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院工作报告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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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养老院工作报告范文

“全面实施健康浙江2030行动纲要”，“要认真抓好落实十方面民生实事，努力解决好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要完善公共养老服务体系，引导督促子女尽好赡养义务”……民生政策关乎民意、民愿，更关乎民心。在切实感受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幸福的同时，代表们将目光投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全面小康。

以“医养结合”打通健康养老“最后一公里”

“一个行动不便的老人，由于拉肚子而不得不整天坐在马桶上，因为工作人员没工夫一直照顾他。”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温州市龙湾区人民医院院长魏丽华代表讲述了一段她曾在养老院看到的真实故事。

随着老龄化日渐严重，养老问题受到了人大代表们的高度关注。“养老是夕阳的事业，朝阳的产业。”“以前是七十古来稀，如今医疗水平的发展，百岁老人比比皆是。”温州医学院康复系主任王小同代表也真切感受到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挑战。他告诉记者，目前独居老人现象突出，老年群体慢性病多、病程长、治愈难，更有一些“失能”老人无法自我照料。

“老人不安，家人不安，把老年问题解决好，有利于青壮年全身心工作，减少后顾之忧。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步鸣代表这几年对养老问题进行了深入调研，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他介绍，目前的养老模式如居家养老，受困于“养老的不治病、治病的不养老”，给老年人的养老和医疗带来不便。

“现有养老机构主要以传统的床位养老方式提供服务，很多失能或半失能老人亟需专业医疗康复，不少老人需要反复奔波于家庭、养老院和医院之间。”魏丽华认为，医养结合养老机构是这些老人的最佳选择，这是一种“有病诊治、无病疗养”的新型养老医疗模式，有效结合现代医疗服务技术与养老保障模式。

2017年1月1日起，浙江省卫生计生委、民政厅等10部门制定推出了《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的实施意见》。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将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业，研究制定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用于养老机构建设的相关政策，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服务机构，加快形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可见，以“医养结合”打通健康养老“最后一公里”，浙江已经迈出了步伐，但是不少代表对“医养结合”模式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颇为担忧。养老机构和医疗护理机构建设资金不足；许多养老服务机构不能获得医疗机构身份、不能纳入医保定点单位；老年医疗护理专业人才缺乏等等。对此，李步鸣建议，政府应做好顶层设计，把机构养老规划纳入医疗服务规划中统筹考虑，并加快出台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的实施细则。

“部门各自为政，养老和医疗资源各自独立、互相阻隔，是阻碍‘医养结合’服务体系建立的关键。”温州市鹿城区人民医院主任医生庄建华代表表示，推进医养结合体系建设，政府、社会等各方面力量要形成合力。

针对医养结合的发展路径，魏丽华提出，有条件的基层医疗机构可以开设老年病科。医疗机构还可与辖区内的养老机构签订医疗服务合作协议，并选派医疗服务团队定期到养老机构进行医疗与健康管理服务。有条件的地区还可与社会资本合作兴办医养结合机构或护理院。

“传统的养老模式需要改革。”庄建华告诉记者，“现在一些老人不愿意去养老院，是因为他们认为，到养老院是去等死。”温州市现代服务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作军代表也表示，“很多人谈到养老机构，观念是有问题的，以为养老就是纯粹的‘养老’，把老人圈进来，送进养老机构就完事了，实际上并非如此。”

据悉，截至2015年末，浙江省60岁及以上人口984.03万人，占总人口的20.19%，比上年同期增加38.95万人。数据显示，低龄老人的数量占据了很大的比重。

“这些老人还是年富力强，挺能‘折腾’。这些老人不单单只要解决生活照料的问题，还有丰富的精神诉求，比如说学习、娱乐，等等。引导这些老人积极投身社会经济建设，发挥正能量。”杨作军说。

王小同也建议，要积极推进“综合性养老”，多层次、多元化、多形式养老体系建设，让老年人可以自主选择。同时，政策要托底，政府要e极建造养老院“样板房”，制定标准，购买服务，有力监管，对民办养老机构进行引导规范。

新工匠，从“0”到“1”的质变

说到职业教育，人们会想起前两年热播的《大国工匠》系列片。据了解，浙江一共有独立建制高职院校45所，各具特色，也为各行各业输送了大量人才。“工匠精神是传承和钻研，是专注和坚守，更应该包含着创业与创新。”浙江三门职业中专党委书记、校长，三门技师学院副院长谢卫民代表这些天一直在思考“新工匠精神”的内涵。他认为，在信息化时代，新工匠和旧工匠内核不一样，旧工匠是1到N的量变，而新工匠则是0到1的质变。

“职业教育不仅仅要培养技能型人才，更要培养掌握高新技术、能够适应时展的高技能人才，要成为浙江制造、浙江‘智’造的‘领头羊’。”谢卫民告诉记者，这些年，浙江的职业教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对于职业教育的认同度也在不断提升，已从最开始的不认同转变为逐步认同。

“比如我们学校，近几年中考分数在普高线以上选择到我校就读的初中毕业生，从原来的0上升到了现在的7%―8%左右。”在喜见变化的同时，谢卫民也直言，目前在社会上“重普高轻职高”的现象仍然突出。同时职业教育也面临着校企合作不紧密，师资力量薄弱、职业教育投入力度不够等问题。

“大家对职业教育仍存在偏见，认为职业教育劳动强度大、工资待遇低、升迁机会少，属于择业末流，选择职业教育是无奈之举。”李步鸣告诉记者，目前职业教育社会认同度低是个“外伤”，而专业设置滞后，人才培养无法满足产业需求则是“内伤”。据他介绍，一些专业所培养出来的学生还不能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所需，本科层次的职业技术技能人才尤其紧缺。

“以前很多职业学校过分注重学生的专业技能培养，放宽对学生的文化素质要求。现实情况是，如果学生的文化素质低，就不可能有好的创新创业能力。”谢卫民建议，将“两创”课程有机地融入到职业学校课程体系，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

“职业教育要优化专业结构，建立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李步鸣认为，要从当前浙江经济转型升级，建立现代产业体系要求来谋划专业设置。目前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等方向将产生一批新的应用技术，从而催生出一批新的产品、新的行业以及新的企业。他建议，从这一特点出发，浙江高职教育专业设置应积极向这些专业靠拢，有针对性地培养新兴产业适用型人才。

人才培养，职业教育和普通本科院校教育两手都要硬。《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继续放宽普高、职高分流限制，促进普高、职高协调发展。积极稳妥开展高考综合改革国家试点。积极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加大重点高校、重点学科支持力度，着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争创国际国内领先的一流学科、一流大学。积极推进应用型本科院校和高等职业教育院校上水平。

“中央希望浙江各项事业的发展在全国都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现在我们最大的短板和发展瓶颈还是人才。与北京、江苏、上海、深圳等地区相比，浙江在人才总量、结构和素质方面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代表认为，造成人才瓶颈的重要原因，是浙江高等教育虽然在过去若干年里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优质资源极度稀缺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

“作为国内顶尖、国际知名的大学，浙江大学改革和建设的力度很大，发展速度很快，在带动浙江省高等教育发展总体水平提高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仅凭浙江大学无法从根本上缓解优质高等教育服务极度短缺的现状。”

“好大学不是一朝一夕能建起来的，如果不及早M行布局，这个问题还会不断往后拖。所以，尽快对浙江省高等教育重新认真思考布局和优化结构，越早重视，越主动行动，对浙江发展越有利。这件事情真的不能再拖了！”罗卫东建议。

垃圾分类不是一个小题目

“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在高度重视节能减排、绿色环保的时代，垃圾分类的环保意义不言而喻。但正是这样一件看似举手之劳的小事，却面临着落实难、推广难等困境。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浙江省十大实事中，第二件就是研究制定推进垃圾分类的具体办法。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研发项目主管黄丽珍代表今年又提了一个关于生活垃圾的议案，这已经是她连续第三年在人代会上关注垃圾分类问题。

在黄丽珍看来，历经多年的垃圾分类推进工作，浙江的许多试点已经取得了成功，虽然这些垃圾分类试点中以农村居多，但在城市里也有不少亮点：“我去过下沙的魅力城小区，那里的垃圾袋追溯机制很成功，居民的垃圾分类认同度很高，即使是小孩子都知道要做好垃圾分类。”

目前城镇生活垃圾分类许多试点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效果有限的现状，她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是时候了！”黄丽珍说，现在正是把一些成功的模式和做法，以立法的方式在全省推开，上下齐心，做好垃圾分类的最好时机。

而在温州代表团，在环卫一线工作的王潘萍代表，也是连续两年针对垃圾处理撰写建议。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她直言，袋装垃圾并非长久之计，许多消费者用不可降解的塑料袋装垃圾，给垃圾回收利用和分类处理带来很大的困难，同时也给垃圾填埋和焚烧带来新问题。民众的垃圾分类意识不强，镇村居民没有垃圾分类的习惯。

“做好垃圾分类处理首要是加大投入，试点先行，逐步普及镇村垃圾分类收集处理以及垃圾桶、垃圾收集车、中转站、填埋场等配套设施建设。”王潘萍认为，垃圾分类的主体应该是居民本身，要落实到户才有效力。垃圾在家里的时候是混装的，大家出门之前再分类，效果一定不好。不如每户发几种颜色的家庭小垃圾桶，在家里扔的时候就分好了，那么拿去社区的分类箱就不困难了。

在宁波代表团的小组会议上，宁波市第一医院副院长许幼峰代表抛出的垃圾分类话题，也一下炸开了锅。“光靠民众自觉、自发分类十分难。前期需要引导，比如从小学就开始做好垃圾分类的教育工作。”“我在瑞典看到，几个垃圾箱旁，都有志愿者在管理，垃圾分类没做好的，志愿者不让扔。”“日本每个垃圾袋都有编号，若垃圾分类做得不好，可以根据编号溯源，由志愿者上门做工作。”……

“垃圾分类的解决之道在社区。”许幼峰表示，可以采取垃圾袋编号方式，对垃圾分类进行溯源，做得不好可以上门教育、劝导；做得好的，可以给予一定的物质激励，比如物业费减免等办法。

“城市垃圾分类相较农村业态复杂，环节看起来简单但细节上要求和标准很难统一。这就容易出现‘破窗效应’。”金华市副市长张伟亚代表建议，要有顶层设计，明确各个相关部门、相关人员的职责并设定处罚、激励机制。同时还要建立相关制度鼓励市场参与，比如欧洲的一些大公司，他们的包装就会有人回收。

