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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利的方面
面授作为传统的教学组织形式,有着函授或网络教学无可比拟的优势。笔者曾经问过一些学员,他们愿意网上学习还是亲自到教室接受教师的当面辅导,绝大多数学员的答案是后者,理由是:到教室来听课有学习氛围,听着老师的讲解,自己可以同步思考问题,且随时可以提问,还可以听到别人的意见,有利于互相学习;而如果坐在家里,看着网上的课件或视频,或听着录音材料时,自己容易走神,常常不知道相关的内容在书上的哪个地方;更糟糕的是,如果教师在设计课件时只列了条条框框,或者大量参考教材外的资料,没有按照教材的体系来组织教学内容时,学员更是摸不着头脑,导致学习效果很不理想。
1.师生互动迅速直接,有利于疑难点的理解。
国际经济法教学内容涉及很多专业术语,尤其来自英文翻译或英文字母缩写术语,更难理解记忆。如GATT(关税与贸易总协定)、MFN(最惠国待遇原则)、TRIPs(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MS(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等等,这些术语没有教师的面授讲解是很难识记的,甚至会打击学员自学的信心。在面授辅导过程中,教师会对这些难记的术语、难懂的知识点进行讲解与疏通,并且可以即时接收学员的听课反馈,帮助学员消除学习障碍,实现迅速直接的互动教学。
2.眼到、耳到、心到、手到,实现高效学习。
在面授辅导过程中,教师会借助一些多媒体教学手段,边讲解,边演示,学生则充分调动其感觉器官———眼看、耳听、心想、手记(笔记)来接受学习信息,实现高效学习。
3.提纲挈领,梳理重点。
国际经济法的教学内容多而杂,通过教师面授提纲挈领的讲解,给学生编织出一张完整的知识网络,学生得以理清知识点之间的联系,知晓重点,不至于迷失在浩如烟海的国际经济法法律规范当中。
(二)弊端
面授辅导固然有很多的好处,然而这种教学组织方式需要召集所有的学生到一个固定的物理空间来学习,这种不灵活性必然导致面授辅导存在如下劣势:
1.工学矛盾致使面授辅导到课率低。
由于开放教育学员一般都有工作,他们白天上班,晚上有时还要加班,也有一些要处理的事情,因此开放教育的课堂面授都可能一个老师面对十几个、几个甚至一个学员来讲课,基本上很难出现典型的全日制教育学生全勤的课堂教学情景。工学矛盾使得面授教师不能严格要求学生的到课率,不好开展有气氛的课堂讨论,也不能过多依赖面授的教学效果。
2.面授时间有限,教学方法单一。
王传丽教授主编的《国际经济法》教材内容有十章,多达448页,而面授辅导的次数是8次,每次3课时,如果全面讲解,即使教师可以做到滔滔不绝,学生也会听得云里雾里。因此,面授时教师大多结合主教材,对重点、难点进行必要的讲解、提示和答疑,将更多的阅读教材的任务留给学生课后去完成。开放教育的面授辅导很难摆脱传统教学固有的劣势:“教师为主宰课堂教学的中心”,学生处于“被填灌式”的学习状态。
3.难以满足学员个性化的学习需求。
开放教育的学员已有的知识背景各不相同,接受新知识的能力有差异。不少修读法学本科的学员并没有法学专科的知识基础,也没有很高的英语水平,因此不但难以理解国际经济法教学中所涉及的一些法学术语,更难以识记一些需要以英文理解为依托的基本概念。学员的这些学习困难在面授辅导时不能完全得到解决,因为,不同的学员有不同的问题,而受面授时间的限制,教师只能选择其中最具有普遍性、代表性的问题来解决,其他具有个性化的问题只能留待课后,通过其他途径来解决。
二、国际经济法课程网络教学的利弊分析
(一)有利的方面
1.突破时空限制,保证学习时间。
网络学习突破时空藩篱,可解决学员的家学矛盾、工学矛盾。学员可以通过网络查找资料、观看VOD点播、利用课件学习,更可以在网络上与其他学员进行讨论,有问题还可以与教师利用BBS等方式进行交流。这种随时随地的学习,显然为上班族的学习时间提供了更多的保证。
2.较好地满足学员个性化的学习需求。
网络教学时间灵活,除网上实时讨论需要学员在特定的时间集中发言,其他的网络教学手段对学员的参与时间没有特别的要求,满足了学员在学习时间上的个性需求;网络教学资源多样,既有本校老师的面授课件、教案、VOD点播,实时和非实时课程论坛,专业的案例分析库,又有其他电大(省电大、中央电大)老师的教学资源,学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知识基础选择本校或外校的学习资源———法学专科背景的学员可能只需要浏览课件的重点、难点解析就能掌握该次课的学习任务,非法学专科背景的学员可能光看课件、教案还不能弄懂该次课的学习内容,必须再借助课程论坛的提问和讨论才能基本达到教学目标的要求。
3.参加案例讨论更充分。
由于学员到课率低,且囿于面授时间有限,面授时教师总是无法组织有气氛的、充分的课堂案例讨论。这一缺陷正好可以通过网络教学来弥补。国际经济法的案例由于远离一般学员的现实生活环境,因而不易为他们所感受。没有进行讨论前的专业知识准备,学员几乎很难凭已有的知识背景或生活经验来进行案例分析。而如果将案例挂上课程论坛———实时或非实时均可,则学员可以事先通过查找教材或搜索网络做好这些专业知识的准备,从而得以有理有据地参与案例的分析讨论。
(二)弊端
1.对学员的主动性学习要求高。
网络教学要求学员必须学习目的明确,学习意愿强烈,有较强的自我管理能力,在面对充满各种诱惑的网络信息时,只选择自己需要学习的资源,然后专心地进行理解、识记、分析等学习活动。事实上,很多开放教育的学员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不少学员专业基础知识很薄弱,学习主动性也不强,他们可能很少自觉地在网上进行枯燥的学习活动。对这样的学员而言,网络教学效果不佳。
