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比较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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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外文化比较论文范文

关键词　高校图书馆　国内版外文图书　图书文种界定　图书采编工作　资源整合共享　分类号　G253

1　问题的提出

笔者长期从事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的业务与管理工作，发现近年来国内版图书的中外文文种界定日趋困难，且有难以区分的趋势。虽然国内有关编目机构早已了有关中外文图书界定原则或规定，但还是没有达成统一共识，因此，出现同种图书在不同图书馆中外文界定不一致的情况，在此仅举2007－2008年国内出版的图书4例，如表1所示：

图书馆界曾经有“国内出版物应是中文图书的常规”的说法，而且“由于授权版西文书的出版信息刊登在国内出版的新书目录中，并以人民币标价，各馆多随中文图书一同购入，按照中文采编和西文采编各自归口的传统做法，于是这批书被‘顺理成章’地送到中文编目组”，“受以上这些因素的影响，多数图书馆将这类文献作为中文图书编目，并归人中文目录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约定俗成’”。国内原版外文图书也出现类似情况，“鉴于本土西文图书以上特征及出版数量还不多的情况，使得该种图书在从采购到进人流通的全部工作流程中被作为中文图书处理”。另外，国内出版的图书的在版编目(CIP)一律是中文文种编目。且中文题名为正题名，外文题名为并列题名，这也造成图书文种界定的误导。目前，国内出版的中外文图书征订目录结合在一起，图书馆一般由中文图书采访人员负责采购，到馆后再区分中外文图书，分别移交中文编目部门和外文编目部门，国内版外文图书与进口的国外原版外文图书一起编目入藏，所以，中外文图书的界定成为重要的业务工作。

2　中外文图书的界定

2.1　中外文图书界定原则

对中外文图书的界定，一般多从图书的封面、封底、书脊、题名页、版权页、前言、目次、出版说明、正文等各部分的文种特征来描述分辨，制定详细的区分界限。但事实上，目前的图书出版外表特征千差万别，举不胜举。例如有学者单单就国内出版的授权重印版西文图书的出版形式就列出了6种，而且以后还会有更多种多样、纷繁复杂的出版形式，所以，用于中外文图书界定的外表特征的详细描述越来越无法包罗万象，造成图书馆采编人员经常无所适从。笔者认为，图书的外表特征固然是中外文图书界定的重要因素，但我们更应该解放思想，以人为本，服务读者。抛弃采编部门注重技术、自我完善的传统工作方式，从读者需求的角度来考量。“轻外表，重内容”，不要固守于某些部分特征的细小区别，侧重从图书偏重的主要读者群、读者借阅的倾向、图书阅读效能的最大化等图书的使用功能、读者实用性方面来界定。下面分别探讨两大类图书的中外文文种界定：

2.2　引进版图书的中外文文种界定

2.2.1　添加大量中文翻译及注释的授权影印版图书宜界定为外文图书　对于与原版图书在内容和形式上基本保持一致，只是在图书封面、题名页等地方增加翻译中文题名，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原汁原味的授权影印版图书，图书馆一般界定为与原版图书一样的文种。例如有学者指出：“影印版外文图书文种的确定，决定因素是文献内在特征，授权版图书的特点是引进版权，受影响的只是图书的版权，而不涉及图书的语种”。但国内出版的授权影印版图书的出版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外表跟引进版权的译著版极为相似。内容简介、出版说明、序言、导读、目次等内容都为中文；中文CIP及版权页、内容改编重印、正文增添中文内容等情况日趋普遍，经常让图书馆采编人员产生包含了这么多中文内容，是否应该界定为中文图书的疑问。例如图书《The Pragmatic Programmer From Journeyman to Master》(程序员修炼之道)(978－7－115－15566－5)的编者在“出版说明”中指出：“本次出版的英文注释版，除了按原版版权方的要求翻译了前言、序等文字，并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原书的正文部分之外，还在多位业界专家的大力支持下，利用页边和页脚的空白增加了一些注释，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力求为读者能够提供更多的价值”。笔者认为，尽管此书章节标题有中文翻译，内容有中文提示主题，还有中文内容提要、序言、前言、作者简介等内容，但是，本书还是应该被界定为英文书。与本书类似的情况还有相同出版社出版的《重构(英文注释版)》、《企业应用架构模式(英文注释版)》等书，以后多种语言交叉的情况还可能更多。

2.2.2　系列文献的中外文界定要尽量保持一致　外语教学参考资料，即使是授权影印版图书，从读者外语学习的作用出发，还是界定为中文图书为宜，正题名应该为中文。如《挑战日本语中级》(978－7－301－12863―3)正文为日文，是日语水平考试参考资料，授权影印版。国家图书馆界定为中文图书，正题名为中文；北京大学图书馆虽然也界定为中文图书，入藏中文书厅，但著录时正题名为日文，中文题名为并列题名。笔者认为，系列文献的中外文界定要尽量保持一致，即要求采编人员在界定图书文种时，应该查检本馆馆藏状况及通过有关出版动态信息查询系列图书出版预期，特别是避免多卷书前后界定为不同的文种并入藏到不同的书厅。与此书关联的还有《挑战日本语学生用书》(7－301－10972－5)，它的中文前言指出“本书为《挑战日本语》系列丛书的学生用书。”题名页与封面都有“中文版”字样，正文中有部分中文翻译，从整系列图书总体考虑，界定为中文图书为宜。

2.2.3　引进版英汉双语图书宜界定为中文图书　过去英汉对照图书一般是为学习英语而编著的，当然界定为中文图书。现在引进版专业图书也在正文中出现英文原版和中文译文，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英汉对照，而是分开两部分，英文部分在前，中文部分在后。如《商业分析》(978－7－5058－6482－5)，“中英文双语版专有出版权属经济科学出版社”。题名页没有英文，标明“英汉双语”，责任者有“主编”、“译者”，还有“译审”，“总目录”中显示本书前半部分为“英文部分”，后半部分为“中文部分”。中文部分是中文翻译，还有审译。因此书是引进版图书，且前半部分都是英文，采访部门的图书验收人员很直观就把本书界定为英文图书。笔者认为，虽是引进版专业图书，但既然有完整中文译文，还是界定为中文图书为宜。

2.3　国内原版图书的中外文文种界定

2.3.1　国内原版外文图书出现中外文交汇在一起的状况　为适应国际学术文化交流需要，近年来，我国学

者用外文撰写学术专著在国内外出版的数量迅速增多，特别是随着双语教学的进一步开展，更多国内学者根据我国国情用外文编写出版教材，同时外国学者在国内出版的外文专著也日渐增多。国内原版外文图书比授权影印版外文图书更容易误判为中文图书，且多数内容特征和外表特征复杂多样，中外文交织在一起，出现了许多不但封面、封底、书脊、题名页有中外文字样，图书正文也包含了中外文内容的图书，给图书馆图书中外文界定增加难度。

2.3.2　没有英文题名的英文图书　《德国文学史》(978－7－5321－3157－0)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本书的著者是美籍学者，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题名页、封面、书脊、版权页都只有中文题名，还有译者，但第二题名页的第二责任方式却改为“编注”。全书是由英语写成，目次及正文都是英文，只是脚注有中文解释及每章后面有中文思考题，没有中文翻译，所以第二责任方式实为“编注”。有图书馆将该图书界定为中文图书，笔者认为虽然题名页等处没有英文题名，但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文献来考虑，并结合本书的内容特征，还是界定为英文图书为妥。

2.3.3　宜以主要的文种来界定文种图书　我国学者在国内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专著，如《Approaching Gender in Chinese Compliments》(汉语称赞语中的性别研究)(978－7－03－019885－3)的封面、书脊、题名页等处都出现中文题名及著者姓名，有中文CIP、版权页、序言、摘要、中文提要，含有中文参考文献，甚至正文中还出现个别中文内容，但考虑到图书的主要文种还是应该界定为英文图书。又如，对于有区分不同外文文种的图书馆，宜以主要的文种来界定文种图书，如国内出版的《Foreign Language Studies》(外国语言研究)(978－7－89490－391－4)，题名页中文题名在上，英文题名在下，系我国学者撰写的外国语言研究文集，主要是英文，还有几篇是日文。论文的参考文献出现少量中文，应该界定为英文图书为宜。

2.3.4　外语教学与自学的图书宜界定为中文图书　国内原版图书《英语演讲选评100篇》(978－7－5600－6000－2)“前言”介绍：“我们从2002－2005年‘CCTV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的半决赛和决赛中挑选了定题演讲和即兴演讲各50篇，每篇演讲的文字材料后面都附以简短的点评，指出该演讲的优点和可以改进的地方”。点评和演讲内容都是英文，而且本书的目录、正文(包括演讲的基本原则介绍、演讲建议等)都是英文，如果只从图书正文的文种形式来区分，一定界定为英文书，但笔者认为，从外语教学和学习的角度出发，还是界定为中文图书为宜。

3　国内版外文图书的采编工作

3.1　国内版外文图书采访职责有待明晰

国内版外文图书经常把中文题名用大号字体突出印刷在封面、书脊等处，容易造成“中文图书错架混进外文书厅，图书馆藏杂乱无章”的错觉。这种外表特征中文化的情况给图书馆现场采访也造成一定的困难，往往导致未能及时正确判明文种而造成错过选择的机会或采购不恰当的复本量。此外，征订目录都是与中文图书混杂编排在一起，采用中文题名，与中文图书一样的采访途径，与目前图书馆文献采访一般按文种区分中文图书采访与外文图书采访的分工现状不吻合，很容易造成中文图书采访人员认为是额外负担，而外文图书采访人员又爱莫能助，成为谁也不愿办理的图书采访三角地带。由于业务缺乏沟通，未能很好地协调国内版与国外版外文图书采编，也没有建立完善的链接检索功能，因此，有待分工更为合理的采编业务职责岗位的设置。

3.2　授权影印版图书的国内拆分出版及跳页现象

有的授权影印版图书在国内拆分出版，如清华版双语教学用书《Microelectronics Circuit Analysis and De－sign》(电子电路分析与设计)(978－7－302－15684－0)就是根据国内电子技术类课程教学的特点，在国内出版时一个题名下按多卷书形式出版三分册，高校图书馆采编人员就要注意完整采购和编目。大多数双语教材都进行改编，但一般不改编正文的实质内容，只是删除部分内容，如《Quantitative Analysis for Manage－ment》(面向管理的数量分析)(978－7－301－12838－1)就删除了原书3章，并且“编辑在对原版图书进行删节、重新编排页码的同时，为了便于读者使用索引等，仍保留了原书的页码(在每页正文的上面)”。这类书的出版特点应引起采编部门的重视，虽然每页的下面有重新排列的页码，但图书验收人员如果没有详细了解本书改编影印的特点，一看到正文每页上面的页码，容易误解为图书缺页。有的改编版影印图书甚至没有重新排列页码，如《International Management》(国际管理)(978－7－111－20801－3)就出现跳页的现象，“因为文中提到的页码或内容有可能已被删掉……”，也造成图书著录的“页数”项不准确。

