证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因此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当前面临经济转型和消费结构转型的需求，我国既要不断拓展与制造业相配套的生产者服务业，亦不能忽略消费者服务业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我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性纲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将扩大消费需求，发展消费者服务业放在了战略性的高度，提出“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居民消费预期，促进消费结构升级，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使之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稳定动力，推动特大城市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在政策导向、人口结构变化的双重扶持下，我国居民消费正在向第三次升级迈进，消费数量级也已经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消费观念的升级正推动消费结构沿着衣食住行的路径逐步趋于高端化。以解决温饱为基础的消费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精神需求，消费者服务业自身的结构升级和高端化发展，将会带领未来新一轮的经济增长。

二、消费结构与转型理论

刘世锦（1998）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消费者导向的经济，消费始终是整个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国民经济的复杂表现在其具有的循环特性上：收入增长促进消费结构升级，进而引导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加之技术进步等外力因素的影响，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水平的提高。而这样的结果又会进一步提高居民收入，从而为消费结构的升级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因此，本文将从消费结构升级的角度研究消费者服务业的发展趋势以及经济增长的关系。

消费结构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人们在消费过程中多消费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消费资料的比例关系。收入水平是影响消费结构是重要、最基本的因素。收入的提高带来购买力的增强，使消费可能在外延上和内涵上扩大，从只满足最基本的消费需要向更高层次的需要升级，使得消费结构发生变化。消费结构的划分标准主要有三种：按照满足人们消费的需求禀赋分为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按照支出用途分为衣食住行等；按消费对象的不同分为个人和集体消费。

消费结构升级能够引起相应的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促进消费品产业结构高级化。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需求的重心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移动，从易耗消费品向耐用消费品转移，从低档的生活必需品向中高档消费品乃至奢侈品转移。《消费品工业发展战略研究》一书中将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归类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消费目的是解决温饱问题，第二阶段消费重点转向非生活必需品，第三阶段是从数量消费转向高质量、定制化、服务性的产品。对应不同阶段，产业结构也由低向高升级。从第一阶段的纺织业、食品业为主导，到第二阶段中家电、家具、塑料制品等耐用消费品工业的极大发展，再到第三阶段个性化消费和高端服务业满足人们的“高尚需求”，从而使得文娱产业、生物保健产品、高档饮料乃至奢侈品取得较大的发展空间。

三、居民消费结构模型分析

（一）模型的构建

1、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

学界通常采用恩格尔系数法和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LES模型）进行消费结构分析。与恩格尔系数仅揭示特定发展阶段的收入和消费结构关系所不同，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考虑了消费需求和价格因素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能够全面反映消费领域的相互关系。

1973年Liuch在Stone（1954）的效用需求函数基本形式基础上，改进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模型为：

（1）

其中pi、pj是第i、j种消费品的价格；I表示收入，βi是边际消费倾向，qi表示第i种商品的实际需求量； ri表示可维持生活的第i种商品的基本需求量。该模型表明，在一定收入和价格水平之下，消费者首先满足其对某种商品或劳务的基本需求piri，在余下的收入 中，按照βi的比例在消费第i种商品和储蓄之间进行分配，消费者的边际储蓄倾向为 ，且有0＜βi＜1， 。

改写式（1）为：

（2）

其中ui是随机扰动项，定义 。对式（2）应用最小二乘法，可以得到变量的参数估计值，同时可得 。

（二）实证分析

第5篇：中国经济转型论文范文

关键词：分工；专业化；多样化；内生

关于分工的话题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由诸多哲学家所探讨。其中色诺芬是第一个阐述劳动分工重要性的思想家，在《普鲁士的教育》中，色诺芬肯定了分工对于产品制造的重要意义。他同时强调了分工与市场的关系，劳动分工会提升商品价值。该时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也从个人发展等方面提到了分工的重要性。重商主义时期，威廉配第是第一个认识到了分工对于提升产品生产效率和商品价值的巨大作用，他将分析视角放到了制造业的不同环节上，并认为分工会引起制造业效率的提升。在他的思想中，首先提到了通过分工专业化，可以将产业放到某地而发展，这样会节约运输费用。

斯密在《国富论》中首次对分工进行了系统性研究。他肯定了劳动分工对劳动生产率的巨大提升作用并分析了该机制的形成原因：劳动者因工种的分工而孰能生巧，效率提升；节省了转换工种的适应成本等。引起分工的原因在于人的交换倾向，分工受限于市场规模（交通运输、人口等）―斯密定理（杨格，1928）。斯密理论中已经蕴含了分工深化与经济增长的动态机制的雏形。

按照斯密定理，分工的不断深化必然会导致效率的进一步提升，以致达到市场垄断，这引出了“斯密悖论”―既然是市场限制了分工，那么典型的产业结构就是垄断；按照一般均衡理论，产业结构却应是竞争的。

马歇尔提出了“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的概念以解决分工演进与竞争性产业结构的不相容问题。内部经济是指企业自身生产规模扩大而使生产效率提升；外部经济指企业规模扩大对该企业以外的产业内企业的有利影响。当收益递增是因外部经济引起时，收益递增与完全竞争能够相容；收益递增是因内部经济引起时，企业因企业家才能等原因具有衰亡周期，也不会导致产业垄断。

杨格（1928）对分工与报酬递增之间的动态机制做了开创性研究，他摈弃了马歇尔对斯密悖论的静态均衡化研究尝试，并对斯密定理做了延伸。其主要理论贡献在于：（1）从整个经济范围而不是单个产业来看待分工，将产业间分工的动态演进与报酬递增联系起来，报酬递增即源于分工的不断深化；（2）分工的最主要体现在于迂回的生产方式和产业间的分工；（3）分工受市场限制，市场的关键限制因素在于购买力，购买力又取决于生产能力，生产又取决于分工的水平，即“分工取决于分工”，分工与市场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杨格突出强调了产业间的依赖性，将分工视角放到了全经济的产业分工上，经济增长的报酬递增机制即是产生于产业体系内中间产品和产业迂回程度的增加之上的。

