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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乘数计算
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是推导和理解财政政策乘数的基础。为便于分析,假定该经济体是一个封闭性经济,而且不考虑公司保留利润、国有企业和财产收入等因素。财政支出只用于购买当期产品,税收也只是所得税,且价格水平在短期内不受总需求变化的影响。在上述假设条件下,根据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国民收入取决于总需求状况,即:
Y=AD (1)
其中,Y为国民收入,AD为总需求。
在三部门经济中,总需求中既包括家庭和政府向厂商购买商品和劳务的意愿支出,也包括厂商以投资形式彼此购买产品的意愿支出。这样,总需求可以归结为家庭的消费支出(C)、厂商的投资支出(I)和政府的购买支出(G)。
在供求平衡时,国民收入将通过以下4式决定:
其中,(2)式是国民收入决定模型的基本方程,即总产出等于总需求。(3)式是消费者的消费方程式,a为给定常数,表示与收入水平无关的消费,即自主消费;b为边际消费倾向(0<b<1),表示消费者每增加1单位的收人中,有多少用于消费;Yd为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4)式是消费者可支配收入的决定式,其中T为政府税收,Y为政府对居民的转移支付。(5)式是税收函数,这里的税收仅指个人所得税,其中To为与收入无关的税收,即自主税收,t为税率(0<t<1)。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必要性
这是一个重点需要把握的问题。
在我国财政与信贷是国家从宏观上集中分配资金的两条不同的渠道,两者虽然都能对社会的总需求与总供给进行调节,但在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形成中的作用又是不同的,而且这种作用是不可相互替代的。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看两者的不同作用。
(一)两者的作用机制不同
财政是国家集中一部分GDP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因而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财政居于主导地位。财政直接参与国民收入的分配,并对集中起来的国民收入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再分配。因此,财政可以从收入和支出两个方向上影响社会需求的形成。当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大体确定,因而财政收支的规模大体确定的情况下,企业、单位和个人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也就大体确定了。比如,国家对个人征税,也就相应减少了个人的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对企业征税或国家对企业的拨款,也就减少或增加了企业的投资需求。银行是国家再分配货币资金的主要渠道,这种对货币资金的再分配,除了收取利息外,并不直接参加GDP的分配,而只是在国民收入分配和财政再分配基础上的一种再分配。信贷资金是以有偿方式集中和使用的,主要是在资金盈余部门和资金短缺部门之间进行余缺的调剂。这就决定了信贷主要是通过信贷规模的伸缩影响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的形成。至于信贷收入(资金来源)虽然对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的形成不能说没有影响,但这种影响一定要通过信贷支出才能产生。比如,当社会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过旺时,银行采取各种措施多吸收企业、单位和个人的存款,这看起来是有利于紧缩需求的,但如果贷款的规模不作相应的压缩,就不可能起到紧缩需求的效果。
(二)两者的作用方向不同
从消费需求的形成看,包括个人消费和社会消费两个方面。社会消费需求,基本上是通过财政支出形成的,因而财政在社会消费需求形成中起决定作用。只要在财政支出中对社会消费性支出作适当的压缩,减少社会集团的购买力,社会消费需求的紧缩就可以立即见效。而银行信贷在这方面则显得无能为力。个人消费需求的形成则受到财政、信贷两方面的影响。在个人所得税制度日趋完善的情况下,财政对个人消费需求的形成是有直接影响的。而银行主要是通过工资基金的管理和监督以及现金投放的控制,间接地影响个人的消费需求。至于说银行对个人消费需求的形成有直接影响,也主要是体现在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上。但居民储蓄存款毕竟可以随时提取,因而这种影响的力度就不像财政那样大。再从投资需求的形成看,虽然财政和银行都向再生产过程供应资金,但两者的侧重点不同。在我国现行体制下,根据财政、银行在运用资金上无偿与有偿的不同特点,固定资产投资理应由财政供应资金,而流动资金投资一般由银行供应资金。虽然随着银行信贷资金来源的不断扩大,银行也发放一部分固定资产投资贷款,但银行的资金运用的重点仍是保证流动资金的供应。从这里也可看出,财政在形成投资需求方面的作用,主要是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国民经济结构的合理化,而银行的作用则主要在于调整总量和产品结构。
(三)两者在膨胀和紧缩需求方面的作用不同
在经济生活中,有时会出现需求不足、供给过剩,有时又会出现需求过旺、供给短缺。这种需求与供给失衡的原因很复杂,但从宏观经济看,主要是由财政与信贷分配引起的,而财政与信贷在膨胀和紧缩需求方面的作用又是有别的。财政赤字可以扩张需求,财政盈余可以紧缩需求,但财政本身并不具有直接创造需求即“创造”货币的能力,惟一能创造需求、创造货币的是银行信贷。因此,财政的扩张和紧缩效应一定要通过信贷机制的传导才能发生。比如财政发生赤字或盈余时,如果银行相应压缩或扩大信贷规模,完全可以抵消财政的扩张或紧缩效应;只有财政发生赤字或盈余,银行也同时扩大或收缩信贷规模,财政的扩张或紧缩效应才能真正发生。问题不仅在此,银行自身还可以直接通过信贷规模的扩张和收缩来起到扩张和紧缩需求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银行信贷是扩张或紧缩需求的总闸门。
正是由于财政与银行在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形成中有不同的作用,这就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必须配合运用。如果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各行其是,就必然会产生碰撞与摩擦,彼此抵消力量,从而减弱宏观调控的效应和力度,也难以实现预期的调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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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内容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当代各国政府调节宏观经济最主要的两种手段,两大政策各有特点,了解它们的作用机制,深入研究它们的协调机制有着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如何摆正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协调配合使用两大政策,达到宏观调控目标,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本文的结构是第一部分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差异,第二部分具体分析两大政策的协调问题,第三部分指出本文分析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问题,第四部分总结全文。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差异
财政政策是指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而规定的财政工作的指导原则,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总需求。货币政策是指政府或中央银行为影响经济动所采取的措施,尤其指控制货币供给以及调控利率的各项措施。
两大政策调节的领域不同。财政政策调节的对象是财政收支,主要通过参与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配来实现对国民经济的调节。货币政策主要从流通领域出发对国民经济进行调节。
两大政策对收入分配,利率,产出的影响不同。财政政策通过转移支付和税收等各种政策可以直接调节社会收入分配。货币政策直接调节货币供应量。
表1:两大政策对收入和利率的影响
两大政策的效应时滞不同。从扰动出现到经济政策产生作用的每个阶段都存在时滞。这些时滞可以分为两种时间层次:外部时滞,即政策行为对经济影响的时间;内部时滞,即着手制定政策所花费的时间。
表2:两大政策的时滞效应
两大政策调节的主体不同。财政政策由政府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由中央银行控制。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差异表明,只有将两者有效地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常见的配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双松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其积极效应是可以强烈地刺激投资,促进经济增长; 消极效应是往往产生财政赤字并诱发通货膨胀。
双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此种组合方式的积极效应是可以强烈地抑制总需求,控制通货膨胀; 其消极效应是容易造成经济萎缩。
松的财政政策与紧的货币政策。这种组合方式可以在不提高产出的前提下,提高利率,抑制通货膨胀。
紧的财政政策与松的货币政策可以在不降低产出的前提下,降低利率。
表3:两大政策的组合
需要强调的是,以上的分析的一个隐含假设就是不存在流动性陷阱,货币需求曲线既不是垂直的,也不是水平的,而是向右上方倾斜。
三、进一步分析
上文主要分析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及其差异,探讨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和配合模式,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短期分析假定价格不变,内生变量是利率和收入(决定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同时均衡时的收入和利率),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作为外生变量,影响总需求。只有在短期内,产出和利率在货币市场和商品市场才表现为固定的关系。从长期来看,这种关系不存在或者说不稳定。
第二,忽略了总供给对经济的影响。在考虑总供给的情况下,从短期来看,总供给曲线是水平的,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能提高总需求,导致产出增加。但从长期来看,供给曲线是垂直的,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只能使价格水平上升,对产出没有影响。
