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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人问我,青春是什么?“青”,象征着重生和柔嫩;“春”,则象征着活力与希望。因为青春,所以倔强;因为年轻,所以骄狂。骄傲如我们,执拗地以为世界是我们的天下。
看过《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的人便知道,陈孝正为了前程放弃了心爱之人,而美丽大方的阮莞为了爱人付出了生命,故事里的每一个单纯的孩子最后都成为了不同的人。那些曾在冬日里许下的动人誓言,亦如不可倒流的青春年华永不复返,遗落在了成长的某个墙角。那颗曾期盼青春永不腐朽的心也渐渐被生活磨去尖锐的边缘。那些人,连同那些年的过往,都丢失在了青春的记忆里,不再找寻。
于是,我们都害怕青春逝去,韶光不再。
于是,我们贪婪地享受青春带来的美好。
然而,却于不知不觉中多了一种虚度光阴的借口,我们开始拿年轻当幌子,以此搪塞那些围绕在耳畔的各种劝言与期许。我们原来可以绚烂如夏花的青春,在我们一味地逃避中消逝得越来越快,直至荡然无存。
读塞缪尔・厄尔曼有关于《青春》的句子:“不是年华,而是心境;青春不是桃面、丹唇、柔膝,而是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炙热的恋情。青春是生命的深泉在涌流”。年少时,我们的梦有关于未来,有关于梦想,却往往忽视眼前的幸福。也许总有那么一天,我们都不再有着青涩单纯的模样,也不会再有一颗因为一根棉花糖就感到知足的心。同时,时光也在用无情的刻刀雕琢着我们的面容,在未来的某一天清晨梳洗,镜中的自己却早已变了,却无能为力。
如今的荧幕前仍然有许多有关于青春的作品。就算是对青春的缅怀,也恍惚地以为戏里的那个人就是自己。在兵荒马乱的年少里,谁都不甘于得过且过,而盲目地挥霍年华,就是对青春的解读吗?
我时常叹息世事无常,窗外晴空一隅,白云悠悠,可是又害怕乌云遮蔽天空,找不到一丝光亮。但时间不会因为谁而停止跳动,无论我们过去是否辉煌,那都是曾经,或是遇到那时以为就是一生的人。每个人的命里,都注定着要失去一些东西,失去了,才有可能得到。
青春是一团炽热的火焰,依然在我们的心中翻滚,于人生里迸出阵阵火花。无声的岁月如滔滔江水奔流而去,漫长且迷惘的路程,需要我们鼓起勇气,才能让璀璨的美梦不落满灰尘。
谁的青春都应绚烂如夏花,唯此,才能无愧于未来的自己,人生,才了无缺憾。
在青春年少时我们的爱也是一样单纯执着。那些之后应征的谎言也是那时的蜜语。时间是能磨平一切的良药,我明白我自我对感情的执着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着磨损。下面由小编来给大家分享致青春观后心得,欢迎大家参阅。
致青春观后心得1时间过得很快,我们踏进大学校门的那一刻仿佛就在昨日,而此刻我们大学毕业已经3个月了。这3个月因为刚接触新的环境和人,我们都忙着适应,没有时间去对过去不舍。而三个月后的今日,如果不是因为电视剧《致青春》,我可能也不会注意到,我们已经毕业,已经分离。
从快要毕业时,我就开始询问身边的人,那些我迷茫的问题。有的人会以过来人的身份给我提议;有的人会告诉我“不必想太多,不知不觉很多事儿就糊里糊涂的过了,哪来那么多你需要研究的”;也有的人会说“我也迷茫,不明白该怎样办”。我找不到答案,便迷茫着继续过。而今日,我似乎从《致青春》里看到了我所迷茫的问题,它们在现实中的答案ABCD的演绎。
女主角是我们社会的主流答案,而她的三个室友是另外三个答案。对于社会而言,这是个多选题,全部的答案都存在,也都合理,对于每一个人而言,在某一刻只能有一个答案。
我突然想起,大学毕业前,我问舍友们,如果将来结婚,会选择怎样样的人?这是个烂大街的问题,答案也是烂大街的存在,我给了她们几个普遍的答案进行选择。大部分的坚持嫁给感情,也有告诉我们说,别傻了,哪有什么感情,钱最可靠,找个有钱的。我问她们“如果我找的那个人,没房没车,可是我喜欢,不能够吗?”她们和我说:“车房是最起码的……”。
致青春观后心得2好久没有看书看得如此感情投入了,《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幸夷坞说:青春是不后悔,是允许犯错的。青春是回忆,会苦涩,但之后一定会追忆青春。
书中自誉为“玉面小飞龙”郑薇,洋溢着青春活力,一路哭,一路笑,一路欢呼雀跃就让我们陪着她从17岁走到27岁,仿佛一夜暖灯就晃过了十年青春。这也让我们见证了原来青春如此短暂,青春终将会失去,但失去的同时也丢了爱情。
有些东西终究会腐朽,等到曲终人散是才发现爱的是那样铭心,而伤害却也同样刻苦。那个曾经如此飞扬跋扈的小飞龙,那个曾经如此高傲冷峻的阿正,那本《安徒生通话》,那场7年之约,还有那个陪你一起走过青春的沅沅,统统都将被埋葬在青春记忆里。
生活中也许我们并不会像书中的女主角那样执着,始终与开启感情宅门的那个男人纠结一生。现实没有约束和限制。于是就像书中所说: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可以在郑薇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而每个女孩都会遇到生命中的陈孝正,每个陈孝正都要在经历过失去后蜕变成林静,而每个郑薇只有在长大后才明白林静是最好的选择,这就是我们以后要面对的。
的代价就是要是去一些东西青春,若干年后,过尽千帆才明白这些将不会出现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了。可是没关系,但愿我们失去后会懂得好好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因为那都是我们用青春,用眼泪,用心碎换来的。我的青春你来过,虽然没有陪我走下去,但我是如此庆幸,在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里,有你来过的痕迹,这就够了。希望你日后想起也会因为我们曾经的傻气会心一笑。
幸夷坞的小说描述了一个如此接近现实的青春结尾:郑薇在沅沅的汶前说,沅沅只有你的青春是不朽的。这样简单的一句话就引起了我的共鸣。通过这本书使正在青春期的我明白:有些东西一旦失去便不再,就像曼陀罗凋谢就不在开,唯有珍惜!
致青春观后心得3看完这部影片,我就一直在问:人生的意义何在?人生到底由谁来主宰?爱情是什么?爱情要如何守候?
郑薇的回答是跟着自己的心走。若爱,便彻彻底底,若不爱,就毫不勉强。——只爱自己爱的人。爱恨都是我刻骨铭心的。即使最后挣脱了,淡然了,也不过是选择了听自己的心跳声。
陈孝正得回答是要去追悔那因失之毫厘而差之千里的自私决定。这到底是自尊还是自私?“不要让自己爱的人跟自己饱受贫贱”,这或许是很好的自辩理由,但他自己知道那不过是他自己为自己找的一个良心理由罢了。“再成功也罢,那是我牺牲了做人的失败换来的。”他永远都只能追悔与怀念他曾经的青春,因为他的一厘不差已错位了他的一切。
而阮莞的回答,更是充满了爱与恨更有伤。即使自欺欺人地把爱情埋葬了,只要那么一丝丝的触动,便又会不顾一切地为爱而活而死。这是在爱情面前懦弱地低了头的赵世勇,永远也做不到的。那么他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没有资格谈爱情,谈青春,谈人生的,因为他的爱太肤浅,太懦弱了。
就像无解方程式一样,硬要求解,即使求得,也是毫无意义的。在爱情的抉择上,没有理性与感性,没有是非之辩。我们既不能高赞为爱情而疯狂的郑薇、阮莞、施洁……也不能指责为前程背弃爱情的陈孝正或为金钱拒接爱情的李维娟……因为他们的青春,他们的人生都是他们自己选择的,自己负责的。
生命也许会因为爱情的中途绝望,而绝望了以后的整个人生。因为没有可以比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更能让人成长的了。正如林静给郑薇的是爱情的启蒙,而给郑薇真正的爱情启蒙的是陈孝正,但最终是他们的爱情让郑薇真正成长了起来一样。
“人一辈子那么长,不到最后一天,不知道谁陪你到最后。”是的,陪郑薇走到最后既不是林静,也不是陈孝正;陪阮莞走到最后的不是赵世勇,而是一直默默守候她的“满天星”……
那么我们的青春绝不是只有那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不只是那爱情给我们带来的幸福与痛苦,还有那些伴我们走过青春的风风雨雨的友情。
正处于青春美好时光的我们,或许也在心里深深地爱着一个人。不是因为外貌和家境,只是单纯的爱恋。但考验总是那些未来无知的许多因素,于是让我们迷茫了,不安了,甚至不敢勇敢地去爱一回了,不想为青春疯狂一回了。
“在我爱你的时候,你爱着其他人;而当我爱上你的时候,你却爱上了其他人。”这便是错位。
人生没有彩排,青春没有再来,错过了,就不再,不在。珍惜你所拥有的的吧,爱你所爱的吧,在徘徊的十字路口,坚定下来,选择一个方向就昂首前进吧。不易位,便不错位。
致青春观后心得4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想到了年轻的自己。 还记着曾经刚认识某人彻夜难眠因为一闭眼睛,看见的都是她的笑的 那种感觉,那时候的自己是幸福的。 曾经最遗憾的事情是大学四年一直喜欢一个女孩但是都没有说,那时 自己和现在没什么变化,天天瞎忙,做着自己都不知道在干嘛的事情 ,更不会和女生说话(到现在都忘了我根本不会和女生交流,但是曾 经怎么有女友的)。好在,毕业后一年的去年夏天我有机会给那个女 孩表白了,也试着追过,不过,时间不对。错过了就错过了吧,至少 没有遗憾。
