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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轮船》的创作背景及生态文学特点
一、创作背景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自然与人的关系日趋紧张,这使世界文坛越来越多的作家焦虑不安。他们在文学作品中不同程度地思考这一关系到人类生死存亡的全球性问题――自然与人的相互关系。前苏联著名作家艾特玛托夫就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
艾特玛托夫于1970年创作了中篇小说《白轮船》,这是一部在人与大自然主题中充分渗透道德哲学内涵的作品。该小说自然情节的描述并不复杂,但在描述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方面却让伦理道德思想得以深刻的体现,被认为是作家的巅峰之作。这是一个凄惨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是个被遗弃在外公家的七岁孤儿,没有名字。孩子喜欢到山顶上眺望碧蓝的伊塞克湖,寻找一艘游弋在湖面上的白轮船。他听说爸爸是水手,于是他渴望变成一条鱼游到湖水里,上船扑向爸爸的怀抱。外祖父给他讲长角鹿妈妈的故事,那是个动人的传说:长角鹿拯救过吉尔吉斯人的祖先,但后来鹿妈妈的后代遭了殃,成群的鹿被杀害了。从此,这个地方再没人看见过鹿。小男孩牢牢记住了这个故事。有一次小男孩突然看见了两头小鹿和一头白色母鹿,他好像在梦中,一口气跑回家,告诉了外公。可是,第二天,正当小男孩昏睡时,一声枪响把他惊醒,他看见大人们忙里忙外,孩子在棚子里看见兽皮和鲜血,再看墙根下带角的鹿头,他浑身冰凉、毛骨悚然。他听见可怕的笑声,觉得有人拿斧子对准他的眼睛,他惊恐地拼命躲闪。谁也没注意,孩子摇摇摆摆走到河边,跨进水里,去寻找他梦中的长角鹿妈妈和白轮船去了。小说的结尾是悲剧性的,但是它以强大的艺术感染力激起人们维护真理、保护自然的良知。
二、生态文学的特点
生态文学是当代文学与生态思潮的有机结合的产物,是对生态危机的综合回应。它把关怀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自然作为自己的光荣使命,是20世纪世界文坛上一个崭新的文学现象。它以人与自然为主题,以关注人类生存环境为起点,从道德与精神方面探索了人与大自然关系的新内涵,来唤起人们珍惜我们的家园――地球。
艾特玛托夫是一个具有强烈责任心和使命感的生态文学专家。当人类生存遇到困境和大自然遇到生态危机时,他哲理性地思考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艾特玛托夫在1985年2月17日第七期的《莫斯科新闻报》答记者问中曾说过:“四十年来,生活有了质的变化,也提供了新的发展条件。于是,有些人便自我陶醉,丧失了记忆,开始追求物质享受,而不追求精神享受。但是,一个人在精神上的自我感觉才是使他配得上活在地球上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了心安理得地拼命追求升官发财,一味伪善,首先要使自己不能称之为人,就像我这部小说中的一个反面人物那样。眼前的利益不应夺去我们的记忆。因为记忆是我们铁面无私的良心。而良心是绝对不允许一个人背叛他精神上的最高理想的。”作家认为,人与大自然应当具有相同的权利和地位,人们应该抛弃人类沙文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与大自然平等、和平相处,建立一个健康、和谐的人类社会,这正是当代社会人们面临的重大的历史使命。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得以生存。艾特玛托夫从哲理的高度思考了人与大自然的内涵及关系。这是他对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模式的挑战,使人们的自然生态意识能够觉醒,表现出一种超前的生态观。艾特玛托夫通过《白轮船》这部小说,反映了20世纪以来人与人、人与大自然和人与自我的紧张关系,同时向人类敲响了警钟,即人类不仅应该对自己负责,还应对地球负责,同时还得对子孙后代负责,否则随着对大自然的破坏,人类必将毁灭自身。
艾特玛托夫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理性思考
艾特玛托夫说过:“我越来越相信,小说的哲理性比重应尽可能增加,如果哲理性的比重小,而以主题的迫切性取胜,那么时过境迁,这样的作品就会失去意义。”不难看出,作家非常注重哲理探索,经过长期探索得知:人在自然界中的作用微乎其微,如沧海一粟,自然先于人类而存在,所以说,人是大自然的产物,附属于自然。人类不是大自然的主宰,是自然之子,应和同是自然之子的一切动植物平等相处。
艾特玛托夫非常热爱大自然, 深刻关注人和自然的关系, 并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哲理思考,他说:“热爱大自然和必须保护大自然的题材对我们来说非常亲切。” 事实确实如此,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人类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生存,开始对大自然进行疯狂掠夺,包括污染环境、无序地残杀稀有动物、乱砍滥伐,所有这些行为使生态平衡受到严重破坏。于是,越来越多的学者、专家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峻。艾特玛托夫就是其中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作家。 他在《白轮船》中涉及了这一主题,抒发了自己的见解,从人是大自然之子和大自然是衡量人类道德的标准两个层面论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哲理性。
一、人是大自然之子
“无论是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人类生活从肉体方面来说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 ,“我们连同我们自己的头脑、血和肉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作者得出结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是共生、共赢和共荣的关系,而不是征服、改造和索取之间的关系。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既然是伙伴关系、朋友关系,那么就要求人类在处理与大自然关系的问题上,必须尊重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克服急功近利和目光短浅的思想,树立人与大自然和谐并进的科学发展观。艾特玛托夫向来反对“万物之灵”的人类以“征服者”与“统治者”的态度对待大自然,反对征服和占有自然的一切行为,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平等而和谐的关系,人应把森林当做“绿色的朋友”, 把动物视为“人类的小兄弟”,这才算得上是 “自然之子”。
在小说《白轮船》中,当孩子惊喜地发现了三头梅花鹿的时候,鹿也同时发现了孩子,但它却却并没有害怕,“这头长角鹿妈妈细心而安详地朝孩子望着,好像在回忆:它在哪见过这个大脑袋、大耳朵的孩子的……小鹿肥敦敦的,又结实又招人喜欢。它忽然又抛开柳条儿,活跃地跳了起来,拿肩膀去蹭母鹿,围着母鹿转了一会儿,开始撒娇了,拿它那还没长角的头使劲地擦鹿妈妈的两侧。长角鹿妈妈静静地望着孩子。”
艾特玛托夫在《白轮船》中为我们描绘出一幅自然生态美景,即人类与动植物、人类与整个大自然和谐友好地共处着。这正是作家殚精竭虑的东西,也是他内心世界的流露。而我们大多数人却始终把自己与大自然的关系认为是主仆关系,始终没有超出这个想法。认为人类是大自然的主人,就是把人类自己同自然界分割开,独立于自然界之外,以统治者自居,却忘记了自然界是人类的母亲,人类是自然界的婴儿;认为人类是大自然的仆人,就是人类在自然界面前一无是处,面对自然侵害时逆来顺受,这也是不合常规的。从世界文明史来看,这些思想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新时展的需要。我们必须超越这个层面,从思维上进行理性的探讨。要做到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就必须抛弃旧观念,注入时展的新内容。如何才能做到这一切呢? 人类历史告诉我们:我们与大自然的关系既不是“自然界是主人、我们是仆人”的关系,更不是“我们是主人、自然界是仆人”的关系,而是人类是自然之子。所以我们应该放下主人的傲态,放下仆人的卑态,平等地与大自然进行对话,理性地与大自然握手,与大自然共谋发展,共同进步。只有这样,人类生存的自然界才会越来越美好,人类的生活前途才会越来越光明。
二、大自然是衡量人类道德的标准
人类应该尊重自然规律的客观性、顺应自然。因为自然界的运行有其自身的规律性,不受人为因素的影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依据其自身的规律发展。人类由于违反自然规律、不尊重自然而频频招致大自然的报复。当前人类的居住环境日趋恶劣,都是因为人类违反大自然的规律造成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能使人的心灵得到平衡,并能使人的精神得到净化;而掠夺大自然、残杀万物生灵、毁坏大自然的过程,就是人类破坏平衡的过程,也是人性道德堕落、变异的过程。在这些过程中,残忍、贪婪、自私、冷酷、功利主义就会得到恶性膨胀,就会导致人的本质的蜕变和精神的堕落。艾特玛托夫把人对大自然的态度同人道主义、人性联系在一起,把人类是否尊重大自然当做是衡量一个人道德善恶与否的标准,并把不同的人们之间因为不同的观念而引发的冲突归纳到善恶冲突的范围。
《白轮船》中描写了善和恶两类人。莫蒙爷爷和孩子是善良人的代表,他们不仅对人友善, 对自然也是和善的。莫蒙爷爷是护林所唯一一个尽心尽力看管森林的人,他说:“看管森林的人,就是不让树林受到任何损失。”他相信长角鹿妈妈的传说,把白色长角鹿妈妈看成是吉尔吉斯民族唯一的恩人和母亲,对她敬若神灵。《白轮船》中的小男孩也热爱大自然,在林中虽没有小伙伴儿与他玩,但是他并不孤独,因为大自然的一草一木都是他的朋友,吉尔吉斯古老的长角鹿母的传说滋润着他的心灵。莫蒙和小男孩儿都是与自然亲和为善的代表,是千百年来熠熠生辉的人类最宝贵的精神文明,正因这一点,人类才优越于其他物种,人类的未来才有希望。
