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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后现代艺术观念既影响着世界美术教育的发展趋势,也深深影响着我国美术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无论从美术教育理念、还是从美术教育课程内容设置和结构模式方面,它都对我国的基础美术教育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后现代艺术是在西方艺术界出现的一系列艺术现象。它改变现代艺术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艺术创作理念,而提倡艺术走向社会,贴近生活,强调艺术的社会功能。把多元化作为核心的后现代艺术观念一开始就渗透到了西方的美术教育中。在现代美术教育改革中,其发展趋势表现为倡导以人为中心,强调美术与日常生活的联系,强调通过美术教育使学生获得终身受益的美术能力,强调美术教育让学生运用多种手段、多种材料包括声、光、电进行美术作品的创作,这些都与后现代主义所呈现的普及化、生活化、多元化、解构化等特征是分不开的。在此影响下,西方各国家出现了许多新的课程理念,如90年代初美国盖蒂艺术教育中心提出了“以多元文化学科为本的美术教育”,力图通过美术教育挖掘个体的潜能达到全面发展。同时,强调扩展美术学习的领域,把美术与各学科联系起来,在学习方式上强调主动探究,形成综合全面的美术教育。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教育思潮影响下的西方美术教育,也影响着我国的美术教育改革。
一、西方后现代艺术观念对中国基础美术教育改革的影响
德国著名教育家赫尔巴特认为,“艺术是人的内部生命的表现,也是人的本能,要培养充分和全面发展的人,就必须开设艺术课程。”在现代全球化与多元化充斥的教育环境下,我国的美术教育更是素质教育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后现代艺术观念也直接影响着我国的美术教育改革。
(一)对美术教育改革理念的影响
后现代艺术观念倡导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消解了文化的中心论,强调文化观念多元并存,影响着我国美术教育改革的基本理念,主要表现在:首先,强调统整的课程观以达到培养人的综合艺术能力,强调“以生活技能为本(而非美术制作技巧)代替内容为本的课程,并强调课程的统整”。闭在美术学习中让学生去了解各个国家的优秀文化艺术遗产,并了解这些艺术的生长环境,以及它们是如何产生的,怎样才能学会艺术等。这种多视点和多方面的求索,能使学生自觉地回到艺术的生长环境,从而使艺术学习的动力和兴趣不断保持下去。另外,美术教育改革强调人文性的学习。21世纪,随着信息化、数字化年代的到来,理性和感性的发展处于一种不平衡状态,社会的高速发展,使人类偏离了自然,人们认识到艺术是理性和感性趋于平衡的途径,因此,在美术教育改革中,人文性的学习被高度重视。我国的美术教育改革在人文性的学习上,主要是引导学生通过学习美术知识,使个人感情和整个人类的情感源泉联系起来,个人经验与人类的丰富经验接通,以促进学生与周围环境的交流。所以在课改中“不以单纯掌握知识技能为目的,试图改变艺术教育中学生机械模仿与枯燥训练技能的方式,把艺术知识、技能的学习还原到一种完整的艺术情境中,或把一定的知识技能渗透到某个人文主题中,让孩子围绕该人文主题展开轻松愉快的学习”。闭人文主义的学习,能够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实现美术技巧的掌握和人文主义关爱精神和审美价值感的提升。其次,注重以人为本,培养人的个性以达到完美人格的美术教育思想。后现代艺术观念“追求一种更完美的现代性,期望人的行为更具合理性”的观念影响着美术教育观念,“以人为本”成为现代美术教育思想的主导思想,美术教育改变了过去的以传授知识为主的教育思想,提倡以‘培养人的个性,达到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理念。英国教育家赫伯特里德曾提出“通过的艺术教育”,即通过美术教育来培养人,把美术教育作为引导儿童发展的工具,从而培养儿童的个性,达到完美人格的塑造。在我国的美术教育改革中也特别强调人格的培养,并提出“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以学生发展为本”,尊重学生个性特点,鼓励学生进行个性化的艺术活动,促进他们创造能力、审美能力等的提高,成为全面发展的人。
(二)对美术教育课程内容和结构改革的影响
“20世纪初以来主导教育领域的线性的、序列性的、易于量化的秩序让位于更为复杂的、不可预测的系统和网络,课程不再被视为固定的、先验的跑道,而成为达成个人转变的通道”,后现代艺术观念也影响着我国美术课程内容和结构的变革。2000年6月,教育部启动了基础教育改革项目,包括普通学校美术课程标准;2001年7月,教育部颁布了《全日制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实验稿)》;2004年初,美术课程标准研制组对“美术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的条例”进行了修订。其中指出美术教育要引导学生进行探究性的学习,而实施综合、探索的学习,必须要扩展美术课程资源,课程资源的开发包括校内资源、校外资源、信息化资源、教师资源,通过课程资源的开发以提高美术课程的适应性,促进学生的个性成长。在课程改革中,把“统整的建构主义”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在“统整各派建构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汲取该学说的合理内核,并从知识观、课程观、教学观和评价观四个方面建构素质教育的理论框架”。
1.强调美术学科与其他学科的综合。后现代艺术是综合的艺术,现代美术教育已是综合的教育,美术课程改革也主要以综合性为原则,从传统的分科走向综合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学科观念,以综合的学科观念而代之,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和渗透,逐步使学科门类达到综合。基础美术课程资源的改革同样受到影响,进人21世纪,美术课程资源开发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2.注重美术学科内容的综合。在课程设置上,强调消除对于实用美术的轻视,将“工艺美术、现代设计”与强调审美的精神功用的“纯艺术”结合起来。
3.对“过程”与“技能”的同时并重。在美术课程资源的开发中把美术课程的“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与“知识、技能”看作是同等重要的,美术课程资源也并不局限于美术学科本身,并拓展至自然、文化、社会等范畴。
4.以素质教育为宗旨。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充分挖掘学生的潜能,达到人的全面发展。在课程设置上,则主要体现以素质教育为依据,让学生获得终身学习美术的能力,改变过去以美术知识、技能为内容标准,而充分体现美术的情感性;加强学习活动的综合性和探索性,让美术课程和生活、自然紧密联系起来。
总之,西方后现代艺术观念对世界、乃至中国美术教育课程改革具有巨大的影响,在它的影响下,“学校美术教育更注重美术与文化及社会的联系,设计一种更开放的、既能容纳又能扩展的美术课程成为世界各国美术教育改革的焦点”。
二、扬弃西方后现代艺术观念。促进中国美术教育健康发展
西方后现代艺术观念对世界的教育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世界各个国家的美术教育改革更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同样也推动着我国21世纪美术教育改革前进的步伐。然而,后现代艺术观念是在西方的土壤里生长起来的一种理念,是西方社会矛盾的产物,而我国的艺术观念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和人文传统,美术教育在这两种文化观念不断冲突的情况下,应在继承我国传统文化的前提下,汲取西方后现代艺术观念中合理的部分,推进美术教育改革进程。另一方面,我国是第三世界国家,不管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与西方国家相差甚远,后现代艺术观念作为西方的产物,我们应该合理地吸收其优点,找到适应我国美术基础教育改革的理念,以指导美术教育改革。因此,在汲取西方后现代艺术观念的同时,笔者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从合理性方面看,它确实能让人对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危机有清醒的认识:例如对自然资源的过分掠夺、物欲膨胀而导致的人文精神价值的失落等等。后现代主义的批判精神对现代化发展有一定的约束意义。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些深刻的矛盾和严重的弊病,不仅对于整个人类文明,就是对于当下的社会文明、现代教育,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首先,后现代主义打破艺术与生活的界限,使得一向被认为是崇高和高雅的艺术打上了当代商品经济的印记,因而失去了美的崇高和独立的价值。后现代艺术对古典艺术、现代艺术的冲击,导致崇高和理想的衰落。社会理想、人生意义、国家前途、传统道德等等,在后现代主义的浸下变得相当模糊、淡化,这就难免导致文化生态的平衡和社会大众文化素养的低俗化。
其次,后现代主义的“复制性”导致“快餐文化”的泛滥,使千锤百炼、呕心沥血的文化力作和精品的出现,变得几乎没有可能,个性、创造力、批判热情、现实精神都消失殆尽。
本文以后现代主义为语境来探讨中国传统哲学之现代价值、创新与发展的原则。希通过此文,为中国哲学的研究与发展提供一个崭新视角。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中国哲学;现代价值;创新与发展
一、后现代主义的英文是postmodernism。前缀“后”(post)一词在英语中有双关性:一是指“不”(not),表“否定”;二是指“高于”(hyper), 表“超越”。基于对“后”的含义的不同理解,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主要可以分为两派:一是“激进的后现代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德里达(Derrida)、 福柯(Foucault)、利奥塔(Lyotard)、德鲁兹(Deleuze), 美国的费耶阿本德(Feyerabend)等,其基本观点可概括为“反现代主义”,主要特征是否定性。二是“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的罗蒂(Rorty)、霍伊(Hoy)、格里芬(Griffin)等,其基本观点可概括为“超越现代主义”,主要特征在于建设性。
后现代主义哲学出现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欧美。其本质在于“重释”、批判“现代性”,即对起源于希腊的西方传统哲学及继承传统哲学的现代哲学进行全面反思和批判。现代性(modernity)以及现代性导致的问题是后现代主义研究和批判的主要对象。后现代主义认为,现代性以试图解放人类的美好愿望开始,却以对人类造成毁灭性威胁的结局而告终。格里芬说:“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抛弃现代性,事实上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们及地球上大多数生命都将难以逃脱毁灭的命运。”后现代主义属于“问题哲学”,没有统一的思维范式和理论框架。其基本思想概括如下:
1.反对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后现代哲学家认为,传统哲学和现代哲学建基于基础主义之上。所谓基础主义,是指一切认为人类知识和文化都必须有某种可靠的理论基础的学说。这种基础是由一些不证自明、具有终极真理意义的观念或概念构成。后现代哲学家对基础主义的批判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反对形而上学。他们认为,现代哲学反对前现代哲学是用“理性”取代了“信仰”,用“人”取代了“上帝”,但形而上学的思维范式并没有改变。后现代哲学家认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是不证自明的,没有“第一原理”,也没有先验的假设。另一个层面是反对传统的哲学理论框架和等级体系。后现代哲学家认为,传统的哲学框架和体系是“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和“元叙事”(metanarrative),它所带来的是“权威话语”(discourse)和“现化性神话”。而实际上,每个人认识世界的角度是不同的,因而对世界的解释是无限的,意义是多元的;知识和真理不是以表象为基础,而是相对于语境而言的。后现代主义主张用小型叙事(mininarrative)来取代宏大叙事。
2.解构(deconstruct)本质主义。所谓“解构”(消解),是指对于理论体系及其根据、矛盾等的分析和批判。后现代哲学家对本质主义的解构主要集中于对中心主义的消解。德里达认为,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是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它认为存在着关于世界的客观真理,而科学和哲学的目的就在于认识这种真理。其实质就是假定存在着一个静态的封闭体,它具有某种结构或中心,它有各种各样的名称,如理念、实体、上帝等等。这种思想在西方哲学中一直处于主流并封闭着人们的思想,它是“理性的霸权”,使人们在把握世界时以牺牲事物的丰富性为代价。德里达主张用“分延”和“异质”来消解这样的中心和结构。
