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口贸易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转口贸易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转口贸易范文

关键词:转口贸易经济;竞争力;投入―产出;净出口额;德国

中图分类号:F713.5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5-0169-03

一、德国会成为转口贸易国吗

德国一直被视为世界出口冠军,也因此为其经济的发展贡献了巨大的力量。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越来越怀疑德国经济的世界竞争力,因为其强大的出口优势是建立在廉价进口品的基础上的。德国出口产品的价值将会不再包含本国人自己创造的价值。由此,在德国学界展开了激烈的论争。

二、关于转口贸易经济

(一)转口贸易经济提出的历史背景

德国目前的经济形势显得不容乐观:低增长,高失业。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尽管德国仍旧在世界,在欧洲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却显得信心不足,因为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渐渐失去了一些竞争优势:

德国(与瑞士,挪威一样)因其高工资成本而闻名于世。高工资成本不是一般企业所能承受的,结果便是一些企业要么破产,要么转移到国外生产。

欧洲统一市场的建立也使德国失去了以往基于贸易壁垒存在而获得的批量生产的成本优势。这意味着,一些小的欧盟成员国现在可以凭借降低的运输成本而出口价格便宜的产品。特别具有威胁性的是欧盟成员国的东扩,因为现在他们也有机会直接享有来自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成本优势。

总的说来,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德国存在着竞争问题,这一问题又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其劳动力市场上。高工资成本的逻辑性结果便是逐步增强的国内生产转移,且转移向低成本的他国。由此,Sinn H .W.说“德国正在朝着转口贸易国的方向发展,它提供给世界高质量但却价格适中的产品,只是这些产品不再在德国本土生产。”统计资料也证实了这一点: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德国工业产品总值增长了15%,快于其实际价值创造,因为它只增长了5%,可以解释的便是不断增长的产品前端生产进口。例如,大众汽车的许多部件在东欧完成,在德国进行的只是组装,但一样算作纯德国的产品出口。

(二)转口贸易经济的定义及其特征

Sinn认为转口贸易经济是指一国不再生产,而只是从事交易。绝大部分的部件从国外进口,然后在国内进行组装,最后销售到世界各国,或者干脆直接进口成品,然后再卖往其他国家。所有的这些都冠以“德国制造”的商标,尽管产品中很少或不再包含德国人自己所创造的价值。

转口贸易经济因此具有下列突出的特性:高进口份额,低价值创造份额。产品由本国创造的价值越来越少,因为在本国进行最后的组装是最好的事情。

三、检验:德国是否走向转口贸易经济?

(一)德国出口经济的竞争力检验

1.投入―产出分析。Hickel.R,(2004)认为借助投入―产出的分析便于区别研究德国国内与国外价值创造的构成。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德国的大多数制造业领域(德国出口业的支柱),产品价值的增长快于其毛产值(这里指产品价值减去其中包含的前期部件价值Vorleistung)的增长。有数据为证:在1995―2000年期间,德国产品产值平均每年增长4%,而产品毛价值增长每年仅为2.2%,这之间的差距便证实了不断增长的价值链的前端价值创造。但是,这部分价值的增长并不只是来源于进口,还源于本国供应商的创造。从1995―2000年间德国制造业产值增长了22%,其中9.4%来自于本国供应商创造的价值,9.1%源于进口制造商创造的价值,3.5%是由需求创造的毛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其它领域内制造商所创造的部件价值同样构成了国内价值创造的重要组成部分。Dieckheuer,G(2004)为此指出,“可以看出,大部分的价值创造不是来源于直接所涉及的领域,而是来自于其它领域的交织。”尽管只有7.23%的生产领域,其前端产品部件的价值创造高于国外进口的部分,但这些生产领域却占了德国整体经济的45%,由此尚不能得出德国正发展成为转口贸易国的结论。

在工业化和经济结构变迁的进程中,传统工业领域前期价值创造的部分越来越多地通过与工业领域相近的服务业领域所替代。如果这一趋势发展到国境之外,便出现了加深的国际分工。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德国汽车工业,其日益增加的“0utsourcing”反映了国内不断下降的生产深度,目的主要是为了区分核心和非核心的生产活动。因汽车工业在德国工业中占据很大的比重,因此其相对较高的进口价值便作用于德国工业的整体平均水平,使其整体的进口水平显得较高。但毕竟仅凭汽车工业还不足于说明德国经济的整体特征,例如,化学工业中85%的价值来自于本国创造。与此同时,Kinkel.S(2004)认为,还要看到价值回流的现象:在1999―2002年间,有7%的生产从国外移回到德国本土,这一比例从1994年的4%增加到1999年的7%,几乎翻了两番,并且在2002年保持不变。究其原因,可能是过去低估了转移到国外的交易成本(如质量保险,信任保护等)。

借助投入―产出的分析还有助于确定由出口所引致的进口。主要包括:为出口所直接安装的进口部件;从国内供应商那里购得的部件,其部件中已含有进口的价值;进口的产品再直接卖给国外。有数据表明,从1991―2002年,德国出口产品中所含的进口份额从26.7% 上升到38.8%,相应地,国内价值创造的比重从73.3%下降到61.2%。对此,Dieckheuer,G(2004)利用OLS估计进行了描述:WX=143.6-0.27MX-0.17XA①R2=0,99。因此,转口贸易国的假说可以得到支持:下降的国内价值创造比重可以通过不断增强的价值转移(主要是转移到廉价劳动力国家)来解释。

为了更好地理解日益深化的国际分工对德国经济的影响,有必要研究一下与出口产品生产相关的价值创造。从1991―2002年,德国出口产品中本国创造的价值不仅在绝对数字上增长,而且在国民经济毛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也在不断增长。

外贸上不断增加的与廉价劳动力国之间的关系只是日益深化的国际分工的体现。在正常的,积极的国际经济发展过程中,进口增长率与出口增长率应该并行。产品中日益增加的进口比重对出口的增长是一个积极的推动。1991―2002年间,德国出口创值从374.12亿欧元增长到732.53亿欧元,对此Robert C.Feenstra和Gordon Hanson(2001)通过理论模型的研究得出,不断增长的“outsourcing”可以有效促进出口增长。尽管,如果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放缓,那么德国出口产品中自我创造的价值可能会很大,但同时可以预见的是,其出口产值也会绝对下降,当然包括与此相应的本国价值创造也会绝对下降。所以,日益加深的国际化分工带来双赢的局面。

2.出口―进口分析:净出口额作为德国经济竞争力的指向标。德国经济研究所(DIW,2004)视净出口额为具有说服力的经济竞争力指标。使用这一指标最大的好处在于,其不仅包括工业领域,而且还包括了服务业领域以及一些不大重要的基础领域的分析考量,因而避免了将工业领域的结论适用于整个德国经济的错误,尽管其工业领域占较大比重。积极的净出口额可以证明本国创造的价值比起进口来说更多,而不是相反。

德国净出口额在1991―2002年间从11.2 亿欧元上升到126.2亿欧元。但是,不断增加的净出口额还不能马上就作为衡量经济竞争力强弱的指标来使用,因为增加的数额很有可能是由于弱势的国内需求,或强势的国外需求,或汇率波动等因素造成的,因此需要用适当的方法来消除这些特殊因素的影响。线性模拟是最简单的方法,但它只适用于净出口额是静态的时间序列,即它的数学期望,方差,协方差与时间无关。借助ADF 检验可以检验,是否净出口额是静态的。

如果人们用模型去检验净出口额的静态稳定性,可以得到下列估计值和t检验:(详见Horn,G,Behncke,S,2004)

ΔAB■=-1,18-0,22AB■+0,11Trend-0,18ΔAB■+0,29ΔAB■

(-1,16)(-2,63)(2,47)(-2,18)(3,32)

Trend (趋势)和常量的估计值的临界值分别为-4.14(1%),-3.44(5%),-3.17(10%)。因为-2.63绝对小于此,因此非稳定静态的零假设检验即使是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也不能被拒绝,换句话说,实际净出口额并不是稳态的时间序列。利用ADF 一级差额检验可知,净出口额是I(1)过程并带有漂移,其平均趋势是向上的。同样的结论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法得到。自从1997年以来,德国的实际净出口额一直呈清晰的上升趋势。如果德国真的走向转口贸易经济,那么其净出口额一定是呈下降趋势的。

3.国际间的比较。如果其他国家产品中的进口份额比德国增长的慢,那么也许德国就真的存在竞争问题。在此,笔者主要针对德国的制造业进行研究。此外,还研究一下德国出口在世界出口中的比重。

通过比较德国与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的制造业在1970―2005年间进出口的比值,可以看出德国和日本的出口/进口比值>1,而美国和英国则

再观察德国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可以得出,德国贸易份额在过去20年间有所下降,但其他国家也一样在此期间走下坡路。这不奇怪,因为此间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尤其以中国为代表,参与了世界竞争,以至于其他工业国的世界份额必然下降。如果人们再观察一下过去的40年,就会发现德国的份额基本保持不变,上下也就波动10%左右而已。总之,人们无法得出德国出口竞争力每况愈下的结论。

(二)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作为另一个论据

转口贸易经济的一个重要后果便是国内就业人数的下降,因为大部分劳动密集型的工作都转移到廉价劳动力国家了。通过对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可以去检验本文开头的观点。

Robert C,Gordon H (2001)对此建立了模型去研究:假设有三个要素,劳动L,人力资本(高素质和质量的劳动)H及资本K和三个生产活动:劳动密集型投入y1,人力资本密集型投入y2和两种投入结合的一个产出yn。P1,P2是y1,y2的国际市场价格,生产函数如下:

y■=f■(L■,H■,K■),i=1,2(投入)

y■=f■(y■+m■,y■-x■)(产出)m1是y1的进口,x2 是y2 的出口,在价格p1,p2不变的情况下,均衡时,产品既可以在国内生产也可以进口。出于成本的考虑而增加的“outsourcing”降低了劳动密集型的投入(y■■y■■),增加了人力资本密集型的投入(y■■y■■),同时产出增加了。如果资本价格不变,高素质的劳动者会获得更多报酬收入,而低质量劳动力则遭受报酬损失。

关于对德国国内就业的影响一般来讲有两个方面:一是直接增加了的劳动密集型失业效果,主要集中在家具业领域。二是由此使国内从事最后生产的劳动岗位变得更加稳固了的效果。

根据转口贸易经济持有者的见解,生产链的转移仅仅是出于成本的考虑,但这并不能反映全貌。Hartmann,M(2004) 认为,对此,一个同样重要的理由是国际市场开拓的需要,其他重要的理由如质量,信用度,弹性的考量等等,也会导致生产链的转移。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人们对此都还无法找到可信的数据去进行统计。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低技术劳动者的失业并不能有效解释整体失业现状,因为不断增加的劳动密集型进口产品在德国所有的进口中只占很小的比重。

另外,一个现象是德国的弱工业化进程,因为在服务业领域内就业的人数从1999―2003年增加了一百多万,远远超出了在制造业领域内失业的人数(82 000),从整体来看,就业人数在此期间反而增加了。尽管如此,德国的失业现象还是比较严重的。总而言之,通过对劳动力市场的考察,人们尚不能清晰地得出转口贸易国的结论。

四、总结和展望

通过对投入―产出,出口―进口,国际间的比较以及对劳动力市场的分析,人们无法得出,德国经济在整体层面上有发展成为转口贸易国的普遍趋势,虽然在一些工业领域的确存在着增加了的转口贸易行为。同样值得强调的是,尽管经济整体上并没有发生转移,但并不意味着就可以据此解释企业微观层面的转移现象。

德国出口经济的竞争力在很长时间内不断得到改善。源于出口增加而导致的国内价值创造在迅猛增加(平均每年6.1%)。虽然出口产品中国内创造的价值份额在下降,但这恰恰反映了德国善于利用和把握国际分工所带来的好处,而不是相反。把价值创造的比重当作指标去评价一国国内经济的发展状况有两点不足:一是人们无法区分产品中部件的价值源于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创造。二是,对于衡量就业来说,关键的不是价值创造的比例,而是价值创造的绝对数,它并不自动随着价值创造比重的下降而下降。如果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负面影响以及在工资,成本方面存在压力只应该是企业没有能力去开辟新市场和创造新的工作岗位,换句话说,只要能不断创造新就业岗位,就不能得出对劳动力市场有消极影响的结论。德国目前经济的情势并不是主要来源于国外竞争的压力,更多的是缘于工业国过多积累所造成的投资不足,这是几乎所有工业国所面临的困境,而绝不仅仅只是德国现象。

参考文献:

[1]联邦经济与劳动部.德国:转口贸易[J].经济分析,2004,(4).

