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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照“理论框架――运用机制――重点与难点――实际操作――对策措施”的研究范式作为研究思路,针对西部的中小企业的发展战略进行了较为深入和全面的研究,通过对国内外中小企业理论与实践的梳理,对中小企业发展进行国际比较,提出了战略资本、中小企业集群战略、西部中小企业有效组织战略等观点,并根据西部实际情况,又提出发展西部资本市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十点建议。本书从西部中小企业发展的问题人手,利用SWOT分析模型对西部中小企业发展的优势、劣势、机遇和风险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西部中小企业发展战略,最后提出了加快发展西部中小企业的对策和建议。其中不少观点比较新颖,具有一定的创新意识。
针对西部中小企业产业结构不合理,企业规模小,科技创新能力弱,管理难度大,人才匮乏,特别是面临金融环境、经营环境和发展软环境不良的挑战等问题,作者力图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和创新。作者指出,西部地区长时间形成的较差的信用环境影响了一部分中小企业经营者的诚信,合同欺诈、金融诈骗、赖账拖欠、出口骗税、虚假注册,导致一些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究其原因,一是支持西部中小企业发展环境的优良程度还不够,在税收政策、人才支持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分配方面,对中小企业存在着不平等待遇。二是社会化、法治化的信用征信制度亟待建立。市场经济的法则是既要奖励讲信用者,也要惩罚失信者。当前应加快建立社会化、法治化信用征信制度,让市场经济真正成为法治经济。三是法律保护不够,导致不平等竞争。地方政府往往存在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和大型企业轻中小企业的思想。社会风险投资机制不健全,导致中小企业规模发展受到制约。四是贷款难已成为制约西部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商业银行对培育和发展中小企业重视不够,贷款过度向大企业、大客户集中;在营销上,存在“等政策到位,怕担风险,不积极营销”的思想,对中小企业贷款以存单、要求质押居多,而中小企业贷款往往缺乏抵押物。各地虽然陆续成立了担保公司,但担保体系尚未健全,担保公司的实力也很薄弱,对于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五是中小企业主目光短浅,素质低下,缺乏长远目标。一部分中小企业的管理理念、风格和方式过于粗放,家族式管理现象仍然十分严重,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差距甚大。六是西部地区政府相关部门及中介机构对中小企业的服务力度不够,缺乏一个统一的中小企业政府管理机构和完善的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中国西部中小企业发展战略研究》一书是章继刚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几易其稿,反复修改而成的。在2005年1月,由美国普莱斯顿大学组织的博士论文答辩过程中,该论文得到了答辩委员会的高度评价,受到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同行评议专家的一致肯定,认为“论文选题符合中国西部大开发、解决‘三农’问题、改进西部中小企业发展状况的需要,针对性强,有理论与实践意义。”之后,作者并没有满足已有的成就,对论文又进行反复修改,使本书内容更加完善。
先生怀有深厚的报国情结,同时又是一位举止可爱、言谈风趣的长者,常能从日常生活细节中寻着大智慧。
1988年我亲耳听他讲过一段放牛的故事:1973年在咸宁向阳湖农场劳动改造时,他一人放四头大牯牛,别人喂的牛瘦弱不堪,他喂的这四头却肚皮滚圆。数次放牛的经历,使他领悟到大牯牛深陷泥坑时,只抓牛鼻无法助其摆脱困境,唯有托起牛肚子才能使之走出泥潭。后来“牛肚子理论”成为中部崛起的重要理论基础,也构成新发展经济学的内容。
1913年7月10日,先生出生在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一个农民家庭。旧时中国农民贫苦、愚昧的生活给先生留下极深的印象。在那个时期,他便立志,要终生为改变中国农村的落后面貌、改变农民贫穷的境遇而不懈努力。
23年前我有幸成为先生的入室弟子,当他了解到我也出身农民家庭、而且从计算机专业本科毕业后转向经济学研究生,曾鼓励我说,“你的选择是正确的。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大国,要富强起来,应从发展农业经济入手,这也是我当年下定决心攻读经济学科的原因。”
先生正是带着发展农业经济、振兴祖国的理想,进入了武汉大学经济系读本科。当他在1934年大学毕业后,以最优成绩被选送到北平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当时,社会科学研究所由著名社会学家陶孟和先生主持,特别强调联系实际,注重调查研究。受此环境熏陶,先生在中研院的六年中,不辞辛劳进行田野调查,足迹遍及河北、浙江、广西、湖北等地的乡村。在此期间,他相继撰写了《清苑的农家经济》《广西食粮问题》《浙江省食粮之运销》《中国粮食经济》等著作,40余篇。
1941年,先生考取清华庚款留美,带着理想,负笈哈佛,并在那里埋头读书,立志学成后报效祖国。在哈佛的生活快乐而清贫,他唯一的“奢侈”消费就是在每个周日,去波士顿城市音乐厅欣赏一场古典音乐,因为周日上午可以买到学生半价票。他偶尔喜欢吃一顿美式快餐,并将这一喜好保持了一生,晚年时仍不改每周去麦当劳吃一个汉堡的习惯。
他在哈佛学习工商管理一年多之后,转入农业经济与经济史研究,接受熊彼特、张伯伦等大师的熏陶与引领,从此如鱼得水。经数年刻苦钻研,他完成了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这篇论文获得哈佛大学1946年-1947年度经济学专业最佳论文和“大卫・威尔士奖”,他是迄今为止获得该奖的唯一华人学者。在经济学界与他一样或先或后获得威尔士奖的学者,有许多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如萨谬尔森、索罗、斯宾塞等。该论文194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是国际上第一本试图从历史上和理论上比较系统地探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学术专著。其理论成为后来在西方兴起并蓬勃发展的新兴学科“发展经济学”的主题内容,读书被视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
学术上刚刚崭露头角,前途无量之际,先生选择了返回祖国。记得十年前,当我听说得过威尔士奖的斯宾塞荣获诺贝尔奖时,曾问过先生,“如果再让您做一次选择,还会回来吗?”先生毫不犹豫,“会的,出国就是为了报效祖国。”
1949年,他担任武汉大学经济系系主任、教授。1952年被调往组建中的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负责建校的基建工作,后又在政治运动中遭遇冲击,使他数十载远离研究工作。改革开放初期,先生得以重返阔别30年之久的学术界,尽管他已年近古稀,仍以“老牛奋蹄”的精神,和一些学界同仁率先将西方经济理论引进到中国,他自己也完成了《新发展经济学》。
先生为人还有一事足令众人叹服。但凡他认准的事情,总能咬定青山不放松,甚至花费数十载上下求索。“”后,他开始向有关部门提出设立博士点的申请,并坚持了20年,终于在1998年,以85岁高龄成为当时中国最年长的博士生导师。
多年教书育人,先生桃李满天下,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中流砥柱,如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董辅、李京文、何炼成等。
先生学识渊博,却不古板,始终保持着一颗童心。20多年前金庸、梁羽生等人的武侠小说盛行时,先生本本必看。他说,在这里可以找到正义和侠气,还可以换个角度看历史演变和社会变迁,兴许会找到一些创新的灵感。
天使折翅艰难起飞
今年54岁的岳梅出生于安徽省淮南市凤台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82年秋,她从淮南矿业学院毕业后如愿被分配到淮南矿务局机关工作。1983年岳梅成了家,次年生下女儿竹子。竹子12岁时,岳梅调到了淮南一所大学任教,期间因与丈夫性格不合而黯然分手,她独自带着女儿艰辛生活。
竹子自小聪明且刻苦勤奋,从小学到初中都一直担任班干部,每次考试都是前三名,这让在生活重压下没有屈服的单亲妈妈倍感欣慰。竹子刚上高中不久,突然感觉双眼经常酸涩痒痛,视力骤然锐降。连看书本上的字都非常吃力了。到当地医院检查后,医生告诉岳梅:孩子患的可能是罕见的进行性小脑萎缩,目前全世界还没有成功治愈的先例。眼泪无法改变命运。岳梅立即带竹子来到上海瑞金医院复查。可诊断结果依旧是那几个可怕的字眼。她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悲伤,决定隐瞒住病情,害怕绝症撕裂女儿的自信。岳梅按医生的嘱咐,为竹子配了各种治疗近视、弱视的眼镜。
转眼到了2001年7月高考结束,竹子不负众望,以优异成绩被中国矿业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录取。久违欢笑的岳家沸腾了。可此时复查医生却告知:竹子的视力可能在三五年内近乎失明,身体失去平衡,生活不能自理。听到医生的话,岳梅心如刀绞:如果不去念大学,本来就有心灵创伤的孩子成天关在家里,孤独自闭,健康状况一定每况愈下。可如果竹子独自离家去上大学了,按医生的说法,一个视力严重残缺者要适应快节奏的学习生活谈何容易?岳梅此刻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要做孩子的校友,报考女儿学校的博士去陪读。
母女同窗人间至爱
9月1日开学后,岳梅坐火车将女儿送到学校。一切安顿好后,她便回到家中备考。实施自己那个美丽的绝境拯救计划。
岳梅是个读书狂。为抢时间。每晚的八点至次日凌晨一点,是她学习的“黄金时段”。为了节省时间,岳梅坚持每晚和衣睡觉四个小时,爆发出生命所有的潜能与张力。为了攻克英语难关,她每天五六十页地拼命背单词。经过两个月的冲刺,凭借良好的专业基础,2002年1月底,岳梅接到了中国矿业大学资源与地球科学专业的博士录取通知书。2002年2月18日,43岁的岳梅和女儿一起来到矿业大学报到,在同一个大学校园里,她如愿和女儿团聚了。岳梅将在这里与女儿一起踏上近四年的求学求医路,她更期待在女儿视力尚存之前助她完成学业。
