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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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外商直接投资范文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国内投资挤入挤出效应面板数据分析

纵观国内外学者对FDI对我国经济影响的研究来看，关于FDI对国内投资的影响文献并不多，关于FDI对某一区域资本形成效应的文献更是少见。为此，本文将重点探讨FDI对我国某一地区国内投资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经济快速增长，也是全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地区，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效。本文将对江苏省范围内FDI对国内投资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为政府制定利用外资政策提供理论支持。

一、FDI对国内投资影响的研究理论基础

来自国内外的经验研究表明，FDI对国内投资的影响十分突出，FDI对国内资本形成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几种途径：外商新投资建立的企业会直接导致投资规模的扩大，外商并购国内企业盘活资本存量以及并购后的追加投资；外商投资带动产品前后向及相关产业投资；然而外商也会通过上述途径对国内投资产生消极效应，外商投资企业在中间产品投入上转向从国外直接进口，直接导致国内相关企业生产的萎缩；外资企业凭借自身的优势挤占国内企业市场份额，对国内企业造成巨大的竞争压力，打击了国内企业投资的积极性。

从FDI对国内投资的最终影响结果来看，主要表现为三种效应:如果FDI增加1美元，而东道国总投资的增加额大于1美元，那么就存在着挤入效应；如果FDI增加1美元，而东道国总投资的增加额小于1美元，那么就存在着“挤出效应”；如果FDI增加1美元，东道国总投资也增加1美元，那么表明FDI对国内投资的影响是中性的。

关于FDI对国内投资影响的经验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Lubiz（1966）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加拿大国内资本的形成；毛新雅、王贵新（2006）认为FDI对长三角的国内资本具有显著的挤入效应;雷辉（2006）研究认为东部和西部地区的FDI对国内投资的影响表现为挤出效应，中部地区则表现为明显的挤入效应;而薄文广（2006）认为在全国范围内FDI对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入效应。国内外已有研究由于在模型的设定、变量的选取以及样本区间等方面的不同，得出的结论也是千差万别，本文将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建立衡量绝对挤入挤出效应的理论模型。

二、FDI对国内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1.模型的设定

一个地区的国内总投资由本国投资者和外商所形成的投资组成，用公式表示就是：（1）

其中，表示t时期内总投资额，，t和，t分别表示国内投资和外商投资。一般来讲，，t受到产出水平、利率水平以及前期投资情况影响，但是许多研究表明在我国利率水平对投资没有显著影响，因而这里仅考虑产出水平及前期投资对t时期国内投资的影响，同时考虑产出水平的滞后效应，用公式表示如下：

=θ+θ1GDPt+θ2GDPt-1+δ1It-1（2）受到国际经济政治形势、汇率的影响，由于我国多年来一直实行的官方管理的有浮动的汇率制度，因此对此我们不予考虑。在大多数情况下，外商投资都用FDI的数量来表示，当然这是一种简单化的处理，同时由于FDI的流入存在时滞效应，用公式表示如下：

=λ1FDt+λ2FDt-1+λ3FDt-2（3）由（1）、（2）、（3）式可以得到：it=β0+β1GDPit+β2GDPit-1+β3+β4FDit+β5FDit-1+β6FDit-2+εt（4）其中，β0表示固定的地区影响，it表示第i地区t时期的总投资，GDPit表示第i地区t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FDit表示第i地区t时期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εt为残差项。

在式（4）成立，且各系数有效的情况下，则我们可以用的值来衡量FDI对国内投资的影响。如果>1，表示1个单位的FDI可带来多于1个单位的总投资，即FDI产生了挤入效应；如果

2.数据来源

选取1999年～2005年江苏省13个地级市的外商直接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GDP数据，对FDI对国内投资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以上相关数据均来自《江苏统计年鉴》各期。各地区的数据选取如下：

(1)FDI:由于统计资料上FDI数据是以美元标价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为了使数据具有可比性，将用美元对人民币的年平均汇率折算成以人民币标价的外商直接投资。然后使用固定资产投资平减指数来消除价格因素。

(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采用固定资产投资平减指数对各数据进行平减。

(3)GDP：采用GDP平减指数进行平减。

3.Panel Data计量方法的应用

面板数据分析方法是横截面数据和时序数据分析方法的结合，能够同时反映研究对象在时间和截面单元两个方向上的变化规律及不同时间、不同单元的特性，增加了自由度使得估计结果稳健性增强。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可能产生横截面的异方差性和序列相关性，同时由于本研究的横截面个数大于时序个数，因而本文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由于本文研究关心的是解释变量FDI对被解释变量国内投资的影响程度，也就说考虑截面单元个体的影响情况，所以在下文的回归模型中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4.实证分析的结果

根据江苏省1999年～2005年的数据，采用Eviews3.1软件，对方程（4）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见表1：

表1FDI对国内投资影响的回归结果

表1的估计结果中，只有两个变量是显著的，其余都不显著，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分析是无效的，因而我们给出了剔除部分不显著变量的估计结果，见表2：

表2剔除不显著变量的回归结果

表2的估计结果，调整后的决定系数达0.9526，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很高，D.W.检验值为2.25，证明残差无序列相关。各变量在1%的水平下显著，从整体上讲，该模型效果不错。由表2我们可以看出，回归方程各系数在1%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由于＝0.5142+0.7532＝1.2674>1，即外商直接投资增加1个单位，国内总投资增加1.2674个单位，据此我们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国内投资存在挤入效应。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江苏地处东部沿海地区，有着独特的区位优势，加上江苏从早期就赋予外资企业的各种优惠政策，加剧了FDI向江苏的流动，FDI的进入往往伴随着大规模先进技术的引进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促使国内企业进行技术革新和提高生产效率，从而使得国内投资增加。江苏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国内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及其效率较高，同时江苏拥有数量众多的科研院所和庞大的科技人才队伍，因而国内企业消化吸收外资企业的技术外溢能力较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推动了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入效应。

由于江苏FDI占全国的比重较高，因此今后利用FDI的重点应该放在提高外资质量、促进技术外溢、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上来，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导向，限制FDI进入国内成熟的产业，鼓励进入高风险高技术产业，鼓励技术含量高，对国内企业外溢效应和示范效应大的FDI进入，利用FDI应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1]毛新雅王贵新:长江三角洲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形成及经济增长效应：基于面板数据的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06，（1）：65～71

第2篇：外商直接投资范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就业效应；挤出效应

中图分类号：F2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96(2011)06-0031-07

一、引 言

近年来，面对中国严峻的就业形势，政府部门及学术界纷纷尝试通过多种途径解决就业问题。鉴于外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其在解决就业问题方面的作用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很多地方政府在提出从“招商引资”向“招商选资”政策转变的同时，也开始将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影响作为选择引资项目的依据之一。但是，作为政府决策的重要前提，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实际影响还有待论证和确认。

国外学者在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影响方面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Duncan［1］通过大量调查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就业的影响表现在就业数量、就业质量和就业区位三个方面。从就业数量上看，外商直接投资有可能使就业机会增加，也可能使就业减少；从就业质量上看，外商直接投资提高了工资与生产率，也会对就业产生影响；从就业区位上看，外商直接投资给高失业区创造了机会，但产生了造成新的失业的可能。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2］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在东道国的生产经营活动对创造就业有直接就业效应和间接就业效应，并对东道国的就业质量产生影响。Mickiewicz等［3］对四个中欧国家的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创造了较多的就业机会，并在较大程度上遏制了大量失业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Williams［4］分析了跨国公司投资的进入方式和来源国等因素对东道国劳动力需求的影响，但其并未发现这些因素对劳动力需求有显著的影响。Mariotti等［5］从利用外资对意大利就业增长的带动效果入手，阐明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增长的积极作用。

国内的相关定量研究多见于21世纪初。王振中［6］从净增量变化角度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数量的影响，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产生正向作用。牛勇平［7］认为，在1986―1998年间，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就业的增长起到了较强的正作用。袁志刚［8］考察并估计了1978―2000年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就业的直接影响及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前后向联系和乘数效应增加间接就业的情况。田素华［9］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上海市的就业效应，外商直接投资增量对上海市的劳动就业效应小于零，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对上海市的劳动就业效应大于零。无论是增量还是存量，外商直接投资对上海市第三产业的劳动就业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增量不利于上海市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增加劳动就业机会。王剑和张会清［10］将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效应分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并用实证方法分析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就业效应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个百分点带动实际就业增加0.008个百分点。牟俊霖［11］研究了外商投资对中国就业的影响，1993年以前外商投资的直接就业效应非常显著，负的间接就业效应也很显著；1993年以后外商投资的直接就业效应减小，负的间接就业效应也减弱。

综合国内外研究，我们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影响比较复杂，外商直接投资对不同地区的影响是不同的，因为各个地区的资源禀赋、历史文化以及外资进入的行业和方式等都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产生影响，所以必须综合考虑外商直接投资的直接就业效应和间接就业效应。也就是说，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总体就业水平的影响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才能得到比较准确的结果。另外，目前国内研究主要以全国样本为研究对象，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省级层次的具体性和差异性，因而不能对地方政府的外商直接投资政策进行有效的指导。辽宁省是东北老工业基地之一，伴随老工业基地改造的不断深入，正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就业形势。同时，辽宁省也是招商引资的大省，如何在未来的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更好地兼顾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两项目标是辽宁省政府面临的重要战略决策。因此，对辽宁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进行研究，不仅是对现有研究的补充与完善，而且有助于相关政府部门制定更加有效的政策。

二、理论模型的构建

（一）构建思路

在针对外商直接投资就业效应的实证研究中，早期的一些学者［6-7-10］主要是运用流量投资指标，通过构建联立方程的办法度量外商直接投资的直接就业效应和间接就业效应，这些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值得借鉴，其不足在于忽略了存量指标的影响。流量指标属于短期因素，存量指标更能体现外商直接投资的长期过程。近年来，一些学者［9-11］逐步认识到不能单一地运用流量指标，而应该综合运用流量指标和存量指标。本文在借鉴流量度量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将存量指标引入理论模型中，进而综合分析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具体而言，就是在生产者一般均衡理论中引入流量和存量两个指标，并构建计量模型，从而克服以往研究中或缺乏理论基础或忽略某一指标的不足。

本文用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度量直接就业效应，影响外商投资流量就业效应的因素主要是外商投资进入的方式和进入的行业等短期因素。直接就业效应系数主要反映外商直接投资额的变动与就业数量变动之间的关系。如果系数为正，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影响是积极的，投资额和就业量均稳步增加；如果系数为负，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影响并不显著，外商直接投资额的变动并没有引起就业的相应增加。这可能与外资进入的方式和进入的行业有关，比如采用合作和合资经营的方式进入，这时可能会提高资本―劳动比，直接减少就业量。如果进入的行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那么对就业的正拉动作用很大；如果在劳动密集型行业提高资本―劳动比，那么对就业的负面影响就很大。

本文用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度量间接就业效应，外商投资存量反映了东道国外商投资企业的总体生产规模与技术水平。影响外商投资存量就业效应的因素有：外商投资企业与东道国国内企业的产业关联度、外商投资企业与东道国国内企业的竞争关系、外商投资企业对东道国产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等，这些因素都与东道国外商投资企业的总体实力密切相关。间接就业效应系数如果为正，说明间接效应的综合作用对就业的影响是积极的。虽然不能具体划分哪些因素起多大作用，但是可以结合定量和定性进行综合分析，比如国外投资与国内投资的“挤进”和“挤出”关系及产业关联度等。

（二）构建过程

根据厂商理论，本文将资本要素按其来源分为国内资本和国外资本，生产函数表示为如下形式：

Q=Af(Kd,Kf,L)(1)

其中，Q为总产出，A为技术进步水平，Kd为国内资本，Kf为国外资本，L为劳动力投入量。其生产成本函数为：

C=wL+r(Kd+Kf)(2)

其中，w为工人的工资水平，r为资本价格水平。假设生产函数为规模报酬不变的Cobb-Douglas形式，厂商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则厂商利润函数为：

π=AKαdKβfLγ－wL－r(Kd+Kf)(3)

其中，α、β和γ分别代表各要素相对应的产出弹性。(3)式两边对L求导得：

πL=γAKαdKβfLγ－1－w=0(4)

(4)式经对数变换可表示如下：

lnL*=11－γlnγ+1－γαlnKd+1－γβlnKf－11－γlnw+11－γlnA=C1+C2lnKd+C3lnKf+C4lnw+C5lnA(5)

假设不考虑技术进步以及工资率变化，则(5)式可以进一步简化为：

lnL*=C1+C2lnKd+C3lnKf (6)

(6)式中的C1、C2和C3 不同于(5)式中的C1、C2和C3。

(6)式是实证分析的基本计量理论模型。在此模型基础之上进行扩展，分别度量外商直接投资的直接就业效应、外商直接投资的总体就业效应和辽宁省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直接就业效应。

1.外商直接投资直接就业效应计量模型

lnFDILt=C1+C2lnFDIt+μt(7)

其中，FDILt为第t年的外企年底从业人员，FDIt为第t年的外商实际直接投资额，μt为误差修正项，C2即外商直接投资的直接就业效应系数。

2.外商直接投资总体就业效应计量模型

lnLt=C1+C2lnIDt+C3lnTIDt+C4lnIFt+C5lnTIFt+C6lnIFt(－1)+μt(8)

其中，Lt代表第t年年底总体从业人员，IDt表示第t年的国内流量投资，TIDt表示第t年的国内存量投资，IFt表示第t年的外商直接流量投资，TIFt表示第t年的外商直接存量投资，由于投资具有滞后性，因此选取滞后一期。IFt(－1)表示第t年的外商直接流量投资的滞后一期，IDt的滞后一期对模型并不显著，所以省略。C4即外商直接投资总体直接就业效应系数，C5即外商直接投资总体间接就业效应系数，μt为误差修正项。

3.辽宁省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直接就业效应模型

lnFDILit=C1+C2lnFDIit+μit(9)

其中，FDILit为第i个地级市第t年的外企从业人员数，FDIit为第i个地级市第t年的外商直接流量投资，C2即各个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直接就业效应，μit为误差修正项。

三、实证分析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直接就业效应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外企年底从业人员、外商实际直接投资数据从1990年开始，对1990―2007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汇率为美元加权平均汇率，数据来源于《中国金融年鉴2008》。

ADF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表明，所有数据的水平序列均为平稳序列，因此不存在伪回归问题。

表1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 量数据生成过程t统计量P值平稳性检验结果

lnFDIL（c，t）-5.6740.003**平 稳lnFDI（c，0）-4.2170.006**平 稳 注：（c，t）表示既含有截距项又含有趋势项，（c，0）表示只含有截距项，不含有趋势项，**和*分别代表显著性水平1%和5%。

运用Eviews5.0对方程（7）进行估计，结果为：

lnFDIL=0.04 + 0.62lnFDI（10）

（0.18）（13.86）

R2=0.93 DW=1.33 F=192.04

括号内的数据为t统计量，以下方程类同。计量结果检验表明方程拟合较好；外商直接投资直接就业效应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具有统计意义；方程的DW值小于2，可能存在正序列相关，通过残差序列自相关图和LM检验可知，并不存在序列自相关问题；F统计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模型拟合很好。

