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个人汇报材料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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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区矫正个人汇报材料范文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十精神、上级政法工作和司法行政工作会议精神，牢牢把握最大限度利用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最大力度组织预防和管控，最大程度促进社会和谐和稳定，牢固树立人本理念，坚持教育与管理相结合，坚持引导与管理相结合，坚持服务与帮扶相结合，不断完善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教育、帮扶机制，着力提高社区矫正工作科学化水平，切实提升社区矫正工作效能，为长安建设做出应有贡献。

二、总体目标

以“社区矫正规范化建设巩固年”为契机，以提高矫正质量为核心，全面提升社区矫正管理规范化程度，推行信息化防控手段，积极拓展多元化帮扶途径，不断探索评价社区矫正绩效的评估体系，促进社区矫治效果明显改善，社区服刑人员融入社会能力明显增强，推动社区矫正工作科学而有成效地开展。

三、主要措施

社区矫正“三化一评估”体系重点围绕管理规范化、防控信息化、扶助多元化，开展矫正效果评估等方面予以推进。

（一）社区矫正管理规范化

根据《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省社区服刑人员监督管理办法》，重点围绕矫正衔接规范、矫正执行规范、矫正解除规范、执法文书规范四个方面，全面提升社区矫正管理规范化水平。

1、矫正衔接规范

（1）县司法局收到相关单位委托后，指派工作人员或指定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罪犯）居住地的镇（区）司法所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调查，出具评估报告。

（2）司法所在收到县司法局指派办理后，在五个工作日内提交评估报告，提出能否适用管制、缓刑或者假释的建议，县司法局在十个工作日内提交委托机关。

（3）司法所不接受各级法院、监所的直接委托。

（4）严格履行社区服刑人员的交付程序。县局社区矫正科收到法律文书后，三个工作日内送达回执。电话通知或书面告知社区服刑人员在规定时间内到县司法局社区矫正科报到。县局社区矫正科对报到的社区服刑人员进行身份核实，及时办理登记手续，并对其进行入矫前教育，完成首次谈话笔录，发放《社区矫正“鑫生之旅”监督考察手册》，告知其三日内到指定的镇（区）司法所接受社区矫正。

2、矫正执行规范

（1）司法所在社区服刑人员接受社区矫正后三个工作日内，为社区服刑人员确定专门的矫正小组。矫正小组由司法所工作人员担任组长，社区服刑人员为女性的，矫正小组应当有女性成员。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的矫正小组应当有熟悉青少年成长特点的人员参加。同时，签订矫正责任书。

（2）司法所在宣告执行后五个工作日内，为社区服刑人员制定矫正方案，制定有针对性的监管、教育和帮助措施。根据矫正方案的实施情况，每半年评估矫正方案实施效果，适时予以调整。制定方案时做到因人定案、因人施矫，一人一案。

（3）对宣告执行后三个月内的社区服刑人员，一律实施严格管理。严管三个月期满后，司法所应当在十个工作日运用社区矫正风险评估系统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评估，提出确定其管理等级的建议，报县司法局批准实施。

（4）司法所每月组织社区服刑人员参加不少于八小时的教育学习，其中每月18号为集中教育日，增强其法制观念、道德素质和悔罪自新意识。司法所需制作规范性、完整性、独创性的集中教育讲稿，县局社区矫正科每月组织开展评比考核活动。

（5）司法所每月组织社区服刑人员参加不少于八小时的社区服务，帮助其修复社会关系，培养社会责任感、集体观念和纪律意识。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协调有关社会组织，加强镇（区）社区矫正劳动基地建设，根据公益性、人道性、可操作性的原则，制作社区矫正社区服务计划。

（6）社区服刑人员因就医、家庭重大变故等原因，确需离开本县的，由社区服刑人员提出书面申请。申请外出时间在七日以下的，由司法所批准，报县局备案，超过七日的，由司法所签署意见后报县局批准。

（7）司法所督促社区服刑人员每月18号进行书面思想汇报，文化程度低的对象可以口述，由他人，人需签字。思想汇报内容包括家庭情况、生活情况、工作情况、社会关系及思想状况。

（8）司法所督促社区服刑人员每周一进行电话汇报，对电话汇报情况进行详细记载。电话汇报内容包括：在什么地方、从事什么工作、有什么困难及思想状况。同时，严格管理的社区服刑人员每两周当面报告一次，普通管理的社区服刑人员每月当面报告一次。

（9）司法所定期走访社区服刑人员家庭、工作单位、就读学校和居住的社区，了解、核实社区服刑人员思想动态和生活、工作、学习情况，对严格管理的社区服刑人员，每半月走访一次，对普管、宽管社区服刑人员每月走访一次。

（10）司法所对未成年人监督管理，应当遵循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监督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具体按照《省社区服刑人员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三章的规定执行。

（11）司法所每月对社区服刑人员接受监督管理、参加教育学习和社区服务等情况进行考核，并公布考核结果。严格执行《省社区服刑人员监督管理办法》的奖惩要求，进行奖惩。

3、矫正解除规范

（1）在社区矫正期满前三十日内，司法所督促社区服刑人员作个人总结，根据其在矫正期间的表现、考核结果、社区意见等情况作出书面鉴定，并对安置帮教提出建议。

（2）司法所在社区服刑人员期满当天，应当为矫正期满对象进行公开解除宣告（期满当天为节假日的，解除宣告可以提前至节假日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开展，但矫正期限应当如实告知），解除宣告应当庄重、严肃，按照规定程序公开进行。同时，向解除矫正人员发放《解除社区矫正证明书》，告知安置帮教有关规定。

4、执法文书规范

（1）县司法局社区矫正科建立社区矫正执行档案，包括适用社区矫正的法律文书，以及接收、监管审批、处罚、收监执行、解除矫正等有关社区矫正执行活动的法律文书，法定不批准出境人员报备通知及时通报公安机关。

（2）司法所建立社区矫正工作档案，包括司法所和矫正小组进行社区矫正的工作记录，社区矫正人员接受社区矫正的相关材料等，同时留存社区矫正执行档案副本。

（3）严格按照司法部、省厅相关文件和县局台账格式要求制定社区矫正台账，从运用审前评估、交付接收、矫正执行、解除终止矫正等环节，以及包括社区服刑人员花名册、社区矫正会议记录簿、社区矫正志愿者名册等进行整理制作台账。

（二）社区矫正防控信息化

围绕日常管理，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系统，强化科学管理，有效提高监督、教育效果，全面提升社区矫正信息化水平。

1、推行远程视频系统

（1）运用县、镇（区）调处中心远程视频系统，开展社区矫正集中教育、入矫教育等活动，做到县、镇（区）两级同步、规范有序，实现会议网上开，业务网上走，社区矫正集中教育网上督等功能。

（2）各镇（区）司法所组织开展社区矫正集中教育活动，全部在调处视频监控中心进行，每月及时向县司法局汇报活动开展时间。

（3）县司法局在每次活动开展前，对各镇（区）社区矫正对象出席率进行统计，统计结果计入月度考核和年度考核评分。

（4）县司法局社区矫正科每季度在视频监控中心为全县社区服刑人员授课一次。

2、健全录音电话音频系统

（1）县司法局统一采购带录音功能的电话机，在全县使用社区矫正录音电话音频系统，实现社区矫正对象电话汇报留音、监督人情况反馈、审前调查假释评估留证等功能。

（2）各镇（区）司法所对录音电子档案分类归档，通过互联网，每月向县局传输加密电子档案，县局社区矫正科及时核查当月社区矫正对象电话汇报、情况反馈及各项取证，统一整理归档。

（3）各镇（区）司法所落实专人负责录音电话数据采集、核对、整理工作，做好音频数据安全工作，每月上报情况记入月度考核和年度考核评分。

3、建立指纹考勤系统

（1）县司法局统一采购指纹考勤机，用于各镇（区）社区矫正对象参加集中教育、社区服务及各项活动考勤签到。

（2）各镇（区）司法所及时完成指纹打卡系统调试准备工作，适时组织社区矫正对象建立指纹档案，每名对象分别建立两枚不同的指纹档案。

（3）各镇（区）司法所督促社区矫正对象，在每次活动开始和结束时，分别指纹考勤一次。

（4）指纹考勤信息每月定期向县司法局社区矫正科报送，每次集中教育、社区服务时间及人员出席率列入月度和年度考核计分。

4、完善移动定位监控系统

（1）依托社区矫正目标位置定位监管系统，对重点对象和外出务工社区服刑人员实施24小时手机移动定位监管。

(2)强化系统运用，各镇（区）司法所需确保专人负责监控平台，发挥系统作用，实现“区域监管、信息交互、警示告知”等功能，并形成每日监控日志。

(3)加强对离线对象的追踪和情况通报，对刻意逃避监管的对象，及时给予惩处。情节严重的，提请法院撤销缓刑、假释。

（三）社区矫正多元化扶助体系

加强与各成员单位的联系与合作，齐抓共管，整体联动，落实社会适应性矫正扶助措施，切实解决社区服刑人员的困难，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良好格局，全面提升社区矫正扶助能力。

1、建立“五扶一促”扶助平台

树立“寓管理于服务”的理念，各镇（区）司法所围绕“扶心、扶困、扶技、扶业、扶学”五个方面，每年至少开展2次帮扶需求调查活动，记录在案并进行分类帮扶。以“五扶一促”为主要内容，大力开展扶助活动，在管理中体现服务，切实解决社区服刑人员的现实困难。

（1）对生活困难社区服刑人员开展临时救助、医疗救助、落实最低生活保障、落实责任田等方面帮困扶助。

（2）对失业下岗社区服刑人员开展就业指导、培训职业技能、鼓励自主创业等方面的就业帮助。

（3）对存在心理隐疾的社区服刑人员开展心理健康筛查、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询等方面的支持型扶助。

（4）对处在学龄期或者愿意继续在校学习的社区服刑人员进行就学帮助，就学帮助的主要目标人员为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

（5）为帮助社区服刑人员形成良好适应社会生活的行为方式进行技能培训，促使其尽快融入社会群体，真正回归社会。

2、创建结对帮教扶助平台

（1）以“5+1”矫正小组模式为基础构建帮扶机制。即每位矫正对象配有五名帮教人，矫正对象居住地村干部，志愿者、社区民警、家庭成员（监管人），社区矫正工作者，五名帮教人联合帮扶一名矫正对象。

（2）司法所加强与帮教人联系，全面掌握矫正对象的工作、学习、思想、生活等情况，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认识，端正服刑态度。

（3）开展矫正对象“助人自助”活动，鼓励年龄相近、性格相仿的社区矫正对象自行结对，先进带后进，老对象带新人，相互提醒、互相鞭策，共同进步。

3、搭建临时救济扶助平台

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同时积极发动企业赞助和社会各界捐款，建立社区矫正临时救济资金，用于解决经济特别困难、生活难以为继的对象过渡性生活问题和重大节日、活动期间走访帮扶活动。确实困难对象，按规定程序审批给予救济，临时救济资金由县司法局统一管理，设救济专用账户，做到专款专用。

（四）构建社区矫正效果评估体系

运用科学的方式方法对社区矫正工作的实际效果进行评价，包括对社区矫正措施的落实、对社区服刑人员矫正成效以及社区矫正工作带来的社会影响等。

1、对社区矫正工作质态进行评估

（1）对社区矫正制度实际运作状态和结果进行评价，包括重新犯罪率、矫正措施的有效性等方面。

（2）将重新犯罪情况与各项制度落实情况、日常管理情况综合评估，评估结果分“优”、“良”、“差”三个等次（详见附表）。

（3）县司法局结合社区矫正年度考核，对各镇（区）司法所社区矫正工作情况进行效果评估，评估结果全县通报；工作质量和成效评估结果与年终考核相挂钩，评估结果为“优”和“良”等次的年终考核列入加分，评估结果为“差”的司法所将及时通报并查找薄弱环节，认真研究落实整改方案。

2、对社区服刑人员矫正效果进行评估

（1）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矫正效果进行评价，包括社区服刑人员的法制观念、心理健康状况、道德素质以及社会适应性等方面。

（2）各镇（区）司法所重点采集风险等级、刑罚执行情况、矫正期间表现、奖惩情况、矫正阶段反应、外界综合评价等方面的数据，评估得分低于55分，认定矫正质量效果“差”，评估得分在55-75分之间，认为矫正效果“一般”，评估得分高于75分，认为矫正效果“好”（详见附表）。

（3）各镇（区）司法所需客观、真实填写社区矫正质量效果评估表，对社区矫正对象每季度进行一次效果评估，效果评估表统一存入社区矫正工作档案，评估结果在每季度30日前报县局社区矫正科；对矫正效果评定为“差”、阶段效果得分为负数的对象，需进行重点情况分析并及时调整矫正思路和管理等级。

3、对社区矫正工作社会反响进行评估

（1）对社区矫正工作社会反响进行评估包括社会公众态度、社会关系修复等方面。

（2）各镇（区）司法所抽取两个村（居），各随机发放问卷（附件三）调查30份，评估结果分为“优”、“良”、“差”三个等次，A选项的平均选择率在80%以上评定“优”，选择率在50%以上评定“良”，选择率在50%以下的评定“差”。

（3）社会反响评估每半年进行一次，评估结果为“差”的司法所，需及时分析，多方面查找原因，积极整改，不断提高公众认可度。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高度重视。社区矫正“三化一评估”体系的实施，是全面提高社区矫正工作水平的一项重要举措，各所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立足实际，强化措施，抓好落实。

第2篇：社区矫正个人汇报材料范文

（一）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一、着力创新主城区法制宣传特色，渲染浓厚的普法氛围。

今年来，我们以“五五”普法考核验收为契机，一手抓“五五”普法的总结提高，一手抓“六五”普法的谋篇开局，创新主城区法制宣传特色，渲染浓厚的普法氛围。

1、深入开展“法律六进”活动。

充分调动各街道、各部门和行业的积极性，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参与“法律六进”工作，具体量化和拓展“法律六进”工作内容，创新理念，强化措施，并丰富普法形式，狠抓落实，使法制宣传教育全覆盖。1月份，组织10名公益律师及各街道司法所开展送法进社区活动，在水渡口街道和达雅苑社区开展法律咨询和宣传活动。5月份，组织送法到小游园，发放宣传材料800余份，淮安日报报道宣传了我们的做法。6月份组织开展“农民工学法活动周”活动，6月17日，在亿力未来城工地设点为农民工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服务，发放宣传材料1000余份，为90余人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布置更新法制宣传栏，悬挂宣传横幅，积极参与“5.18”广场执法宣传，共印发散发宣传资料余份。通过这些活动，扩大了法制宣传的覆盖面。10月20日、21日，区司法局在区政府7楼会议室举办领导干部学法讲座，邀请安淮律师事务所律师伍跃华主讲，全区街道和区级机关干部共200余人听取了讲座。11月份，我区组织了年度学法用法考试，考试内容涉及“五五”普法统编教材《干部法律知识读本》和《区年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安排意见》要求学习的法律法规，全区在职公务员（含参公人员）、事业单位在职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近1000人参加了本次考试，参考率为98％，合格率达100%。积极参加全市组织“四级干部学法竞赛”考试，我区组织的30名村居干部、20名机关干部、20名街道干部参加比赛，无一人缺考，考场秩序井然受到市领导肯定。

