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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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区论文范文

在社区内部，应该实现不同建筑类型与建筑功能的配合，实现更多不同档次的建筑产品和谐共处，设计理念上从一种片面强调阶层分化的思维模式，转化为一种不同阶层和谐共处的模式，这样对社会的稳定有益。在欧洲的发达国家，强调“特定阶层”的社区状态已经改变，倒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强调居住人群的细分，这是一种落后的观念。社区建设应该追求多样性，实现不同建筑风格、不同建筑类型、不同建筑功能的有机融合，如果一个一百万平米的大社区采用同一种风格，那样多少会显得单调。

二、社区街区化

现在有很多的小区还是延用早期的超大规模、封闭式的大盘，这是不适宜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当前我国的住宅开发建设模式。往往开发商拿到一块地，围合起来加以精心打造、包装，来以使其成为独一无二的“产品”推向市场，这成了开发者的最高追求，也就成为住区被从城市中划出并加以封闭的最大动因。其二则来自转型期所出现的社会现象。从人们的居住心理来分析，人们买房不单买的是住所，还希冀由此买到一个身份，要尊贵、要独特，当然就要与他人保持距离；此外，转型期社会的动荡、贫富差距所造成的不安定感，也促成了住区都加以封闭，而且是用物化了的高科技手段实实在在地加以封闭，以此使居住其中的人感到安全。

达到和谐社区，就需要社区形成大开放小封闭的规划模式，即整体是开放的，小范围是封闭的。原来部分纯属内部小区的道路，职能提升变成赋予城市功能，增强了街道活力。要达到这一目的，建筑设计保证街道网格的密度，一定的人车混行，此外，增加开放性的公共绿地分布和数量，而不盲目追求集中绿地的规模和气势。

具体可以分两步走，首先保证街区化的规划形态、通过物业管理手段，实行街区开放、组团封闭的管理方式，尽量缩小封闭范围。第二步就是到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民众心理成熟和对安全的固有思维定势改变以后，实行彻底的开放。这也就意味着小区的消失，社区直接由建筑群组成，成为庭院空间直接与城市公共空间相联系的结构体系。

三、不同社区之间的融合

改变社区在城市中各自为政的孤立的状态。旧有的小区建设思想是以自我为中心，一切从小区自身出发，但从城市的角度讲，一旦小区建成后，属于整个社会。小区与小区缺乏系统的联系，一方面，不同的住宅区不能交流；另一方面，不同小区的体育、娱乐设施不能共享，造成资源浪费。因此在总体规划与建筑设计的时候，针对各小区个性化设计的同时，保证不同小区之间在空间上、功能上的更多联系。四、地域特征在社区中的重要性

地域特征塑造对于建设人文社区是最有效的，不同地方的文化、历史都不一样，小区文化应以本土文化为立足点。依托地域文化产生的社区最有凝聚力和认同感，是有根文化。一些小区作为舶来品，原版照搬，不考虑本地自身情况，也能形成一定的社区文化，但是这种社区文化不植根于本土，也不能取代地域文化，如果任由这种模式无限漫延，甚至会造成地域文化的丧失。

成功地体现地域特征的社区范例，国内著名的有福州的“三坊七巷”，北京的“菊儿胡同”，天津的“意大利城区”，上海的“新天地”等。这些案例从不同的社区类型（商业的、城市的、住宅的）和不同地域文化特征从出发，营造自身独特社区人文气质的范例。如福州“三坊七巷”是唐宋以来形成的坊巷，在这个历史悠久的居民区内，仍然保留着丰富的文物古迹，保存一批名人故居和明清时代的建筑，集中体现了闽越古城的特色，是闽江文化的荟萃之所，被建筑界喻为一座规模庞大的明清古建筑博物馆，亦是福州作为历史名城的重要标志之一。

五、文化设施社区化

在社区开发设计中，住宅固然是主体，但文化设施在新型社区中的重要性日益提高。文化设施的社区化，改变文化设施完全由国家统建统管的模式，让老百姓日常经常接触，为文化设施增添了活力，同时也提高了使用率。如前些年的“体育设施社区化”一样。自“奥园”项目兴起体育主题以后，全国很多小区都以体育为小区的主题，甚至在很多普通小区引入“全民健身器材”，这些做法都可以借鉴。如成都“上河村”，就在社区建设了上河村美术馆，引入了文化设施，在规划、建筑上统一考虑执行了这一理念。

六、社区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正如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如果要可持续发展必须保证生态物种的多样性一样，对于社区来讲，居住人口、年龄结构的多样性是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原因是什么？现在有的小区定位于年轻时尚一族，定位白领一族，定位老年社区，从现实来说，有独特定位小区的存在是必然的，但这种小区从全社会来看，肯定不能占主流。从全社会的主体来讲，更多的社区应该是混和型，以满足不同年龄层次的人的需求，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例如，一个定位于年轻一族的小区，在演变中，会出现以下两种情况：

一是居住人口整体老龄化，社区内涵变化，原来的定位致使居民之间产生了越来越大的鸿沟，建筑设施无法满足变化中的居住人口使用要求。

二是要保持小区初始定位的纯粹性，只能出现不断被动搬迁的情况。这样的话，社区文化维持与持续同样是个问题。

第2篇：社区论文范文

一、社区建设与社区权力配置：理论与现实的比较

在社区范围内，划定合适的政府(广义的政府，后文同)权力边界涉及到社区公共权力的界定，这是一个权威组织同社区自治组织的分权问题。在规范的理论背景下，社区权力配置及其运作产生问题的原因不外是两个一是缺乏相关的理论基础做支撑，二是运作过程中对相关理论的曲解或者背离。大体总结起来，政府与社区公共权力关系的理论主要在三种意义上被广泛地运用：

(一)作为政治发展理论的构架，侧重于政府权力的权威地位，主要形式是政府的作用介入社区生活。

这一理论认为，社区不仅是现代城市生活的源泉，也是考察现代社会权力的重要场所，因为社区本身就是国家、政府和社会相互作用的重要领域。美国学者韦尔什说;“城市政治是否具有良好的功能往往反映出国家政治是否具有良好功能的问题。”

由于城市社区建设涉及到市民的全部生活，它在政治生活上的表现是一个双向的、互动发展的系统过程:一方面是国家政治的渗透，另一方面是城市社区居民的政治诉求。社区就这样内含着国家的政权权力和市民的政治权利两个空间，忽视任何一方面都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社区建设。联合国1960年出版的《社区发展和经济发展》文件指出:社区发展是政府和市民的双边合作的行动，它有两个条件，即政府的支持和人民的参与。联合国文件精神反映的是社区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过程，政府用社区发展的理念和方法指导地方政治的发展，并对行政领导、资源动员、政策倾斜与非政府组织的参与等给予支持以外，还以财政支出和福利服务的方式介入社区的生活之中，以实现政府对社区的控制。当今发达国家大都以此构架作为社区发展的政治政策的理论支撑。显然，政府介入社区的管理生活决非中国才有。

事实上，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从概念的提出到实施，改革首先触及的就是社区公共权力同政府权力的关系。比如：20世纪90年代时，为了满足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社区建设的核心围绕如何实施民主管理，主要致力于解决政府管理权力的下移和居民委员会的职能转变两个问题。这里，问题的关键是政府以何种角色和以何种方式进入社区，而这恰恰是社区组织体制的范畴。比如：街道作为政府的“人”该怎样行动才能体现政府的要求和反映政府的声音?应该怎样按照政府指令行使管理社区的职能?一种理论认为，政府在社区公共管理中的角色定位，应当是以适当的手段进行必要的指导、监管、控制、协调与服务，与此相反，事无巨细的管理则不是也不可能是政府的优势，政府可以运用适当的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达到管理的目的，否则便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政府权力运作的“失灵”现象。