第2篇：养老院工作报告范文

关键词：养老金；人口老龄化；银发消费；上涨因素

在我国，虽然存在着人口基数较大，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基本国情，但国家仍然不遗余力的制定调整养老金政策。养老金的上涨不仅为退休人员提供物质上的帮助，同时也使他们心理上得到了安慰。本文从人口老龄化、银发消费、国家政策支持等因素阐述了促使养老金连续12年上涨的缘由。

1.人口老龄化这个客观事实促使养老金年年上涨

当一个国家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人口总数的10%时，或者这个国家65岁以上人达到7%时，就意味着人口的老龄化。以下是2008-2015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的变化情况。如图所示：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官网图中显示了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和家庭带来了许多困扰。第一，子女压力大。20世纪80年代实施计划生育，80后成了孤独的一代也成了压力最大的一代，按照中国的传统养老习惯，老人们居家养老是首选，这样4+2+1的家庭就产生了。这些80后不仅要养家糊口照看孩子还要在物质上或精神上照顾着身边的这四位老人，无形中给他们带来了巨大压力。第二，由于人口特点变化将会带来医疗费用的增长，在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下，有限的医疗资源配置将会导致老年人“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发生。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困扰归根到底是退休人员的经济条件难以满足他们的需求，于是社会上要求提高退休金的呼声越来越高。与此同时，提高养老金也减轻了年轻人的压力，使他们能够更专注于工作，为社会创造长远的效益。

2.“银发消费”带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刺激了养老金的上涨

面临着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和养老保障压力增大的挑战，老龄化在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少许制约的同时，也孕育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即“银发消费”市场。银发消费带动并且加快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调整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又加速了经济的发展。例如：针对银发老人对商品的消费具有求实，怀旧，方便等心理特征，政府和企业相结合开发了针对银发老人的旅游项目，医疗服务，餐饮服务，医养相结合养老院等服务项目等。依据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程度，这些银发老人的资金来源除了以前的积蓄、子女的支持主要就是每月领取的养老金了，所以说从某种程度上银发消费刺激了养老金的上涨。与此同时，银发消费事业的蒸蒸日上，也会为我国的税收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也会增加财政转移性支付的金额同时会为连年上涨养老金提供经济上的支持。

3.政府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为退休人员连年上涨养老金保驾护航

2017年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点强调，民生是为政之要，必须时刻放在心头，在当前国内外形势严峻复杂的情况下，要优先保障和改进民生，2016年中央用于改进民生的费用占GDP的4%，政府多措并举把保障民生放在重中之重的地位。为退休人员提高养老金就是其中的一项，如下图所示，自2005-2016年养老金连续12年上涨及上涨幅度。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编辑制图。《中国经济周刊》采制中心如图所示自2005-2016年12年间，养老金增长幅度一直在5%以上，而在过去五年里，我国CPI一直保持在3%以内，可以看出养老金的调整幅度可以完全保证退休人员购买力不下降。政府加快健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完善医疗保险政策，由财政直接补贴，逐步解决老人“因病致困”的难题，为老人解决后顾之忧。政府协调相关部门制定调整养老金的文件，力求调整范围调整幅度惠及每一位退休员工。

综上所述，人口老龄化、“银发消费”、国家政策扶持、CPI上涨等因素促进了退休人员养老金年年上涨。当然养老金上涨也表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表明我们国家国力的强盛，表明国家把改进民生放在重中之重的地位。退休人员安享晚年，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应该是整个社会的愿望，也为中国梦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侯文若.《社会保障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版（32）

第3篇：养老院工作报告范文

扫描：农村留守老人

生存现状写真

身体累，活一天干一天

四川清明前后雨水多，林启兵老人和妻子在家，妻子铡猪草，他用废报纸卷自制的叶子烟，他们难得有这么清闲的日子。

林启兵今年62岁，有5个孩子，一家大小14口人，子孙们不是外出打工就是在外面工作，家里就剩了夫妻俩。林启兵的家很大，老人说，每年除了春节热闹一阵子外，家里就冷冷清清的了。

老人的孩子虽多，但生活并不富裕。孩子们在外一年忙到头，仅够子女读书和一家人的花费。因此，老人虽然腿脚不灵便，但在家里并没有清闲下来。他经营着四亩多的水田，种一些菜，养一头猪，十几只鸡，还养了一笼兔子。一年几乎没有个闲日子，经常觉得腰酸腿疼。

在村里，像林启兵这样的留守老人还不少。他们只要身体还行，就活一天干一天活，自己养活自己。

生活苦，担心死了没人知

在云南见到80岁老人张中学时，他戴着顶斗笠，腋下夹着个编织袋，正要到侄儿家煮晚饭。打开他的编织袋，里面装着一些干芥菜叶――这就是老人的下饭菜了。老人的妻子十多年前就去世了，他与妻子没有生育，抱养了个儿子。儿子带着孙子去深圳给人养猪，十几年来只回来过两趟。

养子出去后，开始还寄点钱回来，后来人不回了，钱也不寄了。老人在家里，靠自己耕种一亩地养活自己。他没有收入，连猪肉都买不起。为了能赚一点钱，老人去年还去贩小鸭，挑着到乡下卖。由于不会管理，不但没赚到钱，连本都赔了不少。

老人的房子是他父亲生前与人合建的，他只有下厢房两间，杂七杂八的东西堆满了房间。由于没钱交电费，老人连电灯都没有，房间里一片黑暗，连床都看不见。老人穿着破破烂烂的，他已经记不清自己多少年没穿过新衣服了。说到这儿，张中学唉声叹气地说：“这些也没什么，我担心的是死了没有人埋！”

心烦闷，教育孩子伤脑筋

教育孩子，这些本是年轻人的事，可是，由于他们大多在外打工，这些任务便全部落到了老人们的身上。

在湖南，记者走进一家门楣上雕着“颖水流芳”的大院，碰巧遇到主人陈文龙老汉正给外出经商的儿子打电话汇报孙子的学习情况。据了解，陈老汉每天除了做饭炒菜，料理家务外，还承担教育孙子的重担。孙子今年读初二，比较顽皮，令学校、老师大伤脑筋，老人也没办法。为此，陈老汉只好常常打电话给远在千里之外的儿子、儿媳，叫他们多给孙子“电话教育”。陈老汉无奈地告诉记者：“教育孙儿不但责任大，而且也极为烦心，今天不是孙子生病，明天就是孙女闹别扭，事情多得很。”

太寂寞，最盼过年大团圆

繁重的家务和家教之外，最令老人烦恼的莫过于寂寞。

在重庆采访时，一位名叫杨兵章的老人向记者说，他平日里白天忙一点家务活，或者偶尔串串门，同邻居拉拉家常，日子也还算充实，但晚上可就寂寞了。家里虽然彩电、音响等娱乐设施一应俱全，但由于自己识不了几个字，加上眼睛又不好，电视设备几乎成了摆设。为此，他常常一吃完饭，便上床休息了。他最盼的是过年，儿子全家都回来，女儿女婿外孙也都来看他，一大家人其乐融融，那才是他想要过的美好生活。最怕的是正月十五一过，子女一个个走了，家里回到长久的冷清。最后他戏谑地说：“现在农村大多数家庭是两个老的在家，一个‘和尚’，一个‘尼姑’。”

重压：农村留守老人的心声

记者在湖南株洲某村调查了解到，全村有340户1650个村民，整家外出务工的有63户，儿女在外务工的有237户，全村60岁以上的“留守老人”就有300余人。在中青年外出务工后，留守在家的老人不得不“老当益壮”，扛起了种田重任，肩挑背磨什么都得干。这些过度透支了他们的体力，用这些老人的话说是“只有我们实在爬不动时，就不做了”。

老人们说，年轻时盼把孩子拉扯大了，就可以享清福了。现在都一大把年纪了，仍然要耕田犁地，说“老了享福”，那都是一句空话。

精神慰藉少。人老了最怕孤独。来自子女的精神慰藉是老人身心健康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农村老人过惯了苦日子，对物质要求并不高，在能满足温饱的今天，老人渴望的往往是子女的亲情而不在乎子女的钱物。尤其是当子女外出务工把小孩接去一同生活后，留守老人不但日常生活受到影响，连最后一点精神寄托也没有了。大多农村留守老人过着“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的寂寥生活，很容易感到孤独。特别是独居老人，更是心里有话没处述说，有时间没事打发，很可能出现抑郁症状，觉得生活没有意思，严重的会产生自杀的念头。

生活缺照料。由于子女不在身边，日常生活中的某些小事对于留守老人来说，都成了难题。留守老人最怕的就是生病。在家中生了病，没有年轻人去请医生，有些老人甚至拿不出钱看病，往往小病拖成了大病。卧病在床身边也没有子女来照顾，老人更是觉得孤苦无靠。有老人告诉记者，他一次生病了，连饭都做不了，只好啃凉馒头吃咸菜，想哭连一个听的人都没有。

经济收入低。大多数农村留守老人大部分没有社会养老保障，经济收入来源主要是自己劳动所得和子女补贴。地里的收入不高，一些失去劳动能力的留守老人更是只能依靠子女的补贴。随着孝道观念的淡化以及一些子女自身谋生的压力，高龄留守老人的经济收入更是少得可怜。

安全隐患多。随着年事已高，一些农村留守老人记忆力下降，有的行动不便或身有残疾，一些日常生活行为都有可能导致安全隐患，甚至导致悲剧。

最近，一项由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完成的调查表明，我国农村现有10.2%的老人感到不幸福，有35.1%的老人经常感到孤独，独居的和没有配偶的老人感到孤寂的比例更高。关注此事的人士认为，与农村“五保户”相比，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容易被忽视，他们大多体弱多病、生活缺少照料。尤其是高龄老人面临的困难更大，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秋霞说：“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的主要内容包括子女经济上的供给、精神上的孝顺、老人业余生活的丰富等等。但是在许多地区，农民们面临子女上学、子女成家、医疗保健等多种问题，在诸多的开支面前，老龄问题根本排不上号。老人们一般只停留在吃饱穿暖的水平，养老仅为了生存。”