[2]Basar?konomie Deutschland In: Bundesministeriumfür Wirtschaft und Arbeit, Wirtschaftsanalysen,Nr.4,2004.

[3]德国在世界竞争中[EB/OL].sachverstaendigenrat-wirtschaft.de/ gutacht/04_iv.pdf.

[4]Deutschland im internationalen Wettbewerb sachverstaendigenrat-wirtschaft.de/ gutacht/04_iv.pdf

[5]Dieckheuer, G. (2004).在投入产出模型中对德国外贸,价值创造和就业的研究[J].国民经济讨论副刊,Westf?lische Wilhelms大学,明斯特.

[6]Dieckheuer, G. (2004),Au?茁enhandel, Wertsch?pfung und Besch?ftigung- Untersuchungen in einem Input-Output-Modell für Deutschland,Volkswirtschaftliche Diskussionsbeitr?ge, Nr.357,Westf?lische Wilhelms-Universit?t, Münster.

[7]Hartmann, M. (2004).德国:转口贸易经济.LRP 经济报告,Nr 204,美因兹.

[8]Hartmann, M. (2004), Deutschland - eine Basar?konomie In: LRP Wirtschaftsberichte, Nr.2.04, Mainz.

[9]Hans-Werner Sinn (2004).全球化的两难[M].国家经济研究委员会出版,Walter Adolf J?hr的讲座于,2004.

[10]Hans-Werner Sinn (2004).Das Dilemma der Globalisierung, in: Forschungsgemeinschaft für National?konomie (Hrsg),Walter Adolf J?hr- Vorlesung.

[11]Hans-Werner Sinn (2004).转口贸易经济,ifo 观点,Nr 50,慕尼黑.

[12]Hans-Werner Sinn (2004), Basar- ?konomie, ifo Standpunkt Nr,50, Münschen.

[13]Hickel, R. (2004),德国――非转口贸易,法兰克福之音.

[14]Hickel, R. (2004), Deutschland?Keine Basar?konomie, Frankfurter Rundschau.

[15]Horn, G., Behncke, S. (2004),德国不是转口贸易经济,德国经济研究所的星期报告,柏林40/2004.

[16]Horn, G., Behncke, S. (2004) Deutschland ist keine Basar?konomie, Wochenbericht des DIW Berlin 40/2004.

[17]Kinkel, S., Jung Erceg, P., Lay, G(2002).国外生产――对德国是机会还是风险?来自于生产革新研究的结果, Fraunhofer 研究所的系统技术和革新研究,Nr.26,2002,S.1-12.

[18]Kinkel, S., Jung Erceg, P., Lay, G(2002),Auslandsproduktion- Chance oder Risiko für den Produktionsstandort Deutschland, in: Mitteilungen aus der Produktionsinnovationserhebung, Fraunhofer Institut für Systemtechnik und Innovationsforschung, Nr.26,2002,S.1-12.

[19]Robert c, Feenstra, Gorson, H. Hanson (2001),全球生产,分配和增加的不平等:一个关于贸易和工资的调查, NBER Working Paper 8372.

[20]Robert c, Feenstra, Gorson, H. Hanson (2001), Global Prodction sharing and Rising Inequality: A survey of Trade and Wages. NBER Working Paper 8372.

第2篇：转口贸易范文

【关键词】转口贸易;跨境融资;信贷风险

随着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的不断拓展以及外汇局加强对转口贸易项下的外汇收支管理，人民币转口贸易业务快速增长。

转口贸易人民币跨境融资在为境内企业缓解流动资金压力的同时，也容易成为异常资金跨境流动的新渠道，由于转口贸易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其背后隐藏的风险不容忽视。

一、典型案例

某CQ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Q公司）成立于2009年10月，是由香港A集团和国内B集团共同投资成立的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注册资本4635万美元（已全部到位）。为配合公司MES项目研发，CO公司通过某市多家商业银行开出转口贸易项下人民币信用证，进口氢化棕榈梗脂、棕桐油以及电解铜。对应出口合同交易方为香港和马来西亚的数家公司等。近期，CQ公司已建成的一条年产5万吨MES生产线在六次试车后，由于生产工艺不稳定未能量产，加上外部资金链断裂，导致公司出现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各家银行陆续到期的信用证无法按期收款。该事件发生后，相关债权银行积极与CQ公司沟通，采取相应措施，以抵押物为切人点，力争使企业筹集资金补足保证金，将陆续到期的敞口信用证变成低风险，确保权益最大化。

二、案例原因分析

根据政策规定，企业一旦确定使用转口贸易方式开展业务，其结算方式有“先支后收”和“先收后支”两种。“先支后收”对中转商而言需先垫付资金;“先收后支”对最终进口商而言也需先垫付资金，若中转商或最终进口商任何一方出现资金短缺，都将影响转口贸易的顺利实现，解决的途径则是加入银行信用，即通过先期开出银行信用证，满足中转商不先行垫付资金的需求，同时根据最终进口商银行开出的信用证，中转商顺利实现货物所有权转移至最终进口商，并以收入汇款来偿付信用证，进而完成转口贸易全流程。因此，无论“先支后收”还是“先收后支”，一旦加入银行信用，转口贸易两种结算方式实际就成为一种先收款后付款的“先收后支”模式。 在对上述典型案例进行认真梳理和分析后，不难发现，银企在共同策划转口贸易人民币业务运作上，极有可能隐藏或掩盖了很多致命的风险隐患，最终导致银行被迫垫付人民币开证资金。

1.买卖合同内容简单，虚构真实贸易背景，开证与实际货权转移不对等

如某商业银行一笔以转口贸易人民币背景开立的90天远期进口信用证项下，信片j证申请人即借款人CQ公司，信用证受益人即供货商香港M公司，最终进口商香港N公司。进口租船提单显示发货人为香港M公司，提单标示的货物通知方为香港N公司。单据货物所有权的转移方向为：香港M公司一香港N公司一中国cQ公司一香港N公司。借款人CQ公司实际并未与生产国供货商即香港M公司发生货权交易关系，银行对中国CQ公司的转口贸易人民币开证，实际上信用主体是香港N公司。该信用证的风险在于信用主体错位，CQ公司极有可能以假合同虚构贸易背景，造成了合同开证与实际货权转移不对等，一旦香港N公司资金链断裂，到期信用证银行必须垫付。

可以看到，企业通过虚假的转口贸易先从境外收取转口贸易项下跨境人民币收入，再通过其他方式（如远期信用证、海外代付、协议付款、预收延付等）延长对外支付期限，最终达到境外融资的日的。虽然《关于明确跨境人民币业务相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11]145号）明确规定：境内结算银行在办理转口贸易项下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时应进行真实性审核。但实际操作中，由于转口贸易“两头在外”、资金流与货物流脱节，银行在办理转口贸易资金收付时，难以准确获取相对应的物流信息，仅能审核合同、发票等表面单据的合理性与真实性，而这些表面单据极易伪造，故转口贸易交易是否具有真实的贸易背景难以查证，为少数企业通过转口贸易项下跨境人民币结算实现境外融资套利提供了便利渠道。

2.银行审核信用证条款流于形式

对于真实贸易背景的信用证，对条款内容的描述是相当严谨和慎重的，这关系到货款和产品质量。但在转口贸易人民币融资性开证中，一般只要求合同、发票、装箱单等商业票据，不要求收益人提品检验证书、产地证、保险单等重要单据，有的连海运提单都没有，只有简单的货物收据，商业银行国际业务部经办人员虽熟悉国际惯例、精通业务，但对客户的基本情况、资信情况不甚了解，信用证条款审核只流于表面，而且转口贸易运作方式的特殊性使经办人员更加难以把握。

3.以新还旧滚动开证，企业存在信用风险

据分析，CQ公司极有可能利用在多家银行滚动式开证来维持资金周转，用新证融资归还旧证，无形中制造转口贸易正常运转的假象，骗取多家银行的信任。由于人民币转口贸易信用证不受额度限制，可以开立更多的远期信用证，以此变相筹措资金，形成“远证即融”。据了解，该市多家商业银行为CQ公司开出了90至360天不等的人民币远期信用证，如果企业套现资金亏损或流动资金状况不好或转口贸易的上下游企业出现资金问题，都会导致该转口商资金链有断裂的可能，具有很大的信用风险。

4.相应的人民币资金监管制度尚不健全

汇发『2011]11号文规定转口贸易收入需纳入待核查账户管理、相应外汇收入应在企业进行相应转口贸易对外支付后方可结汇或划转，转口贸易价差超过20%的，企业还须经当地外汇局核准后方可结汇或划转使用。货物贸易外汇改革也将超期限、超金额的转口贸易作为企业必须履行的义务性报告内容。但对于跨境人民币结算管理而言，日前除了禁止交叉币种结算外基本没有限制，跨境人民币结算相对宽松的政策，激发辖内转口贸易项下人民币结算量猛增，客观上存在企业通过转口贸易人民币结算来逃避外汇监管，实现异常资金流人的可能。

同时，RCPMIS系统无法直接监测转口贸易资金收付情况，需要配合国际收支申报系统，导出数据进行人工筛选，资金监管存在一定的困难，极有可能由于交易过程中收支不对等且交易背景的真实性把握难度较大，使转口贸易成为违规资金流出人的通道。

综上所述，从转口贸易形式界定到实际业务操作，其产生信用风险不外乎内外部原因。外部原因在企业：主要是借款人经营计划无法实施而无力偿还到期债务、借款人有意占用银行资金或套现融资或蓄意欺诈等;内部原因在银行：主要是所掌握的借款人信息不全面或不真实，在利益驱动下，对无贸易背景的转口信用证项下潜在的支付风险认识不足、对信用证融资及还款资金监控不力等。

三、对策建议

人民币转口贸易的快速发展有利于推动跨境人民币业务，加快人民币“走出去”步伐，企业作为一个利益主体，热衷于做转口贸易有其合理的需求。因此，为应对风险而采取的政策规范，应是合理的、适度的，并应根据不同的风险采取不同的对策措施。

1.企业防控风险策略

企业对自身经营风险有着天然的避害心理，因此要通过市场手段加以引导。如银行可根据国际市场价格波动情况，适时提高或降低开证保证金比例，密切关注资金收付情况并及时给予提示，对一些创新组合产品组织企业进行业务培训，提高企业认识风险和规避风险的能力。

2.银行防控风险策略

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和完善的风险控制机制是商业银行防范转口贸易人民币信用证风险的基本策略。

一是加强开证前的审单工作，主要对信用证条款的转口贸易背景进行审核，特别对开证金额超出企业正常业务需求、交易价格、付款期限不尽合理的更要严格审查;二是对异常情况如企业短期内频繁开出同种类型、金额较大的人民币远期信用证，要及时向人民银行报告。

