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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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对外直接投资论文范文

(一)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东道国市场规模是对外直接投资(FDI)的显著决定因素，这一结论在实证研究中比较一致。20世纪90年代一些研究者对特定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表明真实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市场规模的变量是FDI的显著决定因素。朱津津(2001)认为，GDP总量的规模较大，反映地区消费市场容量较大，就是市场需求较大。项本武(2006)在其研究中得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接受投资的东道国GDP是显著负相关关系。

(二)双边贸易联系。出口是一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FDI与出口之间被认为存在一种因果关系，企业最初的外国市场联系是从偶然的、零星的产品出口开始。随着出动的增加，母公司决定有必要在海外建立自己的产品销售子公司。最后，当市场条件成熟后，母公司开始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建立海外生产制造基地。此外，出口水平也是东道国市场的一个间接指示器。因此，用对东道国的出口作为反映双边贸易联系和经济联系的变量，反映了产品在东道国市场的竞争力，是FDI的决定因素之一。

(三)东道国的汇率水平。国际投资从货币相对强势国家流向货币相对弱势国家，主要因为强势货币具有购买力的优势，可以在货币相对弱势的国家获得较低的资本成本。在一个低资本成本的东道国，外国公司能够以一个比其母国国内公司低的贴现率来资本化其在外国市场上的未来收益，这样就刺激相对强势货币国家的公司更多地对外直接投资。根据这一理论，如果东道国货币相对于母国价值越高，那么母国货币在东道国的购买力越弱，从而对其直接投资越少；反之，则投资越多。

(四)东道国的税收政策。大部分研究将税收作为FDI的决定因素，理论上，高公司税减少了公司净收益，从而阻碍FDI。实证结果却表现为两种倾向：一部分研究并没有发现东道国公司税对FDI有显著影响。Mutti＆Grubert(2002)的实证研究发现对出口市场的投资对当地的税收政策十分敏感。Egger＆Loretz(2006)的研究证明母国的公司税将促进其对外投资，东道国公司税的保留则与母国对其直接投资有消极影响。

(五)投资环境。一个国家的经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于其政治、制度和法律环境。一个国家的治理基础形成其投资环境，从而为其经济增长创造有利的环境。因此，投资环境建设对FDI流入与流出来说是一个重要决定因素。这里，一国投资环境的好坏主要体现为产业增长潜力的大小和一国综合治理基础的高低。我们考虑用工业生产指数和人类发展指数来合成该变量。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建立

本文对相关变量的选择具有可计量性的特点，以便引入后来的计量模型。参考国内外实证研究规范，本研究主要考察东道国市场规模、中国对东道国出口、东道国汇率和东道国的投资环境等宏观经济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OFDI表示中国外向的对外直接投资，GDP指接受中国投资的东道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代表东道国的市场规模；EXPO指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量，是中国与东道国双边贸易联系的变量；EXCH表示东道国货币兑人民币的汇率；IE代表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即考察以上四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本研究使用的是时间序列的横截面数据，因此用合成数据(Paneldata)的估计方法是合适的。合成数据(Paneldata)是指不同时刻对截面个体做连续观测所得到的多维时间序列数据，能够综合利用样本信息，使研究更深入，同时减少多重共线性带来的问题。模型假定时间序列参数齐性，参数值不随时间的不同而变化。使用变截距模型，将斜率系数假定为个体和时期恒量，也就是因变量对自变量的相关系数在时期和截面上一致。(二)回归检验

本研究选择了接受中国投资的17个国家的横截面数据，样本期为2004年和2005年。样本国家每个样本的被解释变量为2004年和2005年中国对给定东道国的FDI年度流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6年版，单位为亿美元。解释变量GDP使用17个东道国2004年和2005年的真实GDP，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IMFWorldEconomicOutlookData．base)，单位为亿美元。解释变量EXPO为中国对该17个东道国的年度出口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6年版，单位为亿美元。解释变量EXCH，本文使用各东道国货币相对于美元的汇率作为变量，数据来源于联合国数据库(Unit-edNationsDatabase)。解释变量IE代表的是一国投资环境情况，我们采用工业生产指数和人类发展指数加权(各占50％)来做变量。工业生产指数体现了按美元不变价计算的主要产业增加值的变化，代表了一国主要产业的发展趋势。人类发展指数是人类发展的一项综合指标，用以上两个指标合成可以代表一国的投资环境。数据来源于国际统计年鉴2006年版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2006年版。

三、结论

从以上模型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得到的结论如下：

第一，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各国的GDP显著负相关，说明接受投资的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越大，我国对其直接投资越少。由此可以得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并非市场导向型，东道国所具有的大的市场规模对我国的投资并无吸引力。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处于起步阶段，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不足，理论也不成熟，因此我国企业不太愿意进入发达国家的大市场。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这些小市场，由于竞争压力相对较小，有些国家经济及技术发展水平还不及中国，中国企业进入后会拥有相对的资金和技术优势，因此会被其市场吸引。

第二，对东道国的出口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正的显著的决定因素，且边际影响程度较大。我国对某个东道国的出口越多，对其直接投资也越大。从这一结论可以看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市场导向不明显，更可能是出口导向型。由于先期对某个东道国的出口，使我国的企业在该东道国市场积累了更多地经营及管理经验，对该东道国市场及相关经济政策更了解，由于熟悉程度的增加从而降低了投资的风险，因此更愿意对其进行直接投资。

第三，东道国的货币相对于人民币的汇率反向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向，这一结论验证了前面所说的强势货币的购买力优势，人民币的升值将有利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进一步扩大。

第四，东道国的投资环境正向显著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向，可见好的投资环境和良好的东道国治理基础对我国的投资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这个实证结论与之前的研究结论一致。我国表现出对投资环境较敏感，表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正在变得越来越规范，资金正在越来越多地流向能够产生更多经济效益的投资环境中去。第五，通过仔细研究2004年和2005年两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向，发现中国对拉丁美洲的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的投资额很大，如2005年分别为51.6275亿美元和12.2608亿美元，这在该年中国整体的对外直接投资中都占有一定的比重，但由于这两个地区并不是独立的国家，因此没有被选择在我们的样本范围内。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之所以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镇之地，是因为这两个地区都是免税地，是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的避税天堂。由此可见，东道国的税制能够影响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低税率和有利的税赋政策是吸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显著的决定因素。

第2篇：对外直接投资论文范文

[关键词]服务业；FDI；实证分析；Granger因果关系

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产业发展出现崭新的迹象。以服务业和服务贸易为内容的服务经济的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服务全球化水平迅速提高，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重达到1／5左右，服务业跨国投资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已达到65％左右。在发达国家，服务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服务业的规模和地位也在迅速上升。世界经济已经进入名副其实的服务业经济时代，服务全球化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形式。服务业FDI作为服务全球化的一种重要形式成为服务能够跨境流动的主要途径，FDI中服务业所占比重逐步提高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我国加入VeTO后，服务业正在按照入世承诺逐步扩大开放，正在成为中国继续较大规模吸引外资的新热点。与此同时，山东省作为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一直是外商投资关注的焦点地区。近十年来，随着山东省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增速一直保持在12％左右，2007年更是高达14.7％)，外商直接投资也大量流入，2007年投资总金额达192702万美元，较2006年增幅37.1％。服务业FDI的流入与山东省近十年来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关系?如果存在，对于山东省服务业FDI的流入和服务业发展之间做出深人分析，对于制定服务业开放政策，特别是引进服务业FDI的政策调整，促进山东省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外资(FDI)的大量涌入，理论界关于FDI的研究日益增多，现多集中在FDI对于东道国总体经济效应以及对于某一产业发展的影响。目前；理论界对于FDI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争论，相当一部分观点认为外资的注入会对某一产业的发展以及总体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效应；也有一部分观点认为外资的大量注入会产生消极效应。

