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司法制度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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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刑事司法制度范文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被定义为国家以未成年犯罪为特定的调控对象，通过设置专门的法律条款和实务程序甄别未成年人犯罪，以便在各个刑事诉讼阶段对未成年人予以特殊保护，其本质是一种对未成年人之犯罪行为进行法律评价的制度。

一、传统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困局

我国传统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往往严厉有余，实务中过分重视惩罚犯罪，轻视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在2011年以前（即《刑法修正案（八）》出台、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之前），我国的未成年人具有以下四大不利的情况：

（一）未成年人可以构成累犯

在我国刑法体系中，累犯是一种对罪犯的改造情况的不良评价，直接影响被告人对于缓刑、假释等制度的适用。在我国传统司法实践中，只要未成年人达到刑事责任年龄都是累犯的适格主体，符合刑法关于累犯的构成条件的，都应当认定为累犯。

（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追诉率高，适用监禁刑率过高

在我国司法实务中，对未成年被告人适用的监禁刑率居高不下。在某一时间段，因受国家“为打击特定犯罪”的严打政策影响，对于未成年人所犯的此类犯罪，虽然情节较为轻微，但依旧追究刑事责任。而公诉机关的不予起诉决定，法院判决的免除刑事处罚以及管制、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与缓刑的适用率较低。

（三）未成年人的前科案底影响其终生

在社会实践中，一旦经过正式的审判程序，接受处理的未成年人往往被贴上犯罪人的标签，对于那些在校学生，往往是被开除学籍，刑满释放后他们无法回到原来所在的学校学习，在工作就业方面更是倍受歧视。由此也反映出我国现有关于犯罪记录的立法存在着严重的功能失衡问题，即仅仅强调国家和社会对有犯罪记录者进行管控的需求，却忽视了刑罚的感化、挽救功能，忽视了犯罪人员回归社会的正当需求。

（四）过度强调在法院审理阶段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而忽略了在刑事诉讼其他环节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及在司法实务中存在辩护人参与诉讼的时间过迟等实际问题，不利于保护未成年人权益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由于未成年人心智不全，不能很好的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需要及时通知法定人加入诉讼，引入辩护人参与诉讼。我国修订前的《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和《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都把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重心放在法院审判阶段，意图通过在法院审理阶段设立专门的少年法庭、采用不公开审理的方式、在审判阶段为未成年人指定辩护人以及传召法定人到庭参与诉讼等方法，来实现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对未成年人的保护的目的。不可否认，法院审理阶段是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一个重点，但是忽略了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对未成年人的教育、保护，将导致在源流上错失了保护未成年人的机会。

二、《刑诉法》和《刑法》修订后的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

我国《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订确立了一系列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司法制度。该制度在大刑事法律构架里的地位日趋重要，是衡量我国法制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笔者将结合《刑法》、《刑诉法》的相关规定，将各类未成年人保护秩序制度细化，统一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大制度下，并以此为出发，归纳、总结。

（一）针对我国累犯制度，全面废除了未成年人构成累犯制度；针对刑罚执行体系，进一步完善非监禁刑执行；针对缓刑制度的落实情况，扩大了未成年人缓刑适用范围。

1.废除了未成年人累犯制度

未成年人因其特有的可改造性，易塑性，和犯案时的辨认能力低等情况，使得“累犯”这一制度对其而言，严厉过多，保护不足。刑法修订后规定未成年人不再构成累犯主体，体现了我国刑法的人道性，是我国未成年人保护的一次革新。

2.进一步完善非刑罚执行，特别是针对非监禁刑执行确立了社区矫正制度，确保非监禁刑的效率

社区矫正制度是以社区为基础并在社区执行刑罚，惩罚矫正罪犯的制度。现代刑罚理论认为，监禁类刑罚在处置、改造未成年罪犯方面具有大量缺陷和弊端，在实务中应多对未成年人判处缓刑、管制等非监禁措施，而社区矫正作为非监禁刑的执行方法，因其独特的执行方式和优良的社会效果，在大部分西方先进国家得以确认。我国引入社会矫正制度，具有鲜明的社会原因，其主要目的是解决了我国现今非监禁刑执行中的脱管情况。

