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乘数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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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货币乘数范文

关键词：日本货币政策 货币乘数 原因分析

一、“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货币政策及其效果

“泡沫经济”崩溃以后，日本经济经历了“失去的十年”，经济长期停滞不前，通货紧缩，货币供给低迷。为了摆脱困境，日本银行出台了一系列应对措施，试图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走出通货紧缩的泥潭，增加货币供给。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日本银行频繁变更货币政策操作工具和政策操作目标，采取持续宽松的金融政策。

1991年7月11日，日本银行公布将公定贴现率由6.0%下调到5.5%，随后经过9次调整，至1995年将公定贴现率下调到0.5%的历史最低水平。1999年2月12日至2000年8月11日，实施了为期18个月的“零利率”政策。在此期间日本银行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为无担保银行隔夜拆借利率。这期间无担保银行隔夜拆借利率曾降到0.02%的低水平，若除去手续费支出，利率几乎为零。

在“零利率”政策调控无效的情况下，2001年3月19日至2006年3月9日，实施了为期约5年的“量化宽松”政策。日本银行将货币政策操作目标转变为日本银行准备金存款账户余额。根据日本银行政策委员会所制定的余额目标，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购买长期国债，增加金融机构在日本银行的活期存款余额，并诱导无担保银行隔夜拆借利率接近零，以此来增加货币供应量，向市场注入流动性资金。日本银行准备金存款账户余额目标由2001年3月19日的5万亿日元不断提高，2002年10月30日达到15-20万亿日元，2003年10月10日为27―32万亿日元，2004年10月20日达到30―35万亿日元。

根据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由中央银行增加的基础货币将通过货币乘数过程成倍地增加货币供应量。但是，日本银行出台的政策并没有对增加货币供应量起到明显的效果。1991-2001年，日本的基础货币增长了95%，但货币供应量(M2+CD)的增长率仅为30%。从开始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2001-2003年，日本的基础货币增长率（前年比）分别为14.6%、22%和16.9%，而货币供应量(M2+CD)的增长率（前年比）分别为3.1%、2.9%和1.6%。可以看出，日本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并不理想，其原因之一就是货币乘数下降。日本的货币乘数在1991年2月达到了13.2的峰值以后，从1992年开始持续走低，2002年末下降到7.2。货币乘数的下降，降低了基础货币和货币供给的相关性，因此日本银行虽然增加了基础货币，但却不能使货币供应量按相应比例增加。

二、影响日本货币乘数变化的因素

根据货币理论可知，货币供给M受基础货币MB和货币乘数m的影响，基础货币是决定因素，货币乘数是重要影响因素，通过增加基础货币，提高货币乘数可以实现增加货币供应量的目标。货币乘数m是货币供给M与基础货币MB之间的比率。基础货币是货币供给的一个重要部分，因为基础货币的增加会导致货币供给的多倍增加，故又被称为高能货币。各国在进行基础货币统计时，所包含的具体内容不尽相同，日本的基础货币包括日本银行存款准备金、日本银行以外各经济主体持有的银行券以及流通货币。

货币乘数反映了基础货币之外其他因素对货币供给的影响。本文将运用下面的模型分析影响日本货币乘数大小的因素。

模型中，R表示日本银行存款准备金、C表示现金、 D表示银行存款、 r为日本银行存款准备金与银行存款之比、c 为现金与银行存款存款之比。现金C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家庭部门持有现金、企业持有现金和银行持有现金。根据这一模型，r和c将影响货币乘数m的大小，与货币乘数为负相关关系。

日本的c （现金与银行存款之比）在20世纪80年代缓慢下降，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存款利率的下降而转为上升的趋势。r （日本银行存款准备金与银行存款之比）在20世纪90年代一直比较平稳，从1999年以后其变动极大。在一般情况下，若其他条件不变，随存款利率下降人们更加偏好持有现金而不愿将现金存在银行。根据模型，其他条件不变， c（现金与银行存款之比）和r （日本银行存款准备金与存款之比）上升将导致货币乘数下降。

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的货币乘数变化比较平稳，保持在12-12.5之间，“泡沫经济”后期，由于企业持有现金与存款之比的下降使得货币乘数增加。1991年第四季度由于法定准备金率的下调，使货币乘数在1992年第一季度达到峰值。1992年以后货币乘数持续下降是以家庭部门持有现金贡献度为特征的。20世纪90年代家庭部门持续增加现金在资产组合中所占的比率，使得家庭部门持有现金与存款之比持续上升。从货币乘数达到峰值的1992-2001年末，在影响货币乘数下降的因素中有一半是家庭部门持有现金所贡献的。1992年2月在实施所谓的“零利率”政策后，企业持有现金的贡献度也很大。考察1999-2002年间货币乘数的变化可以发现，银行准备金因素的贡献度很大。各因素对货币乘数影响的贡献度可参考下表。

三、日本货币乘数下降原因

（一）低利率政策本身降低了货币乘数

市场利率是持有现金的机会成本。当市场利率上升时，将增加持有现金的机会成本，各经济主体将尽量减少所持现金；相反，当市场利率下降时，持有现金的机会成本也随之下降，当市场利息接近于零时，持有现金的机会成本也将变为零，此时持有现金和持有银行存款并无多大差别，人们会储藏充裕的现金。从1991年7月1日开始，日本银行陆续降低公定贴现率，到1995年9月8日降到0.5%的历史最低水平；1999年2月12日实施“零利率”政策后，定期存款利率进一步下降同时现金增长，1999年末现金与存款之比上升为9%以上。20世纪90年代的利率变动对非银行部门的现金以及存款的相关金融资产造成影响，现金与存款比上升，家庭部门现金持有率上升对货币乘数的影响最大，并成为信用乘数下降的主要原因。

（二）通货紧缩预期与货币乘数之间的关系

名义收益率固定的金融资产的实际收益率等于名义收益率减去预期通货膨胀率。典型的名义收益率固定的资产―现金，其收益率由通货膨胀率决定。当消费物价水平下降时，持有现金的收益率将增加，即使名义利率降到零，消费物价水平的变化率也会使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发生变化。在实物投资的收益率低、消费者物价持续下降使得持有现金比实物投资更为有利。这种情况下，家庭部门不会选择股票或公司债券而会更加倾向于增加现金在Portfolio中的比重。由于企业的资金需求少，货币传导机制中通过贷款实现的信用创造进程受阻，导致货币乘数下降。

（三）金融体系的动荡加剧，动摇了人们对银行存款的信任感，对现金的需求增加

本来现金的需求是与经济运行联动的，当经济运行活跃时，现金的需求就会增加，经济运行停滞时，现金需求就会减少。但是，由于金融机构相继破产，存款的风险加大，人们纷纷提取存款将现金储藏在自家的保险柜中。另外，不得不关注不良债权问题。企业净资产的减少，使可用于担保的资产减少，招致贷款的停滞。巨大的不良债权将招致交易对象的不信任感，使原有的交易链条破裂，不良债权的增加将使银行贷款行为更加慎重。此时，贷款的停滞将导致货币乘数的下降。

参考文献：

[1]弗雷德里克・S・米什金.货币金融学[M].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05.

[2]陈作章.日本货币政策问题研究[M].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9).

[3]裴桂芬.日本数量宽松型货币政策及其效果分析[J].日本

研究，2008（2）.

第2篇：货币乘数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基础货币；货币乘数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ovements of monetary multiplier around financial crisis in China，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China's monetary multiplier and macroeconomic volatility cycle are basically consistent. Money multiplier and money supply trends indicate that changes in the operation of monetary policy is still in rough shape， and components by monetary multiplier and the money multiplier itself changes the conclusion does not conform to traditional theory.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we should change the mode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and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multi-layered financial market，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monetary policy operations.

Key Words：financial crisis，monetary base，money multiplier

中图分类号：F832.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12）02-0023-05

一、引言

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全球金融市场和我国金融体系均充斥着大量流动性。我们以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为基本指标对金融危机爆发前后我国宏观经济状况进行分析（见图1）。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我国CPI在流动性过剩的影响下不断攀升，并于2008年2月达到了8.7%。随后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国内需求和出口不断下降，CPI也开始下滑。在2008年末，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此后，为抑制不断攀升的CPI，政策当局又出台相应的紧缩政策，直到2011年8月CPI才有所下降。与此同时，相应的宏观经济增速也开始下滑。比如在2011年，GDP增速呈逐季下降趋势，前三个季度分别同比增长了9.7%、9.6%和9.4%。因此，图中的CPI走势能清晰反映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态势。在我国，货币供应量对宏观经济运行影响巨大，但货币供应量的重要决定变量――货币乘数的变动周期是否与宏观经济运行基本吻合？本文将对此进行分析。

图1：金融危机前后我国消费物价指数（CPI）走势

二、金融危机前后我国货币乘数变动的基本判断

货币供给的基本公式为： ，其中 为货币供应量， 为货币乘数， 为基础货币。我们定义流通中的现金为 ；活期存款 ；定期存款为 ；储蓄存款为 ；基础货币 ，其中 为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现金比率 ；准备金率 ；定期存款和活期存款的比率 ；储蓄存款与活期存款比率 。因此，狭义（m1）和广义（m2）的货币乘数分别为：

因此，货币乘数是由现金比率、准备金率、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之比和储蓄存款与活期存款之比共同决定。如果分析货币乘数变动趋势，必须分析货币乘数的各个影响因素。

