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诗词大全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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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古代诗词大全范文
论文关键词：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研究史；元代文集
王恽（1227-1304），字仲谋，号秋涧。元代初期的一名朝廷重臣。中统元年（1260），左丞姚枢辟为详议官。进入仕途，先后任翰林修撰、监察御史。后历任河南、河北、山东、福建等地的提刑按察使，又任翰林学士，朝廷制册多出其手。卒后赠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追封太原郡公，谥文定。其著述颇多，有《相鉴》五十卷、《汲郡志》十五卷、《承华事略》、《中堂事记》、《乌台笔补》、《玉堂嘉话》并杂着诗文、乐府，合起来总共一百卷，由其子王公孺根据其生平著述编纂而成《秋涧先生大全文集》（以下简称《秋涧集》）。
一、二十世纪以来的学界研究状况
《秋涧集》是王恽一部内容庞大的著作，从它问世以来就备受达官贵人关注。
元明时期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王恽的生平事迹，以及他著作的诗文词上，且多为总括式的评论。
（一）民国时期，处于研究的拓展阶段
民国时期，边疆史特别是蒙元史成为研究的热门话题，因此王恽与他的《秋涧集》开始引起了更多学者的关注。台湾学者比较领先，对王恽的研究主要见于台湾学者的著作。姚从吾对《秋涧集》所蕴含的史料价值进行了发掘。柯劭忞编订的《新元史》，对《元史》有不少增补的地方。就以王恽为例，《新元史》增加了对王恽世系的记载，从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王恽的后世在明代的沿袭情况。“五年，再上章求退……仍官其孙笴秘书郎。……曾孙逊志。逊志，字文敏。以荫授侍仪司通事舍人，累迁监察御史。……遂自投井中死。”孙克宽在《元代汉文化之活动》中理清了王恽的学术归属问题，又对王恽的《秋涧集》的版本及内容作了研究。同时期的学者袁冀也将王恽及他的《秋涧集》纳入研究视野，在《略论秋涧先生大全集对元代道教研究之价值》、《元王恽赴上都行程考释》、《秋涧先生大全集中所显示部分地区之社会与政治》、《元代卫辉之地位》等文章中对王恽做了专题的研究。袁冀曾做过《王恽年谱》，但未见流传。王德毅编纂的《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史料分类索引》对《秋涧集》进行分类，按类编排，分为七大类，为利用《秋涧集》进行学术研究提供了方便。
此期，王恽的《秋涧词》引起学者的关注，有重版本、校勘方面的。朱祖谋《彊村丛书》收有《秋涧乐府》四卷，陶湘的《续刊宋金元明本词》亦收有秋涧词，二人在秋涧词的版本与校勘方面用力较多。如在《彊村丛书》中有《秋涧乐府校记》，朱祖谋认为卷一“酹江月（四）”中“风爱”的“风”应作“夙”；卷三：“鹧鸪引（十）题元本无，从抄本”。此外，还有侧重鉴赏点评的，如况周颐《蕙风词话》、吴梅《词学通论》中对其都有精粹的评语。
（二）现当代的研究。此期主要是研究的深化。
现当代学者对其研究主要集中在王恽的作品上，尤其是诗文词上。邓绍基先生主编的《元代文学史》论王恽部分，在具体分析了王恽的诗文见解和创作实践之后，认为“王恽词作的成就超过了他诗文的成就”，词风既清浑超逸，又不失蕴藉风流，论定“王恽的部分词作并不比白（朴）词逊色，可惜的是他的词缺乏意境的率意之作过多，因而总的成就又比白词逊色”。陶然《金元词通论》对秋涧词关注较多。他把王恽纳入东平词人群体研究的序列之中，认为“他（王恽）既是东平词人群中的中坚词人，同时后来又成为大都词人群中的重要人物”。对王恽作品相关的研究论文较多，统计一下有15篇左右。如《王恽诗词用韵研究》、《王恽散曲系年小考》、《王恽秋涧词研究》、《论王恽的词学观念与词学渊源》、《论王恽秋涧词的风格艺术》、《王恽家世背景及学术渊源考察》、《全金元词·王元词校补》等，大部分都涉及到作品秋涧词研究的基础部分。《胡祗通卒年和王恽生年考》、《元人王恽生卒年考——兼与韦家骅先生商榷》两篇文章通过考证两人的诗文中记有年月的诗来考证出了王恽的生年。《论元代王恽的科学活动》通过对《秋涧集》中零星散见的材料搜集，对王恽的科学活动进行了考察，使我们全方位地认识王恽。《〈元史·王恽传〉勘误》、《胡抵通〈紫山大全集〉误收王恽文考辨》则从文献学的角度，考证了前人记载的某些错误，实践了文献学功用。
另外对《秋涧词》鉴赏的关注度提高。自《全金元词》出版后，陆续出版的不少文学鉴赏辞典、词选本等均对王恽词有所收录，对所收作品的细读分析也多有可观之处。夏承焘、张璋选编的《金元明清词选》选录秋涧词两首，其后出版的唐圭璋、钟振振主编的《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选录九首，钱仲联、马兴荣主编的《元明清词鉴赏辞典》选录七首，王文才编着的《元诗纪事》中选录散曲三首，李汉秋编的《元曲四百首注释赏析》选录小令三首，这些鉴赏评论对我们深入解读秋涧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除了对他的诗词进行研究以外，学者们又开辟了一块新的研究领域，研究他（王恽）的思想。如项斌等编着的《中国古代财政思想史稿》中就归纳了他的两条思想：富藏于民，节用丰财思想和薄敛、常平、盐法。复旦大学叶世昌撰写的《王恽的纸币管理思想》中专门对王恽的纸币管理思想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叶世昌还在他的另一著作《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在介绍宋、辽、夏、金、元经济思想时专门辟出一节介绍了王恽的经济思想。吴海航的《元初著名的立法儒臣——王恽》，介绍了王恽思想中所体现的“以立法定制”的法制观念。
1999年，香港大学中文系骆宾儒在硕士论文《A study of Wang Yun（1227-1304）：王恽研究》中对王恽的生平、师友、著述都进行了研究，并对帝王学思想、科举、理学、文学、史学思想等方面对王恽进行了考察，可以说是对前人研究的一个总结。《元代北方人王恽的正统思想以及人才观念》一文中，论述了王恽的正统观念和科举人才保举思想，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王恽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一种更理性的文人观，“依依南飞鹊，饶枝择所安”，物有盛衰，君子应该顺应自然规律。
二、研究不足及反思
由以上的研究概况中可以看到，对王恽的研究目前仍然处于零星的、分散的阶段。尽管，近年来王恽及其《秋涧集》虽得到了更多学者的关注，但是无论从广度、深度，现有的研究都不足。
（一）整体性和系统性研究不够
1、到目前为止国内尚没有整体研究王恽的专着，没有王恽的传记，甚至也没有一本完整的《秋涧集》的校勘本，更别说相对完备的王恽《秋涧集》集注或注本。
2、对王恽及其作品的研究更多的局限于局部方面（主要是诗词），有机整体研究较为缺乏。所以现有的研究成果就显得单薄、片面和不够深入。
（二）王恽兼具文人和从政的双重身份，而研究者往往忽略这一重要特点，在研究他的诗词时，往往只谈他的文风，没有结合他的政治立场和角度，因而得出的结论往往比较牵强。
具体研究有待拓展、深化的方面，如对王恽的人才思想、经济思想虽然有所关注，但都比较肤浅，尤其是王恽对农业科技和审计方面的举措和贡献，更应当深入挖掘和研究；同时对王恽作品具体作时的考辨也仍有大量的工作。王恽一生结识了不少文人政客，对他的交游也研究不深入。
在对国内古今研究状况全面、系统反思的基础上，笔者对其未来研究做一些新的设想，恢复王恽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尽管在以往学者的著述中，不乏对王恽和《秋涧集》的只言片语的描绘和概述，但将其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细致得研读阐释，仍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
1、做好基础工作，如《秋涧集》的校勘、订误，版本的优劣对比，王恽年谱的编撰。目前这些工作几乎还处于空白状态，需要我们花费大力气来完成，为下一步研究做好铺垫。《秋涧集》一百卷，是一项大工程，尽管王恽秋涧词的基础文献研究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许多问题有待深入细致地探讨下去，如秋涧词的编年、校勘等，这将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2、很多时候我们基于对元朝民族歧视、文人地位不高的成见，没有对王恽的生态和心态作“同情之了解”，这导致了对秋涧词思想内容的泛泛而论。所以，深入研究王恽的生平和思想，对我们深入解读秋涧词的思想意蕴十分必要。
3、文学思想研究。这也是其中的一个空白领域。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分类集成·文论卷》中我们可以看见其中载录的王恽论及的写作文章的方法，但是没有看到有相关文章来阐释王恽在文章写作方面的思想。
4、元代的道教的发展状况。在王恽的秋涧集中有多处涉及到道教，如《故普济大师刘公道行碑》中：“予曾以道家者流，以清寂为宗，一死生，外形骸，自放于万物之表，是不一毫世故撄拂其心……”从中我们想见，道教的迅猛发展对当时人们心态影响之大。
5、王恽与元代文学。王恽师承元好问，是元好问最得意的弟子门生，想见作品多杰出之作，但是顾嗣立在《元诗选》王恽小传中说：“《秋涧集》合为一百卷……然所存过多，颇少持择，必痛加芟削，则精彩愈见。”这其实是说秋涧集中平庸之作太多的委婉说法。而邓绍基在《中国文学史》中评价：“王恽的部分词作并不比白（朴）词逊色，可惜的是他的词缺乏意境的率意之作过多，因而总的成就又比白词逊色。”所以我们有必要对王恽的文学作品细加咀嚼，给王恽在文学史上一个合理的评价。
第2篇：古代诗词大全范文
关键词：初中古诗文；颂读；鉴赏
曾一度未列入考点的古诗词、名句的考查以填空的形式又回到了现在的试卷中，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中对古诗词要引起充分的重视。关于诗词的教学，要侧重于诵读与鉴赏两个方面，主要依靠学生反复审读和自行领悟。我们面对的是中学生，不能仅强调背诵，还应注重对学生鉴赏能力的训练，让他们从能读诗过渡到能读懂诗上来，这样才有利于学生语文素养的提高。
一、关于诵读
诵读是读诗的基础，读诗而不能背，等于不读，能背诵则日后必有领悟。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必须牢牢把握这一点：把朗读和背诵放到教学的中心环节上来，用读来带动诗歌的学习并加深对其领悟。
而学生在学习古诗文时最感棘手的问题也就是背诵，如何才能激发学生背诵诗文，提高背诵效果，我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总结出几条方法。
（一）要求课前背诵。古诗词的最大特点就是语言简练，意蕴丰富，有的篇章前后的跳跃性特大，背诵起来难度颇大。而学生普遍而言记忆力较强，鉴于此，我要求学生在背诵诗歌时先不全篇背，而是一句一句读熟直到背诵，然后将每句开头的字写在纸上，照着这一顺序像线穿珠子最后全文背下来。这样反复几次，一首诗或词就基本能背诵了。
（二）结合课堂分析背诵。有了第一步的初步背诵，学生对全诗就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教师在课堂上就应注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促使学生加深印象，让他们通过对诗歌的理解来巩固记忆。
1、提问法。教师通过对文章设计一些针对性强的必须用原文回答的问题来力回答学生对内容的把握。
2、图示法。教师通过设计一些图示引导学生有条理、层次清晰地记住文中内容。如在《指南录》后序中，可根剧作者的逃亡路线制定一个路线图来进行背诵。在《梦游天姥吟留剧》中，可抓住作者梦游的路线、所见所闻来指导背诵。在《木兰诗》中可按准备出征、奔赴战场、辛苦生活、辞官归乡、换上女儿装的脉络来背诵。
3、设计画面法。诗歌的意蕴丰富，可以调动学生发挥想象力，自己设计图画来促进理解背诵。如在讲吉马致远的《秋思》、王维的《山居秋瞑》、辛弃疾《清贫乐・村居》、“踏花归去马蹄香”等均可采用此法。
（四）课后巩固背诵。许多东西是很难永久地记住的，学生所背的东西也一样。时间长，再熟悉的也会生疏。因此，对于课后巩固这一环节也是不可小看的。老师可以指导学生在每天辅导时抽几分钟把以前所学的记忆，这样花时不多，却能做到事半功倍。当然，利用课堂促进学生背诵不只这些方法，还可提据学生实际采取灵活的方法，如讲到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时，可以唱歌的方式教大家背诵。但无论采取哪一种方法，都应注意学生的反应，尽量做到让他们在愉快中完成诗词背诵，这样才有利于学习的进步。
二、关于鉴赏
（一）作者及作品创作背景。每一个作家都有其独特的风格，这就决定了他的作品与众不同。比如李白，他是我国古代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他的作品中多用奇特的夸张，丰富的想象，知道了这一点，要理解他“白发三千丈”，“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就不感困难了。而作品的创作背景直接影响到作品的主题，因此在鉴赏中也是不能忽略的，比如我们读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了解了他的写作背景，就不难理解他发出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强烈期盼了。
（二）意象。意象是诗歌中浸染了作者感情的客观事物。它是现实生活的写照，也是诗人审美创造结品和情感意念的载体，是鉴赏诗歌最基本的最重要的审美单元。鉴赏时，把握了意象，就有利于理解诗歌的意想和想象力，将各组意象串联起来，然后再从整体上解渎。同时，还应辨析意象的色彩、虚实、动静等来鉴赏诗歌，如马致远《秋思》中“枯藤”、“老树”“昏鸦”给人一种萧瑟之感；而王维《山居秋瞑》中“空山新雨”、“明月”、“清泉”，则给人一种幽静恬适之美。再如“风静花犹落”静中风动、“鸟鸣山更幽”是动中见静等等。总之，无论是意象的串联还是辨析，都得靠平时的积累和领悟。因为任何一个意象都想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习俗、生活方式、心理特点等方面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在历史的适应中被赋予了某些言外之意和情感色彩。例如，中国诗歌中的“月亮”就是一个含有愁恩、别情的象征意象“床前明月光”、“月是故乡明”；“杜鹃”是悲切的象征，如“梨花雪，不胜姜断，杜鹊啼血”，“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鹊声里斜阳暮”；梧桐则是凄凉悲伤的象征，如“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三更归梦三更后”，“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些意象已成为汉民族表达情感的独特方式，在教学中只有指导学生广积博览，提高文化素养，才能提高鉴赏水平。