2、顺利通过“五五”普法验收工作。

3月份，组织召开全区法制宣传协调小组会议对“五五”普法检查验收工作及法治建设中学法守法任务进行部署。4月初我们召开了区“五五”普法验收动员会，制定下发了“五五”普法检查验收工作方案，并认真做好“五五”普法工作资料档案收集整理、归档、补充完善等工作。本着“实际、实用、实效”的原则，对全区各街道“法制宣传一条街”进行改造，提升现有法制宣传一条街的品味，更新各街道、村（社区）法制宣传栏。5月，市政协领导来我区视察普法工作，给我区“五五”普法工作给予高度评价。我区“五五”普法工作做到了“六个一”，即：一份“五五”普法汇报材料、一套“五五”普法工作台帐，一本“五五”普法工作图片册、一套“五五”普法成果图片展板、一部反映“五五”普法工作的专题片，一册“五五”普法宣传折页。8月16、17日，市考核组对我区“五五”普法工作进行检查验收，通过听汇报、实地查看、问卷调查、现场走访等形式对中学、富强社区、资产流通公司等八家单位进行了检查，并听取了区委、区政府关于全区“五五”普法工作实施情况的汇报，给予我区普法工作高度评价，认为我区“五五”普法工作：领导有力、制度完善、措施有力、成效显著。我区顺利完成“五五”普法工作各项任务。

二、着力开展“大调解机制建设提升年”活动，提高化解社会矛盾的质效。

社会矛盾化解是今年政法系统三项重点工作之一。我们充分发挥调解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第一道防线作用，扎实开展“大调解机制建设提升年”活动。

1、发挥区、街两级大调解中心的职能作用。为了充分发挥区、街道（办）两级调处中心作用，进一步提升我区的社会矛盾纠纷调解率、调处成功率和人民群众对调解工作的满意率，今年我们侧重在健全和完善大调解机制上下功夫。主要是进一步完善公调、检调、诉调、访调对接机制，建立调解员等级管理机制、专业调解机制、排查分析机制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强化考核评估机制。今年来，法院诉前调解212件案件，检调对接23件案件，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室调解26件。

2、开展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先后于元旦和春节期间、“两会”期间、上海世博会开幕前后，中秋和国庆期间开展了以维护社会稳定为目标的全区范围的民间纠纷集中排查调处活动，做到“三清”、“三不放过”，即社会矛盾、民间纠纷情况清；重点纠纷重点对象清；调解人员分工明确责任清。对排查中的死角不放过；对重点纠纷及重点对象工作措施不落实不放过；对工作中出现推诿、不负责任的不放过。今年以来，我区共发生各类社会矛盾纠纷176起，各级调解组织各尽所能，共调处各类矛盾纠纷176起，成功176起，调处率和调处成功率均达100%。

三、着力预防重点人群重新违法犯罪，切实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按照“积极参与、明确重点、明确责任、重在教育”的原则，切实做好重点人群的管理。

1、完善社区矫正风险评估体系。继续运行风险评估和信息管理系统，对矫正对象实行静态和动态相结合的监管措施。为30名重点矫正对象配备了定位手机，目前社区矫正对象配备手机已达82人。今年来共接收矫正对象114人，目前全区共有在矫矫正对象212人。全年对矫正对象进行集中教育活动15次，开办学法讲座7次，191人参加了集体公益劳动。

2、加强对矫正对象的计分考核。年初，我们就按照上级的有关规定，制定下发了《区社区矫正对象计分考核办法》，要求各司法所按月公示当月计分考核情况，及时根据矫正对象存在的问题进行谈话教育，并累积加分、扣分情况实行司法奖惩。

3、全面落实帮教安置措施。今年3月开始，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对回归社会的刑释解教人员的排查活动，为推进我区刑释解教人员帮教安置工作的信息化进程，六月上旬，我们组织服刑在教人员信息管理软件使用培训，并在7月初对今年以来服刑在教人员的信息资料进行核对，及时上报上级有关部门。今年共接收刑释解教人员35人，目前，全区共有刑释解教人员243人。

四、着力开展法律服务工作，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今年，全系统将开展“促转型、促升级；助稳定、助发展”法律服务专项活动，以“双促双助”活动为抓手，推动法律服务业进一步拓展服务领域、创新服务手段。

1、服务大局，扎实开展“双促双助”活动。三月份，根据省厅、市局的统一部署，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促转型、促升级、助稳定、助发展”法律服务专项活动。全区法律服务机构共走访企业143家，发放服务联系卡295份，为企业转型升级提供法律意见132条，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2630万元。开展法律月访接待日、咨询日120个，参加接待咨询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230人次，参与妥善处置群访、群体性案件7起，成功化解矛盾纠纷。

2、积极拓展服务领域，促进法律服务业发展。今年，我区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克服困难，深入企业单位，把拓展服务领域作为工作重点，不断加大宣传力度。今年，各律师事务所共办理各类案件945件，担任顾问单位61家，业务收费290万元，纳税20万元；各基层法律服务所担任顾问单位41家，办理各类案件473件，业务收费89.4万元。

3、强化队伍建设，努力提高法律服务人员整体素质。按照省厅、市局的统一部署，从三月份起，在律师队伍中开展警示教育活动。同时，在律师队伍中认真开展学习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活动，通过学习讨论，全区各律师已撰写个人学习心得一万字以上，先后查找存在问题31条，并进行限期整改。从今年6月份起，按照市局要求，在全区基层法律服务开展集中整顿、规范管理活动，制订活动方案，各所都能认真组织法律工作者学习有关文件精神。通过学习、个人撰写学习笔记、排查、整改问题，使基层法律服务各项工作走上正轨。

五、着力强化法律援助工作，努力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

1、加强法律援助网络建设。法援中心与区“工、青、妇、老、残”等有关团体协调，依托其维权部门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与区法律援助中心联手开展特殊群体的法律维权工作。与“公、检、法”部门建立了法律援助申请转交及案例指派机制，对法院指定辩护案件做到应援尽援，及时指派。通过法律援助网络建设，既极大地方便了群众，又形成了协调、配合和良性互助的工作氛围。

2、开辟劳动者权益保障绿色通道。对申请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法援案件采取优先受理，及时指派，跟踪督办的方式，为当事人提供一站式、无缝隙、全方位的法律服务；重大疑难案件实行局领导领办制度，并与妇联、残联、劳动、法院、工会等部门建立联席办案制度，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的社会和谐与稳定。

3、加大法律援助宣传，提高法律援助知晓率。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法律援助送温暖、依法维权促和谐”活动；组织区法援中心公益律师、法律援助工作站人员及部分社区法律援助志愿者进社区，以“开展法律援助，构建和谐社会”为主题开展法律援助宣传活动；以“三八”妇女节和“六一”儿童节为契机，深入社区开展“法律援助进社区”活动，重点宣传了《法律援助条例》、《妇女权益保障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5月份，于北京新村对面的休闲游乐园，开展了法律援助进游园活动；6月份，开展了“关爱农民工、送法进工地”活动。通过加大对不同人群的宣传，进一步提高了我区法律援助的知晓率。9月份，为给弱势群体提供更大的方便，我中心在区市民服务中心开设了法律援助窗口，专人负责接待咨询和受理，自开设窗口以来，已受理15件法律援助案件

今年来，法律援助中心共接待咨询420人次，其中来电咨询82人次，受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460件，已结案368件，有力地维护了弱势群体和特殊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确保应援尽援，群众满意度也得到提升，截止目前，没有发生一次因援助不到位而受到的投诉案件。

六、着力加强基础保障，提高一线实战能力。

继续解决好“有人办事，有钱办事”问题。

一是认真做好区大调解中心办公经费和人民调解员补贴经费的落实工作，实行调解经费独立，调解人员办案经费补贴到位。

二是加强司法所人员，充实、调整、稳定基层司法行政队伍。

三是以创建省优秀司法所为载体，加大对司法所的投入。利用中央政法专项经费，为各街道司法所配备了电动车、电脑、照相机、办公桌椅和文件柜等，改善其办公条件和交通条件，努力帮助解决基层建设中的实际困难，提高他们一线实战能力。

七、着力转变作风，提高素质，加强司法行政队伍建设。

今年来，我们要求全体司法干部务必思想上深化认识，切实改变工作作风，提高自身素质和工作水平，深入基层，掌握第一手资料，克服惰性思维和无为思想。继续实行“四个一”制度，不断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以一流的作风、一流的业绩，为推进司法行政事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学法、用法、守法、执法情况

1、坚持学习，不断增强依法履职的意识。坚持把学习各类法律法规知识作为加强自身建设的一项基本功。今年以来，通过集体学习和自学的形式，全局学习了《江苏省社区矫正工作管理办法》、《律师法》、《行政许可法》、《物权法》等法律、法规，积极参加市四级干部学法考试活动，认真完成公务员习题集。要求所有工作人员要学用结合、学以致用，不断增强自身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切实提高依法履职的能力和水平。大力开展“五五”普法工作，由于普法工作成绩显著，年8月，我区“五五”普法工作顺利通过考核验收。

第3篇：社区矫正个人汇报材料范文

一、化解矛盾，着力为社会稳定提供法律保障

扎实做好人民调解工作，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作用。一是加强调解组织建设，健全县调解中心、乡调委会、村调解员、调解信息员四级工作网络。全县共建立调委会337个，在册人民调解员总数1470人。二是大力宣传《人民调解法》，全面提高人民调解工作水平。继续开展“金、银、铜”牌调委会和调解员评选活动，授予均溪镇调委会、广平镇调委会、华兴乡华安村调委会、县医患纠纷调委会、太华镇汤泉村调委会、桃源镇蓝玉村调委会等6个调委会2012年度“金银铜牌调委会”称号，授予梅山乡沈岭村调委会吴同万、县道路交通事故调委会陈宗袍、谢洋乡调委会李代汉、均溪镇南街社区调委会巾帼调解队刘晓玲、吴山乡东埔村调委会林成发、上京镇上京村调委会陈乘耿等6名调解员2012年度“金银铜牌调解员”称号。2013年2月，均溪镇被评为省级“人民调解先进乡（镇）”，桃源镇兰玉村等16个村被评为省级“人民调解先进村”，梅山乡沈岭村吴同万被评为省级“人民调解能手”。三是健全完善多元化调解工作机制，积极参与1+N联动，大力开展“大调解”工作。全县18个乡镇公安派出所全部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各乡镇通过聘任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法官等配备专职调解员24名。转发了《省“公调对接”工作实施办法（试行）》（闽公综〔2013〕272号)文件，加强人民调解员的培训力度，有效推进“公调对接”工作的顺利开展。四是继续推行人民调解“以奖代补”激励机制，提高人民调解员的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五是开展“大排查、大调处”活动。组织乡镇司法所每半个月开展一次矛盾纠纷排查工作，今年来共排查调处矛盾纠纷808件，调处成功769件，成功率95.17%。如石牌组建“红旗”调解队、武陵组建“”调解队，有效化解矛盾纠纷，为社会稳定提供法律保障。

二、全面普法，着力为社会营造良好法治氛围

按照“六五”普法规划要求，深入开展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法治环境。一是多形式多渠道开展普法宣传活动。通过向移动手机用户发送法制动漫彩信、出法律宣传栏、挂宣传横幅标语、上街法律咨询、入户开展普法宣传等形式，发放“宪法知识问答”、“12·4”及“六五”普法知识问答等宣传材料3万多份。二是继续抓好学生“带法回家”和“夕阳红”等特色普法活动。与综治委、教育局、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三年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关于在暑假开展学生带法回家活动的通知》（田综治委[2013]43号）文件，印发学生“带法回家”宣传材料6万多份，制作3套道路交通安全宣传展板。组织各乡镇开展“夕阳红”普法活动，印制法律入户宣传单4万多份，把法律带进乡村、社区和家庭。三是加强对重点对象的法制宣传教育，着力推进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进单位“六进”活动，发放领导干部法律知识读本800多册，印发各类普法对象学法用法知识汇编5000多册。四是开展“法制教育进家庭”“八个一”活动。做到每户有一份“法制教育进家庭告知卡”；一份相对定期的法制入户宣传单；一本常用法律书；一张“法律服务联系卡”；每天收看一台法制节目；每户掌握或熟知至少一个维权法律法规；一名学法明白人；每年对村、社区普法骨干、普法中心户组织一次培训。扎实开展全县18个普法重点村的法制宣传活动，确定华兴乡作为“法制宣传示范乡”，发放各种法制宣传材料2万多份。五是加强宣传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采取集中宣传与当事人个别跟进宣传相结合的形式，通过广播、发放告知卡、入户宣传、现场解答群众咨询、一对一宣讲等形式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先后开展了“深化法律六进、建设法治”、“深化法制宣传教育、营造良好法治环境”、“有序、依法治访”等法制宣传主题教育活动，引导人民群众增强守法、用法的法治观念。六是坚持普治并举，以依法治县“三五”规划总结验收暨“六五”普法中期督导为契机，广泛开展依法行政、依法治校、依法治企、民主法治示范村（居）活动，表彰了柯文润等60户家庭为“遵纪守法示范户”，扎实推进法治县创建工作，全面提高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

三、创新管理，着力做好特殊人员的管理教育

1、着力做好社区矫正工作。以提高教育矫正质量为核心，以规范化、法制化建设为突破口，对社区矫正实行规范化管理。一是档案资料登记规范整齐，确保人档齐全。二是对在监狱服刑人员信息核查及时准确，做到日清月结。三是走访社区矫正人员家庭，摸清情况，做到底数清，去向明。四是在日常管理上严抓细扣，实行“日定位、周听声、月见面、季评议、年考评”，开展对社区矫正人员的个人谈话、思想汇报、组织公益活动等，切实从思想上矫正其不良行为。五是实行手机定位管理，设置定位手机告警围栏，确保社区矫正人员不脱管、不漏管。六是采取“一帮一、多帮一”等帮扶措施，多渠道多方面帮助无业人员实现就业，引导社区矫正人员自主创业。到今年6月30日为止累计接收社区矫正人员786人，累计解除社区矫正人员416人，目前在册社区服刑人员370人，无一脱管、漏管和重新犯罪。

