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贸易重要性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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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服务贸易重要性范文

首先，成员范围远未符合启动动机。尽管美国早在宣布参与TPP时就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改变在亚太经济中参与度日益下滑的趋势。亚太地区有175个优惠贸易安排，还有20个即将完成，有50多个还在商谈；而美国只有14个FTA，其中位于亚太的只有9个。美国产品95%的消费者位于美国境外，通过拓展亚太市场能够为美国企业创造就业机会，赢得发展空间。然而，现有的TPP谈判国并未按照与美国贸易重要性或潜力重要性择优选取，谈判方的国别范围与美国最初所称严重不符，已经引起美国民众的质疑。更为明显的是，在亚太地区41亿的总人口中，中印两国合计占到50%以上，但TPP谈判却并未将两国纳入进来，因而即便谈判顺利完成也难以满足美国的初始目标。

其次，流程创新拖延谈判整体进度。美国政府在谈判初期就获得了国会的支持，流程前置虽然减少了谈判完成后再去游说国会的麻烦，却把更多的压力转移至谈判阶段。由于参议员为各州代表，众议员为按照人口分布的代表，各州优势产业和需求差异悬殊，且议员还受其所属党派的影响，谈判中利益点的把握相当困难，国会的不同意见必然在谈判中起到更多影响。早在启动谈判前，美国贸易代表就把处理TPP与已有FTA的关系、如何使得越南等国满足TPP目标的高标准，以及如何处理无保留的开放与现实美国国内产业保护间的关系等三大挑战向国会进行报告。另一新的特点在于，美国在TPP谈判中增加了与利益相关者的交流，听取意见，表现更为亲民，不过利益相关者参与的随机性和分散性对于谈判整体进程会造成更多拖累。

第三，动机互异影响谈判成果质量。美国认为，TPP的形成将有助于增加产品出口，但在零和博弈中，作为国际贸易的买方，表现可能就难有那么积极了。谈判参与方的产业竞争优势和兴趣点各异。例如，新加坡和新西兰的服务业相对发达，文莱、智利、秘鲁的资源产业占比较大，越南、新西兰、马来西亚注重农产品的出口，而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则相对较为全面。各国希望通过TPP的签署获得经济的增长，除全面取消关税外，还涉及在安全标准、竞争政策、技术贸易壁垒、食品安全、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绿色增长和劳工保护等诸多领域的协调，需要各国对现有的国内法律、法规、标准和政策进行全面的整理和修订。即便这些谈判方的政府愿意推进，也势必遭到受影响的国内企业、行业组织等相关利益团体的强烈反对。

第2篇：服务贸易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 贸易战略调整 服务贸易 竞争优势

一、我国出口贸易面临的瓶颈和贸易战略调整

近年来，中国出口的产品竞争力不强、倾销存在、知识产权侵权等问题使得出口贸易面临严峻挑战（顾卫平，邓雅勤，2007）。中国通过出口初级产品和发展加工制造业获得了贸易大国地位 ，但要从贸易大国发展为贸易强国，中国依然有很长的路需要走，而培育竞争优势则是必由之路。

但是，国内学者多是从如何培育加工贸易竞争优势的角度来研究培育贸易竞争优势的，裴长洪和彭磊（2006）认为要充分利用加工贸易方式进一步缩短我国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上的差距，促进加工贸易的“落地生根”、推动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是当务之急。很少有学者从服务贸易的视角研究贸易战略的调整。

二、发展服务贸易与贸易战略调整的关系

发展国际服务贸易，对促进一国国内服务产业面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分工、国际交往和国际竞争有着重大作用(江小涓等，2001）。据世界银行公布的统计材料显示:1980年～1998年，全世界农业和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从7％和25％下降到5％和20％，而服务业却从56％上升到61％。在发达国家，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升到70％左右，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大多在70％以上。可见，越是发达的国家，它的服务贸易规模就越大，水平也越高，经济的发展程度是与服务贸易的水平相联系的(刘庆林，2004)。因此，发展服务贸易是中国转变贸易结构不合理现状的突破口。

除此以外，服务贸易还有以下的特点使它和贸易战略调整息息相关：首先，服务贸易对货物贸易具有替代性，不仅能减少全球资源和能源的消耗，有利于生态的良性、健康发展，而且对企业、对一国贸易增长方式也是有利的；其次，发展服务贸易，特别是进口服务贸易，能为经济运行提供充分而有效的服务供给和支持，促进经济的高效发展，从而促进货物贸易及整个对外贸易的高效发展。

三、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及面临的问题

2004年，中国贸易进出口额均位居世界排名第三，中国跻身世界贸易大国之列；但与此同时，中国的服务贸易却出现了近97亿美元的逆差。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占贸易出口总额9%的现有水平，远低于19%的世界平均水平。

2006年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超过1.7万亿美元，虽然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1917.5亿美元，比2005年增长22.1％，但服务贸易额仅有1928.3亿,只占货物贸易总额约11％，这个比重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由此可见,我国的货物贸易发展迅速,但服务贸易发展缓慢,服务贸易所占的比重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同时,我国服务贸易结构也并不合理,服务贸易优势部门主要集中在海运、旅游等比较传统的领域，旅游和运输服务的出口占中国服务出口一半以上,而金融、保险、计算机信息服务、技术咨询、专有权利和特许、广告宣传和电影音像等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服务产业,发展速度相对缓慢,比重仍然很低。

最后，我国对外服务贸易管理方面仍有许多缺陷，如中央与地方在服务业国际贸易政策和规章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别，缺乏统一的促进服务贸易发展的协调管理部门，服务业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甚至相互掣肘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容易产生责任不明确、交叉和条块分割、经营秩序混乱以及行业垄断等问题。服务业的统计也不规范，在行业划分标准、服务标准等方面有许多不符合国际惯例。

总之,中国服务贸易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和管理混乱的问题已经凸显,如果不尽早解决这些问题,不仅会使服务贸易止步不前,更会拖延贸易战略结构调整的步伐。相反的,如果服务贸易能够快速地发展起来,那么贸易战略结构调整的步伐就能够加快。

四、发展服务贸易加快转变贸易结构的政策建议

首先，政府应高度重视发展服务贸易的必要性。虽然，至今为止，服务业还没有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但服务业的比重势必逐步上升，并且将成为推动经济进步的重要支柱，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因此，中国政府有必要加大对服务业及服务贸易的重视程度，在制定长期经济发展计划时，要考虑是否有利于服务业及服务贸易的发展。

其次，政府可以在两个方面扩大服务贸易。一方面，政府要加强有关服务贸易的立法工作，以有效地规范外国服务提供者在中国的贸易活动。中国目前服务贸易的立法工作还很落后，服务业中许多部门都无专项法规。另一方面，政府对于暂时相对薄弱的服务行业在给予保护的同时，应对本国服务业提供一些政策和资金支持。

再次，加快国内服务业的发展，提高中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服务业是服务贸易发展的基础，要想提高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关键是要提高国内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要优先发展旅游服务、工程承包、劳务输出等具有传统比较优势的行业。提高这些行业的知识含量和技术含量，增加贸易附加值。

最后，创新业绩评价指标体系，加强企业战略管理。在管理服务企业时，我们必须站在战略的高度，综合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和风险因素，尽量实现人力资本、生产价值和财务价值最大化。

参考文献：

[1]裴长洪 彭 磊:对外贸易依存度与现阶段我国贸易战略调整[J].财贸经济,2006(4)

[2]顾卫平 邓雅勤:转变贸易增长方式的理论反思[J].上海经济研究,2007(4)

第3篇：服务贸易重要性范文

国际服务贸易是指跨越国界进行的服务交易，即通过提供服务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涉及行业多达150多个，主要为运输、旅游、通信、建筑、保险、金融、计算机和信息、特许权使用和许可费用、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等11个类别。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贸易有了较大的发展，服务贸易的年增长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长，也高于国内服务业的增长速度，对推动国内服务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根据《WTO2001年年度报告》，1990年我国占世界服务贸易份额为0.73%，2000年则为2.1%。与此同时，我国国际服务贸易的领域也逐步扩大，通信、金融、保险、技术贸易、经营管理咨询、人员培养等服务进出口随之迅速发展。通过这些服务贸易的发展，引进了国外先进的管理方法、技术和经验，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初期，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服务贸易结构不合理。目前国际服务贸易主要集中在金融保险服务、咨询服务、信息服务、通讯服务、计算机软件服务等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服务贸易方面，而我国在这些领域起步较晚，尚处于萌芽或较不发达阶段，尚未在国际服务贸易中站稳脚跟。我国服务贸易的输出，主要集中在劳务工程承包、远洋运输、旅游等劳动密集型部门和资源禀赋优越的部门，而在大量专业服务和高技术领域，则处于净进口的状态。

服务贸易管理体制滞后。我国对外服务贸易管理方面仍有许多缺陷。中央和地方在服务业国际贸易存在政策和规章存在差异性，缺乏统一的促进服务贸易发展的协调管理部门。服务贸易发展政策缺乏透明度，各有关职能部门在服务贸易方面上实行多头管理，容易造成责任不明确、交叉和条块分割、经营秩序混乱以及行业垄断。

服务贸易方面的人才缺乏。服务贸易本身就是一种智力密集型产业，服务行业大多都是通过人的智力完成服务的过程，有的行业还需要专门的科学技术和专有知识。在服务贸易领域里，近年来就业人数增长迅速，但从业人员素质不高，经过专门训练和培养的人员所占比例极低。在我国熟悉服务贸易的研究人员、工商企业家、金融家、会计师、审计师、律师和工程承包商等大量缺乏。

服务贸易立法不健全，服务贸易立法严重滞后。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立法有较大改观，现已颁布了一批涉及国际服务贸易领域的重要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对构建真正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和国际通行规则需要的统一开放、有序竞争、规范管理的服务贸易体制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同服务贸易广泛的内涵和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要求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

针对现存问题，应采取以下对策。

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加大对我国服务贸易的支持保护。政府应进一步转变观念，提高熟悉，把服务业提到与工业、农业同等重要的位置；要加强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强对人力资本及科技方面的投入，为加快发展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创造良好的环境。要充分发挥政府在服务业竞争能力培育中的作用。政府应加大对服务贸易企业，尤其是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企业的政策倾斜与扶持力度，实施积极的产业政策，完善财政、信贷等优惠措施，提高我国服务贸易的整体竞争力。健全我国国际服务贸易治理体制，实施有效的宏观治理，统一政策，服务企业，保证我国服务贸易的顺利发展。所以，服务贸易要发展，就必须加强整体协调。中国将推动建立各部门密切配合、中央和地方互动、政府和企业紧密联系的全国服务贸易协调管理机制。通过加强宏观规划、调查统计、市场促迸、政策协调、对外谈判等工作，使政府管理更加务实、高效。

优化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大力发展具有现实和潜在比较优势的服务出口项目，同时不断提高服务出口项目的附加值，从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出口项目向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项目过渡。积极推进服务贸易重点领域发展，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体系。综合全球服务贸易的发展趋势、国际市场需求前景、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部门发展潜力以及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等多种因素，按照“重点促进”、“深人挖掘”和“特别关注”三个方面就文化、软件、建筑等开展出口促进工作。应重点发展国际旅游业、国际工程承包与劳务合作业、国际运输业、国际金融与保险业、国际通讯业、国际信息与咨询业和国际广告业等行业，带动服务业整体水平提高。积极发展新兴服务业，主要是需求潜力大的房地产、物业治理、社区服务、教育培训、文化体育等行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改组改造传统产业，运用现代经营方式和服务技术，着重改造商贸流通、交通运输、餐饮、农业服务等行业，提高技术水平和经营效率。

完善服务贸易立法，研究制定鼓励服务贸易发展政策。针对服务贸易的特点研究起草相关法律，要在财政、税收、金融、保险、外汇等方面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应建立和完善符合国际规则的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法律法规体系，制定与国际接轨的服务业标准化体系。建立统一协调的治理机构政府应加强对GATT、GATS、WTO等有关条款原则的研究，尽快建立健全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目标，又不违反国际准则的法律、法规；对服务市场准入原则，服务贸易的税收、投资、优惠条件等要以法规形式规定下来，以增加服务贸易的透明度，使服务贸易真正实现制度化和规范化。

建立中国国际服务贸易统计制度，健全和完善服务贸易统计体系。商务部与国家统计局联合《中国国际服务贸易统计制度》明确了中国服务贸易的统计标准、指标体系、统计方式和方式。要加强对服务贸易迸出口的运行分忻，实时掌握进出口的产业动态和国别市场格局，发现问题。加强与国际组织的联系，跟踪服务贸易统计规则的变化，不断完善统计方法，调整统计范围，细化统计项目，增强统计的时效性和可比性。

进一步放开服务贸易市场，提高服务贸易领域的国际竞争力。根据服务贸易自身的发展水平和承受能力，通过有序开放，不断提高产业素质和整体竞争力，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服务贸易自由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应结合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趋势，有步骤地将利用外资从生产领域扩大到第三产业，有重点、有步骤、分阶段地开放服务贸易市场。

