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对外传播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那是一次久违的邂逅,那更是一次心灵的交流。
作为在新闻路上刚刚步履蹒跚的一位“小学生”,入学后,教员经常引用杂志上理论文章的语句,因此使我对你产生了极大的阅读兴趣,身边的许多同学都订阅了《对外传播》。“业务探讨”、“理论平台”、“案例剖析”等栏目设置合理,文章观点独到深邃。从那以后,阅读你,欣赏你,品味你,成了我生活中的一大“嗜好”。
在拜读你的过程中,我愈发地感到军事外宣工作随着我军职能使命的拓展延伸愈加凸显出重要性、敏感性和常态化。去年,在撰写《军事对外宣传概述》的结课论文《对我国军事外宣有效传播的几点思考》时,我查阅了大量《对外传播》中理论文章,多次引用其中的有关观念和创新理论,在向你学习充电过程中,我再一次领略到了你的魅力。有时,还能读到我学院刘轶(《中俄联合海上军演中的外宣报道》)、李习文(《先进武器装备的国际传播“软功能”》)、刘大勇(《军事外交中的我军国际形象塑造》)等教员的理论文章,在亲近你的旅途中,不仅增进了我对你的理解,而且收获了外宣知识和传播技巧。
“立足自身、放眼世界”是你不变的情怀,审视国防安全、传递中国声音是你不懈的追求。随着美国高调重返亚太,在亚太地区引发了新一轮军备竞赛,我国周边的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分析、采访专家教授,我撰写了《亚洲远程导弹扩散让美担忧》、《美造舰巨头在南海周边布局 为美战舰提供后勤服务》两篇文章,先后在《环球时报》上刊登,并且受到广泛关注。
在与你交流学习的过程中,我感到作为一名军事新闻人,不仅应怀有一腔报国的热情,更应该了解掌握军事新闻对外传播的技巧,向世界更好地展示人民军队的良好形象。学院经常邀请周庆安、刘笑盈、李良荣等专家学者来院交流讲座,探讨“从近期周边传播语境看我国我军外宣新挑战”、“文化强国建设与中国传媒角色”、“当代中国的舆情”等方面问题,增强大家对军事新闻的认识和加强新闻理论储备。在经济全球化的全媒体时代,我国军事新闻宣传既面临机遇又面对挑战,在外宣经验不足、传播技巧还有待进一步增强等现状面前,我国的对外传播之路与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很长一段距离要拉近。作为新闻学子,我们身上的使命和责任更是任重而道远!
……
这是一路学习的旅程,更是一路收获的旅程!
对于每一期《对外传播》我都如获至宝,认真学习,悉心珍藏!如今,在你的指引下,我先后在《理论探讨》、《新闻世界》、《火箭兵报通讯》等杂志或研讨会发表学术论文8篇,在军内外媒体发表稿件100多篇,连续两年荣获报奖学金。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和你深入“交往”,为杂志多多建言献策。
《对外传播》杂志,在你创刊200期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请允许我向你表达最诚挚的祝福:
你像云杉一般俊秀,像蓝天一样深沉,你有学问,还有一颗传播中国理念、弘扬中华文明的心;
你是一棵绿树,沐浴着智慧的阳光,在希望的田野上播撒春天的种子;
你是一片云彩,允吸着天地之灵气,在蔚蓝的天空中绽放异彩。
一、信息传播全球化与对外传播
二、抢夺先机——网络与电视双翼齐飞
三、央视国际网络的现有对外传播状态
四、网络对外传播策略
参考文献参考网站
一、信息传播全球化与对外传播
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全球化的概念首先出现在国际经济学、国际政治学和国际文化的领域。从报刊、电视等传播媒介和经济学界讨论全球化的多数场合来看,人们提到全球化时,指的是一种经济现象,即各国市场和各地区性市场的一体化,但全球化绝非是个简单的经济概念,它的推进正在影响到各国的政治体制、领导能力、社会设施、政策体系、价值观念和文化变革。就媒介市场的全球化而言,卫星电视、有线电视和互联网的发展已经使信息传播全球化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网络触角的延伸,“文化帝国主义”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信息全球化”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还是某几个国家的模式推而广之而成的所谓的全球化呢?人们也注意到,信息全球化正在改变现有的国际新闻传播秩序和传统传媒产业。西方国家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技术手段,巩固他们在全球信息市场的地位,形成在全球信息传播市场的垄断优势。一项统计表明,目前,从发达国家进入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流量超过发展中国家传入发达国家信息量的100倍。信息传播的全球化使得传媒竞争更加激烈,信息的流向也变得更加不平衡。因此,本文所关注的信息传播全球化将侧重于它给我国对外传播事业所造成的冲击。
对外传播是一种以民族、国家为主体而进行的跨文化信息交流与沟通,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国际社会的重要事件和变化传达给本国以外的受众,二是把有关本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信息传达给国际社会。对外传播对于构建一个国家形象,宣扬一种文化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而对外传播本身也体现出了很强的意识形态性。在对外传播领域,由于不同的国家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依然存在,必然导致在新闻报道中持有不同的立场,甚至报道的事物也大相径庭。
在信息传播全球化的浪潮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取向就是国际新闻流向的不平衡。发达国家(通常信息技术较发达)操纵着全球大部分的越境信息流(Transborder Information Flow,指跨越国际政治疆界的信息流通。从广义上讲它包括国际广播电视、电话、传真等国际传播与电信业务、内容,也涉及到法律、咨询、广告等跨国界的专业服务领域。)的流向和分布。他们借助自己经济、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控制了信息传播的主动权。
信息传播全球化从多个层面上导致了对外传播的意识形态性加强。这首先体现在技术层面上。在全球化的信息传播背景下,西方主要国家垄断了几乎所有领域的信息技术优势。在西方,大量的从事国际新闻报道的传媒集团在卫星电视、有线电视、互联网等技术领域占有绝对的优势,有大量的卫星转发器可以播送本国的电视节目,也有宽带的互联网用于本土网站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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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提升对外传播能力的
有利条件
1 开放交流的社会心态逐渐成型。有数据显示,目前,常驻广东的境外人士有5万多人,临时来粤的外国人每年有86万人次,每天至少有50名境外记者持旅游签证入境。中央主要新闻单位都在粤设有常驻机构,19个国家在穗设立了总领事馆,近20家境外、港澳媒体在穗设有记者站。广东已成为国内外重要的新闻信息集散地,其一举一动都为人所瞩目,都可能成为国际话题,在这样一种全方位开放的新闻话语生态中,广东开放交流的社会心态逐渐成型。
2 全省联动的对外传播机制逐步形成。目前广东已经形成了以省委宣传部、省委外宣办牵头负责,省发改委、省经贸委、省公安厅、省卫生厅、省文化厅、省环保局、省广电局、省外事办、省侨办、省台办、省港澳办、省应急办等10多个省直属相关职能部门、涉外部门,以及21个地级以上市委外宣办密切协作的外宣工作协调机制,全面建立了省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和直属机构及各地级以上市三个层次的政府新闻发言人队伍和新闻发言人制度,形成了对外传播的联动协调机制,为妥善管理境外记者采访、有效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处理等提供了制度保障。 3 全球化的媒体传播网络初具雏型。广东目前在海外10多家华文媒体和西方主流媒体开辟了《今日广东》新闻专版和电视专栏;在美国、印尼《国际日报》和泰国《京华中原联合日报》开辟了《中国新闻》专版;利用日本NHK播出广东新闻;与美国CNN、法国电视台国际频道等建立了节目交换关系;近年又相继开设了广东电视台珠江频道海外版、南方电视台粤语卫星频道、《广东英语新闻》、《南粤大地》等专栏;广东电台加入了日本NHK世界网亚洲英语新闻网和英国世界广播网,与马来西亚COSMOS DISCOVERY电视制作机构合办中文卫星电视家娱频道(在马来西亚的中文电视媒体收视排第五位),并通过卫星覆盖东南亚、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2009年,广东电视台又开设了全新的越南语频道,成功登陆越南胡志明市HTV有线电视网,这是全国省级台第一家进入落地国家并以当地母语播出的电视频道;2009年10月,南方卫视在香港亚视地面无线数字电视频道播出,成为国内唯一在香港开路播出的省级卫视;《广州日报》开设了《广州日报》澳洲专版、《广州日报》北美专版;《羊城晚报》开设了《澳洲新快报》等。
