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贸易论文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中韩贸易论文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中韩贸易论文范文

一、中韩贸易现状 

 

（一）中韩贸易现状。早在20世纪九十年代，中日韩三国学者就提出构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构想，但是由于三国之间的 历史 遗留问题的影响，使得这一构想迟迟未付诸行动。在此情况下，

（二）原因分析。中韩两国贸易不平衡的存在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若是这种不平衡持续存在并一味地扩大下去，终将会影响双边贸易的健康 发展 。在发展中韩 经济 关系的过程中，也存在诸多不利因素： 政治 上，东北亚地区存在安全隐患，这对中韩经济关系发展所需要的良好的外部环境的形成和维持构成威胁。美国因素和朝鲜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对中韩经济关系的发展起了一定的制约作用；经济上，中韩经济关系中诸多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中韩经济关系的发展。韩国 金融 危机对中韩经济关系造成了负面影响； 历史 、思想文化上，中韩在冷战时期形成的历史隔阂成为两国经济关系顺利发展的障碍性因素。中韩在文化上的某些差异也对中韩经济关系的健康发展有一定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在近期整个国际经济走软的形势下，大量韩企的驻华分支机构、商社等纷纷撤离。由于中韩双边贸易中有相当部分是通过在华的韩资 企业 承担的，投资的大规模“缩水”势必会影响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双边贸易的发展。此外，中韩两国的贸易依赖度及竞争度急剧深化，这将成为中韩两国未来贸易发展的极大障碍，进而对两国产业及经济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 

 

三、问题的解决 

第2篇：中韩贸易论文范文

关键词：中韩自贸区；黑龙江省；物流园区 

中图分类号：F06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3-000-01 

中韩自贸区的建成，不仅促进了中韩两国经济贸易的发展，更是东北亚地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中韩是东亚最大的经济体，而黑龙江省是东北亚经济地带的核心和腹地，黑龙江省与韩国在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方面具有较强的互补性，韩国现在已成为黑龙江省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四大投资来源国。黑龙江省及时抓住相关的契机，2015年3月30日，由省长陆昊带队，黑龙江省在韩国首尔举行“2015黑龙江一韩国经贸合作推介会暨黑龙江省重点产业项目对接洽谈会”，向韩国企业宣传黑龙江省的产业投资机会与发展潜力。黑龙江省与韩国在物流业、信息产业、旅游业等领域都有更深更广的合作空间，促进中韩贸易的发展，而贸易的发展离不开物流的发展，如何提升物流的发展，促进物流园区的建设、满足是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拟构建航空物流核心产业园区 

哈尔滨作为黑龙江省的省会，利用其独特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优势，在龙运物流园区、哈东华南城商贸物流园区等园区的基础上，拟在哈尔滨市道里区太平镇建立临空开放经济综合试验区，具置位于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东南侧区域，总规划用地约43平方公里，拟建设航空物流区、航空保税区、航空教育培训基地、核心产业园区等。飞机拆解基地与跨境电商物流两个项目，作为先期启动区，规划用地约4.9平方公里，紧邻机场跑道。这样便于开展高的服务平台，同时也是国际航空物流门户的枢纽，更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和提升带来了新鲜的血液。 

1.硬件基础设施设备的完善 

运输是物流的两大功能支柱之一，运输的设施和设备是保证物流高效、准确、快捷的先决条件，所以作为不同运输方式的公路、铁路、航空、水路都应该加强建设和构建，并且使不同的运输方式能够有效的衔接，达到现代化要求的现代交通体系。 

在公路建设中，要进一步加强向偏远的乡、村级公路的拓展，同时也要延伸高速公路的抵达范围，建设以哈尔滨为中心的宾县、五常等高速公路环线，加大沿边公路的建设，继续加强国道建设，形成一圈多线的公路网，促进客货市场的良性发展。 

在铁路建设中，继续扩大哈牡、哈佳为代表的东环线的建设和“哈大齐北绥哈”铁路西环线的完善，同时进行沿边铁路的建设，形成四通八达的铁路运输网络系统。 

在航空运输建设中，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哈尔滨太机场的扩建，同时建设一批民用和通用的机场，并对佳木斯等现有机场进行扩建等相关建设。依托机场及陆空联运，大力发展航空物流业；依托哈尔滨现有航空制造产业基础，通过存量优化和增量布局，积极发展航空制造业；通过龙头企业和大项目带动，引进和培育发展临空型电子信息制造业；依托机场客流及便捷交通优势，加快发展商务、商贸、金融、旅游、总部经济等高端服务业。 

继续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实施重大水利工程，加快全省水利设施现代化进程。 

2.物流园区建设的原则 

（1）位于城市中心区的边缘地区，一般在城市道路网的外环线附近；在众多交通运输通道中，公路仍然是主要的货运方式 

（2）位于城市物流的节点附近，现有物流资源基础较好，一般有较大物流量产生，如工业园区，大型卖场等企业集聚区，有可利用和整合的物流资源；从而能更好地节约物流成本； 

（3）有利于整个地区物流网络的优化和信息资源利用。最理想的物流园区，应该是铁路网络、公路网络、航空、水空网络的联节点和交汇地 

（4）坚持高起点，现代化的原则物流园区在建设过程中，一定结合世界最先进的园区建设经验，把目标定位在世界级的水平上，重视物流信息系统平台的建设，并且以当前的市场经济运行为出发点。 

（5）物流园区在建设过程中要积极引进先进人才。在高科技的背景下，一定需要高技能、高学历、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所以要组建一支具有丰富经验、锐意进取、各个层次都有的阶级型队伍，便于物流园区的长远发展规划。 

二、围绕“商贸物流”构筑“四个中心” 

随着“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和黑龙江省沿边开发开放战略的深入推进，紧紧围绕“引进培育现代商贸物流产业”的中心战略，重点构建“四个中心”。 

园区站在打造21世纪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对俄沿边开放窗口和对俄、韩、日、蒙等东北亚国家开发开放桥头堡的战略高度，按照承载国家一级物流园区布局城市功能的现代商贸物流产业示范园区标准，在商业贸易、仓储物流、电子商务、绿色食品、总部经济、休闲旅游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启动“物流+互联网+金融服务”的智能公路港建设，将全国公路物流网络和新亚欧大陆桥货运通道有效联通。毗邻哈尔滨综合保税区和联通全国铁路货运网络的哈尔滨铁路集装箱中心站，正在建设的哈佳、哈牡高铁将贯通园区，154条铁路专用线辐射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依托众多地理和交通优势，道外产业园区正逐步构建辐射东北亚的“商贸展示交易中心”、“陆港仓储物流全智能服务中心”、“对俄经贸合作交易中心”及“综合物流示范中心”。   [本文由WWw. dYlW.nEt提供，第 一专业教学论文，欢迎光临dYLW.neT]

总之，在中韩贸易背景下，在国家一带一路政策的指引下，黑龙江省物流园区的建设和发展迎来了哪的的机遇和发展空间，物流园区的进一步完善将为龙江经济的腾飞。 

第3篇：中韩贸易论文范文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汇率；机遇；产业结构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9-0173-02

一、中韩交易现状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加剧。美国为首脑，欧盟，日本等国家不断对中国的人民币施加压力。在世界发达国家的给中国施加压力的情况下中国对人民币有所调节，适当的对人民币升值。今后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走世界强国的道路上，人民币升值是不可避免的事实。韩国是中国的临近国，在贸易方面一项很依赖中国；加工品，原材料，劳动密集型产品，农产品等品种是韩国主要进口的产品。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这些产品的进口成本会增长，这对韩国进口中国产品带来不小的麻烦。同时，中国产品的出口面临着困难，中国廉价优势慢慢减小。这总产业结构下，中国很难在世界市场上得到消费者的信赖。但是，在人民币升值对中国是一个机遇，人民币升值对中国进口来讲是很有利的局面。

本论文通过分析汇率理论和中韩贸易的现状，中国在人民币升值背景下如何更好有效的发展中韩贸易并提出建议。着重与中国产业结构变化中找出突破口，使两国在今后共同发展为目标。

在1978年的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直到1997年，采用了以轻工业为主的出口中心增长战略，但因出口疲软而开始关注了内需市场。在持续强劲的内需导致财政负担的同时图谋着贸易顺差锐减保护和刺激内需计划。

（1）1997-1999年期间，因周边亚洲国家的经济危机而导致中国经济的成长率钝化，但仍然维持着7-8%的增长率，则2000年竞达到8%的GDP高增长。中国有望持续7-8%的长期稳定增长。1997年的金融危机时，由于亚洲国家的货币贬值而增加了人民币的贬值压力，但是以维持汇率来防止亚洲金融危机的扩散，起到亚洲经济的稳定作用，显示出中国经济的影响力。此外，2001年11月，有望进一步加速WTO的加入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申办，以及海洋世博会的决定所造成的中国经济环境变化。市场开放的扩大导致商业结构的重组，从而国外先进企业进入带来的竞争，产业结构产生的国内企业两国化现象和有望被淘汰的现象会日益加深。中韩两国间的交易情况来看，且借助两国间产业互补性，地理接近性、文化的相似性而持续增长。中国是韩国最大的出口国，也是第二大进口国和第一贸易顺差国。而韩国是中国的第四大出口国和第四进口国。表3-3中可以看出韩国和中国的交易规模在1992年建交以来便带来了15倍以上的飞速增长，2005年则达到了一千亿美元的交易规模。

韩国主要向中国出口中间材料和零部件材料等高价值产品，而从中国收入以制造成品为导向的低价产品，从而与中国形成垂直分工关系。两国之间产业结构的互补性高和韩国对华的加工贸易，随着中国的出口增长韩国的出口也呈现出增长的迹象。表3-4中可以看出韩国对中国出口的70%集中在中间材料和零部件材料，相对于一般的消费品则出口率非常小。

仅次于日本和美国，韩国是中国贸易的第三个合作伙伴（香港，台湾地区除外），也是中国的第三大出口市场，进口贸易额则仅次于日本，位居第二。根据记录，韩国的贸易收支在1993年转亏盈利后连续14年维持贸易顺差。韩国的贸易收支顺差成为中国制定对韩国的收入规则等因素在解决中一韩两国通商问题的背景。

3）比较中韩两国出口竞争力的结果显示，从中国的出口规模上看，1975年为止一直高于韩国。1975年，中国的出口额为72.6亿美元，韩国的出口额为50.8亿美元。但从1970年后开始，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剧变都影响了本国的经济发展，使两国的出口排名不断重复反超大战。此后，自1978年为止韩国的出口呈现出急剧增长的趋势，增长率达到年均35.8%，而中国的增长率只有10.3%，如此将两国之间的差距扩大到约30亿美元①。之后的1980年至1982年，中国在出口规模上与韩国相比再次占据了优势地位，但从1983年开始，韩国的出口额呈现出领先于中国的趋势。但是中国以持续贸易管理制度和惯例，以及出口支援政策的贸易活性化支援为基础，成功提高了出口竞争力。相比之下，韩国在发达国家的通商压力和经济衰退背景下，同期年均出口增长率仅为6%。因此，1992年的中国出口额为850亿美元，相反韩国的出口额停留在766亿美元，两国之间的出口差距持续扩大。

1990年代以来，落后于中国的韩国出口难以和过去一样再次领先中国的出口规模。就韩国来看，得以保持出口竞争力的主要因素一一韩国劳动生产率所占优势已经几乎耗尽了，因此需请求确保技术优势，但这对韩国而言也是不容易实现的。相比韩国，中国持有低成本的劳动力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从地区来看，在亚洲地区除日本、中东及当事国一韩国与中国以外的亚洲发展国家中，中国的市场占有率最高。

二、人民币升值对中韩贸易的影响

随着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和综合国力日益增强，人民币在世界市场上面临的压力也很大。美国，日本，欧盟包括其他国家对中国人民币升值问题一直是施加压力。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市场之一也是世界最大的进出口国家，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的对外贸易产生一定的影响。

自从2003以来，中国的紧急增长维持着8%以上的增长速度。直到2009年前保持了10%以上的增长率。同时，中国的贸易当中外汇储备量不断增长，所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强烈要求中国人民币升值。美国通过美元贬值，既可以减轻外债的负担，又能刺激其产品的出口。

对韩国方面来说；人民币升值对进口造成了有些困难。韩国是三面围海的岛国，资源方面是很稀少的，韩国不得不从中国和其他资源丰富国家进口材料等物资。目前韩国进口产品依赖中国程度是比较大的，一方面中国和韩国地理位置近，另一方面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丰富。

人民币升值对韩国来讲有得有失。人民币升值对韩国出口有力，特别是高价产品的出口量币之前增多，可招商中国的企业到韩国来直接投资。这有利于韩国国内的经济增长和就业。韩国是岛国，资源稀少是韩国依赖进口产品的原因之一。从中国多量进口的农产品，加工品等品种的进口量会有所影响。

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

三、人民币升值背景下发展中韩贸易的建议

中韩两国建交以来，两国的贸易一直稳定持续的发展。中国是韩国最大的出口国，韩国是中国很重要的贸易伙伴。两国的贸易总额每年都增长，随着人民币升值两国之间的贸易产品也有所改变。中国对韩出口处在不利的地位，原材料、加工品等产品的出口成本增长，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也变得困难。

中韩两国完成FTA协商，对中韩两国的贸易又能是一个很好的突破点。人民币升值对韩国进口方面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一些原材料，农产品，加工品等主要进口项目的进口成本价格增长，这对中国的出口也产生不利影响。

第4篇：中韩贸易论文范文

今年是中韩建交15周年。短短十几年间，我国与韩国关系发展的高速度有目共睹，这得益于国家的宏观决策，也源于许多人的不懈努力，山东大学牛林杰教授便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

刚过不惑之年的牛林杰，儒雅、沉静、睿智，学者气质浓郁，他坦言自己的一生已与朝鲜半岛结下了不解之缘。

第一次踏上朝鲜半岛

1981～1994年，教育部先后在全国各地选拔500余名高中毕业生送往朝鲜留学，1983年从山东省选拔了28名高考过线的优秀学生，来自聊城三中的牛林杰，成为其中的幸运者。

1983年10月13日，伴随着有节奏的轰鸣之声，国际列车驶过了鸭绿江。18岁的牛林杰和伙伴们一起，趴在车窗上眺望着祖国渐渐远去的村庄和山峦，心里涌动着别样的离情。牛林杰和另外4名同学一起，来到著名的朝鲜金亨稷师范大学，在这所专门培养高校师资的学校里攻读教育学。经过近一年的语言学习，他们次年便正式与朝鲜大一学生一起上课。

年轻的牛林杰当时想法很单纯，“朝鲜的教育不错，学成回国后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所以，课上课下他关注的主要是教育学。中国组队参加1986年的汉城亚运会，给了牛林杰一个实实在在的信号，尤其是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更加坚定了他们这些留学生的认识：中韩之间关系将要改变!