思考：如何让

农村留守老人安享晚年

第4篇：养老院工作报告范文

一、留守老人的生活现状

我国农村长期实行以家庭为主的养老方式，子女赡养是老人晚年生活的重要保障。但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流，传统的养老方式悄然发生了变化。长期的两地分离使得外出子女无法为留守父母提供日常性的照料和关怀，家庭养老的基础受到了动摇，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留守老人的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不仅如此，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留守老人还得照顾孙辈及忙碌耕作，过着贫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一)生活质量差，劳动强度大

据笔者对豫东陈村留守老人的调查，83%的留守老人没有积蓄，86%的留守老人仍需下地干农活。他们生活极其简朴，往往只求温饱而不求吃得好。虽然子女外出务工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家庭经济生活，但大多数子女自身经济状况不佳，还要抚育子女，所以，给予父母的经济帮助十分有限。此外，很多子女挣钱的能力有限，没有能力给父母提供赡养费，以致许多留守老人不得不靠自身劳动来维持生活。原本中青年农民是农村种田的主劳力，但由于他们长期在外务工，留守在家的父母不忍心责任田荒芜，于是，本应享受天伦之乐的他们不得不重新拾起农具，成为务农主角。这样，外出务工的子女间接加重了留守老人的劳动强度，他们外出务工虽然挣了钱，但留守老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显著提高，所以，留守老人普遍面临生活质量差、劳动强度大的困境。

(二)就医难、费用高

看病难、看病贵更是目前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在豫东的农村尤其如此。虽然实行了农村新型医疗合作制度，但在豫东农村地区，医疗结构尚未完善，医疗水平、人员及设施的配备也极为有限。加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现有乡镇卫生院仍以盈利为目的，门诊费用不能报销，而大多留守老人经济窘迫，一两百元的门诊费对于一些老人们来说已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因此“看不起病，吃不起药”是留守老人常有的现象。根据统计数据，留守老人生病的医疗费用主要靠自己承担的占76%，主要靠外出子女承担的占17%，主要靠未外出子女承担的占13%，主要靠其他家庭成员和村集体或政府承担的比例也很低。医疗费用的支出对于原本经济条件就比较糟糕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很多留守老人因为无钱看病，只能拖着，遭受病痛的折磨。据笔者调查，有些病人由于没有钱在正规的大医院看病，而只能选择在家让那些乡村医生治疗以延续生命。

(三)隔代教育增加了留守老人经济与精神负担

据统计，豫东陈村76%的留守老人需要照看孙辈。常年在外打工并能携带子女进行随身教育的打工者为数不多，造成许多农村孩子短期或长期失去了直接监护人，留守在家的爷爷奶奶不得不承担起对孙辈的教育重任，这样就形成了隔代教育，隔代教育给留守老人带来了极大的经济与精神负担。一般来说，外出务工子女应该在经济方面给老人一定的补偿，以利于老人生活质量的提高。据笔者调研，部分外出务工子女确实使他们父母的生活得到了改善，但绝大多数留守老人依然是通过自身劳动来获取生活来源，子女对留守老人的经济供养非常有限，很多外出子女给老人寄钱都是为了农业生产投入或者自己小孩生活和教育费用的支付，很少用于改善老人的生活水平，只有在老人患了重病时才给予支持。通常情况下，子女汇的钱并不是很及时，留守老人不得不把自己劳作、用于改善生活的钱补贴在孙辈身上，这无形中加重了老人的经济负担。对许多农村留守老人来说，最令他们头疼的是孙辈的教育问题。通常，农村留守老人的文化程度相对不高，又不懂得科学的教育方法，加之受“隔代亲”这种传统风俗的影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往往都溺爱这些留守在家的孙辈。长此以往，很容易使他们养成唯我独尊的不良心理。同时，农村留守老人大多是文盲，对孩子的功课根本无力辅导，对他们的学习只能放之任之。这样又可能使孙辈们养成弃学、厌学、上网打游戏等不良嗜好。

(四)精神慰藉缺失，娱乐活动单调

传统文化中的“儿孙绕膝，其乐融融”的情结在农村老人观念中根深蒂固，子女的精神慰藉是老人身心健康必不可少的条件。然而，由于儿女长期在外务工，留守老人既要负担农业生产，又要照顾小孩，安享晚年的心愿难以实现，心里失落感较大。在外打工的儿女长时间不回家，对老人尤其是对于单亲家庭的留守老人来说，打击更大。加上外出子女平时很少与父母沟通，打电话回来更多的话题也是围绕在家的孩子，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留守老人亲情上的疏离和心灵上的煎熬。老年人失去了依靠和寄托，无法享受过去大家庭的天伦之乐，精神世界比较空虚，心理上孤独无助。另外，年轻有文化的人都外出务工，留守在家的老人大多年迈力衰、精力有限，加上农活多、家务忙，很难开展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而且大多数农村还没有真正建立起具有实际意义的老年组织，老人们空闲时间除了看电视、聊天、打牌外，就没有更好的消遣活动了。还有一些老人为了省电甚至连电视都不看，有些老年人家中电视都是由孙辈控制，所看的电视节目都是老人们不感兴趣的。

(五)家庭氛围缺失，生活无人照料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及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传统的大家庭逐渐小型化，家庭氛围逐渐消失，“儿孙绕膝”的现象也不再出现。子女不在身边，造成农村留守老人养老的家庭氛围缺失，生活无人照料。对农村留守老人来说，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如灯泡坏了、电线断了等都成为难题。特别是当老人身体不好，需要子女陪同去医院看病时，子女不在，老人更是觉得失落、孤苦无靠。

(六)法治不健全，安全隐患时有发生

与城市相比，农村的治安较为松懈，法治人员不作为情形较突出。加之留守老人对犯罪分子的警惕性不高，又年老体衰、行动不便，使一些不法之徒把罪恶的黑手伸向了他们。据笔者走访了解，这些不法之徒利用农村留守老人文化程度低、对外面的世界了解不多、心地善良等特点，对他们销售过期或假冒伪劣药物以骗取钱财。另外，犯罪分子还利用花言巧语，上门编故事，说老人在外打工的子女出了问题，急需用钱，并谎称自己是他们的朋友，来骗财骗物。所骗对象多是男主人或子女长年离家打工，仅有老人留守的农村家庭。更为严重的是，有些犯罪分子利用农村治安防范力量薄弱的特点，对农村留守老人进行明目张胆的抢劫。如在陈村多次发生不法之徒在夜间砍伐村民院子周围的树木，留守老人一旦报警，这些歹徒就直接对他们进行人身威胁。更有甚者，有些歹徒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把老人饲养的羊给抱走。

二、留守老人问题出现的原因

目前我国农村留守老人的数量已达1亿多人，留守老人现象已经相当普遍。有关留守老人的报道频频见于报端，作为一个日益庞大的社会群体，留守老人问题已经引起社会的关注。留守老人的大量涌现，必然伴随出现上文所谈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社会的老龄化加剧

目前我国老年人数量逐渐增多，全国60岁以上的人口已达到1．7亿，其中70%以上的老龄人分布在农村，农村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可以说，留守老人是农村人口结构老龄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必然现象，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实问题。

(二)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

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以提高生活水平，这是留守老人问题产生的最主要原因。目前，全国农民进城务工人口已超过1．58亿，并以每年600万的速度递增。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3亿人口。农村留守老人的存在，是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付出的成本代价，是劳动力转移、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必然出现的社会问题。

(三)老年人与子女之间存在代沟

代沟是造成老年人与子女分开生活的又一个重要原因。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价值观念、兴趣爱好、生活方式、消费理念等差距越来越大。随着“代沟”加深，子女要求有独立的生活空间，而老年人大多具有深厚的恋土情结，不愿意离开家乡随子女进城生活。老人认为与子女分开居住可以避免因家庭矛盾引起的争吵，而年轻子女因工作繁忙，经济条件有限，对留守在家的老人关照也必然有限［2］。

三、解决留守老人问题的策略

农村留守老人存在着经济供养条件差、收入来源结构单一、精神慰藉方式短缺、生命质量保障力度薄弱等问题。为了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所用、老有所医、老有所乐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12年国家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老龄事业，加快建设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努力让城乡老年人都老有所养，幸福安度晚年”［1］。

(一)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的有机结合

长期以来，“养儿防老”是我国农村地区主要的养老模式，然而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及大量青壮年农民外出务工，农村家庭规模不断缩小，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面临严峻挑战。一方面，为了保证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实施，各级党委政府应做好“凤还巢”的工作，制定出切实可行的优惠政策，积极鼓励、引导农村青年返乡创业。外出务工、求学人员回乡创业，不仅有利于农村工作的正常开展，加快农村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步伐，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健康发展，更主要的是让留守老人过上真正幸福的晚年生活。毕竟家庭养老在情感、心理上是其他任何养老方式都无法替代的，家庭养老仍是农村养老的主要方式。另一方面，要积极探索在农村建立完善集中赡养制度，加强农村养老院建设，适当增加农村养老院的数量，促进家庭养老社会化，将因子女外出打工、求学、定居而无依无靠的留守老人吸纳进去，实行“补位”养老服务，真正解决留守老人无人管理、无人赡养的问题［2］。随着老年人人数逐年增多，特别是高龄、失能、独居老人逐渐增多，除了要紧紧依靠家庭和社区养老外，还必须大力发展社会化养老。社区养老服务不能全靠政府投入，应实行社会化。其中，政府投入部分资金，主要用于示范性老年服务项目的建设，同时要通过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各界力量兴办老年设施，多渠道吸收社会资金投入。中国红十字会曲阜医院院长姜健建议把专业人员服务和志愿者活动结合起来，尝试建立时间储蓄制度，鼓励低龄人为高龄老人提供护理照料，为自己未来的护理需求进行时间储蓄。他认为，政府对加强社区养老服务和社区托老机构的建设应作出明确规定，新建社区或规划城镇公共设施时，需按一定比例建设托老机构和老年人活动基础设施。同时，他还认为，为应对国家资金不足，应鼓励民间资本投入，鼓励社会力量发展养老服务业。吸收民间资本进入养老服务市场，已经是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战略选择［1］。对于农村留守老人这个特殊群体，有识之士建议要加大社会各界对其关爱的力度。在进一步采取帮扶等措施帮助农村留守老人解决生活困难的同时，更应组织各种社会关爱行动，让老人们在精神上得到更多的抚慰。首先，注意推进入户抚慰活动。基层党政组织应担当起抚慰的首要任务，汇集农村多方力量组建节假日上门抚慰服务队伍。每逢春节、五一、国庆、中秋、重阳节等节日，通过开展慰问活动，使老人们感受到“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其次，积极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组织社会各界志愿者利用周末和空闲时间，经常到农村留守老人家中探望，陪老人们聊天，帮老人们洗衣等，让老人们充分感受到“空巢不空心”的温暖。第三，逐步实施电信问候活动。邮政、通讯等行业，可充分利用现代信息工具和部门优势，定期对农村留守老人进行精神问候，使老人们感受到社会关爱［3］。

