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汇率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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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货币汇率论文范文

关键词货币政策汇率变动稳定

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发达的货币信用基础上的，将货币政策作为主要的、常规的宏观经济调控工具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货币政策一般应包括政策目标、实现目标所运用的政策工具、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中介目标及政策效应等诸方面内容，其中目标的选择是首要问题。1995年央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将我国货币政策目标定位为：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所谓币值稳定应该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层面的含义，对内要力求货币供需总量长期均衡，对外则要保证汇率基本稳定，所以汇率政策应当视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汇率制度对货币政策又有着重大影响；因此只有妥善处理两者关系才可能使得政策顺利执行并取得预期效果。

1我国施行稳健的货币政策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总供求关系极不平衡，基本上处于供不应求的背景之下。与这种宏观经济不均衡状况相适应，我国只能施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

随着改革的深化，我国社会总供求关系出现巨大转变，但是由于改革过程中某些矛盾没有得到恰当处理，也是由于我国的具体国情使然，1997年出现了始料未及的市场需求不足态势，而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更使得这一矛盾日益突出，通货紧缩的迹象初步显现：1997年下半年我国GDP增长率开始下降，物价指数持续下跌，国内市场萎缩，失业增加。为了防止经济滑坡，政府适时地提出要把扩大内需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项长期战略方针，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央行从1997年10月份开始在坚持适度从紧的前提下，采取了一些灵活微调的松动性措施；1998年3月央行合并准备金账户，并先后两次调低法定存款准备率，适当增加了货币供给量；从1996年起央行8次下调利率，优化了利率结构和利差水平；继续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1998年人民币坚持不贬值，保证了国内及亚洲经济的稳定，这一系列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

然而西方国家多年的实践经验表明，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的必然后果是经济滞胀。中国实行扩大内需政策之后并没有出现严重地滞胀，但近年社会总需求的增长往往过于依赖少数部门，高增长、无通胀的背后掩藏了难以调和的结构性矛盾；诸多迹象表明，虽然现实的通货膨胀没有出现，通货膨胀预期却开始上升，比如2002以来的住房信贷的持续扩张，2003年以来难以控制的局部“投资热”。在此情形下，央行及时作出调整，2003年以来采取多种措施以期通过货币政策的调控缓解通胀压力。

（1）法定准备率的调整。2003年9月起央行两次决定将存款准备率提高，以抑制投资过热造成的信贷扩张，并降低由于外汇占款大幅增加带来的流动性增长；同时根据金融体系不良贷款率高而资金充足率低的状况，对金融机构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以强化其风险防范作用。(2）再贴现率的调整。2004年1月央行规定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扩大到1.7倍，农村信用社扩大到2倍；此后，2004年10月央行又决定将金融机构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均上调0.27个百分点，同时放宽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上浮区间，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实行下限管理，城乡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上限扩大至基准利率的2.3倍，并允许金融机构存款利率下浮。

（3）公开市场业务的调控。面对银行体系流动性剧烈波动和投资过热、信贷增长过快等情况，2004年央行共开展110次人民币公开市场操作，通过人民币公开市场操作净回笼基础货币6690亿元。全年共发行105期央行票据，发行总量15072亿元，年末央行票据余额为

9742亿元；开展正回购操作43次，收回基础货币3330亿元；开展逆回购5次，投放基础货币1490亿元。这些政策的施行能否实现预期的目标，可能还有待时间的验证；但是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央行始终将保持币值稳定放在第一位，追求的是国民经济长期均衡地增长。

2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

所谓汇率即两国货币折算的比率，或者说是以一国货币单位所表示的另一种货币单位的价格。汇率是一种特殊的价格，之所以说它特殊，一是在于它的表现形式特殊，它是以一国货币表示另一国的货币；二是在于它作为一种价格指标，对于经济社会中其他价格变量有着特殊的影响。

作为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之间价值联系的桥梁，汇率在本国物价和外国物价之间起了一种纽带作用，它首先会对国际贸易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也对本国的国民生产结构产生影响。因为汇率的高低，会影响到资源在出口部门和其他部门之间的分配。此外货币领域也会因为汇率的变化，大量资金相应地从一种货币流向另一种货币；在国内金融市场上则可以看到汇率随着货币供求状况的变化而进行适应性变动，反过来汇率对国内货币状况也会产生极大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币汇率走过了一个先贬值后升值的过程。

第一阶段为改革开放至汇率改革时期，此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1.5∶l（元／美元）下滑到8.6∶l（元／美元）。人民币的大幅度贬值主要是因为当时我国外汇储备不足、物价大幅上涨，而国内又急需扩大出口。在实施贬值后，缓解了国内工资水平大幅上涨的压力，也吸引了更多国外投资，为我国这一期间经济的高速增长作出巨大贡献。

第二阶段为1994年至今，这一阶段人民币币值基本保持稳定。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取消官方汇率，形成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此后的几年里，人民币汇率一直在8.72－8.27（元／美元）之间浮动。即使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依然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由于人民币稳定，我国出口减少、经济增长放缓，但却保持了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并促使亚洲金融危机尽快结束，避免了世界性金融危机，这一行为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我国将货币政策目标定位于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而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一国货币的对内价值决定了其对外价值，所以在国际经济波动不大的条件下，保持汇率稳定也是我国货币政策的要求；从我国近年汇率政策实践和实际汇率变动状况来看，基本上也与我国的货币政策相一致。

3我国稳健货币政策下汇率的变动趋势

1994年以后，我国实质上施行的是单一的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政策。而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固定汇率及固定汇率的维护措施限制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不利于短期和中期内的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克鲁格曼进一步提出固定汇率、资本流动与独立的货币政策三者不可兼得，即著名的“三元悖论”。所以从理论上看，我国汇率的任何变动将可能影响国际收支的均衡并导致原有货币政策的失灵，汇率政策的调整需要特别的谨慎。

影响我国汇率形成的因素众多，2002年以来，人民币汇率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美元近来数次加息，一直以来盯住美元的人民币由于需要保持币值稳定，升值预期增强；多方国际势力因为其切身利益需要，指责中国政策操纵人民币汇率、输出通货紧缩，要求人民币升值，要求中国政府解除外汇管制；外汇储备增加，人民币供应压力增大；中国对欧美贸易长期的顺差也使得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当前的宏观经济过热也需要货币当局采取类似升值等紧缩性政策。

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判断汇率问题的主要标准应该是国内经济状况，关键是看国内经济在现行汇率制度下的运行状态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保持经济的稳定性将更为重要：汇率稳定将为中国的企业提供一个内外一致的稳定的货币环境；稳定的币值也有利于我国的出口贸易和利用外国直接投资。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周期也主要表现为投资周期，稳定的投资有利于我国增加国内的有效需求、缓解就业压力，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人民币币值的稳定有利于提升人民币在周边地区经济中的可信任度，同时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这一作用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已得到充分表现；当今世界金融市场充斥着投机行为，人民币贸然改变钉住美元的汇率机制，将有可能引发中国甚至是世界的金融危机，中国近年来外汇储备的巨额增长就与国际金融投机行为不无关系。

所以，一直以来力求人民币汇率的均衡和稳定的政策在现实中也显现了良好效应。

但是汇率的形成有其自身的规律可循，一国货币的相对价格首先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货币的对内价值决定了其对外价值；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伴随着一国经济和贸易迅速发展，其货币几乎无一例外地趋向升值。中国经济经过近20多年持续、稳定、快速的增长，人民币升值将是必然的趋势。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对外部资源的依赖度必然提高，适度提高人民币估值，也有助于多吸收外部资源并减轻输入型通胀的压力。

从制度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固定汇率制在资本自由流动的环境下，其维持成本是相当高的，有时甚至是不现实的。目前美元持续贬值，世界主要国家货币汇率波动频繁，使得我国外汇储备承受了更大的风险，维持国际收支的平衡也异常艰辛；再者，我国现行的结售汇制是通过外汇占款投放基础性货币的，这将必然导致货币投放的结构性失衡，不利于我国经济全面均衡地发展。所以，弹性汇率制取代固定汇率也将是大势所趋；只不过，这个变革过程应当是谨慎和渐进的。

第2篇：货币汇率论文范文

关键词：货币政策自愿性披露，汇率，利率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在应对资本市场的政策取向中，政府会运用财政、货币政策进行调整。国内外有很多的研究关于怎么样促进公司进行自愿性披露，包括了公司各种指标与自愿性披露的关系，但是宏观因素对整个资本市场的自愿性披露有影响吗？本文围绕着这个方面展开研究。

对自愿性披披露的研究也有不少。如审计委员会的设立与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董事会中家族成员比例与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呈现负相关关系(Simon和Kar（2001）), 公众股的比例与自愿性信息披露正相关(Chau和Gray(2002)) ,与公司利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Bernard Raffournier(1995)), 资产收益率与公司自愿信息披露质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Preston(1978))。Hossain，Perera 和 Rahman(1995) 发现公司规模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然而，Roberts（1992）、Norgan（1985）的研究却发现，公司规模与自愿信息披露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某种情况下甚至是一种弱的负相关关系。

乔旭东（2003）发现自愿性信息披露与公司盈利能力、是否存在独立董事及发行股票的类型有关，而与公司规模无关。封思贤（2005）认为上市公司自愿性披露程度与公司业绩之间成正相关关系。

二、研究假设和解释变量定义

表1解释变量定义

第3篇：货币汇率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本文从货币职能出发,分析了代表货币内外价值的价格与汇率,并结合近年来我国出现的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怪”现象,阐述了汇率对国内价格的传导机制。最后通过理论逻辑分析和经典的“汉堡包理论”分析,得出了当前人民币对外升值与对内贬值的关系。

货币、价格与汇率理论综述

(一)的货币、价格与汇率理论

马克思强调,金银本身不是货币,自然并不产生货币。在世界市场上,虽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私人利益,而且同一民族的输入者和输出者之间的利益是相互对立的,可是在汇率中,民族商业却获得了存在的假象。同时通过汇率、行情表及商业经营者之间的通信联系,每个人都可以知道其他人的一切活动情况,并且力求使自己的活动与之相适应。由于贵金属是当时整个货币制度的基础,也由于黄金本身具有价值,因而贵金属的国际流动所决定的汇率就是两国金币的含金量之比。