2、着力做好安置帮教工作。坚持以促进思想转化为根本，以预防重新违法犯罪为重点，以维护社会稳定为目的，积极采取措施，着力抓好安置帮教各项工作的落实。一是健全安置帮教组织网络，完善衔接、管控、帮教工作机制。到目前为止，在管安置帮教人员共计1567名，现已安置1499名，安置率达95.6%；并已录入信息系统，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名册和帮教安置档案齐备。全县重新违法犯罪人员32名，重新违法犯罪率2.13%。二是进一步落实安置帮教措施，建立了2个安置帮教基地，大力加强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安置上主要采取基地安置、输出安置、回原单位安置和鼓励自谋职业等四种形式，帮扶上主要采取政策扶持、技术扶持、资金扶持等三条措施，全力做好特殊人员的管教工作，维护社会安定稳定。

四、充分履职，着力为经济发展提供法律服务

1、深入开展“法律服务到一线，司法行政促发展”主题活动。组织律师、公证等法律服务人员进一步拓展法律服务领域，为政府、机关、企业等单位或个人担任法律顾问，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审查草拟各类合同，办理公证，全力服务“六大战役”项目建设。选派5名律师参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继续组织律师参与县领导接待日活动20多批次，引导人民群众依法解决利益诉求。

2、做好法律援助工作。县法律援助中心深入乡镇、村庄进行入户宣传，发放《法律援助指南》、《法律援助服务手册》、《公证法》、《婚姻法》、《劳动合同法》及“便民服务联系卡”等宣传材料6000余份，为群众排忧解难，真正把法律援助“送进家门”，进一步提高了法律援助知晓率，受到了社会公众的一致好评。积极创新服务方式，营造创先争优良好氛围，突出农民工、下岗工人、残疾人、妇女儿童等重点服务对象，完善便民服务措施，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实现应援尽援。今年来，全县各法律服务机构共办理各类法律援助121件，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2013年1月荣获“全国法律援助便民服务示范窗口”荣誉称号。

3、做好律师公证工作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组织律师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促进律师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在城区通过上街开展法律咨询、发放法律服务联系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等形式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继续开展法律服务进机关、进单位、进家庭、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军营、进高墙“九进”活动，为服务对象提供法律咨询、审查或草拟合同、办理公证、解决有关法律事务。全县3个律师事务所共担任法律顾问150家，办理案件308件，代书200份，解答法律咨询1095人次。公证处共办理各类公证234件。全县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共担任法律顾问16家，办理案件117件，解答法律咨询230多人次，并广泛开展农村“三资”监管法律服务工作。

五、明确重点，着力抓好司法行政基层基础工作

1、抓好司法所业务用房建设。全县18个司法所已有梅山、华兴、谢洋、石牌、济阳、奇韬、上京、桃源、太华、屏山、武陵、建设、广平、前坪、湖美、吴山、文江等17个司法所建成投入使用，均溪司法所正在抓紧建设，预计8月份可投入使用。18个司法所业务用房总建筑面积达4025.32平方米，总投资682万元，每个司法所业务用房平均面积为223.6平方米。全县司法所业务用房建设任务的全面完成，一方面改善了司法所办公用房条件，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司法行政基层工作水平。

2、用好司法所专项行政编制。2012年9月，县编委下发田委编[2012]44号文件，增加乡镇司法所专项行政编制3名，增编后共39名。我局及时申报招考2013年春季司法助理员3名，现正在招录中，用足用好司法所专项行政编制，为司法行政基层工作提供人员支持。

3、大力推进司法所规范化建设。按照省司法厅的标准大力进行司法所规范化建设，进一步完善司法所各项管理制度，加强政风行风建设，健全干职培训制度，扎实推进普法依法治理、人民调解、社区矫正、安置帮教、法律服务等各项职能发挥，抓好信息化建设，全面建成联接省、市、县、乡四级的基础网络、视频会议系统，实现网络互联互通、信息资源共享。2013年2月，太华司法所被省司法厅评为全省规范化司法所。

六、加强学习，抓好主题教育和创先争优活动

加强对党的十精神、系列讲话精神的学习，贯彻落实上级部门关于开展“忠诚、为民、公正、廉洁”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的部署，深入推进创先争优和“转作风、提效能、促发展”活动，切实解决在理想信念、宗旨意识、执法执业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司法行政队伍。

七、强化管理，抓好队伍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

制定下发内部管理制度，完善领导班子工作制度，抓好队伍建设，增强队伍活力。建立健全政务公开工作制度，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强化岗位责任，量化绩效考评。开展“平安单位”、“文明单位”创建活动，做好综治、、计生、精神文明等工作，看好自家门，管好自家人，办好自家事，提高综合保障能力。

第4篇：社区矫正个人汇报材料范文

关键词：社区；社区矫正；社会资源；非监禁刑罚

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4-0130-03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社区矫正主要适用于下列罪犯：被人民法院依法判处管制的罪犯；被人民法院宣告缓刑的罪犯；被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假释的罪犯；经人民法院或监狱管理机关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具体包括：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生活不能自理、适用暂予监外执行不致危害社会的；刑满释放后继续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员。

从2003年7月开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为使此项工作稳步推进，首先在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和山东等省市试点。2009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2010年5月14日，辽宁省社区矫正工作会议召开，大连、本溪两市将作为试点城市，我省其他城市也将选择一区一县，两个街道，两个乡镇作为试点，2012年将在全省铺开。

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是为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而进行的一项刑罚执行制度改革，是我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这项工作对社会稳定和构建和谐社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既是现代社区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现代社区应承担的一项重要职责。

为了作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为2012年全省全面实行社区矫正工作作好准备，我们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对抚顺市社区矫正工作进行调查。

一、调查问卷反映的基本情况介绍

抚顺市现有36个街道、47个乡镇，301个社区，其中城市社区为262个，新抚区50个，望花区70个，东洲区57个，顺城区67个，抚顺经济开发区8个，胜利经济开发区10个，三县城镇社区39个。除三县城镇社区外，基本上覆盖了整个城市社区。

1.城市社区需要矫正人员的数量以及变化趋势。通过调查问卷了解到在抚顺市城市社区除平山街道和张甸街道目前无需要矫正人员外，需要在社区进行矫正人员的数量大约是：690人左右，最多的是新抚街道（下辖8个社区）有130人，最少的是章党街道（下辖5个社区）有2人。

调查中，有23个街道反映社区矫正人员的数量变化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这23个街道约涉及163个社区，约占全部社区的62%，其余11个街道反映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

2.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当前社区矫正工作中普遍突出存在的问题是：社区矫正对象不好管理，工作开展难度大。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很复杂，我们通过问卷进行了调查，按调查的结果进行了排序，以下是造成社区矫正工作难以开展，反映比较普遍的原因。一是没有相应的立法；二是缺乏相应的管理机构和人员；三是缺乏相应的管理资金；四是矫正人员没有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五是安排就业难度大。

上述五个方面的原因，在发出的调查问卷中占到了95%以上。矫正工作人员不足，现有人员急需培训，缺乏社会志愿者等也占到了发出调查问卷的70%以上。

此外，如何消除当地工作人员以及群众对矫正对象的恐惧、排斥和歧视，如何安抚矫正对象的家庭和本人的某些危害性的情绪，增加社会对矫正对象以及其家庭成员的认同感，为某些有家庭困难且符合条件的矫正对象办理低保等也占到了发出调查问卷的55%左右，这些问题，也成为社区矫正工作难以顺利开展的障碍性因素。

二、社区矫正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1.社区矫正工作没有相应立法，是矫正对象不好管理的原因之一，尤其被剥夺政治权利类矫正对象不好管理。社区矫正是从国外借鉴而来，目前中国还没有立法。实践中，司法所实行社区矫正工作缺乏法律依据，权威性也不高。在假释、缓刑、管制、监外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等情况中，除“执行缓刑时，公安机关将罪犯交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予以考察”（《刑事诉讼法》217条）尚有法律依据外，其他的社区矫正方式都没有提到基层组织或别的组织可以参与刑罚的执行。对于矫正对象而言，让他们服从社区组织管理、按时报到、按时交思想汇报，有些矫正对象能够接受，有些矫正对象不能接受。他们认为自己不违法犯罪就可以了，凭什么要到社区组织去报到、去接受管理。尤其是被剥夺政治权利类的矫正对象，按照法律规定，被剥夺的政治权利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不得享有选举权、被选举权；不得组织或者参加集会、游行、示威、结社活动；不得接受采访、发表演说；不得在境内外发表、出版、发行有损国家荣誉、利益或者其他有社会危害性的言论、书籍、音像制品等；不得担任国家机关职务；不得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对于这些主刑已经执行完毕的矫正对象，这些权利与他们关系不大，是否享有这些权利对他们而言无所谓。所以，如果他们不服从管理，社区矫正组织就没有更好的管理办法，也没有相应的制裁措施。

2.缺乏专门管理机构和专业人员，现有管理主体多样复杂，各个部门之间不能很好地协调配合，使得社区矫正工作难以正常顺利地开展。按照两高、两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规定，社区矫正工作需要公、检、法、司、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等部门的共同配合，但由于多种原因，有些部门未能充分履行职责。如，按照《通知》规定，公安机关在社区矫正中“要配合司法行政机关依法加强对社区矫正服刑人员的监督考察，依法履行有关法律程序。对违反监督、考察规定的社区服刑人员，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必要的措施；对重新犯罪的社区服刑人员，及时依法处理。”但在实践中，由于矫正对象的实际执行主体是司法局，但还需要公、检、法、司、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等部门的共同配合才可以顺利开展矫正工作，所以，上述这些部门一旦不能积极有效配合，矫正工作就无法正常进行。特别是《通知》中对公安机关的职责规定的不是很明确，所以，公安机关的管理力度就不像原来管理“五类人员”那样力度大。此外，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按照规定应该承担对矫正对象的技能培训任务，但在实践中，这项工作开展得非常有限，有些干脆就没有开展此项工作。

此外，司法所在工作执行中，没有强制措施作保障，对不配合、表现不好的矫正对象没有严厉的惩罚手段，也缺乏权威性。

3.社区矫正工作经费缺乏法律和政策性保障。没有专门的社区矫正经费投入，虽然一些地区将社区矫正经费纳入了财政预算，但就我市情况而言仍主要靠政府临时性拨款或挤占其他业务经费，无法满足工作需要，制约了社区矫正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4.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建立，也是造成矫正对象不好管理的重要原因。有些矫正对象被释放后，家庭不接受他（有的甚至就没有家），这些矫正对象由于没有一技之长，加之自身有“污点”，找工作很困难。此时，再叫他们到社区矫正组织去报到、去接受管理，使得他们有抵触情绪。他们认为，既然组织要管，就都给管了，包括帮助找工作，找住处等，如果管不了这些实际问题，那社区矫正组织的管理意义不大。

5.安排就业难度大，让社区矫正对象参加公益劳动又不好组织，且效果不佳。实践中由于政府和社会没有为矫正人员提供专门的就业基地，法律也没有规定一些适合的企业和社会组织负有接受安排矫正人员的义务，加之社会总体就业环境影响，所以，安排矫正人员就业难度非常大。按照规定，社区矫正对象要定期参加社会公益劳动。但在实践中，参加什么样的公益劳动，如何组织，是个难题，实践中，有的街道社区，组织矫正对象擦楼道、清理小广告等，但由于社区矫正对象分散，组织起来很困难，而且，即便组织起来，效果也不是很好，有人不愿意参加这样的公益劳动，认为自己可以找工作做，没有必要参加这种在别人监督下的集体劳动，这样有伤自尊心。

三、对策建议

调查中，在目前尚无统一的《社区矫正法》情况下，对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从抚顺市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以下建议。

1.建立健全符合开展实际工作的矫正组织体系。机构队伍建设是组织保证，在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加强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指导管理。应由市政法委牵头，成立矫正工作委员会，矫正工作委员会由公安局、检察院、司法局联合组成，具体分工为：

市公安局作为社区矫正执法主体的身份不变，依法办理刑事诉讼法、监狱法规定的相关法律手续，实施对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包括对重新犯罪的矫正对象依法及时处理，对违法有关规定，脱离监控范围的矫正对象依法进行抓捕。

市司法局负责矫正工作的组织实施，成立联合办公室，各街道、乡镇成立以基层司法所为主，有当地公安民警参加的社区矫正工作组，具体负责社区矫正工作。

司法所具体负责对本辖区矫正对象进行帮教，解决一些生活方面的问题，监狱警察协助司法所具体实施矫正工作，其职责主要是，协助司法所开展对矫正对象的日常工作，对矫正对象进行考核，对违反规定的矫正人员及时收监，会同当地公安机关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撤销假释，协助当地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理或及时依法抓捕，派驻社区的监狱警察，行政上隶属于监狱，业务上接受当地街道、司法所的领导。

检察机关依法对社区矫正工作进行监督。

2.规范社区矫正对象的法律手续材料、规范工作流程。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是确保社区矫正工作依法规范运行的关键。对于社区矫正，要严格规范各种手续，确保材料齐全。要做好公、检、法、司等部门之间的衔接，确保从外省市回来的矫正对象，及时纳入矫正范围，并把有关材料及时补充完整。按照规定，每一个需要社区矫正对象的相应手续材料是不同的。法院宣告缓刑的人要有判决书、执行通知书、矫正对象接受矫正的保证书等，而从监狱回来的被剥夺政治权利类矫正对象，则要有判决书、释放证明等材料。但在实践中，有些对象的材料不齐全，有的只有一张释放证明。这就给矫正组织为每一名矫正对象制定矫正计划、矫正方案造成困难，影响了矫正质量。因此，只有建立健全社区服刑人员接收、管理、考核、奖惩、解除矫正等各个环节的工作制度，统一文书格式，加强档案管理，确保国家刑罚依法规范执行。

此外，在目前没有立法的情况下，鉴于社区服刑人员的犯罪原因、刑种、矫正期限、个人经历、需求不同，管理和教育的侧重和方式也应有所不同，建议对矫正对象实行分类管理、分阶段教育。

3.建立专群结合的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加强社区矫正组织的辅助力量。要建立专业矫正力量与社会矫正力量相结合的矫正工作队伍。充实司法所工作力量，确保既有专职人员从事社区矫正工作；提高专职人员做好社区矫正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同时也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建立健全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志愿者的聘用、管理、考核、激励机制。社区矫正工作是在社区实行的一种矫正罪犯的刑罚执行方式，所以应最大限度地发挥社区的作用，整合社区资源。为使兼职矫正力量既便于组织和管理，又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建议应该重点招聘公、检、法、司以及心理咨询等部门的退休人员，因为他们既有工作经验，又有时间和精力，他们能够胜任此项工作。除此之外，还应充分发挥矫正人员的近亲属和所在单位人员的力量。

