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与道德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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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论法律与道德论文范文

从总体上看，“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对2013－2014学年度第2学期10所文科学院2013级本科学生以及2014－2015学年度第1学期6所理工科学院2014级本科学生的自评互评考核方式运行情况是高度认可的。1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把自评互评纳入“基础”课程考核持肯定态度，认为自评互评较好地测评了学生的理论素养、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给予了学生更多交流机会和展现平台，是当代大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载体。但与此同时，1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对现行的“基础”课程教学方式、考核方式，以及“两支队伍”融合等问题呈现憧憬与期待、抱怨与不满、疑问与忧虑相交织的复杂心理。

（一）自评互评有助于提升课堂教学质量

但对“基础”课程改进教学方式存在憧憬与期待。“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在回答“作为试点班级的任课教师，您认为本次改革试点对课堂教学质量的提升有推动作用吗？如果有，体现在哪些方面？”这一问题时，有1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持肯定态度，认为自评互评考核方式的拟定和设计对于提升“基础”课程课堂教学质量发挥明显的积极作用，它不仅有助于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树立科学的理想、信念，而且有助于当代大学生恪守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以及遵守校院规章制度等。除此之外，依托自评互评，能够有效推动“基础”课程任课教师有针对性地结合行课学生客观实际和学院人才培养方案来设计教学内容和改进教学方法，进而使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均取得较大改善。但是，一段时间以来，“基础”课程任课教师习惯于按照教材章、节、目内容进行循规蹈矩的逐条讲解，我们认为这种按照教材篇章顺序进行传统讲授的教学方式略显僵化、生硬，明显与自评互评考核方式的改革导向不符，它不能够解决教学知识要点多、教学计划课时少、教学内容简单重复、教学效果质量差等突出问题。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13位任课教师对“基础”课程改进现有教学方式、方法存在憧憬与期待。

（二）自评互评有助于测评学生基本素质

但对“基础”课程现行考核方式存在抱怨与不满。“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在回答“您认为本次试点改革中有哪些值得肯定或不足的地方？”这一问题时，10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认为，自评互评考核方式体现了测评公正、机会平等、团结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内容和基本要求，有助于当代大学生认知、认同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初步做到了综合测评学生的课程理论知识习得与理论素养、思想道德素质、法律素质。但是，有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对个别学院自评互评考核方式管理过程的松散化和随意性、成绩测评的简单化和趋同性等问题存在不满情绪，对校、院关于自评互评考核方式所配套进行的课程平时成绩改革导致课程平时考核繁琐化、量化课程作业导致作业质量贬值化等问题存在抵触情绪。调研发现，1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认为通过相关政策来规范自评互评管理，强化平时课程考核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如何使“基础”课程考核方式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使刚性约束与柔性管理相结合，在克服以往考核方式存在“重智轻德”、“高分低能”等弊端的基础上，真正达到“释压减负”、“知行合一”，既取得教学质的提高也获得考核量的平衡还迫切需要全面的统筹规划。

（三）自评互评有助于“两支队伍”融合

但对构建稳定、持久的长效机制存在疑问与忧虑。“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在回答“您认为怎样能更好地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和学工队伍的融合？”这一问题时，1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认为，自评互评考核方式使我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与学工队伍长期存在的“人为分裂”或“二元对立”等错误思想倾向有所遏制，有利于“两支队伍”的亲密合作。依托自评互评，“基础”课程任课教师主动与任课学院学工部门负责人联系，全面了解对口学院的人才培养方案，熟悉行课学生专业的发展前景和毕业的就业现状；同时，学工部门负责人（辅导员、班主任、副书记、书记）率队深入课堂随机听课，既了解任课教师的授课特点，观察行课学生的学习状态，也使没有上过“基础”课的学工部门教师较好地熟悉“基础”课程教材内容。通过课前交流、课后反馈，任课教师和学工部门负责人建立了较之以往更为宽泛的接触和更为紧密的联系，使“两支队伍”能够群策群力、协同分析本院学生在课程学习和日常生活方面存在的问题。但是，一套稳定、持久的长效机制并没有构建起来，“两支队伍”融合的深层次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二、调查现状分析

当前，我校“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建设和改革现状呈现出稳中有进的良好发展态势，但是，成绩与问题依然并存。我们既要清晰看到“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对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和明确立德树人教育任务的推动作用，对促使校、院人才培养体系科学化、完整化的助推作用，也要深刻认识“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所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尤其是其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问题。结合调研情况，我们认为只有选择正视现存问题，善于在不断试错中校正偏差，辩证、客观、公正地看待“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建设和改革现状，才是推进我校思想道德教育改革和“基础”课程教学改革、考核方式改革的必由之路。

（一）自评互评意义尚需突出强调

“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并不是单纯地为了考，而是多侧面、多视角地考量每个学生的教育自主性、参与自觉性、表达自如性，甚至管理自治性。它既是一次常规的课堂教学，又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课程学习；它既是一次规范的过程考核，又是一次与众不同的随堂考试。因此，“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包括班主任、辅导员、副书记等学工系统负责人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提高自评互评考核方式在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改革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中的比重和分量，提升学生对“基础”课程的心理认知和情感认同，真正让当代大学生做到自我教育的主动性与课程考核严肃性的有机结合，使学生在愉悦接纳“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过程中，达到受教育、长才干，锻炼自我、完善自我的作用。

（二）自评互评指标尚需删繁就简

在具体实施自评互评考核过程中，学院制定了涵盖明德与守法两大汇报板块的学生课外思想道德培养与综合表现评价体系，要求学生必须在不低于5分钟的时间段内至少汇报6方面内容：（1）在成都大学的自我定位与本期发展情况；（2）人生理想及自我实现的准备；（3）身心和谐发展情况；（4）学习目标与达成情况；（5）日常生活道德践行情况；（6）个人法治、规则意识及遵守情况。它内在地要求学生具有较高的概括能力和良好的表达能力，旨在促使学生较为全面地去反思自我、认知自己。然而，不少班级学生在规定的时间段内根本来不及汇报完上述内容，这就带来了汇报者汇报时蜻蜓点水、草率应付，点评者打分时无从下手、盲目给分的问题。我们认为学院还迫切需要根据具体院情进一步整合测评体系中的指标内容和具体维度，以利于学生汇报时特色鲜明、重点突出、详略得当，学生点评时有的放矢、切中要害、评分客观。

（三）自评互评过程尚需规范管理

1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认为学生参与“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的态度是积极的，考前准备也是认真、充分的。但是，教师们认为学生在参与自评互评考核过程中仍旧存在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例如，一些学生在自评汇报时嬉笑怒骂、嬉皮笑脸，主题不明确，重点不突出，观点不集中，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废话较多；一些互评学生在听讲时心不在焉、心神不定，有的环顾左右而言它，有的充耳不闻，甚至有个别学生耍手机、看小说、睡觉等。还有一些学生在提问时乐于提一些与测评内容无关的哗众取宠话题，甚至说一些带有人身攻击性质的激进言语，还有个别学生在自己汇报完以后对其他同学汇报不上心，存在故意迟到甚至旷课缺席现象。这就迫切需要进一步规范自评互评考核过程，形成一套严格管理和严肃纪律的自评互评考评制度，营造一种相对严肃、紧张、活泼的测评氛围。

（四）自评互评配套尚需丰富完善

1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认为自评互评考核方式的现行做法具有率先垂范的作用。但是，1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强烈呼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不能够解决学生成长成才中的所有问题，“基础”课程不能包打天下。同时，自评互评考核方式的介入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其功能和价值同样不能无限拔高，仅仅依托自评互评考核方式来深化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改革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还是势单力薄的。1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认为：在课程平时考核方面，要适度增加一些小测验，以重点考核学生对重大现实问题、敏感问题或者热点问题的分析和认识能力；在随堂考试方面，要尽可能地设置一些开放式的、学生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回答的问题；另外还需要配套进行“基础”课程网络化教辅、计算机考试等措施来帮助学生全面发展。

三、对策与措施建议

基于调研情况分析，上述问题的形成既有远因又有近因，既有内因又有外因。总结起来大体有以下几点：一是“基础”课程任课教师队伍的内涵建设力度不够导致了课程的含金量不高；二是“基础”课程教学方式的创新性不强导致了课程的吸引力不强；三是“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的约束性不硬导致了课程的严肃性不够。基于此，我们认为“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至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统筹兼顾，以利于推进“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建设和改革的科学化发展：

（一）培养专家型人师

古语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要在自身专业素质、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和业务能力等内涵建设方面进一步加强。也就是说，要打造一支自身素质硬、理论水平高、教学效果好的高素质、高学历、高职称专家型“基础”课程任课教师队伍。那么，如何把现有的“基础”课程“经师”培养成专家型“人师”呢？我们认为校、院有关部门除了加大力度外部引进优秀人才以外，更要注重内部培养，加大师资培训支持力度。要给予“基础”课程任课教师更多的课程观摩、学术交流、社会实践、参观考察的机会，定期组织省内外思想政治教育同行开展以交流经验为主的教学研讨，定期组织“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参加新课程标准、新修订教材、新媒体技术等方面的培训。同时，“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还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当代大学生的专业知识、个性特点、价值取向……以利于“基础”课程任课教师更新现有知识结构，掌握先进教学手段，夯实专业技能基础，完善教师道德人格，进而有效驾驭自评互评考核方式改革带来的新问题、新挑战和新要求。

（二）倡导网络化教辅

古语说：“凡益之道，与时皆行。”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今天，“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要善于做与时俱进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因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表明，当代大学生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单纯以课堂讲授为主的“灌输式”、“填鸭式”教学方法普遍满意度较低，更是不满足于网络教学资源的匮乏，他们大都欢迎课堂讨论、分组讨论、小组辩论、网络教辅等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双主体”教学形式。鉴于此，“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在教育内容与教学方法方面虽然进行了不懈的艰辛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是，网络缺失的教学方式并没有从根本上取得理想的预期教学效果。我们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面对当代“90后”大学生“无时不网、无处不网”的现实状况，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不足严重制约了师生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因此，“基础”课程任课教师不仅要在常规授课方面下功夫，广泛开展专题教学、案例教学、视频教学等，还要充分利用好网络教学平台等新媒体，主动走进学生的网络生活，借助网络化教辅扩展自评互评的边界和功能。

（三）增设计算机考试

第2篇：论法律与道德论文范文

关键词：器官移植；供体；人格保障；来源；分配；知情同意权

【中图分类号】R541.4【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7526(2012)04-0366-01

据全球移植中心名录统计,目前全球已有70余万身患绝症者通过器官移植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在我国,目前器官移植已超过2.5万例。其中肾移植46002例次,我国肾移植数量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国。但我国器官移植规模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我国目前每年进行肾移植约3000余例,而需求者达30余万人。在全国500万盲人中,有近3万人可通过角膜移植重见光明,但因供体缺乏每年只有不到1200个病人能接受角膜移植。我国约有1亿肝病患者，30%的肝病患者最后会发展成肝硬化,而肝的供给比肾还紧俏。到底是什么制约了器官移植的广泛开展呢？下面将从供体的人格保障，供体的来源，器官的分配，供方和受方的知情同意权以及特殊器官移植五个方面简要阐述现今器官移植中所面临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1供体的人格保障

