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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事茶的36年里,他辗转于多个地方,把他对茶叶的改革思路和对茶文化的认知传播到各处。即使个人的力量微薄,还是给日本茶叶发展带来了影响。他是日本的茶叶使者,他喜欢中国博大精深的茶文化。他坦言,日本的茶文化还很薄弱。很多不足,需要不断向中国求教。20年时间里他来往中国80多次,保持着谦逊的学习态度,我们从他身上也学到了茶人的精神与品质。在中国,他仍是一位茶叶使者,搭建起了中日茶人的友谊桥梁。促进了中日茶文化的交融。
最初是茶叶选择了他
小泊重洋的父亲是医生。他的出生地大分县,是一个与茶最没关系的县。上大学时。他在岐阜大学农学部修的是水稻病虫害防治专业。虽也是农业,可与茶叶依然没有关联。毕业后,小泊重洋被分配到静冈县农业实验所调查研究茶叶的病虫害防治,做的是与他大学专业大相径庭的事情,直到这个时候,他还没见过茶树、没碰触过茶叶。可是往后的工作却包含了茶树栽培、茶叶制作等与茶有关的各方面事情,等于是摒弃了大学几年所学得的知识,要从头开始学习与摸索茶叶知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他开始了与茶结缘的36年时光。说到这里,小泊重洋先生百感交集。虽然最初是茶选择了他,但在遇到波折与困难时,他反过来选择了茶。
白天时候,我们和他一起参观了浙江余姚的茶园。他说,那片茶园的生态条件很好,他很喜欢。只要是走到茶园田间,他心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工作兴趣就萌发了。回忆起1962年,他刚刚接触茶叶时候,日本普遍种植的是当地最传统的茶树——“在来种”,这种茶在日本明治时期就种在那了,市面上95%的茶叫做“薮北”,是蒸青绿茶。当时市场不景气,果农比较富裕,茶农比较贫穷,他所在的实验所就是个清水衙门,不过这样倒给他和他的同事们提供了安静、闲逸的科研环境。在实验所的这段时间并不长,却让小泊重洋对茶的认识与情感从无到有。虽然当时的茶叶与他们的研究并不受关注,但他守住了那段清苦的时光,因为有茶做伴。
一波三折,却不离不弃
日本静冈县的牧之原有一大片茶园,1869年旧德川幕臣开始着手开垦那里的茶园,两年后,失业的川越人、附近的农家开始种植茶叶,牧之原渐渐发展成为东洋最大的茶园,每在新茶季节时,如鲜丽的绿色地毯一面铺开,成为静冈县的一大景观。
后来。政府机构在牧之原成立了茶之乡博物馆,小泊重洋成了这间博物馆的馆长,这时候起他开始觉得茶越来越有意思了。当时全世界关于茶叶专门建设的博物馆只有两个。一个在中国杭州,另一个就在日本牧之原。在6年的馆长生涯中,小泊重洋想把茶之乡博物馆做成世界第一的茶叶博物馆,因此他对年轻的馆员要求非常严格,每个人都要学会一门外语。以便在国际朋友来此参观时能流利地向对方讲解。但是,很多人并不理解他如此严谨的工作态度,他的做法没有得到认可和支持。于是。带着万般遗憾,小泊重洋离开了茶之乡博物馆。
辞去了馆长之职后。小泊重洋选择回到学校。他在静冈艺术文化大学的博物馆进修硕士课程。毕业时发表硕士论文《茶文化与城市关系》,主要内容是谈如何用茶文化振兴城市。这个观点很新颖,他把多年来在茶叶方面积累的经验与心得都写进了文章里,得到了静冈县挂川市市长的认同与好评。当地政府采纳了小泊重洋的观点和建议,政策对当时的茶叶生产方式进行改革,生蒸茶与蒸青茶并举,打出茶叶品牌。但为此而成立的茶业部门委员会里却没有小泊重洋的名字。他对此的看法很乐观,至少日本的茶业有进展了,他投入的精力也是值得的。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日本袋井市的市长就看到了小泊重洋的光芒,邀请他到袋井市协助发展当地茶业。小泊重洋到中国宁波参加茶事活动,从“宁波茶文化促进会”上得到灵感。回到日本。便成立了“袋井茶文化促进会”。聊到此,他有些羞涩地笑了笑,“茶文化促进会”这个名字很好,便“抄袭”来用了。
茶文化是认可与包容
小泊重洋说,茶叶本身的研究比较狭长,茶文化的研究比铰广泛,有深度,所以他觉得在茶叶博物馆工作比实验所时候要有趣得多。他喜欢中国的茶文化。
十九世纪70年代后期,在西安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文物中发现了唐代的茶器和茶叶。受到邀请,他和日本的专家来到中国开茶文化研讨会,在这里,他的视野开阔了。觉得茶文化比自己想象中要丰富得多。1983年,日本静冈县与中国浙江省建立茶叶合作关系,小泊重洋更加频繁地来到中国交流茶文化。有80多次之多。
在与中国茶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小泊重洋受益匪浅。他很羡慕中国对“茶文化”这三个字的提法,不仅能涵盖茶方面的很多内容,也很确切易懂。相比之下,日本的茶文化界比较闭塞,仓泽行洋先生发起成立日本茶汤文化协会,让日本人感觉只是一个关于茶道表演的协会。范围狭窄。很多人不感兴趣,后来仓泽洋行先生也反思,要改成茶文化协会。再比如说,来中国参加有茶文化色彩的活动,从日本本土来的茶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少,茶艺师和制茶师的比重更大,把自己的茶文化推向世界的意识比较薄弱。他认为日本茶文化落后于中国,是因为组织制度太严密,限制了发展,过于流于表面的表演形式。
当问及“茶文化是什么”时,小泊重洋毫不犹豫地说“认可与包容”。他解释道。原始人的生活也许只有草叶与皮毛,但是并不能否认那个时候所产生的文化。喜欢红茶的人不要排斥绿茶,不仅是茶文化,在所有文化面前,不排他是很重要的。
日本人的茶道、花道、剑道等,都强调“道”的修养,要战胜对方,光只是想赢是不行的,茶道也是一天要练习几百次,点茶的程序才会完美。点茶时不能有杂念,产生“无我”境界,超越点茶程序才会发挥点茶的意义。现在太强调点茶的茶具如何昂贵,动作如何优美,违背了茶道精神修养的作用。
让茶的世界变得单纯
无论是唐代“客来烹茶”的大费周折,还是宋人点茶的讲究,不仅仅是一种礼仪。更饱含着东方文化,说起“茶百戏”,陶谷的《茗录》说:“近世有下汤运匕,别施妙诀,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散灭,时人谓之茶百戏。
章志峰,致力于茶文化研究和交流。目前已突破了古代仅能用绿茶演示分茶的局限,可以用红茶、黄茶、白茶、乌龙茶、黑茶等其他茶类演示分茶,表现中国风格的山水花鸟图案和文字。图案保留的时间也从古代的瞬间延长到2小时至6小时。
P=Phoenixweekly Lifestyle Z=章志峰
P: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研究茶百戏的?
Z:比较系统的研究是2000年以后。这之前,80年代,我大学学的是茶学专业,做毕业论文时查资料看到了“茶百戏”、“分茶”的描述,当时觉得很奇怪。问了指导老师,他就说这个跟日本的“点茶法”、日本茶道有些关系。也就说了那么一句。
中国是宋代开始用点茶法,明代开始采用泡茶之后点茶就销声匿迹了。我也到处找了很多专家、学者交流,但资料有限,研究一直搁浅。
1997年第一次去了日本,主要是学习茶业生活技术,真菌绿茶是中国传过去改良过的,制作方式不一样。古代是压成饼的,日本是散的,或磨成抹茶。
2004年第二次去日本,是有备而来的,专门学日本茶道。和当地的茶学老师深入交流,从点茶器皿——茶瓶、茶盏、容器等开始研究。感觉到点茶的玄妙。回来之后就有方向了,开始从原料开始研究。因为工艺的改良,茶叶的品质也有变化。
从2005年开始,选择各种茶源。绿茶、乌龙、白茶、红茶各种做试验,先是绿茶获得成功,乌龙茶加工遇到一些阻力。因为乌龙茶的原料比较粗老,纤维素的含量比较高,加工困难比较大。不过乌花茶的茶汤不会变色,几十斤的成本茶才能做出一斤茶,不过可以重复利用,茶汤很稳定。绿茶比较容易氧化变色。乌龙和红茶都用得比较多。
P:茶百戏现在怎么推广?只能在你的会所看到吗?
Z:因为原料成本很高,成品茶很贵。古代茶百戏是跟黄金等价的,一块是三十万钱。现在成本一斤也要好几千块钱。因为这个技术2009年才恢复,目前还在开发,之前只有文字成果,现在我是不断地尝试,让图案更加丰富,我也不断地让技法更加娴熟,应用的范围更广泛。
P:等于这个茶的文化价值更重于它的饮用价值。
Z:如果这个技术没有恢复,人家看古代茶百戏的解说只能像听天书一样。现在我们恢复了古代的点茶文化,它在视觉上是独具一格的,只有它才能在茶汤中显现文字和图案,是艺术的一种独特表现方式。茶汤的图案是可以变化的,搅动一下就可以变幻莫测,可以满足人们的一种欣赏需求。同时茶汤也是可以喝的,也能做成各种口味。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点茶法中的茶汤矿物质要远多于泡茶法,营养价值、保健价值更高。
P:茶汤看上去很浓。口感怎么样?