（一）金融危机前后我国货币乘数的变动趋势

图2反映了我国金融危机前后货币乘数的变动趋势。图中显示，狭义货币乘数 自2007年1月到2011年10月的波动幅度比较平稳，其最高点在2007年1月，为1.812387；最低点在2011年9月，为1.289877。从波动幅度来看， 从2007年1月至2008年底是逐月下降的，特别是在2008年 基本上在1.45与1.35之间进行波动，这也是受金融危机影响最深的一年。随着2008年底经济政策的调整， 又开始逐月上涨，一直延续到2011年，在央行稳健货币政策的影响下， 才开始下降。

图2：金融危机前后狭义和广义货币乘数的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Wind咨询。

广义货币乘数 的变动趋势比较明显。随着金融危机爆发直到2008年末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 不断下降。在2008年底，随着经济政策的调整， 开始进入上升通道，并在2011年随着货币政策转向才开始下跌。 的变动趋势和 基本一致，只是波动幅度大于 。

（二）金融危机前后我国货币乘数与宏观经济周期的变动趋势分析

由于货币供应量的周期性变动能够引致宏观经济的波动，因此货币乘数的周期性变动也能产生类似影响。以下以CPI和固定资产投资作为宏观经济周期衡量指标，由此分析货币乘数与宏观经济周期的变动趋势。

图3：我国货币乘数与CPI的变动趋势分析

数据来源：Wind咨询。

1. 我国货币乘数与CPI的变动趋势分析。图3反映了广义货币乘数与物价的变动趋势，我们以CPI来代表物价。图中并不能反映货币乘数与物价周期性变动的一致性。但如果考虑货币政策的“滞后性”，两者的周期性变动还是趋于一致的。比如，货币乘数从2007年4月到2008年3月处于下降周期，而CPI在2008年1月到2009年1月处于下降周期，CPI的下降周期比货币乘数晚了将近一年。随着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货币乘数从2009年1月到2010年初处于上升通道，而CPI在2009年8月达到低谷以后，于2009年10月开始上升，该周期一直延续到2011年7月。这两个阶段均显示了货币政策的滞后性，滞后期间在8个月到1年不等。因此，图中结果并不代表我国物价变动与货币乘数周期不具有吻合性，而是因为货币乘数滞后性影响的结果。

图4：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货币乘数的变动趋势分析

数据来源：Wind咨询。注：固定资产数据单位：%

2. 我国货币乘数与固定资产投资的变动趋势分析。图4为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累积同比增速与货币乘数变动趋势图。图中显示，自2008年初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积同比增速与货币乘数的变动周期基本是一致的。比如，自2008年初到2009年6月，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积同比增速和货币乘数均处于上升区间；自2009年8月到2011年8月，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积同比增速处于下降通道，虽然伴随一个小幅的上涨区间，但基本上与货币乘数的变动趋势一致。

总之，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后，CPI指标和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积同比增速指标均显示了我国宏观经济与货币乘数周期性变动的一致性。

三、金融危机前后我国货币乘数变动的结构性分析

（一）货币乘数变动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货币供应量的基本决定方程为： 。我们对该方程进行全微分，可以得到：

在上述式子中， 为基础货币变化所引起的货币供应量变化，而 为货币乘数变化所引起的货币供应量变化。我们对上面的式子进行整理，得到：

即：

因此，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可以分解为基础货币增长率与货币乘数增长率之和。给定货币乘数增长率，基础货币变动1个百分点会使货币供应量相应变动1个百分点。若给定基础货币增长率，货币乘数变动1个百分点也会使货币供应量相应变动1个百分点。

图5：狭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基础货币增长率和货币乘数增长率之和的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Wind咨询。

图6：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基础货币增长率和货币乘数增长率之和的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Wind咨询。

图5反映了狭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基础货币增长率和货币乘数增长率之和的变动趋势；图6反映了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基础货币增长率和货币乘数增长率之和的变动趋势。图中显示，基础货币增长率和货币乘数增长率之和基本上高于实际货币供应量增长率，说明在我国宏观经济中，货币政策并没有使足够多的货币供给流入实体经济，而是流入房地产和股票等虚拟经济，由此导致基础货币增长率和货币乘数增长率之和高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对两幅图的变动趋势具体分析可知，自2008年底到2010年4月，基础货币增长率和货币乘数增长率之和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之间的差异要大于2007年1月到2008年底和2010年4月到2011年10月这两个区间，这主要是由于在金融危机影响下，虽然货币政策的调控力度比较大，但由于市场信心不足，公众更愿意持有现金，商业银行也愿意持有更多的流动性而产生“惜贷”，因此导致货币供应量增长率远远低于基础货币增长率和货币乘数增长率之和。但在2010年4月以后，随着实体经济逐渐恢复，公众市场信心也开始转变，这使得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基础货币增长率和货币乘数增长率之和的差距逐渐缩小。

（二）现金比率的变动对货币乘数的影响

现金比率是货币乘数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西方经济理论，如果将现金作为微观主体所持有的资产组合的一部分，市场利率、人均可支配收入、证券投资收益率以及价格水平的变动均会影响微观主体所持有的现金占其资产总量之比。具体而言，市场利率、人均可支配收入、证券投资收益率以及价格水平的上升都会引起人们所持有的现金比率下降。根据货币乘数公式，可以得到：

这两个公式都是小于零的，由此可以看出现金比率与货币乘数的变动趋势是相反的。

图7：广义、狭义货币乘数与现金比率的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Wind咨询。

图7反映了货币乘数与现金比率的变动趋势。从图中可以看出，虽然现金比率变动趋势比较平稳，但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现金比率与货币乘数的变动趋势基本上符合反向趋势。现金比率分别在2008年1月、2009年1月和2011年2月达到最高值，这三点也分别是广义货币乘数和狭义货币乘数的最低点。从图中还可以看出，现金比率和狭义货币乘数的反向变动趋势并不是很明显，但与广义货币乘数的反向变动趋势比较明显，其下降和上升区间分别对应于广义货币乘数的上升和下降区间。

（三）定期存款和活期存款之比的变动对货币乘数的影响

定期存款和活期存款比率也是货币乘数的主要组成部分。与现金比率类似，影响该比率的主要因素包括定期存款利率、人均可支配收入、证券投资利率和价格水平等。一般而言，证券投资利率与该比率呈反方向变动；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会使投资者更多地持有定期存款，因此该比率上升；定期存款利率的上升也会使该比率上升。根据货币乘数的基本公式，可以得到该比率对货币乘数的影响方式，即：

在这两个公式中，第一个是小于零的，第二个是大于零的。因此定期存款和活期存款之比与狭义货币乘数呈反方向变动，与广义货币乘数呈同方向变动。

图8：广义、狭义货币乘数与定期存款和活期存款比率的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Wind咨询。

图8反映了该比率与货币乘数的变动趋势。首先来看该比率和广义货币乘数的变动趋势，从理论上来讲，该比率与广义货币乘数的变动趋势是同方向的，但图中的数据并不支持这一结论，比如从2007年1月到2008年9月，以及2009年9月到2010年9月，该比率均是呈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状态，但是广义货币乘数从2007年1月到2008年9月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同时从2009年9月到2010年9月，广义货币乘数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倒U”型状态，因此该比率与广义货币乘数的变动趋势并不符合“同方向”结论。其次来看该比率与狭义货币乘数的变动趋势，理论上认为该比率与狭义货币乘数的变动趋势是反方向的，图中数据不完全支持这一结论。比如从2007年10月到2008年9月，该比率和狭义货币乘数均不断上升，但从2009年9月到2010年初，该比率不断下降，而狭义货币乘数却不断上升。

（四）储蓄存款和活期存款之比的变动对货币乘数的影响

对于储蓄存款和活期存款之比而言，储蓄存款利率、证券投资收益率、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价格水平等因素也是影响其变动的主要因素。比如，储蓄存款利率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会使人们更多地持有储蓄存款，致使该比率上升；证券投资收益率的上升会使人们更多地持有证券，导致该比率下降。同时，传统的社会文化等因素也会对该比率造成影响。根据货币乘数公式，可以得到该比率对货币乘数的影响方式，即：

因此，该比率对狭义货币乘数的影响是反方向的，对广义货币乘数的影响是正方向的。

图9：广义、狭义货币乘数与储蓄存款和活期存款比率的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Wind咨询。

图9反映了该比率与货币乘数的变动趋势。首先来分析该比率与狭义货币乘数的变动趋势，从理论上来讲，该比率对狭义货币乘数的影响是反方向的，图中的数据并不完全支持这一结论，比如从2007年初到2007年10月，该比率从1.7886下降到1.4094，狭义货币乘数从1.8124下降到1.6824，两者均是呈下降趋势，但从2008年1月到2008年12月，该比率小幅上升，原因可能是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投资者对经济前景信心不足，导致储蓄存款的增加。在这一段时期内，狭义货币乘数则从1.459下降到1.316，两者的变动趋势是相反的，所以图9并不完全支持两者反向变动的结论。其次分析该比率与广义货币乘数的变动趋势，理论上认为该比率与广义货币乘数的变动趋势是同方向的，图中的数据也不完全支持这一结论。比如从2007年初到2007年底，该比率不断下降，同时广义货币乘数也是不断下降的，从4.8135下降到3.9406。2009年1月到2009年9月广义货币乘数不断上升，从3.9603上升到4.5912，而这段时期的储蓄存款和定期存款比率却不断下降，从1.8782下降至1.4968。

四、结论及启示

第一，货币乘数变动趋势基本上与宏观经济周期相吻合。数据显示，货币乘数的变动趋势基本上与宏观经济运行周期相吻合，货币乘数的变动能够对宏观经济波动作出很好的解释。同时货币乘数一般先于CPI变动，因此也支持经济理论中“货币政策滞后性”这一结论。