杨格动态化地处理了“斯密定理”，其研究范式也启发并催生后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罗默（1987）继承了杨格产品多样化分工的思路，通过模型分析（D-S生产函数）说明了垄断竞争条件下，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其模型中经济分为中间产品部门和消费品部门，中间产品品种的增加提高了消费品厂商的生产率，因此对于消费品厂商来说，中间产品多样化产生了外部经济效应，从而证明了以产品品种增加为表现形式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内生增长的源泉。

在罗默（1990）的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模型中，消费品的产量取决于中间产品的投入、人力资本和劳动，表明了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投资二者共同决定了经济增长。而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1991）、杨（1993）从消费品品种的增加来分析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罗默等人将分工与知识积累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认为分工水平和技术进步速度的主要决定因素不是市场容量，而是生产新知识所需的固定成本。固定成本的降低有助于提高经济的分工水平。生产新知识的固定成本随社会知识存量的增加而降低，因此知识的不断积累将推动分工演进和经济增长。

杨小凯和贝克尔等人的研究则继承了斯密分工专业化的思路。贝克尔―默菲（1992）将单个部门内部的劳动分工作为内生变量，把分工看成是生产专业化程度的加深：一方面，经济个体的知识水平影响着分工对生产水平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分工又促进着知识积累。知识的积累和分工协调成本决定了分工深化水平，分工深化是报酬递增机制产生的原因。杨小凯、黄少安（1991）使用超边际分析方法，从专业化分工角度探讨了劳动分工的内在演进机制与经济内生增长的相互作用。在其模型里，个体的劳动分工与专业化水平取决于交易费用和分工收益的比较，每个行为者是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人们能够通过比较自行选择更有效的分工结构，进而提高生产效率。其理论说明了分工演进是一个自发性的循环，经济增长得以在分工深化下内生。

可以看到，上述经济学者将分工的一个方面，专业化或是多样化进行了详尽的理论研究。但全面地理解分工理论，就务必需要从两方面来全面对待。无论对于个人的工种，企业还是产业，乃至地区、国家，专业化和多样化分工都是不可分割的。只有具备了专业化的前提，才会有多样化分工的出现；而一旦出现了专业化分工的趋势，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多样化便是必然。作为一个个体，务必要让自己成为专业性人才，全社会才会形成人才的多样性，也只有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才会具备人力资本内生的可能；一个企业只有在自己具备优势和专长的领域内专业生产，才会有创新的内生动力；一个区域在发展之初专注于生产自己具备外生相对优势的产品，才会迅速转变颓势，快速发展，为积累内生相对优势做好准备。而我们当前的经济转型即在于从依赖相对优势（廉价劳动力资本、资源禀赋）转到优势内生化上来，这体现在人才的专业化素质不断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产业从国际贸易低端向高端迈进等方面。（作者单位：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第6篇：中国经济转型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 社会转型伴随管理转型。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加快,必然要求建立符合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本文从这一实践出发,结合传统文化、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和制度因素,提出符合市场经济本性要求的企业内部和外部合理有效的制度建设以及在此基础上企业家择优机制的形成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的关键。

    一、引言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实践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提出了建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理科学的迫切性。但是,学界仍然在延用20世纪80年代初以管理二重性为理论基础,提出的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管理科学建构指导思想。其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并未深入探讨以我为“主”的内容究竟有哪些,如何判断和选择众学之“长”,怎样才能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可操作性管理模式。笔者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建构需要从制度基础和传统管理文化因素的相互关系角度出发,建构各种管理文化因素有筛选取舍功能的制度结构。

    二、西方管理理论在转轨时期应用研究

    进入市场经济进程以后,但是,我国在现实管理活动中深受自身独特的文化积淀的影响。而这种文化积淀,是缺乏社会化大生产和高度专业化分工基础的中国农业社会管理思想的延续,浸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实质。从现实来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就是由单一计划型结构向市场契约型多元结构的转变。经济多元化的出现导致单一利益关系的分化,形成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经济利益多元化。市场经济进程表明,利益分化除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体制内经济利益分化以外,中国社会还存在体制外的利益分化,即一些人、群体或集团,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和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凭借手中政治地位、经济势力及支配资源的特殊权力,利用非市场化方式,通过不公平手段获取额外财富,形成具有投机性、排他性的既得利益集团。究其实质,则是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双向寻租行为。尽管寻租行为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中同样存在,但是我国转轨状态使这种行为差不多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非规范经营行为与寻租行为越重,则政府收益越少,而部分政府官员个人的收益与寻租成功的企业的收益却越多。于是企业与政府之间就会出现相互报酬递减的关系。这是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陷入长期落后的陷阱的重要原因。分析表明,西方国家在市场经济发育成熟的经验基础上总结概括出来的管理科学,在现阶段我国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大都缺少现实的基础。