(二)促进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

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养老问题，就要不断提高农村老人的就医保障。要不断加大财政及各地方财政补贴比例，最大限度地提高农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推进新农合医疗制度建设，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1］。一是要不断巩固和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提高财政补助水平，对老年人治病产生的门诊、医药费按一定比例报销。二是要建立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加大政府调控力度，把城市富余、闲置的医疗卫生资源向乡村转移，支持农村卫生室建设。同时要改革乡镇卫生院运行机制，推行乡村卫生机构管理一体化，向老年人提供安全廉价的基本医疗服务。三是要加强农村医疗卫生队伍建设，定向免费培养培训农村卫生人才，妥善解决乡村医生贴，要侧重于为农村培养留得住、用得上的适用型人才，或招聘一些医术较为高明、医德较为高尚的医生到农村医院工作，以提高农村医院的医疗水平。

(三)增强敬老养老意识

尊老敬老是我国的传统美德，孝敬老人一直受人尊崇;老人们也都希望子女赡养他们，希望从和谐、温暖的家庭中获得物质和心理上的满足。而在广袤的中国农村，要想建立起惠及每个农村老人的养老保险，有相当大的难度，家庭养老的作用依然不可小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子女仍是抚养留守老人的主力军。然而近年来，敬老养老的意识有不断淡化的趋势。除了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直接相关外，还与一些子女的孝道意识薄弱有关。所以，政府、社会要大力宣传孝道观，强化子女的敬老养老意识，通过多种渠道宣传、开展评选敬老养老好儿女、好媳妇、模范家庭等活动，大力宣传尊老、敬老、助老的法律法规和先进事迹，使人们认识到尊老、敬老、助老是宪法规定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从道义和制度上使老人心情舒畅，颐养天年。为此，子女应该时时保持与父母的联系，大事与老人商量，尊重老人的意见;按时给老人寄钱送物，让老人无后顾之忧。对农村留守老人的关爱，需要儿女们的精神赡养与物质赡养并重。所谓精神赡养，就是在外的儿女们要多和老年父母进行精神上的交流沟通和安抚慰藉。要关心父母，经常回家看望，听听他们的心声。远隔千山万水不能经常回家的，也要经常写信、打电话，嘘寒问暖，加强彼此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我们需要构建的是永久亲情的和谐，这其实也是一种美德。古人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传承“尊老爱幼”的民族传统，让更多的人来关爱农村的留守老人，让普天下的家庭都和谐相处，无疑是天经地义的美德，也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要义［4］。

第5篇：养老院工作报告范文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超大城市社区功能社区建设

〔中图分类号〕C912.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6）04-0109-07

2014年，中央出台《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引导中国未来的城镇化。值得关注的是，城市规模的划分标准重新做了调整，城区常住人口一千万以上的城市升格为超大城市。依据新的标准，有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深圳6座超大城市。同时，规划特别提到城市发展面临的社会问题，包括人口过度集聚、外来人口集聚区人居环境较差、公共安全事件频发、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等。2014年1月，“城市病”首次被写进北京的政府工作报告。2014年3月，参加两会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重心在城乡社区，关键是体制创新，要努力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那么，新型城镇化对超大城市社区功能有哪些新的要求？超大城市社区发展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需要做哪些调整和改进？这些都是亟需研究的问题。

一、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超大城市的社区功能

1.超大城市社区的社会融合功能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人口流动主要集中在沿海、沿江地区的战略区域，如长江城市经济带、珠三角沿海地区、京津经济圈等，都是超大城市密集分布的地区。人口迁移主要是为获得发展机会、增加收入以及享有良好医疗、教育条件等，但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234亿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未能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享受城镇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大量流动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给超大城市发展带来诸多风险隐患。统计显示近10年北京市70%的犯罪是外来人口所为，上海为72%，深圳则高达98%。①因此，超大城市社区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发挥社会融合功能，促进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会。从国外大城市发展的经验看，如果一个城市不能尽快将大量来自不同地域和持有不同文化的移民吸纳和同化进它的社会，就会对城市体制形成潜在的威胁，成为社会动荡和相互对抗的根源，甚至导致体制的解体。[美]帕里罗等：《当代社会问题》（第4版），周兵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97页。2013年1月，总理前往国家粮食局考察时指出促进城市外来人口和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重要性。他强调，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特别是推动农民工的市民化，让他们逐步融入城镇。王子约：《新型城镇化思路：核心是人的城镇化》，《第一财经日报》2013年2月4日。2015年12月20日，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再次强调指出，超大城市等各类城市是我国各类要素资源和经济社会活动最集中的地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实现现代化必须抓好城市这个“火车头”，推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把促进城镇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有效化解各种“城市病”。

2.超大城市社区的社会保障功能

新型城镇化强调城市可持续发展、公共服务能力和改善民生。大量流动人口融入超大城市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要有就业支撑和服务保障。由于人口众多，超大城市的公共服务成本更高、难度更大。目前，上海、北京、天津等超大城市每年保证居民衣食住行、公共安全的财政支出高达数百亿元，面对日益密集和多元化的公共需求，政府难以提供精细、完善的服务。从国际上看，超大城市的社区公共服务大多由社团组织操作完成。香港约有170个社会团体，下属的各种工作机构有2700个左右，基本承担了全港老年人、残疾人、家庭、妇女和青少年教育等各种社区服务，这些服务大多是由志愿者免费提供。纽约皇后区第三社区的“杰克逊街区行动组”（Jackson Heights Action Group）通过邻里居民、小企业主相互帮助的方式为社区居民提供免费服务，包括为移民提供相关指导和帮助，协助居民办理健康卡，为失业者寻找就业机会或提供就业信息，用英语和西班牙语为青少年提供技能培训，为无家可归的人、病人、失业者以及贫困居民提供生活帮助，组成公民巡逻队在治安比较差的地段开展治安巡逻等。有数据表明，美国社区志愿服务一年创造的社会经济价值高达2250亿美元，于燕燕主编：《中国社区发展报告2007-2008》，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69页。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超大城市的公共服务压力，也促进了移民的城市融合。到目前为止，中国向超大城市迁移的人口数量有增无减，据预测，2030年天津市人口将达到2500万。城市规模的扩大愈加显示出社区保障的重要性。“城市区域范围的扩大使城市的变化更加复杂和迅速，给人们带来不可靠和不安全的感觉。城市过大，让个人感到无所适从。为了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寻找自我，人们通过生活在一个易于理解的、社会关系可以预知的社区中，以便混乱达到最小。”[美]贝利：《比较城市化：20世纪的不同道路》，顾朝林等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52页。

3.超大城市社区的社会安全功能

超大城市面临的自然、社会风险压力大。中国千万以上人口的超大城市都分布在气象灾害、海洋灾害、洪水灾害和地震灾害十分严重的沿海及东部平原、丘陵地区。由于超大城市人口密集，同等规模的事件造成的损失更为严重，比如近期发生的天津港大爆炸以及深圳的山体滑坡均证明了这一点。一些暴力、恐怖事件的制造者为扩大社会影响往往将目标选择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早在2004年，北京市11位人大代表针对频繁出现的公共安全事件提交了一份名为《必须高度重视涉及城市公共安全的“风险管理”》议案，曾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

由于人类需求关爱和守望相助的本性与大城市所代表的环境特征在很多方面存在抵牾，需要通过社区缓解个人压力、矫正城市发展状态。尽管很多学者预言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洪流当中邻里社区的消亡不可避免，但作为城市社会的基本组织细胞，社区仍然是解决城市问题的重要手段和载体。为此，新型城镇化规划特别提出加强顶层制度设计，统筹推进人口管理、城镇住房、财税金融、行政管理等重点领域改革，形成有利于社区发展的制度环境。

二、超大城市社区功能发挥的现状及问题

1.社区发展的行政化色彩浓厚

根据相关政策法规，街道办事处是区政府的派出机构，居委会是群众自治组织，社区工作站则是街道办事处派驻到社区的工作和服务机构。居委会没有独立的经费来源，均由政府财政拨款解决，因此虽然设置了社区工作站，但居委会承担的职责很多属于政府职能范畴，包括城市管理、安全生产、计划生育、人口统计甚至招商引资等。政府设立社区工作站的初衷是想通过“议行分设”把不属于居委会工作职责的行政性工作分离出来，实现社区的自我管理和服务。但实际情况是社工站的进入加深了社区的行政化管理色彩，导致居委会“边缘化”“空心化”问题严重。社工站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履行行政职责上，被居民视为政府“管理人员”而非专业服务人员。2013年，九三学社深圳市委员会通过一年多社区居民满意度调查后指出社区工作站真正开展社区服务的精力不到20%，因此建议深圳市政府“逐步撤销社区工作站”，做大、做强居委会。刘永新：《深圳应逐步撤销社区工作站》，《深圳特区报》2013年1月15日。

社区发展行政化的另一个表现是社区经费多少主要取决于所在行政辖区的财政能力。以北京为例，东城和西城两区面积仅占全市建设用地面积的274%，却容纳了大量的经济、社会资源。两区的住宿餐饮业单位密度是海淀区和朝阳区的3倍，石景山和丰台区的9倍；拥有的医疗文化资源远高于其他城区，博物馆占全市的41%，公证处办证总量占全市的56%。杨卡：《中国超大城市人口集聚态势及其机制研究》，《现代经济探讨》2014年第3期。目前天津13个市辖区的财政收入存在很大差距。2013年，财政收入最高的滨海新区人均投入每个社区的经费为112万元，而财政收入较少的河北区投入社区事务的人均经费仅为400元。资料来源：天津市统计局：《2014年天津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年。对中国6大城市25个街区的家庭调查显示，行政辖区财力不均导致部分社区保障功能弱化，城市贫困高度集中在改制企业宿舍、城中村等几类社区和社会群体，一些低收入社区贫困发生率高达22.4%，下岗职工和农村移民成了中国城市两个主要贫困群体。ShenJing He， Fulong Wu and Chris Webster， “Poverty Concentration and Determinants in China’s Urban Low-income Neighbourhoods and Social Group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no.2， 2010， pp.328～349.