3.3　国内版外文图书书目数据著录注意事项

对于国内读者来说，正题名是检索识别图书的最重要标志，因此，我们一贯非常重视题名检索点的设置。ISBD规定：“如果题名用不同的语言和／或文字，正题名应是资源内容或主要部分所用语言和／或文字的题名”。国内版外文图书应该著录外文题名为正题名，把中文题名著录为并列题名，并分别提供检索点。授权影印版图书编目数据要尽量提供原书的题名、ISBN等检索点，以备国外原版图书采访时。要建立国外原版外文图书、授权影印版图书、引进翻译版图书的机读目录数据联接，例如，上面列举的引进版外文图书《The Pragmatic Programmer From Journeymanto Master》(程序员修炼之道)(978－7－115－15566－5)于2003年出版，在2004年又出版翻译本，图书馆机读目录编制应该进行有效链接。授权影印版图书出版发行项应该客观著录，即不要把出版地和出版者进行翻译；许多授权影印版图书都系丛书之一，丛编项也宜如实著录，无须再翻译。这可以说也是授权影印版图书编目数据区别于国外出版外文图书的一个特色。笔者认为，版本项应该是与出版发行项对应的，出版发行项著录了国内授权影印出版社与出版时间，版本项就不应该著录原版版本，原版版本应该与原版的其他信息一起著录在附注项，即USMARC的“534 Original Version Note”字段，且一般以“$P Reprint.Originally published：”子字段开始。

4　进一步的建议与设想

通过本文的图书实例分析和研讨，笔者认为针对国内图书出版的形式日渐多样化，中外文交织在一起，

中外文图书的采访渠道逐步交融等实际情况，各图书馆中外文图书界定无法统一有其必然性和客观性。而且，人为地把相同学科内容的图书按文种分散典藏于不同的书库，且不同文种馆藏的排架方式、借阅规则都不一样，给读者借阅同一个学科的图书设置了很多障碍。再之，往往因为把外文图书区分馆藏，减少了读者借阅外文图书的积极性，未能把中文图书与外文图书从内容的学科属性有效联接，造成外文图书借阅量少，馆藏资源浪费。有学者对引进版外文图书入藏外文书厅早就提出忧虑：“因诸多原因，光顾外文书库的读者不多，若又将引进版最新外文书和其它外文书混排在外文书库的‘大海’中，读者很难发现、查找，也就谈不上充分利用，委实可惜”。

第2篇：中外文化比较论文范文

[关键词]儿童文学；比较文学；影响研究；阐释策略

中外儿童文学研究的现代自觉始于“五四”前后。以周作人、赵景深等为代表的第一代儿童文学研究者为中外儿童文学研究奠定了第一块学术基石。江苏省内，南京大学钱林森、苏州大学朱栋霖、南京师范大学汪介之和谈凤霞、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金燕玉等学者分别在中外比较文学及儿童文学研究方面都有相关重要著述。国内儿童文学研究的重镇主要有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和浙江师范大学。80年代韦苇和蒋风分别出版了《外国儿童文学史概述》及《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90年代评论文章的深度大大提高，并有高质量专著出版，如韩进的《中国儿童文学源流》、韦苇的《俄罗斯儿童文学论谭》、吴其南的《德国儿童文学纵横》、方卫平的《法国儿童文学导论》、张美妮的《英国儿童文学概略》和汤锐的《北欧儿童文学述略》和《比较儿童文学初探》等。进入21世纪后，研究的领域有所拓宽并向纵深发展。舒伟的“现当代英国童话小说研究”获03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立项。2006年张永健主编的《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史》（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问世，该书的一个特点是介绍了部分中国作家对西方儿童文学的翻译情况。重要的相关学术论文有朱利民的《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生存境遇与反思――兼谈比较儿童文学》、方卫平的《西方人类学派与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以及陈华文的《变异：在于适应文化--〈灰姑娘〉与中国同类型童话比较研究》等。

国外关于儿童文学的比较研究在近二十年取得了突出成就。德国著名学者Emer O’Sullivan的《比较儿童文学》（2005）堪称该领域的一部扛鼎之作。该书对比较儿童文学的历史进行了梳理，主要从战后国际化热潮至现当代比较儿童文学批评。书中还对比较儿童文学作为一个学科领域的组成部分进行了归纳：文学交往和迁移研究，互文性研究，媒体互动研究，文学形象研究，叙事学研究和翻译研究。国外关于中国儿童文学及中外儿童文学关系的研究目前只有两部专著。其一是法国学者皮埃尔・迪耶尼的《世界属于你们，中国与儿童文学》（1971）。迪耶尼提出了三个问题：中国儿童文学作为一个具有清晰特征的领域的界定；对特定历史时期的文本的归类以及儿童文学流派的划分；对儿童文学流派的溯源及其发展变化的原因。其二是玛丽安・法夸尔的《中国儿童文学：从鲁迅到》（1999）。法夸尔在该书中以1919至1976年间的中国儿童文学为研究对象，从比较文学和历史研究的角度揭示了政治在儿童文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儿童作为政治象征的形成过程。该书第一章对中国儿童文学受到的西方影响有较深入的论述。

纵观国内外研究现状，中外儿童文学的研究已经引起了学界极大的关注，并取得了巨大成绩，但目前国内鲜有学者对20世纪上半叶中外儿童文学关系进行全面细致的梳理，尤其是对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在中国的接受及中外作家之间的影响进行研究。具体研究不足反映在缺乏一定数量的高水平论文和论著，也没有相关科研课题立项。因此，有必要全面梳理20世纪上半叶中外儿童文学关系，探讨外国儿童文学在中国的译介、误读和接受、外国儿童文学作家对中国作家的影响、中国文化对外国作家的影响以及中国儿童文学在国外的接受情况。这也就意味着，中文儿童文学关系研究从文化交流史的层面上可以进一步考察外国儿童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中国儿童文学在外国的译介与流播、中文儿童文学作家的联系和交往、外国儿童文学家笔下的中国形象，以及中国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外国儿童形象等；在阐释策略上可以突破传统的译介学模式和编年史模式，可以拓展了这一研究的领域。

要全面梳理20世纪上半叶中外儿童文学交流情况，就要深入探讨20世纪上半叶外国儿童文学在中国的译介、误读和接受，外国儿童文学作家作品对中国作家的影响，中国文化对外国作家的影响以及中国儿童文学在国外的接受情况。“五四”前后对世界各国儿童文学创作和理论的翻译和吸纳促成了我国儿童文学创作的第一次。20世纪上半叶，随着中外文学对话与交流日益频繁，外国儿童文学对中国作家产生较大的影响。外国儿童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迥异，对中国作家具有某种示范性和启示性，但中国作家在借鉴过程中也产生了的一些误读，这些误读又说明了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正是中国20世纪上半叶特殊的历史社会背景造就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儿童文学。20世纪上半叶中国儿童文学是在世界儿童文学的影响下逐步走向自觉和成熟的，同时，也立足本民族文化并从中汲取营养，从而具有了深厚的民族性与本土性。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包括神话及民间故事）对在中国生活过的外国作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直接或间接体现在其儿童文学作品中。在此基础上，该课题进一步探讨如何促进中外儿童文学的交流与对话，如何建立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品格，即不仅具有鲜明的开放性与吸纳性，还具有深厚的民族性与本土性。

20世纪以来，中外文学理论家对儿童文学问题从学理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论述。由于我国儿童文学研究起步较晚，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世界各国儿童文学创作和批评理论的翻译、吸纳和运用。“五四”前后对世界各国儿童文学创作和理论的翻译和吸纳促成了我国儿童文学创作的第一次。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早期翻译家和文学家以及西方来华传教士对外国儿童文学的译介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得外国儿童文学进入中国作家和读者的视野。同样，这种文学交流也进一步推动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20世纪上半叶，随着中外文学对话与交流日益频繁，外国儿童文学对中国作家产生较大的影响。外国儿童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迥异，对中国作家具有某种示范性和启示性，但中国作家在借鉴过程中也产生了的一些误读，这些误读又说明了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正是中国20世纪上半叶特殊的历史社会背景造就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儿童文学。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刘易斯・卡洛尔的儿童文学经典《爱丽丝奇境漫游》在“五四”时期翻译大潮中被中国读者所熟知。它的第一个中译本由赵元任翻译，当时取名为《阿丽思漫游奇境记》，1922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深受爱丽丝故事的吸引，沈从文和陈伯吹分别创作了长篇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和童话《阿丽思小姐》。比较三个截然不同的三个版本的爱丽丝故事，可以看出中国作家力图借鉴外国儿童文学精神，但同时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迥异的文学传统，中国作家对爱丽丝的故事进行了不自觉的误读和自觉的改写。可以说，20世纪上半叶中国儿童文学是在世界儿童文学的影响下逐步走向自觉和成熟的，反映了中国儿童文学作家试图建立世界视野的努力。同时，他们立足于本民族文化并从中汲取营养，从而使中国儿童文学具有了深厚的民族性与本土性。这种研究思路不仅着眼于外国儿童文学在中国的误读和接受，还分析了外国儿童文学作家作品对中国作家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还研究了中国文化及儿童文学对外国作家的影响以及在国外的接受情况，力图探讨双向的交流和对话，而非单向的影响。中国文化（包括神话及民间故事）对在中国生活过的外国作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直接或间接体现在其儿童文学作品中。如赛珍珠、凯特琳・帕特森等外国作家的儿童文学创作中体现了较为明显的中国元素。20世纪上半叶中国儿童文学在国外的译介处于起步阶段，但中国作家（如郑振铎等）勇于向国外介绍中国文化和中国优秀的各类文学作品，努力维护着民族的自尊与自信。

20世纪上半叶中外儿童文学关系研究促进了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理论研究。同时，探讨如何促进中外儿童文学的交流与对话，如何建立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品格（即不仅具有鲜明的开放性与吸纳性，还具有深厚的民族性与本土性）这一系列的问题可以从一个方面推动学界开展其他类别文学的比较研究，为整个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发展做贡献。通过借鉴与创新相结合，中国学者能够更好地融入到当代儿童文学研究的学术发展进程之中，甚至可以更好地参与到世界性儿童文学的学术对话中去，甚至可以在广义的更为平等的比较文学学术交流中发出中国学者独特的声音。

参考文献：

[1] 张永健. 中国20世纪儿童文学史[M]. 沈阳：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6.