我个人认为,青春就是那个自己不会太权衡后果,不受太多羁绊,自 由自在,那个很真的时候。
有一句台词不错:
郑微后来和前男友重新见面的时候,说:“其实我们自己都在变成自 己讨厌的人。”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感觉实在太多了,曾经我甚至不想来美国留学, 但是我必须来。
我讨厌投机,但是我必须做。我不想经历太多时刻变化的金钱利益, 但是我必须适应。 我不想天天泡图书馆,我也想自由自在的旅游,轻松一些,但是我必须珍惜时间。我不想毕业后那么快的回到国内,但是我必须回。我不想这个时候就已经和同龄人没有共同的语言,但是我已经out了。我不想对别人封闭自己,但是我习惯了。我不想变得有攻击性不想总是习惯于批判和衡量,但我已经成这样了。
有人告诉我,有投机能力真好。但是实话实说,我从小的梦想就是隐居田园与世无争,和家人好好的分享快乐幸福的时间。但是经历告诉我,越是想要宁静的生活就必须要自己去争去抢前,争取足够的条件来捍卫平静的生活。
命运从妥协的那一步开始,就再也无法回头,一步步的更加的身不由己。
致青春观后心得5几天时间看完《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看之前,竟未想到会有如次震撼的感受。
17号,从中午一直到深夜,我整个人都一直陷入了这本书中。小说中的故事情节是那么生动,人物又是那么真实,还有它透露出的种种真切认识,无不让自己心情变得五味杂陈。
第一章,从认识聪明伶俐的郑微开始,然后到她莫名其妙喜欢上陈孝正,我一直很充满希望地看小说,就连在刚看小说的第二天,我也心情颇好地起床锻炼。因为一开始那里面描述了一个美好的大学世界,对于憧憬已久的我来说,它真实而简单,也抹掉了很多我的茫然。然后故事进入到郑微开始向陈孝正发起进攻,她的搞怪和讨厌,众人看来再幼稚不过的把戏,竟然误打误撞让陈孝正开始关注她,直到两人关系慢慢进展。陈孝正是一个刻板而严肃的人,对任何事都要求一丝不苟,连这样的他竟然也不知不觉喜欢上了烂漫的郑微。看到这里,我只觉心中为郑微高兴,也越看越有兴趣。可是后来的内容,这样的心情早已消失,残酷的社会现实已经慢慢侵入这些年轻人,少不更事的他们也在打击下开始发生变化。和郑微喜欢了20__年的邻家哥哥林静一样,陈孝正选择离开郑微,出国留学。事情出现转折,饱受打击的郑微开始进入社会,逃避伤心的现实。若干年后,她在工作中渐渐认清了社会的真面目,棱角分明的她也开始变得世故圆滑,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开始不那么单纯,但就在这时,两个出国的人都回到了她身边。但此时的她早不是从前那个单纯活泼的少女,她变成了学会变通的理性女人。她深爱陈孝正,给了他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但由于陈孝正的出生和性格决定他为事业的心总是多于感情,两人走到感情边缘。我再次看到,变心中产生阵阵酸楚,为陈孝正,也为那些过往的青春。郑微最后选择了林静,因为林静依然爱她,更有力量保护她,在她感情的空虚中,林静悄悄进驻,最终,郑微选择了爱她的人,而非她爱的人。
有些事,并非总是我们所想的那样。我们的生活参杂了太多有关现实,有关宿命,有关感性与理性。一个人的成长也如此,从最初的天真慢慢蜕变成成熟,其间不知要经历多少伤痛打击,人总要步入社会,直到后来才会发现原来社会是如此深奥的学问,太多我们想不通的道理,太多我们难以适应的规则。社会也不过是一台打磨机,每个有轮廓的东西进入里面总会被打磨得光亮而圆滑,人情世故,成为我们被打磨的主要因素。走吧走吧,人总要学会自己长大。我们为成长也要付出太多的代价,世界总守恒,有得到也会有失去,就要看我们怎样割舍。
郑微,自称玉面小飞龙,曾经天不怕地不怕,她深爱林静,没有任何理由,如此一个优秀的邻家哥哥,从小与她一起长大,他是她一生的榜样与目标,她发誓要嫁的人。但是林静抛弃了她,因为一些无法说出口的理由,这也是理智。她又爱上了陈孝正,一个出身贫寒的少年,父亲早逝,让他成为遗腹儿,母亲含辛茹苦地将他拉扯大,对他也寄予重大希望,所以他有一身孤高的气质,也是一个相当优秀的人才。但是命运很捉弄他,自小不堪的家庭背景已经够惨,后来在他一心为理想事业奋斗中,无意间多出个郑微,让他在感情与事业之间做着艰难的选择题,最终,他要给她一个有保障的未来,于是暂时离开。别离是一件多么凄惨的事,谁能确定以后能否相见,何时相见,相见又能否如初?
每个人都在割舍着,艰难而痛苦地割舍,我们无法预知未来,我们也不能得知今日的割舍,是否能换来明日的美好。每个人都曾在社会上初来乍到,又怎么知道,我们日夜期待的未来,要靠一次又一次的磨练,蜕变,洗礼才会来到,那些在指尖流逝的青春岁月,也只有每个人自己最清楚其间的苦痛。
曾一度认为理性高于一切,但看完这本书后,我才发现,有理性固然是件聪明的工具,可是往往我们不需要太多聪明,有时傻着,也会有好处。有些甜蜜,需要沉溺,不需自拔,有些爱情,需要付出,不需衡量,有些回忆,需要珍藏,不需审视,有些人,需要信任和等待,不需怀疑和代价。青春是筹码,永远赌不了永恒,每段青春,都会有最终腐朽的一天,何不为青春奉献一把?懵懂的恋爱也好,不为人知的奋斗也好,每个人只有一次青春,谁都知道拥有时不在乎,失去后才哀叹的悲哀。陈孝正,他作了正确的选择,他没有错,追求梦想不是每个热血青年所热衷的吗?心存一份宝贵记忆不是每个恋爱的人所期待的吗?他选择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可错就错在,他有个不好的宿命。自幼的成长让他知道母亲养育的艰辛,他要感恩,要争得一番成就,他也注定在没有父亲的生活中,他缺乏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安全感。这也是导致他失去郑微的重要因素。所以,人生就是有命中注定一说,命运有时不像贝多芬说得那么轻巧,有些事,我们无法改变。
1、人世间的感情为什么不能像打地基一样,挖一个坑,就立一个桩,所有的坑都有它的那根桩,所有的桩也能找到它的那个坑,没有失望,没有失败,没有遗恨,永不落空。
2、她来过,她爱过,她努力过,得之是幸,不得是命。当然,年少时的我们如何会相信会有得不到的宿命。
3、纵使她的计策比他高明上无数倍又能如何?乞求爱的人费尽心机,不爱的人不需要任何手段,所以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将她击溃。
4、曾经我们都以为自己可以为爱情死,其实爱情死不了人,它只会在最疼的地方扎上一针,然后我们欲哭无泪,我们辗转反侧,我们久病成医,我们百炼成钢。你不是风儿,我也不是沙,再缠绵也到不了天涯。
5、原谅她不能给他安慰,每个人最终都能自己舔着自己的伤口。
6、我们一生里有可能遇到很多人,有时正好同路,就会在一起走一段,直到我们遇到了真正想要共度一生的那个人,才会把余下的旅途全部交给交给这个人,结伴一起到终点。
7、正如故乡是用来怀念的,青春就是用来追忆的,当你怀揣着它时,它一文不值,只有将它耗尽后,再回过头看,一切才有了意义——爱过我们的人和伤害过我们的人,都是我们青春存在的意义。
8、看得见的伤口,迟早有一天是会痊愈的。
9、阮阮伸手挡住风沙,“天太黑了,我可以假装看不见你哭。”
郑微摇头,“我不哭,阮阮,我愿赌服输。”
10、碰到什么样的的男的都不要紧,就怕遇到了传说中的洋葱王子,你想要看到他的心,只有一层一层地剥掉他的外衣,在这个过程中他不断地让你流泪,最后才知道。原来洋葱根本就没有心。
11、谁先爱了,谁就输了。
12、事实上,他们再也没有了继续面对面对弈的一天,很多人,一旦错过了,就是陌路。
13、“没办法,女人就是容易为别人的故事流自己的眼泪,挺可笑的。”
14、也许这才是成年人的感情,放在天平上小心计量,你给我几分,我还你多少,我们可以付出的东西是那么有限,再也经不起虚掷和挥霍。而年少时不计代价去爱的我们又到哪里去了?
15、我只不过想要去看看他,当初离开的时候太过仓促,总觉得很多事情都还在心里,见一面也好,就当说声再见。——阮莞。
16、不管她追问多少次“你爱我吗”,也不管他给过多少次肯定的回答,都比不上这云淡风轻、无关欲望的一吻。这一刻,郑微终于愿意相信,身边的这个男人,他毕竟还是爱她的,不管这爱有多深,不管这爱里是否夹杂着别的东西,然而爱就是爱,毋庸置疑。
17、原本我们苦苦放不下的一些东西其实是那么微不足道。他说的也许是对的,我爱的不是他,而是我对爱情的想象,现在,我是爱上了这个地方。
18、或许每个女人年轻的时候都曾遇到过她的陈孝正,然后才会找到林静;
而每一个男人都曾是陈孝正,当他终于成熟,就变成了林静。
19、她重重地叹了口气,她觉得自己跟他在一起应该有半辈子那么长了,原来不过是十三个月,她现在觉得,青春有什么用,她恨不得一夜之间跟他一同白头,顷刻就白发苍苍,到那时尘埃落定,一切都有了结局,便才是真正的天长地久,再也没有未知的未来和变故,再也没有任何人,任何事可以把他们分开。
20、眼泪是无谓而徒劳的液体,流泪的人是愚蠢而可悲的。
21、得到一样东西,就意味着另一样东西必定要失去。
22、当年舟车劳顿只为与爱人片刻相依的她,一心只想把那份感情守成天长地久的她,可曾想到会有今天?爱着的时候,以为那个人就是自己的一生,谁料到一朝梦醒,就站在了另一个人的身边。
23、她如何能不爱,感情不是水闸,说开就开,说关就关。那场感情,她豁出了自己,一丝也余力也没有留下。而他是在她最快乐的时候骤然离开,中途没有争吵,没有冷战,没有给过她机会缓冲,让热情消散,如同一首歌,唱到了最酣畅处,嘎然而止。
24、“那为什么你不哭?”