自然人享有人格权，是自然人生存、发展的客观需要任何人均是其身体及各部分的所有者,应能自由地以自己意思处分,从现代思想出发，人的自己决定权是意思自治理念在人格权领域的具体体现，所以对于人在生存中，做出承诺从自己身体上分离一部分(如器官)的行为，自然应被视为该人行使其人身自决权的一种体现。活人是具有法律人格的权利主体，故具有处置其人格利益的自己决定权。

2供体的来源问题

（1）无偿捐献问题——捐献的范围。首先要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器官捐赠这种纯粹使提供者负担肉体的不利益场合，无论如何也不得由法定人行使行为能力欠缺者的器官处分权。其次是遗体捐献，遗体和人体器官是物权法的客体，归属于生前的本人和继承法理下的其他人，在法律限制流通的范围内可由权利人进行处分。

（2）允许死刑犯捐献器官，扩大供体来源，以缓解现在供受严重不平衡的局面。允许死刑犯自愿捐献器官,可满足患者对人体器官的迫切需求,同时也满足了死刑犯悔罪的愿望,有利于实现一般预防的刑罚目的。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死刑犯是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具有按照法律规定和自己的意志立遗嘱的能力和权利。按照《刑法》的规定,死刑犯也并没有被剥夺捐献人体器官的权利。

（3）严禁买卖器官。与“无偿捐赠”相比，市场操作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人体组织提供者的利益分享，能有效的解决人体组织和器官的供需矛盾问题，但是将会带来人的商品化，医疗关系和研究关系的扭曲，影响供给源的纯净，甚至会危及当事人“知情”的有效性和真实性，与我国的利他主义观念也严重不协调。综上，我们有绝对的理由禁止器官的买卖。

3器官的分配问题

因为来源有限，供给紧张，怎样分配供体也是个棘手问题。美国的分配标准包含了社会标准和医学标准。美国议员伦理委员会曾制定合理分配器官资源的若干原则，大致是:回顾性原则，即照顾病人过去的社会贡献；前瞻性原则，即考虑病人未来对社会的作用；家庭角色原则，即家庭中的地位；余年寿命原则，即考虑病人的年龄状况;科研价值原则，即有科研价值者优先于一般病人。此外，还有一个广为采用的原则，即排队原则。韩国器官分配网是集中分配器官的组织，对受体选择的优先机制有:①病人是否捐献过器官；②年轻人先得；③先来先得。我国《条例》第六条规定，国家通过建立人体器官移植工作体系，开展人体器官捐献的宣传、推动工作，确定人体器官移植预约者名单，组织协调人体器官的使用，同时规定人体器官移植预约者名单制度以及按照公正、公平、公开原则确定申请人体器官移植手术患者的排序制度。相比之下《条例》的规定很模糊，没有具体如何操作的原则，这也就是《条例》的不足之处。笔者认为应在此增加相关具体的操作标准。

4建立知情同意制度

器官移植术是具有高技术性和高风险性的医疗技术，三方当事人掌握的信息并不对称，医方具有相关的丰富专业知识，而捐赠人或接受人甚至对医学术语一窍不通,因此他们实质上并没有处于平等地位。故而，器官移植立法应贯彻利益权衡的民法理念，对信息弱势者予以特别保护，寻求实质上的公平和平等。知情同意制度就是要求在器官摘取或器官植入前，必须由专业医生对捐赠人或接受人进行器官移植术相关信息的充分说明，使之在信息平等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真实意志做出拒绝或同意接受器官移植术的意思表示。

5特殊器官的移植——生殖器官及脑移植中涉及的问题

1978年美国silbe首先进行了人体移植，对一例先天性无睾症患者采用孪生兄弟同质移植。术后第8日受体中出现活动，2个月后数与活率达到正常人水平。2年后该受者的妻子分娩一健康男婴。在我国，湖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于1984年首先进行了一例双侧外伤性无睾症患者采用父亲供睾进行同种移植术，获得成功。同时卵巢、子宫移植也在一些大医院展开并获成功。生殖器官的移植中身份权的认定成了争论焦点，现在大多数倾向于依传统的血缘、婚姻为基础确定身份关系，而不是以受者子女的基因信息来确定亲子关系，即无论供者与受者是什么关系，受者都是其生育的子女的父亲或母亲。

脑组织移植是择取供体脑组织一定的神经元或特定区域的细胞群植入宿主脑内,使其存活、生长分化，并与宿主脑组织整合，以替代受到损害或变性的神经元进而重建其神经环路,并产生神经递质等物质,达到调控神经功能、改善症状的目的，并不会使受者丧失原来的意识继而被供者的意识取代，即生物学上的受者成为社会学上的供者，因而也不会带来继承、债务等一系列社会关系的变更。

在医学领域中不断寻求更新、更好的挽救患者生命方法的同时，医学法律与伦理的研究也要跟上医学的发展步伐，只有这样，才可为拯救人类之伟大事业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李善国.移植的伦理难题[J].政治与法律,2002,(5)

[2]汤晖.器官移植的立法思考[J].政治与法律,2002,(5)

[3]郭自力.论器官移植的法律问题[J].中外法学,1998,(5)

第3篇：论法律与道德论文范文

引言

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法制建设推进司法改革，全国审判机关在司法实践中不断探索司法改革的新途径，在司法改革领域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世界所瞩目，也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法制环境。

司法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司法公正，这就不仅需要反映人类理性和良知的优秀法律和健全的司法体制，更需要一个高素质、高效率的司法群体去执行法律。在我们生活的社会中，法官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职业，他们代表着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体现着人类的道德与良知。人们在评论法院和评价法官时，不仅是从法院整个审判工作，更是通过对法官言行举止的切身感受来了解和衡量。只有维护法官职业的高尚性、法官的高素质性，才能够保障我们的社会主义法制顺利进行。

而在现实生活中，有相当一部分法官的形象显然与人们的期待有一定距离……看看最近两年的案件，也许我们能从中得到些启示： 2003年法庭集体作假的案发1，还有那接连出现的法官集体腐败案2……

过去，我们对法官的思想教育从未间断，但对职业道德的教育并没有提到应有的高度，对保障法官依法履行职责的职业道德建设抓得很不够；而法官的形象直接影响着法官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公信力，法官职业道德素质高低，直接关系到司法公正，关系到党和政府形象。所以，无论法官的法理水平多高、业务能力多强、审判经验多么丰富，对法官的职业道德教育都将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本文拟以建立“中立、公正、高效、独立、文明”的现代司法理念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浅谈对法官职业道德的理解，以期在推进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化进程中有所裨益。

一、本文切入点——现代司法理念的确立

（一）理念的由来、含义

“理念”本是希腊语ideas，通常指思想。3它的原意是“图画”和“模型”，而后一些家赋予其新的含义，并形成了特定的概念。譬如，苏格拉底、柏拉图认为“理念”是圆满的、真实的、永恒不变的，是本有的，由神所创造出来的非物质的实体，是现实世界的起源；康德则注入了理性概念，认为“理念”指从知性产生而超越经验可能性的概念4；黑格尔是“理念说”的集大成者，他认为理念是“概念和体现概念的实在的二者的统一”。

拙见认为，对于 “理念”一词，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带有理性的信念”，是一种升华了的观念，或者更确切的说是一种价值观。具体来说，“理念”是人们通过长期实践活动出来的、并能够广泛适用于以后生产、工作、、生活等的原则、指导思想。一种制度在构建和设计之初，是需要有一种哲学原理作为其存在合理性的支撑，同时需要有一种成为其指导方向，作为其价值选择的标准，这就是该制度的“理念”。在随后的实际运作中始终贯彻它的理念，并使其得到验证。在这个过程中，某人始终遵循的原则或信念、信仰，就相应可以理解为他的个人理念。也就是说，我们在讨论“理念”时，一定要从两方面入手：制度层面和人的层面。

（二）司法理念

“司法”的组成主要包括司法体制、司法组织、司法程序、司法人员、司法实践、司法理念和司法环境。5我们这里讨论的“司法理念”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司法理念，即人们在认知司法客观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的基本观念，是指导人们在司法制度设计和司法实际运作的理论基础和主导的价值观。

（三）现代司法理念

1.什么是现代司法理念？

在明确了“司法理念”之后，再来分析“什么是现代的司法理念”。

现代司法理念就是以现代司法所要求的中立、公正、独立、民主、效率、公开等意识形态和精神指导来支配人们在司法过程中的思维和行动。从这个含义来看，每一项司法制度设计和司法实际运作都在一定程度上都要体现出现代性的司法理论基础和主导的价值观。现代司法理念的主要包括司法中立、司法独立、司法公正。

2.法官的司法理念：

从真理和实践之间的辨证关系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如果没有正确的司法理念为指导，很难会有正确的法律实践。正确的司法理念来自于法律实践，并在此基础上的加以总结，而它反过来又会对司法实践起指导、推动的作用，同时又丰富并发展了自身……如此循环往复，不断前进。所以笔者认为司法理念在司法活动中扮演着一个指挥者的角色，处于基础性的地位。

探讨司法理念，结合之前我们对“理念”所做的定位，也要一方面要从司法制度方面入手，另一方面就要从其主体来进行分析。由于篇幅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本文只分析人的层面，也就是今天讨论的法官这个角度。

法官的司法理念就是法官在进行司法活动中所形成的总体上的原则和根本上的指导思想，也就是符合法律与司法品质的理念，其中便包括公平、正义、效率、廉洁等基本的司法职业道德观。

二、培养法官的司法理念，必须树立法官职业道德

（一）对道德的界定：

1.道德的含义：

在我国古籍中，最早是把“道”与“德”两个词分开使用的。道，本意是“道路”，引申理解为必然性的法则、等，同时具有价值评价的标准、理想的含义。德：本义为“得”，人之内在所得，即在成其为人的必要要求方面之所得。6

道德：（其英译为morality， principles of good behavior），指相应于一定社会基本人际关系规范的行为标准及其个人的品德养成。7

我们可以再看几个对于道德的经典理解：法国哲学家霍尔巴赫认为“道德是对他人、对社会有利的行为”；而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则说过 “道德是主观意志的法”； 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更是称“道德就是幸福”！

可以说，道德是由社会舆论和个人信念构成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是一种无形的共用物品，是人们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一种社会形式。他的社会功能是通过道德的行为规范，使一部分社会制度的成本私人化，并通过自觉的形成合作而提高制度运行的绩效。8

2.道德的类型：

按照调整关系的不同，道德可以分为社会道德、宗教道德、自然道德、个人道德。按照存在的领域不同则可以分为恋爱婚姻家庭道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9而后者由于其分类的特点，在当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当前建立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过程中，尤为突出。

（二）什么是职业道德？

1.定义职业道德：

职业道德是把一般的社会道德标准与具体的职业特点结合起来的职业行为规范或标准。也就是从事一定职业的人在特定的工作和劳动中所应遵循的特定的行为规范。恩格斯曾指出：“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为，都各有各的道德。”10职业道德是一般社会道德的特殊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费尔巴哈》11一文中指出：职业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社会的、阶级的道德在职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反映行为的道德调解的特殊方向，又带有具体职业或行业活动的特点，是一般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重要补充。

