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建施工员年终总结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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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土建施工员年终总结范文

一句恶语改变了我的命运

1994年7月，我坐火车来到广州，然后又挤上一辆开往深圳龙岗的大巴车。一上车，我倒头就睡着了。等我迷迷糊糊地醒过来时，外面吵成一片，原来全车的乘客被“卖猪仔”了。我跟着其他“猪仔”鱼贯下车，旁边一个人忽对我说：“你的包怎么回事？”我一看就傻眼了，原来我的行李包被剜了一个洞，里面藏得好好的装有我高中毕业证、身份证等证件及为数不多的钱的小包不翼而飞了。我急得大叫，央求别人把我带到龙岗去，但没有一个人理我。

那天晚上，又饥又渴的我在那个陌生的地方徘徊到天明，就像漂流到孤岛上的鲁宾逊一样。第二天，我才知道，这地方是东莞市厚街镇。

当天下午，我终于找到了一份扎钢筋的活儿，这里只需要一身力气。记得面试的时候，那个一脸看不起人的包工头朝着我的胸口猛地冲了一拳，我知道他是想试试我的力气，我拼尽全力地挺着，还脸带微笑，他嘿嘿笑着：“看你斯斯文文的，原来力气在骨头里！”

从此，我就跟那帮五大三粗的人“混”在了一起，白天一身臭汗，晚上躺在猪圈般的大通铺上睡觉。

转眼国庆节来了，原来说好这天放假的，难得休息一天，我们决定好好地睡一觉。但9点钟的时候，包工头忽然冲进来叫我们迅速起床上班去。大家磨磨蹭蹭的，我一时火气飙升，就嘟哝说：“今天是法定节假日嘛！”包工头正愁找不到出气的地方，他指着我的鼻子骂道：“什么法定不法定，在这里，老子就是法！人有三六九等，你们就是这个命！不服气呀，你们折腾点啥给老子看！”

现在回忆起来，我真得感激这个包工头，他的那几句话如醍醐灌顶般地唤醒了我。来南方后，我第一次落了泪！那天我像疯了一样地干活，一根钢筋条儿砸着我的小腿肚儿血流如注，但我一点也不感到痛，摸一把沙子堵住伤口后我继续干活。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像变了一个人似地开始工作，上班的时候，不再像以前那样把上班当作一种负重，而当作一种快乐，还虚心认真地向一些老师傅学习技巧；工余时间，我远远地离开那吵嗡嗡的宿舍，开始到路灯下捧读那一本本厚厚的关于土建方面的工具书籍。

两个月后，我发明的一种新型的扎钢筋模具在整个工地上派上用场，大大地提高了效率。不久，这个消息就传到了工地老板丁先生的耳里，他找我谈了一次话，当他听完我的遭遇后，就说：“小伙子，是金子哪里都可以闪光，好好干！”一个星期后，我被提升为施工员，是唯一不是老板嫡亲的管理人员，工资从每个月600元涨到了2000元。记得我被提升为施工员的那天，整个工地都沸腾了，当夜，那个小包工头拉着我去喝酒，他不停地说：“兄弟有眼无珠！”我若无其事地说：“人活着总得折腾点什么吧。”

这使我感到劲头更足了，把份内的事儿做得一丝不苟。不久，我就成了整个工程公司的“技术权威”，但我并不满足，因为这个工程公司说到底还只是“大帮哄”，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全是丁先生的“嫡系部队”，一帮大老粗。这时，我萌生出了一个大胆的念头，我想学习一下管理，然后再大展身手，让这个乱哄哄的工程公司走上正轨。说做就做，我马上报读了中山大学设在厚街镇的一个为期一年的管理培训班，随着理论知识的不断提高，我的改革方案越来越成熟。4个月后，我向丁先生提交了一份两万字的《工程公司正规化管理方案》。

1995年，作为丁先生的副总，我着手对工程公司进行了全盘的改革，把一些身居要职的“嫡系部队”清除掉了，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硬仗”，但由于有丁先生的支持，我顶住了一切压力，到10月份，整个工程公司走上了正轨，由原来的“大帮哄”一转而变成了一个具有现代管理模式的建筑公司。也正在这实践的过程中，我现学现卖、现卖现学，使自己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水平不断提高。1996年，该工程公司在我的倡导下，率先通过了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是广东建筑行业中最早进行此项质量认证的单位之一。

1996年11月，通过长时间的考虑，我断然向丁先生交了辞呈。

轻轻松松搞掂“港企副理”