第3篇：中外文化比较论文范文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比较文学无论是在学科理论的创建、研究范式的确立和教学过程的实践等方面，世界各国学者都还在进行着积极的尝试与探索，力求建构出兼具民族特色与世界意识的比较文学理论形态。与此学科世界发展现状相应的是，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科体系的整体框架中，存在着文化传统、知识结构和培养目标各具特色的地方高校，甚至还有一些是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地区高校。因此，如何在民族地区高校的文学课程中凸显比较文学学科教育与人才培养的优势，是本文重点探讨的问题。而要对这个问题取得深入有效的思考，必须立足于民族地区高校所据有的独特的地缘优势和文化资源。首先，从其文化属性观照，民族地区高校不仅地理空间上呈现出地区性与地域特色，在文化空间上也独具其历史传统和民族气质。就以笔者所在的百色学院为例，百色学院是一所位于民族地区的普通高校。现今百色在行政区划上是隶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个地级市，其地理位置位于滇黔桂三省交接地带，与越南接壤并勾连东南亚。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粤地）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1］（P1329）其中“苍梧”“郁林”“合浦”等地，均位于今广西的地理范畴之内，“交趾”“九真”“南海”“日南”则指与广西交界的越南等地，在古代均属百越之地。百越地域广阔，面临大海，接壤异邦，成为中原与周边国家交往的文化走廊。自古至今族群的延绵迁徙以及文化交流，使得这一地区成为沟通中原华夏和东南亚各国的桥梁。在此地繁衍生息的边疆民族因融合中原华夏文化与东南亚各国文化而获得新的生长点，同时推进中原与东南亚各国文化的发展。进入21世纪，继中国改革开放大潮而来的是东盟区域合作，广西作为连接东南亚的中国南大门，从地理空间的边缘成为了东盟文化与经贸交流的中心，国际间、地区间多边多向的频繁对话与交流在承袭传统的基础上获得巨大擢升。因此，在此背景下开设比较文学课程不仅有利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有利于与周边国家的民族和睦与经济发展。

其次，从其学术地位分析，中国与周边亚洲邻国及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学比较是中国比较文学与东方文学研究的前沿领域，代表着世界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势。作为的倡导者，鲁迅先生在《今春的两种感想》一文中就指出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存在的盲点：“我们常将眼光收得极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极远，到北极，或者天外，而这两者之间的一圈可是绝不注意的。”［2］（P386～388）当代比较文学学者季羡林、乐黛云、饶芃子等人也提出要对中国与第三世界及东南亚国家的文化文学交流加以重视的呼吁。孟昭毅也在综观我国比较文学现状后中肯指出：“在以往的东方文学交流研究中，中国与周边各国的文学往来都有不少涉足者，……但不足之处在于中国在区域性的文学交流，如东北亚、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地区的文学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叙述得太少。”［3］（P5）在2011年4月举办的中国首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导高层论坛会议上，乐黛云更是提倡中国学者应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她指出当下语境中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要在认知、理解和诠释民族文化历史的基础上尊重并吸收他种民族文化的经验与长处，形成一种文化自觉。［4］

西方学界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文学交流也极为关注。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院士在东南亚民间文学与民族文学的研究过程中，提醒中国学者要注意中国与周边国家跨境民族文学研究。美籍印度人、西方后殖民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的代表佳亚特里•斯皮瓦克2007年在中国做学术讲座时也提到东方之内的文学比较与东西方比较同样重要。法籍华裔学者陈庆浩在1992年台湾“中央研究院”举办的“中国文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大会所提交的论文———《中国文学研究展望》中也呼吁应重视少数民族文学、民间文学、俗文学、方言文学，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写出真正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其中也提及各民族文学比较研究的必要性。［5］中国地域广阔民族众多，加之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往源远流长，这些丰富深厚的地缘优势与文化资源，使得中国与周边国家民族文学比较研究成为当前比较文学研究的焦点问题。例如，在北京大学就把“东方民族民间文学研究”作为重点学科来建设，北京师范大学“211”课题“新世纪外国对中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国情报告”中也把日韩越三国作为重点攻关项目，中国社科院边疆研究中心立项了“中越跨境民族研究”的研究课题，陕西师范大学成立的“中外民族戏剧学研究中心”专治于中国与周边国家民族戏剧文化关系的研究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可见，在民族地区高校进行比较文学教研，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与民族文化资源，其文化多样性以及多民族文学的互动共生能够把地理范畴的边缘转化为学术研究的前沿。因此，民族地区高校在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习过程中贯彻区域特色与学科前沿相结合的思路，显得尤为必要且十分重要。

二、从理论学习到实践操作：民族地区高校比较文学的改革思路

普通本科院校比较文学课程的基本学时是54课时，而要想在一个学期有限的课时中对比较文学的起源发展、基本理论和研究范式进行全面梳理与深入介绍是远远不够的。就以由陈惇等学者编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比较文学概论》为例，里面涵括的内容包括比较文学的“定义与功能”“历史与现状”“基本类型与研究方法”“文学比较研究的领域”以及“跨学科的文学研究”等内容，可谓理论抽象、方法多元且信息驳杂。但这样的教材是不是适合民族地区高校的实际操作呢？笔者在以往教学实践中常面临这样的尴尬：往往一个学期课程结束，学生对于课本罗列的那些遥远的历史事件、抽象的理论论争和没有阅读体验的举例分析，可谓卷帙浩繁又隔膜生疏，因此大家深有什么都没学会，什么都没掌握的遗憾。这也是比较文学教学过程中的一个普遍难题。对于本科生来说，这一理论知识显得抽象又浩瀚，理解和掌握起来都有难度，也极易流于表面。按照本科生的学术积累和思维水准，也不宜匆忙展开比较文学的学术研究。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比较文学课程教学的宗旨与目的进行深入反思与积极探索。笔者尝试从以下方面进行变革：

（一）教学基点立足于中国文学

20世纪80年代世界比较文学的重心移到了中国，中国比较文学以自己的独特声音传达出具有中国特征的理论话语与学术形态。陈惇和刘象愚两位教授在《比较文学概论》一书中指出，中国比较文学应以中国文学为立足点和出发点。中国作为文化大国，从古代的文明古国的文化辐射、近现代的师法西学以及在当代的中西方文化的交融碰撞与各民族文化的多元互动，都体现出丰富深厚的文化内涵与曲折复杂的发展历程。中国各时代的文学现象在比较文学中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功能，因此在教学实践中应该多以中外文学交流或中外文化关系为例子展开论述分析。唯有如此，才可以在时间和情感上拉近比较文学与中国学生知识视野的距离，从而引发学生对自己民族文化的反思与前瞻。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立足学生熟悉的文化传统与文学背景，通过与异质文化的对比参照来认识中国文学与文论的民族特色，进一步地寻求跨文化的对话和沟通，在中外文化与文学的互证、互补、互识的基础上，达成对当代大学生的世界文学意识与包容文化观念的建构，最终形成一种文化自觉。

（二）教学内容侧重东方文学与民族文学的比较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的开放性学科。在教研过程中，要求研习者对古今中外文化与文学的历史发展与精神内涵融会贯通。但实际上，本科教学阶段很难有学生达到此种畅达古今学贯东西的理想境界。如果教师在课堂上生硬按照材进行宣讲，常常显得捉襟见肘，会面临教学内容与对象错位的尴尬，最终造成学科主旨与教学效果的明显落差。因此，民族地区高校的比较文学课程应该对教学内容进行相应调整。比较文学的学科起源来自西方的定义，但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和学术理念而言，其在东方文化也有着深远渊源。除了博大精深的古代东方文化，近现代两三百年间的东方文学，也因西方入侵带来的外来文化冲击以及民族的生死存亡而体现出复杂多元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变迁。因此，各个历史时期的东方文学都具有深邃的精神内涵和独特的审美趣味。如果能够将中国文学发展置放在东方文化这一大语境中进行参照与反思，以此来观照中国民族的历史命运及其发展，这样的比较文学课程会更具有现实意义与启迪价值。比较文学滥觞于欧洲学者对民族文学和民间文学的关注，比较文学实践研究是建构在不同民族间文化与文学交流互动的基础之上。所以双边或者多边的民族文学比较研究是比较文学的基石。比较文学学者严绍璗在纪念《中国比较文学》出版60期时撰文提出“把比较文学做到民族文学的研究中，在民族文学的研究中拓展比较文学的空间”这样的学术构想。同时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也在17届国际比较文学年会上的发表文章《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中国视野》中强调“（中国比较文学）的产生是与中国人振兴国家民族的愿望、更新和发展本民族文学的志向分不开的。”［6］2008年11月还在陕西师范大学召开了主题为“东西方民族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学术研讨会。所以在全球多元的文化语境中，在我国“多元一体”民族文化的和谐背景下，从比较视野对世界各国及国内各民族文学进行历史和美学的深入研究，对中国比较文学学科体系建设颇具价值。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其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与东南亚山水相连，因而存在多种异质文化的变化。因此，在民族地区高校的比较文学课程中应侧重对东方各国文学、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文学、中国南方民族与东南亚各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及其成果进行介绍与讨论。

（三）教学重点转向学科前沿领域

中国与周边亚洲邻国及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学比较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前沿领域。民族地区高校应调整教学的重点，将比较文学的内容从文化中心、传统经典转向区域特性与民族特色。在教学与研习过程中，学科史的发展可以作为背景和铺垫，在中外文学与文化比较的大框架下重点引领学生探讨立足学科前沿与凸显区域特色的问题，例如“东方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新世纪外国对中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国情报告”“中越跨境民族研究”“中外民族戏剧学研究”和民族文学经典的文化翻译与传播等这些新的研究问题。对实际问题的思考与解决，会使学生脚踏实地领悟到比较文学的学科宗旨，并在此基础上深入理解与正确运用相关的理论与方法，而不是一开始就疲于应付各种理论思潮的狂轰滥炸。而且，这些学科前沿所探讨的问题更具有时代气息和现实意义，除了培养学生学术思维的逻辑性外，还能够增强学生对社会思考的敏锐度与深刻度。