现代哲学认为,“言语”优于“书写”,而“书写”是低一层次的。因为“言语”更能准确地表达“作者”的思想,而“书写”则在我们和我们想理解的意义之间塞入了“文字”这样一个附加符号层。德里达认为这是一种“语言中心主义”、“声音中心主义”。他反对说,“言语”不过是从“能指”到“能指”的游戏,它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而“书写”则比言语更能反映符号“不在场”的本质,因而“书写”比“言语”更具有优越性。德里达通过颠倒“言语”与“书写”的等级关系消解了“语言中心主义”,从而也就进一步颠覆了建筑在原有语言结构上的传统形而上学。
3.反对理性主义。启蒙运动以来关于普遍理性和历史进步的理念为两次世界大战和当代科技革命的恶果所粉碎,人们开始对理性主义本身产生了质疑:理性极度膨胀,个体的人却被消解了;科技快速发展,人文世界却趋向僵化窒息。一股反理性的思潮伴随着理性主义的极度膨胀而蓬勃兴起,它反对附加在理性之上的先验性与绝对性,否定认识的确定性和客观性,否定价值的普遍性与客观性,否定历史的规律性和进步性,认为传统理性主义所追求的绝对真理和终极价值都是虚妄的。
后现代主义承继了这股思潮,但,同时后现代主义认为,以往的反理性主义者仍然是以理性的方式来建构非理性,仍然是一种设定了“在场”的形而上学,设定了世界和人的某种本质、或意志、或本能、或存在、或情绪,仍然没有摆脱理性的制约。也就是说,以往的反理性主义者在反理性问题上还不够彻底。后现代主义者以功能性的非理性即否定、消解、摧毁、颠覆等功能性的因素,代替了以往反理性主义者实体性的非理性即本能、意志、存在(此在)等实体性的因素,因而是更彻底的反理性主义。
4.反对主体性。西方哲学自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开始,确立了理性的优先权。之后,“主体”逐渐堂而皇之地成为“人”这个概念的基础,进而主体成为客体世界的中心,人成为历史的中心。后现代主义认为,每种生物都有存在的价值,人只是“存在”的邻居,而不是“存在”的中心,不应把人放在万物之上;主体性和人道主义导致了人类中心论,人与自然万物不再是和平相处的关系,而变成了“主仆”关系。主体性在给人类带来丰硕物质文明的同时,也严重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
后现代哲学家高扬起反主体性的大旗,主张人不能只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机械地操纵世界,应对它怀有发自内心的爱。福柯说,尼采说“上帝死了”,宣布了权威和迷信时代的结束,“我说‘人死了’”,来宣告人类中心论的结束。后现代主义消解了那种高视阔步的具有神圣性的绝对主体,而将主体还原为日常生活中的凡人、“他者”,即现代社会所塑造的而又被遗忘的“边缘者”、“被忽略者”、“非中心者”和“被剥夺权力者”,通过他们的“话语”去对这个属人的世界做出自己独特的陈述。现代人统治和占有的欲望在后现代被一种联合的快乐和顺其自然的愿望所代替。
5.反对“权威话语”(authoritative discourse)。根据后现代“话语理论”,“话语”不同于“语言”:语言是纯形式的,而话语则是形式与内容的结合,是体现在语言中的意识形态。后现代主义认为,一切现象都是依照一定符号和规则建立起来的话语文本(text),“文本即一切,文本之外别无他物”(德里达语);现代性为权威尤其是“知识权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整个现代社会可以说是专家的“知识权力”和“话语阐释权”的世界。专家具有阐释世界的权力;他们对世界的阐释就是“权威话语”,是“唯一正确的解释”和“独一无二的真理”。
后现代主义认为,“权威话语”是以独断论和中心论为基础的,因而是僵化的,它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遮蔽了普通人的智慧。后现代主义向一切究竟至极的东西挑战,反对传统的把个别的当作一般的、把历史的当作永恒的普遍主义(universalism)观念,它坚持对文本解释的多样性,拒斥“唯一正确的解释”和“独一无二的真理”,反对“一解压百解”。后现代主义主张用“解释”概念来替代传统的“理论”概念,因为“解释”概念更具有开放性。
二、后现代主义是在西方发达国家(developed world)完成现代化进程之后哲学家们在回顾与反思的基础上对人类命运的严肃思考。通过比较研究,我们惊奇地发现,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对“小型叙事”的溢美,在中国历史上古圣先王曾有过智慧的洞见。这充分说明,中国传统哲学不仅在过去,而且在现在和将来也仍具有价值。挖掘并发扬之,把它贡献给全人类,在完善我们现代化的同时,对西方文化补偏救弊,使能实现全世界、全人类的价值。这是后现代主义给我们的启示之一。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下,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价值可以概括为如下几方面。
1.内在的人文主义。西方哲学是外在的人文主义,它以二元论为特征,且“现代精神和现代社会以个人主义为中心”。它以一绝对的意义来分别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人与他人,因而,肯定人的价值就要牺牲与人不同的价值,不论是自然的还是超自然的。康德的“人为自然界立法”充分体现西方哲学的这种特点。与此不同,后现代精神则强调内在关系的实在性和“有机主义”(organism),认为人与他人和他物的关系是内在的、本质的和构成性(constitutive)的,主张重建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
无独有偶,在中国哲学中,自然始终就被认定为内在于人的存在,而人亦被认定为内在于自然的存在。“宇宙、与生活于其间之个人,雍容洽化,可视为一大完整立体式之统一结构。”自然与超自然、人与天、主体与客体、心灵与肉体之间,不仅没有一种绝对的分歧,而且是和谐统合的。无论是儒家的“圣人”、道家的“真人”,还是中国佛学中的“佛”,均以“天人合一”为其内在的崇高品质。“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可以看出,中国哲学这种人与外在自然相和谐的观念是一种内在的人文主义。
2.伦理的中心主义。现代社会是一种“世俗社会”,它抛弃了超自然主义,因而否认了世界上有客观的道德准则。这种观念和个人主义相结合给人类社会已经带来了而且还会带来深重的灾难。“个人主义已成为现代社会中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为解决现代社会的伦理危机以至生存危机,后现代哲学家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主张通过“主体间性”来重建一种道德社会。他们倡导对世界的关爱,主张“倾听他人”、“学习他人”、“宽容他人”和“尊重他人”等美德。由此不难看出,后现代哲学家对人类道德危机的思索受到了古老的中国文化的启迪。
在世界各国文化当中,希腊古典文化是哲学文化,印度是宗教文化,日本是精巧的艺术文化,西方文化是科学文化,而中国文化则是伦理文化。中国哲学有一个特殊的向度,就是它始终朝向现实的伦理:哲学同道德论互相渗透,密不可分,无论是本体论,还是认识论。中国社会始终是一种具有浓厚伦理色彩的社会。在这种社会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都得到了较好的维系。中国哲学的这种伦理传统,在后现代社会找到了回应。从一定角度来讲,后现代哲学家所设想的“后现代社会”即是一种伦理的社会。正因为如此,后现代哲学著作中不乏对古老的东方文明的溢美。
3.自我修养的实效主义。在西方现代哲学中,理性主义湮没了人文主义,主体性湮没了个体性。个体、尤其是普通人成为“他者”,被社会抛弃或遗忘。人不再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动物,而变成了纯粹理性的工具;人不得不畸形成长,全面解放成为一句空话。
但中国哲学则始终“关怀”个人的“成长”,主张透过修养来实现自己、完善自己。在儒家的理论中,以世界和谐为其终极目的,形成了自我修养的八重步骤[7]。前两个步骤是“格物”、“致知”,其目的在于认识世界。其次的三个步骤是“诚意”、“正心”、“修身”,其目的在于使自己变得完满,以使自己能肩负起社会的和政治的责任。最后三个步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其目的为在社会中实现自己的德行,即在一种关系的实在性中来实现一个人的潜能和价值。此历程中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个人的修养以承担社会责任为目的,以世界和谐为终极目的,所以这种修养是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第二,将人内在的成就与外在的效果统合起来。社会的发展取决于个人修养的程度和范围,体现出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这是中国哲学极具特色的内容。
4.方法论上的中庸主义。实际上,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是对其极端形态或状态的批判,不管是基础主义、理性主义,还是主体性或“权威话语”。中国哲学是反对极端的,因为“物极则反”。为避免“物极则反”,需要“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这种“执两用中”之说,即是中庸之道,即不偏于“一”(绝对、整体)或“多”(相对、万殊)而系时中准则之哲理。这是一种深刻而伟大的人生智慧。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庸之道是一种生存智慧,它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潜层结构的要素之一;中庸之道是一种方法论,它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和中国文化的特质。中国人一般都不赞成走极端,而要求适可而止、恰如其分;都不赞成强制、专断,而容许“同归而殊途”。正因为如此,历经无数次的入侵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中国文化依然能传世悠久。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在其“科学与中国对世界之影响”文中写道:中国文化之善能自我调节,甚似一种有生命之机体,随环境之变化而维系均衡,并与一“温度自动调节器”相类似。笔者认为,这一“温度平衡器”就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中国哲学贡献于人类的宝贵财富之一。它不仅具有现代价值,而且具有“普世伦理”的意义。
三、在后现代主义看来,中国传统哲学属于“他者”话语和“小型叙事”,与后现代哲学家的主张有某种契合之处。但,我们没有理由因此沾沾自喜,从此沉湎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旧纸堆中,做一个“古已有之”论者。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后现代主义对东方文化的溢美并未遮蔽中国传统哲学面临的严重危机。关于中国哲学的创新与发展,多年来,仁、智互见,许多学人在不同的语境下提出不同的见解。以后现代主义为语境,来探讨中国传统哲学的创新与发展,可能是一个全新的视角。这是后现代主义给我们的启示之二。
1.现代主义是必经阶段。在回首现代化历程的基础上,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提出了猛烈的批判。这对于正在追寻现代化梦想的第三世界而言,无疑是当头棒喝!我们的第一反应是:难道我们的现代化梦想错了?但经过冷静地分析,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尽管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有偏激之处,但后现代主义要否定的并不是现代主义的存在,而是它的霸权;不是它的优点,而是它的局限。后现代哲学家欣赏现代化给人们带来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文明,同时又对现代化的负面影响深恶痛绝。这是后现代主义的完整形态。
另外,回顾哲学史,西方哲学经历了古代形态、近代形态、现代形态,现在又出现了后现代主义形态的重大转向。相对照而言,中国哲学只有古代形态发展得比较充分,近代形态由于“营养”不良未“发育”成熟,而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才刚刚起步。
由此观之,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是不能逆转的,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阶段是不可逾越的。而且,中国哲学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现代化,实现其现代形态。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应更完善、更合理。因为,后现代主义如同前行者的一座航标,把暗礁险滩已为我们指明。格里芬说:“中国可以通过了解西方世界所做的错事,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这样做的话,中国实际是‘后现代化’了。”
2.现实主义是跨步的基石。哲学是对于人类精神的反思,后现代主义是哲学家对于西方现实的一种反思。在反思的历程中,他们发现,人类目前所面临的“核武器”和“环境”是两个“足以毁灭世界的难题”。他们认为,人类之所以出现今日之不幸,现代性难辞其咎。因此,挑战、批判现代性便成为后现代思想家的主要任务。“后现代主义是对于现代主义在其预示时刻直接或间接瞥见到的难以想象之物所做出的一种反应。”“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