第3篇：转口贸易范文

现有文献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归纳起来主要有3点:(1)加工贸易。中国出口的高技术产品大部分是加工贸易，中国只是完成了其中劳动密集型的装配环节。(2)外资企业。行业层面的出口复杂度与该行业的外资企业数目成正比，本土企业的出口复杂度并不高。(3)政策鼓励。中国通过经济技术开发区等政策鼓励了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使其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一定竞争力(Rodrik，2006;Wang和Wei，2007;Xu和Lu，2009)。这3个方面的解释互为补充，解释了相当一部分出口贸易结构转变的原因，但归根结底还是对劳动力比较优势在出口贸易结构转变中作用的重新解读。本文强调了另一类基于规模经济的比较优势———本地市场效应(HomeMarketEffects)在贸易结构转变中的作用。“本地市场效应”是指在一个存在规模经济和贸易成本的行业中，那些拥有相对较大国内市场需求的国家倾向于生产更多该产品，并成为该产品的净出口国(Krugman，1980)。具体来说，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企业倾向于集中生产而不是在所有国家都设立工厂，以享受规模经济带来的成本下降;由于贸易成本的存在，企业倾向于将集中生产的工厂设立在市场需求较大的地方以节约贸易成本。当一个行业中的所有企业都按照这一机制进行选择时，便会形成产业集聚，产业集聚带来的成本下降和生产超常增加形成了出口竞争力，进而促进了该行业出口的增长。本地市场效应揭示了特定条件下内需与外贸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各行业本地市场效应的强弱决定了各行业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利用我国迅速增长的国内市场需求促进出口的增长。

这一差异导致了各行业出口增速的差异，进而推动了出口贸易结构的转变。已有文献也指出，传统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已经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出口取得的成就及其贸易结构的转变，而应该考虑以规模经济为标志的本地市场效应的作用(江小涓，2007;杨汝岱，2008;林发勤和唐宜红，2010)，但这些文献并没有直接检验本地市场效应在出口贸易结构转变中的作用。已有检验中国出口贸易本地市场效应的文献为本文的分析提供了诸多借鉴，并且其中一些文献在检验本地市场效应的基础模型上做了不同拓展，完善了检验技术。例如，邱斌和尹威(2010)重点考察了加工贸易的因素;许统生和涂远芬(2010)将检验模型由双边拓展到多个国家;钱学锋和黄云湖(2013)进一步考虑了市场准入效应的影响，完善了多国模型检验框架。但现有文献在使用面板数据对本地市场效应进行估计时，无一例外强调本地市场效应在行业间的差异，而假设模型估计系数对各时期是相同的。事实上，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与否不仅与行业特质紧密相连，也与相关的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关。本地市场效应带来的出口增加，首先基于产业集聚带来的生产超常增加(Davis和Weinstein，1996)。即使在一个本来具有规模经济的行业，纵然拥有较大的市场需求规模，但如果不具备诸如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基础设施建设、配套设施建设、相关制度环境等其他产业集聚的条件，就不会发生生产的超常增加，进而也无法观察到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所以本地市场效应不仅存在行业层面的差异，也应该随着制度和经济的发展动态变动。那么以往文献在使用面板数据估计模型尤其当时间跨度较长时，均假定本地市场效应的系数在各个时期都是相同的不具有合理性。

从图1中可以看出，中国出口贸易结构转变的一个关键点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那么在这个时点前后，各出口行业的本地市场效应是否也出现了转变呢?本文使用1978～2011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用于检验本地市场效应的扩展引力模型是否在1995年前后存在结构突变，结果证实了本文的假设。结合进一步的分时期检验结果本文发现，1995年之后出口份额上升的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两大制成品行业，都发生了本地市场效应从无到有、由弱至强的关键转变;而份额下降或者变化不大的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和资源型制成品行业，本地市场效应的变动相对于要素禀赋优势的变动则显得无关紧要。本地市场效应在不同出口行业不同时期之间的差异为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快速转变提供了另一种解释:本地市场效应作用增强的行业如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成品行业，可以更加充分地利用我国迅速增长的国内市场需求，享受规模经济效益，实现出口的快速增长;而本地市场效应较弱、要素禀赋优势作用相对更大的行业，如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型制成品行业，相对不能充分利用国内市场需求的扩张，并且随着我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减弱出现了增速放缓的态势。两方面共同作用推动了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快速转变。本文的研究对下述两类文献有所贡献:一是研究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文献。本文证实了本地市场效应在中国出口贸易结构快速转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为解释中国出口贸易结构之谜提供了新视角。二是检验本地市场效应的文献。本文基于模型结构突变的检验，证实了本地市场效应不仅存在行业间的差异，而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存在时间上的变动。

一、文献回顾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规模经济为标志的新贸易理论创立以来，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经济学家都无法回答现实中的贸易结构到底有多少可由比较优势解释，多少可以由规模经济解释。直到Davis和Weinstein(1996)发现Krugman(1980)提出的“本地市场效应”才成为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在规模报酬递增和贸易成本存在的情况下，本地需求的增加会引致本地生产的超比例增加，进而带来出口的增加，即存在本地市场效应;而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比较优势世界，无论贸易成本存在与否，需求的增加只会引致生产的同比例或者缩小比例增加，甚至无法引致生产的增加，所以无法带来出口的增加，即不存在本地市场效应。所以对特定行业本地市场效应的检验区分了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在促进该行业出口中的相对作用。对“本地市场效应”的检验主要有两种思路:一种是检验超常需求对生产的放大作用，以Davis和Weinstein(1996，1999)为代表;另一种是采用引力模型的方法，检验出口收入弹性和进口收入弹性的相对关系，进而确定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性，以Feenstra(1998，2001)、Schumacher(2003)等为代表。在第一种思路中，Davis和Weinstein(1996，1999)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他们采用一个规模报酬递增和要素禀赋相融合的实证模型，巧妙地分离了本地市场效应和要素禀赋对贸易模式的不同影响。Davis和Weinstein(1996)首先检验了OECD国家的制造业生产结构，结果并不支持本地市场效应。要素禀赋解释了90%的生产模式，本地市场效应仅为5%。随后，Davis和Weinstein(1999)考察了日本的区域生产结构，发现19个制造业部门中有8个支持本地市场效应，这说明本地市场效应在解释区域层次上的生产结构要强于解释国家层次上的生产结构。Davis和Weinstein认为原因可能有两个:一个是贸易成本，无论是运输成本还是贸易壁垒，区域之间肯定低于国家之间，低贸易成本意味着在相对小的市场上保护较少;其次，区域间要素流动性要强于国家之间，较强的要素流动性将强化本地市场效应。随着国际物流业的持续快速发展，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深入，以上两个原因都在不断弱化，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证实了本地市场效应在国家层次上的存在。

第二种检验本地市场效应的思路是运用引力模型，通过检验不同行业中出口收入弹性和进口收入弹性的相对关系来检验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性。总的来说，如果在一个行业中，出口收入弹性大于进口收入弹性，说明该行业存在本地市场效应;反之则不存在。代表性的论文如Feenstra(1998)等的研究，他们发现，对生产差异化产品(多为工业制成品)的行业来说，在双边贸易中，出口国收入弹性大于进口国收入弹性，说明出口国的本国市场规模对该行业出口的促进作用大于进口国市场规模的拉动作用，存在本地市场效应。而对于生产同质产品(多为初级产品)的行业来说，结果正好相反，出口国收入弹性小于进口国收入弹性，不存在本地市场效应。Schumacher(2003)采用引力模型方法，运用22个OECD国家25个三位数ISIC(InternationalStandardIndustrialClassification)产业的实证结果表明，许多制造业部门出现了本地市场效应，这些部门可能是资本密集型的也可能是劳动密集型的。Hanson和Xiang(2004)采用倍差(Difference-in-difference)引力模型方法检验本地市场效应，认为本地市场效应依赖于行业的运输成本。

国内学者越来越多地关注到“本地市场效应”，并将其运用于中国区域经济以及对外贸易领域的研究中，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启发性的成果。在实证领域，国内学者的研究大致分为以下两个层面:其一是地区层面，检验国内地区间生产与贸易的本地市场效应(张帆和潘佐红，2006a;范剑勇和谢强强，2010;陈健生和李文宇，2010)，这类研究大致沿用Davis和Weinstein(1996)的方法，但区域层面上的研究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在此不再赘述。其二是国家层面，检验中国的双边或多边贸易是否存在本地市场效应。张帆和潘佐红(2006b)、钱学锋和陈六傅(2007)分别沿用Davis和Weinstein(1996)的方法和引力模型的方法检验了中美双边贸易中的本地市场效应。许统生和涂远芬(2010)、陈雯和李佳璐(2012)将本地市场效应的检验拓展到了多个国家。钱学锋和黄云湖(2013)在多国框架下进一步考虑了市场准入效应，使得对本地市场效应的检验更为稳健。虽然探讨角度和产业细分各有不同，但这些研究都发现，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出口已经出现了本地市场效应。此外，现有检验中国本地市场效应的文献对于加工贸易存在争议。邱斌和尹威(2010)认为加工贸易以出口为导向与本国市场需求关联不高，并发现本地市场效应在一般贸易中显著，在加工贸易中不显著。钱学锋和黄云湖(2013)则发现无论是低加工贸易行业还是高加工贸易行业，本地市场效应都显著存在。上述差异正是由于忽视了在规模经济以外本地市场效应存在的另一个重要条件，即产业集聚。

中国的加工贸易出口80%以上来自外资企业，正体现了这种全球范围的产业集聚带来生产放大进而促进出口的机制。本地市场效应与贸易方式无关，但与产业集聚紧密相连。如果加工贸易引发了产业集聚，就有本地市场效应;如果加工贸易不能引发产业集聚就不具有本地市场效应。产业集聚需要考虑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动态因素，所以本地市场效应也应该随着制度和经济的发展存在动态变动。上述国家层面的文献在使用面板数据对本地市场效应进行检验时，尤其当面板数据的时间跨度较长时，忽视了模型可能在时间层面上存在结构突变的问题。本文基于模型结构突变的检验，证实了这一猜测，并进一步分时期检验了不同出口行业的本地市场效应，结果发现本地市场效应在不同出口行业从无到有、由弱至强的变化，很好地揭示了中国出口贸易结构快速转变的深层次原因。

二、模型及数据

1．模型建立及估计方法采用引力模型方法检验国家层面上的本地市场效应，关键是如何控制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影响。只有在恰当控制了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对于双边贸易的影响后，才能明确分离出本地市场效应的作用。长期以来，中国的出口繁荣被认为主要源于劳动力禀赋优势，所以对中国出口贸易结构中的本地市场效应进行检验时，控制要素禀赋比较优势显得尤为重要。Bergstrand(1989)最早在具有理论基础的引力模型中考虑了要素禀赋的作用。他在两种要素、两个产业、多个国家的框架下推导出了具有理论基础的引力模型，并通过引入人均GDP很好地捕捉了H-O要素禀赋理论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新贸易理论的精髓。Bergstrand得出的引力模型可以表达。本文所关心的本地市场效应可以从系数β1和β2的相对关系上看出来。β1代表出口收入弹性，β2代表进口收入弹性。当β1＞β2时，说明出口国的本国市场规模对产业a出口的促进作用大于进口国市场规模的拉动作用，产业a存在本地市场效应;当β1＜β2时，产业a不存在本地市场效应。系数β3和β4代表产业a的技术以及需求特性。