第三,本文没有考虑开放经济的情况。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三元悖论原则是国际经济学中的一个著名论断。根据蒙代尔的三元悖论,一国的经济目标有三种:①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②汇率的稳定性;③资本的完全流动性。这三者,一国只能三选其二,而不可能三者兼得。
表4:开放经济条件下两在政策的效果(资本自由流动下)
四、结论
从短期来看,扩张的财政政策提高计划产出,导致产出和利率的提高,而扩张的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导致产出提高,利率下降。
从政策时滞来看,财政政策内部时滞较长,而外部时滞较短。反之,货币政策内部时滞较短,外部时滞较长。因此,货币政策适合于对经济进行微调,财政政策在经济危机下往往比货币政策更有效。
在考虑总供给的情况下,两大政策都能扩大总需求,引起产出增长,价格上升。因此,当产出低于潜在产出时,两大政策都合适;如果经济已经处于充分就业,应当尽量少用两大政策。
在开放经济条件和固定汇率制度下,根据三元悖论,如果资本自由流动,财政政策完全有效,货币政策完全无效。
中国经济现在通货膨胀高,对外贸易失衡,根据本文的讨论,适合采用从紧的货币政策和从紧的财政政策,或者是从紧的货币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前者会引起经济衰退,后者不会引起经济衰退。
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协调研究
1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联系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基本政策手段。在一般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使用,并对宏观经济产生作用和影响,达到政府既定的目标。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属于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波动是市场经济的常态,财政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防范经济波动,保持经济稳定。经济衰退与经济繁荣状态总会交替发生,引发诸如就业压力大、通货膨胀、投资波动、外贸失衡等严重的经济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要求政府运用宏观经济政策,间接作用于经济,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状态,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正是政府经常使用的两大经济政策。
(2)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具有一致性。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要达到的最终目标有四个: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这四个目标的本质都是要保持一国宏观经济的稳定。
(3)在一般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起作用。财政政策发挥的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用以对付大的与拖长的经济衰退,只能作短期调整,不能长期大量的使用。货币政策则是通过货币供应量和信贷量进行调节和控制,具有直接、迅速和灵活的特点。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是两种长短不同的政策时效搭配,因而两者可形成合力,对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发挥调控作用。
2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2.1 财政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财政政策所使用的工具一般与政府收支活动相关,主要有税收、财政支出、政府投资、财政补贴和公债等。
(1)税收。税收是形成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是国家调控经济的政策工具。其法律特征是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因而具有广泛强烈的调节作用。税率的确定是财政政策实行调节目标的基本政策度量选择之一。税率的高低决定着一国财力的大小和聚集分散程度。税负的分配是国家对于税收结构的调整,其可以起到调节产业结构的作用。
(2)国债。国家发行国债主要目的是弥补财政赤字和发展社会公共建设。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国债的发行渐渐成为了财政政策的重要T具,具有调节货币供给、私人消费和投资的作用。国债的调节作用主要表现在:货币效应;挤出效应;收入效应。
(3)财政支出。财政支出是国家为了满足一定的社会公共需要,对以税收和发行国债等形式筹集来的资金的运用。一般性的财政支出包括日常政务支出、政府投资支出,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和转移支付。政府的投资力度和投资方向对一国产业结构优化以及调整具有重要的作用。
2.2 货币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1)法定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率是银行存放在中央银行或金库中的准备金占全部存款的法定比率。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扩大或收缩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加强央行的基础货币吞吐实力,从而通过影响货币存量而对整个经济产生作用。由于它直接影响到各商业银行利润,因而效果非常猛烈,一般情况下不常使用。
(2)再贴现率。再贴现率是商业银行将其贴现的未到期票据向中央银行申请再贴现时的预扣利率。再贴现意味着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贷款,从而增加了货币投放,直接增加货币供应量。再贴现率的高低不仅直接决定再贴现额的高低,而且会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再贴现需求,从而整体影响再贴现规模。
(3)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发达国家将公开市场操作当作中央银行调节基础货币量的主要货币政策T具,通过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与指定交易商进行有价证券,调控货币供应量,以达到货币政策调控目标。公开市场操作业务具有市场化程度高、灵活性和微调性的特征。
3 当前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的实践
我国改革开放已经历经了30多年的实践,实践表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对于加快我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政府采取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还有很多要素制约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从而使得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保持稳定出口的同时,出台了更加有力的措施以扩大国内需求,并取得了较好的政策效果。进入后危机时期,我国宏观调控在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方面的任务越来越繁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仅要在各自领域发挥应有的作用,还要加强协调配合,发挥调控互补的联动效果,避免政策运用的相互掣肘。在市场经济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和追求收益最大化(或风险最小化)的投资者构成了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经过2009年的经济刺激政策,使得我国国民经济在2010年实现了高位稳定增长,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重心也由刺激经济转变为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扩大内需和防止通货膨胀。政策组合继续保持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方面由极度宽松转变为适度宽松,而年末则调整为稳健偏紧,在产能过剩和房地产等领域紧缩性政策的调控力度明显加大,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对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使用的实践进行总结,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已逐渐向市场化调控方向转变。在发展公共财政的总体结构下,从财政政策影响经济的方式以政府投资性支出为主,逐渐转变到通过公债、税收、转移性支付等多种工具的综合运用。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货币政策的制定实施,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信贷控制方面,而是逐步具有了更加开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特征。
第二,在财政货币政策作用效果方面,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由强至弱,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由弱至强。改革开放最初,国家进行宏观调控是以财政政策为主导,而货币政策几乎没有作用,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货币政策的核心模式转变为通过对信贷规模的控制从而影响货币的供给。
第三,目前的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使用,更多的关注总需求管理,主要以经济的稳定为目标。我国面临着经济发展与体制转轨的双重任务,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在长期来看,还必须关注金融制度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优化,以及以结构性调整为目的的供给管理等层面,这也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4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4.1加强政策制订的预见性与时效性
从过去来看,我国财政货币政策搭配的变化比较频繁,财政货币政策的实行存在时滞问题,需要做的就是提高预测能力,为政策调控及协调打下余量。
