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理论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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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增长的理论范文

关键词：社会保障，经济增长，三期生命周期，生育率，人力资本，储蓄

两期生命周期的世代交叠模型是研究许多经济问题的优良工具，Diamond [1] （1965）提出了个人生命分为两时期的世代交叠模型。该模型的优点是简明、便于数学处理，主要缺点是回避了收人预期问题。在该模型中，个人工资收人只存在于生命的第一期，此工资收入对个人来说是已知数，因此个人消费决策不涉及工资预期问题。而在实际经济中，在职者的消费决策都涉及未来工资的预期问题。如何预期未来工资收入对经济系统的功态有重要影响。为了反映预期的作用，需要将个人生命为多个时期，至少分为三个时期，在此基础上建立三期生命世代交叠模型，三期生命周期人模型比之两期生命人模型的特点在于，在引进了教育及人力资本因素并且使教育及人力资本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的基础上，考虑了工资收人的预期问题，使得模型更具说服力。

1 理论模型

假设一个单一产品的无限时期的经济体，并且假设是三期生命周期的人模型。人在同一代际是确定的，他们在年轻时学习，年老时退休，在中年时具有一个单位的劳动时间。假定下角字母 t表示当期的时期，上角字母t代表当代人出生在 t-1，并且Lt代表在时期t的中年人人数。每一个中年人具有个孩子，并且必须投入v（固定的）的时间来养育一个孩子（这里），并且nt是对男女都适用的生育率。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中年人的效用是 Vt，一个中年人的消费是，老年时的消费是 ，孩子的数量是 nt，并且，每一个孩子的效用是 ：

由式（14）和式（15），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率与对孩童教育的时间、收入投入以及储蓄率成正相关，但是却与生育率成负相关。从式（9），正如Barro[2] （1974）指出的：如果遗产是有效的，那么，社会保障增长率的增加与储蓄率无关，相反，就是Feldstein[3] （1974）指出的：如果遗产是无效的，那么，社会保障增长率的增加将减小储蓄率。根据式（8），可以得出，如果如果对孩子福利的偏好足够强，那么遗产将是有效的；并且，社会保障增长率的增加将使得遗产与收入的比率提高（如果有效的话），因为，，这里社会保障对储蓄与遗产的影响都是显著的，这与先前在未引进遗产有效性的模型中，社会保障的相关影响很难判断形成了鲜明对比。

总的来说，社会保障与生育率、人力资本投资、经济增长率的相互影响关系是比较复杂的。一般地，社会保障增长率的提高将对生育率、人力资本投资以及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关于生育率，遗产的增加将提高社会保障税率，这意味着养育孩子的成本提高了，关于这个问题，在Becker 、Barro （1988） 以及其他研究者之间发生了争论，无论如何，社会保障税率的提高将减小税后工资率（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减小），这将导致生育率提高。从式（8），（9），（10），以及（11），当且仅当，时，，注意不等式成立的条件是α在增加，因此，当且仅当对孩子福利的偏好α比对孩子的数量偏好ρ强时，生育率将减小社会保障税。由于社会保障税率提高将降低税后工资率，这将减小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因此社会保障将对人力资本投资产生伤害。

从式（12）和（13）中看出，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对孩子质量与数量之间存在替代效应，如果在有效遗产的条件下，社会保障税率的上升导致生育率减小，那么投资于每个孩童的人力资本投资将上升。而当遗产是无效的时候，无论如何，社会保障税率的上升将减小每个孩童的养育成本，因此将提高生育率而减小投资于每个孩童的人力资本投资。

使用经济增长方程式（14）做实证研究，初始值为第0期，我们将式（14）表达如下：

（10）

此方程的一个特别的困难是不能对人力资本进行直接的观察，在这里我们用人力资本的自然对数值（教育水平）近似的逼近人力资本；我们也将逼近单位资本收入值的对数值（），使用y和y2的线性组合：，这里和（因为是y的增函数）。另外，我们近似地取。实证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探讨系数d是正的，零，还是负的。实际上，一些其他的可以影响经济增长跟其他变量的因素，如政治稳定和其他类型的政府支出并没有包括在我们这个简单的模型里。因此，当初始变量为社会保障支出时。

社会保障税率τ的上升将使得式（10）中的产出的长期增长率上升。如果对孩童的福利的偏好强于毒剂孩童数量的偏好，该条件将成立。也就是说，如果对孩童福利的偏好足够的强那么在式（8）中，给定初始收入以及初始股本，社会保障将提升均衡经济增长路径以外的经济增长率。

总而言之，社会保障对经济增长及其变量（生育率、储蓄以及教育投资）的影响稳定的依赖于对孩童数量以及福利的偏好的相关强度对比。当对孩童的福利偏好较强时，遗产成为正，并且社会保障增长率的上升将通过不变的储蓄率减小生育率提高教育投资的情况下，促进经济增长率。相反，当对孩童的福利偏好足够小并且使得遗产为无效的时候，社会保障的增加将提升生育率，减小储蓄率、教育投资以及经济增长率。这些不同的预期实际效果都有相关的实证研究作为证据。

2 实证模型研究

本文前一部分详细介绍了三期生命周期人模型的假设条件、推导过程以及模型的结论，其后在此基础上多位国外经济学者建立了实证模型研究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特别是Giorgio.B，Carlotta.B（2000）[4]分析20个工业化国家的；Jie Zhang [5]（2004）使用1960-2000年的跨国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

Giorgio.B，Carlotta.B（2000）分析20个工业化国家的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模型，其模型如下：

1.Giorgio.B的模型中以自杀率代表社会稳定性，社会保障的基本功能中包括社会的“稳定器”，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应当降低自杀率，而自杀率应当有损于经济增长，但是在我国自杀率的数据很难搜集，本文舍去对社会稳定性的影响分析。

2.Jie Zhang的模型中以革命和骚乱以及暗杀代表社会稳定性，我国社会政治状况一直处于稳定状态，所以关于革命和暗杀也舍去。

3.考虑到我国财政支出中的社会保障支出份额，模型中应当加入财政支出中的社会保障占比变量，用以研究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以下面三个方程来模拟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程（16）的系数，，，，分别表示社会保障支出绝对值、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投资形成额、从业人员初中教育以上占总从业人口比重以及财政社保保障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为正值则促进经济增长，为负则相反。

方程（18）中的系数，，分别表示社会保障支出绝对值、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以及财政社保保障支出与投资形成的关系，为正值则促进投资增长，为负则相反。

方程（19）中的系数，，分别表示社会保障支出对数值、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以及财政社保保障支出与人力资本的关系，为正值则促进人力增长，为负则相反。

若和与同时为正，则说明社会保障支出通过提高资本积累水平而促进经济增长；若与同时为正，则说明社会保障支出通过提高在职人力资本技术水平而促进经济增长。

3 结论

本文对社会保障支出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及实证模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三期生命周期模型将经济增长、生育率、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储蓄作为内生变量，模型具备更强的解释力。大多数先前的理论研究都聚焦于社会保障和实物资本积累的关系上，好像它是社会保障影响经济增长的唯一渠道。但是最近的经济增长模型强调了生育率与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本文的模型也显示出社会保障通过生育率和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与先前的大多数研究不同，本文的研究近似的是基于包括了影响社会保障的遗产、储蓄、教育、生育率等变量的两部门叠代经济增长模型。

参考文献

[1]Diamond .P，National Debt in a Neoclassical Growth Model，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1965，（55）：1125-1150

[2]Barro RJ，Are Government Bonds Net Wealt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J]，1974，（82）：1095-1117

[3]Feldstein， M. S.，Social Security， Induced Retirement， and Aggregate Cap ital Accumulation，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J]， 1974，（82）：905 - 926

第2篇：经济增长的理论范文

由于我国的人口基数大、生产需求较高，使得我国对能源的耗费量也是越来越大，这就间接或者直接影响到了林业经济的增长。在能源系统中，林业资源占有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对林业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证研究就变得非常有意义。现今林业经济增长理论有很多，但大多都是既费劳力又费财力的方式，而且对于林业促进发展时间也难以保证，这就需要我们对林业增长的理论以及方式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从而令林业经济增长得到一定的保障。本文试图通过对关于林业经济增长的相关文章进行重新梳理，将我国现阶段关于林业经济方面的研究成果存在的缺陷以及内在规律发掘出来，并提出合理化建议，以期为我国的林业经济发展提供相应的帮助，进而为促进整体的国民发展作出相应的贡献。

2林业经济增长的意义及内涵

林业产业在环境保护过程中占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不仅仅关乎着环境生态的平衡，更是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发展。林业经济增长是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重要内容，我国的经济学研究者们根据国际的经济增长理论对我国的林业经济增长内生机制以及内涵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提出了林业经济增长指的是国家及地区的林业经济所产生的劳务和物质在一个较长时间内的实际总产支出的持续增长。随着当前世界经济向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发展，林业产业也已经成为了当前我国贸易发展的主要趋势，林业经济的增长将对经济的变革和社会的进步产生深远的影响。林业经济增长能够把国家的经济带向一个新的高度，将国家林业与地区林业有形或者无形的限制打破，使林业产业达到统一化、合理化、科学化、规范化和严谨化的产业高度，林业产业通过经济的持续增长，对扩大就业、保障生态安全等都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林业经济的增长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就业增收甚至于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有着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

3林业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研究探讨

3．1林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整理，总结出影响林业经济增长的因素可以分为以下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单因素对林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主要指的是科技投入、主要投资以及劳动力等单独因素对林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第二个层面，多因素对林业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有关学者研究分析，认为经济增长主要为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主要包括技术、资本、劳动力等三大要素，这三大要素的配置方式以及投入水平都能够对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水平产生一定的影响。林业经济增长的多方面影响因素除了这三方面，还包括经济市场、运行制度，以及国家政策等其他影响因素。从不同角度的研究结果来分析，普遍存在着一个观点，那就是学者们一般都认为经济增长是各种要素综合贡献的结果。

3．2林业经济发展的问题我国林业经济发展的问题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3．2．1稳定性较差根据相关的林业经济增长分析相关文献，总结出我国林业经济现阶段的运行状况良好，总体是呈现着增长的趋势发展，但国民经济增长远低于林业经济波动，造成了林业经济发展稳定性较差的现象发生。