中国哲学要实现现代化,也必须关怀中国的现实与当今的世界,反思中国的精神。这是中国哲学跨出“传统沼泽地”的基石。我们不能总是研究历史,而回避现实;总是去注疏已有的东西,而不去创造没有的东西;眼睛总是朝向过去,而不注视当前;甘愿放弃哲学在现代化历程中的“领地”,而听任科学和经济学恣意地“表演”。
概而言之,就中国来讲,中西文化的碰撞,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碰撞,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是摆在中国哲学面前的重要课题。而就全人类来讲,人与自然的冲突,即环境问题;人与社会的冲突,即犯罪问题;人与人的冲突,即道德问题;心灵的冲突,即精神问题;文明的冲突,即价值冲突等也是中国哲学所不应回避的重要课题。能否研究并回答上述课题将决定着中国哲学有否实质性的发展和创新。
3.历史主义是创新的前提。后现代主义坚持一种连续的时间观,认为人类历史是“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时段连续谱写的过程。这是一种历史主义的观点,它要求人类要立足于将来的持续发展来看待当前的利益和历史的传统。历史主义不仅使我们认识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价值,而且也使我们从历史和未来双重维度上看清我们传统哲学中的不足与缺陷。在我们的哲学传统中,有些内容已失去价值,它不仅是后现代主义所批判的,也是现代主义所批判的。
这些内容有两个层面,一是与封建专制相适应的哲学思想,二是与这种哲学思想相适应的思维范式。如,封建的专制思想,特别是被奉为名教纲常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类。这些东西封闭了人们的思想,限制了人们的视野,束缚了人们的自由。如,传统哲学的整体主义,强调“整体”,忽视、甚至抹杀“个体”,窒息了个人首创精神,忽视了个人某些最基本的、不可让渡的权利。此外,整体主义还容易使人对社会变革抱一种彻底革命、大破大立,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激进态度,而忽视零敲碎打的改进和点点滴滴的进步。总之,对于这些已失去价值的东西,应果断舍弃,并立足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和人类未来以“重写”中国哲学的“文本”。
4.中庸之道是合理的价值取向。中庸之道是古圣先贤留给我们的哲学智慧。众人皆知,国人对待中西哲学之关系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见解。一种是“西体中用”,一种是“中体西用”。近现代史上,这两种观点相继出现,此起彼伏,但均未解决中国哲学的发展问题。原因就在于它们均持一种绝对的观点。本人认为,要实现中国哲学的发展,在后现代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取中庸之道乃一种合理的态度。
从时间阶段上来讲,中国哲学属于古代哲学,它建基于前工业社会,以农业文明为基石和思考对象;后现代主义属于后现代哲学,它建基于后工业社会,以电脑文明为基石和思考对象。从形态上来讲,中国哲学代表着传统的中国文化,是古老的东方文明的浓缩;后现代主义代表着新发生的西方文化,是“现实关怀”的崭新哲学思考。从特征上来讲,中国哲学是历史的,趋于保守;后现代主义是超前的,难免偏激。在这样一种对应关系之中,我们应“执其两端用其中”:弘扬中国哲学之意义,剔除其糟粕;汲取后现代主义之价值,克服其偏颇,在“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之间创造一种新的哲学形态。
四、我们已经了解,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的改写或“重写”。但,重要的是,这种“重写”在现代性本身中已经进行很长时间了。作为一种情绪、一种吁求,它贯穿于现代化的始终。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等当代西方思想家都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所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同时也就包含着对现代性或现代化负面效应的批判,亦即进行着“重写现代性”的工作。正因为如此,许多后现代哲学家去从马克思哲学中汲取营养或寻找理论依据。他们认为,马克思哲学是一种“不可超越的意义视界”。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哲学显示出其后现代的意蕴。
马克思哲学更具有反封建的精神。上世纪初叶,马克思哲学传入中国。之后迅速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落地生根。原因就在于它不仅揭示了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而且还为我们的反封建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近一个世纪来,在与中国传统哲学相互影响、相互借鉴中,中国化的马克思哲学开始形成。
马克思哲学不仅使后现代哲学无法回避,而且对于中国传统哲学,它更是“不可超越的意义视界”。因为,中国哲学不仅具有“重写现代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承担着消解封建性、实现现代化的重任。要完成如此重任,马克思哲学、尤其是中国化的马克思哲学是一个重要的语境。这是后现代哲学给我们的启示之三。这也是本文的结论和逻辑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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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第16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文化精神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随着现代主义文化被超越而迈向后现代主义文化,哲人以文化断裂的方式获得了解构现代文化的哲学话语,并宣告人类传承数千年的文化精神和价值体系正在和将要经历重大的历史变迁。现今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当代全球性的文化思潮已经来临,在对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评判上,哲学界、社会学界、教育学界、美学界、文学界领域开始了经久不息的论争,影响巨大。权力话语引发的权力转换产生了深远影响:借助信息传播媒介,新的文化精神开启了一个差异性和重生成性的文化视野;曾被视为不证自明的理论遭到了质疑;曾一度为现代性所排斥的不确定性和非中心性进入人们视野。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指出后现代社会以计算机产业为基础,知识作为生产力,体现为权利象征,知识掌控者决定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这直接导致社会基本矛盾的变化转变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这时的社会文化也发生了巨变,后现代主义所具有的对世界的基本态度对文化领域产生了巨大冲击。
首先,后现代主义坚持不确定性,反对真理性、中心性。现代主义视人为主体,社会为客体,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是认识自然的必然逻辑过程,而后现代主义沿袭了德里达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认为人的认识、活动皆没有普遍逻辑,用逻辑概括世界是错误的,不能把一种有效的思维方法看成普遍有效的。后现代主义放弃了对终极真理的追求,认为真理是相对的,因为真理是建构而成的,没有永恒不变和普遍价值的东西;所有的真理都是由语言构成,语言和表达的扭曲,导致了语言的不确定性和意义的差异性,在这样的意义中没有绝对真理。詹姆逊主张人不是语言的中心,不是人控制语言,而是语言控制人;德里达也强调要打碎固有语法结构,重新建构语言;福柯则在《物与词》中主张要创建新的语言,写别人看不懂的语言,这是一种没有规则的游戏。这样反对中心性必然导致后现代的不确定性。哈桑认为不确定性是中心和本质解构后的产物,将一切已有的事物都纳入总体的怀疑之中,构成对一切事物、一切权威合法性的消解。
第二,后现代主义反对宏大叙事,批判元话语。后现代主义认为传统哲学的基本范畴都是为与日常话语不同的科学活语寻找合理性而存在的,都属于元话语、宏大叙事,都在消解之列。后现代不信任元话语和宏大叙事,把对其消解作为自身的主要任务。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中认为有两种国家神话,德国思辨传统的普遍性原则建构起来关于知识的统一性的神话和法国启蒙主义传统的政治式的关于人性解放的神话。两种神话都通过元话语使自身合法化。科学理论存在的合理性为各种学说提供了合理论证,建立了元话语,而科学知识是话语,所有先进科技都与语言有关。对于后现代,具有单一话语权的“无话语”已被瓦解,追求宏大叙事、合法性已在消解之列。
第三,后现代主义消解知识的权力。当下,知识成为了商品,通过复制获得,知识也随着电脑霸权的确立成为冷冰冰的外在化的符号。西方知识分子一直在追求普遍性,他们的理论也在追求普遍性的话语权,如福柯所强调,权力制造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知识实际就是权力。权力构成了社会统治的基础,隐藏在各种文化形式和社会关系之中,知识的功用发生了改变,由最初的启蒙变成为专家控制,因此,知识也不再客观中立,它以真理为特征,实际为意识形态服务。福柯认为权利与知识结成了联盟,它利用知识来达到控制社会的目的,外表是知识,实际是权力。而后现代主义通过对语言解构和对逻辑、理性和秩序的消解,使权力话语归于失效,由语言游戏的异质性和否定性取代了思想的同一性。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精神,象征着与传统相对的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和精神的蜕变。在现代主义开始形成了新的权威、范式,失去了革命的精神之时,后现代主义异军突起,以其颠覆现有意识形态的反中心性,揭示潜藏在统治秩序深层的盲视;以所具有的怀疑精神和反文化姿态,使那些堂而皇之的虚假设定,那些对终极本源的承诺在消解中现出本相,使文化的颠覆本身被颠覆,使精神的抹煞本身被抹煞。然而,当后现代主义思潮横扫整个文化领域时,其虚无主义亦愈加突出,致使思想领域真实与虚妄的冲突愈演愈烈。后现代主义的悖论本质,令其理论本身包含着含混、偏颇的谬误,人类对良善、正义、真理的追求亦不断被语言所消解,生命的价值和世界的意义消泯于话语的操作之中。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不是回避后现代论争,而是直面各种层面上的尖锐问题,肯定后现代主义中的富有建设性的批判性思维,对其虚无主义和价值消解加以批判,并在学术参照、审视和批判的层面重新厘定健康的文化精神坐标,使我们对这一风靡世界的思潮始终保持一种学术批判的眼光。
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凯而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2]张志伟,欧阳谦.写给大众的西方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何兆武.西方哲学精神.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4]Michel Foucault.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Ed. Colin Gordo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0.
关键词: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近几年国内外学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坚持的批评立场,从当今我国社会文化现实出发,探析詹姆逊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理论与当今我国大众文化现状的相关性,这种研究的立场和角度为我国大众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宏观上提供了指导作用。
一、近几年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国内研究述评