4 地方英语传播平台初步搭建。目前,广东已经形成由南方英文网、《广东通讯》电子英文周刊、广州生活英文网、深圳新闻网英文频道、广东电台英语节目网站、《广州英文早报》、《今日广州》英文杂志、广州电视台英语频道、《深圳日报》英文版、广东电台的《广东英语新闻》专栏、广东电视台的《今日广东》英语新闻节目等组成的一套比较完整的本土化英文对外传播体系。南方英文网面向西方主流社会,已成为华南地区最权威的英文传播品牌,每日页面浏览量超过5.4万人次。广州生活英文网是中国大陆目前唯一的城市咨询英语门户网站,不仅是各国驻广州地区领事馆、外资机构,以及外国来广州的40万外籍人士了解广州的窗口,也是广州通往英语世界的窗口。《广州英文早报》是华南地区最早创办的一份综合性地方英文报纸,在南中国享有第一英文传媒的地位。 5 网络新渠道影响力日益提升。广东是全国互联网用户和网站最为集中的地区,有网民5000万、网站56万多,均位居全国第一。我省重点对外传播网络媒体包括南方新闻网、金羊网、大洋网、深圳新闻网、21cn、广州视窗、奥一网、腾讯网,广东是全国具有新闻信息登载资质网站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南方新闻网作为我省的重点新闻网站,五年来访问量增长65倍,日均点击量5000万次以上,其中来自境外点击量占三分之一以上。腾讯网(www,QQ,com)作为全球最大的中文门户网站,集新闻资讯、互动社区、娱乐产品和基础服务为一体,全面满足用户资讯需求。高效的网络媒体,已经成为境内外网民了解广东的主要渠道,是广东对外传播的主力军。
广东提升对外传播能力的
媒体策略
在对外传播媒体体系的构建中,一方面,广东需要充分利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全球传播体系,也即借他人舞台,唱自己的戏。但更为迫切的是需要建立和完善自身的对外传播媒体建设,打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话语垄断,引导国际社会受众更多地关注广东文化。接受广东文化,形成真正的文化软实力,并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地区软实力。
1 进一步抓好主流媒体境外落地工作。目前,广东正在筹备申办广东国际频道。该频道拟通过整合广东卫视、珠江频道海外版、《英语新闻》、《今日广东》英文版等节目,传播广东本土新闻资讯、经济文化,以普通话、粤语、英语等分时区在全球播出,以“经济财富见长,岭南文化特色,影视娱乐支撑”为内容定位,打造具有国际化和南派风格的对外传播平台;同时,在细分、明确外文媒体的定位和读者对象的前提下,丰富外文传媒的类型和语种,向世界传播广东的精神和核心价值。
2 依托中央重要媒体平台,传播广东文化。中央主要媒体是海外关注中国发展的重要渠道,中央对外媒体更是我国对外传播的核心平台。广东的对外传播必须大力借助这些平台,通过各种合作方式增加中央重要媒体、对外媒体关于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报道。更加密切地与中央重要媒体驻广东机构沟通,政府各部门应及时向他们提供各类有关广东发展的情况和分析素材,使他们获得更多、更好的信息源。广东的各类新闻媒体可通过与中央对外媒体进行实质性合作,采取定期专栏、专版等形式推介广东形象、介绍广东发展、传播广东文化。
3 利用国际媒体发出广东声音。西方民众对广东整体形象的认识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亲身到广东来体验,获得直观的印象;二是来自本国媒体对广东的报道。对大多数人来说,后者是获得对广东认识的主要途径。随着广东国际影响力的提高,外部受众和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与广东相关的重大事宜,争相获取报道资讯。广东对外传播要抓住这样难得的机会,巧妙地利用国际媒体发出广东声音,既省财力,又见效果。因为无论我们在对外传播上花多大力气、投入多少资源,对目标受众的渗透力都难以和当地的西方主流媒体比肩齐眉,就像《纽约时报》在广东的影响永远不可能超越《南方日报》一样。因此,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的今天,我们必须加强和西方主流媒体的互动,甚至可以采取“请进来”的方式,邀请国外媒体与广东媒体进行合作,共同编写、制作对外传播文稿和节目。
4 注资海外媒体,在发达国家建立舆论桥头堡。充分发挥广东经济实力雄厚和办报理念先进的优势,通过条件好的报业集团到海外,特别是欧美国家收购当地有基础的华文报纸,甚至英文报纸。在经济上采取控股的形式,直接控制被收购报纸的财权和人事权,在采编结构上继续利用原有的采编力量,以利用其熟悉欧美国家的办报理念,运用其原有的办报规律和渠道扩大影响。利用在发达国家注资媒体,迅速有效地介入国际焦点议题,跻身世界主流舆论阵地。同时,在一定范围内和限度内让跨国传媒集团落户广东,试行“媒介窗口”,循序渐进推行媒介合作。 5 强化各类网站的对外传播能力。以广东8家具有新闻登载资质网站、省政府门户网站为基础,再从有对境外业务或与境外联系密切的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大学和企事业单位网站中选择若干条件较好者作为对外传播重点网站进行建设,通过相应的政策支持,鼓励和扶持他们开展对外传播工作,并在网站内容、形式和推介等各方面加以充实提高,打造出一批高水平的对外传播网站。
【关键词】对外传播 英语播音与主持 课程设置 模式
为适应传播全球化和我国对外传播事业发展的需要,高校承担着培养对外传播人才的重要职责。传媒院校具有媒体技术的传播优势和特色,培养利用外语在媒体开展对外传播的专门人才,如广播电视英语节目主持人、电视英语记者等。媒体对外传播人才要求英语基础扎实,懂新闻并了解媒体技术的基本知识。近几年传媒院校借鉴汉语播音与主持的人才培养模式,开设了旨在培养英语节目主持人的英语播音与主持专业方向。办学几年来,在社会上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报考人数逐年增加。本文以英语播音与主持的人才培养为例,探讨媒体对外传播人才的培养模式。
一、对外传播的内涵
在“对外传播”之前,我们总是在使用“对外宣传”。“宣传”(propaganda)最早在西方是个中性词,不带任何感彩。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英国的宣传谋略而使德国受骗上当直至被打败,从此“宣传”(propaganda)在西方被赋予“欺骗、骗人”的含义。显然,“对外宣传”与“对外传播”有着本质上的差异。郭可认为,对外传播“顾名思义是指一个国家或文化体系针对另一个国家或文化体系所开展的信息交流活动,其目的是要信息接受国了解信息输出国,培养其友善态度和合作欲望,并创造一个有利于信息输出国的国际舆论环境,取得最高程度的国际支持和合作。”①因此,对外传播还是一个国家外交的重要部分,其主要目的是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和打造新型的跨文化传播语境,维护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电视是当今信息传播的主渠道,我国电视英语节目承载着对外传播的主要职责,应实现的自然是对外传播的目的。
二、媒体对外传播人才
CNN、BBC的新闻节目报道及时,涉及面广,对国际社会具有很强的影响力,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国际话语权。为改变美英在世界的话语垄断地位,我国正在加快实施对外传播策略,期望让全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当然,开展对外传播离不开对外传播人才的培养。一般认为,我国外语院校培养的外语专业毕业生就能担当起对外传播的重要职责。其实,仅靠外语能力是不行的。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指出,“合格的对外传播人才首先要具备三个基本技能:新闻写作、语言和文字的操作;用英语思考、采访、写作的能力以及一技之长。”“要做好对外传播,首先要有一批高水平的中文编辑记者,还要有一大批能用英语或其它外语熟练地进行写作和翻译的专门人才。他们既懂政策,又熟悉两种文化和能熟练地运用两种文化和文字。对外传播是一门专门的学问,不是一般外语院校的毕业生能胜任的,而是经过专门的培训才能担当重任。”②媒体对外传播人才除了外语能力强外,还要求懂新闻业务,并掌握媒体的基本技术。从目前我国广播电台、电视台的管理体制看,新闻播音员、主持人应“一专多能”,应具备新闻“采、编、译”的综合能力,并具有制片和后期节目制作能力。以英语播音与主持人才培养为例,他们“应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表达能力,了解中外文化,具备广播电视学、新闻传播学、语言文学以及艺术、美学等多学科知识和能力,能在广播电台、电视台以及其它传媒机构和单位从事英语广播电视播音与主持、进行涉外采访和新闻编译”③。
三、媒体对外传播人才培养模式
1、课程设置
美国教育学教授Jerrod Kemp (1998:2)指出,课程设计系统中的基本要素是学生、目标、方法和评价。这四个要素相互交叉,相互相成。具体而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1)为什么人设计(学生要素)? (2)想要学生学到什么或展示什么能力(目标)?(3)怎样才能学到这些东西(方法)? (4)如何测量学生达到的目标(评价)? ④ 英语播音与主持是“播音与主持艺术”的专业方向,他们应最终达到的目标能力是集“采、编、译、播”为一体的综合能力,成为记者型的英语节目主持人。因此,除了大学通识教育课程模块、校级平台课程等的学习外,结合目标能力要求,在实践中我们觉得还应有以下几个主要模块构成:
(1)英语语言技能课程。该课程模块主要系统训练学生的英语读、听、说、写、译等基本技能,打好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主要课程有:综合英语、语音、口语等;
(2)新闻播音类课程。该课程模块让学生了解新闻学、传播学的基本理论,为开展对外传播提供理论指导。主要课程有:新闻学概论、播音概论、新闻采写、现场报道等;
(3)专业课程。该课程模块主要使学生了解英语新闻播音和英语节目主持的基本理论,并在实践中掌握“采、编、译、播”的综合技能。主要课程有:英语播音与节目主持实践、英语采写、英语新闻编译等。
