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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是一个哲学问题,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实践活动,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社会性、和政治性。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能做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存在,在于它能够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价值意义。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探讨,学界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深化了对其本质的认识,但没有形成统一界定。毋庸置疑,思想政治教育是针对人的活动的现象,在社会共同体中,个人与集体活动中的辩证关系也需要一种全面的辩证的视角去解释。社会哲学是一种对于社会生活现实的总体性把握[1],要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需要社会哲学范式这一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产生和需要的必然性与普遍性问题反思,这与认为“社会哲学范式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强调把社会政治的需要看作其出发点和归宿”[2]的观点不同。基于社会哲学思维方式,探究“思想政治教育是其所是”在生活实践中如何体现的,在社会关系中把握,才能正确体现其本质。
1目前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研究现状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普遍性的客观存在,在不同时代和国家表现为不同的样态。针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研究,许多学者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界定是从一定统治阶级、阶级意识形态来界定的,“意识形态性说”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是阶级性或意识形态性,它规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性质和方向,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属性”[3]。意识形态性的核心是政治性和阶级性,是指的是观念上层的建筑,是政治的法律的思想的观念,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大众的,是文化自觉的体现。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需要在社会关系中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意识形态说发现了思想政治教育阶级意识功能传播,在这一社会关系中显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政治”,“源于社会系统中的政治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定,实质是政治在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的渗透”[4]。政治是对公共事务的安排和治理,它自始至终都有公共性的向度[5]。政治性只是人的群体归属需要的一部分,另外还有道德教育和价值观教育。在原始人群内实际上是存在着为大家都认可的行为标准和活动准则,也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体现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性,从根本上看,在阶级蒙昧时期,在社会思想领域中不存在着思想体系的明显分化,政治社会中只存在着一套较为完备的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的思想体系。道德是统治阶级的道德,政治是一个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强制,是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即政治同化了道德和宗教,因此,政治性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做概括是不能覆盖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个范围和全部现象,只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被需要的体现,无法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主体间性活动,在现实上,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有一个前提性承诺,具有确定的价值取向和导向的,尽管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时期及其不同人群、各个阶层和学者们,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内涵的认识和理解不同,然而对于其历史正当性、社会价值取向和作为人类需要的一项活动是共通的。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一种社会活动,存在相同的现象,即能够用一种关注社会活动的方法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从根本上来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
2思想政治教育本源性探究
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准确把握应该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始发生去追问其为何存在。基于这样的路径去寻求它的本质,也是对“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的回答。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作为人的一项活动,发端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的思想活动。简单的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是原始社会人进行的一种生活方式,主要体现在群居生活,伴随着意识、情感、规则的发生与发展。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济把这种原始形态的德性称之为“生活式的德育”,尽管这种生活式德育及其原始,但它已经历史性地“承担着社会生产性和生活性”,“维护社会公共生产和生活”,传递和驯化人的德性职能。[6]基于这样的生活式德育所形成的习惯,维护着人际平等与聚集,保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在群内存在大家较为认同的活动准则和行为标准,体现在集体狩猎和采集活动当中,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与人之间关系而结成的一个整体,因此原始社会的思想道德教育是集体的、公共的、社会性的活动,也还没有从其他的社会活动中独立出来,在社会思想领域表现为对某种神秘力量的一致崇拜和信仰[7]。人与人的这种紧密的联系结成的这种自然共同体当中,表现的是对氏族部落认同的原始宗教式的精神控制,是群体性的。阶级社会的出现,伴随着阶级控制和阶级教育活动的出现。不管在奴隶社会还是在封建社会时期,在社会思想领域不存在着思想体系的明显分化,政治社会中只存在着一套较为完备的具有明显政治倾向性的思想体系。例如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儒学受到统治者的青睐并得到一定发展,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转向政治教化。中世纪时期宗教利用教义将人们的思想观念禁锢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当中,为阶级统治服务。这一时期主要是对“主人”所代表的国家和社会认同的那一系列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规训和教化。在资本主义社会时期,资产阶级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宣称教育是为了对公民进行智、体、道德教育以及宗教教育,培养民主、自由、平等的公民。在教育实践中大肆宣传他们的意识形态理论。不仅对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意识的教育,并且在公民教育中体现了一种公民身份和国家认同教育理念。社会存在着两大对立的政治思想理论体系,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各自从本阶级的立场出发建构的各自思想体系。在社会主义社会时期,社会思想理论界存在着多元的以理性个体的角度出发,而非从阶级出发的论证和阐发为社会共同体的价值理念所应实施的方案体系。思想政治教育的表现是以培养民众对国家(国族)和社会自觉认同的理性精神为主旨的教育和引导。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人在不断的自我实现、解放,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根据以上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本质有了一个基本指向,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表示的是出于政治需要而不是生活需要。实践性和目的性是人类存在的价值指向,社会哲学反观人的生活总体。
3用社会哲学范式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再思考
社会哲学在我国80年代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南开大学哲学系对社会哲学的研究。王南湜教授提出让定义适合于生活,用生活中已有的领会去修正定义,修正理论。基于这样的方法,王南湜教授给社会哲学的定义是一种对社会生活的现实的总体性把握[8]。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一项社会实践活动,从其发展历程看出,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目的性和实践性理解和把握需要社会哲学研究的方法和理论来把握,因此,社会哲学范式则指的是以社会哲学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给予总体把握或反思,在这种思维框架下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重新做思考。本质不是变化的,是最普遍、最稳定的根本性质。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也是各个阶段体现最为普遍、稳定的最根本性质。基于这一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探讨是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始发生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目的性和实践性体现出发。3.1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的一项实践活动,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在实践中完成的。首先,从其出发点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在实践中进行。社会哲学是以一种总观的态度面对现实生活,那么生活是人的社会活动的体现。从人的思想实际出发,对具体的人开展教育,分析人的思想的形成、发展、嬗变等,而这些是无法离开人的实践活动来进行的。其次,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归宿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是使人们形成好的思想,提高其思想政治素质。而这种思想政治素质则是社会需要和社会实践活动中完成。人是未完成的存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人,是一个在不断创造活动中自我完善,不断追求幸福生活的人。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去提升自己的思想意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关涉人这一本性,找到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的内在契合,才能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体现也须在实践中去检验。思想政治教育要达到怎样的效果,有没有预期效果,只能在社会实践中来检验是否有效。[10]同时,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相应的关照这一点。通过交往,圈中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对成员生活产生影响,不管是显性的影响还是隐性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人获得自身的完整性和全面发展性。当然,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社会实践活动,有一定的目的性。3.2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是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教育相区别的一个方面。人的存在是个体存在和社会存在的统一,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可避免的与其他个人或群体有一定的关系,而不是孤立的、抽象的存在[11]。在这种社会环境的影响下,人作为社会活动的主体,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人需要得到认同,也需要去认同群体其他成员。在认同确证的过程中,思想和行为都会受到影响和相互教育。但是,在这种社会圈中不一定都有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有些群体思想缺乏正确的价值取向,甚至有消极影响。社会环境对人的思想、行为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和自发性,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相伴随。思想政治教育则是专门人员、组织有计划地培养和提高人的思想政治素质为目的的实践活动,具有一定的价值和社会发展的方向性指向。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教育,体现一定阶级的根本利益。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与其他社会活动的目的是不同的,它根据一定的社会生产力、经济、政治发展状况,根据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要求而预设的。在关照这一特殊要求的同时,人又是具有主观能动性,思想政治教育通过人的主体选择,把人在发展中符合社会目标的思想政治强化、形成理想信念,使之与社会发展方向保持一致,使人与社会在互动中发展。3.3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观指向性: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仅立足于现实,而且关照未来。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有针对性的解决人们现实思想问题、实际问题,而且把人的思想长处、积极方面引导,并且发挥预防作用。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人的思想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价值观是关于价值的一定信念、倾向、主张和态度的基本观点,是关于现实的人对全部生活实践所产生的意义的一种评价、判断和取舍标准的思想体系。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仅只包含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等教育,还是政治价值观、道德价值观、文化价值观、美学价值观等教育。“价值观教育对人们进行启发和引导,促使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并将其转化为内在的自觉要求。价值观教育是一个规范性层面上的教育,它不可避免地将特定社会的价值观体系渗透到教育过程中,以此促使人们个体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13]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是在调和社会价值体系与个体价值观之间的矛盾,促进社会成员个体价值观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而是在实践中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发展进行价值体系引导。从以上几个方面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性、具有超越性的社会价值观教育,它是一定阶级、政党或集团用社会价值观体系对社会成员施加一定影响,促使社会成员形成符合社会价值体系要求的个体价值观的实践活动。
作者:张应梅 单位:中国矿业大学学院
参考文献
[1]王南湜.社会哲学[M].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8.