加快服务贸易人才培养工作。加强培养国际服务贸易的复合型人才，如熟悉服务贸易的研究人员、工商企业家、金融家、会计师、审计师、律师和工程承包商等。为适应服务行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应多渠道、多方式加快培养服务业人才。全面推进职业资格证制度，建立服务业职业资格标准体系，以满足市场对服务人才的需要。

研究服务贸易发展规律，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服务贸易促进体系。搭建服务贸易出口促进平台，充分利用广交会、厦洽会、文博会等平台，增加服务贸易交易的内容；组织服务外包企业出国参加服务外包展览，为企业创造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机会。

第4篇：服务贸易重要性范文

在经历快速发展的同时，中澳经贸关系中的一些矛盾和利益冲突也明显地显现出来。尤其是占据两国贸易重要份额的铁矿石价格近年来的大幅波动，已经成为影响双边经贸关系发展的主要矛盾。如何寻求其解决之道，至为关键。为此需重新认识中澳经贸关系的特点。

中澳经贸关系：互补性还是依赖性？

中澳经贸关系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由于资源禀赋等方面的差异，两国以往在传统贸易领域表现出明显的互补性。近年来，由于各自经济发展的路向不同，这种互补性进一步深化。经过30多年发展，中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大国，号称“世界工厂”。同时，中国又是资源稀缺的国家。其资源品的绝对量虽不小，但人均拥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每年从本土向世界源源不断地输出商品，使得本就十分严峻的资源匮乏更雪上加霜。而澳洲是世界上主要的资源大国。较高的绝对蕴藏量和极高的人均占有量以及较少的本国工业需求，使得它可以将各种资源大量出口。

一般认为，当某国的主要出口产品类别与另一国的主要进口产品类别相吻合时，两国贸易的互补性就强。这种互补性在澳洲铁矿和中国钢铁工业之间表现得似乎最明显。

中国的钢铁工业已是全球规模最大。2011年中国生产粗钢产量超过6.8亿吨，已占世界粗钢产量的45%左右。2012年，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中国日均粗钢产量仍达近200万吨，年产量预计可达7.2亿吨。由于中国铁矿石数量相对不足，且品位较低，因而对进口铁矿石有着巨大的需求。而澳洲铁矿石品位高、产量大，且其国内需求小而主要供出口，其出口量占世界铁矿石出口的40%以上，且其近年新增产量占世界新增产量的近60%。这就使得澳洲铁矿和中国钢厂之间，构成了世界钢铁产业链条上最主要的上下游环节，也使铁矿石贸易成为中澳经贸关系中最重要的交易标的。2010年中澳双边贸易额突破1000亿美元，其中仅澳对华出口的铁矿石即高达494亿美元。2011年中澳双边贸易额为1180.7亿美元，增长30.9%。其中，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 745.6亿美元，增长38.2%。

一般情况下，两国间贸易的互补性越强，则贸易给双方带来的福利就越高。然而，在中澳铁矿石贸易中，情况却并非如此。

近十年来，澳洲出口中国的铁矿石价格几乎是年年疯涨。其中，2004年环比上涨19%，2005年上涨70%以上，2006年上涨近10%，2007年上涨65%-71%，2008年上涨80%-100%。2009年因世界金融危机降价了约33%，但到2010、2011这两年又大幅涨价。经过近十年的连续大幅涨价，铁矿石价格从2002年25美元/吨左右，上涨到2011年下半年价格最高时达180美元/吨左右。

在价格疯涨中，澳洲矿企大获其利。如在2011年上半年，澳洲最大矿业巨头必和必拓实现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几乎倍增；力拓实现利润同比增长30%。在当年产量并没有大幅增长的情况下，如此高的利润增长率只能来自于对产业链下游钢厂利润的侵蚀。

在上游矿企的不断侵蚀下，中国钢企的利润急剧下降，已到了全行业亏损的边缘。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的统计，2011年中国钢企的吨钢利润只有人民币1.68元。铁矿石这样供需状况基本确定的大宗资源商品，其价格居然能连年大幅上涨，主要原因在于少数矿企对于资源的垄断地位，以及利用这种地位对于垄断高价的疯狂追逐。

多年来，国际铁矿石市场形成了三大矿山的寡头垄断。近年，中国钢企对进口铁矿石依存度已达60%左右。而在中国进口铁矿石中，澳矿所占比例达40%左右，即中国钢企所需铁矿石的25%左右由澳矿提供。可见中国钢企对澳矿资源产生了高度依赖。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对中国的钢铁产品却少有需求。因此，仅就中澳铁矿石贸易而言，其主要特点并非互补性，而是中国钢企对澳矿资源的单向依赖性需求。正是由于这种依赖性，使得中国钢企面对铁矿石不断涨价几乎束手无策。

铁矿石价格的不断上涨给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中国钢企无法将因而增加的成本压力向下游转嫁，则势必陷入全行业亏损，而庞大的钢企是中国最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承受不起如此亏损；如果其向下游转嫁，由于钢材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性，又势必造成全社会范围内的输入型通胀。

可见，虽然从总体上看中澳贸易关系具有互补性，但在铁矿石贸易这一领域，却存在着澳洲矿企的资源垄断和中国钢企对澳矿资源的依赖。由于铁矿石贸易在中澳贸易中占到50%-63%的极大比重，这种在单一重要领域形成的单向依赖性可以说已构成中澳贸易的基本特征之一。这种一方的垄断性和另一方的依赖性特征显然不能给双方同时带来福利。

如何化解中澳铁矿石贸易中的矛盾？

中澳铁矿石贸易中的矛盾和冲突，已是总体良好的中澳经贸关系中最主要的矛盾，如得不到较好的解决，不仅影响两国间的经贸关系，还会影响到两国间的其他关系。为此应当引起两国间企业界和政界的重视。

化解这一矛盾和冲突，需要双方共同努力。以中方的角度看，其所能采取的措施主要是控制产能，打破垄断。

中国钢铁业产能增长是近十年来铁矿石持续涨价的重要原因之一。2002年中国粗钢产量为18237万吨；2011年已达6.8亿吨，十年间产量增加2.7倍以上。在钢铁产能成倍增长的同时，是铁矿石进口量的成倍增长。

中国需求的成倍增长对国际市场铁矿石涨价形成支撑，使得三大矿山有可能利用其垄断地位对价格上涨推波助澜。因此，要抑制铁矿石涨价，中国钢企就必须主动抑制产能。中国如此庞大且不断增长的产量对于满足内需来说，已是完全过剩。如果是为出口需要，那么在钢铁行业整体近乎亏损的情况下，则不啻“为他人作嫁衣裳”。以此观之，中国钢企拟实施的产能扩张，如报载已获国家批准的宝钢湛江项目和武钢防城港项目，很可能将是中国钢企的战略性失误。考虑到矿业巨头对中国需求的依赖，考虑到澳大利亚等国经济对铁矿石出口的依赖，可以预期，如果中国钢企在产能压缩后，面对涨价反而会更加游刃有余，单个企业和全行业的经济效益反而有可能提高。

为抑制铁矿石价格疯涨，更重要的是必须努力打破国际矿业巨头的垄断。为此，需要采取多方面的对策。

首先，中国钢企必须加强团结，结成价格同盟，联合行动。这些年来，在铁矿石价格谈判中，中国钢企虽实行了某种性质的价格同盟，但因其组织化程度不高，内部控制力不够，故所起的作用也不大。今后，如能在组织程度、货源安排、行动策略、排他措施等方面作出进一步安排，中国钢企应可以提高自身在价格博弈中的地位。

与价格同盟相比，建立铁矿石现货市场是一个更好更合乎市场化原则的方法。今年1月由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等发起设立的“中国铁矿石现货交易平台”在北京启动。这必将使中国在国际市场铁矿石定价上获得一定的话语权。

其次，应当在价格抗衡中采取合理有效的策略和措施。比如，在自身结成比较牢固的价格联盟前提下，基于“长协机制”不复存在的局面，应对矿山巨头采取有所区别、不同对待的策略，以打破铁板一块的寡头垄断。

其三，中国钢企也应当在必要的时候求助于政府的力量，或求助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前几年有中国企业冀投资澳洲矿山以打破现有的资源垄断时，西澳地方政府出面所作的设限行为就完全不符合贸易投资自由化原则，实质上是一种非市场化的投资壁垒。当时，中国企业本可以求助政府以启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然而，中国企业却没有如此作为。

其四，还是要实施“走出去”的战略，通过购并、直接投资等方法，打破矿企的寡头垄断。特别是要利用当前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有利时机抓紧实施，为今后的长期增长储备资源。考虑到矿业巨头是上市公司和中国庞大的外汇存量，中国钢企和其他各类投资公司通过逐步地分散地持有其股票，以分享其超额利润也是可以设想的一个途径。

铁矿石跌价：中澳重建战略合作的契机

在中澳铁矿石价格博弈中，澳洲政府和公众应看到，虽然澳方在短期内会因价格暴涨从中获利，但这种失衡也会对澳大利亚的长期经济发展带来问题。

首先，铁矿石贸易的畸形繁荣掩盖了澳洲制造业和服务业增长乏力的事实，可能造成联邦政府在宏观决策上的失误。2008年10月，因为突发世界金融危机，大宗商品价格崩盘，铁矿石跌价，在短短几周内，澳元即对美元贬值33%。因铁矿石价格波动导致的澳币汇率暴涨暴跌无疑增加了澳洲的经济风险，同时也使澳洲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变得更加困难。

同时，澳大利亚的整体经济发展已对其铁矿石出口及高售价产生了很大的依赖性。目前澳洲铁矿石出口已超过煤炭成为其最大的出口商品，几乎占其出口总额的20%。一旦市场变化，铁矿石泡沫破裂、价格下跌，对澳洲整体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2011年9月以来，受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铁矿石价格已从最高时的180美元以上一路下滑到了目前（2012年9月）不到90美元。由于铁矿石出口在澳对外贸易乃至整体经济中的重要性，其泡沫的破裂对其整体经济也会产生极大的影响。据报道，在前些年铁矿石价格暴涨时，澳矿山内的熟练矿车司机的年薪可达25万澳元（注：1澳元目前折合约6.46元人民币）。而去年以来，某些矿企却需要通过缩减项目，大幅裁员以应对铁矿石价格下跌。这种状况如持续，必然会使澳洲经济面临诸多问题。

今天回过头去看，如果在以往铁矿石价格不合理疯涨的时候，有某种力量或有如“长协价”那样的机制对之进行必要的约束，那么，它至少可以降低因铁矿石价格大幅下降给澳洲经济带来的冲击，熨平其经济波动幅度。对澳洲来说，由于铁矿石出口在其整体经济中的极其重要性，抑制其价格泡沫或许是一个长期课题。

一时的价格暴涨暴跌只能使一方获得短期利益，一个不健康的市场最终使得双方的利益都遭受损害。因此作为世界铁矿石贸易最主要的参与者，澳洲矿企和中国钢企有必要重建某种战略合作机制。2011年4月，中国副总理对访华的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建议，“推动两国能源资源合作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关系。双方应当超越简单的买卖关系，创新合作方式，持续实现互利双赢。”如果说，当时因处在价格上涨阶段，建立中澳铁矿石贸易的战略合作机制比较困难的话，那么，当前利用价格大幅下跌的时机来推进此种合作，阻力应当会减少很多。

第5篇：服务贸易重要性范文

一、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发展的冲击

1.全球需求减少。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已发展成为全球性经济危机。世界经济将陷入漫漫“寒冬”。这说明这次金融危机是历史上最严重、规模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这次金融危机导致全球需求急剧减少,使得国际贸易全面萎缩,增速减缓,甚至出现负增长。据世界贸易组织预计,2009年世界货物贸易量将下降9%。

2.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全球金融危机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措施,导致贸易保护措施泛滥,且频繁发生,贸易摩擦增多,阻碍了国际贸易发展。新一轮贸易保护将呈现多样化、隐蔽化、综合化等特点,并且从传统市场向新兴市场扩散。2009年7月2日WTO了第三份全球贸易监督报告,指出89个国家和地区在2009年3月1日至6月19日期间共采取了245项新贸易措施,扣除由甲型H1N1流感引发的贸易保护举措,全球新出台的贸易限制措施是贸易自由化措施的两倍多。

3.国际贸易方式发生一定变化。一方面,由于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网络贸易方式方兴未艾;另一方面,传统的贸易方式受到挑战,一些传统贸易方式已不适应当代国际贸易的发展,一些传统贸易方式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受到挑战,如信用证、托收等结算方式的风险越来越大,由于进口商资金链出现问题,导致进口商欠款很普遍;使出口商的坏帐率越来越高,这就迫使企业必须采取更加安全、保险的贸易方式。

4.贸易融资困难。商业银行惜贷在短期内将成为其经营行为。虽然各国央行不断降息,向银行注入流动性资金,但银行不为所动,使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失效。国际贸易主要依赖短期信贷融资,但是,目前贸易融资市场形势已严重恶化,各国进出口企业获得短期信贷融资越来越困难。