三、从空中楼阁到高屋建瓴：民族地区高校比较文学的实践意义

（一）“宏观比较文学”理念与应用型人才

民族地区高校的人文学科培养目标是应用型人才，其面对的教学对象是以本科生为主（包括中文系、外语系和综合文科），兼及专科和高职等层次学生。这些学生除了极少数毕业后进入硕士阶段继续深造，极大部分还是在毕业后即走向社会，他们的职业多是地方中小学教师、基层农村干部、政府机关公务员以及一些发达城市的各类公司企业的初级管理人员等。那么，比较文学教学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契合点是什么呢？比较文学学科在1998年重新被纳入我国高等教育学科体系，成为文学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基础必修课。中国高校按性质可划分为科研性、教学性与综合性等类别，其中一些属于综合性院校的民族地区高校培养人才的模式是以应用型为主的。文学专业的应用型人才，不是仅仅针对技术的掌握与操作，而是要从所学的专业知识中汲取人文精神资源，来培养健全的人格、宽厚的文化素养以及成熟的思维能力。鉴于此，民族地区高校比较文学课程教授与研习的重点不应该落点在学科史的梳理、学科理论的掌握和研究方法的运用，而应该是以人文素质教育为导向，培养学生世界文学意识和大文化观念，在熟悉本土文化的基础上，树立民族文化自信与世界文学意识，形成视野广阔与胸怀包容的文化观念。正如我国比较文学学者王向远所倡导的，在本科阶段比较文学教学中，“应该把中外文学知识的系统化、贯通化、整合化作为主要的宗旨和目的”［7］（前言）。也就是说，民族文化自信与世界文学意识是比较文学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契合点。由此，我们在进行比较文学教学实践中，应该倡导“宏观比较文学”的新理念。“宏观比较文学”具体是指“各民族文学、各区域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之间的差异性与相通性的研究，是一门描述和揭示各民族文学、区域文学、世界文学形成、发展规律的科学”［7］（前言）。

正因为比较文学是一门集概括性、理论性、前沿性于一身的课程，其主要目的不在直接向学生教授如何进行具体的比较文学研究，而是教会学生如何宏观地认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复杂关系，如何辩证地分析判断有全球意义的重大文学现象。一言蔽之，中国比较文学汲取了土壤深处文化传统的滋养，也接受异域文化的和风吹拂与世界文学的阳光普照，是一门高屋建瓴的文学与理论课程。而民族地区高校的比较文学也不是虚无缥缈不着边际的空中楼阁，而是扎根在民族传统与地方文化土壤上的一棵参天大树。比较文学课程可以让学生通过全面观察和客观比较来看待社会现实与文化发展，对古今中外文学的起源、发展、面貌、特征与趋势有清晰把脉。这是在文化孤立和自我本位状态下所无法拥有的视野和胸怀。也就是说，比较文学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和学术视阈，能够让我们的学生在全球化背景中，既树立了对自我民族的文化自信，也克服了文化狭隘心理与井底之蛙的浅见，学生在思路豁然开朗的同时获得思维创新。例如笔者在指导2012届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过程中，就引导学生用比较文学的学术理念来思考和探究中西文学与文化交流互动的问题。其中《比较于连与高加林不同的命运走向及其文化内涵》《人文主义视野下的“国民性”探讨———比较〈阿Q正传〉与〈堂吉诃德〉》较具有典型意义。前者通过探究于连和高加林个人奋斗及其最终命运走向不同，指出高加林的命运归宿是中国儒家道德观念与西北农民土地情结的合力推动，体现出一种与西方反叛性和颠覆性不同的圆融的生命观，这对我们思考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与融合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后者通过比较阿Q的“奴性”与堂吉诃德的斗争与自由，从堂吉诃德“立人”精神启迪引发我们对鲁迅创作精神及“国民性”的深入探讨。这两篇论文都避免了“X＋Y”的拉郎配式的生硬比较，而是在可比性基础上选取一个切入点，在文学比较中探讨深层文化的不同，从而获得对中西方文化的深刻观照以及对自我民族文化的清醒反思。以上事实证明，比较文学课程对“应用型”人才培养与人文素质和综合能力提升有积极意义。学生在论文思考与写作过程中，不仅思维逻辑和写作水准得以提升，还获得了一种高屋建瓴的理论切入点，使得古今中外的文学史的知识能够焕发出新的时代气息和现实意义，也开拓了学生的学术视野及其对民族文化的思考。

（二）民族文化资源与特色教研团队建设

从教研层面来看，比较文学对教师的学术积累既提出高要求也有积极推进意义。作为有限的个体，要达到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全面了解与熟练运用是不切实际的。但我们可以立足于区域特色和学科前沿来指导自己的学术思考，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重点强调可操作性。这就要求教授这门课程的教师通过引导学生对一些发生在自己身边、自己熟悉的文化传统中的文学与文化事件进行思考，凸显出一些有现实意义又切合地方实际的问题意识。笔者现在致力的课题是中越跨境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中越跨境民族文学在文化研究和区域文学的视阈中，呈现为国别（中国与越南）文学、民族文学、文学人类学与民俗学的多学科的比较文学研究。比较视阈中的中越跨境民族文学获得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宏阔视野，形成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学。此外还有很多具有区域特色又位居学术前沿的课题可供思考，例如民族文学的世界性因素、跨文化语境中多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用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研究以及民族经典的跨文化翻译与传播等等。新思维、新方法的刺激必然会凸显出新的学术思考和问题意识，唯有如此以教学带动科研，教师才会敏锐准确地在科研上找到自己的根据地与发展空间。比较文学以其学术视野的宽度、历史发展的深度和总体文学的高度，在世界人文科学中成为一门显学。比较文学在当代中国中文学科体系中也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它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民间文学甚至语言学等学科有着密切联系；甚至与民族学、人类学、哲学、美学、心理学、宗教、艺术等学科有着重叠与互动关系。不言而喻，比较文学所倡导的跨学科的研究思路，使我们在研究具体问题时能够突破学科藩篱，扩大文化视野与深化学术思考，方法也体现出多样化。因此，各相关学科之间的学者和教师也能够加强彼此的交流与合作，对问题的探讨更为深入多元和富有建设性。在实际教研中，比较文学的学术理念与思维方法，能把文学学科各个分支的学术资源进行重新的整合调配，形成多元并存、学科互动的特色研究团队。例如，在百色学院就可以通过比较文学课程的开设来拓展文科教学的范畴，除了在中文系的汉语言文学、新闻采编与制作、对外汉语及涉外文秘等专业开设这门课，也可以在外语系的相关专业，如英语语言文学、应用越南语、泰语等专业也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尝试。值得一提的是，百色学院外语系教师将壮族古代经典《平果壮族嘹歌》进行了英译。这无疑是比较文学的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观念的践行，比较文学的相关观念、理论与方法也能够为民族文化的翻译与传播提供具有一定学术高度的文化观念和理论思维。由此可见，在民族文化与地方资源的基础上，借助民族地区高校为教研平台，围绕着“中国南方民族与东南亚各国的文学关系”“中国南方民族与东盟各国的文化关系”等具体问题进行课程设置和学术研究。这一研究思路在时间轴上纵贯古今，在空间轴上横跨东西，其中还叠合着民族文化的迁徙与流变、衍化与创生等错综复杂的文化现象。通过在教研中对比较文学之理论思维与具体案例的研习，积极探讨本土文化资源与民族传统在新的文化语境和时代背景下的继承与发展，在现实思考中凸显鲜明的问题意识，能够有效激发出教师的学术生命力。通过相关专业教师的身体力行和群策群力，“中国南方民族与东南亚文化与文学比较研究”就能够成为一块坚实阵地，团结和凝聚整个学校相关学科的教学师资和研究力量，成功打造出具有区域特色又立足学科前沿的教学课程与研究团队。由此，民族地区高校既能够在教学和科研上都获得一定的突破与超越，也能够为学校的办学与治学开创出良好的发展空间。总而言之，比较文学在民族地区高校的文科教学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在教学体系和学科发展上都呈现出新思维和新风貌。

第4篇：中外文化比较论文范文

[文章编号] 1671-5918（2017）07-0150-02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7.07.070

[本刊网址] http：//hbxb.net

随着我国外语教育的发展，全国外语教育规划逐步系统化、科学化，高校英语课程教学中都分别对各自层次的英语教学明确提出了不同的跨文化交际的要求。高校课程的指导大纲对于教材编写的思想性原则明确表示：任何一门语言都是特定文化的重要载体，会对学生的思想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英语教材的编写既要体现中国文化，又要方便学生了解更多的外国文化，最重要的是培养学生鉴别不同文化的能力。

《英语课程标准》虽明确规定，教材要反映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众多研究资料表明，中国大学生使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很低，难以进行成功的跨文化交际。研究结果相互印证了在我国的外语教学中存在严重的中国文化缺失问题，这种文化缺失不但会妨碍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更阻碍着中国优秀文化的传承和传播。而此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如今的大学英语教材多是以英美国家的文化为背景，对中国的文化介绍却很少，尤为欠缺的是对学生用英文表述本土文化能力的培养。

在国际文化交流中，高校英语教育中中国文化缺失的现象导致了中国的大学生盲目的推崇西方文化，而忽视了对本土文化的学习与保护。因此，在高校英语教学中，要将英语与中国本土文化紧密结合，在吸收外国文化的基础上，对中国文化进行改造和继承，促进大学生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从而更好地向全世界介绍中国。这不仅是对我国大学英语教学的一个要求，也是赋予全体英语教师的一个光荣使命。

一、了解现在高校学生对于中国文化等词汇的外语熟知概况

在中部一所二批本科院校的一次单词测试中，其中一部分为40个中国文化负载词的英汉互译，这些词汇都与平时的生活息息相关。而班级里56名学生的测试结果却让英语教师出乎意料，只有约27%的正确率。其中，汉译英的正确率仅为19.1%，英译汉的正确率为34.9%。这说明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是学生掌握文化负载词的一个难点。其中，“一国两制”易于逐字直译，“豆腐”（tofu）基本上是拼音，“筷子”在中?W课本里就出现过，都只有不到一半的正确率。

同时，有84.9%的学生们觉得在用英语进行表达中国文化时，感到困难，表示用英语介绍中国文化的资料有较大难度。充分表明，用英语介绍中国文化的教材和资料相对缺乏。但该校学生普遍认为英语学习中中国文化的地位应得到肯定和加强，倾向于加强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能力的培养能够提升我们的本民族文化意识，并希望老师“通过英美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对比能提高我们的学习兴趣并促进英语学习”。

二、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缺失的原因

高校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缺失的原因，主要在于：在英语教学中，课程教材等对于西方文化一边倒的情况居多。目前高校大学英语教学中过多强调的是西方文化的学习，而不是中国文化的英语表达和中西方文化的互动。在教学时间角度上，关于英语国家文化背景知识的介绍（如历史，地理，文化，习俗，思维模式，价值理念等）几乎占据了教材的全部篇幅和课堂教学的全部内容；精读课、泛读课及听说课的设计编排，大多也是采用的英美文化；测试方面，把学生对西方文化掌握的程度作为重要的标准来评估学生的英语水平。使学生在与外国人交流、在跨文化交际中遇到有关中国文化的话题时，捉襟见肘，无从谈起。