4.2财政货币政策在配合中要有针对性
财政政策应更多地利用区别对待的方式,利用财政收支来控制资金流向,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同时通过税制和社会保障措施,提高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有效调节整个社会收入构成。货币政策应当着重考虑未来经济的走势,避免出现通货膨胀,通过各种手段抑制经济过热,在调整结构方面,货币政策应当通过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方式,推动经济均衡发展。所以,在实施财政货币政策配合时,一定要注意两者具有针对性的搭配使用。
4.3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灵活运用货币政策调控工具
要全面发挥货币政策工具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就要健全金融市场,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大力发展短期融资工具,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使利率成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加强金融机构间的资金融通,实现金融机构间资金的良性循环。
4.4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效果
从(1)等式分析如果政府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将使G成倍增加,从而使Y增加。不难看出财政政策对Y的作用是很直接的。
积极财政政策主要体现在政府投资支出的增加上,政府投资支出直接扩大了社会总需求的增长。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在经济萧条的时候就喜欢修路造桥造办公楼,增加政府投资从而增加社会的需求。财政支出对经济发展具有直接影响,它不仅可以通过对公共储蓄资金进行重点配置来解决经济结构问题,而且还能间接地起到示范效应,从而引导社会资源的合理流向。
最近政府取消农业税,免费义务教育等政策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旨在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创造和谐社会。由于城市经济的快速增长使中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为了建设和谐社会必须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因此中国政府在经济繁荣的时候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取消农业税。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这一决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将货币需求分为交易需求、预防需求和投机需求。在一个经济体中,交易需求的变化是不会很大的,经济繁荣时大一点,萧条时少一点,但并不会相差很大;而预防需求和投机需求方面往往有大幅度的变化。比如由于我国社会保障机制还不健全,居民面临失业、养老以及子女教育、购房等压力,从而将收入大量用于储蓄,边际消费倾向不断降低。反之农民生活稳定,不确定因素减小,预防与投机需求就会减小,交易需求随之上升。中国9亿农民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政府针对农民的两项政府可视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并对经济繁荣将产生长远的影响。
二、货币政策对经济的作用相对较弱
如果政府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即MS(货币供应量)增加,Ms不是等式(1)的组成部分,所以不会对Y产生直接的影响。但Ms的增加使r(利率)下降,r下降必然引起私人消费(C)和投资(I)的增加,从而影响Y。可见货币政策对Y的作用是间接的。从IS-LM曲线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货币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当r降至某一点时,人们对货币的投资需求无限大。因此货币政策对经济的作用相对较弱,从这个分析看当经济萧条时我们更支持政府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
但有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效果明显,他们的依据是美国近代经济发展史。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任职期间通过有效的利率变动带领美国走出无数次的危机,但格林斯潘任职期间美国经济快速增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信息产业的异军突起成为美国经济的支撑产业。另有专家的依据是近几年上海的房地产。认为上海的房地产的异常崛起是由于在宽松的货币政策和1998年取消福利分房后房产急剧膨胀的内需导致的。事实上,1999年至2003年间,政府为了推动房地产业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宽松的货币政策、购房入户政策、免收个人所得税政策等等。政策导向吸引了一大批房产炒作团,购房入户政策吸引了一大批急于为子女办理上海户口的外地老板,免收个人所得税吸引的是高收入人群,房产内需急剧膨胀。同时这些专家认为政府为了预防由于房地产过火而导致房地产泡沫、银行坏账等不利因素,中央政府采取紧缩信贷政策。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上海2005-2006年度房价涨幅稍趋平稳甚至下跌了一定的百分比,所以认为货币政策对经济有明显的作用。经过调研发现,利率持续上扬以及对购置第2套以上贷款和税收的规定对房地产投资者造成的压力并不明显,信贷政策的关键作用是政府导向,使投资者以及房产需求者对投资的风险预期提高,在交易中持观望心态,导致房地产降温。
关键词:宏观调控,财经政策,体制转型
转型期财政政策应是一个多目标的政策体系:转型期财政政策必须推动体制转型的进程;必须推动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同时必须维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包括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体制转型对财政政策选择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推动体制转型是转型时期财政政策的目标之一;另一方面转型中的经济体制构成了影响财政政策作用发挥的持续变化的体制约束。
一、转型期调节经济稳定的财政政策选择
体制转型的顺利展开需要稳定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我国转型时期宏观经济波动的成因是复杂的,不能仅由成熟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周期性波动解释。转型时期的宏观经济波动与经济体制的改革及其进程有关,并且与经济发展的水平相关,呈现出阶段性。因此,我国转型时期宏观调控财政政策的选择也更为复杂。
一般而言,转型初期的经济波动,主要是经济衰退,与体制转变的进程有密切的联系。对激进转型而言,转型初期的经济大幅衰退几乎不可避免,这种大幅衰退是由经济体制的真空造成的。由于激进转型是经济体制(甚至包括政治体制)在短期内完全彻底重建,因此在利益结构和经济关系不确定的情况下,个体参与社会分工和资源分配的活动处于停滞状态。财政政策对此无能为力,因为财政关系本身也处在重建过程中。对于渐进转型而言,转型衰退或者可以避免,或者其程度有限,并且可以通过财政政策有效调节以恢复增长。针对这种衰退,财政政策应着眼于消除利益冲突,加速推进体制转变进程。在经历了转型初期的经济波动,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仍在进一步发展转变的情况下,因经济周期性波动而产生的经济衰退或经济过热开始成为财政政策作用的重点。在此情况下财政政策的调控目标是为体制转型的进一步推进以及经济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
(一)经济发展水平及体制转型进程对财政政策的制约
中国面临双重转型,经济发展水平和体制转型进程同时对财政政策形成制约。以扩张性财政政策抑制经济衰退为例进行分析。总的来说,转型过程中财政政策的调控作用受到制约;在中长期,推进体制转型的财政政策比直接以经济总量为调控对象的财政政策在抑制衰退或过热方面可以发挥更为显著的作用。
1、经济发展水平对财政调控政策的制约。扩张财政政策抑制经济衰退的机制在于以政府支出调动企业投资和个人消费。但在经济发展水平低,企业和个人缺少实现扩张投资和消费必要的剩余资源(储蓄)的情况下,扩张财政只会引起近乎完全的挤出,不能达到扩张总需求的目的。同时,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间结构失衡和城乡结构失衡造成对扩张财政抑制衰退作用的另一重限制。在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开放投资引进外资的政策比扩张财政在抑制衰退方面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对财政调控政策的制约使宏观经济波动和调控政策作用的发挥体现出阶段性这一分析也适用于国家内部的各个地方政府,部分解释了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地方政府热衷于招商引资的原因。
2、体制转型进程对财政调控政策的制约。扩张财政对国民经济整体的扩张效应还取决于消费倾向。体制转型进程可能在两方面抑制消费倾向从而制约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第一,在所得财产税收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备的情况下,社会整体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且个体预期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开支规模较大,从而在社会整体以及个体两个层次上抑制了消费。第二,地区间和城乡间体制转型进程不均衡,发达地区和城市因体制转型先进而获得较大的体制收益,落后地区和农村因体制转型不充分而经济效率低下、收入水平低,形成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另一种结构化差异,从而也降低了社会整体的消费倾向。因此推进制度化公平分配和减轻体制转型失衡的财政政策可以通过推进转型进程来增强扩张财政的调控作用。
(二)转型期抑制经济衰退的财政政策选择
转型期抑制经济衰退财政政策的作用重点是:发挥财政投资对民间投资和消费的有效带动作用,实现内部推动式经济增长。财政政策对消费的调控和对投资的调控都应该是结构性的;政策除了在短期内实现总量调控的目标之外,客观上在长期可以实现国民经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结构性调整。