(一)积极效应

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H.B.Chenery)提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双缺口”理论。该理论认为，对于那些劳动力富裕，但是由于资本严重不足而存在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可以在不增加国内储蓄时借助于外资来增加投资，以此来摆脱这种双缺口的困境，从而促进该地区经济的增长；Keller(1996)研究指出，一国技术变化往往是国外技术转移扩散的结果，FDI通过解决东道国的资本短缺问题，以及为东道国带来先进管理经验、国际分销渠道等实现国际技术扩散；Borenstein(1998)等人利用1970—1989年69个发展中国家的资料进行实证研究，证明了FDI的流入会直接导致技术溢出效应。

程大中(2003)认为在服务领域引进外资不仅有助于促进中国服务业资本深化的工业化进程，而且还有助于中国服务业竞争力的提高，以应付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挑战；郭文杰(2007)使用VAR等计量方法实证验证了FDI作为经济发展的补充资金促进了我国服务业的高速增长，同时为我国提供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极大推动了我国服务业的快速增长。朱春临(2007)认为流向发展中国家的FDI除了作为生产要素促进经济增长以外，还可能通过溢出效应促进东道国的技术进步；王小平(2005)实证分析了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总量变动和结构变动，通过对服务业FDI占FDI总量的比重变动和贡献分析得出服务业利用外资促进了服务业增长；戴枫(2005)对FDI与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协整关系和因果关系进行了检验，认为，外资是推动服务业发展的动力之一，但是服务业的发展并不一定带来服务业外资的增加。

(二)消极效应

杨亚平(2007)通过对广东工业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外商投资企业通过水平溢出即对行业内的内资企业产生了“挤占效应”，这使内资企业生产率受损；游士兵(2006)应用灰色系统中的GM(1，N)模型定量分析了影响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因素，中国现阶段服务业的发展主要得益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和服务业投入要素的追加，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中国服务业的发展贡献很少；叶军(2007)认为大量引进外资在促进东道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一些外国投资者通过正当或者不正当的手段打击合作伙伴、挤压民族工业、荒废中国传统品牌、寻求和滥用垄断优势、损害消费者利益。论文

二、实证分析

(一)变量和数据选取

要计量分析服务业发展与FDI之间的关系，首先确定二者的指标序列数据。基于数据的可查，以山东省1993～2007年的服务业增加值(Y)作为衡量服务业发展的指标序列数据。按FDI进入的产业的差异，FDI主要分为制造业FDI和服务业FDI，这主要是基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出、服务和产品之间的差异所做的划分。为了研究的准确性，选取FDI中进入服务业的部分，以下称之为服务业FDI(x)。本文选取服务业合同利用外资金额作为山东省服务业FDI的指标序列数据，通过查阅历年《山东统计年鉴》，山东省服务业合同利用外资数据只有2001～2007年；为避免数据偏少影响结论的正确性，1993～2000年数据参考王传荣(2007)一文(见表1)。另外为了使研究结论减少误差和更具科学性，考虑每期的人民币与美元汇率的变化。为了增强数据的平稳性，在检验过程中对两个指标序列取对数值(LNY、LNX)，不会改变原序列的性质和相互关系。

(二)数据平稳性的ADF检验

为了避免对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进行传统的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产生“伪回归”问题，在做回归分析之前，先对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选取ADF检验方法对两组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通过做LNY和LNX以及各自一阶差分的折线图分析来看(图1和图2)，时间序列LNX和其一阶差分序列不具有明显的上升或下降趋势，其均值非零，进行单位根检验过程中，两者选择只包含常数项。时间序列LNY具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而其一阶差分序列有下降趋势，两者在单位根检验过程中都选择包含常数项和趋势项。滞后期的选择采用赤池信息量准则(AIC)。检验结果如表2。

由表2可以看出，LNY和LNX两个时间序列的原始序列在10％显著水平下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两者都是非平稳时间序列。LNX和LNY的一阶差分序列分别通过1％和10％显著水平下的检验，其一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序列，可以断定两者都是一阶单整序列。这样两个时间序列就具备了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为此，进一步采用EG两步法检验两者是否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

(三)协整分析

根据协整理论，如果两个序列满足单整阶数相同且两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这两个非平稳时间序列之间就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对于经过平稳性检验后证明存在同阶单整的序列来说，要进行协整性检验，分析他们之间的协整关系。本文采用Engle和GrangerLt3j在1987年提出的EG两步法进行检验，具体步骤如下：

1对LNY和LNX进行单位根检验，以说明两者之间是否同阶单整。通过上文中对两者的ADF检验，可以证明两者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2对LNX和LNY进行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对回归结果中的残差序列e(e=resid)再进行单位根检验。如果残差序列是平稳序列，则表明LNY和LNX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在此，以LNY作为因变量、IArX为自变量做回归分析，并得到残差序列resid，令e=resid。对残差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根据／tiC准则，滞后期为4。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以看出，残差序列e的ADF值-5.58小于1％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5.27，因此可以认为残差序列e是平稳序列，表明LNY和LNX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四)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的意义在于它揭示变量之间是否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满足协整关系的经济变量之间不能相互分离太远，一次冲击只能使他们短时间内偏离均衡位置，而在长期中他们将会自动恢复到均衡位置。通过协整分析我们发现服务业FDI与服务业发展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验证。为了进一步说明山东地区服务业发展与服务业FDI之间的关系，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的方法进行分析。

由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对滞后期长度的变化极为敏感，不同滞后期的选择可能会得到完全不一致的结果。因此在滞后期的选择上应该采取选择多个不同的滞后期验证其结果。若检验的结果一致，则得出的结论较为可信。此处，选择了四个滞后期，运用Eviews3.0软件运行，结果如表4所示。

结果显示：在滞后2、3、4期的情况下，服务业增加值不是该服务业FDI的Granger原因，即山东省服务业发展没有吸引FDI流入服务行业；FDI也不是服务业增加值的Granger原因，即服务业FDI的流入并没有促进山东省服务业的发展。仅在滞后1期的情况下，服务业FDI的流入促进了山东服务业的发展，但是，没有证据证明山东省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了FDI流入服务行业。因此，无论在哪一期，山东省服务产业的发展都没有吸引FDI流入服务业。

(五)结论

协整方程显示，山东省服务业增加值与服务业FDI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通过对两者因果关系的检验结果表明，当确定1％显著水平，滞后期取1时，服务业FDI是服务业增加值的Granger原因，但是无论滞后期取多少，服务业增加值始终不是服务业FDI的Granger原因。这说明外资是推动服务业发展的动力之一，但是服务业的发展并不一定带来FDI流入服务行业。

