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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公务员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稳定的福利待遇
即使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的思想已经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一些传统的旧思想不断的遭到淘汰,但是在对待公务员的态度上,从古代到现在,似乎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古代,科举制的实行是选拔国家公务员的主要途径,要想改变平民务农的低微的社会地位,就必须通过参加科举考试的选拔,才能进入统治阶层。而现今,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以及我国的公务员制度的因素,公务员成为了仅有的最具有保障性的职业。古代的社会成员的等级划分严格,不同等级的身份享受不同的待遇,具有不同的社会名望,官僚自然居于普通老百姓之上,在普通老百姓的心中这就形成了一种对官僚这一阶层的仰视和羡慕的社会心态。个人的地位、身份是由社会中其他成员的道德价值观评价所决定的,“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在福利待遇方面,公务员一般享受相对稳定的工资和福利,其中很重要的是公务员能享受开支报销、住房补贴、解决户口问题等,这都深深吸引着广大学子,不用担心“下岗”,以人们思想中依然存在的求稳心态来看,公务员依然是他们的第一希望选择的对象。
1.2我国的市场机制还不够完善
虽然我们改革开放已经经历了30多年的不断发展,但是以市场为主导的机制尚未完全形成。大学生考公务员热本身就已经反映出这一问题。在这里,一方面是由于这些单位部门有着良好的福利待遇;另一方面,这些部门享受着各种社会资源的优先配置,而市场机制要求社会资源必须在市场的机制下调节来配置,从而达到最大的优化利用。显然,政府的权力干预是导致这一问题的关键因素,管理的因素大于服务的因素,这些都使得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它应该发挥的作用,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均衡,自然导致人们涌向资源丰富集中的地方或者是有权配置这些资源的地方,大学生考公务员热也就某种程度可以看成是一种对社会资源的优先占有。一些企业在招聘大学生的过程当中存在着不合理和违法操作的现象,比如与学生签订不平等的劳动合同,骗取学生的报名费、体检费等,对一些毕业生有歧视行为,不给毕业生上“五险一金”等,这些市场中的负面因素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毕业生的就业选择,种种不确定因素迫使大学生更青睐于公务员这一安全的避风港。
2大学生考公务员热的对策措施探究
2.1引导大学生转变就业观念
高校在思政和就业教育过程中应进一步加强大学生对于公务员的认识,为人民服务是公务员的核心素质,而大学生往往关注于公务员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这是典型的功利主义思想在作怪,应该予以摒弃。公务员并非人人适合,很多学生盲目地跟从大众选择,而忽视了真正适合自己的工作,这也是不可取的。应脚踏实地、勇于创新、亲身实践,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并取得非凡的业绩。
2.2尝试改革公务员制度
公务员的社会地位和福利待遇相比一般职业来说具有相当大优势,这是大学生追捧公务员的一大主因。因此,要想更好地完善公务员制度,就必须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首先,尝试在一定范围内试点公务员聘任制度,奖优惩劣,打破“铁饭碗”,公务员不再是终身无后顾之忧,这有利于公务员队伍素质整体上升;其次,要完善公务员定期考核制度。这有利于公务员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克服思想;最后,进一步进行行政体制改革,较少政府干预,多让位于市场调节。
2.3健全以市场为主导的机制
国家、市场机制、地方性制度(地方家族主义、权力网络)是许多学者用来分析我国农村经济制度发展与变迁的主要解释框架,而这3个因素也构成了土地产权“镶嵌”的社会背景,从根本上影响着土地流转的进行。
1国家要素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由国家主导的制度创设
1949年以来,由于国家在组织领导土地运动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把自己的意志注入了农民私有产权之中,这种“路径相关”,就使得国家可以依其意志调整产权,建立符合其意识形态的集体产权制度。当然,国家的引入非常容易导致农民所有权的残缺,其实质是国家拥有土地的最终控制权,并通过法律、法规加以表达。从国家创设的法律分析,《物权法》第125条规定,土地经营权人可以依法对其承包经营的耕地、林地、草地等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有权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等农业生产。中央2001年18号文件也明确指出:“土地流转的主体是农户,土地使用权流转必须建立在农户自愿的基础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农户流转土地,也不得阻碍农户依法流转土地。”《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3条也明文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应当遵循平等协商、自愿、有偿,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但是国家并未明确土地集体所有权的主体,宪法中依旧保留了国家对集体土地的征用权、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权,拥有比所有权人更大的控制权,这使得农村土地权利拥有者之间的关系变得不稳定,从而阻碍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国家要素的另一体现是国家科层体系对地方政府的影响。现有的政治体系使地方政府有按照上级要求完成上级任务的政治压力,地方政府会想方设法实施土地流转的政策与任务。但是,中央政府和政策决策过程的稳定制度安排从来就存在着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区别。一个基本的观察是,中国的国家政权不是铁板一块,中国改革时期的政治逻辑表现在政府各部门间多种利益间的平衡、妥协和达成一致,体现了一种渐进而不是跳跃式的改革道路。因此,国家政策的决定和推行是在各个部门间的相互作用和制约下实现的。在一定的政策条件下,当国家与地方政府目标并不一致时,地方政府可以凭借其国家人角色,假借国家政策,使其偏离国家目标。比如国家希望土地流转实现土地利用集约化经营,促进农民增收,而有的地方政府把这一目标形式主义化,缺乏为民增收的考虑,甚至侵犯农民权益。