(二)作为社会整合方案的社区理论构架，侧重于公共权力的作用与行使，主要的表现形式是社区参与。

这一理论构架有两层意义一是资本动员。即通过社区参与的途径全面调动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以体现民主国家的发展价值观和社区居民的民主诉求。其中，社会资本就是社区居民作为民主国家的公民所拥有的合法权利及承担的相应责任，它是社区居民民主理念的原动力。资本动员的核心目标是寻求社区发展的动力，只要激活了社区的各类资本，就能够给社区的发展带来绵绵不绝的力量。二是塑造社区伦理。这是社群主义的观点，即提倡社区居民的德行修养和道德义务，以对抗个体因权利的膨胀所带来的社会失序和社区凝聚力下降的问题。社群主义观点的核心，是试图在社区居民之间恢复信任和加强社区的联系，因为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在信任、规范和联系网络方面的弱化，造成了社区社会资本的消失。而社会资本恰恰是社区建设的最重要资源，同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它更具有社会组织的特征，可以在协调和行动的过程中提高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效率。因此，这一理论的构架实际上也可以看成是社区的组织化方案，它的目标是在社区自助、制度整合的基础上重塑社区。

在此理论架构下，衡量社会整合程度高低的标准是考察社区居民的参与状况。如联合国1960年的文件就把公民参与水平的高低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标尺，而联合国1981年出版的广泛参与作为一种战略推动社区层面的行动和国家发展的文件，又进一步把“参与”的触角延伸到社区的层面，鼓励社区居民能够带着创造力的激情参与社区。但是，目前中国的社区参与水平却是极低的，主要表现为：(1)社区参与的积极性不够高，社区动员的成本一收益比例失衡；(2)社区参与目标层次比较低，主要以致力于解决社区内出现的临时性问题为主；(3)社区参与的形式不够丰富；(4)社区参与的发展不够平衡，如参与服务运作的多而参与决策的少，领受性参与多而贡献性参与少，老年人和学生参与的多而青壮年参与的少，单位参与的多而家庭参与的少等。这些现象的产生显然是由于体制的设计和运作都没有体现出社会整合要求的结果。

(三)社会冲突的理论构架，侧重于政府权力与公共权力的整合与竞争，主要表现形式为权力力量在社区领域的此消彼长。

从根本上说，这是由社会变迁演变而来的社区发展理论。如德国社会学家达伦多夫和美国社会学家科瑟尔等“冲突论”者认为，社会体系是一个各个部分被矛盾地联结在一起的整体，其过程不是均衡的状态，任何社会成员都在为权力的分配与再分配进行斗争，一切复杂的社会组织都建立在权力分配的基础之上。人们对于权力再分配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围绕权力所进行的斗争是持续不断的，由此造成的社会冲突是社会内部固有的现象。按照此理论推理，对社区冲突的研究只有涉及与权力相联系的冲突时才是有价值的，无论是政府权力还是社区的公共权力都是如此。

布尔迪厄的“场域论”则显示出，无论是政府还是社区的组织与个人，他们在社区范围的不同位置利用“习惯”与“资本”相互争夺权力运作的空间，并在满足自我的过程中出现诸如原则、对策、人力、场所等方面的交易，不同的参与者——尤其是作为个体的参与者——在其行动过程中因为各自权力基础的不同，会出现“竞争”、“合作”、“冲突”和“妥协”等关系，这是深层次的权力结构关系在基层社区的体现。在我国的社区层面，政府权力的延伸触角同社区公共权力的“场域”存在着以上四种关系，其中的“冲突”体现为政府没有完全放开对“公域”的控制权，城市社区的关系规则又经常变化不定，从而使社区的权力关系处于相互排斥的状态之中。

二、我国的社区改革：分权探索中的相关问题

我国关于社区建设的官方正式文件最早可以追溯到1991年，先后经历了“社区服务建设”和“社区组织建设”两个阶段。应该说，社区改革从城市启动之时就是权力重新配置和分化之始，政府在社区的一元化权力格局开始逐渐向社区公共权力转移。在实行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后，伴随着城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整体进程，关于社区公共权力的观念、组织与制度等的创新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创新过程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它既可能是自觉的，也可能是不自觉的；既可能是渐变的，也可能是突变的；既可能是理性的，也可能是非理性的。所以单从社区的组织体制与权力配置的关系来看，我国社区建设的体制创新一直呈现着多元化的态势：

1、注重政治权力延伸和社区基层民主建设的

体制创新模式。这是统合政治权力和社区公共权力的建设思路，目的是借发展民主以实现社区组织体制构建的设想，期望以此作为我国基层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使社区的公共权力与政治体制的权威权力相吻合。这种体制模型的特点是把社区体制及其权力成分区分成三个相互联系的不同层面：(1)在政治层面上，不放松政治权力的权威地位，党、人大、政府、政协的空间都有充分体现，其中党的政治核心领导一直垂直到基层；(2)在政府组织的层面上剥离非政府权力成分，把社区理性地从政府的概念中剥离出来，街道办事处的一级政府职能也被剥离，主要承担协调和指导的职能；(3)在社会组织方面发育社区的公共权力空间，居委会是基层民主的重要标志，其他服务中介组织则扮演着把“选区”和“社区”建立起实质性联系的枢纽的角色。

2、培育社区公共权力的自治型体制创新模式。

这是从社区组织的结构和功能上着眼的管理体制创新尝试，体现了自治对社区公共权力的基本诉求：

(1)在纵向上区分政府权力与公共权力的界限，突破了“街道”一级的行政区限制，不但将街道“行政区”与社区做了区分，而且还将行政管理事务与社会管理事务区分开来。这样在客观上要求转变社区组织的整合方式，实行有效的分权和放权，使行政力量与社会力量平衡发展。(2)在横向上广泛配置社区的公共权力，重点培育和发展各种社区组织的社会，并赋予其相当的权力。如：议事、决策型的社区组织主要担负起调动社区内各种社会资源、统一规划社区发展与社区服务的功能；咨询、智囊型社区组织担负着社区事务评议、咨询与协调的功能；有偿服务型组织则要具备管理、服务与中介的职能等。

3、以社区体系建设为重点的体制创新模式。

这种模式以社区公共权力和政府权力在不同领域的分权为前提，凸显了社会发展和社区发展的两条主线，呈现网络型交织的、相互关联的特征：(1)突出社区建设的三大行为主体(政府、社区、居民)的不同权力地位和作用：政府及其派出机构的权力地位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是当前的主要推动者和倡导者；社区组织承担公共权力的职能，居委会是联系政府和市民的纽带，并同时满足社区组织的需求，其未来的发展取向应较多地向市民倾斜，而社区成员，特别是社区居民是最重要的行为主体。(2)将社区建设划分出三个不同的领域，即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等领域。在我国的城市社区中，建设“小政府大社会”是社区建设的目标之一，这既包含着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也意味着权力的再分配和利益的再调整。因此，这三个领域的建设过程就是动员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力量的过程，也是整合二种力量的过程，它们彼此之问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并直接关系着社区建设的面貌和进程。

上述三种社区组织体制的权力配置模式是分别从不同的侧面考察和设计的结果，在没有具体参照系的情况下，很难说孰优孰劣。由于对社建设的内涵理解存在着差异，再加上我国社区发展的不均衡，这三种模式都有其合理性，也都可以在不同城市社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如果说这些模式有共性的话，那便是它们都体现了社区建设对分权的共同要求，体现了对社区公共权力及其运作空间的关注。自去年起开始展露风采的“四平模式”把社区建设的目标定位于“学习型、服务型、管理型、自治型”，其落实的核心仍然在于体制与权力的配置。

