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生育权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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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女性生育权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尤金•，奥尼尔，奇异的插曲，抗争，屈从
《奇异的插曲》是“美国现代戏剧之父”尤金?奥尼尔中期最重要的剧作之一，“是标志着奥尼尔走向全面成熟的第一部剧作，奥尼尔对此剧所倾注的精力比对过去的任何剧作都多。”[1]剧本发表后立即成为全国的畅销书，奥尼尔因此第三次荣膺普利策奖。在这部被奥尼尔称为“我的女人剧”的剧作里，女主人公尼娜普遍被评论家称为是一个“狡诈地操纵她的男性崇拜者[2]”的“妖女”。笔者认为，尼娜是一位敢于追求自我实现、自身幸福的有强烈女性意识的现代女性，她对女性从属地位的大胆抗争及最后对男权中心文化的无奈屈从揭示了西方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困境。
1 抗争
年轻时的尼娜朝气蓬勃，勇敢坚强，是西方现代新女性的典型代表。她敢于突破传统思想的窼臼，大胆地去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她不受门第观念影响，不顾父亲利兹教授的反对，与出身贫穷但十分优秀的学生戈登相爱奥尼尔，憧憬着与他共同迈入幸福的婚姻殿堂。当父亲的暗中干涉使她未能如愿而抱憾终身时，尼娜便以一个敢于反抗男权的独立女性的姿态出现，指责父亲对自己人生幸福的破坏和扼杀，“我决定马上从这儿搬出去[3]”。这句话斩钉截铁地表明了尼娜冲出家庭牢笼、摆脱父权控制的渴望免费论文下载。在后方医院，尼娜将自己纯洁的身体献给伤兵，让他们快乐，为心中对死去的戈登怀有的负疚感而自我“奉献”、自我惩罚。虽说这是一种“道德沉沦”的表现，但却是对以利兹教授为代表的清教主义清规戒律的一种大胆的叛逆，是尼娜受其压抑而采取的抗争行为。
经历了失去爱人的痛苦，尼娜并没有像传统女性那样自怨自艾，反而以一种更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探索新的生活道路。她以自己的方式构建了一个“戈登神话”。为拥有一个孩子成为孩子的母亲，她选择跟自己不爱的萨姆结婚。这同传统的男性一直将女性视为生育工具完全相悖；尼娜要在满足自己的需求中完成男女两性角色的转换；当萨姆的家族病史阻止她成为母亲时，她又选择了达莱尔，就在达莱尔完成她做母亲的心愿的同时，尼娜从他那里找到了现实生活中情感的寄托。尼娜还使父亲的学生马斯登填充了父亲死后她所缺失的父亲角色的空白。丈夫萨姆、情人达莱尔、父亲的替身形象马斯登及儿子小戈登，是尼娜死去的心上人的四个分身和替补，是他们成就了尼娜不死的“戈登神话”，实现了她心目中所追求的作为女人最完美的境界，如她所言，“我应当是地球上最骄傲的女人！我应当是世界上最快活的女人！”[4]
作为剧本中唯一重要的女性角色，尼娜虽势单力孤，却依然不失为一个勇于把握自己命运、抗拒男权的女性形象。在为争取自己的独立与幸福、争取同男人平等生活的权利进行大胆抗争的同时，尼娜也在积极努力地寻找着自我、成就着自我,展现着一个同男性具有平等地位的普通女性的生存价值。
2 屈从
“19世纪的美国社会只为女人提供了一种得到社会尊重和接受的角色——贤妻良母奥尼尔，一种要求女性不断自我牺牲，一心满足他人的角色。这样一来，不论处于什么心理状态和知识层次的女人都不得不极力使自己符合这个规定的角色。有关生育的书籍、上流社会女性杂志、儿童文学也不无要求女性无私地放弃自己的理想，将自己的希望和能力托付给她们生活中的男人。”[5]剧中尼娜便生活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虽然她不甘于传统的束缚，大胆于命运进行抗争，可她毕竟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作为女儿、妻子、情人和母亲，“尼娜过着这些人的生活，戴着这些人的面具，扮演着这些人的角色。”[6]在男权中心文化的控制下，尼娜只是一个性别意义上的“女人”，只拥有性别层面上的身份定位，无法拥有男人们具备的社会角色。这种社会角色的缺失和男权中心文化在礼教文化等层面上对女性的种种约束制约了尼娜个性的发展，剥夺了她的生存发展空间，使她只能借助于男人寻求自我的实现，注定了她最终也只能无奈屈从于男权统治对自己命运的主宰。
在父亲面前，尼娜是女儿，除了经济上依靠他外，还有传统礼仪上的孝义亲情。纵使她深爱戈登，女儿的身份却使她不忍以伤害父亲的感情来追求自己的幸福，她只能屈从于父亲的意志免费论文下载。尼娜同萨姆结婚本是想利用他满足自己成为母亲的愿望，可妻子的责任却促使她为了给有家族病史的丈夫生一个健康的孩子而和达莱尔通奸生下了小戈登。后来，萨姆事业的发达使尼娜在经济上无条件地听命于他，致使尼娜一步步放弃个性奥尼尔，成为了按丈夫意愿行事的女人。作为尼娜情感和精神上双重依赖，尼娜的情人兼精神病医生达莱尔给她开的走传统女性之路的处方将她的命运引向了情感和婚姻两分的尴尬境地。尼娜的一生自此陷入无休无止的精神折磨之中。儿子小戈登是尼娜情感上最大的依赖，尼娜曾试图跟儿子的心上人玛德琳争夺儿子的感情，却被达莱尔以精神病医生的身份宣布处于更年期的她精神不正常。尼娜抗争命运最后的努力也以失败而告终。身心俱疲的尼娜再也没有同命运抗争的勇气了，只求同那个父亲式的丈夫马斯登回到儿时的家里，在宁静中死去，以此来结束她人生的一段插曲。
结语
面对强大的男权统治，尼娜生活的角色只能围绕“女人”而定，生命也只能依赖男人而延续。无论她怎样抗争，都无法摆脱男性权威的束缚和禁锢，“她每一次的努力都绷紧了自己周身的羁绊[7]”.虽然尼娜的最终归宿再现了西方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困境，但她追求幸福、抗争命运的勇气却也呈现了普通女性寻求自我、成为自我的梦想。忠实于自己的梦想，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这正是尼娜代表的精神所在，也正是她的可贵之处。
参考文献：
[1]特拉维斯??博加德.尤金?奥尼尔的剧作[M].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72.
[2]Robinson,James A. The Middle Plays [C]. Michael Manheim. The Cambridge Campanion to Eugene O’Neil.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3][4]尤金?奥尼尔.奥尼尔剧作选.欧阳基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4.
[5]SmithRosenberg, Carroll. Disorderly Conduct: Vision of Gender in Victoria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6]詹姆斯?格林.尤金?奥尼尔的《奇异的插曲》[M].纽约：纽约市君王出版社，1965.
[7]Falk,Doris V. Eugene O’Neill and the Tragic Tension：An InterpretativeStudy of the Plays[M].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8.
第2篇：女性生育权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农村妇女；现代意识；培养途径；自强自立
培养农村妇女的现代意识是一项长期工程，需要个人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笔者长期从事妇女工作，具体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以帮助农村女性树立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生存意识。
一、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开展多种技能培训
根据2000年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看，我国农村女性文盲人口已占农村女性总人口的16.89%，教育是农村妇女素质优化的最重要的途径，必须重视农村的基础教育，关注弱势群体的女性教育，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农村女性开展形式不同的教育。对于学龄阶段的女性，要加强农村的基础教育，未雨绸缪，大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将这项政策落到实处。否则先期的教育不足会导致后期能力发展的缺陷，基础教育可以提高最广大农村妇女群众的文化素质，这有利于其现代经济、政治、文化意识的树立。对于农村已婚女性，根据当地的产业模式，开展有针对性的专项技能培训，掌握农业或手工业的一技之长。
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地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规模庞大的女女流动人口的形成。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当前全国女性流动人口数量已达到7385万人，占据全国流动人口的半壁江山。女性流动人口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和千千万万的男性流动人口一样，离开家乡，告别故土，融入到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的大潮中去。鉴于此经济现状，我们必须打破行业性别歧视，为农村妇女提供广阔的就业渠道和就业机会，让广大农村妇女参与到市场竞争的大潮中去。对于劳动力富庶的地区，在进行专门的培训之后，可以组织农村妇女进入当地城镇从事一些餐饮、服务、加工之类的技术含量较低的行业，为增加农村妇女的经济收入提供机会，使农村女性在经济上拥有独立地位，增强其经济自主能力。同时获取接触城市开放文化的机会，开阔视野。对农村妇女自身而言，不仅要配合基础教育，同时要有意识地寻找各种渠道学习新知识新技术，例如通过电视农业频道听取一些农业致富“经”。 二、落实法律法规，保障农村妇女土地权益