FDI作为资本存量的一部分，可以发挥作为生产要素的作用，但FDI不同于国内投资，FDI会带来相对先进的技术，在生产、管理和销售过程中会发生外部溢出。因此，服务业FDI的流人带来了先进技术和现代化管理知识以及产生的溢出效应促进了山东省服务业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导致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虽然山东省服务业增长速度较快，但与发达国家、地区相比较，山东服务业的总体发展水平较低，无论是在服务业人均产值、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还是服务业发展的层次来看，都存在很大差距。因此，山东省服务业发展水平不可能是服务业FDI流入的原因，而追求优惠的外资政策以及利用廉价的劳动力有可能是服务业FDI进入的主要原因。

三、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实证分析，服务业FDI作为服务产业发展的资金补充，不但发挥了作为生产要素的作用，还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推动服务业的发展。目前虽然山东服务业发展的整体速度惊人，但是服务业总体发展水平不高，因此服务业发展并不是FDI大量流入的原因。结合研究结论以及山东服务业发展现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扩大服务业开放，提升产业效率

通过实证分析可以看出，服务业FDI流入带来的先进技术和现代化管理知识以及产生的溢出效应促进了山东服务业的发展。FDI的流人是有益于山东服务业的发展，因此。在法律政策允许的条件下继续扩大服务业开放，放宽市场准入，培养多元化竞争主体，以提高行业效率。尤其是对于一些垄断比较严重的行业，如电信业、铁路运输等行业，加快市场化进程，积极引导外资流入。

(二)优化投资环境，引导FDI的合理流入

服务业FDI的流入对于促进山东省服务业的发展具有非常明显的效果，而FDI的流入对于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具有较高的要求。为促进山东省服务业快速发展，在FDI利用方面需要优化投资环境，通过制定一些具体的外商投资鼓励措施，在某些方面给予一系列的优惠待遇，并制定详细具体的政策措施以保证其落实。

第3篇：对外直接投资论文范文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吸引外商投资额最大的国家，但是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性发展很不平衡。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以东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和以京津唐地区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圈。据有关数据显示：目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中有87.84%分布在东部地区，9.09%分布在中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只有3.08%。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对华投资的如此不均衡，跨国公司进行投资区位选择时考虑的因素又有哪些呢？中外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

二、文献回顾

英国学者邓宁在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和卡森的内部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跨国公司及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做了全新的解释。他指出：一个企业进行直接投资是有三个因素决定的，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邓宁把区位优势看作国际投资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并把区位因素归纳为市场因素、贸易壁垒、成本因素和投资环境，随后又补充了语言、习惯等非经济因素。

根据邓宁的理论，伍德沃和罗尔夫对影响出口导向制造业国际分配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根据他们的分析，跟投资选址呈正相关关系的因素有：GDP、汇率贬值、免税期限、自由贸易曲的规模、政治稳定因素、制造业的积聚度、土地面积等；而与选址呈负相关关系的因素有：工资、通货膨胀率、运输费用、工会组织等。

朴商天（2004）以中国市场为研究对象，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性差异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对外开放度、集聚化程度、鼓励政策与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工资水平、研发人力则对直接投资起着反作用。基础设施对选址呈正相关关系，但对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正在减少。

这些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FDI区位选择的动因，前两个是以多个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性，但不可能完全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朴商天虽然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但他只简要的讲述了影响地区性差异的因素，对某些区域存在着哪些具体的问题方面并没有解释。本文根据这些学者提出的因素，结合中国东、中、西部的具体情况，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分布不均衡的原因和由之得出的一些启示。

三、影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

1政策因素

张立（2002）对FDI在我国省际分布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他引入了各省执行FDI优惠政策的时间，结果显示，各省执行优惠政策的时间先后对FDI的流入有着显著的影响。我国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作为政策开放较早的地区，利用自己东南沿海的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和劳动力成本优势，通过建立开发区和工业园区，最先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的集中区。1992年中国开放内陆城市并实行也沿海地区相同的鼓励政策，推动了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近几年外商对中西部的投资有所增长，特别是长江中上游地区，如安徽、江西、湖北、云南、贵州等省份。差距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但中西部地区已经开始了引进外资的征程。

2劳动力成本及工资水平因素

劳动力成本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策的成本因素中最为主要的成本。Austin(1990)强调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主要原因在于低工资水平，工资高低与外商投资呈负相关关系。朴商天（2004）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这一关系的正确性。作为人口大国，中国具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这种成本竞争优势对跨国公司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劳动力导向战略是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重要的区位选择战略。除了成本因素，劳动力素质也直接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特别是在一个东道国内部，低劳动力成本经常意味着低的劳动生产率，只有那些低成本并且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区位，才能比低成本、低劳动生产率的区位更具有吸引力，这就是外资没有因为劳动力成本低而大量流向中西部地区的原因。

但是过高的工资水平也会抑制外资的流入。以长江三角洲职工平均工资衡量的劳动力成本显示，上海、宁波、杭州、南京和苏州等地的工资水平，远高于长江以北地区城市。工资成本对FDI分布的影响就是，未来的长三角地区外资可能会更倾向于投资到工资水平较低的周边地区，甚至转移到区外。工资成本的上升对长三角的外资流入是一个不利因素。

3土地成本因素

珠三角地区开发较早，当外资聚集到一定程度后，可利用的土地越来越少，而成本不断攀升，对FDI起到了明显的抑制作用。按2002年单位土地面积的GDP衡量，深圳、汕头、广州、海口和福州等珠三角城市的土地成本在全国排在前列。自90年代以来，珠江三角洲在引进外资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而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的比重在持续上升。

4.基础设施质量

基础设施（公路、铁路、港口和信息通讯等）和基础工业的发展状况决定着社会生产的规模和效益，特别是具备一定投资规模的大型企业，如果生存在一个基础设施薄弱的经济环境中，将会导致投资收益递减。在我国，各地区的投资硬环境差异非常大，例如东部沿海的广东省和江苏省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目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相当完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1年，东部地区的交通线路综合密度为1597公里/平方公里，同期中部地区为680公里/平方公里，而西部仅为29公里/平方公里，与东中部地区相差甚远，成为外资进入的“瓶颈”。

5集聚效应区域产业基础是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全球80％的FDI集中在发达工业化国家（hakrabarti，2003），外国资本在这些国家的投入也更加集中；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的分布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集聚效应（Figueiredoetal，2000），区域产业基础越强，外资企业越多，外商就越容易在该地区投资。Headetal（1996）对我国931家外资企业进行了研究，发现有“吸引力”的城市——那些具有良好产业基础的城市——获得了更多的投资，而集聚效应则放大了政策的直接影响。

对于集聚现象，Krugman（1991）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研究视角。他结合城市经济学和区域科学，认为：聚集效应的关键是规模经济，特别是外部规模经济；聚集能导致生产某一种产品的平均成本下降，进而产生递增的规模效应。聚集效应体现出一种路径依赖，进而影响后续FDI的聚集(吴丰，2001)。外商直接投资的聚集效应体现在增量FDI的区位选择受到特定区位的FDI存量的影响，即当某一地区的外商资本控制的厂商越多，新的外商就更倾向于投资该区域国家或区域(许罗丹、谭卫红，2003)。许罗丹、谭卫红(2003)、王剑、徐康宁(2004)、吴丰(2001，2002)对FDI在中国表现出的聚集效应进行了研究阐述，均认为外商投资的聚集效应明显。为了在运输成本最小化的条件下实现规模经济，制造企业倾向于在有巨大需求的市场或潜在市场区域选址，而需求本身的定位取决于制造业的分布。区域产业基础与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具有双向促进关系。资本的进入增强了该地区的产业能力，同时也强化了外资的集聚机制。以苏州为例，该地区的IT制造业目前已具备了相当完整的产业链，在开发区周围25公里内可以达到98％的产业配套率。这种配套体系在吸引跨国公司进入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苏州由此成为全球IT制造业最重要的集聚区之一。台湾十大笔记本电脑公司有九家在苏州投资，包括明基、华硕、华宇、台达在内的台湾20家最大的电子信息企业，有16家人驻苏州，随后相关配套企业相继进驻，产品包括线路板、电脑配件、主机板、扫描仪、鼠标器、及电池和笔记本电脑等等，共有1500余家IT企业，形成较为齐全的IT产业配套体系，这种产业链投资方式既使企业具备了较强的竞争优势，又增加了苏州招商引资的吸引力。