2．数据来源及处理本文使用面板数据，使得传统横截面引力模型中被忽视的国家个体效应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决。选取中国与30个主要出口目的国/地区(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加拿大、法国、德国、中国香港、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意大利、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荷兰、巴基斯坦、菲律宾、波兰、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新加坡、南非、西班牙、泰国、土耳其、英国、美国、阿联酋、越南)1978～2011年的数据进行检验。这30个国家(地区)遍布6大洲，涉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国对这30个国家(地区)的出口量占中国出口总量的80%以上，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双边贸易数据来自NBER贸易数据库和联合国UNcomtrade数据库。其中，1978～2000年的双边贸易数据来自NBER-UN贸易数据库，为最大限度保持数据的连贯性，1978～1990年的德国数据使用前西德数据，1978～1991年的俄罗斯数据使用前苏联数据。2001～2011年的双边贸易数据来自联合国UN-comtrade数据库。均采用SITCRev．2分类，并加总至3位编码使用。本文进一步根据Lall(2000)的贸易产品分类方法，将3位SITC编码的200多种产品进一步划分，具体分类及代表性产品见表1。该方法综合考虑了要素禀赋和技术在贸易产品生产中的作用，并充分考虑了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特性。引力模型中涉及的其他相关数据如GDP、人均GDP、人口、固定资本存量和双边距离等，均来自CEPII的引力数据库和世界银行的WDI数据库。其中资本劳动比根据固定资本存量和总人口两个指标计算得出。

三、计量结果及分析

1．对模型结构突变的检验中国出口贸易结构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见图1)，这一变化很可能与本地市场效应的变动密切相关，为检验这一假设，我们以1995年为界对模型(2)进行了Chow检验①。为进一步区别模型在两个时期差异的来源，本文构造了全模型和关键系数两个Chow检验。我们将不考虑结构突变的约束模型写为(3)式②，即1995年前后两个时期具有相同的系数。表2汇报了上述两个Chow检验的结果。全模型Chow检验的结果表明，用于检验本地市场效应的扩展引力模型，在各个出口行业的1995年前后都出现了显著的结构突变(显著性水平为95%)，这说明以往使用面板数据检验本地市场效应而假设各时期估计系数相同具有不合理性。关键系数Chow检验的结果表明，在初级产品、资本密集型制成品和技术密集型制成品这三大出口行业中，确定本地市场效应是否存在的关键系数发生了结构突变，这意味着本地市场效应的变动在相当程度上解释了全模型的结构突变;而在资源型制成品、劳动密集型制成品这两个出口行业中，关键系数并没有发生显著结构突变，所以全模型的结构突变可能更多来源于进出口国资本劳动比系数的变化。

2．分时期本地市场效应检验结果及分析为进一步确定模型结构突变前后系数变动的方向与幅度，我们分时期检验了本地市场效应。估计中考虑的主要计量问题如下:(1)数据缺失。为最大限度保留观测值、提高估计效率，本文使用非平衡面板数据估计方法应对数据缺失问题。本文的数据缺失主要是由于相关国家的统计制度造成的，与各国经贸发展水平不存在直接关系，因此可以认为数据缺失的原因是相对外生的，传统的平衡面板数据方法仍然适用①。(2)不可观测效应。通过Hausman检验可知数据存在个体固定效应。(3)组内序列相关。通过Wooldridge的面板数据组内序列相关检验可知数据存在组内一阶自相关问题。在存在组内自相关的前提下，一阶差分(FirstDifference)估计量比固定效应模型更为稳健，且是利用严格外生性假设的一类估计量中最有效率的②。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汇报了一阶差分结果，如表3、表4所示。结果显示，所有制成品行业在1995～2011年间的出口收入弹性都大于进口收入弹性，显示出了本地市场效应。这与现有文献的发现一致，即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出口普遍存在本地市场效应(邱斌和尹威，2010;钱学锋和黄云湖，2013)，而初级产品行业始终不存在本地市场效应。结合模型结构突变的检验，本文进一步揭示出制成品行业中本地市场效应在不同时期之间的变动。首先来关注全模型和关键系数Chow检验都显示存在结构突变的两大部门:资本密集型制成品(MT)和技术密集型制成品(HT)。1995年之后，这两大类产品在出口总额中的份额不断增加，尤其是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份额呈现加速增长的态势。对比表4的(1)、(2)列可以看出，资本密集型制成品行业在1995年之前就已经显现出本地市场效应，但是在1995年之后，本国市场需求相对于外国市场需求的出口促进作用大大加强了，出口收入弹性是进口收入弹性的3．92倍。对比表4的(3)、(4)列可以看出，技术密集型制成品行业在1995年之前并不存在本地市场效应，但在1995年之后，显示出强烈的本地市场效应，本国市场需求成为促进出口最重要的因素，出口收入弹性统计显著且远远大于统计不显著的进口收入弹性。表4的(5)、(6)列对比了技术密集型制成品中备受关注的电子和电气产品(HT1)出口的分时期检验结果，与技术密集型制成品的结果非常类似，进一步证明了该结论的稳健性。由于这两类产品的关键系数Chow检验也支持结构突变，说明本地市场效应的变动在相当程度上解释了全模型的结构突变。其次来关注全模型Chow检验支持结构突变但关键系数Chow检验不支持结构突变的两大部门:资源型制成品(RB)和劳动密集型制成品(LH)。1995年之后，资源型制成品的出口份额几乎没有变化，而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出口份额大幅降低。对比表3的(3)、(4)列可以发现，资源型制成品在1995年前后也显示出了本地市场效应由弱变强的过程，1995年之前出口收入弹性是进口收入弹性的1．40倍，1995年之后则增加到3．62倍。对比表3的(5)、(6)列可以发现，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在1995年前后也出现了本地市场效应从无到有的转变，1995年之前出口收入弹性小于进口收入弹性，1995年之后则相反。但是这两类产品的关键系数Chow检验不支持结构突变，说明本地市场效应的这一变动相对于整体模型来说微不足道，全模型的结构突变更多地源于进出口国资本劳动比系数或者常数项发生的变动。也就是说要素禀赋优势的变动对于解释资源型制成品和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的变动更为重要，所以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的不断减弱，这两大部门的出口增速也随之放缓。

四、结论

第4篇：转口贸易范文

【关键词】出口贸易 对外贸易 地区结构 产品结构 市场替代

一 引言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亚洲国家飞速发展，在此期间我国产品输出的70%的份额正集中在亚洲地区。依靠对本地区市场的熟悉，我国出口快速上升。90年代初至中期，由于出口商品集中在技术含量低的初级工业制成品和缺乏稳定出口对象的杂项产品方面，出口产品结构不合理问题显现。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出口产品结构虽有所优化，但与先进工业化国家相比，水平依然较低，出口贸易仍旧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导。低水平的商品结构大大制约了我国出口贸易的进一步扩展。

现有文献对我国出口贸易的研究正是由这个现实出发而较多地集中在出口结构方面，即一国（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各类出口产品在整个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刘重力（2000）通过分析我国出口结构现状及国际比较，以及我国产品出口竞争态势，提出了优化出口结构促进贸易增长的对策建议。李磊（2000）用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变化关系来考察出口结构与生产要素禀赋的变动关系。王广宇（2000）系统地探讨了我国出口贸易的主体结构、贸易方式结构、商品结构与市场结构等问题，以寻找对我国出口贸易有益的启示。向锦、康赞亮（2006），陈春燕、陈红蕾（2010）从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产业的影响力指数及合理度指数来研究我国出口产品结构及其优化。

尽管我国对外贸易结构有待调整，但对外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对外贸易总体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进出口总额由1981年的440.22亿美元增长为2010年的29729.22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由1981年的220.07亿美元增长为2010年的15778.24亿美元，增加了七千多个百分点。自1984年以来，除了1998年进出口贸易同比增幅为负值外，其他年份均为正增长，2004年更是出现了历史最高增幅（35.4%）。随着中国贸易的快速发展，中国与美国、欧盟等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多，中国开始成为全球贸易争端的最大受害国。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我国的对外贸易增长出现了21世纪以来第一个负值。2009年全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同比下降13.9%，其中出口总额同比下降16%。贸易安全已经是我国必须要正视的问题。

基于此，本文把视角主要放在我国出口贸易的地区分布上，将从宏观的角度使用总量性指标及结构性指标来分析我国出口贸易总体情况，找出各类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寻求出口市场替代的可能性，并且选取两大主要出口类别，借助MAPINFO软件进行出口地区结构的深入分析，找寻贸易摩擦、国际争端下的替代市场。

二 我国出口贸易结构剖析

1.出口贸易地区结构变化

本文将出口贸易地区结构定义为：一国（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对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出口分布情况。这一指标可以衡量一国（或地区）出口贸易的客体市场结构和前景。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的进出口贸易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2001～2010年，我国的总出口额以及对亚洲、非洲、欧洲、拉丁美洲、北美洲、大洋洲的出口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见图1）。2010年，我国的出口总额达到15777.54亿美元，与2001年的2661.15亿美元相比增加了435个百分点。亚洲一直以来是我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对其出口占我国产品出口的46%～54%。2006年，欧洲超过北美洲成为我国第二大出口市场。到2010年底，我国出口市场由大到小排列依次为：亚洲、欧洲、北美洲、拉丁美洲、非洲、大洋洲。其中，亚洲、欧洲、北美洲占我国出口总额的88.29%。

虽然近年来我国在各大洲的出口贸易总额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但考虑各地区所占比重，结果将是更全面的（图2）。2001～2010年间，亚洲作为我国第一大出口市场的地位有所减弱，其所占比重由2001年的53.09%下降为20100年的46.39%。同样有下降趋势的还有北美洲。欧洲作为我国一个重要的出口市场，其所占比重正逐年上升，到2008年底已达到24%。此外，拉丁美洲、非洲、大洋洲的出口市场较小，但其所占比重正小幅波动上升。

本文所涉及数据来源为国研网对外贸易数据库。

2.出口贸易产品结构基本情况

根据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我国进出口商品构成共9类，可分为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①。借鉴并对照SITC及我国出口海关代码类别，本文将我国21类出口产品归为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两大类②，同时将第十六、十七、十八三类凝结较多资本和技术的产品归为机电产品，与初级产品、和全部工业制成品分析比较。我国出口产品中初级产品的比重较低且逐年下降；工业制成品的比重较高，到2010年底，工业制成品已占总出口额的95.06%，。在工业制成品中机电产品是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代表了我国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由表1中可以看出，机电产品占据工业制成品的半壁江山且在工业制成品中的比重逐年上升。到2010年底，机电产品占工业制成品的份额达到2001年以来的最高值56.28%。

第5篇：转口贸易范文

近年来，跨境电子商务贸易随着信息产业和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异军突起，成为我国外贸进出口新的利润增长点。据艾瑞咨询公司研究预测，我国跨境电商贸易的年均增幅在30%左右，2016年市场规模将达6.5万亿元，跨境电商贸易占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将提升至18.90%。在我国传统外贸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以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为基础的跨境电商贸易是传统外贸企业重塑产业链、压缩中间环节、降低交易成本、摆脱严峻形势、扩大外需的重要途径。为了稳定纺织品服装的出口形势，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通知，自2015年1月1日起，纺织品服装出口退税率提高至17%，实现全额退税。在税收政策优惠的契机下，服装出口企业若能够借助跨境电商这种新型贸易形式实现全面转型升级，将有助于摆脱出口困境，提升我国服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一、跨境电商贸易给服装出口企业带来的变化