2地方性制度进行清晰的产权界定
将农民的土地经营权不受限制地进入市场,这是当前土地流转政策的愿景。而事实上,制度经济学产权观念源自于西方个体主义传统,与我国乡村社会建立在地方化的家族主义、村落共同体意识上的产权观念并不一致。我国乡村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建立在亲缘、地缘基础上的社会,家族主义传统至今发挥影响,缺乏个体主义存在的空间。Schurmann指出,在这样的家族主义传统下,中国人在宗族观念下的土地观念,比如家财共有制、先买权的设定、典权的设定、找价、回赎权等等,都使土地无法私有化和自由转让,只有生产价值而没有经济价值。此外,传统社会中对于田底、田面权的分割、永典权的设定,与制度学派的产权观念明显大异其趣。因此,当产权制度移入我国时,就会受到传统主义的制约。此外,由于法律对集体产权主体的模糊设定,使土地的经营权基本上表现为社区成员权资格的获得。所谓成员权,即土地集体所有制赋予村庄内部每个合法成员平等地拥有村属土地的权利。由于成员权的存在,每当一个新的合法成员进入村庄时,他都有从他人那里分得一份土地的权利,而每当一个成员离开村庄时,其他人享有将其土地平分的权利。而什么样的个体拥有成员权资格,又深受家族主义、社区派性等因素的影响。如蒋省三等观察的一些现象:一是已弃耕的外出务工人员认为自己拥有本地户口,理所当然有权重新索回土地承包经营权;二是小城镇落户者,其认为虽然户口不在村,但是祖辈住在村里,主要家族都在村里,有权回村要求承包地。再比如出嫁、嫁入的女人,也存在着土地的纷争。这些现象反映了成员权的灵活性,同时也是土地流转的一种障碍。由于社区成员资格的派性,阻碍了有受让意愿的非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进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真正作为交易的财产进入市场而自由转让,因此,这种转让不是市场机制下真正意义的资源流动。另外,乡村权力网络也影响土地流转。集体化时代以来形成的路径依赖,使发挥原来大队功能的村委会和村干部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集体经济组织的代言人,拥有比农民更大的土地控制权。当然,由于其介于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角色,村委会(大队)干部角色也表现出复杂性,既有道德层面,又利用这种权力获得好处。一些地区的土地流转中引发的,就是村委会在收回承包地过程中,出现损害农民利益的事件。此外,由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制这一法律形式,给予村集体类似于土地所有者的法人地位,而这种权利又天然的集中于干部手中,这也使干部有了主导土地流转行为的最合理支持,当干部向营利型经纪人的方向转变时,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干部伤害农户土地利益的事件。
3市场机制经济学认为
西方自由主义范式通常被认为是解决制度失效的灵丹妙药。在这种范式中,经济行为与政治、法律等领域分离,商品也仅仅是个人的财产,不用牵涉到任何的亲属或依附性群体。这些观念对于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土地进入市场,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匿名的关系。而在我国传统社会中,土地往往具有不可让渡性,体现更多的是社会关系与社区意识。比如,Freedman强调土地作为中国宗族的存在与延续的经济价值,为了保证宗族团结,往往设置族田、公田,增加共有财产,避免土地流出社区,降低宗族的实力。Schurmann则认为,我国传统社会强调孝顺,鼓励祖先崇拜来加强祖产与家族之间的关系,确保土地在近亲的范围内延续下去,共同避免了土地私有制度的兴起,以及大家族的解体。也因为如此,土地也具有了社会意义。无论是经济意义的强调,还是社会意义的强调,乡村社会对土地交易的慎重与过度市场化的限制是其共同点。当然,将土地保留在社区内部,也是道义经济的体现。集体化以来,土地所有权留在集体,按人口均分经营权,其实质是防止土地兼并,同样具有规避风险的意义。而这一考虑,当然也会内在地限制土地市场的形成,对于土地规模经营往往产生负面影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还受到地区特征的影响。由于各地市场传统、地理区位与社会结构各不一致,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效果也各不相同。在东部地区,因其商业传统及市场中心的地位,土地流转市场也较为发达;而在一些远离经济中心,社区主义传统强势的地区,通过市场机制来进行土地流转就会受到制约,比如乡村地方非正式的限制会影响市场机制的功能,通过村干部推动土地规模经营、通过宗族选择交易对象,通过“找价”传统寻求增值收益的合理性等等。这一点从农村土地流转调查课题组对江苏南通石港与江西贑中高滕镇的调查比较中就能看出。石港地处经济发达的江南,有悠久的市场传统,土地市场发育完善,土地流转出村落的情况较多,竞价激烈,合同效力很大,往往可以达每公顷15000元的年价。而地处赣中偏僻的高滕镇,宗族意识较强,土地流转往往在村内实现,如果要进行大规模的流转,只能由地方政府或村委会来推动,签订的合同也有熟人社会的特点,价格体现的市场意义不大,最高每年每公顷3750元,在土地增值时,承包者往往会抛开合同,要求涨价。通过对这3种社会性因素的分析来探讨土地经营权流转中所涉及的产权逻辑:(1)具有物权特征的土地经营权的历史性。土地经营权能够作为流转的主体,是国家意识形态性与法律设计的后果,具有历史性与社会性,国家(政府)可以剥夺;(2)权利主体的模糊性。国家法律并未清晰规定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具体构成,这给予地方性非正式制度解释的空间;(3)权利分割的多元性。法律明确规定农户的经营权,但是并未明晰土地集体所有权主体,这种模糊性使利益相关者如何分割收益权、控制权、让渡权,要依赖社会性制度;(4)权利实现的双重性。国家是权利实现的重要手段,通过颁布法律来实现权利的保护,社会关系与社区意识对实现权利的保护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5)让渡权利的多样性,以及价格机制的多样性。市场是土地流转的主要方式,但是地方渠道也可以实现土地的流转,要根据所处区位、经济传统、地方社会形态来看待不同的让渡方式与特点。