留学期间，牛林杰每年暑假都会回国探亲，他了解到当时山东与韩国的民间贸易已经非常密切。他是个有心之人，他领悟到自己未来的努力空间将不仅限于教育学，而是与朝鲜半岛有关的一些领域。牛林杰开始注意拓宽自己的知识视野，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购买了大量专业书籍，就连原来每天乘班车时看的英语读物，后来也逐渐换成了朝鲜语。

岁月如川，转眼已近6年。1989年，他们毕业回到北京。当时各行各业都急需韩语人才，牛林杰的同学分别进入国家外交部、经贸部、旅游局、地方政府外事办等，现在这批人在中韩，中朝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已经成为骨干和中坚。

山东大学第一个韩语教师

带着托运的十几箱子专业书籍，牛林杰回国了。本来已被北京某单位看好，很多人羡慕他去了一个“挣钱多”的好地方，但他总感觉自己还是放不下钟情已久的教育事业。回家等通知时路过济南，得知山东大学要创建韩语系，便毛遂自荐来到山大外语学院。求贤若渴的山东大学，仅用3天时间便为他办妥了所有手续。当他拿到大红色的教师工作证时，终于感到自己和那十几箱子书籍都有了一个最好的归宿。

山东半岛与朝鲜半岛隔海相望，自古就有悠久的经济文化交流传统。山东大学是中国最早与韩国交往的学校。经教育部特许，早在中韩建交之前的1988年，便开始了与韩国高校的交流。1991年，潘承洞校长作为中国第一位访问韩国的大学校长，与韩国国立首尔大学、成均馆大学、仁荷大学、清州大学签订了几项友好交流意向书。在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中，牛林杰责无旁贷地担任翻译。

正是为了适应中韩之间日益频繁的交流，加强对朝鲜半岛地区的了解和研究，山东大学在全国较早设立了韩语系。创业之初，牛林杰只是个刚毕业不久的毛头小伙，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也没有陈规旧俗的束缚，只能用心去思索，用汗水去浇灌，其间甘苦自知。他和随后分配来的另一位教师一起，连续三年举办了三届韩语培训班，从每一个教案、每一堂课开始，熟悉课堂、熟悉学生、熟悉教学过程，积累了教学经验。同时，他还参与山东大学与韩国的各种国际教育合作与交流活动。终于，在中韩建交的同一年――1992年，山东大学韩国语专业开始正式招生。

在韩国攻读博士学位

随着中韩之间合作交往的日益广泛，随着教学科研的逐步深入，牛林杰逐渐感到对韩国的了解远远不能适应现实的需求，同时也体会到师资力量在学科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向潘校长提出了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的要求，得到学校的大力支持。

1994年，作为访问学者，牛林杰来到韩国成均馆大学。之后6年，他一鼓作气、奋力拼搏，分别取得韩国语言文学系硕士、博士学位，2000年成为中国第一位获得韩国文学博士学位的汉族学者。1996年、1997年山大又连续派出几位教师出国深造。教学任务紧，人手不够，就采取隔年招生的办法，终于度过了暂时的难关。现在山大已有20多人在韩国获得博士学位回校工作。回过头来看，牛林杰深有感触，“当时很多学校都面临师资紧缺的压力，等到上个世纪90年代末才开始外派教师学习，而这时我们的博士都陆续从国外回来了。”这关键的一步，使得山东大学在教学、研究方面的师资力量走在了全国前列。

攻读博士期间，牛林杰侧重研究韩国近代文学。牛林杰在翻阅资料时发现很多韩国20世纪初的资料，经常出现中国著名学者、改革家梁启超的名字。牛林杰奔波于各大学图书馆、资料室，在馆藏的报纸、杂志中仔细翻检，导师也全力以赴地帮助他。他把所有的有关梁启超的内容摘录出来，发现内容非常庞大。有翻译的，有编译的，也有原文直接刊登的。据此，他逐渐形成自己的观点，虽然近代以来清朝势力从朝鲜半岛撤出，但文化上中国的影响依然很大。所以，他选择“梁启超与韩国近代文学”作为自己的博士研究课题。经过近一年的艰苦努力，完成了博士论文《韩国开化期文学与梁启超》。

2002年5月，《韩国开化期文学与梁启超》由韩国著名的国学图书出版机构“博而精”出版社正式出版，引起韩国学术界广泛关注。韩国最有影响的大报之一《东亚日报》曾对该书作过专门介绍。韩国最权威的学术机构“大韩民国学术院”，在评选近年优秀学术著作时，将该书选定为“2004年基础学问领域优秀学术图书”，这也是当年优秀学术图书中惟一一本由外国人直接用韩国语撰写的专著。作为韩国近代文学研究生教材，凡涉足研究梁启超与韩国文学，此书已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

全国第一个韩国学院院长

2000年，牛林杰博士毕业时，中韩之间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交往已经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牛林杰踌躇满志。尽管很多韩国知名高校、企业热心挽留，后来北京的著名高校也许诺解决住房、妻儿的工作学习诸问题，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山大。一边教学，一边深入研究有关韩国问题。 正如同事们所说，牛林杰“是个思维活跃、很有想法的人”。他发现中韩两国建交之后，尽管全国各地成立了不少研究机构，却缺乏一所高水平的综合研究韩国的专门科研机

构。韩国已成为中国继日本、美国之后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如何在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中更好地发挥我国的影响力，直接关系到我国的国家利益。由于特殊的地理、历史环境，韩国对华投资额的三分之一都集中在了山东，认真研究山东与韩国合作的途径和方式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山东大学有条件也有能力在韩国研究领域走在全国的前列。

经过深思熟虑，他向学校领导汇报了关于学科建设的整体想法，并起草了具体方案。他的计划恰好与国家和山东省的发展规划不谋而合。2003年7月，在中国社科院、山东省政府、山东大学、威海市政府的共同合作下，山东大学韩国学院宣告成立。

在山大韩国学院的办学指导思想上，他们提出“不能完全按照常规的办学模式发展”。对此，牛林杰解释说，山大韩国学院与一般院校的外语学院不同。山东大学韩国学院侧重点并非语言，而是对韩国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进行综合研究，把学生培养成复合型人才。这种特色体现在办学宗旨、课程设置、师资配备各个方面。

几年来，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学院发展大踏步前进。1992年山大韩国语专业招生时只有几十人，目前在校本专科生已达328人。当初只有韩国语专业，现在他们的专业特色有“国贸+韩国语”、“法学+韩国语”、“新闻传播+韩国语”等各种模式，教育的规模在全国名列前茅。在山东大学提倡学生具有海外经历的办学思路下，韩国学院每年都派本科生赴韩国高校交流学习，占同期学生总数的39.8％，并与韩国高丽大学、外国语大学、园大学、清州大学、庆尚大学，国民大学等多所高校开展了学生互换与交流活动。

谈到工作中面临的困难，牛林杰说，韩国学院的设置类似于国外近年兴起的地域学院，这是学院的特色，也是工作的难点。因为在我国的学科建制中并没有这样的学科划分，“这是我们发展面临的瓶颈，但我们不能坐等国家学科体系的变化。好在韩国研究涉及的学科专业山大都有，所以我们提倡跨学科合作，这恰与山东大学发展战略是一致的。”他们充分开展横向联合，充分发挥山大综合性院校的学科优势，近年来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陆续出版了《朝鲜半岛时局与对策研究》、《2006～2007年韩国发展报告》、《韩国的经济》、《韩国的金融》，《韩国的企业》、《中韩关系史论》、《中韩交流三千年》，《梁启超与韩国近代文学》等专著20余部，发表与韩国有关的研究论文200余篇。

第5篇：中韩贸易论文范文

关键词：韩国学生;汉语学习;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46-0048-04

引言：

中韩两国唇齿相依，文化交流历史源远流长。同为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以及属于汉字文化圈的国家，彼此影响着对方。历史如此，当今也不例外。众所周知，中国掀起了一股猛烈的“韩流”，对此社会各界褒贬不一。也有一部分人开始对韩流提高警惕，深怕冲击本国文化。姑且不论韩流是否会冲击中国文化，但这是古代中韩文化交流的延续，同时文化交流也是双向的，中国掀起猛烈“韩流”的同时，韩国也刮起了强烈的“汉风”，掀起了国人无法想象的“汉语热”。

本人认为，“韩流”与“汉风”都是两国文化交流频繁的标志。韩国从1994年开始以“文化立国”为方针，大量输出文化产品;中国以建设文化强国，提高国家软实力为宗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其中汉语是中国文化输出，发展中国文化产业的重要项目之一。与其想方设法抵制“韩流”，不如大力发展“汉风”、“汉语热”。

自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两国之间经贸文化交流越来越密切，韩国“汉风”、“汉语热”不断升温。根据中国新闻网的统计，2014年，全年在华学习的外国留学生总数为377054人，其中韩国名列榜首，学生人数达到62923人，占16.69%;其次为美国，学生人数为24203人，占6.42%;泰国学生人数为21296人，占5.65%;日本从2011年排名第三落至排名第五，学生人数为15057人，占4%，远远少于韩国留学生。根据中国教育部的消息，截至2011年年底，韩国共建设17所孔子学院，在亚洲国家中排名第一。韩国四年制大学的近75%，约130所大学开设和中国关联的学科专业，有多达24000名学生就读。韩国各大城市内汉语辅导班纷纷设立，开设速度与规模堪比英语辅导班，汉语已成为韩国学生可供选择的高考第二外语。

要延续韩国学生的“汉语热”，以此实现中华文化输出，就必须对韩国学生汉语学习情况及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掌握比较翔实的信息，反馈于汉语教学。这将有助于对外汉语教学工作者在教学中更全面掌握和了解学生信息，更好地帮助韩国留学生的汉语学习，从而改进和提高对韩汉语教学的质量和效果。更对韩国的“汉语热”、“汉风”起推波助澜的作用，也是我国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渠道之一，中华文化域外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

一、调查目的及对象

要实现文化强国，传播中华文化，其文字是主要途径之一，大量孔子学院设立之目的也在于此。韩国是第一个设立孔子学院的国家，韩国留学生已经成为中国外国留学生中最庞大的群体。在这种背景下，对韩国留学生汉语学习与对韩汉语教学的研究，已经成为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重要方面。而且，中国要实现文化强国，汉语是最好的文化产品之一，充分掌握韩国学生汉语学习情况，不仅有助于提升对外汉语教学质量，更有利于中华文化的域外传播。

本次调查问卷共发放250份，共回收问卷216份，216份为有效问卷。调查对象为韩国祥明大学非中文专业的学生57人，复旦大学69人，华南师范大学30人，中央民族大学30人，南京师范大学30人，其中女生156人，男生60人。学习汉语的时间分别为6个月以内57人，6个月至1年为86人，2～3年为56人，3年以上为16人。选择学习汉语时间不同的学生为对象，更能全面了解韩国学生汉语学习情况以及动机。

问卷共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学生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学习汉语的时间;第二部分为学习情况调查，包括学习态度、投入时间、学习难点等，共10题;第三部分是学习动机及之后将要从事的职业调查，共5题。

二、韩国学生汉语学习情况调查分析

下面依据调查结果进行分析研究。汉语学习情况方面的调查研究包括汉语学习态度、难点、学习方式方法等方面。

调查项目1 第一次学汉语是在哪里？（选项：A.韩国;B.中国）

关于汉语背景：155人，占被调查者的71.8%，在来中国之前，在韩国国内学过汉语。在韩国的“汉语热”大背景下，大部分韩国学生已在韩国学习了汉语。

项目调查2 喜欢上汉语课吗？（选项：A.喜欢;B.为完成任务;C.不喜欢）

关于汉语的喜爱程度：174人，占被调查者的81%，觉得“喜欢”;只有3名同学觉得“不喜欢”，而39名因为是“任务而学”，并非喜欢。从调查结果中可以得出，韩国学生对汉语持有好感，普遍喜欢学习汉语。