土地是农村妇女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但是据全国妇联对30个省市202个县市区1212个村的抽样调查显示，在没有土地的人群中，妇女占了七成，有26.3%的妇女从来没有分到过土地，有43.8%的妇女因为结婚而失去土地，有0.7%的妇女在离婚后失去了土地。作为农村妇女最主要的生存财富和保障的土地，一旦失去，妇女的经济状况会急剧恶化。据不完全统计，大约80%的农村离婚妇女离婚回娘家后，没有土地可以承包，她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生活只得依附于他人。她们在经受精神痛苦的同时，生活处境不尽人意。《婚姻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夫或妻在家庭土地承包经营中享有的权益等，应当依法予以保护。”《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也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切实落实这些法律规定，保障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可以为农村妇女的经济地位提供坚实基础。只有在基本生存问题解决的情况下，才有利于树立农村妇女积极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去的意识。
三、发展经济，政策协助以转变生育观念
第3篇：女性生育权论文范文
2009年3月28-29日，由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发展网络主办，华中科技大学社会性别研究中心承办的“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发展网络第一届全国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召开，全国高校、社科院、学术报刊的共约近百名代表汇聚一堂，开展对话与研讨。本次大会共收到学术论文78篇，内容包括女性主义理论、女性的生存状况、婚姻家庭制度和生育文化、民族地区女性问题、科技号性别以及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建设经验交流等，涉及社会学、人类学、法学、文学、政治学、宗教学、哲学、历史学、教育学，充分体现了妇女，社会性别研究跨学科、跨领域的学术特质。为奖掖青年学子在妇女／社会性别学方面的研究，培育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的学术后备力量，扩大本研究领域的社会影响，大会还特设“学生论坛”，主办方全额资助了29名来自全国各高校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以及本科生参加大会，同时大会还在提交的论文中评选出教师组10篇和学生组12篇优秀论文。
本次研讨会主要对以下4个主题进行了讨论。
一、学科建设研究
关注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建设一直以来是研究者们的重要学术关际，这方面的研究积累为妇女／社会性别学融入主流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体现了妇女／社会性别学为推进联合国提出的社会性别主流化战略所进行的扎实工作。
因为要融入主流，学科化是必不可少的。妇女／社会性别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科设置中的缺席直接限制到教学与研究的开展与发展，章立明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涉及到三个重要论证：第一，妇女，社会性别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中国是否有存在的必要?第二，中国妇女学能否对全球妇女学建设作出重要甚至是独特的贡献?第三，在全球化语境中，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妇女学?她认为学科建设要以解构与建构并重为原则，20多年来通过海外留学与培训，中国妇女学已经拥有了一大批通晓与熟悉西方妇女学的师资队伍与研究人员，使中国妇女学建设进程得以缩短与促进，但单向度建设模式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妇女学的建设目标，使之成为西方女权主义的附庸，陷入被动建设的境地。蔡慧玲也认为女性学虽然经过了三次发展浪潮，但发展至今仍在学科地位、发展动力和学科价值等方面存在某些问题，而女性学要发展必须处理好理论借鉴与本土创新的关系、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的关系、研究热情与学术规范的关系、女性学研究与男性研究的关系。刘文菊在评述祝平燕、周天枢和宋岩编写的《女性学导论》时特别提出，要把女性问题置于性别关系的结构和社会制度中进行分析，并且在运用社会性别理论时要坚持性别分析与其他分析视角的结合，防止出现性别研究与其他研究的人为隔离或者简单化的“性别万能趋势”。
课程建设及教学法研究也是学科建设的重要议题，而且在更多公共课中引人性别视角与专业课程中引入社会性别研究成果同样被关注。本次会议方刚、王宇等人带来了他们在这个方面的探索经验。方刚不仅将所在学校的“女性心理学”改造为“性与性别心理学”，在“民俗与人类学概论”课程中加入了性别教学，还以女性主义教学理念为原则，设计了独特的社会性别参与式教学：让学生走进与社会性别有关的特定情景中，进行角色扮演，激发学生对社会性别研究的兴趣，帮助学生通过自我感知与觉悟来完成社会性别角色意识的成长；教师则通过具体教学诠释和践行了女性主义教学的原则：反对权威，强调平等，强调学生在教学中的重要地位。王宇的《女性健康管理概论》是在高等医药院校开设的一门女性主义与健康问题相结合的通识课程，尝试在高等医药教育领域引入社会性别视角，体现了教学实践的创新性和多样性。尽管将社会性别概念引入高校课堂，有利于青年学生提高社会性别觉悟，但如黎君所指出的问题依然存在：社会性别学课程不是列入学校教学计划的主流课程；教师对课程内容把握不够；教学过程的方式方法单一；学生的参与程度不高。所以还要努力从各方面提高社会性别课程的教育教学质量。而刘文菊针对传统大学语文教育的性别盲视，引入社会性别视角，为大学语文课程开启了一扇新窗，拓展了文学理解的新视野。
此外，陈亚亚还以女权在线网站为例，讨论了国内网络女权主义组织发展现状、组织特征、发展前景以及目前遇到的阻碍等。她认为，以传播文化理念为宗旨的网络女权主义组织在国内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对国内女权主义学术研究从理论转化为实践、提升大众的女权意识具有特别且不可替代的意义。
二、人文学科分支研究
作为主流学者对性别研究的回应，欧阳康在所作的“社会性别的实质及其意义”的演讲中提出了“社会性别的基础是什么，人的自然性问题何以转化为或演化为社会性问题，社会性别问题的研究者为何多为女性，社会性别问题在东西方的差异尤其是当代差异以及当前中国社会性别问题的时代特点如何”的哲学追问，他认为从让所有的人都能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意义上看，社会性别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时代问题，它不仅有很多实践问题需要探讨，更有很多深层的理论问题需要探讨。王宏维提出女权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是当代国外和女权主义立场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它显示了边缘群体对知识生产平等权的正当诉求，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历史唯物论的基本方面，并试图在既有框架里对历史唯物论进行补充和修改。对女权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何以可能、或何以不可能的探讨，并不能以简单的“是”或“不是”来回答，它所引发的是对在当代何以发展的深层思考。戴雪红关注女性主义及后殖民话语对主体和主体性的建构问题，她认为研究女性主体性需要注意的两个问题：一是女性在历史变迁中的双重角色――既是受害者，也是能动者；二是必须充分认识到女性之间的差异，若以“受害者”角色集结女性群体也容易看不见甚至掩盖了这些女性的主体性，必须跳脱同质化群体的概念来看待第三世界女性在其处境中的异质性。倪志娟通过女性主义“知识考古”进一步挖掘了文本中的单一男性话语是如何建构两性对立的基本思想框架和范畴体系，在二元思维模式中，女性和女性的经验被排斥在外，男性按照自己的思维构筑关于世界的抽象理想。这种追求一方面给西方文化提供了发展的动力，对现实世界起到了规范作用，另一方面却又造成了心与物的分离，带来人性的分裂。这是人性的特点还是男权文化传统褒扬精神世界、贬抑物质世界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恶果?如果精神理想与现实世界可以和解，和解又该从哪里开始?而这正是女性主义知识建构的根本任务。方亚中则对吕西・依利加雷的性差异伦理学做了译介工作。性差异伦理学强调两个性别之间的差异性和非等级制，要求承认不同的利害关系，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的认识视角。依利加雷性差异伦理学非“一”的意象具有丰富的内涵，体现了解构和建构的相结合，一方面试图冲破“一”的束缚，使女人不被“一”整
合或同化，同时通过三组合解构二元对立；另一方面积极建构女性主体性，发展女性自己的空间，努力实现男女共存的局面，创造两个主体的文化。
历史学科的性别问题研究，主要是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分析与解读，来阐发研究者对历史文本中的妇女地位和女性道德、价值的思考。在厘清史料、揭示和趋近史实方面，张超考察了女留法勤工俭学生作为为女性解放而摇旗呐喊的女性先贤们最后成为有高度觉悟的男女平等的倡导者和实践者的过程；李洪河通过研究建国初期因实施新婚姻法这一变革举措所造成的大量的妇女死亡问题，说明仅靠大的社会运动不可能迅速改变旧有的传统习俗，因为新近出土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罕见地使汉代法律的部分原始条文得以重现。夏增民由此从法律角度判别女性的社会地位，以图最大程度避免因史料缺乏而造成的偏颇；付翠莲则从古希腊史诗及希腊哲学著作中寻得古希腊人妇女观的倒金字塔式的嬗变轨迹。他们的探究所呈现的传统史学与妇女史的对话与合作，突显了社会性别视角对历史中的女性及历史本身的观察分析。