“因为掉眼泪也不能让我找回它。”
25、爱情是足以焚身的烈火,不管是聪明人还是笨蛋,爱上了,都成了飞蛾。谁都知道飞过去会成为飞灰,但那又怎么样,百年之后,不管燃烧过与否,我们都将成为尘土。
26、快乐转瞬即逝,唯有疼痛铭记于心。
27、再好的过去,回忆的次数多了味道也就淡了。
28、我们的一颗心,曾经火热地揣在胸膛里,滚烫得无处安放,急不可待地找人分享这温度,从没想过它也也有一天会冷却,冷到我们只得自己环紧自己,小心翼翼,唯恐连这仅有的暖意也守不住。
29、别让我再等你,我怕我没有足够的勇气一直等在原地,更怕我们走着走着,就再也找不到对方了。
30、对于女人来说,爱情是生活的全部。对于男人来说,爱情只是生活的一小部分。不管当初他给过怎样的承诺在面临选择的时候他们永远比女人现实而理性。
31、爱情的分量,也不过是一枚落叶和死后的尘灰。
32、很多东西就像气球一样,看上去很美,但你不能戳它,一戳就“砰”的一声,什么都没有了。
33、《海的女儿》里,上岸的人鱼公主为爱蜕变出人类的双足,然而落地的每一步,痛如刀割,她的痛不仅因为她丧失了原来的自己,更是因为太多的委屈因由,无处言说。
34、是我的,就是我的,走了的,只能说明他从来没有属于过我。
35、一辈子那么长,一天没走到终点,你就一天不知道哪一个才是陪你走到最后的人。有时你遇到了一个人,以为就是她了,后来回头看,其实她也不过是这一段路给了你想要的东西。
36、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输家,因为我们都爱了。
37、世界上任何一个智者在遇到勇者的时候都是可悲的,当然,他更能够接受的版本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正常的人在遇到一个不正常的人时通常都是可悲的。
38、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选择自己的记忆,记住快乐,忘记悲伤,难得糊涂。她毕竟还是爱他,正因为爱,才可以因为一分的甜忘记九分的苦。
39、你爱我吗?
这是个全世界最愚蠢的问题,也是全世界女人最喜欢追问的问题。男人总笑女人无聊,女人其实也自知问出来太傻,但她们还是会一次又一次地寻求个答案。为什么?因为人心隔肚皮,因为女人太在乎,因为她们从另一颗心上找不到带给她们足够安全感的证据。即使男人给出的答案大多虚无,但她们需要那一秒的慰藉。
40、青春是终将腐朽的,时间对谁都公平,谁都只有这几年新鲜,谁都输不起。
41、因为这样,她永远不会知道那个男人的失约,永远不会失望。——阮莞去见她爱的人,然而却赔上了自己的性命。
关键词:李亚伟;《中文系》;口语化
中文系是中国文化的传承平台,也是主流文化的前沿,是培养文学人才的摇篮。在那个充满理想的80年代,很多时代精英在中文系成长。他们不懈地寻找可以支撑自己生活的真理,用无尽的激情点燃了一个时代。近些年来,有很多诸如《中国合伙人》、《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老男孩》、《怒放青春》等等这样的影视剧给我们展现了80年代那个开放、自由、有活力的大学校园,那些大胆放犷、落拓不羁的知识分子,这些都令今天生活在大学校园里的我们无比向往。而李亚伟的《中文系》恰恰在这点打动了我们,让我们得以与那个时代的中文系进行一次亲密接触。
80年代中后期是一个思想较为解放的时代,在当时的青年人中,颇有一些我行我素的自由主义分子,他们代表时代,也无意代表他人,他们只代表自己,真正书写自己的生命体验。《中文系》就书写了那个时代大学生真实的生活与感受。“亚伟想做伟人/想和古代的伟人一起干/他每天咳着各种各样的声音从图书馆/回到寝室”“一年级的学生,那些/小金鱼小鲫鱼还不太到图书馆/及茶馆酒楼去吃细菌”“大伙的拜把兄弟小绵羊/花一个月读完半页书后去食堂/打饭也打炊哥”“中文系就是这么的/学生们白天朝拜古人和王力和黑板/晚上就朝拜银幕或很容易地/就到街上去凤求凰兮/这显示了中文系自食其力的能力”“中文系就这样流着/教授们在讲义上喃喃游动/学生们找到了关键的字/就在外面画漩涡”这些随意的近似调侃的话语,真实地书写了他们自己学习生活的感受,对保守封闭的教学模式和陈旧的知识结构进行了嘲讽,其语词中流动着一种玩世不恭和放荡不羁。这种诗情,是青春的反叛。这是他们学习生活的感受,那他们又是些什么样的学生呢?“常在五公尺外爱一个姑娘/由于没有记住韩愈是中国人还是苏联人/敖哥悲壮地降了一级,他想外逃/但他害怕爬上香港的外滩会立即/被警察抓去,考古汉语”“诗人杨洋老是打算/和刚认识的姑娘结婚,老是/以鲨鱼的面孔游上赌饭票的牌桌/这条恶棍认识四个食堂的炊哥/却连写作课的老师至今还不认得” ……是的,他们就是这样一群荒诞不经的学生。他们无所顾忌地出入于女人密集的场所抽烟喝酒,为了诗酒有人甘愿和女朋友买旧衣服赚钱;他们整日在宿舍玩扑克牌而不去图书馆也不去上课,一个半月才能读完半页书,期末的时候不仅不能及格,连上课的老师都不认得;他们的古文功底极差,记不住韩愈的国籍,却个个都把追求女孩作为大学生活的必修课;他们性情刚烈,和食堂的工作人员打架;他们是赌徒,是好吃之徒,甚至哈姆雷特痛苦思索的“是生存还是死亡?”的两难问题,到了诗歌中万夏的心中竟被戏拟成“继续吃饭还是永远/不再吃了”这样滑稽的问题。他们对大学的宣告让人汗颜:“火锅就是医专就是知识/知识就是书本就是女人/女人就是考试,每个男人可要及格啦。”如此大胆,如此锋芒毕露,咄咄逼人,他们真的是中文系的学生吗?也许,对于那些展露自己性情,追求真正凸显个性生活的中文系学生来说,大学更是一种生活:“后来中文系以后置宾语的身份/曾被把字句提到了生活的前面。”
中文系的学生是如此桀骜不驯,如此荒诞不经,去还理直气壮地对代表着知识和经验,博学和高深的大学师长们加以调侃和嘲弄,中文系的教授与讲师“当屈原的秘书,当李白的随从”“把鲁迅存进银行,吃他的利息”“写王维写过的那块石头”他们无非就是“骑上自己的气泡/朝下漂像手执丈八蛇矛的/辫子将军再河上巡逻”让“一些蠢鲫鱼和傻白鲢”“在期末渔汛的尾声/挨一记考试的耳光飞跌出门外”。同时,他们也关心学生的思想动态“赵重学鲍迪埃学高尔基,有晚上/厕所里奔出一神色慌张的讲师/他大声喊:同学们/快撤,里面有现代派”“在大小集会上不许胡说八道”。在学生眼中,中文系似乎是个自产自销的机构:老师教学生,学生毕业了,留校接着教。中文系那些衰朽僵化的老头、老太太,把中文系的古典文学遗产、近现代的文学遗产,当作他们自己的私人财产,存进了“私人银行”,他们吃着“利息”,给学生喂养的是这些“伟人的咳嗽”、“伟人的剩饭”,“搅起些早已沉滞的肥皂泡”和“放些失效的味精”。教授们按部就班宣讲烈女的形象,虚伪的“贞洁观”,还有那“意境深远的月亮”。已经80年代了,中文系的老师还以鲍埃迪、高尔基作为中国文学的最高典范,而对现代派嗤之以鼻,在前卫的思想行为面前他们“神色慌张”,“手执丈八蛇矛”在“河上巡逻”,“之、乎、者、也”地对暗号,防止“异端”可能混入“纯良”的学生队伍。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因而设计了那些早已僵化僵死的科目和考题,迫使一个个不听命于他们的学生“挨一记耳光”。中文系是如此衰朽、顽固、僵化,由此学生们的叛逆和不羁也是可以理解的了。80年代大学的中文系是我国政治、思想最集中最敏感的反应场域,那时,新旧思想并存,自由与禁锢同在。这些长于新时代的大学生是敏感的,有着强烈的独立自主意识,他们企望征服、横扫一切压制势力,因此他们以打架、骂人、打牌、做小生意、喝酒、作乐、找女人、厌学、逃学这种种落拓不羁的态度来表达对大学教育体制、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的不满,并最终对中文系做出彻底决绝的否定:“像亚伟撒在干土上的小便,他的波涛/随毕业时的被盖卷一叠叠地远去了。”小便是不屑的,无用的废弃物,排泄了才舒服。人的精神生活空间也是如此,对那种腐朽中文系的嘲弄与调侃,正是他们对那段落拓不羁的青春的礼赞!