调查项目3 汉语学习态度如何？（选项：A.认真学习;B.每天上课，但并非认真学习;C.偶尔请假，但认真学习;D.偶尔请假，不认真学习）

关于汉语学习态度：56人，占被调查者的26%“认真学习”;113人占被调查者的52.3%，选择“每天上课，并非认真学习”;41人，占被调查者的19%，选择“偶尔请假，但认真学习”，只有6名同学选择“不认真学习”。说明韩国学生学习汉语的态度比较端正，学习比较认真，这与他们喜欢汉语有密切关联。

调查项目4 你认为汉语什么最难学？（选项：A.语音;B.汉字;C.词汇;D.语法）

调查结果显示：103人，占被调查者的47.4%，认为汉语语音最难掌握，其次是语法、汉字、词汇。汉语的美感在于阴阳顿挫的语调，而韩国学生比较难掌握的一个环节就是声调，因为韩语没有声调。同时，汉语普通话中7个辅音是韩语中不存在的，韩国学生往往不能发出标准的音阶。所以，学生要通过朗读掌握发出汉语声调、个别辅音的技巧，并且不断复习，从而形成一个良好的循环。其次，语法方面，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是孤立语，韩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是黏着语，两者语法体系截然不同。从句法结构上看，韩语与汉语的语序不同，从结构、语义上看，韩语与汉语不同的句子成分所指不同;从语用角度分析，韩语与汉语的表达方式不同。因此，对象为刚入门的学生时，教师应该重视语音教育，随着学习时间的推移，教学重点应该转为语法教育，通过汉韩语法对比的方式讲解，有助于学生的理解。

调查项目5 你认为学汉语时最难的是什么？（选项：A.听力;B.口语;C.阅读;D.写作）

调查结果显示：91人，占被调查者的40.2%，选项为“听力”;67人，占被调查者的31%，选项为“写作”;47人，占被调查者的21.8%，选项为“口语”;只有11人认为阅读最难。说明听力、写作、口语是困扰韩国学生学习汉语的重要内容，其中阅读是比较轻松的一项。对此，教师应该加强听、写、说方面技能的培养，更要要求学生在课后通过各种渠道，如交中国朋友、看中国影视剧等来不断提升听说技能。

调查项目6 你认为自己应该加强哪方面的学习？（选项：A.听力;B.口语;C.阅读;D.写作;E.其他）

调查结果显示：97人，占被调查者的44.9%，选项为“口语”;51人，占被调查者的23.6%，选项为“写作”;41人，占被调查者的19%，选项为“听力”。此结果与上一结果相反，学生认为最难的是听力、写作、口语，但最想提高的确是口语、写作、听力。这也是从易到难的顺序，也与大部分学外语的学生所需相类似。说明韩国学生学习汉语是以听说等实用性、应用型为主。

调查项目7 除了课本以外，你还通过什么学习汉语？（选项：A.家教;B.看影视剧;C.和中国朋友聊天;D.看中文书;E.其他）

调查结果显示：7人，占被调查者的3.2%，选择“家教”，说明大多数学生在实际的学习中还是以学校教师为主，这也与请家教需要经费支出不无关联;48人，占被调查者的22.2%，选择“看影视剧”，比起学习韩语的中国学生热衷于看韩剧，中国影视剧对韩国学生没有太大的吸引力，说明我国的影视产业有待于进一步发展，终而走出国门;113人，占被调查者的52.3%，选择“和中国朋友聊天”，说明结交当地朋友是韩国学生课后最主要的拓展学习的方式，可以在比较轻松的氛围中提高口语与听力水平;14人，占被调查者的6.5%，选择“看中文书”，说明书籍并不是主要的课外学习材料;34人，占被调查者的15.7%，选择“其他”，说明韩国学生课外学习汉语的途径呈多样性。

调查项目8 课余，学习汉语的时间是？（选项：A.不学习;B.0.5-1小时;C.1-2小时;D.2小时以上）

调查结果显示：36人，占被调查者的16.7%，选项为“不学习”;110人，占被调查者的50.9%，选项为“0.5～1小时”;53人，占被调查者的24.5%，选项为“1～2小时”;17人，占被调查者的7.9%，选项为“2小时以上”。课外学习1小时以内的学生占67.6%，1小时以上占22.4%，说明韩国学生课外投入的时间不多。分析其原因，主要因素在于被调查的韩国学生大多不是学历生，以语言学习、应用型为主，没有获得学位以及升学的压力，因此课后投入时间相对减少。

调查项目9 你认为决定汉语成绩的因素是什么？（选项：A.兴趣;B.教师;C.教学质量;D.教材）

有126人，占被调查者的58.3%，选项为“兴趣”，说明外语学习中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也最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动力;45人，占被调查者的19.9%，选项为“教师”;36人，占被调查者的16.7%，选项为“教学质量”，教师相关选项占36.6%，表明教师以及教学质量在提高学生学习成绩及兴趣中起相当大的作用，教师应该积极改革教学方法，采用多种教学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9人，占被调查者的4.1%，选项为“教材”，相反，学生对教材的依赖程度远远低于对教师的依赖程度。

三、韩国学生汉语学习动机、喜欢从事的职业调查分析

调查项目1 学习汉语的动机是？（选项：A.考取HSK;B.为找一份好工作;C.对中国文化感兴趣;D.为积累知识和自身修养;E.为交中国朋友）

有41人，占被调查者的19%，选项为“考取HSK”;有77人，占被调查者的35.6%，选项为“为找一份好工作”;有40人，占被调查者的18.5%，选项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有26人，占被调查者的12.1%，选项为“为积累知识和自身修养”;有32人，占被调查者的14.8%，选项为“为交中国朋友”。可见，从总体上看，韩国学生学习汉语最强的动机来源于“为找一份好工作”，“考取HSK”也是“为找一份好工作”的途径。我们知道中韩经贸往来越来越密切，这将给学习汉语的韩国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与升职的机会与空间，也是越来越多的韩国人留学中国的主要原因。但也不容忽视的是占33.3%的选项不为工作为动机，只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喜爱以及结交中国朋友。说明，中华文化深受韩国人的认同与爱戴，他们对中华文化持有好感，愿意学习汉语，结交中国朋友。“为积累知识和自身修养”则体现了韩国留学生普遍具有追求成就的内在心理倾向，这种倾向促使他们在汉语学习上更加认真。这种不以就业为目的动机，也许会影响学习者的学习成绩，但正因为兴趣动机反而使学生在轻松的氛围中学习汉语，这也说明，韩国学生学习汉语并非都是有强烈的目的性和功利性，喜欢中华文化、提高自身修养，这几点也不容忽视。

调查项目2 学习汉语的动力是？（选项：A.老师和朋友的鼓励;B.兴趣;C.父母的期盼;D.工作需要）

有45人，占被调查者的20.8%，选项为“老师和朋友的鼓励”;有99人，占被调查者的45.8%，选项为“兴趣”;有15人，占被调查者的6.9%，选项为“父母的期盼”;有57人，占被调查者的26.4%，选项为“工作需要”。可见，韩国学生学汉语的第一动力为对汉语的兴趣，他们想通过学汉语了解中国以及相关事物，而“父母的期盼”这种“被动型动机”则不明显。随着现代观念的发展，现在的韩国留学生似乎已经逐渐脱离了亚洲学生“唯父母之命是从”的传统道德观念，长辈的要求与态度已经无法完全主导他们的学习行为。

调查项目3 家人和朋友对你学汉语持什么态度？（选项：A.一定要学;B.可学可不学;C.没必要学）

有84人，占被调查者的38.9%，选项为“一定要学”;有129人，占被调查者的59.7%，选项为“可学可不学”;有3人，占被调查者的1.4%，选项为“没必要学”。韩国人已经意识到汉语的重要性，但也不乏对其持中立态度的人。随着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中韩经济关系越来越紧密，这种重要性会越来越突显。同时随着中国的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中华文化域外传播更快、更广，越来越多的韩国人将认同、喜欢中华文化。

调查项目4 学习汉语后想做什么？（选项：A.研究中国学;B.中文老师或翻译;C.中国相关公司就业;D.不想做与汉语相关的事情）

有22人，占被调查者的10.2%，选项为“研究中国学”;有40人，占被调查者的18.5%，选项为“中文老师或翻译”;有130人，占被调查者的60.2%，选项为“中国相关公司就业”;有24人，占被调查者的11.1%，选项为“不想做与汉语相关的事情”。调查结果显示，占88.9%的学生想学汉语后从事汉语相关工作，说明汉语是韩国学生就业的另一种重要工具，尽管前面的调查中表明学习汉语的第一动机并不是就业，但汉语的确给就业压力较大的韩国青年提供了较好的就业机会。

调查项目5 如果从事与汉语相关的工作，你最想做什么？（选项：A.进企业;B.翻译;C.导游;D.老师;E.其他）

有94人，占被调查者的43.5%，选项为“进企业”;有41人，占被调查者的19%，选项为“翻译”;有16人，占被调查者的7.4%，选项为“导游”;有27人，占被调查者的12.5%，选项为“老师”;有38人，占被调查者的17.6%，选项为“其他”。大部分韩国学生的首选是企业，这与中韩两国密切的经贸关系相关，其次翻译工作深受学生欢迎，这与翻译的较高薪资不无关联，还有部分学生选择了“其他”，说明学生学习汉语后想从事的职业呈多样性。

调查项目6 你认为韩国学生学汉语有什么优势？（选项：A.经济文化交流频繁;B.地理位置;C.历史文化同源;D.学汉语的韩国人很多可吸取经验）

有115人，占被调查者的53.2%，选项为“经济文化交流频繁”;16人，占被调查者的7.4%，选项为“地理位置”;50人，占被调查者的23.1%，选项为“历史文化同源”;35人，占被调查者的16.2%，选项为“学汉语的韩国人很多可吸取经验”。76.3%的选项选择了“文化因素”，说明中韩文化交流频繁以及文化同源，为韩国学生提供了更容易接近和学习汉语，认同汉文化的历史基础，这也是来华留学生中韩国学生占榜首的主要原因之一。

结论：

本文以韩国祥明大学非中文专业学生，复旦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的韩国留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的方法，调查分析其汉语学习动机情况，主要结论如下：

1.韩国学生对学习汉语持有好感，来中国之前普遍学过汉语，同时韩国学生认为中韩两国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历史文化同源对韩国学生学习汉语有很大的优势，说明韩国学生从情感上对中国、汉语有好感。

2.韩国学生课后学习汉语的时间投入不多，这与升学压力小相关。韩国学生主要通过和中国朋友聊天的方式进行课后学习，看中国影视剧的比例不高，这恰恰与学韩语的中国学生酷爱韩剧相反。

3.韩国学生认为语音、听力、写作、口语是最难掌握的部分，而最想提高的部分是口语、写作。说明韩国学生学习汉语主要以实用性、应用型为主，并非升学为最终目的。

4.韩国学生认为兴趣是决定成绩最主要的因素，其次是教师与教学质量。要想提高韩国学生的学习成绩必须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5.韩国留学生学习汉语，以找工作、获得HSK等级证书为最大的动力，之外自身素养的提高和喜欢中国文化的比例也较高;学习汉语的最大动力是兴趣，说明不以升学为目的的学生中兴趣既是提高成绩的最主要因素，也是汉语学习最大的动力。

6.学习汉语后要从事的职业中大部分人选择与汉语相关的工作，其中企业是首选，其次是老师和翻译。随着韩国“汉语热”持续升温，汉语老师成为了韩国人向往的职业。

根据调查研究所得结论，对韩国留学生的汉语教学提出几点建议。第一，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不断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久而久之，学生的学习兴趣就会不断被激发，达到“乐在汉语学习中”的状态。第二，在汉语教学中渗透中国文化要素，或进行中韩文化比较。从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出，韩国学生对中国文化持有好感，他们渴望通过教师了解、认识中国文化，而教师也承担着传播中国文化的使命。教学过程中进行中国文化的渗透，进行中韩文化比较，如比较中韩饮食文化的异同、讨论中国的京剧、武术，介绍中国的社会制度、名胜古迹等等。这种文化渗透，不仅可以传播中国文化，也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第三，注重学生听说写三种技能的培养，提高开口率。汉语教学是语言教学，要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四种技能的全面发展，被调查者则普遍想提高听说写的技能，也认为是最难的部分，因此教师应该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培养听说写方面的技能。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之一，是中华文化域外传播的载体。韩国自古以来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文字就是其中之一。韩国创制训民正音之前，官方使用的文字是汉字。时隔几个世纪，在韩国再次兴起“汉语热”，对此现象，应该深入分析韩国学生学习汉语的情况，并采取有效的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汉语水平，同时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华文化的域外传播。

参考文献：

[1]王晓美.韩国学生汉语学习现状与对外汉语学习前瞻[J].现代商贸工业，2010，（9）.

[2]李大农.韩国学生汉语学习特点与教学技巧探讨[J].海外华文教育，2003，（4）.

[3]李大农.韩国留学生“文化词”学习特点探析-兼论对韩国留学生的汉语词汇教学[J].南京大学学报，2000，（5）.

[4]柳英绿.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与实践[M].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97.

[5]许健骥.对外汉语教学思考集[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9.