5.多边贸易体制受到挑战。战后,关贸总协定及1995年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它成功地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然而,金融危机使得主要国家纷纷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对WTO的原则、规则、制度等造成巨大冲击,也使WTO多哈回合谈判进展迟滞。同时,大多数国家都把区域经济合作作为发展国际贸易的重点,轻视了多边贸易体制。

二、金融危机后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趋势

1.国际贸易将逐渐恢复并走向繁荣。全球金融危机使整个世界经济陷入低谷,但是,世界经济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低谷,因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总是周期性的,危机过后世界经济必将走出低谷,走向复苏和繁荣,国际贸易也必将走向复苏和繁荣,尤其是世界主要贸易大国对外贸易将全面恢复并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从目前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发展的形势分析,2010年上半年国际贸易将出现恢复性发展,中国对外贸易将率先实现发展,2010年下半年或稍晚国际贸易将会进一步全面发展并最终走向繁荣。

2.贸易保护主义与贸易自由化呈胶着状态,且此起彼伏。从历史上看,贸易保护是经常性的,而贸易自由化则是短暂的。经济全球化极大地推动了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但是金融危机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采取了贸易保护政策,虽然他们还认为贸易保护是有害的,主张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未来,贸易保护不会退出历史舞台,贸易自由化也不会处于绝对统治地位,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从发展趋势上分析,贸易自由化将成为多数国家贸易政策的主流。

3.从国际贸易总量分析,发达国家所占的比例进一步下降,新兴市场国家的比例开始上升。以往的国际贸易,发达国家一直处于统治或主导地位。然而,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08年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货物贸易总额中所占份额达到38%。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比例将进一步上升,并且将获得更多的贸易利益。

4.国际服务贸易将高速发展。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服务贸易迅速发展,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由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的10%上升到90年代的15%左右,进入新世纪以后则上升到20%以上,并且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一直高于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呈现加速增长的态势。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仍然处于上升通道,随着各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商业性存在、服务外包等的迅猛发展,以及金融危机的消退,国际服务贸易将进入高速发展时期。

5.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将成为重要的贸易对象。科学技术已成为当今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将不断涌现,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或即将成为一些国家的主导产业。各国相继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措施,加快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未来,国际竞争主要是科技的竞争,在国际贸易领域则表现为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的竞争。在未来的国际贸易中,一方面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另一方面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将不断提高。

6.跨国资本流动将持续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根据联合国跨国公司数据,2007年全球跨国公司总数达78817家,其分支机构794894家,在国际贸易中所占份额超过70%。目前,跨国公司控制着全球出口的40%,技术贸易的70%,国际直接投资的90%。跨国公司开展的对外投资及贸易活动极大地推动了国际经济及国际贸易的发展,强化了国际贸易的垄断程度;影响着国际贸易的地区分布,促进了发达国家对外贸易的发展;同时,跨国公司也影响着国际贸易的结构。金融危机后,跨国公司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将持续并有进一步加深的趋势。

7.区域经济合作将成为推动国际贸易的主导因素。目前,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势头迅猛,各种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不断涌现,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区域经济合作作为一种战略选择,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以此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区域经济合作实质上是成员国相互开放市场,是最惠国待遇的一种例外,成员国相互给予高于成员以外国家的贸易、投资优惠,这就给成员国带来了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能极大地促进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目前,区域经济一体化成员之间的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50%以上,从发展趋势上看区域经济合作仍将持续、强劲地发展。

8.网络贸易将成为重要的贸易方式。电子商务和网络贸易的出现,使国际贸易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掀起了国际贸易领域的一场革命。网络贸易以其能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增强企业竞争力,简便易行,且无时间、地域限制,不受自然条件影响等优势受到各国的重视。目前,网络贸易在国际贸易中得到广泛应用,网络贸易占世界贸易额的比重超过20%。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贸易全面收缩的情况下,网络贸易却呈现逆势上扬的趋势,未来网络贸易将呈现超常的发展态势。

三、金融危机后中国外贸发展的对策

1.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进一步优化进出口结构。虽然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损失,中国也不可能独善其身,然而,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任何势力都是不可阻挡的。因此,对外开放是我国长期要坚持的基本国策。同时,要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在WTO基本原则、规则的基础上,改革外贸体制,尤其要重视国有外贸企业体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优化进出口结构。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应采用进出平衡的政策,努力增加进口。

2.坚持反对并抵制贸易保护主义。金融危机导致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且有泛滥和蔓延的趋势。近20年来,中国是遭受反补贴、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金融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措施有增无减,中国深受其害。2008年全球40%的反倾销行为、70%的反补贴行为都是针对中国的。因此,中国应旗帜鲜明地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与多边贸易组织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建立反贸易保护的协调机制,抵制并化解贸易保护的政策措施。同时,建立反贸易保护的预警机制,充分发挥政府、中介机构、企业的作用。

3.在积极扩大内需的同时,努力扩大出口。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自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紧急启动4万亿投资计划,据国家统计局通报,到2009年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55057亿元,它对GDP的贡献达7.3个百分点;消费虽然有增长,但消费仍然不旺,它对GDP的贡献只有4个百分点;外贸继续下降,但降幅收窄,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因此,中国应从宏观上调整三驾马车的关系,积极扩大内需,以此作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保障。同时,努力扩大出口,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扭转中国外贸继续下降的势头。

4.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损失,同时,也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尤其给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带来了机遇。因此,要采取有效措施,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政府应加大对服务贸易发展的扶持力度,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及产业发展规划,建立健全服务贸易管理促进体系,引进市场竞争机制,逐步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优化服务贸易内部结构,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注重人才培养,建立并完善服务贸易法律体系。

5.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扩大知识、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产品出口。对于中国来讲,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优化外贸结构的战略举措。因此,应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国家和地方应增加对技术创新、技术研发的大规模投入;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高其核心竞争力;用高新技术嫁接、改造传统产业,充分发挥传统产业的作用;各地区充分发挥高新区的示范作用,使高新区真正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基地;在引进技术中要把引进、消化、吸收和创新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技术优势。同时,也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

6.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发展跨国经营。实施“走出去”战略是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到2008年底,中国8500多家境内投资者在全球174个国家(地区)设立境外直接投资企业1.2万多家。通过对外投资,发展跨国经营,能在更广阔的市场上配置资源,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尤其对外能源项目的投资,对保证国家能源安全乃至经济安全有着特殊意义。因此,国家应采取更加有效的政策促进企业发展对外投资。目前,应重视收购、兼并这一方式,同时,对外投资的重点应放在资源、高新技术等项目上。

第6篇：服务贸易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江门；外贸；经营

中图分类号：F27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3）15-0123-02

一、调研的基本情况

2013年第一季度以来，江门外贸受国际金融危机持续扩散的影响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为了解当前江门外贸企业的经营状况及面临的难题，近期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江门分院组织外贸调研小组对江门市外贸集团和江门聚德隆有限公司等一些外贸公司进行实地调研，就江门外贸企业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做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初步掌握了最新最真实的信息，本调研通过访谈，整理出江门外贸企业目前经营所面临的问题，然后针对问题提出一些可行性的建议，希望能有助于相关政府部门了解当前江门外贸企业经营面临的困难，为外贸主管部门拟订有关经济政策提供参考。

二、江门外贸企业经营面临的问题

（一）外需疲软影响出口

根据我们与企业的访谈得知，目前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订单的急剧减少，当然这与世界整个经济背景是有密切联系的，在整个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订单的减少直接导致我市外贸企业的出口数量下滑。从2013年第一季度我市主要产品出口数量来看，饲料减少了6%、服装减少了22.5%、家具减少了32.5%、金属集装箱减少了55%、日用不锈钢制品减少了55.4%、灯具减少49%等。出口到西欧、北美地区的产品订单数量下滑比较严重。需求疲软是导致经济下滑的最主要因素。

（二）出口产品缺乏竞争力

据我市外贸企业透露，订单减少的另一个因素是我市企业生产产品品种单一，缺乏竞争力。出口产品以贴牌代工为主，缺乏核心技术，附加值低，这也反映了多数企业处于产业链低端，缺乏竞争力和定价权。我国是生产大国品牌小国，江门市也非常典型，多数企业没有自己的品牌，诸如服装、工艺品、家具等等，品牌基本上是空白。在目前这种竞争激烈的贸易环境下，必然会影响出口。出口品牌是出口产品的识别标志，是一种精神象征，一种价值理念，是出口产品品质优异的核心体现。出口品牌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但江门出口品牌建设在全省仍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从2012年广东省工业类名牌产品的数据来看，全省508个名牌产品中江门占18个、肇庆占14个。我们将广东省21个城市（含顺德）按分层聚类分析的方法划分为三个层次。其中深圳（35个）、佛山（46个）、顺德（47个）、东莞（62个）、中山（63个）、广州（71个）处于第一梯队；肇庆（14个）、揭阳（17个）、潮州（18个）、江门（18个）、阳江（19个）、惠州（20个）、珠海（19个）、汕头（30个）处于第二梯队；河源（2个）、茂名（2个）、云浮（2个）、清远（5个）、湛江（4个）、梅州（7个）、韶关（7个）处于第三梯队。这一结构层次较准确反映了我省各城市的先进制造业发展水平。从2012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得到的数据分析来看，江门只有嘉宝莉和豪爵两家企业进入500强，这两家企业品牌价值分别为46.22亿元和176.62亿元，而肇庆没有企业进入500强之列。从目前情况来看，江门的出口产品品牌建设在全省处于起步阶段，而且从省名牌的出口产品类型来看，江门产品结构相对单一，且集中在汽车配件、摩托车、家具、纺织、卫浴等传统制造业。

（三）企业经营成本剧增

一方面企业的融资渠道狭窄，利率高居不下，融资成本不断攀升。另外，受金融危机背景影响，出口企业资金回笼速度减缓，出口退税资金是企业应对危机的重要资金来源。而出口退税政策执行中环节多、周期长、到位慢等问题，使企业不能及时足额享受到退税政策的优惠。另一方面购买原材料的价格上涨，生产成本增加，导致产品价格没有竞争力。第三、国内通货膨胀加剧，物价指数不断攀升，劳动力成本增加。第四、江门地理位置的制约，大的海运港口距离较远，产品出口时需要先陆运再海运，无形之中增加了企业的成本。

（四）劳动力紧缺成为影响企业发展的瓶颈

中国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持续上升，2012年制造业农民工月均收入同比增长10.9%，2013年一季度主要监测城市工业地价同比上涨3.3%，企业经营成本剧增。劳动力紧缺成为影响企业发展的瓶颈。一些外贸企业由于招不到人，不得不将用工年龄一次又一次地放宽，一些企业由于招工不足出现产能闲置而不敢接大单，这对企业经营造成不小影响。招工难的主要原因是：中小企业绝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企业，随着企业生产经营日渐回升，用工需求增大，造成企业出现“用工荒”。

江门中小外贸企业实力小、待遇低、管理者素质普遍偏低，员工经常流失，大多数企业很少有工作时间超过五年的老员工。这些企业对于生产工人通常只有工资及奖金，对于办公室员工通常只有工资提成，逢年过节也很少发放福利，就更别说什么五险一金了，结果造成的情况就是员工常常流失，尤其是那些优秀员工，根本就不会在这里长期工作，于是乎这些企业都成为了为大企业培养骨干的基地了。

（五）企业创新研发能力薄弱

江门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尤其是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不足。目前拥有自己研发机构的不足百分之二十五，百分之七十五的企业没有一个专职人员从事研发活动。江门市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薄弱，主要是因为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尚未形成，企业缺乏不断创新的动力和压力。同时企业技术开发投入不足。大型科研设施严重匮乏，且使用效率不高，产学研结合的体制和机制还没有得到根本突破。有些行业新产品产值甚至长期为零。特别是一些中小企业，长期在低价竞争中维持生存，无力引进高技术产品和创新人才，企业的自主研发、创新能力薄弱，抗风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低下。

（六）内销渠道不足，有待开发

全球经济不景气，海外消费信心与消费力的不足使得今年出口市场不好做，很多企业也逐渐开始有了内销的想法，但是由于经验不足，又缺乏相应的人才，内销的渠道过于狭窄，销量也极其不理想，需要进一步开拓市场和销售途径。

三、加快我市外贸发展的建议

（一）政府应加大扶持外经贸发展的政策措施

据很多外贸企业反映，在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时，国家和政府的扶持政策很多，企业的外贸业务量并没有减少，企业获得资金的方式和成本都对企业非常有利，企业并没有感觉经营特别困难，而在2013年，国家政府各项优惠的政策逐渐取消，面对外贸需求疲软的窘境，很多外贸企业感觉压力很大，反而比2009年更加难以经营。所以，江门市政府如果能搭建更好的服务平台，进一步扩大融资途径，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为企业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加大奖励措施，企业的业绩应该会有好转。

