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硕士论文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艺术硕士论文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艺术硕士论文范文

1.小学生的年龄心理特点与数学学科特点

小学生的年龄一般在六周岁至十二周岁，在心理学称为学龄初期。这时期的小学生的心理特点是：是一对新奇的具体的事物感兴趣，感知事物时，目的性不够明确，无意性和情绪性比较明显，对事物的主要与次要特点分辨不清；爱动、好问，注意力不够稳定，很难长时间把注意力集中到同一学习活动上；善于记忆具体事实，而不善于记忆抽象的内容等。二是思维发展的基本特点，从具体形象思维逐步向抽象思维过渡，但这种抽象逻辑思维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靠感性经验的支持。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一门科学。三是应用的广泛性。数学在生活、生产和科学技术有着广泛的应用。小学生的年龄心理特点与数学学科特点形成了矛盾的对立。

2.兴趣与小学数学教学

兴趣是一个人积极探究某种事物或进行某种活动的意识倾向。学习兴趣是学生对学习活动或学习对象的一种力求认识或趋近的意识倾向。兴趣是学习的首要原因。因为学习兴趣是学习动机，是学习积极性中很现实、很活跃的心理成份，它在学习活动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当一个学生对某种学科发生兴趣时，他总是积极主动、心情愉快地进行学习，而不会觉得是一种负担。否则，学生就可能只是形式地、勉强地去学习。兴趣可分直接和间接兴趣。直接兴趣是指对某一种事物或某一活动本身的兴趣；间接兴趣是对某一事物或某一活动本身没有兴趣，而对这种事物或活动的意义感到需要而产生的兴趣。小学生以直接兴趣为主。数学科目较之其它科目，能激发学生情感的材料较少，难以引起学生的直接兴趣。因而，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学习的间接兴趣很重要。怎样培养呢？一是要注意引起学生学习数学的直接兴趣。利用多种手段，通过教具的演示，学具的操作，变换练习方式等。注意使教学内容适合学生的接受水平，使学生不断地获取新知识，随着数学知识的不断扩展和加深，增强学生对学习内容产生直接的兴趣。当学生对独立思考的学习作业，运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等智力活动产生兴趣以后，新知识、新方法的获得往往伴随着成功的愉悦，使数学学习增强吸引力。二是要促使学生的学习从直接兴趣转化为间接兴趣，形成持久的学习动力。因为学好数学毕竟要付出艰苦的劳动，难免碰到困难，单靠对学习外部活动的兴趣是不能形成持久的动力的。当学生具体了解到数学和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经济建设以至日常生活都有密切关系时，数学课就成了一门有兴趣的学科。三是开展多种形式的辅助活动，开阔学生视野，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3．直观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运用实物、模型、挂图以及参观、操作等手段进行教学，称为直观教学。直观教学有助于学生获得感性认识，就是通过实物或实践，外界事物作用于学生的感觉器官而在学生大脑中产生的感觉、知觉和表象。直观具有生动性、具体性和直接性的特点。直观教学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鉴于小学生的思维一般地还处在具体形象思维阶段；而在小学数学教学中，他们要接触并必须掌握的数学知识却是抽象的，这就需要在具体与抽象之间架设一道桥。直观正是解决从具体到抽象这个矛盾的有效手段。一是运用直观，可以使学生获得大量与数学知识密切相关的感觉、知觉和表象，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抽象概括，就可以形成数学概念。二是小学生形成的概念水平，与掌握感性材料的多寡有密切的联系。在教学中，让学生多看、多操作，目的就是要让学生多积累感知材料。三是心理学实验表明，在教学过程中运用直观和操作，能调动小学生耳、眼、口、手多种感官参与学习活动，使学生的大脑保持兴奋状态；感知比较敏捷，想象比较丰富，思维比较活跃，有利于学生形成完整正确的概念，并且记忆比较牢固。所以从直观和操作开始的数学教学，是帮助儿童掌握数学知识，培养学习兴趣，发展智力和能力的必要途径。

直观在小学数学教学中，也有局限性，主要是只能把握个别而不能把握一般，只能把握现象而不能把握本质。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不要停留在直观的水平上。必须明白，直观的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教学的真正目的在于使学生掌握知识，发展思维，并使之达到理性认识的水平。

在运用中，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教学都要从直观入手，在学生已有有关经验的情况下，可以不必通过直观，直接利用已有经验建立新的概念。只有对所学的概念、法则等缺乏感性知识的依据时，直观才是不可缺少的。直观是为教学目的服务的，要克服为了直观而直观的倾向。

4．概念

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叫做概念。数学概念是反映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反映于概念中的对象的本质属性的总和叫做概念的内涵。适合于某一概念的一切对象，好概念所指一切事物，称为概念的外延。提示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即指出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的本质属性的逻辑方法称为定义。概念是逻辑思维的“细胞”，人在头脑中必须运用概念，才能进行判断和推理。学生掌握知识的过程，就是掌握概念并运用概念进行判断、推理的过程。在小学数学教材中对概念编排上有如下特点（由于儿童思维的特点和知识的局限）：一是概念的出现不可能完全按知识体系本身的要求。知识的体系的要求往往是从一般到特殊，而按儿童的认识规律则适于从特殊到一般。二是对概念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三是有些概念给予科学的定义，有些概念则不给定义，而通过描述或举例说明的方法给出。

第2篇：艺术硕士论文范文

关键词：工业设计 优秀硕士毕业论文 趋势 分析

中图分类号：TB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3）07-013-03

引言

在工业设计研究中，出现了很多优秀的相关硕士论文，本文从工业设计论文的研究方向以及发表数量等，初步分析出2000—2012年间工业设计发展的趋势与变化，从而了解每个工业设计发展阶段的新趋势，研究成果以及仍然存在的问题。

一、分析方法与步骤

在《中国知网之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之中国学术会议文献数据库》分别检索论文以及会议文献题目中包含“工业设计”关键词的文献，在《中国知网之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以“工业设计”为关键词检索结果，截止到2012年7月19日，为557篇。

二、结果与分析

1.时间分布。考虑到要对现有工业设计趋势进行研究分析，所以选择了较近12年（2000年—2010年）的论文，通过使用“工业设计”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2000年没有相关优秀硕士，从2001—2003年相关硕士优秀论文属于发展起步阶段，从2004—2012年每年都会很多优秀硕士，属于迅速发展阶段，相关优秀论文增至557篇，2009年（88篇）是相关数量最高峰点。

经过推断可知，在2009年工业设计的论文达到历史最高的原因在于我国本专科扩招是从1999年开始的，自1997年以后，随着广大群众渴望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愿望的增加，对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同时，考虑到国家快速发展的需要，1999年我国高等教育开始大规模扩招，当年本专科生招生数与1998年相比增长了47.4%。本专科规模的迅速扩大给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带来了更大的压力，而研究生的扩招能够对本科生的就业压力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因此，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规模也不断攀升，录取比例和入学率都在大幅提高。

2.作者分布。在检索到的工业设计方面的优秀硕士论文中，作者主要分布在以下几个学校中，可见相关院校的工业设计发展程度。如表1所示。

小结：由于优秀工业设计硕士论文具有一定的删选性，由表1可以看出工业设计发展较快的院校，并且通过涉及最多的关键词可以看到每所院校所侧重的工业设计发展方向或者是发展程度较深的方向。

3.关键词分布。从2000年到2012年，以“工业设计”为关键词搜索的期刊论文中，论文的关键词主要集中在产品设计、CAID构思与表达、设计教育教学、IDFORCNC（先进制造设备工业设计）、设计管理、绿色设计等。由于搜索分布时采用了关键词“工业设计”，所以这里忽略“工业设计”关键词的数量。所有论文相对较多的关键词如下：可持续发展设计（绿色）、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学 语义学）、设计管理/用户研究交互设计、CAID构思与表达、数据库、设计教育、造型语言、工设工程（材料、工艺）、汽车设计、时尚设计、服务设计、品牌PI（产品形象识别）设计、人机工程、可用性、设计史、信息视觉化、故事版/情景设计、设计心理学、体验/情感化设计、IDFORCNC。

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如下几篇：2010年，北京服装学院屈新波在《现代新材料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研究》{1}一文中论述了现代新材料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借助于“需求”将产品设计与材料联系起来。2008年，山东大学张志强在《面向家用健身器材的人机工程理论分析与研究》{2}一文中论述了如何运用人机工程理论对健身器材进行分析，以及针对相关器材人机方面的具体研究。2006年，山东大学吴兰萍在《面向产品设计自动化的人机工程研究与应用》{3}一文中论述了人机工程学的定义以及与工业设计之间的关系，阐述了人机工程学的原理以及产品设计的不同阶段的具体内容，此外还重点分析了现有计算机辅助人机工程软件，例如JACK、SAMMIE、SAFEWORK等。2004年，武汉理工大学刘红在《简论设计项目管理》{4}一文中论述了由于市场竞争的激烈化，用户需求的多样化，项目管理的组织及团队建设的内容与项目管理的执行关键，以及设计项目的生命周期。2007年，西北工业大学韩娟在《CAID系统的用户界面研究及应用》{5}一文中论述了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方法，综合认知心理学、人机工程学、计算机信息科学等对CAID用户模型进行分析，将基于用户模型构建的用户界面原型引入到界面设计过程中。

4.影响力分布。在检索到的期刊论文中被引用频次最高的，排在前6位的论文，如表2所示。

通过引用频次最多的文章中发现，关注最多的工业设计方向多为产品设计、交互界面方面。因为产品设计和交互设计的研究较早，所以时间早的被引用的几率就很高。但也充分说明这些优秀论文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三、工业设计研究趋势

工业设计从2000—2012年这12年间，发展速度是迅猛的，这一点可以从优秀硕士论文的发表数量日趋增多看出来，并且也是在跟随着社会每一步的发展而发生着变化，从简单地仅仅研究工业设计的表面内容，即“产品设计”，变成研究工业设计更加细节化的方面，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现在工业设计优秀硕士论文中，研究方面数量最多的依次为产品设计、设计管理、设计教育、ID FOR CNC以及可持续发展设计。

李北在2006年中国科协年会的会议论文《未来工业设计的多元化发展趋势》{12}中阐述，现在工业设计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并且可以看到，工业设计是一种战略资源，是国家创新战略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业设计正在向着跨专业跨学科的综合领域发展。此外通过计算机使用的普及，工业设计信息化也成为主流。

通过对2000—2012年优秀工业设计硕士论文逐年的分析发现，发表的时间与内容和2000—2012年工业设计发展的过程、发展的主题是一致的。通过对这些论文关键词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到工业设计在每段时间里发展的内容、重点、趋势，这与社会的需求具有着强烈的联系。

每篇论文的关键词是不变的，在以“工业设计”为关键词搜索到的硕士论文中，通过对新的一年与以往相比较新出现的关键词进行统计，洞察出工业设计每个阶段的新趋势。如表3所示工业设计研究方向从泛泛的大方向上的研究，比如“产品设计”、“可持续设计”等，发展成为细分的研究方向。研究表明，从抽象的工业设计，变为具体的产品设计，后来人们发现工业设计离不开与社会、人的联系，所以研究方向渐渐与社会、人联系起来，最终发展成多方向的、细分的研究方向。这与现有工业设计研究人员对工业设计发展方向的研究结果不谋而合。

2000—2012年有关产品设计、人机工程学以及设计管理等成为研究的主要趋势。此外，还可以发现每年相比前几年新增的研究方向即是工业设计发展中研究趋势的新方向。例如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是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一个新概念。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13}报告中第一次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那么工业设计对此也进行了研究，在2002年第一次出现在相关优秀工业设计硕士论文中。例如2002年湖南大学龚克在《非物质与可持续的工业设计道路》{14}中阐述了有关可持续的工业设计道路的相关内容。

再例如，在现代信息化的大背景下，计算机信息库在工业设计专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2006年第一次出现有关数据库研究的硕士论文。例如2006年东华大学孙明华发表的《设计艺术学专业建立设计材料数据库的必要性研究》{15}。2009年山东大学郝松发表了《基于产品表象信息库的工业设计构型方法研究》{16}。

同时也发现，由于优秀硕士论文是要在社会需求的大背景下提出，受发表时间和评审的限制，虽然相对滞后，但是也能够体现出近十年间的工业设计的大体研究趋势、新的研究方向。工业设计研究趋势的发展变化受社会发展因素（技术、环境、国情、学科交融等）的影响较大。