1997年2月，已经取得某大学现代企业管理专业高等自学考试毕业证的我，成功地应聘到了广东惠州市一家港资企业，出任行政助理一职。这是一家规划不小的制衣企业，有员工近千人。在被聘用之前，我对这家企业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该公司刚来大陆投资时只是100多人的小厂，但近几年如滚雪球地壮大，但公司的管理模式却基本上处于初创时期“家庭作坊”式的阶段，股东是陈氏三兄弟，老大是董事长，老二驻美国主管公司的销售，老三是总经理，具体的事务全由一个港籍副理一揽子抓管，事无巨细，都是由副理一支笔解决。

上班不久，我就发现，实际情况比我原来获知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完全可以用“乱成一团”来形容。就拿我们行政部来说吧，它是制订、追踪和监督全公司制度及对全公司人员进行招聘、培训等的一个要害部门，但在这里全成了打杂跑腿的，最主要的工作内容居然是买菜，目的是防范食堂里的人中饱私囊。上班的第二天，我就被抽派到跟行政部的几个文员去执行这项光荣而神圣的工作。

当天中午，我向行政经理提出了自己的异议，行政经理大声地回答我：“怎么啦？你别以为买菜没有学问，学问深着哩，没事的时候就往市场跑跑，价格每天都不同的。你今天的大白菜就买贵了！”

我真是哭笑不得！这时，真想摔门而出，但我忍住了，并清楚地知道，我来这里是想干一番事业的，而不是来发脾气的！

从此之后，当我每天完成的“本职工作”――买菜之后，我就开始像一个老中医一样进行“望闻问切”，三个月后，我的“药方”出来了，我写了一份“企业整改方案”。但该把这个方案交到谁的手里，这个问题让我踌躇了很久，我很想直接交给董事长，但这样却有越级之嫌，思之再三，我还是先交给了行政经理，请他再转给副理，然后再静观其变，反正，无论如何，最后我肯定会将它交到董事长手中的，大不了被扫地出门。

我观察到，行政经理接过我那叠厚厚的“材料”时脸上很不舒服，他草草地看了一下就说：“什么方案呀？你直接交给副理。”停顿一下他又接着说：“我可得提醒你，惹怒了副理，没什么好果子你吃的！”

当天下午，我从容不迫地敲开了副理办公室的门，一脸严肃的副理坐在宽大的大班椅后面盯着我，我将方案恭恭敬敬地递了上去。我观察到副理的眼睛里闪过几丝不易觉察的变换，内容很复杂，吉凶未卜。他忽然抬起头来说：“这样，给我三天时间，我仔细看看，我们再谈！”

三天后，副理如约地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这一次，他的脸上换上了灿烂的笑容，他举着桌子上的方案说：“小薛，不错！我全看了！”接下来，副理和颜悦色地跟我交谈了四个小时，从谈话中我才知道，我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原来副理也对公司的现状极为不满，但苦于他琐务缠身，一直无暇顾及，他显得很受委屈地说：“你看看，都已经习惯了，我也只缘身在此山中了！”他站起来，踱到我的身后，拍着我的肩膀说：“看，真是我的好运气！你来了就帮了我的大忙了，我们就照着你的路子走！”

接下来，公司就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整改运动”，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整改小组”，副理牵头，我担任副组长，具体事务均由我负责。我后来认为，这个副理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或许在他的内心里，他是很防范我的，但由于怕我将方案直接交到董事长手里，他就干脆做个顺水人情，如此一来，这个成绩就有他的份了。但不管怎么说，我仍是非常感激他的，毕竟，他让我少走了很多弯路，能够使我快一点实现自己的梦想。

历经了半年多的整改，公司终于走出了“家庭作坊”式的管理模式，确立了一套先进的、完整的管理框架，加强了中间管理层的力量，事后，副理几次对我说：“小伙子，你让我从世界上最忙的人变成了一个世界上最闲的人呀！”

由于我的巨大贡献，在1997年的公司年终总结大会上，董事长将一串金光灿灿的新房钥匙交到了我的手中，以资奖励。听说，董事长在很多的场合曾说过：“是薛鹏的一个方案盘活了我的企业！”

1998年2月，我结婚了，妻子陆芬毕业于武汉某名牌大学，她是学计算机专业的，在附近的一家大公司负责软件开发。飘泊多年，我终于有了一个温馨的家庭，每天处理完繁琐的工作，一回到那个装扮得舒适的家中，我就感到浑身的疲惫顿消，有时候，我甚至有一种做梦的感觉，南方真是一座梦工厂呀！