2.社区无法提供充足的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是由人际关系所产生的资源，包括物质和心理的援助，比如资源和信息共享、情绪感染、心理支持等，这种支持系统（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在促进社会融合方面具有显著功能。但流动人口在超大城市就业中获取的社会支持主要来自家庭、亲友等私人网络以及老乡会、同乡会等地缘组织，社区不在他们的支持网络之中。超大城市社区无法提供必要的社会支持，已经严重影响到农民的市民化进程。重庆的户籍改革实验遭到抵制，部分农民不愿意参加户籍改革，认为城市无法提供必需的福利，成为市民反而会使他们失去传统的包括土地在内的多元化谋生方式和以亲属关系及村落为基础的互助网络。“在认为缺乏国家正式福利的情况下，这些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可以帮助他们抵御生活风险，因此特别重要”。Nick R. Smith，“Household Registration Reform and Peri-Urban Precarity in China，”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no.S1， 2014， pp.369～383.

社区提供社会支持需要掌握一定的社会资源，但很多资源都控制在开发商、物业公司和社区驻地单位的手中。有调查显示，北京市的社区已没有公共资源可供居民集体所有和支配。郭伟和：《身份之争：转型中的北京社区生活模式和生计策略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6～127页。对上海、天津、广州民间养老机构的调查显示，由私人和企业经营的养老院占581%，社区养老院只占287%。其中，一家近十万人口的社区养老院只有四张床位。Linda Wong and Jun Tang， “Dilemmas Confronting Social Entrepreneurs： Care Homes for Elderly People in Chinese Cities，” Pacific Affairs， no. 4， 2007， pp.623～640.对北京30个社区的调查显示，只有25.7%的社区提供老人院服务，回答所在社区中有托儿所的人仅占受访者的136%。沈千帆主编：《北京市社区公共服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8～165页。对天津45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调查显示，没有一家可以提供27种基本医疗诊断服务，只有一半社区医生可以进行心肺复苏和清创术。Wei Zhou and Yanmin Dong，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apacity in China： A Survey in Three Municipalities，” Journal of Evaluation in Clinical Practice， no.19， 2013， pp.167～172.

3.社区缺乏风险意识和应对机制

由于社区保障和支持能力不足以及人际关系的冷漠和疏离，社区在面对超大城市快速扩张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时显得不知所措。比如部分弱势群体因生活困难铤而走险、城市在改造拆迁过程中屡屡出现邻里矛盾、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以及家庭房产权的纠纷等，社区均难以发挥协调功能，导致上访、恶性冲突事件以及“民转刑”案件时有发生。中国城市居民危机意识淡薄，应对突发公共事件能力低下。虽然很多超大城市已经或正在建立“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风险管理体系，但以社区为主的第四级网络建设普遍薄弱，居民委员会的财力、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都难以适应危机管理的要求。郭济主编：《中央和大城市政府应急机制建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73页。绝大多数社区没有建立风险预防和控制机制，也没有专业人员负责培训社区居民的应急能力和应急意识，难以应对自然灾害、公共安全等突发事件。

4.城市社区规划的技术化倾向突出

按“新城市主义”观点，“以人为本”的城市规划理念始终贯穿这样一种精神：城市建筑的改造不应同时“拆除”居民的“伙伴关系”和社会资本；社区计划必须将公共领域的重要性置于私人利益之上以确保社区社会结构有助于促进社会整合、加强区域社会资本，这已成为创造一个新型社区最基本的原则。Nessa Winston， “Regeneration for Sustainable Communities？Barriers to Implementing Sustainable Housing in Urban Are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o.18， 2010，pp.319～330.20世纪90年代以来，技术主义和工具理性在中国的城市规划中盛行，城市的规划和住房政策的制定以经济效益为导向，将人的生活和情感排斥在外，社区逐渐丧失了其作为社会组织的整合功能。“从20世纪的‘开发区时代’到当今的‘新区时代’，充分挖掘并借助规划的力量实现土地交换价值的提升。而空间作为体现市民社会内涵、行使市民权利的重要场所的使用价值和意义却常常被忽视。”李强等：《城市化进程中的重大社会问题及其对策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24页。为防止超大城市面积过度扩张，“十二五”期间国家明确要求超大城市提高住宅用地比例和容积率。很多城市因此禁建六层以下建筑，新建楼宇以高层为主。高容积率虽然可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却导致同等面积下社区人口急剧增长。值得注意的是，部分超大城市之前曾试图扭转城市规划过于偏重经济和技术的倾向。2003年上海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关于修改上海市城市规划条例的决定》，将“增加公共绿地、公共活动空间，降低建筑容量，控制高层建筑”（“即双增双减”）以法规的形式写入修改后的规划条例并于同年12月1日起实施。目前“双增双减”的说法已极少被当地政府提起。徐健：《提高城市容积率：当诱惑遭遇现实》，《第一财经日报》2011年4月8日。由于人口的空间集中度高，超大城市社区规模普遍偏大，上海人口密度较高的黄埔区和静安区平均每个居委会辖区人口规模达到10万人。天津绝大多数社区在2000户左右，有的甚至达到15000户，人口规模大大超出邻里认同范围。

三、超大城市社区功能如何发挥？

1.通过法制化、社会化手段协调政府与社区关系

充分发挥社区社会融合、保障功能的重点是处理好居委会、社区工作站和街道办事处的关系。从20世纪80年代部分发展中国家社区建设失败的教训看，社区发展最大的问题在于政府对社区控制太多，使得社区无法决定自己的发展。复旦大学发展与政策研究室编：《城市治理与中国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3页。虽然中国各大城市普遍建立了“社区工作准入制度”，要求做到“权随责走、费随事转”，没有经过审定的工作擅自进入社区，居委会有权拒绝。但执行效果却不理想，主要是这一制度对政府职能部门缺乏约束力。为保障居委会和社工站履行社会保障职能，在“社区工作准入制度”基础上还应制定《社区依法履行职责事项》和《社区协助政府工作事项》，凡未列入公布事项的，政府部门不得随意要求社区予以承担。由于社区工作站的行政属性使其公共服务职能异化，长远看，应该推动社工站的社会化，使其成为配合居委会提供专业服务的社会组织，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将公共服务的职责转移给他们。通过法制化和社会化的手段逐步扭转社区发展的行政化倾向。

2.建立社区公共财政和基金扩大社区资金来源

为推动移民的社会融合和提升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能力，超大城市可考虑建立过渡性的社区公共财政，由市级政府进行财政统筹预算，以社区常住人口数、流动人口数为基本依据，结合社区管辖面积、居民成分、地理位置等因素确定年度社区经费标准，并适当增加改制企业宿舍、城中村等城市边缘社区的财政投入。针对社区资金来源不足的问题，需要拓展资金的筹集渠道。作为世界上第一家社区基金会，美国克里夫兰社区基金会的总资产高达18亿美元，内设1300个来自个人、家庭、公司和其他机构的单立捐赠基金。2013年中国基金会的数量达到3549家，基金会尽管每年有大量的资金捐出，但很少直接以社区以及在社区内开展活动的社会组织为捐赠对象，绝大多数基金会的资金来源都没有明确的地域限定，缺少相对独立的社区基金。“社区发展强调自助，而自助之道，必须先动员社区内的资源、而后始能争取社区外来的协助，因此，如能组成社区基金会一类的组织，由社区工商业热心人士加以领导，对于社区发展工作，当有力量。”徐震：《社区发展》，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5年，第22页。政府应扶持建立市场化运作的社区服务基金，对社区建设进行融资。2014年，深圳在全国率先试水社区基金会，深圳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捐资166万元发起成立光明新区凤凰社区基金会，随后又捐资160万元发起成立宝安区海裕社区基金会。目前，深圳共登记设立了16家社区基金会。

3.培育社会组织应对社区风险

新型城镇化提出创新城市治理方式，强调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志愿者参与社区服务和管理。20世纪初，天津老城区有志愿组织“水会”53家，一旦发生火灾，水会成员马上到会所集合携救火器具奔赴火场灭火。天津三岔河口狮子林、金家窑一带有居民两千多户，建有水会“上善北局”。他们自备水筲102副，水激子三台，每逢发生火灾时前往救火者有一百三四十人之多。若城市遇到战争或突发事件时，水会随之转变为“水团”维护社会秩序，是街区防范风险的重要力量。刘海岩：《空间与社会：近代天津城市的演变》，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345～346页。目前超大城市应对公共风险的专业性社会组织很少。新型城镇化规划特别强调要完善城市应急管理体系，发挥社会力量在应急管理中的作用。政府应投入公共基金协助社区培育公益性、互和专业性社会组织，根据社会组织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给予必要的财物支持。社区需要通过建立志愿者组织有意识地吸引和动员居民特别是掌握一定专业技能的社会精英定期开展安全防控和救灾等专业性较强的互助服务，建立社会风险应对机制。同时，培育社会组织也可促进社区社会整合。调查显示，“社区公共空间的组织化程度越高，居民邻里关系水平就越能提升。”蔡禾等：《城市社区异质性与社区凝聚力》，《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4.注重平衡邻里设计和公共交往空间规划