[6]韩文.延吉市韩国留学生汉语学习情况调查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7]杨怀霞.韩国在华中学留学生汉语学习动机与文化融入动机研究[D].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8]陈郁.学生学习动机的调查与研究[J].华东交通大学学报，2005.

第6篇：中韩贸易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传媒全球化；传媒区域化；文化亲合性；亚文化争端

一、传媒区域化的历史背景

1、传媒全球化与西方媒体

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传媒领域呈现出明显的全球化趋势。传媒全球化不仅表现在传媒技术高速发展下所形成的全球通讯网络，也表现在经济自由贸易理念下所促成的跨国视听服务。传统的影视产品的生产、销售和消费模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单一的小规模流通转变成跨国式的生产合作。然而，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源在市场竞争中经过重新整合，逐渐聚集在少数跨国媒体集团手里。国际媒体市场包括电视、电影、广播、杂志、报刊和音乐几乎都控制在如时代华纳、新闻集团这样的传媒巨鳄手中。联合国1989年的报告指出：在全球78家最大的媒体集团中，39家来自美国，25家来自西欧，8家自日本，5家来自加拿大，1家来自澳大利亚，但没有一家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学者nordenstreng~vairs的研究也证明，在过去长达几十年的国际视听产品贸易当中，西方发达国家电视节目的输出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的输出，形成一种单向的文化流动趋势。

2、传媒全球化与文化霸权

与传媒全球化伴随而来的是越来越密切的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与融合。但是，出于对传媒技术和市场资源的不同掌握程度，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并不是一个和平的过程，而是充满着摩擦与冲突。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借助其传媒产品在全球市场的垄断性流通，通过长期不对等的贸易关系强势传播到世界各地，从而导致一些民族本土文化不同程度上的被同质化，被西化，更狭隘的意义上讲是被美国化。这种依附于强大经济实力的西方文化扩张后来被赫伯特·席勒等学者作为文化霸权理论的主要依据。文化霸权理论认为，西方的影视文化产品中嵌入了大量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随着它们在全球市场的推行，西方文化也推行到全球，成为一种“文化霸权”。

面对影视贸易逆差和文化霸权，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对强势的西方文化产生了防备，开始采取文化保护主义政策以达到抵制西方文化入侵和保护本土民族文化的目的。1993年，由法国首先提出的“文化例外”原则受到很多国家的支持。“文化例外”，原则试图通过对文化产品设立贸易壁垒，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修建起“文化篱笆”来抵制文化霸权。

近年来，随着亚洲特别是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亚洲国家尝试通过采取区域合作的方式来共同抵制文化霸权。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区域性跨文化传播的发展规模。本文将以东亚范围的区域合作为例，主要包括中国、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对传媒区域化这一概念详加探讨。

二、传媒区域化的现状分析

1、传媒区域化的定义初探

传媒区域化在文中是指在一定地理区域范围内，那些认为共享类似文化和经济背景的国家或地区之间为了促进该区域内的文化或经济交流而进行的影视产品的相关贸易活动。例如区域范围内的节目发行、区域性的联合制作以及为迎合区域内观众口味的节目制作等。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传媒区域化”已呈现出日益频繁之势，亚洲四小龙凭借自身的经济优势，对区域市场积极开拓，带动了区域性的跨文化传播。

2、区域性跨文化传播的发展状况

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是促成东亚传媒区域性合作的客观因素。随着4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当地的传媒产业也得到飞速发展，彼此之间的影视合作交流也日益频繁。香港是东亚地区跨文化传播早期十分成功的案例。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简称香港无线)是香港本地也是东亚地区较为有影响力的电视节目制作商和运营商。它拥有多达75000个小时的华文节目的储存量，通过海外销售和租赁电视节目的收入高达8000多万港元。1993年，香港无线扩大区域市场，和台湾合作成立tvbs为台湾和亚洲华语观众提供电视服务。1994年，新加坡成立sitv(singaporeinterna—tionaltv)，每天播出1时新加坡本土制作的电视节目，覆盖面积从中国北部直达澳大利亚南部。同期，韩国基于相似的东亚文化背景也加入区域电视服务领域，到1998年韩国出口的影视节目中三分之一输出到中国文化市场。随着近年中国传媒产品的快速发展，中国影视节目进出口比例也逐渐增加，从1982年中央电视台引进外来节目的比例占总节目时间的8％快速增长到90年代末的30％。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整个东亚地区开始大幅增加来自本区域制作的影视节目，而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的节目数量则逐渐减少。

数据显示1999年美国出口东亚的影视节目下降17个百分点，而韩国收视率排名前20位的电视节目中90％都是本地制作，香港则是百分之百。

3、传媒区域化的文化成因

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媒体技术的发展无疑是促成传媒区域化的客观因素，海外市场开拓和卫星电视技术等条件都无限可能地推动着区域传媒市场的形成；相比经济和技术动力，文化亲合性这一因素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并不亚于前两者。文化亲合性——即指文化价值体系和语言体系的相似性——不仅在节目交换过程中形成了区域内观众对影视产品的喜好偏爱，而且也为这些产品在区域市场的消费提供了极大的潜在可能性。本文以与中国密切相关的东亚区域为例，深入探讨区域传媒市场形成的文化成因。

近年韩国制作的电视剧，如《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人鱼小姐》和《加油，金顺》，在中国市场得到令人瞩目的高收视率回报，在观众的要求下一播再播，掀起一阵“韩流”。这明显是文化亲合性的推动作用。

中国观众在观看韩国电视剧时很容易寻找到彼此文化的相似之处。韩国电视剧以反映日常生活见长，着重对家庭生活的细节描写，这集中体现了韩国重视核心家庭尊长爱幼，子女行孝，以及强调团结和谐家庭氛围的儒家价值观。而这正好与中国儒家文化所提倡的传统道德和文化价值相契合，使中国观众产生了共鸣。

不仅如此，东亚文化的亲合性除了得到观众的情感认同之外，也同样得到东亚政府的鼓励与支持，为传媒区域化的形成提供了政策保障。新加坡就是大力支持传媒区域化的东亚国家之一。除此之外，韩国、日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各自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通过举办国际电视展览会来积极促成区域市场的繁荣。例如在2006年中国国际广播影视博览会上，中国生产的电视剧《越王勾践》以高价被日本购得版权，广博会海外成交量达100万美元。

三、传媒区域化的意义及问题

1、积极意义：抵制西方文化霸权

从抵制西方文化霸权的角度来分析，传媒区域化对其成员来说有很多积极意义：

其一，通过增加区域内影视节目的流通从而减少对西方影视节目的依赖程度。通过传媒区域化战略，亚洲国家可以相互出售和发行自己制作的节目，依靠区域内供给来填补市场缺口，从而减少对西方影视节目的依赖性。

其二，亚洲国家通过交流区域内节目，在文化上也减少了来自西方的挑战和冲击，确保了当地的文化独特性与社会稳定性。如果亚洲观众受西方影视节目耳濡目染，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变成西方价值体系的拥护者，其大量民族文化可能在暗中被置换或者同化，面临失去自身民族特色的危险；也会危及本国的社会稳定。因此区域内节目的流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弱化西方文化对本国市场带来的冲击，以及对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上的侵蚀。

2、问题：亚文化争端

传媒区域化的促成打破了中国长期以来所作的文化两分法的假定，把外来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的参照范围直接缩小到“东方文化”内部，使其内部亚文化族群之间的微妙差异逐渐浮出水面。

比如，在中国热播的韩国历史剧《大长今》引起的中韩两国人民关于传统医学知识的争论就体现了传媒区域化所带来的东亚文化之间的亚文化分歧。《大长今》讲述了韩国历史上第一位杰出女御医长今的传奇故事。片中展现出丰富的韩国宫廷医学文化，中国观众从中不难解读出古代韩国深受中国传统医术影响的文化信息。例如中宗患病，御医所参考的书目就是东汉大医学家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

然而韩国电视剧中对这些中国观众熟悉的中医知识所做出的解释却无法得到中国观众的认同。剧中述及针灸和麻醉等医学技术是女御医长今所发明，然而根据中国历史记载，针灸技术早在中国东汉时期已经用于复杂病症，麻醉技术也是中国的名医华佗在使用麻沸散给患者麻醉后施行腹部手术时已经使用。中国观众对韩剧把“中医”解释成“韩医”的这种“篡改”行为表示出很大的不满。而此后韩国媒体把“汉字”解释成“韩国人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是“韩国人发明的”，“李时珍”是“韩国人”等等行为更是掀起了中韩两国的文化之争。

第7篇：中韩贸易论文范文

>> 伊斯兰文化交流与中国在阿拉伯世界的软实力 从秦皇岛―清州文化交流 看文化软实力的作用 文化交流 季羡林与中印文化交流 韩素音与《文化交流》 我与《文化交流》的缘分 编辑与文化软实力 略谈博物馆文化服务与文化交流 文化管理体制创新与文化软实力的国际竞争优势 文化交流心连心 文化交流新呈现 浅谈“跨文化交流” 中美教育文化交流 中韩学校文化交流 试论文化交流 文化人的文化交流 中国“文化软实力” 打造文化软实力! 建设文化软实力 增强文化软实力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现在的文化贸易战争已经成为全球化潮流，如果不发展和促进文化贸易，中国就要失去这个机会，就要永远处于其他文化发达国际的文化原料产地和文化产品销售地，比如迪斯尼公司的动画片《木兰》1998年取得了3亿票房，故事来自于中国、最大的市场也在中国，盈利的却是美国人，而且还渗透了许多美国的文化因素。

相较于现在的文化贸易逆差，中国在历史上则是一个文化输出强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曾经有过四次辉煌的传播史：第一次是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丝绸之路”，使中国文化、艺术民俗等传到了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第二次是唐代，盛唐文化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东亚世界的文化面貌，涉及中国、朝鲜半岛、日本以及越南北部，在“东亚文化圈”之内的国家都使用汉字、提倡儒学、实行中国式典章制度等；第三次是宋元时期，活跃的海上贸易使东西方的交往空前频繁，大规模的移民形成了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广阔壮观景象；第四次是明朝时期，郑和下西洋就是一次伟大的文化传播的壮举，而各国基督教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教的同时也把中国学术典籍翻译成外文，介绍中国的人文风情、文学艺术。

文化作为上层建筑不可能仅仅是一座空中楼阁，其发生、发展必定有其独特的根基作为基础和积淀。这根基就是强大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实力。中国历代对外文化输出的盛时，无论政治制度、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都是世界最顶尖的。进行这种比对之后再看现在世界的文化格局，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日本的文化输出如此强劲；同样，韩国文化的崛起也正是其经济崛起后的一种文化全球化的“自我诉求”的反映。可见，文化输出是要以强大的经济和政治，甚至军事实力作为后盾的。没有强盛的国力为文化发展保驾护航，文化发展如同无源之水、难以为继。经过改革开放30年，中国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在走上强国之路。中国挺过了亚洲金融危机、承办世界沃斯达会议，斡旋于朝鲜半岛核问题谈判各方、承办亚欧首脑会议，举办了2008奥运会、2010年还将举办上海世博会，……这些都说明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在不断提升，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机遇和资本正在不断增长。

三、新形势下文化“走出去”的策略

2008年5月，柯兰齐克（Joshua Kurlantzick）所著的《魅力攻势：中国的软实力如何改变世界》一书中指出了中国在软实力方面的三大弱势：一是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就使文化发展处于没有受到充分重视的地位；二是中国文化软资源对世界的吸引力不强，中国还没有一个真正世界意义上的文化品牌；三是中国对于媒体、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运用尚无经验。(注:Joshua Kurlantzick，Charm Offensive -- 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Yale University Press，2007-05.)柯兰齐克教授的评论可能有失偏颇，但是他的评论还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中国现在国外真正可以称为文化品牌的可能只有影星成龙、李连杰、章子怡等，而他们所代表的电影文化相对于中国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传统文化和兼容并蓄、具有民族性和社会主义特征的新时代文化是十分狭隘和不全面的。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要促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在世界上创立多方面、多层次的中国文化品牌，要达到这个目标，就需要制定循序渐进、适合国情的相关策略，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制定文化战略、提高主体意识

文化输出首先是文化的自我认知和自我觉醒。仅从对《孙子兵法》的研究上来看，日本人对其进行的研究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过国内学术圈。当代中国人对自己老祖宗文化的认识和了解存在致命的断层，自觉意识仍亟待加强。反观现在外来文化的影响却日益加深，年轻一代为什么那么热衷于接受那些“快餐文化”和“洋文化”？是那些文化真的“文明”还是一些国人已经迷失了自己、没有了自我文化的认同？

不得不承认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引发了文化全球化，这对我国文化层面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三点：第一个是文化产品的冲击。第二个是文化资本的冲击。第三个是文化价值观的冲击。(注:人民网《强国论坛：经济全球化与我国文化发展战略》，.)前两者都是可以通过政府的宏观政策调整的，然而最后的文化价值冲击是虚无的、非物质性的，它会在我们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减弱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感而增强对外来文化的认同感，从而改变国人的文化心理和民族文化的集体意识性，进而改变一个民族实际存在的精神实质和基础。