行业的地区集中可以提供一个足够大的市场使得各种各样的专业化供应商得以生存。在我国，另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是广东东莞，这里集中了大量的来自海外特别是台湾地区的计算机和电子设备制造商，是公认的全国电子产品配套能力最强的地区，在此设厂，有助于厂商增强其竞争力和建立竞争优势。有了特定产业的聚集，就能吸引相关的FDI进入，而我国西部就非常缺乏这种聚集，是吸引FDI的薄弱环节。

6“核心一”体系（CPS）。在对外直接投资比较集中的地区，往往会形成“核心一”体系（CPS），在空间一上的表现即为围绕“核心”区域形成的“核心一”（CP）结构。因此，与核心区域的地理接近性，成为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我国“核心-”体系的结构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与投资国相邻，易于吸引投资。例如我国广东的东莞、深圳等地区，由于毗邻香港，而成为外资最先进入我国的地区之一。山东的青岛、威海等地则由于与日本、韩国接近，而成为日资和韩资集中的地区。CP结构形成后，会在该地区产生一种引力，企业在选址时将遵循引力模型中所描述的企业关系，形成集聚效应。第二种是对外直接投资在核心区域选址后，吸引了大批跨国配套企业进入，这些企业在核心区域附近选址，形成了以产业配套为特点的区域。1993年，台湾明基公司在苏州新区投资设厂，同时还召集其台湾核心配套厂商，吴江由于具有土地和区位优势成功吸引了一大批配套企业人驻，从而在以苏州为核心，以吴江为的地区形成了以产业配套协作体系为特点的CP结构。

基于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促进区域经济特别是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几点启示：

1.接受并推行投资自由化

加快西部对外开放的基本方向是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主要是指那些有利于促进长期性外国直接投资的自由化政策，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促进市场竞争原则，通过减少或消除特别针对外国投资者所采取的歧视性措施，取消市场准入限制，促进市场竞争。外国直接投资参与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潜力也非常巨大，要创造宽松的环境，鼓励外资进入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优先发展领域，允许外资公平参与国家重大工程项目或公共项目的公开竞争招标。二是享受国民待遇的原则，即外国投资者的待遇等同于本国投资者，一方面，应取消对外资企业在税收等方面“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应取消对外资企业贷款、融资、投资等方面“非国民待遇”的歧视性措施，严禁对各类外资企业乱收费和变相增加非生产性负担。三是提供制度保护原则。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发挥市场经济机制来促进投资自由化和吸引外资，同时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制定相应的竞争性政策，以抑制某些私人投资和贸易的负面影响对市场竞争的破坏效应。四是尽量减少本是不必要的，繁琐的政府干预。无论是提高企业经济绩效，还是提高西部地区整个经济的效率，关键是增强市场的竞争性。在此意义上，投资自由化就是经济市场化，竞争游戏规则的公平、公开化以及监督机制的透明化、制度化。

2.积极开发人力资源

就西部而言，开发人力资源具有尤其重要的特殊意义。因为西部地区最大的资源是人力资源，也是中国目前就业压力最大的主要地区之一，由于政府投资本身创造不了多少就业，因此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有效的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吸引外国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这对扩大就业、缓解失业压力具有重要作用。这就要求政府不仅要实行直接影响FDI的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更重要的是要将人力资源开发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包括大力发展教育，积极培育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鼓励外资企业对其员工进行人力资源开发以提供更多的培训机会，增加中央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鼓励少数民族控制人口增长，在逐步解决“收入贫困”的过程中逐步解决“人类贫困”、“知识贫困”和“文化贫困”问题等。

3.实行跨国公司友好型政策，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吸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

吸引跨国公司是中国和西部获取全球知识与技术的重要来源，也是西部缩小与东部和发达国家知识与技术差距的重要途径。提高西部地区产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善待跨国公司，把吸引跨国公司的技术、资金与西部和中国相对巨大的消费市场等互补性优势结合起来，吸引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国际竞争力最强的跨国公司大规模投资于西部，并发展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的后项联系，鼓励与本地区著名的大企业联盟，提高其市场竞争力。这是西部开发最好的吸引外资策略。

第4篇：对外直接投资论文范文

（一） 题目

银行联系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理论机理与实证研究

（二）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研究背景

由于美国次贷危机而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国际金融市场陷入停滞，金融市场的危机不断传播最终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国际经济的混乱，严重扰乱了国际经济。在 2003 - 2007年期间强劲增长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在随后两年中出现了明显的大幅下滑。从那时起，研究人员就强调了金融与投资之间关系的重要性。

许多国家积极寻求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因为他们认为跨国企业将通过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增加资本积累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事实上，大量的实证证据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往往会为本国和东道国带来净收益增长效果。这就促使研究人员彻底的调查其决定因素。有力的影响因素包括市场规模，文化和地理接近度，相对劳动力市场禀赋和公司税率（Eicher等，2012;Blonigen和Piger，2014年)。金融发展，特别是两国之间的银行联系当然也应该加入这个名单。

2.研究意义

本文通过测试银行联系是否促进外商直接投资，为这类不断增长的文献做出贡献。我们论文的主要贡献有两方面：首先，我们展示了一种新的渠道，在这种渠道之中，金融通过向银行提供银团贷款形成的银行联系的积极影响展现了对投资的重要性。其次，我们证明这种影响可能对于当地金融发展程度越低的国家越大。

第5篇：对外直接投资论文范文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走出去

一、关于企业走出去理论概述

对外直接投资起源于发达国家，主要为发达国家探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决定因素以及行为决策等。 美国学者斯蒂芬・海默（Stephen Hymer）1970年在其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经营：一项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提出的垄断优势理论。海默认为一国企业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具有其独特的垄断优势，即独占性的生产要素优势，否则由于高额的成本很难与当地企业进行竞争。

英国经济学家拉奥提出“技术地方化理论”。这种理论要求发展中国家在引入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后不是简单的模仿、生产、应用而是再经过本国科学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生产出另一种产品或功能更加健全的产品以后再进行推广，也叫技术再创新。这样经过再创新的产品在国际上就会有竞争力，从而促进企业“走出去”。

二、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机遇

现在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自身的努力和国家政策的扶植下已经渐渐的步入正轨，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恢复期也已经过去，现在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正在朝着符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趋势的方向上发展，这正是新一轮改革中带来的机遇。

（一）贸易壁垒、贸易摩擦促进对外直接投资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贸易保护主义在发达国家越演越烈，特别是欧洲国家，如2005年欧洲各地的制鞋业者抗议中国进口的皮鞋而导致的中欧制鞋业争端，中美知识产权争端，中美钢铁业争端，中日纺织品业争端等等。在这种形势下，李猛和于津平通过利用中国与90个国家之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东道国对中国实施57年的非关税壁垒会显著影响当期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二）人民币升值对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机遇