关于中国文化信息表达的外语素材较为稀少。以现在国内最为普遍的外语――英语教材为例，现行的英语教材中，过多强调是对于英语文化的学习，对中国文化和中西方文化的交互作用上介绍的不多。大多数学生都建议在英语教材的编写中加入中国文化知识的讲授。九成多的学生认为在与外国人的交流中必须坚持弘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大多数从事英语教学的教师也有同样的渴求。

三、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缺失现象应对策略

面对如此困境，加深对英语课程的理解、对课程、大纲、教材、课堂、教师、学生等进行重新思考，才是解决英语教学中的中国文化缺失问题的重要手段。同时，我国的教育部门和相关的文化部门应该共同协商来完善高校英语教学内容的设置，让大学生在英语学习的过程中能够接触到更多的不同文化，同时也学会用英语来表达中国的文化，让更多的外国人重新认识中国。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或许能为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的缺失现象提供新的解决之道。

首先，完善高校英语教学的大纲，不断改进高校英语水平的测试标准。在编写高校英语教学规划时，要立足于中国的本土文化，明确中国文化在英语教学中的地位，从而制定合理的高校英语教学目标。大学生作为国家栋梁，有义务有责任担负起弘扬中国文化的光荣职责。

其次，根据完善后的教学大纲，建立完善的高校英语教材体系，编写难度适中的关于中国文化的英语学习内容。为了避免在跨文化交际中的中国文化失语，在高校英语课本中可选取一部分外国对中国文化看法的文章，或者是对比中外在文化的某一方面的异同，再者可以选取中国的一些传统的经典文化作品，让这些大学生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中，对不同的文化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同时，还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开设关于汉语典籍英译赏析的课程，以此来增加高校英语教学中的中国文化的元素，使高校的英语教学更加适合时代的发展。

其三，在完善的教学大纲、合理的教材体系的基础上，培养能够胜任的教师。良好的师资是文化教学得以顺利进行的保证，也是卓越的教学成效出现的前提条件。相关教育管理部门要不断培养和塑造一批可以学贯中西的英语师资队伍。英语教师的英语知识储备和综合素质是在高校英语教学中融入中国元素的一个关键因素，只有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才能在英语教学中保持中国文化的特色，才能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彰显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队伍。高校要不断完善对英语教师的培训，及时更新高校英语教师的教学理念，完善他们的知识体系，提升高校英语教师的文化素养。

其四，在外语考试等级测试中，可以将中国文化内容列入考试范围。考查学生英语语言基础知识时，为了缓解学生对中国文化及其英语表达的陌生感，教师可以可以有意识的选择一些关于文化内容的试题，尤其是注重增加涉及中国文化或者是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测试，如中国特色文化词汇的英语表达方式、关于中国文化话题的英语作文、以中外文化的比较为中心思想的英语小论文等。同时，可以在大学英语四、六级等级考试中或者是研究生入学考试考试中适当的增加关于中国文化知识和语言能力的试题，从而提高大学生的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最后，在课堂教学实践中加强中国文化教学，也是十分必要的。注重目的语言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并举，在高校英语教学过程中应该注意引导大学生掌握一些中国文化的英语表达，同时还要有意识地把中西文化进行一个对比教学，让学生直观的认识与感受中西文化的异同，促进大学生用外语表达中国文化的水平、基础外语水平及对外国文化背景知识的了解同步提高。

同时，关于中国文化在外语中的渗透等定向专题讲座和讨论会的定期举办，会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方向的进一步明确。引导学生针对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进行探讨，帮助学生了解并积累一定的与文化表达相关的语言素材。充分利用高校的丰富资源和互联网资源，鼓励和引导学生通过阅览书籍、查询网络、观看电影、收听广播等多种自主学习的途径，积极开展第二课堂，了解中国文化知识及其英文表达方式，学生会、班委等也可以通过课堂口头报告、作文、小型课程论文或者文艺演出等形式，尝试应用与转述中国文化、对比中外文化等能力的培养。

外语教学中中国文化的渗入渗透，需要师生双方首先在意识上明确加强中国文化学习的重要性，并切实在教学实践的各个环节积极努力地开展和实施中国文化教学，唯有如此，高校英语教学中的“中国文化缺失”现象才会有效地得到缓解和纠正。

第5篇：中外文化比较论文范文

论文摘 要: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学习语言必须学习文化。培养儿童的跨文化意识,是英语教育的基本目标之一,它对于消除儿童的英语交际障碍、深化儿童对英语的理解和培养儿童的英语学习兴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小学阶段是英语学习的初始阶段,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能力,逐步扩展文化知识的内容和范围,使学生对英语国家文化及中外文化的异同有粗略的了解,初步培养学生跨文化的意识,促进学生的英语学习,为他们的终身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

一、在日常语言教学过程中渗透文化意识

在农村小学三年级学生才开始英语学习,而且没有英语学习的环境,每周只能在三节英语课中才能接触英语,教师要充分利用教材,在日常语言教授过程中渗透相关的文化知识,培养学生的跨国文化意识。在教家庭成员一课时,要告诉学生英语中的亲属称谓要比汉语简单得多,如英语中的aunt一词就可以包括汉语中的“阿姨”“婶婶”“姑姑”“舅妈”等几种身份。在教授有关食物、一日三餐单词向学生介绍中外饮食习惯的不同:中国人的主食为米饭类,因此习惯用筷子、碗和汤勺;而外国人爱吃牛肉、鸡、鸭、羊肉等,通常用盘子、叉子和刀。

只有积累了一定的有关异国文化的知识,学生才会产生对本国文化与异国文化的异同的敏感度,即文化意识;只有具备了一定的文化意识,学生才能根据异国文化调整自己的语言输出的自觉性,提高自己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二、通过网络视频让学生获悉外国文化

文化意识的渗透也不应只拘泥于单纯的课本和课堂教学,在信息开放的今天,通过电视电脑网络,足不出户就能感受到外国文化氛围。对低年级学生教师利用网络下载一些视频,让学生观看,有利于他们初步了解外国的风土人情。对小学高年级学生可以引导学生通过百度,让学生自己查阅某些重要节假日的来历,了解各国人们是如何度过这些节日的等。教师要充分利用多媒体电教设备,运用英语电影、电视、幻灯、录像图片等资料给学生直观的感受,要充分挖掘和利用一切与学生学习活动相关的资源和条件,开拓和探索积极有效的途径,渗透文化意识,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三、利用重要节日强化学生跨国文化意识

最能代表文化,反映民族习惯的是各种节日和庆典。老师可以把at christmas这一单元的教学放在12月25日前后来教学,在节日当天组织学生用圣诞树、长筒袜、礼品盒等来装饰教室,使学生一进教室,就感受到浓烈的圣诞节氛围。同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将圣诞节与我国的春节作比较,鼓励学生找出两个节日的相同之处,然后比较出两者的不同,并从文化的角度理解这些不同之处。教师可以充分利用愚人节、感恩节、复活节等重要节日,给学生呈现丰富多彩的背景知识,如在四月一日的“愚人节”,教师可和学生开个善意的玩笑,并使学生明白老师不是说谎,也不是搞恶作剧,让学生真实直观地感受外国文化,既提高了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又能让学生身临其境,学以致用。

四、在比较中让学生感受中英文化的异同

比较文化的异同是培养跨国文化意识的一个十分重要而且有效的手段,特别有利于加深对中外文化的理解。

学生在学单词teacher后,知道了teacher的含义是“老师”,有的学生就把miss shen改叫成teacher shen,通过讲解、比较让学生比较明白英语中teacher只是一种职业;汉语有尊师的传统,“教师”已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成为一种对人的尊称。再如:在中国年轻人对王姓长辈可以称“王叔叔”“王阿姨”;对李姓平辈可以称“李大哥”“李大姐”。但在英语中,亲属称谓不广泛地用于社交。如果我们对母语是英语的长辈称“uncle black”“brother brown”,对方听了肯定感到纳闷。教师不能孤立地教学词汇、句型,一定要放到一定的文化背景中,注重两种文化的比较,注重让学生对单词文化的内涵理解,这样学生才会有跨国文化的意识,在运用英语交流时才会用英语思维,也只有这样在以后的英语学习中才有可能避免交流障碍。

五、在操练中体验,在运用中掌握

教师应设计些贴近学生生活又容易引起跨国文化交际失误的交际环境,在“freetalk”中,通过巧妙的设计,由师生交流引出中西文化的差异,并进一步拓展,能使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如:学了衣服类单词后,创设一个“模特”大赛,让学生体验别人夸奖你衣服,你应该很兴奋地说:“thank you!”在学了问候语告别语后要求学生每天到校、回家主动用英语与老师同学打招呼、告别。如学习有关食物、一日三餐单词内容后教师让学生带来plate, fork and knife等让他们亲手动一动、说一说,学习如何使用这些餐具,从而增强了他们的认识,以此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加强记忆。在操练中通过了进一步加深对英美国家文化的理解。

六、在阅读中培养,在猜测中感受

学说英语并不是一种单纯的语言训练和获得技能,浅显的文学作品能使学生从情感的升华中感受到英语中也有一个绚丽的世界,进而激发起学好英语的强烈愿望。教师要为学生创设阅读环境,创造阅读机会,如开辟英语学习园地,在学校的宣传栏和各班的黑板报开辟英语学习园地。结合教学内容介绍一些学生能够接受的、能理解的习惯用语和名言名句,编写一些英语笑话和外国孩子经常玩的游戏,如bingo、填字、猜谜等,来吸引学生的参与。

实践证明,学生的文化背景知识越丰富,理解学习内容的能力就越强,学习英语的信心也就越足。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能力,逐步扩展跨文化知识的内容和范围,帮助学生拓展视野,只有这样才能给学生一个广阔的语言发展空间,使学生在掌握课本知识的同时,丰富英语内涵,从而进一步培养学生综合运用英语的能力。也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实现英语交际能力的培养,实现学习语言的最终目的——交流。

参考文献:

第6篇：中外文化比较论文范文

    学者王元化也被推重为“时代的思者”①。虽然作为学者或思想者,王元化都难以完全纳入“比较文学”论域,后者却可能是感触前者独特风貌的一个有效视角,而前者也可能为后者提示“中国气派”的启示。就王元化学术方面而言,一位前辈文艺学者将之梳理概括为八个方面后写道:“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不少学术大师,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鲁迅、、郭沫若等”。而及至21世纪,“王元化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意义和价值,似乎还不曾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和揭示”②。在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比较文学”学科领域中,着名法国文学研究者钱林森《缅怀远去的智者———王元化先生与〈跨文化对话〉二三事》中写道:“国际双语论丛《跨文化对话》自1998年创刊至今,已迈过10年历程了。……不久前离世的王元化先生,他为《跨文化对话》留下的思考和文字,更值得我们珍惜、怀念”③。王元化被推重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开拓者的代表作是1979年出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该书在全国首届(1979~1989)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中获“荣誉奖”④。学者赵毅衡当年评论:“一九七九年或许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自觉期’的一年:钱钟书《旧文四篇》、《管锥篇》前四卷、杨绛《春泥集》、范存忠《英国文学语言论文集》、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这些解放后出版物中中西比较文学内容最集中的书籍,都出现于一九七九年。”①季羡林先生在更早的1981年写道:“应该把中国文艺理论同欧洲的文艺理论比较一下,进行深入的探讨,一定能把中国文艺理论的许多术语用明确的科学语言表达出来。做到这一点真是功德无量。

    你在这方面着了先鞭。”②王元化另一部代表作《思辨随笔》于1995年获第二届中国国家图书奖。着名翻译家萧乾先生在《〈思辨随笔〉不可不读》中写道:“这里论述的真是从中至外,从古至今:从孔子、刘勰到鲁迅、,从莎士比亚到普希金,没有冗长引句,更不见老生常谈,全是作者的思绪和心得。他对莎剧有些评论如译出来传到国外,估计必会赢得西方莎学家们的赞赏,因为其中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③如果说萧乾评语中对“东方人智慧”的强调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界是先着一鞭,那么其所思所见与王元化本人同时期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主导思想之强调是不谋而合:研究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需要以西学作为比较的参照系,但又不可以西学为主体,用中国文化去比附。恕我再一次借用正在受人指摘的余英时的直率说法:“今天的文化危机特别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仰慕西方而不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文化又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④并非偶然的是,十年后日本学者将《思辨随笔》作为《王元化着作集》之一而完整译介⑤。《思辨随笔》于2004年增补修订为《思辨录》⑥。有的高校教师开始将之作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入学时必读的教科书”⑦。最近一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年轻学者在《王元化〈思辨录〉的方法论意义》专题论文中提出:“《思辨录》体大思精虑全、圆融中外古今,对其展开全面研究是一门大学问。”⑧笔者初步考察统计,《思辨录》全书出现的外国作家与文学人物姓名不下三百之数。如果以外国文学作为“比较文学”参照系,则该书内涵之丰富也可见一斑。

    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还可追溯到其历年乃至早期着述中。例如文艺评论集《向着真实》初版于1952年,其中所及的外国文学家不仅有契诃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罗曼?罗兰、果戈理、卓别林,还包括法国作家左拉、美国作家考德威尔、捷克作家伏契克,以及委内瑞拉诗人等。该书再版后记回顾道:“我写下了对自己所喜爱的某些作家的一些感受。其中有些看法现在虽然已有所变化,但对于这些引导我认识生活和怎样对待文学事业的先驱,我始终怀着青年时代的崇敬心情。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我的心中仍激起当年的感情波澜。”⑨一位年长学者回忆八十年代末读到《向着真实》与《文心雕龙创作论》二书时的心情:“那时,我在一些前辈鼓励下,正起步于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并开始招收比较文学方向的研究生。相遇王先生这两部着作,对我而言,真是不期而遇的‘机缘’。《向着真实》这部处处充满真知灼见的评论文集中,最引起我注意和兴趣、且对我产生影响的,是他评论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两篇文章,先生对罗兰作品认识独到,见解高远,我不仅在自己的论作中加以征引,也在对研究生授课中多次介绍过。”①王元化青年时代最初论文是1939年发表的《鲁迅与尼采》。他晚年自述该文“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其中有“机械论的痕迹”②。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叙事中,迄今它依然不失为“三十年代关于鲁迅的最有分量的论文之一”③。《鲁迅与尼采》的标题与今天“比较文学”研究的通常模式相契。该文作为王元化最初发表而产生影响的论文,意味着其学术生涯中的某种潜在基质。如果说这种基质与后来引进的“比较文学”研究视阈和方法不谋而合,那么王元化自1939年迄至去世的2008年,在近七十年中先后出版的四十余种着述中,都可能包含“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独特因素和资源。

    二、“比较文学方法”与“综合研究法”

    原初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基于两个要素:一为文学对象,二为外文研译。前者是比较文学的特定对象,后者是赖以成立的前提。就此而言,王元化学术至少包含若干原初意义的“比较文学”因素。例如他的莎士比亚研究包括对西方莎剧论文的译介。他的《文心雕龙》研究,前期成果之一是对西方“文学风格”代表性论文的译介,后者成书为《文学风格论》④。此外,王元化还与父亲王维周教授合译过《革命亲历记》⑤。然而在中国语境中,比较文学研究通常也以中译本为对象。即便在这一场合,研究者是否自觉意识到外文原文与中文译文之间可能存在意味差异乃至歧义,这无疑会影响到他所作判断和所下结论是否中肯合理。这种差异乃至歧义尤其表现在一些专门术语上。因此,至少就中外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而言,对中外术语意味之差异的清醒认识,以及基于这种认识的追溯考辨斟酌等,理应是研究者的必要条件和基本素质。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也蕴含于他对汉译西方着作的研读和阐释中。这方面他所提供的启示之一是,对于西方着作中的一些关键性理论术语,必须结合外文语源和语境而尽可能充分辨析、追溯和考量。例如他的《读黑格尔》中多处研讨了黑格尔术语的中译问题。诸如:“情志”、“情致”、“”三者相对于黑格尔原着中古希腊词“”何者更为恰当;“知性”较之于旧译“悟性”或“理解力”为什么更能妥切传达德文原着“Verstand”之旨;“总念”、“概念”之于德文“Begriff”的孰所优劣;中国古典美学“气韵生动”、“生气灌注”与黑格尔美学“beseelt”的汉译关系;被英译为“sense”(感觉)的德文“sinn”是否可以译为“艺术敏感”;为什么应该用“宁静”来替代中文旧译的“静穆”,等等⑥。这里我们以《读黑格尔》用“情志”翻译“”的一例观之。

第7篇：中外文化比较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语言　外语教学　文化意识　问题　策略

【论文摘 要】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它深受文化的影响，同时又反映着文化，文化因素始终存在于语言学习的背后，因此在外语教学及语言学习中，文化意识的培养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实际的外语教学和外语学习中，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文化意识并没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价值。本文试图通过对实际教学中一些文化意识培养方面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性的应对策略，探讨如何在语言教学过程中，从不同的方面来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从而更好地学习并应用外语。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它受文化影响，同时也反映着文化，二者的关系密不可分，因此，在外语教学及语言学习中，具有一定的文化意识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实际的外语教学和外语学习中，进行一定的文化意识培养与文化背景知识教育，有助于学生更好地了解和学习文化，加深对语言本身的理解与掌握，从而更好地学习并应用外语，并进一步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1 文化意识在外语教学中的重要性

语言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并反映出使用该语言的国家和民族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所特有的文化现象。作为外国文化的载体，外语的传授过程也必然包含着丰富的文化教育因素，因此，从文化的角度对外语教学进行审视、探索，对外语教育来说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课题。

在外语教学中语言和文化是同等重要、不可偏废的。然而在我国的实际情况是，英语是作为外语来学习的，缺乏实际的语言环境；我国的外语教学又比较偏重语言知识的教育，忽略文化的输入，从而导致了不少学生虽然能够很好地掌握英语语言知识，却不能得体地运用。针对这种情况，近年来，关于外语与文化、外语教学与文化教育的研究，越来越多的人已达成共识：应同步进行语言和文化的教育。在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对中外文化差异的意识和敏感性，以及运用英语进行跨文化交流的能力，是有效提高教学效率，培养学生外语综合运用能力的途径之一。

2 文化意识培养在教学中的问题

2.1 教师文化意识有待提高：长期以来，较为缺乏实际的语言环境对我国广大的英语学习者来说，一直都是比较常见的问题；同时，英语的教学向来也比较重视语言知识的教育，忽略文化的输入。而当今的大部分英语教师本身就是“应试教育”的产物，在英语文化方面没有足够的文化知识和文化意识储备，也缺乏必要的敏感性和洞察力。工作后，由于工作的压力和再教育机会的缺乏，很少有时间和精力去注重对自身文化素养的提高，就更谈不上有效地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了。

2.2 教学方法比较单一：大部分学校的英语文化教学课程主要以教师讲授为主，教师依据课本采取满堂灌或简单对比教学的方式，把大量有关目的语国家的文化背景知识介绍给学生。学生则通过听讲、作笔记等方式被动地接受信息。这样的教与学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都不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无法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难以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

2.3 学生实践不够充足：现今的外语教学体制仍然难以避免应试教育现象和“三中心”（以教师为中心， 以课堂为中心，以课本为中心）教学模式。课堂上的情景设置环节有限，课下又没有语言环境， 缺乏真实的语言环境，学生缺乏实践机会，无法体会到具体语境交际中中外文化的差异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所以，尽管学生积累了很多文化知识，但不知道在具体语境、特定场合下如何正确、得体、合理地使用外语表达自己，经常出现无效交际，甚至交际不快。

3 文化意识培养在教学中的实际策略

3.1 英语教师自身文化素养、意识的提高：教师的英语文化素养在教学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在英语教学中要传授充分的英语文化信息， 要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英语国家文化意识，教师就应当具备对英汉两种语言文化的理解力。深入细致地了解我国和英语国家文化，通过学习和结交外国朋友等手段来了解外国文化，不断地提高自身文化修养，为改善英语文化教学积极创造条件。

另外，语言和文化是不断变化的，教师应密切关注西方文化的新动态，不断学习，不断丰富和更新知识，在广博的文化基础知识和扎实的专业知识的基础上，更好地把文化差异介绍给学生，使学生在不同文化的相互比较中不断提高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

3.2 教学手法多角度、多元化：新时代的教学应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将先进的教学理念、科学信息、科技手段融入课堂。教师可以利用大量网络资源丰富自己的多媒体课件；在讲新课之前，教师可以布置预习任务，让学生上网查阅与课文内容相关的资料。这样不仅调动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学生了解与课文内容相关的背景知识，加深对课文的理解，还可以充分扩大学生的知识面。