二结论
1.从“音乐听赏”到“音乐与听众关系”的音乐社会学类型论
2.音乐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
3.中国当代音乐学中的音乐社会学
4.音乐社会学在中国——中国音乐社会学研究20年述评
5.音乐社会学学科规训及操作机制新论
6.论音乐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范型
7.音乐社会学应用价值研究——对音乐社会学学科理论、方法、功能的一些思考
8.论舒茨的音乐社会学思想——音乐内社会关系的研究
9.音乐社会学的学科理论问题
10.从音乐社会学的角度浅谈中国音乐商品化的发展趋向
11.荀子《乐论》与音乐社会学
12.音乐的生产与传播举隅——以音乐社会学视域分析
13.紧跟时代步伐的音乐社会学著作——研读曾遂今先生不同时期两部相关著作有感
14.音乐社会学说略
15.从阿多诺的《音乐社会学导论》看其对室内乐的批判
16.五版“江姐”人物塑造的音乐社会学分析
17.阿多诺音乐社会学的自律与他律的共生关系
18.民族音乐学与社会学学科交叉之我见
19.贝泽勒“交往音乐”“表演音乐”的音乐社会学概念
20.试论裕固族民间音乐的音乐社会学价值及其文化传播
21.十年心血之结晶 开创性成果之总结——《音乐社会学》读后
22.音乐的生产与传播举隅——以音乐社会学视域分析
23.音乐社会学视野下音乐剧接受体系建构之探究
24.音乐社会学在音乐学体系中的特点与价值
25.从音乐社会学对音乐史学的渗透性研究谈学科的融合性发展
26.试论音乐社会学学科发展及学科结构的历史演变
27.如何认识作为社会现象的音乐——伊沃·苏皮契奇的《社会中的音乐:音乐社会学导论》刍议
28.他山之石——音乐社会学视阈下的声乐教学
29.中国音乐社会学领域继承与开拓的一大步——评《音乐社会学教程》
30.孔巴略的音乐社会学思想浅释
31.开山之作 理性之光——读韦伯《音乐社会学:音乐的理性基础与社会学基础》
32.卡登和他主编的《音乐社会学丛书》
33.从音乐社会学角度分析清商乐于汉末魏晋时期流行的原因
34.音乐社会学学科认识论要
35.音乐社会学研究对象初探
36.社会学对于音乐史学的几个切入点——以18世纪维也纳音乐生活并莫扎特为例
37.阿多诺音乐社会学观批判
38.音乐社会学的理论与研究
39.音乐社会学视阈中的龙州民间歌谣
40.音乐社会学问答
41.中国音乐社会学研究未来走向试估
42.从音乐社会学角度看“花儿”的传承与发展
43.简论阿多尔诺音乐社会学的否定精神——从阿多尔诺对勋伯格和斯特拉文斯基的评论谈起
44.关于音乐社会学的几点思考
45.思想的交锋:荀子与墨子在音乐社会学方面的分歧
46.音乐社会学视阈中的二人台的发展
47.音乐社会学视野下的仪式及其音乐——以西林白苗烧灵仪式为例
48.音乐社会学视域下当代高校校园歌曲发展探析
49.国外音乐社会学的历史与现状
50.音乐社会学——浅论音乐与社会的关系
51.试论群众音乐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群众音乐社会学研究之二
52.五版“江姐”人物塑造的音乐社会学分析
53.延安“鲁艺”音乐的社会学特征
54.试论群众音乐社会学的对象
55.民间音乐传播的社会学讨论
56.对奥运会经典主题曲主题音乐的社会学分析
57.联系实际谈谈对我国听众分类的思考——结合《音乐社会学》中的分类进行讨论
58.《音乐教育学与音乐社会学》评
59.捷克和斯洛伐克的音乐社会学研究概要
60.从阿多诺《音乐社会学导论》看其对音乐本体意识形态化的批判
61.克奈夫的音乐社会学对象观
62.音乐社会学视角下的社区文化建设
63.《声无哀乐论》的典型命题及其音乐社会学意义
64.基于音乐社会学课程的“Presentation”教学法研究
65.对音乐社会学学科的认识
66.音乐社会学——音乐的理性基础与社会学基础
67.加强音乐社会学的研究
68.对校歌歌词的几点音乐社会学观察
69.从音乐社会学的角度看歌剧《骆驼祥子》
70.音乐社会学与民族音乐学
71.卡尔布西茨基谈音乐社会学
72.音乐社会学视野中的中央苏区红歌生产
73.当代中国古琴音乐传播的社会学思考
74.音乐社会学研究
75.九十年代的音乐与社会学:一个评论界的变化的前景
76.音乐社会学在音乐学体系中的特点与价值
77.音乐社会学视野下电影《刘天华》的音乐叙事及传播效应
78.音乐社会学教程
79.港台流行歌曲冲击后的回顾——音乐社会学实践思考笔记五
80.探索音乐社会运动 开拓崭新研究领域──《音乐社会学概论:当代社会音乐生产体系运行研究》读后
81.交响乐演奏中“指挥”角色探析——以《音乐社会学导论》中“指挥”理论为例
82.国外音乐社会学研究的情况与动向
83.音乐社会学的渊源和流派
84.克罗地亚的《国际音乐美学与音乐社会学评论》
85.声乐艺术情感论的社会学视野
86.作为群体行为的音乐——彼得·马丁音乐社会学思想撷菁
87.新世纪的音乐社会学
88.关于音乐社会学的学科理论问题
89.武昌平湖门地区戏曲演出的音乐社会学审视
90.一本新颖独特的音乐学著作 《音乐社会学概念——当代社会音乐生产体系运行研究》读后
91.音乐社会学视野下的汉代乐府民歌产生与流行
92.时空的重构——当代蒙古族创作音乐的社会学分析
93.关于中国古代大众音乐的音乐社会学思考
94.沈阳音乐学院音乐社会学专业简介
95.关于音乐社会学的几点思考——以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歌曲创作为例
96.论《吕氏春秋》的音乐社会学观点
97.音乐社会学视野下的干部教育
98.音乐社会学的对象、结构和方法
99.文化社会学视角下的音乐与日常生活
100.浅谈阿多诺《音乐社会学导论》之音乐艺术
101.音乐的经验社会学要解决什么问题?