（三）意境。意境是由意象构成的。“意”就是情意，是主观的思想、感情；“境”就是境界，也即是诗中所描绘的艺术图景。因此，我们常说的意境，就是作者的主观思想感情和诗中所描绘的生活图景有机融合而成的一种耐人寻味的艺术境界，它是表现古典诗词主题思想的最重要的手段。
对于诗歌意境的鉴赏，主要就应抓住这几点，景中有情，情中有景，情景交融，只有掌握了这些，才能在帮式中应对自如。
第3篇：古代诗词大全范文
每逢语文考试，同学们都会对语文的各个考试点或多或少存在担心，有些同学不擅长些作文，有些同学不善于文言文背诵，又有些同学担心阅读理解拿不了高分，为了帮助同学们解决这些考试中的难题,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2020初中语文阅读理解答题技巧大全，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一、初中语文阅读理解解题技巧—审题
通常阅读试卷上的文字材料，第一遍需要速读，首先要重点理解文章的体裁是记叙文还是说明文。答题时切忌文章都没完整的阅读过试卷上的文字材料，就匆匆忙忙地写答案。最好先把文章从头到尾通读一遍，对文章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和理解。其次要初步理清文章的思路。一般来讲，文章的每一段、每句话归根到底都是为阐明中心服务的，都归向文章的主旨。平时要学会为文章标段，归纳每段意思，归纳中心思想。它在要求概括段落大意一类的阅读理解的解题中，往往是行之有效的一个办法。
有的学生要用“顺读法”，就是先读短文后读题目，然后再读短文寻找正确答案。有的学生采用“倒读法”，就是先读题目(四个选项不读)后读短文，最后寻找答案。我比较赞成“倒读法”，因为这种阅读方法是带着问题阅读，目的明确，容易集中，能及时抓住文中与解题关系密切的信息，从而节省了阅读 时间。“倒读法”对表层理解的题目(提问时间、地点、原因等)效果最好，对深层理解的题目，要从短文的整体内容出发，进行概括和总结，分析所提供选项，作出准确的判断。
二、初中语文阅读理解解题技巧—答题
(1)文章表达了作者什么样的思想感情?这需要根据文章的具体内容来回答，常见的有歌颂、赞美、热爱、喜爱、感动、高兴、渴望、震撼、眷念、惆怅、淡淡的忧愁、惋惜、思念(怀念)故乡和亲人、或者是厌倦、憎恶、痛苦、惭愧、内疚、痛恨、伤心、悲痛、遗憾等。一般作者的情感可以从文章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来的，有的也许写得比较含蓄，有的是直抒胸
(2)文章开头一段的某一句话在文章中的作用，中间某段或句的作用，最后一段某句的作用。对于这种题型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回答：对于第一段的问题，从结构上来说，是落笔点题，点明文章的中心，开门见山，总领全文，或起到引起下文的作用;从内容上来说，是为下文作铺垫和衬托，为后面某某内容的描写打下伏笔。中间某段的问题，在结构上是起到承上启下、过渡的作用。最后一段或某句的作用 是总结全文，点明文章主旨，让人回味无穷，并与题目相照应
(3)文中某句运用了什么修辞手法?有什么作用?有很多，常用的有8种，比喻、比拟、夸张、排比、对偶、反复、设问、反问。其中考得最多的是比喻、拟人、夸张、排比，比喻的作用有三：一是使深 奥的道理浅显化，帮人加深体味;二是使抽象的事物具体化，叫人便于接受;三是使概括的东西形象化，给人鲜明的印象。拟人的作用是可以使读者不仅对所表达的事物产生鲜明的印象，而且感受到作者对该事物的强烈感情，运用拟人表现喜爱的事物，可以把它写得栩栩如生，使人倍感亲切自然;表现憎恨的事物，可以把它写得丑态毕露，给人以强烈的厌恶感。夸张的作用是可以深刻地表现作者对事物的鲜明的感情态度，从而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通过对事物的形象渲染，可以引起人们丰富的想象，有利于突出事物的本质和特征。排比的作用在于能突出文章的中心，表达强烈奔放的情感，增强语言的气势;是提高表达效果的重要环节。还有叠词、短句使用，使文章富有节奏感，具有音韵美，读起来朗朗上口。
(4)概括文章主旨。对于这种题目，在回答之前一定要把全文仔细看几遍，然后可以用这样的关键词来进行回答：“通过…… 故事，歌颂(赞美)了……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感情，揭示了……的深刻道理。我们也可以从文中去找，在文章的每一段特别是第一段或最后一段的第一句或最后一句，文章中富有哲理性的句子往往是作者所要表达的主题。
三、初中语文阅读理解解题技巧—考生经验
阅读理解的困难之一，主要表现为对文章中一些关键词语的正确理解。它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意义明显的，可以在上下文中找到解释;另一种情况是意义隐晦的词语，虽然在语言环境中有具体的内容，但作者并没有把它用文字明确地表示出来，需要应试者调动自己以往的知识和经验，通过归纳和分析，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
在解答这些题时，考生应把握以下三点：
(1)首先要准确理解整个句子的意义。一个词只有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才有其确切含义，只有依照具体的语言环境，才能把词义理解准确、透彻。对字义、词义的理解，其基本原则是“字不离词，词不离句”。
(2)把选项中的词代入句中，默念一遍，找语感。通过上面对语文注重对文章中关键词语的理解答题技巧的知识讲解学习，希望同学们对上面的内容很好的掌握，并在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
(3)把握作者的写作意图和目的。考生可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这个目标：
①首先应对整篇文章有完整、准确的理解，从总体上把握文章的主题;
②要善于抓住文中关键句子或关键词，它们有时会出现在文章的开头，有时也会出现在文章的结尾或中间;
③要对文章的引申含义进行分析和深加工;
④从选项与原文在意思上是否一致入手。
通过初中语文阅读理解解题技巧大汇总这篇文章的阅读学习，相信同学们对于阅读理解的答题技巧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希望大家在以后的考试中能够发挥的更好，考出理想的成绩。
初中语文阅读理解答题技巧
(一)某句话在文中的作用：
1、文首：开篇点题;渲染气氛(散文)，埋下伏笔(记叙类文章)，设置悬念(小说)，为下文作辅垫;总领下文;
2、文中：承上启下;总领下文;总结上文;
3、文末：点明中心(散文);深化主题(记叙类文章文章);照应开头(议论文、记叙类文章文、小说)
(二)修辞手法的作用：
(1)它本身的作用;(2)结合句子语境。
1、比喻、拟人：生动形象;
答题格式：生动形象地写出了+对象+特性。
2、排比：有气势、加强语气、一气呵成等;
答题格式：强调了+对象+特性
3;设问：引起读者注意和思考;
答题格式：引起读者对+对象+特性的注意和思考
反问：强调，加强语气等;
4、对比：强调了……突出了……
5、反复：强调了……加强语气
(三)句子含义的解答：
这样的题目，句子中往往有一个词语或短语用了比喻、对比、借代、象征等表现方法。答题时，把它们所指的对象揭示出来，再疏通句子，就可以了。
(四)某句话中某个词换成另一个行吗?为什么?
动词：不行。因为该词准确生动具体地写出了……
形容词：不行。因为该词生动形象地描写了……
副词(如都，大都，非常只有等)：不行。因为该词准确地说明了……的情况(表程度，表限制，表时间，表范围等)，换了后就变成……，与事实不符。
(五)一句话中某两三个词的顺序能否调换?为什么?
不能。因为：
(1)与人们认识事物的(由浅入深、由表入里、由现象到本质)规律不一致。
(2)该词与上文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3)这些词是递进关系，环环相扣，不能互换。
(六)段意的概括归纳
1.记叙类文章：回答清楚(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人做什么事。格式：(时间+地点)+人+事。
2.说明类文章：回答清楚说明对象是什么，它的特点是什么。
格式：说明(介绍)+说明对象+说明内容(特点)
3.议论类文章：回答清楚议论的问题是什么，作者观点怎样。
格式：用什么论证方法证明了(论证了)+论点
(七) 表达技巧在古代诗歌鉴赏中占有重要位置，表现手法诸如用典、烘托、渲染、铺陈、比兴、托物寄情、情景交融、借景抒情、动静结合、虚实结合、委婉含蓄、对比手法、讽喻手法、象征法、双关法等等。
诗中常用的修辞方法有夸张、排比、对偶、比喻、借代、比拟、设问、反问、反复等。
分析诗歌语言常用的术语有：准确、生动、形象、凝练、精辟、简洁、明快、清新、新奇、优美、绚丽、含蓄、质朴、自然等。复习时要系统归纳各种表达技巧，储备相关知识。首先要弄清这些表达技巧的特点和作用，再结合具体诗歌进行仔细体味、辨析。
至于评价诗歌的思想内容和作者的观点态度，则包括总结作品的主旨，分析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指出其积极意义或局限性等。
总之，鉴赏古代诗词，第一步，把握诗词内容，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1细读标题和注释;2分析意象;3品味意境;4联系作者。第二步，弄清技巧：1把握形象 特点;2辨析表达技巧;3说明表达作用。第三步，评价内容观点：1概括主旨;2联系背景;3分清主次;4全面评价。
答题时，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一是紧扣要求，不可泛泛而谈;二是要点要齐全，要多角度思考;三是推敲用语，力求用语准确、简明、规范。
易混术语区分
(一)“方式、手法”的区分
艺术手法，又叫表达技巧，包括：
①表达方式 ：记叙、描写、抒情、议论、说明。
②表现手法 ：起兴、联想、烘托、抑扬、照应、正侧、象征、对照、由实入虚、虚实结合、运用典故、直抒胸臆、借景抒情、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托物言志、借古讽今、化动为静、动静结合、以小见大、开门见山
③修辞 ：比喻、借代、夸张、对偶、对比、比拟、排比、设问、反问、引用、反语、反复。
(二)“情”、“景”关系区别
借景抒情、寓情于景、情景交融都是诗人把要表达的感情通过景物表达出来。“借景抒情”表达感情比较直接，读完诗歌后的感受是见“情”不见“景”;“寓情 于景”、“情景交融”。表达感情时正面不着一字，读完诗歌后的感受是见“景”不见“情”，但是仔细分析后却发现诗人的感情全部寓于眼前的自然景色之中，一 切景语皆情语。
(三)描写的角度
第4篇：古代诗词大全范文
初一2021重阳节精品作文1
九月九日重阳佳节到了。大院的重阳佳节有一种传统，喜欢晚餐凑在一起吃。几家约好，把吃食端到一桌上。夜幕降临，灯光闪耀，人们饮着酒、二锅头，吃着丰盛的饭菜，欢聚畅谈，交流情感。一张张笑脸，一阵阵笑语冲出狭小的房间，大家互相祝福着健康长寿、事事平安，大杂院处处洋溢着祥和的气氛。
重阳那天，人们有敬老的风习，各家晚辈都要给上了年纪的老人多一些体贴。除了专给他们做些可口的吃食外，分家另过的亲属须慰问老者，出了嫁的闺女一早要回娘家探望父母，以报答养育之恩。有条件的人家，还要陪老人去看看热闹儿逛逛公园，这样会让老人心胸更加开阔，便于长寿。
赏是市民多年传统风俗，戴防灾去病也是人们旧时一大习惯。重阳佳节到来各大公园将举办展，北海、天坛、紫竹院、植物园名声最大。
重阳佳节之时，北京正值秋风送爽，天高云淡的季节。到空旷之处放风筝，不但简便易行，也是很受人喜欢的一种娱乐活动。清代时老北京人放飞之举极为热闹盛行，店铺集市都出售各种纸鸢，花市卖的风筝种类最全质量上乘。
如今，曾经住过的大杂院早已变迁，昔日重阳佳节“又见花糕处处忙”的景象也已不见。但时逢佳节吉日，不由得又想起老邻居在庭院吃着花糕，喝着清茶说笑聊天的温馨，思念童年一起欢笑玩耍的小伙伴。不知不觉当中想起毛爷爷诗词：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初一2021重阳节精品作文2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秋高气爽，怒放的季节迎来了今年10月2日一年一度的九九重阳节，也是中国传统的老人节。在这一天是让老人们登高休闲更是为了让人们发扬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
今天是九九重阳节，妈妈带我去看外公外婆。经过三小时的汽车颠簸，终于到达外婆家。外婆和外公早已在家里等候多时，他们笑呵呵地接我们进门，张罗了一大桌美味佳肴：有红烧肉、糖醋鱼、大闸蟹等……餐桌上是色香味俱全，看得我眼花缭乱，口水直流，迫不及待地先吃起来了。大家边品尝美味的菜肴，边谈着一些家常，说说笑笑，多么的亲热又是那么的和谐啊!接着我们举起杯子，祝外婆外公节日快乐，外公外婆像吃了蜜糖一样喜滋滋的。
大家酒足饭饱后，一起在大厅看起有关重阳节的电视节目，我和哥哥开始犯愁了，为了能使外公外婆过一个快乐的节日，我们应该帮外公外婆做点什么呢?我想大多数人都会想到：无非给老人们捶捶背，推推腰，或者是帮着干点家务，除了这些，外公外婆也不会再让我们干些什么了。平常，外公外婆总是最疼我们。有好吃的自己舍不得吃就留给我们;有好喝的自己舍不得喝就留给我们;我也从没见外公外婆经常给自己添件新衣，却总是拿穿旧了的衣服穿;也从没见外公外婆很挥霍的买许多贵重的东西，从来都是能省下就省下，却把剩下的钱给我们买零食;更没见过外公外婆哪一次接我放学误了点，常常就是有病也要挺着，不让我们在校门口干着急。我和哥哥打算为外公外婆做一个小蛋糕，我们把这个想法告诉妈妈，妈妈非常赞同，但是妈妈之前也没做过蛋糕，于是我们“请”了一个“帮手”——食谱大全。我们准备了全蛋、蛋黄、蛋白、色拉油、低粉、食盐、砂糖等材料，开始做蛋糕了。我们先把蛋白打至粗泡，加入糖盐打至干性发泡，再把全蛋、蛋黄、油一起用打蛋器打匀，我们不小心把油放多了，又得重来了，重复三次才完成这个步骤，接着加入低粉拌匀，最后蛋白霜分次和蛋黄糊拌匀，放入烤箱。大约半个小时，新鲜好吃的蛋糕终于出炉了，虽然还不是很好看，但是味道还是不错的。
晚上吃蛋糕了!我把原先买的蜡烛先插在蛋糕上，哥哥把灯点关了，然后由妈妈把一个莲花式样的蜡烛点着了中心，“啪!”那朵莲花奇妙的开放了，大家露出了激动的神情，等蜡烛吹灭，妈妈亲手把大蛋糕切成一小份的分给大家吃，甜蜜的蛋糕，真诱人啊!哥哥一口气吃了三块，还变成了一只名副其实的“大花猫”，当然我也好看不到哪里去。我抢先祝福一声：“祝外公外婆节日快乐，身体健康”。他们笑了，笑的那么满足，那么慈祥，那么快乐。
这是我过得最有意义的重阳节。
初一2021重阳节精品作文3 在秋高气爽、飘香的时节，我们又一次迎来了一个难忘的日子——重阳节，重阳节也叫中重九节、老人节。
重阳节的种种习俗，不辜负这大好光景，增添了这个秋天的快乐，有多少人画上了这个秋天的开心，为多少人画上了一丝微笑，它看不见，摸不着，要发自内心去感受。
听妈妈说从我三岁时起，由于爸爸妈妈工作忙，奶奶就开始照顾我和弟弟了，天天为我们洗衣服做饭，她不知为我洗了多少次脚，而做为孙女的我，又给奶奶洗过多少次脚呢?