    三、传统管理思想在转型时期应用分析

    反观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其价值取向与市场经济社会的价值取向可谓格格不入。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本主义,把个体价值归结于社会价值,倡导重义轻利。但是,以功利主义为原则的市场经济却认为唯利是图是永恒不变的人类本性,强调”经济人”假设的普遍适用。再者,以孔孟之道为主的古代管理思想,主张三纲五常伦理模式为核心的等级制度,宣扬专制式人治主义。而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契约型经济,崇尚以法治国,重视共同的契约式约定上升为国家意志的过程。而在具体管理模式上,中国古代管理方略经历了春秋战国的雏形期和秦汉以后定型期两个阶段。前者主要包括:德治教化的儒家思想;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严法律民、以法治国的法家思想以及兼爱非攻、兼爱交利的墨家思想。后者则逐步形成以”儒学为主”、”道法相辅”为学派结构的中国古代主干管理思想。其后虽多有变化,但终未越出以儒家的”德治教化,修身治国”作躯干,添加”援道入儒,无为而治”、”阳儒阴法,德主刑辅”为两翼的内圣外王管理模式。很明显,管理知识一直未能与治国思想分离而成为专门的科学知识,强调的是以平均和共存为特点的有序、统一、稳定的内部和谐状态。因此,难以胜任市场经济时期中国管理的重任。在提倡竞争、创新和科学精神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以求和谐、中庸为代表的古代管理模式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四、操作模式的建议

    本文赞同在探求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过程中,广泛吸取多种管理创新资源,从中国现代独特的价值、文化视角去发掘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和中国古代以“治国之道”表现出来的管理文化。但是,必须强调这种文化的汲取必须由新的企业产权制度的安排来起主要作用。由于该制度的功能机制却在于企业家作用。现代产权制度的构建需要众多的真正的企业家在实实在在的经营实践中去探索、去博采众家、融贯中西推陈出新。为此,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不仅要求符合市场经济本性要求的企业内部和外部合理有效的制度建设,而且与完善企业经营者择优机制是不可分的。在这种择优机制的作用下,优秀企业家的涌现不是靠亲情关系的提拔,不是靠行政式的领导赏识,而是靠制度性的竞争,以优胜劣汰的规则产生。因此,建立在现代企业制度上企业家择优机制的形成是西方管理科学得以真正移植,并能同中国传统文化因素相融合而达到建构中国自己的管理科学的充要条件。

    另外,在具体操作模式中,既要极力营造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又必须强调允中谐协、知权通变。以平等、开放、宽容的态度对待古今中外的一切管理知识,从西方管理科学和中国古代管理文化中分析、剥离出各种不同的观点、思想,审时度势,在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根本判断标准基础上,将他们应用到实际管理中去,最终建立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

    参考文献:

第7篇：中国经济转型论文范文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结构转型;区域经济增长;供给侧改革

一、 引言

自2014年经济“新常态”概念提出以来，我国经济进入了“双去”（去产能、去杠杆）叠加、“三低”（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并存的“新常态”，宏观经济形势不容乐观，表现为生产成本不断上升、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市场机制运行不畅，出口导向型增长难以持续等问题。2015年我国GDP同比增长6.9%，经济增速整体处在回落后趋稳的弱势状态，总量增速弹性很小，传统产业尚未找到新的增长模式，尤其是区域经济发展失衡，从而导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困难。

从长期经济发展来看，“新常态”经济应该最终表现为区域产业经济圈、创新型企业成为经济主要推动力、传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发展出现新的增长点，传统产业形成可持续发展模式等。然而，就目前中国经济形势而言，寻找新常态的“”才刚刚开始。宏观经济处于增速换挡期，劳动力人口占比不断下降，资本成本逐步上升，人力资本及产业附加值增长缓慢，全要素生产率逐渐下降，并且传统投资领域大多面临产能过剩，发展空间有限。解决我国区域经济失衡、促进经济结构转型是促进“去产能、去杠杆”供给侧改革的关键。因此，本文基于产业结构转型视角，对“新常态”下中国区域经济结构差异化进行分析，探究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源配置的有效途径。

二、 文献综述

从已有文献来看，国内学者大多对“新常态”的特征、经济表现、形成机制等进行研究，但是，对“新常态”背景下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及结构转型的研究，还缺乏实证数据分析的支持。如李扬、张晓晶（2015）从产业周期视角，研究新常态经济面临的问题，并建议通过提高创新驱动力、调整产业结构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效率的提高。金碚（2015）指出要形成“公平-效率”的“新常态”关系，促进经济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动”向“创新驱动”发展。刘伟和苏剑（2014）建议采取以供给管理为主、需求管理为辅的定向“微刺激”政策体系，促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的实现。齐建国等（2015）指出，在经济增速换挡过程中促进消费、投资、进出口的“三驾马车”平稳转型长。此外，陈彦斌（2014）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果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微刺激”政策效果已经出现“边际递减”效用，应该加强对供给侧改革的支持力度，优化产能配置，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此外，国内外学者围绕产业结构差异、溢出效应、增长效应及作用路径等深入研究，发现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存在一定联系。如Xiu等（2014）证实了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变存在滞后性，城乡要素错配阻碍了城乡产业结构调整。干春晖等（2011）指出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侯新烁等（2013）通过测算经济结构转变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产业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速的影响，并建议统筹考虑周边地区的发展路径，实现“区域板块”的经济增长。袁江和张成思（2009）分析中国的经济周期与经济结构的关系，发现经济总量扩张伴随着结构转变。陈晓光和龚六堂（2005）则证实了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变之间的关系类似于“驼峰型”。项俊波（2008）将区域经济结构、投资、消费、金融、国际收支等指标纳入中国经济结构失衡指数，并用宏观数据进行论证。由此看出，新常态下我国区域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文献仍处于空白。因此，本文将通过多元回归分析、聚类分析法对我国产业结构失衡进行研究，为区域经济格局转型提供借鉴。

三、 实证检验

1. 样本来源与选取。本文基于产业结构转型视角，选取WIND数据库中2015年我国29个省及直辖市的宏观经济数据，将影响因素设定为第二产业占比（x1）、第三产业占比（x2）、城市化程度（城市人口占该省份总人口的比重，记为x3）以及民营经济发展水平（非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总产值占该省份工业总产值比重，记为x4），建立经济发展函数为，其中Y=f（x1、x2、x3、x4）为该省份人均GDP。