（二）全力推进品牌建设，加强品牌创建和培育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发展自主品牌。创新是关键，创新是企业不断发展的灵魂，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动力。对外贸企业来说，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开发新产品，可以尽量避开国外贸易壁垒。可是我市的外贸企业在创新方面做得并不好，很多企业反映没有合适的人才，也没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创新的行列。国家对自主创新的企业有很多的优惠，江门市政府同样可以制定一些优惠政策给自主创新的企业，鼓励他们创建自己的品牌，在资金上给以支持，在技术上给以帮助，使企业真正的活起来，提高竞争力。

（三）加强外贸人才队伍建设

人才永远都是企业的主要力量，引进人才，培养人才，留住人才不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应该十分重视。由于自身实力缘由，外贸中小企业不可能给予所有员工丰厚的待遇，也不太可能引进高技术，高能力人才，不过他们可以给予那些优秀员工和关键员工丰厚的待遇，要知道他们可是企业的顶梁柱，必须给予优厚待遇，此外，政府也要为高能力人才提供更好的生活服务和环境，解决他们的落户、子女上学等问题，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从而留住他们的心，让他们为企业长时间效力。此外企业必须改革用人唯亲的用人机制，优化创新外贸人才队伍，大力培养熟悉外经贸的专业人才和复合型人才，并通过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引进、培训和用好人才。

第7篇：服务贸易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中美服务贸易；后危机时代；服务贸易结构

中图分类号：F740.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0）12010607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愈加汹涌的背景之下，世界经济结构正在发生着深度变革，以金融及信息革命全球化发展为特征的科学技术革新浪潮正在推动世界服务业加速发展。如今服务业占各国经济比重越来越大。据统计，目前服务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发达国家已达70%，中等收入国家接近60%，而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也达到40%左右。随着服务业国际分工的发展，国际间的服务交换规模也在日益扩大，2009年，世界服务出口额达到了3.省略

相比1970年的不足710亿美元增长了45倍，目前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已占世界贸易总出口额的1/5。同时，面对此次金融危机对全球贸易的影响，服务贸易占比较大的国家在后危机时代较快地出现了复苏势头，其恢复速度快于依赖货物贸易的国家。由此可见，服务贸易成为世界贸易的主流趋势已是世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中美服务贸易比较

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服务贸易出口国，服务业高度发达。2009年，其服务贸易出口额已占世界服务贸易总出口额的15.4%，表现出其在国际服务贸易中的强劲优势地位。另外，中国服务贸易也一直保持持续稳定发展势头，服务业产值占GDP比重年均增长0.6%，但由于中国服务业及服务贸易发展起步较晚，服务产品竞争力较弱，在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双边服务贸易中一直处于失衡状态，中国服务贸易无论是在整体服务贸易水平还是在部门结构等方面与美国相比都存在较大差距。

1.服务贸易发展水平比较

（1）美国服务贸易发展持续稳定，国民经济贡献度较高

服务业对美国的GDP及就业影响较大，以2005年为例，服务业产值占美国GDP的70.93%，当年从事服务业的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72.47%。自1984年开始，美国服务业产值占当年GDP比重就已超过60%，可见，伴随美国服务业发展，其服务贸易在美国对外贸易中的重要性也日益显著。

美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由1997年的4 220.2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8 799.4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8.3%。其中，美国服务贸易出口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比重，在1997―2003年间平均维持在28%左右，2004年达到30%并维持了4年，由于经济缓慢复苏，2009年小幅上升，达到33%。就服务贸易出口额总体而言，美国呈现上升态势，仅2009年有小幅下降。其中，美国服务贸易出口额由1997年的2 560.9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5 091.8亿美元，13年间扩大了1.99倍。2009年服务贸易出口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比重达到15.4%，世界排名第一位。美国服务贸易进口占世界服务贸易进口比重，在1997―2008年间平均维持在16%左右，仅1997年、2005年和2006年在16%以下，其余均大于16%，2009年明显提高达到19.2%。美国服务贸易进口额与其出口额类似，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其中，美国服务贸易进口额由1997年的1 659.3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3 707.6亿美元，13年间扩大了2.23倍。2009年服务贸易进口虽有小幅下降，但其占世界服务贸易进口比重达到11.9%，世界排名第一位。

（2）中国服务贸易增长速度较快，国民经济贡献度较低

作为第三产业的服务业对中国的GDP及就业影响较小，以2009年为例，服务业产值占中国GDP的42.6%，当年从事服务业的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33.2%。中国经济结构中，由于第一、二产业占较大比重，第三产业比重较小，致使中国服务贸易虽然增长速度较快，但其对国民经济贡献度较低。

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由1997年的522.3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2 86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34.5%，是美国年均增长率的4倍多。其中，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比重，在1997―2002年间平均维持在10%以上，2003年下降为9.57%并保持到2004年，2005年和2006年再次下降，降为8.7%左右，2007―2009年又小幅上升并维持在9%左右。就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而言，呈现总体上升的趋势，仅有2009年相比2008年下降12.11%。其中，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由1997年的245.0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1 286亿美元，13年间扩大了5.25倍。2009年服务贸易出口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比重为3.88%，世界排名第五位。然而，中国2009年服务贸易出口额仅是美国的1/4。中国服务贸易进口占世界服务贸易进口比重，在1997―2007年间由16.30%下降至11.91%，2008―2009年稍有上升维持在12%以上。中国服务贸易进口额与出口额类似，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其中，中国服务贸易进口额由1997年的277.3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1 582亿美元，13年间扩大了5.7倍。虽然2009年在世界服务贸易进口前十位国家中，中国是惟一与2008年相比没有出现下降的经济体（德国和英国进口额分别为2550亿美元和1600亿美元排名第二、三位，美德英进口额同比均出现10%左右的降幅），占世界服务贸易进口比重为5%，世界排名第四位，但服务贸易总量只占到美国的1/3。

2.服务贸易结构比较

（1）美国服务贸易顺差持续增加，各部门发展比较平衡

美国服务贸易自1971年起持续保持顺差状态。其中，1986年服务贸易顺差仅103亿美元，1997年则达到较高历史水平，增至902亿美元，10年间增长了7倍左右。2007年服务贸易顺差突破千亿美元，为1 296亿美元，其中，服务贸易出口5 048亿美元，进口1 296亿美元。2008年和2009年美国服务贸易顺差持续增加，2009年服务贸易顺差额相比2008年虽下降了4%，仍达到1 384.2亿美元。

2007年，美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中，出口比重超过10%的部门分别是旅游、其他商业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运输和金融服务，其出口额各自分别占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24.17%、17.63%、16.75%、15.65%和11.82%。同时，政府服务、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保险、通讯、建筑服务分别占比4.15%、3.18%、2.58%、2.09%、1.75%和0.24%，合计在15%以下。2007年，美国服务贸易进口结构中，进口比重超过10%的部门分别是运输、旅游、其他商业服务和保险服务，其进口额分别占服务贸易进口总额的25.27%、21.62%、13.91%和11.31%。同时，政府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金融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以及通讯服务分别占比9.64%、6.62%、5.01%、3.92%和2.09%，而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以及建筑服务比重较小，分别是0.45%和0.16%。综合美国服务行业进出口所占比重，各个服务部门发展符合美国经济特点，没有出现比重极大的部门，即部门间发展未表现出严重失衡现象。同时，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为主的新兴服务部门出口占出口总额比重突出，在美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中处于主体地位。

（2）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各部门发展有所失衡

中国服务贸易在1984―1995年间保持小额顺差，1995年开始出现逆差，后进入持续逆差状态，并且自2002年开始逆差规模逐年扩大，特别是加入WTO后，服务贸易逆差更加显著。其中，2004年服务贸易逆差额达到最高值95.5亿美元，2004年以后服务贸易逆差呈现小幅缩小之势。但2008年和2009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规模进一步扩大，分别达到115.6亿美元和296亿美元，2008年服务贸易逆差额比2007年增长51.9%，2009年比2008年增长56.1%。2009年中国服务贸易主要逆差行业为运输、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保险和旅游，逆差额分别是230、106、97和40亿美元。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中，旅游服务贸易占比第一，2000年达到53.34%，自2004年之后呈现递减趋势。运输服务贸易占比第二，且在2000―2008年间占比逐年上升［1］。而资本、技术密集型的通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贸易占比最小。可见，中国一直以传统服务贸易为主，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发展水平与传统服务贸易相比差距较大。尽管如此，中国传统服务贸易所占比重呈现逐年缩减趋势，如旅游服务部门，而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服务部门占比逐年递增，尤其是咨询服务，2008年占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12.33%。2008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口结构中，进口比重超过10%的部门是运输、旅游和其他商业服务，分别是31.67%、22.75%和14.55%，合计70%左右。同时，咨询、保险与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分别占比8.52%、8.02%和6.49%，而建筑与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分别占比2.75%和1.99%。通讯、金融、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以及政府服务占比较小，合计为2%以下。综合中国服务行业进出口占比，部分行业占比极大，中国服务部门出口出现严重不平衡现象。

3.服务贸易地理方向比较

（1）美国服务贸易地理方向多元，涵盖多个经济体类型

英国、加拿大、日本、德国、墨西哥、爱尔兰、法国、瑞士、中国和荷兰是2008年美国前十大服务出口市场，占美国服务出口总额的55.19%。在前十大出口市场中，欧盟成员国占据五席，包括英国、德国、爱尔兰、法国和荷兰，合计占美国服务出口总额的27.77%。英国、德国、日本、加拿大、百慕大、法国、墨西哥、瑞士、印度和爱尔兰是2008年美国前十大服务进口来源地，占美国服务总进口额的56.29%。在前十大进口市场中，欧盟成员国占据四席，包括英国、德国、法国和爱尔兰，合计占美国服务进口总额的26.45%。事实上，欧盟、加拿大、日本、墨西哥和瑞士分别是美国前五大服务贸易伙伴。

欧盟是美国服务出口最大的目标市场，2008年，欧盟27国进口美国服务项目占全美服务出口总额的37.3%。同时，欧盟也是美国服务进口的最大来源国，从欧盟进口服务的增长率也高于从其他国家的进口增长率。就地区性而言，西欧和中欧国家是美国服务贸易的主要伙伴，交易多集中于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及通讯服务。加拿大和日本是美国服务第二和第三大出口市场，分别占比8.71%和7.84%。加拿大与美国无论是地理位置、生活方式还是经济环境都有极大相似之处，因而加拿大不仅是美国服务输出的主要接受国，还是美国服务进口的主要来源地，这在运输、旅游和其他商业服务方面体现尤为显著。近年来，伴随着美国日益重视亚洲和环太平洋服务市场的拓展，韩国从1987年开始逐步成为美国生产出口的最大国家，同时，新加坡、中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服务市场增速很快。据WTO统计，2008年美国与中国双边服务贸易额为260亿美元，同比增长13.1%，占美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2.7%。其中，美国对中国服务出口160.9亿美元，同比增长13.3%；进口99.2亿美元，同比增长12.8%。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顺差额为61.7亿美元，同比增长14%。

综合看来，欧盟、加拿大、日本、瑞士、墨西哥和中国等国家在美国十大服务出口目标国之列，也是美国十大服务进口来源国的一部分。可见，美国服务贸易市场以发达国家为主，同时也包括墨西哥和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呈现出市场多元化特点。

（2）中国服务贸易地理方向集中，侧重发达国家和地区

2008年，香港地区、美国、欧盟、日本和东盟是中国前五大服务出口市场。香港地区、欧盟、美国、日本和东盟是中国前五大服务进口来源地。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市场集中在香港及发达国家和地区，近年来东盟各国市场在中国服务贸易中的地位才有所提升。

香港地区由于地理位置、政治、经济因素等特点，一直是中国服务出口主要目标市场，在旅游、运输、建筑服务和咨询服务方面体现尤其明显。在旅游服务方面，中国旅游市场主要集中在香港地区、中国台湾、日本和韩国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占比60%左右，其中香港地区是旅游服务中的最大进出口市场。在运输服务方面，香港地区也是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占中国运输服务出口总额的33%。在建筑服务方面，香港地区不仅是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也是中国第二大进口来源地，仅次于东盟。此外，香港地区是中国咨询服务第一大出口市场，在咨询服务进口方面，香港地区和欧盟占据中国咨询服务市场50%的份额。近年来，伴随着东盟的日益强大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东盟不仅逐步成为中国货物贸易的主要市场，而且逐步成为中国服务贸易的重要伙伴，其中，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服务市场增速较快。与此同时，伴随中国经济增长，欧盟逐步超越美国成为中国服务贸易重要合作伙伴，在建筑、保险、咨询和计算机及信息服务方面贸易联系日益紧密。

4.服务贸易体制法规比较

（1）美国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较健全

美国服务业长期保持的比较优势和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与美国重视服务贸易发展密不可分，表现为美国完善的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健全的法律法规。鉴于国际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差异，不能通过关税措施对服务贸易实施保护，所以一国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和相关法律规范对该国服务贸易发展意义重大。