今天是老人节，我想给奶奶洗脚来回报我那无私的奶奶。
我从洗手间拿了一个盆子，倒好温水，轻轻地端出去，“奶奶，我给您洗脚!”“好!”奶奶高兴地对我说。
于是，我就慢慢地为她卷起裤角，开始为她洗脚。我捧起温温的水轻轻地倒在奶奶的脚上，小心地搓洗。奶奶笑了，笑得那么高兴，那么灿烂。
帮奶奶洗脚后，我感觉自己长大了很多。
祝福天下所有的老人，重阳节快乐，幸福安康!
初一2021重阳节精品作文4
重阳节期间，和我的两个好朋友相约一起去爬五指山。那天天气格外好，在山上偶尔有清风袭来，凉爽极了!
很快我们来到五指山脚下，展现在眼前的是我期待已久的五指山。站在山下放眼望去，只见山顶树木郁郁葱葱，山坡上有各种各样的灌木丛，有的黄澄澄，有的红艳艳，有的黑黝黝……真是五颜六色，美不胜收!
大家正兴冲冲的准备往上爬的时候，妈妈喊：“停!小朋友们等一会儿，我们来比赛吧!”大家异口同声的说：“好，那我们怎么比呢?”妈妈说：“大家分成两组，大人组和小朋友组，我喊开始的时候才可以爬。”
比赛开始了，我们像离弦的箭一样往上冲去，没几分钟就满头大汗，累的不行了，感觉腿上像绑了大石头似的走不动了。这时妈妈赶上来说：“爬山不能用力过猛，比的是耐力，否则很快就爬不动了。”听了妈妈的话我们放慢脚步，匀速上山，没过多久我们就轻松的爬到山顶，把大人都甩在后面。我们站在山顶高兴的叫起来：“我们赢了，快点上来，上面的风景更漂亮!”大家抖擞精神继续往山顶爬去。
在古代，每到重阳节的时候，古人都会登高望远，插一只茱萸在腰间，我虽然不认识茱萸草是怎样的'，但是我弄了一把你狗尾巴草别在腰间，哈哈!
重阳节去爬山，既开心，又有意义，因为爬山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强身健体，还可以锻炼我们的耐力力。这真是既开心又有意义的一天那!
初一2021重阳节精品作文5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秋高气爽，怒放的季节迎来了今年10月2日一年一度的九九重阳节，也是中国传统的老人节。在这一天是让老人们登高休闲更是为了让人们发扬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
今天是九九重阳节，妈妈带我去看外公外婆。经过三小时的汽车颠簸，终于到达外婆家。外婆和外公早已在家里等候多时，他们笑呵呵地接我们进门，张罗了一大桌美味佳肴：有红烧肉、糖醋鱼、大闸蟹等……餐桌上是色香味俱全，看得我眼花缭乱，口水直流，迫不及待地先吃起来了。大家边品尝美味的菜肴，边谈着一些家常，说说笑笑，多么的亲热又是那么的和谐啊!接着我们举起杯子，祝外婆外公节日快乐，外公外婆像吃了蜜糖一样喜滋滋的。
大家酒足饭饱后，一起在大厅看起有关重阳节的电视节目，我和哥哥开始犯愁了，为了能使外公外婆过一个快乐的节日，我们应该帮外公外婆做点什么呢?我想大多数人都会想到：无非给老人们捶捶背，推推腰，或者是帮着干点家务，除了这些，外公外婆也不会再让我们干些什么了。平常，外公外婆总是最疼我们。有好吃的自己舍不得吃就留给我们;有好喝的自己舍不得喝就留给我们;我也从没见外公外婆经常给自己添件新衣，却总是拿穿旧了的衣服穿;也从没见外公外婆很挥霍的买许多贵重的东西，从来都是能省下就省下，却把剩下的钱给我们买零食;更没见过外公外婆哪一次接我放学误了点，常常就是有病也要挺着，不让我们在校门口干着急。我和哥哥打算为外公外婆做一个小蛋糕，我们把这个想法告诉妈妈，妈妈非常赞同，但是妈妈之前也没做过蛋糕，于是我们“请”了一个“帮手”——食谱大全。我们准备了全蛋、蛋黄、蛋白、色拉油、低粉、食盐、砂糖等材料，开始做蛋糕了。我们先把蛋白打至粗泡，加入糖盐打至干性发泡，再把全蛋、蛋黄、油一起用打蛋器打匀，我们不小心把油放多了，又得重来了，重复三次才完成这个步骤，接着加入低粉拌匀，最后蛋白霜分次和蛋黄糊拌匀，放入烤箱。大约半个小时，新鲜好吃的蛋糕终于出炉了，虽然还不是很好看，但是味道还是不错的。
第5篇：古代诗词大全范文
一．数学入诗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
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这是宋代邵雍描写一路景物的诗，共20个字，把10个数字全用上了。这首诗用数字反映远近、村落、亭台和花，通俗自然，脍炙人口。
一片二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
九片十片无数片，飞入梅中都不见。
这是明代林和靖写的一首雪梅诗，全诗用表示雪花片数的数量词写成。读后就好像身临雪境，飞下的雪片由少到多，飞入梅林，就难分是雪花还是梅花。
一窝二窝三四窝，五窝六窝七八窝，
食尽皇家千钟粟，凤凰何少尔何多。
这是宋代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王安石写的一道《麻雀》诗。他眼看北宋王朝很多官员，饱食终日，，反对变法，故把他们比作麻雀而讽刺之。
一篙一橹一渔舟，一个渔翁一钓钩，
一俯一仰一场笑，一人独占一江秋。
这是清代纪晓岚的十“一”诗。据说乾隆皇帝南巡时，一天在江上看见一条渔船荡桨而来，就叫纪晓岚以渔为题作诗一首，要求在诗中用上十个“一”字。纪晓岚很快吟出一首，写了景物，也写了情态，自然贴切，富有韵味，难怪乾隆连说：“真是奇才！”
一进二三堂，床铺四五张，
烟灯六七盏，八九十枝枪。
清末年间，鸦片盛行，官署上下，几乎无人不吸，大小衙门，几乎变成烟馆。有人仿邵雍写了这首启蒙诗以讽刺。
西汉时，司马相如告别妻子卓文君，离开成都去长安求取功名，时隔五年，不写家书，心有休妻之念。后来，他写了一封难为卓文君的信，送往成都。卓文君接到信后，拆开一看，只见写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万千百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她立即回写了一首如诉如泣的抒情诗：
一别之后，二地相悬，只说是三四月，又谁知五六年，七弦琴无心抚弹，八行书无信可传，九连环从中折断，十里长亭我眼望穿，百思想，千系念，万般无奈叫丫环。万语千言把郎怨，百无聊赖，十依阑干，九九重阳看孤雁，八月中秋月圆人不圆，七月半烧香点烛祭祖问苍天，六月伏天人人摇扇我心寒，五月石榴如火偏遇阵阵冷雨浇花端，四月枇杷未黄我梳妆懒，三月桃花又被风吹散！郎呀郎，巴不得二一世你为女来我为男。
司马相如读后深受感动，亲自回四川把卓文君接到长安。从此，他一心做学问，终于成为一代文豪。
二．数字
明代书画家徐文长，一天邀请几位朋友荡游西湖。结果一位朋友迟到，徐文长作一上联，罚他对出下联。
徐文长的上联是：
一叶孤舟，坐了二、三个游客，启用四桨五帆，经过六滩七湾，历尽八颠九簸，可叹十分来迟。
迟到友人的下联是：
十年寒窗，进了九、八家书院，抛却七情六欲，苦读五经四书，考了三番两次，今日一定要中。
据说明朝中叶，江西九江有一船夫，见一位连中“三元”的状元坐在他的船里，就道出一个上联给这位状元去对。这位状元冥思苦想，还是对不出。以后也无人对出，成了绝对。时过几百年，直到解放后的1959年，佛山一工人用轮船装运木料“九里香”（一种名贵香樟木），触发灵感，对出下联。
船夫的上联是：
一孤舟，二客商，三四五六水手，扯起七八尺风帆，下九江，还有十里。工人的下联是：
十里运，九里香，八七六五号轮，虽走四三年旧道，只二日，胜似一年。南阳诸葛武候的祠堂里有一副对联：
取二川，排八阵，六出七擒，五丈原明灯四十九盏，一心只为酬三顾。
平西蜀，定南蛮，东和北拒，中军帐变卦土木金爻，水面偏能用火攻。
此副对联不仅概述了诸葛亮的丰功伟绩，而且用上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各个数字和“东南西北中金木水火土”十个字，真是意义深远，结构奇巧。
我国小说家、诗人郁达夫，某年秋天到杭州，约了一位同学游九溪十八涧，在一茶庄要了一壶茶，四碟糕点，两碗藕粉，边吃边谈。结帐时，庄主说：“一茶、四碟、二粉、五千文”。郁达夫笑着对庄主说，你在对“三竺、六桥、九溪、十八涧”的对子吗？
有“吴中第一名胜”之称的江苏省苏州虎丘，有一个三笑亭，亭中有一副对联：
桥横虎溪，三教三源流，三人三笑语；
莲开僧舍，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
下面是民间流传的一副对联。它既是一副对联，又是两则拆字谜语，读后细想，别有一番情趣。
凉雨洒人，东两点西两点；
切瓜分客，上七刀下八刀。
解放前，有人作如下一副对联：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横批是：南北。
这副对联和横批，非常含蓄，含意深刻。上联缺“一”一与衣谐音；下联缺“十”，十与食谐音。对联的意思是“缺衣少食”，横批的意思是“缺少东西”，也是内涵极其丰富的两则谜语。
三．妙题
清乾隆五十年，朝廷为了表示国泰民安，把全国65岁以上的老人请到京城，为他们举行一次盛大宴会。在宴会上，乾隆看见一位老寿星，年高141岁，非常高兴，就以这位寿星的岁数为题，说出上联，并要纪晓岚对出下联：
乾隆帝的上联是：花甲重开，又加三七岁月。
纪晓岚的下联是：古稀双庆，更多一度春秋。
上、下两联都是一道多步计算应用题，答案都是141岁。上联的“花甲”是指60岁，“重开”就是两个60岁，“三七”是21岁，就是60×2＋7×3＝141（岁）。下联的“古稀”是指70岁，“双庆”就是两个70岁，多“一度春秋”就是多1岁，也就是70×2＋1＝141（岁）。
又如下面一副对联，也是两道算题，并巧妙用上一、三、七、九、十各数，不嫌生拼硬凑。
尺蛇入穴，量量九寸零十分；
七鸭浮江，数数三双多一只。
上联是讲蛇的长度，九寸加十分是一尺（旧制长度单位进率是1尺＝10寸，1寸＝10分）；下联是讲鸭的只数，三双加一只是七只。
四．诗歌趣题
1.百羊问题
明代大数学家程大位著的《算法统宗》一书，有一道诗歌形式的数学应用题，叫百羊问题。
甲赶羊群逐草茂，乙拽一羊随其后，
戏问甲及一百否？甲云所说无差谬，
所得这般一群凑，再添半群小半群，
得你一只来方凑，玄机奥妙谁猜透？
此题的意思是：一个牧羊人赶着一群羊去寻找青草茂盛的地方。有一个牵着一只羊的人从后面跟来，并问牧羊人
：“你的这群羊有100只吗？”牧羊人说：“如果我再有这样一群羊，加上这群羊的一半又1/4群，连同你这一只羊，就刚好满100只。”谁能用巧妙的方法求出这群羊有多少只？
此题的解是：
（100－1）÷（1＋1＋1/2＋1/4）＝36只
2.李白打酒
李白街上走，提壶去打酒；
遇店加一倍，见花喝一斗；
三遇店和花，喝光壶中酒。
试问酒壶中，原有多少酒？
这是一道民间算题。题意是：李白在街上走，提着酒壶边喝边打酒，每次遇到酒店将壶中酒加一倍，每次遇到花就喝去一斗（斗是古代容量单位，1斗＝10升），这样遇店见花各3次，把酒喝完。问壶中原来有酒多少？
此题用方程解。设壶中原来有酒x斗。得［（2x－1）×2－1］×2－1＝0，解得x＝7/8。
3.百馍百僧
明代大数学家程大位著的《算法统宗》中有这样一题：
一百馒头一百僧，大僧三个更无增；
小僧三人分一个，大小和尚各几丁？
这题可用假设法求解。现假设大和尚100个，（3×100－100）÷（3－1÷3）＝75（人）…………小和尚人数100－75＝25（人）大和尚人数
4.哑子买肉
这也是程大位《算法统宗》中的一道算题：哑子来买肉，难言钱数目，一斤少四十，九两多十六。试问能算者，今与多少肉？此题题意用线段图表示，就一目了然。附图{图}
由图可以看出：
每两肉价是：（40＋16）÷（16－9）＝8（文）哑子带的钱：8×16－40＝88（文）哑子能买到的肉：88÷8＝11（两）（注：旧制1斤＝16两）
5.及时梨果
元代数学家朱世杰于1303年编著的《四元玉鉴》中有这样一道题目：
九百九十九文钱，及时梨果买一千，
一十一文梨九个，七枚果子四文钱。
问：梨果多少价几何？
此题的题意是：用999文钱买得梨和果共1000个，梨11文买9个，果4文买7个。问买梨、果各几个，各付多少钱？
解
梨每个价：11÷9＝12/9（文）
果每个价：4÷7＝4/7（文）
果的个数：
（12/9×1000－999）÷（12/9－4/7）＝343（个）梨的个数：1000－343＝657（个）梨的总价：
12/9×657＝803（文）
果的总价：
4/7×343＝196（文）
6.隔壁分银
只闻隔壁客分银，不知人数不知银，四两一份多四两，半斤一份少半斤。
试问各位能算者，多少客人多少银？
此题是民间算题，用方程解比较方便。
设客人为x人。则得方程：
4x＋4＝8x－8
解
x＝3，4×3＋4＝16
答：客人3人，银16两。
（注：旧制1斤＝16两，半斤＝8两）
7.宝塔装灯
这是明代数学家吴敬偏著的《九章算法比类大全》中的一道题，题目是：
远望巍巍塔七层，红光点点倍加增，
共灯三百八十一，请问顶层几盏灯？
第6篇：古代诗词大全范文
英雄形象是人们对于理想人格的一种期望，它可能直接来源于现实，也可能仅存在于艺术作品中的想象世界。即使是来源于现实中存在的英雄，其所形成的英雄形象也必定与真实人物本身有一定距离。英雄形象是经过了人们使用想象进行加工、填充和丰满而产生的最后结果。“英雄是一种立足现实又指向未来的愿望理想和行动力量的化身”[1]。可见，英雄的意义不仅仅是英雄所完成的事迹本身，更重要的是英雄所产生的楷模效应。当然，这种“楷模效应”离不开英雄形象的塑造。英雄形象常常见于小说、戏剧、电影和电视等不同媒介中。影视作品由于在视觉效果上表达力较强，以其为载体而塑造的英雄形象影响范围较为广泛，尤其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我们知道，影视作品中的英雄形象也是艺术加工的产物，但是，它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现实世界的反映，体现了特定时代的信仰和追求。
英雄形象是应社会的需求而生，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英雄形象，它是变化的，历史性的，但从抽象层面的“英雄”概念来看，在人们的集体意识中，永远活着一位“英雄形象”。尽管在后现代语境中，“高大全”的英雄已经不如从前那样受到欢迎，但取而代之的平民化“英雄”却依然频频出现在中外影视作品之中。[1]
二、跨文化比较理论框架
在生存斗争与文明发展过程中，每个文化都会形成不同的英雄崇拜，这种不同的崇拜会以不同的英雄形象反映在民族艺术创作之中。因此，不同的文化往往对于“英雄形象”有不同的理解，这种差异通常潜藏在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当中，挥之不去。对于人类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众多学者都有过非常精彩的论述，表现出各自独到的见解。这里主要采用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开创者霍尔（Hall）和荷兰著名学者霍夫斯泰德（Hofstede）两人的观点。
霍尔根据人们在语言交际过程中对于语境的依赖程度加以区别，认为不同民族在交际过程中表现为倾向高语境文化或者低语境文化的特点。高语境文化在信息传播和语言表达中的特点是：在沟通过程中，只有较少的信息被明确编码传递出来，接收信息的一方注重话语表达或者信息传播的“语境”而非仅仅是“内容”本身。高语境文化的沟通是含蓄的，人们注重对含蓄的信息进行解读和赋予意义。中国和日本都属于典型的高语境文化。我们可以从中国的写意画和诗词等方面看出中国文化中的高语境特点。中国的写意画重在“神似”，更多的信息是隐含的，依赖于观赏者根据语境加以填充补全。中国的诗歌也是如此，往往寥寥数字，意味深长。低语境文化在表达信息的时候表现出来的特征是直接的，显性的。美国等西方文化被认为是低语境文化，这些文化中的人们在交际过程中，会将较多信息明确地加以编码传递给对方。我们可以从他们油画和小说等方面看出来。西方的油画传统上比较追求逼真，注重光影的协调；而他们的小说也是在细节描写上不遗余力，力求将更多的信息明确传递给读者。
霍夫斯泰德[3]在通过大量的数据调查，从五个维度解释世界各个文化的差异。他认为，不同的文化都可以在这五个维度上找到各自的位置。我们通过这些维度就能大致确定一个文化的基本特征。这五个维度分别是：权力距离，不确定性回避，个人主义VS.集体主义，以及男性化VS.女性化、长期取向VS.短期取向。[4]为了研究方便，这里我们只取其中的权力距离和个人主义VS.集体主义两个维度来讨论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权力距离（PowerDistance）是用来衡量组织机构不同层级人员所表现出的服从和支配关系差异。在权力距离较大的文化中，处于机构上层的管理人员对于下层人员具有较大的支配权力，而下级表现出更强烈的服从意愿。在权力距离较小的文化中，上层管理人员与下层员工之间的服从与支配关系则相对要弱。中国文化处于权力距离较大的一端，而美国则属于较小的一端。个人主义VS.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vs.collectivism）维度描述的是个人与所属集团之间的关系。在个人主义文化主导的国家里，个人的自由极其重要，强调平等，注重隐私权，社会关系网络相对松散。与此相反，在集体主义文化里，个人情感服从于组织利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所属团体的面子保全等，都视为至关重要。美国倾向于个人主义文化，而中国则表现为更明显的集体主义文化特征。
三、电影《英雄》和《特洛伊》