3．2．2地区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由于我国的林业经济发展较快，但是地区却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这就导致有些地区的发展速度远远高于其他地区，虽然有些地区在本土资源拥有量上具有着绝对的优势，但是却没有完全对其进行利用，直接影响了发展，造成了全国区域的林业发展难以达到统一的水平线上，进而令各区域的资源拥有量的利用率不高。3．3林业经济发展的问题对策针对于林业经济发展问题的合理化建议主要包括以下几点。3．3．1调整发展策略国民经济的发展与林业经济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我国应该根据国民经济的运行新机制对现行的林业发展政策加以调整，现阶段，我国实行的是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型与资源节约型社会，因此可以在这个大前提下对林业经济的发展策略进行合理科学的调整，进而推动森林资源的有效性利用，令林业得到快速稳步的发展。

3．3．2加大林权改革的力度如果想要实现林业经济的发展就要加大林权改革的力度，继续推进以林权改革为基本核心的林业改革，大力建立和完善林地使用权的相关制度体系，同时也要相应对林业行政管理机构制定更为严谨的监督管理体制，这样才能在根本上对林业经济发展的问题进行整治，进一步促进林业发展脚步。

4评述与展望

第3篇：经济增长的理论范文

Smith（1776）认为，促进经济增长有两种途径：一是增加生产性劳动的数量；二是提高劳动的效率。在这两个增长途径中，Smith更强调劳动效率对增长的促进作用。首先，他把劳动区分为生产价值的生产性劳动和不能生产价值的非生产性劳动，并认为生产性劳动创造财富，而非生产性劳动只消耗财富。所以，Smith认为，在劳动投入量中增加生产性劳动投入的比例将会促进经济增长。

其次，对于如何促进劳动效率的提高，Smith认为主要取决于分工程度和资本积累的数量，因此分工协作和资本积累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因。基于分工可以使得劳动者的熟练程度提高，减少工作转换所造成的损失，利于机器的发明，所以，分工使得单位劳动的产出量增加，进而导致收益递增。至于分工的程度，他认为分工取决于交换，交换又取决于交换的能力，而交换能力的大小由市场容量加以刻画。这样一来，分工程度受制于市场容量的制约。所以，Smith认为市场容量的扩大导致分工加深，而分工又促使劳动效率的提高，并最终导致经济增长。

除此之外，Smith也注重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他认为，资本积累可以使得资本存量扩大，与之相联系的劳动数量增加，从而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资本积累往往与专业化和分工相联系，从而也会借助于分工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

总之，Smith指出了分工和资本积累对劳动效率的提高以及经济的增长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由于这些因素都有赖于投资，而投资又受到利润的驱动，因而以自由竞争为理念的政府政策成为Smith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所有这些思想，包括收益递增、分工利于机器发明（技术进步）并导致劳动效率的提高、市场容量的扩大导致分工程度的加深等思想，都成为了后来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源泉。正如在上文理论模型的综述中所归纳的那样，Smith的经济增长思想涵盖了分工、贸易（交换）、技术和制度（政策）四大类因素，所以说，新增长模型无不与这位古典大师的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不仅仅是分工模型才与Smith思想有关。

Richado（1817）对于经济增长的分析是围绕着收入分配展开的。在考察了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关系、变动以及影响这些分配比例变量的外部因素后，认为长期的经济增长趋势在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下而停止。他认为，土地的数量是有限的，而土地上生产的产品（谷物）也是有限的。随着人口的增加，人们对土地上生产的产品需求增加，这将导致生产向肥力较低的土地上扩展。这就意味着，随着土地投入的增加，土地上产出的增加越来越小，从而出现边际收益递减现象。收益递减趋势使得土地上产出的价值提高，从而又导致劳动的工资上涨，进而使得资本家的成本提高，利润降低。由于利润是投资的引导器，致使投资下降，最终导致资本积累减少。同时，由于土地产出的价值提高，这将引起有限土地的地租增加。但地主只进行非生产性消费而不进行投资，因此上述过程必将导致资本积累停止。

由此可见，Richado更注重Smith增长分析中的劳动量增加和资本积累的作用。但由于土地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这两个因素对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小，因而资本主义的增长是有限的。不过Richado在这所论述的收益递减与现代经济学所讲的收益递减是有区别的。现代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是基于数量取向的，意指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随着某一要素（投入）数量上的增加（同时质量保持不变），该要素的边际报酬将逐渐下降。但Richado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是基于质量取向的，他指出收益递减的原因主要是土地的质量将逐渐降低（而数量是不变的）。这也说明某些资源具有可耗竭的特征。关于这一点本文将进行一定的讨论。

Malthus（1798）对经济增长的讨论是与他的人口原理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看来，人口增长与产出增长是不同步的。人口以现有的人口数量为基数不断增长，而其增长率会随着产出的增长而进一步增大。由于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来源于土地上的产出，但土地上的产出却遵循收益递减规律。当土地全部被使用时，对土地的每一次改良，土地上的产出增加量逐步降低，因而“人口的增长有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经常的趋势”。所以，以人均产出表示的经济增长会受到人口增长的限制。

如果人口得到增长，在边际收益递减的作用下，产出增加量减少，从而生活水平下降，进而导致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在均衡状态下，人口增长率为零，从而经济增长也为零。这种不愉快的结果是因为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受到两个不同规律的作用，任何耕种土地的数量扩大或技术进步都将导致超过产出增长的人口增长，即人口灾难是不可避免的。可见，Malthus的人口增长是内生决定的，即人口增长取决于人均收入。同时，在经济系统之外采用限制人口增长超过经济增长的政策便是的事了。

综上所述，古典经济学家已经指出了经济增长的规模性动因（资本、技术、土地）以及拓扑性机制（分工），也注意到了自然资源在增长中的特殊性。但他们的分析侧重于农业生产占主导地位的经济，肥力递减等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被过分地强化了。同时，技术进步的连续性则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样，他们的分析显得有些悲观，即经济增长不具有持续性。

十九世纪后半叶，以“边际分析”为特征的新古典经济学得以兴起，标志着西方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成长阶段。不过，新古典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在于其分析工具（边际分析、一般均衡）的改进上，而不是经济思想的提供上。值得细说的是Marshall对规模收益递增的分析以及Shumpeter对创新的分析。

在对经济增长动力的探源上，Marshall同样认为，人口数量的增加、财富（资本）的增加、智力水平的提高、组织（分工协作）的引入等，都会提高工业生产，促使经济增长。这些因素对厂商生产的全体影响表现为收益递增。所以，经济增长与收益递增相联系。

另外，Marshall还区分了厂商的收益递减与行业的收益递增。在长期均衡过程中，代表性厂商主要表现为收益递减，而行业产出的变动则可以使得代表性厂商出现收益递增。一方面，行业的扩大可以借助于厂商的内部经济发挥作用，从而使厂商成本下降，呈现规模收益递增；另一方面，行业产出的扩大也产生外部的经济，也使得厂商出现规模收益递增，这便成了后来经济增长理论的“外溢”模型的思想渊源。

尽管Marshall对规模收益递增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但他的基本理论分析仍是静态的和局部的。所以，他更强调经济中规模收益递减现象，这与整个新古典理论相一致。直到1928年，A.Young在《收益递增和经济进步》一文中，才进一步论述了Smith和Marshall的分工、规模收益递增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把Marshall对规模收益递增的解释推广到了全，并对持续的规模收益递增给出了一个内生化的解释。

Marshall和A.Young对规模收益递增、分工与经济增长所进行的分析对新增长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在理论模型的综述中作了较多的说明。Shumpeter.J对过程的独辟蹊径，为新增长中的技术创新模型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

Shumpeter使用“创新”概念来解释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他认为，在一个简单再生的静态经济中，当所有的生产资源达到最佳使用状态时，经济处于均衡。如果经济中各种投入量能维持给定的数据，这种均衡就会自行重复。不过，在静态均衡中，没有超额利润、没有积累、也没有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可能性来自于静态均衡的破坏，而打破静态均衡的关键乃在于超额利润诱发的创新。

创新是指家对生产要素实现的新组合，包括：引进新产品、采用新生产、开辟新市场、获取新资源、建立新组织等。Shumpeter认为，创新是企业家特有的职能，其目的是为了获取超额利润。他们的工作，既不同于发明家，也不同于资本家和劳动者，虽然他们没有创造什么，但他们实现了新的组合。企业通过创新获取垄断地位，从而得到超额利润，这便打破了原有的均衡状态，于是经济中的总收入增加，经济出现增长。

同时经济中存在着对创新的模仿。在超额利润的诱使下，许多厂商开始模仿创新厂商，从而使得创新在整个经济中展开，并使创新厂商的超额利润逐渐减少并最终消失。此时，经济来到了新的均衡状态。在Shumpeter看来，创新是企业家特有的职能，而企业家的创新往往不能连续出现。由一次创新到另一次创新之间的演进，正是经济的一个周期性变动。与传统经济理论不同，Shumpeter认为经济发展（经济增长）是伴随着经济周期（经济波动）而出现的。总之，他的创造性破坏的思想及其波动性增长的思想以及创新性垄断的思想是独具匠心的，这给后来的新增长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

至此可知，新古典经济学并不仅仅局限于“边际分析与一般均衡”工具上的贡献，其理论思想上的贡献同样是不可忽视的。

经济学源于Keynes， J.M.（1936）的“有效需求”革命。与新古典的倚重于供给分析不同，Keynes则倚重于需求分析，从而给始于1929年的“大萧条”一个有力的解释。

Keynes本人认为，他的《通论》同传统理论（新古典理论）之间的根本区别是：第一，传统经济学认为我们对有关未来的知识非常清楚，而事实上我们有关未来的知识是含糊的、不确定的和被动的；第二，传统经济学信奉Walras的一般均衡和萨伊法则识深化、组织创新活力，认为供给能自动创造需求，整个社会的总供求能自动达到均衡的状态，而事实上是需求决定了供给水平，结果传统学派由于缺乏有效需求理论，无法解释就业水平和总产量的波动。所以，Keynes的经济分析重心从经典学派（新古典）的供给层面转移到了需求层面。基于此，现代经济学才有了真正的均衡（两种力量的交汇点）分析范式，而不是经典学派的恒等（单种力量的生长线）分析范式。