2. 偏相关性分析。我们对人均GDP、x1、x2、x3、x4进行偏相关性分析，得到各个指标间的偏相关系数：（1）人均GDP和第二产业占比、第三产业占比、城市化程度以及民营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系数分别是-0.131 9（P=0.495 2）、0.639 0（P=0.000 2）、0.940 3（P=0.000）、0.265 7（P=0.163 6），人均GDP和第三产业占比及城市化程度具有显著较强的正相关性;（2）第二产业占比和第三产业占比、城市化程度以及民营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系数是-0.576 1（P=0.001 1）、-0.290 9（P=0.125 8）、0.398 7（P=0.032 2）;（3）第三产业和城市化程度、民营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系数分别是0.695 6（P=0.000 0）、-0.192 5（P=0.317 2）;（4）城市化程度和民营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系数是0.179 2（P=0.352 4）。

由此看出，城市化程度和人均GDP相关系数高达0.940 3，城市化进程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刺激作用明显;第二产业比重和第三产业比重、民营经济发展程度也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城市化程度受人均GDP、第三产业发展程度影响较高，表现为显著的正偏相关系数;但是，民营经济发展程度目前主要依赖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对于民营经济拉动作用不足。

3. 回归分析。为了进一步探究所选宏观经济指标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我们对人均GDP及自变量x1、x2、x3、x4进行对数化处理后，并进行回归分析：

LnPGDP=3.101 4+0.2733 2x1+0.204 4x2+1.734 2x3+0.289 8x4

（16.29） （2.39） （1.03） （10.27） （1.26）

R2=0.910 1，F=60.71。

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方程拟合程度较高（R2=0.910 1），回归显著性较好，在影响人均GDP的宏观经济因素中，城市化水平的贡献度最高，其次分别是民营经济发展水平、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这也说明我国区域经济结构失衡、民营经济对经济贡献率不足。

4. 聚类分析。根据Hollis B. Chenery（1986）提出的工业化阶段理论，对工业经济发展阶段划分如下：准工业化阶段（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工业化阶段（工业化初级阶段、工业化中级阶段、工业化高级阶段）、后工业化阶段（发达经济初级阶段、发达经济高级阶段）。由此，根据x1、x2、x3、x4四个宏观指标，对我国29个样本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现状进行聚类分析（采用软件为STATA），以便区分不同经济结构类型（见表1），分析结果如下。

（1）第I类包括我国三大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人均GDP都在10万元以上，已经进入发达经济初级阶段（Chenery第5阶段）。从产业结构来看，3个直辖市第一产业占比仅在1%左右，远远低于其它省份水平;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其规模已远远超过第二产业，尤其是北京的第三产业占比甚至高达79.7%。同时，3个直辖市的城市化程度普遍较高，位于82.3%～89.6%之间，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但是，民营经济发展水平不足，以北京为例，其民营经济发展水平占比为48.7%，不及江浙地区。

（2）第II类包括浙江和江苏。作为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省份，该两省人均GDP在2015年达到7.8万元～8.8万元，进入了工业化高级阶段（Chenery第4阶段）。从产业结构来看，第一产业占比很小，仅为5%左右;第二、第三产业发展程度类似，所占比重均在45%左右，且第三产业占比呈现增长态势。另外，城市化程度远远低于第I聚类，处于65%左右，达到中等国家水平。但是，浙江和江苏两省的民营经济发展程度是全国最高水平，在72%～74%之间，对经济贡献率很高，是该省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3）第III聚类包括福建、广东、辽宁和山东。这些省份正处于从工业化中级阶段（Chenery第3阶段）迈向工业化高级阶段（Chenery第4阶段）的过程中，是我国重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人均GDP在6.4万元～6.3万元间，第二产业仍然处于核心地位，第三产业也具有了相当的比重。但是，城市化水平较低，在46.1%～52.8%之间。民营企业发展也十分迅速，有望成为该聚类新的增长动力。

（4）第IV聚类包括重庆、吉林和湖北，集中于我国中西部内陆地区，人均GDP在5.1万元～5.3万元之间，均处于Chenery第3阶段，即工业化中级阶段。第三产业发展较为缓慢，尤其是吉林省第三产业比重仅为37.4%、民营经济占比为28.5%。该区域的城市化程度较低，民营经济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贡献。但是第三产业发展不足、民营经济占比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这些省份的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速的提高。

（5）第V聚类主要包括我国的中西部省份，其中西部省份4个，中部省份1个，人均GDP在4.0万元～4.8万元之间，尚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Chenery第3阶段）。第一产业比重在8.6%～23.1%左右，尤其是海南的第一产业占比高达23.1%，该比重在全国仅次于黑龙江的46.4%;第二产业对区域经济贡献率较高，内蒙古及陕西均超过50%。此外，民营经济对经济贡献率不足，严重阻碍了经济结构的转型，经济发展欠缺新增长点，城市化发展水平较低。

（6）第IV聚类包括我国7个东中部省份，包括黑龙江、河南等。这些地区人均GDP在3.5万元～3.9万元之间，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Chenery第3阶段），且第一产业占比较高，尤其是作为东部老工业化地区的黑龙江，第一产业占比高达46.4%，是全国最高值;第二产业是该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除黑龙江占比20.5%外，其余的第二产业普遍占比在40.1%～51.5%之间;民营经济发展不足，城市化进程处于中西部的平均水平45%左右。总体上，这些省份经济发展水平较沿海地区低，且私营企业发展停滞，经济仍以重工业为主，结构化转型难度较高。

（7）第VII聚类包括贵州、云南和甘肃，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人均GDP仅有2.6万元～3.0万元左右，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的起步期。第一产业占比普遍高于10%，第三产业发展水平较低，第一、二、三产业结构在15∶55∶30左右，工业经济较为落后。同时城市化水平较低，民营企业占比仅在26.6%～32.6%左右，总体上，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工业化水平有待提高。