实证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额每变动1%，拉动外企直接就业人员变动0.62%。外商直接投资直接就业效应系数为0.62，说明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对辽宁省的就业直接拉动作用是非常积极的。辽宁省1990年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水平仅为4.60万人，到2007年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水平达到54.60万人，比1990年增长了10倍，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直接效应越发显著。

（二）外商直接投资的总体就业效应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选取1985―2007年共23个数据。外商直接存量投资和国内存量投资是以1985年为基期的各年投资增量的和，在这里忽略折旧。汇率数据为年加权平均汇率。所有数据来自历年《辽宁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年鉴2008》。

运用Eviews5.0对方程（8）进行估计，结果为：

lnL=7.07 － 0.04lnID + 0.11lnTID + 0.03lnIF － 0.08lnTIF + 0.04lnIFt(－1) (11)

（57.08）（-2.88） （3.26） （2.51） （-3.06） （3.36）

R2=0.97 调整后R2=0.96 DW=1.63 F=113.21

对回归方程(11)的残差序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其中t统计量为-3.77，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所以残差序列是平稳的，说明所估计的的各个变量之间具有协整关系，不存在伪回归问题。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所有参数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F统计量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模型拟合很好。根据DW检验、残差序列自相关图以及LM检验可知，并不存在序列自相关问题。

实证结果表明，国内流量投资对总体就业并没有起到直接的促进作用，不过国内的存量投资对总体就业的间接促进作用较大。外商直接流量投资对总体就业水平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直接就业效应系数为0.03，这与上面分析得到的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对外企就业的直接促进作用是一致的，说明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确实提高了辽宁省的就业水平。但用外商直接存量投资度量的间接就业效应系数为-0.08，说明外商投资存量对总体就业起到了“挤出”的作用，甚至大于外商直接投资的直接促进作用，这可能是由于外商投资对国内投资的挤出以及产业关联不强造成的。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和投资存量前的总体直接就业效应系数与间接就业效应系数相加，可以得到外商直接投资总体就业效应系数为-0.05，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总体就业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进一步分析2007年辽宁省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或行业分布可知，第二产业占总投资额的60%，第三产业为35%，第一产业为5%，总体产业分布很不均衡。同时，各产业内部分布也不均衡，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占第二产业的比重达90%，占总投资额的比重超过50%；第三产业中的房地产业占第三产业的比重达60%，占总投资的比重超过20%。辽宁省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这两个行业，而这些行业恰恰是国内企业竞争相当激烈的行业，所以外资的进入无疑加剧了竞争。而外资在其他领域涉及过少则不利于辽宁省产业结构的调整，只会加剧国内竞争。外商投资的过度集中也从侧面反映出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投资的产业联动性不强。

为了判断外商直接投资是否对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下面建立计量模型予以实证分析。根据Teanravisitsagool［12］的绝对挤入和挤出模型，考察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国内投资的长期影响。一个地区的总投资主要由国内投资与国外投资两部分构成，影响国内投资的因素还有利率以及国内总产出水平，即GDP。但是由于利率在模型中的影响并不显著，很多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建立下面的计量经济模型。

IDt=C1+β1IFt+β2GDPt+μt(12)

IDt表示第t年的国内资产投资总额，近似等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减去外商直接投资额，IFt表示第t年的外商直接投资额，GDPt表示第t年的实际国内总产出水平。

通过Eviews5.0对方程（12）进行估计，结果为：

ID=－4119.39 － 1.51IF + 72.17GDP + 1.33t-1+εt(13)

（-6.75）（-2.15） （9.13） （113.20）

R2=0.99 调整后R2=0.99 DW=1.40 F=6777.80

为了避免存在伪回归问题，对方程（13）的残差序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发现残差序列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残差序列平稳。说明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方程拟合程度、参数显著性和模型拟合程度均通过了检验。由于β1

（三）辽宁省内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直接就业效应

考虑到单个地区的外企从业数据只从1995年开始，因此选取样本数据为1995―2007年间共13年数据。所有数据均来自历年《辽宁统计年鉴》。

面板数据检验方法主要有两大类：一类为相同根情况下的单位根检验，另一类为不同根情况下的单位根检验。本文将对序列lnFDIL和lnFDI在相同根和不同根的情况分别进行检验，检验方法为LLC检验和Im-Pesaran检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检验结果表明，在两种情况下序列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说明lnFDIL和lnFDI序列不存在单位根。

表2lnFDIL和lnFDI序列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 量数据生成过程LLC统计量P值Im-Pesaran检验P值lnFDIL（c，0）-7.3880.000-4.3640.000lnFDI（c，t）-5.7460.000-1.9280.027 注：LLC检验和Im-Pesaran检验的原假设是存在单位根，（c，0）表示只存在截距项，（c，t）表示既存在截距项也存在时间趋势。

首先分别计算三种形式的模型，即不变系数模型、变系数模型和变截距模型，在每个模型的回归统计量里可以得到相应的残差平方和S1=27.70、S2=35.20和S3=115.80。其次计算F统计量，其中N=14，K=1，T=13，得到的两个F统计量分别为：

F1=［(S2-S1）／13］／（S1/154）=3.79 F2=［(S3－S1)/26］/（S1/154）=1.94

通过查统计分布F表得到在5%显著性水平下的相应临界值为：

Fa2(26,182)=1.69 Fa1(13,182)=2.21

由于F2>1.69，所以拒绝H2；又由于F1>2.21，所以也拒绝H1。因此，模型应采用变系数模型。

运用Eviews5.0对方程（9）进行估计，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为了消除截面之间的异方差性，本文对模型进行截面加权处理，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R2=0.98，调整后R2=0.97，DW=1.82，F=245.50。方程的拟合程度很好，模型自身也都通过了检验。不过模型中的一些变量系数的显著性没有通过检验，说明在个别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

实证结果表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沈阳、大连、鞍山、本溪、阜新、铁岭和葫芦岛的直接就业效应系数均显著。但外商直接投资与就业量之间关系不同，大连、铁岭和葫芦岛三个地区呈正相关关系,沈阳、鞍山、本溪和阜新四个地区呈负相关关系。需要注意的是，当呈负相关关系时，并不表示外商直接投资没有创造就业机会，而只是这种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相对于总的投资来讲，并没有得到显著的增强。

表3方程（9）面板数据回归分析结果

变 量相关系数t统计量P值

c0.2643.3630.001Log（FDI_SY）――沈阳-0.084-1.1740.089Log（FDI_DL）――大连0.2761.8890.061Log（FDI_AS）――鞍山-0.290-2.2370.027Log（FDI_FS）――抚顺-0.239-1.5530.123Log（FDI_BX）――本溪-0.711-5.2820.000Log（FDI_DD）――丹东-0.238-1.0050.317Log（FDI_JZ）――锦州-0.035-0.6050.546Log（FDI_YK）――营口-0.192-1.4180.158Log（FDI_FX）――阜新-0.247-1.9110.058Log（FDI_LY）――辽阳-0.477-1.3310.185Log（FDI_PJ）――盘锦0.0030.0320.974Log（FDI_TL）――铁岭0.3141.9530.053Log（FDI_CY）――朝阳-0.072-0.1420.888Log（FDI_HLD）――葫芦岛0.5672.3710.019

辽宁省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沈阳市和大连市，但沈阳市和大连市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就业量之间的关系却截然不同。大连市的外资直接就业效应系数为0.28，而沈阳市为-0.08。出现这种现象不难理解，2003年沈阳市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首次超过大连市，并且一直延续至今，但是沈阳市外企的从业人员大约只有大连市的1/3，所以相对于数量较多的投资而言并没有带来就业量的增加。进一步分析沈阳市和大连市的吸引外资领域以及行业从业人员分布同样可以进行解释。辽宁省的外企从业人员大多分布在第二产业，沈阳市外企从业人员2006年底大约为10万人，而工业企业年平均人数达到12万人，说明从业人员分布更加集中。在第二产业内部同样有向制造业集中的趋势，沈阳市和大连市都占到第二产业的98%。同时，沈阳市和大连市制造业内部行业分化比较严重。在外商直接投资额相当的情况下，沈阳市装备制造业就业人数占制造业总就业人数的60%，而大连市占43%。在塑料制造业中，沈阳市外资额是大连市4倍，沈阳市外企从业人员占总制造业的比重为2.10%，大连市为4%，说明其就业量远不及大连市。

四、结论与建议

第一，外商直接投资的直接就业效应明显，控制和引导外资的进入方式与行业选择可以进一步提升直接就业效应。从对辽宁省的实证分析结果来看，1990―2007年外商直接投资每变动1%，直接就业水平增加0.62%，外商直接投资的直接就业效应非常明显。因此，吸引外资能够提升辽宁省的直接就业水平。一直以来，中国乃至辽宁省的招商引资政策主要是吸引外资，弥补国内资本不足。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出现了部分外资撤离的情况。其实，这正是一次调整外资政策的机会，以就业为导向的引资策略必须提倡。除加大引资规模外，还必须注重影响外资直接就业效应的诸多因素。流量投资对就业的影响主要与外资企业进入的方式和进入的行业有关。外资企业的进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新增的企业投入，这部分会直接拉动就业水平的提升；另一个可能通过合资或合作的形式，如果外资企业提高资本―劳动比，则会降低就业水平。如果外资企业新增投资，则会提高就业水平。外资企业进入的行业如果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则会对就业起到巨大的作用。如大连市近年来外资的独资经营以及对第三产业的投入均对拉动就业起到重要作用。因此，积极引导外资进入方式和进入的行业是扩大外资直接就业效应的关键。

第二，外商直接投资的间接就业效应为负，选择互补性和辐射性强的外资项目有助于控制挤出效应。负的间接就业效应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选资的重要性，要改变先前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的引资观念。从对辽宁省的实证分析结果来看，1985―2007年外商直接投资流量投资对总体就业的直接就业效应系数为0.03，存量投资的间接就业效应系数为-0.08，因此总的就业效应系数为-0.05。进一步的实证分析证明，国外投资确实对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单位，国内投资减少1.51个单位。因此，扩大外商直接投资正的间接就业效应（如扩大产业关联度，加强外商直接投资产业与国内产业的联系）、减少外商直接投资负的间接就业效应（如减少外资与国内投资的过度竞争）是关键。结合辽宁省实际情况，外资进入的制造业是辽宁省的重点行业，这势必会加剧竞争，所以如何正确处理好引资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很重要。同时，外资在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投资较少，这样既不利于辽宁省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减弱了产业关联度；而且对外资的引资优惠政策加大了国内企业的成本，导致了不公平竞争。辽宁省的投资来源主要是香港、日本的中小企业，对周边辐射较小。上述因素均造成了辽宁省外商直接投资负的间接效应大于其正的间接效应，造成总的间接效应为负的局面。因此，相关部门在未来的“招商选资”过程中，应考察外资项目与本地企业的互补性以及外资项目的辐射和产业联动效应。选择互补性和辐射性强的项目，不仅有利于提升就业效应，也有助于辽宁省的产业结构升级与完善。

第三，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直接就业效应差异明显，通过宏观总体筹划引发协同效应，可以大幅提升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促进作用。辽宁省各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就业效应差异非常明显，尤其是作为经济增长极的沈阳市和大连市的差异较大，这对地方引资方向的确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为保证辽宁省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理应促进省内各地区均衡发展，形成区域优势，加快沈阳市和大连市之外其余城市的经济建设。辽宁省应该积极引导地方经济的发展，为各个地区创造一个公平、开放的投资环境，同时，结合当地的产业结构和就业情况，积极引导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布局，促进地区经济均衡发展。在政府从“招商引资”向“招商选资”转变的过程中，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就业效应的巨大差异，恰给政府提供了一次难得的统筹规划机会，将沈阳市和大连市两个城市的引资经验扩展到全省，必将极大地提高辽宁省的总体就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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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外商直接投资范文

关键词：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动因；决定因素

中图分类号：F71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0594(2009)02-0055-06　收稿日期：2008-09-11

随着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技术革命引致全球产业结构向服务业偏移、服务业管制放松、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制度安排以及服务业的特殊性质，使得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的重点已转向服务业(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2004)。然而，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却长期滞后于实践发展。目前。国外关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主要是以传统的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为分析框架来解释其动因，实证研究则主要考察其决定因素。

一、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动因

(一)基于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理论的研究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作为独立的经济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二战后跨国公司的空前发展及其带来的投资浪潮，成为当时国际经济理论界探讨的焦点，各具特色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应运而生。这些理论包括垄断优势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内部化理论以及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然而，上述理论大都以制造业FDI为研究对象，其中为数很少的对服务业FDI的研究也是以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理论为分析框架的。Boddewyn(1986)就认为，对服务型跨国公司没有必要建立专门的理论，通过简单的限定和详尽的阐述，现有的FDI理论可以很容易地适应服务企业。

Dunning(1981)借鉴了海默以来的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将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巴克利和卡森的内部化理论结合起来，并引入区位理论，采用折衷的方法和体系加以综合，提出了独特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根据该理论，一个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意愿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的综合或者其中之一。第一，公司具有核心竞争力或者能够提高其竞争力的垄断优势；第二，通过将生产转移到一个新的地方所具有的区位优势；第三，公司所具有的内部化优势。Dunning(1989)又进一步讨论了服务业的跨国公司对外投资中三种优势的具体表现形式和特点。首先，在垄断优势方面，信息、管理、组织与营销技术是服务企业成功的关键。比如，对于咨询业和信息服务业的跨国企业来说，其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于获得与处理信息的能力。由于新兴服务业的知识化和信息化特征，服务部门跨国公司比制造业跨国公司的资本密集度更高，技术优势更强，也更易形成世界市场的垄断局面，形成其全球范围网络优势。其次，在区位优势方面，主要表现为东道国具有良好的信息和通信设施、健全的制度和受过训练的人力资源，还表现为东道国不可移动的要素禀赋所产生的优势，如地理位置方便、人口众多等。最后，在内部化优势方面，由于服务产品的无形性，信息不对称较为明显。另外，服务技术的复制较为容易，即使有专利保护，滥用和扩散的可能性也比较大。克服此类不确定性是许多服务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理由。

还有一些学者对服务业中某个具体行业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可以用传统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框架来解释。Dunning和Norman(1983)在对商业服务进行研究后指出，如果拥有产品和原材料的生产工艺是制造业所有权优势的一个源泉，那么管理和营销技巧就是商业服务公司的所有权优势。因此，服务业跨国公司具有不同的所有权、区位和内部化优势。Rugman和Verbeke(1992)认为，一个公司如果要进行海外直接投资，那么它必须具有一些区域约束或者非区域约束优势。对于服务业跨国公司，这些优势包括，管理的所有权优势、营销优势、产品创新优势、获得新技术和信息渠道优势等。

