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理论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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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马克思理论论文范文

【摘要题】理论与方法

【英文摘要】InMarx’sworldtheory,theworldisasystem.Hisresearchandanalysisonthedevelopmentrulesofhumansocietyalsocontainhissystemthinking.Usingthemethodofsystematicanalysis,thispapergivesaoriginalexplanationtoMarx’sworldhistorytheory.TheauthorthinksthatMarx’sworldhistorytheoryhasthreecharacteristics:entirety,correlativityanddynamics.Theconflictamongsystemfactorscanbereducedtothedisequilibriumbetweenthedevelopmentsofeasterncivilizationandwesterncivilization.Theworldhistorydevelopmentispushedforwardbydisequilibrium.

【关键词】马克思/世界历史/系统分析/Marx/Worldhistory/Systematicanalysis

【正文】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目前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从整体上系统地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方法。系统论表明：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或大或小，或物质或精神，无不以系统的方式存在，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世界是系统的世界，我们所涉及的对象，都可以作为一个系统而加以讨论和研究，找出其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揭示一般规律，从而达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本文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贯穿着系统论的基本思想，因此，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进行系统分析，将有助于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解读马克思的历史观。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系统的基本特征

如果我们从系统论的角度审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便不难发现，马克思在探讨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规律过程中，是把“世界历史”看作一个系统来分析和研究的。“世界历史”理论集中表现出了系统的整体性、相关性和动态性。

1.“世界历史”的系统整体性

“世界历史”的系统整体性是说，对世界历史必须给予全面的整体的系统的把握，立足于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的关系来考察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对于世界历史的考察，恰恰是遵循了系统的整体性原则。马克思不仅从某一侧面、某一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了审视，而且将其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整体的、全面的考察。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出现，并不仅仅意味着各个国家、民族经济联系的加强，而实质上反映了16世纪以来尤其是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在世界整体范围内出现的以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为动力所引起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变，以及由此所引起的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和新的文明的创立。世界历史从其形成的时候起，所显示的意义是社会生活的整体变革。世界历史固然是由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但世界历史并不仅仅标志着一场“技术革命”、“工业革命”，而是包含社会生活全面变革的“社会革命”，是“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P281)。在世界历史条件下，不仅生产、消费具有世界性，而且精神、文化的发展也具有世界性，就连人的发展也成为世界历史作用的结果，“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P86)。世界历史体现了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世界历史的形成便意味着整个世界成为一个相联相依的系统。因此，必须从世界历史的系统整体出发，才能真正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2.“世界历史”的系统相关性

“世界历史”的系统相关性是说，如果把世界历史从整体上作为一个系统来考察，那么，构成它的子系统便是民族和国家。系统的相关性集中体现了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而马克思在研究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时，重点探讨了不同文明尤其是东方文明和西文文明之间的冲突。马克思在谈到世界历史条件下的文明关系时，讲得最直接、最明快的是近几年学者们经常引用的那段话：“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里，马克思从“三个从属于”的角度揭示了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系统内基本要素之间的相关性特征，真实地反映了世界历史条件下不同文明之间的真实关系。马克思认为，这种关系的形成，主要原因是资产阶级为增殖资本而拼命扩展的结果。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P276)。应当说，马克思当年所揭示的这种文明间的关系及其产生的原因至今依然存在着，而且有着继续强化的趋势。

3.“世界历史”的系统动态性

“世界历史”的系统动态性是说，世界历史从整体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每时每刻都处在运动、变化之中，静止的、不变的事物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恩格斯曾明确提出，在人类历史上，“除了变化本身之外没有任何不变化的东西”(P37)。他在另一个地方，把世界历史的动态性描述如下：“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P417)现代科学还告诉我们，对于动态事物的认识，必须从时空相关性和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入手才能够实现。由于整体就是部分与部分之间以及整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构成的，因此，事物只能从整体上才能够被理解，也只有从整体的角度才能得到对事物的真实认识。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世界历史的实际过程为依据，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时空表现及其有序性给予了深刻揭示。社会发展规律是一个特定的动态的过程，这一过程通过不同的世界历史阶段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表现出来。作为特定动态过程的社会发展规律在世界历史时代的范围内必然表现为世界历史过程发展的有序性或阶段性。目前，学术界对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的“五阶段式”或“三阶段式”问题有着热烈的讨论，但是，一个共同的认识就在于普遍承认世界历史过程和发展过程的有序性或阶段性。而这种有序性或阶段性恰恰是世界历史的系统动态性的展现。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系统的发展图式

第2篇：马克思理论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电子货币的出现只是进一步说明了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本来就是观念货币和虚拟货币；电子货币并没使人类退回到物与物交换的状态，不能改变货币的本质特点；电子货币作为交换和信用的产物，像实体货币一样，也受国家法律制约；电子货币与流通中的汇票和支票一样，它的数量的多少是由交易和信用状况决定的，不是中央银行完全能控制的。

电子货币创造了新的、虚拟的货币形式，它使经济结算活动在虚拟空间得以实现，使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生活发挥越来越大的反作用，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社会活动局面。面对这种全新的货币形式，有人对传统的货币理论产生了种种疑问：电子货币这种没有物理实体的符号取代有物理实体的纸币，充当支付手段，人类的相互交换活动不是又回到了物与物直接交换的形式上去了?电子货币是信用货币，是个人和金融机构共同创造出来的，那么，货币的发行是否可以在法律之外，不受法律约束了?电子货币是经济人在信用过程中创造的，它的供给不以中央银行为转移，那么，电子货币岂不是弱化了中央银行垄断货币供给的特权吗?对于这些疑惑，我们只能用马克思的货币理论给与科学的回答。

一、电子货币和电子银行

电子货币是以现行纸币为基础，以纸币计算单位为计算单位，以电子数据(二进制数据)形式存储在银行的计算机系统中，并通过计算机网络系统以电子信息传递形式实现流通和支付功能的货币。电子货币的形式主要有以下四种：

(1)储值卡型电子货币。一般以磁卡或IC卡形式出现，其发行主体除了商业银行之外，还有电信部门、商业零售企业、政府机关和学校等部门使用的IC卡。(2)信用卡应用型电子货币。指商业银行、信用卡公司等发行的贷记卡或准贷记卡。可在发行主体规定的信用额度内贷款消费，之后于规定时间还款。(3)存款利用型电子货币。主要有借记卡、电子支票等，用于对银行存款以电子化方式支取现金、转帐结算、划拨资金。(4)现金模拟型电子货币。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基于Internet网络环境使用的且将代表货币价值的二进制数据保管在微机终端硬盘内的电子现金；一种是将货币价值保存在IC卡内并可脱离银行支付系统流通的电子钱包。该类电子货币具备现金的匿名性，可用于个人间支付、并可多次转手等特性，是以代替实体现金为目的而开发的。

电子银行是伴随着电子货币出现的网络银行，是指银行在互联网上设立网站，通过互联网向客户提供信息查询、对帐、网上支付、资金转帐、信贷、投资理财等金融服务。网上银行是个虚拟银行，它没有建筑物，没有地址，只有网址，其分行是终端机和因特网带来的虚拟化的电子空间，客户要想办理银行业务、接受服务，可以在办公室里、家里、旅途等，只要具有一定的通讯条件和一部个人电脑，随时都可以和银行接通，进行即时转帐、查询等各种银行交易。所以，在未来，银行也许不再以雄伟气派的建筑物为标志，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可能不再是银行信用的象征和实力的保证了。网上银行将使21世纪的金融从具有地理概念的中心走向无形的网络体系。随着电子货币广泛应用，所有传统银行使用的票据和单据全面电子化，使用电子支票、电子汇票和电子收据等，部分取代对应的纸制票据，实现金融交易无纸化。

电子货币作为新形式货币和传统的纸币有明显的差别；纸币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实体；电子货币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纯粹的、抽象的电子数据；电子货币主要发挥货币的流通和支付的功能；纸币不仅具有流通和支付的功能，还是一个独立的价值额，还有贷款的功能，在借贷的过程中能够转化为资本；纸币以纸币本身、汇票和支票等形式和银行等物理媒介系统实现结算功能；电子货币是计算机网络系统以电子信息传递形式实现流通和支付功能的货币。

二、电子货币并没使人类退回到物与物交换的状态

电子货币以电子数据形式存储在银行的计算机系统中，并通过计算机网络系统以电子信息传递形式，实现货币流通和支付功能，改变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种人类传统的交易方式。因此，有人产生疑问，电子货币的出现，人类的相互交换活动不是又回到了物与物直接交换的形式上去了?