[2]陶磊,黄明理.人学范式还是社会哲学范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的反思[M].探索,2011(6).
[3]石书臣.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规定及其把握[J].与现实,2009(1).
[4]孙其昂.政治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本质[J].南京社会科学,2006(3).
[5]叶方兴.政治性?抑或意识形态性?———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理论辨明[J].思想政治工作论坛,2010(10).
[6]黄济、王策三,现代教育论,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433.
[7]武东生,徐曼,余一凡,张长虹,郑宏颖,安祥仁.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12,(12-13).
【关键词】高脂血症膳食疗法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血脂异常的患者也逐年上升,而且逐渐年轻化,患病率大约为30%~50%[1],在我国,心脑血管疾病居于死亡率原因第一位或第二位,其中冠心病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而高脂血症是冠心病发病的一项危险因素,防止血脂升高已成为预防冠心病的重要手段之一。
1膳食疗法
1.1一般营养原则(1)控制食物总能量的摄入,能量摄入过多,多余的能量就以脂类的形式储存在体内,在正常的情况下,应该使摄入的能量基本等于消耗的能量。(2)控制食物中总脂肪的摄入量,使其不超过总能量的25%,动物性脂肪中饱和脂肪酸较多,它能促进肠道胆固醇的吸收和肝脏胆固醇的合成,使血清总胆固醇水平升高,沉积在血管壁上,形成动脉粥样硬化。饱和脂肪酸长期摄入过多,可使甘油三酯升高,增加血液粘度并加速血液凝固,促进血栓的形成。植物性脂肪中不饱和脂肪酸较多,它有利于降低胆固醇,但也不能过多摄入,因为会引起体内较多的氧化损伤[2]。(3)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总量和比例,使其占总能量的60%,过多的碳水化合物在体内可转化为甘油三酯,并以脂肪的形式储存起来。因此高碳水化合物食物如主食、粉条、精糖等的摄入量要加以限制[2]。
1.2科学的饮食方法(1)供给充足的蛋白质,蛋白质提供的能量要占总能量的11%~15%为宜。同时给予充足的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膳食纤维可以吸附肠道中的甘油三酯和胆固醇,并加快肠道的蠕动,有利于减少脂类物质的吸收,促进排泄。(2)减少酒精的摄入,酒精可以促进内源性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合成,导致血脂升高。酒精本身也是能量物质,在体内可转化为脂肪,因此要减少或者不饮酒。(3)控制盐的摄入,盐中的钠离子可导致血压升高,导致血管壁硬化,加重血脂紊乱,专家建议,每日食盐6g以下。
1.3改善生活方式加强健康教育,要求做到生活有规律,睡眠控制在8h以内,1日3餐(或4餐),定时定量,不可暴饮暴食和缺餐少顿,根据自己的体能选择适当的运动方式,保持身心愉悦。
2结果
目前临床上对血脂异常的患者大多采用药物治疗,疗效是肯定的,但也有局限性。膳食疗法主要是饮食控制,采用科学的饮食方法以及生活方式的调节,膳食疗法不仅可以避免药物的不良反应给患者造成的痛苦,同时也是调脂药物治疗的基础,因此,膳食疗法是高脂血症患者的首选治疗方法。
3讨论
高脂血症是指血液中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升高以及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低。血脂升高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饮食不当是引起血脂紊乱的主要原因,国内外大量的流行病学和临床实验均表明膳食因素与成人的血脂具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无论是否采取药物治疗,都应辅以适当的营养饮食措施,注意饮食也是改善血脂紊乱的基础[3]。总之,膳食疗法是防治和治疗高脂血症患者的首选方法。
【参考文献】
1王春晓,张学冰.老年人高脂血症的治疗.中国全科医学,2008,11(3):38.
论文关键词:赵贞吉诗文,整理,版本,论文
一、赵贞吉诗文的整理
(一)、子弟与门人对赵贞吉诗文的整理
最早对赵贞吉诗文进行系统整理的是赵贞吉之子鼎柱、景柱与门人龚懋贤、邓林材等。他们在赵贞吉逝世八年以后,终于缀遗稿为诗抄、文抄、讲章凡二十三卷,名《赵文肃公全集》,于万历十二年刻,有高启愚序、陈文烛序、姜宝序、许孚远序、王藩臣跋、詹尔选跋、肖如松跋、陈谨策序。出版了《赵文肃公全集》。先有蜀刻本,闵刻本《赵文肃公文集》,后有南京、内江翻刻本《赵文肃公全集》。
(二)、内江市政协赵贞吉研究小组的整理
20世纪八十年代初,四川省古籍整理领导小组将《赵文肃公全集》列入重点整理书目。内江市政协赵贞吉研究小组先后编印了《赵贞吉研究初集》和《赵贞吉研究资料集》。
(三)、官长驰编撰《赵贞吉诗文集注》
内江师范学院官长驰先生,积十余年辛劳对赵贞吉诗文进行整理,1999年由巴蜀书社出版了《赵贞吉诗文集注》,列入建国五十周年《四川出版界推荐重点书目》。这对于研究赵贞吉其人及明代政治史、思想史、文学史均有重要学术价值。
《赵贞吉诗文集》原名《赵文肃公全集》,凡二十三卷。《赵贞吉诗文集注》是赵贞吉诗文结集问世四百对年来,对赵贞吉的第个注释本。填补了我国古籍整理的空白。
这为后世学者研究赵贞吉与明代社会、政治、历史、哲学、文学等文献资料方面提供了极大便利。做了开创性努力。为深入整理、研究和利用赵贞吉诗文中的宝贵文化遗产奠定了基础。
官长驰1998年撰写《赵贞吉诗文集注》后记说明[1]:
本书主要面向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故笺注力求简明扼要人文历史论文,习见的熟语典故或略而不注,或仅简单提示。笺注者对某些不了解的人名、地名、典故、出处,为免词费,大多为予注明。
(四)、《内江风物咏丛》辑录笺注赵贞吉吟咏内江风物诗赋四十七篇
(五)、笺注研究论文
1、罗宁、武丽霞的论文《赵贞吉诗文集注》勘补《赵贞吉诗文集注》初阅前六卷之诗词及7卷九至卷十四讲章部分,获益良多,赞叹之余,偶见其失漏之处。
2、陈世英论文《赵贞吉诗文集注》点校商议 从《赵文肃公文集》的版本和流传情况,对官长驰先生的《赵贞吉诗文集注》的讹误脱漏之处一一进行正误补脱。本部分还对较完整的二十三卷本《赵文肃公文集》未收录的和官长驰的《赵贞吉诗文集注》漏辑的赵贞吉的作品进行辑佚。
3、邓国军博士论文《(赵贞吉诗文集注>点校注释商兑》对《赵贞吉诗文集注》中的部分点校、注释、系年之误漏作出举正。
二、赵贞吉生平研究
主要是针对《明史?赵贞吉传》作了校正和补充,并将其为官情况制成《仕途履历表》。
《年谱》;《内江县志》卷十一收录(邓林材撰《赵文肃公先生年谱序》)按赵大洲自著《赵文肃年谱》,邓石阳万历六年戊寅(公元1578年)为该谱作序。在此基础上,曾孔恕、黄世杰编《赵贞吉年谱》,是赵贞吉生平研究重要资料。
三、赵贞吉的政治思想品格和军事思想研究
陈世英论赵贞吉的政治品格
赵贞吉的政治思想丰富,无论是在用人,还是在守业方面;无论是在处理君臣关系,还是在治民方面,他都有自己的一番见解。
赵贞吉的政治品格是两方面的,既有正直敢言的优点,也有“好刚使气”、“动与物迕”的缺陷,这也是其政治主张难以实现的重要原因。
以赵贞吉在“庚戌之变”时的主战和“隆庆和议”时的主和来说明其军事思想的灵活性。同时介绍了赵贞吉重视防务、主张恢复明初分府分兵的旧制和重视赏罚分明在军事中的作用等军事思想。