(二)基于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 世贸组织在“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将国际服务贸易划分为四种形式：过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其中第三种商业存在即生产者跨境在服务消费国设立企业提供服务，从而将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作为服务贸易的一种形式。西方一些学者试图用传统货物贸易理论如比较优势理论解释服务贸易，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一种观点认为，国际贸易原理完全适用于服务贸易。Sapir(1981，1982，1985，1986)根据国家间要素禀赋和技术的差异，对货运、客运和其它民间服务作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发现传统的贸易理论不仅适用于货物贸易，也适用于服务贸易，要素禀赋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模式的决定上都具有重要作用。Sapir还提出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动态性观点，为发展中国家开展服务贸易的动因提供解释。Hindley和Smith(1984)则指出，将标准的比较成本理论用于服务业贸易和投资的任何潜在的困难都不足以对该理论的适用性产生怀疑，Kumpe同样认为，作为一个简单明了的思想，比较优势普遍有效。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国际贸易原理并不适用于服务贸易。最早尝试运用国际贸易原理来解释服务贸易模式的学者R.Dick和H.Dicke(1979)以要素禀赋为基础，对各种显示比较优势指标进行回归分析，发现没有证据表明比较优势决定服务贸易模式。Feketekuty(1989)认为，服务同商品相比具有许多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国际贸易原理不适用于服务贸易。Sampson和Snape(1984)则是从大部分服务贸易中生产要素在国际间流动的特性出发，认为这与比较优势的基本假设“两国生产要素不能流动”相悖，H-O理论不足以解释服务贸易。

第三种观点介于前两种观点之间，它既肯定国际贸易的基本原理对于服务贸易的适用性，同时也承认具体理论在解释服务贸易上的缺陷，主张在利用国际贸易理论来解释服务贸易时，必须对传统理论进行若干修正。Deardorf(1984)先是分析了国际贸易理论用于服务贸易的局限性，然后他运用标准的H-O模型，通过改变其中的个别约束条件，解释了国际服务贸易是如何遵循比较优势原则的。

Banga(2005)指出，同货物贸易一样，服务业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外商直接投资，一种是“垂直型”或者说是产业内的外商直接投资，指的是发达国家的企业利用其在某个产业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统计证明，发达国家以两类高端产品进入发展中国家服务市场，一是传统的劳动密集性的消费服务中品质特别优秀的产品，二是更具现代意义的技术和人力资本密集的生产者服

务。另一种是“水平型”或者说是产业间的外商直接投资，指的是发达国家之间的企业利用产业间相对的优势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像国际贸易一样，世界上多数外商直接投资属于后一种类型。

还有一些学者探讨了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服务贸易模式是如何决定的。Markusen(1989，1996)认为，生产者服务业的两个主要特点是以知识为基础和差异性。以知识为基础意味着需要大量的初始投入以获取知识来生产某一服务，但是当这一服务被生产出来后，它的供给边际成本是相当低的。因此，生产者服务业的规模经济十分重要。差异性意味着生产者服务业是有水平差异和垂直差异的。Jones和Kierzkowski(1988)提出和运用“服务链”的观念来解释规模经济条件下服务贸易。他们认为，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生产过程更加复杂，需要更多的“服务链”。由于比较优势的存在，服务链可以促进生产的国际化，从而服务贸易可以大大促进货物贸易。Francois(1990)强调了服务在协调和连接各专业化中间生产过程中的外部集聚作用，他建立了一个具有张伯伦垄断竞争特征的产品差异模型，讨论了生产者服务与由于专业化而实现的报酬递增之间的关系，以及生产者服务贸易对货物生产的影响。

以上两种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在解释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动因有它们的理论意义，也有各自的优点。制造业的外商直接投资理论直接反映了服务业FDI的一些决定因素，更容易做实证检验：贸易理论中关于相对要素禀赋差异、规模经济差异和竞争优势差异。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服务业FDI发生的本质。然而，由于服务区别于货物的一些基本特性，包括无形性、生产与消费同时性、品质差异性等，使得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有其独特之处，有时是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和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第一，在制造业中，外商直接投资能够通过把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活动分散在不同的国家，创建出全球的生产价值链，从而将整个生产过程进行分割。但是，由于许多服务产品生产与消费同时性，服务产品生产过程的分割就变得十分困难。加上服务产品的高度差异化、难以标准化，服务企业很难形成规模经济，限制了其国际化扩展；第二，同样由于许多服务产品生产与消费同时性，并且由于服务产品的生产更加密集地使用知识和资本要素，如果想有效地在国外市场提供服务，就必须依靠到国外市场进行投资，设立分公司或分支机构，如国际电信、国际金融、咨询等服务许多是在跨国公司范围内运作的。此外，许多服务部门直接关系国家与经济安全，与货物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相比，政府规制在服务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Erramilli和Rao(1993)认为应结合服务的特性对传统理论进行修正，才能更好地解释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动因。他们考察了美国多个服务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所涉及行业包括广告和会计服务、计算机服务、工程和建筑服务、管理咨询和研发服务、消费者服务、银行等等，研究结果发现，广告、会计、计算机服务主要投向发达国家，工程和建筑服务则主要投向发展中国家：而且受到不同服务行业特性的影响，如消费者服务，多采用特许经营的方式投资，难以标准化的广告、工程等服务则一般是母公司有相当多的控制权。

二、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

国外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对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较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东道国的市场规模 在绝大多数研究中，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就是市场规模。UNCTAD(2004)在服务业跨国公司投资的实证研究中发现，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及其增长速度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存在正相关关系。

但是，UNCTC(1993)做了一个关于市场规模对美国、加拿大、日本以及欧洲等发达国家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和拉丁美洲、非洲、亚洲等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研究。结果表明，市场规模并不是服务业内所有行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最主要决定因素；即使市场规模是服务业内某个行业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它的重要性也要比对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要小。

(二)母国的经济规模 一些研究表明，母国的经济规模是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因为它增加了东道国被告知的消费者数量，这些消费者了解这些服务，因此，更有可能购买这些服务产品，给服务提供者带来规模效益。也就是说，生产者服务公司一般位于具有广大消费者群体的地方(Raft和Ruhr，2001)。滞后一期的制造业FDI存量通常被用来代表母国的经济规模，Kolstad和Villanger(2008)认为，生产业将分工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串联起来，制造业企业为了整合资源、发挥专长、提高效率，越来越多地出现“服务外包”行为，传统上由企业内部在产前、产中或产后所进行的一些生产、经营甚至管理服务活动(如产品设计、技术研发、物流销售、员工招聘、信息管理等等)均转而由生产业完成，因此，制造业FDI与生产业FDI呈正相关关系。

(三)东道国政府的政策 与制造业的外商直接投资类似，法律规制或者政府干预是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主要壁垒。在后GATS时代，许多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开始容许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一些服务行业，但是，对进入金融、电信以及公共事业等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战略地位的行业。外资的持股比例有严格的限制。服务业跨国公司在进行投资决策时要考虑东道国的政策取向和政策环境的稳定性。根据OECD(1982，1987)、Walter(1985)和UNCTC(1988)的研究，东道国政府的政策与规制是当地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Kolstad和Villanger(2008)的研究表明，制度质量和民主对于服务业中的FDI来说比一般的投资风险或政治稳定性更为重要。并且，不同的政治经济变量对不同的国家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制度质量对于高收入国家服务业FDI来说非常重要，而民主程度对于发展中国家服务业FDI来说比较重要。

至于东道国的开放度，UNCTC(1992)设计了一个开放系数来对政府控制与阻止(例如，控制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开业权和所有权)的程度进行主观评价，并且用来估计对流人国内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这一系数对流入国内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有显著的影响。Chanda(1997)的研究表明，当一国的出口行业比进口竞争行业更加密集地使用生产者服务的时候，如果出口产业的规模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推进不断扩大，那么就会产生对服务业特殊投入的持续需求。因此，在国内对这一投入供给有限的情况下，最终产品贸易规模的扩大将导致对中间服务投资的增多。因此，由一国政府政策所

决定的开放度是外商直接投资流向服务业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Kolstad和Villanger(2008)则认为，由于许多服务是不可贸易的，东道国的开放度对这些行业FDI的流入影响较小。

(四)竞争优势 服务业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被Dunning(1989)以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来表示。随着世界各国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服务业领域的竞争亦日趋激烈，竞争优势已经成为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决定变量。然而，服务业的竞争优势很难度量且易于转移，尤其是进入文化领域和慈善领域的外商直接投资更是如此。一个国家某一特定产业的竞争优势通常表现为这个产业的高出口或者向外的直接投资。既然服务业的特点是位置的不固定性和可贸易程度的差异性，研究中通常用服务业的FDI来估计竞争优势的影响。UNCTC(1993)综合了显性比较优势(RCA)与产业内FDI，提出了国际竞争力指数(internationalcompetitiveness index，ICI)，其计算方法如下：

ICIij=(Qij-Iij)/(Qij+Iij)

式中，Qij代表母公司位于国家j的跨国公司在国家j的产业i中拥有的子公司的数量；Iij代表母公司位于国家j以外的跨国公司在产业i中拥有的子公司的数量。

研究表明，母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对该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具有积极的影响。然而，当用ICI指数来衡量服务业中不同行业的国际竞争力时，可以发现，在与贸易相关的服务业和商业服务业中，竞争优势不是一个主要的决定因素，而在金融服务业中，竞争优势起到一定作用。

(五)服务产品的可贸易性 服务的特点决定了服务产品通常是无形的和无法储存的，这也就意味着服务产品的国际交易只能通过流入一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或者当地公司在外国跨国公司的特许经营下进行生产来提供。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服务产品的可贸易性得到了很大的提高(Sauvant，1986、1990)。服务产品可贸易性的提高降低了以外商直接投资方式提供服务产品的机会。UNCTC(1993)通过以某一服务业中服务产品的出口值占总出口的比重来度量服务产品的可贸易性，发现服务产品的可贸易性对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有消极影响。

(六)全球寡占反应 当几个规模较大的公司相互依赖时，垄断效应就会发生。Knickerbocker(1973)研究发现，从事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的跨国公司在面对其国内、国际竞争者的时候，采用跟随战略来决定其在东道国投资的市场份额。Trepstra和Yu(1988)为了证实上面的结论，对美国的广告业外商直接投资进行了考察，发现那样一个跟随竞争者的全球垄断战略确实存在于美国的广告业中。

(七)文化差异 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文化，不同国家的人们也具有不同的生活习惯和需求偏好。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要考虑各国的文化差异，其所生产的服务产品要适当融入当地的文化特色，尽可能多地与当地消费者进行互动和交流，以使企业生产的服务产品适应当地人们的特殊偏好。在这方面，一些研究发现，文化差异是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决定变量，考虑文化差异因素是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成功进行的重要保障。

(八)公司的规模 国际化扩张是公司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战略。与小公司相比，大公司更倾向于跨国发展，与制造业中的情况一样，公司的规模是服务业(如银行业与广告业)公司国际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Ball和Tschoegl(1982)利用20世纪70年代的数据，对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和日本东京的外国银行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进入这两个地区的外国银行都是资金雄厚、具有强大经营能力的跨国银行，这些跨国银行在母国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就有了国际化的动机。

(九)其他决定因素 国外学者还考察了其他影响服务业FDI的因素，包括东道国人力资本、服务业劳动力成本、服务业发展水平、汇率变动等。

UNCTC(1993)的研究结果表明，几乎所有服务行业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是相同的，而这些决定因素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异也不大。行业竞争结构、政府鼓励开放的政策，被发现对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具有重要影响。Banga(2005、在对服务业FDI决定因素实证研究的综述中指出，那些对制造业FDI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对于服务业FDI同样也是重要的。不过，这些决定因素的重要性有所不同。对于服务业FDI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东道国政府的政策、文化差异、服务产品的可贸易性：而对于制造业FDI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市场规模，贸易障碍和生产成本差异。然而，进入21世纪，许多条件已经改变。因此，需要对新的政治经济形式下的决定因素作进一步分析。

三、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最早研究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影响的学者是Goldsmith(1969)，他强调金融服务业在促进资本投入到一国最具生产力的行业，进而创造更多产出过程中的作用。他后来的多数研究得出类似的结论，即一国经济增长状况和本国服务业的开放程度与发展水平是正相关的。西方经济学家大多倾向于对服务业放松管制，认为政府应当提供一个有效、综合的政策保证，从而促进服务业发展。Dee和Hanslow(2000)把服务看作产品，并且把生产者服务看做中间产品，从而建立了一些理论模型。这些研究显示，服务贸易自由化将提高全球的产出水平和福利水平。Nicoletti和Scarpetta(2003)通过模拟研究和跨国比较指出政府规制对于服务业的影响巨大。特别是对于ICT服务部门如批发、金融、保险和商业服务的规制可能损害新经济的外部性，对生产力的增长造成负的外部性。Brant(2003)认为不合适的限制性规制损害了企业的动力，特别是限制服务部门的增长。而Taylor和Christopbcr(2000)却认为，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开放程度的加大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正相关关系仅限于制造业部门，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服务业部门中这种关系并不明显。由于发展中国家增加的外商直接投资越来越集中在服务业领域，因此，发展中国家开放程度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之间的相关性是下降的。此外，Winters(2002)研究了在WTO下自然人移动的服务提供方式对服务要素流动的影响。还有一些模型对WTO下商业存在的服务提供方式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涉及商业存在的自由化是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主要方式。其他一些模型度量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全球或者单个国家产出

增长的影响。这些模型中的绝大多数是基于传统产品贸易自由化模型下的一般均衡分析。在这些模型中，贸易壁垒被视为与关税和税收是相同的。

对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Dee和Hanslow，2000)表明，一些发展中国家从乌拉圭回合服务贸易自由化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而就全球而言，超过一半的来自开放的收益也是由服务贸易自由化引起的。Mattoo，et al(2001)用CGE模型计算得出，发展中国家通过开放电信和金融服务业使其经济增长了1.5％。Banga和Goldar(2004)对20世纪90年代印度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情况以及服务业开放对印度其他产业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发现，服务贸易自由化对服务业的发展有积极影响，并且促进了工业产出的增长和生产率的提高。然而，Verkios和zhang(2000)指出，马来西亚电信服务业的开放和印度尼西亚金融服务业的开放都是不成功的。Brown，et al(2002)研究表明，全球在多哈回合中每年从服务贸易自由化中获益4130亿美元，但是，其中绝大部分收益为发达国家所取得。

就已有的理论描述和实证检验研究文献来看，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服务贸易自由化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没有一个定论。有许多研究的结果都是互相矛盾的，这给决策者制定政策带来极大的不便。

四、结语

国外学者对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是，与迅猛发展的世界服务业FDI的现实相比，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仍显薄弱，还有许多方面有待进一步研究。

首先，一个基本的问题是对服务业范畴界定目前尚无统一标准，这给理论和实证研究带来很大的难度，因此首先需要清楚界定服务业范畴。

其次，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理论分析主要是以传统的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为分析框架的，这两种理论都具有借鉴意义。但由于服务业区别于制造业的特性，有时是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和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因此，有必要结合服务业自身特点提出一套新的理论来分析指导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

再次，在实证研究方面，同样由于服务业区别于制造业的特性，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与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是否相同有待进一步研究。特别是服务业涉及部门多，牵涉面广，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第4篇：外商直接投资范文

一引进外资的背景、过程和状况

七十年代末开始，中国将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由于建设资金和技术引进所需的外汇极度短缺，政府提出在保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引进外资弥补国内资金的不足，增强出口能力，增加国家的外汇收入[2]；同时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补充。这一政策与六十年代末流行于西方国家的关于引进外资的“双缺口模型”恰相吻合。这一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由于储蓄不足和贸易逆差，必须通过引进外资来解决投资和国际收支平衡。