在小说《白轮船》中,护林所的领导奥罗兹库尔谋取私利,偷伐森林。当树林中突然跑出三头美丽的梅花鹿时,善恶两类人的态度完全相反。莫蒙爷爷和小孩尽力想为长角鹿妈妈的后代营造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而护林所领导奥罗兹库尔等人只看到鲜嫩的鹿肉和硕大的鹿角。鹿的出现,瞬间将两类人分为善恶两类。艾特玛托夫把对待大自然中动物和植物的不同方式和不同态度,作为判断人类善与恶的标准。艾特玛托夫的作品向我们传达这样一个信息,每种动物的悲惨遭遇最后都以人的悲剧为结局。《白轮船》中三头梅花鹿的死让莫蒙爷爷非常痛苦;而纯洁天真的孩子,无法接受这一残酷的事实,于是摇摇晃晃地走到了河边,直接跳进了水里。 就连残酷屠杀梅花鹿的奥罗兹库尔,最终也没有落下好下场。他的这种行为远不止他一人所为,他只是作家塑造的“恶”的形象代表。他所做的一切既是对始祖、对自然的背叛和对传统道德的否定,又是“对神话传说的轻蔑,也是对千百年传统精神财富的弃绝”。
人与自然和谐的最高境界及意义
艾特玛托夫对悲剧产生的社会根源作了更深刻的揭示,从人是自然之子和大自然是衡量人类道德的标准两个层面论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意义。同时,作者也提出人与自然和谐的最高境界及意义。《白轮船》提到科克泰的贪婪、奥罗兹库尔的虚荣与傲慢。他还强调:“贪财、权欲和虚荣心使人苦不堪言,这是大众意识的三根支柱,无论什么时候它们都支持着毫不动摇的庸人世界。大大小小的罪恶都藏匿于这个世界里。”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他:“人世间善与恶,都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一些最平淡无奇的事物中”,但是,“为什么总是恶战胜善呢?”这才是艾特玛托夫思考的主要内容。它总是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体现在人对待自然的不同态度的善与恶的冲突、对抗中,总是把人的善恶与保护大自然联系起来。因此维护人与大自然的统一和谐,保护大自然,就是保护人间的真善美!艾特玛托夫认为,要想根除破坏大自然、虐杀生灵、掠夺自然资源的恶行,就必须树立人们心中的善意,只有善意根深蒂固,并在实践中得到运用,大自然才会得到保护,人类才不会面临道德沦丧所带来的威胁。否则,人类将“由于自己的暴虐而毁掉这暴虐的世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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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系统医学哲学观 “三观”教育 人生观 价值观 世界观
医学伴随着人类生命的诞生而产生、丰富与发展。考察人类医学的发展史,不难发现,不同医派无一不是从哲学中孕育而生,在哲学中得以成长、发展的,二者具有鲜明的同源性。1977年美国医学家恩格尔在论述现代生物医学模式不足时,提出“生物一心理一社会”现代医学新的发展模式,这标志着医学的模式正式由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这种充满了辩证统一思想模式的转变,也更加印证了恩格斯“自然科学向哲学辩证思维复归”的观点。现代医学哲学模式的建立对未来医学人才的思想品德、专业理论、医疗技术、临床思维能力提出了更高、更全面的要求。只有知识更加广博,具有多元化、多层次、多样式、全方位、统一整体辩证的思维能力,才能适应现代医学发展的需求,其本质就是按照系统医学哲学观来培养医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一、以系统医学哲学观培养学生的价值观
随着医学教育内容和标准的全球化、国际化,按国际医学教育标准来评价医学院校及医学生已成为我国医学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一名合格的医学人才,不仅要有较高的医学专业素质,而且应有高尚的医德,只有这样才能把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作为自己的职业追求。医学是一个需要付出毕生精力的学科,因此要有“笃学精术”的品格,要培养学生刻苦求学的意识,尊重科学知识,踏实钻研的精神,树立修身为本的理念。坚持修身为本可以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伦理道德和敬业精神,在未来职场生涯中能够把患者的健康利益放在首位。因此,医学教育应该重视学生思想的“顶层设计”——构建系统医学哲学观,培养医学生具有哲学家的品质:大公无私、谦虚、高尚、沉着、冷静的判断,具备必要的知识,无邪,不迷信,用冷静的思想和理性的经验去探索病因。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一些西方哲学思潮相继传入,各种流派的思想也纷至沓来,如何明辨精华与糟粕,不被西方的拜金主义思想影响,对医学教育提出了重大挑战。能不能从思想上给学生以“顶层设计”,给学生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教育,在当今医学教育中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主张通过哲学方法论指导医学生的教育与实践,培养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抛弃狭隘的功利目的,培养超脱的心境,塑造追求真理、探讨医理医源、关怀人类身心健康的精神境界,从而提高医学生自身科学研究与坚持真理、推动社会进步的高尚情怀与素养。对医学生的思想教育中,要突出“人文关怀”教育,把人的健康放在第一位,而只有尊重生命、关爱生命、敬畏生命的理念深入人心,以维护生命作为医学最高使命和职责,医学生在将来的职业生涯中,才能恪守职业道德,才能摆脱“技术至上”“物质至上”的观念束缚,从而构建起医者仁心、大医精诚的人文理念,使思想教育成果延伸和渗透到学生将来的职业生涯之中。
二、以系统医学哲学观培养学生的人生观
传统生物医学模式使医学科学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就是不断将现代科学技术向医学领域持续、全面引入的过程。在生物医学模式下,人们对疾病的研究和对患者的治疗更为专业和深入,生物医学模式极大地促进了医学的发展和进步,提高了临床的诊断率和治愈率,但也存在致命的弱点:重视技术、物质和人体,忽视了人的社会性和心理性。由于科学技术的大量介入,医学的“人文性”正在逐渐地丧失,表现出明显的失人性化倾向。医疗服务的过程也成为工业流水线式的操作过程,只注重结果,而忽视对被服务者的心理关心,只重视“病”的存在而忽视了“患者”。当前,多数的医疗纠纷、医患冲突大都产生于这种失人性化的服务,患者及其家属在接受医疗服务的过程中,感受到医生仅仅是对“病”感兴趣,而忽视“病”的主体——人的心理和社会状态,使其自尊心受到漠视与侵害,从而对医疗过程产生不信任,甚至抵触、对抗。现代医学模式的兴起和发展,使现代医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更为密切,使医学研究更多注意到人的整体性、社会性、自然性等属性,使医学教育趋向综合化、整体化、多元化发展,回归到了人文关怀和人道思想上。因此,现代医学教育必须加强医学生系统医学哲学观的培育,使学生树立起宏观与微观、静止与运动、整体与局部及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观,不再以静止的、孤立的、形而上学的方式看待分析生命现象,以应对现代医学模式发展的要求。
基于以上医疗现状,近几年,医学教育把培养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放在了一个重要位置。这些将来从事医疗工作的“准医生”们,如果没有强烈的人文关怀,没有正确的人文理念,很难摆脱“生物医学模式”的影响,要改善医疗环境,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就很难实现。因此,医学教育要着眼于医学生的人生观教育,这需要我们教育工作者以系统医学哲学观来构建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以正确的人生观来构建医学生的职业生涯。我们在医学生教育中挖掘整理当代医学大师的人文精神,为医学生人生观教育积累生动活泼的教育素材,发挥医学大师们的示范和榜样作用,激励和教育医学生。人生观是对人生的目的、意义和道路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对医学生而说,人生观既是对自己人生的看法和态度,也是对他人的看法和态度。通过当代医学大师的人格示范作用,挖掘他们的精神财富,运用于医学人文教育之中,突显他们的榜样的力量,是对医学生进行人生观培养的一剂良方。医学生只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以人为本,敬畏生命,善待患者,自觉维护医学职业的真诚、高尚与荣耀,才能担当起社会赋予的增进人类健康的崇高职责。
三、以系统医学哲学观培养学生的世界观
医学的发展与现代科学教育技术有着密切联系,与哲学、伦理、艺术也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尤其是在现代医学医疗活动中面临大量道德难题的今天,培养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尤为重要。在医学实践活动中,医学技术的判断,终究无法解决现代医疗活动中的伦理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问题,而迫切需要借助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与解决。行为实践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思维方法和价值观,医学生不仅仅需要仓储充足的知识,还需要善于汲取、更新、应用技能。以什么样的世界观来看待医学,是当今医学教育的一个重要命题。