由张艺谋导演的《英雄》在2002年上映，是当时投资较大的一部分商业大片。尽管上映后，毁誉参半，但其票房收入却极为可观，另外，该片还在2003年获得奥斯卡和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由此可见影片在国内外产生的广泛影响。《特洛伊》（Troy）由2004年上映，是华纳公司投资的史诗大片，演出阵容非常强大。影片根据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改编，演绎希腊盟军与特洛伊王国长达10年的伟大战争故事。
这两部影片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可以提供文化比较的基础。两部影片都与古代历史故事相关联，而作为文化源头的古代通常是当代文化发展的原型，通过古代能够更加清楚地反映出两个文化传统的异同。同时，这两部影片都浓墨重彩地塑造了不同“英雄形象”，充满英雄主义色彩。
四、伟大人格和悲剧命运：中西英雄形象的共通之处虽然两部电影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两者在英雄形象塑造的相同之处。《特洛伊》中的阿喀琉斯、赫克托和《英雄》中的无名、残剑、飞雪、如月、长空，都为了家国利益，无惧牺牲。他们勇敢坚强，身怀绝技，完成普通人所不能之事，这些特征是世界范围内较为普遍认可的英雄形象。另外，作为影视创作的产物，英雄仅有以上特征还是不够的，因为这样还不能满足戏剧性冲突的观赏需要。在一段完整的光影叙事情节中，冲突是不可或缺的要件。在这方面，我们发现，《特洛伊》和《英雄》两部影片里的英雄身上都聚集着剧情的最大冲突，并体现为英雄自身的悲剧命运。作为个人的阿喀琉斯、赫克托，他们有自己各自的感情和家庭需要守护，一旦面临国难当头，战火纷 起，却只好别无选择地卷入沙场厮杀，带领大家冲锋陷阵，并最终惨死疆场。《英雄》中的英雄们也是如此，为了家仇国恨，精心布局，但最后却为了更为广泛意义上的人民和平，而宁愿牺牲个人，成就“天下”。两部影片中的英雄形象都是悲剧性的。他们的高超武艺和献身精神使他们的悲剧性更加得到彰显。
五、力量之强与技艺之雅：西方的张扬与东方的含蓄尽管文化之间有不少相似之处，但正如前所述，中西方文化在一些维度上存在差异，这两部电影也反映出了这些不同。《特洛伊》的画面很精致，配乐悠扬，但从整体风格来看，影片追求的效果还是倾向于壮阔宏大、厚重震撼，色调以黄沙、灰岩为主，衬托英雄的悲壮。其叙事方式也属于开门见山、平铺直叙，体现了西方文化表达方式的直接性。《英雄》的画面和音效也有大片风范，但其总体意境显然不同。影片处处体现出东方式的秀美，有不少场景是青山绿水，充满诗情画意，几位英雄的服饰也是衣袂飘飘，如行云流水。在情节展开方式上，《英雄》采用了倒叙、闪回的方式，使情节曲折迂回，表现出中国文化叙事的含蓄与隐晦。
两部影片在英雄们的打斗特写场面刻画方面也是各具特色。以《特洛伊》开片的场景中，阿喀琉斯出面与牛高马大的敌将伯格里斯展开搏斗，他们之间的拼杀时间很短。对方的狂妄叫阵和阿喀琉斯的懒散拖沓既可以酝酿后面对攻的，也更加衬托出英雄的从容与勇猛。当阿喀琉斯一剑斩杀伯格里斯后，在敌军面前大叫“还有谁敢上来（Isthereanyoneelse）”时，个个吓得面如土色，噤若寒蝉，大显英雄本色。而在《英雄》中，最为精彩的当属“残剑”与“无名”的决斗，导演特地选择了景色闻名的九寨沟作为拍摄场地，云雾缥缈，碧波如镜，两位英雄凌空掠过湖面，如同翩翩对舞，剑尖点击湖面，带起水珠点点，玲珑剔透，清晰可见，每幅画面都精彩绝伦，美轮美奂，尽显英雄之优雅从容、游刃有余。
由此可见，西方文化中的低语境传播方式强调直接、明示的表达，从而体现在电影中的是西方式英雄侧重斗勇斗狠，在形象上有强壮威猛的特点，表达出一种暴力美学，在影片整体基调烘托方面，则以壮阔、粗犷为主。相反，在东方文化的高语境传播方式中，间接、含蓄的特点则比较明显，影片中的东方式英雄主要是技艺见长，表现为灵活敏捷、驾风御水，影片的场景通常山清水秀，意境深远。
六、不拘一格与等级森严：中西方权力距离差异
中西方在权力距离和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两个维度上的差异也反映在这两部影片中。在《特洛伊》中，当伯格里斯出来叫阵，阿伽门侬大喊一声“阿喀琉斯”，却发现阿喀琉斯根本没有跟过来，只好安排人去找他。这一方面体现了阿喀琉斯作为大英雄的不羁个性，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影片中他们君臣之间的权力距离并非相隔千里，个人的自由相对较大。在个人主义文化中，集体荣誉固然重要，但激励勇士战斗更有效的引导途径是以劝说他们争取个人英雄荣誉为主。在《英雄》里面的无名见秦王的场景，却充分反映了中国文化之中君臣之间的距离如隔多重天。影片中，无名见秦王，一路经过多重宫门，到了大殿之下，还有百级阶梯，而大殿之内，秦王还尚在百步之外。影片中对这个情况的说明是：当时“刺客猖獗”，秦王胆战心惊，甚至不除甲胄，但从另一个侧面，包括这些宫殿建筑的构造等，可以反映出秦王“孤家寡人”的地位。权力高度集中，君臣相隔万里。
[参考文献]
[1]李启军.英雄崇拜与电影叙事中的“英雄情结”[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4（03）.
[2]HallET.BeyondCulture[M].NewYork：Doubleday，1976.
.BeverlyHills，Calif：SagePublications，1980.
第7篇：古代诗词大全范文
一、对《金钗记》曲牌的认识
《金钗记》1975年出土于广东省潮安县一座明代墓葬中,戏文是明代宣德年间(1431、1432年)的抄本,共有戏文六十七出,还附有锣鼓经和南散曲,学界普遍认为是宋元南戏在潮州的新编本,也是明代初年潮州有南戏演出活动的例证。在《金钗记》戏文出土发现之前,1967年上海嘉定县墓地发现了明代成化年间刊印的《白兔记》戏文,备受学界重视。而1975年《金钗记》手抄本戏文的发现,更加珍贵。汉学大师饶宗颐先生写到:“这一册宣德六、七年间写本的《金钗记》,早于成化本三十余年,而且还是手写本,不是刊刻,这才真正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戏文写本,其价值可想而知。”①
《金钗记》全称是《新编全像南北插科忠孝正字刘希必金钗记》。“正字”说明当时的艺人用的是中原音韵,还不是用当地潮州的方言来演唱。
《金钗记》是南戏戏文,南戏起源于北宋浙江东部温州的民间,音乐主要来源于当时南方流行的民间小曲以及歌谣,还有词调和歌舞大曲的音乐等等,在演唱形式上有独唱、对唱、合唱等多种演唱形式。 南戏,“本宋元词,益已里巷歌谣。”《金钗记》全剧以宋元词为主,一百字以上称为长调,三十字以内称为短调,两者之间成为中调。词牌以前无联系,词牌进入戏曲以后有个过程,慢慢演化成一种戏文的结构,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逐渐形成散―慢―中―快―散的结构。《金钗记》按照戏曲结构的规律来规范。如序、引、令都是比较散的,慢放在第二段,曲牌可反复演唱,慢之后就是过曲,有多种形式,可一个曲牌反复演唱,形成类似AA1A2……结构,也可以两个曲牌反复交替形成类似ABAB……结构,还可以形成类似ABAB1AB2AB3……结构,最后一般有尾声。
《金钗记》全剧戏文共六十七出,所用曲牌一百余个,每出有的是单个的曲牌,有的是曲牌连缀体结构。全剧的曲牌构成以南曲为主,根据剧情、人物性格的变化吸收了部分北曲曲牌。曲牌来源也很多样,在一百多个曲牌中,有的来源于民谣小曲,如[排歌]、[太平歌]、[六幺歌]、[孝顺歌]、[散花歌];有的来源于小令,如[梁州令]、[蛮牌令]、[浆水令];还有的来源于唐大曲如[梁州序]、[惜奴娇序]等。因为戏曲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形式,反映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所用的音乐也是丰富多彩的,如要表现佛堂的音乐,用一般的曲牌很难实现,需要用专门的乐曲来表现,如[金字经]。
《金钗记》是南戏的演出本,同南戏的戏文体制一样,在第一出中是末角的道白,且没有演唱,一般叙述整个剧情的梗概。如“(白)众子弟们,今夜搬甚传奇?(内应)今夜搬刘希必刘金钗记。”点出演出的剧目,之后再简短概括剧情。正式的演唱是在第二出,一般都是小生先唱,这也是南戏的特点。如在第二出,由小生先唱曲牌[伍供养],可见,当时艺人遵守南戏的表演体制。这也是艺人们搬演的是南戏的例证。
在南戏中,在一曲牌的后面,唱同样的曲牌,称为[前腔]。[前腔]可多可少,有的用一个,有的可多次重复使用。《金钗记》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般[前腔]遵守前面曲牌的词格和音乐,而在实际的演出中,艺人会临时增减字句,词格会变化,音乐上也会有一定的区别和变化,这都是艺人在演出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如《金钗记》在第十四出②:
[斗宝蟾] 年老掌理朝政,念吾家累代簪婴,想荣华富贵,皆因前定。孩儿,只愁你配亲恩缘事未成,算人生配合夫妻皆前定。
[前腔]尊亲听奴拜禀,奴似奇花初开,含笑秀英,向东风未许轻吹,难为爹爹命可从,奴家未感专。
[前腔]娘行玉体花荣,嫩玉娇香,美貌聪俊,上楼中必遇知音情遣。鸳帷鸾凤枕,罗带绾同心。
[前腔]听禀采楼妆成,罗绮四围,采结相映,似蓬莱情接灿云仙境,择定来朝探信音,蓝桥路儿近。
三个[前腔]从词格和韵脚看,显然用的都是同样的曲牌,然而,词格已经有了一定的变化,每一句的字数也不尽相同,因此可以判断音乐也是有变化的。从曲牌音乐的不同,我们可以看出在演出中,艺人们不是墨守成规的。反映了艺人们在演出中的实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演出场景。
二、关于“合”、“合前”
“合”是南戏的一种演唱方式,是演唱者在唱完一段以后,有人声相和的、类似于补充的一种演唱形式。“合前”完全是重复“合”的唱词和音乐,它们之间往往还有其它曲牌或者有道白。在《金钗记》戏文中,常有“合”、“合前”等字样。值得重视的是,这种演唱形式在潮剧音乐中还能发现它的踪迹。例如在潮剧《蔡伯喈•勒路》赵五娘[旦]中的一段唱腔(谱略)“受寒风万里奔波”(黄玉斗传腔,苏进成记谱,黄少妮演唱)
合:(词)我那悲伤+(过门)+悲伤。每傍白雪伴月眠,孤单,虫声野色动凄凉+(过门)+凄凉野色动凄凉+(过门)。
(白):妾身赵氏五娘,自从辞别太公。……
合前:(词)我那悲伤+(过门)+悲伤。每傍白雪伴月眠,孤单,虫声野色动凄凉+(过门)+凄凉野色动凄凉+(过门)。
在潮剧的这个唱段中,“合”、“合前”在词格和音乐上完全是一样的,和南戏的演唱体制完全相同。可以看出,潮剧从南戏中汲取了营养,继承了南戏的演唱形式,这对研究古代南戏和潮剧的关系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关于“哩觥鼻
戏曲是综合性的艺术形式,反映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音乐来源也是十分多样的。在《金钗记》的第四出、第三十二出、第四十出三次出现“哩觥,每一段数字不等,是这几个字不规则顺序的排列,少十几字,多则数十字。它的出现,曾引起不少学者注意,饶宗颐先生曾经认为“哩觥笔且恢稚裰,也有学者对此做过专题论述③。就这个问题,我曾经求教于潮剧音乐研究的专家,得到一个与此有关的亲身经历④。在福建提线木偶剧团,演戏的人称为先生,这在一般的剧团是很少见到的。先生为一种尊称,一般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才有可能被称为先生。剧团在每次演出的时候,有拜“相公爷”的风俗习惯,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一种祭拜祖先的仪式。值得注意的是,在祭拜的过程中,他们唱的也是“哩觥鼻,祈求保佑平安。过去演戏、唱戏的人往往处于社会的底层,不受尊重。但据剧团的人讲,他们的祖上并不是职业演戏的,是一种业余爱好,是有身份的人。从讲话的人的语气和自豪的表情来看,他们是深以为荣的。因此,他们所唱“哩觥,也是非常庄重和虔诚的。
祭拜的过程大有讲究:剧团团长首先讲话,其意思是祭拜相公爷,不是迷信,要把木偶戏发扬下去,把它搞好。紧接着打锣鼓,吹唢呐。有意思的是祭拜时,团长要求所有的人,包括来看的人都要参加。团长、行政骨干每人一根香,行三跪九叩礼;主要演员一跪三叩,一般人员一跪一叩。完了之后还要演相公爷的故事,用戏来纪念他。最后还要烧掉叠成金元宝的纸钱。整个祭拜仪式用全团最优秀、技艺最高的人来负责祭拜。
从这个过程来看,这是类似于宗教中庄严、肃穆的祭祀仪式。不只是闽南,在粤东潮汕地区,也有祭祀祖先的传统,有家庭式的,也有家族式的,而且这种传统至今延续。福建提线木偶剧团的拜相公爷活动,化为一种仪式,一种非常虔诚的敬重祖师爷的意识,尊重传统,成为人们心灵的一种根深蒂固的精神信仰。而“哩觥毖莩无疑是这种信仰的载体,成为一种神圣的带有象征剧团身份的、具有名片功能色彩的招牌符号。
四、关于[十二拍]
[十二拍]在《金钗记》中是一个特殊部分,它出现在第六十出。这是一个比较长的唱段,生白和旦唱交替出现,演唱是规整的七字句,基本是四句一段。[十二拍]并非是一个曲牌名,在潮州歌册中有类似的结构。《金钗记》全剧共有六十七出,此出已临近剧末。从演唱内容来看,借用一问一答的形式,特别是旦之口,把整个剧情复述了一遍。从整剧来审视,此出已经临近戏文结尾,似乎没有必要用这么大的篇幅来演唱故事的梗概。我们知道,当时在本地唱的还是南戏,是用正字(中原官话)来进行演出,普通群众一般是听不懂正音的。一般情况下,戏曲到一个地方,有一个基本的原则,要让观众看得懂,听得明白。南戏用的是中州音韵,潮州的群众未必都懂,失去了听众,就失去了市场,演戏就没有任何意义。怎样让观众接受戏曲?戏班怎样立足?让群众接受,就要经过一个“易语而歌”的阶段。因此,这一段有可能是剧团为了演出的需要,用当地潮州方言演唱。有专家已经从本段戏文用韵情况,与本地潮州民间说唱形式――潮州歌册关系等诸方面,做了论证⑤。潮州歌册是潮州地区广大妇女喜爱的、广泛演唱的一种艺术形式,表达普通群众生活、情感的各个方面。《金钗记》编写者廖仲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非常懂得戏曲的群众性,大胆地采用了群众听得懂的潮州歌册的方式创作了[十二拍]。这也形成了一种演唱的体裁,类似潮剧中的锦出戏,用一段就可以浓缩整个剧情。我们也从一个方面可以看出,南戏在实际的演出中是入乡随俗的,部分地方很可能用潮语演唱,吸收当地民间音乐,为潮剧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五、关于三棒鼓和得胜鼓
《金钗记》记写了三棒鼓和得胜鼓的锣鼓经。三棒鼓是一种技艺性的歌舞、曲艺,历史悠久。有一人、两人表演两种形式,所用乐器为鼓和锣。令人惊奇的是,《金钗记》中记写的方式为打击乐器的发音的谐音,“先点鼓边三下。……征冬冬征。……独b独bb独,征冬冬冬。”是小锣发出的声音,冬是小鼓发出的声音,征是锣鼓一起演奏的音色,独b是一只手在鼓面上压住鼓锤,一手敲击产生的音色。三棒鼓是一类似杂耍的表演节目,可能是演戏中间休息临时插演的小节目,起到活跃气氛作用。得胜鼓也是乐器演奏谐音的记写:“角贡正。角角贡正。角角角贡正。……”其中角为敲击鼓边,贡为敲击鼓面,正为锣鼓一齐下。其谐音属于潮州大锣鼓的音色,节奏铿锵,气势恢弘,现在潮剧中保留了大锣鼓的形式。这种谐音记写方式可谓独特,不仅使我们知道所用打击乐器的种类和音色,也能大概知道锣鼓的节奏,两段锣鼓经充分展示戏文编写者的聪明才智。
《金钗记》是南戏在潮州的手抄本。明墓的出土使它重见天日。它又是难得的演出本,给我们提供很多音乐信息,我们从戏文中可以感受五百年前真实的戏剧演出场面,虽然由于客观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我们无法听到或者看到真实的演唱,但古人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值得研究的课题,音乐学家黄翔鹏先生曾经说“传统是一条河流”,我们从现在潮剧的音乐中也能找到南戏的影响。正如很多地方戏曲的形成都不是孤立的一样,南戏正是粤东地区活跃的潮剧的源头,在《金钗记》阶段,略现端倪。随着时代的发展,潮州的艺人不断吸取养料,把当时各个时期流行的弋阳腔、青阳腔、梆子腔、民间小调、潮州歌册等等吸收进来,逐渐形成受到广大粤东群众喜闻乐见的潮剧。《明本戏文五种》的戏文给我们记录一个从正字的《金钗记》开始,逐渐过渡到潮泉雅调,再到潮调,一个戏曲品种逐渐地方化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说:此书不仅给我们留下了有价值的音乐信息,更重要的是它是潮剧在形成过程中极其宝贵的历史见证。
①陈历明、林淳钧 《明本潮州戏文论文集》,香港:艺苑出版社2001年版。
②陈历明《金钗记及其研究》之下卷《刘希必金钗记》重校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③孙星群《佛经与传统音乐中的“哩觥薄,《中国音乐》 2008年第4期第102―110页。
④2009年2月访问广东省潮剧院潮剧音乐研究专家郑志伟先生。
第8篇：古代诗词大全范文