超大城市在住房规划上应注重提升社区居民群体的异质性，防止出现“纯化社区”（Purified communities）西方学者将单一社会阶层或民族群体集中居住的社区称为纯化社区，“纯化社区”的发展将损害人类交往的多样性，其直接结果是低等阶层逐渐丧失与其他群体的“接触点”。参见Richard Sennett， The Uses of Disorder：Personal Identity and City Life， London：Faber Press， 1996，p.194.和空间隔离。“虽然比起那些把大门圈起来的特殊阶层的居住区来讲，这种混合未必舒适和适当，但是，社会的隔离会逐渐形成它的对立面，最终导致社会暴力。”[加]吉尔・格兰特：《良好社区规划：新城市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叶齐茂、倪晓晖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年，第62页。 为促进社会整合，超大城市需要坚持平衡邻里的设计理念。“平衡邻里”是指不同的社会阶层应该均衡地分布在所有的区域和邻里，形成城市社会均衡的微观结构。对广州城市移民地方认同感的调查表明，移民更加认同社区，他们试图利用城市微观尺度空间的功能满足他们对娱乐教育和社交的需求。Junxi Qian and Hong Zhu， “Chinese Urban Migrants’Sense of Place：Emotional Attachment， Identity Formation， and Place Dependence in the City and Community of Guangzhou，” Asia Pacific Viewpoint， no.1， 2014，pp.81～101.近年来，北京通州、石景山区试行同一社区内商品房与公共租赁住房混建，对促进城市社会融合有积极的效果。北京还加大了中心城区社会、经济资源的疏解力度。城中心四区采取“结对子”的方式（东城对接顺义、西城对接昌平、宣武对接丰台和大兴、崇文对接朝阳），通过提供定向安置房、对接政策性住房以及货币补偿等多种方式鼓励人口外迁，同时把教育、医疗等优势公共服务资源向人口输入区同步转移。根据人类“同质交往”的本性，仅仅让不同阶层的居民混居在同一个社区的做法不一定会提升居民的邻里关系水平，还需要拓展社区公共空间。“满足人们对生活环境的心理要求――也是建筑学和工业品艺术设计的评价标准之一。城市管理机关、建筑师、社会心理学家和刑事律师应更加注意居住地的社会工作、邻里间相互影响和接触的形式。”[前苏联]苏斯洛夫主编：《大城市的社会发展问题》，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7年，第137页。按照社区规划的“阿瓦尼原则”（The Ahwahnee Principels），一个城市社区的规模应保持在一个面积足够小的地方以方便人们通过步行距离可以彼此相识，但同时要求有足够大的空间支持多种活动和设施。Aldous T.， Urban Villages： A Concept for Creating Mixed-use Urban Developments on a Sustainable Scale， London： Urban Village Group， 1992，p.30.作为中国超大城市社会融合型住宅小区设计的典范，上海“上里苑”小区楼宇的空间布局借鉴了上海里弄的建筑特点，改变了常见的以单幢住宅为空间构成的方式，这种设计更有助于邻里交往。设计者还充分利用小区建筑增加公共交往空间，包括楼房底层架空、修建过街楼道以及增设各种健身、游戏设施等。城市越大，微观领域越需要设计精细。超大城市公共空间应该能适应多样化的社会需求，应该能够给不同群体提供社交机会，从而支持城市凝聚力和社会的整合。

5.为社区功能的发挥提供制度支持

第6篇：养老院工作报告范文

新型城镇一定是智慧的、绿色的、低碳的、生态的、宜居的。

在河南省，济源市正在将智慧、绿色、低碳、生态、宜居新型城市建设的梦想一步一步变成现实。

济源因济水发源地而得名，曾是夏王朝的都城，中华民族许多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如愚公移山、黄帝祭天、女娲补天、鲧禹治水、后羿射日等均产生在这里。

济源建设智慧城市的条件得天独厚。

这个面积1931平方公里，人口70万的河南省省辖市，已经发展成为重要的新型有色、装备制造、能源工业基地，也是河南省城乡一体化建设试点市，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多年来，济源市先后荣获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城市、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全国水土保持示范城市、全国文化模范城市、国家水土保持生态文明市等多项荣誉和称号，济源一直走在建设智慧、绿色、低碳新型城市的路上。

智慧城市 破解经济问题的密钥

随着现代科技和工业化进程的飞速发展，信息技术已成为创新速度最快、通用性最广、渗透性最强的高新技术之一。信息化作为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举措，成为提升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成为衡量一个地区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而传统的城市管理手段和办法已无法解决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交通拥堵、能源消耗、环境污染、灾难应对、突发应急、信息遗失及不畅等瓶颈问题。

根据资料显示，英国伦敦大学教授麦金托什的研究指出：“现今，与微电子芯片的研制和生产有关的就业人口已达到全球人口的3%，与科技发展形成良性循环。”据世界银行测算，一个百万以上人口的智慧城市建设，当其超过实际应用程度的75%时，该城市的GDP在投入不变的条件下将增加2.5倍。这意味着智慧城市可促进经济增长翻两番，完全有可能实现“四倍跃进”的城市可持续发展目标。

由此可见，智慧城市是工业化向信息化全面转换的跨越式发展之魂，智慧城市也是创建财富倍增器的蛙跳式的发展之机。

随着智慧城市的实现，将能更加优化配置城市的自然资本、货币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达到大力节省资源和能源，提高整体效率，促进经济协调、推动社会进步，改善生态质量的基本要求，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大大向前推进一步。

所谓智慧城市，就是集自我创新功能、时空压缩功能、自动识别功能、智慧管理功能于一身的高度数字化、网络化、精准化、智能化的信息集合体。如何才能把工业化、信息化融合在一起，智慧城市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选项。

智慧城市将实现两大革命：一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流通方式和公共服务的巨大变革；二是政府决策、市政管理、公共服务和社会民生的革命性进展。所以，在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下，智慧城市是恰逢其时的选择。

这正是济源市选择智慧、绿色、低碳城市建设的初衷。

建设智慧城市 济源市基础坚实

济源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为开展智慧城市建设夯实了基础。

在经济上，2013年全市生产总值完成460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295亿元，财政总收入完成56.4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3 152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11 926元，城镇化水平、城乡一体化水平、人均财力、人均生产总值、城乡居民收入等多项指标继续保持全省前列。城镇化率达到55%。

济源工业支撑强劲，始终坚持“工业强市”战略，工业经济结构优化提升。至2013年，工业增加值占全市GDP的比重提高到72.9%；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9.5%，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22.6%；装备制造业增加值比重提高到15.4%。产业集聚区建设从零起步，累计完成基础设施投资55亿元，入驻规模以上企业68家，占全市工业比重达到54.4%，成为转型升级的新载体、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创造了济源速度。单位GDP能耗累计下降28%，公共机构人均综合能耗下降21.1%，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分别下降23.4%和33.1%，连续5年跻身环境质量良好城市行列。市财政累计投入涉农资金18.4亿元助推“三农”发展，成为全国首批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济源市是河南省城乡一体化试点市，自2005年被确定为河南省城乡一体化试点市以来，济源市始终坚持以城乡一体化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发展思路，大幅度提升城乡基础设施。中心城区建成区面积由26.5平方公里增加到34平方公里，成功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国家节水型城市。城镇组团建设深入推进，小城镇建成区面积由41.6平方公里增加到89平方公里。基础设施建设居河南省前列。

在信息化方面，济源基础雄厚。“十一五”以来，济源市累计投入7亿元，着力推进信息化基础建设、电子政务和两化融合工作，取得了明显的建设与应用成效。

完成基础投入3.9亿元，实现了广播网络100%全覆盖，光纤网络100%乡镇全覆盖，互联网带宽入户率达到了12.56%，有效地促进和服务了本地信息化发展。2012年，无线城市建设累计投资1亿元，改造3G基站14个，光缆220公里，无线接入点（AP）1 853个，驻地网户线11 000户；“无线城市”门户网站系统开通运行，移动“警务通”、无线电量采集系统、“农信通”系统等行业无线应用稳步推进。

电子政务建设及应用稳步推进。高标准完成了国家基于互联网电子政务信息安全保障试点工作，探索出的成本低、覆盖广、效果好的电子政务建设“济源模式”在全国推广。电子政务内外网及服务集群系统建设已完成投资近2 000万元，已基本覆盖全市各市直单位、各镇（街道）等党政机关及部分二级机构和企业。充分利用河南省已开展的中原数据基地，积极探索适合济源的云计算中心建设模式。企业基础信息共享系统功能得到完善，2011年至今利用该平台增加税收3 300万元。

数字化城市管理工作顺利启动，投资1 000多万元启动了数字化城市管理建设项目，创新性将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与12345市长热线办公室进行整合，实现办公场所、工作人员、硬件设备、工作机制等四位一体化管理。数字济源地理空间框架建设项目通过验收，2012年8月，数字济源地理空间框架建设项目通过了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的验收，建立了覆盖全市域的多尺度、多类型的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建立了数字济源地理信息公共平台，完成了国土资源管理、森林防火应急指挥、大地基准管理、120应急指挥等行业应用和公众服务等领域的应用示范系统，为“智慧济源”建设奠定了基础。

两化融合工作成效显著，企业信息化累计投入1.5亿元，60%的大中型企业基本实现生产自动化和管理信息化。豫光、济钢、联创等一批大中型企业建设了ERP系统、办公OA系统、自动化控制系统。豫光、济钢两家企业连续4年入选“中国企业信息化500强”。豫光集团应邀参加2012年6月份的全国两化融合成果奖。

注重资源整合，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稳步推进。农村党员远程教育接收站点506个，开通比例达91.8%。整合涉农服务资源，建成了“市有中心、镇镇有站、村村有点”的三级新农村信息服务平台，率先在全省实现了信息服务站点100%行政村全覆盖，提前四年实现了省定规划目标。正在建设的农业农村综合服务平台包含组建农村综合信息网、农业农村信息资源数据库、涉农地理信息系统、农产品质量追溯、数字乡镇等内容，有利于完善市、镇（街道）、村农业信息体系，构建现代农业信息发展架构，从加快推进农村信息化建设进程，提升农村综合信息服务水平，目前项目已进入实施阶段。

建设智慧城市 济源市蓄势待发

世界银行指出，整个20世纪的100年，人类消耗了2 650亿吨的石油和天然气、1 420亿吨煤炭、380亿吨钢、7.6亿吨铝、4.8亿吨铜。到了新的世纪，财富积累和增长大约是上世纪的3～4倍，如果还用这种方式创造财富，地球能不能承受？

在新形势下，节能减排、环境友好成为21世纪的整体趋势，也是未来可持续的要求。而智慧城市正是适应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事实上，也只有借助智慧城市，才能实现绿色发展的整体目标。

由此看来，绿色智慧城市的基本元素，数字式的、智慧式的都是要体现绿色本质，为发展提供“动力”，其中包括观念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文化创新，通过五大创新共同构成智慧城市的发展动力。当然还要体现发展的“质量”。同时，智慧城市还要支撑发展的“公平”，这个表现在共建共享、共同发展、机会平等、社会和谐、宜居幸福几个方面。