Z:视觉上看着很浓,因为用的是茶粉,颜色比较深。实际上喝的时候不会,就像米糊、咖啡一样,它的浓淡可以自由调配。
P:单只用茶和水,怎么做出各种图案效果?
Z:这就是它绝妙的地方,茶汤搅拦之后会产品泡沫,泡沫有深浅,通过搅拌自然形成图案。
P:图案制作本身很难控制吧?
Z:这需要不断学习,做之前要立意构图,纸上的功夫当然也少不了,要有手绘的基础。我从小就学绘画,一直喜欢艺术。国画、素描,有一定基础就可以,主要是线条表现,不存在彩色的问题。
P:现在大家已经习惯泡茶方式了。你这是另一种茶文化——
Z:实际上中国茶文化,在唐以前是煮茶吧,原料是团饼绿茶,要喝的时候是先捻成茶粉放锅里煮,像煮咖啡一样。到了宋代就变成了点茶法,水要烧开,茶粉放到斗笠盏冲泡,搅抹起泡沫,喝的是它的泡沫。到了明代,朱元璋觉得成本太高,就弃了龙船凤饼,直接采用散茶,用开水冲泡,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泡茶法。现在饮茶都是采用泡茶法,汤是清流通透的,饮用方法很简单,只喝汤不吃茶,利用率太低,只有1/3到1/4的营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喜欢方便的直接泡茶喝,喜欢文雅的人享受茶道。有时间的也可以欣赏、品鉴一下点茶。
P:点茶法各种品种的茶叶都可以做吗?
Z:六大茶类(绿茶、红茶、黄茶、乌龙、白茶、黑茶)都可以做,比如龙井茶是一种散茶,我不需要用它的一边炒一边压扁的工序。我现在原料拿来了都是自己做的工艺,这样才能保证演示效果。
【茶百戏】
茶百戏又称分茶、水丹青、汤戏、茶戏等,是一种能使茶汤纹脉形成物象的古茶道,其特点就是仅用茶和水即可在茶汤中显现出文字和图像,是液体表现字画的独特艺术形式。
宋元以后,禅宗在当时的社会气氛中迅速地在吴越大地上传播,特别其中的临济宗,主张贴近自然、结庐庵而居,远离官寺。他们追求内在修证、旷达处世的一种“心性之悦”的境界,特别受到文人士大夫的欢迎。宋元之前,吴越地区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之说,到了元代,仅湖州的寺院已达三百零八座,而郊县妙喜山区更是被人称作“妙喜佛国”。其实早在唐代,书家颜真卿、诗僧皎然和茶圣陆羽、词人张志和等就在妙喜寺聚会著书,吸引一大批江东文士前来参学,其影响当时就传播到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等地。
660多年前,从东海高丽国走来了一位中年和尚太古普愚(1301-1382),在霞雾山的天湖庵里参拜了在丛林中享有极高声誉、被杭州灵隐寺推崇为二座的临济宗十九代石屋清珙禅师(1272-1352),并向他求法。过了半个月,石屋授给他“蒙授正印,传衣法信”的袈裟禅杖,嗣法为临济宗弟子。普愚回到国内,不负所望,广泛传法,使临济宗在朝鲜半岛花开一枝,他被尊为始祖,被皇帝封为国师,中国的霞雾山也就是他们的祖庭。今天,在经历过六个多世纪风雨阻断后,又在祖庭建成了中韩友谊亭,这是在两国文化交流史上很有意义并体现了我们国家提倡开展民间文化交流活动的巨大成果。
1992年,寇丹先生第一次应邀访韩时,知道了韩国宗教界对石屋禅师研究很关切,迫切想知道目前他们祖庭的状况,而湖州对这一段历史几乎一无所知。回国后,寇丹先生和朱敏女士多次去霞雾山考察,在杂草树林中寻找天湖庵遗址和颓败的经幢、残存的僧侣灵塔。此后,他俩在河北禅学研究所和韩国《禅文化》社的支持帮助下,花了多年时间点校了石屋的《山居诗》、语录和普愚的《太古庵歌》、语录等著作,特别是收集到石屋在普愚返国后他们之间的三封通信及普愚的年谱,这都是第一次让中国佛学界知道的珍贵资料。后来,他俩把它们合编在一起并出版,在2005年10月在河北赵州召开的第一届世界禅茶文化交流大会上分赠中外学者,并且把稿费全部捐献给了民间文化交流工作。
2006年12月,他俩参加了在韩国首尔举行的以“21世纪未来茶的展望”为主题的中、日、韩三方讨论会。期间,韩国《茶的世界》社崔锡焕先生应他俩的要求陪同去了首尔的北汉山瞻仰了太古普愚的灵塔、太古寺及当年高丽国皇帝敕建的显彰碑。在白雪皑皑的山谷中,他俩在纯净的清空里想到断了660年的纽带竟由两个老百姓又连接上了,这许是石屋与太古早就有的愿望呵。也由此,不少人知道了浙江湖州的霞雾山。几年来,不仅国内及东南亚,而且欧美的有关学者也来到天湖庵踏看,美国还翻译出版了石屋的《山居诗》。2012年10月,他俩又去首尔参加第七届世界禅茶文化交流会,在会上宣读了论文,对石屋与普愚的禅学思想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他们是完全一致的。
马来西亚紫藤文化企业集团茶艺学习中心主任、讲师。
马来西亚吉隆坡慈济大学社会教育推广中心.茶道讲师。
马来西亚国民大学分校宿舍村华文学会.茶道讲师。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学会.茶道讲师。
中国.福建.漳州.漳州科技学院(原漳州天福茶职业技术学院)客座讲师。
茶网主笔。
中国海峡茶道杂志每月专栏作者。
马来西亚光明日报每周专栏“茶人的第三只眼”作者。
著作:《茶人的第三只眼》、《喝茶慢》。编著《约会中国茶》(合编)。
西班牙
喝茶要到喝咖啡的地方,马德里市内露天咖啡座顺带供应茶,吃Tapas(Tapas是西班牙饮食国粹,常是一碟菜配块面包)的小酒馆也有茶,都是袋泡红茶,呈现方式要视那里格局大小以及收费而定,较高者用瓷茶杯托组、茶匙,上桌时茶包已在杯里,热水浸泡着,味道浸好了把茶包取出放杯托边缘,餐桌上有糖瓶、奶罐,要调味的话自己加入茶中,用茶匙搅拌后喝。
较大众化的便是一个没有打开的茶包置杯外,用纸杯盛装热水,一起交给买茶者,买茶者自己打开茶包投入热水里,糖和奶粉是纸包装条状形的,撕开倒入茶中调味。
为何侍应生不将茶包直接放入热水中才供应客人呢?一说喝茶者可自己拿捏浸泡时间,但也有可能为了节省人力。
马德里有正式吃下午茶的茶室,比如有家名为Living in London,有30种以上茶叶供选择,它特别强调“late-afternoon”即“很迟的下午”,表示它依照英式传统下午四时才开始,2人1顿的英式下午茶收费20欧元,包括茶叶有“Chelsea”红茶,二层点心架上有温热司空饼、奶脂牛油、果酱、三文治、羊角面包与曲奇饼。但这种茶室似是为了应付游客所需,本地人去消费的极少。马德里的火车站可找到茶店,店里除了红茶,也有几饼普洱。大众喝葡萄酒的习惯较多于喝茶。
葡萄牙
葡萄牙是欧洲茶文化滥觞之地,葡萄牙天主教神父Jasper de Cruz于1560年在中国传教时曾写过有关茶的信回家,这是欧洲最早记载茶的文字,也是最初饮茶的资讯传播与开发期。那时葡萄牙人与远东的贸易路线是这样,他们从澳门获得中国茶叶运到里斯本,然后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运到法国、荷兰等国家。及后1662年葡萄牙公主Catherine of Braganza of Portugal与当时英国国王Charles II结婚,从娘家带去很多茶叶陪嫁,更是英国下午茶形式形成的重要契机,但拥有悠久历史不代表现在的葡萄牙茶风蓬勃。
里斯本、巴塞隆拉市内没有什么专门喝茶的茶室,想要喝茶的话,小酒馆或咖啡座有供应袋泡红茶,或在家里自己泡来喝,市内有商店可找到精美的有柄瓷杯及杯托组,和置放已经泡过水的茶包小瓷碟。
用餐后一般有“咖啡或茶”提供的习惯这里并不通行,餐厅通常从头到尾喝葡萄酒。倒是无论大小旅馆的欧陆式早餐天天都有“咖啡或茶”的陪伴,普遍用Lipton品牌,各种风味的红茶,一包包排列整齐,一排排盛装在一个木盒子里,精致可爱。
有家豪华酒店在葡萄牙马德拉岛上名为Reid’s Palace,有真正英式下午茶提供,消费的多是游客,在传统的休息室和露台上进行,有很好的瓷器与茶叶,有精致的如手指般大小的三文治、司空饼和蛋糕,每人收费32.50欧元。特别请求来喝茶的客人:请注意,为了让我们的下午茶精致而隆重地进行,我们恭敬地请您穿着正式服装。请避免穿着短裤或运动服。
荷兰
Dr. Thomas Short于1730年在伦敦发表的论文指出,荷兰东印度公司最初(17世纪初)是用一种名叫Sage的药草与中国交换茶叶,一磅的Sage药草换三磅茶叶。
荷兰是欧洲地域最先做起茶叶贸易的,茶叶昂贵罕有,与姜、糖一样成为新的香料品项,要从药剂师手上才能购得,直至1675年,茶叶才变成荷兰食品商店里的常见食品。
荷兰人率先在旅馆附属的餐厅提供茶、简便茶具及热水装备给住客,让他们可以提着在旅馆附属露天小酒馆的花园里泡茶喝,算是欧洲地域喝茶先锋。
后来由于种种政治与经济因素,1826年间,荷兰在当时荷属东印度群岛(即印尼)开辟茶园种植茶树生产自己的茶叶,到了1892年,荷兰大部分茶叶进口自印尼,是欧洲地区除了英国在印度以外,另一个自制自供自给茶叶,改变茶业生态的地方。
如今阿姆斯特丹仍然遗留着强烈的茶文化痕迹,街上的精致生活用品店可找到一些旧瓷,有柄茶杯及杯托组。街道上很多商店的橱窗也用茶壶(瓷质或铝质)做装饰。离市中心火车站不远处有个爱茶者开的店,一层卖茶叶,都用日本收藏过来的老茶桶装茶叶,还有一块用来展示旧茶具的空间,供客人参观。
如今,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总部变作了阿姆斯特丹大学的校舍,往日用于运载茶叶的帆船则陈列在该市帆船博物馆。这些都变作一段段历史或一个个古董,供陈列用而已。
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茶的爱好与需求的感情似乎已经消失。在识途老马的带领下,可找到一两家精巧优雅的小咖啡馆,下午时分供应咖啡或午茶与点心,往往很温馨,像走入朋友的家聊天的样子,但是不是在“喝茶”对于他们已经不重要了,他们注重的是聚会。
一般在街上可买到的茶,就是一个纸杯装热水,另备一个未开封的茶包。
直布罗陀
可在咖啡座点茶喝,多以有柄白瓷茶杯及杯托组呈现,奶罐糖罐摆在桌上,如有需要自行加入调味。
比利时
比利时一般大众并不热衷喝茶。它出产巧克力,故此在布鲁塞尔城有家酒店名Hotel Amigo,在他们的酒吧,每天下午3时至5时半供应下午茶配套,以茶与巧克力为伍制造新风格来吸引游客,茶叶:Mariage Frères混合红茶,茶点:巧克力慕斯,馅饼,布魯塞爾威化烤饼,speculoos曲奇饼、三文治,茶以外还加上热巧克力,每位19.90欧元,如再加一杯葡萄酒或香槟,每位29.50欧元。当地Neuhaus巧克力品牌曾出品以茉莉花茶、普洱茶、荔枝红茶调入巧克力作为新口味巧克力。
[关键词]福建;茶叶出口;绿色壁垒
[中图分类号]F75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3)10-00-02