102.节庆群众合唱活动的音乐社会学思考
103.传统和现代的矛盾与融合——原生态音乐流行性的探讨
104.《岁月如歌》 一部关于音乐社会学的经典影像
105.呼唤音乐社会学
106.音乐社会学——论社会音乐商品
107.音乐流行考析——音乐社会学实践思考笔记
108.社会学调查方法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意义与实践
109.评析阿多诺《音乐社会学导论》之音乐接受者类型化
110.新学科 新视野 新建设——《音乐社会学》评介
111.“体裁”概念在音乐社会学中的意义
112.中国流行音乐演唱风格研究的前期理论思考
113.当代中国音乐的借鉴与发展——对马克思文艺社会学思想的思考
114.中国传统音乐记谱法的社会学释读
115.山东民歌的音乐社会学视角研究——以《沂蒙山小调》为例
116.社会学视野下的古希腊与古罗马音乐
117.中国民间音乐阶层分析对音乐形态划分的影响
118.当代流行爱情歌曲歌词研究述评
119.解析迷幻文化:一个音乐社会学的视角
120.学校音乐教育的社会学视角研究
对于就业前景分析,因为民族社会学涉及到我国民生领域的方方面面,所以社会学在就业方面还是十分明朗的,社会学关系着社会问题的发现以及解决方案的出台,可以说关系着我国未来民生的安保和社会的稳定,未来将是我国社会不可缺少的一个领域。也正是其在未来社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中不仅仅注意培养学生在基本的知识理论方面的教学情况,还应该注意对学生知识运用以及社会研究能力的培养。那么,什么是社会研究能力?社会研究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学的应用性的体现。这是我们进行大学民族社会学教学的重要步骤。进行民族社会研究能力的培养,需要从培养学生的问题发现能力、社会问题的分析能力以及较强的应用文写作能力。而这种能力的培养,不仅仅需要在基本的理论掌握方面十分娴熟,更是需要夯实的实践能力作为基础。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明确,如何进行民族社会学的实践教学。所以笔者在此,通过对相关资料的研究以及自身的教学经验,对民族社会学的实践教学提出自己的一些观点。
二、民族社会学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的思考
从大学本身来看,我国的大学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首先是研究型大学。研究型大学,顾名思义,就是侧重对科学研究项目的研究,顺应大学的类型,其育人目标也就侧重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的培养。其次是教学研究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更加注重对学生技能以及知识面的培养,往往培养知识面宽,综合能力高的综合型人才。最后是教学型大学,对于教学型大学来讲,人才培养的通用性是他们的主要依据,在社会性以及专业性的兼顾的前提下,承担起大众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但是,不管是什么类型的大学,在当今的社会大背景下,我们应当更加注重学生对于专业知识的运用能力,注重培养高素质、高水准的应用型人才。以我们的湖北民族学院科技学院为例,我校属于教学型大学,所以,在应用能力培养方面,我们基于教学型大学的转变策略,树立一套符合我校实际的教学改革目标,笔者认为,对于民族社会学专业来讲,实践教学改革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采用“厚基础,宽口径”的教学思路
进行实践教学改革,就要求学生在拥有夯实的基础知识的同时,能够具备将知识转化为动手操作能力的基本技能。对于社会学专业来讲,我校通过这种方式进行了改革教学尝试,并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在专业课程方面,不同年级有明显侧重。低年级侧重通识课以及基础课,注重基础知识的夯实。高年级侧重专业基础课,同时应该适当添加个性模块课,让学生对于知识的接触面得到更大程度的扩展。这些课程的实施,不仅仅能够让学生保证自己的基础知识,还能够让学生在自己兴趣的基础上实现对课程的选择,这样便进一步让学生的能力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空间。
2.注重学生的认知规律
我们在进行专业课程的改革同时,要依据学生的认知规律进行,这样才能够在学生的认知范围内让学生的实践能力得到提升。同样是按照不同的年级分别来进行实践教学尝试。低年级要注重对学生社会意识以及社会思维能力的培养,实现途径主要依赖师生之间的互动,老师在讲授专业课的同时,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参与社会热点问题的思考,鼓励其相互讨论,借此来培养学生合格的思维能力。对于高年级学生,要进一步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环节。作为教师的我们要注重给学生更多的实践机会,比如专题知识报告等途径,让学生在实践能力上得以提升。
三、结束语
(一)从学校层面看
学校要树立加强体育锻炼健康第一的良好的思想基础。把提高当代学生的身体素质作为学校体育教学一项基本考核目标内容,组织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体育运动。学校教育要要求学生学好基本知识和专业技能是首先应该积极参加体育活动,身体健康为目标内容之一。充分落实我们国家的教育方针,全面实施好学生的体育素质教育,要求大学院校以及高中、初中和小学各类学校都要依法办学,认真执行国家下发的体育教材实施,按照学校体育的授课计划搞好体育教学,可以结合体育教师的专业技能开好体育公共选修课,每堂课加强学生的身体素质锻炼,上好丰富多彩的体育课。大学各类院校和中小学都要充分落实教育部实施的《学生身体素质健康标准》,把学生的身体素质和健康第一的理念作为学生全面发展的考核主要内容之一。《学生身体素质健康标准》要很好的实施,要在这几个方面修改和推进,首先选定学生标准的及格、良好和优秀时把握好尺度,不能使学生很容易的就及格,这样对学生加强体育锻炼的积极性不高,动力明显不足。其次各地区实施的标准要有所差异,制定好各项指标的合理性,有些是对大学生可以很好实施,课不宜在青少年中实施,最后要实施好学生的阳光体育运动,使学生走出课堂,迈进体育场所,来到阳光下,加强锻炼身体,增强身体素质,把身体健康第一的理念推向。做到人人都锻炼,人人想锻炼,身体健康为先的思想,这样对学生的身体健康标准是大好的事。切实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努力促进学生生动活泼、积极主动地发展。在执行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同时,确保学生每天能够有一小时的锻炼时间,锻炼不是锻炼一下就可以的,要贵在坚持,对没有体育课的学生也要引导他们天天锻炼一小时,尤其是中小学做好引导工作,把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要列入体育教学的计划之中,加强体育教学的管理和实施,多开体育项目,是学生可以选自己喜爱的体育项目参加锻炼,提高锻炼的积极性,发挥体育场馆和场所的作用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举办各种形式的运动会,可以举行个人对个人的比赛、班级对班级的比赛、专业对其他专业对抗赛,形式多种多样,开展体育锻炼比赛,发展好适合本学校的体育特色,做到每人有体育项目,班班有体育锻炼特长,使竞技性的体育活动和群众行的体育活动能够积极开展。