3.规范化缓刑条件，对于未成年人适用缓刑幅度进一步扩大，在立法层面上保护未成年人，在执行层面上避免了交叉感染

《刑修（八）》在刑法总则里面扩大了未成年人适用缓刑的范围，且强调了对符合缓刑条件的未成年罪犯应当”适用缓刑，具有强制力，缩小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扩大了非监禁刑、缓刑的适用空间。

（二）免除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确立了犯罪档案封存制度

“为有利于未成年犯更好地回归社会，设置了犯罪记录封存制度。”2012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五条确立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规定“被告人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该规定与刑法免除未成年人的前科报告义务相呼应，我国《刑修（八）》在刑法原条文的第一百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免除前款规定的报告义务。”（三）权责分配的科学化

转贴于

针对公、检、法、司四机关的不同特点，从新划分了四机关的职权，社区矫正的执行权授予司法行政机关，在检察阶段设立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公安阶段完善了未成年人刑事指定辩护制度。

1.确立了社区矫正制度，为被判决缓刑、管制的未成年人的刑罚执行提供的制度保证

我国传统的缓刑、管制执行机关和考核机关为公安机关，由于公安机关工作繁杂，往往不能切实的履行执行和考核工作，影响了缓刑、管制的执行效果，这就导致了审判机关不愿判处未成年人缓刑、管制。《刑法》和《刑诉法》修订后，缓刑、管制的未成年人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司法行政机关执行，其他机关辅助，重新进行了职权划分，明确了各机关的工作重心和职责，使得非监禁刑在实践中落到了实处。

2.扩大了公检法司机关在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通知义务和指定辩护义务，把指定辩护人介入诉讼的时间提前至侦查阶段

未成年人在侦查阶段面对公安机关，缺少自我保护的能力，一方面是其可能触犯法律，内心恐惧，一方面是公安机关的审讯严厉，使其紧张失措，这就导致未成年人在侦查阶段就错失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机会，也使其无法为自己的行为有效行使辩护权，更有甚者类如陕西丹凤县徐某某猝死事件、昭通市鲁甸县张某某事件、武威市凉州区大学生“摔”死事件等，皆体现了在侦查阶段吸收辩护人参与的必要性，不仅仅是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需要，更是维护司法严肃性的要求。2012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规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该条款把指定辩护的义务从审判阶段扩大到了侦查阶段，大大提前了未成年人的辩护人介入诉讼的时间，保障了未成年人诉讼权利特别是辩护权的行使。

3.在检察阶段设立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第2篇：刑事司法制度范文

近几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整个社会都在关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我国也针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在新刑诉法中做了进一步的规定与完善。

一、关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新规定

1、建立品格证据调查制度

根据新刑诉法第268条的规定，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要综合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以及是否属于初犯，归案后是否悔罪，成长经历、一贯表现和监护教育条件等因素，即对未成年犯罪人实施品格证据调查。在执法实践中，品格证据调查既是对未成年人采取强制性措施的重要参考，也是检察机关决定是否起诉、法院进行定罪量刑的考量依据。新刑诉法明确品格证据调查的主体为公安、检察、法院三家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应当将工作的重点放在对品格证据调查的监督上面。即对于公安机关，如果在提请批捕、移送审查起诉时，卷宗中没有品格证据的调查材料时，要求公安机关提供，检察机关在对品格证据真实性进行审查的基础上，做出是否批捕、起诉、建议从轻处罚等决定；对于人民法院，检察机关要审查法院判决依据品格调查证据从重、从轻处罚是否适当等。

2、建立羁押必要性审查及分押、分案处理等制度

结合新刑诉法本文由收集整理第269条和第93条的规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和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在操作性上，建立未成年人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可以采取如下程序：首先，根据法律的规定，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时，认真听取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辩护人关于是否应予羁押的意见；其次，建立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决定申请重新审查的机制，告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辩护人在检察机关做出逮捕决定后，可以依法向同级检察机关或上级检察机关控申、未成年人案件办理机构等申诉，要求进行重新审查；其次，建立羁押复审制度。新刑诉法93条为检察机关依职权复审机制提供了法律依据。对于已经批准逮捕的案件，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时或者提起公诉后受到被告人方复查申请的，仍然需要对其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发现没有羁押必要的依法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最后，做好羁押必要性书面说理。检察机关依法做出逮捕决定或认为被告人方复查申请理由不能成立的，要对逮捕必要性应进行充分说理，以解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人、辩护人的疑虑。