4.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解决社区服刑人员基本生活保障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实行社区矫正的目的是使矫正对象尽快融入社会，使其不再重新犯罪，成为社会的新生力量。但使他们融入社会的前提是社会、家庭要接纳他们，保证他们基本的生活。这就要求建立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一些生活确实没保障的人，政府应该为他们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金，解除后顾之忧，避免他们重新走上犯罪道路。这需要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和单位，整合社会资源和力量，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帮困扶助，以解决社区服刑人员基本生活保障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

5.建立正常的社区矫正经费保障制度，矫正经费应列入财政预算。建立社区矫正经费的保障制度，将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经费、行政运行经费、办案业务经费、业务装备经费等纳入财政年度预算，并根据工作发展的需要，建立社区矫正经费动态增长机制。加大社区矫正经费保障力度，是确保社区矫正工作深入开展的基础性条件。社区矫正是国家刑罚执行工作，社区矫正经费应当由国家全额保障。

6.建立矫正信息网络，采用多种途径和方法，探索分类矫正，严格管控措施，避免发生脱管、漏管，防止重新违法犯罪。教育矫正、监督管理、帮困扶助集中体现了社区矫正工作的特点和优势，是社区矫正的基础性工作。要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矫正，完善教育改造措施和方法，要通过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思想、法制、社会公德等教育、加强心理矫正、监督管理等措施和方法，针对其不同的犯罪类型和风险等级，探索分类矫正方法，增强其认罪悔罪意识，提高社会责任感，促使其顺利回归和融入社会。

第5篇：社区矫正个人汇报材料范文

一、社区矫正的价值

对于民众来说，社区矫正是一个全新的理念，是一个源于英美法系国家的舶来概念。社区矫正是20世纪西方国家普遍盛行的，并被联合国预防与控制犯罪组织予以肯定与倡导的，以社区为基础的矫正罪犯的制度与方法。主要做法就是倾注全社会力量，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即所谓不需要监禁(指罪行比较稍微、不致危害社会)或不再需要继续监禁(在狱中表现较好、已够保释条件、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或裁定规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它所采用的是开放型的、更注重改造效果的改造方式。这一改造方式，较之传统刑罚执行模式，具有较大的社会优越性，社会价值明显。

（一）以人为本价值取向明显

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价值目标，也是现代刑法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以人为本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的基本要求就是把任何一个人都作为人来看待。罪犯也是人，也有其人格的尊严，也追求其自身的自由和幸福。对于犯罪人的关怀不再是一种恩惠，而是法制国家一项义务性的社会任务，是和谐社会的一项基本要求。

1、社区矫正体现了一种宽容精神。宽容是刑罚人道化的重要标志，房龙认为，无论是人类思想史，还是刑罚史，都是为宽容而斗争的历史。[1]对实施了行为的罪犯，国家和社会并不抛弃他们，而是给予他们重返社会的希望和机会，并且为罪犯的矫正营造宽容的社会氛围，使矫正对象在宽容中感受人性关爱。而和谐的社会关系正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宽容上。

2、社区矫正体现了人性关爱的理念。罪犯尽管危害了社会，被判罪服刑，但他也有与正常人一样的需求和情感，社区矫正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罪犯的需求和情感。一是社区矫正满足了罪犯渴望自由的需求。自由是公民所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之一，也是其他方面的权利存在的基础。在市场经济社会，个人的独立与自由是市场交换的基础，个人自由具有空前的价值。这一点对罪犯也适用。社区矫正是在社区环境中对罪犯进行监管和矫治，罪犯并不脱离正常的社会生活，与监禁矫正相比，具有较大的自由度。二是社区矫正满足了罪犯的情感寄托。罪犯假如被判刑入狱，就无法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导致家庭生活残缺，婚姻关系名存实亡。而社区矫正使罪犯保持健全的家庭生活和稳定的婚姻关系，从而使其情感需求得到了满足，促使罪犯更加珍惜家庭的温馨，承担起自己对家庭应负的责任。这反过来有利于维护罪犯的婚姻和家庭稳定，减少家庭矛盾，并能在生活上兼顾到家庭，提高他们对家庭的亲和力，促使犯罪人安心服刑，从而加速罪犯的自我改造。

3、社区矫正以罪犯的复归社会为终极目标。我国学者指出，行刑人道主义的最高层次是使罪犯的人格得到改造并健康发展，实现其作为人的价值。[2]以人格矫正为前提、罪犯复归社会为目标的社区矫正制度，集中体现着行刑的人道价值。一是社区矫正的实施可以让罪犯继续保持与家庭和社会的联系，有利于塑造罪犯的“公民人格”。犯罪学的研究表明，犯罪人的家庭和社会资源，是帮助犯罪人改过自新的重要支持系统，是任何其它力量都不能取代的改造力量。二是社区矫正可以避免监禁矫正所带来的负面效应，避免“监狱化”人格的出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者Sykes指出监禁刑会给受刑人带来五大痛苦：自由之剥夺、物质与接受服务之剥夺、异性关系之剥夺、自主性之丧失和安全感之剥夺。[3]这些痛苦对服刑犯的人格和自我价值感构成巨大的威胁，极易造成自律力萎缩、意志力丧失等“监狱化”人格现象。过度地使用惩罚手段，还可能会使犯罪人放弃改过迁善的机会。因此，罪犯的监狱化是同罪犯的再社会化相抵触与背弃的过程，对罪犯人格的塑造和重返社会目标的实现起着阻滞作用。而在社区矫正的罪犯不会受到监狱环境的感染，健全的家庭生活，稳定的就业，正常的休闲活动，加上适度的社会监督，可以较好地矫正罪犯的人格，从而使罪犯顺利地融入社会，实现再社会化的目标。

（二）效益价值突出

一是有利于为国家节约大量的财政资源。开展社区矫正，既有利于监狱集中人力、财力和物力矫正那些只有在监禁条件下才能改造好的犯罪分子，又可以有针对性地对那些不需要监禁的罪犯在社区中实施社会化教育，还可以防止严重犯罪分子与其他罪犯之间的交叉感染，提高对所有罪犯的教育改造质量，有利于合理地配置行刑资源，减少行刑的成本。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财政资源并不宽裕，用钱地方甚多，不应忽视行刑的经济性，即在行刑中以最小的投入来获得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的最大社会效益，使刑罚执行成本最小化，而效益最大化。监禁刑的行刑成本要比非监禁刑的行刑成本高得多。根据2000年的一项统计资料显示:中国监狱共超押罪犯24万人，而关押改造一个罪犯的年费用也已达到7266元，这差不多相当于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开销。[4]目前，监狱拥挤问题非常严重，给监狱的治理、犯人的教育等都带来巨大的困难，致使有限的监狱经费入不敷出，包袱越背越重，远远不能满足监狱建设和发展的正常需要，迫使监狱偏离自身的性质而过度地追求创收。这种现状既造成国家财政资源的不合理使用，也降低了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质量。无疑，社区矫正将是有效缓解监狱压力的重要途径，是解决监狱人满为患问题的最有效办法。

二是有利于解决服刑人员的经济困难。一般来说，监狱往往只注重安全和秩序，服刑人员在狱中学到的在社会上生存所需的劳动技能非常有限，而且在刑罚强制的条件下，服刑人员被迫接受教育的效果通常是十分消极的。他们长期在高墙内生活，与外部世界相隔离，对社会上发生的事情知之甚少，独立动手能力乃至谋生能力较差，这对其本人日后的生活和整个家庭都可能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由于实行社区矫正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犯罪人人身自由的限制，使其尽可能多地接触社会、了解社会，有利于他们早日融入社会。假如改造好了，则可以达到人性的复归，学到有用的知识，培养劳动技能，打好生活基础。通过社区矫正，可以使其在社会上从事正当的职业并获得报酬，成为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并且能为家庭提供经济上的支持，解决家庭生活上的困难，增强家庭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

二、现阶段社区矫正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社区矫正工作正处于试点摸索阶段，从各地试点情况看，社区矫正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是，由于人们对社区矫正熟悉上的偏差、相关法律滞后等因素，严重制约着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

（一）民众对社区矫正难于认同

在绝大多数人的思想意识中，“罪犯”就意味着“坐牢”(监禁)，认为只有把犯罪人关在监狱里才是最安全和最使人放心的，担心把犯罪人放在社会上不保险，轻易造成治理失控或者犯罪人会因得不到良好的教育改造而走上重新犯罪的道路;认为犯罪分子被判刑后却仍然留在社会上就等于没有受到刑罚处罚，或最起码是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这种观念，深入人心且深根蒂固，所以，在社区矫正的实施过程中，一些群众表现出过度的忧虑、惧怕，尽量避免与服刑人员接触，这给社区矫正工作带来许多困难。

（二）适用的对象过少

我国长期以来都以执行监禁刑罚为主，非监禁刑罚为辅，对于非监禁刑罚的适用还处于非常薄弱的阶段。目前适用社区矫正的情况包括三种刑罚和两种刑罚执行措施。三种刑罚指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两种刑罚执行措施指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然而在实践中，对于管制刑的适用率不高，而法律在管制、缓刑、假释和监外执行等的适用对象和条件上规定得又过于抽象和苛刻，导致实践中难以执行，适用的比率非常低。据统计，2000年全国各级法院被判处刑罚的罪犯总数为646431人，其中被判处管制的为7822人，占1.21%，判处缓刑的占15.85%。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罪犯予以假释的适用率仅为1.63%，在2001年监外执行的罪犯占在押犯总数的比率仅为1.83%。[5]实践中，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非常少，这就使社区矫正制度流于形式，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在这种情况之下，充分发挥社会资源，促使罪犯早日回归社会，降低重新犯罪率，以及探索行刑方式多样化等一系列目标，都将难于达到。

（三）现行的法律规定滞后

在现行法律规定中，还存在许多不适应现实社会的发展，需要完善修改。如有关缓刑、假释的法律规定过于严格。刑法第72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可见法律对缓刑适用规定上，没有对缓刑的适用主体和行为条件予以明确规定。这就造成了司法机关在适用缓刑时，没有确切的参考依据，从而在司法实践中较少适用缓刑的刑罚。另外，缓刑适用对象的范围为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缓刑的适用量，反映了刑罚执行制度上倾向于监禁刑罚，尽量减少适用非监禁刑罚的刑罚思想。立法及司法机关对于假释的适用也同样采用慎重的态度。如对于因杀人、爆炸、抢劫、****、绑架等暴力性犯罪，以及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将无法通过假释这一法律途径尽早回归社会。此外，在适用假释时，“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危害社会”作为实质性条件，其实为软性条件，缺乏考察、评定和检验的标准，造成实践中不易操作。从而在决定假释时，出于保障社会安全与稳定，防止意外事件发生的考虑，假释决定机关将会采取尽量不适用假释的做法，这样就不用承担失察等责任。

（四）社区矫正工作仅流于监控，矫正、教育及执行刑罚的严厉性不足

现行矫正制度包括了电话报到、思想汇报、谈话教育、学习培训、公益劳动、请销假制度等，在理论上基本涵盖了社区矫正的工作内容，但在具体实施中却受到各种制约。由于场地、经费、人力资源严重缺乏，加之交叉感染的顾虑，

集中学习培训工作基本上没有展开，公益劳动的时间和效果也得不到有力保障，社区矫正的主要工作形式表现为报到、谈话及走访，由此，矫正只能做到基本的“控制”，而无法实现较高矫正水平的“教育”和“矫正”。

而且，社区矫正的本质是非监禁的刑罚执行活动，这是社区矫正工作的基础。但在实践中这种刑罚执行的性质经常被有意无意地淡化，存在着随意性，偏离了法律的轨道。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现行法律法规的不健全，许多矫正规定尚以规定、细则、办法的形式出现，没有上升到法律的高度。矫正部门在执行中存在束手束脚的现象。二是在矫正工作的对外宣传中强调其人性化的一面较多，强调刑罚执行的严厉性的一面较少，使不了解社区矫正工作的受众产生了片面的误解。三是矫正工作开展前，缓刑、假释罪犯在由公安机关监督执行时确实比较松散，在重新规范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碰到不理解和阻碍。四是部分社区服刑人员本身具有抗拒改造的心理因素。多种原因造成了目前社区矫正工作权威性不足的问题，部分社区服刑人员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造成了不良影响，也成为目前社区矫正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五）社区矫正组织不健全，社区矫正层面单一，尚未形成全面完善的矫正网络

根据我国现行刑事法律的规定，对于管制、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适用社区矫正的罪犯，在其刑罚执行时均由公安机关代为治理。但是，由于公安机关本身肩负着维持社会治安秩序和刑事案件侦查等重大任务，在警力已经不足的情况下，还要对社区矫正人员予以监管改造，就显得力不从心。实践中公安机关仅做到对文件和档案材料上的把关和落实，对于社区矫正的教育转化、心理矫正、监督治理等重要工作内容就处于落空状态。而且，目前在试点过程中，社区矫正工作在吸纳社会志愿者、组建专业心理矫治队伍、社区力量帮教方面尚处于构思起步阶段。这样在工作中就极易因没有统一的社区矫正机构和配套的社区矫正体制而出现互相推诿和责任不到位的情况。此外，社区矫正人员的素质普遍不高，专业矫正人员少，也直接影响了社区矫正制度作用的发挥。

三、完善社区矫正工作的对策

（一）扩大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

扩大社区矫正适用对象，涉及到把什么样的罪犯放到社区中执行刑罚的问题。从有利于社会稳定，增添社会和谐因素的角度考虑，笔者认为，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及范围至少应包括四类:一是未成年犯。对于犯罪的、必须处以刑罚的未成年人，应该优先考虑使用社区矫正刑，尤其是对于那些罪行较轻的未成年犯或未成年初犯、偶犯。二是轻罪犯。对于罪行较轻的、社会危害性不很大的罪犯，如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等可以使用社区矫正刑。具体范围可以考虑将原《刑法》所规定的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罪，增加使用社区矫正刑的刑罚方式。三是过失犯。过失犯罪，由于不是故意实施的，其主观恶性程度一般不会太大，将他们放在社会上服刑改造，一般不会再危害社会。使用社区矫正刑这一刑罚方式，更有利于他们的改过自新。四是老、弱、病、残、孕犯。各国刑法一般都认为，刑事责任因其责任能力的减弱而有所减轻，应当或者可以从宽处罚;同时还认为，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决非报复，而非凡预防重于一般预防，裁量刑罚首先应当考虑的是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的再犯可能性，然后再适当考虑一般预防的需要。作为犯罪者中的“弱势群体”，他们的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较小，因而其承担刑事责任的程度可有所降低。