货币的本质是信用符号，所代表的是一定的购买力。人们持有货币不是为了货币本身而是为了它的购买力，也就是为了它所能购买的东西。因此，人们所需要的便不是若干单位的货币本身而是若干单位的购买力。因此，无论是占有黄金、占有纸币还是占有电子货币，都不是为了它们自身，而是为了保存一定的购买力。电子货币作为计算货币虽然没有物理实体，但它仍然使用具有物理实体纸币的单位名称，这种单位名称足以表示购买力单位的形式。电子货币是它的所有者向电子货币的发行者支付一定金额的现金或存款，而发行者以电子、磁性等形式把仍然依现行货币单位表示的等值货币额储存在消费者持有的电子设备中创造出来的。所以，储存在发行者电子设备中的电子货币依然是储存购买力单位的形式，而表示消费的综合商品的物价指数则是衡量电子货币购买力大小的标准。电子货币与金币、纸币相比，本质是相同的，形式是不同的。金币有含金量，含金量似乎是它的“内在”价值的尺度，其实这是一种错觉。金币购买力的大小，不在于含金量的多少，而在于物价指数的变化情况。纸币和申子货币更是如此。

马克思说“计算货币不过是为了衡量可售物品的相对价值而发明的任意的等份标准。计算货币与铸币完全不同，铸币是价格，而计算货币即使在世界上没有一种实体作为一切商品的比例等价物的情况下，也能够存在”。

马克思认为，除非到地球末日，否则，是不能没有计算货币的。计算货币就是个人、企业和银行帐面上，甚至是人们头脑中、观念上的数字货币。

“电子货币出现人类又回到了物与物直接交换的形式上去了”的观点的错误根源还在于没有搞清楚货币的职能和本质到底是什么。谁都知道，货币第一个职能就是价值尺度，把商品的内在价值表现为由同一单位名称表示的价格。把千差万别的商品转化为在质上相同，只有量的差别的同一物品。无论金币、纸币和现在的电子货币都是一样的。各国的电子货币都没有使用自己的专用的单位名称，都是用纸币的单位名称。这样，电子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这一功能时和纸币完全一样，一点差别都没有，都是计算货币。

既然电子货币与纸币有相同的单位名称，而单位名称的作用就是表现商品的价格，这样，电子货币就与纸币有相同的功能。所不同的是，纸币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物理实体表示商品的价格，而电子货币是以看不见、摸不着的纯粹的数字表示商品的价格。

更重要的还不在于此，而在于商品作为循环中的统一体是处在过程中的价值，无论是在生产领域还是在流通领域的哪个阶段上，首先是以计算货币的形态，观念地存在于商品生产者的头脑中。在这里，具有物理实体的商品只是价值的承担者，重要的是这种物品在买者和卖者头脑中用货币名称所表示的价格。即使金币和纸币在充当价值尺度时也只是想象的或观念的货币。金币和纸币在充当流通手段时，单有货币的象征存在就够了。货币的职能存在可以说吞掉了它的物质存在。货币作为商品价格的转瞬即逝的客观反映，只是当作自己的符号来执行职能，完全由符号来代替，甚至，连符号也没有必要出现，只用货币单位名称在商人脑袋里计算一下就足够了。

可见，只要商人们相互信任，相互讲究信用，那么，货币在充当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时，就没有必要以物理实体形式出现，而是以观念上的、幻想的、预测的虚拟货币形式出现。这样，金币和纸币也都升华为抽象的数字。与电子货币所不同的是，金币和纸币作为虚拟货币保存在人们的头脑中，电子货币作为虚拟货币保存在计算机系统中。我们不是把计算机称之为电脑吗？用人脑计算和用电脑计算是一样的，只不过电脑比人脑能存储的多、计算得快、准确得多。有了比人脑更先进的电脑，何乐而不用呢?有了比纸币更方便的电子货币又何乐而不用呢?

对此种现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就做出了科学的概括：“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时，只是想象的或观念的货币。”在货币不断转手的过程中，单有货币的象征存在就够了。货币的职能存在可以说吞掉了它的物质存在。货币作为商品价格的转瞬即逝的客观反映，只是当作它自己的符号来执行职能，因此也能够由符号来代替。这就告诉我们，电子货币的出现并非意味着人类又回到了物与物直接交换的形式上去，而是交换媒介的形势发生了变化，由具有实体的纸币变为虚拟的、无形的电子数字。

三、货币是交换和信用的产物，也受国家法律所制约

自从电子货币出现之后，有人说，传统经济理论认为，自从金铸货出现以来，货币就国家化，货币供给严格受国家法律所限制，从某种意义上说，货币是法律的产物。而电子货币则是客户、商业银行和其他经济机构自发的信用的产物，而不像现行的纸币的发行和流通必须依靠国家强制力。认为电子货币可以脱离国家法律的观点至少是片面的，也可以说是不对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私有制、分工和商品交换是货币产生的三个密不可分的要素。货币产生后，作为新的强大的社会力量迅速地瓦解了原始共产制经济，改变了人与人之间互相依赖的社会关系，把人类社会由野蛮时代引向文明时代。

马克思说：“一切东西都可以买卖。流通成了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时都成为货币的结晶。”可见，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首先是在交换中产生的，不是由国家法律创造的。现代社会的纸币也是信用的产物，稍有宏观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在当代，各国中央银行都通过公开市场买卖、变动贴现率和变动银行存款准备率这三种方式来增加货币供给。而这三种方式的运行都依靠信用。理论和实践都证明无论是金币和纸币首先都是交换和信用的产物，政府和法律仅仅是适应交换和信用发展的需要对货币的创造加以管理和保证。

现在新出现的电子货币同金币和纸币一样也是社会交换和信用的产物。当前，在我国典型的电子货币就是各类银行卡。最主要的银行卡是信用卡，也就是银行和其他财务机构签发给那些资信状况良好的用户，用于在指定商户购物和消费，或在指定的银行机构存取现金的特质卡片，是一种特殊的信用凭证，也是持卡人信誉的标志。但是，电子货币同当年的金币和现代的纸币一样也要受国家法律所管理。

当我们强调金币、纸币和电子货币都是交换和信用的产物时，不应忽视电子货币的产生与国家法律的关系。现在，所有国家的货币都是纸币，都是符号货币。这种自身几乎没有价值的符号货币不可能由个人随意发行并且普遍使用的，必须由各国政府决定它的发行，才能保证纸币的稀缺性，保证纸币的购买力。此外，政府还要规定纸币单位的名称，及不同单位之间相互固定不变的兑换比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计量单位、它的等分及名称的规定一方面纯粹是约定俗成的，另一方面在流通内部应该具有普遍性和强制性，所以它必须成为法律的规定。这个纯粹形式的手续就落在政府身上。”比如说在我国，“元”为标准计量单位，“角”和“分”都与“元”有固定不变的比例关系。我国的价格标准是我国政府通过法律规定的，其他国家的价格标准也是其他国家政府通过法律规定的。

因此，任何一种货币发挥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功能时，尽管仅仅是符号，但这个符号都是具有国家属性的，都在一国之内发挥其功能。货币从产生时起就带有国家的印记。时至今日，货币的国家属性更得到了充分表现，现在一切文明国家的货币都是国定货币。国家不仅指定货币的名称和计量标准，而且还管理和控制本国货币的发行和流通。货币是国有的，国有货币仅仅是国家授予货币占有者合法化权力的符号。

有的文章说，电子货币是信用货币，是个人和金融机构共同创造出来的，是在法律之外，不受法律约束的自由货币，这种观点同样是片面的，是错误的。电子货币的基础是纸币和银行存款，电子货币所用的单位与纸币完全相同。电子货币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纸币的限制，但又时时受到纸币的限制，摆脱不了纸币的限制。那么，既然纸币、银行和金融机构要受到国家法律的约束，电子货币当然也要跟着受到国家法律的约束，它绝不可能在国家法律之外为所欲为。写到这里，笔者不禁想到，当年有不少文章说，欧洲美元是不受任何国家法律约束的货币，那也是错误的观点。其实，欧洲美元尽管在美国境外，但它绝不是一个无法无天的货币，欧洲美元归根到底还是美国的美元，还是要受美国的法律所约束，欧洲美元的出现，仅仅说明美国美元的外延。