作为文学学科分支的性别研究，主要关注点仍在性别写作与文化意涵分析方面。其中吴迪对耽美作品及同人女群体作了考察，提出作为一种女性实践，同人女通过创作和欣赏耽美作品，表达了自身对纯爱、自主、平等的向往，但在表达了自主诉求的同时，却显现了男权主导下的女性自卑心态；耽美中“攻方”“受方”关系是女性构建的理想情感关系，也反映了她们无法摆脱渴望得到保护的依赖心理；耽美现象是性别不平等的男权社会的产物，诉求表达本身背负了男权文化的深深烙印，从中可见女性的无奈和挣扎。王浩认为网络文学中表现出的性别倾向十分明显，男性作者的创作似乎显得很“传统”，一方面一定将男性塑造成强者，同时又穷困潦倒，似乎显示出网络读者特别是男性心里的脆弱。女性作者的书写则透露出一种对于父系文化的强烈反驳与颠覆，一些书写常带着一股女性特有的哀怨和病态，也有回肠荡气的侠女豪情；还有通过对丑女的刻画，来表达对男性审美观念的颠覆和对传统美学定势对“身体”界定的反叛，反映出其个体性别主体意识空前高涨，这似乎也表明网络的开放环境下女性正在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陈力认为东北民间二人转中男弱女强的文化设置和传统文化规定的“男主女从”的两性模式迥然不同，它似乎为女性提供了一种精神释放，创造了一种不同于传统主流文化的女性文化，折射出一种文化现象、社会观念、文化追求，它说明在民间有着与官方文化不同的性别意识，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与来自西方的性别观念不谋而合。除此之外，马藜、胡雪、鲁红霞等都对文学文本加以分析，从中看到女性的生存图景和可悲可叹又可怜的悲剧命运，胡雪对张爱玲小说冷静地审视女性本体，肯定女性的本质及其价值给予了肯定，认为张爱玲为女性意识的开掘开辟了一条道路，为后来的女性作家更好地表现女性意识作出了贡献。樊欢欢通过对《发现母亲》的批判，表达了对塑造双性化的新型父母角色的期待，她认为“母亲神话”及其对女性利益的隐形侵害在于，打着维护孩子利益的旗号，单方面规制女，抹杀女性的个体价值，夸大母性的作用以苛责女性，将“母亲”和“家庭教育”划等号，加重了女性的负担和责任。其实这种性别气质的刻板期待也是对男性的伤害。
三、现实问题研究
本次会议研讨议题最为集中的即是对现实的性别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剖析，反映了与会者对女性主义的政治诉求与价值关怀的认同以及对性别平等与社会公正问题的思索。内容主要分为4个方面。
1 婚姻家庭问题
王金玲通过家庭权力的分析力图证明，家庭权力是一种立体网状分布，且至少存在着婚姻、代际、个人这三个维度：由于在权力空间中的集聚点不同，占据的权力领地不同，家庭成员拥有的权力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家庭权力性别分布的变化与整个社会一文化大背景相伴随，具有本地化和受多种机制运作控制的特征，即使是女权的扩展，也并不一定就是纯粹的妇女的胜利。她认为，今天中国家庭权力的性别格局就总体而言仍呈男强女弱的不平等态势，在不同维度和权力空间存在着较大的性别差异。贺艳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家庭伦理剧对“夫妇之伦”的建构而言，一方面在伦理表达上，自由伦理被吸纳入传统的责任伦理之中；另一方面在性别建构上，通过对男性、女性的刻板形象的再次演绎，家庭伦理剧这一当代中国最为流行的大众文化文本正传播着男女两性的性别“神话”，而这正是女性主义学者所要剖析并抵制的。关于婚姻家庭，林秀玲等人对潮汕女性的婚姻家庭地位所作的社会调查，让人看到在潮汕地区根深蒂固的男权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下，潮汕女性的婚姻家庭地位虽较以往有所提高，相对男性却依然极其低下，而最让人心忧的是大多数女性默认自己的客体地位，依附于人，因此呼吁要以教育和法律为根本手段，使女性实现经济和人格的独立，成为家庭社会真正的主体。隋悦、李兴艳等对婚姻家庭制度下的女方权益给予了关注。
2 生育问题
骆桂花在资料梳理与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探析了回族计划生育工作的发展历程、国家话语与回族生育文化的性别观念、回族生育文化的变迁等层面的不同表现形式及影响因素。她的研究表明，有浓厚传统文化色彩的生育观在回族民众的头脑中丰富而具体，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人们生活、生产的各个层面都引起了变化，国家政策引导在相关领域的作用也是巨大的。但在传统回族社会，生育不仅仅只是生育，而是连带着人生的终极意义，不能纯用世俗的成本效益来加以衡量。对农村回族妇女来说，生育的冲动是发自内心的。这种内心的冲动是在几千年文化习俗的深深影响之下，内化到心灵深处的。她们把生育当作人生最主要的使命，把生育上的成就看成是自己人生事业的最大成功。正是这些观念的作用，使得回族社会新型生育文化的形成变得更加迁延。苗青青提出了中国在应对生殖道感染时所面临的问题主要在于由于妇女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对生殖健康方面知识的欠缺，使女性对生殖道感染的认知较弱；而且社会性别差异也造成了妇女长期以来处于生殖道感染防治的不利地位，阻碍了感染的防治，很多妇女由于经济、权力等方面的劣势，没有自主能力，而无法获得安全的保障。社会规范与传统观念深刻地影响着两性的关系，影响着双方享有的权力和各种资源，与男性相比较，女性往往更缺乏正确的性健康信息。因此对生殖道感染的预防和控制，更需要从医学、经济、社会和心理等多方面考虑。马藜认为当下影视剧中传播的生育文化、生育观给女性施加着压力，影响着女性的命运，女性在承担繁衍人类生命的同时，接受传统生育文化的规范，逐渐地放弃了母亲自己的权利和需求。而作为参与社会发展的人，保持自我意识是争取权利的基础，是选择健康、寻求幸福及和谐发展的条件。因此人们对影视剧所传播的内容应有所思辨，生育不是女性的全部。齐佳的“尴尬的代母怀孕技术――代母怀孕技术在中国的尴尬处境及其解决途径的思考”揭示
了代母怀孕技术作为现代生殖技术发展的产物在中国两难的尴尬处境，一方面，它具有极大的应用价值和市场需求，并且积极服务于不孕人群；另一方面，它面临着来自伦理道德的声讨和法律政策的禁止，从而引发了社会的激烈争议，而对照国外相关立法经验，中国代母怀孕技术也应采取有限合法化并严格限制的政策，进一步关于规范代母怀孕技术的运用。
对于中国出生性别比逐年升高的问题，周全德、李怀玉认为，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女性在公共生活领域乃至日常生活领域被某些特异的社会因素推向边缘化的一种自身地位下降或自我和群体价值缺失的显著标志，是妇女社会边缘化状态的自然结果。从生活政治的角度看，出生性别比升高与日常生活中性别政治的潜网之功能和作用不无关系，而由这张潜网所促成的家庭性别关系的倾斜及其依附恰是妇女社会边缘化状态得以形塑的必要条件。因此，治理高出生性别比问题，关键在于真正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政府决策主流，造就男女平等的社会氛围和道德规范，以保证实行有利于女性健康发展的社会政策，以改善女性的生存环境及生活条件。
3 农村问题
赋予解除贫困以性别公正、政策公平、赋权妇女的含义是陛别研究与农村研究结合的研究取向之一。与会者不同层面的调查报告反映了农村女性的现实困境。尹旦萍对湖北省Dc乡新农村建设公共政策的研究发现，价值目标中女性的工具化、性别定位中复制传统、性别意识的缺失导致新农村建设在推进城乡公正的同时忽略了两性的公正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赋予妇联监测公共政策的权力，提高女性决策者的数量和影响，对决策者进行社会性别意识的宣传和教育，并加强对现实社会性别问题的调查研究，以研究促决策。金梅认为农村女性文化贫困发生的原因主要是传统性别歧视文化、社会机制、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而农村女性的文化贫困对女性自身发展和农村社会发展的综合影响已日趋严重。丁玉认为母亲作为孩子最亲近的人，给孩子的影响是潜移默化和深远的，留守儿童在家中的监护人多为爷爷奶奶，这对农村儿童教育的发展将会产生重要影响。孔海娥也看到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母亲外出打工，年迈的婆婆成为年幼孩子的抚养者，成为孙辈们的“二度母亲”，由此而带来的是农村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的重大改变。刘丹的调查显示，农村妇女的从属地位表现在婚姻赋予的意义相对男性来说要重要得多，婚姻是她们人生意义的基石，妇女的一切幸福均是海上蜃楼，一旦婚姻解体，不管是责任方还是受害方，妇女都将面临各种来自社会的压力，而很多时候妇女对自身的无意识压迫，也加重了她们自身的困境。
4 就业问题
围绕女性人力资本研究与妇女经济参与研究，女性就业与女陛职业发展成为研讨的热点问题。方英认为改革开放前国家依靠强大的政治力量和资源支配能力，通过单位制推行一种“男女一个样”的性别秩序；在市场转型时期，国家的政治理念由追求社会公平向追求经济效益转变，随着单位制的改革以及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的发展，市场根据“经济理性”的原则对女性就业造成挤压和排斥。这种急剧的转变使得国家的“男女平等”政策在就业领域面临困境，使中国城市女性在工作中面临的性别秩序发生了很多独特的变化，开始面临就业排斥、职业隔离和女性工资相比男性增长下降等一系列问题。石彤、王献蜜的研究弥补了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的大学生就业率和就业质量时所缺少的性别维度，并从就业率、薪金、就业行业和职业的性别隔离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熊倩认为社会分工是现代社会必须的，男女因差异可能从事不同职业，但并不代表可以将女性置于弱势地位。女性对家庭的贡献不能被看作是私人领域的事情，而应该注重其对整个社会的贡献。韩梅认为家政服务实现了家务劳动的社会化，事实上质疑了无薪家务劳动的合理性，肯定了家务劳动价值，家政服务也是女性走出家庭、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一座桥梁。关于女性职业生涯发展受阻问题，通过对玻璃天花板含义及成因的分析，张营认为女性自身、企业及政府等各方面都应正视两性差异，应给予女性公平的职业发展起点与机会。为了分析知识阶层女性职业发展窘境产生的外部因素，王瑁以一所研究型大学为例，重新审视并理解大学组织文化所蕴涵的性别意识形态，深感大学组织制度表面上的平等与中立背后可能隐藏更性别化的本质。对此，黄约、赵秀娥通过对女性主义的劳动性别分工的解读来分析在传统性别结构及性别文化框架下科技价值的异化，或许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四、文化研究
为了证明少数民族妇女对民族文化发展的贡献，杨国才在对少数民族独特文化考察中，发掘了少数民族妇女自己的文化和知识，这种知识通过本民族的传统手工艺，以服饰作为载体再现，并通过一系列象征图案的符号展示和传承下来。李勤对滇西北地区这个生态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多样性保存较好的地区的少数民族妇女进行了调查，发现她们近百年来不但对该地区多样性的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还在平衡家庭和社会文化的关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刘秀丽的调查也发现在一些面临现代化冲击的少数民族地区，女性成为重构民族文化过程中“民族文化”的承载者，这足以引发对“女性：自然的/男性：文化的”这一曾在性别研究领域中引起广泛争议的二元论模式的重新审视。关于宗教与少数民族性别研究的关联，董锦霞对东乡族女性的正负功能分析中，发现伊斯兰教既给予东乡族妇女可贵的关注，也曾为她们自身解放增添了桎梏。卢成仁则考察了娃底傈僳人的婚姻家庭观念，对在村落“中秋会”中所透露出的傈僳人的性观念进行了深入阐述，提出娃底傈僳人社会中存在“性／性别平衡机制”，并以此作为分析基督教信仰背景下娃底傈僳人社会性别状况的一个解释框架，与盖尔・卢宾的分析概念进行对话与讨论。这些议题的讨论显示了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中性别分析框架运用以及性别研究本土化水平的提升。