岳梅考上博士生的时候,竹子的病已经发展到脸贴在书上都很难看清字的地步。每天,岳梅搀扶着女儿从宿舍到教室再到食堂。有时因为自己课程紧抽不开身,她就委托竹子的两个室友替她照料。中午,岳梅得给竹子熬中药,晚上陪竹子在矿业大学操场的跑道上跑步改善体质。在照顾女儿的同时,岳梅还得完成繁重的博士课程与作业。双休日没有课,她就带竹子到北京各大医院去看病。每一次出门,岳梅都仿佛感觉到离那个美丽的希望又近了一步。可是,所有医院的医生都对竹子的病情不乐观。竹子大三时,就连最权威的总医院也确诊了进行性小脑萎缩这个事实。聪明的竹子也从妈妈一次次失望的眼神中读懂了一切,从此拒绝再去医院。
大四时,竹子的病情更糟糕了。因为无法如正常同学那样边看边听边记,在课堂上竹子只得用录音机录下老师的讲义内容,回到宿舍再慢慢放。妈妈边记录边诵读,帮助竹子消化吸收。挑战耐力与吃苦的终于抵达终点了,当年夏天论文答辩时。因为竹子视力堪忧,评委老师们害怕发生意外,破例让她坐在座位上答辩。但倔强的竹子还是挣扎着走到台上,凭着扎实的专业功底,出色地完成论文答辩顺利毕业。与此同时,岳梅的博士论文《酸性矿水中的黄铁矿氧化动力学研究》也圆满通过了答辩。
梅花香自苦寒来。2005年6月12日,在中国矿业大学宽敞明亮气派的会议中心里,庄严的学位授予典礼正隆重举行着。10点整,一位46岁的母亲和她22岁的女儿,被同时授予了博士学位和学士学位。
浴火重生回报母爱
2005年9月,岳梅作为高级人才被引进到合肥学院任教。期间,盼望奇迹发生的岳梅又四处举债跑遍了广州、上海、南京等大医院为竹子治病,几乎用遍了所有的药。家里人和周围的朋友也想尽办法找各种偏方尝试,然而没有任何效果,竹子的视力随着时间流逝几乎全部丧失。甚至连吃饭和穿衣都相当困难。每天只能呆在家看着日落日出。
岳梅知道,女儿此时需要的不仅仅是温饱与治疗。更重要的是心理治疗。她要让那颗残缺的心灵不再孤独,恢复乐观与活力。岳梅找来了学院的心理专家对女儿进行开导,安装了电脑为女儿排遣寂寞,并让竹子尝试着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让她感受到生命的尊严与价值。
竹子在慢慢接受残酷的现实后,决定为妈妈分忧。“也许我还能为妈妈多做点别的,就让我为她做顿饭回报养育之恩吧。”2012年7月的一天下午,竹子拄着拐杖,花了近两个小时从距离家600米外的超市买了三条海鱼回家,她想给辛苦忙碌的妈妈添点营养。由于实在看不清楚,洗剥时不小心被鱼刺戳进了右掌心。竹子举手一闻全是血腥味。她颤抖着摸到开水瓶想洗下伤口,手一动一阵钻心疼痛袭来,水瓶“砰”一声跌碎在地。又热又饿的竹子伤心至极,一屁股瘫倒在地任热泪长流。晚上七点多,妈妈一回来,看到厨房里的几条鱼和案板地砖上触目惊心的殷红血迹时。岳梅明白了一切。激动愧疚交织一阵撕心裂肺的痛涌上她心头,岳梅搂紧女儿潸然泪下。
作为合肥学院生物与环境工程系教授、硕士生导师、生物与环境工程系实验室主任的岳梅,在教学上兢兢业业不辞辛劳,几年间取得了一系列荣誉成就:她先后主持并完成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和安徽省省级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重点项目等研究工作,指导本科生课外学术科技活动成果获第11届“挑战杯”大赛世博会专项二等奖,为提升合肥学院的科研层次和培养青年教师科研水平作出了突出贡献。同时她如山般厚重的母爱也打动了500万合肥市民。2011年底,她喜获合肥市“十大杰出母亲”荣誉称号。
[关键词]研究生教育;培养模式;多样化;弹性化
一、前言
国家的科技创新实力直接反映着国力的强弱,是一个国家文明得以昌盛、民族得以自立的首要保障。因此,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都不约而同地加强了对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和竞争,都把培养创新型人才视作国家兴亡的关键所在。研究生教育作为教育体系的最高层次,是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核心环节,承担着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任。而研究生培养方式自身的创新与优化是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必要前提。各国研究生培养方式各具特色,研究各国研究生培养方式的特征及其对人才创新能力培养的作用,对于我国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改革创新及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通过分析、借鉴欧美及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的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先进经验,探讨我国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改进措施。
二、国外研究生培养方式及其特点
各国研究生培养方式各具特色,下面就世界上几个教育大国的研究生培养方式进行简要介绍和分析。
1.美国
美国高校实行学分制,学生可以自由挑选设置广泛的学分,学分可以积累、储存和转移,并在各学习领域、各高等院校和若干年内自由流通,由此促进各校在教学上的竞争。这种充分利用市场原则的模式,使得美国高等教育具有自己独特的优点,比如,适应性强,有高度的灵活性、开放性等。目前,美国研究生的培养还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结合起来,不仅设有哲学博士学位还设有专业博士学位,形成了研究型博士和专家型博士培养并重的新模式。美国高校与社会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使博士生的培养质量和对未来工作的适应性得到进一步提高。在博士生指导方式上则实行导师与学科指导小组相结合的指导制度,这就非常有利于交叉学科的培养,学生也可吸取不同导师的知识与经验,开启思路。
在美国,硕士研究生学制一般为两年,以学习课程为主。学校对课程的选修范围、内容、深度都有一定的规定。硕士生的前半年或第一年不定指导教师和研究方向,只上基础课,由系指定一位教授兼任研究生顾问教师跟踪每个研究生的具体情况,并在课程选择、学习期限乃至导师选定等问题上向研究生提出建议。半年或一年后硕士生可以自己选定一位教授作导师,并由该导师与其他3—4名教师一起组成一个硕士生指导委员会,负责对这位硕士生的指导,主持有关课程的考试,检查论文完成情况。美国博士研究生也要学习课程,课程包括必修和选修,并要求掌握两门外语。博士生在选择导师和进入论文阶段之间,必须通过博士生资格考试。资格考试是一种跨学科的综合考试,由各系资格考试委员会组织。考试通过后,博士生方可开始博士论文撰写工作,同时获“博士学位候选人”称号。
美国实行严格的研究生“淘汰制”,研究生入学率高,淘汰率也高。一般研究生院淘汰率在10%—15%,著名大学可达30%—40%。美国的研究生在录取后要进行系统的课程学习。期末考试成绩仅占总分的一部分,平时的考查十分普遍,如学生课堂的口头报告表现、研讨课上的表现都要计算成绩。美国研究生导师十分重视研究生论文答辩,认为应严肃对待学术研究,并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要求学生。相比之下,中国研究生淘汰率很低,过分注重研究生入学考试,而轻视学习过程的考查。只有加强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考查,建立研究生淘汰制度,对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采用双盲评审和导师回避制度,才能更大程度地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进一步提高研究生教育的质量。
2.英国
英国高校招收的研究生可分两种类型,一种是授课类型的,以课堂授课为主要方式,多为硕士研究生层次。另一种是研究类型的,以实际研究为主要方式,主要面向博士生层次。
英国的硕士学制一般是一至两年,学习方式可以是选读硕士学位课程,也可以是进行科研工作。考试合格,或提供论文,亦或两者兼有,皆可授予硕士学位。在英国攻读博士学位并不一定要求具有硕士学位,往往可以直接攻读,学制一般为3年。如已获得硕士学位,则博士学习期限可缩短为2年。博士生入学只需本人申请和教授推荐,不需要参加正式考试,待批准之后就可以办理入学手续。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从事科研工作,不需要读任何课程。一般情况下,博士生入学满3年即可申请博士论文答辩,不会拖延。
英国研究生教育的特色是宽进严出。无论本国学生还是外国学生申请攻读硕士研究生,只要具备本科学历并拥有学士学位,经大学有关部门审查,获得入学资格的机会是比较大的。英国高校对全日制和业余制的学生实行同一标准要求。英国本土学生可根据自己的意愿在全日制和业余制这两种不同的就读方式中进行转换。英国各大学都设有不同比率的淘汰率,因此最后能够毕业并拿到学位的研究生人数要少于入学人数。
3.德国
德国学徒式研究生培养模式曾是各国效仿的楷模,影响了世界各国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形成。德国的研究生培养模式以“导师制”为核心,突出强调了科学研究在培养过程中的首要地位,以培养学术型博士生为主要目标。该培养模式一直不太重视研究生的课程学习,也没有对学分的严格要求。在教学上几乎没有正规的课堂教学,而更重视讨论、实验等独立环节和实践训练等方面,实验室和讲座制被广泛地用于传授知识和提高研究技能。
近来,在保留传统学位体制的同时,德国逐步建立了与国际接轨的学位制度。德国实行的学分制无必修课与选修课之分,严格的教学管理体现在考试的严格上,学生可以不上课,但必须通过严格的考试。德国允许高等学院的毕业生进入大学直接攻读博士学位。博士生教育则没有明确的年限规定,在取得博士生资格后,博士生按其科研计划开始工作,直至完成论文并通过答辩、获得学位。
德国博士生的培养特点鲜明。在培养目标上,博士学位是唯一的高级学位,博士生培养具有学位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双重职能。在培养方式上,没有专门的研究生课程,坚持采用教学和科研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培养人才。在组织形式上,不设专职管理机构,有关事宜均由系级兼职委员会按有关法律和规则办理。另外,校外科研机构也承担一定量的博士生培养工作,但必须与高等学校合作才能完成博士生教育的全过程。
4.日本
日本对硕士生侧重于通过课程来进行培养,对博士生则侧重于通过科研来进行指导。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培养皆实行讲座制度。讲座一般由1名教授主持,另配备1名助理教授和2名助教,其主要任务是在教授的指导下带领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工作。讲座制度更多地着眼于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和创新能力。同时,博士生还需协助指导硕士生的论文工作,对课程学习则没有很高的要求。