（二）细化缓刑、假释的适用条件

我国刑法规定的缓刑、假释适用的实质性条件是:犯罪人有悔罪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该规定过于原则，弹性过大，未提供具体的评判标准，不利于缓刑、假释的准确适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法官和监狱在缓刑和假释适用上倾向于保守立场，从而影响了缓刑、假释的适用率。为此，应对“悔罪表现”进一步细化，以便利司法操作。例如，投案自首，归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罪行，主动检举、揭发他人的犯罪事实，采取积极措施避免或减少犯罪造成的损失，积极退赃，积极对受害人进行民事赔偿等，都可视为悔罪的具体表现。或者将假释的实质性条件修改为：在服刑期间认罪悔罪、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学习和劳动、一贯表现良好的，或者年老体弱、丧失作案能力的等等，从而为缓刑和假释的适用提供一个可操作性的实质要件。另外，从促进犯罪人改过自新和建立犯罪人再社会化桥梁这一目标出发，我国刑事立法应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对执行一定刑期改造的罪犯可以考虑适用法定假释，即对于在监狱执行了大部分时间的刑罚以后，由法律规定予以附重要任务的释放。

为了保证缓刑、假释的适用效果，还有必要建立我国的罪犯判决前的人格调查制度，即对犯罪人的犯罪背景、一贯表现、家庭背景等进行专门调查，以对其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进行系统的评估，从而通过这种猜测评估来确定是否能对犯罪人适用缓刑和假释。缓刑、假释等社区刑罚的适用效果，在很大程度受再犯猜测水平的限制，而提高猜测结果的准确性又有赖于建立科学的人格调查制度。当然，由于社区矫正是将罪犯放在开放的社区执行刑罚，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给社会治安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因此，在扩大社区矫正适用对象的同时，必须审慎进行，切不可盲目适用，以避免出现社区矫正的滥用。

（三）增加一些禁止性或义务性的规定

为了避免社区矫正流于形式，防止重现管制刑遭遇“灭顶”的风险，对社区矫正应该注重通过一些禁止性或义务性的规定去落实对服刑人员的改造。如英国法律中，法官可以判令被告人进行无偿的从40小时到240小时不等的社区工作即“社区服务”，或者要求服刑人员在宵禁期间不得进入某一特定的场所，或要求其在晚间或周末留在家中不得外出等等[6]。我国的社区矫正也可以考虑增加对服刑人员管束的某些禁止性规定，如在一定条件下禁止其出入特定场所或与特定人员来往，以减少犯罪诱发因素。同时可增设一些义务性规范，如向受害人道歉、赔偿受害人因犯罪遭受的损失、参加职业教育或职业培训、积极承担家庭抚养费用等等。这样，不仅使刑罚的力度加大，同时还可以强化社会正义感，赢得公众对社区矫正工作的认同和支持。

（四）建立立体的社区矫正网络

罪犯的矫正离不开社区，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必须以社区力量为依托。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建立起广泛吸纳社区人力、物力资源的立体社区矫正网络。社区矫正网络从结构上可以分为三级，第一级是社区矫正工作的执行主体，具体包括政法委统一领导，司法局组织实施，法院、检察院、公安局、民政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监狱治理局等相关部门协作配合，司法所具体执行的一整套矫正执行机关，这些机构是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主体。第二级是为矫正工作提供专业协助的机构和个人，包括为矫正对象提供职业培训、心理咨询和矫正等方面的专业协助。他们不是矫正机关的组成部分，但通过协议的方式与矫正机关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第三级是具有社会责任感自愿为社区矫正工作提供无偿服务的社区志愿者。只有组建起这三级组织，才能形成一个强大而功能完善的社区矫正网络。要在第一级组织高效运转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二、三级组织的作用。要非凡注重培育村级组织，充分发挥社区居委会、居民小组在监控服刑人员行动上的便利作用，为司法所将工作重心从监控转向教育和矫正提供条件。

通过组建矫正网络，实现地区资源共享，实现政府主导下的矫正机关与专业机构、人员的合作关系，由专业机构提供服务，矫正机关按劳付酬，实现共生和双赢的局面。

（五）改进矫正方式，丰富教育手段

改进现阶段矫正手段单一、效果不显著的现状，做到四个结合。一是个别教育与分类集体教育相结合，既坚持针对服刑人员的个性心理特征开展个别教育，又针对同一犯罪类型服刑人员的共同犯罪心理特征开展多种形式的集体教育，如进行相关法律知识学习、社会实践等，以节约资源和成本，提高工作效率。二是专职教育与兼职教育相结合，矫正工作者作为执行主体，是专职矫正人员，对矫正全过程进行统筹规划，制定矫正方案，确定阶段矫正目标；兼职是指与矫正机关达成合作关系的专业机构、社区组织和社会志愿者阶段性地参与矫正工作，在一些专业领域提供服务，在专业矫正队伍没有完全形成体系前，弥补其专业领域上的不足。三是思想道德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相结合，在坚持法规、文化、道德教育的同时，尽快建立起从接收到解矫前阶段全面的心理辅导和诊疗机制，包括开展心理健康讲座、定期进行心理测试、进行一对一的心理咨询和矫正，开展各种形式的辅助治疗等，尽快消除服刑人员的犯罪心理，矫正各种不健康的心理倾向，促使其在心理上回归社会。四是课堂式教育与互动式教育相结合，在矫正工作者采取主动的谈话教育、课堂教育之外，开展形式多样的互动教育，使服刑人员参与进来，通过直观的感受深化教育效果。如组织管制、缓刑犯参观监狱、未成年人管教所，与监狱服刑人员座谈，使其感受法律的威严，加强服刑意识、规范意识。开展社会公益活动，通过他人的肯定和认同增强服刑人员的社会责任感。

（六）畅通渠道，加强协作

加强沟通协作，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矫正机关对罪犯实施矫正的判决或裁定参与意见。以假释为例，社区矫正组织通过调查罪犯服刑期间表现、走访罪犯家庭和社区、与罪犯面谈等方式，形成对该名罪犯是否适于社区矫正的意见，在监狱向法院提交假释建议书的同时提交法院，法院在此基础上最终作出假释裁定。这样，矫正组织在矫正前就对罪犯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随着矫正工作的深入开展，矫正机关还可在对管制、缓刑类服刑人员判决前向法院提交参考意见。这样的优点是：作为法院和监狱，只能根据罪犯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作出判决或裁定，而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对罪犯的成长背景、家庭环境、社区意见等进行调查走访，而矫正机关可利用基层矫正网络进行比较全面的调查了解，并得出其是否适合社区矫正的结论，为法院正确地判决和裁定提供重要的参考意见。保证适合的服刑人员进入社区，提高社区矫正质量。二是在矫正过程中各司法所与监狱建立协作关系。如针对目前各区县普遍反映的剥权类服刑人员难以治理的问题，可在矫正责任人与罪犯原服刑监狱干警间建立直接联系，矫正工作者可从监狱干警处直接获取许多有针对性的行之有效的治理经验，对于重点服刑人员的治理可起到较大的帮助作用。此外，提高矫正工作者工作水平，培养一个成熟的社区等都是开展社区矫正必不可少的条件。

（七）加强社区矫正的正面宣传，打消人民群众的顾虑对于人民群众的不理解和不支持

要注重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正面宣传，从思想观念上，消除人民群众对这一刑罚执行方式的顾虑。在宣传时，可以向群众讲清楚社区矫正的对象是经过司法部门按照严格的标准予以筛选和鉴别，已经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罪犯，并且是在社区矫正组织的严密监控下执行刑罚的。假如服刑人员在社区矫正过程中，有违反社区矫正制度的行为，如危害小区居民的生活秩序、脱逃等情况，那么就要执行监禁矫正的刑罚措施。当然，在宣传时，应当实事求是，不宜夸大宣传，要切合实际，以人民群众能够接受的方式做好思想工作。

结束语

开展社区矫正，是民主与法制建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方式，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社区矫正的本质就在于对犯罪人进行治理、修复，为犯罪人架起再社会化的桥梁。犯罪人教育改造质量的好坏，他们走向社会之后是否真正认罪服法以及是否重新犯罪，关系到社会及公众的安全，进而影响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因此，我们应该正确熟悉社区矫正在矫正犯罪中的重要作用，大力推进矫正制度，不断改革完善社区矫正制度，使社区矫正在中国产生强大的生命力。

注释：

[1]刘保民，张庆斌，《监狱行刑人道化问题研究》，载《犯罪与改造研究》，2004，（2）：49-54。

[2]陈士涵，《人格改造论》（下卷）北京：学林出版社，2001。

[3]周国强，《国外社区矫正的理论基础及其发展评估》，载于《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47-52。

[4]曹云飞，武玉红，杨一宁，《试论我国的社区矫正》，载于《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15卷第3期。

第6篇：社区矫正个人汇报材料范文

关键词：社会管理；创新；检察职能；法律监督

社会管理是指国家通过制定一系列社会政策和法律规范，对社会组织和社会事务进行规范和引导，培育和健全社会结构，调解各类社会利益关系，回应社会诉求，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正、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维护和健全社会内外部环境，促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自然协调发展的一系列活动以及这些活动的过程。[1]

针对检察机关是否应当成为社会管理的主体，有观点认为，社会管理的主体应当是政府，而检察机关职能属性上本质的司法性，导致其必然被排除在社会管理之外。笔者对这种观点不敢苟同，其过分强调检察机关的司法属性，忽略了其对社会管理所产生的直接与间接的影响。笔者认为，检察机关作为我国宪法规定的唯一享有法律监督职权的国家机关，其在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中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应当成为社会管理的主体之一，并且更加应当积极参与到社会管理创新之中。

一、检察职能属性与社会管理创新之契合

我国检察机关除了承担追诉犯罪的共通职能外，还承担着审查逮捕、职务犯罪侦查以及刑事、民事、行政等三大诉讼监督职能。[2]这些职能在实际运行中，充分显现了其内在的监督性、服务性、指引性、延展性。而检察职能的内在属性与社会管理创新所追求的公平正义、社会和谐、合法有序等价值目的相互契合，这就为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可行性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首先是监督性。宪法在赋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同时，也为检察职能的本质属性贴上了监督的标签。纵观世界各国政体，制度设计者无不巧妙地为各种权力设立了监督制约的阀门，以保障权力的行使遵从合法的轨道。在我国政体制度中，检察机关正是这一坚固的权力监控阀门，在规范公权力、保护私权利的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社会管理创新的进程中，各种权力的触角必然有所延伸，权力的行使与职责范围的扩张，势必对公民私权有所影响，这就更需要检察机关做好对公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使法律得以准确实施。

其次是服务性。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3]检察机关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与对其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基础相适应。当前一段时期我国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协调，究其原因，有的是因为执法个体的素质问题，有的是政策受众的理解问题，但最主要的是当前社会管理水平难以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不能较好地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因此，检察机关应当依据其检察职能的服务性，内发地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进行稳妥有效地革新优化，通过检察职能的外部平台予以展现，进而推动社会管理的创新。

再次是指引性。检察机关通过检察职能的行使，指引社会大众的行为方式与主流价值，维护司法公正。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行使批捕、公诉职能，直接指引社会行为方式，间接宣扬主流社会价值，对于规范和促进社会管理，具有显著的指引作用。检察机关对诉讼活动行使监督职能，对国家机关的违法行为及时纠正，支持公民的合理诉求，维护司法公正，为社会管理创新营造和谐的大环境。检察机关对反贪、渎职侵权行为行使侦查权，对社会管理者中存在的少数违法乱纪分子坚决予以查处，净化管理队伍，维护社会管理的公信力。

最后是延展性。首先应当指出的是，检察职能的延伸性并不是盲目要权增权，而应当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适当延伸职能触角，保障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的有效性。检察机关应当在合法的前提下，依托检察职能，大胆尝试参与社会管理的新机制新方法，从而使检察职能的行使逐步延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及时满足对社会管理提出的新要求。

二、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之路径分析

（一）理念转变为前提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为行动的方式与方法指明方向。检察机关在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过程中，首先应当转变原有理念，做到在执法中谋民生、在管理中求服务、在监督中促公正。

首先是在执法中谋民生。分析我国当前社会矛盾特征，农民、下岗职工、拆迁户等弱势群体无疑是最主要的诉求主体，他们缺少致富资源，缺乏致富机会，即便是最基本的生命健康权益也极易被侵害。检察机关不仅承载着维护国家政治统治的职能，还承担着社会公共职能，旨在维护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共同条件，维护社会公共生活秩序。[4]这就要求检察机关履行执法责任时，切实维护弱势群体利益，在执法中谋民生。

其次是在管理中求服务。当前我国正在经历政府职能由管理到服务的转变过程，检察机关由于追诉犯罪、法律监督等职能属性的要求，导致管理特征的必然存在，但是这与强调服务理念并不矛盾。从国家层面来看，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统一的法治环境，从而起到规范社会个体的行为、告知违法成本的作用，维护国家的正常运转。从公民个人层面来看，在新的历史时期，公民对于法律服务的需求，已经不再满足于送法下乡、法律咨询等简单的形式，同时公民法律意识的提升也对法律服务的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检察机关应当在管理的过程中突出服务属性，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积极回应公民的合理司法诉求，切实做到在管理中求服务。

最后是在监督中促公正。检察机关应当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为契机，狠抓法律监督，通过个案的办理来阐述公平正义理念。在法律监督的过程中，改变原有的简单工作意识，树立维护法律公正理念，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统一的法律标准。

（二）载体多元为基础

检察机关在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过程中，应当在明确执法办案核心地位的基础上，积极拓展，促进参与社会管理创新载体的多元化。

执法办案是检察机关最主要的履职载体，也是连接检察机关与社会个体的重要纽带与桥梁。这就要求检察机关在新形势下，加大对刑事犯罪的打击力度，对惩治职务犯罪继续保持高压态势，强化诉讼监督职能，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充分的法治保障。

在继续提高执法办案水平的同时，检察机关应当根据社会管理受众特点，结合自身职能，探索参与载体。笔者认为应有以下三点。一是对具有代表性的案件，深层次探索犯罪成因，抓住源头漏洞，提出相应对策，并辅以科学调研，形成具有针对性、可行性的调研报告，及时向党委及人大汇报，为区域稳定与和谐发展谏言献策。二是针对如网络犯罪、土地资源犯罪等新型犯罪，检察机关应当在执法办案的过程中，及时总结经验，形成可以普遍使用的办案方法，并加以推广。三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网络等多种渠道宣法、普法，形成长效服务机制，提升公民法律意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四是加强对刑满释放等“五种人”的帮教管理，帮助失足人员重归社会，提升公民安全感。

（三）机制改革为核心

检察机关在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过程中不但要追求理念的转变，更应当注重现实地履行，这就要求检察机关在理念转变的引导下，对参与载体进行提炼、固化和升华，改革现有机制，保持参与的动力与持久力。