四、赵贞吉的学术思想研究。
韩国学者李庆龙《赵大洲二教参究和经世思想》,论文认为:赵大洲等泰州学派的学者们,起初学习王阳明良知教,最后转出于儒教;赵大洲之子赵台鼎承继家学参究佛道二教修炼,对“本体即工夫”有独到的解释;赵大洲对阳明学作出自己的解释,特别是对“良知”在儒家学术上所起的作用作出极高的评价,他有出世经世、体用一源的与从前儒家不同的特点。
陈若愚教授的论文,全面深入地分析了赵贞吉的思想与贡献
指出:本文以《赵贞吉诗文集注》本所收266篇文章为评述对象,对明代中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学者、文学家赵贞吉的学术思想、政治建树、道德境界、文章成就进行了系统的评述。
陈世英论赵贞吉的学术思想
论述赵贞吉的学术思想存在一个渊源辨别的问题,黄宗羲将之归入泰州学派,本文主张不在其学派归属问题上争执不休人文历史论文,而从整体上对其学术思想作一梳理。本部分主要介绍了赵贞吉的“出世入世说”、对“心学”的发挥、禅学观、儒佛道一家等学术思想,并介绍了其学术思想的变迁与博采众长的特色。
梁明玉的论文《论赵贞吉的人才观》探讨了赵贞吉的管理、教育思想。
五、赵贞吉的文学、禅学成就研究。
明清人对赵贞吉的诗文的评语,并对赵贞吉的诗文选材和诗文特色予以分析。其选材有反映为国为民的诗文,有反映自身经历的诗文,有送别赠别诗,有应和之诗,有游历诗,有祝寿诗等。其诗文特色主要是多宗教用语、善用典故、文辞气势雄伟和以古论今,阐发道理。
释智常、铁波罗论文《赵贞吉的资中情结和他的寓教于禅》、
孟光全《赵贞吉笔下的明代内江佛寺》从地方文化建设的角度对赵贞吉的作品进行了研究。、
曾明教授交了论文《略谈赵贞吉诗的用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赵贞吉诗歌的艺术特色。
曾良教授论文:《佛学对赵贞吉诗歌的影》阐述了赵贞吉信禅的主观愿望是沟通儒佛之辨,使出世为入世服务,但客观上佛学对其人生态度和生活情趣等产生了复杂影响,使诗歌增强了表现力,形成了迷茫幽境的意境,增添了艺术情趣。
张文进、段庸生提交的论文《论赵贞吉的诗风》从比较的角度对赵贞吉的诗歌艺术特色进行了探索。
王发国教授论文《赵贞吉(杂咏六首>官注漫议》对官长驰先生的《赵贞吉诗文集注》中的部分诗歌的注释提出商榷。
六、内江师范学院召开纪念赵贞吉诞辰5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邓国军博士撰写纪念赵贞吉诞辰5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除以上例出相关文章外,研究员钱明提交了论文《王学在新安地区的遭遇与挫折——以王守仁与汪循关系为例》,为赵贞吉哲学思想研究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哲学文化背景资源。
吴震教授提供了荒木见悟著、廖肇亨译《赵大洲的思想》,把日本学者研究赵贞吉的特殊视角展现在与会者面前。
本次研讨会除了论文丰富多彩外,热烈的讨论也是一大亮点。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黄卓越认为:李贽是弘扬赵贞吉思想的功臣,赵贞吉有三大贡献:政治功绩、哲学思想、诗文成就。邹作圣先生认为赵贞吉的疏奏价值极高,并对赵氏“性命为根、经世为用、文章为枝叶、人世为根本”进行了阐释。
内江市佛教协会会长释智海认为赵贞吉的最大成就是“王学”,并联系高校培养人才的实际对赵贞吉的人格魅力进行了分析。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吴震教授、西南交通大学罗宁博士、四川大学周斌教授、内江师范学院邓国军博士等人对部分文献展开了非常激烈的论争。
此次研讨会对促进明代哲学思想的研究、宣传四川文化名人、推进四川文化建设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七、赵贞吉诗文整理研究的现实意义
在赵贞吉留下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明代社会、政治、经济的深刻剖析和革故鼎新的主张;他是一位哲学家,“左派王学”的代表人物,对人生、物我、性命之学没每有沉思妙悟;他还是与杨升庵、任少海、熊南沙,并称“蜀中四大诗文家”之一。
赵贞吉是位著名的爱国主义者、锐意改革的政治家,教育家;王阳明、王艮学派传人。赵贞吉最能代表内江文化人的精神与气骨。
通过对赵贞吉诗文进行系统整理研究,对发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批判地吸取传统文化的精华,古为今用,增强地方历史文化底蕴;发扬其崇高的爱国精神,宣扬其对敌斗争非凡的胆识,配合历史知识及爱国主义教育,对当前的社会的改革开放人文历史论文,建设文化内江,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赵贞吉诗文博大精深,而且不少是文言文,官长驰撰写《赵贞吉诗文集注》是赵贞吉诗文结集问世四百对年来,对赵贞吉的第一个注释本。填补了古籍整理的空白。这为后世学者研究赵贞吉与明代社会、政治、历史、哲学、文学等文献资料方面提供了极大便利。
但“该书主要面向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故笺注力求简明扼要,习见的熟语典故或略而不注,或仅简单提示。笺注者对某些不了解的人名、地名、典故、出处,为免词费,大多未予注明。[1]”一般的读者读起来还有障碍,要使其通俗易懂,还需要做大量的笺注。
所以对赵贞吉诗文进行系统整理研究方兴未艾,需要同仁和有志者,继续努力。
参考文献:
[1]官长驰赵贞吉诗文集注[M] 成都: 巴蜀书社 1999
[2]赵贞吉赵文肃公文集[M] 四库全书存目从书影印本 济南:奇鲁书社 1997
[3]内江政协文史委内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M] 内新出内(2005)002号
[4]洪若内江风物咏丛[M] 内新出内(2006)008号
最新本科毕业论文致谢词
弹指一挥间,大学四年已经接近了尾声。当自己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完成这篇毕业论文的时候,自己也从当年一个从山里走出的懵懂孩子变成了一个成熟青年,回想自己的十几年的求学生涯,虽然只是一个本科毕业,但也实属不容易。首先,从小学到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就不是一个小数目,这当然要感谢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都是农民,没有他们的勤勤恳恳和细心安排,我是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我的大学生活。没有他们的支持和鼓励,我也不可能完成我经济学第二专业的学习。当然,一个农民家庭要同时供两个大学生上学,没有别人的帮助和接济是相当困难的。因此我要感谢那些在我求学时对我经济和精神上帮助的亲戚、朋友、老师和同学们,我的生活因你们而精彩和充实。
华中科技大学,这里严谨的学风、优美的校园环境使我大学四年过的很充实和愉快。我第一学期是在哲学系度过的。在这短短的半年时间里,我有幸和许多优秀的同学一起学习,听睿智的哲学老师讲授哲学。后来由于一些本可抗拒但一时冲动的原因,我依依不舍的离开了哲学系,离开了亲爱的哲学系的老师和同学们。虽然只有短短的半年时光,但我确实学到了很多有用的知识,尤其是对我思想和方法上的指导。这些有用的东西一直对我大学的学习和生活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我相信,这些东西将伴随我走完整个人生的道路。现在回想起在哲学班的日子,还是那么的温馨和惬意,我不能不感谢当时哲学班的每一位同学和老师,跟你们在一起学习、生活,那真是其乐融融,妙不可言!