论文摘要:《周易》是中国文化元典,蕴藏着丰富的人生智慧,它为人的生命、生存困境提供了两套解释系统,具有丰富的德性伦理思想,对中国伦理思想的发展及伦理精神的建构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伦理思想在阴阳哲学理论基础上始终贯穿“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一方面通过天道论证人道,确证道德的本源;另一方面以人道来体悟观照天道,人效法天德,成就己德。
《周易》是中国文化元典,具有丰富的德性伦理思想,对中国伦理思想的发展及伦理精神的建构产生了重大影响,要研究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转换,《周易》是一部绕不开的经典。通过《易传》对《易经》的诊释,《周易》由一部卜篮之书,成为一部把天道与人道统一起来的哲学经典,被儒道诸家所共同尊奉,在中国思想史上,没有哪一部经典能像《周易)这样影响巨大,历代研究《周易》的著作达三千多种,历代大思想家都是治《易)的大家,因此,一部中国思想史,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一部《周易》诊释史。不懂《周易》,就难以懂得中国文化的根和精髓。
一、《周易》蕴涵德性伦理的基本元素
(周易》之所以如此被人们看重,从文化的角度看,原因之一是因为其蕴藏着丰富的人生智慧,它为人的“生命、生存困境”提供了两套解释系统,一套是占筑(预测)系统,一套是哲学义理系统,客观来说,这两个系统都能给人的生命、生存困境提供一些合理的解释,而后者犹其重要,自春秋以来,对《易经》的道德义理诊释一直都是主流。孔子说:“《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帛书·要))审视<周易》这部书,其经传之中都含有丰富的伦理思想的“基因”。有学者指出:“中国伦理精神历史建构的大思路是:逻辑起点与理论元点是‘德’、‘得’相通的精神原理,与此相应的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以及善恶报应的文化原理。这是中国伦理精神的胚胎。审视(周易》这部书,今天的主要德目规范如谦德、信德、俭德、敬德等,德—得相通的原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伦理精神以及伦理信念的机理—善恶因果律等都能在这里找到确证的源头。《周易》与古代文化典籍(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相比较,其伦理思想的突出特点是形上的伦理价值追求与形下的道德修养相结合,由天道论证人道,以人道效法体悟天道,天道与人道相统一的统贯天人的“天人合一”整体性思维模式。在中国伦理精神的建构中,《周易》这部典籍上承殷周之际发展起来的“以德配天”的德性伦理思想,下开乾健、坤顺的伦理模式,无疑具有独特的伦理价值,成为中国伦理精神生长发育的“基因”。因此研究《周易》的伦理思想及其对中国伦理精神建构的影响,发掘其合理的伦理道德资源,并把它进行现代性的思维与价值转换,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二、人道本天道而立:德性伦理确立的形上依据
《易经》的组成主要是由阴阳两个基本符号组成的卦象系统和卦、艾辞组成的文字解释系统。在《易经》符号系统中,这两种符号是用来表示对立变化的两种形态,由此阴阳交重叠,变化转换,演变成八八六十四卦,来模拟物象。这六十四卦卦序又经过精心排列形成一个整体,来表达《易经》作者认知世界的图式。因此《易经》的思维是取象思维和“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易经》是古人从自己的实践经验出发探索宇宙和人生奥秘的最初尝试,是中国人认识世界的第一个思想模式”。《易传》把阴阳两个符号抽象为阴、阳两个对立的哲学概念,将符号认知系统上升为抽象哲学思维系统,从而奠定了《周易》道德哲学的核心理论基础。
《易传》以阴阳哲学为其理论基础,兼容儒、道两家思想,“是一种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相结合的新型世界观”。以道家的“道’,建构形而上的道德本体论,以儒家的“仁与义”构建人性论。以“太和、尚时、守中”构建伦理原则,以阴阳变易、吉凶悔吝、祸福休咎的辩证法演绎人生。以乾坤并构建人伦总纲,主张乾健,刚健进取,生生不息;坤顺,厚德载物,绵绵不已,并由此生发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伦理精神。贯穿“天人合一”的整体和谐思维模式,以天证人,推天道而明人事。六十四卦的排列是一个内在的逻辑结构,反映了人们对世界对人生的认识过程。上经始于乾坤,终于坎离,象征万物生长于天地,像日月一样具有无限光明生机。下经始于咸恒终于既济未济,象征婚姻家庭是人生的发源地,具有恒久的魅力;人生事业发展没有终极,无穷无尽,是一个永远不能完成的过程。六十四卦描绘了一幅充满生机的天人图景,是中国哲学特有的思维表达方式。人们根据《周易》所揭示的道德义理,而“崇德广业”。从天道变化中找到人生价值的根源。“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系辞上》)承继天道阴阳变化,生生不已的德性就是人的善行,成就天道的德性就是人的本性。宇宙的大化流衍,并不是纯粹的物质运动,而是充满着生命律动的德性世界,价值意义世界,人效法天道就能成就善行,这就是“仁”。人性与天道同体,人效法天道能够成为有德的君子、圣人。所谓“成性存存,道义之门”(《系辞上》),即人自觉地把由效法天道所成的善性,存而又存,则道义就由善性而出。《说卦传》说:“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性命之理”就是天道的阴阳,地道的柔刚,人道的仁义,这是统贯天地人“三才”的性命之理,人的道德实践所要做的就是要穷这个“理”,尽这个“性”,达到“天人合一、天人合德”的境界。
《易传》以阴阳哲学为基础,为儒家的仁义学说找到了形上根基,完成了人道与天道的对接。《序卦传》总结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这种宇宙生成观是把人道上溯到天道的明证,认为社会的等级秩序,人伦道德是直接本源于天道的。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形而上的“道”既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又是价值的中心和源头,因此,天道是伦理道德的本体,人伦本于天伦而立。
三、以德释易:德性伦理的演绎
《周易》这部书卦艾辞不乏承继上古德性思想,如《谦》、《节》两和卦艾辞主要讲谦虚美德和节俭美德的重要性。“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乾·九三》)“履虎尾,想怨,终吉。”(《履·九四》)主要讲敬慎之德的重要性。《中孚》卦辞“中孚,豚鱼吉。利涉大”,《晋·六三》“众允,悔亡”,主要讲诚信的重要性等,这一些受辞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吉凶祸福的人文性理解,即吉凶祸福并非是天命注定的,而是与人的道德意识、道德修养和道德品性有关,并非完全是占笛之辞。再如:《既济·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擒祭,实受其福。”擒祭,是指薄祭。意思是东边邻国(指殷商)杀牛盛大祭典,还不如西边邻国(指西周)举行薄祭,更能实际获得上天的赐福。这就是说祭祀不在于祭品的厚薄,关键在于祭祀的人品德的高低,说明了人的道德修养的重要。这反映了《易经》作者对世界人生的新的看法,是当时人文主义精神觉醒的折射。戴琏璋先生认为“《周易》的道德思想与《尚书·周书》中的敬德思想是一致的”,“周人所建立的敬德观念,改变了占笛活动发展的方向,也奠定了易学的义理基础。所以说《易经》并非如常人所认为的仅是一部占笛之书。
真正以德义论卦的转变在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时期以人的德性、德行来解易,以“卦象”说“卦德”是一种重大的转变。这可从《左传》、《国语》中记载的有关盆例可见。如《左传·襄公九年》记载了鲁穆姜的一段故事,穆姜被贬进东宫时,算了一卦,遇良之随,史官推断说穆姜不久会解除禁闭。可穆姜却说她必死无疑,为什么呢?她引《周易》的说法作依据,说:“《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千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为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妓,不可谓贞。有四德者,虽随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她认为,她的品德很坏,没有随卦卦辞说的“四德”,因此《随》虽吉卦,也不能改变她的命运,因她作恶,所以必遭报应。(左传》、《国语》记载的以德解易的类似篮例有很多,可以看出自春秋时期开始,以德解《易》的倾向,《易传》完成后,《周易》已经由一部占笼之书,变成了一部道德义理之书。《易传》与这一思想一脉相承,虽讲天道,更主要是佐证人道;虽重形上的价值追求,更重形下的人生智慧,立足于宇宙人生之大命,教人趋吉避凶之理。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个“器”并非单指器物、物质一类,也指社会的人伦规范,即形下的操作层面,如“仁者谓之仁,知者谓之知”(《系辞上》),是指仁、知这样的伦理规范皆依天道而成并内化为
人的德性。 在人生哲学上,道家把德性的人自然化,儒家则把自然人性化、道德化;儒家贵刚健、精进;道家贵守柔、守雌。《周易》则乾坤并举,刚柔无间,阴阳协和,天人合一,统贯天、地、人三材之道。《系辞上》说:“《易》之为书,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在周易的宇宙图式中,一卦有六艾,上两艾代表天,下两艾代表地,中两艾代表人,天地人统称三材之道。它把宇宙浓缩成天、地、人相统一的整体。“天地之大德曰生”,没有天地阴阳的和合之德,就没有人的仁义道德的产生。“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系辞上》),则揭示了人效法易道的目的,并以此更直接肯定了天道和人道的合一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人能效法天德就能崇德广业。因此《易传》是先预设了“易道能统贯天地人”这一命题,并肯定了天地之大德,然后人通过效法天地之德性,成就了功业,这一思维路向是“天人合一”的路向。
您好!