此外，为充分体现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减少关押带来的弊端，使未成年人能顺利回归社会，根据新刑诉法第269条的规定，还应当建立分别羁押、分案处理等制度。即，对于未成年犯罪人要与成年犯罪人分开羁押，没有分开羁押的检察机关应当及时建议侦查机关予以纠正；对于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共同犯罪的案件，原则上也应当依法分案处理。

3、建立讯问时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

新刑诉法第270条扩大了原刑诉法第14条第2款讯问未成年人时到场成年人的范围，确立了合适成年人制度，并将 “可以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改成“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

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可以对合适成年人参与刑事诉讼的主要内容和实施程序进行更加详细的列举。例如检察人员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第一次讯问时，发现其法定人有无法通知、有碍侦查、身份不明、已亡故或下落不明、监护能力丧失或不足、无法及时到场等情形，提出是否需要合适成年人的意见，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送达《征求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意见书》，并作必要的口头解释。经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同意，再由检察机关决定委托一或二名合适成年人参与刑事诉讼，并向合适成年人送达《合适成年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合适成年人接受委托后，在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时也要及时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并向合适成年人送达《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合适成年人到场通知书》，告知其享有的各项权利和应履行的各项义务。因故不能参加的应及时告知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可以另行通知。检察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必须听取合适成年人的意见，向他们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生活、学习、就业、家庭以及帮教等情况，填写《合适成年人参与刑事诉讼情况表》，在此基础上向法院提出量刑建议。

4、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修改后的刑诉法第275条规定了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也叫前科消灭制度），针对新刑诉法的这项规定，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行使这项权利。一是制作《未成年人污点限制公开权利义务告知书》，对于检察机关在作相对不起诉或法院对未成年被告人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以《告知书》的形式，及时告知涉案未成年人有申请污点限制公开的权利。二是建立专门的未成年人犯罪档案，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统一归档，由专人进行管理，管理人员不得泄露档案内容。除司法机关外，任何人不得借阅、复制、摘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档案。

5、建立法律援助制度

新刑诉法第267条专门规定了强制辩护制度，即只要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公安、司法机关就必须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辩护。

鉴于司法实践中指定辩护与委托辩护在辩护质量上存在一定的差别，而辩护权又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重要权利，因此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应当首先征求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是否愿意为其委托辩护，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法定人没有经济能力或不愿意为其委托辩护时，再为其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辩护。新刑诉法第33条第2款对此作出了相关规定，具体到检察工作实际，就是对于公安机关提请批捕、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通过审查案件如果发现犯罪嫌疑人没有委托辩护人，如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人在一定期限内表示不会为其委托辩护时，再为其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辩护。

6、设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1）建立健全附条件不起诉审查决定机制

新刑事诉讼法第271条至273条对附条件不起诉的规定充分体现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非刑罚化的处理原则。为此我们要根据条文规定准确把握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条件、审查决定程序、监督程序、撤销程序。

（2）建立健全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帮教考察机制

检察院、公安机关、基层组织（包含学校、单位、居住地的村委会、居委会、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等）要建立“三位一体”的帮教考察体系，组成帮教小组，签订帮教协议，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间的表现加以监督考察和综合评估；并由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写出保证书，其法定人或保证人出具担保书，共同落实帮教措施。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考验期内没有出现应当撤销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的情形的，考验期满后，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3）建立健全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的救济机制

人民检察院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后，应当制作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书，并在三日以内送达公安机关、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及其诉讼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辩护人。对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公安机关认为不起诉决定有错误的，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要求复议、提请复核。被害人不服不起诉决定的，可以在收到不起诉决定书七日以内申诉。上级检察机关发现下级检察机关的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发现确有错误的，应当予以撤销或者指令下级检察机关纠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对人民检察院决定附条件不起诉有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起诉的决定。