目前,国内翻译过来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著作主要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文化转向》《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政治无意识》《语言的牢笼与形式》和《:文化与政治》。从发表的论文来看,国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研究是近几年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主要集中于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批评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对我国大众文化的影响、后现代文化理论与等方面研究。近几年,国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容和特点的研究。詹姆逊从后现代主义视角提出关于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论断使之成为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开创者;其归纳概括出后现代主义文化特点———深度消失,历史意识消失,主体消失,距离感消失,对理论界的影响十分广泛。同时,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已成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主导,后现代社会中文化大众化、文化视像化和文化商品化等文化问题日渐突出,文化与资本相互渗透,从而揭示出后现代社会文化转向的本质。詹姆逊研究文化问题角度与传统的从经济和政治视角不同,他注重从历史的深层逻辑对文化进行探析,尤其注重从社会生产方式与文化生产之间的联系来探析文化问题。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必须透过“文化主导”的概念来掌握。关于这一观点,国内许多学者都进行了研究,刘永杰认为,詹姆逊提出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对于后现论建构贡献最大,并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特征进行归纳总结。这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大众文化也具有借鉴和指导作用[1]。刘梅指出,詹姆逊提出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核心词语:文化扩张、文化历史分期、文化超空间、文化意识形态、文化“他者”视域等,这些范畴构成了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总体轮廓,这不仅对“后现代主义文化是什么”做出回答,而且也一般性解答了“文化是什么”的问题[2]。国内其他学者通过对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研究也指出,詹姆逊通过分析文化发展的资本逻辑与文化经济内容,考察文化形式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历史演变与辩证关系,判定文化表现的现实境遇与时空特征,关注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与乌托邦诉求及文化政治使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立场和态度。与此同时,詹姆逊以“空间逻辑”来建构后现代文化理论体系,从“空间”维度思考后现代的历史分期问题。在对一系列后现代征象的认识上,他认为影像文化的流行是后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并从主体、历史等角度分别展开论述。
在对零散、破碎的后现代文化景观分析之后,他为试图解决后现代社会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而提出“认知绘图美学”的方案,在以解构、颠覆为主要精神指向的后现代语境中,表现出独特的“乌托邦”守望精神。总之,詹姆逊的思想方法包括“从整体上把握对象”,他也擅长将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用历史的角度去思考和把握,“历史”在其著作中是一个关键词汇。在《政治无意识》这一本书中,他就以“永远历史化”这个口号作为开端。詹姆逊在其力作《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中明确指出:“我在本文所勾勒的后现代主义,乃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而非把它纯粹作为一种风格潮流来描述”[3]。二是从詹姆逊的观点看中国大众文化的研究。詹姆逊解读大众文化的方式既有宏观的一面,也有细致的一面,既作为一种讨论社会普遍问题的特殊方式,也存在深刻的分析性和有效的解释力。他的这种研究方法对我国的大众文化研究有很好的借鉴作用。詹姆逊认为,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展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后现代同样会成为一种国际性的文化现象,因此,他着重强调后现代主义文化问题应在世界范围去研究,同时提出发达国家的文化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之间保持一种张力是世界文化发展所必需的论断。不过我们也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詹姆逊分析后现代文化现象是站在以美国为主导地位的西方社会立场,他所指的后现代是西方文明危机的一种产物,他的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批评理论是基于西方大众文化传统进行的,而我国大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特殊社会背景和独特的文化语境。因此,我国学者们普遍认为,詹姆逊的大众文化理论不仅适用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与实践也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但是,我们应该用辩证眼光看待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观,并与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形势相结合,批判性的借鉴和吸收其理论,从而对我国的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实践进行丰富和发展。对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不应该照搬,也绝不能照搬,我们可以进行借鉴。
国内学者认为,詹姆逊对文化乌托邦特性的阐释非常符合中国大众文化现状和特征。比如影像文化以及网络文化所组成的部分占我国文化相当大的比重,而詹姆逊指出的“乌托邦”特性是这些文化的一个根本特点。现代化的新媒体逐渐成为大众文化的主要载体,这都可以让观众群体暂时忘记现实而沉浸其中,这就是中国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的种种现象。不过事情都是既有利也有弊,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的消极影响体现在它正在消解着人们的主体性,而积极的作用是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为人们向上精神的树立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优秀的大众文化作品的乌托邦特性为人们提供了对理想生活追求的精神动力,出色的励志类文化作品也增添了人们追求“正能量”的思想精神动力。三是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对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启示研究。任何事物发展都有其两面性,金无足赤,詹姆逊的理论也存在令人难以完全同意的部分,例如中国许多学者对他的“西方中心论”观点进行批判,学者们认为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中仍然存在着发达国家的自身优越感,这就必然影响到詹姆逊的理论观点,所以,我们在研究他的后现代文化对中国大众文化的影响时,一定注意他的基本立场。但是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的研究方法对于我们思考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与内在矛盾仍然有着重要的价值。在当今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必然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这就需要我们应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在与西方文化进行交流时要进行良性的互动发展,吸收其精华,理性地交流,既要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立性,又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渊博的文化精品。在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冲击下,我们如果仍然固守中国传统文化,试图重返我国经典文化时代,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只是单纯为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需要,任其大众文化自由发展,最终只能使我国文化精神空虚、主体沦丧,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们应该推陈出新,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
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认为:“所谓人文精神,主要是指一种追求人生意义或价值的理性态度,即关怀个体的自我实现和自由、人与人的平等、社会的和谐进步、人与自然高度统一等。”[4]另外,陈思和教授说过,人文精神就是“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一种对于人类发展前景的真诚和关怀,一种作为知识分子对自身所能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专业岗位如何结合的总体思考。”[5]所以,我们应该在保留大众文化积极成果的同时,借鉴后现代主义中对现状的反省以及对“神性”的追求。
二、近几年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国外研究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后,詹姆逊开始转向文化问题,起初这一研究方向的转向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随着后思潮的出现,詹姆逊后现论才被学术界逐渐重视起来。和中国学者对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研究相比,西方学者则更早开始对詹姆逊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关注,并且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国外的理论研究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和挖掘詹姆逊后现论的深刻意义,使得以前文学界没有及时被发现的重要问题浮出水面。比如将詹姆逊和的关系进行对比问题的研究以及对詹姆逊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探讨等等。国外学者普遍认为,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奠定了他在现当代文化理论界不可动摇的地位,是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理论思想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是后现代语系和理论相结合的产物。詹姆逊文学生涯正式开始的标志是《萨特:一种风格的起源》的问世。20世纪50年代,詹姆逊认为当时盛行的现代主义视野太狭隘,并且指出当时现象学侧重于主体表象投射的研究方法是说明不了文学与当下社会的内在联系,这些观点表明詹姆逊与当时盛行的现代主义已经开始出现分歧。同许多后现代的学者相比较,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问题的研究也更加有理论的深度与现实意义。国外许多学者给予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极高的评价与肯定。当代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活动家佩里•安德森对詹姆逊后现代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地域—政治层面的理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詹姆逊是这一领域的专家。安德森认为自己的重要著作《后现代主义起源》也是从詹姆逊理论中获得的灵感。英国著名学者肖恩霍默在自己的著作《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导言里详细地介绍了作为理论批判家的詹姆逊的文学作品、对詹姆逊的理论和政治方案定了位。他高度评价了詹姆逊的后现论,并提出詹姆逊的后现论在当代世界的重要价值。
参考文献:
[1]刘永杰.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及其对我国社会主义大众文化建设的启示[J].安阳工学院学报,2005(2).