（一）出易成本降低

以前，加工企业出口需要通过公司，通常每出口1美元要支付5~8分钱的费，而且每一票出口订单都需要完成申报、结汇、退税等一整套繁琐的工作，对于以加工贸易为主的服装出口制品来讲，订单量较小，利润率也比较低，每单申报方式会花费较多的时间和成本，据统计，我国中小外贸企业在流通环节的成本占30%左右。现在，如果通过阿里“一达通”这样的外贸出口综合服务平台，不仅不需要支付费，还有机会获得一定金额的外贸服务津贴。此外，跨境电商贸易中，电子单证取代了纸质单证，可以在出口企业内部、海关、商检、税务、银行、保险公司等各部门的电子系统之间快速传递，通过网络实现申报、结汇、退税等操作，交易效率显著提高，传统跟单的成本和费用有效降低，尤其在海关总署增列了新的海关监管方式代码，并鼓励企业采用“清单核放、汇总申报”模式后，服装出易订单可以集中化、正规化处理，简化了企业申报和退税的流程，降低了出口订单的总体交易成本。据兰亭集势估算，在集中申报模式下，出口退税这一环节每年节约的成本至少占销售额的5%。

（二）出易时间缩短

外贸交易中，电子单证的普遍使用能够大幅度缩短纸质单证在各个环节的流转和处理时间，但传统贸易形式下繁琐的交易流程仍旧没有改变，出口过程中的通关、结汇、退税、产品安全、征信等环节依然是分离的，不仅导致出口企业交易成本的增加，也会花费较长的交易时间。目前国内多个城市建立的跨境贸易电子商务通关服务平台已经启用，实现了跨境电商贸易平台、电子商务企业、支付企业、物流企业与海关、国检、国税、外汇等政府进出境口岸管理部门的系统对接，一站式解决出口企业的通关、结汇、质检、退税等问题，显著提高了通关效率，为跨境贸易出口企业提供了阳光化通关渠道。2014年7月海关总署在东莞启动的跨境贸易电子商务通关服务平台在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就顺利完成700多个包裹，1万多件跨境货物的通关手续，大大提高了每件货物的跨境通关速度，缩短了出易的时间周期。

（三）出易品牌质量提升

在我国出口的服装制品中，以在华外资服装企业生产和各类加工贸易出口的外国品牌为主，自主品牌仅占很少一部分。虽然贴牌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我国服装产业的加工制造水平，但随着人均工资水平和棉花价格的不断增长，国际竞争中的成本优势几乎不复存在，越南、缅甸、柬埔寨等发展中邻国逐渐成为外国服装企业投资的热点，在市场持续低迷状态下，惟有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品牌质量、加快产业升级转型才是摆脱经营业绩下滑的有效途径。跨境电商贸易将国内企业和服装品牌推向了全球市场，以设计创新、技术创新为核心的品牌理念是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服装制品需要走高端路线才能占稳国际市场。从2014年广交会的交易情况来看，境外采购商偏好中短期订单，我国服装企业接到的外贸订单大都在一个月以内，为了适应国际竞争，只有通过研发设计创新，提升出口服装制品的品牌质量。

（四）出易中间环节减少

目前我国服装出口贸易中相当一部分是通过中间商完成的，需要通过国内出口商或出口商进行，在中小企业中尤为常见。由于不直接面对国际市场，间接出口方式不仅使得企业难以把握国际市场需求的变动情况，而且不利于企业在国际上建立自己的声誉。跨境电商贸易通过网络交易服务平台实现不同国家交易主体之间的直接交易，服装制造企业或贸易企业能够直接面对国外销售商或最终消费者进行交易，还可以享受到跨境电商平台提供的营销、报关、支付、物流、保险、售后等一系列服务，此外，减少掉的中间环节成本也能够转化为出口企业的利润以及交易平台的佣金。譬如出口企业利用敦煌网直销产品，注册开店、上传商品都是免费的，只在买卖双方交易成功后由买家支付3%-14%的交易佣金，由于直接面对市场，企业对产品流向和价格控制的自由度加大，对跨国营销经验的积累和自身品牌的建设都有好处。

（五）出易的市场扩大

目前我国服装出口主要销往欧盟、日本和美国，经常遭受这些国家和地区设置的绿色贸易壁垒和各种贸易保护措施的挟制。跨境电商贸易为服装制品出口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和交易机会，由于互联网不受地域的限制，企业可以将目光投向亚洲、非洲、拉美、中东等地区的新兴经济国家，扩大出易范围，据2014年1-11月的出口数据显示，我国服装制品在俄罗斯、韩国、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很受欢迎，出口额增长较快。跨境电商贸易平台能够将全球服装制品的边缘消费需求聚集在一起，为中小企业以及个体服装卖家提供了与知名企业和大品牌公平竞争的机会，广东里仁洞村的一个淘宝女装卖家，利用周围服装加工厂有大量现货的优势，在敦煌网交易平台转型做跨境电商贸易，上线2个月成交总额就突破了20万元。

二、服装出口企业开展跨境电商贸易面临的问题

（一）供应链无法适应跨境电商贸易多批次、小批量的订单需求

我国服装出口多为国际知名品牌的代加工，在中国刚刚加入WTO的那几年，贴牌加工的服装出口订单批量往往比较大，供应链设计的目标是实现产量最大化和单位成本最小化，不注重款式的设计能力和品牌的自主研发。随着电子商务的兴起，个性化需求的回归，单纯追求规模效应的供应链模式在款式更新、产品研发、品牌建设等方面存在的弊端逐渐显露，当国际市场需求发生变化时，生产线无法及时做出响应，不能做到随时更改款式、调整订单，很容易造成产品生产出来销售不出去的局面，更无法满足定制化的国际服装生产趋势。近年来，我国服装企业普遍存在库存量过高的情况，根本原因就在于供应链不够优化。跨境电商贸易的特点是多批次、少批量，对供应链的柔性化要求很高，这也是服装企业抵御国际贸易风险能力的重要体现。

（二）缺乏跨境电商运营、翻译、法律等专业人才

跨境电商贸易是通过电商平台进行外贸交易，需要兼具外贸和电商运营的复合型人才，对网络营销、网站规划、外贸实务、品牌运营等专业知识的要求比较高。营销推广过程中，由于要面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为了提高可识别度，需要将公司网站尤其是产品介绍翻译成出口目的地国的文字，甚至需要与客户在线沟通，对翻译人才的专业化水平要求比较高。此外，国际贸易难免产生纠纷，跨境电商贸易纠纷的内容和解决方式都不同于传统外贸环境，需要专业的外贸法律人才。目前国内高校以及各类教育培训机构专门针对跨境电商贸易的人才培养仍是空白，单纯依靠一些跨境电商平台开设的培训课程，远远无法满足开展跨境电商贸易企业的需求。

（三）海关通关速度还难以满足服装出口企业跨境电商贸易的短周期要求

传统贸易形式下，服装企业一般通过报关企业办理出境手续，需要经过申报、交验单证、商检、退税等流程，接受检验检疫局、海关、税务等部门的分别查验，经常会因为计量单位换算错误、证件准备不全、商品归类不准确以及出口配额等问题影响到正常的通关进程。服装制品出口退税时需要向税务部门出具产地或货源地证明以及当初的缴税证明，相关证明开具过程由于受到地域限制或出现供货商企业歇业等情况，会导致出口退税周期延长，甚至长达2~3个月。此外，我国服装出口制品的60~70%都要进行法定商检，而且费用较高，平均一笔订单的商检费用甚至达到2000~3000元左右，即使服装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已经进行了检测，出口报关时仍要进行。出口退税周期长、商检项目繁多、再加上各地海关的税则号分类不一致等问题，导致服装出口企业的实际通关速度仍然不快。通关环节的不顺畅，使得服装制品出口到国外市场的周期延长，出口成本上升，产品的竞争力被削弱，无法满足跨境电商贸易的短周期要求。

（四）跨境物流仍是瓶颈问题

跨境物流运输可以采用海运、国际空运、国际快递等方式，不同运输方式的价格和运输周期差别很大，以1公斤物品运到美国为例，海运、空运和快递的费用分别为1.30元、35元和45元，海运普遍要20天左右，而快递一般7天内就可以送货上门。近年来国际贸易呈现出小批量碎片化趋势，我国服装出口的对象主要是国外小额批发商和消费者，包裹以小件、散件为主，由于服装制品的时效性要求比较高，运输周期短、能够送货上门的国际快递最为适合。但目前我国绝大多数跨境电商平台采用第三方物流方式自行投资，建立国外仓储和快递业的很少，如果一概依赖国外快递物流渠道，其物流的成本一般是本地物流成本的两倍以上，对于本身毛利率就不高的服装出口企业而言，交易成本大大增加。此外，各国政策和不同快递企业之间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投递时效十分不稳定，延误、丢件、破损等风险发生的几率也比较大。

（五）消费者体验差，售后服务跟不上

服装制品本身就属于体验型商品，跨境交易的消费者在购买前无法触摸、试穿，再加上跨境运输等待的周期较长，收货时间不确定，导致跨境电商贸易的消费者体验比较差。此外，当出现质量问题、大小尺寸不合适、款式不喜欢等情况时，国外消费者习惯的“无理由退换”等售后服务很难落实，受到通关手续、物流成本的极大制约，一旦出现跨境交易纠纷，消费者投诉也非常困难，这些因素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国外消费者对我国质优价低服装制品的网购热情。

三、服装出口企业跨境电商贸易转型的具体策略

（一）优化供应链，促进商业模式转型

传统服装企业的供应链规划多以追求规模效益为目标，已经不能够支持跨境电商时代的“轻资产运营”模式。电商贸易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为了适应多变的市场需求、降低经营风险，必须将企业重心转移到品牌推广和设计研发领域，将资金集中到供应链中最能够拉动销售、创造效益的环节，从而达到有效控制库存量、提高资金使用率的目标，以优化供应链为核心的商业模式转型是跨境电商贸易转型的关键所在。供应链优化应从支持末端零售开始，在订货、加工、采购、销售等各个环节中追踪目标消费群体需求的变化，能够根据需求的变化及时调整，并随时追加订单。柔性化和快速响应是供应链优化程度的两个重要指标，决定了供应链能否匹配小批量、定制化的国际服装生产趋势。切分生产线是一种较为有效的供应链柔性方案，韩都衣舍即采用这种方式，将传统的生产线切分成多个模块，一个工厂只负责一个工序，打板、裁剪、缝制、后整等多个工序由多个工厂分工协作，共同完成，每个工序的变动都不会影响到其他工序的正常生产，而且工厂只做一个工序，生产效率更高、交货周期更短、品质更高。供应链优化的另一个指标——快速响应可以通过标准化的基本设计来实现，服装产品的基本设计差异化越小，越容易改版，就能够在较短的交货周期内既实现快速补货，又能够控制库存的合理水平。

（二）加快技术创新和自主研发，促进品牌升级转型

面对生产要素成本刚性上涨、低碳、环保方面的监管标准和任务要求日趋严格的新态势，服装出口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能力是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通过品牌建设提升产品附加值是改变服装出口低迷、积极应对国际竞争的重要举措。企业应健全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预警和快速反应机制，及时了解国际最新标准和出口市场的技术要求，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生产和检测设备，在生产工艺、面料选择等方面严格按照国际标准，并加大在新型环保面料的开发使用、生物染整技术、有机卤化物的检测标准等方面的技术创新。跨境电商贸易形式下，服装批量生产模式向“小批量”、“个性化”和“定制化”转变，为了适应国际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企业必须提高自主研发的水平，在面料的舒适性环保性、辅料的装饰性、产品的流行时尚元素和设计风格等方面尽可能同国际接轨，打造独有的设计理念和文化品位，塑造个性鲜明的品牌形象，尽可能提高品牌溢价和产品附加值，提升品牌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江苏阳光集团坚持走技术创新为主的高端品牌路线，在生产过程中全部采用绿色环保染料，实行清洁生产，其产品先后通过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和SA8000社会责任体系，“阳光”呢绒获得“世界名牌”和“出口服装免验”荣誉，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毛纺和高档服装供应商。