四、结束语

2000—2012年，我国优秀工业设计数量以及发表的内容质量都有着质的飞跃，这也说明我国工业设计方面研究的水平日趋深入。但是从近几年发现，已经存在研究过（下转第16页）（上接第14页）热的现象，主要表现在研究课题的重复性，例如人机工程学，此间不乏相关类似课题的出现。

从2000—2012年间优秀工业设计硕士论文中，可以看到工业设计事业发展迅速，方向由单一转为多元化，并且呈现多学科融合趋势。此外，研究趋势受社会发展的因素（技术、环境、国情、学科交融等）影响较大，比如在信息化的大背景下，工业设计专业与计算机应用越来越密切，因此出现了CAID等相关研究。可以看到工业设计的研究趋势在以后会围绕产品设计、计算机辅助工业设计（CAID）、设计管理等热门话题展开。随着工业设计的深入研究，也会出现更多新的设计概念，而这些概念一定是可持续性地围绕用户的人机设计，相信在以后的研究中，会有更多优秀的硕士论文出现。

注释：

{1}屈新波.现代新材料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研究[D].北京服装学院，2010

{2}张志强.面向家用健身器材的人机工程理论分析与研究[D].山东大学，2008

{3}吴兰萍.面向产品设计自动化的人机工程研究与应用[D].山东大学，2006

{4}刘红.简论设计项目管理[D].武汉理工大学，2004

{5}韩娟.CAID系统的用户界面研究及应用[D].西北工业大学，2007

{6}吴瑜.人机交互设计界面问题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2004

{7}周睿.基于可用性的手机交互界面设计研究[D].南京理工大学，2006

{8}杨大年.中国民间儿童玩具再设计研究[D].江南大学，2004

{9}王巍.ICAID系统的实现机制研究[D].湖南大学，2004

{10}王军锋.计算机游戏界面设计方法研究[D].西北工业大学，2007

{11}熊湘晖.产品造型设计的外观质量美学评价理论及研究[D].昆明理工大学，2005

{12}李北.未来工业设计的多元化发展趋势[R].中国科协年会，2006

{13}我们共同的未来[R].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

{14}龚克.非物质与可持续的工业设计道路[D].湖南大学，2002

{15}孙明华.设计艺术学专业建立设计材料数据库的必要性研究[D].东华大学，2006

{16}郝松.基于产品表象信息库的工业设计构型方法研究[D].山东大学，2009

第3篇：艺术硕士论文范文

关键词：唐诗 意象 承继性研究

从最早的《诗经》到后来繁荣发展的唐诗宋词，动植物一直是中国诗歌史上歌咏不迭的对象。诗人或直观咏物，或寄托深情，或讽喻时政。在此基础上，咏物诗层出不穷，随之发展起来的诗歌意象研究亦成为学界屡屡关注的重点。唐代是诗歌发展的鼎盛期，亦是诗歌意象表达的成熟期。在此阶段，有专门对唐代咏物诗进行分类的专著，如陆坚编选的《中国咏物诗选》（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胡朝阳的《唐咏物诗二百首》（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刘逸生的《唐人咏物诗评注》（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陈新璋的《唐宋咏物诗鉴赏》（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徐正的《说唐诗・咏物寄寓》（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等，将唐代比较突出的咏物诗分别加以分类，指明唐诗中所涉及的动植物意象多达几百种。另有梅庆吉编著的《唐诗动物园》《唐诗植物园》，分别对唐诗中出现的吟咏动植物的诗歌进行了收录和分析。

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唐诗意象研究成果突出，无论是对一类意象的整体解读，还是对单个意象的具体剖析，包括某位诗人的主要意象，某类诗歌的主要意象，意象使用的密度、作用、文学特征、情感内涵等，无不触及。唐诗意象研究虽未有专著，但期刊硕士论文多达上百篇，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整体意象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包括以唐诗意象为整体（如植物意象，动物意象，如对唐诗意象特征的探讨等）的研究，也包括多个突出意象相结合的研究，同时也表现为某个诗人或某一类诗的主要意象研究。如南京师范大学石润宏的硕士论文《唐诗植物意象研究》，统计出了唐诗中出现的近两百种植物意象，并指出了其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松、竹、柳等意象；莫砺锋的《论唐诗意象的密度》，对唐诗意象使用的密度、唐诗意象密度的合理性以及意象密度与意象类别之间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探究；河北师范大学王磊的硕士论文《论唐诗创作中的日月星辰意象》，将唐诗中比较常见的日、月、星辰意象放在一起进行考察，从多个角度论证了这三种意象对唐诗创作的影响；山西大学郭h的硕士论文《唐诗意象略论》，从儒释道三教思想文化的融合着眼，探讨了唐代诗歌意象呈现的基本特征。

二、单个意象研究

唐诗意象研究以单个具体意象的研究最为突出，其意象呈现亦较为丰富。如刘亮的《论唐诗中的“猿”意象》（中国韵文学刊 2008年第2期），选取了唐诗中的动物意象“猿”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从善援之猿、清啸之猿、听经之猿、豢猿与放猿四个层面进行了探讨；青海师范大学杨微的硕士论文《唐代蝉意象研究》一文，亦选取了“蝉”这一具体意象作为研究对象，在对唐诗蝉意象进行系统地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分别概括出政治属性的蝉、离别属性的蝉和光阴属性的蝉，观点新颖独特；又如大学罗朋朋的硕士论文《唐诗舟船意象研究》，陕西师范大学杨珊的《唐诗东风意象研究》，山东师范大学李文佳的《唐诗黄昏意象研究》，江西师范大学彭海玲的《唐诗草意象研究》，暨南大学谭伟华的《唐诗灯意象研究》等，均是从单个意象的角度对唐诗创作的情感意蕴进行探讨，且大多数为近几年的硕士论文，此足见唐诗意象研究之热。

除上面提到的一些常见意象外，其他诸如长江意象、海洋意象、天文意象、桥意象、扇意象、玉意象，甚至R子意象、眉意象都成为学者们关注的对象。笔者在简单的梳理和分析中发现，在繁复杂多的唐诗意象中，动物意象研究极少。孔子说，读《诗经》可多识草木鸟兽虫鱼之名，这在庞大的唐诗体系中更是有着最直观的体现。从诗歌意象使用的角度而言，唐诗可谓草木鸟兽虫鱼无不涉及，但是就目前研究成果来看，兽意象研究相对单薄，只有很可观的几篇硕士论文。一是东华理工大学戴丹鸽的《唐诗龙凤意象研究》，该文以唐诗为研究载体，从作为“祖灵象征”“皇权象征”的“天上龙凤”意象和作为“君子象征”“爱情象征”的“人间龙凤”意象两个方面入手，探讨了唐诗龙凤意象的象征意蕴；一是暨南大学李征松的《唐诗中的瑞兽研究――以唐诗中常见的六大瑞兽为主要研究对象》，该文以六大瑞兽――麒麟、白马、虎、鹿、狮、象为研究对象，对唐诗中的瑞兽做了深入考察，认为瑞兽意象是唐代盛世的符号，瑞兽精神的张扬彰显出唐人独特的人格魅力；再有就是新疆师范大学赵士城的《唐代边塞诗中马意象研究》，该文将马意象置于边塞诗中进行探究，考察了马意象在边塞诗中频繁出现的原因，论述了马意象在唐代边塞诗中的流变，认为马意象的变化与唐代社会现实的变化密不可分。

此外，笔者暂未觅得其他关于唐诗兽意象的个案研究，此足见唐诗在兽意象研究上的不足。相反，草木、风雨、虫鱼、禽鸟等意象却是比比皆是。故而，笔者作出进一步思考：既然意象研究是目前硕士论文选题的热点，唐代又是意象发展的成熟期，最重要的是，唐诗意象研究虽多且泛，但在兽意象研究上却存在明显的不足，可否以此为入口，选取一种大家喜闻乐见又具有一定文化内涵的兽类意象进行研究？比如，鹿意象就是唐诗兽意象研究存在的一个缺口，这说明唐诗意象研究仍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意象体系，有待学界的进一步挖掘。

三、唐诗意象比较研究

对研究对象进行比较阐释是文学研究中比较常见的研究方法，唐诗意象研究亦不例外。

如陕西师范大学高卫国的硕士论文《李杜诗歌中动物意象的比较》一文，对李杜诗歌中出现的动物意象进行了梳理，在对其典型意象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其不同意象使用所透露出的不同情感内涵，该文系唐诗意象比较研究中最突出的一例；再如何锋兵的《李、杜诗歌中“凤凰”意象之比较》（古籍研究，2013年第1期），该文从“凤凰”这一具体意象出发，对李、杜诗歌中同一意象的使用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和探讨。

从以上对唐诗意象研究现状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唐诗意象的研究仍然存在以下问题：首先是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唐诗意象体系；唐代作为诗歌意象表达的成熟期，其意象使用之多、之广、之新，是其区别于其他朝代并为研究者频频关注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遗憾的是，学界似乎都只倾心于某个时期某位诗人或者某类诗歌的主要意象研究，对很多值得挖掘的单个意象研究存在疏漏，尤其是前文提到的唐诗中的兽意象研究更是乏善可陈。其次是对唐诗意象缺乏一定的承继性研究；以笔者所关注的鹿意象为例，鹿作为一种意象在《诗经》中早已有之，并且相关研究成果颇盛。然而在诗歌的发展过程中，很多原本颇受关注的意象却逐渐淡出文学视野，其原因究竟是意象本身的淡化还是研究者们的主观忽视，值得深究。

就此，笔者以为，对唐诗意象的起源及其承继性研究应有所重视，比如，可以将《诗经》意象与唐诗意象进行一个历时比较研究，探究出唐诗意象对《诗经》意象的潜在继承，从而梳理出一条唐诗意象发展体系。另外，在对唐诗意象承继性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窥探出中国诗歌意象发展的一条隐性曲线，比如，某类意象的逐渐成熟或定型化，某类意象的衰退或新生。这是今后诗歌意象研究可以尝试关注的点，期待学界的后续摅论。

参考文献：

[1]严云受.诗词意象的魅力[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2]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石润宏.唐诗植物意象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4]郭h.唐诗意象略论[D].太原：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5]李轩.试论唐诗意象的文学特征[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7，（6）.

第4篇：艺术硕士论文范文

全书以此为线索，遴选出三位年龄相当、履历相近、乐风相映，在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国际音乐舞台上各执牛耳、独具，但又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独具特色的汉文化，尤其是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作曲家为研究对象，进行了跨时空、多维度的文化比较和深层的音乐创作思想研究。这三位作曲家分别是创造了“主要音技法”的德籍韩裔作曲家尹伊桑（Isang Yun，1917―1995）、自称为“蓝领”的旅欧日裔作曲家武满彻（Toru Takemitsu，1930―1996）和“中美音乐文化交流的使者――”美籍华裔作曲家周文中（Chou Wen-chung，1923―）。这部中央音乐学院博士论文系列作曲理论编的首部作品已于2013年10月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

该书作者宝玉是一名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作曲博士，师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郭文景，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客座教授，亚洲爱乐国际乐团驻团作曲。

从结构上看，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分别对中日韩三国的历史渊源及文化互动进行鸟瞰；分析比较三位作曲家的文化观念和艺术理念；对三位作曲家因各自不同的艺术哲学观和音乐美学观而产生的不同的音响观念进行综合阐释。最后，作者就具体作品分析过程中，在其作品中所能反映出的文化气息与创作手段的内在联系作进一步的理论及理念的总结概述，进而得出结论及其展望。

笔者认为，该书的“创新”与“独特”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创新之处――

“311定理”在音乐分析当中的创造性运用

作者根据俄国画家康定斯基的抽象派绘画理论――点・线・面――而提出的“311定理”（其公式为：3+1=1）进行“三点一线一面”的分析。即：个人、祖国、西方（三点）；音响观（一线）；作品风格（一面）。此举不同于一些常见的音乐作品分析理论范式（如“结构――功能理论”、“接受美学”、申克分析法等），“311定理”是作曲家产生作品的客观存在和人文背景，它不是一种具体的音乐技术分析方法。于润洋先生曾提倡音乐理论研究应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他说：“坚实的理论修养和渊博的历史知识是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的两块基石，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会对现实有一个真正清醒的认识和评价。”①而“311定理”正是遵循了这一原则，从作曲家相关的历史、文化、社会事实出发，勾勒出三位作曲家各自别具一格的肖像。然后，作者再具体到某一部作品，进行譬如音乐结构分析、音高结构分析、音响形态分析等技术层面上的分析，并重点论述了对作曲家“独门绝技”，比如对尹伊桑的“主要音”及“主要音响”的观察，还有对武满彻“音色音乐”与“点描配器”的整体观察。