2.职业道德的基本特点：

在范围上，职业道德存在于从事一定职业的人中间，是家庭、学校教育影响下所形成的道德观念的进一步发展；在内容上，职业道德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形成比较稳定的职业心理和职业习惯；在形式上，职业道德具有具体、多样和较大的适用性。12可以说，职业道德是维护一种职业的信念与尊严的基础。构筑良好的职业道德，有利于人们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有利于促进社会生活的稳定发展，推进法治化国家的进程。

（三）法官的职业道德：

1.法官的职业特性：

法官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每天翻阅案卷，分析案情，开庭审理，处理实体事务、程序事务和审判管理事务；他们每天都在运用法律思维方式，对事实做出判断，解决一个个法律适用问题，通过日复一日的具体工作，将人类社会对公平、正义的信仰和追求具体化。法官不仅代表着国家的形象，同时肩负着医治社会疾病、解决社会矛盾的极其重要的职能，是保护人民利益的最后一道屏障，被公众视为社会正义的守护神，社会正义的化身。

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官的职业类似于医生。良医不但需要高超的医术，有精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更重要的是他要有一颗救死扶伤的仁爱之心。除了为患者解除病痛外，他还应使患者体味到关爱，体味到生命的可贵。医生是病人生命的守护者，而法官则是国家法律的守护者、实现者，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一名不称职的庸医或缺乏职业道德的恶医，会给病人的生命带来创伤，而一名不称职的法官却会给民众乃至社会正义带来难以抹去的创伤。因此，法官的德行，不仅仅影响着他个人的形象，而且还影响着公众对法官职业、对法律正义的认知和评价。13正是法官职业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对法官职业道德的要求成为维护司法公正和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重要基础。

第4篇：论法律与道德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培养创业型人才是我国高等教育坚定不移的办学目标，高校创业教育攸关大学生就业和创新型人才培养，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培养创业型人才的主渠道与主阵地之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创业教育应该围绕这一目标进行教学创新，合理安排教学内容，把创业素质、创业价值、创业观念与创业方法等内容渗透到教学之中，重新设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创业教育内容，着重培养创业者的思想道德素养与法律素养，为培养创业型人才服务。

我国高校扩招之后，计划体制下的大学生高就业率不复存在，就业问题逐渐凸显，自主创业成为大学生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创业教育成为国家行为，创业型人才培养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坚定不移的办学目标。高校创业教育攸关大学生就业和创新型人才培养，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培养创业型人才的主渠道与主阵地之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作为一门面向当代大学生系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的课程，在培养创业型人才思想道德素质与法律素质的过程中具有独特的功能。我们应该不断推进“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创业教育研究，为培养具有较高道德素养与法律素养的创业型人才服务。

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创业教育的目标与路径

“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目的在于帮助学生逐步形成坚定的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不断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与可靠接班人。与此相适应，“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创业教育的目标则是提高创业者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更好地为培养创业型人才服务，在培养创业型人才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为顺利达成“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创业教育的预期目标，教学创新的具体路径则是围绕创业者的思想道德素质与法律素质、创业活动中的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组织教学，帮助学生不断提高思想道德素质与法律素质，深入认识创业活动中的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为学生未来创业奠定坚实基础。

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创业教育内容设计

创业是指通过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开辟新的工作岗位、拓展职业活动范围、创造新的业绩的实践过程。在国家完善支持自主创业、自谋职业政策的前提下，大学生要通过就业观的调适和自身素质的提高，努力使自己成为创业者。[1]（P.159)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则是创业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为实现培养创业型人才这一目标，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各章中都应该渗透创业素质、创业价值、创业观念与创业方法的教育，系统讲授创业过程中的道德与法律。具体内容设计如下：

（一）绪论部分内容设计

绪论部分的教学目标主要是教育学生珍惜大学生活，适应新的环境，提高创业素质，为未来创业奠定基础。创业教育的重点可安排在第二节，结合当代大学生的历史使命、成才目标、形象塑造三部分内容，重点阐述以下问题：第一，创业素质是实现当代大学生历史使命的必要准备，创业是极具挑战性的社会活动，创业素质包括创业热情、态度、价值观、性格和工作能力等方面，这些素质有助于实现当代大学生的历史使命；第二，创业能力是大学生成才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专业技能、人际协调等各种能力，都与大学生成才目标息息相关；第三，创业形象是当代大学生的崭新形象之一，重点从形象塑造方面去分析创业者的形象。

（二）第一章内容设计

本章教学主要是对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结合理想信念教育可以重点阐述创业理想及其实现，教育学生要有远大的创业理想，勇于创业，善于创业。主要安排四个主题：第一，创业是大学生成才的重要模式，创业理想对大学生成长成才具有积极的意义；第二，创业理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一部分，大学生应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实现过程中进行创业，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第三，创业活动具有长期性、艰巨性与曲折性，给学生分析创业的风险，打好预防针，增强学生对创业风险的抵御能力；第四，创业理想的实现。

结合理想信念教育进行创业教育，可以在教育学生树立创业理想的同时，又对创业理想实现的艰巨性有着清醒的认识。

（三）第二章内容设计

第二章主要进行爱国主义与民族传统教育，在创业教育方面可以重点讲授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创业者的爱国情怀，教学中可结合相关案例分析那些成功创业者所具有的爱国理想，勉励学生努力寻找创业与爱国的最佳结合点，在创业活动中践行爱国主义；第二，梳理中华民族精神中的创业精神与创业传统，从中发掘一些创业思想和创业教育素材；第三，梳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中的创业精神；第四，如何弘扬创业精神。从这几个方面进行创业教育，可以使爱国主义教育更加生动形象、有声有色，摆脱以往抽象阐述的弊端。

（四）第三章内容设计

教材第三章主要是进行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因而可以结合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进行创业教育，可以分析创业在人生历程中的价值，创业对于拓展人生价值的重要意义，创业者面临的心理环境、人际环境、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主要围绕五个问题进行：第一，创业对拓展人生价值的意义；第二，创业者的心理素质要求；第三，创业者的人际环境、人际交往；第四，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中进行创业；第五，科学发展观对创业的指导意义。

通过这些问题的讲解，可以让大学生明确创业者应该具备的心理素质以及创业对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意义。

（五）第四章内容设计

本部分主要进行道德教育，包括道德基本原理、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社会主义道德与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等内容。因此，创业教育可以结合道德教育来进行，分析创业过程中的道德问题，让学生明确创业活动的基本道德规范，并在以后的创业活动中切实履行。在教材基础上重点渗透以下四个问题：第一，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对创业者的借鉴意义，教师可以系统梳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规范，从中精选一部分与创业活动密切相关的具体规范，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经典；第二，创业者的荣辱观，教育学生以创业为荣，以满足人民需要为荣，以成功创业者为榜样；第三，创业者的基本道德素质，尤其是对个人与他人、国家、社会的利益关系有正确的认识；第四，创业活动的基本道德规范，即社会主义道德和公民道德规范。结合道德教育所开展的创业教育，旨在使大学生明确创业活动的基本道德规范，提高大学生作为未来创业者的道德素养，并在以后的创业活动中自觉遵守各项道德规范。

（六）第五章内容设计

第五章主要进行社会公德教育，创业活动与社会公德密切相关，创业活动需要稳定的公共秩序，创业者自然应该遵守公共生活中的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自觉维护公共秩序。本章主要讲四个问题：第一，创业需要稳定的公共秩序，着重讲解良好的公共秩序对于创业活动顺利进行所具有的积极意义；第二，公共生活道德失范对创业活动的影响，此处重点进行相关案例分析，引导学生深化认识；第三，《环境保护法》对创业活动约束与规制，当前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伴随着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环境保护方面的教育自然要渗透创业教育始终；第四，网络创业活动中的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创业活动离不开网络空间，现实生活中的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同样适用于虚拟空间，需要切实遵守。转贴于 （七）第六章内容设计

本部分是创业教育的重要环节，可以把创业教育和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与相关法治教育结合起来，着重分析职业道德及法律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家庭生活对创业活动的支持，重点讲解以下五个问题：第一，创业者的职业道德，分析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等社会主义职业道德规范对创业活动的约束与规范；第二，《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公务员法》等对创业活动的约束与规范；第三，创业观教育，强化创业意识；第四，创业环境分析，主要是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创业环境的优劣，明确创业风险，作好心理准备；第五，创业者的爱情、婚姻与家庭，教育学生兼顾创业与婚姻家庭，互相促进，协调发展。

（八）第七章内容设计

本章主要进行法律意识与法治精神教育，因而结合创业教育可以培养创业者的法治意识，主要从以下五个问题入手：第一，创业者所处的法治环境，分析我国法治建设和创业活动的辩证关系；第二，创业者应该具有的法治观念，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权利义务等观念有合理认识；第三，国家安全与创业，分析二者的互动关系，坚定努力维护国家安全的信念；第四，创业者的法律修养，在处理创业纠纷时能够讲法律、讲程序、讲证据、讲法理。

（九）第八章内容设计

第八章主要进行法律制度教育，包括宪法、相关实体法和程序法，教学中可以从以下问题入手讲解与创业相关的法律法规：第一，创业者的权利维护，重点讲解宪法、民法和刑法；第二，民商法律制度与创业活动；第三，行政法律制度与创业活动；第四，经济法律制度与创业活动；第五，刑事法律制度与创业活动。这些法律规范与创业活动的启动、运行、调整密切相关，因此要教育大学生明确具体法律规定，以具体法规为导航，成为具有较高法律素养的创业者。

三、“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创业教育教学方法选择

教学方法是手段，培养具有较高道德素养与法律素养的创业型人才是目的。因此，教学方法要始终围绕有利于培养创业型人才这一根本目标来选择。教学方法主要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三种：

第一，讲授法。讲授法是其他方法的基础和前提，包括教师讲授和组织学生讲授，目的是对学生进行基础知识基本观点的教育，开展正面引导，让学生明确创业过程中的基本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

第二，讨论法。讨论是讲授基础上的延伸，通过讨论可以引导学生深化对创业活动中的道德和法律规范的认识，探讨道德理想、法律理想和道德实践、法律实践之间的距离及应对措施，有助于增强创业者践行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自觉性。

第三，案例法。案例是理论的动态呈现，引用国内外大学生创业的成功与失败案例，尤其是本校校友创业的先进典型，从中概括出他们创业成功的经验和教训，可以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并引导学生提高认识，即创业必须遵守相应的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

第5篇：论法律与道德论文范文

摘 要：新课程实施之后，思想品德教育淡化教材知识体系，强化学生积极参与、自主探究和活动实践，更加注重学生的道德素质、心理品质和社会责任感的培养。这表明思想品德教学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单一的教学过程，而应该是一个教材、教学形式、教学方法以及教学手段、教学评价多维互动的教学过程。

关键词：多维互动 思想品德 教学模式

作者简介：谭正桥，男，广东省东莞市可园中学，中学一级教师。

多维互动教学是把系统论、信息论运用到教学中而形成的一种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以课堂和课外延伸为平台的创造性教学模式。思想品德的多维互动教学就是教学过程中为实现思想品德的教学目标和任务，遵循学生的道德认知规律，坚持从学生实际出发，在组织教学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教学的各个环节，构建一个有效的、有实际意义的、易操作的多维互动教学过程，实现教师、学生、教材、教学媒体、社会之间的多边互动，使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始终处于主动参与、乐于思考、勇于探索的自主学习和交互合作的学习状态，从而提高教学效率和促进学生正确的思想观念、良好的道德素质、健康的心理品质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的形成和发展。