茶作为一种天然的健康饮品,越来越受到各国消费者的青睐。但面对欧美、日本等传统市场绿色贸易壁垒的提高,福建省茶叶出口阻力加大。克服困难,跨越壁垒,迎接挑战,对于福建省茶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福建茶叶出口的现状
福建省是茶叶生产大省,茶产业已经成为福建省农业的支柱性产业,茶业经济的发展有力地带动了福建省农村经济发展。茶叶作为福建省重要的传统出口农产品,远销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福建省主要出口乌龙茶、花茶,其次是绿茶、红茶和白茶,还有少量保健茶。其中乌龙茶作为福建特种茶的龙头品种,约占全国乌龙茶产量的85%左右。福建省茶叶出口在我国茶叶总出口中所占比重较大,主要出口日本、欧美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其中65%出口到日本。2013年上半年,福建口岸出口茶叶6139.3吨,货值4177.9万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2%和14.2%,出口量与出口货值实现齐涨。其中输日茶叶3258.1吨,货值1358.9万元,同比分别增长5%和19.6%,成为带动福建省茶叶出口的“主力军”。另外,乌龙茶和花茶的出口形势也较为喜人。1—6月,福建出口乌龙茶4439.4吨,占全国乌龙茶出口量的52.47%,比2012年同期增长1.21个百分点;出口花茶942.5吨,占全国花茶出口量的33.90%,比2012年同期增长8.21个百分点 。
二、福建茶叶产业存在问题
(一)与国际标准不接轨
福建茶叶种植分散,以农户为主体,大型茶叶生产企业较少,茶叶开发投入不足,没有形成规模经营。许多中小企业的标准意识、卫生安全意识薄弱,生产技术落后,茶叶生产技术标准不一。茶叶生产技术含量低,致使茶叶品质较低,福建茶叶农药残留、非茶异物等问题屡见不鲜,从而影响福建茶叶的出口。目前,福建茶叶的质量标准体系建设有一定的成果,但仍不完善2。一些标准对茶叶内销部分十分宽松,主要针对一些大型茶叶生产企业,中小茶商、茶农基本上不受限制,有关部门也没有采取有效的监管措施。而发达国家凭借自身科技水平较高的优势,制定了十分严格的强制性绿色技术标准,致使我国茶叶难以进入发达国家市场。
(二)市场拓展力不足
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国际茶叶进口商纷纷控制采购量和库存量,国际市场需求减少,特别是输欧的传统小包装茶叶和高档特种茶叶出口量大幅下降。近两年福建主要出口茶叶品种乌龙茶从低档为主向高档和高附加值产品转变, 如对香港、东南亚等新兴市场的出口价格创新高。但是福建茶叶的出口市场过于集中,对日本、欧盟等市场的依赖比较大,开拓其他市场力度不足,一旦这些市场进口下降,就容易引发企业的风险。从国内看,福建省的内销产品以铁观音为主,产品比较单一,对其它茶类的市场开发力度还不够,如出口受阻,也容易给企业带来风险。
(三)缺乏龙头企业和知名品牌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快,当今商品日益趋于同质化,品牌已成为国家乃至产业领域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志。并且福建正处于两岸和平发展、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关键时期,打造福建特色品牌至关重要。目前,福建茶叶的品牌建设初见成效,以“福建乌龙茶”品牌为例,就包括“安溪铁观音”、“武夷岩茶”等子品牌,而大部分茶叶企业规模小、投入少,以出口原料茶为主,茶叶经营缺乏龙头企业和知名品牌,创造的经济效益较低,利润少,缺乏国际竞争力。事实证明品牌是竞争致胜的法宝,福建茶叶的品牌建设对福建茶叶的出口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福建茶叶的品牌建设刻不容缓。
(四)频繁遭遇贸易壁垒
近年来,面对欧盟、日本等国家针对中国出口的农产品设置的“绿色壁垒”(Green Trade Barrier,GTE),其中,茶叶检验项目名目繁多,农药残留限量标准越来越苛刻。福建茶叶生产企业的规模大都较小,机械化、自动化程度较低,茶叶品质参差不齐,统一的标准难以实施。各国消费者对茶叶质量的要求各不相同,自2000年欧盟实施新的农残限量标准以来,不断出台新的茶叶农残标准,调高茶叶检测标准,并采用干茶法进行检测,特别是欧盟2010的459号公报,对茶叶中农药残留标准又有3个最新改变3。2012年以来,日本就对我国输日茶叶实施了4项贸易技术壁垒措施,包括将茶叶的三唑磷限量标准值加严到0.01毫克/公斤等,极大增加了出口茶叶农药被检出的机率。福建茶叶在出口贸易中受到重重阻力,不仅是对色、香、味等内质和异味杂物的限制,而且在卫生质量上提出更高的要求。绿色壁垒成为出口的最大绊脚石,越来越高的门槛使得福建茶叶出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三、促进福建茶叶出口的对策建议
(一)提高福建茶叶质量
欧盟历来对进口茶叶质量要求严格,特别是对于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一直在提高。福建茶叶要在质量标准上取得国际市场和消费者认可,就要求福建茶叶标准应与国际标准接轨。 要优化出口产品结构,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政府、企业和茶叶协会等中介机构要协同合作,共同发挥效力。
1.加大技术创新力度。要加快建立有机茶和无公害茶生产示范基地,建设病虫害植保网络,依靠科技进步,大力推广农业、物理、生物防治技术,从茶叶采摘、加工、包装和储运等环节按照无公害操作规程,科学合理使用农业投入品,抓好知识和技术的培训,有效控制茶叶农药残留、重金属及有害微生物的含量,提高茶农的安全用药、科学用肥的意识,从而提高茶叶品质和附加值,增强福建茶叶的国际竞争力。
2.加快与国际标准对接。进一步强化行业和生产者的自律意识,加快质量安全标准体系建设,提高茶叶的质量安全水平,实现生产与国际市场对接。在茶叶生产过程中,要认真执行国家有关的农业投入品禁用、限用规定,使用符合最终产品质量安全要求的农药品种,树立绿色种植理念。
3.加强质量监管。应加大监管力度,加强对茶叶农残的检测监控,帮助企业提升自检自控能力,提高整体质量管理水平,确保出口茶叶质量安全,使茶叶质量和安全管理做到科学化、规范化,提高行业抵御经营风险的能力。
(二)积极开拓新兴市场
目前。福建省茶叶出口市场结构不尽合理,大部分集中在欧美、日本等少数国家地区,造成主要进口国贸易壁垒增多,摩擦加剧。为了规避市场风险,应积极调整茶叶出口的市场结构,减轻对茶叶主要进口市场的依赖,面对传统市场,在保持出口稳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潜力。同时,要积极开拓新兴市场,扩大市场占有率,实施茶叶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根据市场需求,加强产品创新,调整出口产品结构,如发展潜力较大的乌龙茶、绿茶,兼顾花茶、红茶等;发展不同口味和功能型产品,如果味茶、降压茶等;积极发展有机茶等绿色产品。
(三)打造茶叶知名品牌
品牌代表了茶叶产品的特性和企业的文化内涵,打造品牌是提高茶叶产品竞争力的重要手段,福建省茶企业品牌意识正逐步提升。但是,迄今为止,福建茶叶出口仍以散装茶为主,自主品牌很少。在福建省工商部门注册的商标不少,但是大部分茶企业经营规模较小,品牌较弱,在知识产权建设与保护方面投入不足,具有影响力的全国品牌更少。要在保证品质的基础上加大宣传力度,加快福建名优茶品牌建设,提升福建茶叶出口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在名茶的基础上整合品牌,维护和发展品牌,增加消费者的认可度,培养消费者的忠诚度。福建茶叶企业还要抓住全球茶叶消费转变时机,加强国际间的沟通与交流,发挥名优茶效应好、效益高的优势,加大中国茶文化推广,使福建率先走出中国茶叶出口的困境。品牌塑造是以高质量为前提的,茶叶营销者只有提高茶叶品质,以诚信为本,以顾客为中心,树立正确的营销理念,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扩大企业规模
生产和经营分散、企业规模较小,已经制约了福建省茶叶产业的良性发展。为此,福建省各中小茶叶出口企业应开展生产经营合作或兼并重组,做大企业,抱团出海,共同抵御风险。对农户种植的茶园,可由散户种植逐步转变成半紧密型的生产基地。扩大茶产业规模,要实现产业化经营,就要大力发展龙头企业,走龙头企业带动基地生产的产业化路子。要对茶叶的生产、加工、包装等一系列环节进行全面管理。努力按进口国的质量标准要求组织生产、加工,真正形成整个茶叶产业链条的无公害、规范化运作4。
(五)加强茶农的质量意识
政府要加大宣传的力度,通过信息网络等方式,及时为企业提供相关信息和应对建议。茶叶生产和出口企业在政府或行业协会的指导和帮助下,带动农户实现有机茶和无公害茶生产,茶叶企业应了解茶叶绿色食品的绿色标准,促使其降低农残,生产安全、无公害的绿色茶叶产品,实现绿色包装。鼓励茶企参与与环境有关的绿色认证,特别是要积极争取通过ISO14000 国际标准认证。要深入研究国际贸易规则,充分利用WTO 规则中给予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的协议及争端解决机制等,运用世贸规则维护我国茶叶出口企业的合法权益,争取为我国茶叶产品出口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5以有效跨越GTB壁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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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庄鸿恩, 黄光钦.福建茶叶企业突破绿色壁垒的思考[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9.
[3] 齐晗.绿色壁垒下的中国茶叶贸易[J].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4):88-89.