在摸清家底的同时，济源市也根据城市发展情况，总结开展智慧城市所具备的优势条件。

首先，市委、市政府对智慧城市建设高度重视。2011年济源市就提出要建设“智慧济源”，并将建设任务列入了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市政府相继出台了系列文件，开展“四项整治、六项规范”活动，加强中心城区的建设，明确要求要实施智慧化管理，实现管理全过程的制度化、信息化、智慧化。领导重视，为开展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氛围。

其次。济源市信息化发展已经累积了深厚的基础。2005年以来，济源市先后被确定为“国家信息化专家资源委员会中西部地区信息化调研基地”和“国家电子政务信息安全保障试点”，推动了全市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创造了电子政务的“济源模式”，在河南省政府信息化目标考核中连续几年都位列第二名。2012年，济源市又启动了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市创建工作、两化融合信息平台建设工作，完成《智慧济源总体规划刚要》编制工作。全市信息化发展已具备了广泛的基础。

第三，济源市面临的资源整合的难度相对较小。智慧城市建设的难点在于资源整合和信息共享，需要全市各部门的主动建设和通力配合。目前济源市在信息化建设上已初步形成了顶层设计、资源整合的格局，率先在河南省出台了《济源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电子政务工作的意见》（济政〔2010〕31号）文件，形成全市信息化项目统一管理的工作格局，成效明显。同时由于济源市面积小、人口少、系统少，整合的难度也相对较小，在还未建设的项目方案设计上，从一开始就统筹考虑，按照共享的原则进行建设，这相对进行多个大型系统的整合困难要小很多。

第四，信息化体制机制比较完善，从2006年开始，济源市将原设在发改委的市信息中心与市行政审批便民服务信息中心进行整合，成立市信息化工作办公室，统筹全市信息化工作。2010年，在机构改革工作中，市信息化工作办公室更名为市电子政务办公室，加挂市信息中心牌子，并承担市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负责全市信息化工作。虽然经历了机构改革，但是全市信息化工作机构从未拆分过，这为济源市信息化健康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避免了多重管理、政出多门的问题。

根据新形势的要求，济源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适时提出建设智慧城市，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目标。

建设智慧城市 意义深远重大

资本主义新兴以来，困扰世界的两大难题一直未解决，那就是增长停滞以及中等收入陷阱。全世界不同地区的国家，包括英国、美国、日本、墨西哥都经历了相同的困境。

中国的经济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已经高速增长了30多年，未来中国经济还能否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同样会陷入增长停滞、中等收入陷阱困境吗？如何破这个难题，应该寻找怎样的抓手？

智慧城市的提出和推行是破解经济增长停止魔咒的一个选项和抓手。

开展“智慧城市”建设，就是充分利用各种先进的信息技术，改善城市发展环境，提升城市服务功能。济源信息化基础广泛，具备了加快推进的条件。创建国家级“智慧城市”试点，加快推进“智慧济源”建设，对济源来讲意义重大。

开展“智慧城市”建设，是现代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城市建设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城市建设，也都在利用信息化手段来提升城市发展水平。城市的快速发展，在推动物质文化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交通堵塞等发展难题。当前，信息技术在各领域已得到广泛应用。针对这种情况，世界各国也都在积极探索利用信息技术来推动城市发展，并提出了“智慧城市”这一现代化的城市发展模式。从一些发达国家的建设经验来看，将信息技术引入城市管理，开展“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有效解决城市发展难题。因此，开展“智慧城市”建设，已成为现代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

开展“智慧城市”建设，是贯彻落实国家、河南省发展战略的具体体现。“智慧城市”建设在我国虽然刚刚起步，但已经呈现出了很强的发展势头。在《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国发〔2011〕32号）中明确提出，河南省要“实施数字河南、智慧中原、无线城市、中原数据基地和光网城市等重大工程”。河南省委省政府也明确提出，要在全省开展“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因此，开展“智慧城市”建设，积极创建国家级“智慧城市”试点，也是贯彻落实国家、省有关战略部署的具体体现。

开展“智慧济源”建设，是济源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选择。近年来，济源信息化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信息化建设应用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随着济源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整个城市对信息技术应用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特别是随着济源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发展先行区创建工作的开展，以及济源“城乡一体化”示范市建设的稳步推进，如何加快新型工业化发展，提升中心城区发展水平，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大力开展城市建设，无疑是解决以上问题的有效手段。

建设智慧城市 关键在顶层设计

目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总体上还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形成对智慧城市的统一认识。由于各地对智慧城市建设的理解和认知水平参差不齐，在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信息化开发能力等方面还存在很大差异，智慧城市的“智慧”程度还存在很大差距，有可能造成各个城市盲目建设、城市间应用形成更多孤岛和难以连通的问题，导致“智慧城市”不智慧的局面。

而建设智慧城市有五大战略要点：一是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与总体规划（智慧城市建设的战略设计）；二是基础框架的布设、融合、标准（智慧城市建设的战略基础）；三是数字生产、数字流通、数字分配、数字消费建设（智慧城市建设的战略核心）；四是全方位物联网、监测网、计量网建设（智慧城市建设的战略主导）；五是市政管理与家庭智能生活建设（智慧城市建设的战略启动）。

济源市根据智慧城市建设规律，设计了智慧城市规划文本。有了规划文本，接着就是进入标准统一融合的设计文本，最后进入到多元智慧的运行文本，从制度文本、设计文本一直到运行文本，并以此来设计济源市智慧城市的整体蓝图。

在文本规划中，济源市坚持按照“四化同步”的相关要求：“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紧紧围绕济源争当中原经济区“四化”协调发展先行区和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目标，以信息化为引领，从整合各类数据、信息、知识和服务的角度入手，深化信息技术在智慧城市各领域的应用，提供面向领导科学决策服务、面向各政务部门的业务协同服务和面向社会公众的便民公共服务，全面提高济源市城市管理水平，提升信息化发展水平。

为确保“智慧城市”建设的前瞻性、先进性、实用性，发挥其引导和规范作用，规划建设过程中坚持统一规划、加强协调，统一标准、统筹建设，互联互通、资源共享的原则，并做好夯实基础、保障安全，政府主导多元投资诸多事项。

“智慧城市”建设是一项跨部门、跨行业的综合性系统工程，必须坚持科学统筹规划、高标准设计。正确把握基础设施与应用系统、硬件与软件、专业数据与信息共享、当前应用与扩展应用、成本与效益的关系，提高整体建设应用效益。

智慧城市建设，不仅要进一步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加大光纤网络、无线网络和电子政务网络的建设力度，积极开展物联网、车联网的建设，搭建全市云计算中心。还要强化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在做好“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和应用系统建设的同时，同步加强网络与信息安全建设，不断完善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措施。

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信息化投融资体制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关键因素之一。在智慧城市建设中，政府对信息基础设施不断加大投入，积极探索电子政务建设、服务、运维外包模式，进一步提高政府信息化资金使用效率。在社会化应用方面，还要发挥政府组织推进、政策导向作用，不断运用市场规律，鼓励社会资金多元化投资“智慧城市”建设。

从济源市实际出发，依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暂行管理办法》（建办科〔2012〕42号）和《国家智慧城市（区、镇）试点指标体系（试行）》相关要求，济源市通过构建“1个共享库、3大体系、5个平台、9+X行业应用”的统一架构，实现创建国家智慧城市的目标。

“1个共享库”指的是：城市公共基础共享资源库，包括了城市基础空间数据库、人口基础数据库、法人基础数据库、宏观经济数据库、建筑物基础数据库等公共基础共享资源库。

其中，“3大体系”分别是：面向领导的科学决策体系、面向政务部门的业务协同体系和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共服务体系。

智慧城市的发展首先需要科学的决策，科学的领导决策对于提高政府工作的效果和质量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领导的日常行政管理中的决策工作可以按照行政决策的影响时间和范围，分为长期战略决策、日常管理决策和突发应急决策三类。

长期战略决策是针对具有宏观性、全局性、方向性和原则性等特征问题的决策，比如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计划、政策、方案等，这种工作难以照章行事，既需要有长期跟踪研究的经验，又需要有符合时代的创造性思维。对此，可利用信息化手段对历史文件、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以制定明确具体、现实可行的区域发展的方向、目标和思路等。

日常管理决策指政府在日常性、常态化管理中的决策，它需要规范、稳定、配套的制度和推动这些制度正常运行的组织管理流程，如决策、执行、协调、绩效考核、督查等。对于此类管理决策需求，应按照业务流程组织决策、执行、协调、考核、督查等各类信息，以保障城市管理持续不断地运行，并通过长期而有效的改进，让城市日常管理步入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的轨道。

突发应急决策是指政府在突发事件的事前预防、事发应对、事中处置和事后善后管理过程中，通过建立必要的应对机制，采取一系列必要措施，保障公众生命财产安全，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有关活动。对此，信息化可在事前事件报警、事发辅助决策、事中实时监控、事后善后处理等方面进行全面支撑，以保证对突发应急事件进行决策的实效性。

智慧城市的建设，政府还需要协调机制来实施决策结果。随着城市的发展，迫切需要解决发展中的一些综合性问题，如城市运行管理、环境保护、智能交通、流动人口管理、外籍人口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社会保障管理与服务、公共卫生、土地房屋管理、中小企业服务、地下综合管线管理、企业信用、个人信用、城管执法、文化执法、卫生执法等。这些跨部门、跨层级的问题，是单个政务部门难以独立解决的，既需要同级部门间的跨部门合作，也需要上下级部门间的跨层级协同。

针对此类综合性问题，首先需要领导做出决策，同时也需要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固化领导的决策，如果缺乏信息技术的支撑，则决策结果难以落实。通过建设统一的政务协同体系，可以在领导决策的基础上，支撑现有政务部门之间的关联工作，实现部门间的互联互通、资源共享和业务协同，实现电子政务由“信息孤岛”、“信息烟筒”、“纵强横弱”到“纵横并行”，解决各政务部门各自为政的问题。协同体系所支持的协同模式则有多种，如信息交换、信息共享、基准数据、数据比对、数据核实、流程控制等。