从市场经济的大背景而言，社区改革的重心无疑是社区自治，在社区的权力体系中政府必须让度更多的权力空间，政府现在的一些不合理的职能要被重新分解，政府原先的不合理的权力负荷也要找到承载的主体。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层面止住发生的变化，表明了改革的方向和社区公共权力更迭的趋势。

即便有如此丰富的体制模式，我社区公共权力的划分仍然问题颇多，有些已经直接涉及到社区体制的层面。当这些问题同我们的成就相比时，我们发现社区权力与体制的关系问题是最突出的：首先，我国社区权力的配置在政治层面上表现为互动性不足，政府权威组织的地位优势明。政治、社会和社区关系的构建本来具有系统性、长期性和艰巨性的特点，再加上我政治层面的渚关系的特殊性，除了政府与社区的关系需要正确的定位以外，还需要解决好党同社区的权力关系问题。总之，社区体制内的党、政府和社区三者的权力关系仍然处于待建的状态之中。其次，体制内的权力配置并没有完全走出转型期的调整格局，社区公共权力的空间比较狭小，权力整合的共同基础薄弱。集中表现为传统的“街居制”与社区的自治体制的权力冲突。“街居制”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它对现代城市社区体制的影响是历史的，今天“街道”与“社区”模糊不清的尴尬局面即来源于此。尽管社区公共管理的改革动作已经触动了，传统的衡道管理模式，但根据宪法和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的有关规定，街道是“政府的派Ⅲ机构”，其权力地位的法定性同自治的社区公共权力之间任体制的运作下一·直冲突不止。另外，“街居制”的权力惯性在客观上提高了社区体制转轨的成本。如：政府机构所特有的行政惰性，把、效率低下等弊端“传染”给了社区的公共权力组织，消磨了社区公共管理的资源。第三，社区权力运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程度偏低，社区组织体制的法制保障薄弱。

最突出的表现是社区管理的规章制度不健全，社区组织的职、权、责的规范性不明确。比如：城市的经济开发区所在的社区组织(主要是街道)同开发区管委会之间的矛盾就比较典型。双方就某些问题都有权管，但也存在着都无权管的无奈。表现在对社区公共权力主体的培育上，我国尚未形成规范、互动的多元格局：除了政府和企业以外，其余权力主体的参与基本上还是空白，各主体作用的发挥同社区公共管理的实际要求有较大的距离，少数管理主体垄断社区资源的局面尚未得到彻底地打破。

三、几点思考

第3篇：社区论文范文

一、社区建设与社区权力配置：理论与现实的比较

在社区范围内，划定合适的政府(广义的政府，后文同)权力边界涉及到社区公共权力的界定，这是一个权威组织同社区自治组织的分权问题。在规范的理论背景下，社区权力配置及其运作产生问题的原因不外是两个一是缺乏相关的理论基础做支撑，二是运作过程中对相关理论的曲解或者背离。大体总结起来，政府与社区公共权力关系的理论主要在三种意义上被广泛地运用：

(一)作为政治发展理论的构架，侧重于政府权力的权威地位，主要形式是政府的作用介入社区生活。

这一理论认为，社区不仅是现代城市生活的源泉，也是考察现代社会权力的重要场所，因为社区本身就是国家、政府和社会相互作用的重要领域。美国学者韦尔什说;“城市政治是否具有良好的功能往往反映出国家政治是否具有良好功能的问题。”

由于城市社区建设涉及到市民的全部生活，它在政治生活上的表现是一个双向的、互动发展的系统过程:一方面是国家政治的渗透，另一方面是城市社区居民的政治诉求。社区就这样内含着国家的政权权力和市民的政治权利两个空间，忽视任何一方面都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社区建设。联合国1960年出版的《社区发展和经济发展》文件指出:社区发展是政府和市民的双边合作的行动，它有两个条件，即政府的支持和人民的参与。联合国文件精神反映的是社区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过程，政府用社区发展的理念和方法指导地方政治的发展，并对行政领导、资源动员、政策倾斜与非政府组织的参与等给予支持以外，还以财政支出和福利服务的方式介入社区的生活之中，以实现政府对社区的控制。当今发达国家大都以此构架作为社区发展的政治政策的理论支撑。显然，政府介入社区的管理生活决非中国才有。

事实上，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从概念的提出到实施，改革首先触及的就是社区公共权力同政府权力的关系。比如：20世纪90年代时，为了满足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社区建设的核心围绕如何实施民主管理，主要致力于解决政府管理权力的下移和居民委员会的职能转变两个问题。这里，问题的关键是政府以何种角色和以何种方式进入社区，而这恰恰是社区组织体制的范畴。比如：街道作为政府的“人”该怎样行动才能体现政府的要求和反映政府的声音?应该怎样按照政府指令行使管理社区的职能?一种理论认为，政府在社区公共管理中的角色定位，应当是以适当的手段进行必要的指导、监管、控制、协调与服务，与此相反，事无巨细的管理则不是也不可能是政府的优势，政府可以运用适当的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达到管理的目的，否则便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政府权力运作的“失灵”现象。

(二)作为社会整合方案的社区理论构架，侧重于公共权力的作用与行使，主要的表现形式是社区参与。

这一理论构架有两层意义一是资本动员。即通过社区参与的途径全面调动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以体现民主国家的发展价值观和社区居民的民主诉求。其中，社会资本就是社区居民作为民主国家的公民所拥有的合法权利及承担的相应责任，它是社区居民民主理念的原动力。资本动员的核心目标是寻求社区发展的动力，只要激活了社区的各类资本，就能够给社区的发展带来绵绵不绝的力量。二是塑造社区伦理。这是社群主义的观点，即提倡社区居民的德行修养和道德义务，以对抗个体因权利的膨胀所带来的社会失序和社区凝聚力下降的问题。社群主义观点的核心，是试图在社区居民之间恢复信任和加强社区的联系，因为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在信任、规范和联系网络方面的弱化，造成了社区社会资本的消失。而社会资本恰恰是社区建设的最重要资源，同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它更具有社会组织的特征，可以在协调和行动的过程中提高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效率。因此，这一理论的构架实际上也可以看成是社区的组织化方案，它的目标是在社区自助、制度整合的基础上重塑社区。

在此理论架构下，衡量社会整合程度高低的标准是考察社区居民的参与状况。如联合国1960年的文件就把公民参与水平的高低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标尺，而联合国1981年出版的广泛参与作为一种战略推动社区层面的行动和国家发展的文件，又进一步把“参与”的触角延伸到社区的层面，鼓励社区居民能够带着创造力的激情参与社区。但是，目前中国的社区参与水平却是极低的，主要表现为：(1)社区参与的积极性不够高，社区动员的成本一收益比例失衡；(2)社区参与目标层次比较低，主要以致力于解决社区内出现的临时性问题为主；(3)社区参与的形式不够丰富；(4)社区参与的发展不够平衡，如参与服务运作的多而参与决策的少，领受性参与多而贡献性参与少，老年人和学生参与的多而青壮年参与的少，单位参与的多而家庭参与的少等。这些现象的产生显然是由于体制的设计和运作都没有体现出社会整合要求的结果。

(三)社会冲突的理论构架，侧重于政府权力与公共权力的整合与竞争，主要表现形式为权力力量在社区领域的此消彼长。

从根本上说，这是由社会变迁演变而来的社区发展理论。如德国社会学家达伦多夫和美国社会学家科瑟尔等“冲突论”者认为，社会体系是一个各个部分被矛盾地联结在一起的整体，其过程不是均衡的状态，任何社会成员都在为权力的分配与再分配进行斗争，一切复杂的社会组织都建立在权力分配的基础之上。人们对于权力再分配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围绕权力所进行的斗争是持续不断的，由此造成的社会冲突是社会内部固有的现象。按照此理论推理，对社区冲突的研究只有涉及与权力相联系的冲突时才是有价值的，无论是政府权力还是社区的公共权力都是如此。