论文摘要:中华五千年的文化积淀,使各艺术品类异彩纷呈,灿若星河,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庞大阵容,中国画是其中一颗光华璀璨的珍珠。在中国画教学中如何渗透文化的传承,是每个中国画教师首先要面对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本文从文化传承的角度对中国画教学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引言
鲁迅先生说过: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财富的总和,是历代先民智慧的结晶,是现实中国的精神母体,是中国历史积淀的灵魂,它孕育并影响着我们民族的未来。著名科学史家贝尔纳曾说:中国在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化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承载中华民族精神和感情的载体,是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基础,因此在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上意义深远。
乘着课程改革的春风,目前我们的课堂教学呈现出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教学由重“教”向重“学”转变,学生的主体地位逐步得到落实,学生的学习方式正在发生变革,课堂充满小组协作学习的“声音”,研究性学习得到重视……这些变化是前所未有的,标志着教学课程改革的新突破。师范学校的中国画教学又该怎样结合课程改革,以及在此过程中间怎样进行文化传承?这些都是我们所要面对、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广大大中专院校中国画教师所共同面对的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对当前美术教育教学工作是非常有帮助的。
二、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画
追根溯源,我们先要了解一下“文化”的概念。“文化”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词语,古往今来,对于“文化”的诊释很多。中国权威辞书《辞海》对文化的释义是这样的:“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一词德语是Kultur,英语是Culture,两者都源于拉丁文Cultura,其原义是指耕种和植物培育,后来由物质生产领域拓展到精神领域。
提到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脑海中就会浮现出许多联想:中国菜、茶文化,书法、国画艺术,中医中药、经络针灸,古典诗词,旗袍、唐装,故宫、长城、江南园林等古典建筑,三纲五常、忠孝仁义,天干地支、十二生肖,春节元宵、端午中秋佳节,祭祖拜佛、养生炼丹,人生礼仪,神话传说,民间娱乐……这些无不是传统文化现象。也有人把中国传统文化这样分类:饮食文化、茶文化、服饰文化、建筑文化、儒家文化、道家文化、法家文化、佛教文化、兵家文化、民俗文化等。
中国绘画是东方绘画中的奇葩。毕加索曾说:据我所知,世界上有四个国家的艺术最具魅力和影响力,一是埃及,一是印度,另外是中国和日本,而日本的艺术又大多源于中国。作为传统文化之一的中国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中国传统绘画经历了漫长的时间的考验,而且是绵延了五千年的鲜活的生命体。传神写照的人物画、意境深远的山水画、意味隽永的花鸟画构成了灿烂辉煌的中国画。给我印象深刻的是这样的文字:时间绵延,昔日辉煌,今朝灿烂,明天锦绣,异彩纷呈,独殊东方。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这样说: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中国传统绘画,是基于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土壤中,融合和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素养、审美意识、思维方式、美术思想和哲学观念,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独立的艺术体系。对于我们每一个爱好中国画的人来说,中国绘画无疑是一座巨大的文化宝库,一幢辉煌的艺术殿堂。我们应该带着仰视的、无比崇敬的心情去领悟、去解读、去品读、去学习,指导学生继承传统,了解和认识中国画,熟知其特点和艺术规律,使学生成为各方面都很丰富的、修养全面的最优秀的人材。
三、师范学校中国画教学的现状分析
不断进步与发展中的美术教育,是一门必不可少的学科。中国画作为民族绘画,属于传统文化中间的精神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改变了师徒制的传统教学模式。传统的中国画教学是典型的师徒制,师父教徒弟,徒弟的数量一般较少,较之现代的学校班级授课,学生数量远远超过很多很多。成语“青出于蓝”就是比喻学生超过老师或后人胜过前人,徒弟比师父更有成就。但在这中间是以师父的“教”为主的,徒弟只是“旁观者”,没有或者很少有“反驳”的机会,只是在学,在模仿师父的技艺。学习的时间一般较长,明显长于现今的学院教学。客观地说,在传统的师徒制中,学生的主体地位根本无从谈起。但其中也有可取之处,如师父带徒弟时间较长,徒弟学得较扎实;徒弟人数少,这样有更多的时间和师父交流,因而能够掌握更多。从其效果这方面来看还是有道理的。教师(师父)也有更多的机会和精力来教学生(徒弟),故“出蓝”者亦为数不算少。目前国内的研究生导师制,就是类似于先前的师徒制。另外,在师徒制教学中,更注重“身教”及“意会”,这也许是因为中国绘画艺术受儒、道、佛等思想的影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拈花一笑”式的意会、意念相通,这和中国画讲究意境、讲求写意是分不开的,这也是中国画区别与其他绘画的一个显著的特征之一。
目前师范学校的中国画教学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时间安排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教学资源:“生多师少”。
当前的教育情况(侧重于中国画教学),一般大中专院校的中国画课堂教学存在的问题还是有的。在大学主修中国画课堂上,我还是采用传统的师徒制教学模式。学生当时有二十人,有些偏多。作为师范学校美术教师,我负责中国画教学,其中零零级美术专业班三十一人,零一级美术专业班二十二人,零二级美术专业班四十三人,零三级美术专业班三十七人,零四级美术专业班四十六人,采用师徒制教学是不大可能的,分身乏术。班级学生数量比较多,国画专业课教师只有一人,由于中国画的专业特殊性,很多都是需要教师示范演示来展开教学。
2.文化修养:“营养不均”。
学生对中国画作品的鉴赏方面能力较弱,这其实是一个由来已久、并不新鲜的问题。美术距离学生有多远?这个问题比较难以回答。因为他们在中学美术课经常被其他课程所占据,而且是被默许的,很多学校因为迫于升学的压力,只好占用美术课、音乐课、体育课或者是其他类似的“副课”。在有些地方,特别是乡镇中学,很多学生在升人高中之后,就再也没有上过美术课。上海市美术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会长王立人表示:当前的教育是功利实用的教育,以升学考试为最终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美术课只能被“牺牲”。
通过课堂提问,我发现,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如先秦古诗、唐诗宋词元曲及画论等了解不多。造成这方面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学生是五年制大专班,所学科目较多,当然这并非主要的问题,这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各方面的能力,综合素质较强,另一方面又造成另外一个问题:由于所学科目较多,最终只能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这正如一个硬币的两面,必然是同时存在的,我们只能尽力做到趋利避害,对于大多数学生,只要他们做到合理安排时间,学会统筹规划,就完全可以学到很多知识。
3.专业课程:时间分散。
目前江苏省的高等师范学校之中,只有徐州幼儿高等师范学校的专业课相对教多,其余的师范学校大约每周4课时。通过课堂教学和学生作业的反映,课堂教学时间相对较短,以至于有个别的学生在新课结束之后,容易彻底放下,等到下周上课时再重新拾起来。对于之前所学的内容,学生真正能够最后保留下来的比较少,缺少一个慢慢“反当”的消化吸收时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学生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所暴露的问题不能及时得到发现和解决。
四、师范学校中国画教学的思考
1.提升学生的鉴赏能力,丰富学生的审美体验。