【关键词】:研究方法;硕士论文;思想政治教育
研究方法是科学研究的首要问题,贯穿科学研究的全过程。它上与认识论、方法论相连,下与理论性质、研究问题紧密相关,是保证研究成果科学性的前提和保障。一、学位论文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生学位论文
研究生学位论文是衡量研究生科研能力和培养质量的重要手段。研究生学位申请者根据学位授予要求而撰写的研究论文。它是评判学位申请人学术水平的重要依据和获得学位的必要条件之一。学位论文质量的高低是衡量研究生科研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也就是正确地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是研究事实所不可缺少的理论原则、程序、手段、方式和技巧。是保证观察可靠、判断、推理得以正确形成的原则、程序、手段、方式。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者秦宗熙和穆怀中、谢圣明认为社会研究方法的体系由三个不同层次构成,即一般方法、具体研究方法和具体的研究程序和研究技术。
首先,一般方法包括哲学方法论、社会学的学科方法论以及逻辑方法论。其次,具体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献法、个案法、访问法、问卷法、观察法、实验法、抽样法、社会测量法、典型法等。具体的研究程序和研究技术。最后,研究程序包括四个阶段即选题阶段、计划阶段、实施阶段和总结阶段。一般情况下,学生在论文写作上采取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采取文献法、历史法、比较法、统计分析法、问卷法、测验法、经验总结法等多种方法相结合使用。
二、思想政治教育硕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分析
硕士学位论文是一个硕士研究生写作水平的展现,而方法的运用则体现了作者研究过程中方法原则程序是否科学合理,这也就直接影响论文的质量和水平。通过分析得出思政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以传统的理论思辨研究方法为主,缺乏科学的研究方法意识,缺少相应的实证与量化分析
(一)研究方法自陈状况分析
在抽样的华东师范大学2014、2015年30篇思想政治教育硕士学位论文中分析发现,从整体上而言,有90.1%的学位论文明确交代论文研究方法。能清晰单列“研究方法”部分并作“详细说明”和“简要说明”的学位论文的比例比较大,这说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硕士论文的研究方法意识在已经比较高,研究的科学性从总体而言呈比较好的状态。当然,如果把自陈水平为详细说明和简要说明的论文判为“合格”的话,那么合格的比例仅仅有37%。
(二)研究方法的主要类别及其运用情况
总体分析后发现,理论学科硕士学位论文运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文献研究法、经验总结法、理论思辨法、比较研究法、历史研究法、调查研究法等。在30篇硕士学位论文中,以文献研究法為主要研究方法的占60%,排名第一;以思辨抽象法为主要研究方法的硕士论26%,排名第二;比较研究法为主占23%;其余还包括历史研究法、跨学科研究、调查研究等等占有一定比例。此外,100%的硕士论文的是融合两种方法以上的综合方法,融合的方式较为多样。
从以上可以看出,研究方法依然以经验研究和思辨研究等传统研究方法为主。文献研究法、思辨抽象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传统研究方法备受青睐,其中文献研究法的使用率100%。新的实证研究方法,如调查研究、访谈法等开始进入理论学科领域,使得研究方法更为丰富和多样化。
三、结论
(一)优点。通过分析30篇抽样可以得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在学位论文的写作中方法意识逐渐增强,通过本研究的调查分析发现过去单一的研究方法有所下降,对研究具有实际指导价值的学科层面方法论和原则层面方法论急剧增加,这表明高等教育研究的方法论出现了多元化趋向。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研究方法论趋向多元化意味着研究者对研究方法论认识更加深人,这也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同时,具体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种类多样性,尽管定量与实证研究方法的整体运用中占比例不大,但从调查结果可以说明研究生们已经意识到定量与实证研究方法在研究中的重要性,通过定量与实证研究分析更能确定的各影响因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研究技术的这一层次是研究方法结构体系中与研究成果联系最为密切的层面。一定的研究方法论和研究方式最终必然要通过具体方法与技术才能展现出来。
(二)存在的不足。通过对样本的分析,可以得出,虽然在毕业论文中很多人都陈述;了研究方法,但是研究方法陈述不够明确,甚至对研究方法本身并不是非常清楚,部分论文对研究方法敷衍了事,有的研究生将实证研究、思辨研究、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规范研究及跨学科研究、多学科研究当作研究方法。事实上,从哲学和科学方法的角度看,实证研究、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及跨学科研究、多学科研究都是开展科学研究的一种指导思想,是方法论。如实证研究与之对应的有实验法、调查法等。
定性与思辩研究多,定量与实证研究少。定量研究与实证研究在研究科学性能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从调查结果显示,虽然定量和实证研究有所增加,但从总体上而言,定量和实证研究还是很少。通过案例、实验、非实验、实地研究,用事实情况及真实数据更能有力地证实研究者的观点的文章少。调查数据显示,在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方法中以文献法、历史法、比较法这些以叙事性的定性研究为主导,从个人经验出发的感悟性、思辨性研究较多,说明定性研究仍是主要研究方法。虽然随着研究的深入及对研究的科学性的重视,定量与实证的方法逐步受到重视,但比较而言,运用的仍然较少。调查结果显示,在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最常用的定量与实证的研究方法是调查法,最常用的统计分析方法是描述统计。方差分析、差异检验及显著性分析等定量方法在论文中少有出现。
综合上述分析,在培养学生论文写作方法上,我们应该更加注重方法意识,培养学生方法自觉,注重开设方法论课程的质量,提高研究质量,重视定量与实证研究,优化定性与思辨研究的结构,规范研究方法,树立科学研究意识,促进思想政教育学科理论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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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育论坛》自2007年开始。本刊哲学社会科学版扩展刊期为月刊,全年出版12期。其中双月号(2、4、6、8、10、12)各期为综合性学术类内容,刊载各类高校教师、研究生及各类学术研究人员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其学科涵盖政治、法律、经济、中文、教育、英语、历史等各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单月号(1、3、5、7、9、11)各期为从事成人教育、网络教育、社区教育、企业教育、继续教育、岗位培训、职业技术教育及教育主管部门的理论工作者、教师与管理者服务。刊栽相应作者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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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2005年国外的研究,其主要研究热点仍集中于西方和后的研究。具体而言,其特征表现如下:一是继续追踪和深化西方的有关人物和问题的研究,如卢卡奇、葛兰西、布洛赫和列斐伏尔等;二是扩展并加强了对某些西方流派的深度挖掘;三是对后或后现代的哲学研究取得明显的进展。
一、西方代表人物和流派的研究
伴随着新世纪的来临、全球化的浪潮和全球范围内的科技革命景观,以及国内哲学创新的迫切性,国外的西方研究似有重“热”之趋向。因此,整理并发掘已有的史料,立足于新的视野,重新研究西方的代表人物和思想流派,就成为一项摆在面前的重要工作。就过去的一年看,西方的研究覆盖了卢卡奇、葛兰西、布洛赫、列斐伏尔和阿尔都塞等人,也包括了各个思想流派,如法兰克福学派、西方国家理论、英国的等。既有新译著的面世,也有立足新角度的深入挖掘。
1.西方代表人物的研究