针对这种情况，很多国家都制定了保护本国文化――发展本国文化――输出本国文化的“三步走”文化战略。所谓文化战略是指对文化发展的目标、途径和实施方式进行整体性的谋划，实现文化的可持续的良性发展。英国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了“创意英国”的文化战略，日本也确立了“文化立国”的基本策略，我国制定文化战略也是势在必行。通过实施文化战略，增强人民对于对民族文化的认同、继承和发展，目的是维护民族文化的生存,表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形象和国家标志，从而提升国人的文化主体意识，让国人对本国文化有深刻理解并自觉拥护和传承。

2、政府积极推介、企业借力发展

根据文化传播学理论，一国的文化在向外传播的过程中，主要有三种模式：宗教的全方位渗透模式，官方双边和多边文化交流模式，商业文化贸易模式。(注:周鸿铎《文化传播学通论》，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年版。)目前，美国、法国、日本等文化发达国家，无论其文化主管部门职能如何有差异、文化管理制度和文化经济支持政策如何不同，他们文化传播的主要模式都是以商业贸易模式为主的，而中国现在大都以政府间官方交流或主要由官方出资支持的活动为主，如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虽然已经转为企业，但是其所从事的工作90%仍然是官方文化活动，它的经营思维模式依然没有因为身份改变而改变。

由于当前我国大多数文化企业资金少、规模小，它们想“走出去”又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因为政府具有最广泛的号召力，能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其次，很多文化产业需要大量的人员和资金投入，这不是一般文化企业能够承担得起的；同时，政府的对外文化政策不是空泛的，它必须以文化产品为载体。所以，这里就有一个政府与企业如何进行角色转换、如何加强合作的问题。政府投资项目固然能制造出一定的影响，这样的影响虽然声势浩大、来势汹汹，却不具有“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般的潜移默化似的渗透性。文化企业作为文化市场的主体，在政府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之时要积极参与，在宣传之后必须立即接过文化宣传接力棒，适时地将文化宣传进化为常驻性文化销售和文化服务。同时，政府决不能居高临下或把文化企业推到最前线，任由其孤军奋战。对于文化出口，政府必须与企业联手，利用政府健全的外交途径、经济政策、法律支持和其他所有优势条件，积极为企业开道，与其建立起完善的合作战略。

文化的市场化运作是文化对外输出的一个重要途径。既然是市场化运作，其中自有其规则。盈利是促使文化“商人”们将中国文化对外输出的动力，也是外国的“文化贩子”盗用中国文化的动机。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来说，如何制定好文化经营的规则是政府应当立即着手去做的。如何利用好市场中“无形的手”，让利益驱使众人去推中国文化“走出去”这口磨是政府的职能。组建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是开创之举，历史意义深远，但一个公司不可能一举解决文化贸易这一庞大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要创立多个知名文化品牌，就要从企业营销方面入手。

3、建立营销意识、设计文化品牌

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不能仅仅停留在举办几届中外文化节、或者政府间签订了多少份的文化交流谅解备忘录，文化输出也须用营销思想来进行分析，必须有着详细完备的、循序渐进的步骤，应以文化贸易额为重要指标建立起积极的文化营销意识、进而建立起健全的营销网络。

受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影响，随着市场竞争规则和人民消费习惯的变化，营销理念要以满足市场需求、追求顾客满意、建立顾客忠诚为目标。在根据以上目标制定相关策略前，首先要开展的工作是进行市场细分（Segmentation）、目标市场的选择（Targeting）和市场定位（Positioning）等方面仔细研究，即我们通常所说的STP：

•市场细分――观众类别比如年龄、性别、经济收入、受教育程度，观众最感兴趣的方面，每一群体有怎样相同的特点和相同的需求；

•目标市场的选择――经过市场细分，选择能有效吸引并能提供特色服务的目标市场，对其进行策划研究；

•市场定位――根据目标市场设计吸引人的文化形象和产品，引导观众对中国文化的正确认识，把观众吸引到特色文化产品上来，并使其觉得受益匪浅。

不同文化市场的受众群受其固有文化的影响、自身条件限制和心理开放程度，对外来文化有着不同程度的接受能力，因此，判定文化市场、切入文化市场进行运作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做足市场调研后，还要针对国外受众群设计出既有中国特色又有国外市场需求的文化产品，做出自己的文化品牌，不能再盲目地把中华文化不假思索地直接输出；要在把握传统文化的精髓基础之上，对传统文化进行新的诠释，并融入国际色彩。意大利历史哲学家本纳德多•克罗齐有一句名言：“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可见，所有历史都是站在当代视角并为当代需要而书写的历史。对于文化，我们也要有这种“当代需要”、“中国创意”、“世界视角”的意识。只有这样，才能生产出符合当代审美习惯、消费习惯的文化品牌。

4、注重地缘因素、弘扬儒家文化

早在在汉唐时期我国儒家文化的影响便超出了中国范围，向东南亚和东北亚国辐射，形成"儒教文化圈"。但是随着日韩经济的腾飞，日本文化、韩国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冲击，造成在日韩剧里出现的曾经是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被认为是日本、韩国的。这使得我们不得不重视地缘因素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甚至是对中国文化的反控制力。

中国的地缘文化空间区分为全球层次、亚洲地区层次和周边层次。根据前述市场细分策略的文化营销思路，针对不同的层次需要制定不同的地缘文化控制政策，文化“走出去”战略。三个层次中最需要注意的是周边层、最容易恢复的共同体文化就是儒学。孔子创立的儒学所提倡的仁道、和谐、中庸，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构成，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而且也是东亚地区的传统文化和文明精神，在世界思想史和世界文明史中都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所以，在当前世界背景下重新提倡儒学，有利于树立我国和平、和谐的良好形象、更有助于建立起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恢复对周边国家的文化影响力，而且也是与《文明的冲突》的作者――美国国际政治理论家亨廷顿所提出的“肯定西方认同、消解非西方文明”的有效途径。

5、整合内部资源、一个声音对外

文化部作为全国文化归口管理部门，其主要职能是拟定文化艺术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规并监督实施，研究拟定文化事业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指导文化体制改革，对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文化人才、文化市场等不同块面进行指导、支持和管理。然而事实是，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各个门类分别属于、文化部、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旅游局等多个部门管理，不可避免造成了政府职能交叉、多头管理、缺位（文化产品的质量、价格、资本准入、市场执法和政府监管不到位）和越位并存等问题，影响了我国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注:( 彭新良《文化外交与中国的软实力》，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版。)虽然2003年开始施行文化体制改革，很多市县部门已将文化、广电、新闻出版等合署办公，但是宏观政策调控的实效并不明显。

文化体制改革，这是一场需要自上而下的改革，市县级别的文化单位是无法影响到国家文化决策和国家文化影响的。国家进行改革，早日实行文化大部制，使文化部真正成为中国对外文化的唯一的发言人，全面规划中国文化对外交流和文化产品出口事宜，摆脱目前文化散兵各自作战的混乱局面；利用好现有文化对外宣传的既有资源，先实施“整合”、再在“整合”的基础上实施“拓展”，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才能走得更远。

6、“软实力”的发展、硬技术的支持

文化作为“软实力”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依托国家整体实力的；而具体的艺术表现形式，又是依靠国家技术发展水平的，是社会、政治、经济和科技的合力。从演出、动画等产业的发展来看，我们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的存在是多方面的，主要体现在技术上、管理上和人力资源上。举个例子，中国目前的舞台艺术大多以传统戏剧、歌舞剧为主，视觉艺术大多以平面绘画和立体雕塑为主，很少会出现国外大型多媒体剧、映像作品。难道是我们的艺术人才想象力不够吗？是我们的文化素材不多吗？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在多媒体灯光效果、美术科技水平方面与西方差得太远。

当今世界，文化不再是静态的、平面的、单线性的。文化在信息与科技的支持下，越来越具有海陆空立体式协调作战的特征。谁拥有了高科技和顶尖的信息技术，谁就占有了文化产品的核心，占有了文化市场的大份额。所以我们在鼓励文化“走出去”的时候，特别要注重培养相关产业的科技水平，充分利用高科技对文化产品制作、文化衍生品的生产等方面的影响来促进文化产品的销售。

第8篇：中韩贸易论文范文

[关键词]明清；江南；城乡关系

江南地区自唐宋时代开始逐渐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明中叶以后，当地传统市镇的军事及行政机能渐趋退化，商业机能日渐凸现，其规模和数量远超过宋代。至盛清时代，市镇经济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市镇和农村之间逐渐形成一种生产与贸易的连锁体，构成市镇网络，“不仅仅只是在广大的乡村腹地中存在着的两个或三个主要城市，而可以认为这一地区已经是一个城市化很广泛的地区”。[1](P12)这背后有着水陆交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也同当地经济结构或经济水平密切相关。长期以来，对明清江南市镇的探讨是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其研究成果令人瞩目，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始，有关江南市镇的中外学术成果层出不穷，以涉及范围之广泛，论题之深入，几乎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学术分支。不过，总的来说，以往的研究趋向，更关注的是市镇的“中央性”机能。①或者强调市镇在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无比强大的“向心力”②；或者从特定区域以外寻找研究空间，热衷跨区域的比较及与国内国际市场的经济联系。③较少注意市镇与农村之间的关系，乃至将农村在城乡关系中的位置悬置起来。城市与农村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学界常以城乡二分法或者城乡连续体来概括传统社会的城乡关系，前者从人口的规模与密度、居住形态和社会异质性的角度，将城乡分类进行论述，后者则完全打破二分法的框架，认为城市和农村各有其存在价值和功能，两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共同体。随着城市化理论的流行，连续体说逐渐占了上风。在城市化理论的影响下，从农村这一极向城市这一极的连续变化被设想成一个理所应当的过程，各种聚落形态都可以被确认为这一轴线上的某个位置。由于种种原因，过去有关江南市镇研究，一向把市镇本身④的讨论当作优先任务，对于市镇周边的农村或者市镇与农村关系的关注则嫌不足，即便有，也往往只具有作为市镇研究附属品的意味。虽则如此，本文仍拟在市镇史研究的脉络下，回顾一下国内外以往有关明清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史的各类探讨⑤。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研究中可能出现的某些趋向作一简要前

一、国内(含台湾)学者的相关研究

最早直接涉足江南市镇研究的国内学者是傅衣凌，他1964年发表《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一文，在“资本主义萌芽”的框架下，肯定了市镇的成长，把市镇经济视作传统地主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⑥他的开创性研究，为以后的明清江南市镇研究奠定了基础。1970年代，台湾学者刘石吉首次对江南市镇作了系统而全面的研究，他当时在《食货月刊》和《思与言》上发表的三篇论文，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1987年以《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为书名在大陆出版。刘石吉的著作尽管在史料上有所局限，但其分析问题的趋向及提出的一些基本看法，如将江南市镇划分为棉织业市镇、蚕桑丝织业市镇、米粮业市镇，以及对运动后的江南市镇的发展、市镇数量的分析，迄今仍很少为中外学者所超越。不仅如此，刘石吉的主要贡献还在于，对大陆1980年代以来的江南市镇研究具有启发和推动作用。他的台湾同行李国祁在1981年发表了《清代杭嘉湖宁绍五府的市镇结构及其演变初稿》一文，将传统市场分成省城、府城、县城、镇市、定期集市五个等级，强调了交通线路对市镇分布外在结构的影响，并对施坚雅的六角形模式作了一定的修正。⑦刘铮云则从另

————————

①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71页。

②吴金成：{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一一以城市的发展为中心}，(中国江南社会与中韩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1997年。

③李伯重：(明清江南与外地经济联系的加强及其对江南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李伯重：<明清江南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外部市场环境)。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四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张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④按：本文中的市镇指明清时代文献中被称作“市”或者“镇”居民点，原则上不包括府城，但包括那些被称作“镇”的县城，惟不涉及19世纪后半叶逐渐高度城市化而在晚清仍属县级的上海县。有关上海城市史的研究动态可参钱曾瑷：<上海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上海)(<中国学术)2001年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1年)。

⑤按：由于获取渠道的阻隔，此处对以往研究的介绍肯定还有不少的遗漏。即使对文中提及的成果，由于作者学力有限，评介不当之处，亦在所难免。望方家不吝纠正!