(4)柔性专业方向课程。该课程模块主要考虑专业拓展和学生继续升学的需要,针对他们的专业兴趣和个性发展而设置。主要方向可以有:①国际新闻方向,主要课程有:国际新闻、新闻专业英语等;②英语节目主持方向,主要课程有:汉译英实践、英语采访与报道、英语新闻写作等;③汉语播音与主持方向,主要课程有:播音节目主持作品分析、节目主持人文案写作等。
(5)实践性课程。实践课程围绕培养目标应构成综合实践体系,包括课堂实践教学、第二课堂实践、隐性课程、实践周和寒、署假期实践等。课堂实践教学包括实训和实践两部分。主要课程有:广播电视英语语音语调、英语播音与节目主持、英语采写、新闻编译等;第二课堂通常是课堂实践教学的延伸,主要是组织学生参与校园电台、电视台实践及校园网络新闻的编译实践等;隐性课程是指对学生分类、分层的指导,指导学生读“百部书”“看百部电影”,写出读(观)后感,参与电台、电视台节目编辑或栏目设计等实践任务;实践周和假期实践是为配合课堂实践教学,根据实践教学大纲要求为达到培养目标而设立的综合性实践,要求学生深入媒体。每次实践应有详细的实践大纲,学生应按大纲要求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实践任务,上交实践作品,最后给作品评定成绩和学分等。
(6)媒体技术类课程。该课程模块旨在帮助学生了解电视节目的制作过程,掌握基本的媒体技术。相关的课程有非线性编辑、电视摄像、电视编辑与节目制作等。
(7)选修类课程。选修类课程旨在帮助学生拓宽知识面,提高文化素养,增进跨文化传播意识。为学生提供的选修类课程可以有文学类、艺术类、时事政治类、跨文化交际类、公共关系类和媒介素养类等课程。
以上几个课程模块构成了一个系统的课程体系,即学生应首先打好扎实的英语基础,并具有较强的英语能力。通过学习新闻学、传播学理论,进行英语播音与主持技能的系统训练,熟练掌握英语新闻写作和新闻编译技巧,了解电视摄像、电视编辑与节目制作等媒体技术知识。在课堂实践教学的引导下,在大量的课外实践中,学生掌握“采、编、译、播”的综合能力。英语语言技能课应更具针对性,突出实践方式和手段。如英语语音语调训练采用小班(约15人)的实训教学形式,充分利用录音、录像等教学手段,强化英语播音与主持的语音语调。口语课应与英语专业的口语教学不同,在采用小班化系统训练学生自由表达思想的同时,通过录音、录像等手段,采用模拟现场、分组实践等形式,突出针对英语节目主持、采访、和现场报道的语言组织和口语表达能力的训练。翻译课应突出汉译英训练,英语写作以强化英语新闻写作训练为主。课堂教学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特别在小组实践中,学生正确把握各自的角色,通过完成实践任务,形成探索、反思、追求,与人合作和解决复杂问题种种能力。教师真正成为“引导者”,“助学者”和“帮助者”。校园广播电台、校园电视台、校园网络等应真正成为学生的第二课堂实践场所,并在教师的组织和指导下,通过大量的实践不断增强媒体意识,提高实际操作能力。
2、培养模式
培养模式应能体现培养过程的阶段化、课程设置的模块化、授课形式的小班化、实践性课程的体系化。四年的培养可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一、二年级)的主要教学任务是培养学生的德育、文化素质和新闻法规意识,掌握计算机基本技能,进行英语读、听、说、写、译等基本技能的系统训练,打好扎实的英语基础,强化英语应用能力培养。第二阶段 (三、四年级)的主要教学任务是让学生接受英语播音、英语节目主持、英语新闻采写和新闻编译等课程的系统训练;同时针对各自的兴趣和发展方向,学生选择柔性方向课程模块学习,参与大量的媒体综合实践。
课程设置的模块化是指英语语言技能课程、新闻类课程、专业方向课程、实践性课程、柔性方向课程和选修类课程构成复合的课程体系,凸显出“复合型、应用型、创新型”的人才培养特色。英语语音、英语口语等实行小班化教学,每班不超过15人;新闻采访、编译等分成若干个小组,这样能极大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并推动课外的自主学习和自主实践。
媒体实践由课堂实践、第二课堂实践、综合实践周实践、寒、暑期实践和毕业实践构成完整的综合实践体系。课堂实践可以有语音训练、主持报道训练、新闻编译实践和配音与解说等。第二课堂实践是课堂实践的延伸,学生充分利用校园电视台、校园广播电台等开展的系列实践活动。实践周、寒、暑期实践是为配合教学内容专门安排时间组织学生到媒体一线开展的实践,旨在认识媒体,了解媒体的运作规律及发展动态。毕业实践要求学生在媒体实践中锻炼“采、编、译、播”的综合能力,为寻求理想工作岗位打好基础,并获得论文所需的数据和资料。
人才培养还需解决好的几个问题:
1、人才培养的定位
媒体对外传播人才应加强汉语播音与主持能力的训练,特别应培养学生以跨文化传播的视阈用汉语开展对外传播,这也是目前地方媒体对外传播的发展方向。电视媒体对外传播人才应包含两个发展方向:1)以英语节目主持为主,也能用汉语采写、播报的记者型主持人;2)具有跨文化传播意识,用汉语开展对外传播,并能用英语采写、播报、进行双语配音与解说的记者型主持人。
2、实施分级、分层教育
鉴于学生在媒体创意和在媒体语言表现力上存在的个体差异,课外应建立导师制,对学生进行分类、分层指导,让学生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教师进行具针对性的指导;
3、实践能力的评价
实践能力的系统训练对以电视媒体为主的对外传播人才的培养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对实践性课程的考核应制订针对性的评价标准,建立实践性作品的评价体系。对上交完成的实践作品应从策划选题、编辑思想、语言表达和对外传播意识等方面进行综合考核,量化考核指标。对实践作品还应认真组织评讲,实践课程的成绩可以从作品质量、努力程度、调查报告、和笔试等多方面综合考虑。
4、实践基地建设
实践基地是培养对外传播人才的重要场所,应重点抓好校内实践基地建设,同时积极开拓校外实践基地,使校内、校外实践基地有机相联。校内基地应充分发挥校园电视台、校园广播电台、校园网络等的作用,使它们切实成为第二课堂实践的场所;此外,院、系应广泛拓展与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社等的联系,努力建设好学生的校外社会实践基地。
参考文献
①郭可:《当代对外传播》[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②夏纪梅:《现代外语课程设计理论与实践》[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2003
③林戊荪,《弱势文化条件下的对外传播》[J].《对外大传播》,2007(2)
④浙江传媒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英汉双语)”人才培养方案,2005
【关键词】全球化;传媒;对外传播
“对外传播”是指一个国家或文化体系针对另一个国家或文化体系所开展的信息交流活动,其目标是要信息接受国了解信息输出国,培养其友善态度和合作愿望,并创造一个有利于信息输出国的国际舆论环境,取得最高程度的国际支持和合作。[1]我国对外传播的实质是“以境外人士为传播对象,以让世界了解中国为最终目的而进行的新闻传播活动”[2],“目的是努力赢得国际社会对我国的理解和支持,增进各国人民对我们的了解、理解和信任,增进我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友谊,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3]。
我国对外传播面临的客观环境
透视全球化背景下的传播环境,我们可以发现,西方媒介凭借强大的资金、技术实力,进行重组、并购等,具有跨国经营的优势,同时凭借先进的传播理念,可将自己的文化和信息传播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相对看我国的对外传播现状,却处于被西方媒介的包围之中。
西方媒介的跨国经营优势。随着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媒介的全球化已成为一种客观趋势,跨国媒介集团在全球化的驱使下极力向外扩张,并通过兼并、联合、重组等各种方式进行组建新的跨国公司。尤其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期网络媒介的崛起,如默多克新闻集团、美国时代华纳、维亚康姆、贝塔斯曼等。这些由媒介合并而产生的庞大的媒介集团在全球传播界中有着很重要的影响,也就是说,西方跨国媒介集团几乎控制着整个全球传播产业。默多克新闻集团是个很好的案例。它在全球发行175种不同的报纸,拥有卫星电视网用户8500多万,拥有美国的福克斯电视网、二十世纪电视公司、英国的天空电视台、亚洲的STAR亚洲卫视,以及世界最大的电影公司之一的二十世纪福克斯影业公司。
西方媒介的话语权优势。“话语权”已经成为国家竞争和国际舆论竞争的战略制高点,成为维护国家利益、影响国际秩序的重要手段。长期以来,西方媒体掌握着国际舆论的话语权和主导权。目前,世界上每天传播的国际新闻80%来自西方通讯社,美联社国内外用户近1.5万户;路透社的财经新闻和国际新闻拥有55.8万国际订户;法新社在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用户等。所以,西方国家凭借其雄厚的资金、强大的技术和媒介集团的传播优势等,掌握着世界舆论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因此,长期形成的“西强我弱”传播格局,对我国的对外传播十分不利,已形成包围之势。未来,我国的传媒能否在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使之落地生根,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和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能否在西方媒介集团的冲击下,切实维护好国家形象;能否在国际竞争中获得主动,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我国传媒对外传播中面临的困境