在过去的一年中,对卢卡奇、葛兰西、布洛赫和晚期列斐伏尔等人的研究是国内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首先要提及的是卢卡奇的一本重要著作《理性的毁灭》,于2005年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从意识形态上对德国法西斯主义做了“追究既往”式的思想清算。作者把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责追溯到了非理性主义的思想学说,对自20世纪起的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源流、演变和社会后果等做了系统的考察和批判。作者认为叔本华、尼采等人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在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承担了不可推卸的“思想责任”。卢卡奇的这一观点在我们看来并不陌生,也不一定完全赞同,但此书的出版为国内的卢卡奇研究提供了另一新的材料来源。另外,其他学者也从各个角度对卢卡奇的思想做了分析。张亮对卢卡奇的研究进行了方法论的反思,在对卢卡奇自传文献产生过程进行历史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了其政治辩护的本质和自我遮蔽的不良后果,并为国内研究走出卢卡奇晚年自传的阴影提供了建设性的向度。张双利在《对资本主义危机的末世论的洞见》一文中阐释了早年卢卡奇思想向其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转变的内在历程,以此为基础,作者在现代性批判的论域中,重新阐释了《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物化理论和阶级革命之间的内在关系。作者认为,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对现代性的批判是一种末世论的洞见,它既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末日,也预示了末日之后灾难重生的光明道路,唤起了理论中革命的阶级意识。张秀芹以“物化、总体性与阶级意识——卢卡奇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为题,仔细地考察了卢卡奇的意识形态理论。卢卡奇作为西方的鼻祖,虽然国内对其研究较多,但对有关其意识形态理论则关注不够;而且卢卡奇本人可能也没有系统的意识形态理论论述,所以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考察卢卡奇,不失为一个较好视野。
2005年有关葛兰西的研究应当引起学界的关注。这不仅仅是因为葛兰西是西方的重要代表,而且还因为葛兰西的理论,特别是其意识形态和“霸权”(也有译为“文化霸权”或“领导权”等)理论与我们当今的中国现实社会发生着密切的关系。随着国内学界对后研究的关注,特别是随着国内近年来后研究的兴起,葛兰西思想与后的关系成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如何理解和翻译葛兰西的"hegemony"概念,本身就包含着对葛兰西思想的不同取向和视野。因此,对葛兰西的思想及其影响给予格外的关注,自有其合理性。周凡和杨海锋都对葛兰西的"hegemony"概念做了辨析。周凡在《重读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一文中,从"hegemony"的译名,即目前国内将之翻译为“霸权”、“文化霸权”、“领导权”和“主导权”等数种译名出发,结合葛兰西对"hegemony"的使用及其理论扩展,详细考察了葛兰西的"hegemony"一词的意义及其演变。他认为,"hegemony"描述的是某一社会集团争取其他集团对其表示积极赞同,自觉地服从并自动融入到该社会集团的权利结构中来的一种控制方式。葛兰西的"hegemony"的产生既表现为一个负责的历史综合,也表现为一种意义的把握和延伸,而其理论内涵在市民社会、完整的国家和意识形态概念的阐发中得到了深度而充分的展现。因而,将"hegemony"译为“霸权”是恰当的。杨海锋在《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研究》一文中也比较详细地考察了"hegemony"一词的含义及其延伸意义。此两篇文章都与国内对"hegemony"一词的多种译名有关,也与葛兰西理论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意义有关。杨海锋还在《葛兰西对克罗齐哲学的批判改造》一文中就葛兰西与历史学家克罗齐的关系做了探讨。他认为,葛兰西批判地改造了克罗齐的哲学,而克罗齐的哲学则构成了葛兰西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
2005年是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诞辰120周年。布洛赫的思想研究,是中国的西方研究的相对薄弱环节。有学者发表多篇文章,对布洛赫思想加以评述。梦海发表《思想就意味着超越》和《布洛赫的希望哲学与》等文,对布洛赫的思想予以评论。他认为,布洛赫著作是具有包罗万象性质的形而上学体系,在哲学的贫乏时代,布洛赫通过《希望的原理》等一系列著作使形而上学重新成为真理与现实。20世纪西方世界是人性严重扭曲、精神普遍衰退的世纪。与听天由命、悲观绝望和虚无主义相反,布洛赫的希望哲学具有一种面向未来、积极进取、富于挑战的思想。在此意义上,他的哲学思想远远超出了20世纪西方哲学史。此外,夏凡对布洛赫哲学在国内外的研究状况做了概述和评论。他认为国内外的主流意见有两种,第一种意见是把布洛赫当做一位乌托邦的者,第二种是把布洛赫哲学看做与犹太—基督教的弥赛亚主义的结合。夏凡则倾向于把布洛赫哲学理解为一种人本主义伦理学。他在总结各主要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布洛赫思想渊源的“五基音”说,认为布洛赫哲学是由基督教伦理、古典人本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人本主义共同谱写而成的交响曲。
列斐伏尔是西方的重要代表,是法国后现代主义大师、消费社会的研究者鲍德里亚的导师,其日常生活理论与当今世界的消费社会有着内在的密切关系。但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列斐伏尔的思想研究不够,而对其晚期思想研究,国内学界更是缺乏应有的重视。刘怀玉近年来一直在对这位西方学者进行研究。他强调了长期处于默默无闻状态的《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的重要而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价值,指出其意义在于它是列斐伏尔一生中惟一一卷将日常生活概念及其基本范畴进行周密而系统地阐述的著作。刘怀玉还对晚期列斐伏尔所提出的“空间的生产”思想进行了评介,指出晚期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解释包含着更深层的逻辑分歧,而晚期列斐伏尔在生产的历史辩证法与空间的生产辩证法之间的左右客串和摇摆对这种分歧的产生具有重要影响。另外他还在现代日常生活批判的视域中介绍了列斐伏尔引发的消费社会批判思潮,并把它与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社会”批判理论和哈贝马斯公共生活领域理论进行了比较分析。
当然,关于2005年西方代表人物的研究绝不止上述几位,诸如对阿尔都塞、柯尔施和柯亨等人的思想的研究。有关阿尔都塞的研究,其研究重心基本转移到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虽然国内学界对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已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有关这一理论及其影响,仍需给予更深入的探讨。但从总体来看,2005年有关阿尔都塞的研究并未超越张一兵的《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一书所涵盖的范围。当然,这并不排除在阿尔都塞研究方面的一些补充性的工作。值得一提的是阿尔都塞早期政治哲学论文集《黑格尔的幽灵——政治哲学论文集》,已由南京大学唐正东等人翻译出版,它为阿尔都塞的早期思想研究提供了最新的文献资料。此外,“西方”早期代表人物柯尔施和西方的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柯亨的思想也受到了国内学界的注意。
2.西方流派的研究
(1)法兰克福学派研究。多年来法兰克福学派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诸如马尔库塞、霍克海默尔、阿多诺和哈贝马斯等人的研究。2005年,仍有不少学者对法兰克福学派倾注了心血。如张亮从历史的视角,对阿多诺的胡塞尔现象学研究的历史缘起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批判的思想进行了重新评判。法兰克福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目前仍是学界研究的重点。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哈贝马斯的其他思想,诸如有关精神分析理论与批判理论、哈贝马斯有关科学技术(特别是有关基因技术)的论述,已引起国内研究者的重视,并可能成为未来关注的热点。另外,在已有多本哈贝马斯研究专著的基础之上,2005年我们又看到了有关哈贝马斯的另一本研究专著。贺翠香的《劳动交往实践——论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论的重建》一书于200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基于哈贝马斯为什么要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他是如何重建的,他重建的怎样这三个方面的分析,讨论了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论的重建及其不足。本年度,除相关研究论文和专著外,也还有相关的译著面世。马尔库塞弟子,现已移居到加拿大的芬伯格教授的技术批判理论综合了技术建构论和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批判了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和科学技术观点。芬伯格的研究路径和观点显然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其理论已受到了国内学界的关注和研究。他的《技术批判理论》一书也于2005年由韩连庆等人翻译出版,这将有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和研究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