(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货币、价格与汇率理论

按照经典的“一价定理”,在经过汇率折算后,除了运输成本以及其他必要的交易费用,一国货币的对内价值和对外价值应当一致。尽管由于外汇市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短期汇率由供求决定,但从长期来看,一国货币的价值是其经济健康程度和长期经济增长能力的体现,因而内外价值的升贬方向是一致的。

此外,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汇率对国内物价指数的传导作用。所谓汇率传导机制,即由于汇率变动而导致内部物价的相应变动。汇率变动可通过直接和间接两个渠道传导影响消费价格。直接渠道是通过进口商品价格传导。人民币升值,以人民币计价的进口商品价格将变得较便宜,这将可能传递至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和消费价格(CPI),生产商和经销商可能会相应地降低产品价格,进口商品对国内消费者来说变得较便宜。间接渠道是通过出口商品传导。人民币升值使得出口商品对外国买家来说变得较昂贵,国产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削弱,从而导致出口、工业生产及总需求有所减少,从而使国内商品价格有下调压力。根据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人民币升值对国内消费价格影响的完整推演应当是:将提高出口商品价格,降低进口商品价格;出口总额将下降,进口总额将上升;我国的贸易顺差将减少,外汇储备的增加将减少;流入国内的钱相对减少了,本币升值将导致国内货币供应紧缩,从而给过热的经济发展降温,可以降低国内通货膨胀率。

(三)初步认识

本文所谓货币的购买力,其实就是货币的相对价值或货币价值。货币的购买力通过其他商品的价格水映出来同一商品,其价格水平越高,货币的购买力越弱,其价格水平越低,货币的购买力越强。一般而言,本国居民对外国商品与劳务的需求衍生出对外国货币的需求;同时,外国居民对本国商品与劳务的需求衍生形成外汇的供给。外汇的价格则决定于由此形成的供需均衡。在这种由实质经济所衍生的外汇供求分析中,应满足货币对内价值是对外价值的基础这个原则。在目前世界范围内信用货币本位时代,一国商品与劳务的加权平均价格作为该国货币价值的名义锚。故一国物价水平越高,该国货币的购买力就越低,货币价值就越小;那么由其对内价值所决定的对外价值——本国货币汇率就越低。反之则反是。

当前人民币对内贬值与对外升值的现象阐述

我国近年来的实践表明,人民币的内外价值走向出现差异,并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随着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外汇储备屡创新高,人民币对外升值的倾向持续增大;与此同时,人民币在国内按购买力计算的对内价值趋于下跌;二是消费品物价指数(CPI)也持续上涨,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由前述得出图1,图2。

2005年7月,中国央行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自此,人民币兑美元价格开始了每年3%—5%的小幅升值,目前,人民币这种升值依然强劲。然而,国内人民币的购买力却呈现另外一种情形。在信用货币制度下,一国货币的对内价值就是该国货币的对内购买力,其大小由单位货币所能购买的商品和劳务决定,因此货币的对内购买力通常与一国国内物价水平呈反向相关关系。自2002年以来,尤其是2004年以后,衡量人民币国内购买力的指标,消费物价指数CPI呈现持续上扬的走势。进入2007年下半年后,消费物价指数(CPI)持续保持在5%以上,全面的通货膨胀压力骤然增加。尽管从2008年5月份开始CPI增速下降,但是过高的PPI指数依然不可忽视。通过PPI传递给CPI的通货膨胀压力依然很大。

当前人民币对内贬值与对外升值的内在联系

本文试图用瑞典经济学家卡塞尔的购买力平价理论给出一个解释,采用的模型是经典的“汉堡包理论模型”。同一家公司,比如麦当劳,在中国和美国生产汉堡包,汉堡包的定价:假设在中国生产一个汉堡包定价为4元人民币;而在美国生产一个汉堡包的定价为1美元。由于生产技术、工艺及原材料消耗是一样的,同时联系商品的价值,就会有:中国的一个汉堡包=美国的一个汉堡包;那么从货币的购买力来说,就是4元人民币的购买力=1美元的购买力,一个汉堡包值4元人民币或者值1美元,也就是说,4元人民币与1美元进行交换是等价的。这就是人民币与美元的真实汇率。当然,这只是简化,以便讨论。但是这个时候外汇市场上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为1:8,而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合理应该是1:4,那么,就是说人民币兑美元低估,也可以说美元兑人民币被高估了,为了使汇率能真实反映美元与人民币的购买力,就必须进行调整。基本的调整方法有三种:A汇率变动,从1:8调整到1:4(人民币对外兑美元升值);B调整中国汉堡包的价格,售价从4元人民币提高到8元人民币(物价上涨);C调整美国汉堡包的价格,售价从1美元降到0.5美元。这里A、B、C三种调整方法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任意组合使用。超级秘书网

本文认为,由于我国持续国际贸易顺差,国际储备大幅度增加,由于经济和政治及其他方面的因素影响人民币开始了持续的升值过程,并且有持续下去的趋势。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下,国外的资本由于利差和汇兑差的吸引,大量进入我国包括房市、股市等领域。由于我国执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当大量热钱进入我国后,央行为了对冲大量外币资产,必须投放更多的人民币,从而造成流动性过剩。具体转到国内购买力上,就表现为包括资产、消费品价格在内的大幅度上涨,从而出现购买力下降,人民币国内贬值的现象。

综上,压抑的对外升值会加剧对内贬值。由此可见,正是中国经济目前的特征造成了货币在国内贬值的倾向。而且,考虑到劳动力供应、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转轨、内需提振以及经济的强势性等因素,这一现象很可能具有长期性。这一新的货币现象给予货币政策乃至宏观调控带来新的挑战。因而,需要树立中长期目标,大力鼓励和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在实现产业结构转型的同时,扩大在国际市场本国产品的定价权。此外,要提高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和预测性,综合运用诸如调整法定准备金率、调整基准利率,通过买卖央票来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政策工具,实现币值稳定,并促进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第4篇：货币汇率论文范文

今日中国货币政策乃至全部宏观经济政策之焦点，是所谓“流动性过多”。人民银行最近频繁调高准备金率和基准利率，显然旨在抑制流动性过剩。而国际收支不平衡，被公认为中国流动性过剩之主要源泉。大量美元流入国内银行体系，经过结汇过程，形成银行体系之外汇储备，相应地人民银行就要释放大量基础货币。基础货币经由货币创造过程，形成整个银行体系之流动性。为了吸收流动性，人民银行使出浑身解数（包括大量发行央行票据进行冲销操作、多次提高准备金率和基准利率），然收效甚微。

国际收支与国内货币创造（货币供应量）之关系，即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乃是国际经济学之最重要课题，相关谬论、误解、怪论亦最多。与今日中国最有关的谬论有二：其一，一国出现大量贸易顺差，即是所谓“国际或全球不平衡”(美国财政部的说法是Global Imbalance)。其二，让该国货币大幅度升值或浮动，则是解决“不平衡”之首要策略。

笔者曾经撰写大量论文和专著，详尽剖析围绕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的各种谬论（顺便说一句：厘清国际收支与国内货币创造之关系，亦是蒙代尔、麦金龙毕生研究之主要成果），此不细述。需着重强调的有五点：第一，中国今天的贸易顺差（贸易顺差之规模实际上被严重高估），是国际产业分工和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之必然结果，与货币汇率没有多大关系。纵观历史，美、英、欧洲、日本等等，在经济起飞和快速发展阶段，皆出现大规模贸易顺差。说今天中国之贸易顺差是制造“国际不平衡”，从历史和逻辑多方面考察，皆是弥天大谎、荒谬之极。

第二，今天中国国际收支顺差之相当部分，是国际热钱（包括在贸易账户和FDI资本账户掩盖下进入中国的投机热钱），它们是今天中国资产市场暴涨之根源。若没有人民币升值之预期，国际热钱就不会挖空心思、寻找多种渠道进入中国、炒作中国股市和房地产市场。

第三，国际收支顺差之贸易顺差部分和FDI（外商直接投资）部分，为中国所必需，亦是现阶段国际产业分工之必然结果，绝不构成什么国际不平衡。在具有公信力的固定汇率制度下，贸易顺差和FDI将推动国内要素价格（工资、资产价格和一般物价）上升，推动中国产业跟随真实需求和技术进步不断升级，此乃人类经济史之共同经验，非独今日为然。

第四，扣除贸易顺差和FDI部分之国际收支顺差，即是国际投机热钱，是推动人民币升值预期自我实现和资产价格背离真实经济剧烈暴涨之带动力量，实为中国经济稳定运行之最大祸害。若要说国际收支不平衡，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不平衡。中国必须采取断然措施，迅速稳定人民币汇率预期；实施严格监管措施，阻止热钱忽来忽去，扰乱乃至摧毁我们的金融体系。

第5篇：货币汇率论文范文

关键词：最适货币区域理论；芒德尔—弗莱明模型；固定汇率；财政政策

199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对不同汇率制度下的货币与财政政策，以及对最适货币区域的分析” 作出了开创性贡献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A·芒德尔（1932－）。芒德尔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大都完成于60年代：1961年的《最适货币区域理论》、1962年的《适当运用货币与财政政策以实现内外均衡》、1963年的《资本流动与固定和浮动汇率下的稳定政策》等。60年代末70年代初，他的两部专著《国际经济学》和《货币理论》出版，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经济思想。30多年来，芒德尔在理论上对国际金融学说、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理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对国际经济学和世界经济的运行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全球金融一体化迅猛发展的今天，特别是在亚洲走出金融危机开始复苏的时候，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殊荣授予芒德尔，其意义耐人寻味。

开放经济条件下，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我国汇率制度安排及财政货币政策选择问题也一直是经济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芒德尔的学术思想或许能为我们政策选择提供一个理论视角。