独特的视角之一――

对文化与艺术关系的高度重视

1969年，英国著名音乐学家约翰・布莱金（John Blacking，1928―1990）在其长文《人类经验中的音乐价值》中，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音乐评价思路。他认为，音乐的价值必须在其所存在的语境（context）中考察：“音乐应该作为社会或个体的产品来研究”。从文化的角度出发对音乐作品进行分析，可谓挖到了作曲家的根，因为它把作品分析放到与作曲家本身不可割裂的文化大背景当中。作者对中日韩历史文化溯本探源，以期对当下音乐创作领域内颇为复杂的民族性与西方现代性的主客体关系的再认识，以及对如何以西方现代作曲技术反映本区域或本地区的民族文化精神，进而通过研究东亚三位作曲家的人文背景和音乐历程以及独有的美学构架，从而梳理出具有现实意义与应用意义的理论手段。

当我们面对一棵大树的时候，通常只留意上面的枝叶，而很少看到树之“根”，以及它所在环境中的土壤、周遭的空气，所以就不可能理解这棵“树”（作曲家）为什么长出来的是这样的“枝叶”（作品），而不是别的样子。比如，为什么尹伊桑的作品是这样而不是那样，那是因为他的作品一定是他从本民族文化中悟化的东西。该书认为我们在评价一个作曲家的作品时，不仅是要看其表象，还要追其本质，还要回头去追溯这个作曲家为什么是这样；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所以然”就是要回到他所身处的文化、他的生平、世界观，所有这些都可能决定“作品”这个结果。

另外，本书从实用性的角度去看待作曲技术，具有正本清源的价值，而不是按常规的做法，单纯地将其归纳成某一种技术公式。从技术本身来讲，理论家习惯把它归纳成一种公式，这样也许便于教学与传播，但试问这些大师中有多少是带着这样一种公式去创作的呢？也许他们只有一种开放的精神和躁动的心灵，从而导致他们产生一种创作的冲动。这种冲动促使他找到一种表现方式，而这种方式与其他公式其实是不一样的。比如武满彻的技术分析就很难归纳，什么“十二音”、“音集集合”都不是，就像画家对于油彩的驾驭都是由形象思维决定的，而不是说遵从了某种模式；又比如格里格的《培尔・金特》第一组曲中的《晨曲》与北欧的冷空气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说，对艺术家的具体探讨一定要与文化结合起来进行，剥离了文化，便成了无源之水。

独特的视角之二――

这是一本作曲家分析作曲家的书

与一些非作曲专业人士的“隔靴搔痒”的作品分析而言，本书不寻常之处在于它是一本作曲家分析作曲家的书，显然这样更地道。要知道，日前在个别地方综合类院校作品分析领域里存在一种“一犬吠影，众犬吠声”的现象，其后果就是使作品分析脱离了音乐本质，成为一种“玄学”，甚至一部“科幻剧”。因为缺乏专业的工具，分析的层面只能停留在华丽辞藻的堆砌上，始终不能深入挖掘，读者自然看不出其中的门道。没有与之匹配的钥匙怎么打得开这把锁呢？作曲是一门学问，不懂技术如同没有钥匙，所以打不开“这把锁”。我们不能把毕加索的“胡来”不能等同于一个普通人的涂鸦。

音乐评价者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其认知能力、经验知识和评价标准的制约。②作曲家本身积累的丰富的听觉经验、良好的作曲技术，以及个人的音乐、非音乐知识为其在做音乐评价与分析的时候，提供了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

作者在书中对三位作曲家音乐风格做出了精准的概括：玉树临风――踔厉乱画――好好做自己，精炼地点出了他们的“形神”所在。

关于“玉树临风”的尹伊桑的研究论文主要有《“主要音”在尹伊桑室内乐中的运用》③、《浸染则会东方文化观念中的“主要音技法”――简评尹伊桑的创作》、《尹伊桑作品中的反和声手法（上）――〈大提琴协奏曲〉1976简析》④等十几篇，这些论文基本上都是以“主要音”作曲体系为研究对象。

与其他两位相比，国内对武满彻的研究相对活跃一些，相关论文四十篇左右，文章主要集中在对作曲家早、中、晚期音乐创作的研究⑤，还有一些对其生平和传统文化元素对其作品影响的研究⑥；对某一部具体作品的研究⑦，以及对武满彻和声技法的研究⑧，对电影配乐的研究⑨等方面。

作为20世纪美籍法人作曲大师埃德加德・瓦雷兹的挚友，在其逝世后成为他音乐财产的管理人和权威解释者，美籍华人周文中为中国青年作曲家提供在美国事业发展的空间，并为中美音乐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⑩关于“好好做自己”的周文中的研究论文也有十几篇，对作曲家音乐风格和作品的剖析的论文主要有：《周文中：其人其乐》{11}；《西器中韵 和而不同――周文中〈渔歌〉的音色移植与延音功放配器法分析》{12}；《周文中对古琴曲〈渔歌〉移植的艺术观念》{13}等。而近年来把东亚三国作曲家放在一起研究的，只有青年韩裔学者刘贞银（上海音乐学院西方音乐史方向的博士）{14}。

作曲家宝玉正是基于对上述研究成果的整理分析，分别选取了尹伊桑的《穆瓦克舞蹈幻想曲》、武满彻的《幻影》和周文中的《花落知多少》三部作品，进行了音乐结构分析、音高结构分析和音响形态分析。这三部作品都是以西洋管弦乐为音响载体，虽然周文中的《花落知多少》乐队规模略有变化而且稍小一些，但三位作曲家都是以西洋管弦乐编制为主体来幻化东方之声。这是作者选取分析对象的共性。

独特的视角之三――

对“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独到见解

19世纪后半叶兴起的欧洲民族乐派是欧洲音乐浪漫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为音乐的浪漫主义运动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和生气。20世纪初，西方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音乐曾对亚洲的传统音乐发生强烈影响。东亚三国迅速接受了西方音乐，但西方元素和传统元素基本处于并置状态，作曲家孜孜不倦地寻求着民族文化身份。20世纪下半叶，西方现代音乐技法和观念的传入使亚洲作曲家找到了新的资源，在探索本民族现代新音乐的征程中更进了一步。可见，东西方音乐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带来的是各国文化对“现代性”和“民族性”的双重诉求。

人们通常认为：只有抵抗西方现代性才有自身民族性，一旦全盘接受现代性的话就没有自己的民族性了，宝玉并不认同这个观念，而是通过对三位作曲家的作品研究与分析，并结合文史资料的阅读，从而找到与西方现代性相承因的东亚现代性，以及东亚现代性与东亚古代文明融合的历史渊源关系，进而提出并证实：现代文明是一个经起源、融合、发展，变异为相互关联的一个综合系统。并在结论中胆识、有主见地提出：

“问题的关键仍是我们有没有能力和胆识直面处于‘主场’的西方，而不是‘避实就虚’地绕过西方；有无自信通过西方音乐技术理论进入本民族传统进行国际化的文化梳理及艺术改造。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穿过西方现代性一步步回到自己的传统，而后再将经过整合后的、具有‘普世’价值的音乐作品带向西方以至于世界音乐舞台。”

结 语

音乐分析的途径是多样的，该书既有对作品的形态分析，如对音高、节奏、曲式、配器技法的分析，也结合了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方法。无论何种分析，其根本目的都是一致的，即为了更深入地理解音乐，并发现其隐含的价值。最后，笔者想借用标题“岁月的凝聚 时空的润融”来结束本文：所有的音乐作品都是作曲家对岁月沉淀之物的凝聚与表达，同时经过了时间、空间的润色、交融。读完此书，也许我们能更理解书中“所谓作曲家的音响观是因其自身所具有的艺术哲学观和音乐美学观而形成的”这句话了，而作者提及的东亚裔作曲家对东西方文化采取的“解构”态度值得世人参考借鉴，令人不禁顿悟：原来我们怀揣的“东方艺术及艺术精神”是如此值得珍惜的瑰宝！

①于润洋《肖邦音乐的民族内容――纪念波兰杰出音乐家肖邦诞生一百七十周年》，《音乐研究》1980年第1期。

②柯杨《有限的相对主义――论音乐的价值、质量及其评价》，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美学博士论文。

③傅文《“主要音”在尹伊桑室内乐中的运用》，上海音乐学院2012年5月，硕士论文。

④罗新民《尹伊桑作品中的反和声手法（上）――〈大提琴协奏曲〉1976简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32―43页。

⑤相关论文主要有[日]渡边未帆《1950年代的武满彻――从五声音阶到意识流》，周耘译？熏2007年第2期；许志斌《论武满彻中期创作》，《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09年第1期，第81―87页等。

⑥相关论文主要有许志斌《论武满彻作品中节奏及实践过程特征》，《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10年第1期，第113―120页；许志斌《论武满彻作品中音响的“空间构型”及其“时间塑形”功能》，《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11年第2期，第83―95页；郭元、郭艺《“树的镜、草原的镜”映射下的日本当代音乐》，《音乐创作》2013年第3期，第146―148页等。

⑦相关论文主要有童昕《〈多利亚地坪线〉的音乐结构――兼论音色在现代音乐中的表现和结构力作用》， 第15―21页；马莉《试论长笛作品〈voice〉的现代演奏技法》，2008年4月，南京艺术学院硕士论文；杨一博《东西交融的梦――武满彻作品“吾听水梦”的创作研究》，中央音乐学院硕士论文，2012年4月等。

⑧相关论文主要有许志斌《武满彻〈Toward the Sea III〉中的音集技法及音高组织特征》，《音乐艺术》2003年第2期，第91―95页；王馨密《武满彻〈Toward the Sea I〉的技法研究》，上海音乐学院硕士论文，2012年5月；魏扬《武满彻〈诗篇幻想曲〉和声排列的三维构架》，《音乐研究》2012年第2期，第99―109页；陈默默《谈武满彻作品〈雨树素描〉的和声技法及和声语言特征》，《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第123―125页等。

⑨刘嫣《武满彻电影配乐的理论研究――以电影〈怪谈〉和〈乱〉为例》，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硕士论文，2010年6月等。

{10}孙铿亮《中美音乐文化交流的使者》，《音乐美学》第59―62页。同类论文还有陈钢的《早春二月柳色新――记周文中教授与美中文化交流》。

{11}尼古拉・斯洛尼姆斯基《周文中：其人其乐》，朱建翻译，《艺苑》音乐版1996年第2期，第54页―59页。

{12}侯太勇《西器中韵 和而不同――周文中〈渔歌〉的音色移植与延音功放配器法分析》，《乐府新声》2012年第1期，第84―89页。

{13}邹昊《周文中对古琴曲〈渔歌〉移植的艺术观念》，《音乐创作》2013年第2期，第109―111页。

第5篇：艺术硕士论文范文

在文学艺术等各个表现领域，男性也不应该以女性附属的形象存在，同时也需要多样化、充实化。本文通过对性别研究理论成果的收集和整理，从男权中心文化、商业心理、大众传媒表现三个角度来探讨男性所处的境遇及其带来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

1.研究发现，男权中心文化的长期存在是导致男性集体失语的直接原因。男权中心文化直接作用于男女两性之间，规定男性必须作为强者去支配资源(包括女性)，在传统的性别期待压力下，现代男性写作硕士论文承受着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从某种程度上讲，女性主义的单纯文化批评同样使男性背负“歧视女性”的恶名，因此，男性也同样是男权中心文化的受害者，“第一性”的地位使男性承受太多无需去承受的压力，这也直接导致广告中男性形象僵化，形成刻板印象。

2.通过研究数据分析显示，男性在消费领域并没有作为主体而存在，他们只是支付者而并非消费者。传统营销学将女性作为主体，而将男性划分于消费者的边缘，因此男性市场并没有得到很有力的挖掘，存在非常大的消费空间。这也影响了男性的广告表现，广告中男性出现频率少，男性产品广告少，针对男性的品牌少等等，男性只是女性消费的支付者，并没有以消费主体形象出现。

3.广告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它重构了现实生活，也重构了两性关系。中国广告中仍然是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模式，并且将男女的角色固定化。广告的目的是销售，由于女性是备受青睐的消费主体，因此广告直接作用于女性的倾向非常明显，更多的调查数据表明，广告中男性并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同时也说明了针对男性的广告有很大发展空间。