每一个民族、时代、社会的文化，都有其不同于其他民族、时代、社会的特征，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性格，不同的时代精神，和不同的社会思潮。所谓艺术的民族气派与民族风格，不过是特殊的民族精神在艺术中的一般表现而已。每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丰富多彩的，甚至于形成许多不同的流派。但是与其他民族的艺术相比，这些不同流派又都显得近似。
在一定的意义上，这“近似”之处，往往正是它的价值所在。一件艺术作品，不仅表现出作者的思想感情，也表现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共同的心理氛围，和一种文化共同的价值定向。表现得越多，作品的艺术价值就越高。无所表现的艺术，也就是没有价值的艺术。
人们常常用“镜子”来比喻艺术，这个比喻并不恰当。艺术不同于镜子。一面镜子是一个死的物理事实，它所反映的事物，事实上存在于它之外。而一件艺术作品则是一个活的有机体，它就是它所反映的事物。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要求、理想、信念与价值在艺术作品中获得的意义与表现力，离开了艺术作品就不复存在。所以艺术，尽管与哲学有许多明显的区别，还是有共同的基础。
一个民族、时代、社会的艺术，必然与这个民族、时代、社会的哲学相联系。哲学是民族、时代、社会的自我意识，伟大的艺术作品总是表现出深刻的哲学观念，它不仅是民族性格、时代精神、社会思潮等等的产物，而且也能动地参与形成民族性格、时代精神、和社会理想，是自己的民族、时代、社会的代表。我们很难设想，如果没有艺术和哲学，我们到哪里去找一个民族的灵魂。
艺术与哲学的联系，在中国古典美学看来，是不言而喻的：“画以立意”，“乐以象德”，“文以载道”，“诗以言志”，最广义的艺术也就是最广义的哲学。自觉地强调这一点，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二个重要特征，也是我们探索艺术的民族形式、建立现代化的中国美学时必须认真研究的一个问题。
中国艺术高度的表现性、抽象性和写意性，来源于它同哲学的自觉联系。通过中国哲学来研究中国艺术，通过中国艺术所表现的哲学精神来理解它的形式，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二
哲学，作为人类的自我意识，是理性精神的直接表现。如果借用康德的术语来比较，我们不妨说，西方哲学偏于“纯粹理性”，偏重于追求知识；中国哲学偏于“实践理性”，偏重于追求道德。前者多描述自然界的必然，后者多强调精神领域的自由。中国哲学是内省的智慧，它最重视的不是确立对于外间世界的认识，而是致力于成就一种伟大的人格。所以，和西方哲学相对而言，它并不重视对于客观对象的分析、区分、解释、推理，并不重视对于对象实体及其过程的精确叙述，而是把最高的真理，理解成一种德性的自觉。它始终不曾脱离人的社会关系，不曾脱离伦常情感的具体实践和具体感受。
这不是偶然的。中国历史上无情的阶级对抗关系，从来是笼罩在原始时代保留下来的血缘氏族宗法关系之下的，这种双重关系所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以及在这种文化心理结构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哲学，首先考虑的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人与物的关系。为了协调人与人的关系，就要讲统一、讲秩序、讲仁爱、讲礼让、讲义务、讲亲和、讲道德。而不是象西方哲学那样，更重视讲知识、讲方法、讲逻辑因果规律等等。现实的人生问题，在中国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中国哲学较早达到“人的自觉”。这种自觉首先表现为宗教观念的淡薄。东方思想宗教观念的淡薄是哲学史家们常说的问题，其实这种淡薄，不过是用对君主、族长和关系结构(礼)的崇拜和服从，来代替对神的崇拜和服从而已。这种双重结构是一种异化现实，自觉的人必然在其中找不到出路，而体验到强烈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是中国哲学的起源，也是中国哲学发展的基础。这一点决定了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的许多特征。
在西方哲学史上，直到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才有所谓“人的发现”，或者说“人的自觉”。与教会、神学和经院哲学所提倡的禁欲主义相对立，以薄加丘为代表的文艺复兴作家们宣称发现了与彼岸天国的幸福相对立的此岸的、地上的欢乐。这种欢乐意识是西方哲学觉醒的契机。以此为起点，西方哲学强调幸福的价值，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利，以及“叛逆精神”、反抗性格等竞争性道德。我们不妨说它的．基础是“欢乐意识”。产生于欢乐意识的痛苦必然伴随着消沉和颓废，产生于欢乐意识的悲剧必然伴随着恐怖和绝望。这些，正是西方表现痛苦的艺术作品共同具有的总的特点。
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很高的自觉性。这种自觉性是建立在忧患意识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从文献上追索渊源，可以一直上溯到《周易》中表现出来的忧患意识。正是从这种忧患意识，产生了周人的道德规范与先秦的理性精神，以及“惜诵以致愍今，发奋以抒情”的艺术和与之相应的表现论和写意论的美学思想。这也不是偶然的。正如没有阻力，生命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没有忧患，人也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存在。生命的力量和强度只有依照阻力的大小才有可能表现出来，与之相同，只有忧患和苦恼才有可能使人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和返回他的自我，而思考生活的意义与价值，而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易·系辞传》云：“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的：其有忧患，所以对于人间的吉凶祸福深思熟虑，而寻找和发现了吉凶祸福同人的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使命感。通过对自己的使命的认识，周人的以“德”(“敬德”、“明德”)为中心的道德观念与行为规范，就把远古的图腾崇拜和对于外在神祗的恐怖、敬畏与服从，即那种人在原始宗教面前由于感到自己的渺小与无能为力而放弃责任的心理，转化为一种自觉的和有意识的努力了：通过对忧思的思考，在图腾文化中出现的“天道”和“天命”观念，都展现于人自身的本质力量。人由于把自己体验为有能力驾驭自己命运的主体，而开始走向自觉。人们所常说的先秦理性精神，不就是这样一种自觉的产物吗？
周人亡殷以后没有表现出胜利的喜悦，而是表现出那样一种冷静而又深沉的“忧患意识”，是人们走向自觉的契机，是先秦理性精神的前导。我们很难设想，如果没有那样一种主体观念的先期确立，先秦学术能够呈现出如此生动丰富而又充满活力的局面。
《汉书·艺文志》云：“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出并作”。这一段话，比较正确地概括了诸子兴起的原因。东周列国互相兼并，战争绵延不绝，灭国破家不计其数，富者剧富，贫者赤贫，百姓生死存亡如同草芥蝼蚁，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深的思索。为了寻找这一切忧患苦难的根源及其解脱的途径，各家各派参照《易经》的启示，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其言虽殊，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虽说是各家互相对立，没有一家不从对方得到好处，虽说是法家“严而少恩”，墨家“俭而难遵”，名家“苛察缴绕”，阴阳家“拘而多畏”，不如道家和儒家那样源远流长，影响深广，但如果没有这些学说与之竞争，儒家和道家也不会得到如此长足的发展。儒家和道家，附带其他诸家和外来的佛家，相反相补，相辅相成，挟泥沙而俱下，成为后世中国学术思想的主流，而渗透到和积淀在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相对而言，儒家思想更多地渗透到和积淀在政治关系和伦理规范方面，道家思想更多地渗透到和积淀在艺术形式和审美观念方面。但无论哪一个方面，都存在着两家共同的影响。
儒家强调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道家主张任从自然才能得天真。它们之间的矛盾，常常表现为历史和人的矛盾，政治和艺术的矛盾，社会与自然的矛盾。从美学的角度来说，前者是美学上的几何学，质朴、浑厚而秩序井然；后者是美学上的色彩学，空灵、生动而无拘无束。前者的象征是钟鼎，它沉重、具体而可以依靠；后者的象征是山林，它烟雨空濛而去留无迹。从表面上看来，二者是互相对立和互相排斥的，但是在最深的根源上，它们又都为同一种忧患意识即人的自觉紧紧地联结在一起。正如历史和人、政治和艺术、以及社会和自然都有其同一的根源，儒家和道家也都是同一种忧思意识即人的自觉的两种不同的表现。那种早已在《周易》、《诗经》和各种文献中不息地跃动着的忧患意识，不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道家思想的核心。
儒家尚礼乐，道家说自然，从同一种忧患意识出发，都无不带着浓厚的伦理感彩，都无不是通过成就某种人格的内省功夫，去寻求克服忧患的道路。两家道路不同，而所归则一。《孟子·告子下》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因于心，衡于虑，然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土，出则无敌国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也”。这是儒家的道路。老子《道德经》则主张“贵大患若身”，“处众人之所恶”，这不是退避和忍让，而是顺应自然的法则(“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来和忧患作斗争(“将欲取之，必固与之”)，这是道家的道路。二者殊路而同归。那种单纯强调儒家入世，道家出世、儒家积极进取、道家消极退避的流行观点，恐怕失之片面，有必要加以补充才是。
从能动的主体的责任感，产生了人的自尊和对人的尊重。这是儒道两家都有的态度。孔子所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所谓“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起子所谓“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庄子所谓“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诅”，都无非是表现了这样一种人的自尊和对人的尊重而已。“寂今寥今，独立而不改!”这是什么力量?这是一种自尊自爱的、人格的力量。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人格理想的追求，在这里都充满着积极进取的实践精神。与忧患作斗争，与命运作斗争，这是一种普遍的实践。在这种实践中思想感情的力量不是首先被导向成就外在的、异己的宗教、国家、法律等等，而是首先被导向成就内在的人格，则是一种特殊的实践。这是中国哲学的特殊性，也是中国艺术、中国美学的许多特殊性的总根源。
总之，起源于忧患意识的人的自觉，和在忧患意识之中形成的积极进取的乐观主义、以及建基于这种自觉和乐观主义的、致力于同道与自然合一的伦理的追求，以及在这种追求中表现出来的人的尊严、安详、高瞻远瞩和崇本息末的人格和风格，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魂。经过秦、汉两朝的扫荡和压抑，经过魏晋人的深入探索和韬厉发扬，它已经深沉到我们民族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构成我们民族文化、精神文明的基本元素。尽管千百年来兴亡相继的、统政治、经济、文化于一体的、大一统的封建国家力图按照自己的需要来熔铸和改造它，它始终保持了自己的活力。从另一方面来看，也许正是这种封建体制的压迫，才使它得以保持自己的活力吧？
三
古代思想，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满于当时灾难深重的现世生活，把希望寄托在对于彼岸世界的信仰上面。在西方，这个彼岸是以宗教方式提出来的天国，在中国，这个彼岸是以伦理方式提出来的“先王世界”。前者是一个外在的世界，通向那个世界的途径是知识和信仰。后者由于它的伦理性质又获得了此岸的实践意义，基本上是一个主体性的、内在的世界，通向那个世界的途径，主要是内省的智慧。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对救世主之类抱着一种充满理性精神的怀疑态度。庄子的泛神论和孔子的怀疑论都反映了这个特点。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他说出了一个事实：以“敬”为中心的天道观念并没有把人导向外在的宗教世界。而这，也就是最高的智慧。从这种智慧产生了人的自尊、自信、自助的责任感，和苟卿所说的“制天命而用之”的主体意识，以及它的乐观主义的进取精神。这种精神表现在哲学之中，也表现在艺术和美学之中。
所以在中国，艺术创作的动力核心是作为主体的人类精神，它先达到意识水平，然后又沉入无意识之中，不断积聚起来，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触动发而为激情，发而为灵感，表现为艺术。所谓“情动于中，故形于声”，(《乐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磋叹之，磋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大序》)这是一种内在的动力，而不是西方美学中所常说的那种外在的动力，例如神灵的启示(灵感)，或者外在现象的吸引所造成的被动的“反映”。
但是这种内在的动力，却又力图与外间世界相统一。例如，它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统一(“论伦无患，乐之情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追求人与自然、即“人道”与“天道”的统一(“大乐与天地同和。”“乐者，天地之和也。”)这种统一，作为艺术表现的内容，也就是情感与理智的统一，即所谓“以理节情”。把“以理节情”作为音乐创作和一切艺术创作的一条原则，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独到的地方。
情是生生不息，万化千变的事实，它呈现出无限的差异和多样性。理是万事万物共同的道理，它贯穿在一切之中，所谓“道一以贯之”，它呈现出整体的统一。“以理节情”，也就是“多样统一”。“多样统一”作为“和谐”的法则，不但是西方美学所遵循的法则，也是中国美学所遵循的法则。但西方所谓的和谐主要是指自然的和谐，它表示自然界的秩序。中国所谓的和谐主要是指伦理的和谐，它表示社会和精神世界的道德秩序。中西审美意识的这种差别，反映出西方物质文明的务实精神同东方精神文明的务虚精神各有不同的侧重。
若问这个贯通一切的道理是哪里来的，那么我们可以简单地回答说：来自此岸的忧患意识。产生于忧患意识的情感是深沉的和迂回的，所以当它表现于艺术时，艺术就显出含蓄、敦厚、温和、“意在言外”，所谓“好色而不、怨诽而不乱”。这是中国艺术传统的特色。“以理节情”的美学法则，不过是铸造这种特色的模子而已。它不但是美学的法则，也是一切政治的和伦理的行为法则，所谓“乐通伦理”、乐通“治道”，它们归根结底都是“忧患意识”的产物。
产生于忧患意识的快乐必然伴随着沉郁和不安。产生于忧患意识的痛苦必然具有奋发而不激越，忧伤而不绝望的调子。而这，正是中国艺术普遍具有的调子。中国的悲剧都没有绝望的结局，即使是死了，也还要化作冤魂报仇雪恨，或者化作连理枝、比翼鸟、双飞蝶，达到亲人团圆的目的。“蝴蝶梦中家万里”，正因为如此，反而呈现出一种更深沉的忧郁。这是个人的忧郁，同时也表现出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心理氛围。
四