2.缺乏师生、生生情感互动,影响教学效果。
法学课程大多枯燥,国际经济法尤其如此,在一个缺乏师生、生生情感互动的网络环境中,不仅学员难以集中精力、提起兴趣来学习,教师也由于对着录音录像的机器讲课,而无法焕发激情,更无法基于学员的即时反馈进行有针对性地讲解。
3.只能调动学员的一种或两种感觉器官,不利于新知识的理解记忆。
与面授教学充分调动学员的感觉器官接收学习信息相比,网络教学手段只能调动学员的一种或两种感觉器官,如阅读课件或教案时,只有眼到;收听音频时,只有耳到;点播视频时,只有眼到、耳到;即使是双向视频,也会由于跟老师之间存在很大的物理距离而不能完全集中注意力,用心去理解记忆新知识。综上所述,在国际经济法的课程教学中,无论是面授辅导还是网络教学,都各有利弊。这两种教学手段如何结合,以达到教学效果的最大化,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三、国际经济法课程面授辅导与网络教学的结合途径
(一)“网上”“网下”结合,互补提高教学效果
在第一次面授辅导时,面授教师应向学员介绍可以采用的网络学习途径,明确本门课程网络学习的任务,给学员出示一份自主学习建议表。根据这份自主学习建议表,学员得以知道下一次面授时将涉及教材的哪些章节。在预习教材的过程中,学员可以充分利用网络搜集学习资源,如相关法律条文、司法解释、案例、法学术语释义等,为高效地参加面授辅导做准备。以《国际经济法》教材第二章为例,教学重点为《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的适用范围、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成立和国际贸易术语。学员在预习过程中,可以从网上搜索的学习资源有:有关合同是否成立的案例、涉及贸易术语的风险责任划分的案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条文及国际货物买卖合同范本等。有了这些充分的准备,面授辅导就不再囿于教师滔滔不绝地讲解、学员忙忙碌碌地划记这一刻板枯燥且缺乏创新的传统模式;相反,面授辅导的课堂将呈现一派师生互动良好、生生互动活跃、知识传播通畅的理想场面。如前文所提到的,网络教学因为缺乏师生、生生情感互动而影响学习效果,那么,我们可以考虑在面授时补上情感互动这一环节。如老师组织开展一次网上实时案例讨论,讨论时是分组进行的———各组学员都点击进入自己所在的组发言。讨论结束后,老师给各组组长布置一个任务:对自己组内学员的观点形成一个小组总结,下次面授时在课上陈述,陈述时其他的组员还可以做出补充,老师则可以对案例中的一些争议问题做出点评,并回答学员的提问。这种“网上“”网下”结合的方法不仅提高了面授辅导的效率,而且巩固了网络教学的效果。
(二)教师加强对网络教学的主导与控制
1.货币政策风险承担问题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诱因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元本位制下的世界经济形成了国际贸易失衡和国际资本流动失衡的“恐怖双失衡”模式,一方面,这种失衡难以解决并对国家造成巨大伤害;另一方面,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不断加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巴塞尔委员会等国际组织和世界主要国家监管部门开始反思以往微观审慎监管的漏洞,着力构建并推进宏观审慎管理以预防系统性风险,这一领域已经成为国内外决策界和理论界最为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从宏观经济政策层面给出解释,其中货币政策风险承担理论阐述了宏观经济调整通过影响资产价格、融资成本等因素,进而影响金融机构的风险识别、定价、承担,又进一步作用于金融机构的负债和资产管理决策,最终影响总产出和金融稳定。可见,货币政策风险承担理论着重从21世纪以来美国以促进经济增长为目标而持续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的信贷过度扩张、资产价格泡沫不断积累、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爆发等背景出发,论证了金融稳定目标下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之间协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②。由此可见,货币政策调整如果无法准确估算微观主体的风险承担水平,可能会成为经济剧烈波动的诱因。将视角转向中国,据统计2013年末我国M2余额达到110.65万亿元,M2/GDP接近200%,是l990年的2倍还多,宽松是中国货币政策的主基调,经过微观传导的“黑匣子”,中国货币政策效应如何精准掌控,已经成为货币政策制定者最为关心的话题。