在服务贸易管理制度方面，美国服务贸易管理机构主要是商务部和贸易代表办公室［2］。其中，商务部负责服务贸易的具体管理工作，如统计服务贸易数据、制定服务贸易政策等，贸易代表办公室则具体参与和负责服务贸易领域的国际谈判和协调等事务。这种管理体制的主要特点是：第一，强大的谈判能力不仅能将有利于美国自身的贸易政策贯彻到世界服务贸易体系中，还能加强美国对服务贸易的执行与监督能力。第二，实现贸易促进和贸易救济相结合，在积极促进和扩大服务出口的同时，能够快速针对服务进口及国外服务企业对国内服务业带来的损害采取多种救济措施。

在服务贸易法律法规方面，美国服务贸易法律法规以国会和联邦政府行政命令为主［3］，包括了对外贸易综合法案中的部分条款、对各个服务部门立法的相关条款和针对部分行业专门规定的市场准入制度等，但是各州也会单独对服务贸易立法，如保险业和专业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条件和限制法令就是由美国各州各自制定的［4］。此外，美国各州也会依据自身优势行业制定服务贸易支持政策，如针对证券交易、企业产权等方面分别制定了《证券交易法》、《商标法》等。

（2）中国服务贸易管理体制不顺，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

中国服务贸易整体水平处于世界中下游水平，究其原因是中国经济结构存在失衡，配套的立法工作没有快速、全面展开，导致中国还未形成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服务行业。所以，改革中国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健全服务贸易相关法律法规对中国服务贸易未来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在服务贸易管理制度方面，中国服务贸易相关战略和政策主要由商务部通过服务贸易司具体制定和协调，隶属于商务部的服务贸易司还承担第三产业利用外资、双边及多边国际谈判等事务。但在实际中，以上大部分工作是由中央其它部委及地方政府执行。这种管理体制存在诸多缺陷，主要表现为：第一，服务贸易整体缺乏统一的管理部门，各有关职能部门相互之间衔接不到位，降低了服务贸易管理效率，不利于中国服务贸易与国际市场接轨。第二，多头管理现象导致中国对服务业的划分标准、统计口径等缺乏统一性，这与世界发达经济体间缺乏一致性，在贸易往来中易引发摩擦［5］。

在服务贸易法律法规方面，中国服务贸易立法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为核心，以国家颁布的外资法为重要组成部分，以各部分制定的具体规定为支撑，具体规范中国服务市场。一直以来，中国服务贸易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相比中国发展速度严重滞后。中国虽然在近几年先后颁布了《商业银行法》、《保险法》、《广告法》、《海商法》和《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等服务贸易相关法律法规，但互联网通讯、电子商务等许多领域仍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支持。此外，在已经制定的法律法规之间，仍然存在有漏洞、有矛盾的现象，这严重削弱了中国服务贸易相关法律法规的权威性和执行力。

二、后危机时代世界服务贸易发展趋势

综合以上比较分析可以看出，美国服务贸易的领先优势来源于其服务业和服务贸易间已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态势。具体而言，美国高度发达且结构合理的服务业为服务贸易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并保证了美国服务贸易的全球持续领先地位。服务出口的不断扩大吸引了国际更多资本和人才流入各个服务行业，这样既有利于先进技术和各个生产要素有效结合，保证了服务业竞争优势的最大发挥，也进一步推动了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伴随着信息技术的提高，美国服务贸易在原来基础上逐步趋向于服务贸易方式的网络化、服务贸易内容的广泛化和多元化以及服务贸易区域的国际化，服务质量进一步提高。简言之，就是“国内经济领先―服务业发达―服务贸易发展”的循环路线。当然，美国服务贸易和服务业的全球领先地位，与健全的服务贸易管理制度和完善的服务业立法是分不开的。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全球服务贸易虽然有所波动，但就服务贸易本身而言，其受到世界和国家经济的影响程度要远远小于货物贸易，换言之，国际金融危机只是暂缓了各国服务业的发展，全球服务贸易蓬勃发展的趋势没有改变。后危机时代世界服务贸易将会呈现如下趋势。

1.服务贸易结构更加平衡

国内外诸多学者研究表明，发展服务贸易可以搞活经济，增强经济的灵活性，这样能有效应对外界冲击，实现经济结构的平衡发展。通过此次危机，各国充分认识到发展服务贸易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世界产业结构将继续作用于服务贸易，驱动其快速发展。第一，随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加快，国际产业转移的速度和规模将持续扩大。一是服务业较不发达的国家，其转移重心将从制造业转向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二是服务业发展有一定水平的国家，其服务业转移重心更倾向于从劳动密集型转向金融、保险和咨询等资本技术密集型，这些服务业也会成为后危机时代全球产业转移的重点领域。第二，伴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分工更加细化，许多原本依赖于制造业的服务行业逐步独立出来，使世界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结构得到进一步完善。第三，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世界范围内能源竞争加剧，环境问题日趋严峻，这给世界贸易发展带来巨大挑战。服务贸易自身低能耗、低污染、高附加值、高经济贡献度、吸纳就业人数多的特点正好符合世界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各国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的新动力。

因此，危机过后，伴随着各国越来越重视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新兴服务贸易，当前以货物贸易及传统服务贸易占较大比重的局面将得到明显改善，全球服务贸易结构将更加平衡。

2.服务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此次危机中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促使发展中国家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制定支持服务业发展的宏观政策，并逐步开放各自服务市场，涉及旅游、运输、保险、咨询、金融、计算机和信息等服务市场，吸引外国资本和国际人才注入本国服务业，通过提升行业资本构成和人力资本构成，全面融入到全球服务市场中。近年来，亚洲地区普遍的开放性政策为亚洲各国自身服务业及服务贸易发展带来机会，推动亚洲地区逐步成为世界服务贸易的重要市场。后危机时代，无论是各国出于自身发展需要主动开放服务市场，还是外部因素作用被动开放服务市场，毋庸置疑的是世界各国服务业将更加开放，各国将逐步实现“服务业―服务贸易―国内经济”三位一体的良性互动格局。

伴随着服务出口市场和进口市场逐步开放，市场呈现多元化态势，尽管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服务业竞争力差距较大，但这种差距最终会越来越小。为了扩大服务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全球服务市场上，伴随着服务提供者逐渐增多，出现同一市场存在多个服务提供者的局面，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3.服务贸易壁垒更加广泛

当代国际贸易已经从原来传统的货物贸易拓展到了涵盖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更广泛的领域。同时，伴随着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地位日益突出，服务贸易成为各国政府贸易保护的重点领域。第一，世界各国逐步开放相关服务业，服务业整体开放度不断上升，伴随全球服务业的发展，全球服务业各部门间融合度不断提高，新的服务贸易摩擦应运而生，这些摩擦不仅来源于发达国家，也来源于发展中国家。第二，由于国际服务市场参与主体的多元化、服务需求的复杂化、服务范围的广泛化，世界服务市场竞争愈加激烈，各国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为保护本国银行、保险、信息等敏感部门免受外来竞争纷纷设立贸易壁垒。第三，危机过后，在世界经济从衰退走向缓慢复苏的进程中，由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复苏进程的差异性，部分国家为提高国内就业率和保护国内市场，贸易摩擦也从货物贸易各项产品向服务贸易单个部门及整个行业扩散，这对未来产业遭受损害埋下隐患，由此进一步体现出服务贸易壁垒广泛化的趋势。

后危机时代，无论是世界服务业及服务贸易发展导致的服务贸易摩擦增多，还是由于各国政府为保护本国经济和国内市场设立服务贸易壁垒，其涉及服务业内容将更加广泛，服务贸易壁垒将更加普遍。

三、后危机时代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对策

全球进入后危机时代，在世界服务贸易结构更加平衡、服务市场竞争更加激烈、服务贸易壁垒更加广泛的背景下，中国应依据国情，加快国内相关服务业的发展，缩小中国服务贸易逆差，在提高服务业对国民经济贡献度的同时，健全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和相关法律法规，真正提升中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整体竞争力。

1.加快国内服务业发展，强化微观主体竞争能力

中国无论是服务业发展水平对服务贸易发展的推动力度，还是服务贸易发展对经济拉动力度均不足，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无论是出口方面还是进口方面均较弱。因此，中国若想从根本上提高国内服务业竞争力，缩小与美国在服务业及服务贸易方面的差距，必须从提高微观主体竞争力着手，在加大服务业科技研发及自主创新力度的同时，重点关注服务业人才培养。第一，加大服务业各部门技术投资，鼓励自主创新。技术投资具体表现为相关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如经济技术数据库、信息共享系统等，为技术创新奠定良好基础。此外，在引进先进技术过程中，服务业不能一味引进而不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要保证科学技术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所以，结合中国自身经济特点，在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基础上实现有效的再创新，真正达到“科学技术―服务业―服务贸易”三者的循环效应。第二，注重服务业人才引进，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先进技术的引进必须与人力资本有机结合才能发挥出最大效应，才能促使中国服务业及服务贸易竞争优势发挥出来。因此，一是针对中国现有服务人员进行多层次培训，多渠道设立职业培训机构。二是依据中国服务业从业人数特点及其分布状况，有计划、有目的地适时调整高等院校及职业类院校相应专业设置。三是加强国际间合作与交流，多渠道引进高级短缺人才。通过人才培训、人才培育、人才引进等措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专业服务人才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的问题。

2.缩小国内服务贸易逆差，把握服务业开放速度

服务业拉动经济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中国服务业只有个别部门如旅游、运输、建筑等发展突出，大部分行业及部门拉动经济发展的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这在信息技术、金融、保险和资讯类等新兴服务业表现尤为明显。所以，中国应以缩小服务贸易逆差为目的，积极扩大传统服务贸易出口的同时，分层次、有重点地开放中国资本、技术、智力密集型服务业［6］，并控制服务业开放速度。第一，维持中国传统服务贸易固有优势，积极扩大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一是加大传统服务部门的营销力度，提升传统服务部门的竞争力，提高传统服务部门对经济的拉动能力。如将旅游和文化相结合，衍生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旅游服务产品，借助中国丰富旅游资源，扩大旅游服务贸易出口。二是重点发展运输服务贸易中的海运服务贸易。运输服务贸易是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最大来源，而海运服务贸易在运输服务贸易中占比最大，2003年开始这一比重就已超过60%。伴随着中国海运运力的快速上升，积极调整海运结构，加大海运领域国货国运的比重，在遵循海运逐步自由化的原则下，政府通过引导海运企业联合与重组，提升中国海运乃至运输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第二，适度开放资本、技术、智力密集型服务业，掌握服务业各部门开放速度。一是适度开放资本密集型行业，在开放的同时，完善这些行业的竞争机制，提高其在市场机制下承受考验的能力。同时，通过采用和引进国际标准，促进国内智力、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相关标准的规范化。二是关注经济安全。服务业掌控大量资金、技术、信息的流进流出，影响着国内市场的稳定。如果本国服务业尚未具备国际竞争能力，过快开放可能对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同时，在服务业开放的问题上，做到履行承诺但不做出超承诺的让渡。

3.拓展服务贸易地理方向，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中国服务贸易无论是出口市场，还是进口来源地都以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主，呈现市场单一化特点，这对后危机时代服务贸易寻求大发展极为不利。一旦贸易伙伴中个别区域经济遭受严重冲击，中国服务贸易及相关服务业必定受到牵连，这将阻碍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我们应加快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和签订的进程，有效扩大市场半径，并拓展中国服务贸易地理方向，有效地分散服务贸易市场过于集中和单一的风险。第一，对于已经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应强化其所涉及的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如在中国与新加坡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政府自由贸易协定》中，主要服务合作领域包括医疗、教育和会计等服务业，因此中国要根据自由贸易协定侧重点的不同，合理利用区域贸易合作机制，有效促进中国卫生医疗、教育和财务会计等服务业的发展。第二，对于正在谈判的自由贸易协定，包括中国与海合会、澳大利亚、冰岛和挪威等，一是在谈判进程中，加强并拓展服务业合作领域，保障双方在部分服务贸易领域做出重要承诺。二是积极推进谈判进程，争取早日实现自由贸易区对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使双边服务贸易额迅速增长，实现其对经济的推动作用。第三，对于那些尚未与中国建立优惠制度安排的国家，在条件成熟时积极启动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如在金融、保险、咨询等资本密集型服务业中日本和韩国与中国有诸多合作，且日韩双方在以上领域具有国际领先优势。所以，中国在积极启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的基础上，需重点关注日韩具有优势而中国缺乏竞争力的相关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

4.健全服务贸易法律法规，完善服务贸易救济制度

中国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存在诸多缺陷，法律法规的制定也并不符合GATS要求。因此，制定和完善既符合中国实际又不违背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法律法规是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当务之急。就服务贸易制定统一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而言，实现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和相关法律法规的配套性，同时，在贸易救济政策制定方面，经过全球经济危机后，更应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第一，从中国国内经济和就业增长出发，优先制定那些有利于环境、信息、能源、卫生医疗、交通物流及金融、保险等服务业的法律法规，以提高这些代表新经济的服务部门的竞争力。无论是对现存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完善，还是新制定相关政策，需要通过引入国际竞争政策推动这一进程。第二，完善现存服务贸易的预警机制、应对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一是针对服务贸易风险分布的主要行业，及时跟踪国外相关产业及部门的政策变化，密切关注国外对中国某些行业进行知识产权调查的动向，迅速预警信息，实现预警信息从商务部到地方政府再到企业的顺利传递，同时实现预警信息从地方向中央政府的有效反馈。二是针对国外对中国服务企业贸易救济调查中的不合理、不公正做法，中国地方政府、服务企业应积极利用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司法制度进行申诉。三是中国政府应积极争取国际谈判主动权，要求外国取消具有歧视性的服务贸易保护措施。同时，对国内不具有竞争优势的服务业和敏感业制定具有保护性质的法律条款，达到保护国内服务业和就业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霄，蒋庚华.中国服务贸易商品结构分析［J］.东北师大学报，2009，（4）.