李亚伟是上个世纪80年代第三代诗歌里的“莽汉”诗群的做卓越的代表。他曾在《莽汉主义宣言》里说:“捣乱、破坏以致炸毁封闭式或假开放的文化心理结构”,“莽汉们将以男性及其坦然的眼光对现实生活进行大大咧咧地最直接地楔入”,“莽汉们极力避免博学和高深”,“坚持意象的清新,语感的突破,尤其重视使情绪在复杂中朝向简明”、“以前所未有的亲切感、平常感及大范围连锁似的幽默感来体现当代人对人类自身生存状态的极度敏感。”的确,通读《中文系》全诗,似乎处处洋溢着宣言中的这些气息。《中文系》全诗采用口语,通篇都保持了一种朴素直接的表达方式,很少需要特别加以诠释的修辞,也没有那些浮于语言表层的装饰性意象,更没有高亢激昂的抒情,而是把情感隐匿在了诙谐俏皮又几近刻薄的叙述话语下。作者以调侃、嘲弄的方式以及玩世不恭的态度表达了对个体生命不被尊重的抗议,以平凡人的身份表现对生活的感受,给人一种真实亲切感。同时,同样作为“第三代”诗人,除了采用口语化写作,李亚伟与韩东的“诗到语言为止”和于坚的“拒绝隐喻”不同,他的这首诗中处处都是象征和隐喻,比如屈原、孔子、李白,杜甫、王维、马致远、韩愈、鲁迅、茅盾、巴金这些文化名人就象征着中国超稳定的文化结构,而“之、乎、者、也”则隐喻过时的思想,“鲍埃迪、高尔基”隐喻了中国的政治文学教育等等,正是有了这些象征和隐喻,作者才得以制造他充满智慧的调侃,表达他对汉语的那份热爱。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样的诗歌写作散文化倾向比较明显,《中文系》这首诗在叙述中保留了叙事文学的人物、情节、地点乃至性格这样的要素,不光是散文,甚至有了小说的笔法。而且,作者在诗中的反文化姿态太过极端,屈原、孔子、李白、杜甫、韩愈等等这些名人名作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可缺少的部分,直到现在乃至以后的以后,他们都是值得学习和敬仰的,中文系的学生不学他们,那要学什么呢?真正的好诗,真正有生命力的诗歌发展是不能也不可能完全反文化的。所以,这样的诗歌只能说在当时的特定历史语境中是有价值的,而在今天,这样的诗歌写作价值是值得怀疑的,多读几遍之后就毫无美感可言了。当代诗歌写作不能只成为西方后现代的注脚,而是应该让民族文化的积淀在时代中得以显现!(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二次大战之后,美国社会的变化给地下电影类型,或者说个人电影类型,先锋电影类型的形式与发展提供了条件。对政治改革的要求,民权运动,性革命,麻醉品的侵入和青年人的对社会习俗与主流价值的反叛必须寻找一种艺术形式来渲泄,而个人电影正可以反映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情绪和思想。这些个人地下电影也成为整个社会动荡和不满潮流中的一部分。有些导演有个人的情绪需要诉求和发泄,便运用电影来砸碎传统社会的习俗,语言的障碍,宗教与性事的制约。有些电影仅仅是一些通俗的琐碎的东西,或者是同圈内的艺术而已,但它们所包含的导演个人的艺术思想和对社会的批判还是值得关注的。因为审查制度的缘故,也因为有可能引起社会公众的反对,大部分地下电影或个人电影不能在电影院放映,只能在私人俱乐部小范围内流传。
由于电影发源于戏剧与摄影,在19世纪末戏剧与摄影都不被认为是美学创作,所以电影也很难归类于美学欣赏的范畴。随着电影摄影机的小型化,人们有可能购买与占有电影摄影机,按自己的美学意愿拍摄与制作电影。地下电影无疑是非常个人化的。正如电影制作人与评论家乔纳斯•梅卡斯说的,这些电影源自拍片人的内心,犹如他们脉搏与心跳,眼睛与手指的延伸。他说,“我们想提醒人们在世界上还有一个称之为家的地方,在那里他可以独处,可以与他爱的人呆在一起,可以独自面对自己的灵魂——这就是家庭电影的含意,也就是我们拍摄电影的视角。”先锋的家庭电影表述个人视野,家庭事件与社区交往的经验。因此,在这一意义上,很难区分职业的与业余的,区分艺术家与个人趣味爱好者。电影成为真正的媒介,在这一媒介中,拥有摄影机的人们不仅生而平等,而且成为事实上的平等。没有人可以说他的梦想好一些,更艺术一些,因为它们是内心的表述,是唯一的,与众不同的,因此也就没有可比性。
在电影评论家看来,这种电影拍摄的民主化理论往往不起作用。有的个人电影极佳,但也有十分无聊和烦人的,有的具有很高的艺术性,但也有粗制滥造的。虽然所有的人都可以到新美国电影运动放映室放映自己的电影,但个人电影的良莠还是有区别的,艺术家与业余爱好者还是有区别的。对于业余爱好者来说,电影是记录个人经验的手段。如研究地下电影的帕克•泰勒说的,它完成了电影摄影机最被忽视的功能,即侵入并记录禁忌的领域,这些领域对于摄影来说太隐秘了,太震撼人了,太不道德了。70年代的商业性的性电影借鉴了个人电影的这方面的功能。
新美国电影运动艺术家给电影带来了新的目标和期望。他们希冀做其他领域现代艺术家已经尝试做的事情,不仅使人见到形象,还要创造使人看见形象的新的手法。他们要求在现代主义的传统这一问题上,与诗歌、绘画和小说处于平等的地位。电影制作人斯坦•布雷克海奇认为,在电影中有一种追求语言之外的知识的倾向,这种知识基于视觉传播之上,它要求视觉心理的发育。在目前,有很少一部分人继续这一视觉过程,将他们的灵感诉诸于电影经验之中。他们创造了一种新的语言,这种语言由移动的形象构成。布雷克海奇和梅卡斯的观点是相左的。梅卡斯反对现代主义,直接反对布雷克海奇所规范的电影艺术家。梅卡斯说,“我们需要光的艺术。”他要求电影具有让人满足的和自我发展的形象。虽然梅卡斯以拍摄痛苦的与快乐的电影来区分艺术家与业余爱好者,实际上这种区分并不正确。所有新的视角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痛苦的,观者必须经受从眼到脑,再从脑到眼的咀嚼和消化。正基于此,新美国电影的艺术对于有教养的、学识渊博的和有敏锐观察力的观者是一种何等样的满足。在个人电影领域中,从抽象的独自一人完成的电影到商业性故事片,最明显的最具有意义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艺术的,一个是非艺术的。只有艺术才具有力量,无论它描述的是什么主题,它表述的手法是什么,它能给观众一种情绪上的感动。
美国战后的个人电影,本质上是先锋派的艺术。他们的美学传统相互影响,使他们制作的电影有许多共同点。他们都追求艺术的现代主义运动,他们没有钱,却在一项昂贵的媒介——电影中从事自己的事业,所以他们的电影风格是浪漫主义的,电影主题充满了浪漫个人主义。
根据P•亚当•西特尼所著的《幻觉电影:美国先锋派》(1974),许多重要的个人电影是用废弃的胶片和租赁来的摄影机拍摄的,有些杰作由于资金匮乏只好截短。但是,和旧金山北海滩或纽约格林威治村的波希米亚诗人或小说家比较起来,他们却似乎是富豪了。由于资金的缺乏,地下电影的制作者们不得不借助于权宜的技术手段,这反而帮助形成了电影的新的美学方向。新美国电影运动从梦幻电影演变到世俗性电影,从迷惘电影演变到神话创作。在60年代,在新美国电影运动中有一股激进的力量与神话创作决裂,便产生了结构主义电影。结构主义电影强调摄影工具优于电影制作人的眼睛,它结束了个人电影的抒情的和神话的形式。
美国早期地下电影的主题和同期的好莱坞主流电影有许多相似之处。新美国电影运动40年代的迷惘电影比同期的好莱坞的幽闭恐怖症的戏剧探索了更深层的、更隐秘的无意识状态。有些最重要的地下电影,如玛雅•德伦的《下午之网》(1943),肯尼思•安杰的《烟花》(1947),格雷戈理•马科波罗斯的《乡下情郎》(1950)的制作多少与好莱坞有关系。德伦的丈夫是好莱坞的职业电影从业人员,安杰在好莱坞当过童星,马科波罗斯在南加州大学电影课程中接受了约瑟夫•冯•斯腾伯格的教育。所谓的迷惘电影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对性的探索,探索者不是一个梦想者就是一个疯狂的处于幻觉中的人。迷惘电影通过梦幻涉及了禁忌的领域,如安杰在《烟花》中描述了同性恋,斯坦•布雷克海奇在《清晨之肉体》(1956)中描述了,德伦在《下午之网》中讨论了对死亡的预感。迷惘电影是唯我主义的电影,表述内心心理。迷惘电影将观众带进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它们否定电影的视觉性质。在50年代末,先锋派电影制作人抛弃了迷惘电影。这可以在斯坦•布雷克海奇的作品中得到印证。布雷克海奇发展了一种新的风格,在这种风格的电影中,视觉动作不是发生在银幕主人公身上,而是发生在电影制作人身上。他创造了一种视觉风格,观者可以运用他的想像力。他认为,作为一个观者,他在理解电影的含义方面和所有的观者是一样的。在放映他的旧日的电影时,他总是强调他不是艺术家,他只是观者之一而已。他的这一立场避免了传统的浪漫主义学派的关于视觉艺术家的权威主义立场,重申社会性是个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民主是先锋电影的重要含义。但不是所有地下电影的制作者同意布雷克海奇的观点。有的人则希冀在电影中表述神秘的通神论和神秘主义。对于安杰来说,电影制片人是占星家,他将观众带进神的神秘的境地;对于哈里•史密斯来说,电影制作人是神的使者。他说,他的电影是上帝制作的,他仅仅是媒介而已。所有神话电影的主要思想源自西方的文学传统,布雷克海奇和马科波罗斯都认为自己是创造者而不是中介。安杰的辉煌的电影《愉悦教堂的落成》(1966)从神秘主义者阿莱斯脱•克劳利处获得灵感,哈里•史密斯的《第12》(60年代初)则从犹太神秘主义得到启示,布雷克海奇的《狗星人》(1965)和马科波罗斯的《两次成人》(1963)则取材于经典神话。这些源泉使神话电影的内容具有异乎寻常的深度和丰富性,不再象迷惘电影那么苍白。