《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里，演《周易》；仲尼■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奋(愤)之所为作也。此人意皆有所郁结，不得其通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又《屈原贾生列传》云：“屈原正道直引，竭忠尽智以事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榜，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这个说法，虽然在个别细节上与考证略有出入，但总的来说是符合史实的。屈原本人就说道，他之所以写作，是“惜诵以致愍今，发愤以抒情”。这不仅是屈原的态度，也是中国艺术家普遍的创作态度。我们看古代所有的诗文，有多少不是充满着浩大而又沉重的忧郁与哀伤呢？诗三百篇，绝大部分是悲愤愁怨之作，欢乐的声音是很少的。即使是在欢乐的时分所唱的歌，例如游子归来的时分，或者爱人相见的时分所唱的歌，也都捞着一种荒寒凄冷和骚动不安的调子，使人听起来感到凉意袭人，例如
昔我往矣
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
雨雪霏霏(小雅《采薇》)
或者：
风雨如晦
鸡鸣不已
既见君子
云胡不喜
(郑风《风雨》)
这种调子普遍存在于一切诗歌之中。“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普遍的忧患，孕育着无数的诗人。所谓诗人，是那种对忧患意识特别敏感的人们，他们能透过生活中暂时的和表面上的圆满看到它内在的和更深刻的不圆满，所以他们总是能够在欢乐中体验到忧伤：紧接着“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之后，便是“忧从中来，不可断绝。”紧接着“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之后，便是“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伸，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这种沉重的情绪环境，这种忧愁的心理氛围，正是中国诗歌音乐由之而生的肥沃的土壤。
读中国诗、文，听中国词、曲，实际上也就是间接地体验愁绪。梧桐夜雨，芳草斜阳，断鸿声里，烟波江上，处处都可以感觉到一个“愁”字。出了门是“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在家里是“梨花小院月黄昏”，“一曲栏干一断魂”，真个是“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以致人们觉得，写诗写词，无非就是写愁。即使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也还要“为赋新词强说愁。”浩大而又深沉的忧患意识，作为在相对不变的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下代代相继的深层心理结构，决定了中国诗、词的这种调子，以致于它在诗、词中的出现，好象是不以作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似的。“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诵转凄凉，”即使杜甫那样的大诗人，也不免于受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支配。
不仅音乐、诗歌如此，其它艺术亦如此，甚至最为抽象的艺术形式书法也不例外。孙过庭论书，就强调“情动形言，取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书谱》)这种奔放不羁、仪态万方而又不离法度的艺术，是中国艺术最好的象征。杜甫欣赏张旭的书法，就感到“悲风生微绡，万里起古色，”这不是偶然的。绘画，是另一种形式的书法。它在魏晋以后的发展，内容上逐渐以画神怪人物为主转向以画山水竹石为主；技法上逐渐由以传移模写为主，转向以抒情写意为主；形式上逐渐由以金碧金彩为主，转向以水墨渲淡为主。这种转变和发展趋势，也不过是“取会之意，”把忧患意识所激起的情感的波涛，表现为简淡的墨痕罢了。“秋江上，看惊弦雁避，骇浪船还。”在那种平静和超脱的境界背后，横卧着我们民族的亘古的苦难。
五
“发愤以抒情”的观点，用现代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表现论”。
“表现论”是相对于“再现论”而言的。艺术的本质是什么?是再现作为客体的现实对象?还是表现作为主体的人的精神、即人的思想感情?主张前者的是再现论，主张后者的是表现论。二者并不互相对立，但各有不同的要求。西方美学侧重前者，它强调模仿和反映现实，中国美学侧重后者，它强调抒情写意。这种不同的侧重是与它们各自不同的哲学基础相联系的。
西方美学思想是在自然哲学中发生的，古希腊最早提出有关美与艺术问题的人是毕达哥拉斯学派，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大都是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他们着眼于外在的客观事物的比例、结构、秩序、运动、节奏等等，提出了美在和谐的理论。这种和谐是一种数学关系，所以在他们看来，“艺术创作的成功要依靠模仿数学关系”，“艺术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后来的苏格拉底考虑到美与善的联系，但他仍然认为艺术的本质是模仿，除了模仿美的形式以外，还摹仿美的性格。亚里士多德在总结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即在模仿论即再现论的基础上，建立了西方美学史上第一个完整的美学体系——《诗学》。在《诗学》中他提出了三种模仿：按事物已有的样子模仿它；按事物应有的样子模仿它；按事物为人们传说的样子模仿它。后来的达，芬奇和莎士比亚，还有艺术史家泰纳，都继承了这一观点，他们先后都宣称艺术是客观现实的镜子。左拉和巴尔札克则把艺术作品看作是历史的记录。车尔尼雪夫斯基则更进一步，他宣称“艺术是现实的苍白的复制”。这是一个在历史上不断完善的完整体系，在这一体系的范围之内，所谓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区分，不过是模仿事实和模仿理想的区分而已。所谓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区分，不过是摹仿事物的本质属性和摹仿事物的现实现象的区分而已。为了模仿事物的“本质属性”，在这一体系中产生了“典型论”。“典型论”是更深刻的模仿论，但它并非近人所创，其根源仍然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论。这是西方美学的主流和基调。
与之相比，中国艺术与中国美学走着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与《诗学》同时出现的中国第一部美学著作《乐记》，按照中国哲学和中国艺术的传统精神，确立了一种与《诗学》完全不同的理论。除了把艺术看作是思想感情的表现以外，它还把艺术同道德、同一种特定的人格理想联系起来。这在中国哲学和中国艺术中本是一种固有的联系，《乐记》把它应用于创作，指出“乐者，德之华也。”“乐者，通伦理者也。”这样的概括，标志着一条与西方的模仿论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乐记》以后的中国美学，包括各种文论、诗论、画论、书论、词论、甚至戏剧理论，都是沿着这一道路发展的。
现在我们看到，西方美学所强调的是美与“真”的统一，而中国美学所强调的则是美与“善”的统一。质言之，西方美学更多地把审美价值等同于科学价值，中国美学则更多地把审美价值等同于伦理价值。前者是“纯粹理性”的对象，后者则是“实践理性”的对象。它们都以情感为中介，不过前者更多地导向外在的知识，后者更多地导向内在的意志。二者价值定向、价值标准不同，所以对艺术的要求也不同。
把艺术看作认识外间世界的手段，自然要求模仿的精确性，反映的可信性，再现的真实性。自然要求对它所再现和反映的事物进行具体的验证。例如西洋画很重视质量感、体积感、空气感、色感和光感等等，那怕是画虚构的事物，想象出来的事物(例如拉斐尔的圣母和天使，鲁本斯的魔鬼和精灵)都力求逼真，力求使人感到若有其物。这就需要求助于对透视、色彩、人体结构和比例等等的了解，这些都可借实用科学来验证。透视可以用投彩几何来验证，色彩可以用光谱分析和折射反映来验证，人体的结构和比例可以用解剖来验证。验证就是认识必然。画如此，文学、雕刻、电影等等亦如此。
中国美学把艺术看体一种成就德性化人格的道路，所以它不要求把艺术作品同具体的客观事物相验证，而是强调“以意为主”，即所谓“取会之意。”即使“传移模写”，目的也是为了“达意”。所以也可以“不求形似”。越往后，这一特点越明显。魏晋人“以形写神”的理论，发展到宋代就被解释为“以神写形”了。对象实体不过是情与意的媒介，所以艺术创作贵在“立意”，可以“不求形似”。欧阳修诗：“古画画意不画形，梅卿咏物元隐情。”苏轼诗：“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这种观点，同西方美学迥然各异。
在中国美学的词汇中，所谓“创作”，也就是“意匠”的同义词，杜甫诗“意匠惨淡经营中”，一句话说尽了创作的甘苦。意匠功夫来自人格的修养，所以做诗、作曲、写字、画画、必须以在一定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定的人格修养、一定的精神境界作基础。“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这种诗外的功夫同样也就是画外的功夫。中国画家论创作，强调“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强调“人品不高，用墨无法，”就因为“意诚不在画也”。既如此，实物的验证就完全没有必要了。因为画的价值不是由它在何种程度上精确逼真地再现了对象，而是由它在何种程度上表现了人的精神境界、和表现了什么样的精神境界来决定的。
音乐也不例外。在中国美学看来，音乐的形式并非来自模仿客观事物，例如模仿小鸟的凋瞅或者溪流的丁咚，而是来自主体精神的表现，来自一种德性化了的人格的表现。所以它首先不是要求音乐反映的真实、具体、精确、可信，而是要求“德音不理”，“正声感人”，要求“情见而意立，乐终而德尊。”孟子《公孙丑上》云：“闻其乐而知其德。”《吕氏春秋·音初篇》云：“闻其声而知其风，察其风而知其志，观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贤、愚、不肖、君子、小人，皆形于音乐，不可隐匿。”我们认为中国美学的这些观点，比西方美学更深刻地触及了艺术的本质。
六
如所周知，人物画在中国画史上不占主导地位。与之相应，小说和戏剧在中国文学史上也不占主导地位。虽然在明、清以后，中国也曾出现过一些真正伟大的小说、戏剧作品，但是，这几种西方艺术的主要形式，总的来说不曾受到中国艺术的重视。鲁迅说：“小说和戏曲，中国向来是看作邪宗的。”(《且介亭杂文》二集)他没有说错。《汉书·艺文志》早就宣称这类作品是“君子弗为”的“小道，”而把它黜之于“可观者”诸家之外。唐人以小说戏曲为“法殊鲁礼，亵比各优。”(《通典》)，来人以小说戏曲为：“丧志”、“德政之累”(《漳州府志》)。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这种擅长于模仿、叙事的艺术门类，同中国美学的主导思想有一定的距离。
这并不是说，古籍中没有关于戏剧和小说的专著。也有过一些这样的专著，如《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梁录》，《武林旧事》、《醉翁谈录》，《少室山房笔丛》……但是这些著作，没有一本算得上是美学著作。都无非野史、笔记，资料性、技术性的东西。《焚香记总评》和几本小说集的序言，虽然也发过一点议论，都无非随感、杂说，没有什么系统性、理论性。所以在中国传统美学中，小说戏剧的研究是十分薄弱的一环。这最弱的一环恰恰是西方美学中最强的一环。因为从模仿论的观点看来，这种叙事的形式正是再现现实的最好形式。
在西方，最早的诗歌是叙事诗，即史诗，如《伊利亚特》、《奥德赛》，它着重描绘事件发展过程，人物状貌动作，以及发生这一切的环境。西方的戏剧、小说就是从史诗发展而来。所以西方戏剧小说理论强调的是情节，认为戏剧小说的要素是情节而不是人物的个性或者思想感情。亚利斯多德《诗学》第八章规定，史诗必须遵循情节发展的逻辑必然性这一规律，达到“动作
与情节的整一，”他指出这种“动作与情节的整一”是史诗与历史的区别。后来新古典主义者在“动作与情节的整一”之上加了诸如“时间与空间的整一”等等，被称为“三一律”，“三一律”一度是西方古典戏剧小说创作公认的原则。
在中国；最早的诗歌是抒情诗，如《诗经》，它直接表现、或通过自然环境或人物动作的描述间接表现主体的人的心理感受。“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饥寒劳苦(忧患)，以及起于饥寒劳苦的喜、怒、哀、乐、思虑(忧患意识)，才是它的真正动力和内容。它有时也着重叙述人物、环境和事件，如《七月》、《伐檀》等，但即使在这些作品中、环境和事物也仍然不过是表现的媒介而已，它的要素仍然是思想感情而不是故事情节。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叙事诗是《孔雀东南飞》，即使是《孔雀东南飞》，它的形式、结构也无不从属于情感的旋律。从“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到“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在徘徊而又徘徊之中表现出来的无穷的苦恼意识，才是这篇作品的中心内容。这个内容不仅决定了它的一唱三叹的形式，而且赋予了它以无可怀疑的抒情性质。其他如《木兰诗》等，无不如此。
不论小说戏剧是否确是从诗歌发展而来，中国的戏剧小说都带有浓厚的抒情性，同中国诗的性质相近。《红楼梦》中有一段叙事，脂砚斋评道：“此即‘隔花人远天波近’，知乎?”其实整部《红楼梦》，又何尝不是“隔花人远天涯近。”王实甫的《西厢记》，是典型的剧本故事，但是，你看它一开头：
可正是人值残春浦郡东，门掩金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
一种炽热的、被压抑的、在胸中汹涌骚动而又找不到出路的激情，成了揭开全剧的契机。这是诗的手法，而不是戏剧的手法。汤显祖的《牡丹亭》，以出死入生的离奇情节著称，但是这情节所遵循的，仍然是情感的逻辑：“袭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停半晌，整花钿，没揣菱花，偷人半面。”“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由于是沿着情感的线索发展，而不是遵循逻辑的公式进行，全剧的结构就成了一种抒情诗的结构。连《桃花扇》那样的历史剧也不例外，“斜阳影里说英雄”，“闲将冷眼阅沧桑，”忧国忧民的愁思，交织着荣衰兴亡的感慨，就象是一首长诗。
与表现论相联系的是写意原则。这一点，即使对于小说戏曲来说也不例外。“优孟学孙叔敖抿掌谈笑，至使人谓死者复生，此岂举体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东坡续集》卷十二)。苏轼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写意原则在小说、戏剧中的应用。中国戏剧的程式化动作已成为一种惯例，象诗词中的典故一样，信手拈来，都成了情感概念的媒介。例如在京戏中，骑马的时候不必有马，马鞭子摇几下，就已经走过了万水千山，这是无法验证，也无需验证的。所谓“得鱼而忘签，”“得兔而忘蹄”，“得意而忘言”，这些中国哲学一再强调的道理，在这里既是创作的原则，也是欣赏的原则。西方的戏剧电影，务求使人感到逼真，演戏的骑马就得处处模仿真实的骑马，草原和道路伴随着得得的蹄声在银幕上飞掠过去，这种手法比之于京戏的手法，其差别就象是中医同西医的差别。前者讲虚实、讲阴阳，后者讲血压体温，细菌病毒。后者可以验证，前者不可以验证。不可以验证不等于不科学，有许多西医治不好的病中医能治好，就是这一点的证明。这就叫：“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致意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庄子·秋水》)
七
“发愤抒情”是关于动力的理论。“不求形似”是关于手法的理论。二者在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缓慢而又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统一起来，成为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的主流。这一主流的发展线索，同中国哲学的发展线索基本上符合。