关于这一点，Keynes说：“经典学派所谓‘供给会自己创造自己的需求’——这句笼统话，是在对此二函数（注：总供给函数和总需求函数）间之关系，作了一个特殊假定。因为‘供给会自己创造自己的需求’这句话，一定是说：不论N取何值，即不论产量与就业量在何水准，f(N)与φ(N)常相等。故当N增加，Z（＝φ(N)）增加时，D（＝f(N)）亦必与Z作同量增加。换句话说，经典学派假定着：总需求价格（或收益）常与总供给价格相适应；故不论N取何值，收益D常与总供给价格Z相等。这就是说，所谓有效需求，不是只有一个唯一的均衡值，而是有无穷数值，每值都同样可能；故就业量变成不确定，只有劳力之边际负效用，给予就业量一个最高限度。”

所以，用Keynes的总供给函数和需求函数来解释“均衡”与“恒等”的概念差别就是：“均衡”表征总供给函数与总需求函数相互交叉的一个点；而“恒等”表征总供给函数与总需求函数处处重合的整个一条线。其实，关于均衡分析方法早已被Marshall使用过，只不过他是使用的是局部均衡分析，而Keynes是在总体水平上使用均衡分析。顺提一句，倒是Walras的一般均衡概念具有实质上的“恒等意义”，因为它是萨伊法则（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翻版，并且Walras定理（总超额需求价值为零）就是Walras本人的观念性原则。

基于Keynes的理论，Harrod.R.(1939)和Domar.E.(1946)分别独立地建立了经济增长理论。尽管二者所建立的模型存在着一些差异，但基本思想是一致的。

Harrod-Domar模型的关键假定是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不能相互替代，即总量生产函数具有固定的比例。在储蓄率、人口增长率不变且不存在技术进步和资本折旧的情况下，得出有保证的经济增长率为gw=s/v，其中s为储蓄率，v是资本－产出比。模型的结论是：经济增长率随着储蓄率的增加而提高，随着资本－产出比的扩大而降低。

不仅如此，引起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他们对稳定增长条件的说明。按Harrod的说法，经济实现充分就业条件下的增长稳定性取决于实际经济增长率gA　、有保证的经济增长率gw　和人口增长率gN　三者之间的吻合度，要实现完全稳定增长，必须要求gA＝gw＝gN　。但在于，这一条件不能自发实现。按Harrod的解释，gA与gw　的差异来自经济现实的与投资者意愿的资本－产出比之间存在的差异，且这种差异并不能依照经济体系本身自发地加以调节，从而使得经济出现不稳定。如果gA>gw　 ，则实际资本－产出比低于投资者意愿的资本-产出比，从而投资者会进一步投资，这会进一步提升实际经济增长率，直至受到劳动量的制约才会停止。相反，如果gA

鉴于Harrod-Domar模型得出的结论过于悲观，且不稳定性的结果与二战后西方国家实际经济波动也不完全相符，因此许多西方学者尝试建立新的模型，以便说明经济增长的动力。

Solow-Swan(1956)建立的增长模型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该模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经济增长理论的正统地位。

Solow模型修正了Harrod模型的生产技术假定，代之以资本和劳动可平滑替代的“新古典”生产函数，从而有效地解决了Harrod模型中经济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之间的不能自发相等的困难。在既定的劳动数量下，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保证经济增长稳定在一个特定值上。而有保证的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之间的不稳定则因该模型没有投资的预期而被回避掉了。这样便可得出经济稳定增长的结论。

不过，Solow模型中的储蓄率仍是外生给定的。Cass-Koopmans(1965)将消费者最优化分析引入到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从而内生化了储蓄率，这样便建立了一个更为一般的经济增长模型。

Cass-Koopmans采用的数学形式来源于Ramsey(1928)的论文。在该论文中，Ramsey构造了一个动态优化的模型，并运用古典的变分法得出了决定储蓄率的Keynes-Ramsey规则，从而奠定了研究最优积累和增长问题的基础。

尽管实现了储蓄率的内生化，Ramsey-Cass-Koopmans模型与Solow-Swan模型对长期稳定增长状态的结论是相同的，即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取决于外生的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基于这种不愉快的情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出现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对新古典模型做了根本性的修正。

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相比，新增长理论从不同侧面探究了经济增长的源泉和机制，并在更大范围内解释了经济现象，也提出了促进经济增长的相关政策。这在本文的增长模型综述中作了详细的介绍，在此只作简述。

依照Larry·Jones(1997)的分类，从模型中对生产函数刻画的角度来看，新增长理论可划分为凸性模型和非凸性模型两大类。凸性模型强调生产过程中的规模收益不变特征，其代表作是Sergio.Rrbelo(1991)。这类模型可以认为是AK模型的推广。

非凸性模型则设定生产函数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特征。该类模型认为，持续的经济增长有赖于持续的规模收益递增，而导致规模收益递增的动力（因素和机制）却各有千秋。所以，本文正是从经济增长的动力角度来综述各种经济增长模型的。

从动力角度看，新增长理论可以分为四类：技术类（外溢和发明）模型、分工类模型、贸易类模型和制度类（制度、分配制度、产权制度）模型。可见，新增长理论已突破了传统增长理论所强调的动力因素（劳动数量、资本存量），转而强调比较“软”的动力因素（人力资本、分工、贸易和制度等）。同时，新增长理论也突破了传统的增长动力机制（完全竞争机制）提出了垄断性竞争机制和正费用交易（协调）机制。

就供给层面效应的假定（规模收益递增）与外部机制（完全竞争等）之间的匹配上，新增长理论做了不同的选择。如技术外溢模型用溢出效应平抑了收益递增与完全竞争之间的紧张；而分工模型（Borland和Young）引入交易费用来冲消收益递增性，进而使收益递增与完全竞争得以相容；另外一些模型（Aghion和Howitt）则放弃了完全竞争，代之以垄断竞争，让需求力量进入了增长模型中，即以需求层面的递减性来抑制供给层面的报酬递增性。这个思路体现了重大的变化：由Walras的恒等分析范式向Keynes的均衡分析范式的转变，但这个转变是不彻底的，没有涉及到最终需求。

就供给层面规模收益递增的内部机制探究上，新增长理论没有作特别的论述，只是将内部机制产生的结果体现在生产报酬递增性函数上。这正是本文所要关注的方面：生产报酬递增何以得到出现。

第4篇：经济增长的理论范文

关键词：分工；报酬递增；经济增长；迂回生产

中图分类号：F09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1-0-01

经济理论的不断产生和发展为寻求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国民财富的增加和经济的增长。根据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突破经济增长瓶颈的主要方法就是提高专业话水平和加强社会分工，以此来扩大市场容量，增加劳动和产品的供给和需求，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因此，研究分工理论成为研究经济增长的出发点和关键点。

一、斯密的经济增长理论和分工思想

古典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Adam Smith）将物质财富的增加即国民经济的增长归因于两个方面：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劳动数量的提高。一方面，劳动数量取决于国民人口数量，而人口数量在短期内不会发生变化（除自然灾害、瘟疫等除外）；另一方面，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取决于劳动分工。因此可得，国民经济的增长和物质财富的增加源于劳动分工。他归纳了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机理：第一，劳动者的技能因业专而日进；第二，分工免除了工作转换造成的时间损失；第三，机器的发明和使用使一个人能做许多工作。他认为：分工之起，由于交换力，分工范围，亦首先于交换的范围，也就是市场容量的大小所局限，这就是著名的斯密定理。在生产实践中，机器的产生替代了劳动、经验的积累和协作的提高促进了分工，分工的产生提高了生产效率，这就为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斯密的分工理论是一种循环累积的过程，经济的增长拓展了新的市场，市场的扩大促进了分工的产生，分工的产生进一步加快经济增长的步伐，这就是斯密分工理论的精髓。

二、马克思的分工理论

马克思的突出贡献是将分工划分为自然分工和社会分工，并在此基础上说明了生产组织运行的原理。自然分工是人类分工的起点，就是在劳动过程中按照性别和年龄进行分工；社会分工是指人类从事各种劳动的社会划分及其独立化和专业化，它包括一般分工，特殊分工和个别分工三种分工形式，其中个别分工是组织内部分工，特殊分工和个别分工为组织外部分工。马克思使用辩证的观点看待分工与组织理论：一方面，由社会分工和组织相结合而产生的组织理论使组织成为有机的分工系统，这样的分工系统使组织内部运行的更加有效率；另一方面，分工也进一步为组织的分化和整合创造了条件。组织可大可小，将整个社会看成一个组织，各行各业就是这个组织的分工部门；将一个行业看成一个组织，每一个生产部门就是这个组织的分工部门，分工的产生在促进这些生产部门形成的过程中这些生产部门也进一步促进了分工的发展。马克思认为：随着劳动工具的分化，生产工具的行业也分化，一旦工厂手工业的生产扩展到这样一种行业，分离和独立的现象就会发生；一旦工厂手工的生产扩展到某一种商品的特殊生产阶段，就又会变成一个独立的行业。这就是马克思提出的产业结构发展的原理。

三、杨格的报酬递增与经济发展理论

杨格在前人的基础上开辟了分工、报酬递增和经济增长的动态分析思路，提出了著名的杨格定理：市场规模扩大引致分工深化，分工深化又引致市场规模的扩大，这是一个循环累计、互为因果的过程，即经济发展。在杨格定理中，市场规模内生于经济增长而不是外生的约束力量。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迂回生产和产业间分工。迂回生产即先生产生产资料，再用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生产消费品，迂回生产的过程提高了生产效率，产业间的分工是将复杂的过程转化为一组简单的过程，而在这一系列简单的过程又导致了机器的使用，使分工进一步发展。杨格认为：报酬递增的特征主要是资本化或迂回化的经济，运行机理为：随着产业分工的发展，企业内部经济分解成为专业化程度更高的多个企业的内部经济和他们所产生的外部经济，报酬递增通过产业分工产生，产业分工又使资本化或迂回化的生产方式得到实现。重点在于：当这种迂回生产方法在整个社会而不是在单个企业内部运行时，报酬递增和经济增长得以实现。他从宏观角度把报酬递增的主要实现归因于迂回的生产方法和产业间分工，产业间中间产品的产业和迂回程度的增加，能产生整体的报酬递增，这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条件，也是产业结构不断演进的条件。

四、三种不同分工理论的比较

第一，斯密较多的分析了工厂手工业内部的分工，没有具体的分析社会分工，马克思对社会分工做出了详细的分析，指出工场手工业的内部分工要求社会内部分工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形成，同时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又会反作用于社会分工，促进社会分工的发展；斯密分工理论认为在市场无限大的情况下，分工的不断发展可以促进经济的不断增长，但马克思从无产阶级角度出发，看到了分工产生的消极作用，分工的产生是劳动产品分配不均衡、所有制产生的根源。