电影本身是现代大众文化的新的神话源泉,好莱坞也为神话先锋电影提供灵感。杰克•史密斯的《着火的人》(1963)是对约瑟夫•冯•斯腾伯格30年代电影视觉形象结构的一个评论与赞颂。安杰尔的《天蝎座升起》(1963)是一部公然表述好莱坞神话的电影;它创造了美国摩托车骑手的神话,这个神话不是从经典的或神秘传统汲取源泉,而是从电影制作人的视觉感受汲取源泉。布鲁斯•康纳用好莱坞的旧片剪辑、制作了《一部电影》(1958)、《宇宙线》(1961)。他在电影中用一种复杂的、讽谕的手法将情景处于对比之中,以撩起观者对熟悉的形象的回应,以取得比银幕效果更大的或迥然相反的效果。
最早作个人或地下电影实验的有四位导演:马雅•德伦(《摄影研究》1945)、肯尼思•安杰(《烟花》1947)、柯蒂斯•哈林顿(《在边缘》1949和《断裂的寻觅》1946)、格雷戈里•马科波罗斯(《精神病人》1948)。他们自己出钱摄制影片,影片十分个人化,十分大胆,抒发关于性的梦幻。每一部电影都反映了40年代的不安情绪,40年代的惊惶不安,性自由,政治观点,个人梦幻和对周围世界的批判。在50年代有乔纳斯•梅卡斯,肯尼思•雅各布,罗恩•赖斯,斯坦•布雷克海奇,和玛丽•门肯。60年代出现了布鲁斯•贝利,卡尔•林德,本•凡•米特,和罗伯特•奈尔逊。他们运用电影来表述抽象的美,表述视觉的设计、形式、运动和时空。个人电影拒绝顺应公众趣味,拒绝审片的标准,它们无视现存的习俗,大胆表现疯癫,和。因为导演自己出资,他们无须受电影制片厂控制,可以无视电视生产规则,也不用与脾气大的明星打交道。他们不遵循任何现成的关于主题或摄影技巧的规则。和法国的新浪潮导演一样,这些拍摄非叙事的意象主义电影的美国导演在报纸上刊登广告,阐明他们拍片的初衷和想法,表明他们的电影个人的,十分与众不同的,十分稀少的风格。有的导演干脆声言,他们的电影不是为广大观众而拍的,而只是为一小部分精英摄制的。
最具有代表意义的个人地下电影要算是肯尼思•安杰尔的《天蝎座升起》(1962-64)。电影的故事、摄影和声道代表了60年代初的个人地下电影。这部电影是一部研究暴力的作品(31分钟长),表现了摩托文化,波普歌曲,和同性恋。对于他来说,这些东西是社会的动力。他的作品表现了青春、死亡和黑色幽默。电影的长处就在于它的剪辑和沙声的配乐。在影片中,青年人穿摩托衫,似乎把它们视作圣品一般。影片映出了闪闪发光的腰带,腰扣,手蜀,头盔,性器官象征物,和纳粹旗帜。在那场全是男性的性聚会上,影片穿插了基督和他的信徒步入耶路撒冷的镜头。主人公“天蝎座”兼有希特勒、马龙•白兰度和詹姆斯•迪安的特点。电影用闪光拍了一张又一张摩托车手的脸,配之以喧闹浮躁的音乐,预示这些摩托车手跨上摩托车正在走向灭亡。公众对这部影片反应强烈,影片对以后的个人地下电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斯坦•布雷克海奇对地下电影类型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拒绝超现实主义和为激动而激动的宗旨,赋予影片以一种个人性。他制作电影描述自己的人生,如《窗户水孩在移动》,描写他的孩子的降生。他最好的电影是《狗星人》(1965),78分钟长,十分复杂,充满了意象。
美国艺术家安迪•沃霍尔是地下电影导演中最为人知的。他的电影流传也较为广泛。他使用了一个女替身制作了《》(1965)和《我的》,在影片中,他表现了同性恋者,男装癖者,街狂,吸毒者。在1966年,他完成了《切尔西的姑娘们》,是个人地下电影中最有名的。这部电影在全美放映,获票房1百万美元。影片3个半小时,其中独白对宗教、社会和作了评论。有的电影评论家赞扬了影片,而有的则给予谴责。而大部分观众认为十分沉闷。美国重要的先锋电影制作人安迪•沃霍尔在60年代中期创立了结构电影,完全摆脱好莱坞电影故事的束缚。沃霍尔的早期电影是对创造性想像问题的回应,是对观众反应的回应。这些问题是由地下迷惘电影过渡到神话电影而造成的。这些电影到底能表述多少电影制作人作为主角、艺术家和神话制造者的想像呢?到底能冲击多少观者的想像力呢?沃霍尔的回答是电影制片人应完全避免起艺术家的作用。在《睡眠》(1963)和《帝国大厦》(1964)中,他将摄影机固定在一个地方,拍摄一个睡眠的人和帝国大厦,让胶卷转动拍摄直到转完为止。然后,装上新的胶卷,再让它转动。《睡眠》放映6小时,目标一直是一个睡着的人,《帝国大厦》放映8小时,目标也一直是帝国大厦。沃霍尔在延续的时间内创造了观众回应的框架。同一形象的长度本身使观者获得新的视觉经验。沃霍尔后来转向叙述人际关系和性格,如《切尔西姑娘们》(1966),它仍然是拍摄固定形象,但已是二个并排的形象。其他电影制作人发展了沃霍尔的结构电影。如迈克尔•斯诺的《波长》(1967)。这是部45分钟长的电影,用缓慢变焦镜头从一个固定位置拍摄的,缓慢移动的变焦镜头成为意识移动的一种比喻。在《中央地区》(1971),斯诺用360度的摇动镜头从一个固定位置拍摄一片荒芜的土地。在这部影片中,他比迷惘电影更深入到自我的内心之中,深入到完全与世不相关的意识之中。
在当时先锋电影流派中还有所谓的图解电影。在图解电影中,摄影机仅仅是一个纪录性的工具。早期在欧洲,汉斯•里克特拍摄了《节奏21》(1921),瓦伊金•埃格林的《对角线的交响乐》(1921-1924)在电影中象动画片似地展现他们的图像,都是静物形象。英国的莱恩•莱创作了《彩盒》(1937),他是第一位抽象电影制作人,在电影胶卷表面直接绘画。于是,动画和在电影胶卷上绘画技术成为先锋电影艺术家们,如哈利•史密的艺术的一部分。图解电影在扩展式电影发展之后才得以发挥其意义深远的作用。对于扩展式电影制作人来说,创造性艺术并不主要靠摄影机和胶片创造出来,而是靠计算机、录像设备和激光创造的。扩展式电影超越单一形象的在一个横向的反射型的屏幕上的放映,而达到新的布景和情景的电影效果,如大大加大的屏幕,垂直屏幕,360度屏幕,电影与戏剧在同一视野中的结合,等等。在有些展览会和迪斯尼乐园中,人们甚至使用空间的三维形象的全息放映技术,以创造最大的幻觉。由于费用昂贵,不易获得所需的技术,在70年代中期扩展式电影仅局限于一小部分人。大部分设备和技术知识由私人公司掌握。先导者,如约翰•惠特尼,斯坦•范德比克和斯科特•巴特利特,都是在公司的资助下完成他们的电影的。如约翰•惠特尼得IBM的帮助,范德比克获贝尔电话公司的资助,巴特利特获准使用加州一家电视台的控制室。巴特利特的杰出的视频电影可以被认为是美国先锋电影制作人的富有代表意义的作品。但传统的关于创造性的概念并不包括电影制作人可以用光笔在计算机显示屏幕上工作,或者可以在录像控制板上混成形象。约翰•惠特尼说,要在计算机上动情地创造性地工作是极其不易的。
到60年代,被认为是的个人地下电影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公开放映的机会。而美国公众对此变化也是有心理准备的。由于新浪潮和新现实主义电影的侵入,美国观众已变得更为老练,对于不落俗套的手法和对的直率表述也已能平静接受。于是个人地下电影从地下浮到了地上,成为仇人娱乐的一部分,后来又成为好莱坞商业片的一部分。原来正统好莱坞认为、秽语、性幻想和大胆的主题是令人生厌的,而到60年代它们则成为当代大众电影的经常性内容。于是再也没有必要存在地下电影了。先锋的、实验性的和地下电影被容纳进了整个商业电影的体制之中。
根据吉恩•杨布拉德,他在《扩展的电影》(1970)中说,技术可以将艺术家解放出来专心致志于想像性创造。在新的概念性艺术中,艺术家的思想是重要的,而不是他操纵媒介的技术能力。在另一方面,由于电脑能够在诸多的选择中作出自主的决定,它最终将决定艺术作品的结果。
电影一直是大众了解社会与人的行为的信息的主要源泉。它是传播与交往的一个重要的媒介,它理应反映主流的思想和利益。美国电影正是这样做的。然而,美国电影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对美国社会中强大的社会与文化价值提出了挑战,对世界的认识与理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美国社会各阶层中都有人对美国电影所传达的信息不屑一顾,他们找出电影的毛病,如电影的程式,电影不真实的地方,电影规避的问题,等等。其实这些问题与美国社会中其他信息传播的媒介,如课本、报纸、政治宣言、布道的缺陷是相关联的。问题在于人们对于娱乐、故事、虚构的男女主人公的文化判断。根据罗伯脱•斯克拉,许多美国电影平庸,腐败或者虚假,主要是由于利润动机造成的。谈论改革商业性娱乐而不触及社会思想是短视的。美国电影中有一部分作品,由于它们的质量值得保存与收藏,它们是美国思想、艺术和文化中的瑰宝。
个人电影的兴起其意义是重要的。它表明了电影艺术家的能力,表明他们能够发展一种新的视觉语言,并扩展观众的意识。由于电影设备为更多的人所拥有,吉恩•杨布拉德预言电影将成为未来的语言,成为未来形象交换的交往方式。他说,通过扩展的电影艺术和技术,我们将在地球上创造天堂。
在理想主义的60年代,电影不仅被视作一种娱乐,而且也被视为一种民主的艺术。先锋派作品,家庭录像片和好莱坞影片都得到同样的重视。但先锋派作品和家庭录像片得到更大的珍惜,因为它们代表一种新的视野,人际的视觉交往的一个新的工具。70年代《大白鲨》和《星球大战》的成功从反面显示了60年代的空虚与苍白。电影制作人开始抛弃60年代的理想主义,认为实验性电影在60年代就结束了,主流电影汲取了它的某些风格上的优点而兀自向前发展了。年轻的一代电影制作人开始从事多种的风格的尝试,有故事片,记录片,并有录像艺术。颇有成就的电影制作人不再按共同的美学标准和风格而依附于一个社团,他们强调在美国社会中正强烈孕育的多元文化的认同。他们可能是女性主义者,同性恋者,非洲裔美国人,印第安人,亚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等等。多元文化的认同是重要的,而他们究竟从事故事片、记录片或录像片创作却并不重要。身份认同本身成为一种风格类型片,它可以集实验主义与现实主义、虚构与写实于一体。身份认同类型片也打开了观众的视野。先锋派类型片将观众和电影制片人看作是先锋的一族,是由先锋的美学观将大家聚集在一起。个人电影也意味着个人的,而不是大众的传媒和交流。虽然身份认同类型片主要描述一个族裔,但它们仍然针对广泛的观众。在70年代末,当好莱坞重整雄风之后,身份认同类型片促使独立电影制作人组织在一起以加强他们在电影文化中的地位。此时,产生了“独立故事片计划”和罗伯脱•雷德福的森德斯学院,帮助独立电影制作人。80年代在美国出现了专门放映独立电影制作人的作品的影院。同时,电缆电视和录像带出租商店的出现和繁荣,对电影的需求猛增。好莱坞的年生产量已无法满足它们的需要。于是,发行系统开始发行低廉制作的故事片,以应付市场的增长。在低成本制作的电影中,最佼佼者要算史蒂文•索德伯格的《性、诺言和录像带》(1989),租赁费赚了1千亿美元。墨西哥裔美国电影制作人罗伯脱•罗德里格兹仅花费7千美元拍摄了《流浪乐队》(1992),他自编、自导,自己拍摄,自己剪辑。