2.货币政策风险承担问题是中国维护金融稳定的关键问题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使货币政策风险承担问题备受关注。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强,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控无疑面临更加复杂的形势,也面临更加多元的维护金融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多重目标。中国货币政策的目标为“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从金融稳定的视角看,货币政策被寄予了过多刺激经济增长的重任,但由货币政策引发的各类风险并未受到足够重视。以美国次级债务危机为分割点,中国为预防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而采取了扩张性货币政策加以应对,从短期看,2008~2011年中国经济虽然维持了高速增长,却也在一定程度上为2012年以来的大幅下滑埋下伏笔,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滑入8%以下区间。与此同时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以房地产等为代表的资产价格泡沫破裂风险,都与货币政策紧密关联。除此之外,从中国主动融入国际经济大格局、维护本国基本经济利益的视角出发,主动并积极推进国际货币体系从“一主多元”向“多元制衡”格局演变是中国合理的利益诉求,而宏观层面以利率和汇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资本账户开放等为核心的改革,以及微观层面以国有企业改革、资本市场改革、金融机构改革等为核心的改革,正是中国谋求与经济总量相匹配的国际经济秩序话语权的必经途径。这些改革蓝图都需要货币政策框架和立场的精准配合,重视微观主体风险承担问题是维护中国金融稳定的基础条件。
3.货币政策风险承担问题是中国货币政策框架重构的核心要件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三期”叠加,使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或多或少与货币政策的剧烈调整和微观主体的风险承担有关。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资产价格泡沫,另一方面,强制结汇制度、美日量化宽松、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等因素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经济的系统性风险,这无疑与中国现行货币政策框架有直接的关系,以货币供应量为主要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面临挑战,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的路径尚未完成,利率市场化改革、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资本账户开放等,无疑需要货币政策框架和思路调整与之严密匹配。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先后实施多轮非常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一方面,发达国家的汇率强权给中国造成巨大损失,造成全球流动性泛滥,助推中国国内资产价格泡沫化,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改变可能引发国际资本大量流出或流入中国,为金融系统性风险埋下巨大隐患;另一方面,中国外汇储备余额已经在4万亿美元大关徘徊,外汇占款正在更大比重上影响基础货币和派生货币,不断累积的外汇储备严重干扰了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三元悖论”的约束条件下,如何在汇率制度、国际资本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之间做出权衡,如何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维护金融稳定,已成为中国货币政策需要解决的重大基础性问题。由上可见,“形势极为紧迫、任务无比繁重、目标更加多元”是后金融危机时代和经济新常态阶段中国货币政策框架所涉及多方面问题的真实写照,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重构需要考虑微观主体的风险承担问题。基于上述分析,从商业银行、影子银行、企业等微观主体对货币政策风险承担角度进行研究,并扩展到经济开放视角,是对当前及今后渐进式参与建设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国货币政策立场取向等宏观政策调整问题的有效回应,既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又具有明显的实践价值。
二、开放经济下货币政策风险承担的微观基础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效应问题的核心在于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渠道,它对维护价格稳定、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极其重要。商业银行、影子银行、企业、家庭、地方政府是中国经济运行的重要微观主体,它们受货币政策影响而调整其经济行为,这种调整决策未必理性。长期来看,货币政策与微观主体风险承担之间存在着负向关系,即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强微观主体的风险承担意愿,紧缩的货币政策则降低微观主体的风险承担意愿。可见,风险承担问题直接影响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宽松货币政策可能导致宏观经济泡沫化,紧缩货币政策可能加速宏观经济衰退。以下是商业银行、影子银行和企业的风险承担机制的具体内容。