在日本,博士学位分为课程博士和论文博士两种。课程博士是脱产学习的博士研究生,一般需在获得硕士学位后,再学习三年。学习期间主要从事研究工作,并撰写课题论文。论文博士则是在职人员在工作岗位上完成论文,提出申请学位,经听取有关讲座并进行考试和论文答辩通过后,授予的博士学位。日本吸收了美国学分制的优点,但没有照搬美国学分制的模式。日本学分制规定提前修满总学分也允许毕业。另外,为促进大学间的交流、协作、谋求教学内容的充实及多样化,日本还实行了“学分互换制”,有效地加强了大学间的交流。
在日本,研究生教育与学位授予是分离的。研究生可以是硕士或博士课程毕业,但毕业不等于取得学位。日本的学位授予极其严格,尤其是博士学位的授予非常困难,必须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
日本研究生培养的特点主要体现在:(1)培养模式多实行高校与企业进行产学研合作,研究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在学校或深入企业进行科学研究,重视科学研究能力的培养;(2)学位论文要进行一定的研究工作,并获得相应的研究成果;(3)研究生教育的组织管理实行产官学一体化的模式,在管理和培养上研究生院与国立、公立及民间科研机构共同进行。
三、国外研究生培养方式的发展趋势
1.多样化
(1)培养目标多样化。多样化的培养目标,主要有:①培养具有从事严谨科学技术研究的高层次研究人才;②培养在社会中各行各业中能够发挥多方面专项技能的高水平职业人才;③培养学生学习和创新能力。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研究生教育除继续为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输送大批教学、科研工作者外,还肩负着培养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应用技术型人才。并且,随着高等教育的进一步推进和深化,各国更加注重培养交叉学科、跨文化和跨领域等各类符合社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
(2)培养层次多样化。为适应研究生教育培养目标要求,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已在研究生培养中划分出不同层次,针对不同培养层次的研究生制定出不同的培养目标,而且这种培养层次分化已成为当今国际研究生培养方式的一种主要潮流。例如,美国授予的博士层次有哲学博士、专业博士和文科博士之分,硕士层次有哲学硕士、专业硕士之分;英国授予的有哲学硕士和专业硕士、哲学博士和高级博士之别。
(3)培养方式多样化。为适应当今社会对研究生教育的各方面需求,国内外对研究生的培养方式进行了积极探索。目前国际上比较盛行的培养方式有:①采用导师组集体指导,淡化导师对学生鉴定方面的“一言堂”的权威;②研究生培养采用完全学分制,只要修完规定的学分并完成学位论文,就可以取得相应的硕士或博士学位;③以问题为导向、以科研课题为组织形式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和网络研究生院培养模式,这是由丹麦的阿尔堡大学首创的。
2.弹性化
(1)入学资格弹性化。随着高等教育向“正规生”以外的各类人士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强,攻读研究生学位的研究生在同一领域的修业水平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差距。因此,改变以往单一的研究生入学选拔考试,针对不同的研究生培养对象采取弹性选拔制度势在必行。建立一套新型的符合当今社会需求的研究生入学考评制度,在该项考评制度中,注重考察研究生从事科研和工程应用所必需的基础知识技能,强调研究生具有团队协作能力、科研创新潜能以及高尚的人格品质。入学资格的自由度提高和入学形式的多样化是当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向。
(2)学习年限弹性化。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发达国家在研究生培养中出现了缩短研究生学习年限的趋势。例如,在英国,2年制的MBA培养模式已逐渐被10—21个月不等的学习年限所取代,并且,一年制的MBA培养模式目前在欧洲已很常见。在日本,研究生的修业年限通常是硕士2年、博士4年,有些成绩优秀者最短3年就可以获得博士学位(含硕士课程)。
(3)学习方式弹性化。在倡导终身学习的今天,研究生教育的学习方式不再局限于全日制这一方式了,部分时间制和各种远程教育计划已在社会中逐渐盛行并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例如,在英国,半日制工商管理硕士生的数量已经是全日制学生的一倍。
(4)学位授予弹性化。过去的研究生培养方式中,通常以论文形式取得研究生学位。现在欧美发达国家的研究生学位授予方式也有了新的方式的引入。例如,在英国,有一定数量的商学院直接将学生在公司里承担的课题项目作为研究生学位要求,并且目前这种方式已经成为一种一定范围内通行的标准。
四、我国对国外研究生教育经验的借鉴与研究生教改措施
各国研究生培养模式各有千秋,但共性的东西依然存在。同中求异,异中求同是我们借鉴国际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经验,改革我国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优先考虑的重要原则。
通过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研究生培养模式,我们看到中国现行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迫切需要进行改革。为实践科学发展,促进我国研究生教育又好又快地向前迈进,我们在研究生教育中应充分做到以下几点。
1.服务社会,科学培养人才
发达国家研究生教育的专业设置及其培养目标均紧密地结合生产和科技发展的需要。目前我国政府也十分重视这一问题,为了使研究生教育更好地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了新的专业目录。重新调整后的专业,有利于较宽口径培养研究生,更加适应社会的需要,加强了学科建设,保持和发展了学科优势和特色,保证和提高了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尤其是自2009年起,为更好地满足社会发展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迫切需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国家决定积极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专业学位教育,扩大招收以应届本科毕业生为主的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范围。但是,在看到这些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我国自1981年才实施学位条例,起步较晚,各方面都还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通过学位制度的改革,我国研究生教育中过于偏学术性轻应用性,过分强调传统学科、基础学科而忽视了新兴学科、边缘学科的问题,会逐步得到纠正。随着国家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今后研究生教育还将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
2.改革研究生招生办法
研究生招生办法大致分为资格式和考试式两大类。美国和德国、法国是资格式招生的代表国家;前苏联、日本与我国则采取考试式的研究生招生办法。从我国执行考试制度至今,在研究生招生中确实存在一些弊端。考试过分强调了考生的应试能力,不能反映考生的全面素质,尤其是考生的研究能力。从招生单位来讲,缺乏自,国家在宏观控制上也显得被动。另外,凡是大学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的人都能报考研究生,使考务工作量骤增。结合国外情况,应该吸取先进的经验,改革招生工作制度。完全的国家计划应逐步向国家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体制过渡。各招生单位要根据自身的条件,为考生提供多样化的发展空间。在招生过程中,应该对考生的基本素质给予较多的关注,要着重考察考生的实际能力,特别是科研及逻辑思辨能力。根据国情,采取“资格式”和“考试式”相结合的招生办法应该是切实可行的。
3.大力推行研究生淘汰制
发达国家的研究生教育都具有“严出”的特点,研究生淘汰率很高,最后能够毕业并拿到学位的研究生人数将大大少于入学人数。然而,我国现行的研究生培养模式中,一些高校实行的中期筛选、学位论文答辩,基本上是走过场,无法保证学生的质量。高校必须对这种缺乏竞争活力的培养机制进行改革,代之以淘汰制。国外的经验表明,有淘汰才有竞争,有竞争才能激发研究生的创造力。随着我国研究生招生数量的逐年增加,研究生淘汰制显得更加必要。
4.坚持导师负责和集体培养相结合
以德国为代表,导师负责的学徒式研究生培养模式有其特点和长处,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和弊端。可以借鉴美日等国研究生培养的成功经验,充分发挥专业教研(研究)室教师集体的作用,组成梯队,采取导师负责和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指导方法,较好地克服导师负责制的不足和缺陷。
5.努力营造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环境
随着我国高校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容,为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必须努力营造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环境。建设设备先进的教学实验室、科研实验室,让学生获得最新的资讯,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等硬环境的营造是培养创新人才必备的条件。随着社会化进程的加快,学生自主发展意识越来越强、自由空间越来越大,所以我们还应用新的人才观念和标准评价学生,建立激励机制,努力营造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文化环境、学术环境和心理环境等软环境。