第二，在斯密的分工理论中，专业化的分工与经济增长呈现出互相促进的关系，但由于市场容量不能无限扩大，分工的发展又受到市场容量的制约，杨格使用“分工一般取决于分工”这一动态思路将市场范围内生于经济发展后便解决了这一难题，在经济不均衡的过程中，生产方式的不断变化改变了生产活动而影响生产，而这样的变化是不断积累，经济就以这样的方式内生自我演进。

第三，杨格的分工理论不局限于单个企业的产出-投入，从系统化和动态化的角度对“斯密定理”中的市场规模做出了界定，强调整个社会、产业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将迂回生产的方式等同于“资本化的生产方式”，杨格的分工理论继承了斯密的研究成果，也与马克思的分工理论成功实现对接。

参考文献：

第5篇：经济增长的理论范文

关键词：经济增长方式；人力资源管理；影响因素。

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

（一）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要求不同的人力资源结构。

经济增长方式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的各种要素与组合方式组合起来推动经济实现增长的手段、途径、方法、方式与形式的总和，或者说，就是指经济增长来源的结构类型。经济增长的质量、速度及效益受一定的经济增长方式的直接影响，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则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经济效果。经济增长在人类社会的发展的进程中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这多种因素组合和利用的不同方式决定了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同类型人力资源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不同。随着资源和资源竞争的时代正被以科学技术竞争为核心的知识经济时代所代替，人力资源尤其是创新型人力资源的作用将愈益凸显。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人力资源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力资源不仅要具备一定的技术创新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实践操作能力，还应该具备团结合作能力、协调能力和适应能力等。这些客观要求迫使人们必须树立长期的、终身学习式的人力资源开发观念，不断地调整开发内容与方向，改变和更新自身的人力资源结构，以全面发展为宗旨，适应复杂多变的动态环境。在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同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人也在促使经济增长过程发生了重大改变。这一改变离不开持续性的人力资源开发理念。持续型的开发理念，则意味着长远的眼光、功于后代的思想。首先，强调人自身的持续性。人在整个经济增长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的自身健康、自然寿命、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无不影响着经济发展的进程。其次，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持续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意味着从资源消耗、环境破坏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方向转变，意味着人们从破坏自然向保护自然方向转变。最后，强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持续性。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对科技创新、结构调整、人员流动及职位转换等等提出了更高要求。当高素质的劳动者努力的迈向工作门槛的同时，较低素质的劳动者也同时会挖掘自身的潜力，学习新的理论、知识、技能，来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从而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或是与其他人一同竞争职位。

（二）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

首先，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对就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对就业机会的影响。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由于先进科学技术的应用，使得资源有机构成提高，生产单位产品所耗用的活劳动减少，必然是资源替代劳动力。二是对就业形式的影响。随着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生产工具和工艺体系的不断革命，特别是自动化和控制技术装备的广泛采用，高新技术行业的从业人员越来越多，需要生产中脑力劳动者的比重，以及在劳动者的生产劳动中脑力劳动消耗的比重有明显的、急剧的增加，生产中技术人员、研究人员和熟练技工的比重日益增大；通过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推进了高新科学技术的应用，互联网非常发达且速度增快，人们之间联系的途径发生了巨大变化，一大批新的就业方式出现，如网上交易和消费、移动办公、家庭办公、网上就业、弹性工作制等形式缩短了工作时间，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为用人单位和员工提供了双重便利。三是对人力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实质上是专业分工的细化和产业集聚的过程。人力资源利用的范围和程度也不断拓展，社会分工的细化、新兴产业的形成为人力资源作用的发挥提供了不断拓展的空间，利用深度也必将随产业的发展而深入、人力资源利用效率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速度而提高，人力资源利用的效益也随产业结构优化而提高。

其次，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对人力资源配置产生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求人力资源的配置格局必须有所改变，人力资源的配置区间更需趋于平衡，比如对职业、地区、国际、产业间的配置具有重要的影响：一是对职业间配置的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高新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使传统的机器发生了质变，人力资源由直接参加劳动变为对劳动过程进行调节控制，实现劳动过程的无人化，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产业结构得到不断的调整、优化和升级，人们更加倾向于服务性的工作。二是对地区间、国际间人力资源配置的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促进了科技进步，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升级，在这种变动之中，地区间、国家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人们关注的不仅仅是挫败竞争对手的而获得的商业利益，更多的是如何与竞争对手共存、共赢、共利、寻求多方合作与发展，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以促进整个社会福利的提高。

再次，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对人力资源管理方式的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伴随着新兴产业的出现，新兴产业的出现和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新兴人才不仅要面临随时变化的复杂环境，还要能够专有所长，解决突如其来的难题。这使得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日益受到重视，高素质人才对管理的标准必然提出更高的要求，促使管理主体加大管理的深度与广度，创造新型管理方式，提高管理的质量和水平，使高素质的人受到更加丰厚的物质待遇和更为人性化的人文关怀，这种人力资源管理机制的转变体现了科技创新、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对高端人才的需求。知识的增长、积累和更新的速度大大加快，人才的职业视野、知识结构与传统人才相比有较大的变化，随之而来的必然是管理机制的大幅度转变。

最后，对人力资源开发及方式的影响。现实经济、社会中不对口就业是常态，眼高手低、动手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差的人员大量存在，人员素质与就业岗位的错位与裂痕越来越大。根本原因在于人力资源开发不适应现有经济需求，不能紧跟经济形势的变化进行适当的调整，这意味着有效的市场引导机制和反馈机制的缺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所体现的产业结构的转变和科技进步的发展，产生了对人才素质变化的巨大需求，充分利用现有的国内外资源，针对主导产业发展所需的人才，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密切结合，采取引进与外派、国内外的校际合作、校企等多种方法，提高培养人的市场化程度，与市场节奏密切保持一致，保障人力资源的个体和集体素质和能力的开发的实施力度。

二、强化人力资源管理应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对策。

（一）注重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变是适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然趋势。

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是有区别的，如人力资本是通过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形成的，强调以某种代价获得人的劳动能力，而付出的代价会通过对人力资本的使用，获得更大的价值回报。人力资源这一概念强调人必须经过开发而形成一定的能力，要充分挖掘人潜在的各种劳动能力，并将这些能力充分发挥出来。人力资本是对自然人力资源进行投资的凝结，是技术和知识的人格化，强调的是人的各种能力外化的过程。人力资源是一个宏观的、概括性的范畴，通常指单纯的自然人力资源。人力资源侧重表达人力的实体形态或数量方面的规定性。而人力资本强调投资收益回报、价值增值、所有者权益和人力的个体素质或精神存量的形成和积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需要具有综合素质的复合型人才。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就是为培养企业人才、提高员工的质量和高质量员工的比重，抽出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员工的教育、训练等各种智力、知识、技能开发活动。企业花费在教育、培训等人才综合素质再提高方面的知识和智能资本比单纯的人力投入更能带来更长期的经济效益。只有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科学地开发人力资源，才能使其员工的综合素质不断得到强化和提高。

（二）人力资源开发是适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前提之一。

人是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人力资源开发实际上是一种价值和资源分配。人力资源开发价值与资源的分配性涵义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投资于人力资源开发的人财物的分配；二是人力资源本身的配置与利用。不仅如此，人力资源还可导致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收益递增。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开发越来越多地受到各国企业的关注与重视。如何最大限度地开发人力资源是每个企业面临的首要问题要形成企业的人力资源开发的动力，需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培养员工的自我开发意识。积极上进的员工总是希望将自己的开发动机付诸实际；消极待命的员工总是被动地产生镜像动力再对自身潜力进行开发；顽固保守的员工则会安于现状拒绝任何形式的人力资源开发活动。二是培养企业主和管理者对人力资源开发动力形成的引导习惯。

企业主和管理者必须引导员工的个人潜能开发，不但要对自我开发积极的员工予以表扬和奖励，同时还要鼓励在人力资源开发活动中表现不积极的员工活跃起来，让员工认识人力资源开发与个人发展的必然联系。

（三）、进一步优化教育结构以适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目前我国政府在公共教育投资上面临双重压力：一是居民对公共教育投资需求强烈与政府财政紧约束的矛盾；二是面临公共教育投资如何在不同层次、类型教育上进行更有效分配的选择。基于以上分析，在充分保证基础义务教育公共资助的前提下，政府应坚持人力资源投资市场化与公共教育投资重点化的政策取向，各级学校应根据经济发展阶段适时调整培养模式。首先，加大培养创新型人力资源的力度。培养创新型人力资源的普通高等教育是公共教育政策的支持重点。由于基础学科研究、高尖端技术研究领域的知识创新等，对社会具有较大的正外部效应，能够使社会的新知识或新技术得到增长，因此，政府可以利用公共资助来纠正市场失灵，比如让公立高校担负精英教育之责。作为高校，则应采取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高度结合的培养模式，在通才教育基础上培养创新人才———通才基础上的专才，使受教育者的创新技能不断增强。其次，技能型人力资源培养应该走市场化道路，并且要调整培养模式。在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变过程中，像普通技能训练等类型的人力资源，正如索洛模型中的储蓄率效应一样，对社会只有产出的水平效应，没有长期增长效应，应该走教育投资市场化之路，如让民办高校担负培养大众化人才之责。这一类技能型院校要加强基础的完善，采取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在当前义务教育资金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应转变单一的政府办学体制，积极推动教育投资多元化，使教育改革和发展朝着多种所有、多种办学形式的方向迈进，如采取公办民助、民办公助、国有民办、中外合作办学等多样化形式。最后，政府要不断优化人力资源作用发挥的环境。目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仍然存在城乡分割现象，人力资源的流动机制也不完善。所以，政府应加大用人机制改革的力度，健全和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应规范文凭管理制度，提高文凭的含金量，充分发挥其筛选和识别作用以提高人力资源配置效率。

通过教育普及提高广大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使其具有掌握科技知识和综合运用科技的能力，通过教育改革注重受教育者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的培养，实现全面的素质教育。为了实现我国未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解决教育投入不足和严重的地区差异问题，通过优化教育结构，提高教育投入的回报率，积累更多的人力资源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做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郑新成。基于经济增长方式的人力资源开发浅析[J].特区经济，2010.

[2]唐爽。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管理和保护的几点思考[J].决策导刊，2010.