近几年，中国贸易顺差过大给别国带来严重的贸易逆差，以美国为首的几个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出口采取了非关税贸易壁垒等措施来减少中国产品的出口，人民币被迫升值，由开始的八块多升为现在的六块多，人民币升值导致我国产品出口受阻，但同时也给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机遇。正如王凤丽利用协整分析技术和误差修正模型得出我国企业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可以将传统制造业企业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这样不仅可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而且可以带动国内一些相关设备和零部件出口。

三、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挑战

（一）对外直接投资结构不合理

通过近几年对外投资行业投资额可以看出，在对外直接投资所占行业中，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采矿业、批发零售业、金融业这四个行业，这四个行业总的投资总额占2012年对外直接投资额的72%。而高技术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占比较小，在2012年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等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占年度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3.1%左右，可见在对外直接投资结构上还是存在着很大的不协调，需要进一步完善。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滞后于经济发展阶段

如果采用GDP来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的话，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3年公布的全球各国GDP总量来看，中国以GDP总量9.1814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而按照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的《公报》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全球排名第11位。薛求知、朱吉庆运用实证分析得出中国现阶段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情况与理论预期还存在较大差距，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滞后于经济整体发展水平。

四、总结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中国企业“走出去”，也正积极的进行改革以促进企业的发展，从而促进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我们要继续深化改革，加快培育中国的跨国公司，打造出具有世界核心竞争力的海外企业，提高全民自主创新精神，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产品设计、研发能力，增强市场营销和跨国经营能力，逐步形成自己不可替代的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1]Hymer，S：“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Cambridge，MIT Press，1976

[2]Buckley P J. Casson M. The Future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M].the Macmillan Press，second edition.1991

[3]Louis T. Well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Firms from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in Tamir among and CharlesP. Kindleberger（ed）. Multinationals From Small Countries，Cambridge Mass，MIT Press 1976：35

[4]Sanaya Lall（1983）.The New Multinationals：the Spread of Third World Enterprises. New York：John Wiley&Sons，pp.250268

[5]李猛，于津平.贸易摩擦、贸易壁垒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世界经济研究，2013

第6篇：对外直接投资论文范文

通用电气(以下简称GE)公司是美国的一家拥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大型跨国公司，业务涉及制造业、服务业、高技术产业等众多领域，拥有全球员工30万人，遍布一百多个国家。近一个世纪以来，GE公司的对华直接投资一直是其国际化战略中的重要一环，其中的动因研究，不论对于解读各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还是对于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选择，都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GE中国的发展历程

GE公司的对华投资始于1910年的电厂投资。1925年，GE公司买下丹麦人于19世纪初在中国创办的慎昌洋行，创办了中国电气工业的第一家制造厂。1929年，GE公司投资创办了上海电力公司，该公司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外资企业。1979年，GE公司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从此大规模进军中国市场。后来又在上海和广州设立办事处，逐步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的经营网络。

迄今为止，GE的所有工业产品集团均已在中国开展业务，总投资超过15亿美元。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后各要素市场的逐步开放，GE的金融业务也正积极寻求在中国发展的机会。

截至2008年底，GE公司在华销售额为46.4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了近80％。尽管受金融危机冲击而业绩下滑，GE公司并没有放慢在华投资的步伐。2008年，GE旗下的通用汽车(GM)在前三季度亏损数百亿美元的状况下，仍坚持每年在华投入10亿美元不变，于当年年底在上海投资2.5亿美元建立中国园区，用作亚太中国总部，并设立通用汽车前瞻性科研中心。GE公司全球副总裁兼亚太区总裁罗瑞立于2009年年初表示，在GE的亚太区几个市场中，韩国和泰国市场状况都比较弱，而印度的发展也在减缓，GE在一些地区的发展确会暂缓，但绝不是在中国。

二、GE对华直接投资特征及动因分析

GE中国的产品和服务涵盖家电、航空、消费类电子产品、配电产品、能源、金融、医疗、照明、媒体与娱乐、油气、轨道交通、安防、水处理等诸多领域，是跨国投资中多元化经营屈指可数的成功案例。GE对华直接投资的成功，是对一系列跨国投资理论的极好的诠释。

(一)GE公司具有特定的垄断优势

垄断优势理论也称为特定优势论，是美国经济学家海默(S，HHymer)于1960年在其博士论文《一国企业的国际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研究》中首次提出的。海默认为，市场的不完全竞争是跨国公司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根本原因，而跨国公司持有的垄断或寡占优势是其实现对外直接投资利益的条件。GE在中国提供的产品基本上都是高科技产品，所提供的服务中，对商业和消费者的金融服务占有极大的比例，这充分体现了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

GE进入中国存在以下两个要素：一是GE公司具有企业特定优势，即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垄断优势，主要体现在其技术优势、先进的管理经验、雄厚的资金实力、规模经济优势和完备的信息销售网络上。二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进行市场化改革，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个不完全的国内市场。在中国的要素市场中，由于技术和知识市场的不完全性，GE公司面临着知识外溢的损失，而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以及对相关产业高关税的设置，也成为GE选择在华直接投资的重要动因。

此外，根据凯夫斯(R，E，Caves)1971年对垄断优势的发展，产品的差异能力是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优势。GE公司在中国注重本土化策略，充分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对原有产品或服务进行革新改造，使其与中国当地其他生产者的产品或者服务有所差异，与在美国的GM产品相比也更加中低端化，以此来适应不同层次和不同地区消费者的偏好，吸引更多的消费群体，从而扩大产品的销量，为其带来优势的维护和强化。此外，通用独特的商标品牌也是一种无形资产，能够吸引国内的消费者，有助于其业绩的增加。

根据美国学者尼克博克(F，T，Knickerbocker)1973年对垄断优势理论的发展，GE公司对华直接投资是一种防御性的投资，是由寡占反应引起的。以GM的对华投资为例，全球汽车行业是由几家大公司占统治地位的行业，每一家大公司对其他大公司的行动都十分敏感，紧盯竞争对手，一旦其采取对外直接投资，就紧随其后实行跟进战略，以维护自己的相对市场份额。GM资本进入中国，就是对德国大众的一种跟进，其目的在于抵消对方率先行动所带来的好处，避免给自己带来风险。

(二)GE公司的产品生命周期进入直接投资阶段

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弗农(R，Vernon)认为，在开发新产品和技术的优势当中，主动的直接投资的出现将是不可避免的阶段，因为厂商为国外提供最好的服务要比谋求利润的最大化更重要。因此，当厂商出口产品在东道国市场达到一定份额水平时，对东道国直接投资就是必然的结果。这一阶段的投资在弗农看来是一种被动的市场竞争方式。当GE公司的产品对中国的出口面l临威胁时，GE就立即做出强烈的反映而直接在华设厂生产，这是对预期利润的考虑，不仅仅是传统的销售收益与总成本之差，还包括因市场份额下降所导致的收入减少部分。

(三)GE公司对华投资是一种边际产业的扩张

比较优势投资论，也被称为边际产业扩张论或边际比较优势论，是由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小岛清(K，Kojima)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根据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比较成本理论提出的，其主要核心就是，“一国应该从已经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即边际产业)开始对外直接投资，并依此进行”。GE公司在中国投资的很多领域如家电、消费类电子产品、配电产品等都是其国内已经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符合小岛清理论的核心内容。这种直接投资实现了双方贸易的互补和扩大，是一种顺贸易导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