第4篇：女性生育权论文范文
关键词：儒家文化 女性观 《人鱼小姐》
一.三从四德的渲染
由于雅丽莹要强的性格与复杂的身世，丈夫朱旺的奶奶与母亲认为她不够卑顺，没有女子应当具备的“贞顺”，因此对她十分不满，甚至百般刁难，朱旺因为吃错了东西而生了疹子，雅丽莹悉心照顾，但婆婆与奶奶却将其归咎于雅丽莹的不详，并称其为“银狐狸”，在外以“女强人”形象示人的雅丽莹对此选择了隐忍退让，希望靠自己的贤惠感动长辈，从而公平对待自己。
雅丽莹婚后既要顾及自己的编剧事业，又要包揽家中的所有家务，朱旺十分心疼，于是主动帮妻子收拾碗筷，婆婆却认为雅丽莹作为妻子却使唤丈夫干家务，伤害了朱旺作为男性的自尊，并且没有尽到妻子操持家务的责任，于是对雅丽莹大加训斥。雅丽莹虽满腹委屈，但自觉理亏，不敢多发一言。
雅丽莹与朱旺两人十分恩爱，雅丽莹因为工作时常在书房里忙到睡着，朱旺不忍妻子因此受凉，所以总是将她抱到房间里休息，这一幕被奶奶和婆婆看到，她们十分反感小夫妻的亲密行为，认为这是雅丽莹举止轻浮的表现，在奶奶的观念里，“好女人”应当举止守礼，不要与丈夫过度亲密。
儒家女性意识对朱旺家婆媳三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即便是要强如雅丽莹，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儒家女性观的影响。每当公公和丈夫下班归来时，雅丽莹都会站在门前等候，以尽妇道；受到奶奶和婆婆的不公正待遇时雅丽莹首先想到的也不是反抗，而是寄希望于忍耐，以期得到长辈的认同。雅丽莹对于家庭表现出来的性格与在外面的雷厉风行截然不同，她渴望家庭，希望做一个贤妻良母，她请求与奶奶友好相处，即使被骂脸皮厚也不改初衷。婆婆故意在打电话的时候说雅丽莹的坏话，雅丽莹听到后也没有和婆婆申辩，只是回到了房中独自流泪。在雅丽莹最初的意识里，好女人应当是遵从三从四德，有礼有节的。
二.奉养公婆的体现
为讨婆婆的喜欢，一向娇生惯养的芮莹报了厨艺培训班，开始学做饭。而沈秀珍也知道如果新媳妇得不到婆婆喜欢的话，家庭生活是难以幸福的，于是一向自视高贵的她也不得不为了女儿向赵迎春低头。
受到过良好教育的芮莹在婚后也过起了家庭主妇的生活，不仅要料理家务，还要面对婆婆的冷漠以及小姑子马玛林的刁难，婚前伶牙俐齿，对玛琳毫不相让的芮莹在婚后却一反常态，百般迁就玛琳，以期讨好婆婆，稳固婚姻。
沈秀珍想要买个洗碗机送给女儿以减轻女儿家务的负担，但却遭到了赵迎春的反对，在赵迎春的心中，芮莹既然是自己的儿媳，自然要遵守自家的规矩，一切的家务应当亲自动手。沈秀珍即使心疼女儿也无可奈何，毕竟在传统的思想里，毕竟女儿嫁到了别人家，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顺从婆婆的心意才是女性的本分。
对于婆婆，芮莹自然是谦虚有礼的，在剧中，时常可以看到被父母娇惯的她手持托盘为婆婆奉上饮食，对婆婆嘘寒问暖，当婆婆对她与小姑玛琳的矛盾进行劝解时，芮莹也是虚心听从。而对于马琳，婚后的芮莹也扮演好了嫂子这一角色，关心玛琳的婚姻，并且照顾玛琳夫妇的生活。
赵迎春主动将玛俊的工资卡交给芮莹，芮莹对此欣喜若狂，对于自小富裕的芮莹来说，工资卡上的钱并不是最紧要的，最重要的是，婆婆的这种行为恰恰是对她作为儿媳的一种认同，而她孝养婆婆最终也得到了认可。
三.观的暗示与对生育的看重
一开始赵迎春并不同意儿子与芮莹的婚事，但是玛俊却谎骗母亲自己已经与芮莹发生关系，赵迎春听到以后也只得无奈答应儿子的婚事，而芮莹的妈妈沈秀珍听到女儿被“玷污”的消息更是急火攻心，向丈夫哭诉不已。她认为女儿已经是马俊的人，不得不接受两人结婚的现实。对于母亲们这些老一辈甚至于玛俊芮莹这些年轻一辈来说，女性的尤为重要，它代表了女性的纯洁与操守，在传统的观念里，如果女子婚前失贞，则会被认定为“不洁”，不仅自己脸上无光，就连家人也会因此蒙羞。因此很多的女性将婚姻与捆绑，即便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玛俊亦不能免俗。
这种思想不仅局限于女性，也是大众根深蒂固的观念，玛俊之所以用这个理由说服母亲，就在于在他的观念里，作为一个负责任，有担当的成年男性，与女友发生关系，那么对其就有婚姻的责任，双方的父母也都会是同样的想法。儒家的意识经过数百年的洗礼，早已根植于韩国民众的脑海中，难以动摇。
雅丽莹与朱旺感情的裂痕来源于朱旺最终得知雅丽莹在与他交往前还曾与宇宙集团的公子交往8年，这让他心中十分不快，感觉受到了欺骗与伤害，而冰释前嫌的奶奶与婆婆也因为雅丽莹婚前的“不检”再次对她冷眼相待，这让她婚后靠孝敬公婆，勤俭持家积攒下来的认同消失殆尽，再次陷入窘迫的境地，更让她寒心的就是一直深爱她的丈夫也因为尊严的受损而开始冷淡她。
在儒家传统的思想中，妻子的忠诚与否与男性的尊严紧密挂钩，儒家希望女性严守，不要被丈夫以外的男性碰触，如果女性的初次不是给自己的丈夫的话，那就是对男性尊严的蔑视，这名女子即便婚后再贤惠，在德行上也是有亏的，对于丈夫也是有愧的。一向包容妻子的朱旺对于雅丽莹的前任十分介怀，而雅丽莹自己也愧悔当初，从而选择离开。
生育也是雅芮两姐妹婚姻生活的头等大事，雅丽莹婚后一开始并不受奶奶的待见，奶奶还暗示婆婆要好好刁难雅丽莹，但同时她却嘱咐婆婆，如果雅丽莹怀孕了，那么一定要好好善待她。雅丽莹怀孕时，她与奶奶和婆婆的关系得到缓和，家人都不准她操持家务，两位婆婆也第一次为她做早餐，对她嘘寒问暖，关怀备至。即便是一颗草莓，也要挑最好看的给她。在孩子出生以后，爷爷也透露家业会传给孩子。孩子是家族的希望，而雅丽莹则是家庭的大功臣。
对传统的韩国家庭来说，孩子是一个家庭的延续，是血缘的联结，女性在家庭中的最大贡献就是繁衍子嗣，延续香火。雅丽莹完成了这一使命，自然就应当得到家人的照料与尊重，在长辈心中的地位也会更上一档次。
与之相对比的则是殷芮莹的不幸，芮莹在结婚旅行途中，就向小姑子玛琳买胎梦，希望早日怀孕以博得婆婆的欢心，巩固自己与玛俊得来不易的婚姻。因为太过执着，还一度患上了“假想怀孕症”，而她的婆婆以为她怀孕，顿时欣喜若狂，摒弃嫌隙亲自照顾她，当得知芮莹并没有怀孕，一切只是误会时，婆婆的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对芮莹重新冷若冰霜，并且嘱咐儿子不需要对芮莹这么好，因为她并没有怀孕，无权享受孕妇的福利。芮莹检查出不孕，自责与日俱增，想通过试管婴儿为夫家绵延子嗣，但一次次失败，愧疚无奈下只好向深爱的丈夫提出离婚，希望不要“拖累”他。
儒家看重家庭，生育则被认为是女性应当履行的基本义务，无子的女性往往落得可悲的结局。儒家思想中，“无子”的女性可以被休弃，虽然玛俊并没有因此抛弃芮莹，但如果他离婚，外界也不会因此鄙夷他，相反还会理解支持他，但芮莹作为一个离异且不能生育的女性则会受到社会的抛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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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女性生育权论文范文
我将来想要
做一名律师。”高一时，蔡青自信满满地宣布。“做律师很忙的，你结婚了之后怎么办？女孩子家的，算了吧。”妈妈回答道。
3年前，这段母女间的平常对话，让之前从未觉得男女有很大不同的蔡青，突然感到不公与愤慨，“一直是我的榜样的、曾一举荣获高考状元而挺进当时鲜有人知的信息科技领域的母亲，刹那间成为了我的既定命运的宣判者。”
蔡青突然意识到，婚姻、生育是城市女性生命中的转折点，“似乎跨过了这道婚姻之门后，未来的自己也将被束缚、改变。”她不服气――“难道婚后的女人就不能从事忙碌的工作？难道在城市里，男女也不平等吗？”
带着这份疑问与不平，3年后，蔡青独自采访了109名城市女性，这名上海世界外国语中学国际部的高中女生写成了一份3万字的《中国都市女性的生活体验》报告，并将报告译成英文，希望中国都市女性真实的声音被人们听见，改变西方对于中国女性处境的简单成见。前不久，蔡青把报告寄给了女性和社会学领域的专家。复旦大学沈奕斐教授评价：虽不是科学严谨的学术论文，却是非常不错的采访报告。
蔡青采访的人中，有熟悉的菜场摊主、上课的老师、跨国软件公司的CEO，还有上下学地铁上相逢的陌生人。对蔡青来说，随意与陌生人搭话，其实艰难无比。为了采访孕妇，她一度跑到医院的妇产科“蹲点”，一位位攀谈过去，险些被当成医托。因为尊重被访者匿名的权利，她不用录音，常回家后绞尽脑汁，努力还原采访内容的每一个字。“在大部分女性研究的论文中，女性成为了一个个数据，可是我更想知道，她们那些不可被量化，难以概括的细微、复杂的生活体验。”
蔡青之所以如此说，其实也隐含了她对生命的体悟。 高二时，蔡青因为脑干脑炎一度昏迷，被迫休学一年，眼看着同班同学一个个被大学录取，她失落无比。住院时，她在洗手间里都站不起来，那段生死转折中，她的心境起了变化。对原来看得很重的学习成绩，少了很多功利心。有点置身事外地去想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那时只想把握住自己的身体，每个人如果剖开一层一层的社会身份，那只是一个个简单的生命。拥有自己的故事，才是最可贵的。”于是，蔡青再一次和时间开始了赛跑。平时上学，真正能采访的就是上下学坐地铁的时间，如果赶上自己时间紧，她也会跑到家对面的咖啡店里，趁别人等咖啡的时间，抽出5-10分钟做调查。相比做慈善项目的社团，很容易能得到支持获得成就感，但是在城市里，女性话题很难吸引太多的热切关注。蔡青身边的人也劝她说，为了申请好学校，还是可以选择更容易获得成果的项目。但蔡青并不这样认为，“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事，就是值得的。”
报告快完成时，蔡青曾充满“万一没人感兴趣”的恐惧，但最终还是一字字敲了下来。“我想要展现我所能接触到的这些女性，或许我的报告能在看过的人心上投出一颗小小的石子，逗出一些波澜，让女性有更多机会去表达，就很好了。”
热议锐评：我们可以从蔡青身上学到很多宝贵的东西：青春无论对于谁，都是再精彩不过的，如何在这“精彩”之上再加上一些珍贵的东西，我想，不外乎是勇气、执着与独立，敢于做自己喜欢的事，哪怕它不那么大众，也要坚持到底。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青春说一声“无悔”。（方青）
第6篇：女性生育权论文范文