四、电子货币弱化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特权之说不足为新

人们对电子货币的作用说得最多的是，电子货币主要影响货币供给，这主要表现为在电子货币部分替代流通中的通货以后，中央银行发行的通货仅仅是整个货币供给的一部分，因此电子货币对流通中通货的影响会直接影响到货币供给量。影响最大的是狭义货币M1。M1=通货+活期存款，通货在M1中占比重较大，所以电子货币替代部分通货以后，就必然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狭义货币M1，其主要表现是：第一，由于货币虚拟化，使流通中的通货数量减少；第二，由于电子化货币存在的形式不稳定，影响商业银行的存款也不稳定，从而会改变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数量；第三，由于电子货币既影响基础货币也影响货币供给量，所以电子货币也可以通过影响货币乘数的变化对M1产生影响。这些看法是正确的，但不足为新。同时这种观点有夸大央行作用之嫌。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要明了到底什么是货币供给?最权威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说：“货币还是按传统的定义为好：即通常可以被接受和使用的作为交换媒介的任何物品。”“货币供应量可以用国内公众所持有的货币总量来表示”。当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位获得者——萨谬尔森在他的大作《经济学》中写道：“货币M1的供给包括处在银行之外的硬币、处在银行之外的纸币和一切银行的活期存款。”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和萨谬尔森《经济学》，只要是中央银行已经发行出来的纸币和硬币，只要是存在银行的一切活期存款，只要是国内公众所持有的货币，不管进入不进人流通都构成货币供给。在这里，笔者斗胆地说，不管《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是多么权威，不管萨谬尔森的名气和对经济理论的贡献有多大，但是，他们对货币供给下的定义是否科学正确，是值得讨论的。

马克思说：“我们这里所说的通货量，指的是一个国家内一切现有的流通的银行券和包括贵金属条块在内的一切硬币的总和。”这就是说，货币供给并不是指中央银行已经发行出来的纸币、硬币和商业银行的存款，而是指进人流通中的纸币、硬币和被开具支票的存款。而那些贮藏在公众手中的纸币和硬币，那些在银行负债账户上还没有被贷出的存款都不能算作货币供给。因为它们没有进入流通领域，没有变成真正的购买力，没有转化为需求。我们一再强调人们偏好货币，并不是偏好货币本身，而是偏好货币的购买力。

因此，那些没有被花费的纸币和硬币，没有被贷出的银行存款，由于没有进入流通领域，没有转化为购买力，它们的货币灵魂就离它们而去，也不构成货币供给。在货币市场上，货币供给就是货币盈余者对外所提供的贷款量。这个数量越多，货币供给越多，反之，货币供给就少。所以货币供给量是由流通领域中的货币量和进人借贷领域中的全部货币量构成的，不应该由银行已发行出来的全部货币量来构成。在我国人们坚持后者，放弃前者，根本原因就是只学习西方的货币理论，忘记了马克思的货币理论。

既然货币供给是由进人流通领域中的对商品和劳务进行购买的货币构成，那么，汇票和支票在购买中代替纸币充当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构成货币供给这是人人都接受的事实。马克思说：“几乎每种信用形式都不时地执行货币的职能，不管这种形式是银行券，是汇票，还是支票，过程本质上都是一样的，结果本质上也是一样的。”“这一切形式的作用，都在于使支付要求权可以转移。”这就是说，除了纸币和硬币之外，汇票和支票也是货币。

既然我们承认汇票和支票代替纸币在流通中充当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构成货币供给，那么，电子货币代替纸币代替汇票和支票执行流通和支付手段，理所当然地构成货币供给，这还有什么可疑义的呢?依据马克思的货币供给理论，电子货币既新又不新。所谓不新，就是因为电子货币所起到的流通和支付手段的职能和传统的汇票和支票没有什么两样；所谓新，是因为传统的汇票和支票是具有物理属性的纸质货币，而电子货币是由纯粹抽象的数字表现的没有物理实体的货币。

既然电子货币像传统的汇票和支票一样在流通领域中发挥流通和支付手段的功能，那么，个人和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通过相互信任创造出来的电子货币就是货币，就构成了货币供给的一部分。随着信用程度的普遍提高，计算机网络的普及和应用，电子货币在总货币供给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写到这里，我们就会清楚地明白，货币供给量就是在流通中的全部货币，不是中央银行已经发行出来的全部货币。中央银行发行出来的货币进入流通，就形成货币供给；不进人流通，就不形成货币供给。所以货币供给增加与否，不在于中央银行发行了多少货币，而在于有没有交易，有没有货币流通。只有交易和信用去创造货币供给，增加货币供给。有了交易和信用，不仅由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和硬币进入流通后构成货币供给，就是由购买者、销售者和金融机构自行创造的汇票、支票和电子货币，只要进入流通，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也同样是货币，也增加货币供给。货币供给主要是由贸易和信用决定的，并不是由中央银行一手决定的。那么，说电子货币弱化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的管理和控制，这既不了解什么是货币供给，又夸大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的作用。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错觉呢?根源还是在于当代西方著名经济学家对货币供给的错误表述。

第3篇：马克思理论论文范文

关于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的论文：马克思在哲学、政治经济学两层 意义上看待生产,他的艺术生产理论也是在两层意义上提出的,但还带有浪漫主义和资本主义批判的背景,由此形成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的三重内涵,即:物质生产 制约下的精神生产;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条件下的一种生产;自由的精神生产。

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的两层意义在本雅明、布莱希特、阿尔都塞、马歇雷、伊格尔顿 等人那里得到了发展,但又受到鲍德里亚等人的挑战。因此,恰当地厘定马克思说法的多重内涵与语境,有助于认识艺术生产理论的当代价值。

（来源：文章屋网 ）

第4篇：马克思理论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马克思和现代西方学者都对股份制企业的由来、发展和运行提出了一些基本的理论观点。两者既有共同点又有差异。马克思是将股份制企业的存在放在一个资本主义总图景中来分析，探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西方学者则是在否认企业本质的基础上侧重于企业各种表象的分析，更多地从企业本身的角度议论问题。所以，在阶级本质和科学体系上，马克思和现代西方学者是不一样的。但在研究单个企业如何演进到股份制企业等方面，马克思和现代西方学者的理论又有一定的相通性和互补性。

基金项目:本研究为中国人民大学“211工程”建设项目《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子项目《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韩玉玲,女,山东邹平人,山东教育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经济学。

马克思和现代西方学者都对股份制企业的由来、发展和运行提出了一些基本的理论观点。马克思是将股份制企业的存在放在一个资本主义总图景中来分析，探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从整体上看，马克思是在确认企业表象的基础上侧重于企业本质状况的分析，并更多地着眼于资本主义总体经济关系的分析和经济关系的演变。西方学者则是在否认企业本质的基础上侧重于企业各种表象的分析，更多地从企业本身的角度议论问题。所以，在阶级本质和科学体系上，马克思和现代西方学者是不一致的。但是，在研究单个企业如何演进到股份制企业等方面，马克思和现代西方学者的理论又有一定的相通性和互补性。具体讲，两者的共同点和差异可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马克思与现代西方学者对股份制理论研究的共同点

1、马克思和现代西方学者在研究单个企业如何演进到股份制企业等方面都注意到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股份公司是伴随着商品经济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渐发展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增长和资本的个人所有制形式之间矛盾的产物，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马克思说：“股份公司是随着海外贸易和手工工场的出现而产生的，并席卷了它力所能及的一切工商业部门。”[1]因为海外贸易和手工工场的出现标志着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达到相当程度。工场手工业扩大了企业的内部分工，使得单个资本家需要更多的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从而使得它开办企业所需要的资本最低限额不断增大。马克思指出：“还在资本主义生产初期，某些生产部门所需要的最低限额的资本就不是单个人手中所能找到的。这种情况一方面引起国家对私人的补助⋯⋯另一方面促使对某些工商业部门的经营享有合法垄断权的公司的形成。”[2]这些由过去独资性质的私人企业转化为国家投资与私人资本合股或私人资本之间合股经营的企业。“这些公司就是现代股份公司的前驱”[3]。所以，股份公司产生的首因是扩大再生产和资本集中的需要。18世纪产业革命兴起后，商品经济和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企业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创办一个大型企业所需的最低投资额也在不断增加。这时单纯依靠资本积聚已远远不能满足扩大再生产追加资本的需要，单个资本的数量有限性与创办大型企业所需要的巨大投资额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为此，资本家通过发行股票的方式筹集资本，实行资本入股联合经营，创办股份公司。马克思说：“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4]正由于此，从18世纪开始，股份制企业成了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形式。美国著名企业史学家钱德勒在其著作《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一书中认为，1840年以前的美国企业基本上属于传统企业，其原因是由于技术和市场两方面的限制。到19世纪70年代，技术的进步(铁路、电报的广泛应用)和市场的扩大，导致了企业规模的膨胀和现代工商企业的出现。现代工商企业首先是在“具有新的先进技术，而且有不断扩大的市场的部门和工业中出现、成长并继续繁荣的。”[5]