布尔迪厄的“场域论”则显示出，无论是政府还是社区的组织与个人，他们在社区范围的不同位置利用“习惯”与“资本”相互争夺权力运作的空间，并在满足自我的过程中出现诸如原则、对策、人力、场所等方面的交易，不同的参与者——尤其是作为个体的参与者——在其行动过程中因为各自权力基础的不同，会出现“竞争”、“合作”、“冲突”和“妥协”等关系，这是深层次的权力结构关系在基层社区的体现。在我国的社区层面，政府权力的延伸触角同社区公共权力的“场域”存在着以上四种关系，其中的“冲突”体现为政府没有完全放开对“公域”的控制权，城市社区的关系规则又经常变化不定，从而使社区的权力关系处于相互排斥的状态之中。

二、我国的社区改革：分权探索中的相关问题

我国关于社区建设的官方正式文件最早可以追溯到1991年，先后经历了“社区服务建设”和“社区组织建设”两个阶段。应该说，社区改革从城市启动之时就是权力重新配置和分化之始，政府在社区的一元化权力格局开始逐渐向社区公共权力转移。在实行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后，伴随着城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整体进程，关于社区公共权力的观念、组织与制度等的创新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创新过程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它既可能是自觉的，也可能是不自觉的；既可能是渐变的，也可能是突变的；既可能是理性的，也可能是非理性的。所以单从社区的组织体制与权力配置的关系来看，我国社区建设的体制创新一直呈现着多元化的态势：

1、注重政治权力延伸和社区基层民主建设的

体制创新模式。这是统合政治权力和社区公共权力的建设思路，目的是借发展民主以实现社区组织体制构建的设想，期望以此作为我国基层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使社区的公共权力与政治体制的权威权力相吻合。这种体制模型的特点是把社区体制及其权力成分区分成三个相互联系的不同层面：(1)在政治层面上，不放松政治权力的权威地位，党、人大、政府、政协的空间都有充分体现，其中党的政治核心领导一直垂直到基层；(2)在政府组织的层面上剥离非政府权力成分，把社区理性地从政府的概念中剥离出来，街道办事处的一级政府职能也被剥离，主要承担协调和指导的职能；(3)在社会组织方面发育社区的公共权力空间，居委会是基层民主的重要标志，其他服务中介组织则扮演着把“选区”和“社区”建立起实质性联系的枢纽的角色。

2、培育社区公共权力的自治型体制创新模式。

这是从社区组织的结构和功能上着眼的管理体制创新尝试，体现了自治对社区公共权力的基本诉求：

(1)在纵向上区分政府权力与公共权力的界限，突破了“街道”一级的行政区限制，不但将街道“行政区”与社区做了区分，而且还将行政管理事务与社会管理事务区分开来。这样在客观上要求转变社区组织的整合方式，实行有效的分权和放权，使行政力量与社会力量平衡发展。(2)在横向上广泛配置社区的公共权力，重点培育和发展各种社区组织的社会，并赋予其相当的权力。如：议事、决策型的社区组织主要担负起调动社区内各种社会资源、统一规划社区发展与社区服务的功能；咨询、智囊型社区组织担负着社区事务评议、咨询与协调的功能；有偿服务型组织则要具备管理、服务与中介的职能等。

3、以社区体系建设为重点的体制创新模式。

这种模式以社区公共权力和政府权力在不同领域的分权为前提，凸显了社会发展和社区发展的两条主线，呈现网络型交织的、相互关联的特征：(1)突出社区建设的三大行为主体(政府、社区、居民)的不同权力地位和作用：政府及其派出机构的权力地位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是当前的主要推动者和倡导者；社区组织承担公共权力的职能，居委会是联系政府和市民的纽带，并同时满足社区组织的需求，其未来的发展取向应较多地向市民倾斜，而社区成员，特别是社区居民是最重要的行为主体。(2)将社区建设划分出三个不同的领域，即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等领域。在我国的城市社区中，建设“小政府大社会”是社区建设的目标之一，这既包含着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也意味着权力的再分配和利益的再调整。因此，这三个领域的建设过程就是动员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力量的过程，也是整合二种力量的过程，它们彼此之问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并直接关系着社区建设的面貌和进程。

上述三种社区组织体制的权力配置模式是分别从不同的侧面考察和设计的结果，在没有具体参照系的情况下，很难说孰优孰劣。由于对社建设的内涵理解存在着差异，再加上我国社区发展的不均衡，这三种模式都有其合理性，也都可以在不同城市社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如果说这些模式有共性的话，那便是它们都体现了社区建设对分权的共同要求，体现了对社区公共权力及其运作空间的关注。自去年起开始展露风采的“四平模式”把社区建设的目标定位于“学习型、服务型、管理型、自治型”，其落实的核心仍然在于体制与权力的配置。

从市场经济的大背景而言，社区改革的重心无疑是社区自治，在社区的权力体系中政府必须让度更多的权力空间，政府现在的一些不合理的职能要被重新分解，政府原先的不合理的权力负荷也要找到承载的主体。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层面止住发生的变化，表明了改革的方向和社区公共权力更迭的趋势。

即便有如此丰富的体制模式，我社区公共权力的划分仍然问题颇多，有些已经直接涉及到社区体制的层面。当这些问题同我们的成就相比时，我们发现社区权力与体制的关系问题是最突出的：首先，我国社区权力的配置在政治层面上表现为互动性不足，政府权威组织的地位优势明。政治、社会和社区关系的构建本来具有系统性、长期性和艰巨性的特点，再加上我政治层面的渚关系的特殊性，除了政府与社区的关系需要正确的定位以外，还需要解决好党同社区的权力关系问题。总之，社区体制内的党、政府和社区三者的权力关系仍然处于待建的状态之中。其次，体制内的权力配置并没有完全走出转型期的调整格局，社区公共权力的空间比较狭小，权力整合的共同基础薄弱。集中表现为传统的“街居制”与社区的自治体制的权力冲突。“街居制”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它对现代城市社区体制的影响是历史的，今天“街道”与“社区”模糊不清的尴尬局面即来源于此。尽管社区公共管理的改革动作已经触动了，传统的衡道管理模式，但根据宪法和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的有关规定，街道是“政府的派Ⅲ机构”，其权力地位的法定性同自治的社区公共权力之间任体制的运作下一·直冲突不止。另外，“街居制”的权力惯性在客观上提高了社区体制转轨的成本。如：政府机构所特有的行政惰性，把、效率低下等弊端“传染”给了社区的公共权力组织，消磨了社区公共管理的资源。第三，社区权力运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程度偏低，社区组织体制的法制保障薄弱。

最突出的表现是社区管理的规章制度不健全，社区组织的职、权、责的规范性不明确。比如：城市的经济开发区所在的社区组织(主要是街道)同开发区管委会之间的矛盾就比较典型。双方就某些问题都有权管，但也存在着都无权管的无奈。表现在对社区公共权力主体的培育上，我国尚未形成规范、互动的多元格局：除了政府和企业以外，其余权力主体的参与基本上还是空白，各主体作用的发挥同社区公共管理的实际要求有较大的距离，少数管理主体垄断社区资源的局面尚未得到彻底地打破。

三、几点思考

第4篇：社区论文范文

“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一条湘江将长沙城隔成“西文东市”两番不同的特色。而作为长沙的西大门，岳麓区已发展成科教大区和长沙的文化名片。岳麓区高等院校云集，科研院所遍布，人文历史悠久。

岳麓文化艺术产业园以岳麓区政府为主，联合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及省内外知名文化企业共同开发建设，充分发挥岳麓区湖湘文化深厚底蕴和岳麓山大学城教育文化科技资源优势，依托“山、水、洲、城”的自然资源，创新“区校合作”模式，合力打造一个富有湖湘文化气息的文化艺术产业基地。