第二，理论上来讲，对于货币乘数增长率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而言，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应等于基础货币增长率和货币乘数增长率之和。但在我国，不管是狭义还是广义货币供应量，其增长率总小于基础货币增长率和货币乘数增长率之和。

第三，从货币乘数各个组成的变动趋势来看，现金比率与货币乘数的变动趋势基本上支持经济理论的结论，而储蓄存款与活期存款比率、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比率与货币乘数的变动趋势并不完全支持。

由此可得到如下几点启示：首先，改变我国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长期以来，受各种因素影响，我国货币政策的运用仍较粗放，大量货币没有流入实体经济。应在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同时，通过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和产业结构升级相配合，引导货币更多地流入实体部门，这样不仅可以防止货币流入资产市场所引起的资产价格泡沫，还可以提高货币政策的调控效率。其次，应该逐步改变侧重使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实现利率和汇率等价格变量的市场化，使用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来调控货币供应量，这样有利于货币政策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再次，构建多层次金融市场，扩大投资品种的种类，逐步放开资产定价管制，使投资者可以自主选择投资渠道，引导资金的合理流动。

参考文献：

第3篇：货币乘数范文

那么，什么是伙伴经济？伙伴经济具有哪些特点？对整个经济形态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企业又该如何迎接伙伴经济时代的到来？针对这些问题，本报记者近日独家专访了负责管理埃森哲技术研究院，致力于探索新兴技术，并指导埃森哲年度技术展望研究报告的埃森哲全球技术研发董事总经理普里斯・本纳吉。

共赢发展

《埃森哲2015年技术展望》指出，催生伙伴经济的主要因素，是已经利用信息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先锋企业发现以生态系统的方式运营比企业各自为营更为有效，因为前者蕴含着提升差异化竞争力和赢利能力的巨大空间。比如，通过充分利用数字化生态系统，家得宝、飞利浦等企业均获得了如果依靠孤身奋战无法实现的业务增长和创收能力。

普里斯・本纳吉举例说，美国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公司和通信服务提供商AT&T各自都在发展的移动互联汽车业务，但均未取得很好的进展。后来双方的合作使得各自的业务开展变得非常顺利。他分析说，移动互联汽车关键在于充分利用物联网技术，将人、流程和物通过移动互联网连接起来。通用汽车能够通过置入汽车的各个部件的传感器将相关的数据收集上来，而AT&T则借助通信技术将数据传送到分析系统中进行分析，为后续采取的行动提供支持。

通用汽车开展移动互联汽车业务的愿景是给用户提供美好的驾驶体验，那就要为驾驶员收集各个零部件的数据并与驾驶员进行交互。而AT&T所收集的各种品牌汽车的行驶数据所产生的价值远高于通用汽车自身收集的数据。

再比如，原来主营种子和化肥销售业务的孟山都公司在收购了一个农用气候传感器公司后，将业务扩展到为精细化农业提品和服务，如根据天气情况决定什么时候浇水、施肥。

普里斯・本纳吉指出，伙伴经济可能仅依靠单个企业自身的力量发展起来，也可能多家企业共同发展。比如，阿里巴巴，在一个大平台上，通过与不同合作伙伴的合作，逐渐从电子商务业务开始发展金融、物流和信用卡等业务。他坚信，这使得阿里巴巴仍旧有巨大的发展后劲。

带来新机遇

从通用汽车公司和AT&T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到，伙伴经济似乎给AT&T这样的一度走下坡路的电信运营商带来新的商机。普里斯・本纳吉对此表示肯定。

普里斯・本纳吉认为，在伙伴经济时代，数据将成为新的货币，诸如AT&T这样的电信运营商可以盘活电信系统中运行的数据，充分发挥其价值。这会使得走了一段时间下坡路的典型运营商将焕发新的活力。

“如今，无论国内外的电信运营商都在考虑如何变现数据价值。”他补充说。

在我国，电信运营商们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开始行动起来。埃森哲北京技术研究院院长刘东介绍，在中国埃森哲已经与电信运营商合作在避免隐私泄露的前提下变现数据价值，如某个时间段进入商场的男女比例，某个用户的旅行习惯等。

埃森哲在《产业物联网――独辟蹊径助推企业增长》中指出，未来成功的企业将借助物联网技术抓住三个成长机会：通过提升生产力或发展混合业务模式大幅提升业务收入，利用智能技术来推动创新，以及劳动力转型。而物联网技术被认为是伙伴经济的关键支撑技术。

驱动平台变革

普里斯・本纳吉指出，伙伴经济需要信息技术作为支撑，特别是物联网技术，其中包括传感器技术、通信技术、云计算和数据分析技术。此外，在技术方面应关注以下五点：系统之间的互操作性、新旧系统之间的通信、网络安全（特别是诸如智能电网等这样的应用）、数据隐私和实时数据分析。

普里斯・本纳吉指出，伙伴经济将驱动平台变革。平台变革也是《埃森哲2015年技术展望》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报告指出，数字化的产业平台和生态系统正推动下一轮的突破性创新与颠覆式增长。随着数字化经济的进步，那些基于平台运营的企业抓住了更多的增长和赢利机会。这使得平台的建设从原来的以企业为焦点，到现在开始关注产业。

报告中显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调查结果，那就是75%的受访者认为下一代平台的引领者将不再是大型科技企业，而是产业内的实体企业和领军企业。近四分之三（74%）的受访企业正在使用或试用产业平台与数字化业务伙伴进行数据整合。在普里斯・本纳吉看来，这与我国的“互联网+”战略是相一致的。

但是，到底谁将在平台变革中取胜呢？普里斯・本纳吉说，现在通用汽车也好、宝马也好、奔驰也好，还有其他的汽车制造商，都想打造一个互联汽车平台，但是最后真正能够胜出的只有一两个平台。这就像在移动操作系统领域，真正取得成功的操作系统只有Android和苹果的iOS。

那么，到底谁的平台才能真正胜出？关键在于谁的平台能够吸引其他厂商或者用户加入，为他们创造增值服务。

普里斯・本纳吉指出，这要求平台提供商开放API。例如，美国家得宝公司与制造商合作，所有售出的联网家居产品都能与智能家居控制平台Wink兼容，从而打造了自身的联网家居生态系统，为Wink客户不断开发新型服务和独特体验。

但是，开放API并非易事。普里斯・本纳吉认为，开放API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以私有的方式向企业内部员工开放API，鼓励员工在平台上开发应用;第二步，向行业内的合作伙伴开放API;第三步，向公众开放API。

第4篇：货币乘数范文

西方学者关于商业银行行为对货币政策影响的研究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开始着手关于银行在信贷传导渠道中作用的研究。结果表明，商业银行往往在货币政策发生改变的情况下采取其他手段规避政策变化对其资产负债状况造成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最终作用效果。

Christian(1999)扩展了金融协调的一般动态均衡模型，并考虑到投资项目之间的异质性，用实证结果证明由于银行贷款风险的不断增加，扩张性货币政策对改善银行惜贷状况的作用不显著；Briony& Susana(2001)运用结构分析方法和VAR宏观模型分析了欧洲地区商业银行行为，并以意大利为个案，运用回归分析得出结论：就贷款而言，意大利银行的规模并不会影响银行对于货币政策的反应。这一现象可以由小银行拥有较为集中的客户群和平均较高的流动性水平来熨平货币供给紧缩的影响得到解释；Birgit Schmitz(2003)运用1990～2001年东欧八国262家银行的年度微观数据，用回归分析方法检验了货币政策调整是否在具有不同特征（例如银行的相对规模、流动性水平、资本化程度和产权结构）的银行之间反应不同。结果表明：银行的流动性和资本化程度与货币政策改变是否引起银行贷款规模变化没有显著相关性。并且在国内紧缩性货币政策出台后，具有较高流动性的银行贷款增长减少得更多。银行贷款渠道通过银行规模与国内的货币政策发生作用，银行规模越大对货币政策的反应越弱。

上述学者的研究成果都表明银行行为与货币政策最终作用效果直接相关。为了加强货币政策有效性，必须分析商业银行经营行为，积极引导商业银行作出有利于传导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意图的反应。

我国商业银行与货币政策传导研究

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正处于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变的过程之中，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作用条件也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近年来央行出台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收效甚微，关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其效应问题的研究再次引起国内学者们的关注。学者们纷纷分析我国货币政策传导链条发生阻滞的原因，并提出许多可行性建议，积累了大量研究资料。

在考察信贷传导渠道中商业银行行为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方面，胡斌(1999)指出在转轨经济条件下，我国国有商业银行面临着执行货币政策和完全商业化运作的双重约束，货币政策目标与国有商业银行商业化经营目标不可能总是一致的；潘敏、夏频(2002)通过建立一个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金供求行为模型，运用静态比较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央银行降低存贷款利率后，国有商业银行新增贷款意愿降低并导致货币政策传导不畅的内在形成机制，考察了形成这一机制的信贷风险硬约束、存款成本软约束及货币市场非充分竞争等方面原因；时文朝(2004)从货币政策的微观主体传导模式和经济变量传导模式两方面，分析了商业银行在经济金融改革实践中存在的不利于货币政策传导的种种问题，并提出增强央行独立性、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及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工具的建议；裴平、熊鹏(2003)认为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有大量货币“渗漏”到银行体系“黑洞”，为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必须抑制“渗漏”；夏斌(2004)分析了1996～2002年7年间8次降息收效甚微的原因，指出国有商业银行目前以利差收入为主的盈利模式和商业银行高比例超额准备制度使政策效应效果大打折扣。