“不求形似”的“形”，犹言形质、形象、器用。也就是各个具体的事物之所以存在的、或者说之所以被我们感知、认识和利用的方式。在中国哲学看来，形质、形象、器用都不重要。只有这些事物之所以成为这些事物的道理才重要。道理是无形的，所以在形以上；器质是有形的，所以在形以下。《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重“道”轻“器”，重“意”轻“言”，是中国哲学一贯的立场。
西方哲学所使用的语言，是经验科学的语言，即“形而下学”的语言，它首先是人们认识一事一物与一事一物之理的工具，它的功能是描述性的，所以言能尽意而力求名实相应，力求反映的忠实性，摹仿的精确性、再现的可以验证性；与之相异，中国哲学所使用的语言是“形而上学”的语言。它主要地是人仍追溯万事万物本源的工具，它的功能是启示性，象征性的，所以常常“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中国哲学常常强调指出这一“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而这，也就是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所谓“不求形似”的理论来源。
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追求“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象外之旨”，是同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精神相一致的。正如西方艺术和西方美学要求反映的精确和描述的具体，是同西方哲学的形而下学精神相一致的。形而上学要求越过物物之理而迫索那个总稽万事万物的道理，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同辩证法相对立，有点虚玄，其实不然。这种思想恰好是要求从联系的观点和整体论的观点来看问题，所以它与辩证法息息相通。“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它是启迪我们智慧的一种途径。《易经》讲相反相成，老子亦讲相反相成，我们常说《易》和《老》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但是我们又把它们的“形而上”立场同辩证法的立场对立起来，这岂不是很值得商榷的吗?
宋人最喜欢用“形而上”和“形而下”达两个概念，美学上的“不求形似”说之所以首先出现于宋代，不是偶然的。中国绘画之所以到宋代特别明显地趋向于写意，不是偶然的。“运用于无形谓之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张横渠《正蒙·天道篇》)不足以言之，故“贵情思而轻事实，”“逸笔草草”，宜矣。
所以中国美学不承认有西方美学中所常说的那种、“纯形式”。中国美学从来不讲“形式美”。在中国美学看来，形式不过是一种启示，一种象征，它无不表现一定的道理、一定的人格。“道者器之道，器者道之用”，“尽器则道无不贯，尽道所以审器、知至于尽器，能至于践形，德盛矣哉！”(王夫之《思问录内篇》)。艺术创造形式，不仅是为了明道，而且是为了明德。“德盛矣哉”，于是乎有“文”。“象者文也”，“文以载道，诗以言志”，哲学上的人格追求，导致了艺术上的写意原则。
道就是理，理就是德，德就是人格，人格的表现就是迹，迹就是器，所以器虽小，却又足以发明道。“夫道，弥纶宇宙，涵盖古今，成人成物，生天生地，岂后天形器之学所可等量而观!然《易》独以形上形下发明之者，非举小不足以见大，非践迹不足以穷神”(郑观应《盛世危言·道器》)，这种从具体达到抽象，以个别领悟普遍，由感性导向理性，把概念和实在、形式和内容、必然性和偶然性统一起来的观点，虽然说得虚玄晦涩，却深刻地触及了审美与艺术的本质：艺术，在中国美学看来，就是要即小见大，以器明道。借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要在个别中见出一般。不过黑格尔所说的是本体论，中国哲学所说的是价值论，黑格尔所说的是认识论，中国哲学所说的是表现论。话虽同，含义还是不同的。
《周易·系辞传》云：“生生之谓易。”“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易象是一种抽象，又是一种具象。人们出于忧患，探索盈虚消息，因卜篮而有象，因象而有情，因情而有占，它是以形而上者说出那情而下者，又是以形而下者说出那情而上者，所以既是哲学的精义，又是艺术的精义。象形文字的形声和会意，也包含着许多哲学和艺术的要素。当然，卦、爻和象形文字既不是真正的哲学，也不是真正的艺术，它们是介乎哲学和艺术二者之间的、象征性的东西，但它们是中国艺术的雏形。正如胚胎发育的过程是生物进化的过程的缩影，在这个雏形之中包含着许多中国艺术由之而生成的要素。
最基本的要素是“道”与“德”。道是忧患所从之而来和从之而去的普遍规律，德是生于忧患意识的责任感和行动意志。由于忧患与人的行为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所以“道”与“德”是统一的。“道德实同而异名”，把道与德相统一是中国哲学的伟大成就之一。所谓“文以载道”，实际上也就是“文以明德”，它所表现的仍然是德性化的人格，而不是外在于人的客观事物。《庄子，天地篇》云：“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关尹子·一宇篇》云：“道终不可得，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大戴礼记·主言篇》云：“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遵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道与德这两个概念，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骨干子。实际上，它也是中国艺术与中国美学的骨干子。从往后的发展来看，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愈来愈强调表现人格、愈来愈强调“以意为主”，愈来愈把表现在艺术中的喜怒哀乐，同一定伦理的、政治的状况联系起来，这种发展趋势，也反映出哲学的影响。
与中国哲学相一致，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之所以“贵情思而轻事实”，缘其着眼点在德不在形，在意不在象。“乐者，所以象德者也，”所以“情见而义立，乐终而德尊。”“画者，从于心者也，”所以“人品不高，用墨无法”。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根据这一逻辑，自然“逸笔草草，不求形似”，否则就是自相矛盾了。
道是形而上的东西，看不见也听不着，“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自之所不能视也，耳之所不能听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管子·内业篇》)修心而正形，于是乎有德，有德便有象。由于“言不尽意”，所以要“立象以尽意”。在这个意义上，人对道德的追求，也就是对美的追求，这两种追求在艺术中合而为一。在这个意义上，一切艺术都是“六经”，而“六经”也是最广义的艺术。明乎此，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愈来愈倾向于不求形似了。
王弼《周易略例·明象》云：“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象生于意而象存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象，即形象，不过是一种符号，一种象征；一种启示，一种过程的片断，不是实体，不是目的，不是对象的留影。所以“忘象”才能“得意”，拘于“形似”，是“舍本逐末”的“余事”，是“与漆污墁之工争巧拙与毫厘”，这样的人，不唯不可以作画，也“不可以与谈六经”。
这样的观点是逐渐建立起来的。早先，艺术家和美学家们还兼顾到形似。在讲表现的同时也讲再现，例如《乐记》在讲表情的同时也讲“象成”。顾恺之在讲传神的同时也讲“形神兼备”，谢赫在讲“气韵生动”的同时也讲“传移模写”。刘勰在讲“情在词外”的同时也讲“状如目前”。但是越往后，再现论的因素越来越少，表现论的因素越来越多，这一发展道路，是同艺术通向德性化人格的道路相一致的。
八
艺术，作为德性化人格的表现，不言而喻，它首先要求诚实。不诚实，不说真话，要表现德性化的人格是不可思议的。中国美学对艺术提出的最基本的要求，也就是诚实。这个要求，同中国哲学的传统精神完全一致。
《周易·文言传》：“修辞立其诚。”《苟子·乐论篇》：“著诚去伪，礼之经也。”《庄子·渔父篇》：“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不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这个儒、道两家一致的意见，成为中国美学的一个核心思想。
中国哲学是实践理性，所谓“修辞立其诚”，也有其实践意义。忧患意识是对德与福之间因果关系的意识。“天道福善祸”(《尚书·汤浩篇》)，“唯厚德者能受多福”(《国语·晋语》)，“诚”是德，故能致福，不诚是失德，故能致祸。古人所谓的“福”与“祸”，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社会效果”。按照中国哲学和中国艺术的传统精神，只有说真话的作品才能表现自己的时代精神和引起好的社会效果。说假话的作品尽管一时好听，从长远来说则是有害于社会和国家的。李《潜书》云：“善卜筑者，能告人以祸福，不能使祸福必至于人。喜福而怠修，则转而致祸；但祸而思戒，则易而为福。若是，则龟英皆妄言。故歌大宁者，无验于昏主，恤危亡者，常失于明后。善言天下者，言其有以治乱，不言其必治乱。”艺术家和哲学家都不是预言者，他们只要说出自己的真实的感受，真实的思想，他们也就对社会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钟嵘《诗品》：“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东方树《昭昧詹言》：“古人论诗，举其大要，未尝不喋喋以泄真机。”刘熙载《艺概》：“赋当以真伪论，不当以正变论。正而伪不如变而真。”《袁中郎全集序小修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擎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苟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是可喜也”……像这样的例子，不胜列举。诗、文如此，绘画、音乐等等亦如此。“俗人之画必俗，雅人之画必雅，”“……
贤、愚、不肖……皆形于乐，不可隐匿。”所谓文如其人，画如其人，乐亦如其人，这是中国美学一贯的观点。这种观点同西方美学的着重强调真实地再现客观事物，真实地反映客观现象，其着眼点和出发点显然是不同的。
因为说真话，所以艺术作品才有可能表现出自己的时代，表现出自己时代的时代精神和社会心理面貌。“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如果说假话，治世之音怨，乱世之音安，那就不真实，不能表现时代思潮了。另一方面，由于艺术在本质上是真诚的，所以从你的作品，不仅可以见出时代，也可以见出你自己的人格，如果你说假话，也可以见出你虚伪的、或者阿谀取宠的人格，“不可隐匿”。“予谓文士之行可见：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则典。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吴筠、孔，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谢庄、王融，古之纤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或问孝绰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或问湘东王兄弟?子曰，贪人也，其文繁。谢眺，浅人也，其文捷。江聪，诡人也，其文虚。“(王通《中说》)作品的形式结构，也表示出作者的心理结构。心理结构又可以纳入道与德的范畴。所以大至国家的道德(政治)，小至个人的道德(人品)，都无不在艺术作品中表现出来，而起到不同的社会效果，而成为衡量作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尺度。
这个尺度，不仅是美的尺度，也是善的尺度。所以艺术作品，在中国美学看来，是真(真诚)、善、美的统一。这种统一也就是人格的统一。艺术不仅表现这统一，也通过人与人之间思想感情的交流，导向这统一。所谓“同民心而出治道”，从古以来，一直是这样。这可说是中国艺术的一个传统。
当然，中国艺术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过偏离这个传统的倾向，如辞、赋骈文的纤巧，齐、梁宫体的浮艳，“俪采百字之偶，价争一字之奇”，完全颠倒了文与质的关系。但是这种倾向出现以后，立刻就受到中国美学的批评。当时的刘勰、钟嵘、斐子野、苏绰、李谔……以及后来唐代古文运动诸大家，都曾在批评这种倾向的同时，重申了“修辞立其诚”的原则。
刘勰《文心雕龙》云：“夫铅熏所以饰容，而盼情生放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放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昔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诵性情，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思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轩冕而讽泳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勿存，翩其反矣。……是以衣锦裂衣，恶文太章；贲象穷白，贵乎反本。”刘勰这一段话，在批评“为文而造情”的同时，也指出了艺术的本质是“为情而造文”，“为情而造文”者是诗人，“为文而造情”者，辞人而已。按照刘朋的语义，诗人和“辞人”的区别，是说真话和说假话的区别，也就是真艺术和假艺术的区别。后世论画者，多指出金碧重彩画是“功倍愈拙”，是“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其所持的理由，基本上与刘勰相同。
“为情而造文”的所谓“情”，也不是任何一种“情”，而是在“以礼节情”的哲学思想指导下受“礼”所调节的“情”。即符合仁义道德的“情”。这一点在批评齐梁风气的许多文献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如《中说·王道篇》云：“古君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而后艺可游也。”《隋书·文学传序》云：“易日，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传曰，言，身之文也，言而不文，行之不远。故尧曰则天，表文明之称，周云盛德，著焕乎之美。然则文之为用，亦大矣哉!”“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盖亦亡国之音乎?”柳冕《与徐给事论文书》云：“杨、马形似、曹刘骨气，潘陆藻丽，文多用寡，只是一技，君子不为也。”韩愈《答李秀才书》云：“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又《答李书》云：“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吾终身而己矣。”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云：“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本之以书以术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以礼以术其义；本之春秋以术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源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苟以畅其友；参之老、庄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之为文也。”我们看，韩、柳古文运动之所以有：“起八代之衰”的力量，还不是由于它的根子是扎在中国哲学的深处的吗?