在学生进校之初,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阅读情况与课程设置情况,任课老师可以制定相关的阅读书目印发给每位学生,要求他们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读书计划,并予以抽查。另外,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根据教学的内容,适当地在课堂教学中间添加一些文化“佐料”,让课堂文化的传承得以更顺利、更“可曰”。这是因为中国画本身就属于中国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中蕴涵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思想内涵,体现了中国人的审美观念和修身养性的道德规范。比如在讲授写意梅兰竹菊等花卉时,就可以结合相关的诗词歌赋及古曲,利用音乐和诗歌作为辅助手段,丰富课堂的内涵,让课堂教学的层次变得更加有韵味,与此同时,学生对于美术作品的文化内涵和风格特征的认识会更深刻,对于美术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相对比较容易接受。我在讲授写意时,选择了学生熟悉喜欢的周杰伦的《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另外,还增加了咏菊的名诗欣赏,为学生创造了一个立体的感受空间。
2.组织安排学生的学习,提高课堂的授课效益。
由于学生很多,最佳办法是采取学生分小组协作学习,这样效果比较好,既可以锻炼学生的协作交流能力,又可以达到“资源共享”,有利于共同进步。这同时也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有利于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教师是课堂的组织者和引导者。若时间允许,教师可给出明确的目标任务。最佳办法是集中授课时间,可以借鉴美术院校的做法:每学期把要学习的几门专业课(如中国画、素描、水粉、版画、油画等)集中时间,每周的专业课皆为同一门课程,进行分时间分阶段授课(例如:素描每周安排两天半时间,为期一个月或者两个月)。这样,教师的总课时并不变,学生有更充裕的时间来深人学习,趁热打铁。教师则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科研或创作活动,可谓一举两得。
五、如何在中国画课堂教学过程中渗透文化传承
这个问题是我们中国画教师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在这里具体描述如下。
1.向学生推荐文学名著,养成良好的阅读行为习惯。
针对具体的课堂教学内容,指导学生阅读相关的文学名著,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和文学修养。比如我在给学生上《写意画法》的时候,为了使学生能够了解更多的关于的相关诗词和知识,安排学生阅读《红楼梦》第三十八回“林潇湘魁夺诗薛衡芜讽和螃蟹咏”中曹雪芹先生特地花了很多笔墨精细地描写的一场特别的诗社活动。史湘云做东主持品蟹赏菊宴,正是蟹肥菊黄之时,这是再妙不过的创意之举了。曹雪芹花了浓笔重墨写了多首咏菊之作。学生通过阅读文学名著,丰富了知识面,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体会了民族艺术的伟大。在讲《写意牡丹画法》内容时,介绍牡丹,我给学生推荐阅读明代李汝珍的神话小说《镜花缘》。
2.给学生安排诗词赏析,丰富文化修养,拓宽知识面。
结合中国画教学的具体内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适当增加诗词歌赋的赏析,丰富学生的知识层面。在讲授写意梅花、兰花、竹子、、松的时候,我就选取了相关的古代诗词介绍给学生,并让学生尝试吟颂,体会诗人的乐趣。同时在学习过程中,学生通过对诗词的理解、比较,能够体会梅兰竹菊的高尚品德与节操。譬如“为草当作兰,为木当为松。兰幽香风远,松寒不改容”(李白,《于五松山赠南陵常赞诗》),通过松来比喻刚直不阿。“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五柳先生陶渊明,就是借菊抒怀,表达归隐田园所获得的内心宁静与生命自由。古人的这些诗词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文化观念,以及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生命意识。与此同时教师还可以结合相关的古典乐曲或影视片段或着歌曲,深化认识和理解,丰富学生的审美体验。
3.给学生设书法篆刻课,提高学生各方面的文化修养。
诗书画印融于一体,有人说:书法是无声的音乐、抽象的绘画、纸上的舞蹈。这是非常形象、非常贴切的说法。在中国画教学中,我们也应该把这方面的内容添加进来。尤其是在写意画,更需要具有一定的书法基础。古人把画兰竹梅等称之为“写”,所谓“喜写兰,怒写竹”就是这个意思。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这样写道:“书法由接近于绘画雕刻变而为可等同于音乐和舞蹈。并且,不是书法从绘画而是绘画要从书法中吸取经验、技巧和力量。运笔的轻重、疾涩、虚实、强弱、转折顿挫、节奏韵律,净化了的线条如同音乐旋律一般,他们竟成了中国各类造型艺术和表现艺术的魂灵。”
论文关键词:文化传播 旅游市场 促进作用
旅游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旅游业的表面看,其发展历程带有很强的经济因素,但从需求上讲,旅游业主要源于旅游者精神享受和发展的需要,任何旅游如果没有深刻的文化形式和内涵。就无法激发人们的旅游动机,就不可能产生旅游活动。
旅游既然是一种文化活动。因此,在旅游市场的开发过程中,文化传播就显得至关重要,旅游市场开拓的过程实质是旅游文化的传播的过程,旅游市场的开拓离不开文化的传播。旅游市场的开发,正是通过传媒广泛的传播旅游景区、景点的文化信息,促进受众了解这些景区或景点,选择这些景区或景点作为旅游目的地。
旅游市场开拓过程中的文化传播不同于一般的文化传播,它有其特殊性。这主要是由两个方面决定的:一是旅游的时间性,旅游是旅游者在异地的短期生活行为。二是文化的差异性,旅游是旅游者在感受和体验另一种文化和生活。
正是由于文化的差异性,才促成旅游的发生。这种差异是由人类聚居的地域差异导致的,也就是说,人类聚居空间上的差异造成了文化空间上的差异,这种区域文化差异构成的恰恰是区域问旅游行为产生的巨大动力。为了更有效的分析文化传播在旅游市场开发中的作用,我们用拉斯韦尔(harold.d.lasswel1)文化传播“5w”模型来作为工具。
1948年,美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在其论文《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中,提出了人类的传播活动是由:谁(who)——说了什么(savwhat)——通过什么渠道(inwichchan—ne1)——对谁说(towhom)——产生什么效果(withwhichef-fect)——五要素组成。这即是着名的“拉斯韦尔5w模型”。
“拉斯韦尔5w模型”总结了人类基本的传播现象,说明了传播学的基本框架,基本上概括了传播过程中传播者、信息、媒介、受传者、传播效果的几个环节。进一步,演绎出“拉斯韦尔分析模型”。(图1)
根据“五w模型”,我们从控制、内容、媒体、对象、效果五个方面的具体分析,来指导旅游市场开发中的文化传播,以增强其传播效果,促进旅游市场的良性发展。
一、通过控制分析。解决文化传播由谁组织的问题
旅游市场的文化传播是由开发商为组织者还是以政府为组织者来进行,这是一个应该首先弄清楚的问题。在我国各地的旅游市场开发过程中,由于政府资金的不足,大都采用了多种形式的开发模式,引进了民间资金进入。但是,从实际情况看,民营开发商在旅游市场的文化传播中,带有浓厚的商业,气息,主要是基于经济利益的商业炒作,在开发商的宣传过程中带来了很多的负责效应。因此,在旅游开发的文化传播中,政府应起组织者的作用。从资源角度讲,旅游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旅游资源是特定国家、民族或者人群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积淀而成,反映了特定国家、民族或者人群的历史与现实的社会状况,是特定国家、民族或者人群的特性的文化积累,政府在其开发和利用中应该起到主导作用。当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导作用更应该体现在宏观层面。在旅游市场的开发和利用过程中。不是包办一切,指挥一切,而是侧重于制度层面和政策层面的引导。具体地讲,政府的主导作用主要表现在这几方面:
第一,政府是实际工作的组织者。
旅游市场的开发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没有政府力量的参与,任何保护、开发、利用都是一句空话。应该说,这几年,中国旅游市场开发、旅游产业的兴起,出现这么速度的效果,没有政府的积极组织和倡导,是不可能出现的。所以,在旅游市场的文化传播过程中,政府还应该进一步加强组织和领导,对其进行控制和规范。
第二,政府是实际工作的指导者。
在具体旅客市场开发过程中,政府对其文化传播在规划、政策、法律等方面给予着具体的指导。政府承担着文化传播“守门人”的作用,必须要考虑开发什么?保护什么?用什么样的战略和速度进行开发?用什么样的路径和方法使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取得一致?等等。这些都是政府必须要进行正面引导和指导的。不能完全由市场机制来调节文化,这样势必使文化沦为单纯赚钱的工具,失去了文化价值,许多旅游景区或景点也就毫无价值。
第三,政府是各方利益的协调者。
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从大的方面讲是一种公共资源和公共产品,但从其产生和使用的具体过程来看,是有其区域性、个体性的特征。也就是说,在旅游市场的开发过程中,各利益主体是不一样的,旅游景区或景点有自己的利益、开发企业有自己的地方政府有自己的利益。政府在这种利益冲突中,应该充当调解人的角色。在文化传播中要了解各方面的诉求,平衡各方面的关系,协调各方面的利益整合各方面的力量,使各方在旅游市场开发中,既使各方的利益得到照顾,又使旅游景区或景点在开发过程中得到应有的保护,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二、通过内容分析,解决文化传播讯息内容的问题