从国内学者们的观点看，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在商业银行环节上出现阻滞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货币政策效果会受到金融机构预期的影响；国有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的依赖性导致国有商业银行“无利润”经营行为；企业经营状况所引致的信贷风险的客观存在及货币市场的非充分竞争；超额准备制度及其银行内部治理结构的不合理性；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等等。

简评与启示

第5篇：货币乘数范文

[关键词]脂肪来源间充质干细胞;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腹壁成形术横行腹直肌肌皮瓣

[中图分类号]R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455(2010)09-1309-04

Effect of ADSC with bFGF growth factor after abdominoplasty on TRAM flap viability in a rat model

PI Gang,YANG Da-ping,LIU Guo-feng

(Department of Plastic Surgery,the Second AffiliatedHospital,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Harbin 150086,Heilongjiang,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establish the effect of ADSC with BFGF on the survival of rat TRAM Flap Mode after Abdominoplasty.MethodsADSC were isolated from SD rat and cultured in vitro.A abdominoplasty Mode was constructed in all animals. Group A (ADSC-bFGF) received intramuscular injection of ADSC with bFGF during abdominoplasty. Animals from groups B (ADSC) and C (fibrin plasmagel) underwent abdominoplasty and were injected intramuscularly with physiologic saline solution, respectively. The TRAM flap was created 30 days after abdominoplasty in all animals. The viable area of the flap was calculated with Adobe Photoshop CS2 software on the day 7 after operation. The microvessel density (MVD) of the flap was counted.ResultsThe mean viable proportion of flaps was 69.40±2.81 percent in group A,There was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 A and group B(66.19±2.32 percent)in terms of mean viable flap area(P0. 05),Comparing the mean viable area of the flap 46.69±2.41 percent in group C and 43.77±3.55 percent in group D,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P0.01).For MVD,flap in group A (65.30±2.19)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with group B (59.99±2.41) (P0. 01),and both of thes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group C (44.71±2.21)and group D(42.44±3.22) (P0. 01).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documented the increased deposition of antigen antibody complex the plasma of endothelial cells of the flap.ConclusionADCs with bFGF can increase ischemic flaps neovascularization and augment the survival areas.

Key words:adipose derived stromal cell;basic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abdominoplasty;transverse rectus abdominalis musculocutaneous flap(TRAM flap)

皮瓣移植是修复皮肤缺损创面的主要手段,而皮瓣缺血性坏死则是临床上最常见的并发症。采用单蒂腹部横行腹直肌肌皮瓣(Transverse rectus abdominalis musculocut aneous flap,TRAM flap)进行再造是目前常用的再造方法[1],其缺点是手术对腹直肌及前鞘的损伤,术后容易出现腹壁不对称、腹壁薄弱、腹壁疝和皮瓣坏死等并发症[2]。 该术式皮瓣血供减少,皮瓣部分坏死概率增加。尤其是在做过腹壁成形术和术中破坏了穿支血管的患者。其原因主要为动脉供血不足和/或静脉回流不畅,因此如何改善微循环一直是整形显微外科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本研究的目的是使用脂肪来源间充质干细胞复合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ADSC-bFGF)刺激腹部横行腹直肌肌皮瓣(TRAM flap)的血管新生,从而增加皮瓣的存活率。

1材料

1.1 设计:采取随机,对照,动物实验。

1.2 时间及地点:于2010-04至2010-07在哈尔滨医科大学动物实验室完成。

1.3 实验材料:健康纯种成年雄性SD大鼠,质量为250～280g(哈尔滨医科大学动物实验中心提供),共28只。DMEM-F12培养基(美国Sigma公司),胎牛血清(杭州四季青公司,中国),CD31单克隆抗体(美国Santa Cruz公司),PV-6000通用型二抗(北京中杉金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纤维蛋白凝胶(上海利康瑞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贝复济(珠海亿胜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2方法

2.1 脂肪来源间充质干细胞(Adipose derived stromal cell ,ADSC)的体外分离、纯化、扩增培养:取250～280g的雄性SD大鼠,无菌条件下采集双侧腹股沟脂肪垫,剪碎脂肪。0.075%Ⅰ型胶原酶消化1h,用含血清的DMEM-F12培养液终止消化,1500 r/min,离心10min,用含有10%胎牛血清的DMEM重悬。按3×105/cm2的细胞密度接种于25cm2塑料培养瓶,置于37℃,5%C02饱和湿度的孵箱内培养。72 h更换培养液,弃掉未贴壁细胞,以后每3天换液1次。通过反复传代可得到纯化的ADSC(图1)。

2.2 实验分组及治疗:实验动物随机分为4组,每组7只。①A组:腹壁成形术后制作TRAM皮瓣组(ADSC+ bFGF);②B组:腹壁成形术后制作TRAM皮瓣组(ADSC);③C组:腹壁成形术后制作TRAM皮瓣组(纤维蛋白凝胶);④D组:腹壁成形术后制作TRAM皮瓣组(生理盐水)

2.3 动物模型构建

2.3.1 腹壁成形术模型及治疗:健康纯种成年雄性SD大鼠,250～280g。水合氯醛(10%)腹腔注射麻醉(0.3ml/100g),麻醉完毕,将SD大鼠采取仰卧位固定在大鼠板上。

腹壁成形术的切口设计线呈倒梯形状。先描画出剑突的位置,在鼠尾方向离剑突1cm的位置设计出与腹正中线垂直的5cm上底线。向下0.5cm再设计出与该线平行的水平线。尾部方向的基底线长2cm,距上底线3cm(图2A)。0.5%碘伏消毒大鼠腹部术区,铺无菌洞巾。沿切口线切开大鼠皮肤、皮下至深筋膜层,沿头尾方向在深筋膜层掀起皮瓣,离断进入皮肤的穿支。标出两侧腹直肌腱膜,其大小为3cm×0.5cm,距腹正中线0.25cm。对A、B、C、D四组分别用ADSC-bFGF悬液(细胞为第四代)、ADSC细胞悬液(第四代)、纤维蛋白凝胶和生理盐水,分四点注射到腹直肌上(图2B)。每点均为0.1ml,总量为0.4ml/只。然后将0.5cm×5cm的皮条切除。缝合切口。实验完毕后单笼饲养,麻醉清醒后,自由供应饮食饮水。每日观察大鼠的生活状态。

2.3.2 TRAM模型建立:腹壁成形术后1个月,所有实验动物均构建TRAM模型。

TRAM皮瓣位于剑突下1cm,大小为10.5cm2。沿设计线切开皮肤后,将皮瓣从左侧的蒂部向腹白线分离。将右侧的皮瓣从外侧缘向腹直肌分离。沿腹白线和腹直肌外测沿作纵切口,将头侧的腹直肌切断,制作成以右侧腹直肌为蒂,腹壁下动脉供血的皮瓣(图3)。

2.4 皮瓣坏死的鉴定:在TRAM皮瓣术后7天进行皮瓣坏死面积的评估(图4)。术后7天水合氯醛10ml/kg腹腔注射处死动物。即刻切取全部腹壁组织(包括腹直肌),用硫酸纸描绘皮瓣成活区域范围并扫描入计算机。应用Adobe Photoshop CS2软件测量皮瓣成活面积,以成活面积/设计面积的比值表示皮瓣成活情况。

2.5 组织标本取材:根据Lineaweaver等[3]的方法,将TRAM皮瓣分为四个区:Ⅰ区,腹中线到右侧腹直肌外侧缘间的区域;Ⅱ区,腹中线到左侧腹直肌外侧缘间的区域;Ⅲ区,右侧腹直肌外侧缘到右侧皮瓣边缘的区域;Ⅳ区,左侧腹直肌外侧缘到左侧皮瓣边缘的区域。无菌条件下切取大鼠皮瓣小块约0.5cm×0.5cm大小组织,分别取距皮瓣各区中间的组织。用4%甲醛固定24h后制成石蜡病理切片;一部分切片用于苏木素-伊红染色,观察组织病变情况;另一部分则用于免疫组化检测。

2.6 微血管密度(microvessel density,MVD)检测:标本石蜡切片后HE染色,40倍光学显微镜在皮下组织中随机取6个视野计算微血管数取平均值,根据每个视野0.1885mm2换算成每mm2血管数做统计学处理。

2.7 统计学处理:用SPSS 13.0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数据采用各组的平均值±标准误表示,各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P

3结果

3.1 皮瓣活性:皮瓣模型建立1周后,观察大鼠腹部皮瓣。大鼠皮瓣Ⅰ区的全部、II区及Ⅲ区的小部份存活。A组基本存活,创面干燥。而其他三组存在不同程度的坏死现象。图片经图像分析系统计算出A,B,C,D四组的存活面积百分比分别是(69.40±2.81 )%、(66.19±2.32)%、(46.69±2.41) %和(43.77±3.55)%。统计学分析皮瓣成活率A组与B组差异有意义(P

3.2 HE染色分析:术后第7天,切取的皮瓣组织病理切片,HE染色可见,A、B两组表皮完整有轻度萎缩,组织内轻度炎症浸润,有较高密度的小血管分布,内有红细胞充盈,纤维组织细胞增生明显。C、D两组皮瓣萎缩明显,皮下组织有水肿,炎细胞浸润明显,新生血管数目较少,皮下纤维增生,排列不规则 (图5)。

3.3 微血管密度(MVD)测量:各组动物术后第7天皮瓣内MVD:(65.30±2.19)根/mm2;(59.99±2.41)根/mm2;(44.71±2.21)根/mm2;(42.44±3.22)根/mm2。皮瓣微血管密度A组与B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