(四)GE公司对华投资寻求内部市场根据拉格曼(A，Rugman)的内部化理论认为，由于国际市场的不完全性，以及某些产品(如知识产品)的特殊性质或垄断优势的存在，导致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的交易成本的增加，而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将外部市场内部化，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

一方面，由于中国要素市场的不完全性，GE公司中间产品的进入面临着一系列的壁垒；另一方面，由于GE投资中国的相当多的一部分领域都是中国技术比较落后的领域，为避免其核心技术在外部市场上转让可能发生的产品外溢，GE选择在华直接投资设厂。GE将中间产品(主要是核心技术)在其相关行业的企业内部转让，以内部市场来代替外部市场，以避免外部市场不完全造成的损失，谋求企业整体利润的最大化。

(五)GE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看重区位优势

邓宁(J，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由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三个核心理论组成的。GE选择中国进行直接投资，就是综合考虑了中国经济增长迅速，国内市场广阔，外资政策优惠等区位优势而最终做出的选择。在GE中国的多领域经营中，对华直接投资的选址仍然集中在上海、北京、广州三个城市，体现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的区位选择。三个地区繁荣的经济水平，发达的金融市场，较高的消费者购买力，广阔的市场容量，沪宁杭、京津唐、珠江三角洲发达的工业基地体系，都成为GE投资的重要动因。

通用汽车(GM)在华设立的七家合资企业和两家独资子公司都位于上海，是源于上海固有的、不可移动的要素禀赋优势。上海位于中国东部沿海的中心位置，交通便利、基础设施齐全、金融发达、开放程度极高，沪宁杭的重工业基地也为汽车制造业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资源，上海发达的经济和高消费水平、长江流域的广阔腹地也为通用汽车的销售提供了潜在的市场容量。此外，还有中国低价格的劳动力，中国政府对幼稚产业的优惠和扶持，都成就了GM对华投资的重要战略选择。

(六)GE中国实行多元化经营

GE公司近百年来在华进行直接投资，而且经营领域涉及金融、工业、医疗、基础设施等较多方面，这样有利于降低对外直接投资的经营风险。我们可以看到，GE中国的很多业务领域都是有相关性的，或者存在着上下游产业链的关系，这样有利于公司低成本高效率的运作和规模效益的实现，为其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其全球业务的夸张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三、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启示

(一)注重垄断优势的培养

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是其对外投资获利的根本条件，也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必须注重核心技术研发，采用与国际接轨的先进的管理经验，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实现规模经济优势，并加强完善的信息销售网络的建设，建立有效的营销渠道。此外，中国企业也应当在国际经营中注重本土化战略，使产品或者服务贴近东道国消费者的需求，并尽可能的与当地品牌形成差异化，实现企业特定优势。

(二)实现边际产业的转移

纺织、轻工、家电一直是我国的支柱产业。这类产业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企业不断壮大，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也不断增强，但是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利润增长率也呈现下降的趋势。为延长其生命力，将其有选择地转移到该产业成本相对较低、正处于成长中的地区，不仅可以为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创造条件，而且可以充分利用东道国的比较优势，重新发挥对国内经济的积极作用。因此，我国的边际产业可以到亚非拉国家和地区进行直接投资，得到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三)建立国际化内部市场

当今的国际市场是不完全的，存在着市场交易费用，而我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又过多地采用绿地投资的新建方式，与内部化方式相比有明显的局限性，也存在着更大的风险。因此，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应该更多地采用并购的方式，建立国际化的内部市场，实现跨国流动要素在企业内部的转移，来防止技术知识外溢，降低交易成本，并最终提高国际竞争力。

(四)注重区位选择

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瞄准发达国家市场的同时，也应该积极进军发展中国家和一些不发达国家。区位的选择与产业的选择是相互关联的，我国的产业对一些国家的地区具有潜在的优势，而这些国家和地区就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潜在市场。因此，东盟国家和其他周边国家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首选，其次独联体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非洲和拉美发展中国家也是我们对外投资的重要市场。在一国国内投资地点的选择上，对外投资的中国企业应该选址在经济繁荣、市场广阔、交通便利、政策优惠的大中城市，以尽可能控制成本、降低风险，实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

第7篇：对外直接投资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形成;经济增长;东盟;PVAR模型

一、引言

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成立，对双方进一步加深合作提供契机。中国和东盟多数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经济具有相似性，都在通过扩大开放程度，吸引外资促进经济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对一国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的作用如何，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通过研究最早的5个东盟成员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的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情况，分析东盟国家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形成额、经济增长三者的关系，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参考，促使国内企业更好地依靠中国-东盟自贸区，参与东盟国家的建设开发。

二、东盟五国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形成、经济增长关系的现实描述

自20世纪90年代后东盟国家加快开放进程，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入东盟五国，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外商直接投资减少。危机影响消减后，外商直接投资数额上升，东盟五国依旧是外商直接投资吸引较大的地区。从投资数额上看，新加坡作为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对外商直接投资吸引力最大，人力资源丰富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对外商直接投资吸引力也较强，相对来说，菲律宾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较弱。目前，对上述东盟五国最主要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分别是美国、欧盟、日本。目前，外商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涉及农林渔业、矿产采掘业、制造业、建筑业、贸易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和服务业，制造业、采掘业仍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而从长期来看，与贸易相关的服务业是外商直接投资所青睐的热点。以外商独资、合资、收购兼并等形式进入东盟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拓宽了东盟国家的资金来源。外商直接投资为东盟国家创造了巨大的就业岗位，为东盟国家经济增长作出贡献。

三、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择

本文重点研究的是外商直接投资与资本形成的关系。选取最早的5个东盟成员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的数据，主要变量如下：资本形成额占GDP比重（k）：体现一国资本形成状况。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占GDP比重（fdi）：体现外商直接投资的指标。国内生产总值增幅（GDP）：反映一国GDP的指标。由于非平稳时间序列式在基于传统的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估计和检验时将失去通常的性质，故需要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综合面板数据特征，选取滞后期二期，运用stata 11.2软件，采用PP检验、IPS检验、fisher检验、Levinlin检验分别检验数据的平稳性，初始面板数据不平稳，但对其进行一阶差分后，面板数据均平稳，面板数据的平稳性为PVAR模型可靠性提供了保障。

（二）数据来源

本文出于数据完整性和代表性等原因，选取1981-2011年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资本形成额占GDP比重、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占GDP比重、国内生产总值增幅等指标，分析上述地区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形成、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数据均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为本文的模型研究分析增加可靠性。

（三）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向量自回归计量方法对东盟五国数据进行分析，所用程序为采用stata11.2中连玉君所编程序。

其中为系数，i表示国家，t表示年份，为随机扰动项。面板VAR模型包括以下步骤：（1）利用System-GMM方法对东盟五国数据进行估计，研究变量之间的回归关系;（2）生成脉冲响应函数，通过脉冲动态反应图来观察各变量对冲击的反映情况。