此外，教师还应意识到课外教学也是培养英语文化的重要渠道。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课外时间，建立有利于学生英语学习和文化感知的良好氛围， 使课外成为课堂教学的有力补充。例如，可以鼓励学生广泛进行课外阅读，这样不但可以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还可以帮助学生多渠道获取关于英语国家的文化信息。

3.3 创建真实环境，丰富实践活动：让学生沉浸于目的语文化的氛围之中，无疑是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最好的办法。在课堂上，为了便于教学操作，教师可在实施正常的教学计划的同时，每堂课抽出一定的时间来有计划、有步骤，系统地实施文化意识的培养。可以设计一些与文化有关的教学活动或话题，让学生参与、讨论，从而加深学生对文化差异的理解与感受。

另外，生动活泼的课外活动也是对语言能力和文化能力很好的检验，可以让学生在一定的真实语言环境中体会和运用英语。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定期举行角色扮演之类的活动，给学生提供实践的机会和场所。通过生动的表演，学生可以深刻地体会西方文化，有助于提高英语交际能力。还可以充分利用外教这一优势，鼓励学生在课外多接触外籍教师，使学生学到课堂上学不到的文化知识，并且学以致用。

4 结语

外语教学面对新时代的挑战，跨文化交际能力显得尤为重要。语言的习得，目标语的交际能力的培养，即一种文化意识的培养、一种思维方式的养成。具有一定的文化意识有助于改变过去为语言而语言、为操练而操练的课堂教学模式，可以使学生更好地了解和学习文化，加深对语言本身的理解与掌握，从而更好地学习并掌握外语，并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在外语教学中如何更好的培养文化意识，仍是目前我国外语教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有待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和进一步探索。

参考文献

[1] Sapir. E.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peech ［M］ .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21

[2] Lado. R. Language Leaning ［M］. New York: Nogmm Hill， 1961

[3] 邓炎昌，刘润青.语言与文化:英汉语言与文化对比［M］.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第8篇：中外文化比较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杨义；现代文学；文化意识；文学与文化的贯通

给文化下个很确切的定义是困难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个抽象的存在，一切只能相对而言。广义说来，它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则特指精神财富。定义本身的弹性特征使人们可根据具体情形交替使用它。美国学者克莱德·克鲁克洪在《文化研究》中说：“要指出哪一件活动不是文化的产物是很困难的。”这是就广义的文化而言的，这样说来，生活中处处存在着文化。但在严肃的学术研究之中，经常运用的是它的狭义概念，它更偏重于精神领域，而且在这个领域，正如同它在生活中一样，是无所不渗透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同样是作为精神财富的文学，便当然也少不了文化的“光顾”，并且从整体上来看，文学不仅融入了文化因子，而且本身就属于文化，是文化的一个具体分支。“文学批评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活动，它不得不顾及到文化，因此，文学批评本身也就必然包含着文化批评。但实际上，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文化往往和文学艺术等一样是平行并列着的，都作为专门的学科而存在，有文学研究，也有文化研究，各有侧重和分工。那么在这个前提下，本文所拟定的“文学一文化的贯通批评”才能产生相应的意义。

作为一名当代学者，杨义首先是博学的。他的研究方向主要是现代文学，并从鲁迅研究起步。可他并没有拘泥于此，而是打通了各个时期文学界线，从中国古典文学一直到现当代文学，并且还从文学史到叙事学方向，他都有极好的造诣。1998年到]999年之间九卷本《杨义文存》的出版就是他广博治学的最佳印证。在第九卷《中国现代学术方法通论》中，杨义根据自己独具个性的学术研究方法和实践经验，探讨了学术研究中的开放性、拓展性和贯通性。他打通了现代、近代和古代的界线，进人了寻找中国大文学的整体思考之中。其次，他文学研究中的另一个亮点是他敏锐的文化意识和宏观的文化心态，可以说，他是一个文化型学者，在具体文学研究中，他往往从文化角度着眼考察，追溯挖掘文学的文化原因、文化内涵、文化取向、文化类型、文化品质等文化渊源。在他的专著《20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中，他从不同的文化视点出发去诠释中国小说，从而获得了另一个较开阔的研究空间。

在这部书的第一章《小说史研究与文化意识》中，杨义从总体上阐明了他本人在对20世纪小说进行研究时的着眼点，也就是“着重从文化角度审视它的运动过程”。他认为，“文化意识乃是对小说进行深层多维研究的通观意识”，所谓“通观”，即打破狭隘的单一的研究视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多以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研究视角为主，来自文化层面的认识较单薄，还未形成文化的惯性思维，因此无论从广度上还是深度上，关于这方面的涉及都不够。相比之下，杨义无疑是倡导文学一文化批评较有力的一位。他在上述专著中，就明确了研究的总主题和大方向，即论述20世纪小说发展的文化轨迹和它的文化脉络。

杨义由鲁迅研究开始了他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方向，他最初选择鲁迅，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想从一个人去看一个时代一部历史。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和集大成者，他曾处于时代的十字路口，因此他也曾经历了时代转型期必然要遭遇的来自不同观念层面的冲突碰撞，当然包括文化层面的，从他的笔端，人们能够感受到他深厚的文化学养和复杂的文化心态。意识到了鲁迅这代人的历史处境及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杨义曾撰文写道：“中国现代小说的开拓者，多是叛逆型破落户子弟和泅游于中外文化反差之间的留学生，既窥破社会崩溃中的炎凉，又饱尝民族衰老中的忧患，可以说，他们所写的改造国民灵魂的小说，是以现代文化意识返观传统文化沉积的审美结晶。所以他们在这个时期的小说，便具有了深厚的文化意识。正是对鲁迅的研究，奠定了杨义后来学术研究的坚实基础，鉴于此，本文也将它作为对他的文学一文化批评方式进行考察的一个切人点。

研究鲁迅不能不关注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因为鲁迅有着深厚的旧学根底，传统在他是稔熟于心的，由此在对待传统文化上，他既能游乎其间，又能出乎其中，显得游刃有余；另外，留学生涯使他有机会接触到迥异于传统的外来文明，所以这种种文化的交织碰撞造就了鲁迅文学中复杂的文化面貌。杨义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对鲁迅小说的研究，实质上是对中外古今一个文化史和文学史的重要枢纽的研究”。通过对这一枢纽的研究，从而“解剖这个枢纽在文学史和文化史的脉络原委与深层意义，解剖它在中外古今文学与文化的交互撞击、错综融汇中的承传和独创、求索和开拓、转型和奠基”。这里，既认识到了鲁迅与中外文化的重要联系，更把鲁迅文学置于一个“枢纽”的关键位置，鲁迅文学是一座丰碑，融铸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精粹，这一文化定位就充分说明了杨义对文学一文化批评的自觉运用。具体到他的批评实践，他在论文《鲁迅小说的文化内涵》中，将鲁迅作品中的文化容量作了归纳分类：第一是对国民性的解剖。杨义认为，“解剖国民性实际上就是对传统文化沉积做一次总的清算，从而汰旧立新，开发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对国民性的思考也是鲁迅始终不渝关注的焦点问题，是对民族文化很沉郁和苍凉的体验把握，因此，也是中国文化在鲁迅眼中较为本质性的内容。第二是对封建性的儒家礼制文化进行批判。这也是其文化态度的一个亮点。杨义在这里使用了“礼制文化”一词，较有分寸地说明了鲁迅不是对儒家文化的泛泛批判，而是着重于其礼制即封建礼教，因为儒家思想中有许多是值得发扬光大的精华，不能一概否定。第三足对民族历史文化的综合思考。这主要体现在对《故事新编》的分析中。杨义具体分为三个方面：对劳动文化的肯定，由实干的英雄和复仇的奴隶身上体现出的文化思考．辩证地看待传统文化。他认为鲁迅的文化态度并不偏激，鲁迅既认识到了传统文化孕育下的民族脊梁，同时也重点批判了具有强烈腐蚀性的一面，后者阻碍了民族的自我更新和调整，使社会发展的步履沉重而缓慢。其中鲁迅对出世离群的道家文化进行了较严厉的批判，《故事新编》中的《出关》《采薇》《起死》等几篇都是如此，关于这种文化批判倾向，杨义从鲁迅所处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去考察阐释，得出了时代合理性的结论，他认为，“对我们这个已经柔弱的民族来说，特别是国难当头，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的时刻，道家就容易使我们成为人家的砧上之肉，鲁迅对道家的批判，．有明显的历史具体性和现实针对性”。

如果把以上的条分缕析综合起来并上升到一个高度去思考，杨义就认为，“鲁迅的文化思维方式足双构的，而非单构的，在‘民族一世界’的双构互补中，建立使一种古老的文化获得新的生命活力的运行机制”。可见鲁迅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文学文化视点，而使之与国家社会乃至全人类发生联系，希望由此架通中华民族文化生命与世界的桥梁，而这也正是他作为一位文化巨人的风范，这种风范影响着一批批有眼光有品识的后起之秀。所以，杨义认为，从本质上说，鲁迅不仅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封建社会中沉积下来的传统文化的最伟大的批判者，而且还是为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化并使之走向世界文明的卓越先驱者。作为一位具有个性的文学研究者，杨义以他的文学一文化批评方式向人们诠释了他心目中的鲁迅及其文学，反之也可以说．鲁迅及其文学也以不俗的人格力量和超凡的艺术魅力深深地感悟着后代的批评家们。

在《20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中，杨义把五四作为现代文学转变的关键环节，在“五四”这个关节点上，现代文学同时与中外古今的文化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的碰撞，并取得了与旧文学有着本质区别的新文学地位。在第三章中，杨义又探讨了现代小说观念变革的文化原因，认为五四对于现代小说观念的变革有着根本的推动作用。

他认为，“实际上足通过借鉴西方文化来对传统文化进行纵向突破。通过先驱者的努力，架通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桥梁，架通了中国传统文化转向现代化的桥梁”。“在‘五四’时代，由于借鉴了西方文化，眼光敏锐而心灵开放的中国知识界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开始获得了异常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参照系，在变革图强的基本思路下重审本土的传统文化。一种与当代世界气息相通的新的文化逻辑思路，正在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拓展新的境界”。文化观念转变了，作为文化观念载体的文学或者说受文化观念支配的文学自然不能以它旧有的内容和形式继续发展了。在“五四”及其以后的新文学中，小说成了最重要的文学体裁，单从这点上就可见一斑。五四时期的作家是从整个世界文化结构上看当时的文化和小说的，所以那时有很多理论家都以开阔的眼界力图整体上把握小说的属性和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一宏观眼光，就意味着以世界文学的眼光去审视中国文学，在横向比较中认识自身的不足，借鉴他人的优长，这种以“他者的眼光来审视自我”的观察角度自然就不再囿于封闭的旧模式之内，不再是以旧观旧，而是以新审旧了。西方的文学观是一种进化的文学观，这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崇古”倾向有很大不同，文学进化观肯定了现代文学对古代文学的超越，而不是一味去模仿古人。这种对现时的肯定自然就提高了小说的地位，恢复了小说的尊严，因为在传统文学中，小说的地位是很卑微的，而在西方的文学观的影响下，现代小说终于被赋予了新的价值，也正鉴于此，杨义在研究现代文学中，着重选择了小说这种形式。小说在“五四”前后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发展历程，地位由卑微至堂皇，这种文学观的变化实质上是文化观变化的反映，是中西古今文化碰撞的结果，而且现代小说所承载的思想内容也从不同角度反映出时代的个人的种种动向，所以，着重从小说人手，是进行文学一文化批评的较好的切人点。