一、 转型期人民币固定汇率制度安排思考：

从最适货币区域理论说起

（一） 最适货币区域理论简介

1． 芒德尔的最适货币区域理论

“最适货币区域”分析理论是芒德尔走向诺贝尔奖台的关键。该理论是在围绕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制度孰优孰劣争论中发展起来的。50年代，西方学者对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的争论进入白热化阶段：以金德尔伯格为代表的学者推崇固定汇率，而以弗里德曼为首的学者鼓吹浮动汇率。一般认为，无论是固定汇率制还是浮动汇率制，各自均有其利益与成本，并且这两种汇率制度的利益与成本均依赖于经济社会的各种条件。芒德尔于1961年发表的《最适货币区域理论》论文，通过重新系统地阐述不同汇率制度下的优劣点问题而进一步提出，如果通过适当的方式将世界划分为若干个货币区，各区域内实行共同的货币或固定汇率制，不同区域之间实行浮动汇率制，那么就可以兼顾两种汇率制度的优点而克服两种汇率制度的弱点，这就是芒德尔最早提出的“最适货币区域”思想。最适货币区域理论是关于汇率机制和货币一体化的理论，旨在说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某一区域（若干国家或地区）实行固定汇率和货币同盟或货币一体化是最佳的。

芒德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作为确定最适货币区域的标准。他定义的“最适货币区域”是：相互之间的移民倾向很高，足以保证当其中一个地区面临不对称冲击时仍能实现充分就业的几个地区形成的区域。芒德尔认为，一个国家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发生了需求转移。假定有A、B两个区域，原来对B地产品的需求现在转向对A地产品的需求，这样就有可能形成B地的失业率上升而A地的通货膨胀压力增加。若A产品的生产者正巧是A国，B产品的生产者正巧是B国，则B国货币汇率的下跌将有助于减轻B国的失业，A国货币汇率的上升有助于降低A国的通货膨胀压力；但若A、B是同一国家内的两个区域，它们使用同一种货币，则汇率的任何变动都无助于同时解决A区的通胀和B区的失业，货币当局于是陷入一个进退两难的怪圈：如果他们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货币贬值）直接处理B地的失业，那么，就会进一步恶化A地的通货膨胀；反过来说，如果他们通过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货币升值）努力解决A地的通货膨胀，他们就要冒进一步恶化B地失业问题的风险──被用来改善一个地区形势的货币政策会使另一地区的问题更加恶化，除非这两个区域使用各自的区域货币。芒德尔指出：浮动汇率只能解决两个不同通货区之间的需求转移问题，而不能解决同一通货区内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转移问题；同一货币区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转移只能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来解决。在芒德尔的分析中关键是统一货币区内的劳动流动程度。如前述，如果劳动力是充分流动的，那么我们将会发现B地失业工人会向A地迁移，这种劳动力的流动也许通过抑止A地工资上升甚至可能降低工资水平来缓和A地的通货膨胀压力，从而可同时缓解A地通胀和B地失业。因此，他认为：若要在几个国家之间保持固定汇率并保持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必须要有一个调节需求转移和国际收支的机制，这个机制只能是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

2． 经典最适货币区域理论的确立

芒德尔逻辑性地把最适货币区的特征概括为“劳动力迁移的偏好足以确保充分就业”。其后，麦金农（1963年）和凯南（1969年）又对最适货币区域理论作了发展研究：

（1）1963年，罗纳德·麦金农指出，应当用经济高度开放作为最适货币区的一个标准。他认为一个经济高度开放的小国难以采用浮动汇率的两条理由是：首先，由于经济高度开放，市场汇率稍有波动，就会引起国内物价剧烈波动；其次，在一个进口占消费很大比重且高度开放的小国中，汇率波动对居民实际收入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致存在于封闭经济中的货币幻觉会消失，由此，汇率变动在纠正对外收支失衡方面失去作用。

（2）彼得·凯南在1969年提出以低程度产品多样化作为确定一个最适货币区的标准。凯南的建议同芒德尔一样，也是建立在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宏观经济的需求波动这一假设上的。他认为：一个产品相当多样化的国家，出口也将是多样化的。在固定汇率下，某一种出口商品的需求下跌了，由于它在整个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因而对国内就业影响也不会很大。相反，如果外国对本国出口商品的需求曲线下降了，低程度产品多样化（因而出口产品种类也是不多的）的国家，势必要更大幅度地变动汇率，才能维持原来的就业水平。由于出口的多样化，外部动荡对内部经济的影响经过平均化后变小了，出口收益可以相当稳定。因此，产品多样化国家可以容忍固定汇率的后果，而产品非多样化的国家难以容忍固定汇率的后果，它们应当是一个采用灵活汇率的独立（最适度）的货币区。

一般认为，上述三位学者的思想构成了经典最适货币区域理论框架，尽管70年代后，关于最适货币区标准问题在西方学者之间一直没有停止研究和争论，诸如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标准、政府政策一体化标准、通货膨胀率相似标准等。

（二）开放经济下转型期人民币固定汇率选择分析

1． 各家最适货币区域理论对构成统一货币区的条件众说纷纭。这些讨论多围绕执行固定汇率的宏观成本，其中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各国必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放弃宏观经济政策的独立性，从而往往不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采取针对性的调节措施。尽管如此，但对进入货币区所带来的微观效率常认为是不言而喻的：最佳货币区的形成能消除汇率波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有效地促进成员国之间的生产专业化发展，加速商品和资本的流动；最佳货币区的主要运行机制，有利于成员国保持物价水平的稳定；最佳货币区的建立还有利于实现国际收支平衡，降低国际贸易中货币兑换的交易成本。正是这种不言而喻的微观效率是选择人民币固定汇率的主要理由，尽管按IMF的正式分类，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但从1994年1月起，人民币汇率始终处于8．26—8．70范围内定住美元，可以认为其实质上采用的是某种较宽松的定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政策（冯用富，1999）。

如前所述，固定汇率的好处主要在于可减少由于汇率变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所代表的风险对国际贸易和投资是有害的。在发达国家，这种风险可以通过远期外汇市场基本规避，所带来的仅是增加交易成本的问题。而在中国及类似的许多欠发达国家，由于金融活动深度不够，利率远未市场化，远期外汇市场在一定时期内不可能形成，一旦发生汇率不能预期的大幅波动，其所带来的风险对所有国际间的经济交往的影响可能是毁灭性的。

2． 当今世界，对应三大区域经济集团：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洲经济区，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均形成了自己的区域货币体系，似乎亚洲地区仍然是一盘散沙。但我们可以承认一个事实上松散的“亚洲美元区”的存在。与中国相类似的理由，尽管名义上的汇率制度安排各不相同，亚洲各国（地区）包括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泰国等均或多或少地采取了定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政策。这些国家（地区）与美国的双边汇率变动的标准差，甚至还小于欧元区内各货币间的标准差（1991年1月－1994年12月）。用经典最适货币区域理论考虑，也可发现这些国家确实已具备构成统一货币区的一些基本条件。比如有类似的通胀率，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各国或地区在1982－1996年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5．8，标准差为3．67，而欧元区为6．1和4．11（郑辉，1999）；再则，亚洲九国或地区均采取外向型的经济政策，均可视作开放小国或地区（除中国大陆人口基数偏大），采用固定汇率按麦金农的看法也是合意的。

3． 经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无论是用商品和劳务的流动规模还是用资金的流动规模来衡量，中国经济的外向态势已经形成，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越来越大，对外经济的依存度也越来越高，生产要素流动性加强、产品出口多样化必将是个趋势，采用固定汇率无论是按麦金农的“经济高度开放”标准，彼得·凯南的“产品多样化”标准，还是按芒德尔的“生产要素高度流动性”标准来分析都有其合理性。

4． 如果说转型期我国金融活动深度不够，宏观经济预期的不确定性表明现时固定汇率制度安排的必要性，那么，芒德尔、麦金农或凯南的论述或多或少能为这种制度安排提供些可能性分析的框架和理论上的支托。

二、固定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作用大于货币政策：芒德尔—弗莱明模型的结论

1． 芒德尔在1963年发表的《资本流动与固定和浮动汇率下的稳定政策》一文及其他文章中，论述了开放经济中货币与财政政策的短期效应问题。他得出的结论是，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的作用大于财政政策，而在固定汇率下，财政政策的作用大于货币政策。另一位多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研究部主任的经济学家马库斯·弗莱明（Marcus Fleming）也对这一问题作出了类似分析。因此，这种分析称为芒德尔—弗莱明模型（当然，就分析的广度与深度而言，芒德尔的贡献要大于弗莱明）。芒德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中宏观稳定政策理论）奠定了芒德尔在国际宏观经济学领域的地位。

芒德尔把对外贸易与资本流动引入IS—LM模型（IS—LM模型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提出的，用于分析封闭经济中国民收入与利率的决定，并说明货币与财政政策的效应）。芒德尔的分析说明了稳定政策的效果与国际资本的流动程度密切相关。特别是证明了汇率制度的极端重要性：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有力而财政政策无力；在固定汇率下，情况正好相反。芒德尔—弗莱明模型的结论也可以概括为：在固定汇率和资本完全流动的情况下，一国无法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或者说单独的货币政策基本是无效的。

货币政策的传递机制是通过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活动（在金融市场上买卖政府有价证券）影响货币量，货币量影响利率，利率影响总需求和国民生产总值。在资本完全流动的条件下，国外与国内利率是完全一致的。（1）在固定汇率下，中央银行必须在货币市场上进行干预，以满足公众对这一汇率的外汇需求。这样，中央银行就要根据对本国货币的需求来调节货币量，而无法按货币政策的要求控制货币量。这样，利率与汇率总维持不变，货币政策无法发生作用。但由于利率不变，财政政策没有利率上升引起私人支出减少的挤出效应，所以财政政策的效果最大。当一国面临国际金融和货币因素的冲击时，固定汇率是合意的。因为在固定汇率下，国际资本的套利活动可以自发化解货币因素的外部冲击，并使财政政策纠正经济失衡效果达到最佳。（2）在浮动汇率下，汇率由市场供求力量决定，中央银行不进行干预。这时财政政策就无用了，因为政府支出增加（扩张性财政政策）使货币需求增加，利率上升。当国内利率上升到高于国外利率时，资本流入，这就使汇率上升，从而净出口的减少抵消了政府支出的增加，总需求仍然不变。但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成为影响经济活动的有力工具。因为货币量增加（扩张性货币政策）降低了国内利率，这不仅使国内总需求增加，而且会引起资本流出，使汇率下降，这又通过增加净出口而进一步扩大总需求，扩张性货币政策见效。

2． 金融全球化是世纪之交全球金融格局演进的主流趋势。1999年11月15日，中美签署了中国加入WTO的双边协议，从而中国入世的最大障碍业已排除，中国经济已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之中。芒德尔—弗莱明模型作为开放经济中宏观稳定政策理论，理当可成为我们当前及今后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之一。