［2］ 杨丹辉.美国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及其启示［J］.亚太经济，2007，（2）.

［3］ 焦克.中美服务贸易对比分析及对中国的启示［J］.北方经济，2009，（11）.

［4］ 谢康，陈燕，黄林军.美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及政策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4，（12）.

［5］ 陈松洲.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现状、制约因素及对策研究［J］.经济与管理，2010，（2）.

第8篇：服务贸易重要性范文

中图分类号 X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05-0102-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5.017

一般而言,港口城市的兴起,说明城市发展活动与港口有相当程度的依存性与关 联性,港口经济在城市整体经济中占据一定比重,港口作为城市系统的组成部分,在其逐渐兴盛中扮演着经济行为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及载体的角色。然而,根据本研究对世界上数十个国家、港口 的历史与经济文献的调研,随着港口城市的进一步演变,港口城市与港口之间的关系(以下简称“港城关系”),却远非“港兴城兴、港衰城衰”之类传统观点所能概括得了的。

1 港口城市演变趋势的复杂性

18世纪曾为经济世界中心的港口城市――阿姆斯特丹,在发展中过于依赖对外贸易及其带来 的比较优势[1],而忽视对于自身工业基础的保护,导致其经济基础脆弱;而在15世纪以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主导地中海甚至当时欧洲世界的威尼斯,现在却以丰富的观光资源与水城称号闻名于世。还有因战事而被迫通商开埠的香港,却在近20年来成为国际主要的金融、商务、航运中心。以上事实均说明,港口城市演变类型的多样化,确实是存在于宏观历史尺度上的必然现象。又如上海,自1840年上海港开埠至1843年,即便依靠 长江而拥有强大的腹地资源,其吞吐量仍落后于广州、宁波及厦门;直至1855年,方逐渐发展至占全国从英国进口总货值的87.8%,对英国出口货值相当于广州港的6.8倍,从而成为全国最大港,至20世纪30年代更晋升为国际级大港[2]。

上述各港口城市发展历史与现况,说明了其本身在发展过程中并非按照某一既定的发展模式与路径进行,而是在各种可能促使其发展、演变的各种因子相互、接续甚至是同时作用下进行发展。

可借用数学简单的象限概念,从港城关系切入,对港口城市演变的可能趋势建立概念模型。此模型以港口与城市各自的演变走向来加以区分,仅以港口与城市二者之间关系的相对性进行分类(见图1)。在此港城发展的可能趋势示意图中表明,港口与港口城市的发展至少存在四种趋势,每一种趋势又可能受特定因素影响而在一定的发展时空下发展为另一种状态。

无论从历史事实还是从逻辑概念来分析,港城关系具有复杂性与多维性。可是,在主流的“港兴城兴、港衰城衰”基本假设中,过度强调了港口经济 对于城市发展的决定性,将港口视为港口城市发展函数唯一的自变量,从而阻碍港口城市实现具有自身特色的可持续发展。

对于历史上港口城市的变化,如何把握其演变趋势

图1 港口城市可能演变趋势

Fig.1 Possible evolvement tendencies of port city

的内在逻辑?对于具体的港口城市而言,又如何选择适合自身的发展战略?本文将从对发展要素理论的分析出发,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港口城市做案例研究,以探求思路。2 港口与港口城市发展要素之间的关系

港城关系之所以呈现出复杂的形态,其根本原因在于港口发展与港口城市发展的决定性要素并不完全一致。虽然在港口城市发展的初期,港口发展与城市发展密切相关,但是从长时期来看,港口发展与港口城市发展的关系仅仅是相互耦合的关系,而绝非相互决定的关系。

发展要素,指的是特定社会组织实现进一步发展所需环境条件、经济条件和社会 条件的综合性因素,既可以是诸如人口条件、资源条件、设备条件、资金条件的具体要素,也可以是诸如政策条件、文化条件的抽象要素。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由于其功能、结构等本质属性的差别,发 展要素并不相同;即使是相同类型的社会组织,由于其发展目标、 发展阶段等存在差异,发展要素也并不必然相同。港口的发展要素包括港口天然条件、海运交通条件、区位条件、腹地经济条件、国际贸易条件或港口城市产业结构等。对于港口城市而言,其城市的属性为根本属性, 高宗祺等:港口城市演变趋势的剖析及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年 第5期因而其发展要素更多地体现在港口城市人口素质、城市整体生态环境基础、国家及区域发展政策、内陆经济大背景等。港口与港口城市的发展要素既存在相同之处,也存在巨大差异,并不完全一致。 由表1可知,将可能影响港口城市与港口发展之发展要素进行比较,并将其影响性由小至大 以一个星符号至三个星符号区分,可以发现,对港口城市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第三产业比重,对港口的发展并未有正面的效益;在港口城市发展初期占有一定影响性的港区设施、港区天然条件、腹地经济等发展要素的重要性则在一定发展阶段下衰减。

港城关系既有互动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但从根本上来说,二者各有发展的动力。因此,港口城市的发展并不取决于港城之间矛盾处理的好坏与否。以下从时空维度与目标维度加以说明。

从历史上看,在港口城市发展的进程中,港口与城市演变呈现出阶段性的关系。港口城市发展初期,港口对于城市仅有货物运输与物资堆存的基本功能,在此阶段,城市发展依赖于港口的转运功能和对外贸易功能;当城市的发展藉由港口提供的贸易以及中转过程而开始壮大,港口产业的发展带动更大规模临港工业的发展时,港口作为城市发展的支柱产业而存在 ;在城市逐渐发挥自身的作用而吸引更多要素,产业结构更大规模地向第三产业趋近时,城市 发展就开始由城市活动本身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作为 增长来源,或者由于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导致一区域中另外出现更加具有经济效益的港口。无论在哪种情形下,港口产业为城市所带来的边际效益在此阶段开始下降,港口的发展受阻。

从目标追求的角度分析,城市所追求的是更加全面的目标,诸如居民的幸福、更好的生活质量、城市人口与规模扩大、GDP增加以及环境质量的提高;相对而言,港口在城

表1 港口城市与港口发展要素比较图

Tab.1 Comparison of port city development factors and por t development factors

发展要素

Developfactors天然条件

Naturalcondition人口条件

Populationalcondition区位优势

Advantage oflocation港区设施与活动

Harborestablishment&

activity腹地经济

Hinterlandeconomy第三产业比重

Proportion oftertiary industry政策支持

Policysupport国际政/经气氛

The politics/economicsituation aroundnations生态环境条件Environmentalcondition港口城市港口 市中主要担任运输链的一环,承担经济、生产效率、市场竞争、产业活动规模和商 业发展的职能,关注的目标也更加 集中。港口的发展往往意味着更大的海运及集装箱吞吐量,电子化的港区操作系统与更为便捷的物流,也包含更为宽敞的仓储空间。

因此,无论在空间上、时间上还是追求目标上,港口与港口城市的演变趋势并不必然完全相同,“港兴城兴,港衰城衰”的发展模式仅仅是说明了二者的演变存在着同向的可能性,却无法改变演变走向也会相异的事实。在港口城市发展初期,港口积极参与到城市发展的进程中,由于地理空间上的接触和相互依赖的关系,港口城市通常是早期商业聚集之所和运输中心;当港口城市逐渐发展,或者港口逐渐在国际贸易中丧失竞争力时,港口作为城市的一种 产业形态就可能走向衰落。

3 港口城市演变趋势的类型及其分析

根据前述港口与城市各自的演变趋势进行组合,可以将港口城市演变趋势划分为四类:港口与城市同步发展(模式I)、港口发展而城市衰落(模式II)、港口与城市同时出现衰落(模式III)、港口衰落而城市进一步发展(模式IV)。以下将以国内外典型港口城市发展历史过程,并选择相应可判别发展要素(人口数、GDP增长、港区活动、人均所得、第三产业比重等),对这些演变趋势的类型加以阐述。

3.1 港口与城市同步发展(模式I)

具备港口资源的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港口的运输集散条件同时也是城市经济活动所必需的发展要素,港口与港口城市的发展要素高度一致,从而使港与城呈现同步发展的状态。相应地,城市各种配套政策与基础设施也不断完善,来满足港口发展所需,港口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增长点。这种模式以香港最具代表性。香港本身所具有的地理区位优势不再赘述,但港口真正发挥作用当属1841年后。1841年,英国刚占领香港不久即宣布香港为自由港,意图鼓励各国通过香港进行贸易活动。各国商人和商船纷至沓来,加上港英政府不断兴建基础设施以强化港口的发展要素,香港作为转口港很快初具规模。而从港口自身的发展要素来看,随着中转贸易额大幅增加,更因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使得居于西太平洋航线上的香港成为英国在远东地区的中转贸易中心[3]。但当时香港最主要的贸易项目仍是劳动力(苦力/奴隶)与鸦片[4]。香港的城市规模则起源于清末时期众多逃难移民的涌入,此为其第一阶段的增长期[5]。在奴隶贸易中衍生的外汇转汇与对英金融业务,在当时开始发展,并奠定日后金融业发展的基础[4]。

以港口为依托,香港通过开展纺织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使该产业就业人口提升到全港就业人数的40%,为香港对外贸易的进一步拓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逐渐进行产业升级与第三产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目前香港第三级产业占经济总产值的90%以上,就业人口达86.6%,而GDP总额也从1 261亿元人民币增至1.4万余亿元人民币元,涨幅超过1 000%(见图2)。 同一时期,香港人口与人均收入也明显增长(见图3)。人口数从20世纪80年代的514万人增至20 07年的690万人,增幅达34.2%;而人均收入则从近70 000港元增加至当前的20万港元左右。

图2 香港GDP总值与二三产业结构变化

Fig. 2 General GDP and secondo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change of Hong Kong

图3 香港人口与人均GDP变化状况

Fig. 3 Population and per capita GDP changeof Hong Kong图4 香港近15年港口发展

Fig. 4 Port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in recent 15 years

注:1TEU表示一个20英尺标准集装箱。与此同时,通过海运总吞吐量及集装箱数据说明其港口的发展状态。香港的海运运输吞吐量自1993年9 610万t上升至2007年的17 734.7万t,年均增加5.636%[6 ];其集装箱的吞吐量自1993年的920万个增长至2007年的2 399.8万个,年增长率高达10.716%[7](见图4)。事实上今年香港在全球集装箱港口吞吐量排行榜中预计仍位居第3,仅次于上海与新加坡。 香港这种港城同步发展的模式表明,香港依托港口条件的发展建立并经营城市,同时也积极发展第二、第三产业以强化港口进一步发展的腹地条件,从而实现二者发展要素的相互支持,使港城关系表现出同步可持续发展的态势。

3.2 港口发展而城市衰落(模式II)

当港口产业及与其直接关联的产业占港口城市经济规模相当高的比例时,港口城市的功能开始转向为港口服务,城市越来越集中地为港口发展服务。此时,虽然城市依旧为港口进一步发展所需的要素提供支持,但城市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要素却显得供给不足,尤其是城市其他产业发展所需的动力严重缺乏。其具体表现为港口发展凌驾于城市其他产业发展之上,而城市的其他功能,如市民福利和生活质量,提高幅度却不那么显 著。于是,形成另一种港口城市演化的类型,荷兰的鹿特丹市以及法国的勒哈佛为此类港口城市的典型。 鹿特丹市是荷兰的第一大港口、第二大城市,自1250年于鹿特(Rotte)河畔建坝,于1328年开始港口营运。1340年至19世纪中期,鹿特丹的人 口从2万增至10万。至20世纪初期,由 于工业的发展以及港口的扩张,人口急速增加至40万人。20世纪60年代,鹿特丹成为世界最大港口,当时居民已达历史最高峰的73万人,而现在的人口约维持在60万人左右[8]。鹿特丹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18 000欧元,与其它荷兰主要城市的对比见图5,可发现 鹿特丹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在荷兰四大城市中排名最末,仅8.45%。而若以人口数来考察鹿特丹的城市发展(见表2),鹿特丹自1995年以来人口持续维持在60万以下,人口密度持续维持在2 800-2 900人/km2左右,城区面积也未有显著增加。在表2中还可发现,2005年的城区面积虽增加约15 km2,但增加的主要是水域部分。换言之,城市规模的扩大乃是港口区 域的进一步扩大引致,而非其他产业的发展所引起。