四、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

1、成立未成年人犯罪心理咨询机构

了解犯罪未成年人的成长过程及犯罪原因，为检察官审查案件提供了依据，能够更好地有针对性地教育、感化、挽救犯罪未成年人。从事实情况来看，有很大比例的少年犯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心理问题。因此有必要成立专门的未成年人犯罪心理矫正机构，以更好地帮助有心理问题的未成年人。

2、建立完善的社区矫正制度

可以通过立法的形式在司法行政系统内组建以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为主，社区学校、社区基层组织、志愿者机构为辅，或以这些机关的主要工作人员与律师、心理专家等组成专门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执行机构， 统一负责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执行， 使社区矫正工作为社会的和谐稳定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

3、建立回访制度，开展犯罪预防

为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建立个人信息档案，在办案过程中对其成长经历、犯罪原因、教育改造条件等进行调查了解，并在结案后对其定时回访，以便掌握第一手资料，开展后期帮教工作。拟在近期与共青团、关工委、妇联、教育机构等单位和社区矫正组织建立长效机制，对未成年人进行法律宣传教育，开展犯罪预防工作。

第3篇：刑事司法制度范文

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社会效果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制度在一些英美及欧洲国家被广泛适用且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目前,此项制度虽然在我国一些地区有所实行,但欠缺普遍性、规范性和长久性,有“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状况,对未成年人犯罪应否适用及如何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等问题,学界目前尚存争议。

一、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的涵义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其具体涵义是指被害人与加害人在司法机关的主持下,通过加害人向被害人认罪悔过,请求被害人谅解,赔偿或弥补犯罪行为给被害人所带来的损失,经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后,再由司法机关作出撤案释放、相对不、免以刑事处罚或在量刑时作出从轻减轻处理。这样,既体现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理念,又体现宽严相济的司法制度,对于保护被害人和加害人的合法权益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同时,被害人在精神和物质上可以获得双重补偿,而加害人则可以赢得被害人谅解和改过自新的机会。

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的意义和作用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是相对于成年人犯罪而言的,从适用的对象上看,是在现行刑法框架内对一些轻微伤害案件的折衷处理,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防止未成年人再犯罪,更好地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等方面确实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一)有利于改善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对被害人的心理治疗有良好的效果

在和解的过程中,通过与加害人的深入接触,得到来自加害人真诚的道歉和安抚,在精神和物质方面得到了补偿,被害人能够充分渲泻情感,积累的恐惧感和焦虑感会明显减轻,有助于因受犯罪侵害受伤的心灵得到康复,过分压抑精神得到缓和。

(二)有利于被害人合法权益的实现

在现实的司法活动中,尽管法律规定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享有民事赔偿请求权,但多数情况下被害人得到的却是法院以判决书形式打的“欠条”,被告人由于种种原因,被判决后多数均不履行“欠条”的内容,其监护人亦会因被告人被判刑而心怀恨意,不再替被告人去履行“欠条”,使被害人无法挽回因犯罪造成的损失。如果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中适用“刑事和解”,有利于促使被告人积极悔过赔偿,增加因和解后嫌疑人得到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机会,其监护人亦会乐意去履行赔偿义务,从而达到修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和关系,有效改造未成年人的目的。

(三)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而刑事和解,是作为解决刑事犯罪的有效方式之一,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份。刑事犯罪往往对和谐幸福的社会关系造成不同程度的威胁与破坏,如何使因犯罪行为而造成破坏了的社会关系得以修复,单凭刑事惩罚来制约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其效果远远不及刑事和解产生的社会效果好。这种良好的社会效果是对被侵害客体的一种积极、全面的恢复,对被害人亦是精神和物质损害的修复。刑事和解不诉方式办理的案件,其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都比较好。被害人的权益得到了保障,而加害人受到教育及付出代价,双方矛盾得到化解,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四)有利于矫正犯罪,实现未成年人的改造