传播理念滞后。我国在对外传播理念上始终无法摆脱“宣传”的观念,话语形态上仍具有较强的宣传色彩。我国媒体习惯用“宣传”一词,但是对于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不太能接受“宣传”(Propaganda)。由于中英文本身的差异,“宣传”一词带有“强行灌输”的含义。这必然使得外国受众不相信媒体所传播的信息,甚至对媒体本身也失去好感,留下不良的印象。“而对外传播工作的对象是外国人,我们不能去塑造外国人,只能营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对外国人产生一定的影响,使他们能较正确地认识和对待中国。”[3]54因此,在传播理念上不是去教化别人,而是通过媒体传播让西方人能正确地认识和了解我们。
我国媒体真正地从“Propaganda”转变到“Publicity”,要从观念上去改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一些对外传播中由于宣传性太浓,习惯性地加一些主观性评价。如在灾区重建的报道中我们的记者总会在结尾加上自己主观性的结论性表述:“我相信灾区的生活必将怎样,灾区人民一定会怎样”这样就使得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削弱。这也是我国媒体受习惯的影响,喜欢充当“代言人”,特别是“官方发言人”等。又如在2008年问题的报道上,我国的一些媒体仍然习惯采用传统的报道语言,“以一种正襟危坐、居高临下的口吻进行报道,甚至采用一些攻击性的‘语言’。这样的报道方式不但很难为国外受众接受,反而容易引发他们的逆反心理”[4]。
平衡报道做得不够。我国的对外传播在报道上没有把握好平衡报道的原则:在对国内的新闻进行报道时,我们多倾向于报道正面新闻而对负面新闻少报道或不予报道,多倾向于报道官方态度而非民间态度,多倾向于报道赞成意见较少报道反对意见,多倾向于报道汉族人地区的新闻而很少报道少数民族地区的新闻;在对国际事件进行报道时,我们更倾向于重视发达国家的意见、态度和看法。这样就会使媒体的形象受到不良影响、公信力遭到削弱,而且,由于未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常态化报道,涉及少数民族地区的报道也多半是因为那里的突发性事件,给受众特别是国外受众造成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不稳定的印象,使之对我国的民族政策产生疑虑,严重损害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形象和国家形象。
文化差异导致传播效果差。对外传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跨国界、跨文化和跨语言。“由于语言和文化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方面的许多问题是同跨文化的问题交织在一起的。由此看来,对外传播的中心问题就是跨文化传播的问题。”[5]文化差异是影响我国对外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文化差异的大小决定了两个国家之间交流沟通的难易程度。如美国和加拿大几乎没有文化上的差异,它们之间的交流沟通是非常容易的;美国和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很小,也容易交流沟通;而美国同中国、阿拉伯等国家具有不同的文化渊源,文化差异很大,交流沟通就比较难,但也能看出我们对外交流与沟通做得还不够,这也影响着我国对外传播的效果。
提升我国传媒对外传播能力的几点对策
尽管这种“西强我弱”的格局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但面对传播全球化的大环境,在国际上树立一个真实的中国国家形象已刻不容缓。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国际上也正在形成渴望全面了解中国,对外传播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为此,要提升我国对外传播能力,应找准相应的应对对策,才能改变现状。
转换传播理念。要解决我国对外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就应该打破原有的根深蒂固的习惯,尝试转变传播理念,真正从“对外宣传”走向“对外传播”。宣传更多的是带有“我说你听,我说你做”的自上而下的灌输与说教意味,这容易引起受众的反感。而传播则要重视来自传播对象的反馈,并根据反馈调整传播的内容与形式,强调交流。对外传播不是单向宣传,而是沟通、交流和对话,目的主要是通过各种具体生动的方式客观地报道我国对内对外政策和新闻事实以达到影响和启发外国受众,而不是直接指导人家革命。此外,我们在遵守宣传纪律的同时,更要注重新闻报道的时效性,主动出击,第一时间消息,抢占制高点,切实有效地引导国际舆论,避免将本应主动的对外传播搞成“对外澄清”的被动局面。如果一味地被动应付,就很难取得理想的效果。
转变传播内容。对外传播应具有针对性,在传播内容的选择上要做到有的放矢。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又是一个正经历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从来不缺少“产品”,然而由于文化的差异,并不是所有的“产品”都适合对外传播。因此我们应该从各种不同文明不同文化的核心价值中找到相同或相似点,然后根据外国受众的心理、兴趣和需要,对“产品”进行选择。西方人很喜欢我国的传统文化,我们可以迎合不同国家受众的心理来确定传播的内容,如我国的部分经典文化,或者一些能达成共识的人类问题、环境问题、人性问题等。
另外就是应更多地报道民生问题,报道普通人的生活现状,让中国故事引起世界的共鸣。如针对对外传播“大而全、大而空”的问题,《人民日报》海外版于2007年在版面上开设了一个栏目,叫做《微观中国》,先后派出记者,尤其是年轻记者,深入到中国最底层的每一个角落,用亲历式采访的方式将他们每天的生活和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写出来,然后用整版予以报道,这些反映普通人生活的优秀文章,如《跟随农民工回家过年》《我在新疆收棉花》,等等,“文章发表后,很受读者欢迎,而且记者面对真实的课题,不用太多的技巧,就表达出感情的真实和细节的真实,从而达到了向海外介绍真实的中国的目的”[6]。
重塑媒体形象。我国媒体要重新找回自己的形象,需要从根本上去改变以往的传播习惯,运用恰当的传播策略进行有效的对外传播,并以开放的姿态从事对外传播,从而来重塑自己的媒体形象。
第一,我国媒体应淡化官方色彩。由于官方色彩浓厚,使我国的媒体在外国受众中的形象不佳,影响了对外传播效果。因而,我国媒体应转变立场、吸引外国受众来提升自身的媒体形象。首先遵循客观性法则,其基本内涵是指新闻报道中必须遵守事实与观点分开,不带感彩和力求公正平衡等;其次是注意报道平衡,对正反两面都报道,以显示其公正性。只有这样,我国的媒体形象才可能提高,媒体的可信度才会提升,影响力也才会增强。
第二,坚持平衡报道原则。传播是沟通、交流和对话,提供事实体现了真诚的意愿,是取得良好效果的先决条件。除了让事实说话之外,我们还应坚持平衡报道,国内和国际的平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平衡、正面新闻和负面新闻的平衡、少数民族地区和汉族的平衡、官方新闻和民间新闻的平衡、赞成意见和反对意见的平衡,等等。
第三,加强对内传播和对外传播的联动。在我国对外传播中经常会出现“内外有别”的现象。随着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也越来越便捷和快速,这个所谓的“内外有别”原则已不存在。一些重大的突发事件发生后,能够迅速传递,为全球所关注。因此,在对内信息的同时一定要考虑所的信息对对外传播可能带来的影响。
第四,注重新媒体在对外传播中的作用。新媒体是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新媒体能为对外传播提供新的选择、新的平台。如微博已成为当前最热的新媒体传播方式。这种融合了互联网、手机、即时通信工具的媒介,不仅具有全球传播的能力,而且那些随时随地记录的人,都可以是新闻的报道者。从2010年“微博元年”开始,政府部门开微博成为与公众沟通的最“潮”方式。走在前面的是公安系统,在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中,已有一半以上的公安部门开设了官方微博。
总之,“西强我弱”的传播格局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要解决我国对外传播所面临的问题和困境,并在国际上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应从根本上去更新我国对外传播理念,采用有效的传播策略。也只有这样,我国的对外传播才能与当前国际性传媒展开激烈的竞争,取得话语权,也才能在国际上争得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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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勇,张昆.对美国媒体关于问题报道的思考[J].新闻记者,2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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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曹晓娟.提升传播艺术让中国故事引起国际共鸣――全国政协委员谈新形势下的对外传播[J].对外传播,2008(4).