为了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一直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导（从1998年5月增发1000亿国债算起），对于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无效或收效甚微（例如从1996年5月的多次利率下调），理论界从多方面进行了论证。尽管我们目前利率市场化仍在探索研究之中，资本的完全流动也尚需时日，无法因果性地套用芒德尔—弗莱明模型将固定汇率与当前积极财政政策联系起来，但至少这一开放经济中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理论模型能为我们分析相关政策问题扩大了理论思考空间。

最后要说明的是，任何学术理论（模型）的成立都有一系列严格的假设前提，所以对政策实践的意义都仅是指导性的。更何况，芒德尔的理论是以发达国家经济为背景，不可能为解决我国的现实问题提供直接的答案。这就要求理论与实际工作者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发展适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开放经济理论，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正是我们了解芒德尔理论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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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冯用富． 我国不宜选择浮动汇率制?N?． 经济学消息报，1999－1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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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姜波克． 国际金融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4〕（美）彼得·林德特，查尔斯·金德尔伯格． 国际经济学?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5〕Mundell，R．A．，1961． A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1．

〔6〕Mundell，R．A．，1962． The Appropriate Use of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y for Internal and External Stability?J?．IMF Staff Papers 9．

第6篇：货币汇率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如期启动，使自贸区货币合作显得更加必要和紧迫，当前自贸区货币合作的重点应是建立区内汇率稳定机制。本文阐述了中国—东盟建立汇率稳定机制的驱动力，从双边贸易、投资、劳务合作等方面探讨了当前汇率稳定机制建立的可行性，并提出建立汇率稳定机制的基本构想及其对中国的机遇。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于2005年7月20日全面启动，推进自贸区货币合作显得更加必要和紧迫。从货币合作的发展规律和欧洲实践看，货币合作的主要内容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建立危机救援机制(初级阶段)。二是建立汇率合作机制，主要指以汇率稳定为目标的机制安排。三是建立统一货币机制(最高级阶段)，即区内使用单一货币。当前，东亚的货币合作仍处于第一阶段。鉴于欧元流通以来的经验与教训，东亚各国货币当局享有充分自主权的货币联盟可能是一种比较可行的选择(华民，2005)。作为在贸易一体化方面已在东亚经济圈中先走一步的中国—东盟自贸区，不仅具备进行深化货币合作的基础与条件，而且自贸区自身也为其货币合作提供了动力机制，区内经济的日益密切要求紧密的货币联系。鉴于CAFTA货币合作的现状，当前货币合作的重点应是建立区内汇率稳定机制。自贸区需要汇率上的合作和协调，从而为经济合作的进一步深化提供金融支持，并使贸易和货币一体化互相推进，同时也对东亚地区进一步的货币合作起到促进作用。

一、中国—东盟建立汇率稳定机制的驱动力

(一)中国—东盟自贸区(CAFTA)货币合作的现状。2000年5月，东盟10+3财长在泰国清迈共同签署了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的协议，即《清迈协议》(Chiang MaiInitiative)。此协议将东盟之间原有的货币互换安排扩展到东盟所有成员国，资金规模已扩大到10亿美元;同时，扩大了货币互换安排的范围，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在东盟成员、中、日、韩之间签订一系列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之后，东亚10+3货币互换机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截至2003年12月底，中、日、韩与东盟10国共签署16个双边互换协议，累积金额达440亿美元。截至2004年底，中国人民银行根据《清迈协议》签署的货币互换协议总额已达105亿美元。迄今为止，《清迈协议》是亚洲货币金融合作所取得的最为重要的制度性成果，它对于防范金融危机、进一步推动区域货币合作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东盟国家汇率安排的内在缺陷。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东南亚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基本上选择了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金融危机后，东南亚国家大多在名义上转为实施浮动汇率制度。在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改革之前，从名义上，东盟各成员国的汇率既有实行传统盯住汇率制度(如马来西亚)，也有实行事先不公布汇率目标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又如新加坡、老挝等国家，采取汇率独立浮动的管理方式;再如菲律宾、泰国等国家，既实行盯住美元制度，也实行盯住一篮子货币或特别提款权制度;有的国家还实行双重汇率制度。但麦金农等人的实证研究发现，很多东南亚国家的汇率在危机之后实质上又回到了不同形式的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恢复盯住美元的汇率安排存在许多内在缺陷:

1.1990年以来，美国与东亚经济增长的同步性已经大大降低，与美国贸易所占的比重逐年降低，区内资本流动和贸易流动稳步上升，如果汇率仍盯住美元，只会使亚洲宏观经济更加不稳定。

2.由于日元始终采取浮动汇率制，而日本以外的东亚各经济体大都重新恢复了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在此前景下，若美元大幅贬值势必会对东亚造成直接危害。首先，继续盯住美元的东亚货币将面临更大的升值压力，从而更容易成为国际投机资本炒作和攻击的对象;其次，继续对美元浮动的日元将形成对其他东亚货币的剧烈波动，从而恶化日本与其他东亚经济体的经贸关系。

3.东亚贸易结构多以美国为第一大出口市场，且多存有大量对美贸易顺差。在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下，东亚贸易结构的这一特点在美元大幅贬值时遇到的问题是:若本币依旧盯住美元一同下贬，势必加剧贸易摩擦;若本币因美元贬值而升值，势必弱化出口竞争力;同时还因导致区内汇率体系波动从而影响区内贸易投资格局。

(三)建立汇率稳定机制的重要意义

首先，建立汇率稳定机制，有利于CAFTA内各经济体特别是东盟各国经济的稳定发展。CAFTA内除中国外各经济体的特征是:总体经济规模小但对外开放度较高。其中新加坡为265.9%，马来西亚为160.0%;其他国家的开放度也比较高，如越南为95.0%，泰国为77.7%，菲律宾为77.4%。由于东盟各国的经济总量小，对汇率波动十分敏感，迫切需要稳定汇率。鉴于上述单纯盯住美元的弊端，在CAFTA内建立汇率稳定机制有利于维护各经济体经济的稳定。

其次，建立汇率稳定机制，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国际投机资本对CAFTA各经济体货币的影响，减少对各国国际收支平衡的干扰，各成员国对国际储备的需求亦可相应减少。

第三，建立汇率稳定机制，有利于降低自贸区内汇率波动对区内贸易和物价的不利影响，从而有助于区内商品的流通和物价的稳定，也有利于资金在区域内的自由流动，促进自贸区内各国间投资机会的扩大。

二、建立汇率稳定机制的可行性

虽然中国与东盟自贸区的成员国之间存在着历史文化、经济、政治制度的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各不相同，这些因素对区域内货币合作造成一定的阻碍，但必须看到近年来，中国、东盟双边贸易和投资量不断攀升，促成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自贸区的建立不仅将大大加快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也将为此区域内进一步的货币合作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一)双边贸易迅速增长，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增强。从基本经济条件看，中国与东盟之间双边贸易逐年迅速增长。1990年以来，中国与东盟贸易额速度递增，东盟已连续12年成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2002以来更是增长强劲，2004年创历史新高，双边贸易额达1059亿美元，同期增长35.3%。2005年第二个月，东盟已首次成为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

另据中国海关统计，1990～2003年间，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年均增长20.86%，比同期中国整体对外贸易的年均增长率高4.25个百分点。东盟有关统计显示，1993～2001年间，东盟与中国贸易额年均增长22.69%，比同期东盟整体对外贸易年均增长率高16.19个百分点。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占本国对外贸易总量的比重同样呈逐年上升趋势，1991～2001年，双边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总额的比重从5.8%上升至8.8%，东盟从1997年的3.5%上升到2002年的7.2%。近年来，中国对东盟的贸易逆差迅速扩大，2001年是48.4亿美元，2004年突破200亿美元。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东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市场空间。

(二)区内资本流动日趋活跃，中国对东盟投资潜力巨大。东盟是中国吸引外资的重要地区之一。截至2004年末，东盟各国来华投资项目达24513个，合同外资金额726.21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金额354.12亿美元。

中国对东盟的投资是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重要内容。据商务部合作司统计，2002年，中国企业在东盟的投资项目为52个，中方投资额达6633万美元。其中在越南的投资最为集中，占项目数的37%，占投资额的41%。截至2003年6月底，中国企业在东盟10国的投资项目达822个，中方投资8.74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8.77%。其中对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投资规模较大，占对东盟投资的29.1%和18.73%。

就东盟对华投资而言，中国对东盟的投资规模相对较小，至2004年底中国在东盟的投资尚不足20亿美元。但随着近年中国整体综合实力的增强，对外投资开始活跃，对东盟区内投资也呈逐年增长态势，尤其是中国对能源的需求迅速攀升，东盟区内丰富的电力与石油资源都将是中国对外投资的热点。

(三)旅游等劳务合作日益增强。首先，在旅游方面，东南亚已成为中国人出国旅游的首选。据中国国家旅游局统计，2004年，中国有1000万人次到东盟各国旅游。越南、柬埔寨等东盟新成员国正成为中国旅游业的新兴客源市场和旅游目的地。而东盟赴中国游客的增幅也超过20%。其次，东盟是中国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的重点区域市场。2002年，中国企业在东盟10国共完成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营业额23.06亿美元，占总营业额的16.07%;其中在新加坡完成营业额10.86亿美元，使新加坡成为仅次于香港的第二大市场。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03年底，中国企业在东盟国家签订的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和设计咨询合同总额达249.9亿美元，营业额170.5亿美元

三、建立汇率稳定机制的基本构想

CAFTA与现在最大的两个自由贸易区——欧盟及美洲自由贸易区有明显的差异。前者经济发展和文化背景相似，并已有从经济共同体开始的长期磨合;后者包含着北美和拉美两个次区域板块的合作，且具有北美自由贸易区这个稳固的核心。而CAFTA则是一国(中国)和一个自由贸易区的结合，两者在经济发展、文化习俗和社会制度方面呈多元化特征。故构建CAFTA的汇率协调机制，可参考欧盟和美洲自贸区的现有做法，但具体措施必需有别于前两者。当前CAFTA可按以下步骤逐步推进汇率协调合作，建立汇率稳定机制:

(一)中国与东盟在现有的汇率制度下加强汇率政策协调，维持区域内双边汇率的相对稳定。鉴于目前要求CAFTA各国采取统一汇率制度存在现实难度，各国可保持各自不同的汇率制度，但各国金融当局应尽快携手在区内构筑一个货币协作的平台。通过该平台及时沟通与交流金融信息，协商货币合作事宜，及时解决合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特别是应加强汇率政策的沟通与合作，当区域内出现汇率较大波动时，建议以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为主要政策手段，尽量稳定区域内各国汇率水平，最大限度地预防金融和外汇风险。用以干预的基金可按现有《清迈协议》框架下的货币互换协议为基础构建。

(二)逐步采用基本统一的汇率制度。由于世界主要货币的汇率发生变化，采取不同汇率制度会影响CAFTA各国间的双边汇率。双边汇率的不稳定就会增加国与国之间贸易和投资的成本，不利于自贸区的进一步发展。选择相近的汇率制度是各国汇率政策协调的基础，因此，在条件成熟时，CAFTA各成员国应尽快选择相近的汇率制度。

鉴于盯住单一币种的许多内在缺陷，不利于CAFTA经济合作和经济一体化，实行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席更不适合CAFTA各国的现实国情，各国可考虑建立独立的盯住货币篮子制度，根据各国自身的经济情况和具体特点由各国自选。盯住货币篮子制度虽然存在种种缺陷，但它既能够避免汇率的过度波动，又适合CAFTA各经济体外贸、外资结构的多元化特点，故不失为一种“次优”选择。该阶段CAFTA各国依然需要联合干预汇市，以稳定汇率。不过，由于各国的经济货币合作已进一步深化，可建立类似于欧洲货币基金(EMF)的CAFTA次区域货币基金，该基金不同于现有的亚洲货币基金(AMF)，其主要来源是CAFTA各国从各自的外汇储备中按一定比例缴纳，其主要作用是干预CAFTA各国的汇率，稳定汇市。CAFTA次区域货币基金的建立使自贸区内双边汇率的稳定具备一定的约束保证机制。它可使自贸区内任一国货币在出现投机性攻击而存在贬值危险时，有一个稳定的资金来源履行干预责任。

(三)在条件成熟时，CAFTA各国可在独立盯住的基础

上建立盯住共同货币篮子的汇率制度。在实体经济和货币合作进一步融和的基础上，稳定双边汇率的共同要求会促使各国货币篮子结构逐步趋同，CAFTA各国改独立盯住各自的货币篮为盯住共同货币篮子汇率制度具有可操作性。该阶段可参照欧洲货币体系曾实行过的联合浮动，实行联动的汇率机制，通过以下措施来建立汇率稳定机制:以共同货币篮为目标，确定CAFTA各国货币对篮子货币的中心汇率和允许偏离的界限(即波幅)。当然，考虑到各国的差异，波幅范围应依照各国国情经协商确定，因国而异的波幅使各国货币当局能在更大程度上自主地控制汇率的运动，干预汇率时可依具体情况决定在边界干预，还是在区内干预，使汇率朝着有利于各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变动。

四、建立稳定汇率机制给中国带来的机遇

近年来，随着中国与东盟之间贸易投资的快速发展，催生了人民币在东盟的境外需求。由于人民币汇率稳定，人民币已自发地在一些与中国经贸往来频繁、数额较大的东盟国家充当计价结算货币，如在越南、泰国、缅甸等国的贸易中，人民币事实上已经成为结算货币之一。即便在东盟最发达的国家新加坡，随着中国游客的增加，可以用人民币购物的商店也在不断增加。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全面启动，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经贸往来将进一步增强。中国应把握机遇，尽快与东盟协调以强化货币汇率合作并发挥主导作用，积极推进人民币周边化、亚洲化、国际化进程，为逐步建立并扩大人民币货币区铺路。当前，人民币作为区域货币的条件已逐步浮现，如上所述人民币已被许多东盟国家作为硬通货接受，一些东盟国家紧随中国汇率政策，如7月21日在我国宣布人民币与美元脱钩仅20分钟后，马来西业便紧跟中国将林吉特与美元脱钩，亦实行管理浮动。中国在CAFTA内逐渐增强的影响力与号召力由此可见一斑。

参考文献:

[1]白鹤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与我国金融应对策略研究[J].金融研究，2003，(12).

第7篇：货币汇率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汇率是影响对外贸易企业发展的稳定性因素之一，近年来，随着我过汇率制度改革的逐步进行，人民币汇率波动日趋增大。本文介绍了汇率风险及其现状．重点分析汇率风险对我目对外贸易企业的影响．并提出了应对汇率风险的建议措施。

一、汇率风险的概述

汇率风险又称外汇风险．指经济主体持有或运用外汇的经济活动中．因汇率变动而蒙受损失的可能性。由于国际分工的存在．国与国之间贸易和金融往来便成为必然．并且成为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外汇汇率的波动，会给从事国际贸易者和投资者带来巨大的风险。

汇率风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分别是交易风险、折算风险、经济风险。交易汇率风险，是运用外币进行计价收付的交易中，经济主体因外汇汇率的变动而蒙受损失的可能性。

折算汇率风险．又称会计风险．指经济主体对资产负债表的会计处理中，将功能货币转换成记账货币时．因汇率变动而导致账面损失的可能性。经济汇率风险，又称经营风险，指意料之外的汇率变动通过影响企业的生产销售数量、价格、成本．引起企业未来一定期间收益或现金流量减少的一种潜在损失。

二、我国的汇率制度及人民币汇率风险的现状

2005年7月21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在坚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三原则的前提下了《关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公告》宣告中国放弃单一盯住美元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中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5年7月至2008年7月，在此期间．人民币升值T21％；200897~至今为第二阶段．期间汇价保持6．83元。

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朝着改革预期的方向实现了双向波动．现在的人民币汇率水平已经开始反映出市场供求水平．汇率的波动幅度较改革之前出现了明显的增长。尤其是近几年来．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和中国经济稳步、快速的发展，人民币在世界经济的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样，人民币汇率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2010年4月15日．美国国会130余位议员联名要求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并试图借此引发对中国的贸易制裁。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4月16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8261．较前一交易日回落一个基点。汇率的变动会对部分行业的进出口贸易产生不可小觑的影响。以纺织行业为例．中国纺织行业出口企业的利润率只有微薄的2％～3％，人民币一旦“被升值”．一部分中小企业将无法面对国际竞争，甚至可能进一步连累给这些企业发放贷款的银行。虽然中美现初步达成协议．中国对外经贸政策保持基本稳定．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但人民币面临的升值压力及可能由此引发的汇率波动给外贸企业带来金融危机之后新的阴霾。

因此，在有管理浮动，参考一篮子汇率制度下，外贸企业不能凭主观意识对人民币的升值和贬值妄下断言．而应不断适应人民币升值贬值的波动．掌握规避风险的能力。才能确保企业的稳健经营。

三、汇率风险对外贸企业的影响

(一)价格风险与结算风险

从事对外贸易的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要常常向合作伙伴报价，就面I临一个选择货币的问题：什么货币来作为投标报价货币以及以后用于贸易价款的结算和支付问题招标文件一般会规定投标者可以用某一国际通货来进行投标报价。但在某些行业的招标文件中业主直接规定了投标者的投标报价只能以业主所在国的本币来表示或者用2种货币表示。如果在货币选择的过程中．由于不能适当把握汇率变动而在投标报价中选用了趋降的币种．一旦中标，就可能承担合同价格贬值的风险。对于分期分批来结算的企业．如果遇到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由汇率变动造成的货币价值波动．将使企业在兑换货币时蒙受损失。

(二)企业汇兑风险

在进出口贸易中，订立合同、开立信用证、审证改证再到装船发货。以及之后的议付．每一个过程都必将经历一段时间．在这样一段较长的时间内，如果汇率发生变动，企业将可能承受汇兑损失。当外汇汇率上涨时。如果进口货物，支付既定的外汇需更多的本币，进口商将遭受经济损失：当外汇汇率下跌时．如果出口货物．收入既定的外汇结汇后获得更少的本币，出口商会蒙受损失。

(三)企业折算风险

我国对外贸易企业账面资产一般由人民币资产和外币资产共同构成．但综合财务报表上的资产和负债则必须统一用人民币表示。而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则会相应的影响资产负债表中部分项目的价值改变。目前我国规定的人民币兑换美元汇率日波动幅度远远小于兑换非美元货币汇率的日波动幅度，在这一规定的影响下，对于最终财务成果以人民币结算的我国企业来说．如果他们使用非美元货币计价结算．则其面对的汇率风险要远远高于用美元计价结算。

(四)影响企业利润．导致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下降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对外贸易十分常见。更有许多企业是依赖外贸生存的汇率的变动对国际贸易相关企业的营业状况和企业利润影响颇深。当人民币升值时，意味着以同样的外币能够购买的我国出口商品的数量减少．我国出口商品的相对价格上升。那么．外国企业对我国产品的进口额度将会下降．我国企业出13的产品出El数量就会锐减．进而导致出口企业丧失市场份额．收益下降。而当人民币贬值时．对于依赖于原料进口的加工企业来讲．从国外进口的原料等产品的相对价格上涨。生产成本将会增加．对企业的稳定发展亦十分不利。

四、应对汇率风险的策略和措施

(一)企业要树立汇率风险防范意识，建立汇率风险管理的工作机制

国际金融环境风云变幻．企业必须充分认识到汇率变动对企业经营带来的影响．只有熟练掌握规避汇率风险的方法．对汇价变动的基本因素进行全面科学的分析才能将外汇风险对企业的影响降到最低从事对外贸易的企业有必要把外汇风险管理列为公司El常工作的一项重要日程．建立完善的外汇风险管理体系，加强对于外汇风险的识别、风险限额的设定，加强对汇率变化的检测和预测，尽快适应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

(二)正确选择计价货币

如前文所说．正确选择计价货币对规避汇率风险十分重要。计价的货币及其金额将直接成为风险的弥补对象．因此进出口商品用何种货币计价是弥补外汇风险的关键企业在签订合同时．资金的收付可以参考以下原则：争取出口合同以硬货币计值．进口合同以软货币计值：对外借款选择将来还本付息时趋软的货币．对外投资选择将来收取本息时趋硬的货币，一般来说，外贸企业在出口商品、劳务或对资产业务计价时，要争取使用汇价趋于上浮的货币．在进口商品或对外负债业务计价时，争取用汇价趋于下浮的货币。