1、财政政策对消费的调控。总体看,我国国民经济总需求结构不均衡,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不足,扩大消费是财政调控在长期内必须坚持的目标。扩大消费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提高社会整体的边际消费倾向,二是扩大边际消费向较高阶层的可支配收入。我国社会较高的储蓄倾向是由较大规模的预期保障性支出以及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所决定的,因此提高消费倾向的最主要措施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收入再分配体制,包括在制度上消除城乡、地区间收入差距。
2、财政政策对投资的调控。按照体制转型进一步发展方向的要求,应相对压缩财政投资规模并调整投资结构,以经济总量为调控目标的财政支出扩张应当尽可能通过市场机制对企业、个人的投资和消费进行诱导,而不应该再以财政收支增量的直接经济增长效应为主要目标。
财政政策对企业投资的诱导作用取决于财政投资的领域及配套政策。从总体上讲,政府对成熟市场或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所引致的企业投资规模非常有限,并且很可能造成显著的挤出效应。政府应当以潜在高成长产业的初始投资或者以潜在高成长地区的基础设施为主要投资领域,并配套以税收优惠、贴息、政府采购等产业或地区支持政策,带动企业资本跟随财政资金进行大规模投资。潜在高成长产业或地区存在投资门槛较高、市场难以预测或者技术风险较大等显著风险,其高成长性仅仅是企业投资获得的风险溢价,导致企业自发投资规模较小、在该产业或地区的资源配置不足。所以政府的初始投资实际是对企业投资的风险补贴,能够使企业在高成长产业或地区的投资获得超额回报,从而政府投资可以形成显著的诱导效应。
(三)转型期控制通货膨胀的财政政策选择
转型期我国面临的通胀压力主要有两种成因:一是经济过热、投资需求过剩引起的通胀压力;二是原材料、能源价格上涨引起的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在货币政策之外,必须非常重视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结构化财政政策以达到控制通胀压力的目标。
关键词: 俄罗斯 财政政策 预算 税收
转型以来,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一部分,俄罗斯财政政策处于不断变化和调整之中,既促进了财政制度的改革与转型,也在反危机和经济稳定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对于政策的运用和选择,俄罗斯受本国官方经济理念的影响较大,在追求预算平衡、反对赤字政策的前提下,大致经历了“全面紧缩”到“减支减税”的调整过程。特别是普京执政以来,深受社会市场经济理念影响,以追求经济高速度增长为目标,在税收和支出方面采取了一些颇具特色的措施,使很多财政指标呈良性化发展态势,为经济迈人恢复性增长的新阶段提供了较为稳定的财政环境。
一 俄罗斯财政政策与官方经济理念选择
转型以来,俄罗斯官方经济理念经历了从“货币主义”到“弗雷堡学派”的变化,相应的市场经济模式选择也由“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向“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过渡,但是从根本上一直没有脱离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框架。因此,其财政政策的发展变化始终受到这一经济理论的影响,并表现出与之相符的特点。
(一)官方经济理念
一国主流市场经济理念或者称“官方经济理念”对国家调控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官方经济理念的选择越来越呈现出短期化和复杂化的倾向。对于官方经济理念的理解,首先,它应该是一种主流意义上的判断,不排除实践会受到其他经济理论的影响;其次,“变”是绝对的、长期的,而“不变”则是相对的、短期的。本文所指的即是这种意义的官方经济理念,或者也可以称为一国的主流市场经济理念。
对于转型国家来说,官方经济理念的选择表现出两种倾向:一种是没有先验性的官方经济理念,如中国。学说一直是中国国家正统的政治经济理论,这一点毋庸怀疑,但就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对于改革道路和措施等具体的转型问题只能是一种高屋建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不可能具体地提供诸如财政体制和股份制改造如何进行的理论;另一种倾向发生在俄罗斯,即鲜明的官方经济理念。从转型伊始,这个急于摆脱“计划”的国家又一次成为“计划”的实验品,所不同的是,计划的始作俑者是西方几个大国和一批笃信货币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遗憾的是,货币主义的“休克疗法”在俄罗斯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对“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追求给俄罗斯带来的是危机与混乱。继货币主义之后,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弗雷堡学派以及相应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逐渐成为俄罗斯的新选择。
(二)俄罗斯官方经济理念:从货币主义到社会市场经济
第一阶段,货币主义居于主流。这一理念表现在经济转型的目标模式、过渡方式以及转型中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3个方面。在俄罗斯经济改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休克疗法”,此前曾因在玻利维亚治理恶性通货膨胀(1986—1990年)取得成功而扬名世界。1989年前后,“休克疗法”的战场转移到东欧,后又进入俄罗斯,其目标也从解决危机和根治通货膨胀摇身变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手段。“休克疗法”的基本内容是“三化”: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其主基调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具有明显的货币主义色彩。“休克疗法”创始人萨克斯有“芝加哥小子”的称呼,其思想渊源可想而知。按照货币主义思想,在货币总量一定的情况下,放开价格只会引起相对价格有升有降,而不会引起物价总水平的大幅度上涨。当然,在运作中,俄罗斯经济形势并没有验证这些思想。改革当年,即1992年的通货膨胀率即达到了2510%。但这并不影响上述思想正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的理论基础的事实。
经济形势的恶化使激进改革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1992年12月,叶利钦迫于压力,以主张渐进式改革的切尔诺梅尔金接替了激进派总理盖达尔,并于1994年宣布放弃“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切氏上台后,开始有意识加强国家干预,反对任何过激主张。特别是1996年制定的《1997~2000年结构改革和经济增长中期纲要》,在许多政策上表现出向社会市场经济调整的迹象。这以后的3届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进一步弱化改革的激进自由主义色彩。但是,由于政府的频繁更迭和1998年的金融危机,很多政策都停留在纸面上,没能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从1999年8月起,普京接任总理并于2000年3月成为俄罗斯总统以来,可以说开始了经济改革的新时代。
(三)社会市场经济取代货币主义的原因及标志
首先,俄罗斯经济转型以来的境况一直不尽如人意,现实逼迫官方探索新的途径。长期的经济不景气和政局动荡使得民众早已对旧有的经济改革丧失了信心,一心渴望稳定和秩序,社会矛盾一触即发,因此,经济政策和改革思路的调整迫在眉睫。
其次,理论界大力主张建立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对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改革的失望,加之德国经济奇迹的诱惑,使理论界充满了建立社会市场经济的呼声。在俄罗斯,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讨论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重点,特别是在经历了改革的种种剧痛之后,研究变得更具有倾向性了,一些学者在指责自由改革的同时,十分关注竞争环境、经济秩序和社会保障问题,呼吁向社会市场经济转向。
改革以来,我国财政收支绝大部分年份出现赤字,并越来越倚重国债手段,这是具有特定宏观经济背景的,其积极作用应予充分肯定。但与此同时,这么多年赤字和债务累积形成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1、财政赤字长期化,不仅增幅加快,而且实际财政赤字要比帐面财政赤字严重;
2、国家债务规模加速增长,政府的债务负担日益沉重;
3、当前我国的国债运行正在步入借新债还旧债的高度债务时期,大大降低了政府未来的偿债能力。
对我国改革进程别是90年代以来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扩大的原因进行分析,择其要者是:国家财力集中程度过低,而且呈长期下降趋势,这是赤字和债务规模膨胀的主要原因;财政支出总量增长缺乏有效控制,支出结构调整滞后,增加了财政平衡的压力;此外,还有其它一些因素的影响,如财政赤字弥补方式的变化、我国国债的期限较短等,都在一定程序上推动了债务的扩大。
我们认为,近两年国家出台的适度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属于反经济周期的短期调节措施,不能长期实行。因为长期扩张性的赤字、债务政策无疑加大了财政风险,增加了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而且会引致经济增长的波动,归纳到一点,就是势必会加剧整个宏观经济运行的风险。此外,当前国际上一些国家财政调控实践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需引起我们的关注,这就是通过完善税制,压缩支出,进而减少赤字和债务,追求财政平衡目标。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鉴于上述分析,本文的基本看法和主张是:今后一个时期国家应把控制赤字和债务规模作为财政政策的基本取向,这是从整个国民经济宏观全局出发考虑作出的一个重要判断。
把控制赤字和债务规模纳入中长期财政发展规划