（三）推进通关一体化改革，推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制

发达国家普遍采用“单一窗口”模式提升通关效率，即企业通过提交标准化的电子数据，在一个电子口岸，通过一个平台，一次提交数据，能够满足海关、商检、税务等所有监管部门的需要，在通关过程真正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目前，我国在长江经济带、广东地区和京津冀海关区域已经进行了通关一体化改革，这三个区域的企业可以自主选择向经营单位注册地海关、货物实际进出境地海关或其直属海关集中报关点办理各项手续，通关一体化之后，企业的通关时间节约12~24个小时，成本降低了20~30%，通关效率大幅度提升。今年，海关总署将继续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现通关一体化，简化海关申报、纳税和查验发行的手续。通关一体化进程的推进要求打破过去的地区封锁和贸易壁垒，各地海关、商检和税务部门还要加快一体化通关信息系统的建设，在各监管部门系统之间实现互联互通，尽快与国际通行的“单一窗口”制通关模式接轨。

（四）鼓励跨境电商贸易综合服务平台服务创新

跨境电商贸易综合服务平台是服装出口企业跨境电商转型的主要途径。为了更好地满足相关政府部门信息监管的需要，为企业提供完善的跨境通关贸易方案，跨境电商平台应加快自身服务创新的步伐，深度整合产业链，为出口企业提供、报关、退税、融资结汇、物流仓储等一体化服务，积极探索运营模式本地化、支付方式本地化、海外仓储等新模式，改善当前跨境商品和货源较为集中、相似度过高、支付方式单一、物流成本过高的现状，提高服务的专业化和个性化程度。阿里集团的外贸综合服务平台“一达通”对进出口外包服务进行创新，将通关、退税、融资、外汇、物流等繁杂出口流程进行标准化处理，整合众多中小外贸企业碎片化的出口需求，集约化提供出口服务。“一达通”利用平台上真实的交易数据，建立出口企业信用档案，联合平台上数万家外贸公司组成“大客户”，提高了与银行、物流、海关等基础服务机构议价的能力，降低了单个出口企业的出口和融资成本。

（五）提升国内快递企业的跨境物流专业服务水平

跨境物流一直是制约跨境电商贸易发展的瓶颈问题，物流成本较高和投递时效不确定等现状不仅降低了出口企业利润，也直接影响到国外消费者的用户体验和消费热情。国内快递企业应在全球运转、快速清关、海外仓储、高效配送等方面提升跨境物流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为出口企业提供符合其自身需求的专业化物流解决方案。2014年11月顺丰联合荷兰邮政推出“欧洲小包”业务，发往欧洲26国和美国、加拿大的小件产品，均采用“航班直飞+本地邮政派送”的方式，由顺丰负责中国境内和跨境物流的运输，荷兰邮政负责欧洲的清关和目的地国派送，该业务在清关和派送速度上优势明显，发往欧洲主要国家的小包均能在5-10日投妥，效率明显高于市场上主流的7-15日的小包服务时效，而且费用整体偏低，对于提升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效果显著。

参考文献：

[1] 沈静芳.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外贸生产型企业转型升级的路径探索——以张家港市外贸型企业为研究样本[J].企业经济,2014,(11):38-41.

[2] 任志新,李婉香.中国跨境电子商务助推外贸转型升级的策略探析[J].对外经贸实务,2014,(4):25-28.

第6篇：转口贸易范文

贸易伪报下的资本外逃是一种隐蔽的非法行为，其规模难以直接测算。由于贸易伪报下的资本外逃是造成中国与贸易伙伴贸易数据统计差异的重要原因，因此可以从中国与贸易伙伴的贸易数据统计差异值入手，通过分析主要的可观测因素，进而间接测算出贸易伪报下资本外逃的规模。

(一)中国与贸易伙伴的贸易数据统计差异值

根据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编制原理和国际收支账户分析方法，中国与贸易伙伴的贸易数据统计差异值主要受以下5个因素的影响。

1．贸易双方的统计口径和方法不同。

统计口径和方法不同，如统计辖区不同、运输时滞不同以及再出口内涵不同①等，都会造成中国与贸易伙伴的贸易数据统计差异。但由于统计口径和方法不同所产生的影响会相互抵消，其对双方贸易数据统计差异值的综合影响是有限的。

2．到岸价与离岸价的差别。

世界各国海关和统计机构通常以到岸价(CIF，货物价值包括从装运港至目的地港的运费和保险费)记录和计算进口货物价值，同时以离岸价(FOB，货物价值不包括从转运港至目的地港的运费和保险费)记录和计算出口货物价值。到岸价与离岸价之差主要由出口国(原产国)运送货物到进口国(目的国)的保险费和运输费构成，大概为离岸价的10%。

3．转口贸易及其增加值。

中国经转口国或地区转运到贸易伙伴的货物价值通常高于转口国或地区直接从中国进口时的货物价值，这是因为转运商为追逐利润而抬高了货物价格。这部分增加值没有计入中国的出口统计数据，但被计入了贸易伙伴的进口统计数据。

4．加工贸易增加值和走私。

加工贸易商品在出口后可能被中间商购买，经中间商再转卖给贸易伙伴，中间商为追逐利润的加价行为会使贸易伙伴的进口报关价格高于加工贸易商品的出口报关价格。由于没有足够信息用于判断被中间商购买和转卖的货物价值，因此很难量化中间商加价行为对中国与贸易伙伴贸易数据统计差异的影响。同时，货物走私逃避了海关监管，这也会造成进出口双方贸易数据统计的差异，如走私的货物价值未记录在出口国的出口账户，却记录在进口国的进口账户上。

5．贸易伪报。

贸易伪报是不法分子故意在进出口的货物价值上弄虚作假，以达到掩盖非法资本流出或流入的目的。贸易伪报可分为出口伪报和进口伪报。出口伪报，即出口商利用与贸易货物实际价值不符的报关单证进行贸易活动，包括出口低报和出口高报。出口低报是由出口商开出低于出口货物实际价值的发票，进口商将发票金额与实际货物价值的差额存入出口商在国外的账户，其目的是骗取外汇，躲避监管，将资本抽逃到海外;出口高报是出口商以高于出口货物实际价值的发票向本国海关申报，其目的是绕过资本项目监管，使国外资本非法流入国内。进口伪报，即进口商利用与贸易货物实际价值不符的报关单证进行贸易活动，包括进口高报和进口低报。进口高报是国外供货商开出高于进口货物实际价值的发票，国内进口商向货币当局申请的用汇高于实际用汇，其差额就存入了进口商的国外账户，其目的是骗取外汇，躲避监管，将资本抽逃到海外;进口低报是指进口商向海关申报的进口货物价值低于实际货物价值，使本应汇至境外的贸易结算资金滞留国内，其目的是绕过资本项目管制，使国外资本非法流入国内。上述5个因素是造成中国与贸易伙伴的贸易数据统计差异的主要原因。统计口径和方法不同以及加工贸易增加值和走私的影响虽然难以测算，但这些因素所产生的影响会彼此抵消，其综合影响有限，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到岸价和离岸价的差别可按照国际惯例将其换算成统一的计价方式。转口贸易及其增加值的影响也可根据中国与转口国或地区的转口贸易数据进行估计。贸易伪报是一种隐蔽的非法行为，其影响很难直接测算，但可以从中国与贸易伙伴的贸易数据统计差异值中剔除主要的可观测因素后进行间接测算。值得注意的是，贸易伪报下会同时产生资本外逃和资本非法流入。出于研究目的，本文剔除资本非法流入的影响，以出口低报导致的资本外逃与进口高报导致的资本外逃之和，对贸易伪报下资本外逃的规模进行测算。

(二)贸易伪报下资本外逃规模的测算模型

基于以上分析，在对中国与贸易伙伴进出口贸易数据，特别是转口贸易数据进行CIF/FOB转换①和相应调整后，先计算出中国与贸易伙伴的贸易数据统计差异值;然后再从统计差异值中剔除资本非法流入的影响，就能计算出中国出口低报导致的资本外逃和进口高报导致的资本外逃，两者之和即为贸易伪报下资本外逃的规模测算值。1．出口低报导致的资本外逃MEit=PIitCi－ΔV()it－DEit(1)式(1)中，MEit为中国与贸易伙伴i在t年出口项下的贸易数据统计差异值;PIit为贸易伙伴i在t年从中国进口的货物价值;Ci为贸易伙伴i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到岸价与离岸价转换系数(2)，经过转换，双边的贸易统计数据都调整为以离岸价计算的贸易统计数据;ΔVit为中国在t年经转口国或地区转出口到贸易伙伴i的转口贸易增加值;②(PIit/Ci－ΔVit)为贸易伙伴i在t年从中国进口的货物价值;DEit为中国在t年对贸易伙伴i出口的货物价值。式(1)中，MEit＞0，说明中国不法分子低报出口货物价值，其加总就是一定时期内(i=1，2，3，…，n)中国出口低报导致资本外逃的规模测算值;MEit＜0，说明中国不法分子高报出口货物价值，其加总就是一定时期内中国出口高报导致资本非法流入的规模测算值;MEit=0，说明没有出现贸易伪报行为。因此，中国出口低报导致资本外逃的规模测算值为：CFE=∑MEit，MEit＞0(2)2．进口高报导致的资本外逃MIit=DIitCi－ΔV''''i()t－PEit(3)式(3)中，MIit为中国与贸易伙伴i在t年进口项下的贸易数据统计差异值;DIit为中国在t年从贸易伙伴i进口的货物价值;Ci为中国与贸易伙伴i进行贸易的到岸价与离岸价转换系数(CIF/FOB)，经过转换，双边的贸易统计数据都调整为以离岸价计算的贸易统计数据;ΔV''''it为贸易伙伴i在t年经转口国或地区转出口到中国的转口贸易增加值;③(DIit/Ci－ΔV''''it)为中国在t年从贸易伙伴i进口的货物价值;PEit为贸易伙伴i在t年对中国出口的货物价值。式(3)中，MIit＞0，说明中国不法分子高报进口货物价值，其加总就是一定时期内(i=1，2，3，…，n)中国进口高报导致资本外逃的规模测算值;MIit＜0，说明中国不法分子低报进口货物价值，其加总就是一定时期内中国进口低报导致资本非法流入的规模测算值;MIit=0，说明没有出现贸易伪报行为。因此，中国进口高报导致资本外逃的规模测算值为:CFI=∑MIit，MIit＞0(4)综上，中国贸易伪报下资本外逃规模的测算值(TCF)等于出口低报导致资本外逃的规模测算值(CFE)加上进口高报导致资本外逃的规模测算值(CFI)，即:TCF=CFE+CFI(5)

二、样本选择与处理

在具体测算中国贸易伪报下资本外逃的规模时，需要对理论模型中的相关变量及其样本数据进行选择和处理，以提高所做测算的合理性和精确度。

1．样本期为2001—2011年。

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实行了一系列关税减让措施，相继落实了各项改革承诺，中国与海外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这为贸易伪报下资本外逃提供了较多的渠道和机会。从样本数据的可得性和质量考虑，2001—2011年的样本数据是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内外一些权威统计机构提供的，而且截至2011年，研究所需要的年度样本数据是齐备的。因此，本文选取2001—2011年作为样本期，样本数据为年度数据。

2．以香港作为中国与贸易伙伴转口贸易的第三方。

香港是著名国际自由港。一方面，中国内地是香港转口货物最重要的来源地，2001—2011年香港转口货物中，原产地为中国内地的货物价值为19541亿美元，占转口货物价值的62%;中国内地也是香港转口货物的重要目的地，同时期香港转口货物中，转口目的地为中国内地的货物价值为15219亿美元，占转口货物价值的48%。另一方面，香港统计和公布的转口贸易数据比较详实，包括中国转口到贸易伙伴的贸易数据和贸易伙伴转口到中国的贸易数据。可以认为，选择香港作为中国与贸易伙伴转口贸易的第三方较为合理。