3.4 免疫组化结果:注射ADSC-bFGF组组织内血管内皮CD31呈阳性表达,染色的血管内皮标记出微血管,血管内皮细胞浆内褐色抗原抗体复合物沉积,甚至可见抗原抗体复合物呈带状围绕血管腔,而生理盐水组不明显(图6)。

4讨论

大鼠腹部血管结构同人体相似,大鼠TRAM皮瓣模型已证实是可靠的实验动物模型。我们采用了de Freitas等[4]提出的腹壁成形术后TRAM皮瓣模型,选择以腹壁下动脉为供应血管,右侧低位带蒂的TRAM皮瓣。尽管其在大鼠上并不是最理想的动物模型,但它更贴近于人的TRAM皮瓣。血管蒂的肌皮穿支范围仅限于Ⅰ区。结果模型组中Ⅰ区的全部、II区及Ⅲ区的小部份成活,皮瓣Ⅳ区的全部、II及Ⅲ区大部份坏死。所有这这些动物模型的皮瓣成活区域[(4.49±0.44)cm2]及成活率[(42.79 ±1.61)%]比较恒定。具有较好的重复性。因此以腹壁下动脉为蒂的大鼠腹壁成形术后TRAM皮瓣模型是一个比较稳定和成功的缺血皮瓣动物模型。

目前,基因疗法被认为是促进腹壁成形术后TRAM皮瓣存活的理想疗法。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应用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促进微血管生成,但VEGF也是肿瘤血管生成的重要调节因子,在多种恶性肿瘤的生长、转移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且再造又在乳腺癌的术野之中[5]。因此,将VEGF用于乳腺癌术后再造的患者以促进再造皮瓣成活有促进肿瘤生长的风险,是不合适的,需要寻找新的促进皮瓣血供和修复的手段。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basic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bFGF) 是一种多功能细胞生长因子,是成纤维细胞、血管内皮细胞及血管平滑肌细胞的高效促生长剂,能够强烈促进新生毛细血管的形成[6-7]。刘斌[8]等对大鼠背部随意皮瓣应用bFGF后,发现新生微血管的数量增加,皮瓣成活面积增大。Wong等[9]研究在大鼠腹直肌肌皮瓣术后bFGF的表达,发现bFGF能促进血管增生,使大鼠皮瓣存活面积显著增加。

ADSC容易获得和培养,具有多向分化潜能,在体外容易扩增和长期稳定表达等优点在创伤修复、组织缺血的血管生成和组织工程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研究发现ADSC移植能促进大鼠脑缺血缺血区微血管的生成,其机制可能与促进bFGF和VEGF的表达有关[10]。Moon等评估了ADSC对裸鼠后肢局部缺血模型新生血管形成和血流的影响,发现实验组血流指数和血管密度均显著高于对照组[11]。

本实验通过VEGF复合体外培养的SD大鼠ADSC,利用基因治疗和细胞治疗的协同作用,在建立腹壁成形术时注射ADSC-bFGF,以期在建立TRAM皮瓣时新生血管的数量能达一定水平。注射后第37天(术后第7天)证实基因和细胞协同治疗能有效地增加皮瓣成活面积及微血管密度。我们的研究已经初步表明,ADSC-bFGF具有更强大的促进缺血组织血管新生作用,能有效的增加腹壁成形术后TRAM皮瓣的成活面积。因此,联合治疗可作为治疗腹壁成形术后TRAM皮瓣缺血的首选。但是要将ADSC-bFGF治疗缺血皮瓣的方法真正应用于临床,尚需大量的工作:①bFGF对ADSC的生物效应研究;②ADSC-bFGF促进皮瓣血管的具体机制研究;③治疗的稳定性、可控性及安全性等。这些将是我们以后进一步开展的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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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栾杰,穆大力,穆兰花,等.应用SIEA皮瓣行再造[J].中国美容医学,2009,18(2):143-144.

[3]Lineaweaver WC, Lei MP, Mustain W, et al. Vascular endothelium growth factor, surgical delay, and skin flap survival[J]. Ann Surg,2004,239(6):866-873.

[4]de Freitas AL ,Gomes HC ,Lisboa BC ,et a1 . Effect of Gene Therapy with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after Abdominoplasty on TRAM Flap Viability in a Rat Model[J]. Plast Reconstr Surg,2010,125(5):1343-1351.

[5]张斌,冯锐,潘思虎,等.巨噬细胞及粒巨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对大鼠腹壁皮瓣成活的影响[J].中国普通外科杂志,2009,24(8):646-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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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Ding L,Donate F,Parry GC,et a1. Inhibition of cell migration and angiogenesis by the amino-terminal fragment of 24KD basic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J].J Bio Chem,2002,277(34):31056-31061.

[8]刘斌,鲜华,欧阳晟,等.bFGF-FG对大鼠随意皮瓣早期断蒂的影响[J].国际医药卫生导报,2009,15(23):15-17.

[9]Wong MS, Erdmann D, Sweis R ,et a1. Basic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expression following surgical delay of rat transverse rectus abdominis myocutaneous flaps[J]. Plast Reconstr Surg,2004 ,113(7):2030-2036.

[10]王杰华,刘楠,杜厚伟,等.脂肪来源的干细胞移植对大鼠脑缺血后微血管生成及bFGF和VEGF表达的影响[J].细胞与分子免疫学杂志,2008,24(10):958-961.

第6篇：货币乘数范文

关键词：海峡两岸 承运人制度问题 比较研究

研究两岸海商法承运人相关制度之前，对两岸地区的海商法的立法背景进行研究是极为有必要的。台湾的法律主要参照日本和德国的法律制订，同时吸收一些英美法的内容，但仍属于大陆法系。大陆的海事法律则属于社会主义性质。造成两岸海事法律规定不同的原因在于其社会制度与法律体系的不同，在制定海事法律时的历史背景也不同。台湾现行的《海商法》是经1962年修改的，在制订时只有1924年的《海牙规则》可供参考①。其有关海上货物运送方面的内容，完全按照《海牙规则》制订。而大陆海商法是1992年颁布，当时国际上存在三个调整海上货物运输的国际公约，大陆有关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方面的内容，既参照了《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的规定，又考虑《汉堡规则》的规定。

一、承运人定义

对承运人的正确认定事关海上货物运输索赔对象的确定，货主只有在明确了谁是索赔对象之后才能行使索赔或诉讼的权利②。

1、 大陆对承运人的认定

承运人为“本人或者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与托运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人。”另外其也衍生出实际承运人概念，为接受承运人委托从事货物运输或者部分运输的人，包括接受转委托从事此项运输的其它人。我国将承运人区分为承运人与实际承运人两种，且其都要对托运人负责。

2、 台湾对承运人的认定

台湾《海商法》第5条规定：“称运送人者，谓以运送物品或旅客为营业，而受运费之人。”第53条规定：“运送人或船长于货物装载后，因托运人之请求，应发给载货证券。”台湾地区以签发载货证券的人为认定运送人，这种认定标准在产生了许多问题。签发载货证券的人可以是船舶所有人、佣船人、船长等，但在实践中，船舶所有人虽然签发载货债券但并不一定是实际参与运输的人，实际参与运输的人也不一定会签发载货债券，对运送人的认定产生歧义。根据台湾的法律，运送人名称通常不出现在载货证券上③，使得托运人根本无法得知运送人的身份。当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发生毁损、灭失时，托运人却面临不知向谁请求损害赔偿的问题。

二、承运人的基本义务

在货物运输中，承运人收取费用进行货物运输，并对货物负有一定责任的照顾义务，如违反这一义务，承运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我们可以看到两岸法律对承运人的基本义务的规定都基于《海牙 - 维斯比规则》④，虽然概念的表述有所不同，但其基本内涵基本相同。

1、货物管理的义务

台湾海商法第63条，大陆海商法第48条相关规定，运送人对于承运货物的装载、装卸、搬运、储存、保管及运输，应该有必要的注意与处置义务。承运人运输货物时，有良好经验的承运人应在正常情况下所具有的注意义务，这就是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 。

2、提供适航船舶的义务

“台湾海运条例”第62条第1款、中国《海商法》第47条均包括承运人有提供适航船舶的义务。承运人在船舶航行前，应谨慎处理，使船舶处于适航状态，包括妥善配备船员、装备船舶，以及使货舱、冷藏舱和其他载货的地方能安全运送和保管货物。

三、承运人的责任期间

在海上运输合同中，承运人是重要的一方当事人，基于海上运输合同的性质，承运人只对海上货物运输期间发生的违约或损失负责。两岸对承运人的责任期间的规定有所不同。

1、 大陆的规定

对于集装箱运输，承运人的责任期间从承运人在装运港接收货物的时候开始；对于非集装箱运输，从货物装上船时开始；对于多式联运货物运输，从接收货物时。承运人责任期间的消灭，我国基本延续《海牙规则》规定，收货人在提货时应检查货物，如发现货物破损，应立即向承运人提出索赔；如残损不明显， 3日内提出索赔；若没有，就是交货时货物的表面状况良好的初步证据。

2、台湾的规定

台湾海商法规定，运送人的强制责任期间仅及于货物自装载上船至卸载离船期间内。对于运送人强制责任期间外的其他责任期间，运送人在不违反“民法”第222条的大前提下，可以减轻或免除其责任⑤。台湾海商法对于承运人责任的消灭，采取了海牙规则的规定，货物一经有受领权利人受领，推定运送人已依照载货证券之记载，交清货物。同时也规定在某些情形下承运人也应承担责任，跟大陆地区规定相同。