第6篇：经济增长的理论范文

[关键词]产业结构系数 经济增长 结构调整

[中图分类号]F061.2；F1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7－0097－06

一、文献的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在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中，许多经济学家在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关系上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其中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有：库兹涅茨、钱纳里和罗斯托。库兹涅茨提出：经济增长因素主要是知识存量的增加，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结构方面的变化。这里的结构方面的变换主要是指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钱纳里把经济增长过程看作国民经济结构的一组变化，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化主要还是指产业结构的变化。罗斯托认为：现代经济增长在本质上是一个产业部门变化的过程，它植根于现代技术所提供的生产函数的累积扩散之中，这些发生在技术与组织之中的变化只能从产业经济部门的角度来加以分析。离开了对现代经济增长中产业经济结构的分析，也就不能解释经济增长发生的原因。

在国内，研究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经济增长的也不乏其人，但主要是从实证的角度进行研究。例如，朱慧明、韩玉启(2003)研究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经过Granger因果检验，认为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了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不能影响产业结构的变动。刘建平(2006)“以广东省为例来研究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发现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关系。毛健(2003)以典型国家的经济增长轨迹，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进行了综合分析，认为产业结构的优化，既是经济增长的客观要求，又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综观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可见，产业结构的优化与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互为因果的耦合关系，经济增长将导致产业结构发生变化，而产业结构变化又能促进经济增长。反之，产业结构落后也必将制约经济增长。在国外的研究中，产业结构效应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已经在理论上证实，但是其作用的大小至今没有可以衡量的方法。在国内的实证研究中，也没有体现产业结构效应的作用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往研究的缺陷，也就是本文想尝试解决的问题。为此，笔者引入产业结构系数的概念，主要从产业结构之间的协同效应所产生的产业结构系数的角度去研究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系数是蕴藏在经济体产业比例之内的，并不能直接通过计算所得，而只能通过间接的验证来推算其大小。其存在与否，是本文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如果存在，那么它的大小和影响机制，就是本文需要深入研究的第二个问题。基于上面的考虑，本文将利用广州市和海南省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产业结构经济体进行对比验证，从产业结构系数来考察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拓展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新视野。

二、产业结构系数与经济增长分析

本文采用目前研究产业结构理论最主要的三次产业分类方法。虽然三次产业分类法是一种有效的产业经济理论分析工具，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经济活动的日益复杂化，这种分类方法的缺陷也越来越明显，很多产业的归类存在着争议。在统计学意义上这种分类使得各产业之间是相互独立的，体现不了产业之间的相互作用。为了便于数据的统计，我们研究产业结构问题以三次产业分类法为基础，但试图在经济增长模型中体现产业结构之间协同效应所产生的作用。

假设：(1)在整个经济体中，只有第一、二、三产业，这三类产业包含了所有细小的产业门类，也就是国民经济的所有产业。每个产业的资源依赖程度不同，资源的依赖程度由产业特性来决定，这里就暂不做详细阐述。(2)经济体的产出都需要使用三种生产要素即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对于自然资源的约束暂时不纳入考虑范围。(3)人口在长时间内保持基本不变。在不考虑不同产业结构对生产影响的条件下，生产函数关系式如下：

Y=F(X1，X2，X3，A)　(1)

其中，Y是国内生产总值，X1、X2、X3分别表示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值。A表示经济制度和技术水平。对于该式中的任何一种产业都有： Xi=f(L，K，R，a) i＝1，2，3　(2) 其中，L是人力资本，K是资本，R是自然资源，a是技术进步。对于第三产业而言，也在很大程度上间接地利用自然资源，它割舍不了与第一、二产业的联系。对每一个产业内部来说，技术进步是内部影响因素。如果单纯把X函数带入到(1)式，则没有了产业结构概念，更没有产业结构的痕迹。而

Y=b F(x1，X2，X3，A)　(3)

其中，b为产业结构系数，作为产业结构变动状态的一个指标，它对整个生产函数产生影响。产业结构系数反映经济体的三次产业之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协同效应，进而对整个经济体的产出产生影响，从而影响经济增长。b有可能大于l，有可能小于1，有可能等于l，但是大于O。

产业之间的结构不协调，使得总体的生产过程不顺畅，就会有资源浪费或者资源利用不足，三次产业的整体协作能力不强，此时OO但是不等于1的情况，就像点与线的关系：b=1只出现在一个时间点上，很难捕捉与验证，而其他的情况则是出现在一段时间内，具有持续性。另外，b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没有产业结构绝对好坏的标准，产业结构的好坏要根据经济体的发展阶段、经济基础、自然资源的状况、技术进步等等因素而言。两个不同的经济体有不同的产业结构，把一个经济体的投入放到另外一个经济体内生产，如果产出大于该经济体的实际产出，则说明另外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要优于该经济体。通过产业结构系数，可以看出产业结构的优化对于经济增长起重要作用。对此，可以从图1直观地看出，如图1所示。

投入的生产要素在三次产业之间进行配置，影响国民生产。三次产业之间也有生产要素和产品的流动，从而相互之间的协同效应共同影响国民生产，这种影响通过产业结构系数作用于整体的产出。在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过程中，b的大小是逐渐改变的。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系数也有可能从大于1变成小于1，这跟当地产业政策、资源、技术水平有很大的关系。参照不同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可以为该经济体的产业结构转型和优化提供指引。

余江、叶林(2008)认为，在存在资源约束的情况下，如果各产业的技术进步率相同，那么经济体中对资源依赖程度大的产业比重越大，则经济体的增长速度越慢。但是，如果产业的技术进步率存在差异，那么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以中国为例，余江(2006)的研究显示，虽然中国1999年开始出现的重工业比重上升导致了能源消耗强度上升，但是这一时期重工业在节约能源方面的技术进步也是最快的。该时期中国能耗强度上升不仅仅是由于能耗强度大的重工业比重上升造成的，轻工业和其他的节能技术进步率趋缓也是重要的原因。因此，除了产业结构变动以外，加大节约资源方面的技术投入，也是有效降低资源消耗的重要途径。三次产业的影响因素众多。从静态来看，三次产业比例要协调，这也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产业之间有投入要素的竞争，也有产品之间的相互需求，更有劳动力之间的流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劳动力的流动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三产业，产生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农民工”，而第二产业发展也提高了第一产业的生产率。从动态看，各类产业内部及三次产业之间的增长与发展的速度要相互协凋，不能“一产独大”。马克思的社会生产理论也证明，生产资料部门和消费资料部门是相互需求的，其中一个部门的扩大再生产与另一部门对该部门产品的需求有密切的联系。总之，三次产业虽然被人为地划开，但是其内部的经济联系是不能割裂开来的。

综上所述，产业结构协调与否肯定会影响到经济增长，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资源的消耗利用率、资源的配置、技术进步、产业比重来作用于经济增长。这些影响，通过产业结构系数可以间接反映出来。

三、从产业结构系数分析经济增长的实证案例

对经济增长的计算，Romer认为，长期经济增长是由技术进步(含经济制度的变迁)贡献的，而短期经济增长则是由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的增加所贡献的。然而，资本、劳动和技术是在一定产业结构中组织在一起进行生产的，对于给定的资本、劳动和技术，不同的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对于产业结构变动及其系数的大小，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值，本文主要通过现实值和预测值的比较，从侧面反映产业结构系数的存在。

本文选取广州市和海南省作为研究对象。我们并没有选取两个省份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我们主要是想从不同的产业结构中得出产业结构系数的存在。只要具有两种不同的产业结构，省份和城市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广州市与海南省产业结构明显不同，广州市产业结构是“三、二、一”，海南省是“三、一、二”。从对比中我们希望可以发现产业结构系数的存在，并初步估算其大小，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提供数据支持。以广州市的1978-2007年的数据和海南省1982-2006年的数据为基础，利用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争取对以上的理论进行验证。

本文主要运用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值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来计算。由于计量经济模型无法直接体现(3)式中的b的存在，而b是个常数，这对于经济增长的模型并没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还是采取经典的经济增长模型，∞公式如下：

Log(Y)=α+β1Log(X1)+β2Log(X2)+β3Log(X3)+ε

其中，Y、X1、X2、X3为国民生产总值、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产值，a为常数项，ε为随机扰动项，主要采取对数模型进行回归。在模型中并没有体现出产业结构系数，我们会对数据对比分析然后进行检验。以第一产业的产值为基数来计算广州市和海南省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关系，从而可以看出广州市和海南省的产业结构的比例关系，如表1、表2所示。

由以上的比例数据可以得出图2、图3。

从表1、表2和图2、图3中，我们可以得出：广州市的产业结构变动主要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1987年以前是第二产业居于主要地位，1987年以后产业结构变动加快，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1994年；1994年以后第三产业居于主要地位，而第二产业也稳步上升，但是速度小于第三产业。海南省则是从第一产业比重最大直接过渡到第三产业比重最大的阶段，第二产业所占比重最低。对于这种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系数是存在于产业结构的比例之中的。对广州市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可得出广州市的GDP与三类产业之间的关系式。该关系式是从广州市历年的产业结构变化中得出，其中必然隐藏着产业结构系数的身影。把海南省的三类产业的产值代人该关系式就会得出另外一个GDP，我们暂且叫做预测GDP。预测GDP是海南省在三类产值固定的基础上，投入到广州市的产业结构中进行综合作用的结果。则有：(1)预测GDP>实际GDP，则说明b>l，海南省的产业结构与广州市相比不够合理；(2)预测GDP

不过从表1、表2和图1、图2的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三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接下来我们可以进行计量经济分析。对于广州市的数据，我们以1993年作为分界线，分别对两段数据进行分析，再对总体进行分析，则有表3。

由以上回归的结果的检验可知，效果很理想。D，W统计量表明没有明显的序列自相关存在；R2项也有力地说明了三次产业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解释程度相当高。在第一阶段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而从第二阶段和整体来看都是一种负作用。这也充分说明了产业结构变动以第二和第三产业为主，而广州市的农业对广州的经济发展呈现延滞的作用。第一阶段第二产业的贡献最大，当第二产业产出增长1％，国内生产总值就会增长0.5301％；第二阶段贡献率降低为0.460677％，而整个过程中第二产业贡献率为0.575236％。第一阶段第三产业产出增加1％的时候，国内生产总值增加0.381326％，第二阶段上升为0.5222023％，第三产业总体贡献率为0.440864％。从分阶段来看，产业结构已经从第二产业占主导转向第三产业占主导，但是从总体来看，第二产业居于主导地位，第三产业的发展空间很大，第三产业在广州市还处于加速发展阶段。广州市的产业结构变化基本符合世界产业结构的发展趋势。