(二)从家庭层面看
家庭教育对孩子参加体育锻炼,增强身体素质有很大的影响,首先使家长要有锻炼身体的意识和健康第一的理念,对引导孩子锻炼起关键性的作用。要实施好孩子每天锻炼一小时家长是有顾虑的,因为中国的教育观还是要看学生的成绩,基本与体育不大,所以要改变家长的这种教育观以及人生观,身体健康,终生受益的思想理念,要懂得锻炼身体不是一时的事情,家长锻炼身体和健康第一的理念改变了,孩子参加锻炼的氛围就不一样了,多鼓励家长和孩子都一起参加体育锻炼,充分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和人生观,尤其对独生子女的家庭要充分树立体育锻炼健康第一的理念,不能娇惯孩子,要养成锻炼身体的好习惯,对孩子人生道路是非常重要的。
二、总结
1.从社会关注层面来看
建立健全学生身体素质的监测机制,定期对学生身体素质进行测试,做到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2.从学校角度看
贯彻落实阳光体育运动,使每天锻炼一小时的标准落实到实处,而不是一句空话。增加体育教学课时总量,在开展必修课的同时,开展选项课教学,同时做到男女分班上课,做到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培养提高体育教师专业能力,扩充教师队伍建设,改进体育教学方法。加强体育场馆和体育器材等基础体育实施建设,使一些场馆和器材能够得到合理的应用。要对学生的课外活动加强管理和组织,提高体育课外活动的质量和发展。加快体育教学改革步伐,建立适应现代高职院校学生生理、心理健康发展的学校体育制度。
3.从家庭角度看
关键词学科对话,冲突
引言
我们正处于一个非常需要学科对话的时代,然而人为因素导致学科之间彼此分隔甚至于冲突乃至歧视,这种学科间的互动关系往往造成两败俱伤而非双赢。立于经济学此岸,因而对与其关系极为密切的社会学彼岸充满好奇,期望到达彼岸而不是隔岸观花。本文主要探讨经济学与社会学三次重要对话。
第一次对话:从“学科一统、不分你我”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经济学与社会学尚未独立之前并不存在沟通问题,当时呈“学科一统、不分你我”之势,此后分别从统一体中分化出来并开始了长达近200多年的冲突—对话—冲突—新一轮对话。实际上,从两者的源头就开始了学科冲突。现代经济学开山祖师亚当•斯密,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1776年)成为现代经济学源头,社会学开山祖师奥古斯特•孔德的代表著作《实证哲学教程》(第四卷,1839年)要晚63年,尽管这一段时间也曾有过一些沟通,但更多的是冲突。
当第一次工业革命席卷西方世界时,人们看到的现代工业具有六个特点:
(1)工业建筑在科学的劳动组织上并以获得最大效益为目的,而不是按照习俗进行组织;(2)由于科学组织劳动人类得以大量开发资源;(3)工业生产要求在工厂和城镇集结大量工人;(4)职工与雇主、无产者与企业主或资本家之间潜在或公开的对立开始显现;(5)财富由于劳动的科学性而不断增加,生产过剩危机日益增多,物质丰富的同时伴随着贫困;(6)与劳动组织工业化和科学化相联系的经济制度表现为自由贸易和商人追逐利润。1
奥古斯特•孔德紧紧抓住第一、二、三个特点,认为工业是科学的劳动组织,然后才是财富不断增加和工人在工厂集结。他指责自由经济学派过高估计贸易或竞争机制在财富增加中的效力,同时还指责自由经济学家为形而上学者。自由经济学派则紧紧抓住第六个特点,认为自由贸易和经济调节的竞争手段是经济进步的决定性原因;斯密从经济人的假定出发导出放任的自由市场制度,指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自由地调节着,使得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神奇般达到了统一。马克思则以第四、五两个特点为基础创建资本主义理论并对其作出历史性阐释。这些分歧导致社会学家对经济学家持敌视态度,尤其在法国的大学里。
在熊彼特和韦伯时代出现了一次大转机,经济学与社会学有了一次对话,他们分别使用“经济社会学”和“社会经济学”之名,熊彼特使用“经济社会学”旨在说明经济分析的“基础学科”,他认为有四门:经济史、统计学与统计方法、经济理论和经济社会学,他所认为的“经济社会学”与后来的新制度经济学类似;韦伯使用“社会经济学”,并非从经济学角度研究社会问题,而是与当时德国的历史背景有关。19世纪末,英美等国“政治经济学”被“经济学”取代,而德国更多的使用“社会经济学”一词,韦伯是大力推广者,因此才有这一门分支。同为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韦伯不仅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方面取得成就,而且成为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典范。概而言之,熊彼特和韦伯完成了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第一次对话。在此阶段,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格局,用熊彼特的话说,“无论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他们走不多远就会互相踩着脚跟”。
第二次对话:从“你在里头、我在外头”到“你在这头、我在那头”
在帕森斯时代,社会学由于帕森斯的贡献而如日中天,他本人及其学生斯梅尔瑟实现了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第二次对话。然而此前经济学在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看来已然尽善尽美。在19世纪50年代,经济学者开始了其“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扩张行动,既有“社会经济学”的研究,又有“经济学的社会学化”,大大拓展了经济学疆土;社会学的研究空间却非常狭小,原因在于世纪之交两门学科对大学位置的竞争,结果社会学惨遭失败,并被迫与经济学家达成协议:社会学者必须满足于经济研究以外的剩余领域,如婚姻、家庭、犯罪等,故社会学有“剩余科学”之称2。帕森斯不满于当时社会学学科地位之现状,开始涉足所谓的,于1932年著有《经济学与社会学:马歇尔同时代思想的关系》,1956年与及其学生斯梅尔瑟合著了《经济与社会》一书,试图用其结构功能理论框架分析经济问题,后斯梅尔瑟又于1964年发表了《经济生活社会学》一书,详细分析了社会学对经济问题研究的各方面贡献。第二次对话并没有引起主流经济学的认可,其原因主要在于帕森斯等构建的社会大系统仅把经济作为一个子系统,令主流经济学家们大为光火,并认为帕森斯及其社会学是在进行“社会学帝国主义”扩张。相互之间的学科扩张行为导致都企图包容对方,形成“你在里头、我在外头”之格局,但结果却是渐行渐远,冲突日甚,形成“你在这头、我在那头”的态势。