为确保引进外资，中国制定了诸多优惠政策，例如对外商作为投资进口的设备减免关税、对三资企业所得税实行免二减三，以及提供人员和技术支持等。同时，为防止外资对国内企业构成冲击、保持对外资的控制，中国又颁布和行政法规，限制独资企业，坚持中方在合资企业里的控股地位，外资企业产品应达到较高的出口比例等。这些政策措施首先吸引了大批从事加工贸易的劳动密集型的港澳台资本，迅速扩大了国内的就业和国民收入，改善了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缓解了西方国家对华投资以内销为主而产生的外汇平衡压力。1992年以前，港澳台资本占全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70％左右。

来自西方的外商直接投资中，美日两国占到约20％，产品销售以中国国内市场为主，以弥补国内短缺。中方坚持在这类合资企业中的控股地位，力图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日资在西方国家的对华投资中比重最大，投资的领域最广，但日资企业限制技术转让的意图十分明显。美资企业由于技术创新能力强，技术转让相对积极。为了引进先进技术，1992年中国政府正式提出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为此修改了《合资企业法》，允许外方控股并出任董事长。在中美市场准入谈判中，中国承诺将大幅度降低关税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中国市场的巨大吸引力和市场准入条件的放宽，激发了外商投资中国的热潮，1992－1997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金额增长了3倍多。这段时期为抑制通货膨胀，中国实行了财政和货币的紧缩政策，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进入，对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见表1）。

但在过去的20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生产能力的增长远远超过最终需求的增长，造成全社会生产能力大量闲置和产品的严重过剩。1997年10月以来，中国经济开始受到通货紧缩的困扰，几乎与此同时爆发的东南亚危机更加剧了中国经济的困境。1998和1999年来自港澳台和日本的投资加速下滑，美国和欧盟（欧盟1998年除外）的投资乘势扩张。但是受危机滞后的作用，1999年外商来华投资比1998下降了11.3％。为阻止经济下滑，中国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国内投资增加较快，因而外商直接投资占社会总投资比重降至1998年的13.11％和1999年的10.47％。由于社会投资和消费增长乏力，出口因贸易依存度较高深受外部环境的容易大起大落，政府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但在宏观决策机制和投资体制改革不到位的情况下，政府投资的效率十分低下，势必削弱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因此，加入世贸、进一步扩大引资规模，以推动改革（国有部门和官僚体制）开放（保持经济增长）的深入，似乎是唯一的途径和逻辑依据。

二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及产业投向

按照国际法中的“属地管辖权”原则，外商投资企业必须登记注册为东道国的企业法人，接受东道国的行政和法律管辖。一般来说，东道国为了改善产业结构、促进工业布局的合理化，都努力将外资引导到经济落后的地区或部门。东道国的民族企业因其经营环境深受当地资源条件、生产要素投入、技术水平和消费需求结构的影响，经营目标往往与政府的经济发展目标趋向一致；而外商投资企业不会自觉服从东道国政府的产业指导和宏观调控，它执行的是母公司的全球战略，以实现母公司市场控制和全球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因此经常与东道国的引资意图南辕北辙。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发展中国家在开放市场之前，都长期推行过进口替代政策，运用政府力量和市场保护扶持了一批产业关联度高的支柱产业，如中国的汽车工业和工业。这些产业往往集中了国内一流的设备和人才，占有的市场份额高，有稳定的利润以支持扩大再生产，在不具备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之前，并不轻易允许外商直接投资大规模介入。而对这类企业背后的广阔市场，外商往往抱有极大的投资兴趣和热情[3]。

在“趋利”动机的推动下，外商往往优先选择在、通讯等基础设施条件好、靠近消费市场和投资收益高的地区进行投资。自1978年以来，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是“先东后西”，让沿海等基础条件好的地区享有各种优惠政策，迅速实现经济增长，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于是东部地区吸引了绝大部分的外来投资。政府寄希望于财富效应的西移，最终促进全国经济的均衡发展。但地区差距的缩小绝非自动可以实现，中国在经济发展上的地区差距，从1983年以来呈现不断扩大之势，90年代以后，这一差距更表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到1997年，东西部地区无论在人均GDP，还是在人类发展指标上的差距都相当巨大，中国最发达地区和最不发达地区相比，几乎相当于西方工业化国家和最贫穷国家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的扩大更促使外商投资企业将资金投向收入水平高、消费能力强的东部发达地区（见表2），而基础条件差、资金严重匮乏的西部地区无力改善投资环境，更加难以吸引外资，经济发展的步伐也就愈加迟缓，从而形成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差上的“马太效应”。这一巨大的地区差已经并将继续制约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

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产业投向上，结构失衡问题比较突出。截至1999年，在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中，工业占到59.56％，房地产公用事业投资占24.44％，而农林牧渔业仅占1.76％，交通运输及科研、技术服务业合计仅为2.75％。在重点投资的第二产业中，加工工业的数量又占了较大比重。这类企业大多是港澳台的中小资本，在各种优惠政策的刺激下大量使用国内廉价的土地、劳动力、能源和原材料，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国内能源、原材料供应的紧张。而且，相当一批企业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一带从事原料药、化工和塑胶制品的生产，对环境的污染十分严重。但这类中小型加工企业主要是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较少参与争夺国内市场。日资企业和少量欧美资本、以及1992年后大举进入中国的美国、西欧跨国公司，主要是瞄准了中国国内市场。它们大量投资中国机电、日用化工、轻纺等高利润的传统行业，产品销售额占全国同行业的比重增长迅猛，占领了很大的国内市场，一些外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已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例如，早在1996年电子及通讯设备类的外资企业销售收入，已占到全行业的62.3％。

1999年外商直接投资首次出现下降，除了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相应于国内的消费结构变化，原先集中在制造业和第三产业的外来投资已接近增长极限，中国利用外资的结构将面临较大的调整。由于中国制造业的开放程度已经较高，加之1997年以来通货紧缩的影响，外资对制造业的投资出现下降趋势，但与高技术相关的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可能有较大的增长，这与外商直接投资的股权结构越来越倾向独资、以及放弃对其技术转让要求和更大程度地开放市场有着直接的关系。金融、电信等服务领域的外商直接投资将会随着市场准入程度的提高而大幅度增加。

三外商直接投资对的

1.进出口和国际收支

外商投资多数从事加工贸易，拥有现成的海外市场营销，加上中国对其实行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如：所得税上的优惠、可以保留现汇帐户、在从事加工贸易时增值税可以自动抵免，而毋须像一般贸易那样对出口环节增值税实现“先征后退”等，这都极大地刺激了外资企业进出口的增长。1996年国有企业一般贸易出口因退税滞后出现下降时，外资企业的出口则增长了31.2％，确保了全年出口总额的增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占全国进出口的比重从1986年的4.04％上升到1992年的26.43％和1999年的50.78％。其中出口占全国出口的比重上升到45.47％，进口比重则高达51.83％。

外资企业的进出口增加了中国贸易总量，改进了中国出口商品的结构，全国制成品出口比例由1978年的不到5％增长至的85％以上。1991－1999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中，制成品平均达到90.67％，中国出口商品的整体结构得到优化。但是，外资企业的进出口大多属加工贸易，1999年外资企业加工贸易额占其全部进出口的近70％。“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与中国国内产业关联度低，中国除了从中获得少量的工缴费收入，国内产业得不到带动，因此加工贸易远不如一般贸易对中国经济的意义重大。另外，这类外资企业大多为港澳台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享受关税、所得税和土地使用等优惠，与同类的国内企业相比，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特别是在纺织品等进口国设限的主动配额分配上，由于其出口销路广，对国内非外资类企业的出口配额挤占严重。

1992—1993年因投资过旺、总需求急剧膨胀，进口增长迅猛，出现外贸逆差，中国外汇储备仅维持在200亿美元左右。鼓励出口，增加国家外汇收入成为当时的重要经济任务。从1991年以来，国家陆续扩大了出口退税覆盖的商品范围，并逐步提高出口退税率，将出口创汇额列入对各级政府和国有出口企业的业绩考核。1994年，实行汇率并轨和人民币贬值，同时执行严格的结售汇制度，将企业的外汇所得和结余以自动结汇的方式向国有商业银行集中。国家财政货币的紧缩政策也有效地抑制了进口，其结果是，除了1993年外，中国自1992年以来，出口每年以几乎两倍于GDP的速度增长。贸易顺差从1994年起开始连年增长，即便是在出口环境十分严峻的1998年，仍实现了0.5％的出口增长和436亿美元的顺差。同期，外资每年的流入额也位居世界前列，资本项目顺差不断扩大，出现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的现象[4]。出口收汇和以现汇形式流入的外资，均通过银行结汇渠道进入国家外汇储备，使中国的外汇储备迅速增长。

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增加国家外汇储备，同时也带来风险，这就是利润汇出对国际收支平衡产生的潜在压力，亦即每年新增外资和原有外资企业的再投资所产生的汇出利润不断增长，使经常项目的顺差收窄，甚至转为逆差，从而使国家的国际收支情况恶化。经济学家卡莱斯基1966年曾作出模型[5]，对此进行（见表3），他假定某国每年需100单位的外商直接投资，投资的利润率为15％，其中10％汇出境外，另5％用作再投资。那么，6年后总投资必须翻一番，才能缓解利润汇出不断增长的压力，维持100单位的净外商直接投资量。

从中国引进外资的实际情况看，今后继续保持两位数的引资增率是很难做到的。若今后几年引资总额不变，九年后，净投资量将为负数。继续用卡莱斯基模型显示如表5。

表5显示，到第8年末，当年流入的外资仅能抵补利润的汇出，而到了第9年末，利润汇出已超过外资流入。利润汇出是在历年外资累积和当年新增外资的基础上形成的，一般来说，必然保持不断上升的趋势。当若干年后利润汇出额超过贸易顺差额时，经常项目将产生逆差。如果外资流入净额再低于每年偿付外债本金额，中国的外汇储备将会下降。

从九十年代中国的国际收支来看，由于外资企业投资收益的支出越来越大，部分抵销了贸易顺差的增量，故经常项目的增加量很小。1999年，中国贸易顺差大幅度减少，实际引进外资也开始回落，投资收益支出则继续上升，经常项目顺差降至156.7亿美元，而当年偿还外债本息达309.9亿美元；考虑到资本外逃的因素，中国虽然继续保持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但外汇储备仅增加了97亿美元。因此，在中国加入世贸后进口激增、出口因部分国内企业破产及放弃对外资企业的出口比例和外汇平衡要求而增长放慢，以及外资大量涌入的情况下，经常项目转为逆差很可能会成为现实，那时只能用资本项目的顺差、甚至外汇储备来加以弥补。

2.宏观调控

1992年中国经济因投资扩张过度，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1993－1998年，国家实施财政和货币的紧缩政策，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和信贷规模，为实现“软着陆”进行宏观调控。经济增速开始回落，但由于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增长迅猛，GDP仍保持了10％以上的增长率。

当时来华的外商直接投资中绝大多数是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必须解决中方的人民币资金配套才能形成实际生产能力，因此加大了国内货币供给的压力。而外资企业的人民币资金要求在热衷于引进外资的各地政府的支持下，是得到优先保证的。这样国内企业就面临两种选择：或坐视它们的信贷份额被挤占掉，或绕开国家控制，变相突破信贷规模，例如，一些国内企业千方百计地引进国外资金，然后将外汇卖给当地政府，以取得人民币。但无此特殊途径的企业只好望洋兴叹，包括一些潜质不错的企业，从而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

这段时期国家采取“适度从紧”的经济政策抑制通货膨胀，外资流入和出口增长有利于“软着陆”的实现，但外资大量流入使外汇相对于人民币供过于求，导致名义汇率不断下跌，而1992—1996年间物价指数的高企，使实际汇率进一步下跌，人民币对美元等主要国际币种升值近50％。加上出口退税的放慢，严重削弱了非外资类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使得以一般贸易为主的国有企业出口十分困难，导致1996年出口暴跌，全国出口增长在外资企业出口增长率仍高达31.2％的情况下大幅回落至1.5％。

然而国家外汇储备却净增了42.7％，即314亿美元。原因在于为抑制人民币持续升值，在国有银行对新增外资和出口结汇的同时，央行又大量购入外汇、抛售人民币，使外汇储备的规模超常增长。在结售汇制度下，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必然引起外汇占款量的相应增加，造成1994年基础货币和广义货币（M2）的供给分别增长了34.4％和29.47％，使得当年通货膨胀进一步发展，达到21.7％的高位，中央政府抑制通胀的努力被抵销殆尽。

1993以来，连年收购巨额外汇导致了大量的货币投放。1997年，基础货币发行的增加额中87％源于“外汇占款”的增加；在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以往40年里“外汇占款”项目的比重从未超过5％，而到1997年时，这一比重却一下跃升至40％[6]。为保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1995年中央银行面对进一步上升的外汇占款，被迫采取“对冲”方式，削减或回收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以稳定信贷总规模，这就造成企业资金的普遍紧张；同时国家又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推进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改变了以往地方政府随意干涉银行信贷的局面，实行业务和人事的垂直管理体制，使国有商业银行真正受到商业目标的约束。国内房地产等经济泡沫的崩溃，迫使商业银行开始规避坏帐风险。国内投资受到货币紧缩和银行“惜贷”的双重遏制而日渐萎缩，加上国内消费需求增长放缓，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降。

结售汇制度使得外汇占款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形式，而用大量的外汇占款换取的国家外汇储备，往往用于持有国外低息政府债券；过高的外汇储备必然抑制国内投资，国内投资不振则又不得不以更高的代价引进外资。一旦外资流入的速度下降，政府又将转向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从而为通货膨胀的再起埋下隐患。因此，过高的外汇储备所带来的机会成本相当高昂。中央政府于1997年7月规定有外贸经营权的国有企业可以保留一定比例的现汇收入，居民个人因公、因私出境可以向商业银行按当日牌价购买一定数量的外汇。这些措施是央行以商业银行零售业务的方式“再对冲”外汇占款，以降低过高外汇储备对经济发展带来的代价。

3.对中国产业成长的影响：市场控制和产业控制问题

(1)市场控制：从整体来看，中国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引进了相对于中国技术水平而言比较先进的技术，这些技术主要分布在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上。在外商投资企业的竞争压力和示范作用下，中国国内企业的管理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部分行业、例如家用电器行业，通过合资引进先进技术后缩小了与西方国家的技术差距。

但以市场控制为目的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的发展既有带动和示范的一面，又对其自身和国内产业的成长构成抑制。表现在：国有企业因机制障碍越来越难以适应竞争加剧的形势，国有部门的萎缩引起城市市场的相对萧条，最终又限制了外资的发展。这是一种“双输”的格局，说明如果引进外资的综合结果是压制了国内企业的成长，对东道国和外商直接投资均不利。当然，受到伤害最大的还是东道国自身，国内产业萧条的长期后果只能由自己消化解决，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转移价格”等方式早已收回全部投资，尽可移情别恋。

生产的过程是价值增值的过程，全球化生产是价值增值在国家间的分配。不同产品的价值增值，因产品本身的技术差异和加工深度而异；而同一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的增值，则因各个生产环节的要素要求（特别是技术投入）和加工条件不同而形成差异。世界各国在要素禀赋上的差异，为实现跨国生产奠定了条件。技术依附于生产设备，、通讯业的大发展，以及跨国公司对生产营销高度的计划性和内部组织的严密性，使跨国生产成为可能。跨国公司通过控制产品的开发和设备、零部件的生产，掌握了加工增值链中的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处于国际分工的最低层，仅享有极低的生产附加值比例。