1950年返国,入国际新闻局,担任英文《人民中国》编辑,并先后担任过外文出版社社长秘书、《人民中国》杂志通联组组长,从事过会议翻译、口语广播等工作。
1958年,参加英文《北京周报》筹备工作,为《国际时事》专栏撰写文章,编辑国际稿件。1978年改革开放后,先后担任《北京周报》总编室副主任、副总编辑,临时负责人。1988年,担任外文局局长,1994年离休。历任全国翻译高级职称评委会主任、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国际译联理事。也从事一些教学工作,为清华大学国际传播中心兼职教授。
近十几年来,从事大量翻译工作,主要译著有《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论语》。同时,还一直关注中国对外传播事业的进程,撰写研究文章,本文则是他根据2006年10月一次研讨会上的发言提纲而写成的研究成果。
值得研究的世界文化现象
目前出版界,存在以下三种基本情况:
1.我国图书年进出口和版权交易的比例对我不利。尽管在2006年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这一情况开始有所改变,但离图书进出口、版权交易大体平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美英等西方国家每年出版几百种关于中国的书籍,但绝大多数都是由本国作者所撰写的,由中国人用英法等文字撰写的或从中文翻译过去的则极为罕见。
3.美国《时代周刊》、《新闻周刊》在欧洲、拉美、亚洲都有大同小异的版本。
在有些国家,还有当地文字版本。美国《华尔街日报》有亚洲版,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在世界各地发行,以上各英语报刊在发展中国家的政经界和上层知识分子中有相当大的影响。
在其他传播领域,也有类似的情况。如CNN 和BBC World,是公认的国际卫星电视“大户”,它们的新闻节目,报道及时,涉及面广,因而颇具影响。2007年新年伊始,为了改变英美在传播界的新闻垄断地位,法国创办了France24卫星电视台,阿拉伯半岛电视台开办了英语节目,并在纽约和伦敦等地设记者站。据称,日本NHK电视台也将加强它的英语对外节目。这一系列新动向值得我国传播界关注。
至于电影、多媒体和其他所谓“通俗文化”,美国的“超支”更是令人无法忽视的客观存在。
在当代世界,中国文化处于弱势
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世界出版界乃至整个传播界都会出现这类“失衡”现象?如何估价各类国家为了改变这一失衡所采取的相应措施?为什么西方人很少接触和阅读我们所出版的外文报刊?
答复第一个问题,我认为,主要是近代历史发展过程的结果。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利用其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优势在全球进行扩张。现在,虽然它们基本上已经没有殖民地,但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依然存在。特别是美国、英国在文化、语言、新闻和信息方面的优势极为明显,它们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国际话语权(如,英国人口只有六千万,书籍的销售市场无法与美国相比,但其每年出版的书籍品种却占世界英文书籍的首位,不仅有关英语教学的书籍和词典大量销往世界各地,其他有文化内涵的书籍如社科选题、小说等,也很畅销)。而西方几家通讯社更是在全球独占鳌头。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发展中国家的推动下,曾提出建立国际信息新秩序的主张,以改变西方在新闻方面的垄断地位。30年过去了,这一目标仍然有待实现。
答复第二个问题,先说西方国家之间,尽管在文化(包括、政治理念、思维方式等)和传统方面大体一致,但还是有一定差别的,最突出的是国家利益和语言不同。如法文,19世纪乃至20世纪初是公认的国际语言(所谓lingua franca),曾几何时,连法国人在许多国际会议上也不得不用英语发言了。法国人在开办France24台时明确表示,他们要使用英语来表达法国观点,这样可以传播到更多的受众。再说阿拉伯半岛电视台,它明确无误地提出,西方的新闻报道对阿拉伯世界有不少偏见,它的英语台要提供阿拉伯人的视角。正如2006年10月举办的中国电视英语新闻20周年论坛暨首届中国全球新闻传播研讨会所显示的,20年来上海东方明珠英语电视台及央视九台为受众提供中国的权威声音和完整形象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并取得可喜的成绩。这些都说明,国际传播“一边倒”的形势正在发生变化,这和世界朝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同步,但大格局还未根本改变。
答复第三个问题,西方人,包括知识分子,没有读外国图书(包括翻译成本国文字的图书)的习惯。而我国的知识分子“读洋书”(包括读原版书),已经是五六代人的事了。看《参考消息》,也有五十多年,我曾问参加论坛的各位,年轻时又有谁没有读过几本翻译小说?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的了解,一般都要强于西方知识分子对中国的了解。我们要感谢西方先进思想对我国各方面变革巨大的促进作用。当今世界,可以说,在知识领域中,几乎没有一门学科能够独立于外来的影响。
但也要看到,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等东方文化一样,目前在世界上还处于劣势。就文化本身来说,各国都有自己的传统,各有独到之处,并无优劣之分,相反,它们是完全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借鉴的。就国民教育的普及、文化事业的规模、科学研究的开展等方面来说,我们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起西方发达国家还相对落后,但这不是我们所要谈的主题。所以,这里所说的“弱势文化”,是指某一文化在当前世界所处的地位。历史上,中国传统文化曾在东亚处于“强势”,对东亚的周边国家有过深远的影响,当时这些国家的“知识界”读中国的经典,并主动翻译和传播这些著作,日本还派了“遣唐使”来中国学习。了解这一段历史现象,有助于我们对现在的传播态势有更好的理解,认识到在一定的条件下,事物是会变化的。
现在,西方人一般不懂中文,也没有阅读中国出版物的习惯,他们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现状了解极为有限,尽管现代传播手段已经打破了空间和国界的限制,但即使是知识界对中国也缺乏了解,更不用说普通百姓了。由于西方传媒对我国的负面报道,相当一部分受众对我国还抱有各类误解和偏见。这几年,由于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从国外来中国工作和旅游的人数激增。百闻不如一见。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化解了许多不实之词。毫无疑问,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一个热点,更多的外国人对中国发生了兴趣。这些都为我国对外传播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尽管国际上出现了学中文的热潮,尽管成立了众多的孔子学院,但通晓中文以及能阅读中文的外国人毕竟是少数,我们仍然需要用外语来与西方和其他国家的主流社会进行交流。
改变文化弱势决非一日之功
(一)提出“弱势文化”的命题,绝不是要我们悲观失望,无所作为。正相反,看到世界文化和国际传播的这一态势,应该使我们产生更强烈的使命感。历史有过多次后来居上的先例,随着我国经济跨越式的发展,我国的对外传播也会逐步改变弱势的现状,但这要经过长期不懈的主观努力才能实现。
我们要有全局观点和战略考虑,要认识改变文化弱势决非一日之功。因此,既要有所作为,又不能急于求成。从1949年到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先后有几代人为我国的对外传播奉献了毕生精力,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前辈奋斗不息的敬业精神,把这一神圣事业办得好上加好。
(二)更加讲求实效。目前,国家的经济实力快速增长,可以为对外传播加大投入,但我们不要把战线拉得过长,要下功夫提升传播质量,特别是提高对外传播的外语水平,文章要写得更有针对性,节目要办得更有感染力。一句话,有一定的规模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要把我国的传播办成“精品型”的事业。
(三)努力逾越文化障碍。研究和了解西方人的心态和思维方式,特别是了解他们心中存在的问题和疑虑,寻找他们能够接受的交流手段。要多方了解受众的反馈。要十分重视对外传播效果的调研,据以改进工作。