一、教材多维互动

在《思想品德课程标准（修订稿）(2011)》中提出：“建立融合、开放、发展的课程资源观，整合并优化校内外各种资源，充分发挥课程资源的教育功能，丰富教材内容，有效落实课程目标。”在思想品德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善于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特定的教学境况及学生学习的实际状况，灵活和有创造性地使用教材，对教材的内容进行适当的取舍、改变和补充，以灵活的教学内容代替相对固定的教学，以使教学的内容更加符合学生的需要和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

例如八年级下册第四课第二框“肖像和姓名中的权利”，如果我们沿着教材思路让学生逐一活动，因为涉及到肖像和姓名两大权利，就会显得内容庞杂，费时费力，学生注意力会难以持久；如果由教师自己给学生讲授肖像和姓名中有哪些权利和这些权利的重要性，则会陷于传统说教，枯燥乏味。在教材内容的处理上，我们可以以教材为蓝本，结合学生生活实际、心理特征和认知水平，把学生生活中耳闻目睹的，课内的、课外的、零散的、不连贯的事例整合起来，利用教材的《牛顺改名的故事》，串在“牛顺”身上，创设情景，然后把这些情景交给学生，让学生参阅《牛顺改名的故事》，同桌讨论，去感悟，去探究，去发现肖像和姓名中有哪些权利，并且感受到权利的重要性。

这样多维互动的教材处理体现了既源于教材，又不拘泥于教材，把教材内容融人中学生的生活中，创设教学情景，让学生通过对生活的观察、情景的感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高认识。

二、教学形式多维互动

英国学者麦克菲尔指出，任何道德教育课程如果局限于教室里，不指向社会现实，实质上不是道德教育，是非道德教育。思想品德教学不能拘泥于课堂教学，要注重社会实践教学。《思想品德课程标准（修订稿）(20ll)》明确提出，思想品德具有实践性，要“从初中生的生活实际出发，将初中生逐步扩展的生活作为课程建设与实施的基础；注重与社会实践的联系，引导学生自主参与丰富多样的活动，在认识、体验与践行中促进正确思想观念和良好道德品质的形成和发展。”社会实践教学是思想品德课堂教学的延伸和深化，通过各种形式的实践活动，可以让学生在亲身体验和亲自动手的过程中获得正确的认识、情感的体验和行为的养成。

思想品德教材每一单元的篇首都有“主题探究”，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起来。例如在七年级上册第一课第一框“新学校，新同学”，组织七年级新生对新环境适应状况作自我调查与研究，让学生在亲身的调查活动中尽快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学习生活，尽快融人新的班集体，使自己的身心健康地成长。在思想品德的教学过程中，我们不能将教学形式仅限于课堂教学，必须建立多维互动的教学形式，把教材、教学与学生、学校、家庭、社会实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使思想品德课堂更具生命力，更具魅力。

二、教学方法多维互动

在思想品德课中除了传统的讲授法，还要如《思想品德课程标准（修订稿）(2011)》中所要求：“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积极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探究学习，通过调查、参观、讨论、访谈、项目研究、情景分析等方式，主动探索社会现实与自我成长的问题，在合作和分享中扩展自己的经验，在自主探究和切身体验的过程中增强道德学习的能力。”多维互动教学方法不是单纯指某一种具体的教法，它是一种崭新的适合学生心理特点、符合时代潮流的教学方法，有多种类型。思想品德教学中，以下的几种多维互动教学方法是比较成功，值得借鉴的。一是案例分析法，教师要善于在课堂教学中注入一些鲜活实例，组织和引导学生对案例进行分析，让学生在学习活动中明白其中的道理，并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自然观和世界观。二是调查研究法，根据教学内容布置社会调查，引导学生接触社会、深入实际、亲自调查研究。三是辩论法，辩论法注重立足现实，能够及时给予学生引导，使学生在辩论中取长补短，增强他们明辨是非的能力，培养他们思维的有序性和独特性，深化对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为学生的自主学习、学生间的相互学习创造有利的条件。四是模拟法庭教学，《思想品德》有部分内容是法律知识，对于初中学生，法律条文是抽象的枯燥的，然而现实生活是具体的实在的，针对初中学生模仿性强的特点，在法律知识教学中，可开设模拟法庭进行角色体验。当然以上的教学方法并不是各自独立的，教师必须针对不同课程和不同学生，应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接受程度。

例如在七年级上册第九课第二框“防范侵害，保护自己”中可以选择多种教学方法进行教学。首先从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出发，通过电影中活生生的剧情，架设生活和教材的桥梁，激起学生学习兴趣，从而使他们真正地参与到课堂中来。接着通过角色扮演，让学生从中得到情感体验，从内心深处感受到提高警惕的重要性，让学生学会分辨是非，在复杂的环境中做出准确的判断和正确的选择。然后提出问题，让学生通过合作探究的方式，互助学习，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培养学生对事物的正确态度，并且在探究新知识的同时获得轻松、愉快、成功的情感体验。最后在案例分析的过程中，师生、生生之间多元、多向对话交流，让学生在交流的过程中，学习新知识并获得相应的情感体验。

四、教学手段多维互动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信息技术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并且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教育领域也是如此。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思想品德的教学内容具有理论性强、概念多等特点，如果采用一般的教学手段，往往会变成空洞说教，使教学枯燥乏味，达不到应有的效果，而积极采用现代教学手段，特别是多媒体技术，给学生以声、光、影等立体化的感受，使抽象的思想观点、道德规范、道德概念具体化、形象化。正如《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所提倡的：“大力推进信息技术在教学过程中的普遍应用，促进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的整合，逐步实现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学生的学习方式、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师生互动方式的变革，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为学生的学习和发展提供丰富多彩的教育环境和有力的学习工具。”所以在思想品德教学过程中，我们要优化组合声、光、音、像、图、动画、文字等最新信息资料，呈现教学所需“鲜活”情境。

在讲八年级上册第五课第一框“世界文化之旅”时，可以利用多媒体播放世界各国的文化习俗和风土人情，并配以优美动听的解说，使学生在欣赏中犹如身临其境，乐而忘返，感受到不同国家和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这些形形、林林总总的文化，把大干世界装扮成了一个百花盛开的大花园。学生在愉悦中既掌握了知识、培养了想象力，又进行了美的心灵陶冶，进而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

五、教学评价的多维互动

评价是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环节，也是检验思想品德教学效果的有效方式。对学生的思想品德的评价必须是一个多维互动的评价。评价的方式有多种多样，我们应充分利用《思想品德课程标准（修订稿）(2011)》所提到的几种评价方式。包括第一，观察。在自然状态下，有目的、有计划地观察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态度、能力和行为，并记录下来，作为对学生进行评价和引导的依据。第二，描述性评语。在与学生进行充分交流的基础上，用描述性的语言将学生在思想品德某一方面的表现，如态度、能力和行为等写成评语，并针对存在问题提出改进建议。评语应采用激励性的语言。第三，项目评价。按照不同项目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由学生自主设计活动计划，可以围绕真实的社会生活问题进行收集、组织、解释或表达信息，如提交调查报告或小论文等。师生可以就小组成就进行分析，将小组评价与个人评价相结合。第四，谈话。教师通过与学生各种形式的对话，获得学生思想品德发展状况的信息，据此对学生进行评价和引导。第五，成长记录。建立学生的成长足迹袋，记录学生在本课程学习中的各种表现，主要是进步和成就。以学生的自我记录、自我小结为主，教师、同学、家长共同参与，学生以评价对象和评价者的双重身份参与评价过程。

第6篇：论法律与道德论文范文

（一）法学本科教育的目标定位与司法考试之间存在矛盾

任何形式的教育都有其特定的目标。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位，直接决定着人才的培养方向和培养模式。关于我国现行法学本科教育的定位，教育界曾进行过较激烈的争论，有的认为是通识教育，有的认为是职业教育，还有的认为是素质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结合。但是，我国法学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集中体现在《高等教育法》和国家教育部制定的有关政策文件中。如教育部《中国法学教育改革研究报告》中规定，法学本科毕业生应具备下列知识和能力：（1）具有尚法精神和正义观念以及刚正不阿的人品；（2）掌握法学各学科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3）具有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4）掌握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与技术；（5）了解法学理论的前沿和发展动态；（6）熟悉我国法律和党的相关政策；（7）具有运用法学理论与法律知识认识和处理问题的能力；（8）掌握现代文献检索和网上获取信息的方法。从以上目标定位所涵盖的知识和能力可看，中国的法学本科教育作为法学教育的基础，属于兼具通识教育特征的职业教育，具体而言，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能够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具有高素质、强能力的法律专业人才。从形式而言，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的目标定位是非常明确和理想的，但是，从反映和体现教育目标的法学教学内容来看，现行的法学教育目标主要是追求素质教育。具体而言，在教学内容方面，强调知识结构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培养学生具有深厚的专业理论基础、宽广的专业知识面和较强的理论研究能力，为学生奠定从事理论研究或法律实务的基础。在这种法学教育中，法学教学过于理论化，教育不注重培养学生面对案例的实际操作能力，法学是仅作为一种人文知识而非一种职业的科学知识引入的，法学专业与法律职业相去甚远。从法学教育观念上来讲，在法学教育人才的培养上，没有把培养具有法律操作技能的法律实用人才作为培养的目标，而是要把学生们培养成具有进行法学研究、写作论文、能力的法学人才。因此，一些高校擅长于进行理论研究，提高学生的学术素养，丰富学生的法学思想，夯实学生的理论功底。这一局面对我国的法学教育来说是一件幸事，这种教学目标对提升法学教育层次具有积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其使学生很少能够在学习过程中接触到法律应用的实际运作，无法形成法律应用思维和相关应用技巧与能力。简言之，现行目标定位之下，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能力培养基本脱节、教育目标定位与司法考试价值去向之间产生矛盾。