考察鹿特丹港口的表现,则得出另外一个结论。图6为鹿特丹港近十年来的集装箱与一般货物吞吐量变化情况。可以发现,1999-2006年间,货物总吞吐量从3 亿t左右上升至3.8亿t[11-12];集装箱从628万个标准集装箱上升至950万个标准集装箱。事实上,鹿特丹盘踞全球第一大吞吐港达43年之久(1961-2003年),近期其排名降至第三,但整体而言,其港口功能确实仍处于相当稳健的持续增长中。但其城市的发展 却呈现出人口、城区规模稳

表2 鹿特丹城市人口与密度相关数据

Tab.2 Related data of Rotterdam population and density

指标Index鹿特丹Rotterdam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1995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5人口598 275592 660595 389598 467599 859599 544596 597588 718742 951城区面积304.13304.24304.24304.24304.24304.24319.35-219.07土地面积204.33208.61208.61208.61206.45206.45206.44-166.32水域面积99.7995.6395.6395.6397.7997.79112.91-52.75人口密度(人/km2)

Population Density (人/km2)2 9282 8412 8532 8702 9052 9022 889-4467尼德兰区 Nederland455468472475479481---图5 荷兰主要城市人均年所得[8-10]

Fig.5 Annual per capita income of Holland main cities[8-10]

图6 近10年鹿特丹港口吞吐量表现[11][12]0Fig.6 Cargohanding capacity of Rotterdam in

recent 10 years[11][12][13]

图7 鹿特丹产业就业人口结构变化[8-10]

Fig.7 Employed population structure change inall industries of Rotterdam[8-10]定,并无明显城市活动扩张的外在表征。事实上,城市发展过程就是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过程[14],考察鹿特丹就业人口所从事的产业类别(见图7),可知虽然 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口占所有就业人口的绝对多数(约85%),但近10年鹿特丹城市就业人口的整体发展趋势却不再进一步向第三产业靠拢,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鹿特丹港口的功能持续高效成长,鹿特丹市的整体 发展渐趋稳定。

从鹿特丹市的发展情况来看,城市的发展要素明显向港口发展要素的范畴集中,而作为城市自身综合发展所需的第三产业,发展却相对缓慢。在这种发展理念指导和发展要素的配置模式下,港口在城市经济结构中一枝独秀,而城市的其他产业则逐渐衰落,城市层面上的可持续发展受到影响。

3.3 港口与城市同时出现衰落(模式III)

对于因港设市的港口城市,虽然港口在一段时期内可扮演城市经济发展增长极的角色。但随着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重心的转移,由于其发展要素的高度一致,无论港口还是港口城市,都将面临发展要素供给不足的问题。特别是港口城市,在港口衰落的过程中,城市的其他发 展要素如果仍然处于严重不足的状态,那么,以港口贸易、物流转换与交易中心为经济支撑的港口城市就会在整体上出现衰落。

浏河港古称刘家港,位于娄江与长江交汇处,西距南京约316 km,东可通往海洋。在元明时期是我国最大的海港之一,为当时我国海外贸易、海上漕运与郑和七次下西洋的航海基地[15]。浏河港兴起于元初开放的对外贸易政策[16],允许各国商人自由往来中国进行买卖。由于刘家港拥有广阔的腹地作为贸易港口,可外通琉球、日本,因而被称为“六国码头[15-16]”。而提供浏河港崛起的关键因素,是在明初陆上丝绸之路遭阻与黄河夺淮导致大运河在北京至扬州段的淤积,致使原本使用内河的南北物资运输只好改为海运,而离当时南京最近的刘家港就成为首选港口[17]。事实上,由于这种据海口之险的区位,在元明时代浏河也被看作是海防重地与军事港口[16]。至明永乐元年,采取所谓“挚淞入浏”方案,将吴淞江水导引至娄江以增大其水量,使其河道浸润而流,迅不受淤”,地深港阔可容万斛之舟[17]。

从离港船只的增加与粮食起运量也可理解浏河港当时的繁华:至元十九年(1282)从浏河出海的海运船为60艄,至延佑元年(1314)已达1 653艄;至元十九年运粮46 050石,而 到了天励二年(1329)运粮数达到3 522 163石,前后40年间增加了76倍[18](见图8) (明时一石相当现代之94.4 kg)。伴随着朝贡贸易的兴盛,海盗活动也同时猖獗,于是明政府下令禁海。后清廷政府为清除明郑势力在顺治12年(1655)至康熙十四年(1675)间5次下达禁海令;另三次迁界(1661、1664、1679)更造成“昔之阊里繁盛者,化而为墟矣,昔之鸠宗聚族者,化而星散以,户口凋零,典籍失矣,兄弟离散,神主遗之”[16]。

从发展要素的理论来分析,造成浏河衰败的关键有三方面:其一,政策要素供给下降带来腹地经济链的切断。由于明迁都北京(1420年),并开始疏通北京、扬州段的大运河,因而降低了海上漕运的需求,浏河的城市产品生产受到影响。其二,交通优势不再。娄江的严重淤积与长江口的崩塌[17]致使港口条件丧失。其三,国际贸易条件缺乏。国际贸易中心在此后逐步向上海转移,浏河作为港口的地理优势与贸易优势都有所丧失。当然,浏河自身在产业结构上的单一性也反映出这种因港设市的港口城市发展战略的潜在风险。

3.4 港口衰落而城市进一步发展(模式IV)

虽然港口发展所需的要素条件不再,港口城市是否必然沦入“港衰城衰”,则有待商榷。其原因在于,对于港口城市来说,港口的发展要素在城市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比重并不大,港口的衰退并不能对港口城市的发展构成重要影响。在某种条件下,港口在城市中的功能角色发生变化,不仅不会影响城市本身的发展,反而可能使城市以新的模式继续发展。

截至2005年,伦敦市有751.7万常住人口,人均收入可达每周540欧元。自1991-2005年,伦敦市的人口增长率为10.08%(见图9),相比较而言,英国的人口增长率仅为4.56 %。从伦敦对于英国的经济贡献进行分析[19],英国于1995-2005年经济总产值从6 400亿 欧元增至1万亿欧元;而在此过程中伦敦的贡献率也从15.2%逐年增长至2005年的17%,而若从GVP指数角度审视,英国的人均经济增值为100,则伦敦的人均增值从128上升至136。如果参考伦敦的产业结构对经济增加值的贡献(见图10),可发现近10年来伦敦的第三产业所 占比例仍稳定增长(82.7%增加至88.23%);第二产业则稳定地自17.23%下降至11.7 3%。这些现象说明,伦敦的城市发展呈现一种稳健上升的格局;第三产业则因比例过低而几 乎无法从图上显示其比例。

但在同一时期,伦敦的港口则表现出缓慢下滑的趋势。如图11所示,根据同一时段英国前几大港口城市的进出口吞吐量资料,伦敦港整体的港口货物进出口吞吐量从1996年的5 287万t左右降至5 191万t,10年内没有任何增长,反而下降了1.82%;格里姆斯比(GrimsbyImmingham)却从4 681万t增加至6 403 万t,增加36.78%,成为英国吞吐量最大的港口。事实上,联合王国(UK)的港口进出口吞吐量从1996年的5.5亿t上升至5.8亿t[20], 增长5.5%。而英国最大的现代化集装箱港口费利克斯托港,近五年来全球排名也仅排在30名左右,伦敦港根本无法进行相关作业。 虽然港口业在城市经济中的比重下降,但由于其他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逐步趋向成熟和稳定,城市发展

图8 浏河港的港口货运发展

Fig.8 Port cargo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of Liuhe Port图9 伦敦与英国人口变化(1991-2005年)

Fig.9 Population comparison of London and UK

(1991-2005)图10 伦敦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值[19]

Fig.10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increase of London[19]

以及城市经济规模扩张仍维持一定的速率。伦敦的发展状况表明,随着港口城市的不断发展,港口城市的发展要素已经与港口经济繁盛时期出现巨大差异,城市的发展要

图11 英国主要港口的吞吐量状态(1996-2006年)

Fig.11 Cargohanding capacities ofmain ports in UK (1996-2006) 素不再以港口经济为核心进行配置,城市发展的内涵发生了转变,在新的发展模式下同样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4 港口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思考港口城市的发展战略攸关区域甚至国家的可持续发 展。从港城关系的角度分析港口城市的演变趋势,发现港口城市发展模式并非仅仅为港城关系的产物。导致港口城市不同演变趋势的关键在于,港口城市的发展要素与港口的发展要素存在不一致性,港口城市发展的动力也就并不只是港口或港口经济,城市根据所处的发展阶段来配 置、调整发展要素的能力才是关键。

因此,对于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来说,由于其对于所辖各港口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更多地是给予指导性的意见,一方面应当把握港口发展与国际贸易发展之间的关系,并注重引导各港口之间形成相互配合、优势互补的局面,另一方面则需要统筹兼顾包括各港 口城市在内的全局性的整体利益,通过政策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为港口城市配置政策要素,明确港口城市的发展方向。

香港虽在韩战期间受到禁止对我国转运的限制而冲击其重要的转口贸易业务,但当时香港政府积极开展纺织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并将就业人口拉到全港就业数的40%,为香港对外贸易的进一步拓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香港的第一次发展路径调整;然而至20世纪80 年代,因整体制造业占香港达22%的总体生产总值,港府决定逐渐进行产业升级,现在的香港第三产业占总体经济生产总额的90%以上,就业人口达86.6%,而整体的GDP也从1 400亿港元增长至1万6千余亿港元,整体增涨幅超过1 000%,这是香港的第二次发展路径调 整。从结果而言香港的发展是成功的,虽然香港所面对的危机与目前我国其他港口城市所面对的全球情势有所差异,但成功的关键在于其发展方针的调整机动性与战略制订的高瞻远瞩。 其他港口城市均拥有自身的优势,这些优势可以是自然资源秉赋,也可以是丰富的劳动力、技术资源或区位优势,但如何真正将既有优势差异化而形成竞争对手无法超越的、新的比较优势,将是港口城市在面对挑战与发展危机时首先需要思考的。否则面对一个逐渐衰退的全球市场与众多与自身条件相似的竞争对手,这种竞争最终将流于商业利润与商务服务相互消减过程,而这样的过程将对港口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造成根本性的伤害。

因此,对于港口城市发展的决策者而言,在选择可持续发展战略时,固然要考虑中央政府和 省级政府的政策因素,但同样重要的,则是应该清楚认识自身发展要素的特点,并将中央政府的政策要素纳入自身的发展要素中予以综合配置。在此过程中,要考虑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异与复杂关系,根据港口发展要素与港口城市发展要素在整体发展过程中重要性的变化,采取灵活的发展策略,主动地配置发展要素,及时调整各种发展要素之间的比例,以适应自身的发展特色。

参考文献(References)[1]卫群,朱晓平.17至18世纪荷兰经济兴衰原因分析[J].法治与社会,2008,(6):105.[Wei Qun, Zhu Xiaoping. Analysis on the Reasons of Holland Economic Pr osperity and Depression During 17th-18th Century [J]. Legal System and Society, 2008, (6): 105.]

[2]曹屯裕.宁波、上海港的历史轨迹与现展趋势[J].浙江社会科学,1995,(6):90-95.[Cao Tunyu. Historical Evolvement and Modern Development Tendency of Ningbo and Shanghai Ports [J]. Zhejiang Social Sciences, 1995, (6): 90-95.]

[3]孙吴.移民对香港早期繁荣的贡献及其社会生活的初步定型[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2):13-18.[Sun Wu. Immigrants' Contributions on the Early Prosperity of Hong Kong and Their Initial Finalization [J]. Xuzhou Normal University Academic Journal:Philosoph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997, (2): 13-18.]

[4]何秀全.香港百年沧桑连载之九―百年经济风雨路[J].国防,1997,(4):36-38.[He Xiuquan.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Depression of Hong Kong During 100 years (9) [J]. National Defense, 1997, (4): 36-38.]

[5]郑桂珍.移民:香港经济繁荣的创立者[J].人口与经济,1992,(2):51-63.[Zheng Guizhen. Immigrants: the Creators of Hong Kong's Economic Prosperity [J]. Population and Economy, 1992, (2): 51-63.]

[6]香港年报2007,经济:35-36.[Hong Kong Annual Report, 2007, Economy: 35-36. [2008-11-08]. yearbook.gov.hk/2007/tc/pdf/C03.pdf.]

[7]香港港口发展局,香港港口统计: Hong Kong Port Development Council, Hong Kong Port Statistics.[2008-11-13]. pdc.gov.hk/docs/summary_statistics.pdf.

[8]鹿特丹市年报2006,Rotterdam Annual Report, 2006. [2008-11-10]. cos.rotterdam.nl/Rotterdam/Openbaar/Diensten/COS/Publicaties/PDF/KC2006UK.pdf.

[9]鹿特丹市年报2005,Rotterdam Annual Report, 2005. [2008-11-10]. rotterdam.nl/Rotterdam/Openbaar/Diensten/COS/Publicaties/PDF/KC2005UK.pdf.

[10]鹿特丹市年报2004 ,Rotterdam Annual Report, 2004. [2008-11-10]. rotterdam.nl/Rotterdam/Openbaar/Diensten/COS/Publicaties/PDF/kc2004UK.pdf.