首先是统一办案流程，规范执法标准，使职能部门的工作有章可循。并设立专门的案件管理中心，对检察机关内部的办案流程进行实时监控，进而提升办案质量。其次是强化内部监督，检察机关在延伸职能触角的过程中，需要内部各部门的配合协调、监督与制约，因此应当制定内部监督制衡的工作机制，并以此来保障职能延展的适度与平衡。再次是完善外部监督，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同样需要来自外部的监督，无论是案件相关人员还是一般群众，对于提出的情况、问题必须进行备案，及时联系相关责任人，尽快进行答复。定期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等关联单位进行座谈，倾听这些单位对检察工作的意见，从外部眼光审视检察工作，虚心更正并回复。最后是制定科学合理的考评机制。考核是开展工作的方向标，对检察工作的开展具有指导、规范和鼓励作用。针对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迫切性，在检察工作的考核标准中要加入相关内容，既要符合检察工作的自身规律，又要充分体现现代管理科学，既要要求创新，又要注重长效，为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指好路、导好航。

四、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具体措施

（一）创设派出检察工作室

为了更好地发挥基层检察院直接联系群众的优势，及时化解矛盾，解决纠纷，建议在各社区及乡镇设立派出检察室，采取流动驻点的方式，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受理控告与申诉，协助公安机关对管制、刑满释放、酌定不等特殊人群开展帮教工作，听取群众意见，积极与镇、街、司法所等部门展开合作，努力将矛盾在基层解决，将不稳定因素化解于萌芽状态，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提升检察机关的社会公信力。

（二）丰富检察建议机制

检察建议是当前检察职能触角延伸、参与社会管理的典型方式，为了更加充分地发挥检察建议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配合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开展，应当在现有检察建议制度的基础上对其内容加以丰富。如改变原有简单建议方式，在发送检察建议的同时，应当与被建议单位、部门召开座谈会，当面释说法理，共同研究对策，切实推动检察建议作用发挥到实处。还应当建立跟踪回访制度，在发送检察建议后，跟踪被建议单位改进动态，定期回访，听取成果与意见，为开展下一步工作打好基础。

（三）参与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主要是针对管制、剥夺政治权利、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人员进行的矫治，在我国《刑法修正案（八）》中明确规定，社区矫正的主体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参与社区矫正，应当在配合公安机关的基础上，立足监督职能，协调公安、司法、民政等部门，建立全方位监督体系，对减刑、矫正级别升降、改变强制措施等决定要通过审核相关材料，实地进行走访，变静态监控为动态监控。纠正公安机关在社区矫正中的失职渎职行为，确保不发生脱管、漏管和二次犯罪。

（四）参与虚拟社会管理

检察机关在开展社会管理创新的工作中，应当在打击网络犯罪，净化网络环境的基础上，提高与新闻媒体的沟通能力、网上舆情监测的研判能力，积极利用互联网络，发挥法治舆论的导向作用，建立突发网络事件应急机制，对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案件，检察机关应当及时关注涉检网络舆情，迅速出击，积极回应，正确引导网络舆论，营造出支持检察工作，有利于社会稳定的舆论环境。

注释：

[1]冯明华，《检察机关与社会管理创新》，载于《法制与社会》2010年9月中，第202页。

[2]陈辐宽，《检察视域中社会管理创新的新思考》，载于《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8期，154页。

[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3页。

第7篇：社区矫正个人汇报材料范文

一、强化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司法理念。新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各地对未成年刑事案件采取不尽一致的做法，有的注重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有的却较为淡化。各地思想认识还不一致，司法理念有所差异。因此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检察机关要强化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的理念。一是始终坚持一个方针、一个原则，即“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这一方针和原则是指导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的标准，在出现法律规定不具体，法律条文解释有分歧时，按照以上的方针和原则进行解释或处理，处处体现刑诉法对未成年人进行特殊保护的司法理念。二是特别注重未成年人诉讼权利的保障。由于未成年人心智尚不成熟，认识问题的能力还不足，尚不能完全以自身的能力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不能独立的行使诉讼权利，所以要特别注重未成年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如，在讯问未成年人时及时通知其法定人到场等，有利于未成年人减少对抗，悔过自新，回归社会。三是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尽量实行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处理，注重亲情关怀。严格适用逮捕措施，坚持少捕、慎诉，对未成年人实行分案审理、分别羁押、分别教育、分案等特殊程序，体现社会的人文关怀；实行亲情会见，文明、规范、人性化讯问，缓减未成年人的心理压力，释放亲情关怀；办案人员在办案过程当中尽量不穿制服、庭审中使用“检察寄语”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感化等。对未成年实行特殊的司法保护，也是刑事诉讼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体现。四是注重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犯罪预防。办案过程中，认真走访未成年人家庭、所在社区和学校，了解其性格特点、生活现状、成长经历及走上犯罪的原因，宣讲法律及犯罪的危害性，避免再次误入歧途；充分发挥学校主阵地作用，拓宽检校共建范围，指派经验丰富的干警深入校园开展形式多样、内容活泼的法制教育活动，结合案情为在校青少年上法制课，以案释法，营造青少年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二、强化专业性，建立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专业机构，配备专门人员。新刑事诉讼法设专章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进行了专门规定，并适用了特殊程序，这体现了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案件与普通刑事案件的不同之处，强调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特别重视，对检察机关适应未成年人案件的办理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为检察机关建立专业机构提供了基础。

因为，一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特点，要求熟悉未成年人特点、掌握其心理特征的专人办理。以前检察机关办理未成年案件的专门机构大多设置在对未成年人保护重视的地区，机构设置不尽统一，如上海三级检察院均设置有专门的机构和编制。有的是在地市级所在基层院指定一个基层院专门办理辖区内的未成年人案件，如平顶山市新华区检察院设立未成年人公诉局办理市区4个基层检察院的未成年人公诉案件。大多数检察院尤其是基层检察院没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有的也只是指定专门的人员成立办案小组办理未成年人案件。这些不适应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特殊刑事诉讼程序的更高要求。成立专门机构可以保证未成年人案件分案审理、分别、分别羁押，能够加快案件办理进程，缩短办案周期，避免和减少交叉感染。二是未成年人特殊诉讼程序对附条件不考察的客观要求。由于未成年人附条件不的帮教考察由检察机关完成，而目前检察机关案多人少，很难抽出人员或很难专业性地对附条件不的未成年人的活动进行有效地跟踪考察，由一般的案件承办人员进行考察，由于缺乏专门性，很难深入了解未成年人在学校、社会、家庭中的各种表现，成立专门的未成年人检察机构，可以更专业地由专人进行考察，提出考察报告，不至于使考察流于形式，保证这一检察环节的特殊制度落到实处。只有稳定的队伍，专门的机构，才更能适应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特殊程序要求。三是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内在客观需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与普通刑事程序区别较大，如卷宗材料要标注未成年人字样，由专人保管，分案诉讼，分别讯问，分别羁押，分别审理等特殊要求，由专业的机构和人员办理，更能体现其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符合司法工作专业化、精细化发展趋势和方向。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程序的特殊性也要求有专业的机构与人员进行办理，从而提高办理效率，保证办理质量，所以检察机关有必要设置专门的未成年人案件机构，配备专业的未成年人办理人员。四是成立专门的未成年人检察机关已经有较好的经验和外部条件。据《检察日报》报道，目前，全国成立有独立编制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机构298个，没有独立编制的303个、专门办案组1434个，这为下一步在其它检察院成立未成年人检察机构积累了良好的经验。同时，建立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机构的外部条件适宜，2010年，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六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若干意见》，《意见》指出，要加强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专门机构和专门队伍的建设。这为成立专门的未成年刑事检察机构提供了强力政策支持。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多年来对未成年的关爱，社会管理创新的需要，也有利于党委政府对成立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机构的认可和支持。所以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积极汇报，积极争取，顺应形势，及早成立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机构，为提高未成年刑事案件质量打好扎实的基础。

因此，除个别人员稀少、地处偏僻的基层检察院外，一般在省、市、县三级检察机关同时建立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机构，以加强对未成年刑事案件的监督，适应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特殊需要，顺应社会强化对未成年人保护的时代潮流。

三、强化制度完善性，加紧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办理制度的完善和修改。新刑事诉讼法设立未成年特殊诉讼程序，是刑事诉讼的较大修改，许多程序的设计都是以往刑事诉讼程序中所没有的，虽然这些制度的设计都是在各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得来的，但相对于一个检察院来说，更多的是新生的诉讼程序，即使以往已有的制度，相对于新的未成年人特殊诉讼程序也要进行调整和完善，所以结合新的特殊程序，加紧修改或完善各种制度，以适应其特殊要求。一是制订完善讯问未成年人通知法定人制度。细化对法定人身份核查、讯问过程、监督保障等环节进行具体规范。明确将讯问情况作为案件卷宗的必备内容。二是对附条件不制度进行完善。现有的规定与以往工作实践有较大差别，如，汝州市检察院在2010年办理了河南省首例附条件不案件，刑事诉讼法专家樊崇义教授参加并进行了指导，汝州市检察院出台了附条件不制度办法，但是以往的实践与现行法律的规定出入较大，如附条件不的适用范围为三年以下的轻微刑事案件，考察期为一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等，这些都与新刑事诉讼的规定有较大出入，需要进行完善和修改，严格按现在新规定操作，防止突破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三是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考核机制的完善。由于附条件不案件，程序繁杂，办案人员责任大，考察帮教工作量大，办案人员顾虑较多，如果还按以往的考核办法，很多办案人员不会主动去适用附条件不，而是走一般的渠道，以减少工作量，减轻责任，从而使这一检察机关多年探索出来的较好制度在实践中搁浅。因此，针对未成年人附条件不案件，要改变或完善相应的考核制度，提高办案人员的主动性，减少他们办案的顾虑和担心，为这一制度下一步的推开积累实践经验。四是完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刑诉法修正案草案特别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但是对于封存的主体、封存的程序，以及查询的程序都需要检察机关内部的相关制度进行明确与细化。

第8篇：社区矫正个人汇报材料范文

2006年上半年工作目标完成情况

及下半年工作思路

根据区委、区政府和成都市司法局下达的工作目标，，全国公务员公同的天地我局着眼于为区委、区政府的大局服务，着力于充分发挥工作职能和工作优势，稳步而有序地开展工作，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完成了2006年上半年工作目标阶段性任务。现对2006年上半年工作目标完成情况作如下汇报：

一、全面启动“五五”普法、扎实推进依法治区工作

今年是“五五”普法的启动年，也是实施区委、区政府《2004－2008年依法治区工作规划》的第三年，按照市治市办的要求，积极组织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和依法治理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1．认真组织开展“五五”普法宣传月活动，为启动“五五”普法打好基础。区依法治区领导小组会同区委宣传部、区司法局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了“五五”普法宣传月活动。区司法局专门制作了“五五”普法宣传录音磁带，印制了“五五”普法宣传小册子三千余册向全区各部门、各乡镇（街道）发放。在为期一个月的时间内，全区有400余名法制宣传员参与宣传，出动宣传车68台次，悬挂张贴法制宣传标语300多条，向群众发放各类法制宣传书籍、资料二万余册(份),为群众解答法律咨询230多人次，形成了强大的宣传声势，为我区全面启动“五五”普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城乡一体化等中心工作，积极组织开展农村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利用春节期间和春耕大忙前的农闲时节，在全区各乡镇、街道广泛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在活动中，除重点宣传了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外，还大力宣传了与广大农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通过上街宣传、送法下乡、送法进社区、送法进村入户以及法制黑板报、宣传标语、宣传车等方式，加大了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力度，增强了广大群众的法律意识，提高了农民群众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

3．围绕成都市创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积极组织开展知识产权保护法制宣传教育活动。我区把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知识纳入了法制宣传的重要内容，利用“世界知识产权日”的宣传，采取发放宣传资料、现场咨询、音像宣传以及宣传橱窗、宣传展板、挂图展示等多种方式，多方面、全方位的介绍了专利、商标、版权等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知识。

4．积极组织开展“送法下乡、送法进社区”活动。

今年元旦、春节期间，组织全区30余家区级执法部门的近百名法制宣传员，奔赴全区各乡镇（街道）开展送法下乡、送法进社区活动，我局在送法下乡活动中，除组织司法行政干警、律师、法律工作者到农村向群众宣传法律知识、提供法律服务外，还同区书法家协会联系，先后两次组织书法家协会会员到城厢镇和祥福镇，为当地农民群众义务书写法制春联，受到了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按照市依法治市办的统一安排，3月下旬，从区级机关和乡镇抽调一百余名法制宣传员，组建了11支法制宣传小分队，举行了隆重的“送法下乡、送法进社区”活动启动仪式，并分赴全区11个乡镇（街道）开展法制宣传活动。4月11日，我区法院、检察院、司法局等12个单位的法制宣传员，又会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市国税局等单位法制宣传员，在我区怡湖公园广场前共同组织开展“送法下乡、送法进社区”活动，活动中，除向过往群众发放法制宣传资料、提供法律咨询外，还向大弯街道的石家碾社区、革新村以及红阳街道的玉带社区、红锋村的一千户家庭赠送了一千册“五五”普法法律知识手册，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5．积极组织开展机关工作人员的学法用法活动。今年是“五五”普法的开局之年，也是《公务员法》的实施之年，区依法治区领导小组对全区各级干部学习《“五五”普法干部读本》的各项工作进行了安排，通过个人自学、集中学习、举办法制培训和讲座等多种形式积极组织机关工作人员学习法律知识，把《公务员法》纳入了区委中心学习组的学习内容，在全区机关干部中组织开展了《公务员法》竞赛活动。

6．加强青少年学生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我区各中小学校结合法制副校长、法制辅导员制度的落实，积极拓展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的新途径，采取形式新颖、寓教于乐的法制宣传教育形式，认真组织开展青少年法制教育活动。三月初，有关部门分别在祥福中学、蜀星中学和实验小学召开了全区初中、高中、小学阶段的法制教育研讨会，认真总结“四五”普法期间全区中小学生法制教育的成功经验，查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向各中小学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法制教育的通知》，进一步规范了中小学生法制教育的内容、要求和保障措施，在蜀星中学召开的全区学校法制教育工作现场会上，对全区中小学生法制教育工作进行了再动员和再部署，为进一步落实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依法治理工作

1．以区委办、区政府办的名义向全区各乡镇（街道）、区级各部门及区级各人民团体印发了《××*区2006年度依法治区工作要点》。

2．将市委、市政府下达我区的2006年度依法治市工作目标任务进行了分解落实，并纳入区委、区政府的一级工作目标。

3．4月26日，我区召开了依法治区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我区去年依法治区的工作情况，表彰了2005年度完成依法治区工作目标任务成绩突出的先进集体，安排和部署了2006年度全区的普法、依法治区工作的各项目标任务。

4．深入开展热点、难点的依法治理工作。在认真排查、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积极排查广大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认真落实治理措施。目前，一些热点、难点的治理已初见成效，大部分热点、难点的治理工作将按计划在年底完成。