第6篇：艺术硕士论文范文

大众化教育下高职教育应“以人为本”针对生源的特殊性，构建基于人的发展的职业教育课程体系，从而提高教育教学的水平与质量。从受教育者和施教者双视角下对高职数学课程建设进行多元分析，在贯彻国家教育方针指导下，以人为本进行高职数学课程改革。 

一、高职教育现状多元化分析——以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为例 

从被施教者和施教者视角下对高职数学课程建设进行多元分析被施教者（高职学生）普遍存在人格的缺失、习惯的无形、知识的匮乏。对于普遍问题究其原因来自：（1）家庭背景造成的一种缺失。“家庭的爱”的缺失，留守儿童；父母离异儿童；所占的比例15%。（2）成长背景造成的一种缺失。成长过程中或读小学、初中、高中，来自学校、老师方面的爱的缺失所占的比例40%。（3）社会背景造成的一种缺失。社会对高职的一种歧视。施教者普遍存在老中青的知识结构差异，中老年教师教学经验丰富，教书及育人有一定的方法。但对新知识的接受及传受有一定的障碍，教学方法也较保守。而青年教师由于接受新知识的学习，接受和传受新知识有一定的优势，教学方法不拘一格。施教者与被施教者应取长补短，扬长避短。 

二、基于教育现状的高职高等数学课程建设多元化分析 

高职高等数学课程建设需面向师生，以学生为中心，以能力为本位，以专业为导向，强调学生整体素质的培养和身心素质的全面发展。可以做到以下五个方面：（1）五个衔接。即数学和所学专业对接；三类学情与三类课型对接；三种教材与三类课型对接；三类学情与三种实施方式对接；三类教师与三种实施方式对接。（2）三类学情。首先大一新生入学，第一学期有64学时将应用数学基础知识传授给学生，统一考核，通过各位任课教师一学期的观察与考核结果将学情分类，兼之学生的选择，在选取数学后期学习，将学情分为以下三类：学情Ⅰ：学生的知识与技能、思维、解决问题能力、学习的目的性很强；个性发展、兴趣、爱好全面。学情Ⅱ：知识与技能、思维、解决问题能力较弱；个性发展、兴趣、爱好局限。学情Ⅲ：知识与技能、思维、解决问题能力弱；个性发展、兴趣、爱好缺失。（3）三类课型。课型Ⅰ数学实验与数学建模课（紧密与专业学习对接）；课型Ⅱ高等数学基础课（尽可能与所学专业对接，主要目地为终身教育打基础）；课型Ⅲ数学素质课（人文数学或数学文化。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兴趣、爱好）。（4）三种施教方式。一种以专业学习、数学实验及建模竞赛为载体实施数学实验及建模课教学；一种是以专业需求、终身教育为载体实施实用数学课教学；一种是以数学素质教育为载体实施人文数学课教学。（5）三类教师。即实验教师（数学实验及建模）、理论教师（实用数学基础）、素质教育教师（数学素质课）。其中实验教师是青年教师；理论教师是中青年教师；素质教育教师是老年教师。 

三、“专学结合”视角下高职高等数学教材开发的多元分析 

教材作为知识和技能的载体在高职院校教学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对促进人才培养质量起着重要作用。针对教材的特殊性对教材的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一）对大一新生第一学期64学时开发《高等数学基础》教程主要体现以下内容。高等数学基础知识讲解，以项目教学实施，项目是按数学知识体系划分。同时配套项目任务考核册，考核册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基本概念理解与简单应用，即填空、选择、判断、测评题与书本例题类型难易度一样的；二是，难易度递进，填空、选择、判断、测评题比书本例题相对难一些；三是，拓展加深，题的难度要大一些，题量要大一些，实际生活实例要多一些，专业实例相应配备一部分。 

（二）对应三类课型的施教，高职高等数学开发三种配套教材。课型Ⅰ配套教材《数学建模》、《数学实验》，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教材抓住“专学结合”为切入点，以专业实例作为高等数学配套课新内容的引入，构建项目教学，有利于创设问题情境，有利于使学生体会到数学在自身专业学习中的地位与作用的；二是，教材以数学建模竞赛题为载体，构建“项目教学、情境模拟、课专融合、过程式考核”。课型Ⅱ配套教材《实用高等数学》，具有三个特点：一是，以应用高职高等数学为主线，每节教学内容大体围绕两个应用性问题展开，教材中有关数学应用的例子和习题紧紧围绕学校特色进行。内容涉及建筑、文化、商业、家庭理财、全球性问题（如粮食问题、人口问题、环境保护问题）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和作用。二是，教材抓住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作为新内容的切入点，常常围绕具体问题的应用展开，有利于创设问题情境，而且有利于使学生体会到数学就在身边；三是，教材开设应用栏目，如聚焦职业，介绍各行各业应用数学的事例。课型Ⅲ配套教材《人文数学》。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以数学知识为载体，努力去展示数学丰富的人文内涵，以数学思想、数学精神为主线，以数学人物、数学故事、数学问题、数学史、数学之谜为题材，以生动而不失深度的叙述，把学生带入数学与人文交相辉映的学习之中。二是具有教育性、科学性、趣味性、艺术性等。内容上：通俗易懂，形式上：喜闻乐见，易于传播，易于接受。 

四、结语 

通过多元化《高等数学》教学教材的开发以及对教学内容和设计的改进，使得高等数学课程教学中出现的一些对学生说难以理解的、深奥的抽象理论知识，通过具体的实用性、可操作性来体现，使学生易于接受。多元化教学方法比较切合大多数理论性强的课程教学内容和设计的改进依据，有望进一步推动高职院校人才的培养质量。促进学生能够更积极主动地、自觉地学习，有兴趣与老师交流，也有能力和水平与老师沟通，使绝大部分学生都能真正地掌握本门课程的主要知识点，为以后的专业课的学习打下夯实的基础。从教学课程到课时的安排都作了较大的调整，从而也兴起了新一轮高职数学教学改革的浪潮，在对高职数学课程教学模式进行探讨和研究过程中，对课程建设进行多元化分析.在教学方法上、考核方法上等，采用分层式，多元化，使教学达到最有效的作用。成功做好高等数学与专业的紧密结合，高等数学教师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对专业与数学的联系有较多的了解。并与教学过程相互渗透才能唤起学生的学习热情，从而使学生感受到数学知识的丰富与有趣。 

参考文献 

[1] 张瑶娟.高职学院精品课程建设研究[D].湖南农业大学硕士论文，2007. 

[2] 李京秀.基于信息技术的精品课程网络平台构建研究[D].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07. 

[3] 彭慧.网络环境下学习资源的设计与应用研究[D].浙江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 

[4] 郭立婷.精品课程及其建设研究[D].山西大学硕士论文，2007. 

[5] 张千友.精品课程试题库管理系统[D].电子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07. 

第7篇：艺术硕士论文范文

影视动画艺术作为融电影、戏剧、美术、文学、音乐等艺术形式为一体的新兴综合艺术,其艺术创作深深的打上了其他艺术的烙印,在它身上也能找到其他艺术形式的影子。如今,影视动画艺术在世界各国都呈现了蓬勃发展之势,而表现民族文化的内涵,成为各国追求的艺术目标。无论是民族文化博大精深的中国,还是兼收东西方文化的日本,亦或是博采众长、开放兼容的美国,都将民族文化元素灌注到动画作品中。

影视动画创作中的民族文化元素包括民族文化题材的选择、民族精神的体现、民族化的造型元素及特有的民族艺术元素等。现在仅就这几个常见方面做一个浅析。

一、民族文化题材的选择

纵观市场上的中外动画,有相当比例都是取材于民间传说、民谣、神话或寓言故事。创作者们从这些题材中吸取精华,加以改编,成为我们看到的影视动画作品的文本。如《宝莲灯》是中国民间神话“劈山救母”的改编版,《神笔》《孔雀公主》《过猴山》《阿凡提的故事》《中华传统美德故事》都是取材于民间文学,《龙猫》是宫崎骏小时候听到大人们讲的传说……就连美国的迪斯尼出品的《花木兰》也是从中国的《木兰辞》、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中提炼的。

二、民族精神的体现

影视动画作品的创作者作为实在的个人或群体,成长于特定的民族文化中,其创作习性、个性不免受到民族文化心理、民族精神的熏陶,并映射于作品之中。作为受众,自然也比较能够接受符合自己价值观念的作品。所以,影视动画作品中的民族文化元素,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精神:民族价值体系、民族审美习惯、民族道德伦理等。

中国人受儒家、道家、佛家哲学影响比较深厚,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民族心理。《大闹天宫》就体现了很鲜明的儒家“中和”观――孙悟空可谓是受尽磨难,但创作者在结尾还是让他大闹天宫,好好的反叛了一把,让观众都长出了一口气。这种对悲剧的中和符合中国人和谐为贵的儒家思想,“哀而不伤”的创作也符合观众的审美习惯。而在水墨动画《牧笛》中,我们又可以在浅淡的叙事与轻柔的节奏中找到道家文化“简洁、恬淡”的意境之美――甚至所有的水墨动画片,另如《小蝌蚪找妈妈》,都可以感受道家的“无为、虚无”的思想。

日本大和民族受中华文明影响颇深,其传统的民族精神和中华精神一脉同宗。日本人也崇尚禅宗、重视儒道文化。而且大和民族深切的危机意识与奋斗意识也无一不反映在影视动画作品中,成为其独有的特色。看日本动画的代表――吉卜力工作室的作品就可见一斑。“《千与千寻》中的女孩千寻,在宫崎骏创作之初,她在剧中都还只是一个平凡不起眼的日本女孩,扎着一个马尾辫,普通的服饰衣着。她长相普通,也没有特别之处,但随着剧情的演进,千寻为了拯救双亲,在神灵的世界中经历友爱、成长、修行的冒险,她终于在寻找‘回归’的途中发现自身存在的价值。”在困境中学会了生存,并且变得独立、坚强、勇敢,成为人性美的浓缩。其中,我们不难体会到日本人所崇尚的拼搏精神及追求的价值观。

美国人天生不爱被束缚,其乐观和崇尚自由的个性在影片中得以彰显,对于传统和权威的置疑和反叛也是美国动画影片精神特质的一个重要体现,这也反映了美国动画所具有的后现代文化特征。《小马王》中的小马王,似乎就是美国精神的代表。他不屈服于强势,自信、坚定,敢于拼搏奋斗,乐于展现自己。另外,美国的动画片常以幽默的动作及语言给观众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也是因为美国人天性幽默乐观的缘故。

三、有民族感的造型元素

首先,具有民族特色的角色形象。看中国以前动画中的角色形象,大家很容易找到中国式的面容。如《牧笛》中的牧童,《哪吒闹海》中的哪吒,微吊的杏核眼,东方人扁平的面孔,穿的衣服更是有鲜明的民族及时代特色;日本动画角色因为有日本浮世绘的唯美传统,追求一种唯美的形象,大大的眼睛,长腿细腰,尽管过于不合比例,但却不失美感;美国动画中的形象则是比较“杂”的,也和美国本身就是一个移民国家有关,但是他们做出来的形象还是带有很明显的美国标签。美国动画在角色造型上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有的风格和样式,这些形象讲究体块感,注重整体效果,肢体和表情动作。他们的“动画造型简洁、活泼,突出大手大脚,大大的脑袋,细细的胳膊,形象十分有趣。另外美国英雄主义卡通也是美式卡通的一大特色。角色形象强悍刺激,雄健有力,动作与速度充分体现强者为王的美国精神。”

其次,具有民族特色的动作设计。中国戏剧的程式化与虚拟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动画的造型。《金色的海螺》里,海螺姑娘的动作简直就是戏剧中花旦的动作,特别明显。再有就是,“关于造型‘美人要修长、文人一根钉、武人一张弓’。在线条表现上:‘流水褶子要活套,钱线褶子要挺拔。’”日本动画中的动作设计比较简单,但是生动有趣。美国动画动作设计大胆夸张,有自己已经形成格式的运动规律。

再次,色彩的设计。中国的动画色彩传统上讲求:“要想俏,带点孝。黑配紫,臭狗屎。红靠黄,亮晃晃”。日本动画的色彩以宫崎骏动画作品为代表就是色彩恬淡,充满田园风情。美国动画在用色上比日本动画更加夸张和抢眼,“色彩饱和度高,欲给人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在用色上多运用油画般深沉厚重的颜色来表现对象,色彩对比度高,有时候如版画般强烈。这样刺激的视觉对比,给人造成一种心理上的反差,具有很强的表现力。美国动画在色彩的运用上,有意识的运用了补色的对比,使色彩有了节奏的变化,满足和丰富了我们视觉上的要求,而不是单一的统一”。