（二）我国现行法学本科课堂教学模式不太符合司法考试

众所周知，法律科学作为一门独特的学问，具有独特的语言、思维方式和博大精深的知识体系，法律科学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在法学教育中课堂讲授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就法律从业者而言，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品德和法律职业能力，都建立在雄厚的法学理论知识和职业训练基础上。在法学教育中，理论教学对实践具有指导意义，没有系统的理论教学，实践就失去了根基。但与此同时，作为一门具有极强专业色彩的职业，法律专业要求从业者应具备相应的实践知识和技能。我国现行的法学本科课堂教学，是一种学科教学，也可称为通识教育，多年来承继重理论轻实务的传统，所开设的课程偏向于法学理论，不重视法律知识的具体运用。首先，从教师在课堂上所讲的内容来看，大多数教师认为在课堂上需讲的是法学各学科的知识体系，法律实务问题只是个法律技能的操作问题，很容易掌握，无须在课堂上讲授，基于这样的观念，他们在课堂上主要以解释概念、注释条文、阐述理论为主，教学概念化、教条化和形式化的色彩过于浓厚,学生在接触法学教育时，往往是将法律当做一种科学知识来学习，就如同学习历史、哲学和文学一样，强调的是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的传授和学习方法的掌握，对司法实务知之甚少。这种教学虽然使学生拥有比较扎实的法律知识，而且学生能够在某个法学专题领域长篇大论，但却使其很难运用所学专业知识来解决实践中的一些简单法律问题。这一情况充分，我国现在的法学本科教育主要是以法学理论知识为重，并且过于强调法律知识的传授、法学人文修养和学术精神的培养等，而对法律知识的实际运用不太重视。这样，法学教育局限在高等学校内部，有些学校认为法学教育纯粹是自己的事，与法律职业界的联系甚少。这种传统的法学教学模式将课堂讲授这一环节凝固化，课堂上理论教学过多，过于强调知识的灌输和纯理论的探讨，讨论式教学、案例式教学、启发式教学等其他教学方法运用过少，忽视职业素养和职业能力的培养、忽视分析及处理实际法律案件和纠纷的能力的培养。相反，司法考试，从其内容看,比较注重考察考生对与司法实务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或司法解释的理解力，从考试的方式看，则比较多地考察考生对有关法条和司法解释条款的记忆力和实际运用能力。我国现行法学本科教学模式的这种不合理性与滞后性是导致其与司法考试脱节并不兼容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现行法学本科课程设计与司法考试科目之间存在一定差异

我国教育部确定了法学本科专业必须开设的14门法学核心课程，其包括法理学、法律史、宪法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民法学、商法学、知识产权法学、经济法学、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国际法学、国际私法学以及国际经济法学等。这些法学核心课程涵盖了我国法律体系的主体，学生通过学习这些核心课程基本上能够搭建完备的法律知识体系。国家司法考试的内容范围不仅包括了这些核心课程外，还包括了与法律职业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法律职业道德规范等。从这点看，法学本科教育核心课程与司法考试科目范围基本上相吻合。然而实践中，各个学校在核心课程之外还开设了大量的选修课。这些选修课中很多不是本科学生所需要学习的，如外国刑法、比较行政法等完全可以取消；很多选修课和其他课程内容重复，如开设了民法总论和物权法，再单独开设担保法全无必要。这样下来，核心课程的核心地位得不到保证，其课时被大量挤占。此外，给法学本科生的课程安排顺序上存在一些不合理的问题，其中，最典型的是法理学课程的安排。从我国各高校法学本科专业的课程安排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学校将法理学课程安排在大学一年级阶段，这样，刚从高中毕业进入大学的学生，在不知法律为何物的情况下，就开始接触法理学，在抽象的理论学习过程中就出现厌学情绪。这一情况说明，给法学本科生安排课程时应充分考虑课程的性质、难易度、学生的接受能力等。例如，在专业课程的安排上，应将民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等实践性较强，学生容易接受的课程安排在前，而法理学、法制史等理论性强、实践性特点较小的课程安排在后。从司法考试的考查内容来看，考试的大多数内容涉及到刑法、民法、刑诉法、民诉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等课程，这些课程的所占分值比例也较大，而其它课程所占分值较少，有的只占一、两分，甚至有的内容多年不考。

二、司法考试背景下的法学本科教学改革建议

国家司法考试对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其对法学本科教育的导向作用也是必然的。司法考试对法学本科教育的导向作用主要是通过引导本科教育的课程设计、培养方法革新、影响教学内容、提高学生能力来实现。

（一）应合理确定法学本科人才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

培养什么类型的人才是任何高等教育的核心问题。法律职业对法学教育总是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和作用，它不仅决定了法律教育的培养目标、主要任务和发展方向，而且还必然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法律人才的培养过程发挥重要的引导作用。在当今社会中，法律职业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职业，它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包括法律思想、学术流派、价值标准和各种制度规定在内的法律知识体系。就法学学科的本质而言，它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因此，法学本科教育不仅是以知识的获取为目标，而主要是以获得法律职业专业能力为目标。从这点看，法学本科教育应该属于种职业教育，法学本科教育应该以培养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较高的心理素质和较强的适应能力的应用型法律人才为培养目标。同样，司法考试作为一种职业考试，其向法学教育转达这样的信息，即法学本科教育是应用教育，其不仅要使受教育者掌握专门的、相对抽象的知识体系和法律精神，而且要具备特定的法律职业思维、技能，必须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基于这点，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的职能应该是使学生获得更多法学理论知识的同时，使其具备能够从事法律职业的能力和素质。法学本科教育的这种职能与司法考试制度的设计目标是一致的。

（二）优化课程设置，建构与国家司法考试相适应的法律知识体系

国家司法考试的内容主要涉及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现行法律法规、法律实务和法律职业道德等方面，考试科目都是以14法学本科专业的14门核心课程为主体的，并且与本科教育的重点相一致。针对司法考试的这一特点，法学本科教育应该将其侧重点放在以上核心课程的教学上，尤其是其教学内容必须包含现行法律法规和法律事务的讲授，教师在上课时，有针对性、有重点地对司法考试内容涉及的核心内容进行讲授。这不仅不违反法学教育的学科属性，反而为更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打下坚实的基础。为此，在法学本科课程的具体安排应适当与国家司法考试相适应。例如，先安排民法学、刑法学、诉讼法等应用课程，而理论法学安排在应用法学之后。因为这三门课程中，民法、刑法决定了公、私法两种不同的法律思维模式，诉讼法奠定了程序正义的理念，这些部门法的理论本身就是法律的基础理论，很多概念、术语、原则等在其他法律中还会反复出现，学生在有了较为具体的认识之后再学法理学等理论法学，更易于理解，知识才能一步升华和贯通。此外，针对司法考试科目范围，应增加《法律职业概论》和《法律职业道德》等课程。这些课程的安排有助于学生对自己将来从事的职业有清楚的认识，进行职业规划，激发学习兴趣。不过，针对我国目前师资结构单一，教师缺乏实践经验的问题，上这些课程时，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安排司法机关的资深法官、检察官或者律师等到课堂来给学生进行专题讲座。此外，学生到大学四年级时，针对学生的考试需要，还可以给学生安排有关司法考试的专题讲座，就司法考试的内容体系，考生所具备的能力和学习方法等，给学生进行介绍，让学生正确、详细地认识司法考试。

（三）改进课堂教学方法，使其适应司法考试目的

法律科学的本质决定了课堂教学必须与活生生的司法实践紧密相连。在当今中国，法治建设迅猛发展，国家在加快各方面的立法进程，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各种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数量也日益增多，因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而涌现出的法律问题也日益增多。这一情况说明，法学专业学生在大学学习阶段需要学习的法学知识也不断增多，有时候，学生有时候还没有学完一部法律的相关知识就出现这部法律被废止或者被大幅度修改的情况。对于即将成为法律人的人来说，要想在竞争越来越激烈、法律事务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前提不仅是要具备较高的法学理论素养，而且还要熟悉和系统地掌握相关法律知识和法律事务。传统法学本科教育的最大缺点之一就是过于重视法学理论的培养，教师给学生提供的信息也仅限于抽象的理论和概念。这就导致法学教育的知识面过窄，信息量不足，不能适应社会对法学教育的要求。国家设立司法考试制度就是为社会挑选出足以为这个社会“定争止分”的法律工作者，而不是选拔什么“哲学大师”、“思想家”等纯碎的理论工作者，这说明司法考试的内容以现行法律法规为纲，考察重点为法学基础知识和处理实践问题的能力，考察范围也比较广泛和细致。针对司法考试的这一特点，高校法学院系必须充分认识司法考试的性质和目的，不断地改革其课堂教学工作中的不足，使课堂教学的方法和内容与司法考试的目的适当相符合。就法学专业教师而言，衡量其课堂教学水平高低时，不仅要看其是否重视采用最新版的教科书，而且还要看其能否将国家颁布的新法律法规的内容和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以及法学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引入课堂来。具体而言，法学专业教师在备课时，必须了解与司法考试相关的信息，并在上课时，可以通过课堂讨论，案例教学等方法，将相关信息传达给学生。其中，案例教学有益于学生法律思维的培养，因此在基础理论课程之后开设专门的案例分析课程是十分必要的。案例讨论课应当涵盖民法、刑法、行政法等领域，具体做法上，教师首先应给学生提供案例让其课后研读，然后在课堂上讨论分析。通过课堂上教师与学生的双向讨论可以激发学生的思考，增强由事实推论法律的能力。

（四）对现行法学本科专业考试制度进行合理改进，使其与司法考试适当相适应

对现行法学本科专业考试进行改革的重点就是使其与国家司法考试的要求与目标相符合，实现法学本科专业考试与国家司法考试的合理对接。当前，我国司法考试的低通过率一方面反映出高校法学本科毕业生对司法考试试题的不适应，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学校对学生训练程度的不够，考试难度也较低，学生容易过关。从当前我国各高校法学院系的情况来看，大多数学校并未实行严格的教考分开制度，一般情况下，到期末时，任课教师自己出题，自己评卷。在有的学校，学生的考试通过率作为教师教学效果的重要标准来看待，因此，有的任课老师为了考虑到自己的教学效果达标，其试题难度一般不大，学生只须在临考前背笔记就能够通过考试，甚至平时听课不认真的学生也能通过考前突击背笔记顺利过关，这样，几年下来，学生只要通过学校要求的所有课程考试，就可以顺利拿到毕业证书。而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作为我国目前难度较高的职业考试，其要求考生对法学各科基本知识的掌握要广博，为此，考生必须根据指定的大纲、教材和参考书，全面而详尽地备考，对于指定大纲的任何知识点，都不能抱有丝毫侥幸心理。在此种情形下,高校法学院系如果仍然沿袭陈旧的考试模式，其不仅不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而且还会直接影响学生将来的司法考试成绩。基于这点，笔者建议，各高校必须对现行法学本科专业考试制度进行合理改进，在适当提高考试难度的同时，应突出试卷的分析性、灵活性和应用性特点，应切实落实教考分开制度，要严格把握学生的及格率，从而使本科期末考试制度与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相接轨，使其成为司法考试的演练题。

（五）加强高校法学专业师资队伍建设，建立起一支既懂法学理论，又通法律实务的教师队伍

第7篇：论法律与道德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在后现代法学大行其道的背景下，法律领域的客观性、普遍性、确定性等现性主义价值观念遭遇了空前的冲击。不断强调法律领域的主观性、禾确定性、差异性、不可预测性等等。在法律解释领域，由于不断地引介哲学解释学的观念，法律界人士开始利用哲学解释学的资源。哲学解释学不承认客观重构的可能，强调作者独立于文本和自我立法，造成法律解释的任意。站在维护法治的立场上，国内外诸多学者在质疑声中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法律领域的客观性问题，然而，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对法律领域客观性问题进行梳理，对于反思当下中国的法治具有知识性的贡献。

一、导言

在后现代法学大行其道的背景下，法律领域的客观性、普遍性、确定性等现性主义价值观念遭遇了空前的冲击。后现代主义代表着反现代主义、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的价值理念，强调法律领域的主观性、不确定性、差异性、不可预测性，等等。在后现代思潮之下，法律活动俨然演变成了一场游戏，甚至出现了诸多与法治终极目的不符的异类，不断挑战着人们对法治的信仰。司法裁判是解决社会纠纷，实现社会正义的终局方式，司法裁判领域恰恰是现代主义的重灾区。几乎司法裁判领域的所有因素都被解构了，法律本身被质疑为不确定，法律解释遇到了“只要有理解，理解就不同”的尴尬，裁判事实成了法官任意打扮的小丑，判决结果受到了法官“法感”的左右。