我是XX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国贸专业的学生,愿意将二十余年所积累的学识和锻炼的能力贡献给贵单位,并尽自己最大的所能为贵公司的进步与发展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我深知,“机遇只垂青于有准备的头脑”。在校期间,我抓住一切机会学习各方面知识,锻炼自己各方面的能力,使自己朝着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具有创新精神的复合型人才发展。我的英语达到六级,计算机通过国家二级、省二级(优秀),并连年获得奖学金。在努力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我还广泛涉猎了哲学、法律、文学、经济学等领域,修完了专业以外其它经济领域的多门课程,并辅修了经贸英语,自学了第二外语----德语。
“在工作中学会工作,在学习中学会学习”。作为一名学生干部,我更注重自己能力的培养。乐观、执著、拼搏是我的航标,在险滩处扯起希望的风帆,在激流中凸现勇敢的性格,是我人生的信条。由我创意并组织的多次大型活动得到了老师的认可,同学的赞许,使我以更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新的挑战之中,向着更高的目标冲击。
为了更全面的锻炼自己的能力,我利用假期先后在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进行了社会实践,我的实习论文被评为“优秀实习论文”,这些经验为我走入社会,参与商业经营运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且从中学到了如何与人为善、袒露真诚。
在即将走上社会岗位的时候,我毛遂自荐,企盼着以满腔的真诚和热情加入贵公司,领略您公司文化之魅力,一倾文思韬略,才赋禀质为您效力。
此致
关键词:哲学;教育理念;新教学探索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5-0282-02
哲学是智慧之学,探索的是人生在世的大问题。哲学作为对自然界,对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领域里面最普遍和最一般规律的最高概括,是以前哲学的超越,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哲学是把科学与个人价值结合在一起,它既强调世界观的科学性,重视客观规律,又考虑到人的自身要求和发展,强调人的价值,以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目的。所以学习哲学对现时代大学生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树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当前哲学教育的现状
现今我国高校的哲学教学是包含在基本原理课的教学内容中的。基本原理课是高等教育的必修课程,从国家到高校都一直非常重视这门学科的发展和建设。从事哲学教学和研究的专家、学者、教师和致力于哲学研究和学习的学生,都从各个不同的视角和着重点探索着哲学教学改革和创新的可行途径。应该说,以往这些关于哲学教学改革和创新的研究对于我们认清哲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是有帮助的,他们在哲学教学实践中所作的种种尝试也是有意义的,并且在某些方面和环节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哲学教学改革的效果并不理想,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和效果。
二、“教学理念”存在的问题及新教学理念的探索
国内关于哲学教学改革和创新研究的文献、论文和专著很多。专家学者和教师学生都从自己的关注方向和考察角度,提出了不同的原因分析和对策研究。
(一)目前教学理念方面存在的问题
1.把哲学等同于政治教育。现在大学普遍进行的哲学教育往往只等同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学,并没有把中国传统的哲学智慧和西方优秀的哲学思想包含进去,而是把哲学等同于政治,等同于意识形态的核心部分。这样哲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培养学生来实现意识形态的再生产。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教师和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都循规蹈矩,被一些僵化的教条所束缚,不能激发活跃的思考和创新的活力。
2.把哲学教学当作一种知识的传授。哲学是思想的力量,是一种理论的逻辑力量,是说服力量和批判力量,所以哲学教学决不应该只是一种知识传授,仅仅为了让学生掌握哲学的知识体系。知识化的倾向就违背了哲学的本性,容易形成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哲学教育就是要使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就是使学生深刻地理解和自觉地认同哲学所表达的崇高价值理想,并将这种价值理想作为自己思想和行为的最高价值取向。
3.哲学教育理念的功利化。当自然科学技术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突破,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人们带着急切的功利期望来衡量哲学教育可兑现的现实价值和实用性时,功利化的思想必然要导致哲学课的冷门和人们对哲学学习的疏远,以及对哲学作为一种特殊人文学科的特性、功能和价值的错误认识。若使学生对哲学形成一种与哲学本性不相适应的期望,就会把他们引向一条逐渐远离哲学精神的道路。更突出的问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的目标被严重地市场化。“做人”的教育往往被忽视了,人们强调是知识的教育和专业化的教育,培养人的技能和谋生手段成为教育的主导思想,人的个体性和独特性根本没有弘扬和显现的机会。
(二)对新的教学理念的探索
1.以真正哲学的方式从事哲学教育和教学。哲学与政治有关系,但是其本性却是思想,所以决不能从庸俗的实用观点和狭隘的政治观点来对待哲学教学。哲学教学应当注重激发学生的理论兴趣,拓宽学生的理论视野,撞击学生的理论思维和提升学生的理论境界,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批判力,推进学生的主体意识、反思态度和创造精神。
2.复归学生在哲学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哲学课的主要功能是教会学生如何学习哲学。哲学教育实质是一种宏观的思维方法教育,是一种启迪智慧的自我教育,最终目的是使受教育者树立起自觉的哲学意识和哲学思维方式。正如哲学大师康德告诉我们“我并不教你们哲学,只是教你们哲学地思考”,这才是哲学教育的真谛。学生的个体意识在教学过程中要得到充分张扬,要复归学生的主体性地位。教育观念的真正转变必须来自于学生在遇到问题时所产生的主动的思考和需求,来自于学生在遇到问题时进行的积极思维和寻求解决同题的办法时所采取的行动。所以,在教学中要突出学生个体主动探究问题的能力,恢复其自身的超越本性,培养其问题意识[1]。
3.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教育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其核心必然是以哲学教育为主导的人文教育,因为人文教育能培养人格修养,陶冶道德情操,提升格调品味,明了人生的意义和目的。哲学始终贯穿和体现着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要使哲学教育最终成为每个人的自我教育,就要强调个体自立,个人自由和创造力,在根本上达到人的自我实现。
三、“教学内容”上存在的问题及教学方法的新探索
(一)目前存在的问题
1.教材方面的不足。在教材的体系方面存在的问题是只述不论,史论脱节,缺乏思想的交锋和对时代的反思。既不能引发学生的问题意识,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训练学生的抽象思维,更不能激发学生探求真理的热情和对的热爱与信仰[2]。
2.教学内容和授课方式的单一。哲学教学把教材当成“现成结论”和“标准答案”,把讲课当成“讲解条文”,不能突出哲学应有的深厚的历史感、强烈的现实性和巨大的逻辑感,使哲学教学失去了它的丰富性、生动性和深刻性。授课方式无非是老师讲、学生记。受考试和教材内容的限制,老师很少有独特的思想表达,学生也没有探索知识的主动性。内容基本上是对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和理论的机械阐释,对于西方的理论成果,涉及很少。其实,要想真正地理解马克思,就应该回到马克思,因为脱离了西方的历史文化语境根本无法对马克思进行客观解读,也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
3.考评方式。现在的理论课的考评主要是闭卷的书面考试,考试的范围都在书本上。学生们可以平时不看书不思考,到考试前突击背书,只要记性好就可以得到高分。考试仅仅是成为了判断学生的记忆水平和复述能力的形式。而这样的考评方式只能进一步使哲学成为教条。
(二)对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的探索
1.教学内容的重构。教材要以哲学为主线,同时包含中国和西方哲学史的内容,也要关注现代西方哲学。同时哲学教材要走向“世界化”,与时代问题紧密联系,探索和回答科学技术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新挑战和新问题。当今世界是一体化的世界,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如全球问题、发展问题等,都应该在教材中涉及到。因为前沿理论始终都是与人的发展息息相关的,都是学生关心和关注的话题。
2.建立起教师与学生的新型关系。教师与学生站在平等的位置上进行讨论式或启发式教学,以哲学原著文本为基础,结合现实问题,进行直接的思想对话。教师也可以适当地以专题讲解的方式来丰富课堂内容,让学生有机会了解当前哲学发展的前沿理论问题,包括对某些问题的论争。当然,这要以教师渊博的知识背景为前提。其次,在教学手段上,教师可以应用适合的多媒体技术,不搞单纯的教案式课件、板书式课件,使现代化教学手段成为帮助教师充分发挥教学能力的有力工具。哲学教学的目的就是训练人们对人生终极关切的思考,体验人类智慧的深度,唤起学生对日常生活的反思和省察,最后恢复和建立健全的更加智慧的生活[3]。
3.灵活实效的教学考评方式。学习哲学主要学习的是思想,教学考评方式要注重激发学生的理论兴趣,拓宽学生的理论视野,撞击学生的理论思维和激发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为目的。所以我们要逐渐改变目前较为单一、刻板的考评方式,走向多样化。考评的方式可以是学生的一次专题演讲,问题辩论,或是调查报告和实证论文,把全面考察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分析判断能力、反思批判精神和综合素质,作为考核的中心目标[4]。
学者们对目前大学生哲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的表述比较全面透彻,切中要害。在对策研究方面,大家从各自的关注点着眼,探索不同的改革创新路径。但是问题就在于:怎样才能把这些创新理念和改革方法具体地、切实可行地运用到实际的教学中去呢?武才娃在《探索哲学教育的新方法》一文中记述了教学新方法在教学实践中具体运用的一个详细案例,从文中不难看出这个教改的实现需要老师和学生付出更大的努力。这也是为什么进行理论探索的文章远比有关具体改革实践的论述多的原因。毕竟哲学教学改革涉及到多方面的因素,是个自上而下的体制问题。创新实践本身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在短时期里彻底转变,那么哲学教学理念的创新如何在实际的教学实践环节中成功运用就成了今后哲学教育研究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姜立红,李庆霞.哲学:人性化教育的生长点[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7,(12).