⑥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历史教学)1964年第5期。

⑦李国祁：<清代杭嘉湖宁绍五府的市镇结构及其演变初稿)，(中山文化学术论文集刊)第27集，1981年。

一个角度，通过考察清代苏州地区的义庄分布，揭示出义庄有集中于城市与市镇的趋势。①近年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范毅军先后发表数篇长文，综合利用历史学和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对明中叶以来江南市镇的成长趋势与扩张性质以及市镇发展和地域开发的关系作了专门讨论，预示出市镇史研究中的跨学科趋向。范毅军重视各种空间讯息，如市镇所在的地形、地貌、总体分布以及与水路交通路线的位置关系等，对于探讨明清市镇的作用和城镇化的意义；并且以为明清江南市镇的广泛成长，本质上只是在量上做一种扩充而已，并未能在质上有所突破。①

自1980年代初，有关明清江南市镇研究的论文，开始频繁出现在国内各类史学刊物上。以樊树志、陈学文为主要代表人物，他们注重江南市镇的实态研究，为深入了解明清市镇的作用与意义奠定了扎实的基础。③同时期，王家范④平⑤、范金民⑥等学者作的研究亦颇引入注目。尽管樊树志宣称：“仅仅从经济史角度研究江南市镇显然是不能令人满足的，市镇作为一个地理实体，兼具经济、文化等多种功能，因而需要多角度、多侧面地进行全方位的探讨”，L2J(n1，但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更热衷的是对江南市镇的数量、类别、层级和历史作用等问题的探讨，于市镇和农村的关系方面竟然没有任何专文。需要指出的是，研究明清江南市镇史的几大家其实并没有忽略市镇与乡村之间的连带关系。例如，陈学文曾经强调市镇对乡村的辐射力，认为市镇的发展逐渐将城市关系渗入乡村，推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农业经济结构的演化，在此基础上，市镇对乡村产生强大的向心力，是技术、文化、生活的中心，是缓解农村过剩人口的消融剂⑦。樊树志和王家范没有过份渲染市镇的“中心地”作用，而将市镇与农村置于相对平等的位置。前者认为，研究市镇结构不能仅仅局限在街市以内，更重要的是弄清市镇与周围四乡(或称乡脚)的关系；四乡的范围大体显示了市镇作为一个基层商业中心的延伸面，是市镇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四乡向外输出手工业品或农产品先在市镇里集中，再经牙行和客商散往各地市场。⑧后者则指出，江南市镇与农村之间，无论从形成途径上，还是空间格局上，均存在着纵深联系；江南许多市镇之所

———————————

①刘铮云：<义庄与城镇一一清代苏州府义庄之设立及分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八本第三分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7年．第651页。

②范毅军：(市镇分布与地域的开发一一明中叶以来苏南地区的一个鸟瞰)．<大陆杂志)第100卷第4期．2001年；范毅军：(明中叶以来江南市镇的成长趋势与扩张性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盲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三本．第三分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2年；范毅军：<明中叶太湖以东地区的市镇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5年第一分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4年。

③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陈学文：<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商品经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④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⑤、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市场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宋元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社会组织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明清江南市镇人口考查)．(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s8年第2期

⑥范金民：(明清时期苏州市镇发展特点)．(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

⑦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第36页。韩国学者吴金成的看法，与陈学文类似：在市镇中发生的各种现象渗透到乡村，使农村生产力得以迅速发展。进而为农业经济结构和农村经营方式的变化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由于市镇能够给人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谋生途径，绅士和商贾以及从农村中分化出的游手无赖等过剩人口涌人了新兴市镇内，江南市镇就是在吸收乡村劳动力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参吴金成：<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一一以城市的发展为中心)，{中国江南社会与中韩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1997年

⑧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12页。

以在明中叶之后呈勃兴之势，完全是由于其四乡农村经济结构变革的推动。①惜乎众多学者或把市镇视为联络县城和农村的中介②，以及乡村城市化的重要一环③；或以传统城乡界线模糊不清为由，把市镇与农村实为一体作为“理解策略”，从而回避了市镇与农村的关系问题，更遑论对此作专门的讨论了。

1990年代末以来，相关研究层出不穷，接连有小田、包伟民、范金民、王卫平、单强、陈国灿、吴仁安、张海英、龙登高④等人的专著面世。这些著作对乡土生活、社会诸相、社会风习、会馆公所、商路及其格局等方面的探讨颇有新意，并逐渐突破经济史研究的窠臼，转从社会史和文化史角度考察明清以来的江南市镇。惟一遗憾的是这些成果仍然没有涉及城乡关系。虽然有学者以为，“市镇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存在于农村经济上面’，是农村专业经济发展的结果”，但还是有将市镇作为农村社会变迁和社会诸问题的“指示器”的意味，⑤并进而把农村视作市镇的附属品。另有学者用“乡镇”一词替代“市镇”，除了突显市镇社会的乡土本色以外，没有给市镇史的研究增添新鲜的内容，反而有混淆市镇和农村的模糊界线的嫌疑。⑥从乡村史或社会经济史角度研究明清江南区域社会的成果，往往也会涉及到一些市镇发展方面的内容，可是，大多只将市镇经济等同于农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进行考察，同样没有把市镇和乡村的关系作为研究的对象。⑦就总体而言，在1990年代，除了吴建华曾对明清太湖流域的市镇密度和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动撰写过专文外，⑧国内学术界涉足城乡关系研究的论著可谓屈指可数。进入21世纪以后，就管见所及，王瑞成的《在乡村和城市之间：人的城市文化史》是惟一的一部著作。该书下篇以徽商为例，讨论了近世乡族观念下的城乡关系。从全书的问题意识看，尽管未能给徽商研究带来重大突破，但专以活动在城镇里的徽商与乡土社会之间的联系作为考察对象本身，已足见其前沿性。⑨另外，余子明立足全国范围，极其粗略地探讨了晚清绅士群体从乡村流向城市这一现象，多少触及到知识精英在近代城乡二元对立格局下，单向涌人城市对乡村社会产生的不良影响。⑩李伯重从经济史视角重新定位了江南郊区市镇工业的性质，他认为在明清当地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郊区市镇工业尽管与农村工业有密切的联系，但是仍然应该归属于城市工业；他还以市镇人口数量、居民职业、空间距离等因素作为指标，把市镇定位为“间接城市化”地区，从而揭

————————

①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②例如范毅军认为．明清市镇应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自聚落的一个环节，但由于传统经济发展程度，城乡之间非可判然两别。某些大镇近于都市。而许多小镇则与一般乡村聚落区别不大，只不过几户的村店而已。参范毅军：(明清江南市场聚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新史学)九卷三期，1998年。

③樊树志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传统农业社会的历史也就是乡村不断城市化的过程。参樊树志：(市镇与乡村的城市化)，<学术月刊)1987年第1期。

④小田：(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包伟民：<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1998年。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人民出版社．1999年。单强：(江南区域市场研究)，人民出版社，1999年。陈国灿：(浙江古代城镇史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吴仁安：(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张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龙登高：(江南市场史一一十一至十九世纪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⑤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5、6页。

⑥小田：(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

⑦洪焕椿、罗仑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罗仑主编，范金民、夏维中著：(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段本洛、单强：(近代江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蒋兆成：(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⑧吴建华：(明清太湖流域的市镇密度和城乡人口结构变动)．载(城市史研究)(第n。12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

⑨王瑞成：(在乡村和城市之间：人的城市文化史)，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⑩余子明：(从乡村到都市：晚清绅士群体的城市化)．<史学月刊)2002年第8期

示出城乡之间界线的模糊性尽管自1980年代末以来，已有不少学者把研究的兴趣放在市镇管理相对于乡村管理的特殊性上，②但这些成果多属通论性质，没有把长时段的市镇管理实态落实到具体市镇。最近，赵世瑜和孙冰以湖州的双林镇为例，回溯了自明以来该镇各种权力资源的组合和实际运作，并通过发生在晚清的东岳庙风波，揭示出地方宗族、士绅、民间祭祀组织、外来人口和官府在处理矛盾冲突过程中的不同表现，从中透视了双林镇权力资源和权力关系的历时性变化，以及市镇与乡村权力运作的差异。

从民间信仰透视城乡关系，是研究明清以来的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的另一个主要关注点，相关成果或多或少受到了日本学者滨岛敦俊的启示。早在1990年代末，赵世瑜就注意到“城隍下乡”和城市庙会的乡村化现象背后所凸显的城市对乡村的支配作用，并揭示出乡村的主动参与意识及对城市统治关系的挑战，表现了乡村对城市生活的参与，从而将城乡放在平等的地位，没有过份强调城市的“向心力”。③吴滔最近对清代苏州地区镇庙与村庙的关系作了多层次的探讨，透过镇城隍庙和“解钱粮”习俗的出现，审视了民间信仰在农村与市镇交往中某些图象。他认为，民间信仰中呈现的上下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与城乡的等级差别基本吻合，但也不是一概而论，很多位于大镇之间的市集甚至村落有时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④近年来，一些学者还对生活在市镇与农村里的不同人群特别是士绅地主的生活实态产生了浓厚兴趣。洪璞在日本学者稻田清一的基础上，对清末至民国江南地主日常活动的空间范围作了后续研究，对比了乡居、镇居和城居地主在日常生活中截然迥异的社会交往圈和空间活动范围，从中归纳出地主由乡居到镇居再到城居的“单线”离乡过程。⑤吴滔选取清代吴江震泽二县作为研究个案，从“发生学”角度，关注了比特定社会集团范围更广的空间内的个人活动(如选择城居还是乡居)及其主观动机，通过士绅住所的变动、士绅在耕读与服贾之间的职业选择及乡村公益活动组织者身份的变化等几方面的论述，揭示出清代江南士绅的生活空间及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力⑥

————————

①李伯重：《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上)、(中)》，《清史研究》2001年第3期,2002年第1期。

②林绍明：(明清年间江南市镇的行政管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平：《宋元明清江南市镇社会组织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张研：《清代市镇管理初探》，《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

③赵世瑜：《庙会与明清以来的城乡关系》，《清史研究》1997年第4期。

④吴滔：《清代苏州地区的村庙和镇庙：从民间信仰透视城乡关系》．《中国农史》2004年第2期。

⑤洪璞：《乡居．镇居．城居一一清末民国江南地主日常活动社会和空间范围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4期。

⑥吴滔：《在城与在乡：清代江南士绅的生活空间及对乡村的影响》，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

二、日本学者的研究趋向

日本学者对明清江南市镇的研究起步较晚，对江南的关注更多以农村社会为主，晚近才开始注重城市问题。⑦有关明清市镇的早期研究，除了藤井宏曾在论述徽商活动时偶尔触及江南市镇的论题以外，⑧更多关注的是华北、四川等地的定期市。⑨再加上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大多数有关江南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受“发展阶段论”的制约，没有突出“江南”的独特性，甚至把“江南”作为讨论的附属品。⑩在这一阶段，即使是作为专门性的江南地域史的研究，也主要关注乡绅地主等支配阶层

————————

⑦吴金成：《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一一以城市的发展为中心》，《中国江南社会与中韩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1997年。

⑧[日]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载《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⑨[日]加藤繁：《清代村镇的定期市》，《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3年。

⑩巫仁恕：《岸本美绪，〈明清交替と江南社会一一十七世纪中国の秩序问题〉》，《新史学》十一卷三期,2000年。

及与这一群体相对密切的制度，譬如村松祐次对租栈的研究和铃木智夫对《租核》的研究即是代表。①直到1979年，川胜守发表《中国近世都市的社会构造一一明末清初江南都市研究》一文，才标志着日本学界明清江南市镇研究之发轫。川胜守在该文中指出，市镇作为县城与乡村的中介，在明末清初显著增加，与此过程呈鲜明对照的是，明初设置的课税局和巡检司规模缩小并日渐废弛。乡绅阶层通过结交官府和利用自己的优免权掠夺土地，致使大量农村人口流人城市，或从事工商业，或充当吏胥衙役和游手无赖，成为城镇里的寄生阶层。②之后几年，他与林和生分别探讨了水路交通和江南市镇发展的关系。川胜守考察了江南市镇的发展及其中的交通要素，特别是与水运交通方面的关联，从而揭示出宋明时代江南市镇发展的条件，具体地说，就是运河及大小支流沿岸如何形成市镇；林和生则强调了水上交通对太湖平原市镇经济的决定性影响③。在1980年代，日本学者明显受“施坚雅模式”的影响，例如，斯波义信在探讨宋元明清都市与农村史时，力倡以施坚雅的理论方法作为研究导向。④不过，由于日本学者向有研究村落共同体的学术传统，他们倾向于把江南市镇的研究具体落实到基层社会中，以市镇或城乡间的空间范围为参照，观察地方社会的构成及其运作过程。这使他们更注重讨论城镇与农村之间的关系，涌现出许多有份量的研究论文。例如，小岛淑男透过城居地主、商人与在乡农民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阐述了清末江南地区市镇与周围农村的关系。他认为，城镇是农民肥料的供给地、农产品的贩卖市场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地，反过来，农村为城镇提供了劳动力。⑤在小岛淑男之前，佐伯富也曾有专文论述近世中国的都市与农村，惟主要的着眼点放在有宋一代，鲜少涉足明清的情况。⑥

199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森正夫等学者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利用历史学和地理学的方法重新检讨江南市镇史，在他们出版的论文集中，所论详于当代而略于古代。梅津正伦对江南地形、水文环境与市镇网络形成的讨论，森正夫对朱家角镇略史的勾画，稻田清一对清末镇董的身份、角色、职责和管辖区域的探讨，以及石原润、林和生、林上等对上海、苏州周边集落空间构造的调查研究，均体现了与以往江南市镇研究不同的旨趣，成为跨学科研究的一个典范。⑦高桥孝助通过研究上海都市化的扩大与周边农村，弄清了法华乡通过水路、桥梁、村道将农村与市镇相接，人、物、钱、情报因此往来不息；⑧稻田清一的《清末江南一乡居地主的生活空间的范围与结构》一文则揭示了清末吴江县的一个乡居地主柳兆薰在市镇与乡村之间频繁游走的事实。⑨此二文为日本史学界的明清江南城乡关系史研究传统增添了新的视角。

————————————————

①[日]村松祐次：《代江南の租栈一一中国地主制度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0年；[日]铃木智夫：(近代中国の地主制一租栈研究译注一)。汲古书院1977年。