二、拓展和规范法律服务，促进法律服务业有序发展

（一）公证工作

1．紧紧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提供公证法律服务

充分发挥公证预防纠纷，减少诉讼，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职能作用，引导当事人借助公证手段调节经济关系和民事关系。上半年，办理经济类公证280件，民事公证193件。为推进城乡一体化、加快产业发展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公证法律服务，办理此类公证1031件。积极疏导和化解了征地拆迁中的各种矛盾纠纷，帮助当事人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防止的出现，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服务。

2．以提高公证质量为中心，强化监督管理

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严格公证质量管理，严肃公证质量检查。认真抓好现场监督、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公证文书的质量。进一步健全和落实了质量管理措施，将公证质量与个人收益挂钩，以制度促管理，以管理促质量，以质量促效益，公证处分别于季度末、半年对公证质量进行了自查，公证错证率为零。

实行重大疑难公证案件集体研究制度。公证处对出现的重大疑难公证案件，以及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公证案件，进行集体研究讨论，对重大公证案件及时上报，确保了公证质量。

3．加强公证队伍建设

认真抓好公证队伍建设，将“坚持信念、精通业务、维护公正、恪守诚信”作为新时期公证队伍建设的总体要求。4月27日，召开公证岗位培训活动动员会，传达相关会议精神，部署了全区公证岗位培训活动。要求公证员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增强职业道德观念和社会责任感，遵纪守法，严于律己，维护公证良好的社会形象。

（二）律师工作

1．紧紧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开展强有力的法律服务

认真组织律师为“产业发展年”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务，我局成立了“成都市××*区司法局律师服务产业发展年工作指导小组”，出台了《组织律师认真做好“产业发展年”法律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挑选思想素质好、业务能力强、执业经验丰富的律师组成了“产业发展年”律师服务团，为我区重大产业化项目、城乡基础设施项目、招商引资项目和工业集中发展区建设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加强政府法律顾问工作。充分发挥政府法律顾问的作用，参与政府管理和决策过程，把律师的执业活动同政府的社会管理工作结合起来，为政府提供法律服务，提高政府管理行为的法律水准，促进政府依法行政。顾问律师主动介入到党委政府的法律事务决策阶段，依据法律和事实，敢于讲真话，敢于负责任。上半年，协助政府起草、修改、审查合同18份，参与全区重大决策、研究会议15次，参与全区重大纠纷处理10件，提出法律意见、建议58条。

2．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指导律师在执业过程中积极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引导群众依法正确行使诉求，减少不和谐因素，推动律师参与法庭调解和社区调解活动，引导律师积极参与处理涉法和，协助区领导参与接待，维护社会稳定大局。深入开展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服务的各项工作，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充分发挥律师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保障作用。加强律师的诉讼和辩护工作，积极与相关部门协调，改善律师参与诉讼的环境和条件，激发律师从事辩护、业务的积极性。积极开展以诚信为民为主题的社会公益活动，组织律师深入到人和乡壁山村对两户特困残疾人进行了走访慰问，并与两户贫困残疾人家庭签订了对口法律援助协议，为他们送去了慰问金，为建设诚信友爱的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3．围绕“坚持信念、精通业务、维护公正、恪守诚信”的总要求，继续加强律师队伍建设

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突出政治教育，培养和树立律师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培养律师正确的价值观、义利观，培养更多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科学的执业方式、良好的职业道德、健康的生活情趣的律师。

强化职业道德教育，积极引导律师树立服务为民、诚信为本的执业理念。从加强教育、严格管理、完善监督、强化自律等方面入手，建立健全了学习教育机制、行业准入机制、自律机制、监督惩戒机制、保障机制和评价机制。

建立和完善律师事务所内部管理制度。进一步规范律师事务所内部管理，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尤其是统一收案收费制度、当事人签约须知制、财务管理制度、依法纳税制度、律师事务所重大法律事务向司法行政机关报告制度、律师办案质量监控体系、当事人利益冲突审查机制等。

组织指导律师做好关于人大代表视察法院庭审相关工作。我局律师工作部门主动与人大和司法部门衔接，协助有关工作，及时审查律师工作的相关材料，指导律师事务所做好庭审工作。在4月19日人大代表视察法院的庭审工作中，我区的律师辩护工作受到了人大代表的充分肯定。

上半年各律师事务所担任法律顾问43家，刑事诉讼辩护及22件，民事案件诉讼26件，经济案件诉讼8件，非诉讼法律事务13件，法律事务文书36件，解答法律咨询434人次。

（三）法律援助工作

1．广泛宣传，发动全社会倾注对法律援助事业的奉献和爱心

通过区政府网站法律援助栏目全面、真实、客观地宣传我区法律援助工作，解答法律咨询，做到专人负责、定期更新、扩大社会影响，同时，加强与媒体协调，对全区有影响或重大疑难的典型法律援助案件予以了宣传报道。组织各相关科室和法律服务机构认真开展了第十六次“全国助残日”活动，大力营造“扶残、助残”的良好氛围。活动期间，设立了10个助残日宣传咨询服务点，对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本次助残日的主题活动的重要意义进行了广泛宣传，并就残疾人法律维权等方面开展了咨询服务，免费解答法律咨询120人次，免费代书18份。

开展走访慰问活动。5月19日，局机关相关科室、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在局党组书记××*的带领下，深入到人和乡壁山村对2户特困残疾人进行了走访慰问，认真了解导致贫困情况，为下一步开展好重点帮扶工作打好基础。当日，法律援助中心组织指导达和、西蜀律师事务所与两户贫困残疾人家庭签订了对口法律援助协议，并为他们送去了慰问金。今年以来，区法律援助中心共为11名贫困残疾人提供了法律援助，免收费金额达5万余元。为两户贫困残疾人家庭提供对口法律援助。

2．认真落实为民办实事目标，对应提供法律援助的农民工援助率达到100％

成立了由区司法局、区法律援助中心、区总工会法律援助工作站有关人员、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组成的农民工法律援助应急服务队，妥善处理农民工法律援助突发事件。

依托148法律服务热线，设立农民工法律援助受理、咨询、投诉热线电话。简化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申请、审查、受理程序，对农民工法律援助实行了24小时内受理制。进一步健全城乡一体化法律援助社会救助体系，加大对救助站工作人员的培训与工作衔接力度，简化法律援助受理、审查、指派程序，扩大受援范围，提高援助效率。

认真开展“平安成都”、“平安××*”法律援助进社区、进农村活动，依托农村法律服务工作站进一步健全农村法律援助网络，充分发挥律师、公证员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作用，为社区居民和农村群众提供优质、便捷的法律援助。

上半年，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3件，受理3件，对应提供法律援助的农民工援助率达到100％。

3．强化措施，不断提高办案质量

建立了法律援助案件办案人员信用等级制度；进一步健全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跟踪服务卡制度，向法院、当事人征求办案质量意见。

加强办案质量监督检查，我局上半年对各法律服务机构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进行质量大检查，对检查情况进行了通报，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整改意见。

今年上半年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44件，其中刑事法律援助案件23件，民事法律援助21件。

（四）基层法律服务工作

1．认真推进农村法律服务工作，全面完成农村法律服务工作站的建立，强力推进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和推进城乡一体化工作。

切实强化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为“三农”服务的意识，努力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规范经营、劳务输出和农民增收增产提供优质便捷的法律服务。上半年，为外出务工人员提供法律咨询27人次，诉讼案件3件。

农村乡镇（街办）法律服务工作站建成率达100％，并切实发挥作用。在去年建立8个规范化农村法律服务工作站的基础上，今年又在人和、姚渡、祥福3个乡镇建立了规范化农村法律服务工作站，至此，全区各乡镇（街道）全部建立了农村法律服务工作站，覆盖面达100％。

2．以基层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为重点，发挥好法律参谋和助手的作用，积极拓展新的法律服务领域

基层法律服务所和法律服务工作者认真为党委政府、人民群众和中小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积极拓展法律服务领域，进一步规范法律服务队伍。上半年，各基层法律服务所为基层政府、村居委会、企业、以及其他组织共43家担任法律顾问。

结合各乡镇、街道实际，指导基层法律服务所开辟非诉讼领域业务，形成特色法律服务，上半年非诉讼法律事务18件，调解纠纷22件。

三、巩固基层，强化基础，积极推进基层司法行政工作

（一）人民调解工作

我局以全省企业人民调解工作××*现场会为契机，认真贯彻落实市司法局《关于转发省司法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的通知》文件精神，进一步加强和推动全区企业人民调解工作健康快速有序发展。各企业调委会进一步规范，巨石集团、成都桥梁厂等6家企业规范了人民调解标识，攀成钢、川化集团、王牌厂等调委会把加强企业人民调解工作列入重要日程，成都桥梁厂等结合实际情况，及时对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整，不断加强组织、队伍建设，为企业生产和稳定作出了积极努力。

针对我区去年开展的村级管理体制改革的实际情况,区人民调解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区司法局联合对全区村级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规范化建设开展调研工作,以区委办、区政府办名义转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全区96个村委会、25个社区和11个乡镇（街道）调委会全部设立，人民调解组织的覆盖面达到了100％。

组织开展了春节、“两会”和春耕大忙期间民间纠纷的专项治理活动，开展法制宣传教育，集中调处矛盾纠纷，为维护春节、“两会”和春耕大忙期间的社会稳定作出了贡献。

上半年，全区共受理各类民间纠纷471件，调解率100％，成功457件，成功率97％。防止民间纠纷转化为刑事案件15件38人，防止群体性上访27件685人，制止群体性械斗5件64人。

（二）安置帮教工作

按照“帮教社会化、就业市场化、工作规范化、管理信息化”的要求，突出抓好了衔接、安置、帮教三个重点环节，进一步健全机构，落实措施。将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纳入了综治工作和依法治乡镇（街道）工作目标，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局面。开展了刑释解教人员落户就业和社会保障的调研工作，为进一步做好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落户就业和社会保障打下基础。针对刑释解教人员就业难的问题,经努力争取,区政府11届第65次常务会议研究明确了将刑释解教人员就业纳入职业补助范围,进一步推进了我区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就业问题。

上半年，回归社会的127名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率达到了86.6％，帮教率达到100％，回归不满5年的刑释解教人员1477人中重新违法犯罪28人，重新违法犯罪率1.9％。

（三）积极推进片区司法所建设，维护社会政治稳定

我局在司法所规范化建设工作中，加强了组织建设，各乡镇（街道）明确了司法助理员，按照司法部、省司法厅、市司法局有关创建规范化司法所的精神，启动了建立片区司法所的工作，对片区司法所的办公用房、人员问题与有关部门进行了协商，为下一步国债资金的到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各乡镇（街道）司法助理员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开展工作，共参与调解疑难复杂民间纠纷57件，宣讲法律231件，为基层政府提出司法建议28条，协助基层政府处理社会矛盾纠纷14件，成功14件，防止群体性上访18件，防止群体性械斗4件，有力地维护了当地社会政治稳定。

（四）积极开展社区矫正调研工作

5月中旬，我局会同区公安分局、区检察院，深入各乡镇、街道和辖区派出所，对全区社会服刑人员进行了一次集中排查清理，掌握了基本情况。针对实际情况，提出了有关对策和建议，为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正式启动打下了基础。

四、综合工作

（一）大力实施“责任风暴”、扎实推进“治庸计划”。按照区委《关于在全区掀起“责任风暴”、实施“治庸计划”加强执行力建设的意见》文件要求，我局成立了开展“责任风暴”、实施“治庸计划”领导小组，制定了实施意见。通过开展此项工作，切实加大责任落实和干警管理力度，在全局干警中强化责任意识、加强责任监督、严格责任追究，对不作为、乱作为、不会作为的干警进行治理，在全局完善起干警奖惩激励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形成干警想干事、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良好氛围，提高司法行政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执行力。

（二）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为契机，全面深化“创一流”工作。按照区委政法委及市司法局的要求，我局将此项工作同完成年度各项工作有机结合，用正确的执法理念指导工作，着力抓好“创一流”工作的落实。通过开展具有司法行政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使司法行政队伍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整体素质明显提高，为推进我区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公正高效的法制环境作出积极的贡献。

（三）积极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活动。我局于5月25日邀请了区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吴忠良进行了题为《知荣辱、重修养、

抓落实》的专题讲座，使全局干警受到了一次深刻的荣辱观教育。局党组结合我局工作实际提出了“三个要”（要带头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要以荣辱观教育活动为载体，构建和谐司法局；要开创五种意识）以提高全局干警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增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进一步推动司法行政工作更上一个新台阶。

（四）深入推进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经过多次征求意见和修订，形成了区司法局《关于2006年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实施意见》，建立健全了《行政效能投诉处分工作制度》，制定颁布了《工作制度》、《会议制度》、《干警谈话制度》，进一步完善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

（五）积极参与推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重点工作。上半年，全区乡镇（街办）全部建立了农村法律服务工作站，覆盖率达100%，全面完成了今年的为民办实事目标。以法律服务工作站为平台，积极开展法制宣传、法律援助和送法下乡、送法进社区工作；通过开展文明窗口创建活动，深入抓好窗口“改进服务，便民利民”活动，落实社会服务承诺制、行政执法公示制，全面提升司法行政机关形象。

（六）认真开展‘解放思想、大干苦干’大讨论活动。我局结合“责任风暴”、“治庸计划”，通过开展大讨论活动，努力营造适应全区经济发展的政务环境、政策环境、服务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开创我区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崭新局面。

（七）全面落实市、区为民办实事目标。一是在乡镇建立农村法律服务服务工作站，覆盖率达100%。截止五月底，人和、姚渡、祥福3个乡镇已建立了规范化农村法律服务工作站，至此，全区乡镇（街道）建立农村法律服务工作站，覆盖面达100％。二是对应提供法律援助的农民工援助率达到100%。上半年，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2件，受理2件，已结案1件，另1件于6月14日开庭审理，对应提供法律援助的农民工援助率达到100％。三是开展计划生育“三结合”摸底工作，并与三户“三结合”户签订了帮扶责任书。

（八）其它工作：一是认真开展第二届修志工作，我局将此项工作纳入了全局的目标进行考核，将14个篇目下达到了各科室。各科室按照目标任务和时间进度要求，已着手清理本科室涉及的文件、图片、表格等资料，并认真制作资料卡。二是积极完成领导干部实名制推荐就业目标，截止目前已推荐就业7名，另外两名于年底前完成。三是为提高全区司法行政系统应对突发事件管理能力，确保全系统的安全稳定，规范全系统突发事件的预防和处置工作，制订下发了《成都市××*区司法行政系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四是开展干部队伍思想状况调研工作，完成了市局下达的调研任务。

五、下半年工作思路

（一）继续做好“五五”普法的启动工作。

（二）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城乡一体化等中心工作，积极组织开展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和“民主法制示范社区”的创建活动。

（三）围绕成都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等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加大全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力度。