2、马克思和现代西方学者都认识到了股份公司最重要的特征是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马克思认为，与非股份制企业的资本所有权、经营管理权结合在一起不同，在股份制企业中，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是分离的。资本所有者中的一部分转化为单纯的货币资本所有者或股东。他们虽然可以在股东大会上对公司的经营提出建议，并凭借股票取得一定股息，但实际上只是单纯地拥有资本所有权；另一部分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则转化为经理，成为公司内其他资本所有者的资方管理人，拥有企业经营权，从而使”管理劳动作为一种职能越来越同自有资本或借入资本的所有权相分离”[6]。这样，“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单纯的货币资本家。”[7]在股份制企业内部，“留下的只有执行职能的人员，资本家则作为多余的人从生产过程中消失了。”[8]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所有者拥有的资本与经营才能的不对称。他们只得把企业的经营管理权让渡给具有专门才能的人，而这些人却不一定具有开办企业所需的资本。两权分离打破了传统的独资或合伙自营的经营管理形式，有利于实现经营管理的专业化和社会化。

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贝利和米恩斯、伯纳姆及加尔布雷思等人都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股份公司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的“经理革命”。凡勃伦在1923年发表的《无主所有制和现代企业》一书中认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伴随着股份公司的发达，其股权越来越分散，公司资产所有权与管理控制权分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因此，凡勃伦从财产实际占有的角度，把那些远离公司控制权的所有者称之为“不在所有者”，认为公司权力已逐渐转移到了公司经理人员的手中，股份制则被称之为“无主所有制”。1932年，伯利和米恩斯在合作发表的《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一书中，首次比较系统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股份公司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的事实。1941年，伯纳姆出版《经理革命》一书，对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和产权关系作了进一步分析，提出了“经理革命”这一概念。新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加尔布雷思也认为，在现代公司中，权力已从过去的资本所有者手中，转移到了企业的经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手中。

二、马克思与现代西方学者对股份制理论研究的不同点

1、经济分析方法的不同。马克思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着手，认为经济发展过程既是一个动态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交互作用的过程，也是一个由于技术和制度变动而导致的资源配置状态演化的过程。所以，他采用的是历史的、宏观的、动态的分析方法，是从抽象到具体并以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辩证方法来揭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马克思在技术分析和制度分析的结合点上突出预期利润极大化的目的，认为资本家办企业的目的是为了用最小的预付资本获得最大的剩余价值或利润。他把企业的规模大小和制度变迁置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之中，把它们看作是技术、协作、劳动力、资本、市场(竞争)和利润等基本经济条件变化的必然反映，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断发展及相互作用的结果。马克思认为，企业制度的演进受制于资本主义总体生产关系的变化。以企业制度演进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具体生产关系的每一次变革又都受制于社会生产力的变化，同时又深刻地影响和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由此，马克思揭示了经济发展诸因素之间相互对立统一的运动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大量篇幅客观描述了企业规模、制度和效应的演进轨迹:简单协作(企业的萌芽)工场手工业(初级企业)机器大工业的工厂制(典型企业)股份公司制度(现代企业)。企业演进的每一次实质性变化都反映着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如果从资本形态来概括，还展示出另一种私人企业的演进轨迹:业主制企业合伙制企业公司制企业。在企业制度的每一次“革命性”跳跃的背后，技术或生产力的变化都是其深刻的根源。马克思从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消亡的规律出发，遵循历史—逻辑—实证的经济分析方法来揭示经济现象和股份制企业的产生和特点。所以，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对经济运行的本质揭示得更为深刻，对包括股份公司在内的企业制度的描述具有更广阔的视野、系统的认识和科学的逻辑，更具有历史真实性。

在对股份公司这个问题的论述上，马克思在历史上最早而且最清楚地阐明了股份公司的资本组织形式和社会化生产力之间的辩证关系。他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对资本主义股份公司进行了分析。从生产关系方面看，股份公司的性质取决于它赖以构成的一定的所有制的性质，资本主义股份公司中的股份资本主要是资本家资本的联合，这就决定了股份公司的资本主义性质。从生产力方面来看，股份公司作为发展经济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和发展生产力的一种手段，适用于与社会化生产力相适应的整个商品经济的历史阶段。

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则是采用微观“技术”分析方法，即抽象的静态分析，或至多是比较静态分析。他们遵循假设—推理—实证的静态分析方法，一般从其所论课题出发，先行假设若干既定条件，经过逻辑演绎，在得出结论之后，再来看一看发展起来的企业概念是不是与现实世界中的情况一致。这种分析方法就难以展示导致经济发展的诸因素之间是如何从整体上交互作用的，同时也容易使人片面地理解经济发展的全部过程。比如，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罗纳德·科斯对现代企业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就只停留在表面层次上——市场中的经济人根据对交易费用的比较从而在企业和市场之间选择交易方式，而没有更深入地分析和解释企业横向联合和纵向一体化的根本动力，也没有历史地研究整个企业的发展史。1981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也写道:“我认为要将现代公司主要理解成许许多多具有节约交易费用目的和效应的组织创新的结果。”[9]他们忽视和淡化了企业成长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深层原因，即追求利润最大化。节省交易费用只不过是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手段。所以，他们的分析是不深刻、不充分的。

2、在对企业(包括股份制企业)职能的论述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把研究重点放在了生产上面。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的本质在流通过程中往往被表面上的平等所掩盖，而在生产领域则看得十分清楚。因为生产领域最能反映资本的本质，即追求剩余价值。所以，企业同时具有生产和交易两个功能，但其本质功能是生产产品和创造剩余价值。企业的交易功能从属于生产功能。马克思早就看到:即使是简单协作的企业，也能部分替代原来由个体所从事的生产及相应的市场交换;股份企业还能部分替代原来由政府所从事的生产和服务及相应的市场交换。而科斯、威廉姆森等人则片面地将企业仅仅作为一个交易组织来处理，忽视生产，注重流通，认为企业起源是企业作为市场的替代物而出现的，强调企业的显著职能在于替代市场或市场机制，由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从而节约交易费用。3、在对企业(包括股份制企业)契约本质的分析上，马克思认为，企业是一个由契约结成的经济利益矛盾的统一体。他既承认和描述资本主义企业的契约所具有的形式上的自由和平等，即资本所有者与雇佣劳动者在市场上的“等价交换”，又揭示出这一契约在实质上的不自由和不平等。这就是当劳动力的买卖实现和劳动契约贯彻执行过程中，即进入生产领域时，基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雇佣劳动制度，资本所有者凭借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无偿占有雇佣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对于那些向资本所有者出卖自己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来说，由于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他们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不能改变其受雇佣被剥削的地位。

在股份公司中，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即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即单纯的货币资本家，表现为资本的管理权与所有权相分离，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在这种企业的组织结构中，短工、辅助人员、直接生产工人、工程师、监工、经理、监事、董事、股东等各类人员，其职责和作用是不同的。马克思认为，包括直接生产工人、辅助人员、技术人员和经理(从事某种熟练劳动)在内的“总体工人”是产品价值的真正创造者。具有经营管理知识的经理阶层作为丧失生产资料的雇佣劳动者，一方面受雇于资本所有者，他们虽然有时会由于资本所有者的恩赐分得一定比例的经营成果，但他们所得报酬的主要方面是领取相对固定的工资，因此，其利益实现方式在本质上与劳动者相同。另一方面他们又作为资本所有者的人，代表雇主行使经营管理权。在西方学者对此问题的论述中，他们强调雇主监督雇员并拥有剩余索取权是天经地义的。比如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分析就认为:企业生产是团队生产团队生产需要测量投入对成员劳动投入难以测量，团队生产的参加者都想免费搭车需要监督成员以免偷懒监督者也可能偷懒企业最好的激励机制是赋予监督者剩余索取权可免偷懒减少偷懒意味着效率高。剩余索取权等同于财产所有权。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享有剩余索取权的监督者就是企业家。他们用团队去说明企业的内部关系，把企业说成是不同的要素所有者为了提高效率而进行合作、完全依靠协商形成的契约去维系的经济组织。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激励机制不过是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一种歪曲的理论表现。因为明明是资本家凭借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或资本的所有权无偿占有雇佣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及其价值。工人作为劳动者处于被监督的地位。企业家作为财产所有者和剩余索取者处于监督者的地位。企业家和工人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但在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理论中，这一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特殊结合方式却被歪曲为团队生产或协作群生产的一般和必然的结合方式，而且是雇员向雇主“分派”剩余索取权，是自愿让与的结果。由此可见，西方学者模糊私有企业资本与雇佣劳动的本质关系，回避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利益的对立，这充分显示了他们的阶级偏见。经典作家透过被歪曲表现出来的经济现象，阐明私有古典企业和股份企业契约本质的分析方法，超过了许多西方经济学家。