②[日]川胜守：《中国近世都市①社会构造一明末清初江南都市こついこ—》，《史潮》新6号．1979年，第65--91页

③[日]JI[胜守：(长江尹，卜夕c：扫c寸镇市①发达七水利)，中国水利史研究会编：<佐藤博士还历纪念中国水利史论集]，国会刊行会1981年；[日]林和生：《国近世の地方都市の一面一太湖平原の》镇市と交通路しこつぃて一]，京都大学文学部地理学教室：(空间景观·イメヅ)，地人书房1983年；[日]林和生：《中国近世しこわしする地方都市の发展一一太湖平原乌青镇の场合》；梅原郁编：《中国近世の都市七文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4年。

④[日]斯波义信：《中国、中近世の都市七农村一都市史研究の新しぃ视角一》．载《近世都市の比较史の研究》，大阪大学文学部《共同研究论集》第1辑。1982年。

⑤[日]小岛淑男：《清朝末期の都市七农村一江南地方む中心に一》．《史潮》新8号，1980年。

⑥[日]佐伯富：《近代中国の都市七农村》．《历史教育》第14卷12号，1966年。

⑦[日]森正夫：《江南ヲルタ市镇研究一历史学七地理学かうの接近一》．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2年。

⑧[日]高桥孝助：《上海都市化的扩大与周边农村一一1920年前的上海县法华》，《上海研究论丛》第8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

⑨[日]稻田清一：《清末江南一乡居地主的生活空间的范围与结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2期

。

1999年川胜守将他20年来的论文结集出版了《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一书。①同时，他用市镇社会史涵盖传统的市镇经济史，使研究的领域大大拓宽了。两年后，由森时彦主编的《中国近代的都市与农村》，是将一些学者有关近代中国的都市、市镇和农村的研究论文以论文集的形式编辑出版，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城乡关系史研究著作。②同年出版的夏井春喜的著作，通过研究近代江南的地主制，对村松祐次的某些认识加以深化。③基于多年研究明清江南社会的心得，滨岛敦俊从民间信仰的视角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明清江南社会城乡关系转变的故事：明初，江南农村处在承担漕粮北运的粮长阶层和乡居地主的支配之下，他们为米谷运送役务所困扰。一些巫师为迎合乡村社会统治层的愿望，制造出适合漕运及商运需要的保护神，庇佑水运平安无事。明后期，由于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支配江南的乡居地主没落，城居地主的数量越来越多，总管信仰的存在基础随之解体，原来支撑这种共同信仰的显灵传说失去了意义。在农村社会中小农占压倒性优势，饥馑和米谷价格成为农民日常最为切实的问题。乡居的巫师们不得不创造出适应于小农愿望的“施米”的传说，“总管神”摇身一变，成为在漕运饥馑之际与民同甘共苦、向贫民周济食米而迎来悲剧性死亡的神灵。牺牲自我而把米谷发放给农民，成为新的总管信仰的核心内容。滨岛敦俊在此基础上重申了曾经概括的“乡脚”世界在城乡结构中的重要性：]6世纪中叶以降，江南三角洲在经济上所起的变动，小农民的生活空间也随之变化，即其范围已不再限于聚落或社，而是扩大到了以市镇为核心之市场圈。④由此意味着日本学界对明清江南城乡关系史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

①[日川胜守：《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一空间と社会形成の历史学》，汲古书院，1999年。

②[日]森时彦：《中国近代の都市と农村》，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报告,2001年。

③[日]夏井春喜：《中国近代江南の地主制研究》．汲古书院．2001年。

④[日]滨岛敦俊：《农村社会一一觉书》，森正夫等编：《明清时代史の基本问题》，汲古书院，1997年；[日]滨岛敦俊：《总管信仰一一近世江南农村社会七民间信仰》，研文出版,2001年。三、欧美学者城乡关系研究的学术脉络

欧美中国城乡关系史的研究，以马克斯．韦伯(Maxweber)的理论为起点。韦伯用西方的标准进行衡量，将中国城市与农村截然分开，忽略丁城乡间的密切联系，更没注意到中国城市行政上的等级愈低，乡土气息愈浓厚的特点。⑤有鉴于此，牟复礼(F．w．Mote)重新审视了马克斯．韦伯在西方经验下作出的城乡之间存在着鲜明对立的论断，中世纪的欧洲城市大多是由农村组成的大海中的一座座孤岛，将传统中国的历史情境运用异域理论资源进行理解需要相当地慎重。在研究明代南京和苏州的著名论文中，牟复礼得出结论，中国社会不象西方社会那样城乡之间存在尖锐的对立而是表现出连续性。⑥

————————

⑤史明正：《西方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近代中国研究通讯》第十三辑．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第85--97页。

⑥[美]牟复礼：《元末明初时期南京的变迁》，[美]施坚雅主编：《晚期的城市》，中译本，中华书局，2000年；Mote,Freder．iCkw．Amillenniumofchineseurbanhistory：form,timeandspaceconceptsinsoochow,RiceUniversityStudies．1973．voi．59，No．4pp35—65．

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城镇发展史的初期，往往热衷于建构理论框架，而忽视了区域间的差异性，喜欢把一些解释力有限的结论强加在全国范围内。饶济凡(GilbertRozman)在中日城市化的比较研究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他认为，近世中国的城市人口分布呈“上小下大”的金字塔结构，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寥寥无几，人口绝大多数居住在成千上万的村镇里。如果说他所揭示的这一现象尚与中国当时的实情相差不大的话，在探索造成城市化指数偏低的原因时，饶济凡的解释就不太能够站得住脚。他将之归为城市间的交通不便，由此难以形成信息和商品交流的网络，中央政府因而不能充分调动和利用人力物力，从而削弱了其征收捐税和调剂物资的机能。①在中国的大片地区，特别是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这样的情况的确存在，而在江南地区，水运资源非常丰富，城市化指数较其他地区高，市镇网络发达且组织性强，和他的假设完全两样。饶济凡的另一部著作，重点分析了清代直隶、山东的市场聚落和人口结构，同样没能在解释近世中国城镇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方面有所突破。②

伊懋可(MarkElvin)是较早关注江南市镇的西方学者，他在1970年写作了《市镇与水道：1480--1910年的上海县》一文，注意到明中叶以后地主从农村迁进城镇的事实，他还考察了明代晚期至19世纪上海县的水路管理制度所折射出的城乡关系的转变③。居密(MiChuWiens)察觉到16至18世纪城居地主和乡居佃农之间关系的改变：频繁的奴变使盛行于晚明的奴仆制度于17世纪末渐趋消亡，18世纪以后，城居地主已不再使用奴仆制，江南的商业化和城镇化显著地改变了地主和佃农之间的关系。在“一田两主”制下，城居地主与佃农的关系日渐疏远、非个人化；尽管农民在城居地主手下比乡居地主更缺少同情，但由于不用直接缴纳赋税并有机会拖欠地租，佃农从地主那里获得了更多的独立。④兰金(MaryBackusRankin)通过对清末浙江省青镇的沈氏和南浔镇的庞氏、蒋氏、周氏、张氏和刘氏等士绅家族进行个案分析，发觉这些家族的部分成员在迁入上海以后，非但没有割断反而加强了与乡土社会的联系，由此她反思了城市与乡村以及传统与现代两对在当时流行一时的“二分法”对中国传统社会研究的有限解释力。除此而外，她的研究还多少涉及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江南市镇如何进行管理的问题。⑤

施坚雅(C．WilliamSkinner)以经济活动为主要划分标准，将全中国划分成九大区域，多少改变了西方人心目中对中国历史简单而直观的理解，令他们不得不对中国城市的地区性多样化和专业化重新加以认识。尽管施坚雅的学说本身没有涉及中国社会的城乡经济观和文化观，但他所提出的融会贯通的市场网络概念暗示着城乡关系的紧密性和连续性，使人们注意到每一区域都拥有本身内在的等级空间体系，城乡之间的交流频繁，相互调剂和融合，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乃至农村存在着有机的联系。施坚雅还仿效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提的中心地学说，根据市场规模和功能，把传统中国的市场体系分成八个等级，其中较低的三级基层市场、中间市场、中心市场属于市镇的范畴。他认为，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即关系网)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所决定。⑥作

——————————————

①GilbertRozman,UrbanNetworksitch''''ingchinaandtokugawajanpan,Princeton,New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3.

②GilbertRozman,PopulationandMarketingsettlementsin,ch''''ingchina,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

③〔美〕施坚雅主编：《晚期的国家》，中译本，中华书局，2000年。

⑥[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美]施坚雅主编：《晚期的城市》．中译本，中华书局．2000年。

为人类学家出身的施坚雅，强调基层市场对于农民实际生活的功用，不过是想纠正人类学家只着眼于村落小团体的倾向，并没有刻意否认村落共同体的意思。但是，在他以后，过去对于中国城市和农村的较为流行的认识，无论认为二者间是自发的对立，还是相反认为二者彼此间不存在明显的差异，都逐渐让位于对城市中心地及其区域腹地发展的相互联系程度的研究。①罗威廉(WilliamRowe)在其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中，关注的是以汉口为代表的商业市镇而非作为治所的府州县城，突出了县级以下市场中心的重要性。②他和其他美国史学家一样，都以为中国的村庄，在经济上和社会上高度结合于大的贸易体系，越来越忽视村庄这一级单位。③直到20世纪80年代，黄宗智重申了村庄研究的重要性，以他对华北和长江三角洲乡村社会变迁的研究为标识，④使上述局面得以相当改观，并引起了美国中国学界对农村社会史和农民学的兴趣。黄宗智没有忘记用他的过密化理论透视中国历史上的城乡关系：“过密化下的耕作者所生产的剩余虽然一定递减，但他们却能支持庞大而复杂的城市，并供养高度发展的社会上层和城市文化。……大城市的产生伴随着农村的人均低收入，都市的‘发展’伴随着农村的过密化，正是中国历史上上层社会文化和农民文化之间显著差别的导因。”[4](P331—332)

在黄宗智两部著作出版之后，有多部有关江南城镇与乡村关系研究的英文专著问世。白凯(Bernhardt，Kathryn)从国家、地主士绅和农民三方的关系人手，探讨晚清至民国长江三角洲因商业化和城市化所导致的地主和佃农之间关系的改变；⑤石锦()ames,C．Shih)运用计量方法，勾画了太湖地区明代至清代社会精华分子的逐渐选择城居的倾向；⑥夏明德(LyndaS．Bell)从晚清到民国无锡小农家庭广泛从事蚕丝生产这一事实为案例，透视了近代江南城乡关系的新格局。⑦虽然如此，西方城市史研究的两种倾向一一第一种倾向是对于大城市的研究远远超过对中等城市、小城市甚至更低的市镇的研究；第二种倾向是过去十年中国城市的研究过多集中在20世纪的工业化时代，至多上溯到19世纪⑧——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研究的旨趣主要集中于城镇本身，对城乡关系问题只是附带地加以讨论。张琳德(LindaCokeJohnson)利用地方志作为主要材料，追溯了上海从一个市镇发展成为贸易港口近800年的历程；⑨由她主编的论文集《晚期的江南城市》，收录了迈克尔．马默(MichaelMarael)、保罗·圣安杰洛(PaoloSantangelo)、夫马进、安东尼娅·芬安妮(AntoniaFinnane)和张琳德(LindaCookeJohnson)对苏州、杭州、扬州、上海等城市的研究；⑩许亦农(YinongXu)在苏州城市建筑史的脉络下，探讨了中国传统城市的空间与时间变化多显示出西方学者对城市史的偏爱。赵冈在前人基础上

————————

③[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第23页。

④[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3年。

对明清江南的新型市镇作了重新审视。他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见解，认为江南的市镇是超层级的，从一开始便依赖全国性的市场，没有明显的层级关系。层级式的关系只适用于内地的传统市镇，每个市镇都是内向性的以满足小范围内的农村消费者为其主要功能，按其商品流通的范围来看则是逐层扩大。江南所产的丝绸、棉花等纺织品，在本区域的居民间没有太多的市场与销路，而必须由各市镇直接与全国性市场发生运销关系，并不透过层级来聚散。①袁清则对市镇类型的划分进行了反思。他以为，对不同的市镇，仅依靠其单一特产来分类，虽能提供一个概括性，但未免过于简单化了。②

2002年，科大卫(DavidFaure)和刘陶陶(taotaoLiu)主编的论文集《中国的城镇和乡村：认同与感觉》的问世，标志着西方学者突破了以往研究或过于注意城镇或只关心农村聚落的“偏科”现象，在城市史和乡村史研究之间架起了一座理论桥梁。无论从选题还是作者的研究背景上看，整部书都体现出多学科多视角的丰富介入；研究者不再仅仅以城市为中心，已开始注重以乡村世界为出发点探讨城乡关系。其中，科大卫选取乌青、濮院和南浔三个江南市镇为案例，将家族在江南市镇确立支配地位(rise0fthelineage)的时间追溯到元明之际。16世纪，随着新迁入市镇人口的增加，土著家族和新兴家族之间的矛盾加深，这集中体现在镇庙控制权的争夺上。由此多姓共同支配市镇的格局开始确立，士绅阶层逐渐取代家族介入市镇管理。③科大卫与前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给我们讲述了三个江南市镇几百年的管理运作过程，而对于具体市镇权力格局形成的“发生学”探讨，在科大卫之前，几乎没人关注过。当然，仅仅凭一本论文集，就想涵盖明清以来城乡关系的所有问题，显然是不切实的。全书大多数作者仍没有摆脱“城市中心观”的窠臼，以城市特别是上海这样的“特殊城市”为主要研究内容，来讨论近世城乡的二元格局，多少有隔靴搔痒之嫌。实际上，城乡一体还是城乡分割，都是相对而言的。用两分法来剖析近世的城市与农村是过于简单的和不适宜的，正如编者在《导言》中所说：“城乡区分的观念一直外在于中国传统思想，即便今日也仅是部分融人中国社会而已”。[5](P14)

——————————————

①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第176,181页。②[美]袁清：《盛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城市化和商业化》，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编辑组：《第二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③DavidFaureandTaoTaoLiu,TownandCountrinchina:IdentityandPerception,Houndddmills,Basingstoke,HampshireandnewYork:Palgrave,2002.