6.积极推进研究生培养的国际化
在与世界教育强国的比较之下,我国研究生教育还存在差距。我国应当坚持“走出去,引进来”的战略方针,一方面鼓励大学生出国留学,分享国际教育资源,特别是要充分利用好国家留学基金委留学生计划的机遇,积极选送优秀研究生赴海外留学,同时还应鼓励利用多种途径招收国外的优秀大学生读研究生;另一方面,在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吸引海外留学生的同时引进优秀研究生导师,进行课程、教材、教学模式、考试和评价体系等方面的改革,以使我国的研究生教育逐步国际化。
针对我国研究生存在的创新能力不强、现行学位制度难以国际化和全球化、科研经费不足等问题,通过“走出去,引进来”的战略方针可以加大研究生的国际流和合作,促进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在培养目标、培养模式、学习年限、学位制度等方面与国际社会“接轨”,逐步实现国际融合。
五、结语
【关键词】公共管理 公共事务 公共领域
综合分析已检索到的文献资料,关于公共管理的公共性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受到理论界与公共管理部门的重视,并成为市民社会特有的价值旨趣或规范基础。
1我国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必要性
“公共”的中文语义强调多数人共同所有,在国家管理职能中,非常明显地,公共性则是其最为根本的特性。在论及公共性在近代的演变时,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变化,真正的公共理论架构应是以宪法为基础,公共性指称政治层面。各种冠以公共管理的研究著述曾出不穷,公共管理由“公共”和“管理”构成,在我国,它是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的活动。我国公共管理的公共性的内涵表现为是一种分析工具的“公共性”。从保证公民利益的基本点出发,是一种公共精神的“公共性”。认为公民应具有平等的权利,作为一种最新理念的“公共性”,揭示了管理目的的公益性,是一种价值基础的“公共性”,体现的是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和政治要求。作为一种公平与正义的“公共性”,是在公共事务中广泛程度的公民与公务员参与,作为一种理性与法的“公共性”,体现公共部门活动的公正与正义,体现人民和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公共部门必须克服私人或部门利益的缺陷,体现为公开与参与,支持公民社会及其公共舆论的监督作用。我国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凸现的必要性在于公共管理实际上仍然是以国家为核心,由于公共管理权力的公共性意识淡薄,促使公共管理的官僚制结构的泛化,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政府的自我封闭。我国公共管理现状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的市场体制仍不成熟,我国的法制建设虽取得一定进步,却常常缺少市场运作的经验,约束性法律法规仍不健全,内容也不明晰。我国的第三部门还难以担负起公共管理的重任,我国公共权力呈单向运行态势,非政府组织效能很难发挥。随着我国第三部门的成长壮大,对公共管理的“公共性”的研究不仅是公共部门的内在要求,就其现实性需要而言,也是公民社会外力推动的结果。因此,必须提升政府的管理能力,公共管理要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改善政府的管理绩效,强化公共服务的理念要求,更好地凸现公共性。公共管理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注重效率的理念,需要明确责任的新管理观要求公共部门凸现公共性。
2我国公共管理公共性存在的基础
依法治国意味着一切公共权力必须以法律为准绳,权力与法律冲突时,权力无条件服从法律,公共管理公共性必须在我国政府和公众中树立起法律法规,这既是法治的要求,也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公共管理的社会性与公共性是相辅相成。国家是公共性的代表,公共性受益对象是全体社会公众,公共性是社会性的特殊体现,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社会性以公共性为指导。社会性具有量的规定性,公共性则有质的规定性。公共性是我国公共管理的本质特征,公共管理主体之所以是公共机构,尽可能吸纳一切可以吸纳的人或组织参加,从事公务活动,而不是私人事务,代表的行为目标必须具有公益性本质,公共管理主体只有依法行使权力,是公众意志的表达,才真正具备合理性。它体现平等、正义、公平、民主、伦理以及责任心,要求公共行政进行价值判断,即追求社会公平是公共组织的天职,公共管理以承担社会责任为己任,公共管理在保证效率的情况下,对整个社会发展肩负引导义务,应该对有效的管理和社会公平做出承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体现出社会责任感。公共管理的客体或对象是公共事务,避免对公众利益的侵害,以执行社会职能为基础。我国公共管理公共性的作用在于有利于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是推动社会前进的车轮,有利于实施公共管理活动,实现公共利益,以社会公众的喜好为导向,实现公共利益。
3公共部门采用私部门管理工具彰显公共性
私部门管理的核心内容表现为追求不能损害社会中其他人的权益和利益,私人组织的控制力主要来自市场,它也不处在各种政治力量、相互作用的场之中,,它所管理问题涉及的标的人口较少。公共部门采用私部门管理工具有利于我国公共部门提高公共服务效率,随着近年来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利益博弈进入公共管理领域,我国公共管理公共性受到威胁。而私营部门管理是新公共管理理论基础,公共管理将私部门管理手段运用于公共部门,以顾客为导向的管理理念与管理哲学,满足民众的需求。比如通过绩效管理使公共管理组织的激励约束机制有了依据,,改变政府机关的浪费,加快了转变政府职能,引入竞争机制实现公共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借鉴卓越企业的先进管理经验,进一步健全公共财政体制,打破公共部门的垄断局面,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广泛运用科学管理方法,构建科学的公共部门绩效评估体系,改革和创新公共部门管理方式,引导政府工作人员树立正确导向,重塑公共部门管理的业务流程,实现公共管理主体的多元化,使公共部门更有效率和活力。又比如实现标杆管理,促进公共管理组织学习和变革,彼此合作、信息分享,主要以竞争者为对象,并了解对方是如何实施某项具体程序,希望创造组织的成长空间,发展出新的、能符合未来挑战的能力,充分利用好战略管理手及长期发展战略,不断提高自身管理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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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没有“干一行,爱一行”的概念,他们更愿意“爱一行,干一行”。这和我们中国人长期以来所受的教育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不是说美国人就不会迫于经济压力从事自己不喜欢的工作,而是说美国人不会强迫自己从一而终,被专业绑架了自己。其实,这世界上的行当都是人分出来的,只专注一行的人固然可以很专心,也可能造成眼光狭窄而看不到全局。随着科技的发展,行业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没有多个专业的通力合作,不可能实现“创新”。
一个人一辈子只干一门专业,恐怕也是件非常无聊的事情。有研究称,美国人一生中要转行7次,多得看起来有点吓人,其实细算起来果然如此。因为多数美国人从高中就开始工作了,大学生中干低薪工作挣学费的也不少,特别是大城市的学生们,几乎个个身兼数职,光上课和打工每周就超过了40个小时,剩下的时间用来做作业、社交和干家务以及必不可少的吃喝拉撒,日子过得非常紧凑。美国学生把兼职看作积累工作经验、充实简历的一部分,当然谁也不愿意一辈子在快餐店里打工,那只是初出茅庐时的必经之路。即使有幸毕业后能从事大学所选择的专业,难保不会到了中年因为突发心理危机,重新寻找自己真正的使命,更有许多美国老人退休后找到了第二春呢。
热专业冷专业
社会风气对择业如此宽容,美国学生频繁转专业也就不足为奇了。我根据这些年的教学经验发现,美国学生转专业不外乎以下三种情况:发现专业不适合自己(成绩不好或者学起来很困难);发现专业将来的前景不如预期;发现其他学校比现在的学校更好。
第一种情况通常发生在对大学规划不充分的学生身上,他们对专业了解不深,只是凭借浅薄的认识就选了看上去很酷或者很热门的专业,上了不到一个学期就意识到自己学不来这个专业。作为老师,我并不愿意看到学生在不适合自己的专业上浪费青春和金钱,转专业最好趁早,否则学了几年,学费花了好几万,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投入大量“沉没资本”,“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还不如壮士断臂,马上止损来得合理。可惜,要求18、19岁的懵懂后生为自己的命运做出最佳选择,并不太现实,他们大多都是跟着兴趣走,年轻人的爱好又极其善变,面对无数选择有些无所适从。真正从小就坚定理想、心无旁骛得一直往一个专业发展的人,毕竟是少数。连苹果的乔布斯帮主,大学也是读了一年就辍学,就是因为没搞清楚自己到底想干嘛。美国父母在择业上,对孩子也管得比较少,他们认定强扭的瓜不甜,而且美国的教育都是以鼓励为主,导致不少孩子不能真实认识自己,有些盲目自信。我见过最夸张的例子是一名黑人学生,大学不到两年已经转了三次专业了。此君口才极佳,人很聪明,但是缺乏毅力,稍微碰到一点困难就打退堂鼓。当他开学前两周才突然决定转到我们专业时,还信心十足地说他父亲就是干这个的,自己也一定有些天赋。结果,我一上课就发现他的专业能力在班上垫底,作业还不乐意做。一众教职员工为了帮他绞尽脑汁,人家倒好,脸不红心不跳上了两周就宣布放弃,再次转专业。这回他转到了隔壁一所昂贵的私校读艺术教育专业,众所周知这个专业就业率不高而且工资也很低,也许他觉得耍耍嘴皮子就可以毕业吧。让我吃惊的是,他的父母竟然愿意一次又一次为他的错误决定买单。难怪老师对这类学生有成见,实在是白伺候了半天,人家还不领情,况且如此毫无定力,表面上是转到更适合自己的专业,实际上不过是懒惰而已,恐怕干什么都会半途而废。