在《20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的第三章中，杨义在对“五四”文学观念尤其是“五四”小说观念变革的文化原因进行分析后，又具体从“真实观和悲剧意识”、“功利观和批判意识”、“审美观和文学的本位意识”等方面探讨了变革的文化深度。比如在论述悲剧意识时，就表现出了不同于传统文化观念的一面。“他们(新文学作家)用现代的意识观照社会、观照文化及人们的行为模式，从而发现了其中的不合理性或历史的荒谬性。在观察时，他们在习以为常的文化中看到了悲剧因素”。而这一点正是传统文学所缺乏的，同时也正是传统文学中文化意识匮乏的表现。现代文学在对传统文学进行反思和批评的基础上，在对外国文学中的悲剧观念进行借鉴的同时，也达到了一种文化的深度。由文学映现文化，由文化反观文学，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文学一文化批评思维方式。

再比如，在对女性小说的关注中，杨义也同样是从文化角度着眼。他认为，“‘五四’时期女作家群的出现，实际上是‘五四’反对封建伦理文化的一项从理论上到实践上的重大胜利”，“是现代文化思潮冲击封建女性伦理定型的结果”。换种说法，就是“社会文化性别模式的变化”。因为在人类社会中确实存在着男女两性在生理心理和文化心理类型上的某些差异，这种文化心理的差异在封建社会就是男尊女卑的性别定型。南宋女词人朱淑真有诗《自责》为证：“女子弄文诚可罪，那堪咏月更吟风?磨穿铁砚非吾事，绣折金针却有功!”而到了近现代社会，随着启蒙思潮的兴起，这种封建的文化性别模式有所松动，不仅一些妇女问题在社会上有所反映，而且以女士署名的小说也多起来，女性文学有所显露，直至五四时期，女作家群正式出现。这就是女性文学出现的文化契机。至于“五四”女性文学的共同创作特色，实质上也是文化性别模式变化的流露，比如她们能紧扣时代思潮，充分反映个性，表现一种外向的社会的要求，就是文化观念使然。

此外杨义在对现代文学中的大家名流进行探究时，也是有意识地从文化角度切人的。在上述专著中，他分别展开篇章撰写了专题“郁达夫小说的文化心理素质”、“从文化视角看左翼文坛以及丁玲张天翼”、“茅盾、巴金、老舍的文化类型比较”、“二萧文化素质的差异”、“废名和沈从文的文化情致”、等，进行文学一文化批评的个案研究或个案之间的比较研究。杨义之所以在对现代文学的研究中侧重文化的介入，是基于他这样一个前提认识，即“中国现代文学是中西文化交互影响下的产儿，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文化和五色斑斓的西方文化思潮，都在现代小说家身上打上了各式各样的烙印”。也就是说，他认为现代文学是文化碰撞的直接结果，其中的文化因子特别丰富，在对这个时期的文学进行研究时，缺少了文化观照，就无从准确把握它的发生和根由。

第9篇：中外文化比较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发达国家文化产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关注并进入中国文化市场，对中国相对落后的文化产业发展形成了强有力的影响和冲击。对各种影响和冲击进行了深入剖析，并在对中外文化产业发展比较的基础上，指出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选择方向。

一、中外文化产业发展比较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高新科技的发展及其在文化领域的推广和应用，文化产业己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朝阳产业，并且在许多发达国家已经由国家经济体系的边缘走向了中心。据报道，英国文化产业2007年的年产值将近600亿英镑，从业人员约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5%。日本娱乐业的年产值一早在1993年就已超过汽车工业的年产值。美国的文化产业更加发达，其视听产品出口额仅次于航空、航天等产业，在国际上占据了40%以上的市场份额。在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居民文化消费已占据总消费额的30%以上。在开放条件下，扩一大文化市场的准人，允许国外文化资本和文化产品进人中国市场，都已经是不可回避的事实。与此同时，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尚未成熟，市场机制还不完善，文化市场的规则仍然滞后于市场的发展。“媒体汇流”在西方是一种市场趋势，在中国，文化管理仍然实行党政二元结构的管理模式，中国文化产业仍处于幼稚产业和弱小产业的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较，在总体实力、科技水平、市场运作能力、创新能力、市场竞争能力等方面与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的差距是明显的。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之下，发达国家文化产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关注并进人中国文化市场，推销其全球一体化的文化，这种冲击对中国文化产业的影响既是深刻的，也是现实的。因此，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文化产业政策，以促进中国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势在必行。

二、国外强势文化产业对中国文化产业的影响和冲击

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在国际文化市场中属于强势产业，而中国则属于弱势产业、在这种强弱分明的态势下，国外文化产业对中国文化产业有哪些影响和冲击呢?

一首先，在开放的条件下，中国的文化资源不再为中国文化产业所独有，国际化的生产方式使传统上对物质资源的争夺转变为对文化资源的争夺。“文化产业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以人类脑力劳动为基础的精神生产力发展的形态。它通过精神文化产品生产和再生产的规模化、商业化、信息化方式，使精神文化产品生产多样化、精神文化服务市场化。”阴文化发展一旦产业化，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中国独有的资源不再是中华民族所独有，成为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以其生产的规模化、商业化、信息化被全世界分享，满足着世界人民的文化消费。这是开放条件下中国文化资源开放带给世界的积极的一面。然而，文化资源的开放也带来了消极的一面，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它加剧了文化资源争夺，强化了文化资源的有限性，客观上限制了中国文化产业对中国文化资源的利用程度。过去，人们经常认为物质资源是有限的，而文化资源是无限的，但是在今天，人们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认识。只有200多年历史的美国，文化产业的生产能力空前膨胀，它在把文化产品的生产创作引向虚拟空间、虚拟人物的时候，也把它的生产空间拓展到了文化资源极为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利用他国的文化资源发展本国的文化产业，创造木国的文化产业利润。在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的支持下，从技术角度讲，它对一国传统文化产品的生产制作几乎趋于完美的境界，而对于该国的文化产业落后、经济和技术实力差的文化生产单位来说，对同一素材文化资源的利用和再生产几乎成为不可能，因为消费者旱已经认同了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的产品，由此引发了文化资源的有限性和对文化资源的争夺。

另一方面，由于不同国家文化产业背景不同、价值观念不同，在文化产品的生产中选取的题材就可能不同，对同一题材利用的角度往往不间，也因此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以欧美文化市场对阿拉伯文学的消费为例，欧美文化市场在消费需求多样化的趋势下，对第三世界文化的消费呈增长趋势。在对阿拉伯文化的消费土，有两类作品特别受西方文化生产者和消费者欢迎，一类是有争议的作家和遭查禁的作品，这些作品一旦到了西方就大受欢迎，有的甚至被评为诺贝尔文学奖;另一类是表现阿拉伯社会的封闭性特征，描绘阿拉伯社会的愚昧落后、野蛮荒诞的风俗和日常生活图景的作品。从这一例证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背景和需求的不同，不同国家对文化产品的选择角度是不同的。发达国家由于对国际文化市场的控制力，使得以它们为主体的标准成为世界性的标准，表现出了文化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单一性机制，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他人的文化资源，从自己的角度来生产自己所需要的文化产品。在世界科技水平如此发达的今天，这些作品必然会很快传送回文化资源的所属国，进而对所属国的文化产品生产产生负面的诱导，威胁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这种由发达国家文化产业所控制的对文化资源的选择和利用，以及单一性的消费倾向，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中国的文化市场必然受到强烈的冲击。中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必然要履行相关规则的要求和承诺，文化产业的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必然贯通，文化产品进出口的审批权将逐步放宽，进出口手续也会简化，中国文化市场将面向世界各地的文化产业集团开放。在这一过程中，国外文化产品将大规模进人中国，文化产品价格也将随之下降，虽然广大消费者作为直接消费者会从中受益，但是它的负面影响也是深远的，作为新兴产业的中国文化产业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和影响，作为文化产业活动领域和文化产品交换场所的文化市场也面临着被冲击和侵占的可能。中国文化市场的消费群体规模庞大。中国本土有12亿人口，海外还有7000多万华人，对作为以传播文化产品为主要职能的文化产业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华语市场。国外文化资本绝不会放过这一巨大的文化产品市场。在中国的文化市场中，中国文化产业虽然有着地缘优势，但是却有着经济、技术等诸多方面的劣势。

三、中国文化产业的选择

在市场经济和开放经济的条件下，不能再用传统的封闭或行政的手段来保护中国的文化资源和文化市场，要避免这一冲突的根本办法是大力发展中国的经济，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市场的游戏规则，营造适合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良好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提供适合于其生长的沃土和起飞的平台。

1.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经济的发展是满足人的基本需求、提高人的满足程度的必然途径。经济发展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充分发展中国经济，才能进一步提高居民的收人，使人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降低“恩格尔系数”，提高居民文化产品需求和消费水平，进而使文化产品的需求成为带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在拉动力。“文化经济在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最成熟的高级阶段。这首先表现在它吸收和利用了先前的物质经济和知识经济一切有益的成果和条件，从而最适宜人类生存和全面发展;还表现在文化经济代表了最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和消费力。”将文化产业当做整个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和经济发展必将实现双赢。

2.以市场为中心，塑造文化市场的经营主体。文化市场经营主体只有在文化市场的竞争中才能增强自身的竞争力，才能在国内文化市场中生存，才能在国际文化市场中立足。因此在文化市场中，政府要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退出竞争性行业，同时避免使用垄断性的保护政策，让企业在公开、平等、公正的环境中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展示自己的经营能力和企业形象。要按照十六大报告指出的那样，把深化改革与调整结构和促进发展结合起来，理顺政府和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深化文化企事业单位内部机构改革，逐步建立有利于调动文化工作者积极性，推动文化创新，多出精品、多出人才的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