古文运动给了虚伪浮夸和片面追求形式美的倾向以有力的冲击，但是那种“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作风，直到宋明以后才真正廓清。“真诚”问题作为一个艺术的本质问题。被明确地提出来，正如“不求形似”的问题作为一个创作方法提出来，都是宋、明以后的事。最明确地突出这于点的是李贽。李贽认为：“结构之密，偶对之切，依理于道，合乎法度，首尾相应，虚实相生”等等形式美的要求，之所以“皆不可以语于天下之至文，”其根本原因就是“假”。他写道：“岂其似真非真，所以入人之心者不深耶!”(《焚书》)他指出，真正的艺术家，只能是那种有话要说，不得不说，“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之名山，投之水火”的人。他的这种思想，上接屈原的“发愤抒情”说、司马迁的“发奋著书”说和刘勰的“为情而造文”说，下通袁宏道的“率性”说和龚自珍的“童心”观，可以说是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的核心思想。
九
“临邛道土宏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艺术家不是方土巫师，没有摧眠术，但他确实“能以精试致魂魄。”精诚，是一种能摇撼别人灵魂的力量。不仅是情感的力量、人格的力量，而且是一种意志的力量。这种被西方美学普遍理解为“形象感染力”的东西，在中国美学看来，无非是一种贯注着精诚的意志的形象。意志由于贯注着精诚，所以才能够在形象上表现出坚忍和顽强。
《论语·子罕篇》：“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尽心上》：“士何事?孟子曰：尚志。”《礼记·学记篇》：“官先事，士先志。”从事艺术创作和哲学研究的中国知识分子——士，最重视的就是“尚志”。“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孟子·尽心上》)“志于道而道正其志，则志有所持也。”(王夫之《读四书大全》)中国哲学所祟尚的道与德，其支柱就是志。
所以志是一种动态的精神力量。其强度愈大，则人格愈高。“义所当为，力所能为，心欲有为，而亲友挽得回，妻孥劝得止，只是无志”(吕坤《应务》)。所以有志者，“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尽心上》)中国哲学上的这个“志”的概念，也就是中国艺术上的“力”的概念。
那种《易》所借以“观我生进退”的力，在艺术中表现出来时渗透着作者的情感和意志。这就是构成艺术的最基本的要素。各种力的不同形式的运动所留下的轨迹，若无“志”的充实，便不会形成一个方向性结构。如果是画的话，线条就会在纸上轻飘飘地、无目的地滑过去，而不会“力透纸背”，或者“如锥划沙”。情意力的基质是画的“骨”。没有力也就是没有骨。荆浩《笔法记》云：“生死刚正谓之骨”。画家们所谓笔法，其实也就是骨法。所以思想感情不同，笔情墨趣也就不同。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云：“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旧乎用笔。”这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艺术修养，技术修养基于人格修养、道德修养。必须“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然后“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没有这种画外功夫，画是不会有力的。中国书法家画家论字画，常说“有力量”或者“没有力量”很少说“美”或者“不美”，这种用词上的差异，是值得研究的。吕凤子先生说：
“根据我的经验，凡属表示愉情的线条，无论其状是方、圆、粗、细，其迹是燥、涩、浓、淡，总是一往流利，不作顿挫，转折也是不露尖角的。凡属表示不愉情的线条，就一往停顿，呈现出一种艰涩状态，停顿过甚的就显示焦灼和忧郁感。有时纵笔如‘风趋电疾’，如‘兔起鹘落’，纵横挥所，锋芒毕露，就构成表示某种激情或热爱、或绝忿的线条。不过，这种抒写激烈情绪的线条，在过去的名迹中是不多见的。原因是过去的作者虽喜讲气势，但总要保持传统的雍穆作风和宽宏气度。所以状如‘剑拔弩张’的线条且常被一些士大夫画家所深恶痛绝，而外紊内劲的所谓‘纯棉裹铁’或‘绵里针’的圆线条，就从最初模仿刀画起一直到现在都被认为是中国画的主要线条了。”(《中图画法研究》)
这一段话不但说明了艺术以渗透作者情意的力为基质，也说明了中国艺术所追求表现的力，不是“剑拔弩张”的力，而是“纯棉裹铁”的力。
其实，中国美学对中国画的这种传统要求，也是中国美学对诗、文、书法等等的通同要求。书法固然是反对“剑拔弩张”了，诗、词也反对“剑拔弩张”。所谓“怨诽而不乱”，“好色而不”，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不也就是诗、文领域中的“纯棉裹铁”和“棉里针”吗?!中国美学认为，只有这样的作品才是理想的作品。所以，虽然象《胡笳十八拍》或《窦娥冤》那样呼天抢地的作品也能感人至深，却很少有人那么写。传世名作大都是合乎“温柔敦厚”的所谓“诗教”的。这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强毅的表现。西方表现忧患与痛苦的作品，音调多急促凄厉，处处使人感到恐怖和绝望。中国表现忧患与痛苦的作品，音调多从容徐缓：处处使人感到沉郁和豁达，感到一种以柔克刚的力量。
刘琨诗：“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我想我们不妨拈出这后一句，来形容中国哲学和中国艺术的特点。如果说民族气派、民族精神的话，那么我认为这就是中国艺术的民族气派和民族精神。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的艺术是消沉的，避世的，退让的，我一直不敢苟同。我认为恰恰相反。在慢长而又黑暗的中世纪封建社会，中国艺术很好地表现了处于沉重的压力之下不甘屈服而坚持抗争，不甘沉寂而力求奋发，不同流合污，而追求洁身自好的奋斗精神。所谓：“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谓“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诅”，联系发展缓慢、数百年如一日的中国封建社会巨大的历史背景来看，它的进步含意应该是很清楚的。“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这是什么力量?！这是在异化现实中追求自由解放的力量，是起于忧患意识的人的自觉的力量。所以它是入世的力量而不是出世的力量，是进取的力量而不是退避的力量。但它又以出世和退避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是“纯棉裹铁”的力量。这种力量，归根结底，也就是“志”的力量，“骨”的力量，是在强大的持久的压力下坚定不移的力量。这种骨也就是所谓的“傲骨”，这种封建社会的“傲骨”是中国艺术的主干。例如中国画，虽然也有画牡丹和芍药者，但更普遍的题材却是梅、兰、菊、竹，这是因为它们有“傲骨”的缘故。“菊残犹有傲霜枝”，“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这些题材，是中国艺术最好的象征，也是中国哲学所追求的理想人格的象征。
十
当然，一切艺术都表现力量，西方艺术也表现力量。但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力量，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表现。拿敦煌采塑和一些西方雕刻比较一下，这一差别可以看得很清楚。面对着外间世界的忧患苦难，二者都表现出一种反抗的力量。但前者的反抗通过实践理性表现为一种精神的力量，后者的反抗通过求生本能表现为一种物质的肉体的力量。一如西方雕期中的人物各有个性，敦煌采塑中的人物亦各有个性。阿难是朴实直率的；迦叶是饱经风霜的；观音呢，圣洁而又仁慈。他们全都赤着双脚，从风炎土灼的沙漠里走过去，历尽万苦干辛，面对着来日大难，既没有畏缩，也没有哀伤。既不横眉怒目，咬牙切齿，也不听天由命，随波逐流。不，他们没有被苦难征服，而是迎着苦难平静地走去，不知不觉征服了苦难。138窟的巨大的卧佛，是释迦牟尼临终时的造像，他以单纯的姿势侧卧着，脸容安静、和平而又慈祥，“如睡梦觉，如莲花开”，好象是在对弟子们说：“如来正在消逝，去宣扬佛法吧。”这个人没有被死亡所征服，而是平静地迎着死亡走去，不知不觉地征服了死亡。死亡的主题，被表现为一曲生命的凯歌，它像壮严徐缓的进行曲，给我们以无穷的力量。
这是什么力量?是一种精神的力量而不是物质的力量。我们只有把它同西方雕塑的力量放在一起比较，才能对它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你看西方同样以死亡为主题的雕塑作品，例如《拉奥孔》，米开朗其罗的《死》或者罗丹的《死》，其主题莫不是在强壮肉体的剧烈挣扎中展开的：雄厚宽阔的胸脯中骚动着恐怖，郁结着生活的渴望。大块大块隆起而纠结的肌肉中凝聚着生命力，而脸孔上绝望的表情却呈现出一种无声的哀号。在这些里面我们也感到一种巨大的力量，它带着雷雨般的气势，猛烈地摇撼我们的灵魂。它是对死的抗议，是对于外在的忧患的外向的抗议。这种抗议的表现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但它同东方艺术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力量迥然异趣。
不管论质、论量，前者都不亚于后者，甚至比后者更强，虽然它是通过一些体质文弱、动作安祥、姿势单纯的形象表现出来的。这也是一种“纯，棉裹铁”。它的这种神秘的表现性很能说明中国艺术的美学特征。你看那些修长而又柔和的衣褶，它们互相跟随，时而遇合，时而分离，徐缓伸展又蓦然缩转，轻悠下降又徒然上升，交织、纠缠而又分开，飞向四面八方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好象是一首无声的乐曲，它有着管弦乐的音色，但不软弱。有着进行曲的旋律，但不狂放。它从容不迫，而又略带凄凉。不是禁欲的官能压抑，也不是无所敬重的肉体解放。不是宿命的恐惧或悲剧性的崇高，也不是谦卑、忍让或无所依归的彷徨。深沉而又冷静的忧患意识，表现在一种情感和理性相统一的形式之中，使我们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力量。这样的一种力量，不正是中国艺术和中国哲学民族特征的一个最好的象征吗?如果说精神文明的话，中国艺术和中国哲学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共同特征，不正是中国民族精神最集中的反映吗?
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这一切特征都是时代的产物。明清以来，随着市民社会的兴起，随着小说、戏曲和重彩画、人物画的兴起，雕塑也开始世俗化，敦煌清代的塑象和云南纬竹寺五百罗汉，就流露出前所未有的市井气，说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精神需要寻找新的表现形式。这个形式是什么，是另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不过可以肯定，不论这个形式是什么样的，它必然要表现我们传统的民族精神。所以市井气，也像六朝宫体的浮艳，终必不能构成中国艺术的特点。每一个民族、每一个社会，都有其独特的、不同于其他民族、其他社会的文明。并且这个文明可以通过符号信号、语言文字和劳动产品的使用，而被学到和被传播，因而具有一种超生物的、历史的遗传性。正因为如此，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明的独特性才能够在漫长的历史行程中保存下来和得到发展，而渗透到这个民族的个性深处，表现在这个民族各项活动的各个方面，而形成一种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
一种文明，对于一个民族或者一个社会，具有价值定向的意义。通过长期的历史积淀，这种价值定向不知不觉构成了该民族、该社会与其他民族、其他社会的不同标志，而在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基础上，为该民族、该社会的进步规定了自己的方式，从而使得各个民族、各个社会不仅在活动形态上，而且在发展速度上，表现出参差不齐。有差异才有竞争，有比较才有选择，然后人类才有进步，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民族的精神特征，一个民族独特的文明，不但是属于民族的，而且是属于全人类的。所谓属于全人类，是指它以自己的独特性为人类的进步作出贡献。这独特性正因为它是民族的，所以才具有全人类的意义。
从这一思想出发，我们认为，如果比较中国艺术、中国美学同西方艺术、西方美学的异同，并不一定非要分一个什么高低优劣。这其间不存在什么高低优劣。正因为存在着差异，人和艺术才呈现出丰富性多样性。艺术作为艺术，它的价值也就在于它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所以西方艺术的特点，也正如中国艺术的特点，同时也就是它们各自的优点。如果一种特点得不到发展，它就会消失而不成其为特点。没有特点的艺术是什么艺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