在90年代初期,独立制作影片在美国方兴未艾。独立影片制作人制作仿效老的好莱坞的B级电影,加以改造成新的适合有教养的中产阶级观看的电影。少数种裔的电影制片人希冀重蹈前人的足迹获得好莱坞的辉煌。先锋的和个人的电影具有一种无视一切传统和习俗的精神,以追求新的真实的视觉。它们拒绝一切程式的东西,一切传统的美学含意。自70年代以来的先锋和个人电影的成就说明,它们改变了实验电影的精神和思想,为在电影中表现人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图景和可能。在这个演变的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为伊冯娜•雷娜。在60年代,她是一位先锋派的舞蹈演员。她开始时,拍摄短片作为她演出舞蹈时的背景。1972年,她开始独立拍故事片《演员生活》,这是她从事实验艺术、社会抗议运动和女性主义运动的一个成果。她的女性主义是60年末的社会运动的一个延续,她试图将艺术与政治融合在一起。当男性先锋派人士正进入一个形式主义的解构电影创作时期时,她希冀在电影中表述情感经验,她想直接面对美学的和激进的先锋派人士的性别歧视。雷纳的第二部故事片《关于一个女人的故事》(1974)成为后先锋派独立制作影片的开山之作。故事片的主题就是性关系和个人操纵政治的力量。雷纳用音响与形象的并置来表述她的主题。当影片空白时,传来幕外音,而形象出现时,又全然没有音响了。同时,她还使用静景。电影上显现不完整的印刷文字和不完整的幕外音,彩色片与黑白片交叉。这些打破现实主义传统的风格突现了一种关于性关系的悲观观点:既然声响与形象都无法融合,遑论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了。在影片中,她使故事人物聆听贝利尼1831年创作的歌剧《梦游女》,梦游女逃避了死亡,而与情人重聚。在以后的创作中,她更趋向现实的视觉风格以表述十分难于表述的主题。《嫉忌女人的男人》(1985)探索当论,如福柯的理论与政治行动,如纽约的阶级和种族问题之间的复杂关系。她的《特权》(1990)运用熟悉的记录影片的形式在一部关于妇女年龄老化问题的电影中关注更年期。雷纳认为,她制作电影的目的就是使她的形象服务于情感。她说,《梦游女》最好表述了她的目的:在极端绝望的情景下,仍然存在情感生活。在70年代后期,有一批女独立电影制作人继承了雷纳的衣钵。她们的文化环境断然拒绝60年代。她们的文化环境充满了失望感,朋克和摇滚艺术盛行于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政治化了,而政治本身却变成了一份闹剧。她们的风格既有虚构叙事的,也有自传性的,散文式的。其代表人物为维维恩•迪克,贝丝•B和苏•弗里德里克。在80年代独立女电影制作人作品包括:利齐•博登的女性主义的政治片《在烈火中诞生》(1983),特林•T•敏花的自传体电影《名字叫越南》(1989)。敏花1970年离开越南,在美国成为一位少数族裔的电影制作人和理论家。
70年代末的非洲裔电影制作人对于好莱坞拍摄挖掘黑人题材的影片的消亡更为关注。好莱坞挖掘黑人题材的影片专事拍摄城区的犯罪与暴力,而很少涉及黑人的日常生活。非洲裔电影制作人反其道而行之,追求社会现实主义。查尔斯•伯内特在1977年拍摄了《羊屠夫》。《羊屠夫》在风格上受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影响。黑白影片在开头部分就摄取了在南洛杉矶街上嬉戏的黑人孩子的镜头,这使人想起德•西卡的《偷自行车的人》。在他早期的影片中,伯内特采取了一种道德的立场。他使用的特写镜头往往令人觉得无奈和尴尬。他显示他的人物们的背、脚,或者是从一种冷冰冰的中距离的视角来审视他的人物。他镜头下的人物似乎永远得不到宁静与闲适。伯内特将他镜头中的下层黑人劳动男女比喻为在屠宰场屠杀的羊。伯内特和其他洛杉矶的非洲裔电影制作人被称为“洛杉矶叛逆者”。他们实际上叛逆的是好莱坞的主流电影。这群艺术家包括:埃塞俄比亚移民海尔•格里玛(《树丛妈妈》1976),拉里•克拉克(《过路》1977),比利•伍德伯里(《为他们小小的心灵祝福》1984)。他们完全在主流电影发行渠道之外运作,在博物馆和大学播映他们的作品。80年代后期,伯内特获得资助拍摄《屯愤怒共眠》(1990),得以在主流渠道发行。在这部影片中他将他的视线集中在黑人中产阶级身上。有一天,哈利来到一家富裕的中年的黑人家庭。好客的黑人夫妇收留了他。不料,哈利是一个诱惑者,给这家人带来无穷的麻烦。哈利的形象意在表现即使殷实的非洲裔中产阶级的安全感也是十分脆弱的。但影片的票房价值不高。人们一方面怀疑主流发行渠道是否真正愿意全力发行一部非洲裔人拍摄的电影;另一方面,人们也怀疑黑人观众是否真正喜欢伯内特拍的有社会意义的电影。在“洛杉矶叛逆者”中有一位非洲裔妇女,她的名字叫朱莉•达什。她从纽约来到洛杉矶,就读于美国电影学院。在美国电影学院,达什拍了一部34分钟的黑白故事片《幻觉》(1983)。它描述一个黑人妇女,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好莱坞工作。她对人充作白人。这是当时最佳的短片之一。达什通过摄影、幻光、布置和服饰将黑与白并置。她甚至还利用音响,在黑人歌唱家录制声音时,在银幕上显现白人演员在用咀唇吟唱。当黑人歌唱家穿着白色的外衣,头上戴着一朵白花坐着时,对比度使人物的影像模糊不清,黑人的身影犹如幻像一般。达什的第一部作品《尘土的女儿》(1992)写的是南卡罗莱纳州和乔治亚州外海岛上的黑人妇女在20世纪初的生活。她希冀由此重现仍然保持非洲传统和文化的黑人社区的生活,在那里,黑人的方言、烹调和社会习俗仍然没有受到现代文明的侵袭。这是非洲裔妇女制作的第一部由主流商业渠道发行的故事影片。同性恋者制作电影在70年代以及嗣后的岁月在多元文化主义的运动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同性恋者独立制作电影并不是一件新鲜的事儿。早在二次大战之后,在实验电影的运动中,先锋派电影从肯尼思•安杰尔的《烟花》(1947)到安迪•沃霍尔的60年代的电影就在探索个人的与禁忌的主题中涉及了同性恋。虽然放映的范围有限,但同性恋独立电影制作人制作的电影可以达到它们目标的观众,不象非洲裔电影制作人制作的电影很难达到他们心目中的非洲族裔观众。80年代中期,人们对爱滋病的知识的广泛了解,促使人们广泛关注同性恋问题。这时,记录片《哈维•米尔克的时代》(1984)便应运而生。它描述旧金山一位同性恋民选官员哈维•米尔克的生活和死亡。这部由罗伯脱•爱泼斯坦导演的记录片获奥斯卡记录片奖。电影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通过专访描绘了米尔克1977年被选为旧金山行政官员的情景。同他一起被选上的有一位华裔,一位黑人妇女,一位白种女性主义性。米尔克被认为是美国第一个公开承认同性恋的城市官员。米尔克主持通过了旧金山同性恋权利法案。该城行政官员丹•怀特因此愤而辞职。后来,他又改变了主意,希望得到重新任命,但受到了指责,于是对市长乔治•莫斯科恩和米尔克心怀不满,在市政厅开枪杀死了他们。这部记录片帮助开创了一个同性恋独立制片的运动。其中最著名的为珍妮•利文斯顿导演的《巴黎在燃烧》(1990),探索纽约黑人与拉丁裔族的异性模仿欲者的文化;马龙•里格斯导演的《自由之舌》,主要描写他自己作为一个黑人同性恋者的经历(他1994年死于爱滋病);李安导演的《婚宴》(1993),描写一个亚裔与白种男子之间的同性恋关系与中国家庭传统的冲突。
继故事片发展的第2时期、同声的第3时期和1946-1964好莱坞发展的第4时期之后,好莱坞进入了复兴时期。美国电影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发韧是以以下作品为标志的:《邦尼与克莱德》(1967)、《数秒之间》(1966)、《当铺老板》(1965)、《奇爱博士》(1964)、《大卫与丽莎》(1963)、《勇敢的人是孤独的》(1962)、《》(1961)、《精神病患者》(1960)。它们有着一些共同的特点。它们都是以非主流的异类的反英雄为主角,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是腐朽的,无能的。影片都以直露式的描写来处理的冲突和心理问题。它们描述的当代现实生活是吸引人而花哨的。影片往往将笑料与严肃结合在一起。同时,它们出色地运用了最新时代的电影特技,如慢镜头,快速切割,画面与声音的并置以产生讽谕性的效果。