（四）进一步加强农村法律服务工作站建设，督导各农村法律服务工作站认真开展好各项工作。

（五）进一步做好公证机构的改革工作。

（六）进一步做好法律援助工作，认真落实为民办实事目标，对应提供法律援助的农民工援助率达到100％。

（七）积极争取国债资金和区委区政府支持，加紧片区司法所筹建工作。

（八）启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年底至少启动1-2个试点，积极探索社区矫正工作方法和思路。

第9篇：社区矫正个人汇报材料范文

内容提要: 成长中的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兼具不稳定性和可塑性的双重特点，与成年人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就前科问题而言，在当前“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下，我国未成年人前科制度和成年人前科制度理应有所区分，并应综合考虑犯罪标签的心理影响和未成年人复学、升学、就业、复归社会的现实困难，最大限度地弱化前科的消极影响。通过阐述未成年人前科限制公开制度理论和现实价值，并结合长期审判实践中对未成年人前科限制公开制度的思考和探索。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的思路。

一、未成年人前科限制公开制度理论和现实价值

尽管我国《刑法》没有明确规定前科制度，但根据《刑法》第100条的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本条关于前科报告义务的规定实质上是在犯罪记录保留的基础上，要求将犯罪记录公开化。

与未成年人前科的含义相对应，未成年人前科限制公开制度，是指对于被作出有罪宣告或被判处刑罚的未成年犯罪人，为帮助其顺利复归社会，强化其特殊预防，在特定条件下封存其前科档案，非经法定程序不予公开的一种特殊司法保护措施。对未成年犯罪人有条件地限制其前科记录公开，是根据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在刑事审判中落实未成年人保护原则的一项制度创新和探索，对加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价值。

（一）理论价值

前科限制公开制度是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体现。《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确立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规定：“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的考虑。”{1}对未成年人前科限制公开，充分考虑到了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同于普通刑事案件的特殊性。另外，未成年人不再背负前科烙印的心理和行为负担，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和就业权。

前科限制公开是实现刑罚公正的需要。公正可阐释为正义、公平{2}，即社会个体在与其所应得的社会利益之间达成的某种均衡{3}。尽管刑法具有多元价值类型，但公正价值始终居于核心地位{4}，这也决定了公正价值下刑法应当给人以平衡感{5}。刑罚的公正价值首先表现为罪与刑之间的均衡关系。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对自己行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较弱，容易受到不良环境的影响，从审判实践看，未成年人犯罪多为初犯，主观恶性较小、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前科从效果上讲是一种相对严厉的惩罚。犯罪人将承受社会评价贬损、被排除出正常人群之外等社会后果。前科的影响是长久性的，它仿佛一柄悬在犯罪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其阴影下，犯罪人日夜担忧前科之不利后果成为现实，从而造成长久的心理冲击。贝卡利亚曾说：“对人类心灵发生较大影响的，不是刑罚的强烈性，而是刑罚的延续性。因为，最容易和最持久地触动我们感觉的，与其说是一种强烈而暂时的运动，不如说是一些细小而反复的印象。”{6}因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轻微性与前科惩罚的严厉性相比明显失衡，需要单独的前科限制公开制度对其加以平衡，以实现刑罚的公正性。

前科限制公开是实现刑罚特殊预防的需要。现代刑法理念认为，刑罚的首要目的不在于惩罚犯罪，而在于预防和改造犯罪。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完全成熟，具有很强的不稳定性和可塑性，既容易一时冲动而犯罪，也可以经过正确的教育引导而迷途知返。洛克曾指出：“儿童不是天生的善良，也不是天生的邪恶，他们天生什么都没有，他们就像一块白板。”{7}说明未成年人具有较大的矫治可能。

但是，前科烙印具有很强的“标签性”，标签理论认为，行为的性质是外部标定的结果{8}。进入青春期的未成年人正处于“心理断乳期”，在未成年人初次犯罪后，如果能及时消除司法过程给其带来的不良标签效应，引导他们顺利度过这一“冲突期”、“反抗期”，失足少年就不难重新回到人生的正轨上来。相反，前科制度将每一个失足少年都打上“犯罪人”的标签，并迫使他们在进入社会的最初阶段，就不得不一次次地向社会宣示这一标签的存在。这将使其自我认知受到极大的扭曲，最终无可挽回地转变为真正的犯罪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前科的存在不是在减少犯罪而是在制造犯罪，前科限制公开正是对前科这一固有缺陷的重要补充，有利于预防犯罪。

（二）现实价值

前科限制公开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题中之义。 “宽严相济”作为一种刑事政策，是“国家据以与犯罪作斗争的惩罚措施的总和”{9}，其核心在于实现宽与严的有机协调。对于未成年人而言，由于其人格特质尚未定型，矫治的可能性较大，社会控制应当以“宽”为主导，为其提供更为宽松的改过自新的机会，实现对未成年犯罪人社会化、综合性的矫治。

前科限制公开是我国履行国际承诺、承担国际义务的必然选择。我国于1984年签署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简称《北京规则》）规定：“对少年罪犯的档案应严格保密，不能让第三方利用。只有与案件直接有关的工作人员或其他经正式授权的人员才可能接触这些档案……少年犯罪的档案不得在其后的成人诉讼案中加以引用。”上述规定确定了对未成年人前科限制公开的原则。作为该公约的签约国，我国应当加快与国际普遍司法准则的接轨进程，履行国际公约，恪守国际交往准则。

前科限制公开是我国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的根本支撑。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7条规定：“解除羁押、服刑期满的未成年人的复学、升学、就业不受歧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8条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以上规定明确了失足未成年人有不受歧视的权利，但从司法实践看，这些规定往往因缺乏可操作性而成为一纸空文。失足少年在回归社会后受到歧视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档案中刑事犯罪记录材料的存在，只要可以无限制地查阅失足少年的前科档案，其就不可能真正获得公平的受教育权和就业机会。因此，前科限制公开制度是维护失足少年正当权利的重要法律支撑。

前科限制公开是失足少年复归社会的重要桥梁。失足少年复归社会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再社会化的过程。当失足少年抱着真诚悔悟、痛改前非，并付诸行动再次融入社会的时候，其理应有权通过升学、就业等途径获得一个新的被社会认可的身份。前科限制公开制度的初衷就是通过消除失足少年身上的犯罪烙印，使他们能够摆脱社会的歧视和偏见，获得正常的就业升学机会，从而以普通人的身份与周围环境展开互动，重新树立正确的规则意识和获得生存技能。可见，前科限制公开无疑是沟通失足少年和正常社会关系的重要渠道。

二、前科限制公开的实施构想

如前所述，如果能在保留犯罪记录的同时限制其公开，一则避免了犯罪记录公开的弊端；二则弱化了对形式公正的消极影响，较之直接消灭犯罪记录而言，前科限制公开的做法比较折衷，贴近现实；三则仍对犯罪人保留了一定的威慑力，前科材料的存在有利于对犯罪人的特殊预防。因此，前科限制公开的基本点，不在于彻底消除失足少年的犯罪记录，而是在于通过考察失足少年的各方面条件及表现，对符合前科限制公开条件的失足少年，通过严格限制其犯罪档案的查阅、调用，为失足少年继续复学、升学、就业创造条件，从而使他们能够顺利回归社会，最大限度地减少犯罪。

（一）前科限制公开的对象和条件

对前科限制公开对象的选择，直接关系到这一制度运行效果的优劣。作为一项仍在探索中的制度，对适用对象的选择应较为慎重，应适度从严。

1．前科限制公开的对象。在司法实践中，我们认为可以适用前科限制公开的对象应限定为确有突出悔改表现，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失足少年。一般包括以下四类：

（1）一贯表现良好的偶犯。研究表明，人在0—6岁时养成的情感体验和行为倾向，决定了人在一生中表现出的总体性格和习惯。因此，对于一贯表现良好，仅是因为某种偶发因素而犯罪的未成年人，通常矫正难度较小，效果较好；

（2）罪行较轻且具有法定或酌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的初犯。罪行较轻反映出其人身危险性一般较小，因此也可以适用前科限制公开；

（3）犯罪时刚满16周岁的轻微犯罪。犯罪时年龄较小，犯罪人格尚未形成，矫正的可能性较大；

（4）具有良好家庭监护条件。父母作为孩子的法定监护人，对孩子负有抚养、教育、监护职责。父母对孩子潜移默化的影响决定了孩子的人生态度和信念。良好的监护条件，能够使失足少年远离各种不良亚文化环境的影响，再犯的可能性较小。

只要具备上述四项之一即有适用前科限制公开的可能性。在一个失足少年身上同时具备的要素越多，一般来说，对其适用前科限制公开的可能性越大。

2．前科限制公开的刑罚条件。由于正处在探索阶段，目前对适用前科限制公开的条件设置较为严格，一般包括：定罪免予刑事处罚的；单处附加刑，如罚金刑，执行完毕的；判处管制的；拘役、有期徒刑宣告缓刑的；判处有期徒刑的，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后5年内没有重新犯罪，或者在刑罚执行中具有重大立功表现的。

（二）前科限制公开的运作程序

依各国立法例来看，前科限制公开的运行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自动适用模式，即少年犯刑罚执行完毕或免予刑事处罚的，其前科自动封存、不予公开；二是申请适用模式，即根据少年犯本人、法定人及其学校、单位的申请，将其前科封存、不予公开。笔者认为，后一种做法更符合我国的国情，我们的前科限制公开在实际操作中也应基本采取申请适用模式。具体步骤如下：

1．司法机关等相关部门成立帮教小组。对于符合上述条件的少年犯，由司法机关的社区矫正部门牵头，会同少年犯所在单位、学校、户籍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少年犯的监护人共同组成帮教小组，一方面帮助少年犯转变思想，解决其面临的实际困难，另一方面监督考察其悔改表现。司法部门建立少年犯帮教档案，并通过建立十日悔罪书制度和少年犯接待日制度，要求他们定期汇报思想，帮教小组成员负责填写帮教意见。

2．提出书面申请。书面申请是前科限制公开的必经程序。书面申请反映了少年犯改过向善的内心意思表示，也体现了前科限制公开制度的严肃性和慎重性。提出申请时，应同时提交本人和法定人的书面申请、所在学校或单位提供的事迹材料、司法行政部门和帮教派出所出具的表现证明、司法部门建立的帮教档案等。

3．由司法行政机关或原审法院宣告前科限制公开裁定，并由少年犯所在单位执行。由于对少年犯的前科限制公开，首先关系到少年犯的档案管理问题，因此，对少年犯的前科限制公开应当由少年犯所在学校、单位执行。

4．制作相关文书。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前科限制公开的法律文书制作和法律效力，一直是司法实践中面临的难点之一。笔者认为，可以根据档案管理法规的有关规定，由司法部门向少年犯的档案管理机关（通常为少年犯所在学校）出具《保存档案备查函》，并附该案的判决书、减刑裁定书等法律文书。档案管理机关应根据该函妥善保管少年犯的刑事档案，严格限制非法定单位和个人查阅、复制或调用。

5．前科限制公开的例外。在实施前科限制公开的同时，若申请人涉及从事法律明文规定限制前科人员进入的单位或部门，如军队、法院、检察院等，档案管理机关应当如实出示其前科记录，不得隐瞒。

6．前科限制公开的撤销。前科限制公开的目的在于在申请人和社会之间架设一座桥梁，帮助少年犯顺利复归社会，防止再次犯罪。因此，如果申请人再次犯罪，则前科限制公开之良好愿望已不可能达成，故有必要撤销前科限制公开。在申请人重新犯罪后，原作出前科限制公开的审批部门有权予以撤销。

三、前科限制公开的进一步完善

作为一项尚处于探索阶段的制度创新成果，前科限制公开制度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陷，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上逐步加以完善和提高。为进一步做好未成年人前科限制公开的相关工作，为失足少年改过自新、顺利回归社会创造更为宽松的法制环境和社会环境，我们还应当着重研究和解决以下问题：

（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前科限制公开制度进一步发展提供法律依据

目前前科限制公开制度在实践中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法律依据不足。由于前科限制公开的实行涉及到前科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等一系列规定，在我国宏观立法依然缺乏对未成年人特殊关怀的情况下，在这些规定中很难找到对未成年人前科限制公开的立法依据。因此，已经开始试行前科限制公开的司法部门，基本上是以本部门自行制定的相关办法或规定为依据。在当前的法律环境下，这不失为一种灵活务实的做法。但这种做法也存在着司法部门越权立法的嫌疑，并容易造成不同部门和地方之间对前科限制公开制度的理解和实际操作不统一。

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在于尽快推动相关立法的修正。目前理论和实务界对未成年人前科限制公开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已经取得了相当程度的一致，立法时机逐渐成熟。另外，即使不能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制定统一的未成年人前科法，也可以对现有法律进行修改，删除其中阻碍建立前科限制制度的内容，为地方立法留下空间。

（二）尽快设置少年法院

少年司法权除行使通常的裁判权权能，还具备保护和教育权能，并且更加注重教育、保护权能的发挥。少年司法权的行使注重适用的主动性、结果的实质性，而非过程的程序性。{1}（P33）

少年司法的这些突出特点决定了对少年刑事案件应当尽量由专门审判组织加以处理。从完善前科限制公开制度的角度来看，也应尽快建立独立的少年法院，理由如下：第一，独立的少年法院有利于实现对前科限制公开各部门的协调配合。前科限制公开的实行涉及学校、档案管理机关等众多不同部门，独立的少年法院有利于明确这一制度的实施主体，加强各单位之间的协调；第二，独立的少年法院有利于缩小前科档案的公开范围，最大限度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前科限制公开的初衷。

（三）建立专业化的少年司法审判队伍

少年司法的特殊性对司法人员的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少年司法人员除了应当具有精深的法律造诣外，更重要的是要全身心地热爱少年司法审判工作，用无私的爱和真诚去感化、教育失足未成年人。少年司法审判人员不仅是威严的法官，还应当是循循善诱的老师、体贴入微的知心朋友。另外，少年司法人员还应当具有较强的人格魅力，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极大地影响着失足少年对法律的理解和认知，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对失足少年教育挽救工作的成败。

如果说特殊的少年刑事法制和少年审判组织是整个少年司法制度的硬件和基础，那么一支高素质的少年司法队伍就是这一制度的软件和灵魂。前科限制公开的最终目的是帮助失足少年改恶从善，这就需要少年法官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有利于规范行使前科限制公开制度的自由裁量权。对失足未成年人宣判后的帮教考察工作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对是否应当适用前科限制公开的判断主要依赖法官个人的经验和内心确证。只有建立高素质的法官队伍才能保证前科限制公开裁量权的正确行使，杜绝其中可能出现的腐败现象。

著名法学家庞德曾经说过，少年司法制度是“英国大以来，司法史上最伟大的发明”。在目前我国少年司法理念和制度都相对落后的情况下，继续探索未成年人前科限制公开的理论和实践，对于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