近年来,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已转移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诸如哈贝马斯的学生韦默尔和霍耐特等学者的身上。必须承认,法兰克福第三代学人所面临的是不同于早期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等人的理论语境和和社会实践背景。语言学的转向和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兴起、西方社会物质匮乏的消失、消费社会的来临,以及西方社会的阶级结构和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变化,都向社会批判理论的第三论家提出了更多理论挑战。韦默尔和霍耐特二人虽然都是哈贝马斯的弟子,但二人与哈贝马斯的思想的远近却并不等同。相比较而言,韦默尔更多地继承了哈贝马斯的新启蒙和新理性的思想,他的思想的核心目标仍是建立后形而上学的现代性理论,批判地重建启蒙和现代性的思想。而霍耐特则试图另立门户,创建自己的思想体系,这就是近年来国内学界关注较多的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从总体而言,国内学界对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的研究还仅仅刚刚开始。近年来,学界对韦默尔的思想已有所关注和研究,如在《现代性的现象学》一书中就有专章介绍,而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掌门人霍耐特的思想还缺乏系统的研究。但可喜的是,这一状况将在短时期内可能会得到改观,因为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已普遍地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关注。
(2)生态研究。生态学是西方的最新流派之一。2005年,学界对生态学有较多的关注,发表了不少相关的研究论文。20世纪以来的现当代社会,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困扰着现代人生存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因此,对生态的关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人类自身的关注。王雨辰对奥康纳的生态学理论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并分析了奥康纳与其他生态学理论家在理论上的异同及其理论得失。郭剑仁则对以福斯特、奥康纳为代表的北美生态学进行了考察,指出福斯特理论的特点是力图通过对马克思理论文本的解读,挖掘其中的生态哲学思想,从而建构出他自己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和物质变换裂缝理论。在此基础上,福斯特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同生态危机的关联,其理论侧重点是环境社会学研究。奥康纳则是通过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和自然纬度,揭示资本主义二重矛盾同生态危机的关系,提出生态社会主义构想,其理论侧重点在于生态政治学。王建辉认为生态学的重大理论贡献在于其整体性方法。陈食霖针对部分论者将生态学看做是后思潮或后现代哲学思潮,指出应当在西方论域中认识生态学。郇庆治在《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述评》一文中概述了国外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他认为,20世纪以来,北美的生态学比欧洲的理论更活跃。
(3)西方的国家理论。国家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但随着时代的变化,特别是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和功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葛兰西主义国家理论研究者R·米利班德等人围绕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和功能展开长时期的争论。可以说,西方理论家在这一领域已做了一些有意义的探讨。因此,加强对这一领域的追踪研究,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任务。就国内目前已有的文献和已发表的论文看,有关西方国家理论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还需要对这一课题不断地进行追踪研究。2005年南丽军、尹树广以“雅索普的资本主义国家理论”为题介绍了雅索普的国家理论。他们认为,雅索普在综合了制度主义、西方的话语分析理论、自组织理论和生活世界理论基础上,发展了西方的国家理论。在国家的方法论层次上,雅索普提出了资本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并强调国家、经济和生活世界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雅索普认为,虽然国家自身的规定性建立在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制度化分离的基础之上,但其分离的界限则是复杂多变的,它们构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策略选择能力的前提。
(4)英国的研究。英国的研究具有长久的历史传统。20世纪中叶以来,英国学界左右两翼围绕着展开长期的争论。20世纪60年代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传入英国之后,又引发了结构主义与历史主义,以及其他研究派别的争论。综合国内近年来的研究,可以说,英国的,特别是文化学派的研究已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但总的来说,对这一学派的研究力度还远远不够。乔瑞金、师文兵在《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英国新哲学探索的主导意识》一文中,对英国在20世纪中期以来的的发展做了追踪考察。他们认为,自20世纪中期后,英国出现了一批新者,也形成了许多新学派,其中历史主义的和结构主义的两个学派尤为引人注目。历史主义学派包括M·多布、E·霍布斯鲍姆、C·希尔、R·希尔顿和E·P·汤普森等。汤普森是历史主义学派的代表人之一。而结构主义的学派则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它们由P·安德森、T·奈恩和布莱克伯恩等人组成,安德森是其领军人物。由于研究方法和角度的不同,这两个学派之间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其中尤其以汤普森和安德森的长期论战最为突出。汤普森继承了英国的经验主义的传统和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而安德森则对来自于欧洲大陆的结构主义方法,尤其是法国的结构主义方法特别关注,并将这一研究方法运用到英国工人阶级的分析。乔瑞金、师文兵从这两个学派的不同的学术传统和方法的对立出发,具体分析了两派争论的焦点、实质和目的,并对历史主义方法与结构主义方法的区别及其特征做了对比分析,认为双方虽然在研究中各有重点,但并非是拒绝相互借鉴和吸收。英国历史主义学派并非仅仅使用历史主义方法,而结构主义学派也并非仅仅使用了结构主义方法,他们常常是二者的相互结合,其中的差别仅仅在于其侧重点不同。这可能是关于这两个学派研究中应该予以注意的。
二、后的研究
2005年,后研究逐渐成为国外研究的一个热点,并迅速地扩张其研究领地。涉入到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是一些中青年学者。尽管对“后”这一称谓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但这不并妨碍对这一最新的国外思潮的研究和挖掘。事实上,如同“西方”这一概念已经存在的歧义和争议一样,笔者以为,有关“后”这一称谓,最终也不可能取得一个完全一致的规定。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取得越来越多的共识,当是我们所期望的。而且,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有关“后”这一术语的探讨和争论,会有助于该概念的澄清。
1.拉克劳、墨菲与后