第三次对话:经济学的“社会学化”和社会学的“经济学化”
后帕森斯时代,现代西方经济学有两大发展趋势:其一为经济学的数量化趋势,其二为经济学的“社会学化”趋势。1969年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经济计量学奠基人拉格纳•弗里希,是学术界肯定经济学数量化趋势的标志;1974年瑞典人冈纳•缪尔达尔荣获第六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则是学术界肯定经济学“社会学化”趋势的重要标志,后者是“新制度学派”创始人,提出经济学者分析一国的经济发展过程时不宜将该国的历史源流、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经济结构与活动水平、社会阶层与社会组织等各项非经济因素视为孤立变数,而应将彼此相互依存的关系列入考虑之后再行研究才有意义;他还提出“社会过程理论”,认为经济关系变化与发展过程是社会关系变化与发展过程的一部分,是科技进步及其诱发的文化、社会与经济等因素所共同孕育而成的。另一位199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则突破传统经济学的局限性,将经济分析从物质产品延伸到非物质产品,并发表了家庭经济与人类行为分析的研究成果。此后社会学者不再沉默,开始将触角伸入经济学领域,如1970年代中期,美国哈里森•怀特首先尝试用社会学观点解释市场,认为市场是社会网且首先是社会关系,“社会网是经济交易的基础”;他关于角色结构的市场分析是一种开拓性的社会学研究。3诸如此类的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交叉融合不胜枚举,可见两门学科的新一轮对话已然开始并将深入持续。我们有理由相信,经济学与社会学可以也必须对话,因为“不同学科的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自由竞争,能够形成有效的矫正机制,完全有助于学科的进步。”4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塔•森曾指出,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要“融合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甚至是文学和文化研究,更不用说哲学方面显现出来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这不是为跨学科研究辩护,那是(注:指非跨学科研究)是一种机械的研究。我非常喜欢在每个学科内部进行的学科训练。”5如有可能,相关领域的研究者理应作这方面的努力。主要参考文献
[1][法]雷蒙•阿隆著,葛智强等译,社会学主要思潮,华夏出版社
[2]朱国宏,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对话:意义及其可能性,复旦学报社科版1999/05
[3]宋林飞,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最新发展,社会学2000/05
新课改理念下,初中社会教学应该更好地体现教师的主导与学生的主体地位,立足于社会生活实际,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充分利用学生已有的经验,不断调动学生思维的积极性,结合相关社会现象了解社会知识,帮助学生更好的认识生活,感悟社会,培养学生的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譬如,面对危机,面对南海危机以及菲律宾越南等国的挑衅,中国政府应该如何来应对,中国政府所作出的决策体现了中国睦邻友好的态度,同时也表明国家神圣不可侵犯,维护国家和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不断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民族自豪感,引导学生搜集更多的中国古代、近代、现代的科技和现代化的发明创造,自然就会了解中国的伟大,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中国人对社会的贡献,不断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引导学生横向相比,中国在计算机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也有世界上最先进的轻武器,超级计算机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中国的高铁从无到有到,成为世界上最成熟的、发展速度最快的高铁。还有很多发明创造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这些都可以让学生更好地去感知中国的社会发展,不断地增强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在主动学习过程中获得巨大的成就感,更好地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二、创新教学方法优化教学组合
教无定法,用先进的教学方法能够很好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能够真正地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的创造力得到很好地培养。尤其是在新课改的理念下,更加注重教学方法的创新,选择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能够更好的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重视多种教学方法的穿插运用,防止学生产生审美疲劳。同时,学无定法,引导学生结合自己的基础,相互借鉴,相互交流,取长补短。比如在通过主持人法、放风筝法、捉迷藏法、参赛法等具体学习方法,不断增强学生的感受能力,增强学生探究合作能力,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四、灵活组织教学形式,提高其课堂教学效率初中社会教学过程中应该打破单一、循规蹈矩的教学模式,完全可以打破传统的章节编写和年级进度,也可以打破传统的课堂授课制以及班级授课制,引导学生结合社会生活现实,通过社会实践和调研,不断增强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分组教学的方式让学生能够更好地结合基础逐步提升能力,同时针对学生的个性进行一对一的辅导,做到因材施教。比如,学习“当代社会所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粮食等问题”这一章,就可以引导学生结合现实生活,从一些身边的琐事谈起,帮助学生在辩论中更好地加深认识社会,通过社会实践和调研的形式够更好地去从社会中认识知识,走出教室,走向社会,让社会成为课堂,让群众成为老师。不仅能够让学生获得更多的知识,同时让学生的综合理论得到很好的锻炼,也让学生成为我们社会主义良好风气的宣传大使。