此外，设备、零部件作为实物投入的外商直接投资的一部分又被作为进口，列入东道国海关统计，往往使人产生东道国大量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的错觉。外商投资者惯用的手法是“高进低出”，向中国输出高作价的二流设备和后续供应的零部件，在设备投入运行形成生产能力后，以低价（转移价格）将有价格竞争力的出口产品纳入其全球营销网络，暗中转移利润，逃避国家税收，同时用内销产品的高价弥补外销的利润损失。这就部分说明了为什么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率普遍高于国内其他类型企业，但对国家税收的贡献却远远低于其工业产出的比重。外方按其投资比例又享有分配企业净利润的权利，投资收益的一部分则以利润汇出的形式从中国的经常项目中流出。因此，外商投资企业“高进低出”的做法相当于从东道国进一步榨取了部分附加值。

根据宋泓和柴瑜的研究，近20年来，中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降低了中国工业结构的整体效益。外商直接投资大多只是将其生产过程最终的组装工序移至中国，因此对中国产业的前后关联度低，对当地价值增值的贡献也就不大。外商投资企业趋之若鹜的工业部门是投资量较少、价值增值率和利税率较低的下游加工行业，如、运输工具业、电器业以及服装、皮革、塑料、金属制品、食品制造、饮料、文体用具等；而竭力回避的是投资量较大、价值增值率和利税率较高，属于中国工业中瓶颈的上游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部门。这样，外商投资企业基本上是处于与国内企业相竞争的“替代”状态，而非分工合作的“互补”状态，因此降低了中国工业的整体资源配置效率[7]。而通过给予外商投资企业税收优惠的方式，将外资企业的边际生产力强拉至国际市场资本利息率之上，却造成中国对外资的不真实需求。一方面使得外资毋需使用先进技术即可加强市场竞争力，从而削弱了外资采用先进技术的动力；另一方面，促使内资外逃，变换成“外资”身份流回国内，享受税收优惠。其结果不利于国内产业的发展，降低了经济整体效率，有损于中国的经济利益[8]。

在这一“替代性”竞争中，外商直接投资中的西方跨国公司在资金、技术和营销管理上表现出极大的竞争优势。首先，他们专门找行业内的知名企业谈合作，争取控股，然后展开对中国合资方企业的品牌收购。许多历经数十年辛苦经营创下的国内品牌，纷纷被外资企业的品牌所取代，随之外资品牌通过原国产品牌的信誉和渠道不费吹灰之力大举进入了中国市场。有些国内企业甚至主动出卖自己的品牌，将全部市场拱手让与外资。

这种后果的出现，既有在对外开放中经验不足的一面，例如忽视无形资产的重要性，也有民族自卑心理作祟、崇洋媚外的原因。在中国企业寻求合资的过程中，国有资产由于腐败等诸多原因流失十分严重，这更强化了外资对企业的实际控制。由于外商投资企业控股趋势的增强，外资在中国部分行业中的垄断地位开始形成，比如，外资在橡胶、啤酒、洗涤用品、制药等行业已完全取得垄断地位。在一些大型合资项目中，外方利用中方在资金上的短缺，通过不断追加投资取得了控股地位。

外资控制力的加强源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中国扩大外商投资自由化的进程中，内外资企业的竞争实力过分悬殊。中国的企业和国有银行体制改革十分缓慢，后者尤其带有浓厚的官商色彩，不是商业化改革前不负责任的“乱贷”，就是改革后缺乏有效的风险控制机制下的过度谨慎的“惜贷”，银企之间形不成相互支持的合力，而西方大银行则普遍追随跨国公司到处扩张，例如摩托罗拉公司将生产基地设在天津，它的后盾－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随即向中国中央银行申请在天津成立分行，在当地为其提供融资和贸易结算等服务。

（2）技术控制与产业控制：1992年中国实施“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后，外商直接投资中的外资控股和独资企业数目迅速上升。美欧跨国公司对华投资速度明显加快，实际投资额占到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20％以上，独资和控股经营已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在一些新兴工业领域，外商独资的比例越来越高，超过一亿美元的大型投资项目数量增加较多。[9]这说明在传统领域的产业竞争外，外商直接投资力图通过大规模投资取得在新兴产业和高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这种依靠巨额资金、技术投入形成的竞争优势必然导致市场垄断，对中国民族工业构成难以克服的进入障碍。外商直接投资已在中国部分行业实现了市场控制，究竟会不会出现外资通过产业控制实现对中国经济的控制，关键在于国内企业和中方居控股地位的合资企业中能否实现从技术依赖到自主开发的飞跃。

中国恰恰在这方面存在十分突出的问题。中国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是在行政分权的改革背景下展开的，行政分权打乱了原计划经济条件下部门间的联系，使资源配置的主要权力从中央转移到了地方，造成地方实力膨胀和市场的分割，形成改革中的“诸侯经济”。追求经济快速增长的需要与地方官员显示政绩的实际利益相结合，刺激了“投资饥渴症”以及与此相关的、对国外技术的盲目重复引进和经济的粗放式增长，造成严重的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的短期化。

在中国以合资方式引进的技术中，属于硬件技术的成套设备的进口占了绝大部分，技术许可和技术咨询服务等软件技术引进的合同数量和金额很小，所占比例均不超过20％，反映出中国企业普遍存在技术依赖心理。这就难免被掌握着核心技术的跨国公司利用，将合资企业改造成它们最终产品的装配线。而且，引资工作多在政府的干预下进行，政府和企业行为的短期化在引资中就表现为“重表面而轻实质”，对技术引进有余而消化、吸收严重不足，后者的资金投入只有前者的大约三分之一（日本与韩国的情况正好反过来，用于消化吸收的资金三倍于引进的资金）。引进外资的目标日益模糊，甚至引资本身就是目的，从而形成为开放而开放、为引资而引资的局面。这种心态指导下的引进外资不可能从国家全局利益出发，对引资工作进行认真的运筹和有效的指导，提高引资的效率，推动民族工业的技术进步。

就总体而言，中国不少企业未能通过合资消化、吸收先进技术，逐步形成自主研制开发能力。造成这一状况的外因是，外资方采取的一系列技术保护措施与上述国内因素相互作用，遏制了中国产业技术的进步和实现技术超越的潜力。首先，由于技术是重要的无形资产，跨国公司为保持竞争力，往往将技术通过内部市场转让给其子公司，对转让的技术、尤其是核心技术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被转让技术的先进性与跨国公司占子公司股权的比例呈正相关，就是说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合资企业中取得控股地位以后，才会真正转让先进技术；在跨国公司不具有股权优势时，往往仅转让二三流技术，这样不仅得以延长其产品生命周期和技术专利期，适应了引资国对适宜技术的需求，又通过技术垄断和品牌控制等掌握着对企业的实际支配权。

例如，在中国的汽车合资企业中，上海大众、北京切诺基和广州标致均系中方控股，中方也确曾希望通过合资提高自身的研制开发能力，但在合资企业内部的管理分工上，外方掌握着最关键的技术和营销，而且外方的技术经理拒绝配备中方副手（如上海大众），中方则分管人事、法律等事项，根本无缘接触到技术的内核，在这样的技术控制和管理体制下，合资企业很难避免沦为跨国公司装配厂的命运。

跨国公司向其全球的子公司转移技术，是出于加强其全球竞争力的战略考虑，并无意于向东道国的相同产业“外溢”技术，甚至在转让技术的同时，还附以限制再转让等合同条款，令东道国实现产业技术进步和促进产业联动的愿望落空。

其次，技术开发基本上在跨国公司的母公司或其部分重要的区域中心进行，而且是在跨国公司内部严格的技术保密制度下开展的，技术的开发和转让完全服从于母公司的全球战略。在华的绝大部分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并不设立研究开发部门，个别设立的也是出于子公司所在市场的特殊需要，例如，微软（中国）有限公司设立开发部门的目的，是便利其就近挖掘人才从事中文汉字系统的研究，与中国其他的民族企业争夺市场和人才。不仅母公司紧紧控制着技术的开发和转让，在子公司内部还竭力弱化中方原有的技术开发部门，将其职能从“研究与开发”（R＆D）削弱为“技术支持”（Technical Support），即解决现场技术问题。

开发与技术支持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层次，前者从事核心技术的基础性研究和产品的更新换代，例如汽车的发动机、底盘和外形设计等；而后者主要从事排除生产线的临时故障，以维持生产的正常运转。这种弱化使合资中的中方逐步丧失独立设计开发的能力，在技术开发上完全依赖于外方。在中德合资的上海大众汽车公司，中方与德方合作近20年仍未形成自己独立的研制开发能力，遂只好寻求新的合作伙伴，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合作生产新型汽车。

第三，在华跨国公司严格控制核心技术，能与中方共享的大多是一般操作技术（如设备使用技术）和组织技术（如工艺流程、销售的组织），合资中的中方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的最后装配工作，既掌握不了核心技术，更与技术开发无涉。即便是在外商独资，也轻易不允许员工接近核心技术，甚至对中国员工采取了比在其母国更严厉的防范措施。例如占据中国无线寻呼机60％以上市场、生产基地设在天津的美国摩托罗拉公司，其产品的核心部分（集成电路板）和主要部件来自母公司和其他海外生产基地，中方只负责完成最后的装配。近几年，摩托罗拉终于许可天津的一家军工企业为其生产无线寻呼机上的链条，作为其生产供应链中微不足道的一员。

第四，在缺乏股权控制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在保持技术优势的基础上，从市场预期（由此控制生产规模）、品牌和知识产权到生产、质量体系的审核认证对企业进行实际控制。与港澳台投资的“两头在外”的企业不同，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是占领中国市场，而不是帮助中国扩大出口，进入国际市场。而开放初期中国外汇短缺，因此普遍要求产品出口。但外方靠对生产标准的控制和对所供零部件的高作价，使产品的技术缺口和高成本无法支持出口，上海大众和北京吉普是最典型的例子。而且中方国产化的努力受到生产规模和质量不稳定（包括难以紧随外方产品更新对零部件同步更新的技术要求）以及外方把持对中方部分零部件的质量认证的制约，令国产化的成本、难度加大，替代能力被削弱，从而使国产化始终滞后于跨国公司产品更新换代的周期，产品因而也只能主要面向国内市场。跨国公司从零部件供应就足以攫取比正常分红高得多的收益，同时控制投资额，故意使生产规模远远达不到合理水平，这既能延滞国产化进程，迫使合资企业远离国际竞争水平，又能利用中国政府对国内市场的保护，确保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甚至同时与国内多家行业内企业合资，用相同手法占据国内市场，实现寡头垄断。

综上所述：一方面，跨国公司为保持技术领先地位，一般不转让最先进技术。除非在东道国取得绝对控股权，并且市场需求和竞争迫切要求子公司立即采用最先进技术，以夺取先行优势（First Mover Advantage），跨国公司转让的多为落后于发达国家的非高的、劳动密集的二三流“适宜性”技术，并通过在中国申请专利保护，延长其产品生命周期。跨国公司对核心技术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防止技术在中国相关企业或行业间扩散，培植未来的竞争者，同时削弱中方原有的研究与开发部门，使中方无力实施技术赶超，不断保持对外方的技术依赖。

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生产实行纵向垂直的全球化分工协作，根据其全球战略在世界范围内统一调配产品价值链的地区分布，并形成相应的一整套生产质量体系。这样其在华子公司与中国产业的前后关联度低，不利于中国各产业的均衡。尤其是当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在竞争中击败了同一产业中的中国民族企业时，这些民族企业的上下游关联产业亦同样遭受打击。

由上可见，无论从中国在开放初期提出的引进外资作为主义的必要补充，到1992年提出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中国，并未取得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促进中国产业技术进步的显著成效。事实证明：无论有无控股权，外资方均能够有效地保持对合资企业实际上的控制。跨国公司生产经营的全球化更无助于和中国关联产业的联动，从而使中国经济在对外资的技术依赖上越陷越深，陷入“落后－引进－再落后－再引进”的怪圈，走上依附型发展道路。很显然，依附式发展将使处于国际分工的底层、获取价值增值最少的中国，永远也无法成为世界一流的强国。

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发展出自己独立自主的研究与开发体系是开放政策成功的标志，是国家真正具有国际竞争能力，跻身于世界经济强国的基础。与相邻的日本、韩国相比，中国在改革开放二十年来，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方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尝试并不成功。这涉及到长期以来中国对“开放”认识上的一个“悖论”：落后是由于封闭，只有开放才能实现经济的增长和繁荣。的确，迄今为止世界上鲜有在封闭的环境下实现经济成功的例子。但是，开放政策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二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Francisco Rodriguez ＆ Dani Rodrik，2000）。对一国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该国所实施的发展战略，开放政策是支持发展战略的，即开放政策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而非充分条件。 既然开放政策是必不可少的，而中国又是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那么在开放过程中的“利益博弈”上，就不仅要竭力避免单方面被外方所控制或利用，而且要努力避免在“双赢”中的“相对收益”（Relative Gain）上成为受损方。因为仅仅是双赢，假若中方在收益分配上比例过小，中国在国际竞争中仍将处于下风，与发达国家产业实力上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甚至可能威胁到国家安全等重大利益。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的航空。

中国航空工业的案例：首先，航空航天技术是适用于军民两用的最尖端的技术，西方国家向来对这方面的技术转让实行十分严厉的出口管制，甚至成立跨国机构，如“巴黎统筹委员会”协调西方盟国对于东方国家的高技术出口管制，对于民用飞机的生产制造技术是绝不会转让给中国的。其次，由于须投入巨额的研究与开发费用，没有政府足够的财政补贴，和政府支持下形成的、足以保证达到生产盈亏平衡点的市场需求，民机的发展必然夭折。空中客车就是在欧洲四国政府持续了20多年的财政支持下成长起来的，而中国在七十年代末，已初步具备了生产干线飞机（运10）的技术，却出于对国外技术的崇拜和技术转让的奢望，不但终止了自主开发，甚至不愿意采购国产机；更糟糕的是，八十年代航空工业实行“军转民”，国防定单削减，资源被大量转向低技术的家电等多种耐用消费品的生产，造成从事高技术开发的科研人才大量流失。这一转向与发达国家航空业实行“军民合一、强强联合、国家扶持”竞争战略的发展潮流完全相悖，不仅使中国制造生产大型干线飞机的机遇从此丧失，拉大了本已缩小的中国与世界航空业的差距，而且使相关的军事装备工业在急剧恶化的国际安全形势面前处境尴尬。第三，与外资合作生产整机（麦道－82）实则是完成在中国最后的组装，合作过程中美方对技术和生产的控制，与中国汽车工业合资过程中的情况如出一辙。麦道飞机的生产亏损累累，中方难以为继。其后中国航空工业又遭受了空中客车毁约（合作生产支线飞机）的打击，从此只能生产波音公司转包的部件，如飞机舱门和垂直尾翼，中国得到的转包量仅及日本的1％，韩国大宇航空公司一家转包量的1/6。日韩尚且无力问津整机生产，中国更是遥不可及。