1.System-GMM估计结果。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对资本形成额作用显著，对第一期的资本形成额呈负相关，说明短期内外商直接投资对东盟国家的资本形成有挤出效应。这主要因为东盟国家企业与外资企业相比实力较弱，短期内外商直接投资会减少其发展机会。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与第二期资本形成额呈正相关，长期条件下，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东盟经济增长，带来崭新的投资机遇，拉动其国内资本增长，促进东盟国家形成新的资本投入再生产。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对后两期外商直接投资呈负相关，表明一定时间内流入东盟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有限，主要原因是东盟国家开放程度有限，阻碍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一期GDP有正的效应，说明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东盟国家经济增长。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二期GDP反映结果不显著，无法判断其对第二期GDP的影响。

GDP的变动对第一期的资本形成额和第二期的外商直接投资作用显著，均呈现负相关关系，从经济学角度，体现了要素的边际作用递减规律。另一方面也说明东盟国家的开放程度有限，外商直接投资可以进入的范围较窄，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形成障碍。

2.脉冲响应分析。为进一步检验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形成额、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使用脉冲响应函数进行分析。

（1）外商直接投资对资本形成额的直接影响。从分析中可以看出，最初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会减少东盟国家的资本形成，即发生挤出效应。但第一期后迅速回升，并在第二期时外商直接投资对资本形成额的促进作用达到最高，之后影响逐步降低。原因在于外资企业进入东盟国家后，会相应的拉动配套设施的建设，带动当地发展，形成集聚效应，为资本形成创造有利条件。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外商直接投资对东盟国家资本形成的作用时间较短，说明当前东盟国家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效率不高，投资结构局限，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流向投资周期短、利润回报快的行业。在此类行业中，外商直接投资迅速转化为生产要素进行生产，促进经济增长。但随着外商投资企业利润的汇出，对资本形成额造成负面影响。此外，面对资本形成额的变动，外商直接投资长期内变化不大，表明东盟国家资本形成额对外商直接投资基本无影响。当前东盟国家资本远未达到饱和状态，其国内发展仍需要大量资金扶持。

（2）外商直接投资对资本形成额的间接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资本形成额的间接影响主要体现在一定时期内外商直接投资有限。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对下一期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呈负相关，东盟国家目前的开放度有限，在行业准入和项目审批上，对外商直接投资造成限制。而从长期看，上期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对下期无影响，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东盟国家的局面不会改变，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资本形成额的直接影响仍将持续。此外，外商直接投资变动促进第一期GDP增长，第二期后影响逐步趋于零;而在分析中，GDP变动对第一期资本形成额影响为负，第二期后影响逐步趋于零，综上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东盟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了投资周期短、利润回报快的行业，不利于东盟国家长期资本形成。GDP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呈负相关，表面上看违背市场规模与外商直接投资正相关的规律，实际是由于GDP统计口径中包含外资企业汇出本国的生产额，致使GDP统计指标未能正常反映其国内生产状况，此类状况在分析中也有体现。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System-GMM估计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笔者发现东盟国家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存在以下关系：第一，短期内外商投资对东盟国家资本形成存在挤出效应，长期内存在挤入效应。第二，东盟国家资本形成额短期内促进其经济增长、长期内对经济增长作用有限。第三，外商直接投资短期内促进东盟国家经济增长，长期对东盟国家经济增长贡献有限。造成此类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流入东盟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大多投资于投资回报高、回报快的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结构不合理，未能全方位调动国内生产要素，造成资源错配。因此，东盟国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应采取以下策略：

首先，扩大开放程度，加快对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的审批，保证外商直接投资长期的长期流入，形成生产资本，拉动经济增长。东盟国家经济要发展，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政策非常必要。国外资本实力较强，资金雄厚，技术先进，可以给本土的企业带来危机意识和竞争意识。

其次，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行业，调整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对外商直接投资进行甄别，对与国内产业具有较大关联性的外商直接投资实施优惠政策，从而鼓励其进入。同时减少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资本的挤出，出台相关政策完善外商直接投资配套措施，使外商直接投资更多用于其国内生产。

再次，完善外商直接投资法律法规，保障外商企业利益，同时完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利用中国-东盟自贸区等平台，更多让外资企业了解自己，吸引更多外资。此外，建立动态评估体系，及时反馈外商直接投资状况，以便适时采取相应措施，调整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资金性质，促进外商直接投资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最后，东盟国家需加强对其国内私人资本的扶持力度，东盟国家市场经济起步晚的国情决定其国内私人资本并不发达的现状。本土私人资本和国外大型企业相比，还是显得非常弱小的。东盟国家发展自身经济时需要练好内功，强大的私人资本能充分发挥外商直接投资对其的促进效应。

第8篇：对外直接投资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人民币升值对外直接投资跨国并购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化的发展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对外贸易规模扩大．外汇储备不断增加．2007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达到了创记录的1．5万亿美元．资本流动性明显增加同时．经济快速增长使能源问题日益突出．国内外市场竞争加剧．与主要出口对象国的贸易摩擦增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加大了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的力度．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到海外直接投资．寻求新的发展空间据中国商务部网站消息．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07年9月14日联合(2006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截至2006年底．中国50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共在全球172个国家（地区)设立境外直接投资企业近万家．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简称存量)906．3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750．2亿美元．占82．8％．金融类156．1亿美元．占17．2％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0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位于全国家(地区)排名的第13位。这使人不由得联想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企业的对外投资热．惊叹中国的对外投资时代正在到来

1当前中国的对外投资与当年日本对外投资的相似性

当前我国企业向海外发展的状况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的企业对外投资热的确有相似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1二者都面对日益增多的贸易摩擦

当年美国因贸易收支逆差问题对日采取措施．引发了日美贸易摩擦．在迫使日元升值以后．日本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提高．出口竞争力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通过大规模海外直接投资特别是对欧美国家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际经贸摩擦．实现了对欧美等国家的出口现在．中国制造业特别是家电、纺织日用工业品等领域的产品出口屡屡受到一些国家实施的反倾销调查等限制为减少和规避贸易摩擦．促进出口．中国的一些企业也寻求到海外投资设厂。

1．2二者在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方面都以并购式投资为主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以新建投资为主要方式．并购式投资迅速增加还是在日元大幅升值以后由于中国目前所处的国际环境较80年代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全球出现前所未有的企业并购浪潮．在这种形势下，购式投资日趋活跃．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首次超过100亿美元．其中通过收购、兼并实现的直接投资占到当年流量的一半200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突破200亿美元．其中通过收购、兼并实现的直接投资约占四成。

1．3二者的对外投资热都出现在本国货币面临巨大升值压力的背景下

20世纪80年代．为削减本国巨额贸易逆差．美国不断对日本施压．迫使日元不断加速升值如今．中国同样面临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快速升值的巨大压力

2中日两国对外投资的本质区别

从总体上看．当前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热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企业的海外扩张相比．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差异还是占了主流

2．1两国国内市场条件不同

一般情况下．一目的国内市场越小．本国企业走向海外的驱动力越大日本国土狭小．国内市场发展空间有限20世纪50～60年代．很多日本企业就十分重视开拓国际市场80年代．日本在许多领域国内市场趋于饱和．企业纷纷在世界范围内多层面、全方位地寻找有利的投资机会与日本相比．中国的市场容量大．仍具有尚未开发的潜力．虽然本国企业到海外发展有寻求更广阔市场的动机．但总体上这方面的需求在程度和迫切性上明显低于日本目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更主要目的是利用资源、获取技术和品牌等。