四、承运人赔偿责任

承运人的赔偿责任包括承运人对货物损害的赔偿责任以及承运人迟延交付货物的赔偿责任。承运人的货物损害赔偿责任是指承运人如果造成了货物灭失或损坏，要按一定的限额进行赔偿，而承运人的延迟交付的赔偿责任是指承运人未能在明确规定的时间和港口内交付货物，造成托运人损失的应承担一定赔偿数额的责任制度。关于承运人的货物损害赔偿责任两岸的海商法中虽有规定，但有些不同，而对承运人的迟延交付赔偿问题，大陆海商法中有相关的规定，台湾则缺乏类似规定。

1、承运人货物损害赔偿责任

大陆地区对货物的损害赔偿金额是以实际价值为基础，再加上运费、保险费、手续费等计算出来的。而台湾地区海商法对此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只在其民法第638条规定，运送物有丧失、毁损或迟到者，其损害赔偿金额应依其应交付时目的地之价值计算。然而对 “交付时目的地”的理解易会产生歧义，这里的“交付时”可能会不包括中途港的交付以及货物全损时的情形，“目的地”也可能会理解成内陆的地点，而不是卸运港 。

2、承运人的迟延交付货物的赔偿责任

承运人承担迟延交付责任的前提是承运人与托运人双方之间有明确的约定，而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也就不存在迟延交付。根据我国海商法57条的规定：“承运人对货物因迟延交付造成经济损失的赔偿限额为所迟延交付的货物的运费金额。”当货物的损失和迟延交付同时发生时，承运人的赔偿金额适用承运人对货物损失的赔偿金额。而台湾海商法中没有规定承运人的迟延交付货物的损害赔偿责任，但根据其民法的相关规定，承运人也要对货物的迟到付责任，由迟延交付所带来的损害赔偿，可以以金钱赔偿或恢复原状来赔偿。

从以上对承运人相关制度的研究中，大陆的《海商法》相对于台湾的《海商法》来说赋予承运人更为严格的责任，因此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承运人更愿意选择台湾的《海商法》作为解决法律冲突的法律，而托运人则更多的是选择大陆的《海商法》，这样可以对承运人的责任加以严格的限制。了解两岸的承运人制度，这对在实践中解决当事人海事纠纷是极为有益的。

参考文献：

[1]王炳蔚．论海上货物运输中承运人的识别．当代法学，2002

[2]郑玉波．台湾三民书局 1987

[3]张新平．海商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4]蔡镇顺．海商法研究[M]．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

[5]莫世健．中国海商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6]徐学鹿．海商法[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

注释：

[1]蔡镇顺．海商法研究[M]．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

[2]王炳蔚．论海上货物运输中承运人的识别．当代法学，2002年第5期

[3]UCP第25条第1项第3款规定：“如信用状要求或允许佣船载货证券，除信用状另有规定外，银行将接受下述性质之单据而不论其名称为何：….3.表明或未表明运送人名称。”

[4]张新平著．海商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四月第一版

第7篇：货币乘数范文

关键词：电子货币；基础货币；货币乘数；货币供给；实证分析

1引言

11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电子货币是一种新型的货币形式，网上支付和银行卡支付已经成为目前我国电子支付的主流，它的发行，一方面，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支付方式；另一方面给传统的金融理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对货币供给的影响更为明显。因此，正确认识电子货币的发展对货币供给产生的影响，对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提高货币政策的执行力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12 文献综述

121 国外文献综述

有关电子货币的研究，国内外已经有很多。国外的研究主要有：BIS（1996）的报告中，分析了电子货币的发展对货币供给的影响以及可以采取的相应措施。[1]Berrentsen（1998）认为，电子货币的发展，会在一定程度上替代现金的使用，从而影响货币的供给量。[2]Freedman（2000）认为，电子货币的出现，虽然一定程度上会提高央行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难度，但并没有降低央行对商业银行的控制能力，因此不会对央行的货币供给产生显著的影响。[3]Janson（2003）认为，电子货币的出现会削弱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效果。[4]

122 国内文献综述

国内电子货币近年来有加快发展的趋势，相关学者也做出了一些针对性的研究。王鲁滨（1999）通过分析电子货币对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的影响，得出电子货币的发展会对央行的货币供给产生明显的影响。[5]杨路明、陈鸿燕（2002）认为，在可控性方面，电子货币的发展，加上货币乘数的影响以及流通速度的不稳定性，使得货币量的可控性面临着挑战。[6]周光友（2007）认为，电子货币的出现，会减弱中央银行对基础货币的控制，增加货币乘数的内生性，从而影响货币供给。[7]于雪（2012）认为，电子货币的内生性加大了货币供给量的控制难度，同时对货币乘数也有一定的影响。[8]

123 国内外文献评述

电子货币是新兴形式，国内外电子货币的研究，大部分只是针对电子货币的定义、存在的风险、电子货币的发展以及如何监管等理论层次的研究，专门研究电子货币对货币供给影响的相关文献也只是基于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影响效果这些最基本的定性分析，没有将电子货币作为一个影响货币供给的变量来进行实证分析。因此，本文借鉴于前人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先从定性分析的角度通过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两方面研究电子货币对货币供给的影响，然后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将电子货币作为相关变量计入货币供给的分析中，通过ADF检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分析我国电子货币与货币供给之间存在的相关关系，从而为中央银行制定相关的货币政策，提高货币政策的执行力提供一些建议。

2电子货币的定义及发展情况

21 电子货币定义

根据巴塞尔委员会的定义：电子货币是指在零售支付的机制中，通过销售终端不同的电子设备之间以及在公开网络上执行支付的储值和预算支付机制。[9]

22 电子货币的发展

我国电子货币的发展情况比较落后，第一张信用卡“中银卡”是由中国银行珠海分行在1985年发行的。近年来，我国银行卡业务获得了迅速发展，截止2012年末，全国累计发行银行卡3534亿张，其中借记卡累计发行3203亿张，信用卡累计发行331亿张。全国人均拥有银行卡264张、信用卡025张。银行卡跨行支付系统联网商户48327万户，联网POS机71178万台，ATM4156万台。电子货币不仅传承了传统货币的特点，而且在与传统货币自由兑换的基础上产生了便利支付的功能。

3电子货币对货币供给影响的理论分析

中央银行货币制度中，货币供应量主要是通过中央银行创造基础货币，再经过银行体系货币乘数的作用，创造出派生货币，最后构成了整个银行体系的货币供给。按照目前我国对货币供应量的定义，可以从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两个方面来研究电子货币对货币供给的影响。

31 电子货币对基础货币的影响

央行要控制基础货币，就必须对存款准备金和流通中的现金加以控制。传统方式中，中央银行一方面可以通过提高或降低法定准备金率来控制货币供给量，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在公开市场上买卖证券来调节货币供应量。在电子货币的条件下，中央银行是否能够通过电子货币来影响货币供应量，主要从存款准备金和通货这两个方面分析。

311 电子货币对存款准备金的影响

一般而言，中央银行小幅度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会对货币供给带来显著影响，但是随着电子货币的出现，一定程度上代替了一部分法定存款准备金，如果中央银行没有对电子货币提取准备金，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准备金率来调节货币供应量的效果。与此同时，商业银行持有电子货币及其衍生品，而这部分货币不用缴纳准备金，可以降低商业银行的机会成本，使中央银行法定准备金政策的作用下降。

312 电子货币对通货的影响

电子货币的快速发展，已经逐步取代流通中的现金，使得流通中的现金量逐年下降。从图31中可以看出，我国的现金比率n从1990年的38%下降到了2011年的18%，而电子货币使用率u也从1990年的5%上升到2011年的687%。这说明，电子货币对现金具有明显的替代作用，从而使现金使用量不断下降。

随着电子货币的发展，一方面，人们手中不再持有大量现金，多余的资金就会存入银行以增加活期存款的数额；另一方面，由于定期存款的限制比较多，灵活性较小，所以人们更愿意持有易变通的活期存款，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定期存款的数额。总的来说，电子货币的发展，会使货币乘数随着非交易存款比率t的下降而上升。从公式（321）中也可以看出，法定准备金率下降，货币乘数上升。

综上可得，电子货币的发展，使决定货币乘数的各个变量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这增加了货币乘数的不稳定性。

4电子货币对货币供给的实证分析

41 样本数据的说明

本文通过选择1990-2011这22年的年度数据，来分析电子货币对货币乘数的影响。其中包括货币供应量M0、M1、M2和电子货币E，电子货币数据用各年银行卡数据代替，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年鉴》。

42 变量选取

由于电子货币能对通货和活期存款产生一定的替代作用，而电子货币对货币乘数的影响也主要是通过通货和活期存款相关的因素来体现。因此，本文选择电子货币使用率和现金损失率这两个变量作为自变量，狭义货币乘数m1和广义货币乘数m2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以解释电子货币和货币乘数之间的关系。

421 现金损失率k

现金损失率为流通中的通货C与活期存款D之比。现金损失率k下降，则流通中的现金就应该减少，这意味着商业银行在应对客户的提现要求的基础上，可以适当减少超额准备金的数量，这样商业银行能用于贷款和投资的资金就会增加，其存款创造能力就会上升。在电子货币条件下，电子货币取代流通中的现金，增加银行活期存款，会降低现金漏损率，从而提高货币乘数。

422 电子货币使用率u

电子货币使用率为银行卡交易额E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表示电子货币的使用效率，它也会对货币乘数产生明显的影响。银行卡交易额的增加会使商业银行拥有广泛的资金来源渠道，增强了商业银行创造信用的能力，但随着现金额的增加，商业银行也要为此缴纳更多的存款准备金，这又会使货币乘数下降。