4、在对股份制企业内部结构的分析上，马克思清晰地指出了股份公司内部所有权与管理权相分离的某些特征和意义，并客观分析了企业各类人员的不同经济地位和在价值创造中的不同作用，从而得出西方学者无法理解的革命性结论。不过，马克思对上述问题只作了一些原则性说明。对于象两权分离的条件、具体的权利结构以及资本所有者如何对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行为进行激励和约束等问题没有详细阐述。这主要是由于当时股份公司刚刚出现，古典企业还占据着统治地位的缘故。同时，马克思还只是把企业经营管理者看成是一个雇佣劳动者，而没有把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来看待。

西方学者则把企业经营管理者看作成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利益主体，它的效用函数和目标取向和资本所有者是完全不同的。他们甚至还会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来扩大自己的权益，损害资本所有者的利益。正由于此，人们试图通过股票、债券的优先选择权以及薪水与股票挂钩的形式给予经营管理者报酬，以便让企业经营管理者和资本所有者的利益保持一致。如詹森和麦克林的委托理论。钱德勒强调了现代工商企业内部的科层组织或等级制组织，突出了“经理群”的管理权。威廉姆森也注重大公司的“H型”结构、“U型”结构和“M型”结构的变化，并独创性地探讨了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种种现象和机制。这类涉及股份制企业表象的结构分析，一向是西方学者研究的重点，也是较科学和最主要的学术成就。他们对资本所有者与企业经营管理者之间关系的深入分析还是有一定的实用价值的。

5、马克思通过对股份制企业的分析，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的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得出了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和企业规模的扩大将导致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如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股份公司“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单纯过渡点”[10]，是私有制转化为公有制所不能绕开的历史过渡阶段。而科斯、威廉姆森等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对企业的分析则是寻求企业的最佳规模。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31.

[2][3][4]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358、358、724.

[5]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2-3.

第5篇：马克思理论论文范文

关键词 《论犹太人问题》 政治解放 普遍的人的解放 人类解放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z.2016.08.072

Abstract Marx's "on the Jewish problems"， after criticism of Powell tells the story of the association of political and human liberation， Marx said political emancipation is not ordinary human liberation of the final model"， also has restrictions on and non thoroughness， with this theme， Marx made a detailed discussion and give people together liberation points out the clear direction. At present， Marx's theory of human liberation in the content still has significant reflection. This paper from the three angles of reflection "on the Jewish problems" contemporary meaning， namely： political liberation， human liberation and the liber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way.

Key words "on the Jewish problems"； political emancipation； common people's liberation； human liberation

马克思于1844年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文章《论犹太人问题》，对布鲁诺・鲍威尔的《论犹太人问题》与《现代犹太人和基督教徒获取解放的实力》两篇著作中讲述的关于犹太人怎样获取解放的看法进行了细致的评论。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所阐明的人的解放的理论在当代社会仍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本文将从三个角度反思《论犹太人问题》的当代意蕴，即：政治解放、人的解放及获得解放的根本途径。

1 反思政治解放的当代意蕴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从三个方面解释政治解放的含义，在政治解放与社会的二者的关联而言，“政治解放同时为与人民所反对的国家政治制度也就是专制权力所依赖的旧有社会的崩解，政治革命能够被称作为市民社会展开的革命。旧社会的性质究竟如何？我们能够利用一个词语进行描述，就是封建主义”所有让人民群众被侮辱、奴役、遗弃以及蔑视有关事物，达到人民自由权利的真正实现，达到个体作为普通社会成员所拥有的私人权利例如关键性的私人财产权利以及言论自由权利。就政治解放和宗教两者的关系来说，所说的政治解放即是让社会脱离宗教的约束和限制，“在社会从宗教里解放出时，或讲国家即是它的自身，不在为任意宗教的权势服务，只是维护其自身权益，按照本身的标准，切合本身特性的方式，作为一种现实的国家，脱离宗教的约束。”这就代表着将人从宗教的枷锁中解救，其利用的工具就是国家，或者说人通过国家这一工具宣布自身变成了无神论者，可是这并不代表着充分的解放，原因是其仅仅利用了抽象、有限、局部、间接的方式摆脱宗教的枷锁，换句话说，他要想完成对于宗教的超越必须要依赖国家这一中介，将自身的所有非神性、无约束性都是寄托在国家这一中介上。从国家与市民社会二者的关联而言，所谓政治解放，即市民社会同国家、私人领域同公共领域二者的相互分离。获得政治解放的同时也代表着市民社会摆脱政治的控制。马克思表示，人能够划分成私人与公人两种人，宗教自政府往市民社会的转换，即是政治自由的实现，依照马克思的观点，政治解放能够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使得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分立，公人与私人的分立以及人的本质二重化。国家代表的是人的普遍性，即公人；市民社会代表的是人的特殊性，即私人。把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只是意味着宗教由公人的事情变成了私人的事情。

现如今，我们应当用更急严肃认真的态度来思考政治解放的现代涵义。正如马克思所提到的，要想进行政治解放，其必要前提以及基础就是市民社会。所说的“市民社会”，从经济状态的方面来分析，即是市场经济形态，当代层面含义上的市民社会构成的主要目标是最大程度地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从此角度来分析，政治自由能够被看作是市场经济进步拓展到某种程度而引起的政治改革，而这中改革所要实现的目标，就是开创与市场经济发展契合的政治环境。或者说，政治自由和市民社会两者的联系即政治自由和市场经济两者的联系，和市民社会两者的关系即政治自由和市场经济两者的关系。以往大家一直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姓资姓的问题社展开争论，但是在对于计划经济不断发展过程中展开的探索之后，我们发现现代经济的不断发展必然要经济市场经济这一关键性阶段，并且明确了建立及健全市场经济体系的总体方略，而中国从实施开发制度以后市场经济革命所获取的各种成果就体现出这一认识的正确性。以上我们能够看出反思政治解放的当代内涵对于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而言的重要意义，因此我们就理所当然的认为全人类的进步拓展一定要历经政治解放这个时段，探索社会主义体系中达到政治自由的重要性以及可实施性。

2 反思人的解放的当代意蕴

要想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以及把握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理论，就要从根本上意识到“人类的自由解放”即是自“政治解放”转换至“广泛的人类的自由解放”这种历史经历，而“人类解放”则更加侧重于人类追求这种彻底的普遍的自由解放所要完成的最后目标。马克思常常使用“类存物”等词来讲述人的解放的主要涵义，所以其提出，使用政治自由而组成的政治社会，即是人和本身物质活动相互对照的类活动。在社会里，人类即是一个类的替代物，然而在以现实需求及利己思想为特征的市民社会里，人类转变了类存物的特性，因此，进一步的解放是广泛的人类解放或者是普通人类解放的最终模式，即把人类从市民社会里全部解放出，从现实思想及利己思维的世俗理念里解脱，令人的感性思维相同种类存在的问题消失，把人类自身“原有的能力”即是社会各种力量联合在一起，如此就不在运用政治权利的方式和本身相互分开，从而让实际里个体把抽象的市民回归到本身，而且当做个体在本身的经验活动、自身的工作劳动、自身的关系过程中转变为类的存在物。从这个层面上而言，“人的解放”同“人类解放”的意蕴是一致的。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指出“全部类别的解放均是把人类的社会及人类之间的关联归给他本身。”政治解放把被宗教教化的人类的社会与人与人间的关联送还给了自身，但是这类形式的奉还并非十分彻底的，拥有本身的限制性。他提到：“政治解放的局限性最先体现在：即使人还没有全部从一定制约中解放出来，社会一样可以从这类限定里解放，即使人还没有变成自由的人，国家一样可以变成共和国。”马克思提出了彻底的关系归还方式――人的解放，事实上，即规定在政治及经济两大层面都获得解脱，全面的解脱，而且追其根本即是经济的解放。其原因就是经济为政治的基础，对于政治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前者（政治）却是后者（经济）的奴隶”。另外，要想真正实现人的真正解放，一定将人身上的各种异化关系消除，而究其根源依旧是社会经济因素。