刑事和解,旨在保证法律在合法的前提下,更为正确、合理的实施。对于心智还未完全成熟的未成年人来说,一时的犯罪行为,可能来自一时的冲动或为了一点的金钱物质诱惑,其本质的内在优点可能只是一时被掩盖而已。如果加上适当的教训和引导,使其重新踏上正确的道路,远比使用严酷的刑罚所收到的效果好得多。对于矫正未成年犯的心理,使其健康成长更为有利,更有利于其改造和重新融入社会,其再犯率远比施行刑罚后低得多。

(五)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

先进的司法活动,既要实现公平、正义的价值,同时亦应讲求诉讼效率。实践证明,对未成年人刑事和解不诉制度,是不制度的深化,使特定的案件在不需要交付审判而终结,缩短了诉讼时间,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诉讼资源,为社会积累财富,优化社会财富的配置。为了提高司法活动的诉讼效益,应当将最大限度地减少这种经济资源的耗费,尽力缩小诉讼成本,而达到最大化收益。

三、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的实施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的实施,应当包括实施的前提条件、实施阶段、实施范围、实施内容和程序等等。

(一)实施的前提条件

1.确认未成年人的行为确实“有罪”。这只是法律层面上的意义,将嫌疑的身份转化为确实的罪名而已。对于各方面均无争议先行认定“有罪”,只是和解程序上及形式上的表现方式。事先认定“有罪”,有利于司法机关对和解的审核、认可和实施;有利于加害的未成年人认识到其行为的性质,增强悔罪表现,对积极实施和解收到良好效果;有利于被害人确信和解的公正性,精神上更能得到安抚和治疗,收到和谐地解决存在问题及矛盾的预期效果。

2.自愿原则。和解,就是和谐地解决问题,必须是被害人与加害人双方出于内心的自愿。如果当事人出于胁迫或为达到某种目的,片面地在形式上实行和解,这种“和解”并不能和谐地解决问题,收到的社会效果也不是最理想的,司法机关应当不提倡。

(二)实施阶段

和解于何时提出,于什么阶段实施才合理、合法。笔者认为,案件从移送至判决之前的阶段,是实施和解的最佳时间。因为案件未移送前,属于侦查阶段,案件本身仍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进行侦查取证,也不利于确认未成年人是否“有罪”,如有其他成年同案人,有对成年人定案进行干扰的“嫌疑”,因而不宜此时提出。如在案件从移送至判决之前的阶段实施和解,一方面案件证据基本收集并固定,具备翻供的“免疫力”,另一方面更有利于未成年人“认罪”和积极寻求“和解”。另外,因加害人积极“和解”而付出的努力,包括精神和物质上已补偿了被害人,并取得对方谅解及达成协议,有利于司法机关对未成年的加害人实行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体现公平、公正和合理性。如在判决之后提出和解,其可行性不强,收到的效果也不佳,除非当事人双方真心自愿和解。

(三)实施范围

1.对人的实施范围。笔者认为,我国现阶段只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为宜。在通常情况下,未成年人犯罪,欠缺犯罪的“深谋远虑”,其主观恶性也比成年人要小得多,犯罪意念和仇视社会的心态也不强,其心智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对未成年人施行教育性比惩罚性收到的社会效果要好得多,而被害人更容易宽恕未成年的犯罪人,达成和解协议的可能性也会增加。

2.对案件的实施范围。笔者认为,并非所有的未成年人犯罪均适用和解。近年社会上未成年人犯罪有上升的趋势,对于杀人、抢劫、、贩毒等严重暴力性、恶性犯罪,应该打击的仍要打击,才能有效震慑犯罪分子,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对于刑事自诉案件、情节轻微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等轻罪案件;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中的过失犯、初犯、偶犯,应当逐步推广和完善。

(四)实施的内容和程序

1.提出与受理。法官、检察官、辩方人及被害人人等,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观点与需要向主持和解的司法机关(最好设立专门的机构受理)提出和解的建议,并征求加害人、被害人双方是否有和解的意向,如有就将提案按照要求进入和解预审程序,从刑事和解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和解过程的有效性出发进行审核,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

2.实施和解。由中立的主持人根据加害人、被害人双方提出的和解方案,召集双方在一起座谈,使他们能够谈论犯罪行为对各自生活的影响及交换看法,以及对和解方案进行协商,加害人通过承认过错、表达歉意等方式与被害人沟通,对如何赔偿、如何处理加害人等方面达成协议,最终在主持人的主持下双方达成书面赔偿协议及履行协议内容。