四、 结论及建议

本文通过对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均GDP、第二产业占比、第三产业占比、城市化程度以及民营经济发展程度进行回归分析和聚类分析，得到主要结论如下。

（1）偏相关性结果显示：城市化程度和人均GDP相关系数高达0.940 3，城市化进程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刺激作用明显;第二、第三产业、民营经济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相关性;城市化程度受人均GDP、第三产业影响较高，但民营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刺激作用不足。

（2）多元回归结果显示：在刺激区域经济发展上，城市化水平的贡献度最高，其次分别是民营经济发展水平、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

（3）聚类分析显示：北京、上海、天津已经迈入发达经济初级阶段（Chenery第5阶段），城市化水平较高;浙江和江苏是工业化高级阶段（Chenery第4阶段），民营经济发展程度最高;其余省份多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Chenery第3阶段）;贵州、云南和甘肃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的起步期，普遍以第二产业为主，民营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基于以上分析结果，对当前“新常态”背景下我国产业结果转型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发挥产业结构优化在改善区域经济失衡、刺激经济增长中的主导作用。优化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是区域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同时，建议完善中西部地区的生产力布局，依照当地资源优势建立支柱产业，推动民间资本对基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拉动作用。

第二，放宽对科技型、创新性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条件，加大优惠政策的鼓励力度，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便利的融资渠道和产业引导，特别要鼓励民企通过联营、参股、控股、特许经营等方式联合国企，形成混合型企业集团。同时，鼓励社会资本如VC（风险投资）、PE（私募股权）的投资，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融资渠道。

第三，以改善供给结构为重点，促进社会资源从劳动密集型产业流向知识、资本密集型产业，加快区域资源整合。在技术要素供给方面，提高企业的科研创新成果的转化和研发能力;在资金要素方面，实现由政府引导为主、社会资本为辅的产业引导体系，促进民间资本对产业升级的带动，加快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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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中国经济转型论文范文

论文摘 要：介绍中国电力行业规制历程，结合电力行业发展现状及现阶段改革成果和不足；探讨应打破电力行业垄断局面，形成竞争格局，深化电价体制和投资体制改革。

1 引言

电力行业，作为提供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最重要的二次能源的基础产业和公用事业，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起着重要作用。传统上，电力行业一直被视为自然垄断行业，世界各国几乎都采用国有垄断垂直一体化的经营模式。20世纪80年以来西方各国纷纷对电力行业放松了规制。主要是分解发输配售的一体化结构，在发电和售电环节方式进入规制和价格规制，以扩大竞争范围。在可竞争的环节和领域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尽量减少政府不必要的干预。而在输电和配电领域不仅不放松规制，反而加强了规制。为了解决规制双方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规制无效率政府实施了价格上限、特许投标等激励性规制手段，以激励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降低价格。经济学家对自然垄断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早期学者认为自然垄断行业是那些具有显著规模经济的行业，因而自然垄断行业的竞争是不稳定的、破坏性的、不适宜竞争。随着经济学家对自然垄断行业研究的深入。人们对自然垄断行业又有了新的认识。1982年报摩尔、盘扎尔，首次用了范围经济和成本次可加性系统论证了自然垄断行业。所谓的成本次可加性是指一家企业提供整个行业产量的成本低于多个企业分别生产这些产品的成本。范围经济就是针对多种产品而言的，如果一家企业生产所以产品的总成本小于多家企业分别生产这些产品的成本之和，那么该企业就是自然垄断行业。而且电力行业具有很强的规模经济性。所以在电力行业内不宜引入多家竞争者。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电力行业因为没有竞争压力即容易丧失经营管理和提高生产效率的动力，又往往利用其垄断者的地位制定垄断价格牟取暴利。政府出于对消费者福利和生产者效率两方面的考虑，只能对电力行业进行严格的规制，限制潜在企业进入，同时设定一个低于垄断价格的规制价格以平衡企业和消费者两方面的利益。

由于我国对自然垄断行业有关问题研究比较晚我国研究成果比较少。我国电力规制存在以下问题：(1)我国在对电力行业的规制中还留有计划经济体制的烙印，缺乏相应的法律条文支持，并且常常以行政手段代替经济和法律手段。(2)我国的电力行业还面临电源建设和电网建设不足的问题，电力的供给必须满足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因此，我国电力行业的规制改革既要考虑电力发展的问题，又要考虑提高电力企业效率的问题。对像我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和秩序建设构建阶段、电力供应相对不足的国家而言，草率的放松管制会加大经济发展的成本，导致大量混乱和无序的状况。我国的电力行业规制改革本质上是经济转型的一部分。国际上不少国家的电力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向我国这样一个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处在经济转型过程当中的国家进行大规模的电力规制改革，以前还没有有过。因而改革意义相当重大。

总之，电力行业的战略地位及其发展现状、政府规制水平的不足以及我国面临的经济转型，要求对在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殊背景下就如何进行电力行业的规制改革进行理论探索。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电力行业规制历程和方式、规制所存在的问题和取得的成绩，规制的经验和教训等问题进行探索。

2 我国电力行业改革历程

2.1 第一阶段：政企合一、国家垄断经营(1949——1985年)

这一阶段的重要特征为，作为国务院的行政机构，中央政府的电力行业管理部门，即是电力行业有关政策和规划的制定者；也是行业管理机构，行使行业管理和行政执法的职能；又是电力行业唯一的生产经营者；还是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者，负责投资建设电力项目并取得收益。在此期间，虽然电力行业主管部门多次调整和变更，但是并未脱离政企合一、国家垄断经营的体制框架。