1.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机制货币政策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机制之间具有负向和正向两类关系,其中负相关系占主导地位。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机制包括:追求收益机制,宽松货币政策会导致名义利率下降,国债等资产的一系列无风险债券收益率下降,而银行负债的收益目标往往具有价格粘性,难以向下调整,而负债管理压力会迫使金融机构选择风险较高的资产,降低无风险和低风险的资产配置比重,从而间接提高银行自身资产配置的结构性风险。杠杆调整机制,金融机构有固定的(如商业银行)或顺周期的(如投资银行)杠杆比率目标,当这些金融机构的资产组合或利润遭受冲击时,金融机构主要通过改变资产配置加以应对,而不是分配红利或增加资本金,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银行利润增加或资本充足率提高,银行往往会选择扩大资产规模,原本无法获得信贷资金的企业将获得贷款(主要是高风险业务),可见,杠杆机制使得金融机构忽视资产组合质量而盲目扩大资产规模。道德风险机制,经济下滑时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上升,在无预期情况下金融机构主要通过优化资产配置和缩小杠杆水平加以应对;然而,一旦金融机构预期央行将实施宽松货币政策时,金融机构认为经济形势将会好转,信贷风险恶化只是暂时的,为弥补暂时性损失、保证中长期收益,反而会扩大高风险资产持有数量①;另外,导致金融机构逆势配置资产、道德风险加大的因素还包括政府兜底、保险制度和“大而不倒”等因素,都会激励商业银行过度承担风险。风险转移机制,宽松的货币政策会使银行资本充足率提高和资产价值增加,在信息不对称、资本充足率受监管和金融机构需特许经营的条件下,风险中性银行受到风险共担效应(银行资本充足率越高在信贷筛选过程中越谨慎)和特许权价值(银行特许权价值越大则过度承担风险的激励就越小)的约束,降低了银行过度承担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可能①。
2.影子银行的风险承担机制影子银行一词最早由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执行董事PaulMcCulley于2007年提出,也称为平行银行系统。2011年4月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的《影子银行:范围界定》将其定义为“游离于银行监管体系之外、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和监管套利等问题的信用中介体系(包括各类相关机构和业务活动)”;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内部研究报告将其界定为从事商业银行表外理财、证券公司集合理财、基金公司专户理财、证券投资基金、投连险中的投资账户、产业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私募股权基金、企业年金、住房公积金等的小额贷款公司、票据公司、具有储值和预付机制的第三方支付公司、有组织的民间借贷等融资性机构。影子银行的本质是金融脱媒,它实际上是资金绕过银行而通过其他金融机构或资本市场进行配置的一种现象。影子银行的核心特征是用复杂体系复制正规银行的信用中介功能,向非金融机构、居民家庭以及其他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期限匹配和杠杆,因而替代了传统银行的功能。但影子银行与正规银行并非对立的,二者存在明显的交互作用,而影子银行暴露自身风险或者受到临时冲击时可能直接对实体经济产生破坏,并进一步由实体经济对正规银行和影子银行形成反馈冲击,循环往复。这些内生或外在的冲击因素包括高杠杆化导致风险扩大、期限错配造成流动性不足、过高的关联性引起风险传递、缺乏监管使得风险可控性降低、内部治理缺乏约束等,这些因素通过抵押物贬值、银行资本约束、信贷利差结构变异等渠道提供了从微观到宏观的风险传染通道。影子银行通过信用创造增加了对过剩落后产能企业等的信贷供给,扩大了货币供应总量,减弱了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对资产价格泡沫、通货膨胀等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影响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效率②。