近两年国家采取的一定程度上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在特定条件下采取的特定政策,是对宏观经济运行调节的短期政策措施。从今后的趋势看,我们必须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控制赤字和债务规模,并应通过纳入中长期财政发展规划,分步实施,逐步向财政平衡的方向努力。国内外经济理论和实践说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能长期过度使用,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需要保持在一个合理范围内,否则将会影响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从西方财政理论的发展轨迹看,已在早期凯恩斯主义的基础上大大前进了一步,即更注重强调的是“周期动态性的财政平衡原则”或者“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而不是一味地主张赤字财政政策。从实际来看,西方一些工业化国家在过去相当长时期内,极为奉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确曾带来过经济的短期繁荣,但最终的恶果是经济长期滞胀。拉美一些发展中国家70年代以来纷纷扩大赤字和债务,试图以此推动经济发展,但高赤字和高债务难以为继,到80年代初期引发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和恶性通货膨胀。正由于此,当前国际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一种追求财政平衡的发展趋势,值得关注。“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总体发展水平不高,国家财力集中程度又如此之低,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必须同我国国民经济的较低承受能力相适应。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整个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增加,作为国家宏观调控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财政政策,必须兼顾当前和长远,长期高赤字高债务无疑会增加未来国民经济的风险系数。因此,下一步财政政策取向面临着一个重大转折,即应该把控制赤字和债务规模作为一项中长期政策明确下来,这可能是一种较为冷静的、理性的选择。
提高国家财力集中度改变国家财政的弱势地位
当前我国财政收入比重过低,远远不适应国家宏观调控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近年来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扩大的重要原因。因此,今后为了实现缩减赤字、控制债务的目标,并能有效发挥财政调控经济的职能作用,至为关键的是要提高国家财力集中度,切实改变财政的弱势地位。从国外情况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职能及其财政活动范围不断拓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逐步提高的,以增强国家财政对经济增长的支持能力。如美国、法国、澳大利亚、泰国1979年财政收入比重分别为32%、41%、31%和15%,到1989年分别提高到35%、46%、37%和20%。目前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据世界银行统计,80年代各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平均水平大致为:低收入国家23%,中等收入国家27%,市场经济工业化国家40%。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进步,必须建立在坚实的财政基础之上。因此,从我国的情况看,采取有效措施提高财政收入比重,已成为今后一个时期摆脱财政过度依赖赤字债务局面、增强国家财政宏观调控能力、促进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基本思路是:1、统一财权,在规范政府分配行为方面迈出较大的改革步伐。当前我国分配领域最大的问题是财权分散,各种基金、收费过多过滥,这既加重了企业和居民负担,又导致国家财力分散,而且也为一些腐败提供了方便。因此,强调统一财权,规范政府分配行为是治国安邦、振兴财政、理顺分配关系的重大举措。要下决心进一步清理整顿现行收费、基金项目,不合理的坚决取消;对体现政府职能的基金、收费项目要从预算外、体制外收入一律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管理;加快“费改税”步伐,对有些基金和收费,如养路费、排污费、教育费附加、市政建设方面的各种收费、农村统筹提留费用等,要尽快由收费改为征税,这有利于从制度上理顺和规范政府分配体制。2、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税制。当前最紧迫的是要清理、规模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变按地区、按所有制优惠为按国家产业政策优惠。此外,要选择适当时机调整增值税、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完善地方税体系。3、加强税收征管,堵塞税收漏洞。重点是“坚持依法征税,依率计征”的原则,不允许任何地区和部门开减免税的口子,集中打击偷税、漏税、骗税等违法乱纪行为,认真清理退税、欠税,把税收流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完善财政支出政策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财政支出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手段,实施有效和合理的支出政策,无疑也是控制赤字和债务的重要一环。从我国的现实情况分析,当前和下一步调整和完善财政支出政策面临的主要任务在于,按照市场经济要求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我国现有的财政供给范围和支出格局是从建国初期的大财政、供给制发展而来的,它的最大特征是国家包揽的面过大,一些本应由市场解决的问题被纳入财政分配范畴,而应由财政供应的事业却得不到应有的资金保证。这种供给制的分配滞后于当前分配格局的变化,也与市场经济的要求不相适应。今后我国财政支出的供给范围和支出结构需要结合改革的进程和财政职能的转变进行相应调整,有的支出需要强化,有的支出需要弱化。首先,财政的基本职责是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提供财力保障,但这纯属消费性的开支,需要进行总量控制。目前中央一级的政府机构改革已经完成,下一步要全面在地方推开,并且要及早规划,对事业单位体制进行改革,这对于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减少国家财政开支,必将发挥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其次,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和经济的发展,财政需要着力强化那些代表社会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社会公共性开支(如科技、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但传统的“由国家包下来”的方式也需要改变,这些社会公共性开支应以财政供给为主渠道,同时要按照“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适当开辟一些新的资金来源渠道。再次,改革以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个人分配所得比重也占到70%左右,在这种分配格局下,政府财政应弱化过去在低工资制度下长期实行的对全社会居民大量的普遍型补助的做法,而将政府补助重点向市场竞争中出现的贫困层面倾斜,这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措施。关于财政投资,今后应着重用于国民经济的重点建设事业领域,而一般性的投资则应交给市场。在不同财政级次,财政投资还应根据投资规模和受益范围由各级财政分别供应。
此外,要对加强财政支出管理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支出管理涉及的内容较多,至为关键的是要坚持依法理财,硬化预算约束。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没有法制的强制约束,财政支出的主观随意性就难以避免,硬化预算约束也只能是一句空话。因此,加强财政支出管理就必须坚持和确保依法理财,这也是关系到建立新型财政运行机制的一个重大问题。为此,首先要严格按照《预算法》的规定和各级人代会批准的预算办事。经过法定程序审批的政府预算,具有法律效力,是规范支出管理的最重要的法律依据,各级政府和财政部门必须严格按预算程序办事,预算一旦通过,不论是什么人,都不能凌驾于预算之上批条子,拨人情款,任意追加和变更预算,损害预算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再就是要加强财政执法检查力度,对违反财政法规、浪费国家资财的行为必须从严惩处,维护法律和法规的尊严。
优化国债结构完善国债运行机制
合理的国债结构及其国债运行机制,对于控制债务规模,提高国债资金效益,增强国家的偿债能力,无疑是十分重要的。这主要需要解决以下几方面的问题:1、目前我国国债发行的期限较短,不利于有效发挥国债资金支持经济建设的作用,同时增加了政府的筹资成本和借新还旧的压力。可考虑借鉴国外的做法经验,适当增加长期国债的比重,以满足国家长期投资的需要,延缓政府财政的还债负担。2、国债品种可多样化,除了现在一般的财政债券、储蓄债券外,当前特别需要强调加大发行专项建设国债的比重。通过专项建设国债方式可以为国家的一些重点建设项目筹集资金,相应从项目建成后的投资回报中,解决或部分解决还本付息问题,这样做的好处是既有利于加强国家对重点建设的资金支持,也有利于加强建设项目的经济核算,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同时还可以减轻政府的还债压力。3、从整个国家债务的使用结构看,要优先将国债收入用于生产性建设项目,弥补国家建设资金的不足,为国债的回收和偿还奠定坚实的基础。
建立偿债基金降低偿债风险
现实情况表明,随着国债规模的扩大,未来的偿债压力也在迅速上升。今后为了有效地降低偿债风险,避免债务危机,除了上述措施外,还需根据国际上不少国家的做法,在我国尽早建立国债偿债基金,这也是今后合理控制赤字和债务规模的重大政策防范措施。从实际看,基金来源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应当多渠道多层次的筹集。
具体考虑,偿债基金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
1、从国债资金支持的有一定盈利的项目中提取部分资金,这主要根据部分国债资金的有偿性原则决定。
2、从当年财政收入中提取一部分充做基金来源。因为国债资金有偿使用既创造社会效益,又产生经济效益,通过税收形式缴纳部分资金进入基金不仅必要,而且有国际惯例可循。
3、国债资金使用受益的地方适度缴纳,这也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来源。
一、财政政策调节投资总量的作用过程
从理论上说,当总需求不足时,一般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财政政策的运用可以从收入和支出入手,通过二者的共同作用有效地影响消费、投资,扩大总需求,以达到供求平衡。可见,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的调节是通过财政收入和支出两方面来实现的。收入方面对投资总量的调节主要是减税和税收优惠。通过减税和税收优惠可以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和企业利润,增强了他们的投资能力,扩大其投资需求,从而增加投资总量。支出方面对投资总量的影响首先表现为财政自身的投资支出,这项支出规模占总投资比重的大小决定了对投资总量的影响程度;其次财政投资的带动效应,通过财政投资带动其他投资主体的介入,进而引起其他经济主体的投资扩张来影响投资总量。可见,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的作用过程如下: 政投资支出增加 财政支出带动社会投资增加财政政策的运用投资总量的扩大减税和税收优惠社会投资能力增强,投资增加当然,确保财政政策能够有效地影响投资总量需要满足一系列的约束条件,一是启用扩张性财政政策进行大规模的财政投资要有充裕的财力作保障且只能在短期内使用,不能指望长期通过无节制发债、大规模减税、扩大赤字规模来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和国际经验一再表明,持续较大规模的财政赤字是引发通货膨胀和造成本币币值不稳定的重要因素,我们应从中吸取教训。二是在国家财力有限、财政投资不足的情况下,如果财政投资带动社会投资效应不明显,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的影响效果必定大打折扣。当今各国财政支出主要集中于公共品的供给,财政直接投资的份额在全社会总投资的比重不可能占据主导地位,财政的直接投资关键在于带动社会投资,进而扩大有效需求,促进经济增长。三是财政投资扩张要避免对其他社会投资主体投资的“挤出效应”。