桔子洲街道位于大学城的中心地段，从溁湾镇到岳麓渔场，形成了以湖南师大、湖南大学、中南大学为代表的大学城产业链。在1.5km2的范围内，有210所画室和近100个音乐、舞蹈、播音、体育等特长培训班。每年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专业学子有4.5万余人，他们在这里求学，他们在这里消费，他们在这里发展。师大、中南、湖大一带的麓山脚下成为湖南艺术家的一个集中活动区域。

锦绣潇湘文化艺术中心作为文化产业园的重点项目更是受到社会关注。项目占地约15亩，总建筑面积约27090m2。项目交通便利，与南面的城市道路阜埠河路通过规划的24m绿化带相连，景观环境优越，离湘江风光带仅百米之遥，有8路公共交通直达市区的各个方向。艺术中心集艺术交流、展示、交易、培训为一体，建成之后对于促进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提升区域形象必将起到积极作用。（图1、图2）

2“艺术的盒子”——形式与功能的重新诠释

当代社会，设计行业的发展，不管是“功能”还是“形式”，都经历了一种从物质性到非物质性的过程，即功能与形式的脱离。这也是以灵活性对抗复杂性，由形式激发功能的过程。设计领域越来越追求“一种无目的性的、不可预料的和无法准确测定的抒情价值和种种能引起诗意反应的物品”，设计过程与艺术创造过程越来越相似。

锦绣潇湘文化艺术中心建筑造型是按功能分区，在用地范围等外部条件限定下的理性分析思考所激发出来的灵感，形成一组具有独特流畅外形的“艺术盒子”的叠加。随着视点的转换达到不一样的效果，其本身就是一项层次丰富的造型艺术作品，通过其自身的艺术形象来唤起人们的思想感情上的共鸣，是灵感和热情的激发容器，体现了无拘无束的生活精神。

“艺术盒子”错落地叠加更突出其艺术感与趣味性。叠——人上架人，物上叠物，相环相扣，相行相错，或同或异，妙趣自出。（图3）叠加作为一种最简单的砌筑手段，便捷、实用、稳定，其中均蕴含着奇妙的艺术法则。单纯、韵律、平衡、变化、动感。

同时“艺术盒子”的叠加，突出了独立单元+自由组合的特色。该艺术中心主体功能为艺术家创作室、设计师工作室、工作坊、艺术品展示区、展销及艺术培训区。鉴于艺术活动的相对自由属性，其建筑空间形态的相对多变、灵活、可塑是十分重要的。既要保持整体的自由开放形态，同时又要尽量保证个体的相对独立，提供其个性化活动的可能。所以采取独立单元组合形式，可同时满足与兼顾这种既矛盾又共生的需求。

选择基本单元以叠合形式构成，我们关注：

⑴基本单元具有相同或相似结构形态。

⑵规律或规律中有变化的组合形式（渐变或变异）

所以，变化与不一的功能其实均可以在制约中进行，或曰在“盒子”中进行，正所谓“规则中有变化、变化中有规则”。所以，绮丽纷繁景象还原后其本原往往是最简单模式组合而已，只是我们熟视无睹罢了。

3技术表现与形象“自由化”

文化建筑的技术表现不应是单纯地为了表现高技术，更重要的是考虑人的因素，关注人的情感、心理领域，探索高新技术在人类心理领域的认同。多数情况下，新技术主要是在应用在建筑的结构上，但技术的表现也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外观、表面、其至建筑的细部，而且这些因素常表现为自发的产物。只有把技术表现的内涵加以扩展，才能实现建筑的人性化和情感化。

形象“自由化”意指建筑形象的非物质化倾向，体现了一种模糊、轻盈、塑性、空无的形象。在高度发达的技术条件下，建筑师的创造力不再受原来的美学法则束缚，建筑几乎已经没有实现不了的形式，不再拘泥于规正、方整的形象，而以更自由的形象出现。建筑师在创作过程中很大程度上是要打破那种传统的，人们头脑里固有的一些东西，而且并不一定带有强烈的目的性。总之建筑师不再创造那种一望即知的建筑形象，像后现代的美术作品一样，更重要的是表达建筑师在创作过程中对建筑倾注的情感因素，而人们更能从中体会朦胧的美感。本项目通过叠加、错位、悬挑等处理手法，既体现了建筑的技术表现，同时外挂采用铝条和玻璃条的随机组合，形成时尚的数码语言，与造型结合构成了一个面向城市的醒目标志，带动周边领域的活力。铝板和玻璃因不同的反射度等物理特性，随着季节气候以及时间的不同，光在建筑上绘制出一幅色彩和图案不断变幻的流动画面，每时每刻都呈现出不同的表情。富有特色的形象给人们带来强烈的不同的视觉和心理感受。（图4）

4休闲化、交流空间的增加以及与环境的融合

休闲是文化活动的基础，二者从来就交融在一起。作为当代的文化活动的载体--文化建筑更体现这一特色。在当今社会，博物馆、影剧院、展览馆已成为公众假期休闲的重要场所。这对文化建筑的社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样的公共场所担负着越来越重的提供大众交流和休闲活动可能性的任务。它从一个文化教育场所变成了一个“具有多重职责的社会中心”。

文化建筑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为人们提供休闲、交流的场所。文化建筑中的交流空间、共享空间的比重也在不断增大。一些具有历史主义的传统文化建筑的扩建，更主要的也是为了增加原有不敷重荷的公共空间。

现代文化建筑中的许多传统意义上的交通空间，正肩负越来越多交流空间的功能，如广场、楼梯、走廊、坡道、台阶等。交流空间的增加还体现在更多非确定空间的出现。建筑内部的楼梯本身除了满通功能外，又是多向度的空间联系体，不只是空间之间的转换与延伸，更是两层空间对话的中介，一个充满活力的空间。以往的走廊多是单一功能性的通过式空间，因此多只是满足了疏散宽度即可，对空间的连系也是越直接越好。现在走廊往往从房间的一侧脱离成为公共空间，甚至成为人们愿意留连的临时展厅和咖啡座。走廊与楼梯一起成为建筑内部的停顿空间，在原来人们看似无法达到之处架起一座空中桥梁，完成空间的跃迁。坡道在建筑内部也大量地被应用，这更多地体现出空间的连续性并消减建筑人工刻画的痕迹。坡道除了是考虑人性化的无障碍设计外，越来越多地表现了空间渗透和意识诱导的意愿。建筑外部广场设置的大台阶则对人们有着天然的吸引力，人们更愿意在这里驻足、休憩，因此往往成为城市或建筑中最具活力的空间。外部台阶具有无可比拟的对城市空间的开放性和亲和力，因此突显了文化建筑的公众意义。同时中庭、餐厅、咖啡厅这些交流空间在文化建筑中的重要性也越来越突出。本项目在入口空间、楼梯、走廊、交流平台、挑空露台等位置的处理中，尽可能地扩大交流空间，使人们在建筑中的活动本身也成为一种交流体现。（图5）

现代文化建筑的发展也越来越重视与环境的融合，这不仅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城市的空间环境。文化建筑多以一种文雅的姿态与周围城市建筑、街道广场或公园融为一体。设计过程中往往注重在建筑内部引入城市空间，或构造类似城市肌理的群体结构，以此来延续参观者的空间感受，取得与环境的协调。或者抽取周围环境建筑的共有要素语言如色彩、质地、比例、构件等，进行重新阐释和翻译后形成符号，应用到新建筑中去，以取得视觉上的延续和形式上的相似。建筑的空间布局也多采用分散化的方式，顺应地势分布建筑的各个组成空间，利用连廊、庭院等，联系各部分，并做到内外环境渗透。