《妇女研究国际论坛》(以下简称《论坛》)原名为《妇女研究国际季刊》(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Qarterly)，双月刊，前期由塔格曼出版社(Pergamonpress)出版，1991年塔格曼出版社被荷兰埃尔塞维尔出版集团(Elsevier)兼并，《论坛》也被归入旗下。与同期创办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女性主义研究杂志相比，如《符号：文化与社会中的妇女》(Signs：Journalof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女性主义研究》(Feminist Studies)、《女性主义评论》(Feminist Re－view)等杂志，《论坛》的学术性更加突出。自创刊以来，《论坛》登载过许多女性主义经典文论，作者包括Heidi Hartmann，Adrienne Rich，Catharine Mackin-non，Nancy Chodorow，Christine Delphy等人。[1]通过审视和重估知识生产与运用的方式方法，批判它的负面影响，并从性别视角出发，评定这些知识对妇女生活的含义，进而站在女性主义者的立场，对所有相关知识进行重新阐述和概念化，这是《论坛》所标明的宗旨。为此，《论坛》发表了不同国家的女性主义学者的成果，这些学者既有正规学术机构之内，也有学术机构之外的，她(他)们从不同的文化与社会背景出发，运用各具特色的研究方法和资源，探讨妇女与经济、妇女与政治、妇女与教育、妇女与健康、妇女与媒体、妇女与战争等诸多领域的论题，如“波兰妇女的就业问题研究”、“古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妇女”、“对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反思”、“高等教育对伊朗青年妇女的影响”、“韩国慰安妇生育问题探讨”、“对土耳其妇女杂志的研究”、“加拿大女性主义的历史写作”、“黎巴嫩妇女与战争”、“家庭暴力在美国和瑞典”、“印度精英女性的生活变迁”、“移民女性在意大利”，以及“妇女与艾滋病研究”、“女性输卵管结扎的危险性分析”、“女同性恋问题研究”、“体育中的女性”，等等。《论坛》所发表的文章既注重理论性，也注重实践性。为介绍国际女性主义研究成果，几乎每期《论坛》都有图书评论和女性主义学者传记，有时还占相当大的篇幅。此外，《论坛》还发表有关女性主义学术会议消息及会议论文，1999年国际妇女研究网络第12届年会就是《论坛》参与组织的。
《论坛》的学术性集中体现在专刊上。专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有两个特征：一是对已有的论题进行深入挖掘，二是探索新出现的领域及其对女性主义的影响。对已有的论题进行深入挖掘，主要借助于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在“构建的性别认同：地区冲突／全球暴力”这期专刊中，借助于法国符号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理论，学者们认为符号暴力被结构性暴力所支撑，在直接暴力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一些案中，作案的男性想要获得的是一种“权力感”。性别暴力已不仅是与性别有关的暴力，考虑到暴力本身的多元性与复杂性，一些学者认为，“当我们关注与性别直接相关的暴力，比如时，我们要特别留意对暴力的性别分析应该在一个更广泛的背景下进行，要联系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军事等等的暴力。”[2](p433-440)对于生活在战争和动荡中的妇女来说，性暴力或许并不太要紧。需要注意的是，妇女因受无形的“符号暴力”所束缚，在社会系统中有可能成为暴力的同盟，妇女是“和平的天然爱好者”的假定也是有问题的。探索新领域及其对女性主义的影响是《论坛》专刊的另一特征。在“女性主义与印刷文化”这一期专刊中，学者们探索了数字化对女性研究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在信息技术时代，交流形式发生了重大变革，妇女争取平等的媒介很大程度上转移到网络中，虽然在虚拟空间，性别、年龄等似乎不再重要，但性别不平等仍然存在，只是这种不平等更主要地是通过意识而不是通过物质来构造的。[3]
从历史沿革看，《论坛》在20世纪80年代比较注重对妇女运动历史的回顾，其中有对女性主义整体历史的重新评价，如伊利莎白・莎拉(ElizabethSarah)的《对女性主义历史的再评价》也有从不同角度对各国妇女运动的探讨，如芭芭拉・盖尼fBarbaraCaine)的《女性主义，参政权与19世纪的英国妇女运动》，[4](p537-550)玛丽莲・J・鲍克斯(Marilyn J．Boxer)的《19世纪的法国第一波女性主义：阶级、家庭与宗教》。[5](P551-559)进入90年代，世界妇女实践与理论进ty了分化与质疑的时期，《论坛》更多地刊登一些注重对妇女理论进行批判与反思的研究成果，如罗西・布莱德蒂(Rosi Braidothi)对跨越国际的“姐妹情谊”提出质疑，认为这种所谓的姐妹情谊无法处理特殊文化背景下的妇女问题。[6](p7-10)苏珊・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则挑战了东欧是一个统一整体的概念，她认为从文化、宗教、国家及语言上看，东欧各国是不同的，在性别的标题下探讨上述内容也应该是不同的，只有承认根本上的不同，而不是设置一个乌托邦意义上的相同，才能使东方与西方女性平等相待。[7](p11-15)2000年以来，女性主义研究更加多元化，也更加趋向于从物质与文化相结合的角度考虑问题，《论坛》也反映了这一趋势。有学者认为，“物质主义的女性主义既不赞同传统，又不赞同迷恋于差异的女性主义，它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男女的不平等关系是社会的而不是自然的。”[8](p283)
《论坛》是以英国为中心的国际妇女理论研究阵地，不可避免地带有地域性特征。如果说法国女性主义受到拉康、福柯等学者的影响，对心理、语言及语言的生成变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美国女性主义者更注重文学作品的文本分析，英国女性主义者则注重女性生长的具体历史环境的分析，研究特殊女性群体在特定历史时期生存状态的政治含义，主张女性参与历史进程。[9]此外，《论坛》的学术性虽然突出，但卓有成效的理论建构仍然缺乏，总体上处于无
力干预现实的边缘化状态。在探讨一些新领域时，视野还不够开阔，仍然囿于女性主义的樊篱批判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其表现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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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女性生育权论文范文
关键词：客家谚语 两性意识 差异
客家谚语是客家文化的精髓，也是客家文化的载体，它用精妙、诙谐的语言描述出客家社会生活、人情世故、道德伦常，是客家人的智慧结晶，传递出客家人的心理认同，真实地反映当时社会的整体风貌和群体意识。从古至今，客家人始终以崇文重教、耕读传家为其立身之本，以崇尚勤劳为其优良传统，重视客家男女的婚恋婚俗。但是透过客家谚语，我们可以初步了解到客家社会是典型的男权社会，在社会人情的方方面面存在着较大的男女差异。在受教育上，男子始终拥有受教育的权利，而几乎所有的女子与读书无缘。在生活上，客家人一直崇尚勤劳，但是男女两性却在不同方面上表现其勤劳，才形成了所谓的“男主内，女主外”的现象。在婚恋婚俗上，从对待男女两性要求的异同，体现出客家人男尊女卑的观念。下面我们将通过大量的客家谚语，来初步探索客家男女两性意识的差异。
一.教育观念
1.崇文重教----男女不平等
客家人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一思想的熏陶，一直以来以读书为贵。一方面，主要是由于客家处于地势不平坦的丘陵地区，生活水平不高；另一方面客家人普遍认为若想要敬宗睦族，显赫扬名，光前裕后并且改变自身命运，最终能够永世流芳的办法就是发奋读书，争取金榜题名，走进仕途之路。因此一些谚语在客家文化中也广泛地流传，不断灌输崇文重教的理念，鞭策客家人前进，形成了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的社会风气。例如以农耕为主的百姓认为“养崽要读书，作田要养猪”、“要想食肉就养猪，要想出息就读书”，否则“人唔读书游幕，鸡毛上秤人看轻”、“子弟不读书，好比没眼珠”、“目不识丁，枉费一生”。因为他们坚持的理念是“家佣潦樽樱官从何处来”、“家中出秀才，好事密密来”。而当孩子不想读书的时候，客家人经常会说“有田不耕仓库虚，有书不读子孙愚”、“捡漏趁天晴，读书赶少年”、“天光唔起误一日，少年唔学误一生”等等。事实上，一些贫困的家庭是很难供孩子读书，但也要卖田卖地，省吃俭用供养孩子读书，而且，越贫穷的子弟就越要读书，正如谚语云：“山瘠栽松柏，家贫好读书”，只要你肯勤奋进取，也能做到“读书肯用功，茅寮出相公”，从而摆脱命运的束缚。可见，耕读传家的客家人“以读书为本，以兴学为乐，以知识为荣，以文章为贵”[1]，形成了古代客家社会普遍的崇文重教风气，并成为客家人普遍的价值理念和重要的生活标准。
从这些谚语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客家人崇文重教的观念十分浓厚，但是在过去，许多父母对男女受教育的态度却存在着较大差异。对待儿子，是想方设法地供他读书，望其能金榜题名，正如客谚云：“家佣潦樽樱官从何处来”、“养子不读书，不如养猪头”、“男子不读书，家计无路”。而对待女儿，却严重忽视女性教育，正如谚语云：“教子过学堂，教女过娘家”、“女子无才便是德”等等。在传统社会中，“除了个别书香门第之家的女子有机会读书外，大多客家女子一般与学校无缘”[2]。之所以有这样的男女差异，主要是受客家地区“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例如当生育孩子的时候，客家人常会说“不生儿，只生女，不如回家养猪妈”，可见儿子在客家人心目中是处于多么重要的地位。此外，客家女子还受到生活条件以及经济条件的制约，以致于多数女子长期处于文盲状态。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女子的教育意识也逐渐觉醒，由当初的“须与男子同尽国民之义务”，到后来的“欲与男子享平等之权利”[3]，随后广大客家女子也享受到与男子一样的受教育权利，使客家女子的教育程度越来越高。
2.崇尚勤劳----男主外，女主内
从古至今，崇尚勤劳这一教育观念在客家文化中从未消失，它是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基础上以及客家人长期艰辛的迁徙生活中形成的。在客家地区，崇尚勤劳不仅作为一种精神弘扬，更是每个人都必须付诸行动的行为标准，客家人视其为农家的重要传统美德。与此相反的“懒骨头”、“死蛇懒虫另”、“食死老公眠烂席”都是客家人最为厌恶的。在客家人生活的地区，几乎每一个家庭都从小教育其子女应有勤劳意识，因为客家人普遍认为勤劳是解决众多问题的根本。正如谚语所言：“早起三朝当一工”、“人勤地献宝，人懒地生草”、“靠人粮满仓，靠天空米缸”、“早睡早起，存谷米，迟睡迟起，锅子吊起”、“夫勤仓仓满，妻勤件件新”、“传家处世皆宜忍，教子千方莫若勤”、“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一生之计在于勤”等等。这些谚语都富有哲理性，说明勤劳勤快可以使人才能摆脱贫穷，而懒惰只能使人从富变穷。言语中也暗示着他们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吃懒做为耻的价值观。但是客家男女在勤劳方面却有不同的表现。正如客家谚语所云“男主外，女主内”、“男人出门创业，女人在家守家业”。对于男人来说，他们“情愿在外讨饭食，不愿在家掌灶炉”、“情愿在外做到死，不愿在家守娇妻”，因为若只是停留在家乡通过耕田来养家糊口，那么则很难维持整个家庭生活，所以男子在外辛勤地劳作。对于女子来说，由于“男子事于外”，于是家里的一切活，都是由女子来承担的，形成了“女子事于内”，也使她们成为家庭的中心，需要扶持长辈，教养孩子，应酬亲朋，整理家务，缝纫炊事，耕田种地等各种劳作而且在怀孕期间也常常到农田里耕作，正如谚语云：“早晨家头窖尾，夜里针头线尾，日里田头地尾”，我们可以从各个方面客家女子辛勤劳作的背影。