2.2 第二阶段：政企合一、发电市场逐步放开(1985——1997年)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政府的管制政策有所调整，再发电市场引入了许多投资者，结束了发电市场独家经营的局面，但原有的政企合一的管理体制、政府管理方式以及垂直一体化的经营方式并未得到改善。为调动地方、企业、外资等各类经济主体办电的积极性，缓解日益严重的缺电局面，1985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鼓励集资办电和实行多种电价的暂行规定》，提出了“政企分开，省为实体，联合电网，统一调度，集资办电”和“因地因网制宜”的方针，并实行了“新电新价”政策。这一时期的改革主要集中在管制政策的部分调整，试图通过放松发电市场准入及改革上网电价制度，创造发电市场的投资激励机制。这些政策的调整和实施，带来了两个积极的结果：一是极大地激发地方政府和外资的投资积极性，促进了电力工业的快速发展。到1997年，全国性的严重缺电局面基本得到缓解。二是打破了多年来国家垄断的市场结构。

2.3 第三阶段：政企分开、实施深层次体制改革(1998年至今)

此阶段实施的改革开始涉及电力行业的深层次矛盾，重点解决政企不分的问题，适时在五省一市进行以“厂网分离，竞价上网”为主要内容的电力市场化改革试点。为了解决政企合一的体制性弊端，1997年我国成立了国家电力公司，1998年撤销了电力工业部，将原电力工业部行使的行政管理职能移交到经贸委，着重解决电力行业政企不分问题。经过此阶段的改革，电力行业政企不分的体制性弊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克服。管理体制改革后，国家电力公司仅仅是一个生产厂商，但是依然保持着垂直垄断的格局。原政企合一下垄断体制的“双重矛盾”转变为行业垄断这一主要矛盾，国家电力公司拥有全国46%的发电资产和90%的输电资产。但这种格局没有维持多久，随着新的电力改革方案的出台，这种垄断趋势很快被打破。

2002 年，国务院出台《电力改革方案》，根据方案要求，我国电力体制将实行“厂网分开、竞价上网、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的原则。理顺电价机制是这一轮电力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新的电价体系划分为上网电价，输、配电价和终端销售电价。首先在发电环节引入竞争机制。对于仍处在垄断经营地位的 公司的输、配电价，要在严格的效率原则，成本约束和激励机制条件下，由政府确定定价原则，最终形成比较科学、合理的销售电价。

2002年12月29日，国家电力公司重组，成立两家电网公司(国家电网公司和南方电网公司)，5家发电集团公司(华能、大唐、华电、国电、中国电力投资)和4家辅业集团公司。2003年3月，电监会成立。标志着我国电力行业管理体制由传统的行政管理 向 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依法管理的转变。

3 我国电力改革取得的成绩及出现的问题

3.1 从国家办电到多家办电，形成了多家竞争办电的格局

3.2 实施多家办电的电价政策

陆续推出高峰低谷电价，丰水期和枯水期电价，鼓励用户多用低谷价、丰水期电力以减少电网调峰困难，降低电力交易成本。进行农网改造，实现了城乡同网同价。各地电网企业按照差别电价政策对电解铝、铁合金、电石、烧碱、水泥、电炉钢6个高耗能行业执行差别定价。

3.3 从各地分散供电向全国联网发展

改革开放后，加强了电网建设，建成了一批500千伏的骨干送电工程，使各跨省电网联系大大加强。三峡电力以实现了华中电网与川渝电网、华东电网和南方电网的互联，并将逐步推进全国的联网。

3.4 从政企不分到政企相对分开，厂网分开、竞价上网

虽然这些改革在打破垄断和实现投资多元化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但是改革过程中也出现了与改革初衷相违背的问题。第一，改革本质上是体制内改革，即电力改革后电力投资主体仍然是政府。改革不过是按照地域分工进行的重组，电网公司和发电公司之间并没有形成竞争，区域性垄断代替了全国性垄断。第二，尽管电力领域逐步实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但由于电网公司仍由国家垄断经营即国家电网公司和南方电网公司。即使非国有资本进入电力领域，在竞价上网环节往往难以获取与大型国有发电集团同等对待遇，加之电厂投资的沉淀成本高，建设周期长，一旦因为非价格歧视而无法上网，其投资失败所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这使不少非国有资本对进入电力行业持谨慎的态度，其结果是电力供应不足或成本过高。第三，投资宏观调控中的重复建设和电力有效供给的难题仍难以解决。一方面，电荒的存在要求增加电厂建设，缓解电力供应紧张的局面；另一方面，投资主体又多为国有资本，政府出于宏观调控的需要，防止供给过度，造成电力过剩，又要严格控制电力基础设施投资。旧体制弊端在新体制下依然存在，真正理顺电力投资体制还需通过立法进一步完善、2004年，批准新建电厂的总装机容量为6000万千瓦，而实际开工却达到了1.8亿千瓦，违章开工达1.2亿千瓦。第四，我国电力规制还有其特殊性。我国的电力行业是直接从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继承下来，这就决定了我国对电力行业的规制带有浓重的行政色彩，表现为一种人为垄断或行政垄断。而西方国家的电力行业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过自由竞争而形成的一种经济上的垄断。我国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成熟的规制制度，政府对企业的规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规制，而是决定企业的一切生产活动。在进入规制方面主要以、依赖行政力量阻止其他厂商进入。