四、几点认识

综上所述，以往对明清江南市镇的研究，多数偏重“传记式”的历史沿革发展①，以传统城乡界限模糊不清，城乡的延续性远大于市镇的独特性为出发点，把市镇置于都市的范畴或者广阔的乡村社会中进行考察，极少注意城市一市镇一农村的连续体的意义。从城乡关系的视角，探讨市镇与周边农村的互动作用，几乎可以说刚刚起步。

具体说来，在已有的市镇与农村关系史研究中，对于市镇和农村聚落两者之间是否有“有形的边界”，往往存在重大的分歧。部分学者把以某一固定市镇为中心且不具有自上而下指定的行政统属性质的市场圈，作为四乡农村的“中心地”来理解，认为市镇和四乡之间存在着以水栅、河道、民居和桥梁等为标识的含混边界。另一些学者则根据所谓“市镇居民”兼营农、工、商多种职业的实际情况，强调工农之间界线模糊以及农村居民和市镇居民在职业与居所两方面的不一致，进而质疑市镇与农村之间存在有形边界的可能性。如果我们明白，在市镇与农村之间即使具有地理意义上的有形边界，亦不妨碍不同人群之间通过经济、祭祀、婚姻等层面的交流来打破这个边界，由此形成一套以人群为标准而不是以地点为标准的关于市镇和农村区分的“新理念”。举例来说，如今在市镇研究中经常被学者们借用的“乡脚”一词，已渐成为市镇商业辐射区的专有名词，它包括市镇本身以及市镇的周边地区，即包裹市镇的农村。而据笔者在“乡脚”一词来源地的吴江县的田野经验，当地人不仅将民间信仰活动的地域广度称之为“乡脚”，甚至把交往或者活动所及的最远地点和家乡之间的距离也叫作“乡脚”。探寻诸如“乡脚”这样的乡土词语所包含的丰富含义，进而从市镇与农村的各个角落选择个别的人群行动作为参照系，通过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接触和互动，揭示出明清江南城乡界线的模糊性和生活在当中人群的多层化关系，无疑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传统社会中的城乡关系。在传统时代没有对人群进行专门的“市镇籍”和“村籍”划分的前提下，界定市镇的空间范围显得相当困难，而市镇的规模、人口又是处在不断变动中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关市镇和农村间是否存有有形边界的课题，尚有很多扎实的工作要做。

以往学者研究明清江南市镇与农村的关系，还有把地方秩序成立的框架放到国家或者特定集团中去的倾向，将士绅与平民、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关系，仅仅理解为单向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而实际上，城乡交往中所呈现出的不确定和流动性，比起被我们凝固起来的“社会经济结构”要生动复杂得多。“结构决定论”的根本弱点就在于给许多本来是“因人异事”的动态依赖现象纳入了“虚假必然性”的框框，使其失去了在历史现实中屡见不鲜的互动性和多样性的色彩。就明清江南市镇研究本身而言，正如范毅军所总结的，相当一部分学者有过份强调市镇在明清两代的独特发展而几乎忽略了它在唐宋以来历史序列的延续性的趋向，②较为缺乏像科大卫、赵世瑜所做的对某些江南具体市镇长时段运行过程的个案分析。如果我们不了解江南基层行政组织的运行模式，只以“举例子”的方式空谈市镇与农村的关系，或者反过来说，没有从城乡关系的角度考察市镇和农村的运行实态本身，都无法给我们的研究带来更多的裨益。总之，我们只有将经济、社会、文化等静止的要素还原到流动、鲜活的历史过程中去，通过揭示这种过程中的种种复杂关系，才能超越把研究单位简单地划分成二元对立的格局，避免“城乡一体”或“城乡二元”的简单理解模式。

————————

①刘石吉：(小城镇大问题：江南市镇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杭州：“中国东南区域史国际研讨会”论文，1998年9月．

②范毅军：《明清江南市场聚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新史学》1998年第九卷第三期。

[参考文献]

[1]WilliamT．Rowe．CityandRegionInthelowerYangzi[A]．LindaCookeJohnson，ed．CitiesofJiangnaninLateImpetialChi．na[C]．StateUniversity0fNewYorkPress，1992．

[2]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

[3]赵世瑜、孙冰．市镇权力关系与江南社会变迁一一以近世浙江湖州双林镇为例[J]．近代史研究，2003(2)

第9篇：中韩贸易论文范文

一、主要工作与成绩

1、开展“职业规划” 讲座和职业规划大赛。通过召开团总支大会做《大学三年四年定位与规划》、《如何做职业生涯规划》等讲座，提倡以职业目标为中心作为职业与就业规划，强化就业中心意识。要求每个同学利用假期做好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书，然后进行个别指导，通过举办职业规划大赛团总支初赛检验和交流规划心得，让学生做好生涯规划，认清职业方向，树立就业目标，重点提升学生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提高就业竞争力。

2、常抓学风建设。落实上学年制定的各团总支和各支部学风建设行动方案和具体计划。学风良好，英语本科支部的平均绩点为3点多；国贸专业英语四级一次通过率52.6%；软件工程支部四级一次通过率约80%；英语本科专业专业四级一次通过率达100%，等等。

3、新生入学教育和军训工作。新生教育是整个高等教育的重要环节，对于帮助新生尽快融入大学生活，明确成才目标，激发学习动力，学会做人、做事、做学问，做好人生规划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针对以往新生入学教育存在的问题，通过对学生教育管理工作中难点问题的思考，结合当前学校发展形势和中心工作，我积极探索，在06级进行新生教育创新试验，并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和修正，今年又在08级新生进一步试验和改进，以“适应，共性”为中心，实现在主体、内容、形式、方法、模式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和创新尝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08级国际贸易专业目前情况适应很好，学风优良，班级凝聚力很强。 

4、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通过就业讲座、个别谈心、简历修改、就业技巧博文、组织参加招聘会等方式帮助毕业生顺利就业。

5、学年评优工作和国家“三金”评定工作。评定奖学金、助学金上，在全面了解的基础上经过初评公示、复评公示、确定公示三重把关，保证“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争取将国家、学校的每一项政策切实的落实到最需要的贫困生手中。对有问题的同学一一进行民主评议，对个别同学进行个别谈心，稳定情绪，最终评出真正优秀和符合条件的同学。

6、干部选拔、培养与任用工作。我在新生入学后一个多月里的工作重心是选拔和培养好第一届团支部、班委、学生管委会和团总支委员。大一通过助理班主任的了解，选择有班干经验的二至三人担任各班临时负责人或叫做召集人。军训期过后，进行团支部、班委、学生管委会和团总支委员干部选举，制定《团总支、学生会选举办法与运作架构》，按照规定组织、选举、确定学生管委会和团总支委员成员，形成06、07与08级的帮传带工作团队。干部确定后，与经管系第二团总支和计算机系第五团总支联合举办了“干部意识”、“干部心理”、“干部工作技巧”等培训讲座，对全部干部进行正规培训，明确职责，责任到位，对学习、工作方法、干部素质等提出要求。

7、08级特色团日活动。081举行了以“呼唤人性的回归”为主题的特色团日活动，通过这次团日活动，不但提高了支部成员对时事的了解和认识，而且也增强了本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082班举行了主题为“爱の家”特色团日活动”。通过这次活动，不但表达了同学们的“知恩、感恩、报恩“之心，更促进了团支部的凝聚力。

8、利用网络和飞信拓展师生交流平台。开通qq群、博客、飞信等，与学生进行非面对面的非实时的交流，开展重大措施的吹风会、重要信息的通报和学生关注的问题的探讨等，由于不是面对面，学生敢于直言说出心里话，效果很好

9、通过聚餐制度，加强师生互动交流。我利用每天中午与一个学生宿舍一起在饭堂吃饭的机会，了解学生的最新思想动态，重大问题及时与学生沟通，有普遍性的问题作为大会重要议题和素材，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有针对性和时效性。

10、继续鼓励学生个性化发展。其中有中韩交换生（卢志轮）、中美交流生（卢慧冰、周丹丹、郭钊如），参加北京奥运会志愿者服务（郭钊如），奥运啦啦操（陈雅琪），创业设计大赛（黄新毅），春运广州火车站志愿者（黄杏贤），英俱理事长（项依凡、周婉倪、蔡天涛），职协副会长（梁宜锋），动漫社社长（黎菲菲），70%的同学参加了社团活动。

11、切实开展特色党支部建设活动，加快入党积极分子、入党推优与党员发展工作。我支部“一二三四五工程”特色党支部活动获得华南师范大学党建工作创新成果奖。大二下学期是发展党员的攻坚阶段，根据党委要求，坚持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的原则，大力发展学生党员。10年发展党员四批，共62人。   1  

12、鼓励和支持学生参加科研项目。校级项目:章金淳的《广州市商务英语专业人才需求和就业率的调查研究》，院级：谢秀萍的《英诗汉译的可译度研究》，指导校区科研立项课题06金融的张嘉琪《80后爱国思想及其表现行为的调查 -----以广州地区的80后为例》，软件工程专业吴浩然等人的项目入选学校挑战杯作品。

13、组织同学积极参加校内的各项活动和比赛。开展华南师范大学南海校区第二十届学生科技学术节之诗文朗诵大赛和读书报告会的初赛活动，组织首届商务谈判大赛，组织南海校区篮球赛、羽毛球比赛，组织同学们参与第二届舍歌挑战赛和第五届diy制作大赛，首届职业形象大赛和演讲答辩赛等。各支部也开展了不同形式的秋游活动、圣诞活动等等，同学们积极参加校内的各项活动和比赛，为团总支赢得了不少的荣誉，同时展示了同学们的才能，更激励了同学们再一次参加活动和比赛的热情。其中团总支获第二届宿舍公寓文化节优秀组织奖，范小旦同学荣获校区首届职业形象大赛季军，吴海阳等同学获演讲答辩赛三等奖。

14、开通了“大学生成长互助坊”博客和就业互助五个q群，构建思想和精神家园。利用网络和飞信拓展师生交流平台，除了利用ppt、视频、图片等多媒体手段进行新生教育外，还开通qq群、博客、飞信等，与学生进行非面对面的非实时的交流，开展重大措施的吹风会、重要信息的通报和学生关注的问题的探讨等，由于不是面对面，学生敢于直言说出心里话，效果很好。特别是本学期我开通了“大学生成长互助坊”博客，与同学们一起探讨“大学，到底读什么”、“大学，究竟什么读”等一系列专题，对近期出现的问题和热点也进行适当的引导，学生的参与面很广，积极性也很高，这个博客已经成为很多学生的精神家园，每天上我的博客成为一种习惯。就业互助五个q群开通当天就有500多名毕业生申请加入，经常在上面就业信息和就业指导资料，有利于毕业生的就业思想工作和顺利就业。

我个人也通过与学生探讨问题，深入思考和研究发表了《论辅导员队伍管理模式的创新》、《试论辅导员的管理素质》、《论仪式教育与学风建设》、《浅谈大学生非智力因素的重要性》、《价值理性的追求与人文关怀的回归——对辅导员量化考核问题的合理性反思与探讨》等五篇学术论文。[nextpage]

二、工作创新与工作体会 

1、在教育主体上，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相结合，充分调动和发挥学生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利用工作组调整契机，调动和发挥了06、07与08级新旧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2、教育内容上，共性教育与个性教育相结合，能力培养与素质拓展相结合，学会做事与学会做人相结合，大学适应教育与大学生涯规划教育相结合，知识传授与精神传承相结合。引导学生“以职业目标为导向，以构建职业核心能力为中心”对自己的大学规划和人生目标进行深入、广泛的思考，加强成才教育，引导学生树立人生目标和职业目标，激发学习动力为之奋斗。

3、教育形式上，既利用现代化信息传媒手段，以声、图、文并茂的形式，又保留传统的面对面的谈话式、互动式交流方式进行教育引导。特别是本学期我在新浪、网易、百度空间上开通了“大学生成长互助坊”博客和就业互助q群，与同学们一起探讨“大学，到底读什么”、“大学，究竟什么读”、“如何获得幸福”、“就业心态”等一系列专题，对近期出现的问题和热点也进行适当的引导，学生的参与面很广，积极性也很高，这个博客已经成为很多学生的精神家园，每天上我的博客成为一种习惯，博客开通三个月点击数达XX0多点，日点击高峰时达1000多点。

二是保留传统的交流方式，通过班会制度和聚餐制度，加强师生互动交流。我利用每天中午与一个学生宿舍一起在饭堂吃饭的机会，及时了解学生的最新思想动态，重大问题及时与学生沟通，有普遍性的问题作为大会重要议题和素材，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有针对性和时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