在电影批评家看来,这一时期的电影的主题基本上是性与暴力。虽然电影在历史上一直是在描写性,一直是在描写暴力的,但在如何利用性与暴力的问题上,这一时期的电影是与众不同的。图解式的性事镜头和好莱坞的新的暴力电影,对以往好莱坞的传统的类型电影是采取怀疑态度的,认为它们的过于乐观的结论将美国社会中存在的无法解决的分裂简单化了。这是一种新的美国电影。新的美国电影的形式是有它的原因的。以往乐于看电影的观众都成为坐在家里看电视的观众了。所以,电影必须寻找新的观众,不是那些偶尔为之的观众,而是每星期都要进电影院的观众。这些观众仍然热爱电影,认为电影对他们社会与休闲经验是重要的,并乐于观看电视不允许播映的只适合成年人的对话与处理。欧洲的新电影改变了美国电影制片人的观念。戈达尔、特吕福和安东尼奥尼对电影新的处理方法征服了新一代的电影制作人和观众。特吕福和安东尼奥尼拍摄的电影赢得了大量的利润。1959-1961对于美国未来的电影来说是重要的,因为人们看到经典性的电影《凝神屏息》、《四百下》、《枪杀那钢琴演奏家》、《奇遇》、《甜蜜的生活》和《广岛,我的爱》。同时,虽然好莱坞主流电影一直在嘲笑地下电影,但地下电影却最终在好莱坞赢得一席之地。地下电影不仅在商业上的成就超过了好莱坞,而且造就了一代年轻的电影观众,他们懂得并接受电影技术上的、视觉刺激上的和手法上的创新。这些热心的年轻的观众正是好莱坞所希冀拥有的。于是,美国电影在精英层发现了它的电影观众。与其拍一部所有的人都喜欢的大众电影,还不如为具有特殊趣味的特殊群体拍摄特殊电影。他们为一些特殊的观众拍摄了一些家庭影片,拍摄了为黑人观众所喜爱的警察—强盗片,为不同性方向的人(同性恋的,对男女两性都有兴趣的和异的)拍摄了电影,并满足了他们的窥私欲。《琼斯小姐心中的魔鬼》(1973)、《深喉》(1972)和《沙中的男孩们》(1971)是三部商业上最为成功的这类故事片。他们甚至还为年轻的半夜看电影的“怪人们”拍摄了特殊的电影,如菲力浦•德•布罗卡的《心中之王》(1966),亚山大罗•乔多罗斯基的《老鼠》(1969),约翰•沃特斯的《粉红的火烈鸟》(1971),吉姆•沙曼的《落基山恐怖片》(1975)和大卫•林奇的《消磁磁头》(1977)。美国电影制片人还将目标定格在诸如亚瑟•佩恩、迈克•尼科尔斯等拍的“艺术电影”上,喜欢艺术电影是一小部分人,也仅仅是电影观众中极小的一部分人。然而,正是这些艺术电影代表了电影艺术,代表了美国电影在其发展的第5个时期的成就。这些艺术电影所描述的性的与社会的价值反映了这一时期美国人一般崇尚的观点。当时,艺术电影的热心观众美国的大学生关于性事的观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发现肉体快乐构成了他们快乐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并在相互冲突的价值观之间找到了契合点。亚瑟•佩恩的《邦尼与克莱德》也许是新电影价值的最早的代表。它是继法国的《凝神屏息》和意大利《不设防的城市》之后在美国电影界最具影响的一部电影。其后,它的许多创新成为新电影的规范。在大部分情况下,新电影的主人公是社会的异类,流浪者或者罪犯,这些匪徒之帮却是社会正义的可敬的捍卫者。旧电影里的坏人成了新电影中的好人。在《邦尼和克莱德》之中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谋杀者都是一些具有魅力的、富有同情心的和诙谐的人物。而职业的追逐犯人的人们却是一群毫无幽默感的、非人性的人们。即使在《毕业生》中,一群非职业的追逐罪犯的人也是毫无幽默感,毫无公正和爱心的人。同时,新电影的结局一般是悲剧性的:主人公死亡,而法律战胜了放浪无羁。实际上,善并没有战胜恶,因为法与善往往是相对的。也有反文化的电影结尾是圆满的,快乐的,如《提秤布鲁斯》(1973)。问题并不在于反英雄们都在结局中死亡,因为死亡对于所有的人都是难免的,问题在于这些反英雄们自由自在地生活,放浪不羁,没有任何虚伪之情。然而,尽管时代的价值观发生了巨变,美国电影仍然不失其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成份,就象这一时期的美国文化一样。在电影中,仍然有过着美丽人生的好人,和过着罪恶生活的坏人,即使关于美和恶的概念发生了变化。
新电影并不要求人们认为它是真实的,正相反,它不时宣称自己是人为的,是设造的。新电影的新导演们使用许多电影技术增强电影的情绪,同时也让观众不时明白他们终究是在观看电影,观看虚假的真实。他们使用所有可能的技术,如慢镜头,静止,跳跃式剪辑,将黑白片与彩片混合,等等。这些手法具有极大的感情力量。和电视相比,电影的优越之处就在于它的大屏幕具有更大的催眠作用,而它的立体声效果更为真切和有力。电影在放映的过程中不可能有商业广告打断。按电影评论家的话说,电视是一个比电影更为冷峻的媒体,距离观众更远,也就是说,电视与观众的距离感更大。电影的快速剪辑,在时空上快速变换,在内心与现实之间的快速交替更迭,破坏了一般的时空观念,一般的现实与幻想的界限,一般的故事的线性进展。新电影同时也充分利用了音响新技术。按照以往的电影原则,电影往往运用背景音乐以增加镜头的情感力量。在新电影中,很少再有这种背景音乐。如果有音乐,新电影将使观众感到这音乐是来自电影中的无线电或录音机,或者干脆是一种明显与电影情景融合或反衬的音乐。例如,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1979)一开头就使用多尔演唱的《末日》,它一方面与电影开端正好相反,同时又加强了现代启示录的形象效果。在哈斯克尔•韦克斯勒的《酷媒体》(1969)中年会上的爱国讲演和歌曲伴随格兰特公园学生和警察的对峙和骚乱。奥尔特曼的《象我们一样的佟罚?974)使用的声道集中了30年代的无线电广播声,表明30年代的美国生活与无线电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紧密。有的新电影故意扭曲声响,有的则全然沉寂,和歌曲与噪声成一个显明的强烈的对照。摇滚乐和爵士乐作曲家为许多新电影谱曲,最享盛名的乐队演奏这些作品。新电影使用了相当多的摇滚乐,如《逍遥骑手》,马丁•斯科塞斯的《卑贱的街区》(1973),乔治•卢卡斯的《美国人格拉菲蒂》(1973)实际上集中了当时最流行的摇滚乐之大成。这是因为摇滚乐正是新电影年轻观众所喜爱的。斯科塞斯在《好伙计们》(1990)中继续运用摇滚乐作为电影的音响,以表明他的人物的情感世界与社会的特征。
新电影对于风格十分关注,谨慎地选用服装、道具,并注意运用当时的俚语与土语。它们善于用特定的镜头和音响将风格表现出来。新电影的电影导演们喜欢实地拍摄。传统的好莱坞讲究完美——完美无瑕的房间,不均匀的采光,背景的噪声,但新电影却崇尚不完美,不完美的视觉效果,不完美的人的境遇。新浪潮的用光风格影响了整整一代美国电影摄影师。新电影深受法国、意大利、捷克、英国电影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地下电影和先锋电影的影响。和欧洲电影一样,新美国电影不仅仅是描绘动作,而且描绘动作是如何被感受的。这样,人物变得比情节更重要了,更处于中心的位置了。它们往往描写大的社会与政治问题。然而,不管美国电影是如何被欧化,它们仍然忠于好莱坞的僵硬的类型程式,认为已经被实践证明成功的类型与程式不能轻易放弃。因此,在《邦尼与克莱德》之后仍然产生了一大批描写有同情心的俚牡缬埃辉凇犊褚暗囊话铩分蟛艘淮笈栊蠢媳呓挠捌辉凇斗ü范就分螅艘淮笈栊淳熳分鸱送降挠捌辉凇督谈浮分螅艘淮笈栊捶范就豕挠捌辉凇缎乔虼笳健分蟛艘淮笈苹锰较盏挠捌2还茉趺囱碌缬笆抢系睦嘈偷暮蠹陶撸俏鞑科⒎税锲⒕炱⒐秩讼簿缙嘈偷暮蠹陶摺T谛碌缬爸校蟮姆忠氨闶浅鞘衅拖缂淦T谡饬街掷嘈椭饣褂辛骼说缬埃ā跺幸F锸帧罚植赖囊巴獾缬埃ā痘钏廊酥埂?968)和幻想世界电影(《巧克力工厂》1971)。城市电影描述美国快节奏的城市生活,描述冷酷的,虚假的,人工雕塑的城市形象:高耸入云的水泥森林和霓虹灯。它们的主题往往将城市的做作与残酷,乡野的自由自在与开阔无垠作一个对照,如《午夜牛仔》描述一个城市老鼠与乡下老鼠的故事。这些电影显然继承了黑的传统。黑描述的是无法无天,尔虞我诈,而新的好莱坞城市电影描述的则是一幅地狱的图画。汽车在风驰电掣般的追逐中成为了死亡的工具,如彼得•耶茨导演的《布利特》(1968)和威廉•弗里德金导演的《法国贩毒网》(1971)。无论旧金山的噪音,如《对话》还是纽约的景色:烟雾,蒸汽,水泥森林,如马丁•斯科塞斯的《出租车司机》(1976)都描述了城市是如何滋生颠狂和幻想的。和城市电影相关的还有郊区电影,它的形成与美国白人中产阶级从城市中心逃逸到富裕的郊外同时产生,如《毕业生》,保罗•马祖斯基的《鲍勃、卡罗尔、特德与爱丽斯》(1969),罗梅罗的《死亡的曙光》(1978),保罗•施拉德的《吃软饭的美国人》(1980)。许多郊区电影运用电影中心洛杉矶的郊外作为电影的背景和比喻。和臃肿的旧的城市加以比较,这些新的郊外城镇洁净,空旷,明亮,但它们没有根,没有灵魂,既没有地理上的也没有精神文化上的中心可言。即使这些不直接描写没有人性的城市生活的郊外电影仍然利用曼哈顿的真实背景来表述枪击的场面,如《一千个小丑》(1965)、《你是一个大孩子了》(1966)、《制片人》(1968)、《袭击明斯基家的那夜》(1968)、《小谋杀者》(1971)、《下一站格林威冶村》(1976)和《曼哈顿》(1979)。新的试验性的西部电影,也即与城市电影相对而言的乡下电影,如萨姆•佩金帕的《狂野的一帮》(1969),乔治•罗伊•希尔的《布彻•卡西迪和跳太阳舞的孩子》(1969)和罗伯特•奥尔特曼的《麦凯布和米勒夫人》(1971),表明从原来外向类型已转向内向和感官化。对于新的乡下电影而言,美国广袤的西部,草原和沙漠,河谷和森林,是美国人开拓精神和自由意志的最后疆土了。乡下电影同样需要城市作为反衬,需要城市中的警察、法官、银行家和商人作为狂野的流浪的反衬。《狂野的一帮》和《布彻•卡西迪》都是产生于旧的西部正在衰落、新的西部正在兴起的时期。新的西部遵循的是城市的价值。但这两部电影的主人公都不愿放弃旧的西部的价值,他们宁可选择与时代相悖的生活方式,而不愿选择城市式的体面的生活方式。电影中的连续的慢镜头加强了死亡时刻的氛围,并使这种死亡氛围具有一种抒情的意味。新的西部电影与老的西部电影不同不仅在于它更加残暴,而且将死亡的时刻赋以情感的力量。老的西部电影中的主人公依靠的是马,骑着马儿在空旷的荒野驰骋,但在新的描写西部和乡间犯罪的电影中,主人公驾驶汽车在草原上疯狂作案,如《邦尼与克莱德》、《象我们一样的贼》和特伦斯•马立克的《坏土地》(1973)。在这些类型的电影中,人们看到过去与现在,城市与乡间的对照。邦尼和克莱德的幸福的自由生活与大萧条带来的饥饿和贫困相对照,与破坏了人们生活秩序的政治制度相对照。在《象我们一样的贼》中,鲍伊、梅斯菲尔德和奇克索的幸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与中产阶级令人烦闷的客厅和餐桌生活相对照,与他们的无聊的广播剧相对照,它显示一个有保障的纯物质主义的生活无疑是一种活死人的生活。