[2]刘梅.詹姆逊文化研究的倾向[J].研究,2007(6).
[3]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500.
[4]王一川.从启蒙到沟通———90年代审美文化与人文精神转化论纲[J].文艺争鸣,1994(5).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电影文学 《美国丽人》 现代生活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3)06(c)-0231-01
1 后现代电影文学
电影文学区别于纯粹的电影艺术。电影文学是指电影文本的创作,是电影艺术的一部分,它是以文学语言的形式见诸于导演和读者的文学。电影艺术是各种因素的综合体,包括导演,演员,摄影,美工,作曲,编辑等。两者互为前提而存在,若没有电影的综合艺术,电影文学无法走向大屏幕、走向大众,若没有电影文学作为基础,电影艺术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本文所谈的是各个因素中的基础部分—— 电影文学。
当电影文学与后现代主义相结合,并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时候,就变成了后现代主义电影文学,它既不是一种电影文学的类型(如灾难电影文学、战争电影文学等),也不是一支电影流派(如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法国新浪潮和左岸派等),而是在后现代主义全面影响社会生活的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与电影文学充分结合而形成的一种电影文学风格。后现代主义电影文学的界定是模糊的,正如后现代主义的界定具有模糊性一样,只有感受到后现代主义电影文学的特征,才能真正感受到后现代主义对电影文学,甚至对现实生活的影响。
2 《美国丽人》的后现代电影文学特征
由萨姆·门德斯执导、艾伦·鲍尔执笔的美国电影《美国丽人》荣获第72届奥斯卡金像奖8项提名,独揽5项大奖—— 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原创剧本和最佳摄影奖,成为当年最大的奥斯卡赢家。影片以美国城郊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为背景,男主人公莱斯特是一位普通公司职员,一成不变的生活使他感到压抑,直到他遇见了女儿的密友安吉拉,才重新燃起了爱的渴望。事业有成的地产商凯罗琳(莱斯特的妻子)到了中年却卖不出去一套房子,对成功的痴迷使她与另一位地产大亨私通。女儿珍妮憎恨父母亲不与她沟通,于是与渴望摆脱平庸的安吉拉成为好友,和邻家儿子瑞奇成为男女朋友。看似平静的生活中却隐藏着波动与不安。莱斯特和凯罗琳双双进入了中年危机,邻家儿子瑞奇成天用摄像机偷拍珍妮、贩卖,瑞奇的父亲费兹是个古板的上校,却与法西斯有些关系,还有隔壁的吉姆和吉姆,他们是一对同性恋伴侣。虽然莱斯特的觉醒让影片不乏对生命意义的探索,但浓重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特征使影片充满了黑色幽默的味道。
3 《美国丽人》与现代生活的后现代性
《美国丽人》对中产阶级家庭生活的描述反映了现代生活的种种问题。“资本主义在前工业化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对付自然,工业化阶段便集中精力对付机器。到了后工业社会,自然与机器都已隐入人类生存的大背景,社会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人与人、人与自我的问题。”①在这个后工业社会里,人们的基本生活水平已经达到一定高度,社会的发展却将精神远远抛在脑后。现代人开始丢掉本质,忘记自然的恩赐,彷徨、压力、空虚、恐惧、虚伪成为社会的症结,“人与人”、“人与社会”的问题便的更加突出。生存在后现代社会的人们开始寻求慰藉,反对前工业化带来的社会秩序成了后现代生活的特征。
莱斯特无疑是后现代社会的典型代表。他过着无聊乏味的生活,就在他几乎丧失人类天性、成为后工业社会的雇用机器的时候,偶然间的发现让他重新拾起生活的乐趣,反主流社会秩序和意识形态是他生活的最大特征,也是现代生活后现代性的体现。虽然他的生命被主流社会意识形态所结束,但是他的死却让世人警醒,给人一丝希望。
总之,《美国丽人》的电影文本的内容题材、叙事策略和手法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特征,反映了当前社会的状况。后工业社会虽然以其复杂性和多变性使人感到迷惑,无法前行,但是好的后现代电影却多少能给人以启示,让人们去聆听心灵的声音,体会生命的价值。
参考文献
[1] 万丽娅.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的电影叙事策略[D].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2005.
[2] 段汉武.《美国丽人》中的后现代主义特征[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2(15).
[3] 汪明珠.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不确定性特征[J].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11(13).
【 论文 摘要】:后 现代 主义文化思潮以其对传统的反叛而对西方 哲学 、文学、社会学、 历史 学等诸多领域形成强大冲击,甚至在许多非西方国家和地区也引起了强烈的文化震荡。多以否定性的形式展示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和文化矛盾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正在影响着
其次,后 现代 主义的"复制性"导致"快餐文化"的泛滥,使千锤百炼、呕心沥血的文化力作、精品的出现,变得几乎没有可能。电影、电视、广播等 电子 传媒的出现,意味着不仅是对物质的复制也是对精神的复制,的确,后现代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复制的文化,它不仅是可以复制在胶片、磁带、激光唱盘上的批量生产的商品,而且它的类型、风格、模式,甚至语音也是复制出来的。人们当然会担心:在一个丧失了首创性和怀疑精神的社会中,我们的生存、 发展 ,靠什么来得到保障?而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几件力作、精品的文化产品推出,那么,它的文化建设无疑是很不成功的。
再者,后现代主义也追求"独创性",但这类"独创"并非真正的创新,而是以时尚的胡闹来博取轰动的新闻效应。这在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后现代 艺术 中表现得最为鲜明。
先进文化的先进性体现在它的正确性和真理性。也就是要求我们用真理去战胜谬误,而决不是听任或追随谬误去战胜真理。而后现代主义对真理、进步等价值的否定,将导致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一切都无所谓真假、善恶、美丑、光明与黑暗、进步与落后之别,便不需要价值判断,而只有一种存在意义了)。在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身份;认同;思索
课题项目: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中国民航大学专项“后现代视阈中流散身份的惑与解――菲利普・罗斯‘祖克曼系列’作品研究”的成果论文(项目编号:ZXH2012F009)。
后现代主义思潮原仅指一种以背离和批判现代和古典设计风格为特征的建筑学倾向,后来迅速蔓延到文学、艺术、美学、哲学和政治学等诸多领域,以电影为主的大众媒体领域也不例外,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电影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甚至催生了后现代电影批评的产生。
将熟悉的、清楚的和简单的事物陌生化、模糊化和复杂化是后现代的一大主要特征,因此在改造过程中往往充满了对概念的新造,所呈现出的结果往往是复杂的、矛盾的,而且令人迷惘的一个多面体。目前,后现代主义已近成为一个涵盖范围广泛且内容丰富的观念,但是无论属于在各个领域有着不同变身的后现代主义之间存在共同之处,那就是需要对传统的形而上学、人类中心主义、二元论、理性主义、父权制、机械主义、经济主义、本质主义等理论倾向进行反对、颠覆和超越。当后现代与这些的理论进行相互交叠和改造时,就使得对身份概念的不断的颠覆和再造成为后现代主义的重要阵地。
斯图亚特・霍尔认为“identity”集“身份”和“认同”为一身。首先点明了身份和认同之间的关系,但“身份”要想最终得到“认同”是个艰难的过程,首先身份要能够通过各种途径进行自我构建和表达;其次,身份的表达和认同需要一个与社会各种话语相互斗争直至互相妥协的过程。最后,它需要通过各种媒介作为载体。身份的表达和认同是一系列成功联结的产物,[1]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都可能造成失败。作为大众媒介主要形式的电影则充当了主要载体的作用,从来都是向公众展现身份变迁的重要场所。它不但塑造社会公众的身份、思想和情感,而且不可否认的是左右公众行为的有效工具。[2]