人的解放一直是的主题，而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创新与发展也不应该偏离这个主题，而且应当一直伴随“人类的解放”的这个传统的主旨来建立原理体制。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一直保持着达到 “人类的解放”的原理观念与实践目标――把关注力聚集在人类存在的价值观念及以人为核心的基本策略。在当代，认真严肃地反思马克思的人的解放理论的现代意蕴，可以为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提供清晰的思路，力求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提供的理论依据以及现实中的导向航标。

3 反思获得彻底解放的根本途径的当代意蕴

在反思政治解放以及人的解放的当代指向的同时，实现这种彻底的人的解放的根本途径又是指什么呢？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是这样回答的：“单单在实际里的个体把抽象的市民回归到本身，并且身为个体，在本身的经验活动、个人工作、个人关系之间，变换为类存物时，单单在人类觉察到自身‘本有的能力’是社会能力，并且把此种力量联合在一起，因此不在把社会力量经过政治渠道的方式和自身相互分开时，在达到这样要求的时候，人才能实现自身的解放。”政治自由解放开始把人类在政治中从宗教里解脱出，从而把政治关联复归到人类的自身，让人变成公民、法人，但是同时将人归结为市民社会的一员，这一个体是利己并且独立的，而不是“类存在物”。所以，更深入的解放，也就是普遍人类的解放，关键之处在于克服政治解放所导致的人存在的二重化，就能够使得人将抽象的公民归附于本身，进而自身在其经验生活、个体劳动、个体关系中变成类存物。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要实现人的解放，就只有利用那种实现废除私有财产、限定财产最高额、没收财产、实行累进税的方式，才可以完成。由于政治解放并没废掉私有资产，反倒将此当作基础。所以，马克思提出实现人类根本的最重要途径就是消除私有财产，使得人类从财产当中解脱出来，从而废除市民社会里的不是政治上的差异，去除市民社会里的不公平。或者说将人的世界以及人的关系归还给人本身，恢复人的本质以及价值，使得成为全民发展基础上的有自由个性的个体。即“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与人自身”。

人的解放是一个不断探索创新的历史过程，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始终坚持马克思的人的解放思想，并不断地对获得人的最终解放的途径进行探索与实践。在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秉承着的精髓，以广大居民的基础效益当作根本出发点，不断达到广大居民进一步扩大的物质文化的要求，表现出大众公民的基础效益、期望和需要，保证广大居民的经济、政治与物质权利，另外，在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以经济发展为核心，改善行业构造，增强经济制度的变革，构建与健全当代公司规章体制，建立平等、公平、和谐的社会。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 庄福龄.简明发展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3] 罗骞.论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及其当代意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4] 李春生.马克思对鲍威尔哲学的三次批判[J].哲学社会科学，2006（11）.

[5] 聂金芳.再论“犹太人问题”――重提马克思思想早期演变中的一桩“公案”[J].现代哲学，2013（6）：1-14.

第6篇：马克思理论论文范文

关键词：网络；中国青年；文艺理论；需求；美

现代社会，随着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双重提高，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生活中，人们时时处处都想将最美的形象展示出来。可是美的定义却越来越模糊。陆兴忍博士在课程中曾介绍了当代中国的一些社会现状，和网络文明的缺失行为。是什么让当代中国变成了这样？是否是缺失一种信仰？

1.文艺理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马克思说：“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繁盛时期决不是回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胳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这就是说，在社会发展的较低阶段，生产力和一般文化知识水平相对低下的历史条件下，也曾出现过艺术上的繁盛时期。而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资本主义欧洲，虽然物质生产有了很高发展，却没有出现艺术上如古希腊那样“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的繁荣景象。马克思在本文中还指出，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至此，马克思揭示了两个层次的不平衡。一是艺术发展的繁荣状况与一般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二是某种艺术形式（种类）与整：个艺术的一般发展之间的不平衡。那么，怎样理解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包括艺术归根到底总是这样或那样地反映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呢？诚然，“困难只在于对这些矛盾作一般的表述。一旦它们的特殊性被确定了，它们也就被解释明白了”。

2.艺术在一方面是在特定时代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如，希腊神话产生于公元前九世纪至前八世纪。那时艺术还没有从原始人的生产中分立出来。由于生产力水平低，社会分工还很不发达，因此很多自然现象、自然力还不能为当时的人所科学地理解和认识。然而，人是有力求理解和征服自然的能动性的。这样，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就成了当时的普遍社会需要和历史必然。一句话，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一般的物质文化状况产生了人们这种特定的精神需求和可能的心理满足。希腊神话和史诗就这样应运而生，并得到了极大的繁荣和发展。“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而神话的本质和特征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希腊神话，也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这时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人们只能有“神话地对待自然的态度和一切把自然神话化的态度”。因此，希腊神话和史诗，这种“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在古希腊这块土地上，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形式创造出来”。反之，在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的另一种社会历史条件下，“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

3.马克思文艺理论传入中国的影响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中，把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形式之一的艺术归入上层建筑的范畴，强调它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他认为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四个方面的内容都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形式。可见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已经不再是局限于一种“思想体系”了。因此，文学艺术当然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在这种意识形态传入中国之后，同样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就要求我们在研究文学艺术时，不能让它脱离了社会。要联系我们所处的社会形态，在特定的经济基础中寻找其根源。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精神活动，必然要受其他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对当代中国来说，它更应该成为一种信仰，以及艺术的审美标准。

在中国，越来越多的网络恶俗文化充斥着年轻人的生活。甚至很多人更是以此为乐。恶俗的趣味以及艺术形成了一种变态的美。这种美的审美形式和艺术表现方法脱离了艺术素养的范畴，让艺术变得不是高雅和品味的象征，而是低俗和快餐文化的结合体。由于网络法律的不完善，这种变态的艺术传播迅速，更引起了审美观并没有发展完好的青少年的好奇心理以及模仿心里。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强调指出了文艺的独特性，它通过“艺术的”方式来掌握世界。如果说当代中国的艺术领域出现了扭曲，那么对于社会也会造成深刻的影响。如，游街，反对非主流，或者是另类的行为艺术。这些都容易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结束语

没有信仰，没有理念的艺术是杂乱的。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摹仿自然，但并没把摹仿看成是被动和机械的。而恶搞的艺术是脱离自然的和谐的。近年来，随着文艺美学研究的深入和对文艺自身规律的重视，国内外学者对艺术掌握世界的“掌握方式”有着不同的理解。使世界变成头脑自己的东西而在头脑中呈现出来，在这一过程中，主体是能动的、积极的，是动作的发出者，带有主动占有的性质。

因此，我们认为，对世界掌握的过程不仅仅是对世界的认识和反映，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主体发挥其主体能力，进而在对象中肯定自身的价值。自身价值的体现就和自身审美息息相关。提升个人审美理念，从文艺出发来改造社会。综上所述，当代中国对发展马克思文艺理论的需求是必不可少的。

参考文献：

[1] 彭修根.侯平川.试论中国化文艺理论的话语张力 [M].湖北：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01

第7篇：马克思理论论文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美国金融危机；结构性矛盾；启动国内需求；创新驱动

中图分类号：F091.9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11.62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11-133-02

一、问题的提出背景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3年上半年国民经济主要指标显示，一季度GDP增长7.7%，二季度增长7.5%。美国商务部2013年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第二季度美国GDP增长1.7%，这是美国经济连续第3个季度增速低于2%。以上数据表明，在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美国的经济形势没有发生根本好转的情况下，我国经济面临着下行的压力。新一届政府的思路和应对措施引发了广泛关注，英国巴克莱资本创造了一个新词经济学，用来概括为中国制定的经济增长计划，其内容有三个重要支柱：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以及结构性改革。如何认识当期我国宏观经济存在的问题，对于提高政府政策的针对性和效果十分重要。

二、马克思危机理论

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再次受到了各国的强烈关注。学术界运用马克思经济理论对危机进行深刻的解读，揭示金融危机发生的深层次原因，马克思经济理论在对现实经济问题解释方面的深刻性和科学性再次得到肯定，被人们广为接受。虽然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机理和我国当前面临的现实经济问题有所不同，但细细品读马克思危机理论对理解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问题，有一定启示意义。

在马克思经济学框架中，经济危机源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供求失衡导致市场自发性出清功能失灵。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由两个层面组成：第一个层面是交易方式创新和虚拟经济发展导致了对实体经济的偏离。虚拟经济的发展给生产和消费带来巨大的伸缩性，使生产和消费可以突破实体经济的限制而虚假的增长，这进一步加重了生产过剩的危机；第二个层面为社会总资本运动中的不同部类由于难以同时实现物质补偿和价值补偿而导致的社会再生产难以为继。马克思用社会总产品来分析资本的运动过程，社会总产品在物质上可以分为两大部类，第一部类为生产性消费的生产资料，第二部类为生活性消费的消费资料。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第一部类全部产出必须在总量和结构上符合两大部类对生产资料补偿需要和扩大再生产的追加需要，第二部类全部产出必须在总量和结构上符合两大部类对生活资料的补偿需要和扩大再生产的追加需要。