我们接着把海南省的三次产业产值数据代入到广州市的关系式中，估算b的大小，有表4。

从表4可见，把海南省的三次产业的产值放在广州市的产业结构中，就会得到高于海南省实际的GDP，即预测GDP。把预测的GDP除以实际的GDP，就可以估算出产业结构系数b的大小。随着历年产业结构的变化，b的大小也随之发生变化，但b都大于1。由此可见，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蕴藏于回归的结果之中。

以上实证分析表明：产业结构系数的确存在，并反映着产业结构对GDP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广州市的产业结构比海南省的产业结构合理，虽然产业结构系数都大于1，但广州的系数大于海南的系数。

虽然两个产业结构都是以第三产业的比重最大，但是广州市以第二产业支撑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一产业的比重最小。而海南省的第二产业比重最小，这种畸形的产业结构不利于海南省的经济发展。海南省的产业结构不合理是海南省经济落后的最主要原因。广州市的产业结构趋向于“经济服务化”，正在步入“后工业经济”。而海南省的产业结构虽然第三产业比重最大，但是其结构不合理，直接导致了其生产要素和经济效益的流失，不利于经济增长，迫切需要产业结构转型。如果不大力发展第二产业。将使海南省的经济发展有可能陷入恶化的境地。

四、结论

从以上实证研究可以得出四个结论。第一，由模型Y=b F(X1，X2，X3，A)可知，产业结构系数是在内部各个产业确定的情况下，反映宏观的产业结构协调程度对总产出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其具体的机制是：两个不同的产业结构对比肯定会有不同的系数，该系数也是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动而变动。第二，广州市的产业结构调整是符合世界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的，且正在逐步向着合理化和高级化方向发展。随着产业结构系数的逐步变大，从而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在不断增强。广州市正在进行更深层次的产业结构调整，第三产业的比重正在加大，第二产业正向高加工、高附加值产业发展，这使得广州将迎来新一轮的经济高速增长。第三，海南省的产业结构则严重阻碍了本省的经济发展，需要在以后的经济发展中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大力发展第二产业。海南省的经济增长一直处于低速增长。远远小于其本来应有的经济增长速度。由海南产业结构系数较小可见，产业结构的合理与否，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可小视。第四，第三产业的发展必须以第二产业的发展为基础，跨越以第二产业占主导的阶段而直接发展第三产业，将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阻碍作用。总之，产业结构对于整个经济体的作用是客观存在的，产业结构系数可以反映出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程度。产业之间协调可以使得产业之间生成协同效应，从而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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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贾晓峰，中国产业结构研究[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7]蒋昭侠，产业结构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8]张晓峒，Eviews使用指南与案例l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9]水，产业经济学(第2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10]王兵，陈雪梅，产业结构与广东经济增长阴，暨南学报，2006，(4)

[11]曹新，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J]，经济学家，1996，(6)

第7篇：经济增长的理论范文

摘要：改革开放是中国实现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转折点，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渐进变革，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不可否认制度的变革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这也从一个方面印证了新制度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的科学性。因此，探讨新制度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从经济增长的静态与动态两个角度深度剖析理论的内涵，以期为中国进入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增长提供理论借鉴就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3－0006－03

一、新制度经济学派对制度含义的解析

（一）制度含义

在新制度经济学派中，“制度”（institution）是指社会中的“游戏规则”，它是被创造出来规范人们之间交流的。制度通过给人们建立行为规范降低了人们交流中的不确定性。正是因为拥有了制度，人们之间的日常交流才形成了惯例，我们知道怎样与别人打招呼，知道在各种场合应如何举止。制度结构具有三个组成部分：正式法规、非正式法规、实施机制。

正式法规是指经济社会中的文本法规。最典型地，宪法是一国最根本的正式法规，而且正式法规可以通过国家或企业得以建立和形成。

非正式法规是指社会中的非文本法规。它包括文化、行为准则、作风标准，等等。生活在不同国度的公民从小就开始学习这些非文本法规的准则和态度。

实施机制是制度结构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只有将正式法规和部分非正式法规付诸实践才能保证制度具有看得见的作用，保证制度效率的实现。

（二）制度的枢纽――科斯定理

“只要产权是明晰的，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则无论在开始时将产权赋予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将是有效的”这就是科斯定理所陈述的内容。仔细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1）当交易成本为零时，不管产权如何分配，有效的产出总会实现。

（2）当交易成本为正时，产权如何分配将对经济产出具有重大影响。

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例，产权是私有的，那么，对财产的所有权必须进行清楚的界定和执行。制度的一个重要作用即界定和实施产权。国家的制度框架决定了交易成本，从而决定了经济获得潜在产出和收入的程度，现实经济中交易成本总是存在且非常显著，因此，制度总是具有重要意义。

二、制度与经济增长

（一）经济增长理论回顾

经济学界自亚当・斯密之后对经济增长驱动因素争论了200多年。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真正起步是20世纪50年代索洛和斯旺构造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谈模型构造的生产函数由资本K和劳动力L作为自变量。罗默、卢卡斯等都为将技术进步纳入该框架进行了研究。新制度经济学代表诺斯和托玛斯认为，资本存量增加的本身，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乃是增长的结果，而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而且诺斯通过对1600―1850年这250年间海洋运输生产率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尽管技术上并无重大进步，只要制度因素充分发挥作用，同样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二）新制度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一国的制度结构是开启财富潜力的钥匙。从静态角度看，制度决定了交易成本和经济组织获取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收益的能力。从动态角度看，制度决定了激励结构。经济组织正是在激励结构下经营和决定是否采取措施改进技术。一个经济体停滞不前是因为制度禁锢了经济发展，一个经济体之所以能够保持增长，是因为该国的制度鼓励并推动经济的增长。

1.制度与经济增长：静态模型

经济学中用“生产可能性曲线”（如图1所示）来表明一国的产出的最优可能性边界。两条坐标轴分别代表经济社会生产的两种商品X和Y，生产可能性曲线意味着一个经济体在现有的技术水平条件下，运用其全部生产要素资源（土地、资本、劳动力及企业家才能等）实现全部最优产出。

静态情形下，我们假定一国在一定时期内，技术水平相对稳定，这意味着该国无法通过技术促进经济增长，要做的只是提高现有的技术使用效率。反映在图中即生产可能性曲线内部（即A点所在的区域）被称为生产无效率区域，存在着经济资源未被充分利用的情况。如果这些资源能够得到充分利用，那么经济就会实现增长。即一个经济体可以在技术水平保持不变的情形下实现图中A点到B点移动。

现在我们分析静态情形下，制度促进经济增长传导机制路径：

制度交易成本市场创新劳动力分工（专业化过程）生产力经济变化

在技术不变的情形下，制度将如何影响经济增长，我们分析其传导机制。一国经济要实现发展要依赖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是众所周知的。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劳动分工，即提高生产过程中专业化程度。这一点在斯密的《国富论》中早已强调：“（一名工人）可能用尽所有的努力，一天也只能生产一根针，或者还生产不出一根针，当然生产20根针更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在现在这种工作方式下，不仅整个生产过程是一种特定的交易，而且该过程还可以分为很多不同的部门，同样地，这些不同的生产部门中一些比较重要的部门本身也是一种交易。第一名工人专注于金属线的拉长，第二名工人专注于金属线的拉直，第三名工人切割金属线，第四名工人匝箍金属线，第五名工人对针头进行打磨。针头的制作需要两到三个完全分开的工序，甚至把针放在纸板上本身也可以是一道工序。用这种方式来看，制造针这样一种生意可以分为大约18种不同的操作步……”

当然，实现专业化这一过程是存在市场风险的，因为在劳动分工越来越细的同时，人们逐渐只对某种特定的工种越来越熟练，而对其他工作则很生疏。比如说脑力劳动者可能不再熟悉如何去种植庄稼、建造房屋等体力劳动。因此，随着劳动分工与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人们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体系来满足不同的需求与无限欲望，这就要求市场必须存在而且要运行良好。

经济社会中市场存在并且运行良好所需的条件：（1）经济中必须存在对特定商品与服务的需求。（2）经济中必须存在供给。市场上不能缺少供给方，而对于供给方来说，选择是否进入该市场受其总成本与总收益的制约。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交易成本非但不为零，往往还非常大，因此供给是结合劳动力、原材料、技术和一系列交易的过程。具体来说，生产者获取原材料并加工成产品从而形成供给，这一过程中生产者必须与这一环节所有参与者：原材料所有者、劳动力、资本所有者、批发零售商等建立契约关系，这一过程中生产者不管与谁进行交易，都存在交易成本。如果交易成本相对较低，那么就会有大量的供给在市场上出现，否则进入市场的供给商就会望而却步，甚至没有供给者进入该市场。（3）消费者对产品掌握足够的市场信息。这是一个理想假设条件，现实经济运行中，往往达不到，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市场失灵情形发生。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产生，也导致了交易成本的巨大。（4）必须存在稳定的货币体系使买卖双方彼此认可和信任。如果货币价值稳定并且值得信任，那么交易成本就会较低。但往往由于经济的波动及普遍的通货膨胀的存在，使得货币价值并不稳定，这就使得谈判成本变得非常高，从而大大提高了交易成本。（5）产权必须明晰。即供给方必须正当合法地拥有商品及服务的所有权，并能合法地将所有权在市场中转让给需求者。一旦商品产权不明晰，则交易成本将大大提升。（6）买卖双方必须建立一份公平合理的契约或协议以防止欺诈行为的发生。在这一过程中对契约或协议的执行成本可能是构成交易成本中最大的一个方面。这就需要国家有完善的法律系统监督契约的执行，一旦没有足够的外部约束力环境则交易成本会很高。

因此，一个成熟完善的市场体系要运行良好就需要有较低的交易成本。一旦实现较低的交易成本，对市场经济的供求双方来说，交易也就变得更加明确和顺畅。

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一个国家或经济体的制度框架、交易习惯、法律制度及管理制度等方面都决定了交易成本的大小。而政府在决定如何让经济与市场良好运行方面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因为他们是“游戏规则”即制度的制定和执行者。政府经济职能的关键是建立一个能降低交易成本的、运转高效的制度框架。政府创建的机构必须能降低测量和执行交易的成本。正式规则必须能明确界定进行交易的商品和服务的所有权。一个经济体的非正式制度必须能够促进供求双方信任并尊重法律法规，同时执法要客观公正。