[11]鹿特丹港年报2000,Rotterdam Annual Report, 2000. [2008-11-05].省略/mmfiles/Annual_report_2000_tcm26-11316.pdf.

[12]鹿特丹港年报2003,Rotterdam Annual Report, 2003. [2008-11-05].省略/mmfiles/Annual_report_2003_tcm26-11319.pdf.

[13]鹿特丹港年报2006,Rotterdam Annual Report, 2006. [2008-11-05]. 省略/mmfiles/JRV_2006_ENG_tcm26-28325.pdf.

[14]杨重光.提高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城市发展水平[J].中国发展观察,2008,(6):7-10.[Yang Chongguang. Improve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s and Enhancement of City Development Level [J]. China Development Observation, 2008, (6): 7-10.]

[15]马湘泳.元明时期刘家港的地理条件分析[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4):69-73.[Ma Xiangyong. Analysis on the Geographic Conditions of Liujiagang in Yuan Dynasty [J].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1995, (4): 69-73.]

[16]王日根.元明清政府海洋政策与东南沿海港市的兴衰嬗变片论[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2):1-7.[Wang Rigen. Discussion on Oceanic Policies of Yuan, Ming and Qing Governments With the Prosperity and Depression of Southeast Port Cities[J].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2002, (2): 1-7.]

[17]林承坤.古代刘家港崛起与衰落的探讨[J].地理研究,1996,15(2):61-66.[LIN Chengkun. A Study on the Causes of the Flourish and Declining of the Liujiagang Harbor in Ancient Time [J]. Geographical Research, 1996, 15(2): 61-66.]

[18]申海田.宋元时期我国沿海主要港口概述[J].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2):50-53.[Shen Haitian. General Discussion on the Main Harbors of Our Country During Song and Yuan[J]. Journal of Shandong Teachers University:Social Sc ience Edition,1996, (2): 50-53.]

[19]英国国家统计办公室.伦敦年报2007[EB/OL] [London Annual Report, 2007.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20081126].statistics.gov.uk/dow nloads/theme_compendia/fol2007/Focus_on_London_2007.pdf

[20]英国运输部, 2007. Transport Statistics Great Britain (TSGB), 2007. [20081122]http: // dft. gov. uk / pgr / statistics /datatablespublications/tsgb /

On Evolvement Orientations of Port Cities: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GAO Zongqi1 CHANG Dunhu2 YE Wenhu1

(1. China Center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earch,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China

2. School of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China)

第9篇：服务贸易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交易成本；企业的本质；企业形态；企业网络；企业制度创新

一、引言

“企业理论”是现代微观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于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开创了现代企业理论。他的后继者Oliver Williamson、Klein、Oliver Hart、Bengt Holmstrom、Jean Tirole等人则丰富和发展了企业理论。科斯认为，在现实经济运行中，企业最重要的约束变量不仅是生产成本，而且还包括交易成本，企业就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产生的，企业的本质就是作为市场机制或价格机制的替代物。企业产生以后就形成了两种交易，企业外部的市场交易和企业内部的交易，两种交易方式都会产生成本，当内部交易的成本小于外部交易的成本时，企业就产生了。所以，企业本质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机制，企业与市场是两种可以互相替代的资源配置方式。科斯因此开创了一个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工具分析企业组织的充满活力的研究新领域，建立了一个具有广泛解释力的分析框架，并很快就取得了企业理论的主导地位，对经济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及企业自身组织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科斯传统的企业――市场两分法已无法完美诠释企业的存在，该理论必须在经济的动态发展中不断地发展，方能对发展中的企业实践做出解释和指导。

二、科斯现代企业理论面临的现实挑战

1.信息经济时代的挑战

传统大工业时代是典型的车间经济，产品价值分割的基本单元是一个个的企业。企业和企业间的关系不过是市场中存在的两两相互独立的契约综合体，企业与市场的关系只能是交易成本的替代权衡问题。因此，当我们把经济活动抽象为企业内和企业外的市场时，关于企业边界的讨论是简单的，科斯主义分析框架也呈现为“企业――市场”的两分法特征。

然而，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企业只能越来越专业化于其核心业务，原来附属于企业的采购、批发部门已逐渐衍生为独立的物流与供应链集群，物流企业集群内部和制造企业之间除了物流交换形成的市场之外，还派生出了信息交换市场，市场的内容丰富并且复杂化了。企业存在的形态也发生了改变，处于某一个分工序列上的企业越来越依赖于其它企业的能力，企业间因为形式多样的长期合作关系而结成的企业间网络将越来越多，并且形式日益复杂化。出现了区别于原来依靠技术纽带而形成的上下游企业一体化集群的新型产业链条，链条中新环的生成不是因工艺和要素在车间变换形态等制造业意义上的“产业革命”式的扩张，而是以车间后工序的最终产品需求为基础的“市场构造”的扩张。该链条把以前的企业集群链结起来并沿其车间终端延伸，原来的生产车间不过是链条的最低端，随着链条环节的每一次延伸，产品价值会成倍地向上增长。此时，价值分割的基本单元首先是以最终产品价值实现序列为单元的产业链，然后才是链条环节中不同位置的企业为单元的第二次价值分割。企业形态发生变化后，市场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新古典模型，随着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过程的加强，不再是谁生产得多谁就能获得最多的价值，而是谁掌握的信息多，谁才能在产业链的价值分割中获取最高的价值。因此，传统的“企业――市场”静态两分法已不能适应现代经济的现实变化，它容易导致人们只关注在生产技术和组织制度的改进方向上寻求产品价值的提升，而忽视了车间延伸链条上的高价值增殖能力。

2.现代集群经济的企业组织形式的挑战

在新古典经济学里，等级制企业组织和市场组织一样是天生就存在的，经济组织除了企业和市场之外，就没有其他的组织类型了。但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现实经济组织的很大一部分，既不是纯粹的企业科层组织，也不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组织，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中间性体制组织。威廉姆森在《交易费用经济学：契约关系的规则》一文中指出，有3个高低程度不同的交易特性，它们是：交易重复的频率、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与它们相互配合的规制结构也不会相同。经济组织若具有3个不同的交易特性组合，不同的经济绩效就会产生，各个经济组织的效率边界各不相同，市场机制会选择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即当这3个决定因素程度较低时，市场组织就是最有效率的组织；当3个变量较高时，企业等级规制结构替代市场规制结构就是有效率的组织安排；而介于这两者之间时，“三方规制”和“双边规制”的中间经济组织形式就是最有效率的组织结构，产业集群就是其中的一种。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中间性体制组织是一种具有较高效率的企业合作制度，它是企业与市场之间经过相互作用和相互渗透形成的，相比较于市场组织和科层组织，它具有自己鲜明的特征，根据这些鲜明的特质，产业集群的本质可被概括为：一种介于科层组织和纯市场之间；比科层组织灵活、又比市场稳定；具有中等偏高的信用程度；具有适中的资产专用性；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既合作又竞争；企业之间建立长期的贸易关系不一定需要以契约来维持，而主要通过信任和承诺来进行协作的一种中间性体制组织，集群内的每个企业都可以获得集群外的企业所没有的竞争优势。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中间性体制组织也被称为企业网络组织，产业集群是一种稠密性的地方企业网络。与科斯的企业理论相比较，企业网络尤其是稠密性的地方企业网络用更广阔的视野看待经济活动，它承认技术依赖和市场依赖，并由此认为企业间存在资源的依赖性和互补性活动。就企业间资源依赖方面而言，当企业无力通过企业内部资源和市场的优化配置解决能力约束问题时，企业就可以通过突破自身边界约束来实现企业间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以获得1+1≥2的效果。换言之，此时企业的行为不是由市场机制和企业内部要素决定，而是由企业间的关系所决定；同时，企业为了获得和合理利用各种资源，就必须与其他企业交互作用，这是由企业间资源的互补依赖性所决定的。虽然并购是企业控制更多各类资源的最直接办法，但在很多情况下并购的成本可能太高，也可能会极大地降低企业灵活性，这是得不偿失的。因此，如果企业间的资源互补活动是短期和偶然的，或者通过彼此的信任就可以解决，“内部化”就没有必要，这时企业网络具有更高的效率， 这是因为相比较于“一体化”的大型企业，为数众多的专业化企业能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这既不会丧失彼此协作的效率，又可以获得专业化分工带来的好处。从互补性活动方面看，企业只是从事某种与它自身能力相适应的专业化分工活动，所以它们的活动必然是相互补充和依赖的，企业间必然需要相互协调，企业网络的优势和效率就更为突出了。这此也就是产业集群独具竞争优势的根源。

3.来自企业制度创新的挑战

一个国家的产业要走到世界的前列，就不仅要在技术上能够领先，更重要的是在企业制度的创新上走在前面，而且能够创造出比较经典的企业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在个性化的新经济环境中，企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就要最大程度地让顾客满意，而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企业建立创新机制来激发员工的创新能力，“海尔”曾经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它创造的市场链创新旨在将企业发展重任与市场压力转化为员工的责任和动力，即以海尔文化为导向，将OEC管理模式作为创新的基础，在集团公司的宏观管理下，把企业内部原来各流程、工序及岗位之间行政化的业务关系变为平等的市场关系，市场中的利益调节机制随着这些关系被引入企业内部，外部市场订单也随之转变为内部市场订单，最终形成企业内部以订单为核心、各工序、岗位间自行运行的内部市场业务链。这一业务创新由于把市场机制引入了企业内部，使员工都意识到了市场竞争的无情和压力，认识到顾客满意的重要性。通过这一内部化的市场机制使员工真正成为独立经营的主体，极大地激发了员工的创造力。

4.来自企业竞争手段变化的挑战

价格竞争手段曾经是企业间竞争的主要手段，价格竞争的核心是如何有效地降低产品成本来扩张市场份额，获取更多收益。现代经济中，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需求层次的上移，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度降低了，价格竞争手段也退居其次，在白热化的竞争中，企业间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核心竞争力”的竞争层面上。“核心竞争力”是指企业在竞争性的市场中所具有的、能够持续地比其他企业更有效地向市场提品或服务，并获得赢利和自身发展的综合素质。这种综合素质包括了企业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是企业所独有的、难以被竞争对手所模仿的资源，企业的技术、制度、管理能力、品牌、商标、文化、商誉、形象等无一不囊括其中。这种能力使得企业具有某种异质性，从而在市场上具有一定的垄断地位，因而具有为企业带来租金的潜力，可以保证企业持久地发展。因此，应该更加重视研究交易选择和组织安排的收益问题，而不是仅限于科斯传统的“成本节约”的框架；必须实施企业“能力体系”的再造，建立起与市场竞争和市场、环境变化相适应的综合能力体系，企业基于一定的能力体系，则可以产生对已有资源进行配置的“附加或放大”效应，也就是能够促使企业的资源实现高效或最佳配置。

三、科斯现代企业理论的发展展望

没有一种理论能永远完美地诠释现实，而必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更新和发展，科斯的企业理论同样如此，适应现实经济的变化，未来该理论的发展有如下启示。

1.企业组织形态变化的启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企业组织形态日益复杂和多样化，这一变化使得我们要重新思考经济学关于企业与市场关系的主流认识，这对中国产业发展的战略选择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传统的企业与市场关系的再认识对于指导我们在世界经济产业链条上进行工业布局的定位，发展车间延伸链条环节以及大力发展信息市场，利用信息资源优势获取高端收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企业网络的启示

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存在说明，企业网络的出现降低了生产成本和（或）交易成本，从而促进和扩大了市场交易的范围和规模，市场一经扩大又可以支持更大规模的企业发展；同时，下降的交易成本又会刺激企业增加对外销售和采购，如此又将扩大企业规模。因此，市场扩大可能会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提高了经济活动中企业的重要性。这一事实正好与企业交易成本理论的解释相反。说明企业和市场并非是唯一的替代关系，它们经常是同向发展的。此外，中间性组织的存在表明，传统的企业――市场两分法已不能适应现代经济的现实变化，必须更正为企业――企业网络（中间性组织）――市场的三分法，方能在一个动态的和更为广阔的视野中看待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并且将研究的重心转移到企业间的网络组织，从而对经济现实作出合理的解析。

3.企业制度创新的启示

“海尔”的市场链制度变革所带来的成功是传统的“企业――市场”两分法所不能解释的。它也充分说明企业和市场不是互相替代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融合，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

4.企业竞争手段变化的启示

交易成本是无处不在的，但是它不是企业存在的唯一理由。未来要突破唯成本论的框架，适应现实经济的变化寻求更加多维化的解析空间。企业应该更加重视研究交易选择和组织安排的收益问题，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参考文献：

[1]Coase，R.H. 1937，The nature of the Firm，Economics， Vol.4.

[2]Demsetz，H.，1997，The Economics of the Business Firm，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

[3]曹和平，林卫斌.企业与市场关系新释：产业链与市场构造[J].经济学动态，2004（10）.

[4]进.产业集群的组织性质：属性与内涵[J].中国工业经济，20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