另外,特有的民族元素点缀其中。如《真功夫之奥运在我家》中的四合院、京腔京调;《千与千寻》中独特的日本“沐浴文化”,假面人则是运用了日本艺妓的化妆;《料理鼠王》里厨师大做法国大餐……

除上述以外,动画作品中能体现出的民族文化元素还有很多。这也充分表明,每个国家都可以在民族文化上充分挖掘题材,吸取营养,创作出弘扬民族文化的动画作品。而对于我国动画人来说,这一要求更是极其迫切。这就需要我们共同努力,才能实现了。

参考文献:

[1]余孟洁.《中国传统艺术造型元素在动画角色设计中的运用研究》,硕士论文.2007.11

[2]余孟洁.《中国传统艺术造型元素在动画角色设计中的运用研究》 硕士论文.2007.11

[3]杨学芹.《民间美术概论》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4

第8篇：艺术硕士论文范文

关键词：教科书；使用取向；教师专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G4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5）02-0023-13

一、引言：教科书的使用

近年，各国相继推行课程改革，以切合世界发展的需要。然而，教科书在学校教育过程中，仍是不可或缺的工具，教科书都是教学和学习的最重要素材 （McCutcheon，2002；Westbury，1985；黄显华、霍秉坤，2005；叶兴华，2009）。一般估计，教科书的形式可能会随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而改变，但仍是难以取代的工具（Foster & Nicholls，2008；陈月茹，2009）。因此，教科书研究一直备受重视（如石鸥，2013；教育研究院，2012）

1992年，Weinbrenner （1992）讨论教科书研究时，认为当时教科书研究有三类缺失：1）理论上的缺失s直至现在为止，缺乏详尽而公认的“教科书理论”。教科书的教导和方法上的功能仍未能充分了解。2）经验上的缺失s对师生在课堂上或课外应用教科书的情况所知甚少。3）方法上的缺失s在教科书研究的领域中，仍未能设计出一套可信的探究方法和工具，亦未能发展出一套必要的分类方法。有关教科书之课题复杂，牵涉层面极广，教科书的研究仍有待继续开发。然而，经过20年，教科书研究已有一定进展，包括理论上的研究（如范印哲，2003；Pingel，2009；Mikk，2000；蓝德顺，2006）、实证上的研究（如叶兴华，2009；杨国扬，2013；王世伟，2008）、方法上的探讨（Nicholls，2003；王玄雅，2005；张芬芬，2012）。

在上述三方面的教科书探讨中，实证上的研究特别受关注。近二十多年来，实证研究大致可分两方面：一是教科书的内涵，它包含多样而繁杂的内容、无数富有争论的议题、各式各样的设计；二是教科书的使用方式，尤其是教师如何使用教科书和影响教师使用教科书的因素（如Sosniak & Stodolsky，1993；Brown & Edelson，2003；Remillard & Bryans，2004；Stein et al.，2007；Llyod，2008；Tarr，2008；洪若烈，2003；叶兴华，2009，2012）。关于教科书使用，引起众多问题。一方面，它被视为是教学的重要的资源；另一面，教师因过度依赖教学指引或教师手册引发教学和学习的问题。洪若烈（2003，P177-178）认为，依赖教科书从事教学并不足够，因为没有教科书可以提供学生学习所需的一切材料，适应学生的个别差异。因此，必须认真探讨教科书使用的问题。

本文聚焦探讨教师使用教科书的情况及问题。首先，本文介绍过去20年教科书使用的研究成果；其次，从上述研究成果中分析教师使用教科书所展现的问题，结症在于教师过度倚赖教科书；最后，分析解决问题的取向，建议必须关注教师专业发展。作者认为，针对教师过度依赖教科书的问题，需分析教科书、教师、学生、学习等因素之关系，从而理顺解决的取向。

二、教科书使用研究综述

如上所述，中外学者对于教师使用教科书之研究，近年如雨后春笋，数量甚多。研究题目包括教科书使用之情况、教科书之使用模式、影响教师如何教教科书之因素等。本文作者于ERIC、台湾及香港{1}，检索“textbook usage”（“教科书使用”）一词的相关论文，简单以表列出（参江恬仪，2009；叶兴华，2012；杨国扬，2013；Son，2008）（见表1）。

上表（见表1）已展示近年教科书研究的焦点，学者不仅重视教科书内容分析，而且渐趋重视教科书使用的研究。综合上述学者的看法，教科书的使用方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分三类使用教科书的取向；另一种是分两类使用的取向。分三类取向的包括：一是按教科书施教；二是主要按教科书施教，但加入其他教学材料；三是主要按自行编制的教学材料，以教科书辅助。这三类取向的划分，与钟启泉、崔允t（2003，P90）归纳教师使用教材的三种模式相近：1）“教”教材：属传统观点，认为教材就是学科内容；教师侧重指导学生学习教材所提供的系统化知识。2）利用教材“教”：教师按自身的实践与研究，探讨学科课程与教材，利用教材作教学资源。3）不使用教材：以教师或教师群体自主编制教材。

另一种教科书使用取向的分为两类：一是完全依照教科书――教科书是教学的主要或唯一资源；二者是参照教科书――调整教科书内容，教科书只是一种而非全部的教学资源。这些教师并未完全依照课本，而视需要选择、重新组织以及增加教材内容。对于这两类教科书使用者，洪若烈（2003，P180）详细分析两类使用教科书取向的特点。首先，他认为若教师完全依照教科书，会把教科书视作课程，会完全依照教科书教学，大致遵循下列步骤：1）概览教科书单元和课次，决定各单元和课次的教学时间；2）掌握教师手册的教学目标和内容组织；3）运用教师手册的教学计划、教学活动和评量；4）使用教师手册提供的内容和活动，进行教学；5）按教师手册评量学习效果。按这种教学取向，教师是权威，掌控课堂的教学活动：教师教学内容主要按教科书，学生依教科书学习；教师的教学方法备受限制，通常是阅读课本与回答问题。课堂内，教师为教学的中心，教科书则为主要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主要是讲述和问答。受依赖教科书决定教学内容的影响，大多数教师采取传统的教学，以教师为中心，注重讲述、问答、知识，保证完成教科书的内容，学生较少批判或应用所学知识。

其次，若教师只视教科书为参考工具，会认为教科书的内涵不一定全部重要或有用，会视教科书为教学的有效工具，因而选择或调整。教师参照教科书的教学形式，多采取下列步骤：1）检视教科书和教师手册，选择列入课堂教学的主题和单元；2）考虑学习者的兴趣和能力，删减或增加单元的内容；3）决定主题和单元的教学次序和时间；4）使用教师手册或教学指引提供的活动，自行设计教学活动；5）使用其他图片、影片、幻灯片、录音带、图书资料等教学资源（洪若烈，2003，P181）。

此外，研究显示教师使用教科书，仍偏重依赖教科书；教科书仍是教师教学最为重要的工具，一般教师仍高度依赖这种教学工具。相对而言，一些国外研究指出，教师并非全部全依教科书教学（如：Stodolsky，1989；Sosniak & Stodolsky，1993）。

三、教科书使用所衍生的问题

一直以来，教科书是课堂教学的主要依据，甚至是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的全部（洪若烈，2003）。教科书是教师最重视的教学材料，这情况于华人地区更为明显（Lam & Lidstone，2001）。林智中、余玉珍（2013，P112-113）提及，内地地理科教师更把教完教科书内容视为教学的目标和专业责任。美国Educatioinal Products Information Exchange （1977）曾进行大型研究，调查12 000位教师的意见，显示课堂教学活动近90%与教科书有关。该研究发现：1）在课堂中，平均62.5%的教学时间与教科书的架构和序列相近，而且，不同校区也出现相类情形；2）54%教师曾接受使用教科书的培训，其中25%由出版社提供，15%由学区教育顾问提供，以及14%由其他机构提供；3）教师很少使用其他教学参考资料，只有30%使用本地发展的课业和测验等教材。Yager（1992）的研究也发现，美国90%以上的老师在90%的教学时间中，都使用教科书教学。可见，教科书是重要的教学工具。NCES（2003）研究七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学课堂的教学情况时，发现各国教师普遍都使用教科书或相关习作纸，如澳洲：91%；捷克：100%；香港：99%；日本：92%；荷兰：100%；瑞士：95%；美国：98%（NCES，2003，p.114）。杨国扬（2013，P43）研究分析高中教师实际使用审定本教科书之比重，发现考试科目及艺能科目的教师皆在中高依赖度上呈现较高的比例 （见表2）。教科书明显是教师课堂教学的重要资源；然而，教师依赖教师书则引发连串教学问题，以下分述之。

1. 教科书之习写与背诵

一般而言，教科书指最有代表性的官方读本，根据学校课程编写。因此，学生只要熟读教科书，便可应付考试。亚洲地区学生较重视考试，容易更注意标准答案。教师于教学时依赖教科书，使学生和教师都重视知识，讲求记忆，以应付考试要求。因此，偏重使用教科书课本内容，易于造成习写和背诵的学习取向。台湾一项研究显示，小学学生学习的主要型态，主要是依据课本进行教学活动和习写习作（柯华葳、幸曼玲、林秀地，1996，P14-17）。叶兴华（2011，P64-65）对这种现象分析甚详：“……教师之所以如此重视教科书内容的习写与背诵，恐与我国公民中小学长期以来仰赖纸笔测验有关。为了追求纸笔测验评分的公平性，测验题目多以封闭且固定式的答案为主。在此种评量形态下，为了让学生获取高分，要求学生背诵教科书内容，习写习作或不断练习测验卷。”虽然，习写和背诵是学生学习不可或缺的方法，但着重运用相类方法，则容易使学习流于表面而缺乏理解。

2. 照本宣科

教师偏重使用教科书教学，容易偏好使用讲述，甚至照本宣科。叶兴华（2009，P294）针对台湾五位小学教师进行研究，深入了解他们使用教科书的情况。结果显示，教师最常使用教科书的方法是讲述教科书、针对教科书内容设计问答。柯华葳、幸曼玲、林秀地（1996，P18）也有相类研究结果。他们对小学教师教学深入研究，发现小学课室教学多采讲课传递教科书内容，提问也主要是复述教科书内容的答案。周祝瑛、陈威任（1996，P20-21）的研究也有相类发现，教师主要以讲述教科书为教授课程内容。他们进一步分析讲述与考试的关系，认为它直接传输内容，有助学生应付考试。然而，这种教学法在高层次思考学习、学习保留、提升学习动机等，均较其他方法逊色（陈健生，2004）。

3. 教科书未能照顾学习差异

教科书为教师、学生、学习提供重要的教学内容；经政府当局审定后，能提供一般教师教学需要。然而，这类教科书难于有多种版本，难于照顾不同学生的需要。林智中、余玉珍（2013，P112-113）曾分析：“……在教科书编写时，作者和编辑需作出取舍，他们定必以人数最多的中游能力学生组群为编写对象；故教科书在理念设计上就根本未有顾及最好和最差学生的学习需要。”这种情况使教科书未能照顾个别学生的需要。再者，教师在课堂教学时依赖教科书，更强化了个别学生未受照顾的现象。近年，各地均推行普及教育，不同程度、不同能力、不同性向的学生均聚首于同一课室之中，更容易突显个别学生的需要。教师依赖教科书，更难于照顾学生的差异。

4. 教科书未能切合教师需要

除教科书学生用书外，教科书还包括教学指引、教师手册、备课用书、教师专门用书等，这些都有助教师教授课程内容而设计。对于初任教师、不熟悉课本内容的教师等，这些资料能协助教师教学。而且，教学参考资料不仅提供有效教学方法、学习经验设计、学生学习评估等有详尽分析，可以协助教师教学前掌握教学的可能情况（叶兴华，2011，P64-65）。这种情况，在学生数目较多的课堂，尤为明显{3}。然而，教学指引建议有时过于理想，不切合课堂内使用（周祝瑛、陈威任，1996，P21；叶兴华，2011，P65）。台湾一项研究显示，因某些实作型、课程涵盖众多专业领域的科目课程（如家政、生活科技、艺术生活、信息科技概论、美术、体育）未依据学科特性作设计，教科书设计无法切合教师教学需要，便会减少教师使用教科书（杨国扬，2013，P77）。