二、积极财政政策在影响投资总量中存在的问题
从1998年下半年我国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其主要内容是通过增发国债,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确保了近两年经济增长速度不至于大幅下滑。但与此同时,财政投资扩张对投资总量的影响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
1.受国家财力约束,财政投资支出在总投资的比重过低,对投资总量影响作用甚微。改革开放以来,财政困境日益加重,满足了行政、科教等支出以后,直接用于建设的比重日益降低。近几年来,财政基本建设支出在财政支出的比例一直在10%左右徘徊,基本建设支出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只接近%。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分别为3.7%、3.9%、3.9%、4.0%?。1998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增发的1000亿元国债用于基础设施投资也只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3.5%。可见,财政基本建设支出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很低,即使在短期内可以通过增发国债、增收节支,增加一部分基建投资,但对投资总量的影响不会很大。
2.财政投资扩张未能有效调动非国有投资的积极性。1998年增发1000亿元国债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本不想财政包打天下,而是以此带动其他投资主体的介入,通过其他投资主体的扩张最终拉动经济增长。令人遗憾的是,财政投资扩张只带动了国有部门投资大幅增长,民间投资未作相应跟进。1998年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19.6%,而城乡居民个人投资仅为6.1%,集体经济下降了3.5% ? .从过去几年的状况看,在经济处于低谷时,国家启动经济,国有投资率先增长,非国有投资随后跟进,二者共同的投资扩张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比如1989年、1989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4.1%、3.8%,经济的低速增长迫使国家1991年下半年重新启动经济,国有投资率先增长,非国有投资随后跟进,1991年国有和非国有投资分别为14.8%、13.4%,1992年分别为32.8%、21.9%,1993年分别为17.5%、72.8%?。可见国有投资起着经济启动的先导作用,随后非国有投资大规模扩张,二者共同的合力作用推动那时的经济高速增长。反观1998年国家扩大财政投资启动经济时,只带动国有投资大幅增长,非国有投资没有明显跟进,在当前非国有投资占近“半壁江山”的格局中,单靠国有投资投资的增加来拉动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不现实的,也正说明了财政投资率先扩张未能有效地带动社会投资,从而对投资总量的影响作用有限。
3.乘数效应递减导致利用投资扩张刺激经济的作用不明显。乘数效应说明了投资增加刺激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当投资增加时,经济扩张,国民收入增量大于投资增量,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倍数等于投资乘数;在投资减少时,经济收缩,国民收入减少量大于投资的减少量,投资减少导致经济收缩的倍数也等于乘数。具体表达式为:K=1/(1-MPC)=1/MPS式中K表示乘数,MPC表示边际消费倾向,MPS表示边际储蓄倾向。乘数公式表明,投资乘数的大小与边际消费倾向或边际储蓄倾向有关。
从表1可以看出,90年代以来,投资乘数一直很低,最高的1996年也仅为1.70。也就是说,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1000亿元投资,最高只能形成1700亿元需求,说明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因此,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依靠扩大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远远答不到人们原来乐观的设想。
表1 90年代以来我国投资乘数的
单位:亿元
年份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GDP 21617.8 26638.1 34634.4 46759.4 58478.1 68593.8 74772.0 79553.0 GDP增量 8245.7 5020.3 7996.3 12125.0 11718.7 10115.7 6278.2 4781.0 城乡居民消费品总额 9704.8 12462.1 16364.7 20620.0 24774.1 27198.9 29152.9 城乡居民消费额增量 1459.1 2757.3 3902.6 4255.3 4154.1 2424.8 1954.0 边际消费倾向 0.29 0.34 0.32 0.36 0.41 0.38 0.40 投资乘数 1.41 1.52 1.47 1.56 1.70 1.61 1.67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摘要》(1999)有关资料计算。
4.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挤出影响不可忽视。根据经济学中的“挤出效应”,如果政府靠借款支付公共投资,就会推动金融市场利率上升,通过发行债券形式筹集资金也会造成债券价格下跌,从而引起利率上升,进而使私人融资成本上升,导致私人投资萎缩。这样,公共投资扩张结果却引起整个社会投资支出的缩减。目前,我国公共投资扩张排挤私人投资的现象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政府庞大的投资计划需要银行信贷的支持,在银行资金有限、风险约束增强的情况下,银行“惜贷”势必压缩其他企业或私人投资信贷,部分企业或私人只能寻求较高利息的资金来源,从而增加资本成本,降低盈利能力和再投资能力,还有相当部分企业则由于项目收益水平较低既无缘在银行内也不可能在银行外获得融资;另一方面还表现在政府部门及其下属机构把某一产业领域作为本单位的势力范围和领地,通过行政手段限制其他投资主体的进入,即使进入也对其业务进行严格的限制。这种行政性垄断排挤了其他投资者的投资介入,减少了其他投资者的投资。同时,非国有经济原来准备对某一项目进行投资,后来因国家投资同样的项目,非国有经济的投资被“挤出”,这在中央加大公共交通建设和基础投资之后,地方项目准备不足,但又不愿意放弃中央的无偿投资,便把原来与外资和私人投资合作的项目改为中央投资项目。这时,财政投资只是取代了原有的非国有投资,形成“挤出效应“。近一年多来,中央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下降、货币供应量一直增加,银行的贷款能力应该说大副增强,但企业实际投资并未同步前进,从中可以看出财政投资”挤出“了私人投资。
三、我国实施的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作用有限的因素分析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渐进转换方向
一、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背景、内容和效果分析
1.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背景。1998年开始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具体表现在:首先,国内经济由短缺转变为有效需求不足。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经济从总体上讲基本上是供不应求的局面,宏观调控的基本任务就是压缩总需求,增加总供给,防止出现通货膨胀。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国民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以后的1997———1998年,市场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国内需求不旺,企业产品库存总量不断增加,1998年已达4万亿元,约相当于GDP的40%以上。买方市场的形成,意味着需求已成为影响和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其次,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出口需求不足。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1998年逐渐显现,1998年上半年外贸的出口额为869.8亿美元,同比增长7.6%,与1997年同期的26.2%的增长速度相比,增幅明显放慢,并于1998年5月出现负增长,这种形势客观上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创造了条件。再有,货币政策效果不佳。在中国经济“软着陆”过程中,尽管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放松银根、刺激需求的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先后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降低准备金率,颁布积极实行贷款支持的指导意见等等,以扩大企业贷款需求刺激投资。但从实际效果来看,以调整货币政策来拉动需求,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并未完全实现。