别说毛头小伙子容易乱转专业,有些已经成家的学生也有糊涂的时候。我的一个学生平时踏实稳重,突然在离毕业还有两个半学期时人间蒸发了,抛下他的组员同学一筹莫展,我找了他无数次都毫无回音,后来才辗转打听到他转行去开赛车了。这可算是我经历过的最不靠谱的转专业的情况了――只要再撑18个月,他的学位就拿到手了,即使不心疼这些年投入的精力和金钱,怎么也不能对师友这样无情吧!听说,他是不好意思告诉我们这个疯狂的决定。几年后,从脸书(Facebook)上得知,他当了全职爸爸,兼职在赛车队修车。希望他能实现了人生梦想、了无遗憾了。
幸好,美国雇主不能在招聘中有年龄歧视,所以美国人转专业没有这方面的顾忌。许多中年家庭主妇也大胆在孩子长大后回到工作岗位,她们在家的这些年有机会重新审视了自身的优势和劣势,常会通过转专业重新开始。我的一位大妈学生就是这样,20多岁时刚工作了几年就成了一位律师的全职太太,好不容易等到两个儿子都上了大学,她不顾丈夫的反对,重新回到了校园。不过她的专业知识已经完全跟不上了,幸亏她一直在中学做兼职老师,凭着这些工作经验考取了教育学硕士。
转专业的第二、三种情况则容易发生在脑子灵活、有“跳槽”本钱的尖子生身上。毕竟,转到一个相关的专业也就罢了,如果要从完全不搭界的专业转过去,重新读基础课,要钱要时间,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得起的。除非有大的可能性在毕业后能拿到高薪,多数人都不愿冒其险,当然收入高的专业第一可不是那么容易进的,第二也不是适合所有人,第三更可能人算不如天算。比如2000年左右,计算机专业大火,可后来互联网泡沫破裂,硅谷哀鸿遍野,不少那会儿转专业的人都找不到工作,虽然熬过几年计算机业又活过来了,而且至今一直势态强劲,但这样的过山车式的职业生涯谁也不能预测。再早点儿,生物学曾经是多么“高大上”的专业,多少人觉得学了生物,又可以继续读医科,或者制药,还能做专利律师,太灵活、太美好了,害得许多人成了“生物千年博士后”,博士毕业后在大学当研究员,年复一年洗试管、杀老鼠。凡是大伙儿一窝蜂扎堆读的专业都有臭大街的潜质,会计、工商管理、统计,无不如是。当然也不是说冷门专业就能安心了,读英文专业的人,就要做好400多个博士争一个大学教职的心理准备。
尖子生和差生都容易想转专业
一看专业前景、“钱景”不妙立马跑路的情况比较普遍的发生在实用主义至上的中国留学生身上。2010年左右,一封来自美国名牌公立大学密歇根大学的电邮在中国留学生中广泛流传。写这封信的电子工程系教授明确地对收信人――来自清华大学的博士申请人说,他暂时不会考虑任何来自中国的学生,因为之前几年他招收的六名中国博士生,无一例外拿完硕士学位就中止了博士课程,奔着高薪工作而去,让支付了他们这几年学费、指望着他们做出高水准博士论文的学校大为失望,进而对来自中国的学生产生了恐惧,怕他们再过河拆桥,让学校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
【关键词】河南;高校创业孵化体系;问题动因;对策
一、河南高校创业孵化体系问题动因
(1)政府层面原因。社会环境中的大学生创业政策的执行存在失范,政策要求得不到落实。就我省大学生创业面对的政策来说执行过程存在着明显的不民主。大学生创业者对当前我国政府的创业服务并不满意,近40%的创业者认为政府服务对其创业行为没有任何创业帮助。政府服务中最不满意的地方分别是:没有为大学生提供优惠政策;政府的服务办事效率差;没有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政府相关部门制订的支持大学生创业政策,大都停留在宏观倡导政策的层面,可操作性较低。多数地方政府出台的大学生创业政策都是粗线条的,很多措施不具有可操作性,宣传导向与象征意义超过了其实际意义。(2)高校层面原因。高校内部的大学生创业孵化体系的有效性不足。首先是高校制订的创业孵化体系支持政策不完善。虽然在某种意义上,高等教育机构由于其不是政府职能部门,其出台的一些规定与措施往往缺乏法律意义上的权威效力,不能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公共政策,但对于大学生来说,他们在校期间仍然构成了这些措施或者“政策”的目标群体。而当前由高校制订的创业孵化体系建设支持政策在许多情况下只能起到有效的宣传作用,实际意义不大。我省几乎所有的高校都有自己学校扶持大学生创业的具体措施,这些措施大都属于创业教育内容,一些则是以模拟实践的方式在校内或者联合企业让大学生体验创业。(3)学生层面原因。一是项目团队组员选择欠妥,因小组成员构成不合理,如同学院同专业的学生组队的情况,导致课时一致,无法分工,专业知识结构单一,不能满足创立企业各个岗位的需求。二是对创业理解的偏差,大学生经营者普遍认为学校应该尽量提供业务的机会给他们,而不是考虑去主动联系学校的各个业务主管部门,依靠自身的营销能力和项目竞争力主动地开拓业务生意。并且认为效益差的状况对项目营业影响很大。这个观念显然与学校建立创业孵化体系的初衷不相符,学校的意图是通过免费提供创业场所和相应的管理与指导从而培育出“企业家”,而非商店“老板”,坐等生意。三是自信心欠缺。创业信心来自于对风险的认识以及对自身创业能力和创业经验的判断,是创业的决定因素。(4)社会层面原因。大学生创业孵化体系的建立,首先需要的是启动资金,对于想创业的大学生来说,寻求“第一桶金”是要面对的第一道难题。目前大学生创业孵化体系最主要的融资渠道就是自己拿着项目,找民营企业老板来投资。因为基本没有其它融资渠道,风险投资在我国被称为“保险投资”,不太看得上大学生创业的项目;大学生创业项目也很难在银行贷到款。另一方面,大学生创业激情并不缺乏,但他们的创业计划书还是非常稚嫩,很多人的项目都是已经有很多人在做的成熟项目,不少大学生是“一厢情愿”地考虑问题。所以风险投资资金愿意投到大学生创业项目中的很少,公司基本没有做过这方面的投资。有些大学生创业还可以获得市政府的启动资金贷款,但外地生源就没有这项政策。所以目前各高校的创业孵化体系成功的并不多,大多想要创业的学生,都是选择先工作几年,等有了钱以后再考虑去创业。
二、河南高校创业孵化体系的构建对策
(1)构建大学生创业孵化体系主要是选择运行模式。运行机制问题决定着孵化体系的建设内容和建设思路,运行机制不同,孵化体系建设的侧重点也会不同。根据孵化器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国外大学科技园发展的历史经验,我们认为目前我国大学科技园采用一校一园发展模式更符合自身的发展规律。如果采用一校一园模式(如图1所示),以一个经营实体进行运作,实行以高校为主导,政府为支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采用开放式办园、封闭式管理的运行模式,就能把科技园作为一个具有一定协调功能的市场化实体,从而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回报高校和服务地方经济。
(2)以高校为主导。大学创业孵化体系不同于一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特征也正在于此,所以必须要以高校为主导。具体讲,在智力资源方面,可以通过市场运作方式,以产权为纽带,将学校的智力优势与其他社会资源有机结合起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在条件资源方面,学校的实验室、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资源,应主动向科技园开放,在孵企业可以与校内单位及教师同等对待,实行无偿或优惠、优先使用;另一方面,改革高校管理制度,鼓励师生入园创业,通过大学特有的深厚文化底蕴,营造大学科技园的文化氛围,形成独具特色的大学科技园文化。(3)政府积极支持。国家把建设创业孵化体系作为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实现高新技术产业跨越式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并有计划地建设一批国家大学创业园,出台相应的配套政策法规。在大学科技园的建设中,尤其是在大学科技园创建的初期,应该争取政府在优惠政策的落实、建设用地、工商、税务及投融资等方面给予强力支持,为大学科技园营造良好的氛围,树立良好的形象,打造地方经济增长源。对园内企业通过实行政府“一站制”办公,使其享受到真正一流的服务,全心全意从事技术创新。(4)实行开放式办园、封闭式管理。所谓开放型的园区运作机制,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涵义:首先,要实现园区主体的多元化。目前国内的大学科技园基本上都是高校投资创办,或者是高校与地方政府合作创办,很少有第三方的投资,这样就难以吸纳园区发展所需要的足够资金,影响了园区孵化能力的培育。更重要的是,第三方投资不仅带来了资金,更能引入敏锐的市场意识与先进的管理理念,而这正是我国大学科技园存在的普遍缺陷。从某种意义上讲,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有助于大学科技园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其次,开放型的机制要求科技园不仅要对大学开放、对社会企业开放,还要对国外企业和园区开放;要加强园区之间的经验交流与资源共享,要善于利用和借鉴国内外的各种技术资源与管理经验,加强自身实力。(5)建立完善的企业治理结构,设立科技园管理平台公司。大学科技园要按照现代企业运作模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明晰高校及各方之间的产权关系。学校作为投资方,只能按照资金、人才、技术等入股比例获取收益,不能由学校包办企业。完善大学科技园的治理结构,很重要的一点是理顺管委会、公司经理层与公司董事会之间的关系,三者应当做到分工明确,互相配合。科技园有限公司作为独立法人,是科技园的主要执行机构,负责提供包括物业管理、项目孵化、成果转化等工作以及园区创业基金的管理和科技园的招商引资、市场策划、资本运营等工作。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核心是董事会,董事会由科技园母体高校以及其它投资者共同组成,高校主要通过董事会影响科技园的运作。
针对我省目前创业孵化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了运作模式选择、各主体优化分工、完善治理结构等方面的对策,为构建良好的大学生创业孵化体系,培养大学生的创业素质、创新能力提供帮助。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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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放松规制是中国自然垄断产业改革的必然选择。但是中国自然垄断产业放松规制的改革与发达国家相比又有许多特殊性。本文从三个方面系统总结了中国自然垄断产业放松规制改革的特殊性。并提出了中国自然垄断产业放松规制的改革要分层次、分步骤进行。
关键词:放松规制 特殊性 层次性
放松规制是中国自然垄断产业改革的必然选择