[2]苏平富.哲学课程整合、教材建设和教学改革初探[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4).
关键词:大学语文;教学改革;能力教育;素质教育
1978年,在时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的徐中玉先生和时任南京大学校长的匡亚明先生共同倡议下,中断了30年的“大学语文”课程在高校得以重新开设。但大学语文既没有政治思想课的权威性,又没有四、六级英语考试的尚方宝剑,作为高校基础公共课的大学语文课程遭遇尴尬。本文在对大学语文课程现状与教学对象需求的详细分析基础上,进一步明晰大学语文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办法,试为大学语文的教学改革探索一条新路。
一.大学语文的契机与窘境
从中学到大学,没有了高考的指挥棒,大学语文拥有许多发展的契机:一是大学语文作为母语教育和民族文化传统教育,受到国家层面及专家越来越高的重视。2006年9月《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此外,许多知名专家、学者也在不同场合强调大学语文教学的重要性。二是大学语文相比较于中学语文,无论教与学,都从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中小学语文应试教育的弊端、痼疾是显然的。受限于书本和考试,语文的教学和学习都变得枯燥无聊。过于重视成绩,忽略传统道德修养的应试教育,在人格的养成上也是有缺陷的。大学语文在丰富课堂,活跃思维,健全大学生的道德、人文修养上,无疑具有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与发展机遇相随的,大学语文也面临尴尬处境。窘境之一是从重视到忽视,从主要到次要。语文作为母语教育,从小学到中学,一直都是基础学科和主要学科,无论中考还是高考,语文都是重要的一科。进入大学后,作为中学语文的延续,大学语文一般在大学一年级第一学期开设,课时比较少,一般就是一个学期(不到英语课的五分之一),主要是针对非中文专业的理工科学生而设,课程性质有的设为全校性公共基础必修课,有的设为全校性公共选修课,一般是几个小班的合班,在多则上百人的阶梯教室里上课。大学语文虽然还会安排考试,高分虽不易,及格应该是没问题的。从课时安排、课程性质、上课人数多上都能体现大学语文课的边缘化。窘境之二,大学语文教什么?课程名称是对课程本质属性的揭示,作为概念的课程名称应有其相对确定的内涵和外延。“语文”的直接语源是“语言文字”(“言语文字”)。“语文”之“语”指口头语,“言”和“语”所指有异,所谓“自言为言,与人谈论为语”,虽都属口语,但涉及交流则多用“语”;“语文”之“文”则指文字,一般指书面语,但深究之,此“文”,包括作为书写符号的文字以及“连缀成文”的文字,而“连缀成文”的文字通常指文字的一般运用(即“文章”),所谓“集诸句以记事物之状况,表现其意思而使之成为篇段者,谓之文。[1]亦即:语文=口头语言+(文字+文章)。但语文作为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中的一门教学科目,一直没有一个科学的学科定义。叶开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语文(实际上指母语)教育思想的最大问题是把丰富的语言、文学内涵抽空,干瘪成一种粗糙语言文字工具。”[2]从“语文”成为我国母语课程名称之日起,对这一课程争议不断的原因,就是由于其内涵和外延的不确定。这也是造成大学语文课程定位不明确的主要缘由。于是,大学语文的教材和教学内容五花八门:有的侧重中国古典诗词;有的侧重西方文学;有的侧重语言学;有的侧重应用文写作……什么都可以教,仿佛大学语文就是一个大杂烩,什么都可以往里装。窘境之三,大学语文教学改革雷声大雨点小。为了推进大学语文教学的改革,不少大学纷纷行动,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武汉大学组建了国学班,东南大学中文系开设了网络课程,湖南城市学院开发了中国大学语文教学网,设有“语文常谈”、“实用写作”、“教研基地”、“名作欣赏”、“在线作业”等栏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对边缘化的大学语文,教改研究亦积极踊跃。迄今有关大学语文教改的论文就有上百篇,硕士论文也有15部之多。如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2004年发表在《中华读书报》的文章《“大学语文”教学困扰和改革尝试》,提出大学语文应“兼顾工具课,突出理论知识性”,打破惯有的文选讲解的模式(这种模式与中学语文大同小异),而采用分专题讲授语文知识(包括文化史、文学史等方面知识),并引导阅读、思考和写作的“拼盘”模式。[3]史灿方2007年《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大学语文改革的理念反思》,要求从大学语文课程开设目的、大学语文如何开、大学语文如何考上,理清大学语文改革思路。他认为大学语文开设目的重在解决语言文字的基本功和学生的语言知识(主要是运用语言的背景知识)修养。大学语文如何开上,教材方面,选文要在“精”字上做文章,须注意一要避免与中学篇目的重复;二要考虑经典性、思想性和时代性;三要考虑可读性和效果性。教学方面,首先是基本功的训练要加强;其次是思维能力要培养;再次是强化说和写的训练。大学语文如何考上,应该建立大学语文水平测试标准化的考核办法。考核内容包括字词句运用、常用文体写作能力、阅读鉴赏能力、选文内容知识、思维能力(创新思维和思辨能力)、一般演说能力等。可以综合测试,也可以分模块测试,如汉语基础能力测试、阅读与写作能力测试、口语表达能力测试、语文知识修养测试,或者分书面测试和口语测试两部分。[4]两位专家的教改思路可谓周详细致,虽有差异却都十分注重大学语文的工具性和修养性。但对于理工科专业学生来说,这样的教改思路,显然承载太多,要在短短的一学期完成,可操作性不强。虽然国内对于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的研究和实践不乏热烈,但至今大学语文的课程性质、教学目标、教学模式仍争议不断,教改效果收效甚微。
二.大学语文教学需求分析及改革尝试
面对大学语文课及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的契机与窘境,如何抓住契机,摆脱窘境,笔者以为,教学改革不能从教育方单方面出发来制订计划,而要更多兼顾受教育方的需求与接受。针对非中文专业的理工科学生而言,结合笔者大学语文教学实践,他们对大学语文课程的需求主要集中为以下几点:大学语文应该能够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大学语文课堂应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思维开放,百家争鸣的课堂;大学语文不应脱离实际,而是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爱与美的教育以及哲学教育都是他们感兴趣并迫切需要的,锻炼口头表达能力和提高应用文写作能力也是他们对大学语文课的内在需求;教学方法上,延续高中语文教学模式,强调字、词、句、篇的常规教学方式是不受欢迎的,应从以教师为主型转到学生为主型,学生由被动学习到主动学习。这几点都鲜明反映了新一代大学生对刚刚过去的中学应试教育模式的厌恶,对未来大学学习的期待,充分体现了处于青春期大学生对独立性、自主性、创新性的要求以及对中学教育空缺的情感教育人生教育的需求。从大学生对大学语文课的需求看出,对语文人文性的需求远大于对工具性的需求,与专家对工具性的强调形成强烈反差,可见学生对长期语文教育强调工具性的逆反心理,但我们并不能完全脱离语文的工具性这一基本特点。大学语文应是人文性与工具性并重的课程。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在《大学语文教学大纲(征求意见稿)》中对大学语文开设的目的和意义作了这样的描述:“在全日制高校设置大学语文课程,其根本目的在于: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和工具性特点,适应当代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日益交叉渗透的发展趋势,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具有全能素质的高质量人才。”依此思路,笔者以为,大学语文应进一步明晰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核办法。针对非中文专业理工科学生主体,大学语文的课程性质应列为全校性公共必修基础课,教学目标是培养非中文专业人才的语文综合能力素质与人文素养。在短短一个学期时间,目标不能订得太高也不能太低。语文综合能力素质简单可概括为书面表达能力与口头表达能力,包括抒情能力、描写能力、叙事能力、论理能力和说明能力五种能力,对人文素养的培养不可能在短期奏效,课堂教学主要是文学美学启蒙,引发学生对文学、美学、哲学的兴趣,学会善待自己善待他人,学会爱,学会思考人生。在教学内容上,改变以往单纯的语文教育,取而代之是能力教育、人生教育。教材内容设计上,侧重文学美学启蒙及相应的五种语文表达能力的训练。在文学写作中存在五种表达方法,分别为抒情、描写、叙事、议论和说明,相对应的能力即表达感情、表达形象、表达事件、表达理论和表达知识的能力,相对应的人生教育就是情感教育、审美教育、文学教育、哲学教育以及应用实践。在理论讲解上,通过情感教育、审美教育、文学教育、哲学教育来思考人生与哲学,进行文学美学启蒙,从而提高大学生人文素养;在实践训练上,通过相应的抒情能力、状物能力、叙事能力、论理能力及说明能力的训练培养语文表达能力,在人际交往中实现正确和流畅的表达和沟通,在文学写作及应用写作上掌握一定的文字表达能力和结构成篇的能力。在道与技、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中实现知行合一,帮助大学生树立健康的人生观和爱情观的同时,训练大学生的口头表达与书面表达。依此思路,教材内容可分为情感教育、审美教育、文学教育、哲学教育和应用写作实践五大部分,每部分体例,大体上,除导入与结语外,主体部分可分为理论导引和范文解读两部分,并辅以延伸阅读和写作实践。内容涉及中国古代、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哲学、美学、文艺学。当然所有内容的讲解都建立在文学篇目讲解的基础上,不会脱离语文的范围,而混同于思想品德修养课或者是哲学课。以情感教育为例,理论讲解部分,需解决情为何物、情分几种和如何抒情几个理论问题,对第一个理论问题,“爱是什么”引发的课堂讨论,可以从金代诗人元好问《摸鱼儿•雁丘词》中的千古之问“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的讲解基础上阐发。不同于政治或哲学课,理论部分的讨论对每一个同学的回答都采取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原则,只作引导,不设定标准答案。在教学方法上,改变以往教师填鸭式教学,以讨论式教学为主,将课堂交给学生,一次课设定一个主题,围绕这一主题讨论,不断深化,变教师唱主角模式为学生为主、师生互动模式。以审美教育为例,从歌德《浮士德》中的一句“美呀,请为我停留”引申出“什么是美的”这一主题讨论,并进而讨论男性美与女性美的标准,在讨论结束后再由教师对哲学史上对美的本质的探讨作一简单介绍,知识性与趣味性并重,自然会产生较好的教学效果。教学手段上,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手段相结合。适当播放音乐、视频对丰富课堂教学手段、激发学生兴趣有着显著作用。考核办法上,考核方式以终结性评价为主向形成性评价转变。加大平时分权重,尤其是出勤、课堂发言、课堂作业情况。可以总成绩为平时、期中、期末成绩各占20%、30%、50%来计算。期末为开卷考试,主要为应用文写作和文学写作。相应于教学方法的转变,尤其需要鼓励学生平时多发言多参与,可要求学生至少发言5次,一次2分,5次就可以拿满10分平时分。出勤分满勤为10分。另外,以课内考核为主向课内外结合考核转变,鼓励学生,尤其是课上不愿意发言的学生,参加各种人文类竞赛或活动,如校园十佳歌手、主持人大赛、新闻摄影竞赛、读书周、话剧周活动等,无论参加还是拿奖都可以加平时分,但总分不超过5分,仍鼓励课堂多发言。期中的考核以小组合作分工表演为主,演绎经典影视剧或话剧桥段,通过表演,加深同学之间互助合作,交流感情,也锻炼口头表达与肢体语言表达能力。
作者:陈小亮 单位:宁波工程学院人文与艺术学院
注释:
[1]吴瀛中国国文方法.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0.1
[2]叶开.百年母语教育一直走在歧途上[N].东方教育时报,2013.10.29.