值得我们借鉴的是，日本、韩国从二战后的落后国家迅速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的行列，最根本的原因是在政府支持下培植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自主发展，最终实现经济崛起。日本的策略是竭力保护并促进本国产业的发展，通过激励企业积极参加国际竞争，来抵销保护所产生的惰性，以赶超世界强国的精神使企业始终保持不断创新的动力，投资的自由化必须在国内企业成长起来以后才准予实行。日本奉行技术“拿来主义”，是世界软件技术引进大国，其引进方式十分、高效。规定同类技术只能引进一家，由有意引进该技术的日本企业参加投标，最后由政府权衡投标方的总体实力，来确定最有潜力者作为引进主体，同时投入数倍于引进技术的资金，精心组织实施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改进和创新，从而迅速发展起了自主研究与开发体系，实现了技术超越，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在国家扶持方面，中国对民族工业、甚至像航空工业这样重要战略产业的扶持非常不到位。表面看是官僚机构的短视、低效和麻木不仁，实则反映出中国缺乏有远见的、坚定的国家产业发展及竞争战略、具体的政策指导和相关的制度支持，其结果是中国各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过去的近20年中，与主导新一轮全球工商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的西方跨国公司相比，差距惊人地扩大了[10]。

因此，对于吸引外资应具体，分别对待，而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引进外资多多益善。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度”应当把握在国内企业承受国际竞争的能力上。因此必须下大力气扶植关联度高的尚处弱势的支柱产业和新兴产业，确立中国经济成长的坚实基础。在全球化，在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的同时，还有经济技术实力不对等导致的相对收益上的差异、和因此决定的国家实力上的强弱变化以及国家权力上的竞争和冲突。

四结论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壮大，是为了更加自信地实行经济开放，参加国际竞争，实现国家富强。这就要求国家在发展战略、产业方针和制度保障上相互协调，彼此促进，为民族工业的成长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然而，由于急功近利的“发展主义”指导思想的，吸引外资的目的和手段本末倒置。在国内储蓄节节攀升、银行存贷差不断扩大，以及贸易保持长期顺差的情况下，仍竭尽全力引进外资，不仅从“双缺口模型”中找不到支持，而且也没有达到通过参加国际分工、引进外资获取国际先进技术，从而增强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目的。在弊端丛生的体制障碍抑制下，国内投资极度低效，投资、消费增长乏力，极大地制约着国内经济发展的潜力。在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政治考虑、和解决眼前面临的诸多困难的巨大现实压力下，大幅度开放市场，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维持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通过全面加入经济全球化，与国际惯例接轨也成为以外力倒逼国内改革的一种政治策略。不在于倒逼策略本身，而在于这一策略是建立在国内民族工业尚未具备相当实力基础上的过高期望，招致发达国家乘机大大提高中国加入全球化的门槛，把国际竞争和严重削弱中国经济主权的相关规则全面带入国内市场，使中国在加入全球化的利益和代价上产生严重失衡，并使期望“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中国民族工业，在全面“接轨”后的激烈的竞争环境下，有全军覆没的危险[11]。而这种“倒逼”如果没有本国产业实力的强有力支持，必将使中国对全球化主导者的经济、乃至政治依赖不断加深，从而丧失改革的自主权和主动权，中国的经济就有重蹈拉美国家的覆辙，被西方跨国公司控制的危险。

主要：

王小强：“航空向何处去”，《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5期。

周济生：“高处不胜寒，Y10升空20周年祭”，打印稿，2000年4月。

吴法成：“中国汽车工业应如何利用外资”，《中国外资》1997年第1期。

胡春力：“外资主导下的垂直分工：东南亚危机的深层原因”，《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3期。

Dani Rodrik:“Can Integration into the World Economy Substitute for a Development Strategy?” June 2000，见哈佛大学Rodrik的个人网页。

Dani Rodrik: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the Next Century”， February 2000，见哈佛大学Rodrik的个人网页。

Dani Rodrik，with Francisco Rodriguez: “Trade Policy and Global Economy—— A Skeptic's Guide to the Cross－National Evidence， newly revised， May 2000. A re－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e policy and the economic growth，见哈佛大学Rodrik的个人网页。

注释：

[1]经合组织最新，新华社2000年10月9日（chian.org.cn）。

[2]1976—80年中国外汇储备分别为美元5.81亿、9.52亿、1.67亿、8.40亿和－12.96亿（见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资料）。

[3]但外资并无意于促进中国的产业联动，而是通过垂直分工体系为跨国公司获取最大的价值增值，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可见本文第三部分之（3）。

[4]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同时出现“双顺差”或“双逆差”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外资的大量流入增加了外汇供给和本币升值的压力，从而产生贸易逆差，经常项目的赤字即由资本项目的顺差来弥补。但九十年代以来，大量外资的涌入不仅使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资本项目顺差大幅度提高，还增加了中国的进出口总额。考虑到外商直接投资中的设备进口被计入海关统计（列入经常项目中的“借方”，而在资本项目上记录为“贷方”－长期资本流入），而实际上毋须为此支付外汇，1998年以前的外商投资企业总体为逆差的情况有所夸大，1998年和1999年外商投资企业实现了贸易顺差。因此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增加了中国的外汇储备，使其从1992年的194.4亿美元迅速增加至2000年的1656亿美元

[5]崔之元：《扩大内需是一场深刻的革命》，1999年。见崔之元个人网页。

[6]杨帆：“人民币汇率研究”，打印稿。

[7]宋泓、柴瑜：“三资企业对中国工业效益的实证研究”，《研究》1998年第1期。

[8]左大培：“外资企业税收优惠的非效率性”，《经济研究》2000年第5期。

第5篇：外商直接投资范文

【关键词】外商 投资 独资

外商在华投资已有30余年的时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在外商投资数额增长的同时，投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呈现出独资化趋势。具体说来，外商投资独资化趋势主要表现在：新设外资企业中外商独资全面超过中外合资和合作；原有的合资、合作企业纷纷转化外商独资或控股企业。毋庸置疑，外商独资经营已成为外商进入我国市场的主流方式。

一、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独资化的动因

（一）为“协调成本”松绑

合资企业在三十几年的发展中，尽管有不少成功的案例，但是由于文化差异或管理理念不合等原因以失败告终的更占多数。如果是一家独资公司，可以完全按照母公司的策略来进行生产经营，但有了合资方后，由于来自不同国家的企业管理者在工作方式、思维方法等方面均有很大差异，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进行协调。为了降低协调成本，合资企业中的外方通常会采取措施实现独资或者控股经营。

（二）避免核心技术外溢

先进的核心技术是跨国公司最重要的垄断优势。而东道国企业可以通过“干中学”获得这些先进技术，成为跨国公司的竞争对手，这是跨国公司极不情愿见到的事。为了保护核心技术，巩固其垄断优势，跨国公司势必会对掌握的先进技术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当取得的收益不足以弥补企业为防范其“技术外溢”所花费的成本时，跨国公司宁愿选择具有较高控制程度的形式――外资控股或者独资企业。

（三） 跨国公司母公司实现全球化战略的需要

跨国公司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独立经济实体，具有全球扩张的内在冲动，有着自己明确的全球战略。跨国公司全球战略有效实施的前提，就是要保证对其所有分支机构或子公司、特别是合资企业子公司的绝对控制权。跨国公司刚进入我国市场时，资源获取与控制权相比，显得更为重要，因此选择合资是理性的选择。随着我国投资环境的改善，跨国公司为追求全球经营战略以及控制权的占有，倾向于通过增资扩股或收购股权，将海外合资企业转变为独资企业；或者通过收购或兼并国内其它企业，直接成立独资企业。

二、 独资化趋势对我国的影响

（一）加剧外资对我国市场的垄断

在华外商独资企业的数量日益增多，不可避免地会与国内企业争夺产品市场。它们凭借其先进的技术、高超的营销战略和优质的服务，进一步扩大国内产品与其产品的差距，挤占了我国许多产品的市场。在某些行业中，外资控股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加剧了外资对我国市场的垄断。以物流业为例，目前在我国物流业三个领域中的国际快递领域已经被我们熟知的国际四大快递巨头FedEx、UPS、DHI、TNT控制了我国国际快递市场8O%的份额。

（二）加大我国对外商的监管难度

转移价格是跨国公司建立内部市场的主要手段和内部贸易的有力支撑点，跨国公司在华企业实现控股或独资后，出于全球竞争战略的需要，就会强化对内部贸易和转移价格手段的应用。在我国目前的监管力度下，这方面的问题可能会更加突出，使我国承受着税收损失、国有资产外流等问题，对我国政府相关部门尤其是税务部门提出新的挑战。来自国家税务总局的数据显示，在华外企通过转嫁成本来转移利润每年在账面上的亏损额达到1200亿元， 通过这种方式跨国公司每年避税超过300亿元，造成我国巨额税收流失。

（三） 弱化跨国公司的技术外溢效应

随着独资化趋势加剧，中外合资、合作的机会减少，中方学习模仿外方先进技术的途径也被大大地限制。尽管外商独资企业会在我国使用更先进的技术，但因其相对独立性及其对技术的严格保密，使得技术扩散渠道被堵塞，弱化了跨国公司先进技术的溢出效应，限制了我国先进技术的获得。

（四）导致国有品牌流失速度加快

在华跨国公司非常重视品牌策略，所以其合资对象通常来说都是该行业中较为有实力的国内生产商。跨国公司在取得合资企业控制权后，通常利用国内企业品牌意识薄弱的特点， 逐渐将中方品牌“冷冻”起来，然后充分利用中方原有的营销渠道，将其品牌产品打人我国市场，逐步挤出中方竞争对手，直至占领市场。众多国内知名品牌因此被侵蚀，甚至消失。

（五）导致我国高级人才的流失

跨国独资公司凭借优厚的薪水待遇、完善的培训体系、规范的管理制度，吸引了我国大批科研人才，加剧了国内人才市场的竞争。我国大多数内资企业在激励机制上存在误区，往往更注重物质激励，并且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这种激励有失公平。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亚当斯的公平理论认为，当人将自己对工作的投入与获得的奖酬与他人进行比较而感到不公平时，他就要寻求心理平衡，一是设法增加奖酬，二是降低工作投入；而当他在内资企业中增加奖酬无望时，就会跳槽另谋高就。因此，我国的优秀人才从地域上流出国门的“明流”变为在国内流入外商独资企业的“暗流”。

参考文献：

[1]谭红旭.在华跨国公司股权安排的独资化成因影响及对策[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06，11.

[2]罗汉春.跨国公司独资化的成因[J].中国外资，2005，5.

[3]丁勇，朱彤.跨国公司在华FDI的独资趋势和我国利用外资对策[J].现代财经，2006，（9）.

第6篇：外商直接投资范文

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保持增长，2015年上半年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434.3亿美元，同比增长23.6%，在全国总量中的比重创新高，达63.5%。自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逐步放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市场准入限制，外资进入对处于经济转型时期中国的市场结构和经济绩效的影响越来越大，直接投资进入对本国市场结构效应的分析一直是学者们所关心的问题。

二、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市场结构的机理分析

Hymer（1960）首先提出了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并指出跨国公司是“市场不完全性”的产物。市场的不完全让少数企业拥有垄断优势，从而进行企业规模的扩张，形成跨国投资。Dunning（1977）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阐释了跨国企业选择海外投资方式的动因，当企业同时拥有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时，会选择直接投资方式进入海外市场，直接投资方式也可分为绿地投资和并购投资两种。绿地投资又称作新建投资，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新建厂房，购置新设备进行生产经营，绿地投资会增加厂商数量，在东道国市场引入竞争效应。并购投资是通过合并收购东道国现有企业获得股权，形成对东道国在位企业的控制，并购投资方式没有直接增加东道国市场厂商数量，初期不会对东道国市场结构产生明显影响，但长久看溢出效应的作用使东道国在位企业效率提高，市场竞争程度加剧，会对东道国市场结构产生影响。

三、基于我国信息服务和软件业的分析

1.信息服务与软件业市场结构现状

通常刻画市场结构特征的一个重要量化指标是市场集中度，它能够比较真实的体现市场中企业相对规模的大小，综合地反映出市场的竞争状况。经常使用的集中计量指标有：CRn、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本文将采用CRn指数反映行业集中度，式（1）是CRn指数的基本计算公式，其中，xi/X表示第i家厂商的市场份额，该指标的数值越大，表明前n位的企业对市场的操控能力越强，本文计算了2005年-2014年软件与信息服务业集中度指标。

2.信息服务与软件业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现状

外商直接投资FDI是一个存量的概念，准确估算FDI的规模能够如实反映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状况。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估算FDI存量，根据国家队外资企业的最低残值率10%，折旧年限15年，用固定资产折旧的平均年限法，最终按照年折旧率6%计算得到各年的FDI存量，计算方法如下：

2005年-2014年，我国信息服务与软件业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存量总体增加，其中，2006、2008年增幅较大，分别由584337624.3万元、1784867185万元增至1401269652万元、2796713019万元，涨幅达139.8%和56.69%。2008年后，除2012年达到最高2823027243万元，其余各年无较大幅度增减。

3.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与市场结构关系

我国信息服务和软件业行业集中度与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现状呈先大幅上升后略微下降的趋势，可以推测两个变量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为了进一步验证两者间的相关关系，本文拟通过简单的回归分析加以验证，将信息服务和软件业行业集中度作为因变量，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作为自变量，建立二元线性回归方程，运用Eviews7.0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下表3：

模型总体R方达0.504693，整体拟合情况良好；F检验中，模型在5%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行业集中度与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存在回归关系；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系数为正，T检验P值为0.0213，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在信息服务与软件业中外商直接投资与行业集中度存在正向相关关系。由此，可以认为在信息服务与软件业，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对行业集中度有正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有利于提高行业集中度，提升行业竞争力。

4.影响信息服务与软件业市场结构的其他因素

首先是政策因素，国家对不同行业实施的产业政策的异同也会对行业集中度产生影响。其次是行业因素，市场容量的大小会对行业集中度产生一定影响。

第7篇：外商直接投资范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产业结构升级 固定效应模型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成果显著。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入，一方面改变了投资结构，直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另一方面通过提高收入水平，改变消费结构，间接的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本文对辽宁省14个地区的面板数据做出了实证分析，对外商直接投资对辽宁省三大产业发展的影响进行定量分析，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二、数据描述及方法介绍

（一）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体现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各个产业构成的贡献。本文模型选取的因变量是产业结构变量。产业结构变量是指国民经济各个产业之间的组织结构情况。衡量产业结构升级有许多评价指标，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采用三大产业结构比例指标来衡量辽宁省14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变化。用各地区的第一、二、三产业占GDP的百分比来衡量产业结构变化，分别用符号G1、G2、G3表示，作为被解释变量。模型的自变量为外商直接投资变量，本文采用各地区实际利用的外资额作为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辽宁省2007—2010年14个地区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共56个样本点，数据来源于2008—2011年辽宁省统计年鉴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二）方法介绍

本文在对建立的Panel Data模型进行估计时，使用的样本数据包含了截面、时期、变量3个方向上的信息。建立Panel Data模型的第一步就是检验被解释变量的参数是否对所有截面都是一样的，即检验样本数据符合哪种模型形式：无个体影响的不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含有个体影响的变系数模型，从而避免模型设定的偏差，改进参数估计的有效性并使用协方差分析检验。