三、当前我国要警惕马克思危机理论第二层面的风险

美国金融危机是发端于住房抵押贷款市场，贷款供应商向低信用度、低收入阶层发放房产抵押贷款，贷款供应商通过资产证券化，以次级抵押贷款为基础发行大量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将风险分散给其他投资者。当美国政府调控经济连续提高利率，房产价格持续下降，抵押贷款的违约率上升，导致基于抵押贷款的证券市场价值大幅缩水，市场出现一系列连锁反应，危机由信贷市场扩展到资本市场。资产证券化，将原有金融产品反复打包并发行新的衍生产品，金融衍生品具有杠杆效应，经济繁荣时放大账面资产规模和利润，造成金融衍生产品的规模远远超过实体经济的规模，创造了大量虚假需求，进一步加剧了过剩。2007年美国的GDP约14万亿美元，全球GDP约为56万亿美元，但全球金融衍生品规模多大400-500万亿美元。从危机的发生过程来看，美国金融危机和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偏离实体经济有关，属于马克思危机理论的第一层次。

我国当前的经济情况则和美国危机发生前的经济情况有所不同。当前美国的经济呈现出以金融资本为核心的虚拟经济的特点，美国的金融危机与金融创新过度、金融衍生品过度发展有密切关系，而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历史短，还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金融创新层次不高，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还远远没达到美国的程度，且还受到政府的严格监管。如果说美国金融危机更多是属于马克思危机理论第一层次，而我国当前则更应该警惕由于部门失衡、结构性因素而导致的第二层次的危机。改革开放后30年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平均9.88%的高速增长，似乎并没有出现西方那种经济衰退的迹象。但其实多年的高速增长累积了巨大的结构性矛盾，这些结构性矛盾才是我们应该高度关注并着力去解决的宏观经济深层次问题。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好，有可能演变成结构性危机，有可能使我国经济缺乏可持续的增长动力，步入发展中国家陷阱，陷于长期的低增长或衰退泥潭。当前的结构性矛盾具体表现为：经济结构，偏向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和出口，内需不足；产业产能结构，偏向制造业及其产能过剩，服务业发展滞后；资金流向结构偏向国企、房地产和美国债券；人口结构偏向老龄化、低端化、教育贬值；城乡结构偏向城市；地区结构偏向东部。

这些结构性矛盾，为我国经济积累了长期风险。如经济结构失衡，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的前景仍然不明朗的情况下，我国通过国外市场消化内部产能的空间变小，而内需不足，国内市场还不能形成对外部市场的有效接替，这会进一步形成依靠政府投资的路径依赖，加剧了产能过剩，错过了把重心放在培育国内消费的时机。产业产能结构失衡，导致部分行业形成严重的过剩，甚至整个行业面临亏损，如钢铁行业。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央出台的4万亿投机及地方的配套投资计划，扩大了基础设施的投资，扩大了这些资源型产业的需求，为这些行业积累了巨大的产能。同时一些能够创造众多就业的服务业及一些决定我国长期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却一直发展滞后。产业产能结构失衡，造成了投资的低效率，损害了我国的长期供给产能。资金流向结构失衡，制约了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降低了经济的活力，不利于就业扩充，资金过度流向房地产形成房地产市场泡沫，还对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形成挤占效应。经过30年的改革之后，国有成本占社会资源在60%，创造的GDP是28%，而解决的就业只有6%，占社会资源不到40%的民营资本，解决的就业在90%以上，创造GDP在62%。我国下一阶段的产业升级，走出依靠生产要素密集投入的粗放型增长，很大程度上需要雄厚的人才支撑，而人口结构的失衡老龄化、低端化，严重制约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以上的结构性矛盾，使我国经济运行比例失衡、不协调严重，为我国经济积累了长期风险，制约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些结构性问题为何长期悬而未决呢？纵观近几年我国政府应对危机的政策，我们实际上走入了一个循环怪圈，由于国外宏观经济低迷，为了保增长，出台刺激性政策，大力启动政府投资计划，加大了对投资的依赖，造成产能过剩、国内消费市场难以培植起来，将结构性问题的解决推迟了下来，随着经济体规模越来越大，它的危害有可能越来越大，越来越难以解决。因此，当前我国要警惕马克思危机理论第二层面的风险。

四、应对的政策选择

针对我国宏观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供给与需求，结构优化的角度去考虑，化解我国的结构性矛盾。

（一）设计启动和振兴国内消费需求的一揽子方案。纵观一些世界经济强国的发展史，强国经济的长期繁荣无不是建立在强大的国内需求之上，如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有强大国内消费需求支撑的经济才是可持续的、平稳的，才是真正的经济强国，能够保持对外界风险的强大免疫力，即使在危机发生后也能有迅速的恢复能力。可支配收入的高低和边际消费倾向的大小等因素影响个人消费能力，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大力提高居民的收入，可以创造有利于民营经济大繁荣的市场环境，出台一系列民营经济大繁荣的扶持政策，鼓励它们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健全民营经济进入某些行业的壁垒，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以及向居民和企业实行结构性减税；另一方面要着力关注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健全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劳动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此外应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步伐，解决看病难、上学贵、住房贵的问题，使居民在消费之时无后顾之忧，方能释放出消费潜能。

（二）从供给因素方面，要解决我国长期存在结构性矛盾。走出“结构性怪圈”， 需要靠创新驱动，提高劳动生产率，找到利润增长的源泉。为应对危机的一系列刺激政策，虽然能显著地减少外部危机的冲击，但具有短期效应，同时会拖延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时间，使结构性问题长期悬而未决。在创新驱动方面，熊彼特的理论或许能给我们以启示，它认为创新浪潮在市场经济繁荣和萧条的周期交替中有至高无上的作用，新的创新浪潮出现时会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经济的繁荣。因此一方面，我国政府应加大对关乎未来的战略性产业的支持和引导，确保在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方面保持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大力塑造有利于企业家群体诞生、发挥作用的市场环境，建立一系列培育创新、支持创造的政策体系。

参考文献：

[1] 张晖明.金融危机的解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2] 方绍伟.中国为什么没有经济危机[J].智富，2013，（08）.

[3] 韦森.目前世界经济衰退的深层原因与中国的合宜宏观政策选择.金融危机的解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第8篇：马克思理论论文范文

【关键词】生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

一、福斯特对马克思生态学思想的论证及其问题

在福斯特看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就是生态唯物主义,马克思批判地继承并超越了伊壁鸠鲁以来的唯物主义传统,达到了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唯物主义历史的统一。为论证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福斯特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梳理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整理出马克思唯物主义思想的历史谱系,其论证的主要节点有以下三个方面。

(1)伊壁鸠鲁是福斯特考察唯物主义的历史起点。在福斯特看来,伊壁鸠鲁哲学的两大要素是反对宗教目的论和自然决定论,二者又是相互关联的,反对目的论是为理解自然服务的,这是伊壁鸠鲁的最终目的。福斯特进而认为,唯物主义本身的发展就是伊壁鸠鲁的目的。“伊壁鸠鲁推进了一种主要是思辨型的唯物主义,它完全不同于柏拉图的那种对思辨的唯心主义式热爱。”①但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作为对希腊化时代状况的反应,伊壁鸠鲁哲学的主题是伦理学,即人的幸福问题,物理学是从属于伦理学的,而不是相反;自然在伊壁鸠鲁那里并不构成独立的认知意义,福斯特是以近代哲学认识论框架生搬硬套在晚期希腊哲学上。

(2)福斯特对马克思博士论文的解读。福斯特认为,“马克思回顾了伊壁鸠鲁的哲学,为的是揭示伊壁鸠鲁的哲学是怎样预示了17世纪至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的唯物主义、人文主义和抽象的个人主义的兴起的。”②马克思受到伊壁鸠鲁唯物主义的自然哲学的影响,批判宗教和目的论,对马克思来说,伊壁鸠鲁最重要的遗产就是唯物主义和人文主义。这时的马克思在用唯心主义的形式表达唯物主义的思想内容。