三、结语
长期以来,社会文化研究领域对“实践”进行了广泛研究。社会文化理论认为制度文化影响着个体的发展,特别是大众传媒输出的文化产品对个体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操纵,“实践”是对上述社会文化理论所作出的回应。文化实践的理念,由关注普通人的日常活动转向关注个体的实践体现和创新意识,自主主体的概念中隐含着不受约束的自由的幻想。个人作为独立个体参与实践,必然要在社会环境范畴内行事,因为实践总是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由许多人共同构建。一个人单独进行某些活动,例如自己在家里练习拍球,在后院里练习投篮等,这些活动也没有脱离文化实践的范畴,因为你在进行这些活动之前,已形成了内化的习惯和思维定势,而这些习惯和思维定势是文化实践的结果,个体只有放在社会的、历史的情境中才能被准确认知。
哲学家麦金太尔对实践情有独钟,他认为人的德性由实践衍生。他将实践定义为:“实践意指任何融贯的、复杂的并且是社会性地确立起来的、协作性的人类活动形式,通过它,在试图获得那些既适合于这种活动形式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这些活动形式的优秀标准的过程中,内在于那种活动的利益就得以实现,结果,人们获得优秀的能力以及人们对于所涉及的目的与利益的观念都得到了系统的扩展。实践必须是一种社会性的、复杂的人类协作性活动形式”。麦金太尔提出“德性”是“从实践中获得的后天拥有的人文素质”。对于参与实践的个人来说,德性的产生不仅仅基于个人禀赋,还涉及对社会关系的深入参与。他认为,德性只能通过“与他人互动关系的实践中产生”,因为德性就是参照实践中个人与他人对事物的目的和标准而形成的。实践的社会性需要人们进行学习,实践必须通过有意识的努力才能获得,需要向社会中更专业的从业者学习。进行实践意味着我们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并接受了权威的标准,从而根据自己的态度、倾向性、偏好或口味来选择某些限定性的标准。只有参与实践,才会深入了解它的标准,如果不参与实践,就不可能接受它的标准,或不关心它的标准。根据麦金太尔的分析,个体只有在有共同目标的共同参与的社会活动中才能构建自身的道德意识。社会道德文化是实践的功能体现,实践本身产生了道德功能。从麦金太尔有关“实践本身产生伦理规范”的理论出发,我们发现篮球文化实践者是通过提升比赛乐趣的方式来学习如何行事,篮球中的行为规范并不是某个人制定的,而是在群体文化实践中演化发展出来的。也就是说,篮球运动中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是通过比赛所有参与者的共同实践而构建出来的,这个构建过程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由比赛实用性需求而派生出的行为习惯,而是从篮球文化实践共享过程中衍生的人际关系。篮球文化实践者创造了自身所要遵循的道德,他们自己创造了规范,实践需要以及人际需要促使他们创造和构建这些规范。
二、篮球运动的文化实践与“抵制”的“战略”
在社会和文化理论家中,米歇尔•德•塞尔托是实践创造性的伟大支持者。他认为,日常生活实践是人们的“战略”,是人们对权力机构试图规训和管制他们生活的一种应对“战略”。米歇尔•德•塞尔托将生活实践文化看作是对控制力量的对抗,即福柯所描述的权力的规训与惩罚。日常生活实践是一种对权力规训的“避让但不逃离”的战略。在篮球文化实践中存在着许多战略,发现对手弱点,利用机会的战略在篮球比赛中至关重要。要发展这些把握机会的能力,参与者需要不断实践以增强技巧,一个聪明的行动往往会让你战胜比你强壮很多的对手,聪明的球员往往会利用对手的错误来达成目的,这与米歇尔•德•塞尔托日常生活实践中人们的“抵制”、“避让但不逃离”的战略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米歇尔•德•塞尔托的理论也有偏颇之处,他的理论似乎将实践与战略混为一谈,他说“许多日常生活实践是人的战略”,日常生活实践在他那里都成为了权力抵制的行为—小的、局部的、短暂的抵制。他经常引用一些例子来证明他的理论,例如木工经常偷用主人的工具为自己家做东西,书店的店员也经常假装工作而实际上在偷看书店的书籍。这些情况在工人的日常生活实践中随处可见,这些小的胜利被他归纳为“基于不同利益和欲望的狡猾的诡计”,是“既不离开其势力范围,却又得以逃避其规训”的战略。但是木工主要还是在为工厂工作,书店店员也主要是在整理售卖书籍,日常生活实践不一定要抵制权力。它们往往表现为福柯所描述的“温顺”,复制重现而不是挑战权力。如果日常生活实践与权力兼容,则战略毫无用武之力。
米歇尔•德•塞尔托的另一个观点是“大众文化的消费者犹如偷猎者一般行事”,他们会使用由外国人制造的媒体产品,以此来超脱权力精英提供给他们的媒体产品,他们经常会以自己的目的来选择产品,而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权力精英阶层提供给他们的产品。实践不是天生就要革命、反抗和抵制,它们可以不被夸大,仍旧保持一个适度的状态。篮球的文化实践是灌输传统文化价值观的一个工具,虽然实践本身赋予了它某些“战略”,但是它有如日常生活实践一样,不必非要抵制权力的规训,小的、局部的、短暂的抵制只是细微调整战略,它摆脱不了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规制。布尔迪厄就认为这种抵制是不可能的,他将实践视为是一种具有显著社会性的活动,人的习性赋予实践以意义。实践的习性随着社会群体在面对客观存在所作出的文化反应而发展,它是一种系统化的结构化处理所产生的效果。实践的意义在于实践者已经接受了某种信念,形成了具有心理定势的而又不言而喻的习性。布尔迪厄认为,“实践”代表“具体的语言”,而习性(或称惯习)代表“抽象的语言”。习性并非法律或规范的制度,它是一个松散的自由发挥集合,例如思维习惯,是典型的情绪反应,是让经验更具实用性的方法。布尔迪厄反对将习性视为是一个严谨的体系,因为习性具有适应性,习性的适应性使得在实践中即兴产生一种新的习惯成为可能,实践并不单纯靠习性的逻辑来触发,实践是对当下现实社会交往的需求的反应,习性引导着惯性思维,赋予实践以意义。布尔迪厄多次指出习性具有可塑性,习性的可塑性允许“实践者产生适应无穷无尽的、变化着的情景的无限可能”。实践者需要“应对不可预见却又无时无刻不断变化的情景”,因此实践者会不自然地在“无意之间创造出符合规定的即兴之作”。实践者是“生存艺术的大师,是即兴创作的艺术大师”。对实践者而言,重要的不是规则和模式,而是“机智、灵巧和应变之道”。