旅游市场的文化传播不可能是对旅游景区或景点的镜像似的全面反映,而是经过了一定选择的结果。这也是传播的重要作用的体现。“当一个信息被‘放大’时,就意味着它引起了共鸣,即无意识的认同,它因此产生了~种新的意义:成为大众心理归宿的符号。”怛是。旅游市场的文化传播的选择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引起高度重视,才能使文化传播达到应有的效果。
1.要注意内容选择的真实性
内容的真实性是传播学的最基本原则旅游市场的文化传播也不例外。旅游市场的发展,对文化传播带来了机会也带来了挑战。机会是带来对旅游文化的重视,危机是为了追求商业价值,可能为了迎合游客的口味,不惜扭曲和改革原有的文化面貌,使其向某个方面或方向极端发展。如许多旅游景区或景点与历史遗迹、神话传说、宗教寺庙等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不注意引导,就可能成了宣传和扩散封建迷信内容。一些地方为迎合旅游者的需要,不惜歪曲历史或虚构历史,大量制造“文化赝品”。一些地方以保持和恢复传统文化的本原面目的名义,不顾当地社会文明进化的事实现实发达的状态,硬是保留甚至制造一些原始部落来,还煞有介事地标上正宗传统文化的标签,冠以“人类学的活博物馆”的美名供人观赏。
2.要注意内容选择的层次性
旅游市场的传播不能仅仅停留在“新”、“奇”、“怪”等表面层次,必须要注意深层次的文化传播。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文化遗产旅游将成为一个热点,文化内涵深厚的旅游项目和产品将受到青睐。高层的旅游活动应该“是一种主要以获得心理上的为目的的审美过程和自娱过程。”仅仅只限于直接的感观刺激,带给旅游者的是低层次的浅薄的审美体验,只有通过文化因素的加入,才能不断提高旅游者的审美情趣和审美意识,才能使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真正达到赏心悦目的审美境界。所以,对于旅游市场深层次的文化传播一定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要加大对旅游景区或景点中的佛教文化、道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儒家文化、建筑文化、茶文化、酒文化、性文化、民俗文化等等的宣传和传播,以提高旅游的档次和水平。打造出叫得响的旅游品牌,增强其旅游业的竞争力。
3.要注意内容选择的认同性。
从内容上讲.旅游文化具有极强的地域性,其接受面往往会受到区域文化、民族传统的限制,在甲地非常受欢迎的文化可能在乙地无人问津。这种文化上的差异性,一方面可能对旅游者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使旅游者在感知和经历这种差异时感到无所更从。难以接受。因此,我们应该通过有效的文化传播去寻求传播者与受信者之间的含义认同,即传播者与受信者对含义的共同感受。
“旅游也是一种文化认同的过程。没有文化认同,旅游就失去了意义。旅游文化是文化求异和文化认同之间的平衡,是不同文化的冲突交流所以发展旅游既不能不求民族和地域特色.又不能片面强调民族、地域特色,而是要慎重考虑古今中外文化所包含的文化要素之间相容与不相容的关系。只有这样,旅游业才能得到健康、快速地发展。”
三、通过媒介分析,解决文化传播实施渠道的问题
文化传播是需要一定的物质载体的,这个载体就是我们常说的媒介。从现有的媒介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既有纸质媒介(报纸、期刊、书籍等),又有电子媒介(广播、电视、电影等),还有新型媒介(互联网、手机短信等),这些媒介在文化传播中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因此,在旅游市场开发的文化传播中,要根据媒介的特点来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媒介的优势,选择正确的媒介形式,来促进旅游市场开发过程中的文化传播。
1.要根据不同的受众选择媒介
受众作为受信者是为了达到某种满足和需求而使用媒介的,而受信者的这种选择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个人需求和兴趣来决定的。受信者受其民族习惯、文化水平、职业、经济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使他们对不同媒介的形式喜爱程度不同,对不同媒介内容的理解也不同,因此不同媒介在进行文化传播中其讯息所能送达的顾客类型必然是不同的。电视、广播、报纸及其各节目时段或栏目通常都有其相对固定的一部分观众、听众和读者。因此,旅游文化传播要针对不同需求和兴趣的受信者,有针对性地选择媒介。使文化传播达到应有的效果。试想:如果用互联网去传播旅游文化,有几个农民能够知晓。在中国农村,电视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人们更多的是通过电视来获得讯息的,因而,在农村通过电视加强对旅游的文化传播应该是更有效。更能获得这些居住区的人大多数人的接受、承认和信赖。
2.要根据不同的特性选择媒介
各类媒介的特性是很明显的,都有其优点和不足。而任何景区或景点的文化内容和样式也是不尽相同的。所以,在旅游市场的文化传播中,应该把某景区或景点的文化特和媒介特性结合起来,有目的地选择媒介。需要展示其文化样式的形状或动态,就尽量不采用普通黑白报纸和广播来作为传播媒介,而是尽量使用电视或网络媒介乃至电影。电影《少林寺》生动形象去展示了少林丰富多彩的武术文化,让人们知道了“十八罗汉”、“梅花桩”、“易筋经”、“双节棍”等少林武术文化的精化,促进了中岳嵩山的旅游业的兴旺和发展。需要展示其深刻的文化理念,在使用电子媒介的基础上,还应加上一些纸质媒介,更能增加其效果。如对中医文化的宣传,在其电子媒介感性认识的基础上.通过纸质媒介(特别是医学报纸、期刊)更能增加受众的理性认识。
3.要根据技术的发展选择媒介
互联网的兴起,使传播媒介有了革命性的变化。互联网对于旅游市场的文化传播同样具有巨大的作用。一方面,旅游景区或景点的文化传播其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互联网的超大容量,使旅游文化的传播有了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互联网在传播过程中构建起的立体的互动性强的感知环境,营造出的融合性强的文化氛围,可以使旅游文化的传播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
四、通过对象分析,解决文化传播向谁传播的问题
确定了传播组织者,弄清了传播的内容,选择了传播的渠道,就是要进一步明确向谁传播的问题。也就是要明确旅游文化的传播面临的对象是谁?这里可以确定的回答.就是旅游者。旅游市场的文化传播与一般的文化传播是有区别的,它在进行普通人群传播文化的同时,更侧重于对特定受众一旅游者的传播。从这个角度讲,在旅游市场文化传播对象的选择过程中,选择哪些人比简单地选择人数多少更为重要,也即使是说,选择哪些人最终可能成为旅游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才是最重要。
第一,以提高旅游者素质为目的,确定对象。
旅游市场的文化传播对象就是旅游者,通过加大旅游文化的传播,提高旅游者的素质,提升对旅游景区或景点的文化内涵的认识,不仅可以提高旅游参与的人数,而且有利于旅游品质的提高。文化内涵深厚的、文化特色越突出、鲜明的旅游项目和产品将受到青睐。
第二,以细分客源市场为目标,确定对象
旅游文化的传播要针对不同文化背景和文化经历下的旅游细分市场,确定对象,传播不同特色的旅游文化。从地域角度出发可以把旅游的客源市场分为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海外客源又可细分为以日本、台湾、港澳、东南亚、韩国等东方文化圈客源市场和美国、欧洲等西方文化圈客源市场。因此,在进行旅游市场文化传播时,对于东方文化圈市场的游客可以进行一些具有深厚的东方文化内涵的文化内容和样式的宣传和传播,而对于西方文化圈市场的游客就以介绍一些简单的东方文化内容和样式的宣传和传播。就国内市场而言可以以年龄把文化传播的对象分为处于不断成长的青年人市场、数量日益增加的老年人市场、活跃在经济社会舞台的中年人市场,文化传播要根据这三个市场客源的不同文化经历,分析他们的旅游消费心理,分别针对层次、不同年龄乃至不同国籍的人、因时、因地。灵活的的需要,传播不同特色的旅游文化,推出不同的旅游产品和服务。
第三,以客源组成形式为目标,确定对象。
从游客在旅游活动中的组织形式来看,我们一般把它分为团体市场和散客市场。对于团队市场,旅游文化传播的对象重点是它的组织者一旅行商。旅游文化的传播要通过各种传播渠道影响旅游商,由他们去对游客进行再传播。对于散客市场,旅游文化传播的复点就是有可能接受某种旅游产品或服务的潜在游客受众。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交通基本设施的改善,自备交通工具的普及.旅游市场越来越向个性化发展,旅游者开始由团队组织方式向自助组织方式转化,自助方式已成为一种时尚。所以在旅游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应该更加重点观注散客市场,针对散客市场,组织和开展有效的旅游文化传播,开发散客旅游市场。
五、通过效果分析,解决文化传播完成好坏的问题
拉斯韦尔模型主要注重对传播过程的描述和控制。拉斯韦尔认为传播是一种目的行为。因此,拉斯韦尔模型对其传播效果非常重视。对于旅游市场的文化传播而言.“成功的旅游市场的意识传播,就是对传播进行有效的控制、对文化进行全方位的传播、利用各种媒体优势、针对不同兴趣的受信者、以统一鲜明的形象、积极主动的文化旅游文化传播,达到长期的效果,促进旅游业良性发展。”它所取得的效果主要看以下几方面:
第一,旅游市场文化传播的组织者是否明确。
第二,旅游市场文化传播的内容是否在真实的情况下吸引受众。
第三,旅游市场文化传播的传播媒介是否充分利用了各种媒介的优势。
第四,旅游市场文化传播的传播对象是否明确和具有针对性。
第五,旅游市场文化传播的是否提高了旅游者的素质。对旅游文化的认识是否有提高。