2.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主要内容。一是发行长期建设国债,扩大投资需求;二是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培育和扩大消费需求;三是调整税收政策和财政支出结构,鼓励和扩大投资、消费与出口。这对于扩大内需、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3.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效果分析。(1)GDP稳定增长,国民经济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期。据统计,1998至2003年各年的GDP增长率分别为7.8%、7.1%、8.0%、7.3%、8.0%和9.1%.无论是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还是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是比较高的。尤其是进入2003年,我国的经济增长又进入了又一轮快速增长期。大部分经济指标增势强劲,初步实现了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的发展势头,经济运行质量进一步提高。(2)投资规模逐年扩大,民间投资成长成为主要增长动力。1998年到2003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不仅总量上逐年增加,增长率也在1999年探底后稳步攀升,2003年实现了26.7%的高位增长。如果对全社会固定资产的构成进行分析,会发现集体经济和城乡居民个人投资保持着快速的增长,已成为我国投资规模扩大的主要动力,通过国债投资启动民间投资来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已实现。(3)居民收入水平持续上升,购买能力稳步提高。自1998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尤其是2000年后,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都有明显的上升。尤其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自2001年开始就和GDP的增长速度不相上下。其中,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一直稳步提高。由于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逐年上升,2000年后一直保持9%左右的增长率。
二、调整与转换积极财政政策的必要性
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是根据当时特定的经济形势来决定的,在经济形势好转变化之后,就应当适时调整和转换。一是经济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财政扩张只能是短期政策;二是中央政府债务负担过重将最终导致财政政策失效;三是政府投资的挤出效应会影响经济效率;四是财政政策的时滞与扩张的货币政策相结合可能引发“滞胀”;五是规模巨大的国债负担将有可能引起未来的债务偿付危机。因此,调整与转换积极财政政策是完全必要的。
三、积极财政政策的渐进转换方向
为了减轻财政政策负面影响,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拉动效应,我国应该对财政政策方式进行调整,主要从以下方向入手:
1.财政政策由扩张性转向中性。积极财政政策在抑制通货紧缩、扩大内需、控制供需平衡、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同时也伴随着一些负面效应,尤其是不断攀升的财政赤字,引起社会各界对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应该“淡出”提出质疑。就目前宏观经济环境而言,积极财政政策还不容“淡出”,然而,由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向中性甚至紧缩性财政政策的转型却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考虑到经济增长每年大约有1.8个百分点来源于积极财政政策的支撑,再加上国债部分前期投资项目尚未完工,也还需要后续资金加以确保,因而积极财政政策由扩张向中性的转化应该有一个过程,是在保持长期建设国债一定规模的前提下,对其绝对量作审时度势的酌情调减。同时,西方国家的调控经验表明:在经济萧条时,积极的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为有效;而经济复苏后,总量控制就应让位于货币政策。因此,在财政政策转型的同时应有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加大对经济的支持力度,以减轻财政政策转型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此外,通过对我国的供求矛盾加以分析可以看出,既有总量上需求不足的问题,也存在结构上供给不能适应需求的问题。而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收入的增加及技术的进步,供给有可能发展成矛盾的主要方面。因而,财政政策应由单一的需求管理转向兼顾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以取得更好的调控效果。
2.财政政策由单一的国债投资手段转向多元手段调节经济。在货币政策效果不明显,社会资源闲置的背景下,推行以国债投资为主要手段的积极财政政策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长期依靠单一的手段来调节经济,其弊端便逐渐显现,如: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国民经济对国债投资产生严重依赖、妨碍市场化改革进程、投资效益低下等。考虑到当前我国总量矛盾已不很突出的现实,实现政策手段多元化,通过公债、投资、税收、补贴、支出、预算等手段的搭配组合以实现调节目标,就不失为一种理性选择。
(1)税收手段的运用。税收是我国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也是国家用以加强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杆,运用税收杠杆调节经济已发展成为财政政策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必然选择。主要要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完善增值税。我国现行的增值税属于“生产型”增值税,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设备投资和技改投资的积极性,遏止了市场对投资的需求,同时还阻碍了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进步。因此,应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以增强企业的活力。二是改革消费税。消费税是我国现行税制中对消费调节效应最强的税种之一。在1994年实施该税种的主要目的是限制某些应税消费品的消费。与1994年相比,目前我国的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必要进行适当调整,重点可放在降低税率和调整征税范围两个方面。三是深化企业所得税改革。要进一步规范税制,尽快实现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减少各种优惠,形成公平税负,激发国内企业的投资热情,促进内外资企业的平等竞争,以适应我国加入WTO的新形势。另外,为适应目前世界各国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趋势的新变化,我国也应考虑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适当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
(2)财政支出手段的运用。首先,为适应财政政策由扩张性政策转向中性政策,从支出的总量上应按照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相结合的原则安排支出规模,实现支出目标从积极拉动需求转向维护社会经济稳定,既从横向优化资源在私人经济部门和公共经济部门之间的宏观配置比例,又从纵向保持总供求的均衡。其次,在支出规模优化的前提下,按照优化供求结构、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要求确定支出重点,统筹兼顾合理安排,以形成合理的财政支出结构,使不同类别的支出能够给社会带来相同的边际收益。此外,要选择合适的确定支出项目的方法,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提高财政支出的使用效益。
(3)财政补贴手段的运用。财政补贴是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的手段,主要纠正相对价格的不合理,通过影响相对价格结构进而改变资源配置结构和供求结构。出于渐进式改革的考虑,我国的财政补贴一度被作为保护既得利益和保持社会稳定的手段,规模偏大、结构复杂而且刚性明显,不利于发挥补贴的调节作用。随着目前价格的逐步理顺,首先补贴的范围应严格界定在市场不能有效作用的领域,主要解决外部效应问题、农业等基础产业的发展问题、公平收入分配问题以及准公共产品的生产和提供问题等,重在发挥结构调节作用。其次,补贴的规模要加以控制,补贴的标准要适合,补贴的结构也要相应调整,应增加货币补贴,减少实物补贴;增加明补,减少暗补;增加对生产消费领域的补贴,减少对流通领域的补贴。
(4)预算手段的运用。投资、公债、税收、支出和补贴等调节手段要发挥作用,必然要在政府预算中得到体现,预算手段是各种财政调节手段的综合运用,为了更好地发挥政策手段的调节作用,预算手段的运用首先要根据社会经济状况确定合适的调节目标,并考虑不同政策手段的功能特点,确定不同政策手段在实现目标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以及运作方式。其次,提高预算自身的技术水平也至关重要,应完善公共预算、国有资本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的编制;采用零基预算法确定收支指标,以避免各种收支指标刚性增长;并缩短预算调整的审批期限,从而缩短政策时滞。
3.财政政策由侧重调节总量转向侧重调节结构。从“十五”计划的酝酿过程至今,人们已清楚无误地看到,影响国民经济增长和需求扩张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结构性矛盾突出,“十五”计划明确提出“结构调整是主线”,因此,为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我国的财政政策应当努力实现以下方面的调节:
(1)供求结构的调节。财政应增加自身的社会消费性支出,如增加教育、医疗卫生、科技等事业发展支出,增加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投入,从而降低学费和医疗费的收费标准,确保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制度的有效运作。这样既可以直接扩张消费需求,又可以改善社会成员对未来的预期,从而增加个人消费支出,改善供求结构。同时,由于中低收入者和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因而,设法增加他们的收入也会对解决消费需求不足问题极有帮助。政府应通过取消农业税,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构建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增加农民收入;大力发展消费信贷,允许消费信贷利息支出抵扣个人所得税;同时,采取一些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措施,抑制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现象也是必要的。
(2)产业结构的调节。在结构调整与升级的过程中,增量投入所能起到的作用总是极其有限的,关键是要依靠存量资源在产业间的流动。市场经济下,存量资源的跨产业流动是资本重新优化配置的结果。但中国缺乏市场化的系统支持资本退出,资本无法从原有配置领域顺畅退出,也就无法重新优化配置,结构调整就难以奏效。对此,财政政策应当在资本退出的补偿援助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具体而言,就是政府以一定价格出钱收购、封存或淘汰过剩生产能力,让那些过剩领域的资本能够全部或部分地得到补偿,避免“市场失效”下的过度竞争。