不久前,我参加的一次国际研讨会给我颇多启发。我发现,美国外交人士和西方企业家对某些部长的报告反应平平,而外交部杨副部长和中海油一位负责人的报告却引起了强烈反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区别在于后者比较熟悉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方法,能够选择合适的切入点,解答他们的问题,从而实现了交流。
因此,可以说,我们要的是对话而不是独白。不考虑对象,自说自话,一味灌输,主体与客体没有交汇点,不能实现交流。对话,沟通,理解,这是对外传播取得实效的关键。
所以,我以为当务之急是研究如何提高对外传播的实效。现阶段,当我们处于发展和提高并举的时期,提高传播的质量比简单地增加品种、扩大规模更有效。要下功夫走传播“精品型”道路,有了正确的思路和方法,可以事半功倍,反之,将事倍功半。
推广打破语言和文化障碍的成功范例
1.中国外文局在这方面的经验,可以用下面的公式加以概括:合作出版/版权交易/境外出版,有利于实现交流和对话。20世纪80年代,曾与企鹅出版社交换出版选题和版权。90年代,开始与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中国文化与文明》丛书,取得突出成绩。2000年以后,探索境外出版,更多地倚靠当地的力量。在美国建立长河出版社,出版了不少为美国读者所喜闻乐见的书籍。《北京周报》在北美出版,《人民中国》月刊在日本东京出版,《今日中国》月刊的西班牙文和阿拉伯文版分别在墨西哥城和开罗出版,《中国画报》俄文版在莫斯科出版。这些实现“本土化”的尝试,初步打开了局面,为今后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
2.报刊更多地使用对话形式,《中国日报》和《北京周报》、《今日中国》、《人民中国》刊登中外人士的对话,加强了可信度和说服力。此外,选登外国作者,包括在华外籍人士的文章,有助于克服国外读者的心理障碍,也是比较成功的做法。
新世界出版社最近出版的赵启正与美国布道士帕罗的《江边对话》,涉及一些重大主题,如、哲学理论、科学方法、传播理念等敏感问题,开创了对外传播的新路,这一经验值得总结。
其他方面的成功经验,如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People in the Know节目,央视九台的Dialogue节目等都颇具新意,应该大力推广。
对外传播要靠人才的优势来支撑
说到底,对外传播要靠人才的优势来支撑。2006年10月,中国电视英语新闻20周年论坛显示,要做好对外传播,首先,要有一批高水平的中文编辑记者,还需要有一大批能够用英语或其他外语熟练地进行写作和翻译的人才,他们既懂政策,又熟悉两种文化和能熟练地运用两种文化和文字。对外传播是一门专门的学问,不是一般外语院校的毕业生能胜任的,而是经过专门的培训才能担当重任。对外传播的“翻译工作”,由于要逾越文化差异的障碍,大多具有“深加工”的特色,不同于一般的翻译。另外,现代社会,各行各业分工很细,编译人员不可能什么都懂,即使高级人才也需要专业化。现在的新闻学院和翻译学院在培养这类人才的课程设置方面,还远远不能满足当前对外传播大发展的需要。建议领导及早过问这项工作。
其次,加强同业之间的经验交流,乃至开展互助和协作。我在外文局工作时,几家同业曾筹备成立对外传播协会,但由于当时大环境的关系,这一设想未能实现。这次研讨会,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希望今后还有第二、第三次有各方面人士参加的这类会议。同时,也希望,有一天能成立对外传播学会,汇集人才,交流经验,研讨问题,为提高传播质量提供一个学术平台。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七种矛盾
中国由于长期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赢得了周边国家的普遍好感,并和周边国家建立了很多双边友好关系。这种政策为我国营造了一个适合经济快速稳定发展、友好的周边国际环境,是中国外交工作的巨大成功。但是,毫无疑问,中国和周边国家有时也会出现不和谐之音。概括起来包括以下七种矛盾:1.领土纠纷没有解决,相互各执一词互不相让;2.国家性质、制度、意识形态不同,相互之间有隔阂,又有相互渗透和同化的因素;3.经贸往来上存在纠纷;4.跨境民族之问的矛盾;5.宗教上的矛盾;6.历史遗留问题的矛盾;7.文化上的矛盾等。要想化解这些矛盾并非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因为一些矛盾有着长久的历史背景,是久远年代中积存下来的矛盾,因此,不可能期待一种方法,或通过一朝一夕的努力就可以解决。同时,使问题好转的渠道和进程多种多样,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已经做了相当的努力,并且取得了一些成就。一些相关国家的政府也做过一些相应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积极进展,增进了中国和他们自身的安全。
我们在此仅从对外传播的视角来考虑如何才有利于化解这些矛盾,能够促进矛盾的转化,这也是改善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增进中国安全的一种探索方式。
对外传播应注意的问题
中国若要进一步稳定周边,增进本国和周边地区的安全氛围,必须努力借用各种传播手段和传播渠道,尤其是充分利用现代大众传播渠道,对外传播中国具有优良品质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以文化的品质取胜。具体而言,有如下七方面需要重视。
第一,关于领土纠纷,要通过学术杂志、书籍等将国内学者关于领土变迁和中国所属的证据首先在国内大量传播,只有在拥有国内充分传播的基础上,才有利于通过各种相关渠道实现国际上的传播。要做到这一点,国家、各级政府和学术机构要给予经济和出版上的积极资助。同时也应制造一种舆论氛围,鼓励有实力的企业为社会、为国家做贡献,支持相关的出版和传播。在这种情况下,才能把一些客观有力的观点展示出来,也才有利于得到非纠纷第三方国家和国际舆论的支持与同情。
第二,对于不同的国家性质、意识形态,不仅要努力宣传各个国家之问的交往要超越国家性质、制度、意识形态不同的交往政策,也要通过各种大众媒介传播中国体制的优越性,包括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上下一体,高效运作的能力等。这些优势,的确是一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难以企及的。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在应对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扩大内需的政策行动快,见效快。这与美日等国家在国会中各个党派相互牵制,对一个救助计划讨论来讨论去,还是难以通过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没有中国政府这种扩大内需高效率的政策,世界经济的恢复可能比现在还要滞后。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等于是中国的经济、中国政府的政策在挽救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才没有使美日等发达国家受到更多更大的外部冲击。
第三,对于经贸往来上存在的纠纷,如中国与美国、日本关于知识产权的纠纷,在传播中要努力扩大双边经贸往来中的正面因素和信息,如中美、中日之间的经贸往来主流是好的,不仅贸易量巨大,而且形成了互相依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利共赢的局面,谁也离不开谁,离开对方都会出现巨大、甚至是难以承担的损失。而其中的矛盾和纠纷,只占很小的比率,需要在发展中通过磋商、磨合等多种渠道逐渐解决。
第四,跨境民族之间的矛盾是比较难以解决的问题,在对内对外传播上应尽量淡化处理,多强调共通因素,多反映和谐声音,多提倡合作共赢。
第五,对于宗教方面的问题,同样要慎重对待。在传播上除了继续宣传我宗教自由、平等的政策以外,还应该大力提倡博爱、慈悲、平和的普世观念。
第六,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的矛盾也属于深层次且难以解决的矛盾。例如中日之间的纠纷本质上就是冷战遗留的产物,和当时中美两国的敌对状态有关。这样的历史遗留问题,需要通过多种传播渠道和手段,向各国公众反复宣传、阐述,使之有利于这类问题的合理解决。
第七,文化上的矛盾也具有深层矛盾的性质,但是,可以通过传播手段促进不同文化之问的沟通、分享和融合,各取所长,各取所需。这样才有利于实现跨文化的理解,有利于构建和整合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区域一体化进程。
关键词:移动互联网时代;播客;对外传播
一、移动互联网时代播客的发展趋势