制度影响着交易成本和经济的最终表现，图A 的传导机制很好的总结了这一过程，即：一个经济体的制度框架决定了交易成本的水平，从而也就决定了该经济体市场运行水平。而市场运行水平至关重要，如果市场运作良好，就能促进经济实现高度专业化和劳动分工，一个社会的专业化水平越高，其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也就越高，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了产出水平的增加，实现经济增长。

2.制度与经济增长：动态模型

现在我们分析动态情形下，制度促进经济增长传导机制路径：

制度组织行为创造性破坏过程 技术升级社会财富

在经济增长的动态的情形中，我们将放弃技术不变这一假设，认为存在着技术的进步性。我们知道，经济增长分为粗放型增长与集约型增长。粗放型是指靠投入到生产过程中的资源总量增加，实现产出的增长。这种方式往往受到资源稀缺的制约，而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不可持续的。集约型是指通过提高生产技术，使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从而实现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外扩张。在这种方式下即使一个经济体资源有限，但通过提升技术使有限的资源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可以实现社会生产和消费比以前更多的商品和服务。因此，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动态情形下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

我们仍旧是从后向前分析传导机制的流程图。为实现经济在长期的集约型经济增长，一个经济体就要不断提升技术水平。那么，提高技术水平主要依靠三个关键因素：

（1）鼓励并培养人们的创造能力。一个经济体中的个人和企业要有足够的自由去思考并实践新想法。社会要提供一定的激励机制并愿意处理新技术未成熟之前所带来的破坏。以美国为例，通过实现提供R &D基金给高校和研究者，对技术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2）资本市场运行良好。将一个新想法付诸实践是一个充满风险并且昂贵的过程，往往研发者并不具备足够的启动资金。因此，资本市场运行良好，实践新想法的人或机构往往能够找到更好的财务支持，从而促进经济水平的提高。

（3）促进企业机构不断改进产品或规避风险。这个过程被称为“创造性破坏”过程，来源于熊彼特的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书中生动的描述了这一过程：“创造性破坏过程”在熊彼特的著作是这样写的：“开拓新市场，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从工艺商店和工厂到美国钢铁公司等组织的发展表明了相同的工业突变的过程，如果我可以用生物术语，那就是不断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不断摧毁旧的，不断创造新的。这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事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英文版Page83-84）

经济体产生新技术的第三个关键因素是促进企业机构不断改进产品或规避风险，即“创造性破坏”过程类似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反映的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如果一个经济组织不能持续的应对经济环境的变化，那么很自然它将在竞争中被淘汰。而制度能为企业提供使其良好运转的框架结构，从而降低交易成本，鼓励创造性过程。

因此，一个经济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要实现集约型的经济增长，它的技术水平必须得到提高，而技术水平提升需要激励机制、较低的市场交易成本、企业的创造性毁灭过程，而恰恰只有制度能实现这一过程。

制度在长期中影响着交易成本和经济的最终表现，图B的传导机制很好的总结了这一过程，即：良好的制度框架会促使企业面对瞬息万变的经济形势，采取合理有序的应对行为，并通过创造性毁灭的过程等手段实现技术的进步，实现长期中产量的增加，促进经济的增长。

第8篇：经济增长的理论范文

【关键词】经济增长 人力资本 投资

新经济增长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我国正处于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这是一个生产和技术发生着巨变的经济增长的新时期。我国经济增长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为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无尽的创新动力。基于此，本文就新经济增长理论对我国人力资本发展进行研究，希望可以为我国人力资本发展提供借鉴思考。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

1.增加人力资本的存量

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的技能和生产知识的存量。卢卡斯的经济增长理论（ 卢卡斯模型） 将人力资本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引入索洛模型， 视其为索洛模型中技术进步的另一种增长动力形式， 视人力资本积累为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并使之内生化、具体化为个人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 认为只有这种特殊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的积累才是增长的真正源泉。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提出了工人技能的增强是经济进步和经济福利增长的基本源泉，并首次论证了人力资本投资和劳动者技能对个人收入和工资结构的影响。通过人力资本的投入，教育和训练劳动者，提高劳动要素的质量，增加人力资本的存量，进而可以提高生产率，促进经济的不断增长。增加人力资本的存量，基本途径是大力发展教育，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从增强我国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为个人发展提供更多机会、发挥每个人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的角度出发，这是全面的人才开发战略。

2.注重发展高等教育

21 世纪是知识经济占国际经济主导地位的世纪。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 这种经济直接依赖于知识和信息的生产、扩散、应用。可以预见， 知识经济将逐步占据国际经济的主导地位。资的长期的利益刺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新经济增长理论说， 知识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现代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知识。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1997） 的研究， 经合组织国家的有形投资正越来越多的向信息和通信技术等高技术部门， 经合组织主要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中有50%以上是以知识为基础的， 这表明人类历史上一个全新的“知识经济”的到来。高等学校主要培养的是高级专门人才，在现代社会中，科学的分工很细，不同专业需要不同类型的科技人才。人的知识结构是不同的，知识储存量也是有限的，人才都是相对而言的，每一个科技工作者都有着自己的长项和弱项，通才是不存在的，也是很难去培养的。教育要面向经济建设，为经济建设服务，要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断培养相应的人才。近几年来，我国高等院校持续大幅度扩招，，在扩大高等教育受教育面，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根据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下，适当控制招生的增长速度，相对稳定招生的规模，着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把高等教育重点放在提高质量上，经报国务院同意，教育部、财政部决定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这将进一步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阶段，应注意培养高层次的领军人才、创新型人才，不断达到和保持更多学科、更多领域的领先水平、尖端水平，以取得自主创新优势，提高经济增长中的科技含量。通过质量工程的实施，使高等学校教学质量得到提高，高等教育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基本形成；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取得突破，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显著增强；教师队伍整体素质进一步提高，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的结合更加紧密；高等学校管理制度更加健全；高等教育在落实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得到更好的发挥，基本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3.发展职业技术教育

我国一方面存在着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另一方面存在着严重缺乏技术工人和技工的状况，这表明我国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迫切性与重要性。

与高等教育相比，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更具有广泛性和实用性。因为在实际经济进程中对专业技能人才有更大量的需求，而且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级专门人才也需要不断掌握相关技能，提高实际操作能力。职业技术教育所培养的专业技能型人才，应当掌握某一技术岗位的专业技能，能够高质量地完成岗位操作，并达到相应的熟练程度。而培养职业技术人才可以倡导企业与高校的合作。因为熟练的专业技能需要实践性的教学，不能紧靠课堂理论传授，只有经过实践，学练结合，技能才会提高。职业技术培训是培养技能型人才的有效途径，它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将普通劳动者培养成具有一技之长的专业技术劳动者，这大大有利于劳动者科技文化素质的提高。这恰恰适应了我国人口众多，教育普及率低、技工比较缺乏的国情。职业技能培训还可以培养复合型人才，其培训的成效也比一般的教育形式要好很多。国家投入资金，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建立健全国家奖学金、助学金制度。这将进一步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

4.总结

综上所述，经济增长需要不断提高物质资本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有大批的科学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的存在。从我国实际出发，应在加强基础教育，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基础上，注重发展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

参考文献：

[1]郭怀星.新经济增长理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J].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13）

第9篇：经济增长的理论范文

关键词：天山北坡经济带；增长极理论；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5－0140－03

新疆的领土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1/6，由于地理环境、自然资源、地理位置、经济基础及历史的原因，各地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天山北坡经济带在改革开放30年来发展较快，以其完备的基础设施、便利的交通、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丰富的资源等绝对优势，率先成为新疆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核心地带，代表了全疆经济发展的主流方向。产业布局理论有杜能的农业布局圈层理论、区位理论、增长极理论等，但是，结合新疆天山北坡经济的发展状况，该区域的经济发展适合用增长极理论来进行分析。

一、增长极理论产生的背景及内涵

（一）增长极理论产生的背景

增长极理论（Growing Polar）[1]是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发展模式。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历程中，人们对其发展模式有两种差异较大的主张：一个是区域平衡发展模式；另一个则是不平衡的发展模式。

主张区域平衡发展的人们认为，所谓的区域平衡发展就是要在区域与区域之间、区域内部各产业部门之间以及产业内部各行业之间，基本保持同步与平衡的发展，特别是在区域内部各产业部门的发展上，要保持平衡，保持产业部门的全面发展，即第一、二、三产业部门要实现同步发展，而不能有所偏废，以实现各产业部门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区域平衡发展理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美好的蓝图，但是，该理论却忽略了以下几个事实：

1.世界上尚没有一个发达区域能够有实力推动区域范围内的完全平衡发展，更何况是欠发达区域。

2.将投资资金平均地分散投入到各产业部门中，对各产业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就被弱化了，结果主观上希望各产业均衡发展，而事实上却是各产业发展水平低下，区域经济增长乏力。这样的结果无法形成规模效应。

因而，区域的平衡发展只能被归为一种理想状态，它是人们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美好愿望，但是，却忽略了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条件，所以，在区域发展中所起的理论指导作用不是特别显著。

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主张者则是从区域发展的现实条件出发，认为一般地区不具备实现全面均衡发展的实力，在发展过程中要根据不平衡发展规律，立足于本地区的实际，实现有重点、有差异、有特点的发展。在不平衡发展的系统中，总是存在着支配性的因素，它代表着整体的行为，因此，要在不同的时期选择支配全局的重点地区、重点部门进行发展，投资也应该选在若干区位条件良好的增长极地区进行，而其他地区则可以借助增长极地区的辐射作用而逐步发展，最终实现区域的发展。可见，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模式承认区域之间发展条件的不平衡性，主张一部分地区率先发展，然后带动其他地区发展。这种模式正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并用来指导经济建设的实践工作，因而影响力较为深远。

增长极理论正是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模式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在不平衡发展理论为大多数国家接受之后，增长极的发展理论模式开始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

（二）增长极理论的内涵及在经济发展中的应用形式

1.增长极理论的内涵

“增长极”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法国的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于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的，当时这个概念是建立在抽象的经济空间上。