从有关崇尚勤劳的谚语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在客家人的价值观里，勤劳是他们做人和维生的重要大计，也是他们灵魂中的一部分，只要抓住勤劳这个根本大计，一切任何困难都难不倒客家人。于是无论男女，都崇尚勤劳，但是勤劳的方式对于男女而言却是表现在不同的方面。正因为如此，客家人的家庭才更为互助和睦。
二.婚恋婚俗
婚姻是家庭的开始。和西方的个人主义观点不同，在传统的客家社会中，婚姻的缔结不仅仅是男女双方的结合，更是两个家族的联合。夫妻关系是婚姻的中心，可视作一切社会伦常的核心与出发点。[4]以“夫妻”为核心的婚姻观念和习俗，植根于传统客家文化，既是客家社会生活的折射，更是社会生活下客家男女意识的反映。
1.传宗接代――重男轻女
追根溯源，客家先民是来自古代中国北方，经过缓慢而长久的人口迁移来到荒野之南。在文化的从属上，客家文化起源于北方的河洛文明，几千年来受到儒家思想深刻的影响[5]。儒家著述《礼记・婚义》记载，婚姻与家庭的关系是“婚者，合两人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者”。尽管古代儒学要求人们遵从礼法，孝侍长辈先贤，但婚姻的主要目的还是“传宗接代”，即“下以继后者”。在客家婚姻观念里，这种传宗接代往往表现为浓厚的生子观念。“生养男丁，其意义”[6]大体有三：一是生子传代，保家族后继有人，香火绵延；二是生子为孝，与儒家思想强调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有着莫大关联；三是为自我生存，养儿防穷防老，即“养儿防老，积b防饥”。这种围绕着生养男丁为核心的传宗接代的观念，深刻地反映了客家社会的基本情况和男女观念。客家谚语有云，“有儿贫不久，无子富不长”、“妻贤夫祸少，子贤父心宽”。在艰苦的生存环境和世代劳作的传统下，男性是家庭主要的劳动力和经济支柱。无论在外谋生，还是主持家政，客家人普遍认为男性是家中的当家人，都是唯一的尊长。此外，因为女性长大后就要出嫁，所以只有男性才能成为家中的继承人，身上被赋予了继承家业、振兴家族的厚望。男丁多寡是一个家族门户是否兴旺的象征，女性则难以获得平等的宗法地位。客家谚语云“女不留在娘身边，酒不留在酒糟边”、“食仔的到半夜，食女的要多谢”，出嫁的女儿不再是家庭的一份子，年老靠子不靠女，反映出部分客家人认为“养女过家娘”，白白养育别人家的媳妇二十载。生下女儿被认为是妻子对夫家的愧疚，因此没有能生下男孩的妇女往往会用“生女赔钱货，无女也得过”聊以。客家人传统习俗“生儿三十要上红，生女来年不添灯”，说的正是这种男女有异的生育观。这种差异也来源于客家落后思想中对于生育的崇拜，认为女性最大的价值在于生育，女性的婚姻是为传宗接代服务的，忽视了女性在夫妻和谐、家庭和睦中发挥的软作用。
以上可以看出，以生子为核心的传宗接代观念，再次强调了男性崇高的宗法地位，错误地理解了女性在婚姻中的角色，忽视了女性为婚姻美满所付出的努力，否定了女性的价值，体现出男性主体意识的落后性和封建性。
2.婚嫁风俗和行为要求方面的男女差异
客家人以传宗接代为婚姻目的的婚姻观念，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男尊女卑的思想，这种男尊女卑在婚嫁风俗和夫妻双方的行为道德规范中也有所体现。
客家传统的婚嫁风俗存在明显的性别歧视色彩。客家婚嫁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礼均由家中尊长（宗族排辈最高的男性）决定，女性没有选择夫婿的权力，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由男方家人对适龄女子进行选择，经媒人说媒纳吉行六礼成婚，故客家谚语有“来历不明，是问中人；嫁娶不明，是问媒人”一说。女子对于婚姻，往往采取无可奈何的态度等待男方上门提亲，正如谚语所言，“女儿羞自嫁，方便等渠（他）招”。受传统思想的束缚，客家人的婚嫁禁忌繁多，男女观念浓重。娶亲问吉时，客家人对于“断掌”的忌讳有一分为二的说法，即“断掌查晡做相公，断掌查母克死夫”，意思为断掌的男人能够步步高升，断掌的女人则会克死丈夫，因而客家人认为可嫁断掌男，不可娶断掌女。客家谚语常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着狐狸满山走”，女子入夫家门，为夫家人，便是自成亲当天开始。客家婚俗对妇女一生的精神束缚也是从女子嫁入夫门的一天产生。客家人强调家婆对媳妇的教育，以教化媳妇，从而维护儿子在婚姻和家庭中的地位。男方家婆一般对进门媳妇百般为难，即“心臼不合家娘意，绣个莲花也作鬼点火”。客家谚语里用“业舌婆婆，教毋好心臼”讽刺男方家婆对媳妇管束多且严厉。因而客家谚语中经常有“心臼讲家娘，总系毋闲良”，“心臼毋贤良，出外泄家娘”来劝诫媳妇尊重家婆，用“骂多毋听，打多毋惊”来提醒家婆管束媳妇。新娘入夫家前，要跨凹栏，意为“脚踏凹栏随窝（凹）转”，甘心在夫家做牛做马。[7]在客家婚姻的风俗之中，关于男子的道德约束寥寥可数，但对于女子的约束却数不胜数。为人妻，客家人要求“三从四德，四头四尾”，用“食饭转男声，唔转男声骨头轻”强调女子言语上的言听计从。[8]关于名节问题，客家人对男女区别对待，对女子则是“一嫁二嫁，清堂雅舍；三嫁四嫁，茅寮草舍；五嫁六嫁，麻疯叫化”。若是妻子无法生育男儿，丈夫被允许外出寻找婆麻生育。尽管客家妇女保持了不缠足、不束胸的天性，相对自强自立，但仍然无法改变小农家庭婚姻中男性一人独尊、女性求全忍让的状况，严重压抑了女性追求平等和解放的自我意识，也导致了客家男性高度的自我认可和大男人主义。
三.结语
客家谚语具有口耳相传的特性，记录着客家社会男女意识的状况和变迁。从中可以看出，传统的客家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男权社会，在教育、婚姻方面均存在着明显的男女差异。在教育上，客家人男尊女卑的教育观念是客家社会男权处于主要地位的反映，教育上的不公夸大了男性的家庭和社会地位，导致了客家女性教育的迟滞，从而达到钳制女性思想，并安于从父从夫从子的目的。在婚恋婚俗上，客家人强调男性一人独尊，女性克己忍让、顾全丈夫及家庭，表明传统客家家庭和社会在男女角色理解上出现的偏颇，忽视了女性在家庭、社会上发挥的重要价值与作用。从客家谚语铺展开来的客家社会画卷中不难发现，客家社会下男女主体意识始终处在一个男性高度自我认可，女性长期压抑的状态，而这种状态恰恰是受到传统儒家的男女伦理观深刻影响的具体表现。
“但随着历史上民族文化融合的潮流，近代以来文明思想观念的传入、教育的普及和先进客家人的大力推动”[9]，客家人的男女观念发生了巨大改变，这种改变是男女主体意识向前不断发展的缩影。客家谚语成为客家男女向社会表达诉求、寻求改变的发声筒。教育上，女性开始追求教育平等，对男女一视同仁，要求从传统的婆娘管教中脱离，学习文化知识。婚姻上，客家男女谋求恋爱婚姻自，改变以往父母之命的情况，对婚姻的对象表现出了个人的喜好要求，如“嫁嫩郎，愁断肠；嫁老郎，会思量”、“娶妻莫贪靓，嫁女莫贪财”。夫妻关系则从以往的“一人独尊”变为更加强调夫妻和谐，家庭和睦，如“公不离婆，秤不离砣”、“一个夫妻一个盖，自家老婆自家爱”。在现代客家社会中，女性在家庭和婚姻中的地位和作用受到了社会的尊重和认可，客家女性的心灵手巧、吃苦耐劳的品质得到了高度的赞扬，如“会裁会剪会绣花，会筹会算会当家”、“三介妇人家，当过一台车”。
客家男女追求教育平等，谋求婚恋自主，女性受到社会的尊重和认可，是近代社会以来，客家男性主体意识与时俱进、良性发展，女性意识苏醒快速发展的表现。客家谚语作为客家文化的载体，既是客家男女意识的反映，也是客家人追求男女平等、个性自由的记录者和发声筒，在客家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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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女性生育权论文范文
关键词:代孕;合法化;代孕法律关系;法律规制
中图分类号:I253.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9-9166(2010)014(C)-0232-01
一、代孕行为浅析
(一)代孕行为的界定。代孕行为是采用人工辅助手段将夫妇的与卵子人工授精形成人工胚胎,再将胚胎植入他人的正常子宫中,借用他人的子宫孕育出拥有不孕夫妇基因的子女,被借用子宫者就称为孕母。
(二)代孕行为产生的原因。代孕母的出现和兴起主要是因为代孕母可以帮助不孕夫妇孕育属于他们自己的孩子。要拥有健康而且成熟的卵子和,两者在女性体内顺利结合成受精卵之后,安全地通过输卵管再着床在子宫上,完成自然受孕。但是各种原因使得有些人不能如愿怀孕生子,这类问题就是所谓的不孕症。在我国的传统社会观念中,生儿育女不但意味着传宗接代、养儿防老,而且也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所必不可少的元素。不孕影响一个家庭的幸福和睦,甚至更容易增加不孕夫妇的社会和家庭压力。虽然收养制度可以帮助他们拥有子女,但是养子女和养父母间没有血缘关系,而代孕子女刚好相反,所以代孕势必会弱化收养制度的吸引力。如此以来,孕母就很快拥有了大量的社会需求。
二、代孕合法化分析
1、孕母合法化符合自由和平等的人权观念。卢梭:“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所谓天赋人权是不可剥夺的权利。在民主法治的中国,国家不应干涉个人实现生育权的方式。平等则是指同样的人应得到同等对待。有生育能力障碍的不孕妇女也应该能够通过孕母技术成为母亲。否定孕母合法化就是以法律的强制力限制了他们实现生育的平等权利和行为自由。2、孕母合法化符合正义价值。根据罗尔斯正义理论中差异原则,正义制度就应该对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有利,正义制度的目的就是实现最广泛平等的自由。否定孕母合法化,对于处于不利地位的不孕夫妇,法律不但没有提供改善手段反而加重其不利益状态,违背了法的实质正义。3、孕母合法化体现社会互助的高尚情操。孕母是以帮助不孕夫妻拥有自己儿女为出发点。不论孕母怀着怎样的心态为他人代孕,但是这样才需要法律的有效规范使得代孕成为真正利他的行为。并且不以获利为目的,提倡社会互助的精神。
三、代孕子女的法律地位
通过代孕行为出生的子女与之父母的法律关系的确定。传统的认定标准是“谁孕育子女,谁就是母亲”,而父亲的确认是由母亲的受胎是否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来推定,并辅以婚生子女的否认作为弥补。这种判断标准显然已不能适用代孕生育方式,那该如何最终确定一个法律意义上的父母呢?