自然垄断产业改革在发达国家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历史,其中一个重要趋势就是放松规制,让市场经济机制在更多的领域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OECD,1997)。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英国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在电信、电力、铁路、民航、石油及天然气输送、煤气、自来水等垄断产业的规制出现了放松的趋势,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美国、英国的带领下各个国家纷纷效仿,各国政府纷纷对本国垄断产业与公用事业放松规制、引入竞争。改革使得传统垄断产业焕发生机活力,成为社会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重要引擎。OECD主要国家从1982年开始了大规模放松规制改革历程,主要垄断产业的规制指数不断降低,由1982年的5.07下降到2003年的2.22。
我国也对垄断产业不断进行改革,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垄断产业改革模式与路径并取得了一些成绩。如果从1980中国电信产业放松规制开始算起,中国垄断产业改革已经经历了近30年的历程,取得了许多可喜成绩。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电力、电信、民航等产业旨在培育竞争市场结构的分拆重组改革得以大规模推进。经过多年的改革重组,部分垄断产业初步形成了多家市场主体相互竞争的市场格局。但是,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垄断产业改革缺乏战略性设计,具有偶然性、非连续性、不彻底性、反复性和非路径依赖性等特点(余晖,2000)。我国垄断产业改革还刚刚起步,效果还不显著,与竞争目标相联系的众多深层次问题在相当大程度上还制约着改革的深入。在这种背景下,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加强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的重要任务。垄断行业竞争机制的有效运行需要建立竞争型的市场结构,使运营企业成为自主经营的主体,同时还需要高效的规制机构的科学规制。因此,今后我国垄断产业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放松规制并重塑科学、高效的规制体系。
中国垄断产业放松规制的特殊性
虽然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垄断产业与我国垄断产业一样都面临放松规制的抉择,但是我国垄断产业放松规制的改革与发达国家相比有更多的特殊性。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自然垄断产业放松规制是在较低进入壁垒的情况下形成的。这些国家垄断产业放松规制的特点是通过市场拆分与放松价格规制,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的主体,提高生产效率。而我国自然垄断产业放松规制的背景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不同,改革是在我国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进行的;是在国有经济仍占主导、国有企业仍是主体的情况下进行的;是在政企没有完全分开、行政垄断还十分盛行的情况下进行的;是在我国经济转型、社会矛盾与冲突愈演愈烈的背景下进行的。
我国垄断产业放松规制改革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垄断产业是在民营企业占主导的情况下放松规制的;而我国是在国有企业占主导的情况下放松规制的。美国垄断产业的经营主体主要是政府规制下的民营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英国垄断产业也主要采取国有企业的形式。二战结束后,在电信、电力、铁路运输、煤气和自来水供应等自然垄断产业实行国有化政策。政府把国有企业作为达到一定政治目标的工具,忽视其赢利性。国有企业固有的一些弊端,如政府可以直接干涉企业的经营活动,企业缺乏决策权,导致这些国有企业的低效率。20 世纪80 年代在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授意下开始对垄断产业进行民营化改革,垄断产业的大规模放松规制的改革才正式开始。由于我国传统计划经济思想与体制的影响,我国自然垄断产业一直是国有资本最集中的领域,国有经济占主体,国有企业占主导,国有企业的一些固有弊端十分突出。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垄断产业改革会遇到很大的阻力,改革难度很大。我国垄断产业放松规制改革首先会受到传统观念的抵制,其次会遇到在位国有企业等既得利益者的反对。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垄断产业是在政企分开,规制机构具有独立性的情况下放松规制的;而我国是在政企没有完全分开,行政垄断还十分盛行情况下放松规制的。美国与英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垄断产业都拥有独立的规制机构,政企之间的关系是相对分开的。美国、英国在立法、司法、行政的分权使规制机构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规制机构较少受到政府行政部门的干预,可以根据法律的授权对垄断产业的经营企业进行规制。规制机构与垄断产业运营企业之间的关系相对简单,仅仅是规制与被规制的关系。以英国电信产业为例,1984颁布的《Telecommunication Act》对电信规制机构OFTEL(现在更名为OFCOM)的职责做了规定,但是没有关于对现有企业实施特殊优惠的要求。
一般认为我国规制机构的目标是多维的。我国规制机构主要有三个目标:提高社会福利、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以及实现自己的预算规模最大化。这必然会导致在垄断产业放松规制的过程中,规制机构的角色会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规制机构不同。由于规制机构与国有垄断企业之间的特殊的“父子关系”,规制机构与垄断企业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政企同盟”,规制机构的行政垄断十分严重,其突出表现就是“国家利益部门化”(杜钢建,2005)。规制机构在高举“国家利益”旗帜下,为本部门、本产业谋福利。而这种行政垄断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其他企业进入的严格规制或者对新进入企业的歧视性规制。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在“改革进程评估与展望―2006’中国改革问卷调查报告”中也发现政府利益部门化突出已经成为制约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难点。在调查的356名专家中,64.59%的专家完全同意这一判断;29.46%的专家基本同意这一观点,这两项合计占94.05%。
我国垄断产业改革是在经济转型、社会矛盾与冲突愈演愈烈背景下进行的。我国垄断产业的规制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垄断产业的规制产生了许多问题:企业低效率、国际竞争力较低;规制机构的腐败与低效率;垄断行业员工收入过高;垄断企业产品的高价格与低质量等问题。由于这些垄断产业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引起了国家、规制机构、垄断企业、消费者等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并且这种冲突愈演愈烈。根据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2005年面向专家进行的中国改革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利益集团已经成为掣肘我国改革攻坚的主要因素。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2005年面向专家进行的中国改革问卷调查结果显示,50%的专家认为制约中国改革攻坚的主要因素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掣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进行的“改革进程评估与展望―2006’中国改革问卷调查报告”中对“2007年改革攻坚的重点任务”一项的问卷调查发现,58.12%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认为国企与垄断行业改革将是2007年改革重点。但是调查结果显示,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对我国2006年垄断行业改革所获得的评价最低:66.28%的专家认为没有进展;10.95%的专家甚至认为有所倒退。
中国垄断产业放松规制的层次性
由于我国垄断产业的特殊性,目前阶段下,垄断产业放松规制的过程应当是分层次、分步骤地进行。我国自然垄断产业所处的环境、自身特征及改革阶段与发达国家自然垄断产业有着许多本质不同。这就决定了不能照搬国外经验,特别是在改革初期阶段。国外垄断产业改革的关键点、重点及难点可能不是我国目前阶段垄断产业改革的关键点、重点及难点。我国垄断产业放松规制的改革不仅仅是一个市场结构拆分的技术问题,也不仅仅是价格规制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更复杂的政治经济问题。目前,我国垄断行业改革的重点不是这种结构性拆分及价格规制问题,也不是规制机构的独立性问题。我国垄断产业症结在于政府对这些国有垄断企业的过度规制,特别是过于严格的进入规制。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质,没有来自外部的竞争压力,而仅仅靠内部进行的结构拆分是不可能真正形成有效竞争的局面。我国垄断产业放松规制最主要地并不是放松价格规制与投资规制,而是要首先放松进入规制。