四、教师转化教科书

教师过度依赖教科书，视教科书为唯一的教材，会使教科书成为专擅的工具（tyranny of the textbook）（Jobrack，2012），引发弊端甚多。黄政杰（2003）颇全面地描述这些弊端，包括：教科书成为意识形态灌输的工具；忽视其他多元的教材；教育沦为知识的记忆；忽略知识的分析、应用和评鉴；忽略实践在教育上的重要性；教学方法流于讲述；评鉴限于狭隘的知识内容；教科书成为教育标竿和教育成就的衡量标准。要解决这些问题，教师是关键的人物。诚如Sosniak & Stodolsky （1993，P272）所言：“课程改革遭遇的问题，责任不在教科书；教科书也不必然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教师是教学的经理人，透过传递教科书内容，掌握学生进展。可见，教师如何使用教科书，影响课程改革的成败。”教科书属“书面课程”，必须经过教师转化为运作课程，才能提供学习机会，以成为学生的经验课程。

一般学者都认为，教师使用教科书是教学中重要课题。教师必须善加运用教科书，但亦应懂转化教科书内容，以切合学生学习需要。周仪（2002）强调，教师善于解读和运用教科书，才展示教师从“教材的传递者”转变为“课程的设计者”，以至学生从“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探究者”。杨国扬（2013）亦认为，教师在教学中是教科书内容忠实的传递者，还是把教科书透过教学转化成为学生提供学习机会，研究者必须深入探讨。换言之，教师在课堂上使用教科书的能力，有助于教师摆脱课程、教科书束缚，从而恢复教师专业自主。目前，内地、台湾、香港的学校教室中，教师是课堂中的主导者，教科书是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最主要的资源；自然而然地，教师如何转化教科书内容，也是教学成功与否的关键人物。

谈及教师使用教科书的关键角色，不少学者着力甚多。Silver（2009，P29）探讨数学教学时，认为教师在教材与学生学习之间，经过两个重要步骤：教师拟定课业（tasks）、教师与学生在课堂中使用的课业（见图1）。他强调教师在这两个步骤中，扮演关键的角色。Remillard（1999，2005）特别强调教师与课程要素之间的关系，包括四项：教师与课程以及教科书之间的关系；脉络对教师计划课程（planned curriculum）的影响；课堂中课程受教师本身、学生和脉络的影响而形成的运作课程（enacted curriculum）。因此，Remillard（2005）建立的基本架构包括教师、课程、教师与课程间的参与关系、计划课程和运行课程等四个部分，同时突显脉络和学生两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见图2）。Remillard（2005）认为，教师在设计“计划课程”时会展示其调适的能力，又在施行“运作课程”时展示其转化的能力{4}。

按上述学者的分析，教师于教科书与学生学习之间扮演重要角色，教师把课程计划及教科书内容加以转化，以不同方式呈现教学目标或内容，从而协助学生学习。因此，教师对教科书的观念极为重要。陈柏华（2007）曾整理教师的教材观，以说明教师具不同观念会衍生不同使用教科书之模式（见表3）。若教师认为教科书即教学内容，其运用模式会倾向照本宣科；若教师认为教科书是提供学习机会，让学生思考和建构知识，则运用模式会倾向探究和学生自主。

五、建议：回归教师专业

毋庸置疑，教科书在学校教学中占着无可取代的地位{5}，诚如石鸥（2011，P362）所言：“除了教科书，人们很难找到其他开启民智、了解公共信息的途径。外在世界被熟悉与认知，主要是通过教科书。教科书为当时的学生和民众同外部世界的联系提供了纽带，同时也帮助他们形成了对于世界的认识。教科书一课一课，一页一页地把这世界从不同角度（历史、地理、文学等）展示出来。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就是手捧着这些课本成长起来的。”然而，教师过度依赖教科书，便会形成未能照顾学生需要、照本宣科、只鼓励记忆背诵的学习方法等现象。本文作者认为，要解决教师过度依赖教科书的问题，必须从教师专业入手，加强他们转化的能力。

1. 教学要素之论述

本文作者认为，针对教师过度依赖教科书的问题，需分析教科书、教师、学生、学习等因素之关系，从而理顺解决的取向。

（1）教科书与教师教学 要提升教科书的作用，除教科书内容和审定机制外，教科书的应用仍扮演最重要的角色。然而，一直以来，师生在课堂上应用教科书的研究甚少（黄显华，2005，P187；Weinbrenner，1992），近年逐渐增加，且已取得一定成果（参：杨国扬，2013；教育研究院，2012）。要处理教师使用教科书问题，应先探讨教师和教科书之关系。教师群中对教科书有三类意见（Grant，1987，P7）：

教师甲：我不会用教科书。我准备所有教材，因为我比任何教科书编者更了解我学生的需要。

教师乙：我教学时不能没有教科书。我视它作处方；若一页接一页地教授，准不会出错。

教师丙：我觉得教科书很有用，我教学时经常使用它，但并非所有时间都用。

Ben-Peretz （1990，p.57）在《教师和课程的相遇：把教师从教科书的专横统治解放出来》一书中指出，教师处理课程材料时有三种角色。本文作者加以修订并列述：

1）教师是传递课程内概念的人：教材是课程设计者传递课程概念的工具，是防范教师（teacher-proof）教学偏离课程的材料。教师的角色只是按本子办事，照本宣科；教师能否合法地调适，备受争议。

2）教师是课程实施的主动者：教师在使用教科书的过程中具影响力；因此，课程设计者应采用工作坊（workshop）和培训把教科书的精神转给教师，然后让他们发挥。

3）教师是课程设计者的伙伴：选取和转化教材于特定的教学情境；因此，无一套预设的特定教材，教师根据教育目的因时制宜地阐释和调适教材。

Ben-Peretz（1990，P57）强调，她探讨教师与课程关系时采第三种角色的视角。黄显华、霍秉坤（2005，P191）把教师使用教科书的模式归纳为两类。第一类是专业型教师：他们由课程设计中选择适当的概念和技巧，利用教科书和学生一起探讨，为学生提供学习经验。他们虽然不是学科专家，但以专业知识调适教科书的材料。第二类是依赖型教师：他们不重视学生的兴趣、疑问和困难；他们最关心学生完成教材的速度，只以学生能记忆教本的内容为评估学生成绩的方法，很少评估他们能否理解概念、这些概念和其他学习范畴（包括学生生活面对的问题）的关系。在教学的过程中，他们只关心教科书中一页、一章、一册的安排。第一类教师是教科书的主人，第二类则是教科书的奴隶。

Woodward & Elliot（1990）探讨教科书应用和教师专业发展时指出：“虽然不是所有教师都依赖教科书，事实上是所有学校内很多教师都有不同程度地采用教科书。”他随即警告：“教科书的使用或过分使用对教师专业发展不利！”近年，越来越多地区采一纲多本的教科书政策（如内地、台湾），而且加入大量支持教学的资源。因此，教师选择的教学材料不限于教科书，也可选择参考书、测验卷、多媒体教材、挂画、地图、简报等教学辅助资源。然而，教师如何选择多元化的教学材料，仍视乎他们的转化能力。

除转化教学内容外，教师宜结合多元化的教学法，以增加教科书的效用。比方说，结合讲述与讨论，藉问题提升学生的记忆力，也可激发学生达致更高层次的思考能力，增强学生的学习动机（Sternberg & Williams，2010）。Sternberg & Williams（2010）提出七种师生互动层次：1）拒绝问题；2）重复问题当做回应；3）承认不知道或直接回应；4）鼓励学生寻求权威型的答案；5）考虑其他选择的解释；6）除解释外，考虑评估解释的方法；7）除解释外，考虑评估解释方法及后续评估行动。他们认为，教师运用的层次越高，越能鼓励学生发展认知技能。相类的教学技巧，都有助于教师更有效地使用教科书。

整体而言，教师应视教科书为一种而非唯一的教学资源，增加补充教材；按个人认知转化教学内容；并结合讲述、问答、讨论、问题探究等方法，以协助学生既掌握基础知识，又从事批判思考等高层次的学习。

（2）教科书与学生学习 Ben-Peretz，M. 在《教师和课程的相处：把教师从教科书的专横统治下解放出来》一书中，设计一套课程分析模型。模型由四个基本度向（dimensions）组成：教材、学习者、脉络、教师。对“学习者”的说明和各个子度向如下：

1）对学习者的观念：学习者是否有机会参与主动发现学习？学习者期望从教科书中获得知识。

2）学习者可获得发展的机会：教材提供认知能力的发展机会；教材提供情意能力的机会；教材提供心理肌动发展机会。

3）计划的教学重点：每个学习者是有特殊兴趣和需要的个体；学习者被视为一群体的一分子，有共同兴趣和需要。

4）风格：学习者被视为可以在不同的学习环境，无论是结构性或非结构性的环境下学习；学习者被视为需要高度结构性的环境下学习。

Armbruster & Anderson（1991）提出认知理论认为，影响教科书学习成绩的因素包括：

1）教科书的特性；

2）学习者所采取的认知策略：学习者用以把课本内的内容放置在脑袋里的方法。这些信息处理的策略不只是指初期所需的注意力和把信息概念化（encoding），而是学习者如何意识和控制自己的思考和学习的元认知（meta-cognition）；

3）在课文中安插一些有关问题，可有效增加注意力和学习时间。引导学习者在阅读时自行提出有关问题可加强学习效果；

4）选择性地注意和处理自课本内结构所界定的重要信息。教导学习者找出和应用课本中的内在结构可提高学习效果。

Lonka，Liudflom-Ylanne & Maury（1994）建议此类培训不应只注重学习策略的表面行为，而应重视引导他们对各种不同学习策略的效果在概念层次上加以理解。Weinstein & Mayer（1985）提出van Dijk & Kintsch（1983）模型和Mayer（1984）模型都可提供此类培训的概念工具，可提高学生对学习过程的元认知（meta-cognitive）意识。在培训的过程中，应让学生面对多种不同的学习情境，并引导学生在需要时修订其学习策略。

（3）教师和学生的关系 除教师和教科书的关系外，另一重要的是教师和学生的关系。以下是教师与学生关系的三种教学风格（Grant，1987）：

教师甲：学生是接受安排的；我是教师，是最有学识的。我有责任去决定最佳的教学方法，学生需按指示去学习。

教师乙：我根据教科书和课程纲要所列出的方法教导学生。

教师丙：我尝试找出最适合学生的方法，且在教学过程中加以运用。在这种教学风格下，我的工作包括：1）估计学生的目的、学习风格、爱好和厌恶、强项和弱项；2）在课程纲要所列目的的基础上，选择适当的教法和教材；3）决定如何采用、修订、取代和不采用教科书提供的方法和内容（黄显华、霍秉坤，2005，P189-190）。

Barker（1992，P38）认为如能协助学生有效地使用教科书，则能够提高学习成果。这一策略包括下列程序：

1）阅读前期：引导学生考察出版时间、目录、图、表、字汇表和附录，教师亦应和学生一起探究书本内容可能出现的偏见。

2）阅读期：迅速阅读内容一次，对全书的格式、写作风格和整体面貌有所了解。在正式阅读时，理解、聆听、反应和其他指导的提供都可以诱发学生去理解探究学问的方向。换言之，引导他建构一套思考的框架。

3）阅读后期：反省性讨论，应用性活动，词汇和概念的建立和发展，与相关的课题作有机的联系，都有助于课本的理解。

Armbruster & Anderson（1991）指出，大量研究显示：

1）培养学生利用已有知识以阐释和记忆教科书的内容；

2）鼓励学生利用语意建构（semantic mapping）技巧和列写大纲，建立课本内容间有意义的关系；

3）学生应了解在某时、某地、某原因和方法，应用何种学习教科书的策略。

除培养学生自行掌握学习策略及教学内容外，亦应强调学生相关的经验。鲁洁（2003，P9）曾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教材所给出的话题是不是能调动起儿童已有的经验和体验，使他们感到这是一个对他们有意义而不是漠不相关的话题，怎样让他们从自己的经验中发现问题，怎样激起他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愿望和需要？”本文作者认为，这是所有老师使用教科书时，必须替学生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2. 教师专业能力