43 实证过程

431 序列平稳性检验 为了防止出现伪回归，需要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因此采取单位根检验中的ADF检验。通过Eviews31分别对m1、m2、k、u进行单位根检验，均采用5%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检验结果如表41。

44 结果分析

通过分析实验结果，可以得到以下观点：

首先，狭义货币乘数m1与现金损失率k、广义货币乘数m2与现金损失率k之间都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随着电子货币的不断发展，电子货币在一定程度上顶替通货，使流通中的通货减少，从而降低了现金损失率，这必然会使货币乘数上升，放大乘数的效应，增加央行的货币供应量。

其次，狭义货币乘数m1、广义货币乘数m2与电子货币使用率u之间也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电子货币使用率u的提高，说明商业银行用于转账的结算规模在不断扩大，这就会增加商业银行清算准备金的数量，商业银行就会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从而降低货币乘数，以减少对货币的供应量。

最后，由于现金损失率k的下降会提高货币乘数，而电子货币使用率u的上升会降低货币乘数，因此，电子货币的出现，使得货币乘数的变化不具稳定性。

5结论及启示

综上所述，电子货币对货币供给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电子货币会影响基础货币。由于电子货币会部分替代流通中的现金，进一步对中央银行的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央行货币政策的执行力。其次，实证得出，电子货币的发展，货币乘数也在发生着更复杂的变化。一方面，电子货币的出现，使现金漏损率降低，这会提高货币乘数；另一方面，电子货币使用率的上升也会使货币乘数下降。综合而言，这就加大了货币乘数的不稳定性，降低了央行对货币乘数的调控力度，使货币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

针对以上问题，可以参考以下建议：

第一，制定电子货币存款准备金制度。电子货币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流通中现金和活期存款，减弱央行对货币的可控性，所以中央银行必须提取相应的准备金来控制货币数量。

第二，电子货币的出现使得支付结算更为方便、快捷，央行可以通过成立全国范围内总的支付结算平台来树立权威性，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电子货币的影响范围，从而使得相应的货币政策更加权威。

第三，互联网的发展使外国资金会以电子货币的形式进入中国，这就增加了央行监管的复杂性，因此，央行应加强与政府的协作，建立风险预警机制，使我国的货币政策效果不会受外国资本流动的影响。

第四，加大对电子货币的监管，建立更为规范的法律环境。由于我国电子货币的发展比较迟，中央银行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相关法规和政策，并结合我国电子货币发展的自身状况制定合理的规章。

参考文献：

[1] BISImplications for Central Banks of the Development of Electronic Money[M]Basle，1996

[2] Berentsen，AMonetary Policy Implementations of Digital Money1998

[3] FreedmanMonetary Policy Implemntation：Past，Present and Future will Electronic Money Lead to the Eventual Demise of Central Banking？International Finance [J]3：2，pp211-227

[4] Nathalie JansonThe Development of Electronic Money：Toward the Emergences of Free-Banking 2003

[5] 王鲁滨电子货币与金融风险防范[J]金融研究，1999年第10期

[6] 杨路明、陈鸿燕电子货币对中央银行货币改革的影响及对策[J]财经问题研究，2002年第8期

[7] 周光友电子货币的替代效应与货币供给的相关性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年第3期

[8] 于雪电子货币的发展对我国货币供给与需求影响及实证分析[D]万方数据2012

第8篇：货币乘数范文

【关键词】电子货币 发展 货币供给 影响

一、前言

在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电子货币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电子支付具备较高的效率、较低的成本，这些特征无疑给传统金融发展方式带来了一定的挑战。电子货币代替了流通中的现金，影响了货币乘数和基础货币，进而影响了货币供应。所以，文章着重探讨了货币供给在电子货币快速发展的今天所遭到的影响。

二、电子货币在我国的发展及现状

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的广泛普及等都推动了电子货币的产生与发展。1985年3月，银行珠海分行发行了第一张名为“中银卡”的信用卡，自这之后，各个商业银行便将信用卡发行视作不可或缺的业务竞争方式，于是相继发行了工行“牡丹卡”、中行“长城卡”、农行“金穗卡”与建行“龙卡”。我国政府于1993年实行了“金卡工程”，它使用的是电子货币运用体系工程，旨在强化对经济宏观调控与金融创新深化的建设。北京于2007年12月26日举行的“国家金卡工程全国IC卡第十次工作会议”展示了2000年以来，银行卡的联网通用推动了银行卡发展，发卡量已经接近了16亿张，POS机已经达至了120万台，商户已经达至85万家，跨行消费金额已经达至2.31万亿元。非银行电子货币的发展也较快，公交卡、超市卡、医保卡、“一卡通”型电子货币等逐渐盛行于各大中城市之中，极大便利了人们的购物与消费，推动了商品零销售的旺盛。

三、电子货币的发展对货币供给的影响

一方面，电子货币对基础货币的影响。央行需要对基础货币加以控制，传统方式中，央行可以采取提升或减少法定准备金率的方式合理调控货币供给量，或者采取公开交易证券的方式合理调控货币供应量。基于电子货币条件，存款准备金与通货是影响央行能否基于电子货币影响货币供应量的主要因素。

从电子货币对存款准备金影响角度而言，通常情况下，央行对存款准备金率的小幅度调整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货币供给，但电子货币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一些法定存款准备金。若央行没有提取相应的准备金，就会影响了央行通过对准备金率的调整来调控货币供应量的实际成效。同时，商业银行具备电子货币与其衍生品，且这部分的货币不需要缴纳准备金，可以通过对商业银行机会成本的降低来减弱央行法定准备金相关政策的作用。从电子货币对通货影响角度而言，电子货币的迅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逐渐替代了流通过程中的现金，进而影响了流通中现金量。基于相关统计，我国2011年的流通中现金量比1990年较少了20%，而电子货币使用率却逐渐上涨，且上涨速度较快。这无疑展示了，现金的使用量逐渐较少，电子货币有着较为显著的代替作用。可见，电子货币对央行货币供应量有着直接影响，并对货币政策执行成效也有着一定的影响。

另一方面，电子货币对货币乘数的影响。传统货币供给的模型可以简单描述为：货币供给是基础货币量和货币乘数的积，是流通中通货和银行体系多种存款的和。基础货币主要涉及流通中通货与银行体系准备金，银行体系多种存款的创造取决于银行准备金的不断扩张。基于电子货币的存在，电子货币对货币乘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下所述：

从电子货币对现金损失率影响角度而言，现金损失率与公众流动性偏好与通货机会成本有着紧密联系的关系，一般人们对通货的实际需求量会随着收入的提升而提升，从而提升现金损失率；从电子货币服法定准备金率影响角度而言，电子货币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银行流动性，银行用于投资与贷款的资金的增加，不需要完全受相应准备金的的影响，随之提升了派生存款与货币乘数。可见，法定准备金率的降低会促使货币乘数提升；从电子货币对超额准备金率影响角度而言，超额准备金率易受利率与经济繁荣的影响。电子货币具备流行性较强与安全性较高的特征，所以银行获取低成本资金较容易，且会降低具备超额准备金实际数量，一定程度上说，电子货币的发展降低了超额准备金率；从电子货币对非交易存款比率影响角度而言，定期存款存在一定的限制，没有较强的灵活性，所以人们更乐意选择活期存款，电子货币的发展降低了非交易存款比率，提升了货币乘数。总而言之，电子货币的发展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货比乘数各变量，并产业了相应变化，影响了货币乘数的稳定性。

四、避免电子货币影响的对策

首先，制定电子货币存款准备制度。电子货币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活期存款与流通中现金，降低中央银行控制货币的力度，因此央行需要提取一定的准备金合理控制好货币数量。

其次，电子货币的发展方便了支付结算，中央银行可以创建全国领域内的支付结算平台，以促进权威性的树立，从而更好地管控电子货币影响领域，以及增加了货币政策的权威性。

再次，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推动了电子货币的发展，并提升了中央银行监督管理的繁杂性，所以，中央银行需要强化和政府的合作，创建风险预警体系，从而减少外国资本流动对我国货币政策成效的影响。

最后，合理监管电子货币，创建较为标准的法律环境。我国的电子货币起步较晚，中央银行需要学习与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合理政策与法规，并结合实际发展情况制定与我国国情相适宜的规章。

五、结论

总而言之，电子货币的发展对货币供给的影响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方面，电子货币影响了基础货币，因为电子货币取代了部分流通过程中的现金，从而影响了中央银行货币供应量及货币政策执行力；另一方面，电子货币影响了货币乘数，电子货币的涌现在一程度上降低了现金漏损率提升了货币乘数，电子货币较高的使用率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币乘数，从而无疑影响了货币乘数的稳定性。

参考文献

[1]姬莹.电子货币的发展对货币供给影响的实证分析[J].金融经济.2014（12）.

[2]杨弋帆.电子货币对货币供给及货币乘数的影响机制研究――包含第三方支付机构的三级创造体系[J].上海金融.2014（03）.

[3]徐舒灵.电子货币对传统货币供给理论的影响[J].市场周刊（理论研究）.2011（03）.

[4]全颖.杨大光.互联网金融发展、支付货币电子化及对货币供给的影响[J].中国流通经济.2016（07）.