四、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存在的问题

刑事和解,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司法和社会话题,很容易被群众误解为花钱买刑、有钱就不用坐牢,从而对法律的公正性、公平性产生怀疑。因此,推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虽然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亦可能会遭到社会多方的诘难。

(一)逐步转变社会大众的观念

对犯罪未成年人适用刑事和解,让社会大众接受是一项长久性的工作,加大对犯罪刑事和解的宣传和探讨,剖析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原因,加强预防工作,积极推行保护未成年人措施,最大化挽救失足青少年,避免刑事追诉所形成的负面效应,减轻其回归社会适应的困难。

(二)完善刑事和解制度

尽量在制度上体现出公平性、公正性、合法性、合理性、公允性,尽量避免出现人为干扰性、利益冲突性、司法腐败性,多些推广和解前举行社会听证活动,加强和解的事前和事后的监督性,防止加害人通过种种途径、采取不当甚至违法措施影响受害人,迫使其“自愿”和解的现象发生。

(三)避免闯入刑事和解等同经济赔偿的误区

不容质疑,经济赔偿是刑事和解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中经济赔偿亦是刑事和解的通常手段。经济赔偿责任履行后,确实较容易得到被害人的谅解,从而使刑事和解的比率提高。因此,我们应当不避嫌经济赔偿,这对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更有帮助。同时,我们也不能过分依赖经济赔偿,经济赔偿只是和解内容的其中一部分,也不是和解的唯一出路,只要做好双方的沟通,未成年犯罪人真诚忏悔,争取被害人的谅解,尽管被害人最终得不到经济上的赔偿,而在精神上得到了安抚,亦能达到和解的显著效果,这一制度也不会被虚置化。

参考文献:

[1]汤火箭.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与论证.

[2]郭海强.建立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制度的构想.

第4篇：刑事司法制度范文

一、实施发展性教师评价制度的必要性

实施发展性教师评价制度是我国目前克服现行教师评价制度弊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深化教育改革的迫切需求。80年代以来,我国教师评价主要以奖惩为目的,侧重对教师教学效能的核定,并由此做出人事管理决策。这种控制性的评价制度导致了管理中诸多问题的产生,主要有:第一,奖惩性教师评价制度无法吸引广大教师的积极参与。第二,奖惩性教师评价制度兴师动众,往往得不偿失。第三,奖惩性教师评价不能对全体教师具有激励作用。这种评价制度只会对少数不称职教师或少数优秀教师发生影响,绝大多数称职教师对这种评价在心理上反感,一旦通过,则不再感到压力,也就不会更努力地提高其教学水平。即:奖惩性教师评价只能促使称职教师达标,而不能激励他们达到优秀。

发展性教师评价制度与奖惩性教师评价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能有效地克服现行教师评价制度的弊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首先,发展性教师评价以教师专业发展为立足点,不再将评价结果与解聘、晋级、加薪等联系起来。其次,发展性教师评价是形成性评价,为教师提供优缺点、长短处的信息,以使得学校能采取适当的措施帮助他们发展。最后,发展性教师评价制度着眼于教育质量的提高,面向全体教师,鼓励所有教师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提高其专业水平,发展其专业素质,使教师评价的实效性大大增强。

总之,发展性教师评价作为一种双向的评价过程,在双方互相信任的基础上进行,以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为目的,有利于激发教师的内在动机,对提高评价的实效性,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均有重要作用。