播客是一种移动互联网时代新兴的数字广播技术,由创作者在互联网上数字形式存储的音频文件,允许用户订阅、自动接收、下载文件并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或MP3播放器等移动设备上播放。近年来,播客已被自媒体、社交媒体、互联网门户网站、电视乃至传统广播媒体广泛应用,播客业务在全球音频市场发展态势迅猛。从用户使用情况看,以世界主要国家美、英两国为例:据EdisonResearch的最新年度报告《2021年数字报告》显示,2021年,在12岁及以上的美国人中,大约8000万人在过去一周收听过播客,占总数的28%,而2013年这项占比仅有7%。另外约1.16亿美国人在过去一个月内收听过播客,占总数的41%,约1.62亿人收听过播客产品,占人口总数的57%。在美国播客的收听用户呈年轻化趋势。12-34岁美国播客用户占比从2018年的34%,增长到2021年的56%,增幅约达65%。播客收听用户群像也在不断丰富。2021年播客女性用户人数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与男性用户数量基本持平。用户虽仍以白人居多,但拉美裔、拉丁裔和黑人听众人数的增长,已使播客用户群体与美国人口一样呈现多元性。在英国过去的十年里,播客已成为最受欢迎的音频娱乐形式之一。截至2021年,英国已有近1700万播客听众。据预测,到2024年将有近2000万听众。播客用户在英国同样呈现年轻化趋势。在26岁至35岁的英国听众中,近40%的人每周收听播客,智能手机是他们目前收听播客最常用的设备。从广告商业价值来看,美国互动广告局和普华永道,2021年5月联合的《2020美国播客广告营收报告》显示,2020年美国播客广告收入达到8.42亿美元,同比增长19%。预计2021年将超过10亿美元,到2023年将继续翻一番,达到22亿美元。从新闻行业发展看,由于播客生产出的富有启发性的备受听众欢迎的非虚构内容,负责评选“普利策新闻奖”这一新闻领域国际最高奖项的普利策奖委员会自2020年起增设“音频报道”类别奖项,以表彰那些在音频新闻制作方面有杰出表现的创作者。足见业界对播客这一数字广播技术和广播新闻的肯定和鼓励。从对外传播形势看,我国对外传播新形势新任务都要求对外传播工作者利用好移动互联网时代下传播对象国广泛应用的新媒介传播方式,发挥其移动、个性、互动特征,切实提升我国对外传播效果。
二、播客在对外传播中的传播特征
播客成为当今全球音频信息传播重要渠道之一的原因主要表现在其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五个方面不仅具有适应时代的显著特征,而且还弥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传统广播的竞争劣势,发挥出音频媒介的独有优势。从传播主体方面看:播客的传播主体可以是社会组织,也可以是个人,不再像传统广播只由某些特定专业传媒机构担当。除此以外,播客的传播受众在利用社交媒体分享节目时也成为了传播主体。播客传播主体的大众化对于对外传播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挑战是传统对外广播机构已不具备绝对优势地位,与众多专业、非专业媒体或个人一同面对拥有自主收听权的受众的选择。机遇则是传统对外传播机构可以通过制作满足对象国市场需求的多品类播客产品,弱化之前在海外听众印象中刻板的“对外宣传”印象,借机重塑我国对外传播媒体新形象,提高我国对外传播机构公信力。从传播内容方面看:播客传播主体的大众化、个性化决定了播客内容的包罗万象,从新闻资讯到热点评论,从文化历史到音乐体育,从外语学习到有声读物,弥补传统广播不具备的用户原创内容特性。在制作方式上,播客节目打破传统广播具体时段、固定时长的枷锁,时长灵活多样,短则碎片化五分钟左右一期,长则系统化五十分钟左右一期,增强节目可听性,满足多层次受众需求。从传播渠道方面看:播客突破了传统广播线性播放的局限,海外落地频段的限制以及因区域差异导致收听频率不同给受众带来的割裂,支持点播下载,实现传播范围网络全覆盖,并且利用移动终端提升广播伴随性,RSS技术聚合、存储多类别节目内容。此外,播客融合其他媒介为音频加上文字、图片介绍,使受众更为快捷、精准地找到所需内容;增设分享互动体验,为传播规模带来几何级增长。播客的在线评论、订阅功能更为评估传播效果提供了信息平台。从传播对象方面看:播客大大提高了受众的使用与满足程度,弥补了传统广播受众自主选择权缺失。首先,受众通过在播客平台上主动检索以及平台提供的个性推荐和热门节目排行,满足了获取相关信息的需求;其次,播客节目收听模式具有的移动、便捷和自主选择性,进一步满足了受众对节目随时随地即可收听的高标准需求。再者,受众使用播客时给主播或节目留言,与其他听众互动,在社交媒体分享都大幅提升了受众的参与度,满足了受众的自我表达、呈现以及认同的需求。另外在“眼球经济时代”下,视觉被大众媒体过度使用而变得反应迟钝,播客却以其单一的听觉占用,满足受众只需带上耳朵而让眼睛充分得到休息的需求。从传播效果方面看:播客颠覆了传统广播时代单靠个别听众监听反馈的低效评估方法,借助互联网技术实现了直接从受众反馈角度进行直观、量化的传播效果评估。播客者可以通过节目订阅用户总量、受众触达量、下载总量等受众行为指标,衡量节目传播效果。此外,受众在播客平台上的点赞、转发、评论、分享也视为传播效果的体现。目前播客全球市场监测和数据分析公司可以定期提供最新的榜单排名和详实的收听数据报告,以便用户监测自己播客产品的受欢迎程度。
三、播客在对外传播中的应用实践
【关键词】中国文学;对外传播;提升
在党的十会议中,特别强调要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因为它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作为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形式――中国文学作品出口担任着重要的角色,然而现实却不容乐观,中国文学作品对外输出的处境窘迫。这种窘迫的现状亟需解决,中国在文化对外传播这条道路上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在此引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王庚年所说的话来表达对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发展的美好愿景。
“一个国家走向强盛,既取决于强大的硬实力,也取决于强大的软实力。中国要走向强盛,不仅体现在世界各地的人们愿意接受来自中国的产品,更体现在世界各地的人们愿意倾听来自中国的声音,认同并推崇中国价值。这正是中国国际传播未来的前进方向与奋斗目标。”
一、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现状
(一)中国文学的进出口“贸易逆差”
中国作家出版社社长何建明说:“整体来说,中国作家作品走向世界的数量就国内出版的文学作品数量来说是非常小的,而国内对国外文学的推荐、出版力度相对要大得多。”相比于国内每年引进的外国文学作品,中国文学作品流向海外市场的数量,呈现出明显的逆差状态。
以下是2008年至2012年中国出版物进出口相关数据:
数量(万册) 2012 2011 2010 2009 2008
出口 2061.77 1144.18 945.64 885.16 801.81
进口 3138.07 2979.88 2881.87 2794.53 3452.54
金额(万美元) 2012 2011 2010 2009 2008
出口 7282.58 3905.51 3711.00 3437.72 3487.25
进口 30121.65 28373.26 26008.58 24505.27 24061.40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从以上数据来看,中国文学作品进出口贸易逆差一目了然。这样的情况正如作家刘震云说“中国文学还没有走向世界,但是世界文学却已经走向中国了。”我国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还没有走出国门,对外传播成效甚微,这也就意味着在世界文化交流中,中国文学占弱势地位,中国文化对外传播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二)翻译人才稀缺和作品质量不高
决定中国文学作品对外进出口贸易处于贸易逆差劣势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直接的因素之一就是海外读者。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翻译,即使是恢弘大作也会失去灵魂。翻译是建立起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之间沟通的桥梁,使得不同文化之间得以交流。在文学界有句名言:“一个好作家遇上一个好翻译,几乎就是一场艳遇”。去年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莫言获奖,绝对离不开翻译家陈安娜、葛文浩的功劳。正是因为有他们这些杰出的翻译家,才将莫言的作品推向世界,走向文学的顶峰。优秀全面的翻译人才短缺,致使文学作品走向世界频频受阻,优秀的作品无法走出去。
当然,内部因素也是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阻碍之一:目前中国当代文学自身整体水平不高,文学大家稀少,难以得到世界的公认。中国被海外读者所熟知的作家屈指可数,仅限于炙手可热的莫言、苏童、王安忆、余华等当代作家。“作者缺乏世界性的创作视野,对海外市场缺乏了解以及未能与国际文学创作体系、出版体系接轨的现行体制,必然增加文学期刊走向世界的难度。”文学大家的稀缺,作品整体质量不高,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文学在国际文化舞台上的知名度不高,让中国文学对外传播增加了难度。