第9篇：货币乘数范文

关键词：流动性过剩；广义货币供给(M2)；货币需求；基础货币；货币乘数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02－0016－04　中图分类号：F820　文献标识码：A

流动性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中的热点和难点，已波及经济各个层面，牵动着各方关注。本文将基于对1994年以来的相关季度数据进行分析，着重从供给与需求角度，对广义货币供应量这一层次的流动性进行探讨，并给出流动性过剩的一个基本判断。

一、流动性的度量与定义

对流动性内涵的理解并未取得一致。从宏观角度来看，流动性的内涵更加复杂(Rasmus Ruffer andLivio Straeea,2006；Sebastian Becker，2007；夏斌、陈道富，2007；余永定，2007；任若恩，2007)。一般来说，在宏观意义上可以把流动性理解为货币与资金的统称，即有获利要求的、用于购买金融资产的所有可用货币与资金，在一些国家，其他一些流动性很强的资产如短期国债券也属于“流动性资产”。从可测量、可统计的角度看宏观意义上的流动性，一般有三个层次的界定：

一是将流动性界定为银行体系内的超额存款准备金。流动性过剩是指超过健全的银行业准则所要求的通常水平，银行自愿或被迫持有的“流动性”。

二是将与实体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视同于流动性。

三是将经济社会中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变现能力和支付能力的全部金融资产视为流动性。另外，流动性至少还应涵盖和反映与流动性数量层面相互联系的货币价格即利率水平的高低。

在此主要是在第二层次上研究中国流动性过剩问题。M2对实体经济增长和整体物价水平具有密切的联系和影响。如果M2相对较高，那么公众很可能会感觉流动性过剩。根据多倍存款创造模型，商业银行通过货币创造对基础货币进行放大，M2等于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之积。从货币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央银行通过自身资产负债表的调整，投放或回笼基础货币，在数据度量上可用基础货币的增长率变化来反映；商业银行通过自身的资产负债表的运作，在央行创造的基础货币的基础上创造货币(可用M2衡量)。货币乘数则反映出商业银行创造存款货币的实际效率。故本文结构和内容安排如下：从货币供给角度分别在第二、三部分分析基础货币增长率、货币乘数的变化，在第四部分则对货币需求进行分析；最后给出一个综合判断。

二、对基础货币增长率变化的分析

简言之，近年来，货币当局改变基础货币的主要途径是通过买入外汇，以及发行债券。应当说，1994年以来，在“强制结汇”的制度约束下，外汇储备的增长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基础货币的相应增长。不过，由于央行采取了冲销措施，基础货币的增长率与外汇占款增长率并不是同步的。自2003年以来，虽然外汇占款增长率非常高，给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带来了种种挑战，但央行通过大量发行票据，并通过多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方式(见图1)，使基础货币增长率在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并远远低于外汇占款的增长率。可以认为，基础货币的增长率已被基本控制住。那种认为外汇占款快速增长带来了流动性泛滥的说法还是比较牵强的。图1：1994Q1-2007Q2期间，外汇占款、央行票据、基础货币(左轴，亿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右轴，％)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及中国人民银行公告

三、对货币乘数变化的分析

广义货币供应量M2等于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之积。虽然央行仍能在总量上对基础货币的增长保持着相当的控制能力，但对货币乘数的分析可看出，1994年以来，我国商业银行的货币乘数总体上一直呈上升趋势，1994年末为2.83倍，2004年以来则基本稳定在4.5倍以上(见图2)。

广义货币M2与基础货币MB之间的乘数关系为M2=mm×MB，其中，mm为货币乘数。我国对广义货币的统计定义是：M2=C+D+Q，其中C为流通中的现金，D为活期存款，Q包括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和其他存款组成的准货币。对基础货币的统计定义是：MB=CI+R，其中，CI为货币发行，R为准备金总量。货币乘数为：

toni=M2／MB=(C+D+Q)／(CI+R)=(1+ed+qd)／(cid+rd)

其中，cd为现金活期存款比率，qd为准货币活期存款比率，cid为货币发行活期存款比率，rd为准备金活期存款比率。由于cd与eid比率高度相近，可认为nlnl：(1+cd+qd)／(cd+rd)。货币乘数由cd、rd和qd比率决定，cd比率和rd比率均与货币乘数反方向变化。这些参数不断变化，货币乘数也并非常数。我国1994年以来的cd、qd、eid、rd见图3。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报》

现金存款比率cd和准货币存款比率qd受到经济主体货币需求的直接影响，当货币需求发生变化时，必然要对持有的现金、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等金融资产组合的比率进行调整，使得cd和qd比率发生变化。同时，由于金融机构的存款创造取决于公众的资产偏好和资产选择，经济主体的资产组合变化将影响存款货币银行的资金供给，使整个存款货币银行体系要调整其资产结构，从而导致商业银行准备金存款比率rd发生变化。居民持有的金融资产组合的结构调整，即居民将自己的银行存款转变为金融市场的投资资金，其导致的流动性增加更是货币政策所不能完全控制的。

大量研究表明，制度变迁对金融发展具有推动作用。经过多年来的改革和发展，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金融制度的完善，支付体系创新以及银行和居民行为的变化使得货币乘数上升。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cd与rd比率的总体持续下降，是货币乘数上升的主要推动因素(准货币存款比率qd自1994年以来总体上波动并略有上升，基本上可不考虑其影响)。cd比率下降既反映了我国居民收入在提高，同时也反映了我国金融制度的完善程度在提高。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越高，则持有活期存款的机会成本越低，公众越愿意使用支票、信用卡等进行购买和支付。过去10多年来，中国银行业的服务水准得到了较大改善，借记卡和信用卡等金融工具比现金的收益更高一些，银行卡等支付形式逐步被认可和接

受；或者因为人们为应付大宗付款(如购买住房)或养老而储蓄。所有这些因素，都在导致现金交易相对萎缩，致使10余年来cd比率已下降过半，已降至2007年二季度时的0.26。

金融机构准备金存款比率rd是商业银行所持有全部准备金(法定准备金+超额准备金)与银行所持存款总额之比，该比率从1994年末的0.69持续下降到2007年中期的0.45左右。法定准备金率(见图4)在1998年之前受货币当局控制而变化不大，1998年3月，央行对存款准备金制度进行了改革，从13％下调到8％；1999年11月，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由8％下调到6％；2003年9月21日起，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一个百分点至7％，之后，作为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央行曾多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2007年四季度已提高至14％的历史高位。同时，近几年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率在下降(见图4)。进一步分析引起超额准备金率下降的因素，主要包括：图4： 1994Q1-2007Q2期间，金融机构超额准备金率(RHS，左轴)与国有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率(RHS Bank，左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右轴)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及中国人民银行公告

一是金融系统的支付体系创新和发展。近年来，随着央行大额支付系统和小额批量支付系统开始在全国推广运行，大大提高了银行间与银行内部的资金清算效率，为满足清算需求需保持的最低流动性规模明显下降。

二是金融市场的深化、央行票据的大量发行，商业银行不断增持大量变现能力强的非信贷资产(主要是债券资产)，又进一步提高了其资产的流动性，这些非信贷资产仍具有货币扩张能力。对于这种方式创造出来的流动性，仅仅靠控制信贷规模或者传统的货币政策手段已不能完全奏效。这也是货币当局在多次紧缩性的操作之后，市场仍感觉资金充裕的原因(夏斌、陈道富，2007；任若恩，2007)。

三是商业银行改制和上市后，赢利性约束增强，资金运用效率大幅提高，利益动机使银行更倾向于将所吸纳的存款贷放出去，自然逐渐降低超额存款准备金比例。

四是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和资产流动性明显增强，银行持有较少的流动性仍能维持正常经营(根据中国银监会的数据，近年来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持续下降，2004年底、2005年底、2006年底、2007年三季度分别为13.21％、8.61％、7.09％、6.17％)。这些因素共同促使了超额准备金率的降低。因此，近几年来法定存款准备率在提高，同时由于超额准备金率在下降，二者综合的结果就是rd比率下降，并相应的促进了货币乘数升高。

四、货币需求分析

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发展变迁对M：的需求具有重要的影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初步建立。市场化改革、对外开放、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共同构成了中国工业化的推动力量，我国工业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已经进入重化工业化阶段，并且重化工业还有逐渐增强的趋势。而2000年之后出现的重化工业更为显著的特征是在房地产以及随后的汽车等消费结构的升级推动下而发生的。同时，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城市化率已由1994年的28.5％上升到2006年的44-3％(见图5)。城市固有的功能多、市场大、效率高、规模效益和聚集效益显著的优势日益突出。城市化作为一种市场化的力量，也迫使政府以市场化的手段来管理宏观经济，给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更好的发展空间，以便征收更多的税收，反过来又更多地建设城市的基本设施。为推进工业化与城市化，各种制度得以破除。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紧密联系，互相促进，是这一时期突出的特点。从目前来看，中国总体上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期阶段，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图5：1994Q1～2007Q2期间，中国的非农产业比重和城市化率

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涉及深层次的制度因素变革，正在改变着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并对货币需求、货币结构和货币流通速度、金融市场结构、劳动力结构与供给因素、居民收入与需求、微观主体行为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社会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和国民收入的水平与结构的显著导致货币需求差异。对于非农产业部门，其边际货币需求倾向大于农业部门。与此同时，也必将伴随着新一轮的货币化进程，这一进程中不但包括物质产品的货币化，还包括大量的服务和劳务产品的货币化，不但包括流量资产的货币化，还包括存量资产的货币化(例如城市化进程中房地产业的高速发展)。大量货币作为给不断扩张的市场领域提供必要的交易媒介而被经济所吸收。新一轮的工业化、货币化进程、居收收入增长等因素将成为广义货币供应量M2需求上升的重要推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