4 电力行业规制经验和教训

现阶段我国电力行业应以深化电价体制和投资体制改革为主线。电力行业改革的核心是电价改革。而电价改革的核心是尽快形成合理的输电价和合理的电价结构，发挥市场机制在形成容量电价的基础性作用。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改革电力项目审批制度，既要做到有效发挥国家宏观调控作用，又要调动各类市场主体积极性，通过市场来配置电力资源。结合这么多年我国电力行业改革的情况，应吸取以下经验和教训：第一，要完善和健全法律。电力改革是体制改革，它调整了生产关系，使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涉及到权利和利益的再分配，必然与某些利益集团相冲突，所以，需要政府制定完善的相关的法律法规，改革才能顺利进行。第二，电力市场的参与者不能过少，太少了容易引起寡头垄断，但也不能过多，太多了难以管理。要有足够的发电公司参与竞争，我国现有5大发电公司，就我国国情来看，发电公司的规模总体仍然偏大，一些公司在个别领域内占有的市场份额非常高，形成市场垄断的可能性非常大。需要制定严格的管制措施和法规来遏制操纵市场行为。第三，电监会要积极实施有效的监管，更好的为市场指明方向。第四，由于安全稳定的要求及电能不能储存、要求实时平衡等特点，电网运行仍需集中管理；同时需合理地进行电力基础设施建设，鼓励新建装机容量和新建输变电工程。第五，在制定电价机制时，应先采用简单实用、透明度大的办法，再逐步向原理先进、比较复杂的办法过渡。结合中国电网的实际情况，应根据不同的电网采用不同的具体的定价方法，我国电网规模大，不同区域电网和省级电网的结构差异很大，因而在输、配电价定价上，应因地、因网制宜地选择合适的定价方法。第六，妥善处理已有的长期交易合同，使得有关的合同双方能积极支持市场运行。第七，市场化的理念要贯彻市场设计的始终，供求关系不能被分离，需求和供应应充分参与市场；要加大电力行业信息化建设，实时跟踪市场，把握市场需求。

参考文献

第9篇：中国经济转型论文范文

关键词：大学城 经济社会发展 意义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3）02-092-02

山西省是中部六省之一，在东部开放、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之后，中央吹响了“中部崛起”的时代号角，国家政策终于开始向中部地区倾斜了，中部人看到了希望的曙光，迎来了自己的时代。随着国家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十一五”期间，中部地区在全国发展格局中的地位由下降转变为上升，“V”形反转的态势已经形成，被誉为“中国经济脊梁”的中部地区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变化。中部六省紧抓这一难得机遇，在新一轮发展中好好利用累积的后发优势，必将强势崛起。在中部六省迅猛发展势头下，山西省也策马扬鞭，山西省于2009年申请了“综改区”和2011年申请了“大学城”，均获审批，可见中央对山西省的重视与支持。山西省充分把握了这一难得发展机遇，积极转变发展思路，努力破解发展难题，全力实现跨越发展，建设全国新型能源基地和新型工业基地，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大踏步迈进。而山西大学城的建设，则是山西省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的关键一环，是推进综改试验区建设浓墨重彩的一笔，是太原都市圈核心太榆同城化的点睛之笔。系统地梳理山西大学城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一、山西大学城概况

山西大学城是经过省政府多次研究而决定建设的山西省高校教育园区，位于晋中市北部新城北侧，一期规划占地9900亩，总建筑面积360万平方米，总投资90至100亿元，拟入住太原理工大学、山西医科大学、太原师范学院、晋中学院、山西传媒艺术学院、山西中医学院、山西煤炭学院、山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山西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山西职工医学院10所高校。山西大学城已于2011年3月正式开工建设，2013年投入使用。大学城建成后，容纳师生总量将达到15万人左右。大学城突出“儒雅大学、秀美河湾、拙朴晋韵、时代风景”的规划设计理念，力求通过近10年的规划建设，把山西大学城打造成中部地区一流的“智慧谷”。大学城西距太榆路1.6公里，北距太旧高速公路2公里，与晋中市榆次区环城东路相接，四通八达，满足师生出行要求。新城内待建的汇通大厦、晋中市博物馆、图书馆、城市规划馆、青少年科技中心，连同雅乐公园等，将把山西大学城打造成一座功能齐全、服务齐全的现代化高教新区。大学城建成后，将成为山西省中部商务新中心、旅游集散地、职业教育和创意文化中心、地方企业商务与研发基地。

二、山西大学城对山西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

1.山西大学城是太榆同城化的点睛之笔。为充分发挥省城太原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山西省转型跨越发展，山西省第九次党代会提出了建设太原都市圈的战略决策。而太原和榆次作为太原都市圈的“核心圈”，太榆同城化将成为太原都市圈建设的突破口。太榆同城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两地的具体体现。然而，与中部地区其他五大都市圈相比，太原都市圈一直发展滞后。因种种原因，作为太原都市圈核心层面的太榆同城化一直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多年来举步维艰。

然而，自2011年4月15日山西大学城开工奠基始，太榆同城化即全面加速，在省、市、区三级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太榆同城化正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山西大学城正好连接了晋中北部新城和太原南部新城，从而真正实现了太榆地理空间上的同城。但山西大学城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此，而在于经济社会上将两市连接。太榆同城化的实质也正在于经济社会的全面一体化，而不仅仅是地理空间的毗邻。山西大学城的建设与发展恰恰可促成两市经济社会的全面一体化。山西大学城以理工、医科院校和综合性研究院校为主，整合了太原晋中两市高校现有的优势。山西大学城依托晋中北部新城建设居住区和公共服务设施，交通上依托城市轨道交通、衔接城市路网，将太榆紧紧相连，促成两市多年来的同城夙愿。

2.山西大学城是推进综改试验区建设的重大举措。山西省作为煤炭大省，多年来为全国输送了巨多的能源和原材料，给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全国。由于持续大规模高强度的煤炭等资源的开采，导致山西省生态环境日趋恶化、资源浪费十分严重、安全生产事故频发，资源几近枯竭，许多市镇已成“空城”，已不宜人居。