3．对转口贸易样本数据的处理。

为消除香港转口贸易对中国与贸易伙伴贸易数据统计差异的影响，就需要知道香港转口贸易具体的转口目的地。因为现有样本数据只包含中国内地通过香港转口到贸易伙伴的整体货物价值，以及贸易伙伴通过香港转口到中国内地的整体货物价值，并没有细分到具体国家或地区的转口货物价值，所以本文首先计算中国内地通过香港转口到贸易伙伴的总转口贸易增加值(∑ni=1ΔVit)和贸易伙伴通过香港转口到中国内地的总转口贸易增加值(∑ni=1ΔV''''it);然后将它们从中国与贸易伙伴贸易数据统计的总体差异值中扣除，以消除转口贸易及其增加值对中国与贸易伙伴贸易数据统计差异的影响。另外，考虑到香港转口的到岸价与离岸价的差别，本文借鉴相关文献，特别是杨汝岱(2008)所做的研究，将中国到香港的CIF/FOB转换系数Ca和贸易伙伴到香港的CIF/FOB转换系数C''''a均按104%进行计量。香港转口贸易的整体增值率为［转口额－(进口额－留港自用)］/(进口额－留港自用)，根据经济学家进行的估算，中国内地转口贸易增值率比香港转口贸易整体增值率约高出10%，贸易伙伴经过香港转出口到中国内地的转口贸易增值率按香港转口贸易整体增值率计算。香港转口贸易整体增值率和香港转口贸易增加值的测算结果见表1。4．主要贸易伙伴国或地区的选择。由于贸易伙伴国或地区的选择对最终测算结果有较大影响，为测算中国贸易伪报下资本外逃的规模，本文需分析中国与贸易伙伴的进出口统计数据，并计算两者之间的统计差异。本文在选择贸易伙伴国或地区时遵循两个原则:一是选择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因为它们的市场化程度高、资本管制少、统计数据也齐备;二是选择与中国贸易往来比较密切的国家或地区，因为它们与中国进出口贸易的货物价值占中国全部进出口货物价值的比重大，以此测算贸易伪报下资本外逃规模的结果就更加准确。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选取美国、日本、德国、荷兰、法国、意大利、加拿大、西班牙、英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台湾、印度尼西亚、印度、俄罗斯、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泰国、比利时、丹麦、芬兰、澳门、越南、波兰、土耳其、伊朗、南非、巴西、墨西哥、巴拿马和智利等32个国家或地区的样本数据。样本期内，这些国家或地区在样本期内从中国进口的货物价值平均占中国全部出口货物价值的87%，其向中国出口的货物价值平均占中国全部进口货物价值的80%(表2)。

三、测算结果及其说明

第7篇：转口贸易范文

关键词：东南亚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香港对外贸易

1、引言

金融危机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周期性特征之一。1997年由国际投机资金冲击泰国货币泰铢而引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东南亚国家的货币平均贬值25%-70%（何慧君，1998），实行联系汇率制度的香港为维持汇率稳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亚洲地区及受此影响的其他国家经济衰退也对香港的对外贸易造成了巨大损失，香港对外贸易出现了将近一年的负增长。两次金融危机对香港的对外贸易产生了及其重要的影响，但由于两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和影响范围不同，导致对香港对外贸易的影响机制也有差别，香港应对两次金融危机的措施也不同，通过对比两次金融危机对香港对外贸易的影响，有利于香港在世界经济运行越来越紧密的情况下，优化对外贸易结构和政策，从而更好的应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变化。

国际贸易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和大卫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到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再到克鲁格曼的规模经济理论、佛农的产品周期理论等，理论界对国际贸易的运行规律和特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国际贸易属于一种经济活动，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波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际贸易活动。Cantor和Mark（1998）、Baxter和Crucini（1995）等人的早期研究确认了国际经济波动中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传导渠道的存在性和合理性。石红莲（2010）认为在全球化经济时代，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的经济波动都会影响其他国家的经济进而向全球范围扩散。经济波动主要是通过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以及资讯等渠道传导的。陈学彬、徐明东（2010）金融危机短期内对国际贸易最直接的两个主要影响渠道为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王会强、（2010）重要从收入、价格、汇率、外商投资等方面研究了金融危机对河北省出口贸易的影响。本文主要从其对外贸易的三个部分比较分析两次金融危机对其影响。

2、对外贸易指标变化比较

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过对外贸易参与国际分工，节约社会劳动，不但使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还可以保证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促进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实现。衡量对外贸易的指标主要有对外贸易规模、对外贸易依存度、对外贸易价格指数、对外贸易地理方向以及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等，金融危机通过影响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周围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环境以及汇率等方面作用于对外贸易。本文主要从两次金融危机对香港对外贸易规模、对外贸易地理方向和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等三个指标的影响进行比较分析。

2.1 对外贸易规模

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对外贸易快速发展，成为世界著名的国际贸易中心，贸易额进入全球前十，并成为世界最大的转口贸易地。金融危机影响对外贸易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对外贸规模的减小，东南亚金融危机中，1998年1月份香港进口和转口贸易开始出现负增长，1997年11月开始出现港产品出口负增长，并持续十多个月。国际金融危机中，港产品出口负增长首次负增长出现于2008年3月，进口和转口贸易均于2008年11月开始负增长，并持续将近一年。分别取两次金融危机周期中三年的月度贸易额增长率，东南亚金融危机从1997年1月至1999年12月，国际金融危机从2008年1月至2010年12月，其进口贸易、港产品出口贸易和转口贸易增长率变化如下图所示。

从上图可见，两次金融危机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香港对外贸易规模，但是影响的范围和时间长度却不同。国际金融危机对香港贸易的影响力度明显比东南亚金融危机强，但后者影响持续的时间更长，国际金融危机中，进口贸易增长率最大降幅为22.74%，港产品贸易增长率最大降幅为50.64%，转口贸易增长率最大降幅为22.44%，而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进口贸易增长率最大降幅为22.38%，港产品贸易增长率最大降幅为21.96%，转口贸易增长率最大降幅为16.73%。国际金融危机中，进口贸易负增长持续了12个月，港产品出口贸易负增长持续了22个月，转口贸易负增长持续了12个月，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进口贸易负增长持续了16个月，港产品出口贸易负增长持续了26个月，转口贸易负增长持续了15个月。此外，两次金融危机周期中，国际金融危机对香港贸易影响波动明显大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而且，对港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先于进口贸易和转口贸易。可见，国际金融危机对香港对外贸易的影响属于暂时性的冲击，而东南亚金融危机则属于长久的影响。

2.2对外贸易地理方向

对外贸易地理方向是指一国或地区对外贸易额的地区分布和国别分布的状况，即该国的出口商品流向和进口商品来自哪些国家或地区，说明一定时期内各个国家或区域集团在一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有的地位，通常以它们在该国或地区进出口总额或进口总额、出口总额中的比重来表示。一国或地区的对外贸易地理方向通常受经济互补性、国际分工的形式与贸易政策的影响。从两次金融危机周期中分别取6个月香港十个主要贸易国家或地区的贸易额增长率数据，如表3所示。

从表3可见，香港进口贸易中，东南亚金融危机主要影响的是香港从日本、台湾、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瑞士以及泰国等国家的进口，而从中国内地和韩国的影响则相对较小；国际金融危机中，主要影响香港从中国内地、日本、新加坡、韩国和瑞士等国家，而从台湾、美国、马来西亚、印度和泰国等国家的进口影响则相对较小。港产品出口贸易中，东南亚金融危机主要影响香港与中国内地、新加坡、日本、韩国、澳门和马来西亚等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对香港与美国、台湾、瑞士和英国等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影响不明显；国际金融危机对与香港贸易的前十大国家和地区都有较大影响，但影响的时间先后有差别，对香港与瑞士、澳门和马来西亚等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影响相对较晚一点。转口贸易去向中，东南亚金融危机对香港与日本、印度、韩国、新加坡和越南的贸易影响比较大，与中国内地、美国、德国、台湾和英国等国家的影响较小，而与英国的贸易额还处于上升之中；国际金融危机对香港与美国、德国、韩国、英国和新加坡等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影响比较明显，对香港与中国内地、日本、印度、台湾和越南等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影响较小。

2.3 对外贸易商品结构

对外贸易商品结构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进出口贸易中各种商品的构成，即某大类或某种商品进出口贸易与整个进出口贸易额之比，以份额表示。一个国家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主要是由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状况、自然资源状况和贸易政策决定的。香港实行高度开放的贸易政策，服务业发达，制造业份额相对比较小，使得香港产生制造业空心化现象，两次金融危机对香港香港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影响如表4所示。

从表4可见，国际金融危机对香港主要商品的进口、港产品出口和转口贸易均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影响，对出港产品的出口影响较大，杂项制品、矿物和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和电动机械、仪器用具及零件等降幅均超过或接近30%，转口贸易中降幅超过10%的有四种产品。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非金属矿物制品进口、电动机械、仪器和用具及零件的出口，而办公室机器和自动资料处理仪器的进口和转口均有所上升。

3、金融危机对香港对外贸易影响的机制比较

3.1 金融危机的收入效应影响比较

金融危机对贸易最直接的影响是以收入效应降低贸易对象的实际购买力，即主要影响香港的出口贸易，香港的出口市场主要是中国内地、美国、东南亚以及西欧国家，两次金融危机对这些国家和地区收入的影响不尽相同。亚洲金融危机主要影响东南亚的经济，从各国实际GDP增长率可以看出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1998年实际GDP增长率迅速下降，日本1998年增长率为-2.05%比1997年下降了3.61个百分点，韩国和印度尼西亚1998年增长率分别为-5.71%和-13.9%，比上年下降了11.48%和17.84%。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则机会影响了香港的整个出口市场，美国收入减少后，对香港的产品和劳务需求就会降低，直接导致香港出口的减少。同时，美国是全球进口大国，与诸多国家保持高度相关的直接或间接贸易，通过国际间的贸易进而影响香港对欧盟、日本等国家的出口。

3.2金融危机的价格效应影响比较

价格效应主要影响香港的状况贸易，由于香港实行的是联系汇率制度，两次金融的价格效应对香港对外贸易的机制具有差异。亚洲金融危机的价格效应主要表现为东南亚各国的货币贬值，而20世纪末香港主要是与中国内地、日本、西欧以及美国之间进行转口贸易，与东南亚的转口贸易比重比较低，故而通过价格效应的影响不大。国际金融导致全球商品价格下降，降低了出口企业的利润率，直接导致本地生产企业生产积极性下降，出口减少。但是，美元的贬值降低了包括石油、矿产品、农产品等大宗商品的国际价格，从而降低一些企业的进口成本，这个有利于香港的转告贸易。所以，国际金融危机对香港对外贸易的影响是综合性的。

3.3金融危机的汇率效应影响比较

东南亚和韩国、台湾、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货币贬值对香港的出口竞争力构成了不小的威胁。由于实行联汇制，港元兑美元汇率基本维持在7.749～7.730之间，相对其它亚洲国家货币间接有大幅度的升值，使香港产品的出口价格竞争力有相当大幅的减弱。在东南亚国家货币贬值的影响下，国际市场的一些商品价格下跌，如1998年初国际市场工业制成品价格比1997年9月降低了10%，涤纶切片、纤维和棉纱等产品也因韩国和印尼等国的低价倾销而价格下跌。国际金融危机中，美国经济大幅下滑，美元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货币贬值，有利于美国的出口，从而影响香港对美国的出口。