帕杜阿(以下简称帕):早在1978年读大学本科的时候,尽管那时还很年轻,但我已经有强烈的环境意识。其实,作为一个农业合作组织的成员,我们积极想办法去激励小农和家庭农场主生产有机食品。因为,我们担心无节制地使用农用化学品会污染农产品。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促进一个健全的、对环境负责的农业的形成。我还加入了一个关注亚马逊流域热带雨林日益遭受严重破坏的组织,我们试图促进森林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在我上大学时。尚不知道已经存在一个新兴的学术研究领域――环境史,但我知道学者们正在创立生态经济学这个学科。这一领域的两位先驱赫尔曼・戴利和伊格南茜・萨克斯与巴西的学者和研究机构建立了很多私人学术联系,他们经常到巴西来做讲座或进行合作研究。在那时,我的学术理想是成为一个生态经济学家。但是,那时的经济系完全被极端抽象的数学取向统治着,一点也不关注地理和生物自然的现实。这种情况即使在今天也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存在。而我想研究的是真实的人和真实的环境,不仅仅是那些数字。所以,我决定转向研究经济史。在做出这个重要的决定之后,我有幸在1981年遇到著名经济史学家瓦伦・迪安,他在自己学术生涯的最后几年转向了环境史研究。其实,他就是美国研究拉丁美洲环境史的创始人之一。他是纽约大学的教授,撰写了多本巴西经济史的著作。在从研究视野和理论方法上转向环境史后,他先后出版了两本理解巴西环境史不可或缺的著作:《巴西大西洋沿岸森林的毁灭》(1987年)和《巨斧和火把:毁灭巴西大西洋沿岸森林的工具》(1995年)。我开始向他学习并帮助他工作,他引导我阅读美国学者新近出版的环境史著作,如唐纳德・沃斯特和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的新书。同时,我也开始做自己的环境史研究,主要包括巴西和拉丁美洲的森林滥伐、农业和欧洲殖民主义的关系以及本地区环境思想和认识的历史演变。
包:促使学者们研究拉丁美洲环境史的主要因素是什么?现在拉丁美洲环境史的研究状况怎么样?
帕:让我们首先从内生因素谈起。自然的存在和对自然资源的严重剥削是在历史上塑造我们今天所知的拉丁美洲概念的一个核心因素。对环境史学家来说,关于采矿业、林业、种植园以及其他类似活动的原始资料非常丰富。当欧洲人,最初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15世纪未来到地球的“远西”(这个有意思的概念是法国历史学家Alain Rouquie提出的)部分时,他们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寻找自然财富(金、银、木材、耕地等)。随着对美洲印第安人社会的征服和随后进行的歧视甚至隔离,美洲大陆的绝大部分地区都遭受了这种剥削。欧洲人的征服之所以能成为事实,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拥有“秘密的生态武器”:欧洲人带来的细菌对美洲印第安人的免疫系统来说是前所未闻的致命杀手。这种流行病冲击造成的巨大灾难,连同殖民者对土著劳工的暴力,致使当地土著人口在殖民统治的最初两个世纪损失了将近90%。然后,欧洲殖民者制订方案,组建采矿业、制糖厂、大牧场等,以便既快速又成规模地剥削美洲大陆的自然财富。这些大规模的剥削性方案的实施产生了明显的环境破坏,自殖民时代以来的所有观察家都看到了,如森林滥伐、土壤侵蚀、气候恶化、水银污染(在金、银矿开采中普遍使用)等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拉丁美洲发生毁灭性剥削的同时,艺术家和作家却把它刻画成一块自然资源富饶、热带雨林茂密、植被郁郁葱葱、海滩洁净广袤、大河奔流不息的圣地。在19世纪初。当欧洲殖民统治终结和新兴民族获得独立时,拉丁美洲仍然保持这样的文化认同,即这是一块拥有美妙绝伦的自然景观的土地。在该时期影响巨大的浪漫主义文化也强化了新兴国家与其自然财富之间的这种关系。但是,对自然的无休止掠夺产生的景观破坏依然如故,甚至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即拉美经济永远是出口自然资源的经济(尽管像巴西这样的国家已经建立了强大的工业部门)。显然,这一具体的历史事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刺激了对环境史的研究。
下面让我们来考察外部因素。环境史自1970年代在美国和欧洲兴起后,产出了越来越多的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还在一些知名大学建立了永久性的研究计划。这些都引起了拉丁美洲学者的关注并激起其研究兴趣,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是一个正常的学术传播过程。这个新兴的科学研究领域产出的研究成果不但质优味鲜,更为特别的是环境视角在改进历史解释方面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这些都吸引了大量的后来者去投身期间。但是,考虑到我前面提到的自然资源和景观在塑造拉丁美洲历史中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早在“环境史”这个概念产生以前,拉丁美洲的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已经探讨了社会进程和自然进程之间的重要联系。以我了解比较多的巴西为例。值得提及的是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吉尔伯托・弗雷耶。在1937年出版的《东北》一书中,他提出“要对巴西的东北部进行生态学研究”,这不是要“把僵化的几何学生态主义应用到东北部研究中去”。而是“在研究和解释这一地区时要采用不仅是科学的而且具有哲学甚至是美学和诗学意义的生态标准”。由于甘蔗种植园是形成这一地区景观的主要因素,他在安排全书的结构时使用了下列的篇章名称:“甘蔗与土地”,“甘蔗与水”,“甘蔗与森林”,“甘蔗与动物”,“甘蔗与人”。这是地道的环境史,只是没有使用这个名词而已。另外,费尔南,布罗代尔1935-1937年居住在巴西,他在撰写那本影响深远的《腓力二世的地中海和地中海时代》(1949年出版)时深受弗雷耶观点的影响。这本书被认为是在历史学研究中采用环境视角的里程碑式著作之一,但遗憾的是,在巴西之外很少有人了解吉尔伯托・弗雷耶的研究成果及其对布罗代尔的影响。更为不幸的是,在全球知识生活中,欧洲中心论的偏见仍然大行其道。我们还必须记住,弗雷耶并非只是一个特例。我们还能举出许多拉丁美洲的古典历史学家的名字,他们早在1970年代以前就做了许多接近于“环境史”的研究工作,如巴西的Sergio Buarque de Holanda和Caio Prado Junior。古巴的Femando Ortiz和阿根廷的Sergio Bagu。当代拉丁美洲的学术研究不但受到了这些本地区先哲的影响,也同样受到了当前国际学术研究潮流的影响。它研究的主要问题真是范围广泛。对环境史研究而言,殖民时代无疑是一块沃土,但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殖民征服之前美洲印第安人社会中文化和经济模式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另外,20世纪的经济现代化进程,包括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动力等,也是环境史研究的重点领域。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环境史学会”于2006年在西班牙的卡莫纳召开的年会上,我们设立了许多小组来讨论采矿业、林业、渔业、家畜生产和城市生活的环境史,也设立一些小组来讨论环境政策和环境思想的历史。现在。大量的问题都被置于环境史这个概念框架下进行研究,但真正的问题是需要发现环境史的界限,因为人类的任何一个活动都发生在具体的环境背景之中。
包:用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书写的拉丁美洲环境史与用英语书写的有何异同?
帕:除一些加勒比海岛屿以英语和法语为官方语言之外,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做出的绝大部分环境史研究成果都是用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出版发行的。当然,其中也有一部分翻译成了英语,但这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我们有必要加快翻译工作,因为现实比人强,我们不得不承认英语正在变成一种国际语言。但在进行国际学术对话时,不能忘记仍有大量的、用不同于英语的语言撰写的、高质量、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当然,也有许多拉丁美洲以外的历史学家,尤其是美国和欧洲的历史学家用英语撰写的、关于拉美环境史的高质量的著作。说到他们的专业训练,我认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通讯领域的技术革命和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交换项目的深入开展,全世界的学者都开始拥有共同的学习机会,能够分享同样的研究技能。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与研究拉丁美洲的外国学者相比,拉美学者的政治动机和文化敏感性会有一些不同。但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必固执僵化。我们应该抛开历史学家的国籍,应该从历史研究固有的优点来衡量它的价值。其实,外国人的观点能够启发当地学者注意自己熟视无睹或难以感受到的当地生活的一些独特之处。我坚信应该建立一种以相互尊重和慷慨大度为基础的、开放的国际科学对话机制。我们现在应该推动的是建立强大的南南对话机制。我们必须克服殖民历史留给我们的某些文化遗产,这些遗产产生了一种错觉,那就是欧洲和北美学者有能力研究整个世界,而来自南方的学者只能研究他们自己的国家。这难道有什么道理吗?举例来说,为什么巴西学者不能研究中国?为什么中国学者不能研究巴西呢?我们要相互学习。南南对话的发展对所有的参加者都有利。
包:在拉丁美洲环境史中,自然的概念是否和美国环境史中的一样?