篮球运动的文化实践,以组织性的篮球比赛及其媒体呈现为主要代表,比赛是主流的文化实践形式,它是旨在培养文明守纪公民的一个教育工具。在篮球评论中,诸如努力、体育精神、团队协作、自我牺牲等等是常见的有关篮球道德的描述性词语。篮球运动员认真训练不是为了自己的目的去颠覆比赛,而是为了提升自己的能力以便在比赛中有上佳的表现。在业余篮球领域,没有明显的权力机构,这为抵制权力的“战略”提供了发挥余地,实际上业余篮球也鼓励对主流体育文化的抵制,例如花式篮球、街头篮球的随意性。但是,业余篮球并非一个激进的、无政府主义的实践,即使没有权威人物,即使没有明确的规则指令,实践还是按照传统性的基本规则进行,只是这种规则限制更为宽松,允许参与者进行一些创造性甚至是颠覆性的发挥。
三、结语
作者:马周坤 单位:西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植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诚信”在现代转型中其基础也受到严重动摇,古代家庭教育功能逐渐分离并弱化,优秀的儒家诚信文化继承受阻;违反诚信道德文化的刚性惩戒逐渐弹性化与轻度化以至于失范;传统主流文化伴随着近现代各种思想解放和社会运动以及采用的各种适宜和不适宜方式都使其逐步转变为亚文化甚至某些成为反文化,这样诚信文化社会化与继承被边缘化;再加上转型期间,教育主体在教育上的缺位,新的引导机制、监督机制、制约机制无建构或不健全,则诚信因素失去了发挥其有效性和功能的基础。我国社会的迟发展对诚信的影响我国工业化和市场经济与欧美其他国家相比起步较迟,属于迟发展之列,因此我国社会实际上是一种迟发展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迟发展效应的影响。1、我国的市场经济脱胎于我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过程中,计划经济体制本身也为诚信缺失埋下了潜在条件,特别对于企业、个人来说,“国家、政府以统购统销的方式直接调配资源,政府是企业、个人信用的支撑,企业和个人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承担起信用的责任”。再在后面计划经济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政企分开、权责明确,每个企业、每个个体都成为独立的主体,他们不再直接借用政府的信用,而信用的承载者在从政府到企业、个人的置换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空缺,这种空缺会导致不讲信用的出现”。当市场经济地位基本确立且有了一定的良性发展后,我国企业、个人、以及新产生的各种营利和非营利的组织都成为一个独立主体,正如风险社会理论提到的“致使自己成为一个以市场为媒介,对自己的生存、发展进行规划与组织的行动者”。但市场经济有其固有的弊端与缺陷,市场行动主体总是会在“利润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功利观念冲击下,规避诚信原则,这即使在较健全的市场制度环境下也会发生。2、迟发展中的转型效应对诚信影响较深。所谓转型效应,“主要指由社会体制、社会结构等转换的不同步性而对社会运行产生的影响和制约”。在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刚刚确立,然而适应其发展和保障其发展的社会结构、制度、体制还很不健全3、政府信用建设问题凸出和法律引导惩罚倒逼机制不力。今天的社会改革发展进程中,政府的信用建设与执行效力至关重要,它不仅保证行政效率和质量的提高,关系到的政府公信力、权威和对群众的密切联系以及对市场经济的调控,而且对整个社会起表率作用。然而,我国有些地方政府和人员却严重破坏了政府诚信形象,给社会诚信氛围造成很大负面影响。再就是我国法律还不健全,司法部门执法力度不够,对违法惩罚不严,特别有些执法部门本身存在不忠实执行法律的信用问题。
重视和利用社会化途径,培养社会各组织、群体和个人现代诚信理念通过社会化途径,进行诚信教育。一方面要发挥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同辈群体、大众传媒等主体从各方面并以各种方式开展教育与培训,加强和内化现代诚信理念;另一方面要构建现代诚信文化,培育良好诚信氛围,抓住当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体制改革的良好机遇,调动各种文化资源,培育良好的诚信文化氛围。(二)加强政府诚信建设,为社会树良好形象并起表率作用加强政府诚信建设,提高政府公信力并为社会诚信建设起强大的示范作用。政府部门是整个社会的领导、管理与公共服务部门,良好的诚信形象将为整个社会诚信建设起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带动作用。为此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建设:提高公务员诚信意识;加强政府诚信组织建设,提供组织保障;开展“廉洁、亲民”活动和“树标兵、做榜样”活动;依法行政;政府选举、决策透明化;建立强有力的奖励与惩处机制等方式。积极培育和发展关于诚信建设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的兴起已成为现代社会重要的结构和功能组成部分。培养诚信建设方面的社会组织,有利于为诚信建设承担载体作用;有利于诚信文化和诚信体系建设;有利于承担政府转移和无力承担的诚信发挥的功能;有利于弥补政府、企业以及其它主体诚信失灵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为社会主体提供了“诚信测量与监督”的功能。实行诚信档案建设,跟踪诚信发展状况,促进诚信建设实行诚信档案建设,有利于了解社会各组织以及个人的诚信发展状况,诚信档案应与升学、就业、升职、提拔、企业经营管理、享受福利、评优等联系在一起,使不守诚信之人或组织付出诚信代价,更好的督促社会中各组织以及个人的诚信建设。建立完善的诚信机制体系健全诚信机制体系,为解决诚信危机提供可靠路径。一是建立诚信常态化的教育导向机制,为社会主体提供引领作用;二是建立诚信评估机制,测量社会主体诚信等级,以利于诚信危机警示和提高诚信系数;三是建立诚信激励机制,有利于加强调动社会各主体积极性,促进诚信氛围的培育和诚信理念的内化;四是建立强有力的诚信监督机制;五是建立有效的法律保障机制,加强引导,对违反有关诚信方面法律的组织与个人予以严厉惩处,倒逼诚信建设。总之,构建完善的诚信机制有利于保持良性的社会秩序,构建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