拉克劳和墨菲作为后的代表人物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周凡分别以《回答一个问题:何谓后?》、《后:概念的谱系学及其语境》(上、中、下)等文,对后的源流和概念谱系进行了详细的追踪考察。他认为,后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国外的一种新思潮,其盛行的主要根源可追究到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社会主义的挫折、的复兴、新左派的思想转变、工人阶级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内重要性的衰微,以及新社会运动的兴起等一系列政治和社会背景。后解构了古典的核心范畴,并在话语理论的支撑下,对社会主义概念进行了战略性的重建。正由于此,后自从它一出现起,就引起了广泛而持久的争论和来自不同方向的理论回应。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标榜“后”而闻名的拉克劳、墨菲只能算是后的旗手,而不能被视为后的鼻祖。因为在其之前的70年代,就既有英国的赫斯特和辛达思这样的后的先行者,也有50年代末的波兰尼和70年代的D·贝尔等西方学者。而围绕后的有关争论,则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扩大了拉克劳、墨菲在西方学界的影响和知名度。付文忠在《对政治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的超越》一文中,比较系统地分析了墨菲的后的政治哲学思想。他认为,作为后的重要代表人物,墨菲在后期介入到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有关政治自由与社群主义的争论中。墨菲拓展了《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一种激进的民主政治》一书中有关“政治先于社会”的命题,强调冲突和对抗是现代政治的本质特征,政治竞争的对手不是有待消灭的敌人;现代民主的整个问题均与多元主义有关,并力图在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争论中力图超越二者之间的争论,等等。孔明安在《“他者”的境界与“对抗”的世界——拉康的“他者”到拉克劳和墨菲的“社会对抗”理论》、《后的政治哲学批判——拉克劳和墨菲的多元激进民主理论研究》等文中对以拉克劳、墨菲为代表的后的观点做了评述。他认为,“社会对抗”学说构成了后的核心概念,它是拉克劳、墨菲在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阿尔都塞的作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的思想、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以及著名哲学家德里达的解构哲学基础上精心构建的一个核心概念。这一概念不仅体现了拉克劳、墨菲在构建后理论方面的苦心孤诣,也是后理论区别于其他流派学说的关键。而且,“社会对抗”概念使拉克劳、墨菲与当代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沟通了起来,并通向其所主张的“多元、激进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学说。这一学说使拉克劳、墨菲成为后政治学说的核心,并使其区别于当今政治哲学中的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两大流派。因此,对“后”的政治哲学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
2.《马克思的幽灵》与广义的后研究
从广义上而言,后当然绝不仅限于拉克劳和墨菲二人。可以说,20世纪70年代之后那些从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角度来解读马克思的学者也可以被纳入到后的行列之中来。就此点而论,南京大学早在本世纪之初,已率先对该流派进行了较多的关注和研究。2005年,张一兵在以往构建的全新理论平台的基础上对该领域个案人物拉康、德波和德里达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文本学解读。他系统地对精神分析大师拉康的哲学思想进行了研究,出版了一本专著《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像》(商务印书馆)。他还解读了德波的《景观社会》的一些重要章节,发表了相关的系列文章。同时,张一兵近年来在完成了对阿尔都塞的研究之后,开始关注德里达。虽然德里达在国内的影响颇大,他的《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也早已翻译出版,但国内学界对《马克思的幽灵》的系统解读也只能说刚起步不久。围绕着德里达的思想,张一兵在《德里达幽灵说的理论逻辑》一文中,比较详细地分析了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的理论逻辑基础,并阐释了德里达试图维护“马克思的幽灵们”的真实含义。尚杰多年从事德里达研究,近来他也开始涉猎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他在《“看不见的现象”暨“没有宗教的宗教”——再读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们〉》一文,试图把《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的德里达与德里达的解构哲学联系起来。他认为,德里达隐晦哲学的思想并非无“规律”可寻,但目前国内大多数学者对德里达的理解是不正确的,因为德里达的主要哲学贡献不是对传统哲学的消解和颠覆,而是揭示出哲学从未有过的新面貌,即事物如何出场和如何传播;德里达正是根据这样的思路来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的,而这样的阅读同时也是对《资本论》中“看不见的现象”的阅读,是对书中“幽灵性”的阅读,这一态度,表明了德里达所持的是一种“没有宗教的宗教”的立场。杨生平则从一种通常的视角来解读隐晦哲学家德里达。他认为,德里达所理解的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实际上是一种解构主义精神,德里达所提倡的马克思的解放精神实际上是一种延异精神。因此,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不是为了发展,而是借马克思的文本进一步完善解构主义,使解构主义一开始就具有而始终未得到系统表达的政治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展开。《马克思的幽灵》抓住的至多只是马克思的“幽灵”,丢失的却是马克思的“灵魂”。
当然,有关国外的研究,绝不止上面所述。2005年有关研究还涉及到当代的一些西方学者,如鲍德里亚、利奥塔、吉登斯、德里克,以及日渐走红的齐泽克等。另外,还召开了几个比较重要的学术会议。如2005年4月由南京大学召开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及其当代价值暨第二届广松涉与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11月,法国《今日马克思》杂志和复旦大学当代国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马克思哲学与现时代”的国际会议;2005年12月由中国当代国外研究会、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在北京共同举办了西方专题研讨会。
另一方面,就问题而言,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似也应纳入到哲学研究者的视野之内。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一系列新现象、新问题,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革命与生产力的发展,所有制形式、社会分配、经济运行机制方面的调整与改革,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政治民主的新发展及其危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化扩展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21世纪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关系及其变化的新课题,等等。这些都是国外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是国内哲学工作者今后必须加以追踪和研究的问题。我们注意到,目前国内已有一些相关的文章和研究专著面世,但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是一个艰深的理论课题,需要更多的哲学工作者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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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南丽军、尹树广:《雅索普的资本主义国家理论》,《与现实》2005年第2期。