5小型化与专业化——社区文化建筑发展趋势

目前，城市的文化建筑多是向综合体发展，其往往包括图书馆、展览馆、剧场、教育场所等，有的更包括了商店、旅馆及娱乐设施。而社区文化建筑的发展趋势则应是小型化与专业化。由于人们多元化、个性化的选择需要，以及日常活动范围的限制，相当多的人更愿意在自己喜欢的专业和社区范围内的场所进行交流、探讨，而不选择城市的大型综合文化场所。小型化、专业化趋势的迅速发展，一方面是社会对公众交流意识的日益重视及为提升公共环境品质而做出的选择，像小型的社区中心或文化会馆等。比如欧美的社区中心以及日本社区的公民馆，在社区的文化生活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是一些旅游城市为增加地方特色而设立的一些主题非常鲜明的展览馆等设施，如画廊、手工艺品博物馆、民俗博物馆等等。综上所述，社区文化建筑的发展要进行全面规划，并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在建设中应力戒主观随意和盲目性、不讲科学性，而应合理规划、分级发展。对社区文化建筑来说，小型化、专业化的建筑投资较少，建设周期短，内容也更贴近市民生活。所以我们应结合本地区文化产业特色来发展合适的文化建筑，二者也必将会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参考文献：

[1]王其钧，王谢燕.文化建筑设计.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2]高伦.当代文化建筑设计手法研究.硕士论文，天津大学，2001.

[3]章迎庆.当代文化建筑意义的休闲化倾向.华中建筑，2007,10

第5篇：社区论文范文

1.1从事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数量不足

全科执业医师配置逐年增加，提前达到2015年深圳市每个社康中心配置2名全科执业医生的要求。从事公共卫生服务的公卫人员明显不足，较少社康中心配置公卫人员，并且公卫人员呈现逐年流失情况，应引起管理者的高度重视，需要尽快采取相应手段补充足够人员从事公共卫生服务。从事公共卫生服务人员不足原因可能是因为从事公共卫生服务收入偏低，各社康中心更愿意把人力资源投入到社区基本医疗服务创收工作上，同时对从事公共卫生服务人员的绩效考核不合理，社康中心内部同比待遇明显偏低，故人员呈现严重流失状态。社区公共卫生服务工作是整个公共卫生工作的网底，各级主管部门应为保证网底的有效运作提供支持。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对每个社康中心专门定岗拨款配置公卫人员，没有配置的社康中心则取消该项拨款。

1.2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卫生技术人员职称构成不合理

按WHO为中等发达国家制定的卫生技术人员职称比例构成标准（高级：中级：初级）1:3:1，本地区社康中心高级和中级职称人员配置明显不足，卫生技术人员呈明显的“金字塔形”，初级以下比重明显过大。同时高级职称人员主要是社康中心主任，日常主要承担管理工作，从事一线时间更少，可见卫生技术人员技术水平远远不能满足辖区居民就医需求，事实上深圳的经济发展水平已远超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社康中心的卫生资源配置明显落后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辖区居民舍近求远，更愿意到综合性医院就医不足为怪。社区卫生服务在解决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上有重要意义，改善目前社康中心人力资源配置需要多管齐下，首先在职称评定上需要对全科医学进行倾斜，按现行广东省高级职称评审对科研课题和论文的要求，全科医生晋升较困难，建议相应降低课题和论文的标准，提高全科服务能力考核的标准，明确全科医生的职业发展前景；其次在福利待遇上对社区卫生人才进行倾斜，完善绩效考核及收入分配办法，确实提高真正干事的中、高级职称人员的待遇，激励高层次人才愿意留在基层社康中心工作；同时建立医院本部专家定期到社康中心服务的强制性制度，达到技术支援，对全科医疗进行有效补充，发挥专家的传、帮、带的作用，确实提高社康中心的诊疗水平，满足辖区居民的就医需求。

1.3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卫生技术人员学历偏低

本地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卫生技术人员构成以大专为主，本科学历次之，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人员奇缺。学历构成与广州市社区卫生服务人力资源存在问题具有相似之处。主要因为社区卫生服务工作无吸引力，在继续教育、职业发展前景等方面明显受限。建议在政策上鼓励和吸引高等医学院校毕业生到社区卫生机构工作，现阶段本地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最重要任务是加强存量人力资源的培训，加强现有人才在职参加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支持进修学习和提升学历教育，必需盘活现有存量人力资源，才能不断满足辖区居民卫生需求。

1.4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队伍稳定性需要进一步加强

龙岗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人员自动离职率较高，但整体上已呈逐年减少的向好趋势。自动离职人数偏多，可能原因同以上职称构成不合理原因相似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有较多的雇员编制，但雇员编制无任何无吸引力，建议把雇员编制转成职员编制才能较好地留住人才。

2.结束语

第6篇：社区论文范文

1.1油田社区建设实践

油田社区文化在发展成熟过程中，主要是文化精神的培育与发展过程，同时也是思想教育成熟的一个过程。想要让居民能够不由自主的享受文化产业的娱乐，并体现出自我的价值，需要在居民互动过程当中将自我文化与内涵的培养，通过互动培养，不仅能够提高居民的整体素质，还能够使居民成为社区文化中的一员，并实现自我价值的体现、自我教育的升华，从而不断进行自我约束、自我提升，使所有居民具有团结精神，为良好文化的发展做贡献，共建美好、和谐的家家园。因此，社区工作人员应该积极开展社区文化宣传及教育活动，培养职工干部的教育知识及素质，积极改革与创新职工观念，同时有助于社区文化的创新与发展，有助于社区活动的顺利开展。

1.1.1努力搞好阵地文化。阵地文化是指利用俱乐部、电影院、少年宫、电视台、体育馆、职工之家等大型文化设施开展的文化活动。这是开展文化活动的基础，具有多功能性，其突出特点是适应面广、形式多样、层次高雅。通过系统、广泛地开展一些教育性强、内容典雅、群众喜闻乐见且参加热情高的电影周、艺术节、知识竞赛，组织音乐、舞蹈、书法、美术、器乐、曲艺等活动，陶冶人们的情操，启迪人们的思想，教育群众，丰富广大居民文化生活。

1.1.2努力搞好家庭文化。家庭文化是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最基础的一部分，社区是所有居民群众居住的地方，家庭文化的是尤为重要的一项，在开展社区文化的同时应该积极倡导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以及勤俭持家等中国优良传统美德，积极团结邻居，将佳通美德作为家庭文化的重点文化进行宣传与教育，并积极倡导健康、积极、乐观、文明的一种生活方式。同时，社区文化管理人员还应该进行定期活动的开展，不断增加活动的趣味性、娱乐性与知识性，用及其吸引居民的方式引导居民将家庭文化的理解与学习，促进居民文明生活，创造幸福、美满的生活。

1.1.3努力搞好油田社区文化。油田社区文化建设所形成的强大内聚力和发散力表明，企业文化可以使居民、社区和社会(市场)的需要从根本上一致起来，并互为推动，形成良性循环。

1.2油田社区的发展方向

1.2.1组建社区文化摇篮，向素质人才基地方向发展。社区文化建设的目的就是要提高居民文化素质和文明意识，增强社区居民凝聚力和认同感。社区阵地属于居民，让每个居民都成为阵地的主角，采取多种形式组建老年门球队、锣鼓队，成立曲艺爱好者协会，利用假期成立学生志愿者服务队，培养社区居民“用双手呵护社区家园”的思想观念，将居民的生活与社区、社会融为一体。社区文化建设还应满足居民对学前素质教育、学生特长教育、居民终身教育的需求，发挥校外教育培训基地的作用。一个企业不仅需要专业人才，更需要高素质员工，作为油田社区加强文化建设重点就是让居民有更多的接受素质教育、文化教育、艺术教育等高层次、高品位教育的机会，使油田职工子女不出工业区就可获得较为完善的学前素质培养、特长教育，甚至第二职业技能培训。因此，社区文化建设的关键是打造人才培养基地，建立完善的、连贯的，能够使居民终生受益的素质教育网络，依靠丰富的文化生活和良好的文化环境，最大程度营造社区与居民的“人企合一”的氛围。