1998年6月，副理在香港休假期间出了一场车祸，成了植物人，通过董事会的决议，我出任公司副理一职，全盘管理公司的事务。在小圈子里，我被誉为“职场奇人”。

“归零”后我仍是一条折不弯的汉子

1999年，血液里天生有太多不安份因子的我跟妻子陆芬商议自己出来干点什么，陆芬刚开始极力反对，但耐不住我的“死缠烂打”，最终同意了。1999年9月，我们双双辞职，并将惠州的房子折价卖了，共筹了100多万元的资金，来到了深圳开始自己的“创业”。

2000年12月，以我和妻子的名字命名的“鹏芬制衣厂”正式成立了。虽然规模甚小，管理人员加员工还不到50人，但毕竟自己拥有了一份事业，我们雄心勃勃地投入其中。我们的规划是这样的，刚开始是跟一些大型的制衣厂做“发包单”，即帮他们完成某一道或几道工序，然后再开始自己的牛仔系列。我连那个尚未开发出来的牛仔系列的名字都想好了，叫茜儿牛仔，茜儿是我女儿的名字。

这时，我和陆芬的专业基本上都用不上了，我负责业务，天天往各大制衣厂跑单，陆芬则负责生产，从大学时就一直坐在电脑前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她居然像那些打工妹一样学起了针车，刚开始她的手指被锋利的缝纫针刺得鲜血淋淋。我们都以百分之两百的热情和干劲投入到这种崭新的工作之中，我几乎天天都在外面跑，无论晴雨，几个月下来，我整个儿都黑了瘦了，但一回来看到那几十个工人在那里忙忙碌碌的情景，我所有的疲惫都会不翼而飞。

但由于我们都是新手，刚开始半年，我们根本就没有赚到钱，2001年2月份的时候，因为我没有核计准“价钱”，以低于做工的价钱将一张近10万元的单签了，但又不敢反悔，到最后，整整忙乎了两个多月，不但没有赚钱，而且还亏了人工等费用。

半年后，由于我和陆芬的共同努力，我们总算解脱了困窘，由“负”变“正”了。11月份，我用赚来的钱扩大再生产，招聘了近100名员工，还按揭买了一套三房一厅的房子，把父母接到了深圳，我的心中滚烫着一种成功的喜悦。

进入2002年，由于诸种原因，制衣企业普遍不太景气，订单越来越少，员工们常常没活儿干。现在想来，我当时肯定是有些昏头了，5月份，一气之下，在没有任何订单的情况下，我居然决定开始生产原来拟定的“茜儿牛仔系列”。我进了大量的原料趸在仓库里，开始生产了。

然后，我就拿着样品往全国各地的服装市场进行销售，出乎我的意料，整整一个月时间，我居然一件也没有销出去，6月5日那天晚上我在武汉，我接到陆芬的电话，她说车间因插座起火发生火灾，共损失两万多元的成品和机器，她在电话里泣不成声。我几乎要晕倒过去，但仍强给她打气，说：“没事的，我拿到了一张大单，这点损失不算什么！”

在随后的几天中，我在武汉汉正街进行了一场地毯战，终于签了一张近50万元的大单，对方是一个大型的服装批发商，为谨慎起见，我还特地到他的批发店看了，生意十分火爆，我几乎是腾云驾雾地返回深圳的。半个月后，我发了一大卡车的货到了武汉，按照合约，对方10天之后就给我划款过来的，但10天过后，对方所有的通讯方式全部停掉了，我连忙赶赴武汉，原来我被骗进了一个精心设置的圈套，我报了案，但找到那个人犹如大海捞针。一个月后，我无望地回来了，望着火车外飞逝的风景，我泪眼婆娑。

2002年4月份，在万分无奈的情况下，我辛苦经营的服装厂宣告倒闭了，几年的积蓄分文不剩之外，我还倒欠了几万元的债务，陆芬不久就找到了一份工作，干的仍是老本行，而我则伤心欲绝，整日酗酒解愁。

有一天，我猛然惊醒了，难道我就这样一蹶不振不成？我还年轻，一切都可以从头再来，自己初到南方的时候不就一无所有吗？大不了我再去做建筑小工，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第二天一早，我刮掉了乱蓬蓬的胡须茬子走进了人才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