本文主要考虑变截距不变斜率模型，该模型允许存在个体影响，并用截距项的差别来说明，随机误差项反映被忽略的随个体和时间变化因素的影响。确定模型形式后，判断这一形式属于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需要通过Hausman检验来判定。

为了消除可能的异方差，我们对所有变量的数据都进行了对数处理，分别记为LnFDI、LnG1、 LnG2和LnG3，这样估计出来的系数就是有关变量对产业结构升级变量的弹性影响。运用Eviews6.0进行回归分析来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辽宁省14个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的大小，以此来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其产业结构升级的贡献。根据以上分析，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其中和为待估计回归系数，为随机误差项。本文的期望显著为正，如果为正，就表示辽宁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的和积极的作用；如果为负，则表示外商直接投资对该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不具有积极作用，甚至出现消极的作用。

三、对辽宁省外商直接投资的描述性分析

为了对辽宁省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进行更好的认识，我们先对2007年到2010年辽宁省各地外商直接投资情况进行分析，对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三大产业的相关性进行分析。

（一）2007年到2010年辽宁省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情况

图1 2007-2010年辽宁省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数额 单位：万美元

图1显示，辽宁省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有较大差异。具体来看，沈阳和大连作为辽宁省经济发展的区域中心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明显强于其它地区，沈阳市四年间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为154亿美元，平均额为39亿美元，是全省平均额的7倍；大连市四年间外商直接投资总额107亿美元，平均额为27亿美元，是全省平均值的4.8倍；与此同时，剩余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则明显小于沈阳和大连，阜新、葫芦岛、朝阳排名位居全省最后三位，三个地区四年间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分别为1亿美元、1.1亿美元、1.2亿美元，平均额分别为0.27亿美元、0.28亿美元、0.3亿美元，分别为全省平均值的4.9%、5.1%和5.5%。

总体来看，辽宁省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总额逐年增多。辽宁省全省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由2007年的36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120亿美元，年均增长35%；就各地区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增长较快的地区有朝阳、鞍山、铁岭等地区，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71%、70%、66%；增长速度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地区有沈阳、抚顺、本溪、葫芦岛，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26%、32%、31%、21%。

（二）外商直接投资与三大产业占GDP比重的相关系数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对三大产业的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对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的影响差异较大，如对有些产业的发展具有显著的带动作用，而对别的产业的带动作用则并不显著，这与某一地区的产业结构密切相关。为了清晰地看到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我们分别计算三大产业占GDP比重与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系数，如表1所示。

表1显示，外商直接投资与不同产业的相关关系有较大差别。具体来看，辽宁省14地市中，外商直接投资与第一产业的相关系数大部分为负，说明了第一产业的发展并没有受到外商直接的推动，反而呈反向关系；外商直接投资与第二产业的相关关系大部分为正，说明了第二产业的发展明显受到外商直接投资的带动；外商直接投资与第三产业的相关系数没有呈现一定的规律性，说明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在不同地区差异明显。

从各地区来看，锦州、朝阳、葫芦岛的第一产业发展与外商直接投资呈显著正向关系，说明了这三个地区的第一产业受到外商直接投资的带动影响较为显著；除葫芦岛、辽阳、鞍山外，辽宁省绝大部分地区的第二产业与外商直接投资呈显著正向关系，显示了外商直接投资对辽宁省第二产业的发展带动作用显著；鞍山、辽阳的外商直接投资与第三产业的发展呈显著正向关系，说明这两个地区的第三产业受外商直接投资带动作用显著，而沈阳、大连、抚顺、本溪、丹东、阜新、铁岭、朝阳等大部分地区的第三产业发展与外商直接投资则呈显著负向关系，说明了外商直接投资并没有对辽宁省第三产业的发展形成带动作用，反而制约了辽宁省第三产业的发展。

四、模型拟合及结果分析

为了对辽宁省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程度进行定量分析，本文分别以第一、二、三产业产值占其GDP的比重的对数（LnG1、 LnG2和LnG3）为被解释变量，以各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额的对数（lnFDI）作为解释变量，进行面板数据回归（为便于描述，以下简称第一产业模型、第二产业模型、第三产业模型）。表2、表3给出了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回归结果。

注：回归方程结果由Eviews6.0给出；括号内为t统计量对应的P值。

（一）基于第一产业模型的分析

为分析第一产业结构，先建立第一产业模型。首先，对变截距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检验统计量所对应的 P值为0.0043，拒绝原假设，所以认为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因此采用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

表2、表3的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回归结果显示，LnFDI变量前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第一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和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即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第一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出现下降趋势。从而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不具有积极的作用。从其系数大小可知，辽宁省实际利用外资额每增加1个百分点，第一产业产值占GDP中的比重就下降0.071个百分点。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外商直接投资并没有流向辽宁省第一产业，而是流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从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估计结果也可看出，辽宁省各地区模型的截距项存在差异。其中固定效应最高的三个地区分别是锦州、营口、葫芦岛，而固定效应最低的三个地区分别是盘锦、鞍山、辽阳。

（二）基于第二产业模型的分析

为分析第二产业结构的变化，本文先建立第二产业模型。首先，我们对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第二产业模型的Hausman 检验统计量是5.095540，P值为0.0240，拒绝原假设，所以认为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为了进一步确认应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再对模型进行F统计量检验，结果F值为58.984190，P值为0.0000，说明固定效应模型优于混合模型，因此本文最终采用固定效应变截距不变斜率模型。

表2、表3的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回归结果显示，LnFDI变量前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和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从其系数大小可知，辽宁省实际利用外资额每增加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中的比重就上升0.02个百分点。

从表1看出固定效应模型中辽宁省各地区的变截距差异，说明辽宁省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二产业结构的固定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其中固定效应最高的三个地区分别为盘锦、辽阳、铁岭，而固定效应最低的三个地区分别为丹东、沈阳、大连。

（三）基于第三产业模型的分析

为分析第三产业结构的变化，先建立第三产业模型。首先进行Hausman检验，我们对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第三产业模型的Hausman 检验统计量是4.475797，P值为0.03444，拒绝原假设，所以认为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为了进一步确认应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再对模型进行F统计量检验，结果F值为162.891529，P值为0.0000，说明固定效应模型优于混合模型，因此本文最终采用固定效应变截距不变斜率模型。

表2、表3的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回归结果显示，LnFDI变量前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和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即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没有推动作用。从其系数大小可知，辽宁省实际利用外资额每增加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中的比重就下降0.016个百分点。

从表2可以看出，固定效应模型中辽宁省各地区的变截距，说明辽宁省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三产业的固定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其中固定效应最高的三个地区分别为沈阳、丹东、大连，而固定效应最低的三个地区分别为盘锦、辽阳、本溪。

参考文献：

[1]Gabor Hunya，“Restructuring through FDI in Romanian manufacturing”，Economic Systems，26.2002.

[2]De Mello.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Growth：A Selective Survey[J].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1997.34（1）：1-34.

[3]沈坤荣.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 1999， （5）

[4]郭克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J].管理世界，2000，（2）

[5]王志乐.趋利避害，积极促进大型跨国公司在华的投资[J]].太平洋学报，1996，（3）

[6]宋泓，柴瑜.三资企业对我国工业结构效益影响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1998，（1）

第8篇：外商直接投资范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经济；稳定性；影响

[中图分类号]F832.6；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4）16-0014-02

1 外商直接投资概述

1.1 外商直接投资的概念

所谓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也叫国际直接投资（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它以控制经营管理权为核心，以获取利润为目的，是与国际间接投资相对应的一种国际投资基本形式。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是指外国企业和经济组织或个人（包括华侨、港澳台同胞以及我国在境外注册的企业）按我国有关政策、法规，用现汇、实物、技术等在我国境内开办外商独资企业，与我国境内的企业或经济组织共同举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或合作开发资源的投资（包括外商投资收益的再投资），以及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项目投资总额内企业从境外借入的资金。

1.2 直接投资的方式

我国吸收外商投资，一般分为直接投资方式和其他投资方式。采用最多的直接投资方式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经营企业和合作开发。其他投资方式包括补偿贸易、加工装配等。

1.2.1 中外合资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亦称股权式合营企业。它是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同中国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在中国境内共同投资举办的企业。其特点是合营各方共同投资、共同经营、按各自的出资比例共担风险、共负盈亏。各方出资折算成一定的出资比例，外国合营者的出资比例一般不低于25%。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是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各种方式最早兴办和数量最多的一种。在吸收外资中占有相当比重。

1.2.2 中外合作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亦称契约式合营企业。它是由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同中国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在中国境内共同投资或提供合作条件举办的企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在各方签订的合同中确定。举办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一般由外国合作者提供全部或大部分资金，中方提供土地、厂房、可利用的设备、设施，有的也提供一定量的资金。

1.2.3 外商独资

外商独资企业指外国的公司、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依照中国法律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全部资本由外国投资者投资的企业。根据外资企业法的规定，设立外资企业必须有利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并应至少符合下列一项条件，即采用国际先进技术和设备的；产品全部或者大部分出口的。外资企业的组织形式一般为有限责任公司。

1.2.4 合作开发

合作开发是海上和陆上石油合作勘探开发的简称。它是国际上在自然资源领域广泛使用的一种经济合作方式，其最大的特点是高风险、高投入、高收益。合作开发一般分为三个阶段，即勘探、开发和生产阶段。合作开发比较以上三种方式，所占比重很小。

我们目前还有一些新的利用外资的方式。如①BOT。在基础设施领域的BOT项目已开始尝试。②投资性公司。1995年4月，外经贸部了《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暂行规定》，以鼓励境外大公司开展其系列投资计划。③外商投资股份公司。股份公司可以发起方式或募集方式设立，现有的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也可申请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④购并。跨国购并已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之一。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系指外国投资者协议购买境内非外商投资企业的股东的股权或认购境内公司增资，使该境内公司变更设立为外商投资企业；或者，外国投资者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并通过该企业协议购买境内企业资产且运营该资产，或，外国投资者协议购买境内企业资产，并以该资产投资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运营该资产。

直接投资项目，最大的困难就是缺资金，充分利用外资既可以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又是解决资金困难的有效途径。我国利用外资分为两种形式，即：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借用国外贷款。

2 经济稳定性的内涵

经济稳定的含义通常是指要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经济稳定还包括有经济增长的内容，就是指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世界银行于1990年定义一个稳定的经济框架时，从通货膨胀、实际利率、财政政策、实际汇率和国际收支等几个方面进行。但在这五个标准中，只有通货膨胀是可以定量分析的，财政政策仅仅通过财政赤字这一个变量并不能完全衡量。这是由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根据货币调控政策和经济发展程度等所制定的。理论上讲，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通常意味着其宏观经济政策制定有效且稳定，但实际上很难有一项宏观政策可以控制一个单一的变量。所有宏观经济变量之间都会存在着联动性。因此，上述变量的定量测度在实际操作当中很难完成，即使采用某种单一变量近似代替，所得出的结论也很难具有说服力。在此基础上，一种简单化的分析方法应运而生，即采用衡量宏观经济政策的特定指标。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指标是通货膨胀率、预算赤字（或盈余）以及外汇黑市的溢价。

3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稳定性的影响

面对外商直接投资在发展中国家如此迅猛的增长速度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入对中国经济稳定性的影响机制主要体现在：

（1）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入，东道国投资增加。在带动就业量增加的同时，也引起了各产业间劳动力分布的不平衡，从而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化。并最终会引起经济发展在各产业及各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经济不稳定状况的出现。

（2）增加货币升值的压力，导致出口受阻。在固定汇率制下，由国内通货膨胀引起货币升值；在浮动汇率制下，则会由名义汇率的波动引起货币升值的压力。同时由于货币升值压力过大，进口会增长很快，出口则会出现受阻的局面。从而很容易导致经常项目赤字的情况，并最终引起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失衡。

（3）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影响经济增长的基础要素来间接影响潜在产出的增长。技术、资本和劳动力是传统经济学中决定经济增长的三大要素。而其中产业资本存量、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均为对其投资的结果。因此，社会可支配资金的规模及其配置方式和配置效率是潜在产出增长的基础。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其发展过程中对资金的需求压力，弥补了资本要素的稀缺，但也引起了一些不良的后果。主要表现为：首先，过快的投资刺激了国内的总需求大量增加，导致经济过热发展；其次，发展中国家在还不具备完善金融机制和健全金融体制的情况下大量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势必会造成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加剧。

（4）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会引起经济过热。外商直接投资在发展中国家的过快增长，势必会引起东道国国内外汇储备的增加，外汇占款也会随之增加。外汇占款的增加随之会引起基础货币增加，从而M2增加，国内需求增加。并最终引起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现象。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入发展中国家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出现的，之后一直处于稳定的态势。直到90年代中期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出现低迷，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外资流入额也受其影响，出现下滑。比如印尼、智利、巴西和阿根廷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外汇储备增加引起基础货币增加理论界一致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对东道国外汇储备和基础货币的供给存在影响。具体来说，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会带来外汇收入和外汇储备的迅速增加。相应地，中央银行不得不投放大量的基础货币来补充相应的外汇占款。一旦货币的大量供给超过实际需求，必然会给通货膨胀带来直接的压力。通货膨胀从根本上讲是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矛盾产生的。进口商品和服务是国内总供给的构成部分，出口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在短期内，国内总供给和总需求是一定的，外资的大量流入势必会引起国内总供给的上升，从而改变东道国的供需平衡状态，导致东道国通货膨胀水平发生变化。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拉动一国投资水平的上升，从而构成对配套设施及物资的超预期需求，影响一国的物价水平状况。外商直接投资造成金融体系脆弱性上升。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从金融层面来讲，可能会引起信贷风险、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上升，对宏观稳定产生负面冲击。

（5）外商直接投资降低国际收支平衡能力。外商直接投资的过度引入会对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平衡能力造成影响。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能力通常用其拥有的外汇储备额来衡量。外汇储备越多，理论上其偿还国际债务及干预本币汇率的能力越强；反之，则平衡国际收支的能力会越弱。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入对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的调控以及外汇储备的影响是突出存在的，特别是国际收支平衡的调控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有利作用。但是，经常项目赤字不应过高，一般认为不应超过全国GDP的5%。如果超过这个警戒线，则很容易造成市场运行的失灵。

（6）外商直接投资加大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的挤出效应。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生产要素中的资本要素普遍短缺，而劳动力生产要素较为充裕。这种状况的弊端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当中也不断地暴露出来，成为抑制其发展的一种“瓶颈”。外商直接投资在给发展中国家带来资本的同时，也可以解决劳动力剩余的问题，并且在生产过程中通过技术外溢效应提高东道国的整体劳动力生产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就业方面的负面效应也是存在的。由于技术水平的差异导致国外企业的资本劳动比总体上要高于国内投资企业，更多的是一些资本要素密集型企业，因此高资本投入必然会降低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另外，挤出效应也是影响东道国就业下降的一个主要方面，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挤占国内投资，从而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给就业带来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褚敏，张建辉，靳涛.外商直接投资溢出、市场化转型与经济增长[J].投资研究，2013（1）.