在全国大力提倡科学发展的大背景下，山西省积极转变发展思路，探索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新路子，摒弃以往粗放单一型发展模式，向集约多元化迈进。实践上已取得了可喜成绩，比如：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新兴产业的培育发展，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生态环境的建设，民生事业的加快建设等。2009年下半年山西省向国家申请“综改区”，中央对于山西省的积极探索，特别是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时隔仅一年余，便给予批复。在2010年12月1日，国家发改委经国务院批准正式设立“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山西省成为全国第一个全省域、全方位、系统性的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足见中央对山西省的重视与支持。

综改试验区对山西省提出了大胆探索、先行先试、率先突破的要求。作为典型的资源型经济代表，山西省资源型经济转型在全国具有重大示范意义，每一步尝试，都极具标本价值，能给全国的资源生产地区，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山西省具备其他省份难以复制的资源优势，要尽快把资源要素资本化，乃至市场化，而这需要大量的各类人才，因此在这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刻，山西大学城可以称得上是雪中送炭，解了燃眉之急，因为只有它，可以为山西省资源型经济的成功转型，源源不断地输送各类所需人才。

3.山西大学城是山西省高等教育发展的迫切需要。在全国高校扩招的大背景下，同其他省份一样，山西省也面临着高校发展空间不足、基础设施落后、建筑老化、校区分散、管理成本高等一系列问题。为优化山西省高等教育布局，扩大高等教育资源，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更好地满足山西省高等教育发展的需求，省政府多次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决定建设山西大学城，且已列入2011年山西省重点工程建设项目。作为一种新型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大学城既能满足高校外延式发展的需要，又能满足高校内涵式发展的需要。大学城不同于传统大学，它是多所高校的集聚，为各高校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创新体制机制，创造了机会，提供了平台，可极大地促进山西省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为山西名校走向全国打下了基础。

三、山西大学城对周边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

1.改善硬件设施。建设大学城，山西省政府在硬件设施上进行了大量的投入。目前已开通太原至山西大学城902、903路公交，并且按照太原市交通建设规划，太原5号线会延伸至大学城，并设置两个轨道站。整个大学城内设立至少15处公交站点，以满足师生的公交出行需求。同时，这也大大便利了当地居民，拉近了当地与省城的距离。长期以来，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当地一直无法发挥临近省城的独特优势。大学城建设带来了当地交通条件的改善，增加了当地对省城的吸引力，加上当地土地、矿产、旅游等资源较为丰富，工业门类比较齐全，并且其毗邻省城的大部分地区地势平坦，城市基准地价便宜，发展空间较大，成为了太原城市扩展、产业转移的首选方向，这将极大地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2.提升土地价值。大学城的建设将极大地提升周边土地价值，促进当地教育地产的兴起，繁荣当地的房地产业。同时，当地农民可进行房屋的出租，盘活土地资源，在获得传统农业收入的同时，也可增加额外的商业收益，耕地、经商两不误。失地农民可合理利用征地补偿款，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情况下，利用区位优势、政策优惠等条件发展各种经济。而各种经济的发展比如：房地产、商业、劳务、租赁等也可增加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政府财政能力增强了，从而可以为当地百姓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3.拓展消费市场。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消费的增长必然极大地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按照政府的规划，山西大学城建成后，师生总量将达到15万人左右，这是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而且，大学城本身的消费市场就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市场。每个大学生都要在这里生活四年，有的甚至七年或者更长时间。大学城的学生总数按照15万来计算，每个学生平均每年开支5000元，一年学生消费开支总数就是7.5亿元。当然还有一些家长或者亲朋好友的来访，此外还有高校的教职员工的开支，无疑会形成庞大的消费市场和群体，将大大促进该地区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的兴起和壮大。

4.发展旅游产业。旅游业在目前已经发展为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朝气蓬勃的产业。大学城的建设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现代旅游业的发展。山西大学城就坐落在历史悠久的晋中市。晋中位于山西腹地，气候宜人，是晋商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交相辉映，旅游资源得天独厚。全市可开发利用的各类资源100多处，特别是名城、名院、名山、名村更是名贯全省，如平遥古城、介休绵山、榆次乌金山、常家庄园、大寨虎头山森林公园和左权龙泉森林公园等。这些自然与人文景观虽然有很大的旅游价值，但“藏在深山人未识”，目前并未得到充分地开发利用。因为，发展旅游业既是一项产业工程，更是一项社会工程，它既可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繁荣一方经济，但也深受周边环境的制约，尤其是受到城市化进程和基础设施功能的严重制约。而山西大学城的建设，将极大地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当地的城镇化步伐，且随着大量师生的进驻，将加强信息的扩散与传播，从而大大优化当地的旅游环境，提升当地旅游资源的知名度和旅游业的文化品位。

5.发展高科技产业。根据平台经济学理论，大学城是构成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一个良好平台，在这一平台强大吸引力的作用下，高新技术企业在大学城周边地区集聚，由此而形成高新技术产业群，并在这个平台的作用下逐渐发展壮大。山西大学城整合了太原晋中两市高校现有的优势，以理工、医科院校和综合性研究院校为主，形成涵盖文、理、工、医、建筑、交通等多学科门类的院校聚集地，成为山西省科教人才资源库和新技术、新成果孵化基地。大学城采用企业出资的办学模式，实行“校企共建，学校为主，各校合作”的运行机制。建立管委会，由投资方、校方、经营方组成，履行管理、协调、监督、服务的功能。大学城从资金投入、基本建设到经营管理、后勤服务都采用了市场化的运作机制。而大学城的市场化运作，更能促进当地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交汇融通，促进当地教育、科研与产业的一体化。

[基金项目：该论文是山西省软科学研究项目“山西大学城建设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研究”（2012041030-02）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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