(三)选择恰当的合同价格和结算方式．适当分散交易风险

针对汇率的不稳定性和国际贸易过程中的时间性．进出口企业应根据汇率变动的趋势和大的国际经济背景选择合适的合同价格、结算方式．合理地分散交易风险。我国出口企业在与外商订立合同的过程中．如果结算货币呈现贬值趋势，可适当提高出lE价格．或与进口商约定按一定比例分担汇率损失：如果结算货币可能升值．我国进口企业可要求境外出口商降低进1：1商品价格外贸企业还可通过提前或推迟结算时间来规避汇率风险企业可以根据结算货币的汇率走向选择提前或推迟结算．如果预测结算货币相对于本币贬值．我国进El企业可推迟进口或要求延期付款．而出口企业可及早签订出口合同收取货款．反之．进口企业可提前进口或支付货款．出口企业可推迟交货或允许进口商延期付款。

(四)有效利用贸易融资工具规避风险。

1．出口信贷出口信贷是一种国际信贷方式．它是一国政府为支持和扩大本国大型设备等产品的出口，增强国际竞争力，对出口产品给予利息补贴、提供出口信用保险及信贷担保．鼓励本国的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对本国的出口商或外国的进VI商提供利率较低的贷款．对于处于国家鼓励发展的产业的出口企业可考虑采用此种办法规避汇率风险。

2．福费廷包买商从出口商那里无追索地购买已经承兑的、并通常由进口商所在地银行担保的远期汇票或本票的业务就叫做包买票据．音译为福费廷．又称票据买断。通常用于成套设备、船舶、基建物资等资本货物及大型项目交易，融资期限一般在l一5年出口企业将汇票卖给银行后。可将所得外币兑换成本币以规避汇率风险对于经营资本货物和大型项目交易的外贸企业来说．不失为一种规避汇率风险的方法。

3．出口押汇出口押汇是指信用证受益人在向银行提交信用证项下单据议付时．议付行根据企业的申请．凭企业提交的全套单证相符的单据作为质押进行审核，审核无误后．参照票面金额将款项垫付给企业．然后向开证行寄单索汇．并向企业收取押汇利息和银行费用并保留追索权的一种短期出口融资业务。

4．保付简称保理。指银行从出口商手中购进以发票表示的对进口商的应收账款．并负责向出口商提供进口商资信、货款催收、坏账担保及资金融通等项目的综合性金融服务．适用于赊销方式的国际结算出口商将应收账款转让给出口保理商后．可提前得到大部分货款．从而规避了汇率风险。

(五)使用金融衍生工具防范汇率风险

当企业既有外币收入又有外币支出。既有外币债权又有外币负债时．要使用衍生金融工具进行套期保值，尽可能地规避风险。

1．远期外汇交易远期外汇又称期汇交易，是指交易双方在成交后并不立即办理交割，而是事先约定币种、金额、汇率、交割时间等交易条件，到期才进行实际交割的外汇交易，是国际上最常用的避免外汇风险、固定外汇成本的方法。通过恰当地运用远期外汇交易．出口商或进口商可以锁定汇率．避免汇率波动可能带来的风险

2．使用掉期外汇交易掉期外汇交易是外汇交易者在买进或卖出一种期限、一一定数额的某种货币的同时．卖出或买进另一种期限、相同数额的同种货币的外汇交易。这种金融衍生工具．是当前用来规避由于所借外债的汇率发生变化而给企业带来财务风险的一种主要手段。

第8篇：货币汇率论文范文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金融学会副会长、第三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曾四次获得孙冶方经济学著作奖和论文奖。

贸然浮动汇率,将被汹涌的投机资本淹没

没有宏观经济稳定、没有完善的市场体制以及金融体系,贸然提高或降低汇率,都可能对中国的外汇体系造成较大的冲击

记者:近期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以异常直率的语气呼吁中国允许人民币兑欧元升值,这似乎是欧洲货币当局第一次公开提到人民币应该升值。近期,人民币升值为什么又变成了热点？

李扬:汇率这几年被炒得沸沸扬扬,全中国人都卷入了汇率问题的争论。但仔细想一下,中国关于汇率的问题基本上是没有争论的,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更有弹性的汇率制度,需要条件,需要步骤,人民币汇率的问题实际上是实践的问题。

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表述,有几个经常被引用的,到现在还是权威的表述,一个就是温总理的两次表述,在出席第七次中欧领导会议时,温总理说了几条:第一是要实行弹性汇率机制,这将是一个复杂但坚定的过程;第二要有条件有准备,宏观经济稳定,金融体系健全,有科学的方案保证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第三要考虑对周边国家的影响,中国要对周边国家负责,要对全世界负责。周小川行长也在多个场合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改革的出发点主要是内部的动力和压力。改革的关键还是要遵循我们自己的逻辑和步骤,制定改革的出发点、目标和顺序。

记者:您认为人民币汇率调整的时机应该如何选择？

李扬:汇率形成机制是比调整汇率更急迫的事情。包括长期的升值趋势并不是人们的分歧所在,重要的是升值时机和幅度,调整汇率不如说是调整机制。因为银行间外汇市场不成熟、国有商业银行问题成堆,而国有金融和国有企业机构对汇率信号不敏感。没有成熟的市场,连汇率价格都无法确定,在这种情况下贸然浮动汇率,将迅速被汹涌而来的投机资本淹没。

中国最终的目标是实现弹性汇率机制。宏观经济稳定、市场体制完善以及金融体系健全都是实现弹性汇率的条件,而这些都需要按步骤来实施。贸然地提高或降低汇率,都可能对中国的外汇体系造成较大的冲击。

在整体形势不错的时候出台改革措施,改革的可信度和公信力可以得到不断提高。时机的选择还取决于“政府和市场的博弈”。政府在制定汇率调整政策的时候,需要考虑市场可能的反应。如果市场反应过激,会导致调整的风险和成本增加。

记者:您曾指出目前汇率改革的技术条件正在完备,但制度条件还不完全具备。那么制度都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

李扬:第一,资本项目管制。因为资本项目管制决定着外汇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是否是自主的。由于资本项目管制,在市场上形成的供求是受约束的。其实我们的外汇市场非常发达,非常市场化。人民币可兑换,至少机制已经形成了,比如CEPA以后,香港银行可以吸收人民币存款,我们银行卡可以到韩国、泰国刷卡,在这三个国家和地区局部可兑换。反过来说,因为这一段时间货币可兑换的实践以及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广泛的使用,使得汇率以后调整的震动大大地减轻了。

第二,汇率市场化。当汇率有更为弹性的时候,当局应该有手段调控它,因为这时候不能用行政手段。因为汇率涉及到国际关系,不能你说了算,必须用市场化接受的手段。

第三,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商业银行是外汇市场的主要参与者,需要一个正确的理念,一个很好的财务基础。还有就是完善金融监管的框架,要具有熟练的干预市场能力。

关于汇率改革的条件,可以说,现在制度条件还不完备,技术条件正在逐渐完备。再有就是,现在外汇市场具有非常强的投机气氛。可能的选择就是一次性改变评价,然后继续钉住,扩大浮动幅度,伺机而动。改变钉住的目标,可能解决中国对外贸易的结果性不平衡问题。中国实际上要改变的是汇率形成机制,在这种情况下改变浮动和钉住,制度变革的含义更浓一些。

汇率能够做什么？

变机制是出发点,而变的基础是国内需要

记者:目前中国政府顶住市场的强大压力不调整人民币汇率,意图等待更好的时机再作调整,这跟中国与美欧的贸易摩擦有什么联系吗？

李扬:美国促使人民币升值,可以缓解其国内经常账户逆差。2004年美国贸易逆差超过6000亿美元,占到GDP的5.5%。美国可以选择的政策十分清楚,实行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减少财政赤字、提高利率以压缩消费,从而扭转国内储蓄持续低于国内投资的格局。这显然要经历一个经济和政治上的痛苦调整,可能还会遭遇不小的政治阻力。

这样,美国政治家的一个回避内部经济调整矛盾的选择,就是推动美元的贬值。如果完全期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化解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问题,美元至少要再贬值30％－40％。这同样不是美国所希望看到的。实际上,急剧的美元贬值会引起美国通货膨胀、利率水平急剧提高,因此,美国希望其他国家的货币升值以缓解美元的贬值压力。从客观上说,这是美国积极促使人民币升值的根本原因之一。

2005年在人大会上,温总理说人民币汇率调整要“出其不意”,我们体会就是在大家不关心的时候出来,在热潮的时候不能出来,要不然就反而不升了。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中国在汇率改革方面有自己明确的目标,并将根据实际情况改革,人民币汇率改革已经不存在障碍,我们不会屈就于外部压力。

升值的理由是什么呢？是顺差。原意是什么呢？汇率升值了,顺差就减少了。但这是就总量而言的,贸易差异的结构矛盾使得汇率问题复杂了。目前,中国产品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占领是全球性的,无论日本、美国还是欧盟。中国已经在事实上成了世界的加工厂,加工厂一边要原料,一边要市场,所以要大进大出,原油依赖越来越高,对发达国家依赖也越来越高,所以摩擦度就高。在世界分工当中,你在中间,属于加工。我认为贸易摩擦的问题,不是必然要用汇率来解决。最近,美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来中国谈贸易摩擦的问题。公正地说,中美贸易战对谁都没有好处。

中国货币汇率制度面临巨大的抉择。关于调整方案,主要则是技术问题。到时候要变的话,大家应该注意变的机制含义和变的评价含义是不一样的。变机制是出发点,而变的基础是国内需要,而且已经准备好了。

记者:自去年10月央行加息以来,很多舆论认为中国走上了加息通道,今年1－4月份累计数据,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6%,并且逐步走低,是否意味加息的压力逐渐变小了？

李扬:把利率和价格捆绑在一起的观点是不对的。利率政策不能惟一地以物价的走势为参照体系,不能一公布物价变化就认为应当调整利率。利率是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段,当然要和宏观经济联系在一起。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始终未能展现出一个让人有把握下断语的状态。

中国的价格体系本身存在缺陷,所以揭示出来的信息有时候不一定很充分。再加上宏观经济运行当中的政府、企业、居民、国外等很多很复杂的要素构成,而这些要素的走势常常不相同,这时候你就断言该如何,这是不慎重的。