(三)我国文学对外传播不成熟的经营模式与稚嫩的国内外市场
我国文学作品的发展市场几乎集中在本土,再加之国际经营经验的缺乏以及出口模式的不合理,导致中国文学对外传播面临着很大的挑战。缺乏对走出去的重要性认识,更不具备走出去的内在动力,这是中国文学期刊拓展海外市场的一大障碍。
现在国内文学作品的出口是以政府为主体,多靠国家对外输出书籍。由于是政府控制国内书籍的出口,国内现有的出口书籍企业比较少。不仅国内出口书籍的企业稀有,而且这些少数企业中,绝大数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与私营企业十分稀少,而且这些企业之间资源整合也十分散乱。企业之间几乎没有合作与互动。都处于孤军奋战的状态。就目前的状况看来,文学作品出口主要靠政府,企业自主出口书籍实力偏弱,这种对外出口书籍的模式是配置不合理的,效率比较低的。
国内出口模式的不合理是问题之一,同样的,海外接收链的缺乏也是一个严峻的问题。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汉学家罗福林指出,“中国文学的译本在美国图书市场上,也就是说主流的连锁书店,基本上不会出现。至于主流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和小说集,如莫言、苏童、王安忆、余华等当代作家的作品,虽然在主流的书店出售,但是它们与其他的所有的小说都放在一起,经常没有东亚或中国文学的专柜。”在海外市场上并没有接收并且合理归置我国文学作品的机构,或者说是可以盈利的平台。倘若改革只在国内市场进行而不对海外市场进行相应的拓展,这条路并不会怎么好走。关于海外市场接收“平台”(将这类机构,企业或者部门暂统称为平台)这一问题,除了没有在国外建立接收文学作品平台以外,我们也没有很好地利用国外投资资源,现在有很多海外人士看好中国文学对外出口,但是只有极少的一部分行业人士在发现了优秀作品之后选择投资或者买下海外版权。在海外发现商机,拓展市场,资金,人力,并且打败不计其数的竞争者……这些都是一道又一道的问题。真正的成立这类平台又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二、提升策略
(一)文学作品对外传播方式的改善与人才培养
如何培养优秀的翻译人才,建立更完善的翻译人才机制是最基本的。这一部分可以总结为几个词:培养、奖励、完善机制。
我们国家缺乏具有国际视野的翻译和作家,在培养翻译人才的时候,不能只限于注重翻译人员的专业水准,与其同样重要的还有海外的文化习俗,风土人情,对应语言国的思维方式,价值观等等都应该加入翻译人员提高素质的范围内,培养出全面的翻译人员,为文学出口做出更好的准备。
除了培养人才,“还需要提高译者稿酬、改善译者处境、保障译者权益,别让谋生的现实扑灭了文学翻译的火焰。”
(二)更合理出口模式的建立:完整营销网络
此时的中国文学作品对外出口需要一个更为合理的出口模式,建立一个完整的营销网络绝对是不二的选择,这就需要对目前的出口模式进行改良。
而这种改良是需要“三足鼎立”的:国家政府、企业、海外市场,缺一不可。经市场分析选择,由国家政府、企业、海外市场结合组成的全面覆盖的网络链路出口模式是最有生命力的。这种改良的出口模式中,政府充当的角色是扶持者、引导者,在文学作品对外传播的进程中起到规划、协助和扶持的作用,保持总体方向上的正确性。其次,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当然,前提是现有的市场能够早日挖掘出文学作品对外出口的市场利益。企业之间既要做到竞争产生压力,促进良好的商业运行结果,促使更多的文学作品走出国门,又要讲究强强联合,彼此结合自身优势,整合市场散乱资源,带动文学副产品出口。对于整个网络链路模式而言,海外市场的接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海外市场复杂,要想占据海外主流市场,不仅仅面临着资金、竞争的问题,还需解决人才、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的难题。可以先从海外华人市场入手,其拥有相同的文化背景和语言文字,推广和销售相对比较为容易。可以按类划分文学作品,根据他们对中国文学的需要,提供相应的文学作品和期刊。对于海外各国本土读者来说,由于他们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和需求与国人有出入,可以将中国文学作品移至海外出版销售,筛选信息,达到较好的销售效果。
在政府、企业以及市场自身利润的推动下,完成和成熟海外市场,吸引海外投资,做好文学作品出口的海外接应,取其所需并出版销售,形成“零”距离的推广与销售。
三、文学走出去的核心要素
(一)提升国际影响力,促进文化“走出去”
德国汉堡大学教授、作家关愚谦说:“一个国家只要国强民富,必然会引起世界的关注和兴趣。目前,中国经济崛起,政治影响不断扩大,我完全有信心,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必将到来。”
伴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国际影响力的扩大,越来越多的海外人民开始关注中国,特别是奥运会、世博会上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精髓的展示,更是震撼了世界,中国五千年源远流长的文化吸引了全球人民的关注,在很多地区、国家掀起“中国热”的风潮。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为中国为世界的文化史册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了,世界也将目光聚焦到中国文学上。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文学作品出口数量明显增加。近年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都在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舞台,这为中国文学对外传播提供了很好的发展契机。相信在整个国家国际地位的上升,不仅仅是“made in china”遍布全世界,中国文学也将遍布全世界,中国文学对外传播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中国在国际出版发行市场上也将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二)作品要有“真的声音,民族的文化”
文学大师鲁迅说:“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中国当代作家应该用最真实的感受去创作,不矫揉造作,无病,追求人性的质朴,用最真诚的态度去传递中国的元素,用最独特的中国味去感动世界。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在作品中传递最真实的中国之声,致力于中国元素与国际视野相结合,用广阔的视野去创作去弘扬,中国文学作品才能真正的展现其独特的魅力。
(三)培养国际视野,文学注入新的生命力
中国文学作品需要新的生命力。目前,我国文学对外传播作品以传统文化为主,语言艺术类书籍主要集中于古籍诗书,古今建筑,工艺美术、历史、医药等比较传统的领域;而在一些电子信息类、财经类、管理类等新领域的书籍却很少能够走出去。对外传播的中国文学作品要求多元化、多角度、多层次延伸,不能只是传统的题材、单一的写作手法,而是大胆创新,多运用独特的思维、出奇的想象力,以及国际视野进行文学创作。正如Philippe Picquier出版社中国文学丛书主编陈丰说的:“中国文学如果不求以鹤立鸡群的姿态出现在世界文坛上,而是要以其多元而独特的风格和激越的想象力以及全新的国际视野充实世界文学,那么中国文学已经走向世界了。”
四、结语
虽然在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过程面临着重重困难,但是文学作品的对外输出是中国与海外非常直接、非常重要的文化输出途径。中国文学对外传播肩负着“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使命,所以中国一定要加强对这方面的关注与建设力度,改善译介体制,提高翻译水准,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大家,建立新的出口模式,建立完整流畅的输出运转链,做好综合传播。形成有力的传播网,发挥最有效的传播效果,尽全力覆盖全球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受众。推动中国文学作品走向世界,提升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建设文化强国,提高综合实力,让中国文化早日可以屹立于民族之林,实现中国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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