二、实施发展性教师评价制度的可行性

(一)教育改革为发展性教师评价制度的实施提供了客观条件。从国际范围来看,各国在面向二十一世纪,以提高教育质量为重心的教育改革中,普遍形成了共识:教师素质与教育质量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教师的专业素养与个人品质是影响教育质量的决定性因素。在这一背景下,侧重于教师专业发展的发展性教师评价率先在英国研究推行,并很快在其它西方国家流传推广。展示了教师评价的未来发展趋向。从国内来看,素质教育的推行要求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为提高教师素质,一方面要加强职前的师范教育,另一方面必须对在职教师提供职后培训。这种在职培训必须是针对教师的素质、能力的缺陷,为提高教师素质和水平实施的有效培训。发展性教师评价制度是一种积极的过程,通过更加符合实际的决策,让教师获得更多的工作满足,接受更合适的在职培训,更好地规划教师的生涯发展。从而改善学校教育质量,保证素质教育的推行。以上情况表明:在国际教师评价趋势影响下,在国内教育改革形势下,新型的发展性教师评价制度已具备了滋养其发展的土壤,呼之即出之势已现,很快将成为我国教师评价制度的主流。

(二)现代科学为发展性教师评价制度的实施提供了理论基础

发展性教师评价制度建立在三大理论假设之上。第一,对教师来说,内部动机比外部压力具有更大的激励作用;第二,教师工作在得到足够的信息、有用的建议后,就有可能不断根据新情境调整自己的能力,达到预期的水平。第三,作为专业工作者,教师对其本身的职业具有高度的热情。这三大假设分别来源于管理心理学中的激励理论、系统科学中的信息反馈原理及科学的调查研究结果,为发展性教师评价制度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石。由此出发,发展性教师评价制度应建立自我控制与同行评价相结合的机制。这一机制使教师不断对自己的教学进行评价、诊断、调整下一步努力的新方向。在这种周而复始的过程中,教师的专业水平不断提高,不断获得自我发展,不断实现更高的目标,形成教师专业发展的螺旋式上升过程。

三、发展性教师评价制度的实施策略建议。为保证发展性教师评价的有效性,需要精心设计一些必要的策略。从发展性教师评价制度的基本理论出发,借鉴国外的经验,提出以下策略建议:

(一)确立“面向未来、发展为本”的评价指导思想。传统的教师评价大多是面向过去,着眼于教师个人的工作表现,特别注重教师评价之前的工作表现。而发展性教师评价制度是一种新型的、面向未来的教师评价制度,它不仅注重教师个人的工作表现,而且更加注重教师的未来发展和学校的未来发展。故,以“面向未来,发展为本”作为教师评价的指导思想,更符合发展性教师评价制度的要求。

(二) 实施全员评价、全面评价和全体参与。全员评价指的是,发展性教师评价制度是面向全体教师的,不是面向少数优秀教师或少数不称职教师,它要求包括领导在内的全体教师都要接受评价。全面评价有两层含义:第一,要求对教师职业道德、学科知识、文化素养、教学能力、参与意识、合作能力、终身学习以及课堂内外的全部工作进行全面的评价。第二,要求在评价过程中,保证信息渠道的畅通,全面掌握评价信息,以确保教师评价结论的准确。

(三) 坚持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在教师评价过程中,需要对评价数据、信息、评价结果等进行量化处理,以数据形式反映评价结论。这样做有助于认识的精确和深化,便于对评价结论进行数量比较。但教师工作是一项复杂的劳动,它决定了定量评价不是教师评价的唯一手段,还必须实施定性评价。只有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互结合,才能使教师工作的质与量都体现出来,提高评价的科学性,也为教师教学工作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分析和建议,增强评价的实效性。

第5篇：刑事司法制度范文

关键词：追诉时效延长 期限 限制

追诉时效制度是刑法的一项基本制度。其特点是犯罪人犯罪后，经过一时效期限，追诉机关不得对其行使刑罚请求权。追诉时效制度存在的意义在于促使犯罪人在没有受到国家刑事责任追究的情况下，悔罪自新、重新做一个遵纪守法的人；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对国家司法机关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与社会秩序的稳定都有重要意义，是现代国家对国家刑事追诉权的自我限制，以防止追诉权的无限扩大与延展，减少国家公权力对社会生活的过多干预，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和人道性，是刑事立法走向科学化、现代化的表现。我国刑法典确立的刑事追诉时效，也体现了我国刑法的目的——旨在通过对犯罪分子本人进行刑罚改造和儆诫社会上的不稳定分子，预防犯罪。