层次一,在价格规制与投资规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放松进入与退出规制,允许符合条件的各类企业自由进入,并对这些企业一视同仁,公平对待。事实上,消费者对大部分自然垄断企业的需求价格弹性较低。如果在没有形成竞争市场结构的情况下,先放松价格规制,那么垄断的国有企业就会顺势提高产品或服务价格,“掠夺”消费者剩余。上世纪80年代,我国垄断产业放松价格规制后价格普遍上涨就是一个有力证据。只有放松进入规制形成了竞争的市场格局后,在位国有企业迫于竞争压力,才能保证放松规制后的价格不会提高。另外,市场竞争的前提是自由进入。从某种意义上讲,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就是一个政府放松规制、竞争规则逐步形成的过程(张维迎,1999)。在市场经济国家,反垄断的主要任务是反寡头企业的反竞争。但对中国这个处于转型中的国家来说,最为严重的反竞争行为似乎不是来自企业本身,而是来自政府部门的政策或者与国有企业之间的串谋(张维迎,1999)。因此,只有放松进入规制才能有效遏制规制机构与在位国有企业的串谋,建立公平、公正、科学、高效的规制体系。
层次二,在放松进入规制,形成竞争市场结构格局的基础上,再逐步放松价格规制和投资规制。市场经济的一个必然要求就是企业要成为自主经营的主体,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拥有制定价格的权利。国外垄断产业放松规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放松价格规制。以美国航空业的放松规制为例,1978年出台的《Airline Deregulation Act》对价格规制进行了放松,允许航空公司自由定价,1989年全面解除价格规制。在放松规制后,民航委员会不再对航空公司的票价实行规制。价格规制放松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各公司为了招揽乘客、争取市场纷纷降低票价,1976年―1993年期间,航运价格下降了1/3。1976―1982年间,虽然美国国内油价上涨73%,使航空公司平均成本上升了15%,但是每客座公里的平均票价仍下降了8.5%。目前,在我国最重要的问题是国有经济一统垄断行业,民营等其他类型的企业无法进入,导致国有企业没有竞争压力,效率低下。在放松进入规制,民营企业进入这些自然垄断产业形成竞争性市场结构后,我们再逐步放松价格与投资规制,让企业成为真正自主经营的实体。事实上,价格不会自动回归合理价格,只有当竞争局面形成后,才能回归合理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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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关系网络;国际新创企业;组织绩效
一、 国际新创企业的研究背景与内涵界定
美国著名学者Oviatt和McDougall(1994)在经典论文《探寻国际新创企业理论》中把国际新创企业定义为:一个从开始就在多国运用资源和产品销售来获取重要竞争优势的商务组织。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McDougall和 Oviatt(2000)又把国际新创企业的定义修正为:为了创造组织价值而进行跨越国界的机会搜寻和创新活动的创业企业。同国际新创企业相类似的概念还包括天生全球化(Born-global,BG)、全球创立(Global Start-up)和天生国际化(born-international)等(Rialp,2005)。目前关于国际新创企业的概念还远未统一,其中使用较多的是国际新创企业和天生全球化两个概念。
自从Oviatt和McDougall(1994)的经典后,国际新创企业引发了来自战略管理、创业学和国际商务等多领域学者的研究关注。近十几年来,围绕这一领域有大量的研究成果问世(Mitja,2006)。随着国际新创企业在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显露身影,并在全球经济比重份额也逐步提升(Burgel & Murray,2000)。其中在一些如以色列、新西兰、挪威等小的开放经济中,国际新创企业在总体企业比重中的份额更为明显(Moen,2002;McNaughton,2003)。由于国际新创企业已经成长为国际竞争中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该国际商务现象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实践者所研究和关注。目前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国际新创企业具有理论和管理实践上的双重意义(Aspelund,2007)。企业管理者和政府政策制定者都试图弄清国际新创企业是如何克服企业创立和国际市场扩张的双重困扰而取得成功的(Aspelund,2007)。
二、 国际新创企业研究的主要问题及理论视角
传统国际化研究一直被阶段型渐进理论所支配(Knight & Cavusgil,1996;Axinn & Matthyssens,2002)。国际新创企业理论的出现,严重挑战了传统创业和国际化理论,从而推动了整个创业学和国际商务研究的进步。事实上,最早关注国际新创企业活动的是麦肯锡公司的Rennie,他在其1993年的麦肯锡工作报告中,把在澳大利亚发现的这种新兴出口企业称之为“天生全球化”(Born-global)企业。通过对欧洲一些在创立之初就涉足国际化业务的小企业的关注和案例研究,Oviatt和McDougall(1994)也开始质疑阶段模型的适用性,并指出国际新创企业是一种全新的企业国际化模式,这一新颖学术观点很快被大多数国际商务和创业学的学者接受和采用。实质上,国际新创企业属于企业家精神和国际商务的交叉领域(McDougall & Oviatt,2000;Antoncic & Hisrich,2000)。
通过详细的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在国际新创企业大量的研究成果中,主要围绕以下五个研究问题来展开:(1)国际新创企业创立背后的动因是什么(Mudambi & Zahra, 2007;Andersson & Wictor,2003)?(2)国际新创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的行为决策和战略选择具有哪些特征差异(Oviatt & McDougall,2005;Coviello,2006)?(3)企业家、组织、外部环境等因素对国际新创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和行为的影响机制如何(Madsen,1997;Mort,2006;Coviello,2006)?(4)国际新创企业是如何克服国际化中的资源缺乏和能力缺陷而取得成功的(Fan,2007;薛求知和周俊,2007)?(5)国际新创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对组织绩效具有什么样的影响(Zahra,2001;Dirk De,2005)?除了以上这些研究主题外,还有诸如国际新创企业的行业差异、国际化过程中的风险识别和规避,以及模式选择和学习效应的关系等问题也都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Rialp,2005)。
由于国际新创企业实质上是一类在其诞生不久就开始跨越国界寻找价值创造机会的创业企业,因此国际新创企业研究试图揭示的核心问题是在不拥有充分资源的创业初期,国际新创企业如何把业务扩张到国际市场,从而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寻求竞争优势,并战胜那些拥有丰富资源的成熟竞争者的过程(Zahra,2005)。从国际创业(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IE)角度去看待中小企业国际化的理论,国际新创企业整合了国际商务、创业学、战略管理、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理论知识,因此国际新创企业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必须依赖一种建立在多学科理论基础上的整合性研究(Zahra & George,2002;Aspelund,2007)。Zhou等(2007)把关系网络等视角引入国际新创企业的研究,尝试探索制度、关系文化等对于国际新创企业的战略选择影响,从而把在原有研究视野外的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整合进现有国际新创企业研究体系中。
三、 关系网络研究与传统国际化理论
1. 关系网络的内涵界定。英国人类学者拉德克里夫·布朗(1940)最早提出了“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的概念。马克·格拉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1973,1985)更是独创性的提出“弱关系”和“社会嵌入”的两个重要概念,并指出所有的经济行为都是嵌入于具体的社会结构中,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社会网络构成了核心社会结构。著名华人学者林南(2001)在格拉诺维特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社会资源理论。主张把个人的直接或间接社会关系看作是获取社会资源的渠道,个体社会网络存在的异质性和网络成员社会地位决定着在特定社会结构中个体所能获取和拥有的社会资源数量及其质量。国内著名学者(1948)针对中国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特点提出了“差序格局”这一概念。在这种差序格局下,社会关系就形成于所有社群内个体发出的多根社会关系线所交织构成的复杂网络。后来的学者(黄光国,1988;边燕杰,2004;李正彪,2005)从儒家文化、关系维度、内在动力等多角度拓展了对本土关系网络的研究。