法律的不确定性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此前法律的确定性是公认的正确命题。机械法学是法律确定性的最佳代表，机械法学排除法官的一切主观臆断，扮演着自动售货机的角色。此时法律领域的客观性似乎得到了坚固的维护。但自由法学打开了封闭的大门，承认世界的不可预测与人们认识能力的有限性，法律不再是确定不变的规约，而是法官可以解释的材料。语言哲学和后现代思潮的冲击，法律的确定性或者说客观性被进一步击溃。从法律概念到法律结构，法律的确定性与客观性被完全地解构了。美国现实主义法学派的代表们将法律的不确定推到了顶峰，从规则到事实都遭到了怀疑。

在法律解释领域，由于不断地引介哲学解释学的观念，法律界人士开始利用哲学解释学的资源。前理解、效果历史、视域融合、对话等词汇不断进人法律解释的视野。遗憾的是，哲学解释学不承认客观重构的可能，强调作者独立于文本和自我立法，造成法律解释的任意。本体论的解释学过多加强了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学术倾向，忽视了法律解释客观性的追求。对于事实的客观性问题更是缺乏保障，从客观事实让位于法律事实，从法律事实让位于法官事实，都反映了事实的主观化趋势。

如果这些学术思潮发生在法治发达的西方国家，至少有完善的制度与优秀的法官保障法律解释与裁判在一定程度上的客观性。但这一切如果发生在法治建设中的中国，后果将是难以想象的。在人治传统久远，法治脆弱的中国，法律的权威尚未建立，基本的现代法治理念还函待普及。在这样的背景下，盲目地解构法律与司法裁判是危险的。当前，不是去过分强调司法裁判领域的主观性，而是需要树立人们对司法裁判领域客观性的信心。不是将法律解构的体无完肤，而是要人们获得踏踏实实的正义。所以，在后现代思潮的学术背景下，结合中国法治的发展阶段，必须坚决地站在维护法律解释与裁判的客观性，维护法治的现代立场。“法律本身是否具有客观性，以及法律诊释有没有客观性，这是法治命题能否在理论上成立的前提。”本文在一定程度上是在逆潮流而动，甚至是老生常谈，但笔者坚信在中国语境下，捍卫法律解释与裁判的客观性势在必行。

二、法律领域客观性的挑战

对于客观性的挑战可谓来势汹汹，本文没有按照时间顺序进行一一地展示，只是勾勒了挑战的主要脉络。目的是知识上的系统化，期望为客观性的拯救有一个指南的效果。

日本学者来栖三郎的言论最激进和最具代表性:“法律家是何等霸道!常驻以客观性之名，主张自己所为之诊释是唯一正确的客观解释。然而，在他人看来。法律家是何等的悲屈!彼等竟然以为依据的法律即可以将人类生活规范无遗;又倘若不做此想，便会感到心境不宁，从而法律家是何等虚伪不负责任!总是将主观想法隐藏在客观背后。

在西方，自由主义法学派在批判法律客观性或者确定性时，是以概念法学为靶子展开批评的，耶林和赫克论述了概念法学的幻想和法律推理的部分不可能，颠覆了法律逻辑自足的体系。现实主义法学派更是有过之无不及，卢埃林是“规则怀疑论”的代表，坚持反对法律的预测性，主张法官能动地创造法律;弗兰克是“事实怀疑论者”，认为法律适用中事实无从捉摸，受法官的偏见左右。批判法学派从语言学进行解构，加强了对法律的怀疑。

肯尼迪从规则内在矛盾角度解构法律，哈斯纳斯从法律原则的内在矛盾瓦解法律，最终的目的是得出法律不确定的结论。社会法学派通过引人社会学因素，将法律逻辑自足和事实的确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颠覆。哲学解释学的兴起，本体论的解释学过多地加强了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学术倾向，忽视了法律解释客观性的追求。

在中国，近年来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法律不确定，案件事实的模糊性等呼声不绝于耳。面对复杂的司法环境，司法能动主义的声音也在响起，法官面对法律时的姿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似乎有超越法律之嫌，法律的客观性也受到挑战。所以，笔者以为在当下坚持克制主义的司法立场，维护法律和法律解释的客观性，最终实现客观的裁判尤其具有实践意义。

三、法律领域客观性的拯救

(一)法律文本客观性问题

安德瑞·马默(Andrei Marmor)认为，与法律有关的客观性涉及两个方面:适用于当下个案的法律规范本身是否是客观正确的;法律理论能否摆脱主观和偏见，获致方法论意义上的客观性。

波斯纳认为历史上存在两种不同的法律客观性观点。一是本体论上的法的客观性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法律是实实在在地“就在那里”的什么东西。第二种是科学意义上的法的客观性理论，这种理论认为，虽然人们没有共同的意识形态，但如果他们有科学的世界观，可以对法律问题达成一致的意见。波斯纳对这两种客观性持温和的怀疑主义态度，波斯纳通过运用反基础主义与怀疑主义的实用哲学方法质疑了本体论和科学意义上的法的客观性理论。波斯纳提出了交谈意义上的法律客观性理论，即“合乎情理”。“交谈意义上的客观性”强调对话、协商过程，但不以形成共识为必要，试图限制法官的悠意，努力发现法官行为中的可预测因素。“交谈意义上的客观性”的理论基础是实用主义哲学和法律活动理论。同时，波斯纳认为道德哲学对于建构“交谈意义上的客观性”并无多大意义。他认为道德哲学无助于法律难题的解决，在具体案件审理中更没有什么用处。

马默坚持法的客观性是综合的。包括语义上的客观性、形而上学的客观性和逻辑上的客观性。语义上的客观性是指特定类型的陈述可以在语义学意义上是客观的，即使这些陈述所描述的客体毫无真理性可言。形而上的客观性，意味着真理性，谈论中的陈述之真理性在于这个事实，即存在一个客体，且其特性与该陈述的描述相符合。逻辑上的客观主义认为一个特定种类的陈述是客观的，当且仅当该类型中的任一和每一陈述有确定的真值。逻辑上的主观主义者否认将真值赋予他对此事主观主义者的那类陈述的可能。

哈特指出法律规则由日常语言构成，而语言存在“意思中心”与“开放结构”两部分，“意思中心”指语言的外延具有确定的中心区域，而“开放结构”存在着边缘地带，所以，法律既是确定的又是模糊的。哈特坚持客观主义立场，认为法律可以具有一个无可争议的意思中心，在意思中心可以具有法律本身的客观性与解释的客观性。在边缘地带，道德判断、政策影响、利益衡量等诸多主观因素将进人这一领域，法律的客观性将受到一定的冲击。

德沃金是法律客观性的坚强捍卫者，他将法律区分为“明确的法律”和“隐藏的法律”，前者是那种印有文字的文件，而后者是一种法意，只有通过诊释才能获得。德沃金把法律作为一种解释性概念，认为法律是一种建构性解释活动的结果。因为法律规范总是以法律体系中的原则、政策、道德、普遍信仰、学说以及观念等为文化背景，基于相同的背景，人们完全可以知道或者大体知道法律所设定的权利义务。在各种因素的扶持之下，法官可以为每一个案件寻找到唯一正确的法律答案。在法律的整体性概念中法律的客观性得以保存。德沃金通过自然解读、内在者的立场和反思平衡的方法阐述了道德客观性，从整体性法学而言，其间接地维护了法律的客观性。

沃尔豪特(Donald Walkout)在价值客观性上区分了德国的理念论(idealist)和经验主义的看法。前者指价值的客观性就是超越个人的控制;后者在三个层面上主张客观性:方法论上的客观性，认识论上的客观性，形而上的客观性。

就国内而言，陈金钊教授在《拯救客观性—关于法治方法的理论探索》一文中，虽然主要面向法律解释的客观性问题，但他认为法律解释客观性的前提是法律本身的客观性，如果法律本来有客观性，法学又提高一些基本方法的话，那么人们就可以得到法律诊释的客观性。秦策将客观性分为法律的客观性和司法的客观性。把法律客观性当作司法客观性的前提条件和上位概念来理解。另一种是把法律客观性大体当作司法客观性的同义语来使用。蔡琳认为价值客观性包括以下部分:客观性需要排除私人性和情感知觉，必须超越个体;客观性意味着公共性并非否定场域的依赖性，可以基于一定的社会公共意识而存在;要求主体间性，体现于解释和论证的客观胜之上;法律涉及的道德是公共道德，私道德才良准有共识。

其实，不论学界关于法律客观性有多少的界定，笔者认为的法律的客观性就是法律本身具有确定的含义，能够为人们所预期。换言之，法律具有可预测性，能够指导人们的行为，并根据这种预期安排自己的行动。这样界定的客观性更具有指导司法活动的现实意义。 (二)法律解释的客观性

在《法律的概念》一书中，哈特涉及到法律解释相关的内容，“哈特的法理学中与法律解释问题最相关的是他提出的法律开放性特质的论述，企图在形式主义法学和规则怀疑主义之间，开出一条中庸之道。哈特坚持一种客观主义的立场认为具有内在观点的人们通过阅读法律规则，可以确定地找到规则语言的意思中心，从而做出客观的法律解释。他认为通过承认规则，可以将法律规范与其他社会规范区别开，确立法律的独立体系，在经过法律自身的意思中心，法律解释能够保障客观性。

德沃金主张“建构性的解释”。这种解释分为三个阶段，在前解释阶段，人们凭借经验确定法律解释的客体;在解释阶段，解释须为其客体之主要内容提供一般的确证;在后解释阶段，解释者要调整自己为客体实际上要求什么的感觉，以更好地为第二阶段的确证服务。德沃金提出“内在观察者”的观点，认为从内在参与者而言，法律仍然在法官的责任心之下获得唯一正确的法律答案。作为内在参与者，法官不在超脱世外，其有法律和道德上的责任去发现“隐藏的法律”，正确地对待规则、原则和政治道德等。在整合性的解释背景下获得唯一答案。站在外在观察者的立场上，容易引发主观与客观的争论，但是内在的视角可以消解主观与客观的争论，解释者作为实践者，解释就可以避免任意。

波斯纳主张“交谈”意义上的客观性，强调解释上的说服力。认为法律推论的最终标准不是逻辑上的精确，也不是超越的道德真理，而是法律思考者在具体语境中理想交流的共识。他赞同客观性是法律判决的一种文化属性和政治属性，而不是一种认识论属性，无论法律具有什么客观性，这种客观性都处于文化的统一性，而不是形而上的实体和严格的方法论上的。也就是说，文化与政治越是同质的，形成共识的可能性就越大，法律解释的客观性也就越高。波斯纳认为使美国法律更加客观的唯一方法就是法院和立法机构在文化和政治上更加同质。他认为前提越是一致，就越有可能遵循三段论模式来进行法律推理，因此，法律就会表现为客观、非个人化。同样的道理，客观的解释是以存在一个文化解释团体为前提的。同时，他还认为效率可以为司法判断提供中立而客观的准则。