[16]乔瑞金、师文兵:《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英国新哲学探索的主导意识》,《哲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7]张异宾:《颠倒再颠倒的景观世界》,《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景观拜物教:商品完全成功的殖民化》,《江海学刊》2005年第6期;《虚假存在与景观时间》,《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景观意识形态及其颠覆》,《学海》2005年第5期;《德里达幽灵说的理论逻辑》,《理论探讨》2005年第5期。
[18]周穗明:《后关于当代西方阶级与社会结构变迁的理论述评》,《国外社会科学》2005年第1、2期。
[19]周凡:《回答一个问题:何谓后?》,《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后:概念的谱系学及其语境》(上、中、下),《河北学刊》2005年第1-3期;《重读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与现实》2005年第5期。
[20]付文忠:《对政治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的超越》,《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3期。
[21]孔明安:《“他者”的境界与“对抗”的世界——拉康的“他者”到拉克劳和墨菲的“社会对抗”理论》,《哲学动态》2005年第1期;《后的政治哲学批判——拉克劳和墨菲的多元激进民主理论研究》,《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论文摘要] “理念”一词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其回归与发展为当代政治学科提供了新的思考视角与研究路径。其中,理念与制度的结合很好地弥补了制度变迁理论中动力不足的缺陷,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
一、理念的渊源与复兴
说到“理念”的历史渊源,不得不提到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中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柏拉图。在他看来,“理念”是离开具体事物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是永恒不变的,是普遍、绝对和必然的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不同时期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对柏拉图的“理念论”进行了批判与继承,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把理念理解为推动知性产生到超越经验的纯粹理性;黑格尔在《小逻辑》里将理念称为“自在而自为的真理概念和客观性的绝对统一”[1];……等等。在上述历史线索中不难看出,“理念”一词在唯心主义学派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其内涵也随着唯心主义的发展不断地丰富起来。
随着近代辩证唯物主义的兴起并逐渐成为哲学主流话语,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物质世界”,强调其对“意识”的决定性作用,拒绝那种超越物质世界而存在的“理念”,从而“理念”一词在学界研究中也走向了落寞。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逐渐闯入了人们的视野,其中影响较大的建构主义站在相对主义的哲学立场上重新强调了主体认知的重要性,力图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结合起来进行解释与分析,这为“理念”的回归带来了新的历史契机。20世纪90年代,建构主义首先在政治学科中的国际政治关系研究方面占据了主流地位,之后,很快蔓延到其它的政治分析领域,形成了政治学科的建构主义模式;其核心思想认为决定政治结果的既不是观念也不是物质因素,而是观念与物质因素间的互动对政治后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理念路径的基本模式
在理念路径中,其核心问题就是理念如何影响政治行为。它认为,政治行为既是行动者的动机、利益和偏好相结合的产物,也是环境提供机会及限制约束的复杂后果。这种观点被认为有着很大的进步性,其把动机、利益和偏好都当成了变量,这与政治现实更为切合。进而,它阐述了理念路径的核心分析点对政治现象中的“利益”概念进行了重新认识。它强调利益分为两个层面的,一是客观的利益,二是主观对客观利益的认识,并且这两者在多数情况下是不一致的。那影响政治行为的究竟是前者还是后者呢?对此,科林·海在唯物主义“背景物质利益行为”[2]的解释模式基础之上,发展了一种“背景‘现实’或物质利益对物质利益的认知行为”[3]的建构主义模式。虽然这种模式更符合实际政治生活状态,但其最为明显的不足之处是必须借助其他变量才可能阐明理念对行为的影响机制。在这种背景之下,处于政治学科研究前沿的新制度主义学派力图把理念与制度结合起来。
三、理念与制度的结合
就目前来说,理念与制度的结合主要沿着三条线路展开。第一,理念在制度化过程中的作用。这一线路分析了理念是如何转变成为有形制度的,对此旧制度主义做出了巨大贡献,如洛克、孟德斯鸠等人的思想转变成了制度设计就是最好的释例。第二,理念在公共协商、对话、主体际的沟通以及集体认同中的作用。这一线路阐述了理念对政治行动者的偏好、利益观、价值观等发挥着决定性的形塑作用。第三,理念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这一线路有效地解释了制度变迁中的动力问题。通常情况下,理念与政治制度绩效之间会存在一定的“摩擦”现象,这是政治制度变革的直接动力。亨廷顿在1981年的《美国政治:不和谐的许诺》中指出:推动美国政治发展的动力之一就是政治理念与政治制度的绩效之间存在着摩擦,当两者之间的距离非常大的时候,它就能推动制度变革,向政治理念倡导的方向发展[4]。具体来说,首先,理念通常描绘了一个令人向往的未来状态,它与现实情况之间的差距激励政治精英进行政治变革,并为政治变革提供了行动“蓝图”。然后,在制度变革的“前夜”,既有政治制度出现“去功能化”倾向,它们无法再为政治行动者提供稳定的预期,在这一时间序列里,理念具有替代制度以减少不确定性的功能。最后,在理念的进一步细化下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从而对原有的政治制度提出全面挑战。在上述的条件都已具备的情况下,随着旧的政治制度合法性的丧失,理念为新的制度设计奠定了合法性基础。从而实现了理念对政治精英行为的约束和对政治生活的有序性的维护,诠释了理念引导下的制度变迁的全过程。 转贴于
参考文献
[1]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000年11月中旬,突发急性粒细胞白血病;长达5年的化疗、数十次剧痛难忍、数百次呕吐难止、10多次骨脊椎骨髓穿刺取样化验,面对生命中的一次次低谷,他笑笑说:“不经历低谷,哪能攀高峰……”
他不仅看到了,而且让别人也看到了:
——5年化疗,他除了住院和化疗,从未耽误一天工作、落下一次考核,还完成了西安政治学院法律专业的本科函授学习;
——化疗结束后,他考取了装甲兵工程学院科技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撰写的毕业论文《空间探测与国际政治》获评优秀论文,成为我国把空间探测与国际政治结合起来,运用科技哲学思想进行立项研究的第一人;
——2008年3月回部队任职后,连续两年被军区评为“优秀网络管理员”,连续3年被评为“联勤部新闻报道先进个人”、被仓库评为优秀机关干部和优秀党员,荣立三等功1次;
——2011年3月担任政治处主任后,政治处被军区联勤部评为“先进政治处”,荣获了“理论调研先进单位”、“新闻报道先进单位”、“政工网站建设先进单位”等荣誉。
他就是某仓库政治处主任郭云,一个用精神阳光照亮人生的郭云。
见到郭云,他给笔者的第一印象便是爱笑。官兵们也说,笑是郭云的代表性表情。2000年11月中旬,当得知郭云患上了突发急性粒细胞白血病,妻子和家人每天以泪洗面。面对这些,郭云多次劝说家人:“病就那么回事,你不把它当回事,就不会有事!”2002年7月,在医院化疗后各项细胞指数刚恢复,他连家都没回,就乘客车跑回了部队。当时,正赶上弹药收发高峰,他不顾领导下达的“必须休息”的命令,偷偷跑到站台,与战士一起收发弹药,大家说“你不要命了”,郭云却笑着回答:“工作也是药方。”“郭云也曾流过泪!”该仓库领导告诉笔者,“郭云发病时,妻子刚怀孕不久,医院担心孩子和郭云得一样的病,建议不要,郭云也是这个意见,但当他爱人说到无论如何也要生下这个孩子,万一……郭云流泪了!他说媳妇跟他没享到福!
“郭云回部队后,我们怕他累倒,不让他参加大项任务,郭云也流泪了!他说:”工作会使他快乐!”
郭云两次写下遗言,一再表示捐献遗体和眼角膜,他说:“这份遗言永远有效!”
忘我是郭云的工作状态。这是仓库官兵、郭云的老师和家人告诉笔者的。他们还给笔者讲述了一大堆故事:
哨兵们心疼地说,郭云为完成军区联勤部政工网的编辑工作,每天都工作到晚上12点多,他办公室的灯总是熄得最晚;因雷击导致仓库网络不通的一个多月里,他专门跑到友邻单位编辑稿件,天天晚上都很晚才回来。
机关干部感慨地说,无论上级还是仓库各类考核,郭云从不落后。前年冬,仓库组织考核,已40岁的郭云,12分26秒跑完了3公里,手枪射击5发5中,其他课目的成绩也都在良好以上。
家人理解地说,郭云很少回家,他希望尽量多地为部队做点事,他需要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