在以反对、颠覆和超越传统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的背景下,电影本身的身份也面临着挑战。而这种挑战和变化使得它所承载的各种身份的表达和认同更为复杂,也使得电影的身份问题的思索变得更为重要。社会学家将身份划分为自我身份和社会身份。相应的,自我身份认同也就是上文所提到的身份通过各种途径进行自我构建和表达,通过寻找“我”与“我们”的不同而得以形成。社会身份认同是通过寻找“我们”与“他们”的不同而形成的,这又涉及提到的“我们”与社会各种话语中“他们”的相互斗争直至互相妥协的过程。最后两种身份认同通过各种媒介载体得以普及确立。
一、后现代主义背景下电影自身身份之思
电影出现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9世纪晚期,比如爱迪生成功地使用强灯光把拍摄的形象连续放映在银幕上,还有被称作“电影之父”的法国卢米埃尔兄弟等都为现代电影的诞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国内外很多古老的娱乐活动都有电影的痕迹,如中国流传已久的皮影戏和走马灯等。到目前为止电影已经有了近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也形成了自己约定成俗的定义。不难发现,电影成为由活动照相术和幻灯放映技术结合在一起的现代艺术之一,是集艺术形式,如表演、文学、绘画、音乐、舞蹈、建筑等的结合体,表现能力强,传播性广,可满足人们更加直观、真实地感受生活的愿望。
后现代主义思潮出现的时间则比电影的出现晚了约近百年,这让人觉得电影的后现代主义特征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才出现的。目前很多后现代电影都出现在近期,如以太空生物和各式各样宇宙飞船著称的《星球大战前传之幽灵的威胁》和具有魔幻奇特的特技风格的《黑客帝国》等等,这给我们的感觉是只有以现代高科技特别是电脑技术和声光影技术参与电影制作,效果夸张奇特、前卫的电影才是具有后现代主义特色的电影,其实不然。如果仔细分析电影的形成历程、定义,不难看出,电影本身从产生之始在自身身份上的后现代主义特征。
电影集各种艺术形式为一体的特征决定了其在表现形式上将大于各个艺术形式,而又离不开各种艺术形式的本质,没有哪一种艺术形式是绝对的基础。后现代主义思维也是如此,从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到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的对元叙事的怀疑,无一不在表明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无限的思维方式,反对任何假定的前提、基础、中心和视角,其具体理论内容表现为对惟一中心、据对基础、纯粹理论、等级结构、单一视角等的彻底否定。而在电影由多种艺术形式构成的自身身份中也蕴涵了后现代主义思想。任何一部好的电影必然是多种艺术形式的统一体,并非某一项艺术形式的结构,各种形式缺一不可。
而电影的后现代主义特征随着后现代主义的普及而表现得更加明显。传统电影一般所遵循传统的电影章法的基础是戏剧冲突为基础,人物形象清晰。随着以反传统和非理性为主要特征的现代主义思潮在各个领域的席卷而来,电影在表现手法上更加多样化,这种多层次的解构方法提供了更加证实的思考问题的角度,并注入了更多的新的视觉元素,这样,目前后现代主义电影变成了时代的主流。
二、后现代主义背景下电影他者身份之思
“other”(他者)是后现论中的重要概念。这一概念基础是对“差异性”(difference)的包容。尤其是在“identity”的表达和认同中,就是主体与他者之间的差异化体现。没有差异性,就没有身份的概念。社会身份认同是通过寻找“我们”与“他们”的差异而形成的,这又涉及提到的“我们”与社会各种话语中“他们”的相互斗争直至互相妥协的过程。
毫无疑问,作为媒体手段和大众文化主要方式的电影与其他媒体方式有着不同之处,英国的文化研究学派都对于电影的他者身份其进行了反思。对后现代主义背景下电影的他者身份思索主要来自于两个视角的对比。
首先是电影作为他者的身份之思。虽然电影是众多艺术手法的结合体,侧重整体的效果,也发扬了个体艺术优势。在电影中,当需要发挥这些艺术说法的整体效果时,导演则会万箭齐发,场面宏大,而当需要发挥个体艺术效果时,则会突出个体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有些电影中的配乐或者某个场面能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电影的这种特征是其他媒体手段所无法相比的,而这与后现论中的差异性的理论紧密相关。后现代主义理论认为差异性、语言游戏等是世界的常态。而电影肯定了其他艺术手段与自己的差异性,并且在众多与自己不同“语言游戏”的艺术手段进行了游戏和自由利用,最终将各个差异性的他者的价值进行了最大化,这也是后现代主义提倡的自身包含着一种超越自身,进入一种不同于自身状态的差异性中。
其次,观众眼中的电影的他者身份之思。后现代主义学者让・鲍德里亚认为后现代社会就是第三种仿真时期,这时,仿真和真实之间模仿关系模糊,仿真结构就是真实。现实与想象、真与假的界限在逐渐地消失,每一个事件都是现象和现实的混合物,仿真、虚假的物充斥着整个社会。“在该秩序里,我们拥有的只有被构造出来的仿真品:我们的城市建设依靠一系列的规划、模型,我们的家庭布置需要一定的样板间;甚至于我们的人际关系也要根据大众传媒所提供的模型。”[3]他进而认为大众传媒是最大的仿真机器,它不断地制造出大量的形象、符号和代码。整个社会受到这些符码的控制,人们失去了对于外界真实世界的联系,因为这样虚假的真实更加真实,比美者更美,比现实更加现实。鲍德里亚认为迪斯尼乐园是最好的例子,而在大众传媒中,电影是最好的例子。
后现代背景下,电影成为观众眼中的现实社会,混淆了电影与现实社会之间区别的“他者”地位,进而我们将电影中的片段视为真实事件,游离于真假虚幻之间。但后现代主义背景下,电影的“他者”地位的消逝,可谓喜忧参半,因为如果碰到励志的影片,可以激发观众的道德观念,促进社会的良好风气,而如果影片质量堪忧,则会让许多人,尤其是青少年观看造成不良后果,比如追星就是典型的将电影的“他者”地位淡化之后的社会现象。
三、后现代主义背景下电影载体身份之思
后现代电影通过反经典、反权威、反真理、反传统等这些重要特征将其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从作为载体的身份来思索,后现代主义背景下电影的具体特点如下。
首先,后现代电影的内容常常向人们展示传统文化所制止的各种生活形态,而且对传统经典、常规不断地充满嘲讽、质疑乃至。在电影《低俗小说》中凶手在每次杀人前要先背诵一段圣经,此时劝人向善的宗教成了凶手的工具。《阿甘正传》展示了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现实带给人们的甚至是自我毁灭的过程。而大量后现代科幻电影中,比如《后天》《2012》等电影中,因为大量生化武器的出现,造成了后现代社会人们的生存恐慌。这些情节都在颠覆我们现在所生存的正常世界,凭借着电影“他者”地位的淡化,起到了异常的警示作用。
其次,后现代电影的表现手法也别具一格。拼凑、剪贴、戏仿、反讽等都在以后现代特征为表述方式的影片不断地被反复使用。而过去和未来、记忆和幻想、现实和神话的顺序也并无章法可循,根据剧情的需要随意剪贴拼接。在时间叙事处理中,有的采取有重复循环式,故事行走在一个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叙事圆圈里,如电影《大话西游》等采取的都是这种模式;有的采取杂合交汇式,突破正常的时间限制,让几个相互之间关联或者不相联的故事交叉在一起并且同时发生,各种时间相互杂糅和交错衔接,比如《低俗小说》和《太阳照常升起》等就采用了这种模式;有的则采取本末倒置式,即采用倒叙的手法,从故事的结尾讲起,再到故事的开始结束,比如《记忆碎片》和《时间裂痕》等采取了这种模式。而在空间的处理方面,有的采取多次重复式,指某种场景或者空间多次出现,比如《罗拉快跑》《迷墙》等采取了这种模式;有的采取多维表意性空间,指电影通过光线、画面和色彩等途径呈现出一种象征性、隐喻性的含义。如红色表示焦虑,黄色表示精神分裂等;有的则直接采取异化奇怪的空间,一般指与梦境相关的场景,或者将梦境作为直接的表现方式。
四、结语
电影是一门极受人们喜爱的综合性艺术表现手段。随着电影的发展,它从传统的民间的娱乐形式发展成为传统电影、现代电影一直到后现代电影,电影研究理论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可以预见的是,电影的发展必将随着后现论的发展拥有更加广阔的天地,凭借着后现代的技术,未来的后现代电影必将能奉献出更多的精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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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庞慧敏.媒体话语对公众身份认同的构建[J].试听专论,2010(03).