学术界对这个问题形成了多种学说理论,其中笔者赞成合同说。该学说是通过订立代孕合同,在实施代孕行为之前双方就确定好父母子女关系,即委托代孕方取得父母资格。合同订立倡导意思自治原则,法律应该尊重代孕合同当事人意思选择,体现法的意思自治精神。受法律约束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所以代孕行为的意思自治要有所限制,权衡代孕母亲和养育父母之间的利益。并且代孕所需的受精卵是来自于不孕夫妇,从遗传学理论,和卵子的提供者才是孩子的父母。
四、代孕行为的法律规制
委托代孕是无法正常生育的弱势群体利用先进的生殖技术救济自己生育权的行为。但是目前我国对于代孕的规制却是予以全盘否定和全面禁止,这种“一刀切”的做法显示我国法制建设与科技进步之间的滞后性。为了与科技进步俱进,我国必须加快法制建设步伐。
(一)代孕的主体资格。委托夫妇可考虑如下因素:(1)确定实行代孕行为时夫妻婚姻关系合法,避免单身男女要求代孕的发生。(2)委托代孕合同须选定合法机构实施代孕行为,法规也可视情况指定机构进行。(3)需提供相关凭证,证明委托方的经济能力可以负担代孕相关费用,以及子女出生后的抚养费用等。对于代孕者的规定:(1)代孕者不以盈利为目的,自愿为委托方代孕,但应获得相应报酬。(2)为了家庭和睦,代孕行为前需经代孕者的家属同意。(3)代孕者具有符合代孕行为的身体健康条件。
(二)相关法律责任规定。在孕育过程中,是否可以约定要求终止代孕。委托人提出终止代孕要求,对于代孕者应给与相应补偿,那么代孕者要求终止代孕的责任义务由双方约定。代孕者在代孕过程中也应享有权利,例如代孕母意外流产不承担违约责任,还可酌情取得之前代孕行为的相应酬劳。如若一方违反代孕合同中规定的义务责任,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等。哺乳期幼儿的抚育,允许当事人在委托合同中有所约定,如若没有约定,为了子女的健康利益,法律规范也要做出保底规定。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民商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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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女性生育权论文范文
关键词 祖辈投资；父性身份不确定性；家系偏向；性别偏向；亲资理论；亲缘选择理论：进化心理学
分类号 B849
1 引言
对任何有机体而言，繁衍都具有无可比拟的价值。Hamilton（1964）的亲缘选择理论（kinselection theory）认为，个体的繁衍成功（reproduction SUCCESS）包括两个部分：通过自身传递自己的基因，或通过亲人传递自己的基因。两个部分相加之和就构成了个体的整体适应度（inclusive fitness），这是衡量个体繁衍成功最终的进化心理学指标。亲缘选择理论预测，除了父母之外，其他的亲人包括祖辈也会对孩子进行投资，因为他们跟孩子之间存在亲缘关系，彼此之间拥有25%的基因相关度（genetic relatedness）。祖辈对孙辈进行帮助和支持，最终有助于提升自己的整体适应度，保证自身基因的传递。
祖辈投资又叫隔资（grandparentalinvestment），是指祖辈通过各种形式向孙辈投资时间、金钱、精力、情感等重要资源，从而促进孙辈的生存和繁衍的一种社会现象。研究发现，无论是在高生育率、高死亡率的传统社会（sear&Mace，2008），还是在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现代社会，许多祖辈的确会对孙辈进行各种投资，包括照料、陪伴、探望、资助，等等。在传统社会，祖辈投资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他们的帮助能够增加女性的生育力，降低孙辈的死亡率。因为他们能够帮助自己的孩子照料孩子，分担家务，进行产后护理，这样使得女性没有后顾之忧，可以更快地调整自己的身体状态，为孕育新的生命做好准备。Voland和Biese（2002）对德国某地从1720年到1874年的人口资料进行分析之后发现，该地6个月到12个月大的婴儿死亡率受到这段时期他们外婆是否健在的影响：跟有外婆照料的婴儿相比，没有外婆照料的婴儿死亡率是前者的1.8倍。在现代社会，科技进步使得婴儿的死亡率大幅下降，也许祖辈投资对降低婴儿死亡率的影响已经大不如前，但祖辈投资对女性生育力依然存在积极影响。许多研究发现，祖辈对孙辈的照料能够增加孩子的父母未来生育后代的可能性。此外，祖辈投资作为社会压力的缓冲器，还能提升孙辈的幸福感，促进孙辈的社会适应。这些发现也许意味着，即使在工业化时代，祖辈在孙辈生命中都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依然影响着孙辈的发展和适应。除了直接参与照料孩子，他们还可以通过帮助支付学费等间接方式支持孙辈的个人发展。而且，对于单亲家庭和继亲家庭的孙辈而言，祖辈投资更为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来自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很多研究发现了祖辈投资的重要性，但是这些领域的研究通常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祖辈投资是否存在稳定的普遍的个体差异？即使不同祖辈跟孙辈之间存在相同的基因相关度，他们之间依然可能存在亲缘利他行为的不对称性（王瑞乐，刘汉慧，张孝义，2012；Goetz&Shackelford，2009）。本文试图从进化心理学的视角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将梳理相关的进化心理学实证研究，特别是最近五年的研究，较为系统地阐述祖辈投资的个体差异问题，包括与之相关的理论假设、个体差异的具体表现和影响因素。最后，我们将谈及该领域尚未解决的重要问题，这将为感兴趣的研究者提供相应的参考和帮助。
2 祖辈投资差异的相关假设
2.1 父性身份不确定性
根据亲资理论（parental investmenttheory），跟父母双方的亲资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因素是父性身份不确定性（patemityuncertainty）。简单地说，对于体内受精的哺乳动物（包括人类）来说，雌性可以百分之百地确定孩子是自己亲生的，而雄性则不能，因此他们存在抚养其他雄性后代的风险。跟其他的哺乳动物雄性相比，人类男性对于后代的投资非常慷慨。考虑到这一点，如果他们的投资不能有效地使用在自己的亲生孩子身上，无疑会给他们的进化收益造成巨大的损害。研究发现，父性身份不确定性影响男性的投资倾向和投资行为，他们对后代的投资通常都要少于女性。某些文化习俗，比如女性婚后居住在男性家中，可能也具有减少男性的父性身份不确定性从而增加他们投资的功能。
从父性身份不确定性这一视角对祖辈投资进行考察，不同祖辈的亲代身份不确定性有着明确的差异。外婆具有两代确定的亲缘身份，她能确定孩子的母亲是自己亲生的，而孩子的母亲（即外婆的女儿）也能确定孩子是自己亲生的。相比之下，爷爷的两代亲缘身份都是不确定的，他既不能确定孩子的父亲是自己亲生的，而孩子的父亲（即爷爷的儿子）也不能确定孩子是自己亲生的。同理，外公和奶奶各有一代确定的亲缘身份和一代不确定的亲缘身份，因此他们对于祖孙关系的确定性介于外婆与爷爷两者之间。考虑到上述的祖辈亲代身份不确定性的个体差异，我们可以预测：在祖辈投资方面，外婆最多，爷爷最少，外公和奶奶居中。
2.2 特定性别繁衍策略
在父性身份不确定性之外，特定性别繁衍策略也有助于理解祖辈投资的个体差异现象。这一假设认为，亲资的差异跟不同性别的繁衍策略有关。男性的生殖潜能远远高于女性，制约他们整体适应度的主要因素是配偶的数量：拥有更多的配偶，他们就可能留下更多数量的后代。而制约女性整体适应度的主要因素是配偶的质量，增加配偶数量并不能明显地增加她们的后代数量。因此，单纯从增加整体适应度的角度来看，男性会更多使用数量策略，女性会更多使用质量策略，而这也意味着，女性相比男性会对后代进行更多的投资。随着年龄的增长，年长女性通过直接生育增加自身整体适应度已经变得不现实了，因此她们更可能通过间接方式（比如投资自己的孙辈）来实现这个目标。而年长男性依然有机会通过直接生育后代的方式增加自己的整体适应度。在一夫多妻制的社会中，跟投资孙辈相比，年长男性更可能把资源投资在自己年轻的妻子身上。因为他跟这个妻子的孩子平均拥有50%的基因相关度，而跟自己孙辈的基因相关度平均只有25%。
需要注意的是，特定性别繁衍策略假设并没有否定父性身份不确定性假设，两者之间是相互补充的关系。根据特定性别繁衍策略假设，人们可以预测，女性祖辈对孙辈的投资要多于男性祖辈，这一结论在许多研究中都得到了支持。同时，特定性别繁衍策略假设也在外公和奶奶的祖辈投资方面做了进一步的区分。因为外公投资于他女儿的孩子，他可以确定自己的投资会更多地用于抚养和照料自己的孙辈，他女儿不太可能拿这些资源用于择偶。而奶奶投资于他儿子的孩子，因此她的投资不一定都能被她儿子用于照料和支持自己的孙辈。因此，外公的祖辈投资常常要多于奶奶。
2.3 性染色体相关度
性染色体相关度假设认为，孙辈的性别可能影响祖辈投资。这是因为，虽然父母的常染色体会平均分配给他们的子女，因而子女通常拥有父母双方各50%的常染色体基因，但是父母的性染色体基因并不会平均分配给不同性别的子女。母亲的x染色体会平均分配给儿子和女儿，而母亲的X染色体有50%的机会来自外婆，因此外婆跟外孙女和外孙子的X染色体相关度都是25%。父亲的X染色是会100%地传递给女儿，不会把自己的X染色体传递给儿子。考虑到父亲的X染色体有50%来自奶奶，因此奶奶跟孙子的x染色体相关度是0，而跟孙女的X染色体相关度是50%。因此，Fox等人（2010）提出假设，认为外婆的祖辈投资不受孙辈性别的影响，而奶奶会更多地投资给孙女而不是孙子。Rice等人（2010）同样认为祖辈跟孙辈的基因相关度范围是23%到27%，x染色体上发生的性对抗合子驱力（sexually antagonistic zygotic drive）可能会导致x染色体传递的突变。这种突变更多地影响奶奶的表现型，进而影响她们对孙辈的投资。这种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对含有自身x染色体后代（孙女）的偏爱，还包括对不含自身x染色体后代（孙子）的伤害。
3 祖辈投资的个体差异
3.1 个体差异
研究者通常使用两种思路收集祖辈投资的数据，以便对其进行比较。第一种思路是使用历史记录的或当代的人口统计学资料，考察祖辈是否在世对孙辈死亡率的影响。第二种思路是使用问卷调查法，通过祖辈、父辈或孙辈的自我报告，检验各种形式的祖辈投资的差异，比如接触频率、情感亲密、物质投资，等等。两种思路各有利弊：前者考察的是比较极端的祖辈投资，但数据相对客观；后者则可以考察祖辈投资的不同表现，不过自我报告的数据容易受到社会期望等因素的影响。不过，把两种类型的数据综合考虑，依据不同研究者使用不同数据得出的结果，依然能够让我们对祖辈投资的个体差异提供某些相对可靠的结论。