论文摘要:关于美学,中国美学称之为“道”,西方美学称之为“存在”,萨特曾说: “存在主义就是人道主义”。萨特的存在主义美学与德国其他哲学家的存在主义美学相比,美学并不突出,但很有特点,且现实性很强,影响比较广泛。
论文关键词:萨特;存在主义;美学思想
一、萨特存在主义美学思想的时代背景
萨特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这些经历对他以后的哲学道路影响深远。二战以后,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日益显露,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道德、信仰开始动摇,各种矛盾不可调和,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幻想破灭,整日生活在迷茫、惊恐的状态之中。在这种社会情况下,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应运而生,他的“存在先于本质”的著名论断开始向人们传递着一种积极的人生思想,这种思想重视对人的生存与关怀,由于这种思想适应了时代特征的发展,影响也日益扩大。存在主义美学的思想就是这种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分支,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上说,存在主义美学是资本主义矛盾的尖锐化在美学上的反映。
二、萨特存在主义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
存在主义美学是在存在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是存在主义思想的重要分支,存在主义美学是存在主义哲学在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体现。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主要包括:(一)存在先于本质。他认为人首先是存在,这种存在是绝对的。人首先他必须存在,然后才能创造自己,才能按照自己的思想造就自身。人的本质并不是天生的,它不同于物的本质,物的本质是事先被人规定好了的,而人的本质是自己通过自己的选择而创造的;(二)人是绝对自由的。人的本质是由他自己造成的,所以人是绝对自由的。人从出生开始,所有的科学、理性、道德都对人们没有任何的控制和约束的作用,所以人可以通过自由选择和自由行动来创造自身。人的本质就是由他自己所选择的行动来决定的,每个人都要认识到选择的重要性,然后按照自己的选择去行动,从而达到自身的自由;(三)他人是地狱。他人不同于物体,他人是一个存在的客体,虽然人是绝对自由的,但他人和社会总是限制人的这种绝对自由,而且还会对自身构成威胁。因此,人与人之间是彼此冲突的。他人是地狱,存在是虚无的。人面对的是一个虚无的世界,一个荒谬的世界。
三、萨特存在主义美学思想的内容:想象与自由
萨特的美学思想是在其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的美学思想核心就是想象与自由。这也是他的文学事业的核心。
(一)想象
1、虚无与想象。萨特认为,存在分为两种:自在的存在与自为的存在。自在的存在是一种客观的、纯粹的、无条件的存在。与之相反,自为的存在则是一种“非存在”,自为的存在,指的是人的存在,人的意识才是最真实的存在。自为的存在与自在的存在根本不同之处就是在于作为自为存在的人是有意识的。意识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一种“非存在”,是一种超出自身但却无法与自身统一的存在。而非存在实际上就是“虚无”,因此,人的存在作为意识的存在就是“虚无”。而在知觉、概念、想象中,想象最能揭示意识的本质,因此“现实的东西绝不是美的,美是一种只适合于想象的东西的价值,而且这种价值在其基本结构上又是指对世界的否定”。我们所称之为美的东西,正是那些非现实对象的具象化。在实际存在的世界中并没有美的存在,美只存在于想象的世界中,美是由人的想象所创造的美。
2、艺术与想象。萨特的想象现象学对他的美学思想有着重大的贡献,在美学思想中,他以想象代替意识,认为想象的过程就是对现实世界虚无化的过程,而由想象所建立起来的自在与自为相统一的世界就是美。艺术想象是人的审美存在的最重要的方式,人要摆脱虚无的现实世界,达到绝对的自由,唯有通过艺术。想象是一种意向性的活动,艺术能唤起人们的想象。现象学方法认为,艺术想象是一种完全感性的行为,通过感性去阐明和理解现实存在的意义。艺术想象是通过创作于欣赏相结合的方式来完成的,所有的艺术与文学作品都只有被欣赏和阅读的时候才是存在的,艺术家在艺术想象的过程中否定现实世界,同时重新把握现实世界深层存在的意义,在这种过程中,获得美的感受。 转贴于
(二)自由
1、虚无与自由。人的意识就其本性而言是一种“非存在”,所谓的“非存在”,实际上就是“虚无”,因此,自为除了是存在的虚无之外,没有别的实在。在此基础上,萨特进一步把自为的虚无与人的自由联系起来,他认为,虚无就是自由,人是自身造就自身的自由的存在。在萨特的美学思想中,虚无与自由构成了一切人类特有行为成为可能性的基础条件,在他看来,美在其根本上是与人的虚无与自由密切相关的,如果只有自在存在,世界就没有美丑之分,它仅仅是存在着而已,但是,当自为把虚无与自由引入这个现实世界之后,世界就可以借助于这个力量,把他虚无化,以另一种自在存在的方式显现出来,就像美丽风景一样,如果没有我们,那它就失去了见证者,那么美就不存在。美是伴随着世界的虚无化而出现的,在对现实世界进行审美的过程中,现实的世界被虚无化,伴随着人的想象性意识的加工,事物重新以一种有意义的形态显示出来。
2、艺术与自由。萨特的美学思想认为,美的本质是以自由为基础的。美是对于现实世界的否定,从根本上摆脱世界。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能依靠意识的自由想象活动。只有把世界虚无化,摆脱并超越现实,才可以获得自由,“而且,这种摆脱本身也就是自由”。美作为非现实的事物,就是因为它摆脱了现实,获得了自由。对于自在的世界,我们之所以会产生美感,是因为我们在审美的过程中发现了自由。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认为人的存在就是一种自由,这种自由的核心是自我选择。在艺术的创作中,创作者通过艺术创作来揭示世界,同时,也揭示了创作者的自由。自由不仅仅是作者创作的根源,也是作者创作的目的。作者通过作品向读者召唤,让读者以自身的自由来协同作业完成作品美的存在,同样,作者的自由也同样依赖于读者的承认,读者欣赏的自由实际上就是对作者创作自由的肯定,所以,只有通过艺术,自由才能显示出自在存在的深度,也只有通过自由与想象,才能艺术的把握世界,因此作为艺术作品最深层的基础就是人的自由。
四、萨特存在主义美学思想的现实意义
(一)萨特存在主义美学思想在美学中的意义
萨特的存在主义美学最根本的出发点和基础是他的存在主义,萨特的美学思想与他的存在主义哲学一样,具有强烈的人本主义倾向,不仅如此,萨特还是一位具有哲学头脑的文学家,他反对“为艺术而艺术”、“艺术家不动感情”的形式主义美学。因此在他的文学作品和美学中,体现了一种反对资本主义,宣扬人道主义的精神。他把美学的问题与人,人的自由紧密的联系起来,尽管夸大了艺术与现实的对立,但是这种思想对于二战后的人们来说,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萨特的存在主义美学注重人的存在与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为人生提供独特的审美方法和审美境界。
[关键词]曾永成;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中国生态智慧
[作者简介]宋坚,钦州学院人文学院院教授,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部湾海洋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桂学研究中心“广西北部湾海洋文化协同创新研究团队”首席专家(广西钦州 535000)。
一、引言
曾永成先生给我的印象,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儒雅博学的谦谦学者。第一次认识他,是从拜读他的专著《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开始的。文如其人,我相信他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读其书,想其人,受其思想的熏染,我心里渐渐萌生了一些想法。也许正是从那一刻起,我开始确立了自己今后的学术方向和为学目标。时隔10年之后,我终于有机会到川考察,在他的家乡成都老街,见到了曾先生。果不其然,他正是我想象的那样,是个学养深厚的学者。我们几乎彻夜长谈,从马克思到康德,再到杜威和怀特海,从生态论到感应论,再到自然生成论,无所不谈。我仔细聆听了他的学术思想和今后打算。他虽然年已七旬,依然精神矍铄,思如泉涌,侃侃而谈,一刻也不忘记自己的学术使命和人生追求。他是我所认识的人群中为数不多的一辈子也不改变自己初衷的学者之一,这就是我多年来一直对他心怀敬佩的主要原因。