“后现代”、“后现代主义”是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学术文化界的热门话题,特别是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西方和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原先流行的思潮突然在知识界失去了影响力,后现代主义便于上世纪 60年代与法国后结构主义和美国新实用主义结合,成为当今西方盛行的一种综合性的哲学与文化思潮,并向全世界蔓延。
但是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后现代主义并非起源于哲学领域,相反它的主要成分来源于后现代文学艺术、建筑艺术风格和后工业社会的社会科学。最早使用“后现代”一词的是英国画家约翰·瓦特金斯·钱普曼(JohnWatkinsChapman),他在1870年用“后现代绘画”(Postmodern Painting)一词来评价比法国印象派更前卫的绘画方法,由此决定了“后现代”一词在它使用之初就表现出具有超越和否定的意义。用“后现代”来描述建筑的新形式出现于20世纪40、50年代,至20 世纪70、80年代西方建筑界对现代建筑风格全盛期的纯粹性和形式主义表现出强烈的反感情绪。现代建筑大师们如勒。柯布西埃,试图精心打造一个更美好世界的乌托邦理想并没有呈现在世人面前,相反是一幢幢呆板的摩天大楼和受到指责的居住的机器。
1966年,芝加哥建筑师文丘里首先在他的《建筑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中发出了呼唤后现代主义建筑的先声,掀起了建筑界后现代建筑设计的历史序幕;1977年英国著名的建筑评论人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在他极具影响力的著作《现代建筑语言》中,倡导一种与现代建筑风格断裂、基于折衷主义风格和通俗价值取向的、新的、后现代建筑风格,并且给后现代建筑归纳了6点特征:①历史主义;②直接的复古主义;③新地方风格;④文脉主义;⑤隐喻和玄想;⑥后现代式空间(或被称为超级手法主义)[1].正是通过文丘里等先锋派建筑师在建筑设计的狂飙表现,以及建筑评论家们理论层面的归纳总结,使得晦涩、难懂的后现代主义哲学争论形象化了,进而为普通人所体验、所认识,进一步促进了后现代主义的传播和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向受社会各种哲学思潮、流派影响的建筑设计领域,此次成了培育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的一片土壤。
当然这些先锋派的建筑师不仅从理论上为后现代主义设计寻找合理的解释,而且还身体力行地投入到设计创作中。他们不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建筑设计中挥洒创作热情,还将后现代主义语汇扩展到景观设计中。1972年文丘里设计的富兰克林庭院,不是在遗址上对原有建筑物的重建,而是以其“幽灵式”的想象,采用一个模拟原有建筑的不锈钢骨架,创造出一种特殊的效果历史。1977年他在华盛顿宾西法尼亚大街设计的自由广场,则以一种平面的设计语汇结合历史片断,形象而简约的展示出场所所包含的历史信息和情感,从而消解了传统纪念性广场高耸的中心式构图。1980年查尔斯·摩尔为新奥尔良的一个商业和工业综合区设计的意大利广场,以历史片断的拼贴、舞台剧似的场景,戏谑式的细部处理,赋予场所“杂乱疯狂的景观”[2]体验,几乎成了后现代主义公共空间设计的代名词。
就在这些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建筑师以历史片断、符号、隐喻、媚俗、戏谑等手段张扬着自我和取悦于大众时,他们的同行景观建筑师对后现代主义的反应尽管显得有几分迟钝,但仍然有些前卫的景观建筑师在这股新思潮的鼓舞下,从毕加索、最低纲领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摩尔(Robert morris)等艺术家那里学习运用最少的元素创造出最具冲击力的设计;从地景设计师如罗伯。斯密森(Robert Smithson)、麦克尔·赫瑟(michael heiser)等艺术家那里学习新的视觉观念;从文丘里、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麦克尔·格雷夫斯(michael Graves)等建筑师的作品中学习用历史片断、光和色来限定空间的技巧,在景观设计领域积极进行后现代主义的探索。
二、景观建筑师的后现代主义实验。
美国景观设计领域对后现代主义的探索首先是从小尺度场所开始的。1980 年美国著名景观建筑师玛莎。苏瓦兹(martha Schwartz))[3]在《景观建筑》杂志第一期上发表的面包圈花园(Bagel Garden),在美国景观设计领域引起了对后现代主义的广泛讨论,它被认为是美国景观建筑师在现代景观设计中进行后现代主义尝试的第一例。面包圈花园坐落在波士顿一个叫Back Bay的地区,在那里每条狭长街道两边排列的都是可爱的低层砖房,它们集中了过去各个历史时期的建筑风格,而且每栋建筑前都带有一个临街的、开敞式的庭院。面包圈花 园是个小尺度的宅前庭院,用地范围22×22英尺,面朝北方。花园空间被高度为 16英寸的绿篱分割成意大利式的同心矩形构图,两个矩形之间铺着宽度为30英尺宽的紫色沙砾,上面排列着96个不受气候影响的面包圈。
小的矩形内以5×6的行列式种植着30株月季。场地中还保留了象征历史意义的两棵紫杉、一棵日本枫树、铁栏杆和石头边界。在设计中,苏瓦兹想创造的是一种“既幽默又有艺术严肃性的”[4]场所感。这个设计的最大特点就是把象征傲慢和高贵的几何形式和象征家庭式温馨和民主的面包圈并置在一个空间里所产生的矛盾;以及黄色的面包圈和紫色的沙砾所产生的强烈视觉对比。这个迷你型的庭院以具有历史风格的花篱、紫色的沙砾、以及隐喻Back Bay地区象兵营式排列的邻里文脉的面包圈,构成了后现代主义思想缩影。这个花园为人们开启了一扇小尺度景观设计的新视野——就是把传统的、有限的景观想象和新概念结合起来,创造出新景观。从而使这个迷你型的花园在学术性及艺术文脉两方面成为新设计的导向。
1983 年美国著名的景观设计事务所SWA为约翰·曼登(John madden)公司位于科罗拉多绿森林村庄的行政综合区一组玻璃幕墙的办公楼群设计的万圣节(harlequin)广场,设计不仅体现出文艺复兴式的历史主义风格特征,并且以超现实主义的手法赋予场所强烈的对景观体验主体—人的消解的解构特点这个占地1英亩的广场空间实际上是一个双层停车场的屋顶,位于两栋玻璃幕墙建 筑之间,上面分布着一些高出地面约有3m左右的冷却塔和通风管。因为是个屋顶广场,所以考虑到屋面的结构承重能力,景观设计只能在50m×100m 场地中部一条12m宽的狭窄空间中展开。SWA的主要设计思想是设计一个具有公共功能的广场,重点强调远处洛基山的景观,同时减轻屋面上机械管道设备对场所的视觉干扰。在设计中SWA一改流行的传统轴线手法,而选择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参考点,来解决广场与周围玻璃幕墙建筑之间的关系,以及和狭长的洛基山视轴的关系。
首先,广场两侧的镜面幕墙赋予整个空间狭长的、眼花缭乱的、不可思议的迷惑感。顺着广场狭长的轴线向远处的洛基山方向看去,用玻璃镜面包裹起来的,突出屋面的通风管道和冷却塔就像被一只巨大的手神秘置于这个超比例的、形式滑稽的广场空间中,它们与地面形成倾斜的箱型体。这种充满动态感的姿态和黑白两色的菱形的磨石子地面,构成视觉上的迷幻和不确定感。此外设计者在建筑物出、入口两侧布置了略高于地面的草地,上面排列一组高矮有序的白色圆柱体,它们和反射在后面建筑物玻璃镜面里的映射,构成对修剪过的树林隐喻意义。这个设计的鲜明特征是采用了大量的镜面材质、倾斜的体型、产生错视的黑白菱形水磨石铺地,以及不对称的几何形体。
设计者利用镜子扭曲视觉以增加看到的尺度和视觉,从而产生一种古怪的类似基里科[5]似的超现实主义品质,将人这个场所体验主体消解为迷幻场景的一分子,有时甚至完全失落在这个梦幻般的场景里。最后,设计者在广场中间的契入一个狭长的切口,将广场分为两部分,使两栋建筑都有各自的广场空间。在这个狭长的切口里,设计者将传统的喷泉水渠和花草并置,产生出一种传统的乡村风景,令人在这个意想不到的,既充满幻想、又有点迷惑的超现实的后现代主义空间里,寻找到些许现实的支点。
1988年由哈格里夫事务所的乔治·哈格里夫(George hargreaves)为加利福尼亚San Jose市设计的市场公园(San Jose Plaza Park)[10]则表现出后现代主义的解释学特征,它强调场所的历史性、可理解性、可交流性、可对话性和意义的可生成性。市场公园既是一个巨大的交通岛,又是该市最古老的公共开敞中心,因为它的四周环绕了该市数座重要的公共建筑—艺术博物馆、大型旅馆、会议中心。场地由南北两条直线连接两端半圆形曲线,构成类似运动场的形状。沿场地东西长轴哈格里夫设计了一条主路,用地中部一个新月形的斜坡堤将场地自然非为两部分,二者间高差变化以坡道和台阶过渡。用地西部,沿主路两边布置的是维多利亚风格的路灯和木制的座椅;草地上果树栽种方式是和中部新月形线型相一致的。东部在主路的尽端是两条成锐角的斜路,将人流向南北两个方向分流,由此形成的三角形用地是硬质铺地,以栽种的树木强调边界。中部新月形的斜坡堤上种植着四季变换的花草,斜坡的上层安置的是休息座椅,下层一边是网格式的喷泉区,一边是开敞的草地。
喷泉通过喷射形式的变换表现出随着一天中时间的转换,其形式由清晨的雾霭、小涌泉,到下午强力的水柱喷射,而晚间水柱在灯光作用下变得更加晶莹剔透和眩目。此外喷泉自我排水的设计系统,不仅使人可以观赏它的变化,而且还允许人们进入其中,嬉戏玩耍。场地中部一条由南向西和由南向北的两条斜线乍看上去显得有点生硬,实际上最符合人们走捷径的心理。就是这样一个构图简单的景观设计,蕴含了大量的历史隐喻和生活片断。网格式中的喷泉形式的灵感来自1800年场地附近挖掘的自流井,它们一天中的变化形式隐喻了水使Santa Clara山谷兴旺的这段历史。西边用地的果园也正是为了唤起人们对两次战争期间周围果木农场丰收景象的记忆。维多利亚风格的路灯反映的则是城市300年来的历史,而夜间灯光照射下的喷泉景象是对当代Silicon山谷高科技的暗示。这里的后现代文本不仅仅只是为一些设计人士所解读,而是通过哈格里夫把这些历史元素和片断组织到公园的主要公共景观片断里,并且传递给大众。
1991 年由 hanna/Olin和Ricardo Legorreta合作完成的潘兴(Pershing)广场受到抽象派雕塑、大地艺术、现象学和绘画的影响,表现出后现代主义多义性和视觉革命的特点。潘兴广场位于洛杉矶市中心15大街和16大街处,它的历史可是追溯至 1866 年,经历过多次设计。20世纪50 年代一个1800hm2的地下停车场建在它的下面,到20世纪80年代这里已成为了无家可归者和贩毒者的集聚地了。因此它也是城市雄心勃勃重建公共空间计划的开端,社会进步的见证。