第一，祖辈投资在影响婴儿死亡率方面存在个体差异。Gibson和Mace（2005）对埃塞俄比亚多个乡村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女性祖辈比男性祖辈对婴儿的存活拥有更多的积极影响，外婆的积极影响最为明显。Sear和Mace（2008）对45项涉祖辈投资影响婴儿死亡率的研究进行了综述，结果发现女性祖辈对孙辈存活通常起着积极的影响，而男性祖辈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外婆在世对于孙辈的成活率有着最为明确的积极效应。不过，这45项研究涉及的绝大多数都是母系社会，这样的结论是否适用于其他社会类型并不清楚。因此，Strassmann和Garrard（2011）对17项父系社会的数据进行了元分析，结果发现：爷爷、奶奶对于婴儿死亡率没有影响，外公、外婆则对降低婴儿死亡率有积极效应，而外婆的影响最大，她们可以降低9%的婴儿死亡率。这样看来，无论是在传统的母系社会还是父系社会，外婆在世对于降低孙辈死亡率有着首屈一指的影响。只不过，母系社会的性别影响更明显，而父系社会的家系影响更明确。
第二，自我报告的祖辈投资在各个方面存在个体差异。在情感亲密方面，Michalski和Shackelford（2005）发现外婆的自我报告得分显著高于其他祖辈。其他研究者则发现，要求被试自我报告跟祖辈的情感亲密程度，通常外婆得分最高，爷爷最低，外公和奶奶则处于居中位置。在评价祖孙之间的关系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孩子都把外婆排在第一位，外公其次，奶奶再次，爷爷最后。在接触频率方面，Pollet和Nelissen等人（2009）发现，要求父母报告祖辈跟孙辈的接触频率，跟孙辈接触最多的是外婆，接触最少的是爷爷，外公和奶奶则居于中间位置。在关心照顾方面，Chrastil等人（2006）发现，回溯自己7岁前跟祖辈的交往经历时，美国人通常认为外婆最关心自己，爷爷最不关心自己，外公和奶奶对自己的关心程度差不多。在荷兰和德国被试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自对13个欧洲国家的一项国际调查，研究者发现外婆照顾孙辈最多，其次是外公，再次是奶奶，爷爷照顾最少。Huber和Breedlove（2007）使用了60个不同文化群体的数据，比较婴儿出生时不同祖辈提供的直接帮助，发现了同样的结果。最后，除了这些相对独立的指标之外，有研究者采用综合性的指标，同时考虑接触频率、关心照顾等因素，同样得到了经典的祖辈投资差异类型：即外婆最多，爷爷最少，外公和奶奶居中。
祖辈投资的个体差异似乎存在一个比较经典的模式，即外婆投资最多，爷爷投资最少，外公和奶奶投资居中。换句话说，相比男性祖辈，女性祖辈投资更多；相比父系祖辈，母系祖辈投资更多。这符合父性身份不确定性假设和特定性别繁衍策略假设。
3.2 影响因素
毫无疑问，祖辈投资不只受父性身份不确定性和特定性别繁衍策略的影响。除此之外的许多因素，包括祖辈的居住距离、婚姻状况、年龄、教育水平、跟父辈的关系，以及父辈和孙辈的数量，都可能影响他们的投资水平。本文不追求面面俱到。主要论述涉及较多实证研究的因素。
第一，祖辈的居住距离。祖辈的居住距离越远，他们对孙辈的投资越少。这一因素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研究中没有发现祖辈投资的个体差异，因为他们离孙辈的距离不同。不过，居住距离对不同祖辈的投资水平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母系祖辈相比父系祖辈，更可能为了看望孙辈而长途跋涉。跟父系祖辈相比，母系祖辈对孙辈的照顾较少受居住距离的影响。
第二，祖辈资源和孙辈数量。祖辈自身的资源越多，他们投资给孙辈的资源也越多。可以预期，祖辈拥有的空闲时间越多，他们就越有可能抽出时间来看望孙辈。此外，祖辈自身的健康状况越是良好，他们就越有可能拥有充分的精力和财力对照顾和关心孙辈。这两个假设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得到了支持。在祖辈资源确定的情况下，他们拥有的孙辈数量越多，分配到每个孙辈身上的投资量就越少。不少研究都发现了这种孙辈数量对祖辈投资的稀释效应。被试拥有的堂亲表亲的数量越多，他们自我报告的祖辈投资得分就越低。
第三，投资渠道。按照父性身份不确定性假设，外公和奶奶各有一个确定的亲缘身份，一个不确定的亲缘身份，两者的投资水平应该旗鼓相当。然而，不少研究发现外公的投资水平高于奶奶，也有研究没有发现两者之间存在差异。外公和奶奶的投资差异可能涉及双方不同的投资渠道。在外公和奶奶既有女儿又有儿子的情况下，外公不会更多地把资源投给自己儿子的后代，因为他是这些孙辈的爷爷。可是，奶奶就有可能把更多地资源投给自己女儿的后代，因为她是这些后代的外婆。因此，奶奶比外公投资水平低可能是因为她们同时还是其他孙辈的外婆：在没有这种优势渠道分流的情况下，奶奶跟外公的投资水平可能没有区别。这一假设得到了相关证据的支持。
第四，父权文化。祖辈投资的经典模式虽然经过了跨文化研究的检验，也得出了相当一致的结论。不过，这些跨文化研究要么主要集中于西方发达国家，要么考察的就是极端的祖辈投资影响，比如祖辈如何影响婴儿的死亡率。因此，这样的比较无法告诉人们，父权文化是否影响通常的祖辈投资。不少研究发现，这一因素可能会逆转祖辈投资的经典模式。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希腊，来自城市的被试倾向于认为外婆外公更疼爱自己，而来自农村的被试则认为爷爷奶奶更照顾自己。对中国安徽农村的一项调查也发现，祖辈更倾向于照顾儿子的后代而不是女儿的后代。来自意大利的一项研究也发现，跟母系祖辈相比，父系祖辈会跟孙辈有更多的游戏互动。父权文化的影响可能涉及许多层面，比如孙辈通常在父权社会中跟父系祖辈住在一起，这种居住距离的便利有利于提升父系祖辈的投资。更重要的是，新娘结婚之后通常跟丈夫的家人住在一起，这种安排无疑有助于降低女性出轨的可能，从而增加男性作为孩子亲生父亲的确定性，最终导致对父系祖辈对孙辈的更多投资。不过这种观点只能部分解释父系祖辈投资更多的现象，因为父系祖辈的亲代身份不确定性再怎么降低，也无法跟母系祖辈亲代身份的确定性相提并论。这种情况下，按照亲缘选择理论，依然会是母系祖辈投资更多，这明显跟事实冲突。更可能的一种合理解释是，父权文化下存在“重男轻女”现象，家庭财产和资源的继承通常都是通过男性后代进行。因此，这一文化下父系祖辈投资超过母系祖辈的现象可能主要体现在男性孙辈身上，这一预测跟Pashos（2000）和赵太阳（2012）的研究发现一致。
第五，孙辈性别。Rice等人（2010）对已有研究的两项数据分析发现，无论是外婆还是奶奶，她们对女性孙辈的投资都要多于对男性孙辈的投资。按照性染色相关度假设，奶奶跟女性孙辈的x染色体相关度高达27%，跟男性孙辈的x染色体相关度只有23%，因此她会更偏爱女性孙辈，这一假设得到了支持。不过外婆跟不同性别孙辈的X染色体相关度理论上都是25%，她对孙辈的投资不应该受到孙辈性别的影响。Fox等人（2010）对7个传统社会的祖辈投资和婴儿死亡率数据进行了元分析，结果发现：外婆能够同时降低女性孙辈和男性孙辈的死亡率，而奶奶则会降低女性孙辈的死亡率，但却增加了男性孙辈的死亡率。这一发现明确地支持了性染色体相关度假设。不过，奶奶偏爱女性孙辈甚于男性孙辈的假设没有得到其他研究的支持。此外，奶奶跟女性孙辈的x染色体相关度为27%，高于外婆的25%，因此奶奶应该比外婆更疼爱女性孙辈，这一假设也没有得到相关研究的支持。因此，孙辈性别是否影响祖辈投资目前还没有明确一致的结论，性染色体相关度假设有待进一步的检验。
4 展望
可以看到，祖辈投资的个体差异现象得到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相关的进化心理学假设经历了许多研究的检验。祖辈投资存在的性别偏好和家系偏好，总体上支持了父性身份不确定性假设和特定性别繁衍策略假设，性染色体相关度假设没有得到明确的支持。此外，祖辈的居住距离、资源数量、孙辈数目、投资渠道和父权文化都会影响祖辈投资的经典模式。鉴于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对中国的祖辈投资现象进行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单就祖辈投资的研究而言，国内研究较少，研究结果基本上支持了祖辈投资的经典模式。不过，这些研究都是没有发表的硕士论文，样本量较小，通常统计分析中使用的有效被试不足200人。跟国外已有的大样本研究相比，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是空白。其实，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独子家庭，以及快速进行的城镇化导致的留守家庭，都给国内研究者提供了某种比较祖辈投资的新视角。比如，父母常年在外打工的留守家庭中，孙辈跟祖辈的接触更多，而祖辈对孙辈的生活学习和社会适应势必有更深程度的卷入，这种卷入是否存在个体差异？独子家庭则可以让研究者在祖辈投资渠道非常有限的情况下，观察和比较祖辈的投资差异，而这种比较将有助于增加研究者对不同社会情境下祖辈投资差异的理解和认识。
我们认为，祖辈投资个体差异方面的研究，未来有必要关注以下几点。
第一，孙辈性别的影响。虽然性染色相关度假设没有得到明确的一致的支持，不过未来研究可以继续检验这一假设。已有研究中明确检验这一假设的实证研究不多，得到的结果不一致，因此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结论。除了性染色体相关度假设之外，另一个跟孙辈性别有关、值得检验的理论是Trivers-Willard假设。这一假设认为，自然选择会根据母亲的状况和子女的繁殖潜能而调整母亲对某一性别的偏爱：当母亲身体状况较好时，她会更多地投资于儿子；当母亲身体状况较差时，她会更多地投资于女儿。母亲或家庭的这种“投资”，既包括在婴儿尚未出世之前对他们性别（birth sex-ratio）的操纵，也包括在子女出生之后对他们的照料。这一假设得到了不少研究的支持，不过其他研究者则没有发现支持性的证据。有研究者认为，既然在亲资研究中都没有发现明确证据支持Trivers-Willard假设，也许没有必要在祖辈投资中检验这一假设。不过，在相对富裕的国家没有发现父母对不同性别婴儿投资的差异，并不意味着在其他阶段（比如子代或孙辈的青少年时期）不存在父母投资的差异，也不意味着在贫穷地区不存在这种差异。因此，未来研究有必要更详细更明确地检验孙辈性别是否影响亲资和祖辈投资。比如，祖辈投资在孙辈发展的不同阶段是否具有相似的差异模式？祖辈是否会对相同性别的孙辈进行更多投资？祖辈对孙辈的教育投资是否存在孙辈性别的差异？祖辈跟父辈之间的关系如何影响对孙辈的投资？祖辈拥有的资源和社会经济地位是否会影响他们对孙辈的投资？孙辈有效利用祖辈投资的能力，以及他们的健康状况，如何影响祖辈的投资意向？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