贝蒂是立足方法论研究解释学。为了维护解释文化传统经典中传统意义的客观性，贝蒂严格区分了“解释”与“含有意义的形式”。解释是理解主体的行为，“含有意义的形式”则是意义客观化的存在。贝蒂认为含有意义的形式是精神的客观化，即意义和意义的载体是吻合的。一切解释都是对含有意义形式的解释，通过解释，把握这种形式中包含的含义。贝蒂的解释学为文化传统经典解释理论提供了可操作的方法。

德国法学家科殷认为“在进行法学解释时，解释的前提也是客观的态度，客观的态度在法学里尤其重要，但是，倘若歪曲条文，按照主观的派别目的进行解释，恰恰是众所周知地被视为严重违反法学家的职业伦理之一种。哈贝马斯认为“规范主义的思路始终有脱离社会现实的危险，而客观主义的思路则淡忘了所有规范的方面。这两个方面的紧张关系，可以被理解为我们的一种提醒:不要固执于一个学科的眼光，而持开放的态度，不同的方法论立场(参与者和观察者)，不同的理论目标(意义诠释、概念分析和描述、经验说明)，不同的角色视域(法官、政治家、立法者、当事人和公民)，以及不同的语用研究态度(诊释学的、批判的、分析的等)，对这些都要持开放态度。

在政治实践中，客观主义法律解释与三权分立的思想十分契合。在西方本来就存在着“法院作为忠实人”的政治传统。孟德斯鸿的分权学说认为，法官仅仅是宣布语词的喉舌，他无法减轻法律的力量也无法缓和法律的严格。汉密尔顿认为法律的解释权应该属于法院，但是也担心法院以主观意志代替客观判断，可能以一己的意志代替立法机关原意的情况。法官对于法律文本的解读不是法官的意志和世界观，而是法律或立法机关意志的集中升华。

陈金钊教授站在维护法治的立场上，认为法律解释的客观性是法律解释的原则之一。其法律解释的客观性主要包括法律本身的客观性和法律解释方法的客观性。与哲学诊释学相比，法律解释的客观性主要表现为合法性和诊释共同体的认可。合法性就是解释结果与法律文本设定的规范意旨一致，解释主题表达了对法律的忠诚。解释共同体的认可就是职业群体中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识。

无论哪种意义上的法律解释客观性，都具有司法克制主义的倾向，而克制主义可以维护法治的稳定。法律解释客观性论述的角度并不尽相同，法律解释客观性主要是一种法律解释的姿态，即在维护法治的立场上不随意地解释法律，坚持司法克制主义的立场，达到法律解释结果的客观。

四、结语—反思中国语境

第8篇：论法律与道德论文范文

【关键词】法律 文化 民族性 反馈作用

【中图分类号】G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32-0014-01

将法律研究置于法律和文化的双重背景下，为研究法律文化提供了多重视角，法律和文化在相互对话中提升了层次，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化法学。在看待法律和文化这个问题上，我们既不可以把法律看作外在于文化的理想化的制度框架和人为秩序而非文化本身的产物，也要避免高估法律规范的强制作用，低估文化本身的力量，认为仅仅依靠先进法律可以改变落后文化。弄清法律规范与文化的关系对于破除法律理想主义，把思维的基点放在现实的基础之上是有十分积极意义的。

一、文化的基础性角色

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产物，它包含了从物质层次、制度层次到观念层次的各个方面，法律作为具有明确性、普遍性和权威性的人类自我调节的一种有意识的行为准则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层次上的文化。我们在谈论法律时不可忽视法律也是作为一种人类文化现象而存在的，因此不同文化基础上的法律也是会表现出不同特点的。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文化根深蒂固，“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儒学所表达的“为政以德”、“克己复礼”的思想也深深影响了传统中国的法律体系和制度。儒家不把法治作为治理国家、约束社会群体的主要手段，而是更加倾向于道德层面，希望用教化的方式使人们为善，也就是“齐之以礼”，倘若不能实现，则“用之以刑”，就是用国家强制力的法律进行惩治，这种思想一直贯穿着封建社会的主流法制建设中。隋代的《开皇律》中，列出了十大重罪为“十恶”，包括“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其中的“不道、不孝、不睦、不义”都是作为维护封建礼制和道德的目的，重视人伦孝悌，明长幼尊卑，甚至在立法上加以保障，这是一种对德的诉求。

儒学文化以“礼”为核心，以“孝”为最高美德，法律是统治阶级维护森严的等级制度的工具，因此，古代中国的法律是不具备最高权威性的，皇权和家长权都凌驾于法律之上，其内容也多是与伦理有关。

中国传统法律礼、德、刑相互交融，形成了中国古代独特的文化传统，即以德为主的德礼刑三位一体的治国理念。但是中国古代的法律不存在形式合理性，而是一种实质合理性法。

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内敛性，它把道德放在一个制高点上，是支撑整个社会运作的基石，社会的混乱一般伴随着道德的缺失，动荡的时代总是礼崩乐坏的。而法律则是作为一种最基本的被大家认可的道德而得到国家强制的保障实施，成为社会稳定的秩序。

和中国强调感性，注重人伦的文化不同，西方式的文化基础更加偏向于理性化。西方文明的渊源是古希腊罗马时代，希腊经院哲学注重人的理性和思辨，罗马繁荣的商品经济决定了罗马法律的大量内容是用于处理人际利益关系的而不是中国古代法的伦理道德问题。中国古代法律典型的缺陷就是私法不足，而罗马法则形成了相对发达的体系。西方的这种理性因素也与宗教文化密切相关，新教伦理注重利益关系而非家庭关系，基督教的契约精神决定了法律的崇高性。法律实际上成为了解决利益纠纷的规则而被大家所认可，因此具有绝对权威性，契约成员被要求遵循规则。

西方的契约文化和理性精神决定了其法律是具有客观性、系统性和逻辑性的形式合理性法，它强调形式正义，通过形式上的正义和程序上的公正来实现实质的正义，因此在司法上必须依据法律条文来进行判决。而中国古代法则更看重合理性，判决往往依据伦理来考量，法律并非是牢不可破的存在，只有公认的伦理才是应该被持久遵守的。

不同的文化底蕴会孕育出不同的法律体系，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也包含了法律传统的差异，并且这种差异也来源于文化上的区分，文化在法律的形成和发展中扮演着基础性的角色。

二、法律的反馈作用

在人类文明独立发展的时代，不同地区所采取的法律往往是由其文化基础所决定的，但是当人类的世界开始日益连为一个整体，不同文明之间的交留日益复杂的时候，各个地区的法律便不再是单纯当地文化的产物，文化和法律都可能会掺杂外来影响，那么法律便不再是和文化发展所同步的。文化的发展或许会先于法律，此时法律便不再能够满足社会的执法和司法需要，并且会阻碍社会的正常发展。倘若文化滞后于法律，造成法律领先于社会发展，则有可能先进的法律会带动社会的进步。

在朝鲜王朝前期，由于农业经济的发展和新兴士族的崛起，原有的《高丽律》已经不能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纠纷和问题。在高丽后期，法制十分混乱，造成了诸多社会问题。因此，在旧有的法律体系已经阻碍了朝鲜整体的前行的时候，朝鲜废弃了旧法，全盘吸收了先进的明朝的法律体系。而《大明律》对于朝鲜社会，也有着积极的推进作用。王朝初期，农民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城市的商业活动日趋繁荣，因此交易纠纷和借贷关系等都比过去更为复杂，大明律在朝鲜初立国还没有能力单独建立自己的法律体制的时候担任了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小农经济和制约商贸活动的作用。而在经历了“壬辰倭乱”、“丙子胡乱”之后，朝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上的朋党之争愈演愈烈，经济上因为收取制度的崩溃以及农村的分化和都市商业的成长，开始实行大同法。由于“壬辰倭乱”、“丙子胡乱”两次大的战乱，造成了朝鲜社会土地大量荒废，田制极度紊乱。进人18世纪，连收取制度也发生了紊乱，加上各级不法官吏进行的高利贷行为，不仅造成了货币的恶性循环，还加速了农村社会的没落。大量的农民或者沦为流民，或者涌人了城市。这使得原本用于新兴王朝的《大明律》已经无法解决朝鲜后期没落社会的种种问题。清的崛起、明的灭亡使得《大明律》成为一种“先王之制”，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续大典》应运而生。在应对社会没落造成的诸多问题上，《续大典》采取了严刑峻法，对待盗窃等罪责都动辄斩首，并且进一步加强了对外封闭，锁国政策进一步加强，封建社会的末世现状在朝鲜首先表露出来了。借助《续大典》，朝鲜遏制了由于《大明律》的衰退而造成的社会动荡，使得国家得以延续。

通过调整法律关系，使之适应发展的趋势，并切实为文化发展所服务是可行的，但是试图借助法律消灭旧有文化从而发展先进文化则是难以实现的。的时候中国的“破四旧”即是如此，用行政法的手段对所谓旧文化实行破除，历史已经证明这样只会造成巨大的破坏和动乱，并没有真正实现文化的进步和发展。因此，我们要恰当的利用法律对文化、对社会的反馈，使之真正的指引并维护我们的发展进步。

参考文献：

[1]李其瑞.《法律与文化： 法学研究的双向视角》，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2]于乐平.《论中国古代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法制经纬2007年第5期

[3]龚培.《中国的法律与文化》，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9卷

第9篇：论法律与道德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民法基本原则是民法的宗旨,是基本准则,是制订、解释、执行和研究民法的出发点。民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整个民法制度和民法规范之中,从根本上体现了民法所调整的商品经济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的本质要求,是民法精神实质之所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研究民法基本原则,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民法基本原则的概念

关于“民法基本原则”的概念,有的认为,它是民事立法的指导方针、解释法律的依据和补充法律漏洞的基础[1];也有的认为,是民法规范从制定到实施所贯穿始终的根本准则[2];还有的认为,它是民法中最高层次的价值准则,是全部民法的主导思想所在[3];在拉伦茨的《法学方法论》中定义为“在从事法律规范时指示方向的标准,依凭其固有的信服力,其可以使法律性的决定正当化”[4]。

虽然上述各种观点和表述有所差异,但有许多方面是一致的。民法原则是民法及其经济基础的本质和特征的集中体现,是高度抽象的、最一般的民事行为规范和价值判断准则,是指其效力贯穿于民法始终的民法根本规则,是对作为民法主要调整对象的商品关系的本质和规律以及立法者在民事领域所行政策的集中反映,是克服法律局限性的工具。即民法基本原则对于民法规范起统率或指导作用,民法基本原则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司法上,无论是在规范民事主体的行为上,还是在判断民事主体的合法性上,都自始至终发挥根本原则的作用,任何对民法规范的解释,任何对民事行为的合法性的判断,只要违反民法的基本原则,就是违反民法,就是无效的。

二、对民法基本原则的分析

在我国现行的民事立法上,承认了民事权利神圣原则、平等原则、自愿原则、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以及公序良俗原则等。其中平等原则是民法的基础原则;民事权利神圣原则和自愿原则反映了民法的法规特性;公平原则意在谋求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衡平;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和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则对个人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及个人利益与国家、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发挥双重调整功能。