4、结论

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虽然产生的原因不同，但都对香港对外贸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东南亚金融危机对香港对外贸易的影响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大而且反应迅速，但是其影响力比国际金融危机小。东南亚金融危机主要是从东南亚国家的货币贬值导致香港的实际汇率上升导致香港对外贸易下降，国际金融危机主要是影响香港的对外贸易环境，欧美国家的实际需求下降，转口贸易和港产品出口贸易受到冲击，日本、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疲软进一步加大了对香港对外贸易的影响。但是，国际金融危机中香港的对外贸易政策比较及时和完善，从而比较迅速的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从两次金融危机中可以发现，内地和香港出口中受冲击最小，能保持出口价格和销量不变或增长的是高新技术产品和优质名牌产品。陆港合作开发高科技的提法早已有之，全球的知识化、高科技化和香港出口竞争力的相对减弱都不容香港再迟疑不前。由于香港本地技术、人才、资源和成本的限制，在发展高科技产业方面仍要借助内地，因此应充分发挥香港本地信息、资金筹集、服务方面的优势，相互合作增强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共同防范金融危机。

参考文献：

[1]盛洪昌.国际贸易实务[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2]毛艳华.香港对外贸易发展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张作乾.香港对外贸易[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

第8篇：转口贸易范文

 

信用证作为国际贸易传统的支付工具之一，在促进国际贸易结算和融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近年越来越多的企业以铁矿石、电解铜等大宗商品为载体，在转口贸易下利用信用证融资功能套取银行资金，利用境内外利差获利或从事高风险投资赚取高额利润，不仅扰乱正常的贸易秩序，而且为各类非法资金实现跨境转移提供了渠道，潜藏巨大的洗钱风险隐患，不容忽视。

 

一、利用信用证从事贸易洗钱的主要类型

 

(一)虚构进出易或利用虚假单据，以非法资金偿还到期信用证款项

 

操作模式为境外B公司和境内C公司事先串通，C公司向B公司进口某种大宗商品，骗取A公司代C公司申请某银行开立见票后90天付款的远期信用证。B公司持信用证在境外银行贴现获得资金，进行一系列高风险投资，掩饰、模糊以欺骗手段获得的资金性质，使其转化为表面合法化的投资收益。待信用证到期后，C公司可将非法资金偿还信用证款项，达到掩饰其非法性质和来源的目的。

 

(二)利用转口贸易将基础贸易复杂化，实现非法套利和洗钱

 

操作模式为境内一从事钢材进出口业务的A公司，在境外设立B公司和C公司两家关联公司。B公司从境内进出口一批“钢材”，然后将同一批“钢材”出口给境内A公司，A公司再将同一批“钢材”出口给境外的C公司，C公司将同一批“钢材”出口给境外最终用户。实际控制人A公司将一笔简单的国内钢材贸易流程转化为三次转口贸易流程，通过多次转口贸易操作，企业不仅可以利用境内外利差套利，而且利用转口贸易入境资金性质难以识别的特点，犯罪集团利用这条路径，将来源不明的资金从境外转移至境内，在境内经过一系列投资后，在远期信用证到期后，再将境内经过清洗的资金以偿还信用证款项形式汇出境外，最终实现利用转口贸易赚取境内外利差和非法资金跨境转移的目的。

 

(三)境内外公司互开信用证，实现非法资金跨境转移

 

操作模式为境内A公司从银行申请开立信用证，从境外B公司进口某商品，境外B公司再通过开立信用证方式购买A公司的商品，以此种方式反复操作，实现境内外资金的跨境转移，洗钱主体乘机将部分非法资金混入合法资金内，用于支付到期信用证款项。

 

(四)以备用信用证合法形式掩盖大量非法资金来源

 

操作模式为某境内A企业以高于其注册资金规模的方式筹集大量现金抵押某银行，开出以A企业海外关联公司为受益人的备用信用证，实现利用贸易融资方式将非法资金转化为表面形式上合法化，从而达到清洗非法资金目的。

 

二、政策建议

 

(一)信用证运行规则中应嵌入反洗钱要求，顺应国际反洗钱形势需要

 

国际商会制定的《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是信用证业务运作的法律依据，但在条例中缺少防范洗钱风险的相关规定。国际商会应参照国际反洗钱组织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40+9项建议，评估当前国际贸易融资欺诈和洗钱风险，修订补充信用证业务原则和操作规范，嵌入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监管要求。引导银行在办理贸易融资业务中加强对客户贸易背景、基础合同审查等尽职调查要求，履行可疑交易报告义务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义务，在保持信用证独立性和单证相符原则的灵活性安排基础上履行必要的反洗钱国际义务。

 

(二)加强多部门合作与信息共享，防范贸易信息不对称产生的洗钱风险

 

贸易领域反洗钱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多个领域、行业和部门，要求银行同海关、税务、工商等部门加强合作，建立贸易数据信息共享查询机制，以实现针对可疑进出口厂商及时查询贸易背景和交易情况，帮助银行对可疑货物的贸易、生产流程的审查核实，识别判断异常情况，降低贸易融资欺诈和洗钱风险。

 

(三)贸易融资部门要采取多种措施做好客户的尽职调查，强化风险监控和贷后管理

 

一是调查审核贸易企业背景和交易对手。对成立时间短的企业，特别是关联公司较多、关系复杂、关联担保或互保的企业重点关注，了解企业实际控制人。核实企业交易对手历史业务情况，重点防范交易对手为上下游关联企业套取资金的风险。二是调查审核贸易商品和金额。

 

客户主营业务是否列入重点关注商品，对于电解铜、铁矿石、棕榈油PAT等单价高、具有金融属性、变现能力强的大宗商品，要确定是自用还是贸易，判断交易合理性。对于黄金、珠宝等价值高、体积小、易于标准化的进口商品，要进一步核实进口报关单、运输单据等，防范虚构贸易背景套利和欺诈行为，分析单笔金额是否合理，与客户交易惯例是否一致、与客户销售款规模是否匹配。三是审核单据。办理贸易融资服务，应审核客户的各种物流单据正本，并确保物权的正确归属，防止借用物权单据进行融资欺诈。

 

远期信用证承兑前应通过海运公司官网或船讯网等相关公共网络追踪运输货物，检查运输单据的真实性，并通过原产地证明、保险单据等第三方单据，加强与进出口合同和运输单据、仓单等文件一致性审核。贸易融资应着重贸易过程的控制，要通过现场检查了解客户生产过程，通过与物流监管公司合作，跟踪货物出运、到港及提货情况，通过监督货款发放、销售资金指定专门账户等管理方式，对资金流进行监管，根据单据反映的信息，及时掌握客户交易履行情况，防范欺诈和洗钱风险。

第9篇：转口贸易范文

义乌小商品市场起步早、发展快、规模大，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国家试点的启动实施，标志着义乌改革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开启了新的征程。我们将以党的十精神为指导，扎实抓好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力争设立“国际贸易特区”，力推我省“四大国家战略举措”深入实施，为引领我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变多做贡献，不断续写市场发展的新辉煌。

 

构建义乌“国际贸易特区”

是改革试点的重要目标

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是全国第10个也是首个在县级市设立的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自改革试点启动实施以来，重点工作分项目有序推进，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有新突破，贸易管理体制机制得到新优化，商贸功能性平台建设取得新进展。在当前严峻的国际贸易形势下，义乌外贸出口实现逆势快速增长，这是改革试点带来的最直观的成效。去年1—11月，义乌实现外贸出口77？郾3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郾4倍，对同期浙江省外贸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达57？郾6%。我们将按照“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要求，启动实施义乌改革试点三年行动计划，确定各项重点工作的“路线图、责任人、时间表”，有条不紊地推进改革试点。继续加强与国家商务部等部委的汇报沟通，争取“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及其配套政策尽早获批实施，抓紧研究争取国家的出口贸易和转口贸易相关政策，加快建立“管得住、通得快、可溯源”的国际贸易便利化监管机制。充分利用“先行先试”优势，协调推进贸易管理、商贸流通、产业转型、服务环境、区域协作等各领域的改革事项，切实抓好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政策落地，加快推进金融管理体制改革，努力构筑义乌改革发展体制机制新优势。

 

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只是途径、手段，目标是争取设立义乌“国际贸易特区”，享受“特区”的政策，发挥“特区”的作用，作出“特区”的贡献，以期达到“加快形成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发展方式和体制机制”的目的。义乌如能抓住改革试点契机，认真做好调研论证工作，积极争取设立“国际贸易特区”，就能够在争取国家政策资源、打造国际贸易平台上占得先机，成为我国扩大外需、带动内需的重要渠道，成为实现出口与进口并重的重要窗口；就能够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上走在前列，以“市场采购”新型贸易方式引领我国新一轮国际贸易转型发展的方向；就能够在国际贸易这一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中更好地发挥示范作用，未来完全有可能成为第二个“深圳”，这对义乌、对金华乃至全省发展都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加快市场转型升级

是改革试点的重要内容

市场兴则义乌兴。中国义乌小商品市场现有经营面积470万平方米，经营商位7万个，汇集16个大类、4202个种类、170多万种商品，日客商流量超过21万人次，2011年市场交易额突破500亿元，有57万标准箱商品出口到全球215个国家和地区，年成交额已连续21年居全国各类大综合市场榜首。面对电子商务掀起的新浪潮和区域大型实体市场的蓬勃兴起，义乌要按照“创新开放模式”的新要求，坚持和深化“兴商建市”战略，以构建“市场采购”贸易方式为核心，以改革试点为动力，以“五个转变”为方向，促进市场横向拓展、纵向提升，努力建设多产业联动、多业态融合的现代市场集群，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国际贸易门户区地位。

 

推动市场结构从以生活类产品综合市场为主向生活类、生产类、文化类产品综合市场并重发展转变。义乌已经有了独步全球的小商品市场，总体上属于生活类产品综合市场，这既是无可比拟的优势，也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市场发展的思维定势。义乌市场发展既要巩固扩大这一优势，也要适应国内外产业发展趋势，加快从“小商品”向“大商品”拓展，进一步延伸产业链，增强市场活力，保持“强者恒强”。发展生产类和文化类产品综合市场就是义乌市场新的竞争力所在。要积极推进生产类产品综合市场建设，认真做好国际生产性消费资料市场发展的长远战略安排，合理选择生资行业，打造全国生产资料最丰富、发展制造业条件最好的集聚中心和采购平台。要重视研究文化类商品综合市场发展的目标定位、平台建设和经营模式，使文化创意产业形成制造有基地、设计有载体、销售有平台的发展新格局。

 

推动贸易结构从以出口贸易为主向出口、进口、转口贸易并重发展转变。出口贸易是义乌市场的强项，呈现出多进少、出口独大的局面，进口贸易、转口贸易成为市场发展的“短板”。义乌市场要充分发挥现有物流、仓储、资金、信息等资源优势，积极补上进口、转口这两块“短板”，推动出口、进口、转口贸易齐头并进发展，真正实现“买全球货、卖全球货”，成为全球性贸易中心。重点要加强进口商品馆建设，培育壮大进口贸易主体，丰富进口贸易商品，扩大进口贸易份额；加强与境外制造业基地对接合作，加快综合保税区、国际物流中心等项目建设，做大做强转口贸易。

 

推动市场业态从以本地单体市场为主向本地单体市场和全国全球连锁市场并重发展转变。实体市场的发展有最大辐射半径制约。义乌市场要突破这一瓶颈，可以借鉴沃尔玛连锁超市的经验，加强品牌运作和知识产权保护，通过投资控股、加盟合作等形式，全力打造义乌小商品市场的“连锁航母”，构建境内外市场相呼应、母市场与子市场共赢的发展格局。同时，加快商品配送中心建设，形成以义乌小商品市场为中心、境内外分市场配送的经营网络，巩固和发展义乌小商品市场物流中心的地位和“龙头”市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