2．2二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实现了经济追赶欧美的目标．在许多关键性领域已占据优势．市场经济趋于成熟．国内存在大量剩余资金．对外投资达到较高水平1985年度．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额为122．2亿美元．到1989年度达到675．4亿美元．成为位居前列的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大国．并且面向发达国家的投资所占比重较高．尤其对北美的不动产、对欧洲的金融和保险等领域投资增长迅速相比之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正在全面构筑市场经济制．无论在经济实力、市场发展状况方面，还是在企业经营资源、竞争能力、国际市场整合经验等方面．与日本的差距还很大中国企业的海外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对外投资规模有限至今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额仅相当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日本一年的投资额．差距十分悬殊．而且面向发达国家高层次领域投资的条件还不成熟．从这个角度讲．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时代尚需时日。

2．3两国对本国企业海外发展的政策导向不同

日本在二战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限制外国资本进入．鼓励本国企业到海外发展。日本政府开始鼓励外国企业对日投资还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事情中国则相反．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内资金短缺，政府一直强调“招商引资”．不鼓励对外投资1999年．中国政府才明确提出让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并在2000年3月召开的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将企业“走出去”作为国家战略正式提出近两年随人民币的不断升值及国内外竞争的加剧才大大放宽了对国内企业对外投资的限制.

2．4两国对汇率政策的处理不同

1985年9月“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出现持续大幅度升值的态势．与升值前的日元兑元汇率相比．三个月内升值20％．到1987年底升幅达50％．1995年4月一度突破80：1大关．日元升值3倍左右而当前我国人民币的升值．由于吸取了日元加速升值的教训，采取了一种渐进、有管理的升值过程．因此不会带来像日本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资产严重泡沫化的恶劣结果另外，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大举向海外扩张之际已实现资本自由化．而目前人民币还没有实现资本项下的自由兑换

2．5两国对外投资主体不同

日本对外投资的主体是民间企业．而从中国2006年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数量分布来看．多元化格局明显．有限责任公司所占比重仍超过国有企业位居首位，国有企业占了26％．位于第二位．私营企业12％．排第三位．这也是为何中国企业的海外大型并购案件往往给人以非商业操作印象的原因。

3有中国特色的对外直接投资新思路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笔者认为，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战略不应完全仿效日本．而应借鉴日本的教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对外投资之路。

3．1实行渐进性的、有管理的汇率政策汇率政策对31本企业大举海外扩张和泡沫经济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

用在当前人民币面临不断升值压力的形势下．我国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实行渐进性的、有管理的汇率政策．既要支持有条件的企业积极地“走出去”．又要防范投资的盲目性和经济泡沫的形成

3．2在支持企业“走出去”的同时。加强和完善金融监管体制。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长期以来．为促进经济增长．日本政府支持银行贷款。助长了银行放贷的随意性．加上日本金融监管体制不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银行风险意识淡化．经营中出现的问题被隐蔽和积累下来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日元升值和宽松利率的背景下．金融资产迅速膨胀．过剩资本到海外大肆收购，并大规模流入房地产市场1986～1991年．日本对外房地产投资累计额522亿美元．占这一时期整个对外直接投资额的比重为19_4％其中．一些项目是在投资回报预测不准确的情况下盲目进行的．既不充分了解当地市场和国际资本市场操作规则．也没有进行严格全面的详尽调查．结果在泡沫经济崩溃后蒙受巨额损失较为典型的事例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对美国实施的几起震惊世界的大型并购案．如三菱公司在收购洛克菲勒中心大厦后不久．便以半价再次卖给原主：一度成为日本人囊中物的卵石滩高尔夫球场也在收购后的转手之间损失掉几亿美元这些曾经让日本人痛快、美国人紧张的并购案件如同昙花一现，最终损失惨重。所以．我国在鼓励企业“走出去”的同时．有必要加强和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对贷款对象进行严格的资信审查．并促使银行提高风险意识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3-3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企业要注重培育自己的技术和品牌优势日本企业的海外投资大都是建立在自己的技术和品牌优势基础上，如索尼公司、松下公司等我国缺少自己的技术和品牌．要想真正立足于国际市场．提高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树立品牌形象十分重要。为此必须加大对发达国家的前瞻性高科技产业的学习型投资学习型对外直接投资是一种逆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在于汲取国外先进的产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动国内产业升级．创造新的比较优势应将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于发达国家．一方面．可以绕过贸易壁垒．更直接地学习利用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理念．跟踪世界动态．并向国内传输和扩散．充分发挥技术的溢出效应和示范效应．推进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可以利用东道国优势扩大生产．提高市场占有率．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

3．4企业“走出去”要制定有步骤的国际化战略。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日本索尼公司收购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案件．因缺乏务实性的投资规划和长远的战略考虑．到1994年索尼公司背负了27亿美元的巨额亏损我国企业在“走出去”时．一定要制定明确的海外发展规划和战略，对投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语言等环境进行充分的先行性调查研究若采取合资方式对外投资．在选择合作伙伴时一定要仔细调查和了解对方的资产、信誉、经营管理等状况。在定位投资目标时．要深入研究项目的可行性．不仅要考虑投资项目对本国产业发展的重要性．还要考虑在海外的实际操作性

第9篇：对外直接投资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FDI，贸易结构，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

 

一、引言

贸易结构的决定是国际贸易理论回答的基本问题之一。从古典比较优势理论诞生以来，经济学家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解释决定贸易结构的因素，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流派。一些西方经济理论对外商直接投资和动态比较优势，贸易结构的变化进行了阐述，而较为著名的是维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雁行”理论。维农把国际贸易与FDI产生的原因统一在“产品生命周期”的概念之下，将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与国际化经营区位选择，方式选择联系起来，并证明了投资是在贸易基础上进行的比较优势转换的结果。而“雁行”理论认为在一个经济相对落后而且对外开放的国家，某一产业可以通过吸收国外资本和技术而获得发展。近几年，国内学者关于FDI与贸易结构的关系也做了许多研究，江锦帆（2004）发现FDI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存在资本效应和外溢效应两方面的作用协整检验，外溢效应对出口贸易有积极影响。江小娟（2002）对FDI与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关系进行了定量了研究核心期刊目录。她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与国内企业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份额进行了比较，认为FDI有利于优化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刘重力（2000）比较研究了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与国外出口商品结构，发现FDI促进了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的增长。已有的文献上看，这些研究都是从国家层面上来研究FDI与贸易结构的关系，而对于浙江省这样一个出口大省来说，研究FDI对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浙江省贸易结构的现状

（一）、外商投资企业对浙江省出口的贡献

外商投资企业作为浙江省FDI流入的典型代表，其对浙江省出口的贡献可以看出其对浙江省贸易的影响，我们用外商投资对浙江省出口贸易贡献度来衡量其对浙江省出口的影响；“外商投资对浙江省出口贸易的贡献度”是指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在整个浙江省出口贸易总额中所占的份额，表明外商投资企业出口的作用力大小。

表1 1997-2008年浙江省外商投资对其出口贸易贡献度

 

年份

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

(单位：万美元)

浙江省出口额

(单位：万美元)

贡献度（%）

1997

246640

1011113

24.39

1998

268295

1086623

24.69

1999

332783

1287125

25.85

2000

534843

1994279

26.82

2001

709961

2297747

30.90

2002

919969

2941102

31.28

2003

1304773

4159499

31.37

2004

1964667

5814638

33.79

2005

2726282

7680353

35.50

2006

3795210

10089427

37.62

2007

4725567

12827293

36.84

2008

54265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