智慧城市的重要体现是智慧的公共服务。

智慧城市的公共服务目标应包括：

政府一站式服务：要真正实现政府面向公众的一站式服务，而不是公众到各个政府部门办事。

规范的办事途径：政府应规范办事途径，为公众提供办事咨询呼叫中心、物理办事大厅、网上办事大厅等合理、方便的办事途径。

由公众对政府服务进行绩效考评，由目前政府所提供的服务大都在政府进行内部考核转变为由公众进行考评，考评结果应对政务部门的设置和经费有一定影响。

针对这些目标，可以采用信息技术集成、整合全市政府部门和社会机构可以提供的电子化公共服务资源，实现统一有效管理，让市民、企业轻松方便地获取所需的“一站式”信息和服务，提升政府服务使用率和满意度。

“5个平台”分别是：济源市统一的呼叫平台、统一的地理信息服务平台、统一的视频监控平台、数据交换平台和应急调度平台。

“9+X行业应用”：9指的是智慧医疗、智慧交通、智慧城市管理、智慧社区管理、智慧教育、智慧农业、智慧政务、智慧城镇、智慧安全九个行业应用，“X”指的是提升智慧城市建设的其他行业应用。

建设智慧城市 济源市精心勾画

充分利用济源现有城市资源优势和信息化基础，按照济源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十二五整体规划要求，遵循“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严要求”的总体要求，运用新一代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地理空间信息等技术，以信息资源开发为主线，以资源整合和业务协同为重点，有层次、有重点地推进信息技术在经济社会各领域中的应用，着力促进信息技术对传统行业的升级改造和技术创新，努力促进区域信息产业和信息化同步互动发展，以构建科学高效的智慧化城市管理体系、智慧化社会服务体系、打造全国一流智慧城市为目标，突出特色、高点定位、注重实效，全力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着力打造精确、敏捷、高效、全时段、全方位覆盖的城市管理运行模式，促进城市管理水平和政府服务水平全面提升。

深化“一个融合”：深化信息化、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四者的高度融合。

实现“两个跨越”：城市管理模式的跨越、大众生活方式的跨越。

提升“三个水平”：提升物联网和互联网应用水平、政府决策支撑水平和公共信息服务水平。

构建“四个体系”：构建“智慧济源”基础信息网络体系、资源共享体系、安全保障体系、政策支撑体系。

建设智慧城市 济源市追求卓越

智慧城市的基本建设，按照我们现在国内发展水平来讲，还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因此必须注重三个方面最基本的要求。

中国很多城市进行的智慧城市推广还仅仅停留在一些简单的运用或者某一项技术的运用，没有达到智慧城市的整体要求。

虽然智慧城市的概念提出了，但它要服从整体设计的总方案，智慧城市要代表整体城市建设迈上一个新台阶。比如数字人口管理、数字地籍管理、数字经济管理、数字政府管理、数字环境管理等，所以智慧城市能够达到这种功能和运用的能力，才能说智慧城市进入到现代信息的基本融合。

济源市在规划中，不但要进行告便准基础设施建设，而且将设施和应用紧密结合，与生活宜居，产业发展内融合。

在数字化城市管理方面，完成对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的升级改造，设立高位监管的数字城管专职机构；拓宽数字城管信息采集渠道；建立联席会议及市领导点评工作机制，并基于济源实情，建设物联网监管系统（渣土车、混凝土运输车等管理）、工地管理子系统、地下管网智能监管子系统等，进一步整合其他政府部门的相关业务数据和资源，打造大城管格局。

在建筑节能方面，通过信息技术手段的应用，提升城市在建筑节能监督、评价、控制和管理等方面的工作水平，完成济源市建筑节能信息化监测工程。

在城市功能提升方面，加快供水系统智慧化建设应用。在城市水源地、泵房、处理车间、主管网等主要供水设施上，在城市供热锅炉房、换热站、压力管线等重点设施上，在城市供气站、减压箱、供气管线等重点设施上加装监控、压力感应、报警等智能化设施，全面显示运行状态，对管线爆裂等险情及时报警并有效处置。同时搭建平台方便用户缴费、查询相关信息。加强排水节水系统智慧化建设。改造提升中心城区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进济源东区、小浪底北岸灌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城市功能区建设。重点建设在道路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供水管网工程、供热管网工程、燃气管网工程、环卫设施工程、生态绿化工程、节能建筑工程、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绿化景观项目、低碳节能建筑工程等方面大力开展建设及智慧化提升工程，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支撑。

加强地下管线与空间综合管理智慧化。按照“十二五”规划，建设各种地下管线的基础设施。同步利用物联网技术、传感技术等建设地下管线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形成地下管线的智能监测体系。

在管理与服务方面，提供决策支持。建设领导决策智能支持平台；基于公共数据库、通过城市运行监测平台，开展数据统计与挖掘应用，实现对城市运行情况的及时掌握，智能化地提供高发问题、频发问题等综合分析，服务领导决策。

通过“济源之窗”政务门户网站，建设政府信息公开系统，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建设信息公开与公共服务工程，开展若干信息公开与信息服务项目建设，实现政务信息公开和对公众的信息服务。

通过“济源之窗”政务门户网站，建设网上虚拟办事大厅，拓宽办事渠道，建立流水化办事流程，提升网上办事的效率及市民满意度。

在政务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完成智慧政务协同办公平台建设，建立覆盖城乡的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整合各部门服务数据，建立政民互动平台，实现覆盖全市各级政府实时在线交流，实现用户和网站的交流，意见建议信息的反馈与处理，增加互动性。

在基本公共服务智慧化建设方面，大力开展济源市教育城域网基础设施，加大中小学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强化实施远程教育、多媒体教学，实现教育均衡化发展。同时，以基于健康档案的区域卫生信息化平台为支撑，形成纵向贯穿市镇村，横向覆盖公安、民政、人社、计生等社会保障部门以及全部医疗卫生机构，确保各业务系统信息实现网上交换、集中管理、资源共享。该项目将重点建设市级卫生信息平台、数字化医院、一卡通以及统一标准的公共卫生、医疗服务、新农合、基本药物和综合管理等应用系统，全面推进无线医疗技术，逐步推进物联网技术的行业应用。

在智能交通方面，建设包含“4大工程、15个具体建设项目”：一是“交通信息智能监管工程”，包括智能交通指挥中心，低碳交通运输综合数据中心，交通运输终端设备物联网工程，交通运输行业视频联网监控平台和智能交通指挥中心深化应用；二是“综合执法信息化工程”，包括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管理平台，路上不停车称重技术监察平台，源头治超监管平台；三是“智能管理运营工程”，包括交通运输综合业务信息平台，基于RFID技术的城乡一体化公交车辆跟踪管理平台，出租车智能调度与电召信息系统，基于RFID技术的水上救援平台，交通监察对讲指挥平台，交通运输行业办公系统；四是“公众出行智能信息服务工程”，包括公众出行信息服务平台项目，尝试推行“公共自行车租赁”工程，构建步行、自行车、公交、出租等相互补充、协调运转的城市客运体系，发展以步行交通和自行车交通为主的慢行交通体系，有效降低城市交通能耗。

在智慧安全方面，将公安、住建、规划、交通、消防、环保、安全等各个部门所在管辖范围内布置的视频监控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和管理，同时打造“护城河”工程，对市一环、二环及市区主要道路实现卡口系统全覆盖，搭建统一的城市管理智能监控平台，进一步扩大城市视频采集及监控范围，利用固定监控探头和移动信息采集车等多种方式实现对城市部件和事件的全面可视化、自动化监控及问题上报，形成基本覆盖政治中心区、轨道交通、公交车辆、公共场所、在建工地、餐饮企业、地下空间、公园森林等重点场所的监控网络，并可根据实际需要，将视频资源查看、控制等权限进行分级分对象管理，实现视频资源的统一调度管理，避免重复建设和部门间难协调等问题，最终实现城市管理社会化、精细化、流程化。

在智慧社区方面，建设智慧社区服务平台，达到“社情全摸清、矛盾全掌握、服务全方位”的目标。以构建和谐社区为目标，创新服务方式，增强服务功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要。着力完善社区商业、文化休闲、医疗、健身等基础设施，重点发展社区卫生、家政、托幼、修理、食品配送等便民服务。高度重视养老产业发展，加快整合养老资源，建立社区、养老院、家庭等多层次的养老体系，推动养老服务业快速发展壮大，满足人口老龄化的需求。社区管理和服务体系的建设，需结合物联网、互联网、移动通信等各种信息技术进行融合应用，发展社区政务、智慧家居系统、智慧楼宇管理、智慧社区服务，实现远程监控、安全管理等功能，使居民生活向智能化方向发展。

在产业与经济智能化方面，出台济源市产城一体化规划，依托现有优势产业，拉长产业链条，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自主创新和产业配套能力，向集约化、系统化和精深加工发展，深入开展两化融合等方面的法规和制度建设，调整产业结构。推进济源市钢铁、铅锌、能源等传统产业的改造步伐，促进两化深度融合，通过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的带动及自身科技创新等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重点建设虎岭、玉川、高新三个产业集聚区信息化建设，搭建智慧园区综合平台，提高监管水平和服务能力。

智慧城市建设需要重点项目支撑，济源市将在智慧城市建设中，拟定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城市公共平台项目、智慧卫生医疗信息系统、智慧交通信息管理系统、智慧城市管理信息系统、智慧社区管理信息系统、智慧教育管理信息系统、智慧农业管理信息系统、智慧政务管理信息系统、智慧城镇管理信息系统、智慧安全管理信息系统等几十个项目，来实现智慧城市建设目标的目的。

济源智慧城市建设的美丽梦想

理想城市是人类永恒的追求。我们的理想城市应该是经济高速发展，同时又低碳、生态、绿色、智慧、宜居，让人有美丽幸福的感受。

而标准体系建设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环节，是避免智慧城市建设无序发展的保障条件。

据了解，智慧城市标准体系归纳起来由五大类别的标准组成，即智慧城市基础标准、智慧城市支撑技术标准、智慧城市建设管理标准、智慧城市信息安全标准、智慧城市应用标准。当前，对于智慧城市标准化工作需要在三个方面发力：一是如何遵循现有标准；二是如何针对智慧城市建设需要重点研制新标准；三是如何根据智慧城市不同场景需求，制定标准实施指南。

智慧城市不只是物联网建设，还应打破交通信息孤岛，形成多方面的信息数据共享联动。智慧城市是一个长期目标，仍需不断探索创新。

建设低碳、生态、绿色、智慧、宜居，经济高速发展，又让人有美丽幸福的感受城市是济源智慧城市建设的目标。同时济源也极力在智慧城市建设形成一系列标准，为其他的智慧城市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