我们想变动利率的时候,要知道中国的利率体系状况是怎样的,这非常重要。首先你为什么动利率？你动了这个利率能否达到目标？如果动了它而不能达到目标的话,那动它干什么。中国利率体系的几个特征会影响我们利率政策的效率。

中国利率体系是一个很复杂的体系,是“双轨制”的。有正在市场化的利率,比如银行贷款的利率,现在上限没了,还有下限。企业发展利率也在市场化,有严格的规定,现在是市场询价。还有一部分是已经市场化的利率,包括人民币协议存款利率、美元为主的贷款利率、除企业发行利率以外的金融市场利率,以及覆盖面非常大的货币利率,这些利率现在都市场化了。还有就是央行手里还有几个利率,比如再贷款利率、准备金利率,这些极具中国特色。

央行的利率,在市场经济看来,是非市场利率,是行政利率。我们知道各国货币当局在货币操作当中的所谓三大法宝有些已经取消不用了,如再贷款利率。现在主要依赖于公开市场操作。市场经济向下调整利率,就同时意味着调整货币供应量:货币供应减少,利率上升;货币供应增加,利率下降,这两者是完全相反的。比如美联储加息,通过纽约联储,找到一级分销商,然后往下卖,然后市场利率被逼着往上走,加息的行为是通过减少头寸实现的。中国不是这样,原因在于它是管制的,利率是管制的,信贷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被管制的,至少是窗口指导的。

在“双轨制”的情况下,利率传导的机制是不顺畅的,货币调整通常很难产生覆盖全部金融交易的效果。“双轨制”导致利率政策作用不能充分发挥,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尽早结束“双轨制”的状况。

中国需要多少外汇储备？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由于中国以及亚洲地区国家都将长期处于美元和欧元两大货币区的挤压下,这个地区持有大量外汇储备的状况将是长期现象

记者:目前中国缺乏汇率风险管理经验,如果采用人民币与一篮子货币挂钩的制度,是否可行？

李扬:钉住一篮子货币,是汇率制度从完全固定走向基本浮动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安排。实际上, 钉住一篮子货币离自由浮动汇率仅一步之遥,它作为一种汇率制度,其自身是不安定的。

国外曾有人想把它变成一种汇率制度,但很少有成功的。我觉得,一篮子货币的功能,是在于它是一种过渡性安排,使汇率制度从完全走向基本浮动的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因为,一旦改为钉住一篮子货币,就意味着人民币对所有的货币都可以浮动,只是这个浮动的范围被人为地限制在了一个可控范围之内。从这个角度看,它是一种平滑的过渡方式。

实际上,我国外汇储备中已有大量欧元和日元。国家外汇管理局使外汇种类多元化,以对冲汇率变动的风险。相对而言,钉住一篮子货币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比较温和。因为一个篮子中的几种货币之间是独立浮动的,其汇率的变动方向不尽一致,往往会起到相互抵消的作用。监管机构也可以调整一篮子货币的组成来稳定人民币币值,新加坡和印度采用的也是这种办法,但具体模式有所不同。对我们最合适的方式是什么,则需要谨慎、细致的研究。

记者:到今年第一季度末,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达6591亿美元,我们确实需要这么多的外汇储备吗？

李扬:外汇的流入是比较难控制的一个过程。中国国际储备的来源有四: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顺差、不明资金流入、国内居民（包括企业和居民）的外币存款。在中国官方统计中,居民手中的外汇是不算在内的。到去年底,这笔外汇存款约2000亿美元,居民和企业各占一半,按照今年的状况,可能还是上千亿美金。这种情况会积累通货膨胀的压力。由于人民银行一天有七个亿到八个亿美金的进入,货币供应压力大增。

尽管中国的金融体系存在一些漏洞,但有近6600亿美元外汇储备,就稳定多了。这些钱可以增加我们干预外汇市场的能力,影响国际投机资本。外汇储备可以提高货币政策信誉,稳定汇率预期。储备主要不是为了用,而是保持人们对本国货币的信心,保持政府对市场最后干预的能力。

第9篇：货币汇率论文范文

关键词：标价货币；局部均衡；一般均衡；人民币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0)01-0005-07

国际贸易中选择什么货币作为标价货币，是使用出口商货币(exporter currency)、进口商货币(importer currency)还是第三方货币(third currency or vehicle currency)，是国际经济学中重要的研究对象，这不但对于国际贸易中的出口企业和进口企业(直接面临汇率、需求等风险的经济主体)具有重要的影响，对于一国的宏观经济运行以及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的制定也具有重要作用，其中关键的一个影响渠道就是汇率波动对进出口价格的传导，如果以本国货币为标价货币。进口汇率传导会很低。而出口汇率传导很高，如果以贸易对象国货币为标价货币，则正好相反，如果以第三方货币为标价货币，则贸易的交易国双方货币汇率波动对进出口价格的传导可能都比较低。从近期快速发展的“新开放宏观经济学”文献来看，汇率传导会通过影响名义价格刚性从而作用于最优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选择。此外，人民币国际化也是中国最终的发展目标，而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任何一个国际货币首先都是成为本国国际贸易中的主要标价货币，然后再逐渐成为主要的储备货币和流通货币，因此，研究国际贸易中的标价货币选择也为中国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一个理论支持和国外经验。

一、内生标价货币选择的理论基础

国际经济学家很早就关注国际贸易中的货币选择问题，但早期文献主要关注于为什么存在工具货币以及什么样的货币能够成为工具货币。Swoboda(1968)强调货币作为一种交易中介的作用，尤其是作为金融交易的而不是贸易交易，所选择的货币在外汇市场上的要具有高度流动性，才能降低交易成本和带来货币使用收益，因此，他指出那些能成为工具货币的国家必须：(1)拥有较大的国际贸易量和外汇市场上本国货币的大规模交易量；(2)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Magee and Rao(1980)则认为国际贸易中工具货币的存在的原因还包括信息成本和主要工具货币的跨期稳定性。McKirmon(1979)指出对于高度同质化的初级产品来说，以相同的货币标价可以使得交易更有效率。Grassman(1973)研究了瑞典1968年后的进出口数据，发现66％的出口以瑞典克朗标价，而只有26％的进口以瑞典克朗标价。这种发达国家之间工业制造品的贸易主要以出口商货币定价的规律称之为“Grass，man法则”(Grassman’s law)，并且被Page(1981)、Carse and Wood(1979)、Bilson(1983)等不断证实。Rev(2001)构建了一个三国的世界经济模型来研究工具货币的使用，她认为一国在全球贸易中的高份额和外汇交易中的低成本会形成该国货币的“厚的市场外部性”(thick market externalities)，在一个类似于Kiyotaki and Wfight(1989)的模型假定下，这种外部性增加了交易双方配对成功的概率，从而实现交易过程中的规模收益递增。这些文献虽然为人们理解标价货币的选择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是它们都是从经验观察或者宏观层面来分析，缺乏相对明确的微观基础，所以国际经济学家一直致力于从微观角度来研究进出口企业的标价货币选择，尤其是近一些年取得了很多成果。

就理论基础而言，内生标价货币选择的理论主要可以分为两类：局部均衡模型到一般均衡模型。局部均衡模型一般假定汇率风险、出口商的成本和需求函数都是外生的，而一般均衡模型则将其内生化。

(一)局部均衡模型

Baron(1976)和Giovannini(1988)是最早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角度分析标价货币选择问题的经济学家，他们均假定生产、定价和出口决定同时作出的。Bamn(1976)发现，如果需求价格曲线是线性的，而边际成本不变，则以进口商货币定价对出口企业来说可以获取最高的期望利润。Giovannini(1988)假定汇率是风险的唯一来源，认为需求函数和成本函数的形状决定采用什么货币。Donnenfeld and Zilcha(1991)则假定出口企业的顺序是生产、定价和销售，指出在当一个企业在本国和外国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的时候，采用那种货币标价不但取决于收益和成本函数的凸性，还取决于汇率不确定性的程度，汇率风险高时一般采用进口商货币标价。但他们没有分析第三方货币的作用。

Johnson and Pick(1997)扩展了Giovannini(1988)的模型，将工具货币选择加入进去，和Donnenfeld and Zicha(1991)不同，他们假设出口企业的顺序是定价、生产和销售，发现在垄断状态下，进口商货币标价和出口商货币标价都是优于工具货币标价，但是如果存在一个竞争型出口商，并且该出口商使用工具货币标价时，他们证明即使不存在货币的交易成本和出口商的风险中性，使用工具货币标价也是可能的，他们认为这是由于出口商面对竞争时，为了固定产品的相对价格来降低不确定性时，随对手标价货币选择成为受益最大化的选择。他们的理论表明了标价货币选择的相互依赖性。但是它们只能解释国际贸易中初级产品的货币选择，尤其是美元的工具货币的作用，对于差异化产品的解释不足。

Friberg(1998)认为以往的模型存在两个不真实的隐含假设：风险中性和没有远期货币市场，所以他将风险规避和远期货币市场纳入到模型中，在一个垄断模型中，他证明了风险规避和远期货币市场假设并不会改变出口商是采用出口商货币、进口商货币或第三种货币来标价的结论，标价货币的选择仍然主要取决于需求函数和成本函数的形状。此外，他还将货币标价选择和汇率传导文献连接起来，指出无汇率风险状态下汇率不完全传导的充分条件同时也是存在汇率波动条件下以进口商货币标价的充分条件，导致这种等价性的原因在于两者都是稳定需求的方式。他的这种观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从汇率传导的角度来分析货币标价问题为后面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启发。

Novy(2006)受到名义汇率对进口和批发价格的传导弹性远高于对消费者价格的传导弹性的现实的启示，认为这表明企业所面临的相当部分成本是由外币标价的，事实上对于许多国家的企业来说，生产成本中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使用外国货币(如美元等工具货币)标价的，如石油、矿产资源、农产品等。这种以外

币标价成本的存在会影响到出口企业对出口标价货币的选择。他构建了一个垄断竞争的三国模型，假定j国企业在生产时包括不同国家货币标价的投入要素，他发现企业出口标价货币的选择既受到对冲成本的影响，也受到汇率波动性的影响，具体来说，如果企业所面对的成本有很大部分由某国货币k计价，企业倾向于以该国货币标价来对冲成本，如果该国货币k和其他投入要素的标价货币1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则两种货币标价可以相互替代。但是货币k自身很不稳定时，此时会出现多重均衡，取决于成本标价货币的比重、投入要素的各标价货币之间的相关性等具体的参数没置，即对冲成本动机和价格、汇率稳定动机的平衡，他的理论从企业层面对为什么美元作为工具货币在国际贸易中的远高于自身贸易份额的使用程度作出了一个很好的解释。