设计者在总平面设计中采用直角分块的手法,将大空间分解为彼此功能独立的小型叙事 空间,多次重复的直角网格式平面划分手法是对原有城市网格状的历史机理的隐射。此外,设计者在粉红色混凝土地面矗立起10层楼高的紫色“钟楼”,并且与之相连的水渠的墙面也是紫色的。墙上有方形的窗户,它把广场的视觉框限成小的花园区。广场的另一侧是淡黄色的咖啡屋和一个三角形的停车站,它背后是另一片色的墙。
沿着广场前的街道是原有的通向地下车库的坡道,和一个连续人行道、斜坡相交一起。在这组空间景观设计中,设计者从抽象雕塑和后现代视觉革命中获得灵感,将三维体量引入水平向的广场空间,营造出类似现代艺术品展览的氛围。广场中央是一片桔树林,是对典型的洛杉矶特点的直接暗示。圆形水池和一个下沉式的圆形剧场为公园提供了两个规则的几何元素。水池以灰色的鹅卵石构成一个大的碗状的圆,水从水渠的墙面流入水池里,再通过一条锯齿形的类似地震后形成的裂纹向广场之外的空间延伸。可以容纳2000人的圆形剧场铺着草地和粉红色混凝土的台阶,四棵对称布置的淡黄色的棕榈树形成对舞台空间的暗示。整个广场的设衡。此外,钟楼和水渠的形式体现出对地中海传统符号的拷贝,场地中大量采用了高大的棕榈树,表现出浓浓的拉丁风情。所有这些都表现出设计者在创造这个多意性公共空间的热情,以及对这个汇集着多种族社区的城市的尊重。
三、结语
上述各历史时期美国景观建筑师在景观设计中的后现代主义探索,只是20世纪美国新景观设计潮流的几朵浪花,不过透过它们仍然能使我们看到后现代主义在美国景观设计中表现的总体轮廓。作为关注人们精神层面的景观设计,一直以来都是以场所的意义和情感体验为核心的,它的存在满足了人们放松心情、陶冶心智的精神需求。因此决定了在纷扰复杂的后现代语汇中,景观设计师们汲取最多的是历史文脉元素,代表隐喻和玄想的符号单元。因此和他们同行的作品相比,除了部分采用鲜亮的色彩对比外,他们的后现代倾向显得温和而谨慎。此外,景观建筑师尽管吸收了很多后现代设计概念和新艺术手法,如构图的隐喻、视觉的变化和色彩对比等,但是他们并没有彻底抛弃树木、花草、水体、山石等传统设计元素,而是将二者有机结合,营造出新的场所意义。最后,人在场所中并非扮演主体的角色,人和景观始终是互动的关系,有时候人甚至也成为景观构成元素的一部分。因此,无论景观建筑师在设计中的表现多么前卫和狂飙,其所营造的场所氛围和意义始终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
注释
[1]见吴焕加:《20世纪西方建筑史》,p290.
[2]戈德伯格对新奥尔良意大利广场的评价。引自孙成仁《广场设计的后现代语汇》,《规划师》,1998年1期p81.
[3]玛莎。苏瓦兹(Martha Schwartz):美国哈佛大学景观设计研究生院教师。
[4]Martha Schwartz Back Bay Bagel Garden 《Landscape Architecture》,January, 1980,p44.
[5]Chirico Giorgio de,基里科(1888-1978):意大利画家,超现实主义画派的先驱者,早期作品受尼、采叔本华哲学思想影响,代表作为希腊神话人物画《赫克托耳和安德洛墨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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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世界建筑导报(SWA事务所专辑)19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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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Martha Schwartz.Back Bay Bagel Garden[J].Landscape Architecture 1980,(1)。
[9]Contemporary Landscape in the World.
对于后现代主义,很多学者一直在努力希望能够给予其一个准确的定义,但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一种定义能够完全诠释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因此,人们意识到“后现代主义”代表的是一种富于变化且具有多样性的文化范式变革,极其反对那种条条框框的界定,所以无法用简单的语言对其进行全面的概括[1]。从总体上来看,后现代主义思想在反对西方哲学中普遍存在的二元论,一方面,后现代主义思想对传统的本体论观点和思辨方法持严重的批判态度,具有反本质主义和反基本主义的特点;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反对统一性和整理性,因此其表现出明显的内在性及不确定性;还有就是后现代主义思想对科学理性存在严重的质疑。总的来说,后现代主义思想最大的特点就是现代思想的一种颠搜与批判。
2后现代主义教育理论的基本观点
2.1后现代主义教育理论的教育目的观
后现代主义者是在反思理性主义文化基础上进一步反对确立任何理性原则,其在学校教育目的方面主张采取比较宽泛的态度,建议采取多种不同的教育目的。具有来说有以下几种:教育的功能是培养一批具有独立批判能力的人,而这类人应该能够清楚认识到文本的集权性与独霸性,并通过对多元文化的认识来跨越文化的边际;教育的目的在于通过一种社会文化背景来构建和睦相处的文化和社会环境,构建一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教育环境,培养学生的道德意识、生态意识,并将平和、安定、和睦相处理念应用于整个生活中;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学生对社会的了解与认知,进而建立起社会责任感。
2.2后现代主义教育理论的课程观
在后现代课程观中认为,学校课程设置应该具备变革性、复杂性及动态开放等特征。课程的变革性主要表现课程对象的内在性、个性化发展以及模糊教育中的平衡与失衡之间的方向;而课程的开放性则将课程视为一种开放性系统,因此可能导致课程出现变化、流动或者错误现象,这也是系统改革的一个契机;课程的复杂性主要指课程内容不再是一层不变的,课程目标也不是预先设置好的,所有课程参与者都是课程的开发者与创造者,其将成为师生共同探索新知的一个过程[2]。现代教育课程改革中首先需承认课程实施的复杂性,并将其从封闭、静态的课程模式中解放出来,恢复课程的动态开放特性,而互动、开放及共同对话的课程模式也是构建后现代课程的关键所在。
2.3后现代主义教育理论的教学评价观
在现代主义教育理论中,教学评价呈现出标准化、定量化、客观性、信度与效度等特征从而导致其形成一种固定的教学评价的指标体系和标准,这种基于理性的教学评价形式虽然满足了我国应试教育选拔人才的需要,但更多的是丧失了教育评价应有的教育价值功能。在后现代主义教学评价观中,其认为每一个学习对象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因此需要给每一个学生的不同见解预留一定的发挥空间。因此,在后现代主义教学评价中,其主张教学评价应该注重教育对象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从而充分体现个体差异的平等性;另外,在后现代教育评价中,主张评价目的需要具备一定的区分性和控制性。
3后现代主义教育理论对我国高校教育的借鉴与启示
3.1改革高校教育教学目标
在后现代主义教育理念中,反对现代教育观所培养出来的理性、总体性及大写的人,而其则主张培养小写人、生态人。在我国高等医学院校教育改革中,充分借鉴后现代主义教育目的论的偶然性、差异性、生成性,将传统过高的学目标转化过来。在高等医学院校教育中,其教育目标应该以满足大学生个性发展的客观事实,支持、引导和指导大学生个体成为一名符合自身特质的特殊性的、片面发展的高级人才[3]。对于高等医学院校后现代教育观的教学目标,其目标定位应该具备三层:在现代医学理念指引下,坚持开展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医学研究之路;学生应该养成良好的基本职业道德素养;学生应该树立远大的发展理想,努力为现代医学事业而奋斗一生。
3.2优化高校课程内容
在后现代主义课程论中,其认为现代主义课程内容隐性表现出一种“是什么”,而其则这种“是什么”视为一种及物动词,即:可能“是什么”。因此,在后现代主义课程论影响下要求课程学习者必须对所研究的材料掌握足够的信息,不仅能够完整的分析、解释、表达、解决素所研究的材料,同时还需以离奇的方式及丰富的想象力与所研究的材料进行交流。从上述理论中我们获得启示,在我国高等医学院校在课程内容设置方面应该注重疑问性、多样性以及启发性,同时还应该形成一种促进探索的课堂教学氛围;由于课程属于是一种转变性过程,因此在整个过程中需要对话,更需要教师通过隐喻的方式来激发这种对话。隐喻方式相对于逻辑方式来说更为有效,其具有生产线,其可以帮助我们看到我们之前所没发现的东西。隐喻具有启发性、开放性且可引起对话;逻辑则是具有一定的界定性,其通过排除、结束等方式来让我们更加清晰的看见我们所发现的。在高等医学院校教育改革中,我们既需要创造性想象也需要一定的逻辑界定,因此,建议教师在进行描述性内容教学时,可以通过一个好的案例来诱导、鞭策、鼓励学生去深入研究,实现有效的文本对话。一般好的教学案例应该具有足够的不确定性,这样才能够引诱教学参与者进入到对话中。
3.3改革课程教学评价体系
正如前面所述,传统的教学评价体系(即:单一的考试方式)在进行课程评价存在很多的弊端,其不能真实的反映出高校医学教育课程的教学情况。在后现代主义教学理念的指引下,我们可以尝试建立一个内在化、多元化且带有不确定因素的差异性课程评价体系。当前,我国大部分医学高等院校已经从自身实际出发,积极推进医学理论课的考试改革进程,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其主要的改革趋向是:参加社会实践,积极探索以小论文、实行开卷考试及试行诊断性的多次考试等多种形式,采取期末考试与平时考试相结合、笔试与临床操作相结合、开卷与闭卷相结合、主观卷与客观卷相结合等多种课程评价体系,以此来消除传统课程考核体系中存在的弊端[4]。
4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