1.2.2完善社区文化服务功能，向群众化、多元化、精品化方向发展。不断丰富文化内容，使之群众化，充分考虑不同年龄、不同文化层次居民的需求，安排趣味性、知识性、团体性较强的文化广场活动，诸如广场电影、广场晚会、广场健身及节假日广场游园等老少皆宜的活动，吸引居民走出家门，共同参与，繁荣社区文化。不断发掘文化形式，使之多元化，油田社区居民是随石油开发会战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婚丧嫁娶、语言习惯等生活习惯各不相同，围绕油田社区行业特性和地域特点，社区文化组织部门应从了解居民习惯、体验群众生活、搜集文化生活信息入手，让居民参与创作，凝炼、培育出令群众耳目一新、喜闻乐见、民风淳朴多元的社区文化成果。不断探讨文化实践，使之精品化，社区文化不断创新才能满足居民对文化的需求，发挥油田社区特色和优势，以“扩大视野、增长知识、锻炼能力”为目的，组织专题策划、群体实施，统一群体意识和行为规范，培养居民家园意识，依靠群众集体智慧和实践，共建社区精品文化奇葩。

1.2.3突出文化产业建设，向打造优势品牌方向发展。社区管理作为服务行业，品牌是生命。在创建优势品牌过程中，文化建设是不可缺少的利器。优势品牌拥有强大的内聚力和发散力，作为社区经营管理的一个关键元素，品牌的重要性在抢占市场份额和保持企业凝聚力上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可以说竞争的背后是品牌，而打造品牌的支撑是企业文化。通过品牌的文化力去赢得市场和社会的认同和亲和，已经成为参与市场竞争的一种深层次、智慧型的竞争。对油田社区而言，把社区文化作为产业做实、做优、做精，可以使全体职工的价值观与社区精神一致，使职工变被动管理为个人价值自觉实现，使居民变被管理群体为社区发展的当家人，实现变无形的文化教育为有形的企业效益，最终依靠社区文化力的提升，促进社区管理各板块在油田内外市场打造各自的强势品牌，使社区的对外形象和生存竞争力在文化建设过程中得到加强。

1.2.4十六大报告提出，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仙河社区的实践证明，一种集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娱乐、休闲、购物及多元经济等于一体的，基本设施完备、服务功能齐全、发展机制灵活的工业社区模式正在发展成熟，其多功能的组织和多元化的服务，将油田社区真正建设成为大庆石油人物质丰富、民主文明的“小康”社区。

2结论

第7篇：社区论文范文

通过对兰州市一些社区进行调查发现。新建社区与老社区差异很大。老社区空间格局更为紧凑，基础设施不完善，设备老化。这种现象的存在一方面是其客观地理因素，另一方面是因为由于这些老社区规划建设较早，缺乏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社区居民为拓宽自己的生活空间，见缝插针，社区内部空间格局比较杂乱。社区绿地面积狭小，甚至是仅有绿地被居民占领种植蔬菜等，不足以起到改善社区环境的作用。社区生活垃圾处理不及时，甚至某些社区垃圾随意堆在道路两旁，严重影响居民出行和身体健康。由此可见，低碳社区建设还面临很多问题。

1、资源利用不合理

低碳社区建设主要依靠社区居民低碳生活。低碳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是节约资源，减少碳排放，推动社区由高污染、高能耗向低污染、低能耗转变。但是太阳能等可再生资源利用率低，很多家庭没有安装太阳能热水器。由于相对干燥，对于雨水和中水的循环利用不完善。节能冰箱、节能空调比例较小。冬季取暖特别是棚户区仍然采用传统取暖模式。

2、居民低碳环保意识薄弱，实践性低

由于我国长期重视重工业发展，再加上人口众多，在解决人民温饱的过程中忽视了环境问题，忽视了生活空间质量。近年来环境日益恶化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是一部分居民却在实际生活中不能自觉践行低碳理念。一方面抱怨社区环境差，城市环境差。另一方面却不能以身作则，从自己做起。大多数居民并不了解低碳生活，甚至认为低碳生活的实现主要责任在于大企业，自己的力量是薄弱的。这种意识上的缺失和实践上的不作为，是低碳社区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3、低碳社区建设推行不力

尽管国家制定了推动低碳发展和节能减排的法规政策，例如《节约能源管理条例》、《节约能源法》等，但是效果却不明显。而低碳社区建设主要依靠政府推动，居民处于被动状态。社区中居委会和物业成为了低碳社区建设的主要力量，但是由于是非营利性的，缺少资金是低碳社区难以继续推进的主要问题。我国低碳社区建设处在起步阶段，对于老社区改造更是任务艰巨，面临众多问题。总结起来可以概括为两方面，一是政府方面的，二是社区自身的。低碳社区需要政府和社区自身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二、城市低碳社区建设的对策建议

第8篇：社区论文范文

1.群众文化活动日益丰富。

随着社区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推动了社区文化活动的开展，社区文化活动日益丰富。群众积极主动参与、自发组织社区群众文化活动，使社区群众文化活动呈现出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场面热烈、活动频繁、积极向上的繁荣景象。

2.社区文体设施逐渐完善。

随着社区机构的建立，文化惠民政策的实施，许多社区已建设了一定规模的文化活动场地、场所，并逐步配套了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和文化活动的设施、设备。有些社区的文体设施建设已很完善。虽然整体上社区文化设施建设还亟待改善，但文化设施比较完善、制度比较健全的社区已为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3.社区文化队伍逐步形成并迅速发展壮大。

现有的社区文化队伍原来多是零散的业余文体骨干，因为有了社区这个组织，所以迅速凝聚，逐渐发展壮大起来。不过有些地方的社区文化队伍无论是在队伍素质上还是规模上都已经发展得很好，而有些地方的社区文化队伍建设亟待加强，人员的编制、待遇以及技能培训等方面也需要相应改善。

4.社区群众文化活动富于地域特色，但有待丰富。

因地域差异，文化活动也会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色，但基本都以传统文化活动形式为主。这些充满地域特色的文化活动虽为当地群众喜闻乐见，但参与人员以中老年为主，活动内容和形式也有待丰富。应丰富社区群众文化活动内容和形式，并通过组织、引导、推广、丰富，吸引更多不同年龄层次的群众积极参与。

二、新型社区群众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加强新型社区群众文化建设对促进社区文化发展，促进社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对丰富社区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央明确提出建设、繁荣农村文化事业，注重建设新农村文化，强调了新型社区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出台政策、打造样板、树立典型，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各个社区党支部都注重加强社区群众文化建设，提高群众思想道德水平和文化水平，制定了相应制度使社区群众能够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打造和谐、文明、健康的社区，为社会的和谐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虽如此，但社区群众文化建设中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我们在以后的群众文化建设工作中不断努力，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充分发挥群众的作用，逐步解决这些问题。

1.新型社区群众文化建设资金不足，渠道单一。

多数新建社区的文化设施建设大多数是政府出资，对政府、集体依赖性较大。部分新建社区几乎没有文化设施，文化建设项目很少，用于社区文化建设的资金也很少。

2.文化设施需进一步完善。

多数新型社区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文化设施不完善，难以全面满足社区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无法为群众提供更好的文化服务。绝大多数社区居民希望参加社区文化培训班、创业培训班、文化产业班、养殖、种植班等，以提高自身的精神文化水平，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而这些目前很难实现。