和Novy(2006)假定生产函数规模收益不变不同，Goldberg and Tille(2008)的三国模型则假设规模收益递减，他们得到下面三个结论：(1)出口商倾向于跟随竞争者使用标价货币来防范产出波动，尤其是当企业面临着规模收益递减和产品替代弹性很高的时候，他们称之为“聚合动机”(coalescing motive)。(2)出口商标价货币的选择随着宏观经济波动性的影响，尤其是汇率通过要素价格和总需求波动对边际成本的影响程度的大小会影响到企业如何选择标价货币对冲成本和收益的变动，而汇率波动方差和汇率与工资、总需求的协方差的比率也会影响标价货币的选择，即汇率的波动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存在相互抵消的关系。(3)外汇市场上货币的交易成本虽然会对企业标价货币的选择有影响，但是在程度上不如竞争者选择(“聚合动机”)的影响大。

上述的局部均衡分析都是静态的。而且没有分析“历史”、预期等在出口商标价货币选择中的作用，尤其是美元作为工具货币中的广泛应用，如东亚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有很长的历史，并且直到现在对于几乎所有的东亚国家和地区来说，美元现在依然在国际贸易占绝对主导地位。Fukuda and Ono(2006)的研究主要解释这个问题。他们首先构建了一个静态的三国垄断竞争模型，分析表明预期会对标价货币的选择产生重要影响，当企业竞争比较激烈的时候，这种预期存在“羊群效应”，当某个出口企业预期其他出口企业会以某个工具货币定价，它也会跟随其他企业来使自己不偏离这些竞争者，然后他们将模型扩展到动态，并假定出口厂商以Taylor(1980，2000)的方式对出口价格进行交错调整(staggered price-setting)，利用动态纳什均衡分析方法，他们证明了“历史”也是标价货币选择的一个关键因素，尤其是在面对激烈竞争的时候，“标价货币的选择往往显示出对“历史”的路径依赖和惯性的特征。

在一个类似的动态交错价格设定假定下，Gooinath et al_(20071区分了两种汇率传导，中期汇率传导(medium-run pass-through)和长期汇率传导。(long-run pass-through)。前者定义为其他企业没有调整价格而只有自身进行调整时的对汇率变动的反应，后者定义为所有企业都作出价格调整时对汇率变动的反应，真正影响企业标价货币选择的是中期汇率传导，具体来说，当0

(二)一般均衡模型

随着以Obsffeld和Rogoff为代表的“新开放经济中的宏观经济学”(new open-economy macroeeonomiesl的快速发展，学者越来越不满足于局部均衡分析和各种外生性的假定，认为汇率波动是由于生产冲击、货币冲击等各种冲击所致，这些冲击同时又会影响到其他经济变量，于是从更大的层面上来影响出口商的标价货币的选择，从而将局部均衡中的外生性因素内生化，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模型主要有Bacchetta andvan Wincoop(2005)、Devereux and Engel(2001)、Dev―ereux et al，(2004)、Engel(2006)等。

Baceheua and van Wincoop(2005)则建立了一个从局部均衡到一般均衡的两国模型。假定出口企业面临着不变弹性的需求和成本函数，即D(p)=p+，C(q)=wq，u是需求价格弹性，w为工资率，在垄断条件下，如果u(-1)1，则以进口商货币标价。然后，他们考察了出口国市场份额和企业战略互动对标价货币选择的影响，假设某行业内本国有N个企业出口到外国市场，而外国国内有N+个企业，则出口国市场份额为n=N／(N+N)，在一个具有差异化产品替代弹性为u(u>1)的CES效用函数下，同时定义n=0.5-0.5／u(h-1)，他们得到以下三个结论：(1)如果u(q-1)1，并且n1，并且n>n，此时存在多重均衡，当存在很多国家都向某国出口时，但如果没有一个国家的市场份额很大，此时货币联盟会显著地提高以出口商货币标价的概率。在局部均衡的分析基础上，他们将模型扩展到一般均衡中。货币以现金先行(cash-in-advance，CIA)的方式引入，汇率就表示成两国货币供给的比率，这样货币供给冲击成为汇率不确定性的来源，在名义工资刚性情况下，结果和局部均衡结果唯一的差别在于用(u-1)(n-1)代替u(n-1)，这样企业以出口商货币标价的区域扩大了一些，他们认为这是由于与本币标价相关的需求风险下降。出口商货币贬值会增加需求，但贬值又意味着外国货币供给的下降。又降低了需求，进而抵消了一部分的需求风险，从而增加了出口商货币标价的吸引力。但是，如果假定存在一个完备的资产市场，。此时外国需求和本国、外国的货币供给正相关，本币贬值也意味着本国货币供给的增加，从而弱化了对需求风险的抵消效应，降低以出口商货币标价的吸引力。在实际工资刚性情况下，国家规模对出口货币标价有重要影响，其中大国企业和名义工资刚性情况下一样，但小国企业则比名义工资刚性情况下更可能以进口商货币标价，这是反映了汇率波动对不同规模国家的价格指数和名义工资影响的不对称性。

Bacchetta and van Wincoop(2005)的分析是在一个静态一般均衡模型，而Devereux and Engel(2001)建立了一个动态开放经济的两国均衡模型，和CIA不同，他们使用MIU(内含货币效用)的效用函数，分别分析了完全风险分担和无风险分担两种情况下出口

企业标价货币的选择。无风险分担是指国家之间的商品贸易必须平衡，即国内消费必须和国内收入相等，在他们的模型中，同时也意味着各国居民消费的名义价值要相等，而有风险分担指存在一些债券可以在国家间流动，此时P，为以外币标价的价格，S。为汇率，r0为常数，取决于初始状态，各国居民的消费不需要一定相等，但是消费、价格和汇率之间存在固定的关系。结果表明，在完全风险分担情况下，两国的出口企业当Var1-l(mt)Vatt(m*)时，选择以外币标价，即出口企业选择以具有较低供给方差的货币标价；而在完全风险分担状态下，标价货币的选择不仅取决于两国货币供给方差，还取决于相对风险规避系数(风险规避程度)和本国生产产品种类(在0-1的产品连续统中的范围)。Devereux et al，f2004)进一步将货币供给波动、汇率传导与标价货币选择联系起来，并引申出一个政策含义：通过一个成功的货币稳定政策，降低货币增长的方差，该国会获得一个价格稳定“红利”(price-stability‘bonus’)，这是由于更多的外国出口商以该国货币标价，降低了汇率变动对CPI的影响。

Engel(2006)在一般均衡的层面上拓展了汇率传导和出口商货币标价之间的关系，他主要研究了粘性价格设定和弹性价格设定两种条件下出口商标价货币选择问题的联系，在其构建的垄断出口厂商模型框架下，利用二项式近似方法，他证明了粘性价格设定下出口商选择本币标价等价于弹性价格设定下汇率传导弹性B-0.5。此外，他还对上述一系列的模型，中汇率传导和标价货币选择的关系纳入到他的模型中，并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

二、相关的实证研究

尽管由于数据稀缺的原因，对国际贸易中的标价货币选择的实证分析并不多，但还是有一些学者利用有限的资料和数据对该问题进行了经验研究，表1列示了主要的一些实证研究的情况和结论。

三、小结及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

无论是理论模型还是实证分析都表明：贸易标价货币的选择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既包括本国市场份额、贸易国市场份额、是否为差异化产品等市场结构因素，也有汇率风险、汇率制度等汇率因素，此外还包括金融市场、外汇市场发展程度、企业治理结构、企业规模、贸易类型(是否为公司内贸易)、宏观经济变量(通胀率、失业率等)、历史习惯以及货币国际化等有意识的战略行为等因素，所以要分析和研究企业在国际贸易中选择什么样的货币作为标价货币时，必须十分慎重。表2前三栏总结了影响企业出口标价货币的选择因素。尽管学者们的研究使人们逐渐清楚企业标价货币选择的内在逻辑和机制，但是从目前来看，这些研究依然不是很成熟，还不能和国际经济学中的许多主题很好的连接起来，如与开放条件下最优汇率、货币政策选择、最优货币区理论等的联系仍感欠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新开放宏观经济学”中的模型还没有将标价货币选择问题完美地融入其框架和体系中，一个很明显的表现就是本文上述的一般均衡模型还没有能够分析存在第三方货币(工具货币)条件下的标价货币选择问题，而这可能也是未来国际经济学要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

经过近几年的推动和发展，人民币国际化、区域化进程缓慢而实质性地向前推进。国家也出台了一些相应的政策，国人也对人民币国际化报以很大的期望。而前文已经指出人民币的国际化的第一步就是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作为标价货币的比重和份额，结合上文的分析，我们在表2的第四、第五栏给出中国现在在出口企业采取人民币标价的既有的基础条件，并做了相应的优劣势分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中国在贸易份额、汇率波动等方面有一定的优势，但在本国金融市场成熟程度、资本项目管制、产品定价能力、出口目的地方向、东亚特征以及进口要素比例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劣势，因此增加人民币作为标价货币的比重是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过程，短期内让企业较多地使用人民币标价存在巨大困难。

从出口企业的货币标价角度来讲，要实现在国际贸易交易上面的人民币国际化，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人民币国际化的各种措施最终的落脚点应该是使企业自愿选择人民币作为标价货币，那么首当其冲的是要清楚中国贸易中的企业在进出口中标价货币选择的影响因素有哪些，从目前来看还没有专门的论文或公开资料研究这个问题，而这正是有关政策和措施制定的基础。

2、从现实来看，保持人民币稳定，减少人民币的波动程度，发展人民币外汇市场，降低人民币兑换和交易成本，稳定国内通货膨胀都会有利于提高人民币作为标价货币的使用比例。

3、对不同的国家的贸易企业在政策上应有所偏重。考虑到不同贸易对象国的差异会对企业标价货币选择有重要影响，人民币的国际化应重点放在与中国贸易中产品差异化程度较大、国际贸易份额较低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