2. 企业家关系网络与国际化进程。企业家关系网络为一套以特定企业内的所有企业家(或高管)的人际联系为基础的支持情感运作、信息流动、资源调动的社会关系总和(Adler & Kwon,2002)。该网络关系通常表现为非正式制度形式,并构成所在企业的核心社会资本和竞争优势。在组织环境内,社会关系网络可以是正式商业联系的关系,也可以是社会和制度范围内的非正式的个人关系结构(Hitt,2002)。社会关系网络长期被认为是中小企业完成国际增长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非正式的社会网络或社会关系网络是一个企业在新区域发展正式商业联系网络的最初基础(Chen,2003)。另外一些实证研究也支持社会关系网络对于新市场机会鉴别(Ellis & Pecotich,2001),国外市场准入(Ellis,2000),国际知识学习(Sapienza,2005)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最早使用网络方法分析企业国际化的是传统国际化进程理论,这种方法把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视为植根于企业的商业网络之上。Johanson和Mattson(1993)通过实证调查北欧小企业的国际化实践过程,表明网络作为企业与外部组织和环境互动的媒介,在市场知识学习和发展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基于国际化进程理论,Johanson和Vahlne(1990)认为企业的国际化发展一方面需要通过现有的关系网络建立和外部企业的承诺行为,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对新的跨国网络的投资来开发新的企业伙伴。因此,传统国际化理论中的网络研究聚焦在国际化关系的管理上。企业的关系网络被看作一些联系企业和别的企业之间关系集,不但包括不同类型的关系和特性,而且包括诸如信任,控制、资源和企业之间的依赖性等(Ahokongas,1998)。由于个体在网络方法中的战略位置和影响,国际化中的重要关系经常聚集在企业家身上,他可以通过与别人的密切社会关系对于企业国际化有着重要影响。企业家社会网络与企业获取的资源、运营模式相互影响,对于外国市场选择、市场服务、进入动态、战略选择和绩效等因素都有着重要影响(Mitja,2006)。由于制度背景和资源缺陷,关系网络对于赶超经济中的中小企业作用更为明显(Jaklic,1998)。
四、 国际新创企业中关系网络研究述评
1. 国际创业中关系网络研究的兴起。无论是有关国际化的经济学理论和传统国际化进程理论都忽视了个体在做战略选择的可能(Andersson,2000),更不适合理解快速的战略变化。特别是对国际新创企业而言,更加不能忽略企业家和高管的重要作用。Etemad和Wright(2003)在研究中明确指出,在企业发展的早期阶段,所有者特征(例如,教育,经验,资源和倾向)在年轻的国际化新创企业的出口绩效中扮演比企业特征更重要的作用。从企业家的视角来看,个人的关系网络和他们所整合的暗默知识(企业家的社会资本)能够被看成他们自身的资源,个体企业家(和他们的企业)能够通过网络与在相同产业或者更大(国际)环境中同别的企业家们(公司)联系起来(Mitja,2006)。从资源基础观的视角来看,通过网络(和网络内的参与者)企业家们获取了国际化所需的资源和信息。
2. 国际新创企业中关系网络研究的主要内容。Zahra(2000)在研究中主张国际导向的中小企业寻求创业机会和经济回报,需要一个恰当的资源、信息和知识获取机制,因此个人关系在重要信息传递中发挥了信息中介作用。更重要的是链接了隔离的社会群体中的个人关系,能够拓展识别市场机会以及便利交换和市场交易(Harris & Wheeler,2005),这得到了大多实证研究的支持(Zhou et al.,2007)。此外,通过关系网络传递的第三方转交信任能够使得在一个高度封闭的社会网络内加强社会规范和信任发生,鼓励网络内个体遵守商业规则和诚实交易,这样减少了正式控制的需求(Adler & Kwon,2002)。这样关系网络便带来了可信度,以及减少外部伙伴所带来的不确定性(Xin & Pearce,1996)。另外,由于具有浓厚的关系文化特征,关系网络的特性和作用都和西方国家存在明显差异,关系网络对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国际新创企业的信息获取、知识流动和信任获取方面的作用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除了对信息、知识和信任方面具有积极作用,社会网络也能够有效减少企业国际化经营中风险和不确定因素(Liesch,2002)。一般而言,企业国际化中的风险一部分来自于国外制度、文化和法律等方面的宏观风险,另一方面商业规则和交易者背景差异也往往形成微观交易风险。应对这些潜在的国外宏微观风险,关系网络能够通过快速传递个人和经验信息,从而增强国际新创企业对于外部环境变动的反应速度(Oviatt & McDougall,2005)。近年来的国际创业理论围绕天生国际化企业如何导致卓越绩效来展开(Etemad & Wright,2003;Knight & Cavusgil,2004;Oviatt & McDougall,2005),这也成为国际新创企业研究中关注的一个焦点。不少学者开始尝试在研究中引入关系网络作为中介变量,来解释为什么会存在国际化和组织绩效间的多种关系。
Liesch(2002)在研究中主张建立和保持网络关系被看作国际化进程整体中的一个必要部分,即作为结果,也可以作为投入。作为结果,它是国际导向的中小企业通过逐步的国际化经营活动而得到不断发展完善的。作为投入,社会网络的信息收益能够影响国际化战略的绩效结果。Zhou等(2007)通过研究提供了一个对于国际化和企业绩效间关系的社会网络解释。在天生国际化的背景下,他们认为国内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国际化和企业绩效之间发挥了调节作用。这个调节机制产生了社会关系网络的三个信息收益:(1)外国市场机会的知识;(2)建议和经验学习;(3)信任和团结。这就意味着现有文献中国际化与绩效关系结论不一致的部分原因是仅关注国际化和绩效间的直接关系,而忽视了国际化所植根的跨边界网络关系等调节因素的影响。
由于关系网络对于国际化的中小企业鉴别全球市场机会,以及拓展和国外中间商的联系都至关重要,大多数国际新创企业学者认为本国的社会关系网络是对全球供应链网络需求的战略应对(Ellis,2000;Ellis & Pecotich,2001)。作为国际化绩效的关键因素,本土社会关系网络能够推动国际新创企业获取外部市场信息和知识学习,从而有效的规避市场风险,从而改善跨国运作和交易的效率。此外,基于个人联系的信任和团结也使企业对于全球市场的反应速度和灵活度得到提升(Oviatt & McDougall, 2005)。
3. 关系网络和我国新创企业国际化研究。在中国,孔子的儒家文化传统使得关系具有了特殊的植根于中国本土的文化属性。因此,作为对与正式制度的支持和补充,关系成为商业交易中一个对于政府行为和控制的有效战略反应(Xin & Pearce,1996)。在企业国际化背景下,和局外人的关系是一个企业国际化至关重要的方面,它的作用在中国以外复制(Zhou et al.,2007)。不少国外华人学者主张在缺乏制度信任、陌生人信任感和可信赖市场信息的条件下,任何交易都必须借助于完全依赖信任的个人联系(Lovett,1999)。因此,中国或其他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亚洲国家的国际新创企业在涉足国际业务时的理性选择是探索关系相关的社会网络。后来的学者发现社会网络对国际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不单单存在于中国,在其他一些制度转型国家(如俄罗斯、印度)也有证据显示企业家的非正式关系网络对于企业绩效有积极影响(Batjargal,2003)。
Redding(1991)正是从制度视角分析国际新创企业中关系网络作用。他得出如下结论:个人联系(例如关系)作为做商务和理解经济交易的隐喻,对于诸如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特别重要。缺乏制度信任,混合着对于陌生人的不信任和可信赖市场信息的短缺,导致了对于任何交易,都可以把值得依赖信任的个人联系作为信息沟通渠道。在这些条件下,中小企业的国际化早期能够利用社会关系网络把它们的经营活动扩展到国外是非常有价值的。受传统文化价值观和互惠回报等因素影响的中国“关系”(Guanxi)有着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文化特征(Lin,2001;Tsui,2000)。一些学者把中国社会的企业关系看作是一个互惠、信任和互相依赖创造价值的个体联系网络(Xin & Pearce,1996; Peng & Luo,2000;Park & Luo,2001)。并且这种关系网络被界定为一种非正式人际联系,一方面能够减少中国企业的市场交易成本(Standifird & Marshall,2000;Luo,2003)另一方面,企业家要明确关系网络并不是国际新创企业获得卓越市场绩效的充分条件(Rialp,2005),必须强化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五、 对现有研究的简要评述
长期以来,国际商务学者一直很关注社会关系网络对于中小企业国际化的作用。从早期进程理论中关系网络对企业渐进国际化的机会识别和知识学习的积极作用,到后来发现中小企业国际化带来的市场扩张其实也是伴随着关系网络扩张的过程,一方面巩固了现有的关系网络,另一方面又通过建立新的关系网络来实现,并且这一过程又因不同行业而存在一定的差异。当我们把企业的关系网络看作联系企业和外部组织和个体的关系集时,就必须深入研究个体因素在网络结构中的战略地位和影响,而这更集中体现在小企业的创业者和高管身上。个体的关系网络不单影响企业国际化的绩效,而且对外国市场选择、市场服务、进入动态、市场活动、国际化时间和程度等都有着明确影响。由于国际新创企业的研究历史较短,因此在该领域的关系网络研究成果还不够丰富。特别是对关系作为文化特征的中国而言,如何从制度角度分析国际新创企业中的关系网络作用更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目前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 Oviatt, B.M.& P.P.McDougall.Toward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New Venture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94,25(1):45-64.
2. 朱吉庆.国际新创企业成长机理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8.
3. Zahra, S.A.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new ventures: a decade of research.Journal of Inte- 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5,36(1):20-28.
4. Zhou, L.X., Wei-ping Wu, Xueming Luo.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born- global SM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social netwo- rk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7,(38):673-694.
5. 黄光国.儒家关系文化:文化反思与典范重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71002067)和上海市高校085工程项目(项目号:Z08511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