(一)民事权利神圣与自愿原则

从对民事权利的保护与限制来看,民事权利神圣和自愿原则侧重于对民事权利及其行使的保护,其余原则侧重于对民事权利行使的限制[5]。对民事权利及其行使的既保护又限制揭示了贯穿于民法调整全过程的一对深刻矛盾,即私人利益与国家、社会利益的矛盾。

民事权利神圣,指民事权利受到法律了的充分保护,任何人以及任何权利非依正当法律程序不得侵害妨害之与不得限制剥夺之。民事权利神圣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民法以权利为本位,二是指所有私权皆平等地受到民法的保护,神圣而不可侵犯。民事权利神圣包括人格权神圣、所有权神圣与契约神圣三大基本点。

人格权神圣是指自然人作为一个市民社会或法律共同体成员的资格应该受到充分尊重,不得随意剥夺或侵犯,并且尊重自然人的各种具体人格权[6],而具体人格权的范围,不以法律有明文规定者为限,具体人格权的上位概念为“一般人格权”,其作用便在于如果一项合理的人格权受到侵害,受害者便可以援引该权而保护自己。人格权神圣的要义在于平等,即把法律赋予的权利实际地落实到社会的成员身上;扩而言之,便是对人权的尊重与敬畏。

所有权神圣是指民事主体所有之财产应该受到特别的尊重,不得侵犯之。因为对所有之物(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是人得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是人得以与他人发生经济交往的法律前提。故而从财产的角度看,任何法律人格都建立在财产之上,“无财产即无人格”。所有权神圣为其他财产权的神圣,包括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性权利的神圣,奠定了逻辑基础。

契约神圣是指民事主体在私法范围内订立的契约之效力得到保护,不可侵犯。契约是当今社会的最基本特征,其实质是自由的人选择一种不自由的状态,各自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利,同时规定出义务,并且以契约的形式固定下来,则该契约对于订立它的人具有了法律的效力。在私法的意义上,契约乃是当事人自己给自己造法,人们通过契约的形式维系陌生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与维护信任,从而选择满足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各种需要,故曰契约乃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机构。正因为契约有如此深远之意义,故当事人订立契约的权利与已订立的契约,理所当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需要加以保护,此即为契约神圣。

自愿原则,是指法律确认民事主体得自由地基于其意志去进行民事活动的基本准则[7]。自愿原则是市场经济对法律所提出的要求。在市场上,准入的当事人被假定为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因此,民事主体自愿进行的各项自由选择,应当受到法律的保障,并排除国家和他人的非法干预。自愿原则的核心是契约自由原则。虽然有商品经济就有契约自由的观念,但契约自由作为一项法律原则却是近代民法才得以确立。当然,契约自由从来都不是绝对的、无限制的自由。在某种意义上,一部契约自由的历史,就是契约如何受到限制,从而促进实践契约正义的记录。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社会公平,注重社会公德,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对契约的自由有诸多限制[8]。

民事权利神圣意味着私人利益应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合法的私人利益神圣不可侵犯。但仅止于此还不足以指导各项民事法律制度和全部民法规范的创设,因而有了自愿原则。当事人的私人利益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他会根据自己的利益指向或要求,选择他认为最有效的行为方式和形式设立、变更、终止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来实现或保护其利益。自愿,从公、私法划分的层面理解,是指私法主体有权自主实施私法行为,他人不得非法干预;私法主体仅对基于自由表达的真实意思而实施的私法行为负责;在不违反强行法的前提下,私法主体自愿达成的协议优先于私法之适用,即私人协议可变通私法⑤。因此,自愿原则有力地保障了私人活动的意志自由和私人权益,使其不受国家权力所支持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非法干预和入侵。

(二)公平、平等、公序良俗和诚实信用原则

“民法有三大道德支柱,第一是公平正义;第二是公序良俗,即公共秩序、善良风俗;第三是诚实信用。公平正义代表着一种基于人类本性而无需证明的终极价值和永恒意志。公序良俗代表着一种和谐美满的团体秩序。诚实信用代表着归仁向善的个人德行。”[9]因此,为实现民法的价值,公平、平等、公序良俗和诚实信用原则被各国民事立法所确定,从而达到对私人利益和权利的限制,使整个社会和谐有序。民法原则规定对私人利益和权利的比较具体化的原则性限制体现在:公平原则和平等原则是从权利主体身份层面加以限制,诚实信用原则是从权利主体的意思表示层面加以限制,公序良俗原则是从权利义务的内容上加以限制。

公平原则是指民事主体应依据社会公认的公平观念从事民事活动,以维持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均衡[10]。公平原则是进步和正义的道德观在法律上的体现。它对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和国家处理民事纠纷起着指导作用,特别是在立法尚不健全的领域赋予审判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对于弥补法律规定的不足和纠正贯彻自愿原则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弊端,有着重要意义。公平原则在民法上主要是针对契约当事人间的关系提出的要求,是当事人缔结契约关系,尤其是确定契约内容时,所应遵循的指导性原则。它具体化为合同法上的基本原则就是契约正义原则。契约正义系属平均正义,要求维系契约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均衡。作为自愿原则的有益补充,公平原则在市场交易中,为诚实信用原则和显失公平规则树立了判断的基准。但公平原则不能简单等同于等价有偿原则,因为在民法上就一方给付与对方的对待给付之间是否公平,是否具有等值性,其判断依据采主观等值原则,即当事人主观上愿以此给付换取对待给付,即为公平合理,至于客观上是否等值,在所不问。由此不难看出公平原则的具体运用,必须以自愿原则的具体运用作为基础和前提,如果当事人之间利益关系的不均衡,系自主自愿的产物,就不能谓为有违公平。

平等原则,也称为法律地位平等原则[11]。平等原则集中反映了民事法律关系的本质特征,是民事法律关系区别于其他法律关系的主要标志,它是指民事主体享有独立、平等的法律人格,其中平等以独立为前提,独立以平等为归宿。在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中,民事主体互不隶属,各自能独立地表达自己的意志,其合法权益平等地受到法律的保护。平等原则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在民法上的具体体现,是民法最基础、最根本的一项原则。现代社会,随着在生活、生产领域保护消费者和劳动者的呼声日高,平等原则的内涵正经历从单纯谋求民事主体抽象的法律人格的平等,到兼顾在特定类型的民事活动中,谋求当事人具体法律地位平等的转变。我国民法明文规定这一原则,强调在民事活动中一切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任何一方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意在以我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为背景,突出强调民法应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

诚实信用原则是指民事主体进行民事活动必须意图诚实、善意、行使权利不侵害他人与社会的利益,履行义务信守承诺和法律规定,最终达到所有获取民事利益的活动,不仅应使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得到平衡,而且也必须使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得到平衡的基本原则[12]。诚实信用原则是市场伦理道德准则在民法上的反映。我国《民法通则》将诚实信用原则规定为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不难看出,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法上有适用于全部民法领域的效力。诚实信用原则常被奉为“帝王条款”,有“君临法域”的效力。作为一般条款,该原则一方面对当事人的民事活动起着指导作用,确立了当事人以善意方式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行为规则,要求当事人在进行民事活动时遵循基本的交易道德,以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以及当事人的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另一方面,该原则具有填补法律漏洞的功能。当人民法院在司法审判实践中遇到立法当时未预见的新情况、新问题时,可直接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行使公平裁量权,调整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诚信原则意味着承认司法活动的创造性与能动性[13]。

公序良俗原则是现代民法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是指一切民事活动应当遵守公共秩序及善良风俗[14]。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它有维护国家社会一般利益及一般道德观念的重要功能。经济的公序,是指为了调整当事人间的契约关系,而对经济自由予以限制的公序。经济的公序分为指导的公序和保护的公序两类。市场经济条件下,指导的公序地位趋微,保护的公序逐渐占据了重要位置。与保护劳动者、消费者、承租人和接受高利贷的债务人等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弱者相关的保护性公序,成为目前各个国家和地区判例学说上的讨论、研究的焦点。良俗,即善良风俗,系指为社会、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所必要的一般道德,是特定社会所尊重的起码的伦理要求。不难看出,善良风俗是以道德要求为核心的。

为了将公序良俗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区别开来,应将善良风俗概念限定在非交易道德的范围内,从而与作为市场交易的道德准则的诚实信用原则各司其职。与诚实信用原则相仿,公序良俗原则具有填补法律漏洞的功效。这是因为公序良俗原则包含了法官自由裁量的因素,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因而能处理现代市场经济中发生的各种新问题,在确保国家一般利益、社会道德秩序,以及协调各种利益冲突、保护弱者、维护社会正义等方面发挥极为重要的机能。一旦人民法院在司法审判实践中,遇到立法当时未能预见到的一些扰乱社会秩序、有违社会公德的行为,而又缺乏相应的禁止性规定时,可直接适用公序良俗原则认定该行为无效。

(三)权利不得滥用原则

权利不得滥用原则是对民事权利行使的一个宗旨性限制,许多国家的立法都有这一规定。我国《宪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一宪法规定必定要在民法中加以贯彻。这里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权利其实也意味着社会公共利益,因为这里并没有特别指出某个集体性质的单位和某个具姓名的个人,而这种利益和权利主体的不特定性乃是社会公共利益主体公众即公共社会的实质所在[15]。不特定性也就意味着整体性和普遍性。“所谓权利滥用,就是超出法律的范围谋取利益。权利滥用导致了权利冲突,权利冲突又导致了社会危机,进而导致民法危机。这种民法危机的突出表现,就是公权力侵入私法领域,即所谓国家干预民事生活的‘经济法现象’。而国家干预的泛滥又导致政府权力的膨胀和腐败的滋生。事实证明,用国家干预来填补民法的道德空缺,无异于饮鸩止渴。”[16]因此,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就意味着出于对国家和社会利益的保护而对私人利益和权利的限制。

三、结束语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交往领域日益拓展,交往形式日益多样化,因此法律规则亦越来越丰富多样。但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广泛性和活跃性,法律规则难以囊括各种社会关系。民事法律规范更是如此。民法的基本原则,蕴涵着民法调控社会生活所欲实现的目标,所欲达到的理想,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政策在法律上的集中反映,集中体现了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本质特征,其效力贯穿民法始终,是民事立法、执法、守法及研究民法的总的指导思想,是指定具体民法制度和规范的基础,即是法院解释民事法律法规的依据,是补充法律漏洞、发展学说判例的基础。因此,这就客观上要求法律工作者必须充分理解和掌握民法原则的要义,尤其是司法工作者在司法活动中必须从民法的基本原则出发,在特定的情况下需要直接适用这些基本原则来处理案件时,能够充分重视民法的基本原则的这种补充功能,及时解决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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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立新.民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第一章第二节.

[3]龙卫球.民法总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 48.

[4]拉伦茨.法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355.

[5]刘心稳.中国民法学研究述评[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 57.

[6]如生命权、健康权、自由权、名誉权、隐私权、姓名权、肖像权等.

[7][11][12][13][15]民法通则[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7.

[8]例如在我国的邮政、电信、供用电、水、气、热力、交通运输、医疗等领域所存在的强制缔约,在保险、运输等许多领域盛行的定式合同,都是对合同自由的限制.

[9]江　平,张礼洪.“市场经济和意思自治”[J].法学研究, 1993(6).

[10][17]王卫国.论法典化与民法原则[R]. 2005年4月2日在“民法法典化和反法典化国际研讨会”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