3.企业的风险承担机制对企业的货币政策风险承担问题最为著名的研究是MM定理,但MM定理在宏观层面没有充分考虑利率对投资率的影响③。货币政策的企业风险承担机制包括:资产价格机制或估值机制,它是指宽松货币政策会刺激家庭、企业的资产价格上升,家庭或企业贷款融资所能提供的抵押品价值增加,资产价格上升和估值提高会改变银行贷款违约风险及贷款损失估计,按照公允价值计算的资本充足率提高,银行风险偏好及风险容忍度随之改变,促使银行风险承担的意愿和能力上升。收入及现金流机制,它是指宽松货币政策会导致企业运行成本和财务费用下降,企业收入增加,经营性现金流动性增加,企业信贷融资需求更容易被银行接受;宽松货币政策会引致家庭收入增加,间接促使家庭储蓄增加;宽松货币政策使银行一方面降低信贷风险、增加资产收益,另一方面资产负债管理更加容易,降低了银行对投资项目的筛选标准④。资产负债表机制,它主要是指货币政策对借款者资产负债状况的潜在影响,当货币政策紧缩时,企业资产净值和抵押物价值下降,致使外部融资溢价上升,信贷市场上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增大,促使银行等金融机构提高对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的估计,提高信贷标准,加大项目筛选和贷款监督力度,进而激励企业将有限的信贷资源更多地配置于低风险项目,实行更加稳健的经营战略和财务战略⑤。我国经济的转轨特征还决定了企业承担货币政策风险的独特性:首先,企业之间的异质性影响着企业对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意愿,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更容易从变化的货币政策中获得相对多的资金,中小民营企业则较为困难;其次,企业对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存在惯性和粘性,企业规模越大、所处行业越落后、流动性越差,货币政策风险承担的惯性越大;另外,外贸企业和非外贸企业之间由于外需变化、汇率波动等因素对货币政策风险承担因需求端的变化而不同,外贸企业的敏感性更强。
三、重构中国货币政策框架体系的关键参数
综上所述,货币政策风险承担问题直接影响其宏观经济效应,这种影响是以往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所忽视的。在后危机时代和经济新常态背景下,通过重构中国货币政策框架尤其是其关键参数,发挥货币政策的精准宏观调控作用至关重要。基于商业银行、影子银行和企业等微观主体的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机制,中国货币政策框架需要关注下述两个关键参数:
1.纳入国际风险对国内经济传染的影响估计开放经济条件下的金融风险会在金融资产价格联动机制的共同作用下,通过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两个层面实现国际金融风险的国内传染。国际风险传染路径主要包括国际贸易路径、国际资本流动路径。国际贸易路径是国与国之间经济交往的基本渠道,也是最为基本的风险传染路径,不同国家之间国际贸易的紧密程度是金融风险传染的重要影响因素,一方面,国际金融风险传染可能由经常项目的长期顺差或逆差导致;另一方面,一国经常项目长期处于逆差状态,往往会通过本国货币贬值增加出口来弥补逆差,投资者选择大规模提前抛售本国金融资产加速本国货币的贬值,而贸易伙伴国很可能采取同样的措施加以应对。中国长期以来存在巨额贸易顺差导致央行被动发钞,进一步刺激了微观主体的风险承担意愿,需要以更加市场化的汇率和利率等货币政策来加以调整完善。国际资本流动路径是基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全球化大趋势下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远远超出国际贸易规模而提出的,在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下金融风险很容易实现跨国传递,国际资本流动路径已经成为金融一体化背景下最重要的风险传染渠道。“三元悖论”进一步指出,在资本流动无法强制管控的现实下,维护固定汇率制和货币政策独立性难以兼容,我国正面临人民币国际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等任务,国际资本流动必然成为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直接渠道。其他金融风险传染路径包括国际债务风险溢出渠道、金融机构跨国经营风险溢出渠道、投资者行为风险溢出渠道和他国货币政策风险溢出渠道。从当前主要国家货币政策的差异来看,美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主要影响中国的通货膨胀和汇率水平,而日本的货币政策则通过影响中国对外贸易影响中国产出水平。因此,重构中国货币政策框架应重视国际风险传染的多条路径,防范外部风险对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不利影响。
关键词: 开放经济,流动性过剩,信贷投放,外贸顺差,资产价格,银行风险
一、目前我国流动性过剩的现状
流动性过剩的含义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考察。一是商业银行的角度,英国出版的《经济与商业辞典》解释说,这是指银行自愿或被迫持有的“流动性”超过健全的银行业准则所要求的通常水平。[1]在实际操作中,由于视角不同,对流动性过剩的判断又有不同标准。比如在一些商业银行看来,银行资金来源在满足有效资产增长之后,剩余的资金才是过剩的流动性。二是宏观经济中的流动性,主要是指在经济体系中货币的投放量的多少。在一般的宏观经济分析中,流动性过剩被用来特指一种货币现象。欧洲中央银行(ECB)的就把流动性过剩定义为实际货币存量对预期均衡水平的偏离[2]。
本文所说的流动性过剩,主要是从宏观经济角度出发的,指有过多的货币投放量,可能会引起经济过热现象,以及通货膨胀危险。
(一)当前我国经济中的流动性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