(3)费尔巴哈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福斯特认为,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在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体系上实现了与黑格尔的决裂,恢复了感觉论的自然唯物主义原则;通过费尔巴哈,马克思彻底摆脱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重新确认实在论和自然主义。尽管马克思后来“批判了费尔巴哈哲学中的思辨的、非历史方面的内容,但是,费尔巴哈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仍然回响在马克思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之中。”③这成为马克思批判宗教思想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福斯特完全没有认识到费尔巴哈哲学实质及其理论贡献,他是站在现代形而上学的立场上来理解费尔巴哈的。事实上,费尔巴哈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是对整个哲学即一般哲学――形而上学的批判,这其中既包括抽象的唯心主义,也包括抽象的唯物主义。这才是真正影响马克思之处。马克思接受了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原则,从现实的人出发,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进而讨伐整个形而上学,并最终以对象性的活动即实践为基础完成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近代形而上学的批判,在本体论上实现最本质的革命。

二、评价

首先,福斯特在根本上是从近代西方哲学认识框架出发解读马克思,把马克思拉回到康德以前。福斯特所理解的唯物主义是所谓本体论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三者的凑泊,福斯特先确立了一般唯物主义立场(即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再说明马克思哲学隶属于一般唯物主义,最后指出马克思哲学的特征,马克思“在他更普遍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科学观中,他既接受了‘本体论的唯物主义’也接受了‘认识论的唯物主义’。”④这样的论述结构本身就说明,福斯特的哲学结构仍然处于近代西方哲学认识论框架之内,这本质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福斯特所理解的马克思正是马克思本人所反对和批判的。

其次,马克思哲学是一般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马克思理论关注的重点始终落在人类社会,尤其是市民社会上,他从来就没有返回到一般唯物主义立场,先确立抽象的本体论的唯物主义,再结合社会历史形成唯物主义历史观。这种理解仍然依附于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而马克思哲学所针对却恰恰是全部形而上学。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涉及自然与社会的领域划分,而是以实践为基础的、针对形而上学的根本性历史原则,即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来解释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才是我们理解其他一切哲学理论和哲学问题的真正的基础和出发点。

最后,关于实践。在福斯特的语境下,实践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中的一个范畴,是社会变化中一个推动环节,与唯物主义自然观基本无涉。福斯特着重强调的是唯物主义的辩证特征,而少有提及实践,实践在其理论中并不构成基础地位。他所谓的“新陈代谢”也仍然是缺乏历史规定性的抽象概念,因为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历史具体地取决于人类的实践的发展水平,离开这一点强调所谓的“新陈代谢”便容易失去客观规定性,从而陷入主观主义。但是,实践是什么?

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⑤在当代哲学理论中,“实践”一词的内涵几乎无所不包,滥觞为包括了从日常生活、饮食起居到理论研究、文化活动等等的一切人类活动。而实践若包括了一切也就失去了一切。因此,必须确定实践的内核,即根本的、基础的、第一性的方面,这就是以生产力为根本的经济基础,而生产力就是人们以使用工具制造工具为特征和标志的物质生产的实践活动。因此,实践作为区别人的活动与动物活动的特征,其基础的含义便首先是以使用―制造工具为根本的物质性操作活动,也就是社会生产活动。人以此为基础区别于其他动物,形成了不同于任何其他动物群体的人类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使用制造工具为特征的人类物质性生存劳动,这才是实践的内核。明确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历史唯物主义。

【参考文献】

[1](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0页。

第9篇：马克思理论论文范文

【关键词】 马克思地域环境思想；生产力；生产关系

一、马克思经典理论家关于马克思地域环境思想的论述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马克思说：“没有自然界、没有外部的感性世界，劳动者就什么也不能创造”。[1]在《资本论》里，马克思说：“在作用于外部自然界的时候，人便改变了他自己的本性”。对此，普列汉诺夫特别指出：“在这几句话中包括着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全部本质”。[2]

从马克思理论家的话语中，不难看出他们对地域环境问题有着深刻的思考，反映了人类和自然界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二者彼此相互影响。这些观点，可以称之为的人地关系观。在马克思地域环境思想中，这无疑是一个具有广泛的普遍性、能够通贯全体和联结一切的隐蔽观点。

二、从三个方面论述马克思地域环境思想的基本内容

1、生产力的要素之一是地域环境，它同人类社会有着内在的统一，并通过生产力对社会产生作用和影响

在马克思看来，“理论的关系”与“观念”的关系只是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一部分。从本质上说，马克思认为要想达到人和自然界二者的统一，就必须以人类在本质上属于自然为出发点。

首先，人类作为自然界的组成部分，属于有活着的自然物质，同时拥有自然力以及生命力两种属性。因此，人类就一定会在自然界中进行生产和生活，这是其存在的根本。其次，“人不仅是自然的存在物，还是人的自然存在物”。[3]因此，人和自然二者的统一，就必须利用社会形式以及人的社会实践活动这个途径来达到。

生产实践，也就是“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4]这一过程的进行必须依赖于自然界或地域环境。地质、水文、气候等地域环境要素，不仅确定了人类最初的甚至是无意识的组合，尤其是种族差异，而且还决定了人类未来的发展。在《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面，马克思还认为地理和气候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自然工具的差异。因此，可以说不同的地域环境对人们的发展生产力产生不同的影响。

2、人类对地域环境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在看来，尽管人类的社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然因素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永远会一直处于被动的局面。自然因素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人类也开始逐渐地由被动变为主动。例如，人类开始慢慢学会使用工具和技术向自然界索取自身发展所必须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地域环境思想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这也是马克思思想的精髓。

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在具体的实践中主要就是生产和战争两种类型。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水平在不同的时代有着很大的差异，所以在人类历史的不同发展阶段对于地域环境反作用的形式和程度也就各不相同。

在原始阶段，人类一定程度上是自然界的“奴隶”。但尽管如此，人类和动物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分，人类是为了自身的存活而开始学会使用生产工具。即使人类学会使用工具和技术去改造自然的根本动力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这些生产和生活的实践活动和动物那种活动也有根本性的区分。“对于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5]时代的步伐在前进，人类也掌握越来越多的工具和技术，生产力得到进一步提高，从自然中获得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效率也在提升，人类的生活水平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但是，如果因此而将地域环境在历史时期的不断变迁完全归因于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反作用，也是不合理的。因此除了人类的影响作用之外，还有一些自然本身的因素。虽然这个因素的影响力无法和人类的反作用相提并论，但也不能将之忽视。

3、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自然属性

在我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否带有自然属性的问题从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在一般的理解中，生产工具由人类通过生产和生活等实践活动创造出来，但生产资料却是属于自然界的。例如，土地、阳光以及河流等，这些都是自然界本身所提供的。自然界的地域环境因素对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深度的影响。从这一点不难看出，生产力的产生和进步在本质上是有着自然属性的。

在类人猿时期，与自然界划清界限的人类制造的生产工具还没有完全诞生，不具有明显的生产力，因此意味着生产关系还没有产生。类人猿同自然界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是一种直接的关系。当人类社会开始之初，人类开始创造出初期的生产工具，相对低效率的生产力也开始逐步形成，并构成初具雏形的生产关系。尽管此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还不够成熟，但对于地域环境和原始人类之间的关系却产生了本质上的变化，并由最初的直接相互作用变为受生产力影响的间接作用。随着社会阶段的持续发展，这种改变越来越为明显。当人类开始利用技术创造出更加先进的生产工具，更高水平的生产力也随之出现，生产关系也愈加进步，社会人同地域环境之间的关系就已经完全间接。

三、地域环境和社会人之间的关系解析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客观地存在着四种相互联系并缺一不可的因素：地域环境、社会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这四种关系里，可以将其分为两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地域环境和社会人。后一类的两者之间并不是直接进行相互作用的，而是需要一个连接的“桥梁”。这个角色正是由第一类有着自然属性的二者来担任，使地域环境和社会人两者之间进行间接影响。

整体考虑，这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两者最初是直接性地对彼此进行影响和作用，只是随着时代的进步，人类开始改造自然，两者之间的直接影响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变成了间接作用。经典理论家也提到了这一点，并认为人类在向自然索取生产与生活资料的时候，必须以目的性的实践活动作为沟通“桥梁”。人类利用劳动工具等方式来将自己的目的传达到自然环境之中，进而获取自身发展所依赖的生产和生活资料，这样就实现了自己的目的。这也证明人类与地域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正是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个“桥梁”的沟通来实现的。地域环境和社会人之间关系的变化也充分说明了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

【参考文献】

[1]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人民出版社，1979.45.

[2] 资本论（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5.201.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人民出版社，1995.167.

[4] 普列h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M].三联书店，1974.44.

[5] 唯物论文论丛[M].人民出版社，1953.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