毋庸置疑，教师使用教科书的转化能力，直接影响学生学习。因此，学者提出改变教师对教科书的观念及提升他们的转化能力。洪若烈（2003）认为教师宜建立使用教科书的正确观念。教科书不是圣经亦非教学的唯一资源。他认为教师必须摒弃只教授教科书内容和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观念。林智中、余玉珍（2013，P117-118）强调提升教师选用教材的能力十分重要，而且更需按学生情况调适教材。他们列举教师必须具备的知识和能力：

1）能充分了解学生的特点，包括学习能力、学习态度、学习风格、动机和习惯；

2）能分析和掌握课程的精神、目标以及评核要求；

3）具丰富的教学内容知识，理解学生在学习某些内容、概念或技能中可能出现的学习困难，以及如何更有效地教学；

4）掌握丰富的教学知识，能灵活运用各种各样的教学方法，以达致课程所要求的目标；

5）能按学生的水平和兴趣，调适教学目标及要求；

6）能洞察和好好规划一整个的学期，以致一整个学年的课程，从而按部就班地逐步提升学生的学习成果；

7）能利用评估资料改善教学，促进学习（林智中、余玉珍，2013，P117-118）。

叶兴华（2011）与林智中、余玉珍（2013）有相近的看法，认为要求教师跳脱教科书自行设计课程，耗费时间，且无必要。然而，教师必须在使用教科书时，除适度增删外，尚应有效转化教科书内容，为学生提供有效的学习经验。他强调要使教师有效使用教科书，更有效的方法应为：培养教师教科书使用的能力，能以课程纲要为基准，学生学习为依归，增删、转化教科书的内容（叶兴华，2013，P66）。叶兴华v2009，P291-297）曾以课堂观察研究五位小学教师，发现许多优秀的教师，在掌握教学参考资料后，会结合教科书内容、个人教学经验、进修所得，从而设计帮助学生学习的运作课程。

在这方面，外国研究可提供更多启发。不少研究显示，虽然外国教师仍参考教科书施教，但并非全部教师将教科书视为权威而完全照本宣科。Stodolsky（1989）观察39个班级的五年级社会科与数学教学，发现教师并非受教科书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策略控制。Sosniak & Stodolsky（1993）观察四位教师使用教科书的情形，发展教师并非完全依赖课本，而是选择、重新组织、补充教材内容。有些教师更根据个人判断，将他们认为成绩稍逊学生单独抽离出来，以较简单的课业或阅读材料代替教科书。Baumann和Heubach（1996）调查研究小学教师使用基本的阅读教材，发现教师采用部分教师手册建议的教学活动，同时补充其他教材，以完善教学材料的内容。Grossman & Stodolsky（1995）的研究发现，数学、外语、科学、英文、社会等学科的教师对教学及教材之应用，略有不同。整体而言，数学科老师最遵守课程要求及教科书内容，他们最依知识的序列，最愿意与其他老师共同拟定考试题目，最赞成按学生能力差异分组v见表4）。这显示美国教师自主度较高，也具专业能力自行决定。

六、结 语

本文探讨教师专业在教科书转化的重要性。教师过度依赖教科书，显示教师专业成长仍有待加强。本文作者认为，针对教师过度依赖教科书的问题，仍需分析教科书、教师、学生、学习等因素之关系。然而，教科书的问题仍应以两条脚走路，一为改善教科书的质素，一为改善教师使用教科书之能力。诚如张侨平、陈叶祥、黄毅英v2013，P129）强调：“一方面，我们需要课程的设计者v包括教科书的编者）能对学科的发展采取尊重的态度，且能给学科很大的自由度和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作为课程实施者的教师，要具备能力搭建起学习内容和过程能力之间的桥梁。”唐淑华v2010）更直接地谈及两方面缺一不可：“因此除了一方面要求老师在课堂中应进行有意义的教学转化之外，教科书编辑者与审定者也应各自发挥其专业角色，使得由上至下的各层级转化皆可以得以实现。”

注 释：

{1} 国内论文繁多，且本会议主办者提及期望更多不同地区之论文，故针对西方、台湾及香港之论文。

{2} 下述研究回顾，仅为简述，且只提“教科书使用”相关的结果。

{3} 亚洲地区的班人数较高；一般使用教科书更方便，但亦较难使用师生互动的教学方法。

{4} 应用Remillard（1999，2005）架构的研究很多，如Chau（2014），Brown（2002），Remillard（1999），Remillard & Bryan（2004）.

{5} 教科书在学校教育扮演重要角色，这情况于重视考试的东方社会尤为显著。本文强调教师在使用教科书时必须具备专业能力，以转化教科书内容，从而加强学生学习。本文作者认为教科书的素质仍是重要的课题，只是本文不加探讨而已。

参考文献：

[1]Alverman，D.E.. Teacher-student mediation of content area texts[J].Theory into Practice，1989，（2）：142-147.

[2]Armbruster，B.B. and T.H. Anderson. ‘Textbook Analysis，’ in Lewy[C]//A. （ed.）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urriculum. Pergamon，1991.

[3]Bagley，W. C.. The textbook and methods of teaching. In G. M. Whipple （Ed.），The textbook in American Education （30th Yearbook of the National Society in the Study of Education，Part II）（pp.7-26）[M].Blooming，II：Public School Publishing，1931.

[4]Barker，R. P.. The frequency and extent of textbook usage among Arizona high school social studies teachers[M].Michigan：UMI Dissertation Services，1992.

[5]Ba？拶er，N.. A case study of elementary mathematics teachers’ views of their and students’ textbook usage and of mathematics textbooks’ characteristics[D].Graduate School of Sciences of 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2012.

[6]Baumann，J. F.，& Heubach，K. M. . Do basal readers deskill teachers？：A national survey of educators’ use and opinions of basals[J].Elementary School Journal，1996，（5）：511-526.

[7]Ben-Peretz，Miriam. The teacher-curriculum encounter：freeing teachers from the tyranny of texts[M].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0.

[8]Brown，M. W.. Teaching by design：Understanding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eacher practice and the design of curricular innovation[D].，Evanston，IL：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2002.

[9]Brown，M.，& Edelson，D.. Teaching as design：can we better understand the ways in which teachers use materials so we can better design materials to support their changes in practice. Evanston[M].IL：The Center for Learning Technologies in Urban Schools，2003.

[10]Chall，J.S.，& Conard，S. S.. Should textbooks challenge students？ The case for easier or harder textbooks[M].New York：Teachers College，1991.

[11]Chau，Y. L. . Teachers’ use of senior secondary Geography textbooks in Hong Kong：Implications for meaningful learning[D].Hong Kong：University of Hong Kong，Unpublished doctoral thesis，2014.

[12]Educational Products Information Exchange Institute （EPIE）. Report on a national study of the nature and quality of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most used by teachers and learners[Z].no. 76 （NY），1977.

[13]Foster，S. & Nicholls，J.. Textbook. In G. H.，McCulloch，& D. Crook （Eds.），The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pp.598-599）[M].New York：Routledge，2008.

[14]Freeman，D. J.，& Porter，A. C.. Do textbooks dictate the content of mathematics instruction in elementary schools？[J].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1989，（3）：403-421.

[15]Grant，N.. Making the most of your textbook[M].London：Longman，1987.

[16]Jobrack，B.. Tyranny of the textbook：An insider exposes how educational materials undermine reforms[M].New York：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12.

[17]Kon，J. H.. The thud at the classroom door：Teachers，curriculum decision-making in response to a new textbook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D].Stanford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1993.

[18]Lam，C. C.，& Lidstone，J..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new integrated social science syllabus：Case studies from Brisbane secondary schools[J].Education Journal，2003，（2）：61-83.

[19]Lloyd，G. M..Curriculum use while learning to teach：One student teacher’s appropriation of mathematics curriculum materials[J].Journal for Research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2008，（1）：63-94.

[20]Lonka，K.，Lindblom-Ylanne，S.，& Maury，S.. The effect of study strategies on learning from text[J].Learning and Instruction，1994，（3）：253-271.

[21]McCutcheon，G.. Developing the curriculum solo and group deliberation[M].New York：Educator’s International Press，Inc，2002.

[22]Mikk，J.. Textbook：Research and writing[M].NY：Peter Lang，2000.

[23]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NCES）.Teaching mathematics in seven countries results from the TIMSS 1999 video study[M].Washington，D.C.：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s，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2003.

[24]Nicholls，J.. Mtehods in school textbook research[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storical Learning，Teaching and Research，2003，（2）：11-26.

[25]Nicol，C. C.，& Crespo，S. M.. Learning to teach with mathematics textbooks：how preservice teachers interpret and use curriculum materials[J].Educational Studies in Mathematics，2006，（62）：331-355.

[26]Parker，W. C.，& McDaniel，J. C.. Bricolage：Teachers do it daily. In E.W. Ross （Ed.），Teacher personal theorizing：Connecting curriculum practice，theory，and research （pp. 97-114）[M].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2.

[27]Reints，A. & Lagerweij，N. . On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materials[M].Tiburg：Zwijsen，1989.

[28]Remillard J. T.. Examining key concepts in research on teachers’ use of mathematics curricula[J].Review of Education Research，2005，（2）：211-246.

[29]Remillard J. T.，Bryans M. B..Teachers’ orientations toward mathematics curriculum materials：Implications for teacher learning[J].Journal for Research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2004，（5）：352-388.

[30]Remillard，J. T. & Bryans，M. B..Teachers’ orientations toward mathematics curriculum materials：Implications for teacher learning[J].Journal for Research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2004，（35）：352-388.

[31]Remillard，J. T.. Curriculum materials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reform：A framework for examining teachers’ curriculum development[J].Curriculum Inquiry，1999，（3）：315C342.

[32]Remillard，J. T.. Examining key concepts in research on teachers’ use of mathematics curricula[J].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2005，（2）：211-246.

[33]Sherin，M. G.，& Drake，C.. Curriculum strategy framework：Investigating patterns in teachers' use of a reform-based elementary mathematics curriculum[J].Journal of Curriculum Studies，2009，（4）：467-500.

[34]Silver，E. A..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s of mathematics curriculum materials：what might we learn？[J].ZDM Mathematics Education，2009，（41）：827-832.

[35]Son，J. W.. Elementary teachers’ mathematics textbook use in terms of cognitive demands and influential factors：a mixed method study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M].East Lansing，Michigan：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2008.

[36]Sosniak，L. A.，& Stodolsky，S. S.. Teachers and textbooks：Materials use in four fourth-grade classrooms[J].Elementary School Journal，1993，（3）：249C275.

[37]Stein M. K.，Remillard J. T.，& Smith M. S..How curriculum influences student learning. In Frank K. Lester，Jr. （Ed.），Second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mathematics teaching and learning （pp.319-369）[M].Gweenwich，CT：Information Age，2007.

[38]Sternberg，R. J.，& Williams，W. M.. Educational psychology I（2nd ed.）[M].Merrill：Pearson Education，2010.

[39]Stodolsky，S.. Is teaching really by the book？ In P. W. Jackson and S. Haroutunian-Gordon （Eds.），From Socrates to software （88th Yearbook of the 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pt.1）（pp.159-184）[M].Chicago：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1989.

[40]Tarr，J. E.，& Papick，I. J.. Collaborative efforts to improve the mathematical preparation of middle grades mathematics teachers. In T. Watanabe & D. R. Thompson （Eds.），The work of mathematics teacher educators：Exchanging ideas for effective practice，AMTE Monograph 1 （pp. 19-34）[M].San Diego：AMTE，2004.

[41]Weinbrenner，P.. Methodologies of textbook analysis used to date. In H. Bourdillon （Ed.），History and social studies- Methodologies of textbook analysis （pp.21-34）[M].Amsterdam：Swets & Zeitlinger B.V.，1992.

[42]Weinstein，C. E.，& Mayer，R. E.. The teaching of learning strategies. In M. C. Wittrock （Ed.），Handbook of research on teaching？（Vol. 3，pp. 315C327）[M].New York，NY：Macmillan，1986.

[43]Westbury，I..Textbook selection：pedagogical consideration. In T. Husen （Ed.），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pp.5231-5233）[M].New York：Pergamon Press，1985.

[44]Woodward，A.，& Elliot，D. L.. Textbook use and teacher professionalism. In D. L. Elliot & W. Arthur （Eds.），Textbooks and schooling in the United States（pp. 178-193）[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

[45]Yager，R. E.. What we did not learn from the 60s about science curriculum reform[J].Journal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1992，（8）：905-910.

[46]王世伟.小学教师使用教科书的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博士论文，2008.