我与曾先生谈论最多的,就是文艺生态学的问题。我们一致认为,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今天,文艺的生态学问题已经引起越来越多人的重视。文学首先是人学,它应当为人的生态本性和生态环境的进一步优化而存在,建立起真正的人文关怀精神,这应该是文艺生态学的终极目标。其专著《文艺的绿色之思》正是以此为宗旨,从人类生态学和美感的自然生成这个独特的视角,系统地论述了文艺的本色、生成与发展,还原了文艺理论应有的终极关怀精神,从而给传统僵化的文艺理论注入了生机与活力,使得文学艺术和文学理论重新回到艺术的本体和人类生命的本体。
二、自然生成与气韵美感
曾先生成熟期的文艺生态学思想,就体现在他的代表著作《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中,这是他最富代表性的学术成果之一。他把“绿色之思”作为生态文艺的核心问题加以探讨,最终目的是为了让文艺回到人类生命本体,还原其本色与原生状态,其目的就是要使文艺更贴近人民群众的生命存在和活动,为优化人民大众的生态环境服务。曾先生始终认为,文艺从诞生以来就关怀着人性的现实处境,守望着人性生成的历程。20世纪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文艺,把人性危机作为中心主题。那些关怀自然生态和环境问题的文艺作品,也不能不把笔触伸向人性本身的种种反生态的病相①。曾先生的文艺生态学理论的一大亮点是“自然生成论”,这个理论明显是受到了马克思的“自然向人生成”本体论的启示。马克思说:“全部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②他通过文艺理论及其美学中蕴含的生态意识和生态智慧,提出了“自然向人生成”的论断,又从本体论中阐释人与自然相亲共融的趋势,从而揭示艺术与人类生态的本质关联。在人学与生命哲学的理论阐释中,他肯定了文艺是人类进行生态调节以推动自我生成的“精神绿地”,从而还原了文艺的本质内涵。以此为基础,他充分论述了人本生态观与美学的生态学化的问题。他认为,美学要真能对人类生命及其环境的生态优化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必须从生态学中吸取智慧,获得必要的学理启示和价值诱导,使美学自身生态学化。
其实自然之美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意蕴。大自然是人类生命的根基和泉源,她以其美的光泽、美的旋律和美的景色昭示着生命的礼赞与向往;自然之美是上苍赐予人类的最厚重的礼物,它可以遣情抒怀,涤情荡志,又可以让人适意人生,感受幽邈,使人领略天地之浩荡,体会人生乐趣之无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然美不愧为人类内心向往之生态家园。文艺审美是人类实现生命的超越,从而丰富生命意蕴、怡情养性的高级形式。只有进入到艺术审美的高级阶段,才有可能使人类生命的原始精神透过层层的历史帷幕,闪射出最质朴、最本真的光芒,从而照亮世俗的庸常与混沌,启悟后人从烟雨迷蒙的现实中走出来,找回激情奔放的领地和理想放飞的天空。文艺通过与人类生命相谐和的节律感应形式,促进人类的生态功能,改善生理与心理状况,从而达到最佳状态。艺术作为人类情感经历和生命体验的诗意传达,包含着丰富的审美内涵,而且蕴蓄着强大的思想力量。它不仅给人们提供消遣和娱乐,使人们进入乐而忘忧、物我两忘的境地,而且提供给人类心灵的庇护所,留一方精神灵魂得以栖居的净土。艺术审美活动正是实现生命超越的触媒,它使得人类的生命顺利完成从物质到精神的过渡,从而变得自由活泼、圆润绵延,并实现生命内涵的丰富完整和生命质量水平的跃进,文艺审美活动也因此而获得永久的魅力③。这正是曾永成先生着重阐述的观点。
关于文艺生态的节律气韵美感,在曾永成先生的早期著作中就加以强调了,这种思想最早成型于《文艺的绿色之思》中。该著认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早就揭示了自然节律对生命进化的作用,尤其对动物美感的性选择和情绪诱导都起关键性作用;即使是自然生态,也少不了节律感应这种“原美感”的生态调适方式。人生成于自然的节律之中,自然的节律形式不仅通过节律感应给我们的生命注入更多的活力和秩序,而且也使我们在感应中领悟生命的智慧和意义,这种意义感悟又进一步激发和调适我们的生命节律,使其升华并进入美的意境。曾先生的“气韵美感”论,在他后来的系列论文中得到了更充分的阐述,这里不再赘述。
三、对怀特海与中国文化生态智慧的科学阐释
曾先生退休以后专心致力于西方怀特海和东方传统文化生态智慧的深度挖掘和阐发,先后撰写和发表的代表论文有《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论怀特海有机宇宙论哲学的生态美学意义》《有机宇宙论与中西古今美学的融通――从怀特海看宗白华美学的世界性和深生态学品格》《怀特海有机哲学“范畴体系”中的生态美学底蕴》《赋比兴:中国古代诗歌审美特性的总体概括》等。首先,他从古老的中国文化中汲取生态智慧,提出宇宙的原生之美,正是体现了让世界回归于它的本原的审美性质,指出庄子所说的“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意味着审美性和审美价值乃是世界存在和生成的原初性质,是世界存在的基础,由永恒客体合生创进的生成方式造成了世界生成的原初审美性。自然性本来就是生态性和审美性的统一和融合,生态美学也因此应该是生态哲学的出发点和基础。紧接着,他阐释了怀特海审美经验论和生态哲学观,指出了世界的神秘性和高深莫测的幽深,构成了美的特性和诗性,使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不可穷尽。我们永远对这世界怀有诗意与敬畏,敬畏与承认它的神秘与幽深,而且我们对这世界秘密的探寻永远都在路上。在这方面,语言、诗与节奏旋律就让我们感受并神往于世界深邃的幽邈。
曾先生认为,西方科技文明割裂了世界的整体性,环境的破坏造成了审美观念的偏差,对“万物之理”的否定使整个世界都被祛魅,面对这样的理性颠倒,怀特海从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发现了对世界原生的审美性的深沉咏歌。对于自然界之美的依恋和敬畏,必然修正我们固有人格中的抽象和偏颇,重新建立起与宇宙自然世界之间的有机联系和对世界整体生命精神的感悟。这些诗歌把被旧哲学长期颠倒的世界景象修正、再颠倒过来,于是世界得以复归于它原初的审美本性及其审美价值。得到认可和阐释的“天地之美”,才是打开“万物之理”这个宇宙奥秘的钥匙。对此怀特海说:“十九世纪的文学,尤其是英国的诗歌,证明了人类的审美直觉和科学的机械论之间的冲突。雪莱生动地描述了盘桓在内在机体变化之上的永恒感官对象是如何地变幻莫测。诗人华兹华斯则把自然当成持续不变的场所,并认为其中包含着奥妙莫测的灵机。这里面还存在着他的永恒客观:‘陆地与海洋,未曾见此光。’雪莱与华兹华斯都十分强调地证明,自然不可与审美价值分离。”①
其实,认可和阐释的“天地之美”,才是打开“万物之理”这个宇宙奥秘的钥匙。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天道即自然之道,亦即审美之道,自然本来的生态性质和价值就是它的审美性质和价值,而这也正是怀特海有机宇宙论哲学的“天道”论。在中国古代诗学和美学中,“自然之道”“自然之理”“自然之法”“自然之趣”“自然之妙”之类崇尚自然原生之美的观念比比皆是。对于自然之“道”的审美底蕴,许多艺术家都有真切的感悟。画家范曾在谈到宇宙那种妙不可言的永恒整体和谐就说:“我们不妨把这种和谐称为宇宙的大智慧,而把人类自文明初开迄至今日的一切睿智成果视为人类的小智慧。唯其宇宙的大智慧浩瀚无垠,人类的小智慧有可能一步步的更新和发展,逐步缓慢地趋近这大智慧,却永无达到的可能,因为其间包含着哲学上无限的概念……宇宙有毋庸置疑的不可书诸语言文字的、至大至诚、至刚至柔的和谐的力量,这力量使亿万星辰在横无际涯的天宇协奏,那是‘大音希声’(老子语)的伟大的交响乐。只需从其中真正吸取一点儿灵感,便有贝多芬的雄浑博大的第九交响乐,便有司马文章、苏辛词赋。那才是人类一切文明取之无尽用之不竭的智慧之泉源。”①中国的艺术家都潜心自然,感悟天道之美,并以此为乐,就说明了这个道理。
曹丕(187-226),字子桓,曹操次子,在建安二十五年(220)废除汉献帝自立为帝,史称“魏文帝”。曹丕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同时也是著名的文学理论家,他的文论著作《典论?论文》开创了盛极一时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之先河,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以此为例探讨《中国古代文论》课堂教学在当代语境中的现代转型具有典范意义。
一、文学的价值和地位
在先秦时代,虽然有“立德、立功、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的“三不朽”之说,显示出著书立说在文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但那时的文学一直作为史学、哲学和经学的附庸而存在,还没有取得独立的地位。当历史演进到魏晋时代,随着儒家一统地位的动摇,道、佛各家兴盛发展,受此影响,人们开始追求心灵的自由和人格的尊严,在此背景下文人们也更注重内在感情的表达,文学的地位随之提升,于是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指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才,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丕把文学与政治、经济、军事一样看待,认为通过文学,于公可以安邦,于己可以扬名不朽。由于曹丕的宣扬,文学的地位空前提高,文士们将之作为崇高的“治国安邦”和“扬名立万”的事业。