最初的增长极概念是十分抽象的，没有与个体的经济现象发生联系。在佩鲁研究的基础上，法国经济学家布代维尔将增长极与具体的经济区域联系起来，提出了区域增长极的科学概念。即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发展的不平衡性，资金、物资、能量、信息、人才会逐渐聚集到少数条件优越的区域，使之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中心，这个中心就是区域的增长极。

2.增长极在经济发展中的应用形式――点轴开发理论

该开发理论是增长极理论在具体区域开发时的应用，它运用网络分析方法，把国民经济看成是由点和轴所组成的空间理论形式。其中，点即增长极，轴即区域内的交通干线。

该理论是生长轴理论和中心地理论的发展。其中心思想是：随着连接各中心地的重要交通干线，如铁路、公路、河流及航空线的建立，会形成有利的区位条件。方便的区位条件使得人口的流动十分便捷，运输费用也随之降低，从而降低了生产成本。新的交通干线对产业和劳动力产生新的吸引力，形成有利的投资环境，使产业和人口向交通干线周边聚集而形成新的增长极。这种对地区开发具有促进作用，形成了区域开发纽带和经济运行通道功能的交通干线被称为生长轴。在一定假设条件下，经济中心在地域空间上呈现出三角形分布的特征，其吸引范围为六边形，不同等级的经济中心体现了其吸引力范围的差异。

因而点轴开发理论重点论述了经济的空间移动和扩散是通过点对区域的作用和发展轴对区域经济扩展的影响，采取小间距跳跃式的转移来实现的。其基本思路如下：

（1）在一定范围内，选择若干资源较好、具有开发潜力的并且有重要交通干线经过的地带，作为发展轴予以重点开发。

（2）在各发展轴上确定中心城镇(增长极)，并确定其发展方向和功能。

（3）确定增长极和发展轴的等级体系。首先集中力量重点开发较高级的增长极和发展轴，再逐步转移到级别较低的增长极和发展轴上。

二、天山北坡经济带经济发展与增长极理论

（一）天山北坡经济带的形成

天山北坡经济带是形成于山麓洪―冲积扇的条带状绿洲城镇带, 经济带面积9.54万平方公里，占全疆总面积的5.7%；人口454.44万，占全疆的25.6%；2000年经济带的国内生产总值占自治区的50%以上，其中，工业产值占自治区工业产值的65%以上。它东起乌鲁木齐，西至乌苏，长约250千米，以乌鲁木齐为中心，包括昌吉、米泉、阜康、玛纳斯县、呼图壁县、石河子、奎屯、克拉玛依、乌苏、沙湾县和农六师、农七师、农八师，共8市3县3个农业师[2]。天山北坡经济带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和地缘优势，天山北坡是新疆两大林区之一，煤的探明储量约100亿吨，以克拉玛依为中心的准噶尔油田产量高达800万吨，从而构成了以农牧业和能源为主的资源优势，地缘优势指新亚欧大陆桥横穿新疆，境内有312国道穿越，北疆铁路沿线的两个交通枢纽城市地处其中，为其快速发展提供物质上的准备。

天山北坡经济带作为新疆最有吸引力、最有优势的地区走均衡型发展道路的效果是不理想的，因为各地区同步发展，各部门齐头并进，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基建战线必定拉的过长，故天山北坡经济带在宏观经济上实行战略倾斜发展面临着两个关键问题：1）选择增长中心，2）确定增长极，率先推出优之更优的地区和部门并创造条件让它们快速发展，辐射带动全区的经济发展。对天山北坡经济带增长中心和增长极的选择问题,可以借助增长极理论(GrowingPolor Theory)来解决。增长极理论从区域角度出发说明一国一地区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均衡地同时在所有地方发生，总是在一些条件较好的地点率先开始，通过集聚而发展成城市，并且成为经济增长的极核带动周围地区经济的全面发展。通常，增长极选取在工业区或交通发达的地方，它们对周围地区起着吸引和支配的作用。总的说来，增长极好似一个具有强大活力的磁场极，能够产生吸引和扩散作用。通过具有增长极地区的优先发展，辐射带动相邻地区的发展，实现共同繁荣。

作为全疆唯一的大城市乌鲁木齐，第三产业占GDP的比例均高于60%且逐年上升，多项指标均高于其他市县，而奎屯、石河子的工业利润逐年呈现较大的负增长，但其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发展水平和社会地位明显高于其他市县，克拉玛依的第二产业占GDP的比例中均高于78%且持续上升，人均GDP高出乌鲁木齐两倍多，一直处于经济发展的巅峰。作为工矿资源型城市，专业化作用非常强，唯一的职能特点是以石油开采和石油加工为主的重工业是工业经济增长极，奎屯作为北疆铁路沿线的客货集散地，其交通战略地位相当重要，近几年发展迅猛，显示其是交通经济增长极；石河子是一个工业主导地位突出、农业基础地位巩固的对外开放城市,虽然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日俱增，但工业的经济效益却不甚理想是综合经济增长极。这几年，昌吉的工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在经济带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像特变电工、屯河集团、麦趣尔蛋糕店在新疆同类企业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有产生规模经济效益的创新能力是综合经济增长极;玛纳斯在这六年中农业总产值一直居全经济带第一，1999年人均GDP位居全经济带第三，1998年棉花产量居全国第12位。呼图壁的天山毛纺厂是迄今为止新疆唯一能与溢达集团的10万纺锭相媲美的企业，二者是农业和地方经济增长极；阜康近几年GDP不高，有的指标在全经济带处于下线，因此必须以交通的发展，增强本市的自我积累和自我创新能力是旅游经济增长极；乌苏、沙湾要立足于大农业资源优势，尤其考虑到政府在沙湾的红色产业和在乌苏的啤酒花产业中的技术开发，抓住时机，借助科技，实行超常规、跳跃式发展是农业经济增长极[3]。根据以上分析，结合各自的特点，特别是着眼于各自的具体条件和发展构想，以及与其他市县和全区经济发展的联系，将天山北坡经济带经济增长极划分为以下等级：

全区核心增长极：乌鲁木齐

工业增长极：克拉玛依

综合增长极：昌吉、石河子

交通增长极：奎屯

旅游增长极：阜康

农业与地区增长极：玛纳斯、呼图壁

农工增长极：米泉

农业增长极：乌苏、沙湾

（二）天山北坡经济带的意义

1.经济意义

天山北坡经济带是新疆的经济重心，是以农牧业和石油、煤炭等能源资源开发为重点的综合经济带。农业集约化程度和机械化程度较高，农业产业化的基础与条件较好。工业初具规模，新疆的大中型企业、中央在疆企业和兵团的企业大多集中于此，形成三足鼎立格局。

在这一经济带上，已初步形成我国重要的石油、石化基地和西北重要的轻纺、食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比重大。90%（有17家）的上市公司分布在这里，但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层次低，产业链短。第三产业比较发达，初步形成了大流通、大经贸的格局，但信息技术在流通领域中的应用不广泛。城镇化程度高，城镇化率达69.8%，社会基础条件好。并且资源的配套组合程度很高，在农业自然资源、能源与矿产等方面都有比较优势，干旱生态环境和绿洲经济更有别于内地省区，具有研究与开发的广阔领域和发展前景。经济发展速度高于全疆平均水平，乌鲁木齐市人均GDP 1.8万元，克拉玛依市人均GDP 4.2万元，天山北坡经济带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一般在2 500元～3 500元之间[4]。但在综合经济实力、基础设施建设、科技进步等诸多方面与东部地区比较仍有较大差距。今后的发展将更多地决定于依靠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的程度。

天山北坡经济带生态环境具有脆弱性和不稳定性，环境污染具有累加性。随着经济发展、资源开发、城镇化速度加快和人口增长，绿洲承载能力和生态环境将面临巨大的压力。研究新疆特殊的生态环境是经济带一项重要的科研基础性工作，对新疆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科技意义

天山北坡经济带的科技基础是在解放后逐步建立起来的，并在改革开放阶段得到进一步发展，代表了新疆科技的总体能力和水平。天山北坡经济带集中了全疆的主要科技人员；全区中央所属和自治区所属的主要科研机构126个，有83个分布在该经济带；全区高等学校20所，有15所集中在该经济带；企业技术开发力量也大多集中于此。新疆高等学校的研究开发机构39个，有35个分布在该经济带;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已建立企业技术开发中心35个，有29个分布在该经济带。

目前，天山北坡经济带已初步形成了能反映区域特点的科研开发体系，也形成了与优势资源转换相适应的若干优势科学技术领域。特别是农业科技开发、引进与推广，对新疆农业连续20年的农业丰收和农业高速增长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工业科技方面，油田勘探与开采大量采用高新技术，并通过研究开发实现技术的本地化和二次开发，使石油产业的科技水平达到了国家先进水平。在农业机械、风力发电设备国产化方面形成了有自己特点的技术系统；在特种变电设备等单项技术方面的创新，有了重大的突破。在基础地质、矿业勘察上集聚了国家地质领域的众多科技人才，大量引进新方法和新技术，科技能力和水平有了很高的层次，为新疆的矿业开发展示了良好前景。同时，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大量应用推广，为新疆传统产业的改造和升级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国家级乌鲁木齐高新技术开发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已初步形成规模，在天山北坡经济带还建设了四个高新技术园区，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天山北坡经济带还具有区域性国际科技合作的良好前景[5]。

21世纪初是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的关键时期。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现代科学技术己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索。以资源型经济为特点的天山北坡经济带既面临着较大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天然气和棉花两大资源属全球范畴配置的重要资源，受到国际市场的竞争和挑战。这就要求天山北坡经济带的资源产品有足够的竞争力，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实现生产和经营的低成本和高质量。

国家在“十一五”期间强调以科技进步为动力。天山北坡经济带将以其区位、资源、交通、经济实力等优势，率先发展，发挥先行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对科学技术将有更多方面的新的需求。特色农牧业及深加工产业，石油、石油天然气化工基地建设，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以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以及建设西北国际大通道等方面，都对科技发展提出广泛的研究领域。特别是天山北坡经济带的开发建设是在脆弱易变的生态环境中进行的，要保证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协调和同步发展，必须科学合理地展开。这对于缩小地区差别和保持社会稳定是十分必要的。

参考文献：

[1]马勇.旅游规划与开发[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40.

[2]陈毕业.新疆天山北坡经济带科技发展规划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190-198.

[3]魏志辉.西部大开发与新疆天山北坡经济带的发展[C]//西部大开发与新疆经济发展战略.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1：304-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