「 正 文1 我国积极财政政策问题
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为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我国政府连续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核心内容是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支出。1998年国债发行额为3891.0亿元,1999年为4015.0亿元,2000年为4180.1亿元,2001年为5004.05亿元。连续几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对抵御国际经济衰退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抑制我国经济的继续下滑、推动我国经济增长起了有效的作用。来自权威部门的统计预测资料,国债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为1.5%,1999年为2%,2000年为1.7%,2001年为1%-2%.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主要是人们对日益膨胀的财政赤字和迅速扩大的国债规模万分忧心。我国财政总赤字1998年为1681.89亿元,1999年为2425.21亿元,2000年为2598.21亿元,2001年为2598.10亿元;国债余额1998年为7765.7亿元,1999年为10542.0亿元,2000年为13674.0亿元,2001年为16672.1亿元。使人不安是,我国经济发展对迅速扩大的国债规模能否有足够的承受能力?我国民间投资增长缓慢(1998年集体投资增长8.9%,个体投资增长9.2%,2000年分别为9.2%和9.5%,2001年为4.7%和0.1%),是否由于政府国债投资存在“挤出效应”所导致?继续发行国债会不会使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更加缺乏后劲?财政赤字的日益膨胀在日后拉动经济逐步回升的同时会不会引发通货膨胀?甚至有人提出积极财政政策应当退出。
2 我国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2.1 扩大内需仍需加强随着国际经济增长的继续放缓,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国际经济“传导”作用的加强,我国外贸出口面临的形势及外需对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容乐观。根据有关资料,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7年为3.6%,1998年为2.3%,1999年为0.8%,2000年为0.015%,2001年为—0.7%(亚洲开发银行的预测资料是—1.8%)。所以,短期内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促进我国经济回升的动力仍是内需的扩大。国内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为5.5%,1999年为6.3%,2000年为8.0%,2001上为8.0%.虽然近几年在积极财政政策的拉动下,我国投资增长总体上比较明显,2000年投资增长率为9.3%,2001年为12.9%,但自2001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减速运行,投资增速明显回落,2001年1-11月份投资增长16.3%,1-12月份为12.9%,比1-11月份下降3.4%,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不高,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后劲不足,199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对预算内投资依存度为34.6%,1999年上升到101.29%;居民消费水平稳步增长,但是自2001年下半年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明显回落,1999-2000年我国消费品零售价格总额增长11.4%,2000-2001年为10.1%(其中,9、11、12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分别下降0.1%、0.3%和0.3%),居民消费实现较大幅度的增长难度不小。近几年内进一步扩大内需一定程度上仍将依赖于积极财政政策的继续实施。
2.2 增发国债仍有一定余地从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看,我国远低于多数欧美国家和国际警界线。1998年我国国债负担率为9.9%,1999年为12.8%,2000年为15.3%,2001年为17.5%;多数欧美国家为40%-65%;国际警界线为60%.而且,根据国际经验,当国债负担率达到一定高度时便趋于回落。以英、美两国为例。英国国债负担率1945年达到216%,70年代回落到44%,目前维持在50%左右;美国1946年达到122%,70年代末回落到37%,目前维持在54%.所以,在我国增发国债仍有一定余地,积极财政政策仍可保持其可持续性。
2.3 国债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
“挤出效应”是政府增加支出引起国民收入增加的同时因导致利率上升所引起的民间投资减少,从而国民收入下降的经济现象。由于连续几年我国政府在国债支出项目的安排上重点是那些直接回报率低,市场难以调节的基础设施项目(农、林、水利、交通运输、邮电通信、农村电网),高新技术及生态环保等,因而国债投资对民间投资未出现明显的“挤出效应”。今后,继续发行国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只要注意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避开对容易发生“挤出效应”的项目或部门(即竞争性的行业或产品)进行国债投资,则政府支出的“挤出效应”不但能够完全避免,而且会有效地带动民间投资的增长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
2.4 赤字财政与通货膨胀
提到财政赤字,人们总是想起通货膨胀。的确,通货膨胀是国债政策的重要的约束条件,当增发国债已经或即将引发通货膨胀时,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就必须十分慎重。然而,根据实践经验,只有当政府财政赤字采取了货币化的融资方式时,央行才会超量增发货币,导致通货膨胀。1998年以来,由于我国政府的财政赤字采取了债务化的融资方式即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而且只对商行发行,再加上央行主要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来变动实际货币供给量,故连续几年来的国债发行并未诱发通货膨胀(近几年来,央行基础货币供给偏少,居民储蓄增加较多,商行资金偏松,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我国通货紧缩的阴影至今存在。2000年居民消费价格水平上涨0.4%,2001年为0.7%(一般情况下,发达国家把达不到1%的价格水平的上升看作为通货紧缩);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零售价格处于下降态势,1999年商品零售价格上涨—3.0%,2000年为—1.5%,2001年为—0.8%.再考虑到我国货币政府面临的问题,在今后几年继续增发国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应该说不会形成通货膨胀压力。
2.5 积极配合货币政策,为货币政策作用有效发挥和积极财政政策逐渐退出创造必要条件
国债发行一方面能增加财政收入,影响财政收支,属于财政政策,另一方面又对包括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的扩张和紧缩起着重要的作用。近几年来,为了使积极财政政策发挥有效的作用,货币政策方面做了不懈的努力。今后,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虽然短期内积极财政政策问题不会太大,但根据国际上的经验,随着扩张性财政政策规模的不断扩大,它的缺陷将会因为政策时滞、政治因素、财政赤字等问题而日趋明显。为了预防积极财政政策的负面影响,当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稳固地走出低点、民间投资得以启动、消费需求渐趋正常、外贸出口恢复到一定高度时,积极财政政策应该逐渐地退出。近期内,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积极配合货币政策,为货币政策作用有效发挥和积极财政政策的逐渐退出创造必要条件,包括合理运用财政资金,进一步营造能够对货币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利用财政支持政策保证货币政策及其衍生工具的运用;利用税收政策调节商行信贷行为和信贷资金的流向;健全完善信贷担保体系,为改进金融服务提供必要的辅助设施等等。
3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
由于种种原因,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近几年内有必要继续实施。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任务繁重,其重要功能仍是拉动内需,促进我国国民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3.1 积极财政政策的长期化与我国长期经济增长
首先,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在于经济结构的合理化。积极的财政政策实际上就是西方“需求管理”在我国的实践。“需求管理”是一种短期行为,从长期来说,我国经济增长的正本之策并不是“需求管理”而是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因为我国经济的现实情况并不是真正的供过于求,而是供不应求。要实现我国国民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根本在于根据市场需求,增加社会有效供给,减少无效供给,实现经济结构的合理化。
其次,经济结构的合理化是积极财政政策有效作用的重要条件。在我国持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使其长期化。由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功能不仅在于扩大政府支出的直接效应,更重要的是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拉动民间投资增长的后续效应。政府国债投资的后续效应越大,积极财政政策乘数作用就越大,积极财政政策效果就越大。长期化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后续效应的大小依赖于合理的经济结构。所以,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使经济结构合理化和长期化是积极财政政策功能有效发挥的重要条件。
3.2 长期化积极财政政策有效作用的条件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