第9篇：外商直接投资范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路径依赖　政府选择　经济增长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给后进国家的经济发展正在带来日益强化的路径依赖效应，即在技术创新和制度安排等层面上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支配性的影响。从积极的方面看，如果具备必要的条件，路径依赖能让后进国家的后发优势较快地发挥出来，有利于后进国家节约技术和制度创新的成本；而从消极的方面来考虑，路径依赖则会使发展中国家在日益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中长期地处于依赖的位置上。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阶段，如何在积极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避免形成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严重依赖，是现实中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

一、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前人的相关研究

在近代社会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引进外部投资的重要性很早就引起了经济学理论的兴趣。20世纪40年代末期，哈罗德在其提出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指出当一国内部的储蓄不足以支持理想的经济增长率时，可以通过引进外部的资本来提高本国的经济增长率。1960年，罗托斯在阐述其经济“起飞”理论时指出，一个国家需要有足够的投资（国内净投资占国民收入中的比例超过10%）才能有效地启动现代的经济增长，而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偏低，往往不能满足这一条件，引进外资则能为实现经济起飞创造必要的条件。1966年，钱纳利和斯特劳特进一步提出了影响广泛的“两缺口”理论。其基本的内容是，后进国家在启动现代经济增长的时候，既面临着内部储蓄不足带来的投资缺口的制约，也面临外汇供给不足的缺口，后者制约其从国外输入投资物品的能力从而影响到资本的形成。引进外资是填补这两大缺口的有效手段。

现实生活中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也大大超过了对两缺口的简单填补。比如，外商直接投资可能带来广泛的技术转移效应，加快技术进步的速度，这一点内生经济理论等给予了高度重视。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不只是资本和劳动的增量。在一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技术不是一种外生的变量，而是影响资本与劳动等要素投入产出关系的内生变量。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一个重大的影响是加速技术创新的进程，使发展中国家能够利用发达国家在历史上长期积累起来的科学技术进步的成果，加快自身的经济发展步伐。

1999年发表的《世界投资报告》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往往是相当广泛的，集中起来说主要有5个方面：一是扩大投资的来源，加快资本形成的速度；二是带来技术转移效应，提高东道国的技术水平；三是拉动出口贸易的增长，增强出口竞争能力；四是增加就业机会，并改变就业的结构；五是对生态环境保护起到一定的示范和促进作用（1）。现实生活中，外商直接投资在上述几个方面的积极效应都不难观察到，当然在不同国家里程度往往不同。

外商直接投资给东道国带来的并不都是积极的影响。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普雷维什（RaulPreisch）、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等为代表着重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经济学家，明确指出了从发达国家输入的外部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进步可能带来严重的有害影响，通常的结果是加深后进国家内部的两极分化，对内部资本积累形成冲击，甚至形成“飞地”现象。卡尔多索（Fernando H.Cardoso）更加尖锐地指出，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结果是导致和强化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一方面，跨国公司把后进国家内部一些先进的经济部门同国际资本主义体系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它又使后进国家内部的落后经济部门依附于先进的经济部门，总体上形成一种“殖民地内在化”的效应，无助于后进国家本身的经济发展而只是服务于发达国家的需要。

上述经济学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激烈批判，并不只是一种情绪上的发泄，而与当时历史条件下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表现密切相关。比如，“飞地”现象在历史上的确较为广泛地存在过，外商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严重伤害也决非是个别现象。后来随着时代的进步（包括发展中国家本身所进行的斗争和经济发展），跨国公司的行为方式有转变，然而，某些方面的消极影响至今仍然存在。今天我们现实地来看待外商直接投资，那么它既不是天使，也不是恶魔，而只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商人。

从市场经济运行的角度来分析，特别是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应当也是不能忽视的。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并不是对其可能产生的积极作用的否定，相反，缺乏对外商直接投资消极影响的清醒认识，只会对发展中国家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产生不利的影响。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日益加速的形势下，的确有一些人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只是片面地谈论外商直接投资的积极影响，忽视甚至有意抹杀外商直接投资的消极影响一面，这不仅在理论是不成熟的，在实践中也是十分有害的。

回顾历史，发展中国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态度经历了3个阶段的转变：一是在殖民主义条件下的无条件地、无奈地接受外商直接投资；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国家纷纷走上民族独立之后，一段时期内对外商直接投资采取全面排斥的方针；三是随着世界各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总体上对外商直接投资采取积极鼓励的方针。当前世界各国大都是把外商直接投资当作贵宾来邀请。面对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庞大的国际资本体系，发展中国家明显处于弱势的地位。为更多地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发展中国家往往在政策上做出更多的让步，付出更大的成本，进而导致东道国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在某些方面的矛盾更加尖锐、更加深刻。因此，如何制定和实施有效的外资政策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种严峻挑战。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贡献

根据国家商务部网站提供的数据，2003年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1081家，比2002年增长20.22%；合同外资金额1150.70亿美元，同比增长39.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35.05亿美元，同比增长1 44%.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增长态势。截至2003年12月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65277个，合同外资金额9431.30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014.71亿美元（2）。外商直接投资在加速中国经济增长中所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目前，人们比较多地是沿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来解释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简单地说，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增加了国内投资的资金来源，其他方面的条件不变，就能相应地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许多实证分析都是围绕这一思路来展开的。比如，杜江（2002）等人的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资本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这一点可以从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国资本形成的感应度（I/FDI：本国资本形成的变动量比外国直接投资变动量）上反映出来，实证分析的结果是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美元，可以带动国内资本形成的总量增加24.208元人民币。投资的增长则一直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我们认为，集中从要素供给增长角度来讨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不能很好地解释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理由之一是，从历史上看，建国之后我国就存在着相当高的积累率，这部分地是由于东方文化的影响，部分地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强制。参照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理论，我国很早就具备了进入现代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至少可以说，资本供给缺口论不足以有效地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从今天的现实中更可以看到，现在的国民储蓄总量远远超过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量，但外商直接投资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中国，资本供给数量问题显然不是主要的理由。

中国经济发展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中所获得的利益，从深层次上来分析，我们认为应当主要是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资源配置示范效应。也就是说，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运行的根本性影响不是资源供给总量的增大，而是资源配置方式的转换。诚然，外商直接投资的确增加了国内市场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供给，但它们是在资源配置方式发生了转变的条件下才发挥出预期的效果，并对国内生产资源的使用效率改进起到了明显的拉动作用。外商直接投资最重要和最深刻的影响是把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输入到中国来，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发挥出特殊的示范促进作用，而经济体制的转型则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概括起来说，这种示范作用突出地表现在3个方面：

第一，制度创新的示范。引进外商直接投资，首先是把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撕开了一个大口子，然后是在竞争中让市场经济在社会上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今天回顾起来看，真正让中国公众对市场经济的效率和活力有切身体会的，是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现实经济中的运行。如果没有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的重大突破，中国经济在整体上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进程不仅不会这么快，而且也许还会是难以想象的。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在国内市场上直接带来了政府与企业关系的根本变化，对整个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所产生的影响十分深远。

第二，企业竞争的示范。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国内市场上的运作方式，不仅在改革开放初期产生出强烈的市场冲击效应，至今仍然在市场上具有领先的示范效应。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缺乏效率的最基本的原因，是把作为经济发展主体的企业作为政府的附属物，完全使其失去了内在的活力。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进入，对我国企业制度的改革起到的示范作用非常重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引入的现代企业制度和企业家精神，对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在微观层次上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第三，市场开拓的示范。从近年的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到，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发现和满足国内市场需求方面往往起着先行者的作用。改革开放初期，外商投资企业比较抢眼的表现是在轻工业领域引入新的产品，提高产品的质量，如我国日用消费品和家电产品的发展过程，受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影响要远比进口明显。近年来，又是外商直接投资大规模地进入轿车生产领域等，大大地加快了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升级产生了重要的拉动作用。

三、正视经济增长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

在充分肯定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的同时，当前我们特别需要清醒地看到事物的另一方面，即中国经济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近期国际上有一种评价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借来的。理由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基本上是依靠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来拉动。我们认为，虽然这样的评价明显过于夸张，但也的确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现在是正视中国经济发展对外商直接投资依赖的时候了。从现实情况来看，国民经济增长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较为明显地表现在3个方面：

第一是出口增长的依赖。2003年我国外贸总额达到8500美元，增长速度之高多年来罕见，与此同时，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进出口总额在我国外贸总额中所占比重也再创新高，接近56%.虽然我国对外贸易总额已经在全球排名第4，但与其他贸易大国如日本和德国等相比有两点明显的不同：一是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出口所占比重高，二是加工贸易的比例很大（这也与外商直接投资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持续地快速增长，目前已经成为外贸增长最主要的来源。出口作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程度如此之高已经相当令人吃惊。

第二是技术进步的依赖。现实生活中的情况是，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的一些主导产业的发展往往依赖于外商直接投资，汽车工业和微电子产业是明显的例子。前者是多年来政府一直高度加以保护的产业，近年对外商直接投资开放之后，民族品牌已经接近消亡，快速增长的庞大国内市场只是为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扩张提供了良好的机遇。目前，后者则基本上控制在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手中，要实现技术转移看来还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更重要的是，在新兴战略性产业中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完全开放，直接对国内的研究开发能力的培育起到了摧残作用，也对国内资本的进入形成排挤效应，整体上明显地强化了对国外先进技术的依赖。

第三是资本形成的依赖。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在国内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是持续上升的，近年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之这个比率明显地偏高，更不用同发达国家来进行比较。另一方面还要看到，国内我们自己的投资也有很大一部分是与外商直接投资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如为外商直接投资项目配套的基础设施投入等，在沿海地区这一比例是相当高的。投资推动是近年中国经济快速的一个主要因素，而社会总投资的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密切关联则不能不令人有些担忧。

经济运行过程中形成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与积极有效地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初衷是相违背的。从国民经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考虑，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所具有的潜在危害相当严重，尽管有些问题在短期内还不明显，甚至短期来看还是有益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矛盾就会逐步暴露出来。

首先，国民经济结构升级受阻。我国人均国民收入突破1000美元之后，产业结构升级将是推动国民经济总量持续增长的一个关键性因素，而目前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形成的出口依赖和技术依赖等，显然对加速经济结构升级很不利。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不利影响正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显示出来。比如，前面已经指出加工贸易在我国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非常之高，而这与外商直接投资密切相关。出于对自身投资利益的考虑，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会本能地让这种格局尽可能长地维持下去。众所周知，出口结构直接制约一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是着眼于利用我国廉价的劳动力，外商已经形成的投资客观上都难免会成为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的阻力。

其次，竞争挤出效应日益明显。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国内资金从短缺走向过剩，外商直接投资在国内市场上的作用也越来越多从积极地增加有效供给，转变为对民间投资和国有资本形成挤出效应。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内，国内资本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竞争主要集中在有限的资源方面，如基础设施和能源供应的竞争等，整个市场的供给则严重不足。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与国内企业的竞争已经明显地转向争夺相对饱和的国内市场方面，凭借政策上的优惠和资本技术上的优势，对国内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形成挤出效应。现实生活中不难看到，上海等地区把重点放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上，民营经济的发展就不行；而浙江等地区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相对落后一些，民营经济就蓬勃地发展起来了。

再次，与长远发展目标的差距扩大。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总量和人均国民收入都持续地快速增长，但有两个方面的矛盾却呈现出日益尖锐的趋势，一是就业紧张，二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这些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密切相关。比如，从就业的角度来看，虽然外商直接投资重点是利用我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但外资项目要么集中在见效快，效益高的一些项目上，如加工贸易等，在国内的产业关联低，增加就业有限；要么是投资于高技术领域，如电子芯片制造等，就业数量更加有限。国内资金过多地用于为外商直接投资配套服务，也降低了解决社会就业问题的能力。

四、适时调整优化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

今后，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不应当继续停留在简单的引进上，而应当把重点放到重新构造外资与内资之间的相互关系上来。过去的一段时期内，我国通过放开市场，提供优惠政策等把外商直接投资吸引进来，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在封闭经济体制中所没有的新的增长极，因而提高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然而，我们应当看到，这只是一种短期效应，相当于一种外挂的发动机。随着国民经济发展进入结构变迁为主的阶段，这种外挂式动力的方式局限性越来越大，而风险则越来越高。今后应当考虑的选择是把这种外挂式的动力内部化，在更积极地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同时，努力把它与国民经济长远发展的需要更好地协调起来。

进一步说，未来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格局是有效利用还是被动依赖，关键要看国内资本的生长和发育。如果国内资本不能有效地加速积累和发挥出应有的功能，则经济增长必然要继续依赖引进外资，即使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不多也摆脱不了依赖的地位。反之，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越多，就越是能积极主动地利用外资。因此，促进国内资本的积累和功能强化，无疑是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第一选择。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应当以促进内资的发育为导向，同时注意发挥内资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的竞争效应，这是从整体上彻底摆脱对外商直接投资依赖的根本保障。

争取较早地摆脱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特别是避免这种依赖的加深，应当是我国今后几年在扩大对外开放的中需要切实解决好的一个课题。在这个方面，政府的选择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市场经济历来是在特定的制度安排下运行的，政府的决策直接影响到市场竞争的格局和资源配置的效率。及时对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对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协调好对外开放与国内经济发展相互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当前的现实情况来看，我们应当重点搞好以下几个方面的政策调整：

第一，集中引资优惠政策的授权。作为发展中国家，为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一定的优惠政策是必要的，但我国目前在这方面给予各级地方政府过大的自，直接导致恶性竞争，这是形成对外资依赖性的重要机制。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传统经济体制中存在一些弊端现在都明显地集中到招商引资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上来了。从保障国民经济长期稳定的需要出发，中央政府从现在应当对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实行高度的集中统一，使各地政府把注意力转移到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上去，从全局上形成协调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经济发展关系的氛围。

第二，真正落实国民待遇的原则。尽管我国的投资环境还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许多方面享受着超国民待遇，这种状况是广为人知的。我国应当根据WTO等国际经济组织的规则，对外商直接投资尽快地真正落实国民待遇的原则，这样做将获得两个方面的好处：一是有利于把真正具有科技实力和管理效率的大型跨国公司吸引到中国来投资，在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形成公开的竞争。二是为国内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加速国内资本的形成和积累，从而在扩大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同时减少对外资的依赖。

第三，实现从引资到引知的战略转移。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要作根本性的调整，把目前偏重于引进资金流量转向以技术创新与制度移植为重点。从现在起，政府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优惠，应当集中到鼓励技术转移和制度示范等方面来。比如，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华设立研究与开发中心，应当给予比一般性投资项目更多的优惠，而对技术含量低的投资项目取消优惠政策。当前，应当及早制定一些必要的政策措施，鼓励外资兼并和收购国内企业，使国际上先进的企业管理方式得到较快的扩散，同时这也会有利于控制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提高全社会的资本使用效率。

第四，强化招商引资的结构导向。结构升级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今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项目要以结构优化为基本的取舍标准。一方面，要通过产业导向等途径把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更多地引向需求增长快的领域，如适当地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开放基础设施市场等，因为市场有效需求增长快的行业就不大容易出现垄断和形成依赖；另一方面，对外商直接投资已经居于主导地位的一些产业，要尽早实施反垄断措施，同时严格限制外商直接投资的继续投入，包括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原领域内新增和扩充资本。总之，在中国经济进入快速的结构转型时期后，要特别警惕出现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性依赖。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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