[47]王雅玄.社会领域教科书的批判论述分析：方法论的重建[J].教育研究集刊，2005，（2）：67-97.

[48]石 鸥.清末民初教科书的科书启蒙之研究[C]//“教科书百年演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教育研究院，2011.

[49]石 鸥.教科书评论・2013[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50]江恬仪.小学教师数学教科书的使用情形及影响因素之个案研究[D].屏东：屏东教育大学硕士论文，2009.

[51]吴心怡.小学教师教科用书使用情形之个案研究[D].台北：台北师范学院硕士论文，2002.

[52]吴莉蓉.台中市小学艺术与人文教师对艺术与人文教科书之使用现况与意见调查研究[D].新竹：新竹教育大学硕士论文，2004.

[53]周仪.小学教师解读教科书的方式[J].台北师范学院学报，2002，（15）：115-138.

[54]周祝瑛，陈威任.中学日常教学活动之生态研究（台湾行政主管部门教育改革审议委员会委托专题研究成果报告）[D].台北：台湾地区行政主管部门，1996.

[55]林智中，余玉珍.教科书的局限与改善方法：香港的经验.[C]//石 鸥.教科书评论・2013.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55]柯华葳，幸曼玲，林秀地.小学日常教学活动之生态研究（台湾地区行政主管部门教育改革审议委员会委托专题研究成果报告）[D].台北：台湾地区行政主管部门，1995.

[56]洪若烈.小学教师之教科书使用方式及其影响因素之探讨[J].国教学报，2003，（15）：175-192.

[57]范印哲.教材设计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58]唐淑华.一国两“制”？从“一纲多本”与“一纲一本”论争探讨台美教师对课程发展与教材设计的不同解读教科书研究[J].教科书研究，2010，（2）：63-92.

[59]徐伟民.小学数学教科书使用之初探[J].科学教育学刊，2013，（1），25-48.

[60]教育研究院.开卷有益：教科书回顾与前瞻[M].台北：教育研究院，2012.

[61]张松圳.云林县小学教师对自然与生活科技教科书评选与使用满意度之研究[D].嘉义：南华大学硕士论文，2013.

[62]张芬芬.本文分析方法论及其对教科书分析研究的启示[C]//教育研究院.开卷有益：教科书回顾与前瞻.台北：教育研究院，2012.

[63]张侨平，陈叶祥，黄毅英.从教科书分析带出教学启示：以小学数学的一个课题为例[C]//石 鸥.教科书评论・2013.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64]陈月茹.中小学教科书改革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

[65]陈明耀.台北市小学体育科教科书使用现况与教师意见之调查研究[D].桃园：体育学院硕士论文，1999.

[66]陈明耀.台北市小学体育科教科书使用现况[J].公民体育季刊，2000，（3）：34-41.

[67]陈柏华.小学教师教材观比较[D].广州：华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

[68]陈健生.讲述教学法[C]//霍秉坤，余慧明，陈健生，李伟成，陈锦荣，林德成.教学：方法与设计.香港：商务印书馆，2004.

[69]陈淑蕙.屏东县小学闽南语乡土语言教科书使用现况之调查研究[D].屏东：屏东师范学院公民教育研究所硕士论文，2010.

[70]陈雅美.台北市小学音乐教师教科书使用之研究[D].台北：台北市立教育大学硕士论文，2012.

[71]陈嘉鸿.南台湾高中英文教师对高中新英文教材之意见及使用现况之研究[D].高雄：高雄师范大学硕士论文，1999.

[72]陈庆升.台北市小学教师对小学英语教材之意见及使用现况之研究[D].高雄：高雄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3.

[73]黄千玳.公民中学表演艺术教师教科书使用现况与意见调查研究[D].台北：台北艺术大学硕士论文，2008.

[74]黄良微.南台湾高职英文教师对英文教科书的看法及使用现况[D].高雄：高雄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3.

[75]黄政杰.重建教科书的概念与实务[J].课程与教学，2003，（1）：1-12.

[76]黄儒杰.公民小学教科书选用方式及其合理性之研究：以台北县市为例之初步调查[D].台北：台北师范学院公民教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6.

[77]黄显华，霍秉坤.寻找课程论和教科书设计的理论基础（修订版）[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78]黄靖如.台北县小学教师国语教科书定位与使用之研究[D].台北：台北市立教育大学，2009.

[79]杨国扬.高中审定本教科书使用现况及影响因素之研究（教育研究院教科书发展中心计划成果报告）[EB/OL].http：//naer.edu.tw/ezfiles/0/1000/img/49/78-NAER-10 1-10-G-2-01-00-1-01.pdf，2014-11-3.

[80]叶芳慈.教师教学风格与教科书使用方式之研究[D].台北：台北教育大学硕士论文，2009.

[81]叶兴华.台北小学教师之教科书选用之研究[J].台北市立教育大学学报，2009，（2）：33-72.

[82]叶兴华.我国中学小学教科书使用问题及促进未来教科书使用之道[J].教师天地，2011，（174）：62-68.

[83]叶兴华.五位小学教师教科书使用之分析[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9.

[84]叶兴华.现行编审制度下公民中小学教师教科书使用之研究――16位教师的访谈分析[C]//教育研究院.开卷有益：教科书回顾与前瞻.台北：教育研究院，2012.

[85]廖靖绮.中学英语科教师教科书使用与教学法运用两者互动之研究[D].台南：成功大学硕士论文，1998.

[86]管晓真.桃园县中学综合活动学习领域教师教科书使用行为之研究[D].台北：台湾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

[87]刘昭宏.教科书在中学理化教学中的应用之个案研究[D].彰化：彰化师范大学硕士论文，1993.

[88]潘业丰.屏东县中学数学教师教科书使用情形之探讨[D].屏东：屏东教育大学硕士论文，2009.

[89]鲁 洁.回归生活――“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课程与教材的探寻[J].课程・教材・教法，2003，（9）：2-8.

[90]钟启泉，崔允t.新课程的理念与创新――师范生读本[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91]简彤纭.台北市小学音乐教师专业知能与艺术与人文教科书使用之研究[D].台北：台北市立教育大学硕士论文，2007.

第9篇：艺术硕士论文范文

关键词：历史建筑，保护与更新，上海田子坊，石库门

近几年，上海提出了一系列保护历史建筑的方案，并且首先以最急需改造的工业建筑为基础，为城市形成了第一批创意产业区，为破旧的房屋注入了时尚的元素，使旧建筑在保留其底蕴的同时，也跟上了城市的发展，变为现代城市新景象。

1 历史建筑的概念

历史建筑是从英文“historic building”翻译而来，对于历史建筑的首次定位是在十五世纪意大利，而在十九世纪以后该词经常被用来指建筑遗产，其作为在人类历史上曾经记载历史性事件、活动的物质载体，是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建筑的五种特征，分别是记录性、不可复制性、完整性、继承性和多元性。

2 历史建筑保护与更新的原则

（1）整体性原则

主要体现在保留历史街区的各种建筑遗迹；完整保护历史街区空间格局；完整保护历史街区原有邻里关系和延续街区生活；完整承接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当地艺术。

（2）延续性原则

延续性是指不改变历史街区中居民原有的生活方式、邻里关系和社会结构等，并保持街区的风貌特征，只对建筑做一些修复工作。

（3）保护与更新互动原则

历史建筑需要通过不同方式进行保护与更新，替换原有建筑功能能，可以开发为旅游圣地，或更新为办公场所等。

针对历史街区的实际情况，可以将历史街区内群体建筑的保护与更新分为以下三种主要模式：内部功能置换、使用方式回归和延续历史风貌，完善居住功能。

3田子坊改造项目研究

（1）田子坊概况

田子坊作为上海创业产业集聚地，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各种各样的建筑形式以及街道中丰富的互动空间和多样的社区活动，成为时尚设计、人文艺术和创意人才的汇集之地。对于上海而言，田子坊作为城市文化的载体是不可或缺的。田子坊位于泰康路210弄，在原来刚建成时并不叫田子坊而叫志成坊，由著名画家黄永玉据《庄子》中的田子方篇而改，相传田子方是中国最早的画家，春秋战国人物，是孔子学生子贡的学生。田子坊位于卢湾区中西部，靠近徐汇区，被四条路所包围，分别为泰康路、思南路、瑞金二路和建国中路。在这块地区的街区大都是1920年建成的，城市中比较常见的里弄建筑。1890年，该地还没有被重视，在这里居住的人也不多，只有随处可见河流和田地，在那时它还仍保留着最初的风光。法租界在1900年进行再次扩张后，越过法租界的边界修建了瑞金二路、建国中路，1914年法租界第三次扩张后，修建了思南路，又在1926年修建了泰康路。完成修建泰康路后，这块街区的基本形态已经显露出来。由于泰康路处于法租界和华人住区，商业居住街区和工业区的过渡地带，具有复杂的社会背景，泰康路所呈现出的建筑环境，空间格局，社区形态也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的双重特点。所以在泰康路上，能看到上层阶级居住的住宅、中产阶层居住的普通新式里弄住宅和较低社会阶层、工人居住的残破不堪的里弄住宅，以及空间较大的工业建筑。1930年左右，田子坊的路面宽度只有二、三米，三十六家小工厂汇聚在这约一百四十米长的老式里弄里，成为上海别具一格的风貌特色。在当时，田子坊优越的地理位置，吸引了许多名人住在这里。在时期，很多工厂和住宅被炮火摧毁。解放后，太康路居民区基本保持原貌，附近的一个工厂的工业发展是相对稳定的，它是混合与周围的工业用地，住宅相对独立。

（2）田子坊的保护与更新

田子坊的建筑类型基本定形于1920年，这是一个商业区、住宅区和工业区的过渡区，具有较为典型的里弄式传统格局。建筑内部公共空间集休憩、集会、展览等功能于一体复合化空间。

在空间格局上，田子坊以商业街为主，在把原来的街道改建后，原来狭窄的街道也变得通畅了，道路是居住区的构成框架，它不仅起着疏导交通、组织空间的作用，同时对小区休闲性的展现也起着显著的作用。在此之后，增加了广场等公共空间，让整个街区的空间显得有疏有密，空间格局的分配看起来也更为合理。从建筑内部格局上看，老厂房原有建筑结构并没有太大的调整，四面仍旧是青色的墙壁、屋顶悬挂着老式大吊灯，保留了上海二十世纪工业文明的细枝末节，让这些历史文化符号能够被世人所见。而对于老房子来说，商人们根据都市人的生活方式，对其内部空间进行改造，但并没有对其结构进行改造，主要是由于老式房屋空间不够大和承重能力也不是很强，所以对内部空间进行改造，主要体现在对空间区域的合理划分上。从建筑物外部来看，改造主要是重新对建筑将建筑的外立面加以包装，小面积的鲜亮色彩、大面积通透的镜面处理，完全融入原有的灰色系色调，自然和谐却不失青春与活力。古建筑的立面外观得到保存，内部加以装修改造，是取得保护与利用平衡点的折中方法。

为了解决火灾安全隐患，卢湾区政府出资对田子坊内的消防设施进行改造。消防改造主要是把原本闭塞的四合院通道打通，在公共部位装了喷淋和灭火器。湿式报警阀、区域机、火灾报警主机、报警探头等消防设施全面覆盖了田子坊内的几百家商铺，所有餐厅的厨房和灶台上都安装了自动灭火系统，在重点部位配备了灭火器，甚至对部分烟道也进行了改装。田子坊在经过此次改造后已有一千三百多只喷淋头遍布商铺和居民住宅的公共部位，消防状况也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在改造之后，田子坊演习针对石库门建筑道路狭窄、大型消防车无法进入的特点，专门使用了消防摩托车进行现场灭火，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结语

田子坊是上海近现代传统建筑发展的缩影，其发展脉络清晰地显示在建筑风格的变迁之中，在城市化迅猛发展的今天，在市中心能够有这样一片“上海的记忆”，可谓弥足珍贵。不同建筑风格的交替存在，呈现出中西合璧、厂舍同处的独特风韵。田子坊保护与更新的价值体现在美学价值、经济与商业价值、文化记忆的价值等方面，正是这种艺术理念，使得田子坊能够成为拥有海派文化特色的创意产业园，成为具有典型海派建筑美学风范和浪漫人文气息的文化风情街，一条名副其实的文化长廊。

参考文献：

[1]唐群峰 城市历史街区的保护与更新研究.湖南农业大学硕士论文，2011

[2]龚蓉 历史街区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法初探.长安大学硕士论文，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