新好莱坞电影与老好莱坞电影之间的过渡在70年代表现在一批后现代的电影之中。它们可谓好莱坞类型电影中的类型电影,模仿30、40年代老好莱坞电影的情节结构、风格和演技。在这些电影中最为突出的便算《中国城》(1974)了。这部电影并不是由一个美国人导演的。罗曼•波伦斯基,波伦斯基的妻子,通过对纳粹集中营到曼森的残酷的谋杀的描写,表述了她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这种看法也许并不代表美国人的。电影的编剧是罗伯特•汤。这部电影虽然也讨论30年代的价值,一般认为这种价值较为完美,代表了美国的目的和未来走向,但它反其道而行之,却暴露与鞭挞这种价值的虚伪性。从表面上看,《中国城》是一部侦探片,背景是洛杉矶。影片通过对一系列令人困惑的谋杀和肮脏的的描写直接批判了美国社会生活中的道德腐败。摄影的技术很好,镜头给人以很美的感觉,波伦斯基正是通过这些表面的美反衬出深层的令人栗然的丑恶。美国梦原来是权力、与金钱交织在一起的一场噩梦。《中国城》表达了整整一个时代的躁动情绪。
新电影不仅在导演手段上创新,而且在运用30年代电影材料和小说的主题与形象上进行创新。30年代电影厂时代的电影主要是室内拍摄,以对话为主,而新电影则走向室外,以真实的背景为主。它们不再强调故事结构,而是强调动作、光线和音乐。最好的新电影每每有一个很好的统一的故事情节和洞察力,在主题的表述上,影片的立场更为隐晦,而摄影的技巧则更为高超和华美。
很多好莱坞复兴时期的电影针砭美国生活中的社会的、道德的、性的与政治的问题,揭穿关于美国的文化神话,这种文化神话在生活中几乎被认为是真理了。这种电影现象是与这一时期美国整个的政治发展趋向是一致的。在这一时期,连续数个与社会改革休戚相关的人物——肯尼迪总统、路德•金和马尔科姆•X遭到了暗杀,美国参与了许多人反对的越南战争,在越南的战场上越陷越深,最终又以水门事件而告终。这一切加深了人们对美国政体中最高决策的人们的怀疑和不满。整个时代的情绪:愤懑和怀疑取代了30年代和战时的乐观主义。那些反对美国政体最激烈的青年人正是美国电影的日常的观众。美国电影在这种情况下顺应他们的激进情绪就不足为怪了。
美国先锋电影十分个人化,诗化,制作时不带任何商业目的,在结构、视觉技术方面和理智态度方面取十分进取的、先锋的、革命的态度。它们在50年末开始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但实际上,美国诗化的先锋电影并非是50年代或60年代特有的运动。先锋电影制作传统在20年代就已存在,并受到欧洲先锋派的极大影响。对于先锋电影有3种态度:1.有的批评家认为,它们是一群神经兮兮的人自恋式的视觉成品,与严肃的电影艺术发展无关;2.有人将个人独立制作的先锋电影作为一种技术与技巧的试验地,以备日后主流电影运用。如,慢镜头,镜头重叠,速摇,摇滚乐,计算机图象,断裂画面,等,都是在先锋电影中首先运用而后正式进入主流的;3.有人认为先锋电影是美国电影唯一当之无愧的艺术,因为它们没有商业目的,完全由一个人按自己的美学观点制作,并与现代艺术、现代音乐和现代诗歌同时产生。先锋电影完全关注视觉,也就是说,电影艺术的手段关注如何帮助、扩展和充实一个人正视与观察内心和外在世界的能力。这也是所有现代艺术家追求的目标。美国先锋电影在玛雅•德伦和玛丽•门肯的影响下,由于8mm和16mm胶片的普及,在50年代中期形成一个运动,一大批主要的电影制作人得到承认。约瑟夫•康奈尔在1939年制作了他的第一部先锋电影。在其后,肯尼思•安杰,詹姆斯•布劳顿,玛雅•德伦,柯蒂斯•哈林顿,海•赫希,伊恩•雨果,威拉德•马斯,格雷戈里•马科波罗斯,玛丽•门肯,西德尼•彼得森,詹姆斯•惠特尼和约翰•惠特尼在40年代开始制作先锋电影并一直延续到50年代。约旦•贝尔森,斯坦恩•布雷克海奇,罗伯特•布里尔,雪莉•克拉克,布罗斯•康纳,詹姆斯•杰维斯,肯•雅各布斯,拉里•约里,凯特•克雷恩,彼得•库布外汇券我,克里斯朵夫•麦克莱恩,罗恩•赖斯,哈利•史密斯,杰克•史密斯和斯坦恩•范德比克在50年代制作了他们的处女作。在60年代,又出现了布罗斯•贝利,杰克•钱伯斯,布罗斯•埃尔德等。从50年代起,美国先锋电影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正式的主流类型,社会批评类型,类型,反省类型。当然,它们之间的界限并不是绝对的,在许多情况下,它们往往重叠。例如一部完全按照视觉要求制作的电影有可能是社会批评性的或反省性的,如罗伯特•布里尔的《詹姆斯城》(1957)和《拳头之战》(1964),一部电影也可能批评主流的价值观,如肯尼斯•安杰尔的《天蝎座升起》(1963),而反省类型的电影往往十分关注视觉技巧。
纯形式的电影在地下先锋电影中继续存在。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约翰•惠特尼的电脑电影,他将不断变化的电影色彩形式与同步的音乐结合在一起,如《目录》(1961)、《排列组合》(1968)、《矩阵》(1971)。惠特尼的电影在对称性的视觉效果上更为精确和数学化,而爵士音乐则更为随意和自由,如詹姆斯•惠特尼的《天青石》(1966)。其他具有主流传统的先锋电影还包括约旦•贝尔森的《曼陀罗》(1953)、《诱惑》(1961)、《再入》(1964)、《现象》(1965)、《萨玛迪》(1967),这些电影运用杂乱的转动的形式来代表曼陀罗,代表精神的不可描述的目标。贝尔森的沉思型的色彩和形式后来被菲利普•考夫曼的《精英之辈》(1983)所用,以显示宇航员视野中的跳动的形象。罗伯特•布里尔的卡通片实际上就是一种空间的跳跃,如《着火》(1961),电影以每秒钟24种不同的形象冲击观者的视觉。斯各特•巴特利特的万花筒式的《奥夫昂》(1967)以眼睛、眼球、鸟和脸演变成万花筒式的形状,不断地使之跳跃变化,并配之以现代音乐。现代音乐则是一组抽象声响如摩擦声,撕纸声,嗡嗡声——的组合。布罗斯•康纳是社会批判电影制作人最诙谐和最有幽默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一位编辑。他将现有的电影拷贝组合在一起以达到批判、讽喻的效果。他认为,人本来就有一种谋杀的倾向,对他人和自然谋杀,有一种暴力、侵袭他人的倾向,这种倾向最终是自杀性的,伤害到自己。他最好的电影包括:《一部电影》(1958)、《宇宙之光》(1961)、《报道》(1963-67)、《五个玛里琳》(1965)。在《一部电影》中,他完全使用已有的关于暴力和破坏的拷贝:飞机投扔炸弹,然后中弹焚烧坠下;印第安人和牛仔们的血腥战争;赛车惨烈相撞;大桥塌垮;原子弹爆炸,等等。康纳的电影实质上就是表示电影的功能就是记录灾难。他娴熟地将这些灾难镜头组合成一个富有节奏的影片,使人觉得人仅仅是机器,而这些机器制造死亡和灾难。康纳影响了斯坦利•库布利克。库布利克在他的《奇爱博士》的结尾中将已有的拷贝镜头并置,并配以讽刺性的音乐。斯坦•范德比克的《呼吸死亡》(1963)也同样是讽刺性的。他将拼贴、卡通和他的对一个行将死亡的社会的看法结合在一起。汤姆•德威特的《大气》(1967)是讽喻环境污染的,用肮脏的工厂、烟囱和建筑物来表明空气和大地的污染,用令人窒息的符号来表明城市的污染,最终表明人的思想也被污染而窒息了。这一类的讽刺性的电影还有:詹姆斯•布劳顿的《母亲节》(1948)、《卢尼•汤姆,一个幸福的情人》(1951)、《快乐花园》(1953)、《康》(1968);罗伯特•纳尔逊的《一位黑人母亲的忏悔》(1965)、《哦,该死的西瓜》(1965)、《大金发美人》(1967),等。安迪•沃霍尔制作的《》(1965)和《切尔西姑娘们》(1966)也是喜剧性的。沃霍尔的电影表明地下电影与电影是十分接近的,它们讽刺社会认为是正常的价值观念。肯尼思•安杰尔是好莱坞黄金时期一位经纪人的儿子。他15岁时就制作了《烟花》(1947)。它描写一个孤独的、好色的男孩被海员殴打和,最终他的生殖器讽谕性地变形成一支罗马蜡烛。这电影表达了安杰尔对于成年和受虐狂的看法。安杰尔最重要的作品是《天蝎座升起》,在这部电影中表述了他的拜物教和施虐与受虐狂的思想。它描述一个摩托车手的颠倒情绪,他喜欢镣铐、靴子,皮带,皮衣,夹克衫,崇拜影星马龙•白兰度和摩托车王詹姆斯•迪安,痛恨社会中流行的基督的善的形象,认为它毫无生气。他崇尚残酷。安杰尔用剪辑的希特勒的镜头来表明摩托车手的情绪倾向。摩托车手对健壮男子用具的崇拜实质上是想掩盖他的同性恋倾向。安杰尔运用声道来讽喻性地显示他的个人与自我形象之间的差距。当代的流行摇滚乐充塞了电影的声道,当主人公穿上莱维斯男性衬衣时,电影的配乐响起了《她穿起蓝色的天绒》的歌。安杰尔的这部电影在1965年为纽约州开禁几部起初被认为是猥的电影起了重要的作用。它也在解散好莱坞电影审查委员会中起了关键的作用。这说明,地下电影是严肃的艺术创作,它一方面为美国电影对猥电影重新定义起了关键的作用,同时对美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