帕:我认为,自然概念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重要的变化,甚至在同一历史时期,也因为地域、阶级等的不同而存在对自然的多样化的表述。我们可以发现在国家或更大的区域层面上存在着一些共同的认识,但是我们永远不要忽视那些一直就存在的多样性的认识。拉丁美洲国家具有某些共同的历史特点,例如共同的殖民历史,但与此同时它们的生态和文化多样性也非常强烈。生活在热带亚马逊森林里的部落的自然概念肯定与生活在安第斯高山上的部落的自然概念不同。在这里,我不是要为地理环境决定论辩护,但我们必须重视人类社会所处的具体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另一方面,拉丁美洲历史中最激动人心的一个特点是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融合而成的文化混杂性(如美洲印第安人、非洲人、欧洲人和后来成群结队迁徙来的黎巴嫩人和日本人等)。在形成本地区文化的熔炉特性中,诸如天主教教义、巴洛克风格、浪漫主义思潮等宗教和文化趋向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文化混杂性的活力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本地区孕育出来的环境史研究。把拉美的自然概念和美国的自然概念进行比较也是同理。不过,要在篇幅有限的一个访谈中解释清楚这样一个复杂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
包:殖民主义肯定对拉丁美洲的环境史产生了重要影响,请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研究状况。
帕:欧洲殖民主义在拉丁美洲建立了一系列并不直接满足当地社会需要的生产体系,其生产的目标是满足外来的、建立在欧洲的消费模式和资本积累进程基础上的世界体系的需要。金、银、钻石、蔗糖、棉花、咖啡等的生产完全是面向欧洲的,或以欧洲在非洲和亚洲进行的贸易为导向的。也有一些生产活动是为了满足国内消费需要的,如畜牧,但是这些生产活动的主要目标是为了保障已经被纳入这个经济体系的当地人口的再生产,而这实际上完全是为了满足殖民宗主国的需求、完全是为了宗主国的获利而进行的。这种经济模式绝对不利于当地社会的真正发展,它只有利于欧洲的政治经济精英以及代表拉丁美洲政治秩序的当地殖民精英。进而言之,一个国家的指导思想必须包括对老百姓的福利的关注和对本国生态的长期健康的关注两个方面。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必须对她的未来负责。但是,殖民掠夺正好相反,它是非常短视的,只关注如何攫取眼前的利益和权力,丝毫不关心未来。这种模式产生的环境后果就可想而知了。对森林、土地、矿产资源等的开发完全是掠夺性的,根本不考虑如何促进采用更为精心设计和可持续的技术的问题。这个生产体系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广泛使用奴隶或其他类型的强迫劳动,如驯服的美洲印第安人和从国际奴隶贸易中获得的非洲人。所以,拉丁美洲的殖民体系产生了严重的环境退化和人类苦难。环境史学家在帮助人们很好地理解历史发展动力和这一体系的后果方面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我认为比较研究真的很重要。我们需要理解欧洲人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建立的殖民经济和社会体系的异同。这正是我现在想做的工作,我的重点是探讨殖民者对热带森林的剥削。我在牛津大学的研究课题是“欧洲殖民主义和热带森林:比较视野下的葡属美洲”。我的观点是。在巴西殖民地采用的森林经济模式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一个封闭的领域,也不能被理解为葡萄牙和巴西的两极关系。其实,它是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这个进程是欧洲殖民者在世界不同的森林地区建立了不同的殖民体系。为了更好地认识这些独特的个案,我们需要一幅普遍的整体图景。
包:我知道,农业生态史和森林史研究在拉丁美洲很兴盛,城市环境史和工业环境史的研究怎么样?
帕:确实,森林和农村生活一直到现在仍然占据着拉丁美洲环境史研究的主流。但是,实际情况正在迅速发生着变化。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拉丁美洲的城市化进程发展极为强劲。例如,巴西在1940年有将近80%的人口生活在乡村,但现在8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地区。这一规模巨大、速度迅捷的变迁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和环境问题。数以千万计的人口进城主要是由农业生产迅速机械化而造成的,其中很大一部分只能在城市贫民窟中找到立身之地,而这些贫民窟中的绝大部分建在山坡上或其他环境高风险地区。缺乏适当的卫生条件是一个重要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另外,为了建设贫民窟而滥伐森林必然在当地造成洪水泛滥,尤其是在热带经常发生的强降雨之后。城市环境社会学详细地分析了这种现实。我们也需要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来分析这个问题。我欣喜地看到,城市环境史研究在拉丁美洲正在茁壮成长。例如,我在里约热内卢联合大学指导的一些博士生正在探讨城市环境历史问题。
包:马丁内兹・阿里尔教授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也很著名的研究课题,即“穷人的环境主义”。这个命题对拉丁美洲的环境史研究产生了什么影响?
帕:所谓“穷人的环境主义”是拉丁美洲环境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但是,就拿城市生活来说,我们在分析这个问题时确实需要一个历史学的视野。我认为,环境条件较好的穷困乡村孕育的历史随时都吸引着拉丁美洲环境史学家的注意力。在这一方面。我们确实有很好的、可供研究的例子和可以利用的资料。在1970年代,当生态问题开始激起广泛的社会动员和社会运动时,一些分析家就把这些需求解释为只是富裕社会才能追求的一种舒适。亚伯拉汗・马斯洛的“需求金字塔”理论在分析这个问题时得到了广泛应用。根据这一理论,人类在寻求满足自己的需求时遵循一个原则,那就是从更多追求
物质满足向更多追求非物质满足转化。穷人追求的是满足其食物、工作和住房的要求。追求生活质量以及人类生存的普世价值,只能是富裕人群的目标。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显而易见,这是一种歧视性的观点,并没有展示出对穷人尊严和人格的适当尊重。劳动人民及其社群,像每个人一样。都有权生活在健康、洁净、绿色和没有污染的地方。还有许多穷人在保护自然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渔民需要保护鱼群和红树林(这是鱼繁殖的重要区域)。农民需要高质量的土地,没有土壤侵蚀和其他形式的土地退化。森林民族为了收集坚果、水果和其他自然产品需要保护森林。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充分说明,穷人社会与破坏自然和退化自然的行为做斗争是环境保护史发展的动力。在巴西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如当地农民反对砍伐橡胶树的斗争,亚马逊森林中的巴西坚果收集者反对由扩大和过度放牧导致的森林滥伐的斗争,巴西海岸的渔民反对为了建设养虾场而毁灭红树林的斗争。以及居住在大城市的工业区的许多穷人社区反对工业企业排放或有毒废弃物堆积造成的污染的斗争。其实,环境史学家对此并不陌生,他们正在研究自殖民时代以来经常发生的类似的斗争,如当地社会反对采矿业导致的污染的斗争。
包:中国环境史和拉丁美洲环境史之间存在直接的联系吗?
帕: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比人们过去想象的要更强。首先,我们必须记住这样一个事实,历史人类学、遗传学和全球环境史的最新发现都表明,表面上看分布广泛而又分散的人类其实在地球的生物史上不过是一个小家庭。如果我们采用一个真正长远的视角来观察,就会发现欧洲人首次到达拉丁美洲时遇到的美洲印第安人是在大约1.3万年前越过白令海峡的、源自亚洲的人群的后裔。牢记这一点很重要。就两者密切的历史联系而言,有趣的是,我们发现欧洲人在拉丁美洲创建殖民社会的同时,也在亚洲建立了贸易港口和贸易网络。在殖民时代驶往巴西的葡萄牙人船只经常会继续它们的航行。到达印度的果阿和中国的澳门。在返航葡萄牙的途中,它们又停靠在巴西几周甚至几个月。因此,中国和巴西之间有相当频繁、数额巨大的物资、技术、思想和人员的交流,包括许多后来居住在巴西的中国水手、商人和艺术家。另一方面,葡萄牙殖民当局的雇员、士兵、艺术家和各种技工也在不同时期在巴西、非洲和亚洲工作。这无疑促进了不同传统和风格之间的交流。历史文献表明,中国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在那时被引进到巴西,尤其是在当地的殖民精英中,中国的丝绸衣服、茶、瓷器、焰火以及建筑风格等都曾风靡一时。在19世纪。虽然贸易关系有点减弱,但还有其他有趣的历史联系。例如,为了把中国的茶文化引进巴西。中国农民于1814年在里约热内卢的山上开辟了一个种植园。不过,这个尝试在当时并未获得成功。中国工人在那时还受雇参与拉丁美洲的公共工程建设和其他经济活动,包括在秘鲁沿海采集海鸟粪,在1910-1912年建设沿亚马逊森林边缘而过的马代拉一马莫莱(Madeira-Mamore)铁路。因此,我们能够认识到,地球上的远东和远西这两部分并不是两个在历史上相互隔绝的世界。未来的历史研究一定会更多地揭示出这种强大的历史联系的存在。
包:我知道,拉丁美洲的环境史学家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环境史学会,请介绍一下学会的情况以及它在推动拉丁美洲环境史研究中发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