正因为有了这一理论的指导,才可以解释中国文学史上许多封建士大夫在仕途不如意时能够取得杰出文学成就的原因。实质上,曹丕这一理论的精髓在当代文坛也一直延续着,对此,可以联系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对于文学价值的阐释,记者曾采访过莫言,问他:“日渐式微的文学对于这个时代到底有什么意义?”莫言说:“的确,文学不是粮食棉花,没吃没穿我们这个社会就乱套了。文学就像头发,很多人即使是大秃瓢也能健康地活着,只是个美观问题。不过你看那挖出的上千年的古墓,连骨头都成泥土了,唯一存下来的是头发。”可见,莫言的文学思想同曹丕《典论?论文》中关于文学价值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正因为文学有着崇高的价值和地位,所以自古及今,无数的文人学士把文学创作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曹丕的文学思想受此影响)《史记》的写作到曹雪芹“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红楼梦》的完成,无不说明了这一道理。这正如曹丕在《与王朗书》中所言:“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篇籍。”
二、文气说
曹丕以“气”论文,他指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比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曹丕《典论?论文》)气是指作家的气质、才能、个性、禀赋等先天性的因素。不同的人唱同一曲调、同一节奏的一首歌曲,因其气质、才能、个性、禀赋等不同,往往会导致声音有巧拙、刚柔和清浊之别。这些因素源于天赋,即使是父亲也不能传给儿子,兄长也不能传给老弟。曹丕进一步以当时的文坛名人为例,说明“文气”的客观存在,说徐干的文章中具有齐人的舒缓之气,应■的文章阴柔有余而阳刚不足,刘桢的文章气势雄壮而文理不够细密,孔融的文章风韵气度高雅。曹丕的“文气说”同西方古希腊把人的气质分为四个类型:胆汁质、多血质、黏液质和抑郁质,是基本一致的。不同类型气质的人有着不同的行为和性格特点,呈现出不同的文风。
根据曹丕“文以气为主”的观点,我们可以给学生以下启示:首先,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气质”决定着文学成就的高低。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这是一个文学狂热的时代,人人都在谈论文学,在征婚中更是人人宣示都爱好文学,甚至很多大学都办起了作家班,希望能够培养出著名的作家。而最终的结果是,空谈文学而缺少文气的人永远也成不了所谓的作家,大学中文系或者作家班的学生也大多淹没于众人之间,成名成家者甚少。就是说,一个人能否成为作家或者著名作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身的禀赋,而不仅是后天的教育。所以,纵观中国文学史,在古代是不存在中文系或者作家班的,但同样产生了灿若群星的作家群体。如古代文学史上的苏轼,他在诗、词、文、绘画、书法等艺术领域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可以说没有第二个人能够与之并驾齐驱,这些成就的取得主要来自于其与生俱来的艺术气质。其次,作家的“气质”决定了他们的文学风格。我们常说“文如其人”,一个人的文章除了能够反映作者的学识修养外,还可以看到他的气质才情等内在因素,并且这种气质才情在一定程度上还决定了文学风格的形成。在当代文学史上,冰心的散文被称为“爱的哲学”,这是其作为一名知识女性,饱含了对大自然的热爱,对母爱与童真的歌颂与赞美,以及对生命的赞颂。鲁迅的杂文被誉为“投枪匕首”,这主要源于他“峻急,热烈而又冷峻”的性格特征。再如,鲁迅的同胞兄弟周作人的散文具有“平和冲淡,清隽典雅”的特征,这与他“安静、和缓、低调”的性格息息相关。再次,各种气质无所谓优劣长短,气质是先天的,具有相对稳定性,但人格是后天培养的。一个作家必须对自己的气质进行客观全面的分析,可根据需要有意识地克服气质的负面效应而增强正面效应。诚如歌德所言:“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生活的准确的标志,所以一个人想写出明白的风格,他首先就要心里明白;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也首先要有雄伟的人格。”
三、文体观
曹丕《典论?论文》中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惟通才能备其体。”曹丕认为,文章的“本”即基本的创作原则和表现人们思想意识方面是相同的,这是一切文章的共性;而文之“末”即在如何表现上,因文章的具体功用不同而有不同的特点,这样就产生了文体的观念和各文体的具体要求。
曹丕的文体观给我们以下启示:首先,一切文章的“根本”是相同的,只有“根深”才可能“叶茂”,所以在成为一个作家之前必须打好自己的基本功,即作家的思想品格修养、人生的历练和认识、语言的运用和思想情感的表达等,对这些因素修炼程度的深浅往往也影响着一个人文学成就的高低,否则若过分注重于文章的“体裁”等“末”的因素,就只会“舍本逐末”甚至“本末倒置”。其次,决定了作家对于文体创作的选择。在文学教学中,我们常有一些疑问,像鲁迅这般天才作家为什么主要集中于杂文的创作,如能够在有生之年写就几部长篇小说,岂不是更为伟哉!人民艺术家老舍如能把他写小说的劲头用于诗歌写作,这样又多了一个伟大诗人,岂不美哉!然而事实上,他们并没有这么做,其中的原因恐怕不是他们不愿为而怕是不能为也,因为如他们这等聪明之人,当然深知“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曹丕《典论?论文》)的道理,一个人不可能完全掌握各种文体的写作技巧,只有能够体察自己的长处和不足,才能选择自己擅长的文体进行深入的开拓,取得不凡的成就,其实这就是要做到扬长避短罢了。
四、文学批评的态度和方法
曹丕在《典论?论文》的开篇就指出“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并且以汉代的傅毅和班固为例进行说明,他两人本来共同从事点校书籍的工作,在文采上也不分上下,而班固却看不起傅毅,说傅毅的文章冗长无物。曹丕分析了其中存在的原因在于“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曹丕《典论?论文》)。同时曹丕还指出了“贵远贱近,向声背实”、“暗于自见,谓己为贤”(曹丕《典论?论文》)等文学批评中存在的种种弊端。
曹丕在当时提出的“文人相轻”的现象,是在总结其以前文人间出现的问题而得出的结论,事实上从那时到现在这种现象从未间断,如现代文学史上丁玲与,鲁迅与徐懋庸,鲁迅与郭沫若等人之间的分歧与矛盾,可谓文坛皆知,那么导致“文人相轻”的根源到底何在呢?首先,在于文人的价值追求。文人存在的价值,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就是源自于各自的学术观点和艺术风格,因此相互间发生学术冲突时,总是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贬低他人,从而捍卫自己的学术或者文学存在。其次,在于文人心灵世界的细腻,我们很多人每天面对的世界大致相同,甚至许多人的人生经历也有相似之处,但为什么有的人成了作家或者学者,而有的却不能呢?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文人之所以成为文人,就在于他们对于外在世界的感知特别敏感,并且能用恰当的语言表达出来,他们不同于“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绿林好汉,因此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看法也往往由表及里,入木三分,同时感触非常敏感,这既是文人的长处,也往往导致了文人间的不睦。
对于“文人相轻”的现象,必须客观地看待。首先,人与人之间相互贬斥的现象并不仅仅存在于文人之间,在社会的各行各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有的甚至更为严重。其次,“文人相轻”未必就是一件坏事,只有各自坚守自己的学术观点或文学风格,才可能出现百花齐放和万紫千红的局面,有道是“春兰秋菊各有时,同留秀色在人间”,这总比和稀泥式的一团和气好,总比文坛只有一种声音或者一种风格好。再次,文人间有相互轻视的一面,更有相互尊重的一面,有时相互推崇,还抬升了整个行业的地位,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点就是其中的体现。
五、文学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