3.新型社区文化建设中对文化设施的保护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

和谐是社区乃至我们整个国家精神文化建设所追求的的理念。有些社区在文化设施建设方面走在了前列，但是在和谐社区的建设中却上演了不和谐的一幕，如文化设施建好后，出现设施被滥用、被破坏等现象，再加上文化设施被毁坏后没有得到及时修理，导致部分文化设施报废。

三、如何加强新型社区群众文化建设

我们要与时俱进，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做好新型社区群众文化建设工作，坚持面向大众，以城市社区和农村乡镇为重点，加强群众文化工作的基本阵地、基本队伍建设，丰富群众文化的基本活动内容和基本活动形式。每一个基层群众文化工作者都要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不断探索、创新，努力做好基层群众文化工作，团结一心，为新型社区群众文化建设贡献力量。

1.加大资金投入，拓宽资金渠道。

新型社区群众文化建设需融汇多方力量，加大资金投入，以政府投入为主，一部分资金由社区集体提供。所以要促进社区集体经济的发展，从而为社区文化建设提供物质保障，以不断提高社区群众文化建设水平，更好地服务群众，丰富社区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2.丰富社区群众文化生活，提高社区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各地纷纷推出各种有利于文化建设的政策。大力发展以展示民族习俗、民族风情、民族服饰、民族工艺等富于地域特色的社区文化以及各种节日庆典文化等，丰富社区群众文化生活，吸引更多的群众积极参加各项文化活动，并充分依靠群众的力量不断丰富和发展社区群众文化，切实满足社区群众的文化需求，提高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

3.引入多元文化，带动新型社区群众文化发展。

第9篇：社区论文范文

1.1提升环境科学行为能力

社区居民环境科学素质提升主要表现为居民在个人生活与社会公共生活中是否能够身体力行，在具备基本环境科学知识与环境科学方法的基础上，“从我做起”完成环保实践。对于社区居民环境科学行为能力的提升，需要围绕环境科学知识，针对不同人群的智力水平和认知差异进行设计，既需要考虑到环境保护的实际效果，也需要照顾到居民日常学习、生活与工作的基本便利性，重点在于基于知识和方法，映射环境科学意识。社区居民需要具备的环境科学行为能力主要有：研究身边的环境现象与环境问题，利用已有的环境科学知识与方法，分析和解决某些生活、生产或社会实际问题；追求环保事业，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积极参加环保活动，并带动家人、同事完成环保实践；做到节约资源、绿色消费、农业清洁生产、物品回用与合理处理生活垃圾；积极参与环保公益活动，参观所在地区环境保护单位、环境质量监测单位；科学认知、理性应对环境污染事件；主动关注并积极参与环境问题的公共议题与社会决策。

1.2培养环境科学意识

社区居民环境科学意识的培养应在了解和掌握一定环境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在初步具备一定环境科学行为能力的同时，潜移默化地促进其环境科学意识的形成，使居民在日常生活和生产经验的积累中，摸清事物的本质规律，进而形成理性的认识，能动地指导其学习、工作、生活与实践。

1.2.1“从我做起”意识促进社区居民关心环境，关注家庭、社区、国家和全球面临的环境问题，能够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完成个人生活与社会公共生活中环保实践。这是热爱生命与尊重生态环境的内心映射，是最为朴素的环境保护责任观，同时也是指导社区居民环保行为最为直接的意识导向。

1.2.2“节约资源、绿色消费、循环使用、清洁生产与分类处理”意识促进居民以节约的方式利用资源、以环境友好的方式进行消费，能够为保护生态环境付出时间、空间和经济的代价。通过购买、使用再生产品和可重复利用产品、循环使用生活物品、一物多用、绿色出行的个人行为，以求形成合力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共建环保事业、共享美好环境。

1.2.3“科学认知，理性应对”意识这是对社区居民环境科学意识提出的较高要求。强调居民掌握相应的环境科学知识与科学方法，能够正确避险。在遇到公共环境事件或问题时，保持头脑冷静，不盲目跟从、不信谣、不传谣，采取具有科学依据的防护手段和措施。

1.2.4“共建共享”意识这是对社区居民环境科学意识的最高要求和引导方向，是对“从我做起”意识的升华，更强调培养重点人群在处理环境方面的社会公共事务时应该具备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促进公众正确认识自己环境权利的具体内容，并积极主动的争取权益、维护权益。促进居民参与环境公共事务的决策；促进居民参与环境公共事务的监督管理；促进居民参与环保宣传、环保公益事业等公共服务。

2提高居民环境科学素质的主要方法

根据地域、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特点的不同，社区居民对环保知识的认识和兴趣点也存在较大差异，在环境科学知识普及方面可以结合与居民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环境内容，在国家环境科普主题宣传日期间，通过开展不同形式的科普活动，吸引居民广泛参与，逐步提高居民解决日常生活与实际生产中有关环境问题的能力。

2.1社区居民环保科普活动的开展条件

2.1.1确定活动特色结合社区地理环境、资源环境和人员环境的特点，在充分调研公众需求的基础上，确定活动主题特色。在开展活动的过程中，应当特别重视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的传播，加强反对伪科学、反科学、迷信的普及宣传。

2.1.2创建环保社区活动站应根据实际需要，充分利用社区图书阅览室、科普大学教室等居民公共活动场所，开展环保科普活动，配置专用活动器材或设施（不包括办公设备及影视播出设备），配备固定的科普活动辅导人员。应免费向社区公众开放，并辐射周边。

2.1.3开发活动资源围绕特色环保主题，设计并实施有创意、有特色、有示范意义、可操作性强的科学探究实践项目。编写形式灵活的活动方案和多媒体视频资料。定期组织相关的环保科普活动。

2.1.4聘请科学顾问聘请环境科学、科普、科学教育等各领域的专家，为环保科普活动的开展提供咨询，对社区环保科普活动进行指导。协助社区科普工作者，设计策划活动内容和形式，注重活动的科学性、趣味性和参与性，富有实效地组织实施。

2.2社区居民环保科普活动的形式

2.2.1环境科学知识传播活动知识传播活动模式是以普及环境与环境保护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为主，面向广大社区居民，传播环境科学知识、展示环保科技成果等的一种模式，主要通过环保科普活动主题纪念日、科普讲座、报告、展览、科普宣传栏、网络等特定时段或方式进行知识和方法宣传普及的活动。在知识传播的过程中，应当重视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的传播。反之，不重视科学的精神层面，很可能造成社区居民尤其是老年人、待业人员等相信伪科学、反科学甚至迷信，对此缺乏起码的怀疑和批判的后果。因此，在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指导下进行的科学知识传播尤为必要。

2.2.2科学游艺活动科学游艺活动模式是从社区居民的兴趣出发，在社区设立固定环保科普活动室，添置互动游艺展品、设施，再现知识的形成或深化过程。科学游艺活动一般是在特定的设计规则下进行的，它以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为前提，它的特点在于居民们乐于接受，容易置身于设计规定的情境氛围之中，能够在轻松愉快中获得知识，在参与实践中体验情理感受。科学游艺活动模式一般可分为智力游戏、角色游戏、体验游戏等，如通过简单的实验可以验证一个环境现象或环境科学原理。

2.2.3生活小窍门推广实践活动小窍门推广实践活动是面向广大社区居民，特别是老年人、家庭主妇。鉴于老年人、家庭主妇等人群能够掌握家庭日常生活的主要开支，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他家庭成员的行为习惯，围绕他们对“开源”和“节约”的重视程度，普及既能够省钱、省力、省物又对保护环境产生积极意义的生活小窍门的模式。主要通过定期举办讲座、互动实验、家庭“妙招”大比拼等活动，在“趋利”动因推动下，使社区居民在具备保护和改善环境所必需的知识、价值观、态度和义务的基础上，形成在日常生活中的环境保护的自觉行为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