新旧刑法的第四章第八节均是有关刑法上追诉时效的规定，分别详细规定了追诉时效的期限（新法第八十七条、旧法第七十六条）、追诉期限的计算方法（新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旧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追诉时效的中断（新法第八十九条第二款、旧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以及追诉时效的延长（新法第八十八条、旧法第七十七条）。在前三个方面，新旧刑法差别不大，但就有关追诉时效的延长这一问题上，新旧刑法却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新刑法扩大了追诉期限能够延长条件的范围：第一、由原刑法的在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后，如果“从看守所、拘留所或者家中逃跑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变为只要“自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按照刑诉法有关管辖的规定，对发现犯罪事实或者发现犯罪嫌疑人的案件予以立案、侦查、收集、调取有关证据之日起或者人民法院依照刑诉法的有关审判管辖规定接受人民检察院或者被害人的自诉案件之日起，无论用任何方法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均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第二，新刑法增加了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从现行刑法规定看来，追诉时效无限延长的法定情形主要有以下两种：

1． 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在这种情形下，客观上对犯罪人所犯行为已立案侦查，即客观上追诉机关已启动追诉程序。从犯罪人方面说，其在追诉机关对其犯罪已立案侦查或受理案件的情况下，有逃避侦查或审判的行为。在这里关键是要正确理解立案侦查和逃避两个概念。关于“立案侦查”。立案是刑事诉讼过程中一个独立的诉讼阶段，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对刑事案件的接受、审查和最终做出受理决定的诉讼活动。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为了收集证据，查明刑事案件的事实，抓获犯罪人，而依法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这里的“立案侦查”是仅指立案，还是指立案并侦查？笔者认为：一般讲来，立案和侦查总是连续的，将立案侦查理解为立案应当是正确的。① 值得指出的是，在刑法典的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对追诉时效延长是因为“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而在刑事诉讼法中的规定除了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是法定的立案侦察机关之外，还有军队的保卫部门、监狱也是法定的立案侦察机关。这就是说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关于侦查主体规定得有不一致的地方。我们没有理由在刑法中排除其他的法定的侦查主体。因此，笔者认为虽然刑法中只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我们仍然要认定在其他侦查主体立案侦查时与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效果一样。从理论上也许可以考虑，刑法对这一条的规定采用的是概括式的规定而非列举式的规定。这样理解也就能达到国家刑事法律的统一，避免出现因法律部门规定的不一致导致对法律理解和法律实施带来的影响。但出于长远计，在以后修订刑法典时可以考虑将“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修订为“法定的侦察机关”也许更严谨一些。关于“逃避侦查或审判”。从犯罪人的客观方面来说，其在追诉机关立案侦查后，有逃避侦查或审判的行为。笔者认为，“逃避”应当界定为一种积极、主动、对抗司法的行为。如果犯罪分子犯罪后，正常外出，并未隐瞒姓名和住所，就不能按逃避侦查或审判论处；或者追诉机关虽已立案侦查，但未对犯罪人进行过任何调查询问，最终时效期限超过，这种情况，犯罪人只是未主动向司法机关自首，没有采取积极的逃避行为，就不能按逃避侦查或审判论处。根据上述分析，立案侦查前就已外逃的犯罪嫌疑人，就没有追究时效的限制。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实施的行为，已经立案侦查，无论过多长时间，都逃避不了国家对其刑事责任的追究。有人认为，刑法典第 88条第一款关于追诉时效延长的规定，与79年旧刑法相比，把追诉时效的效力局限于侦察机关未予立案的隐案，范围过于狭窄。弊端在于它把追诉期内能破的案件与不能破的案件不加区别，把追诉时效不定期延长，扩大了追诉时效的范围；把不能在追诉期内侦破的案件的犯罪分子在追诉期内重新犯罪与没有重新犯罪的情况不加区别，从而把追诉期限的中断与延长不加区别，变相取消了国家对追诉权的自我限制，使追诉时效的立法原则归于泯灭和落空，有使部分犯罪分子丧失自我改造、自我约束的希望和可能之虞，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为此，他建议将刑法典第88条第一款更改为：“在司法机关决定采取强制措施以后，逃避侦查的，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似为更加准确、完整和科学。②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论者的本意的话，这样一改，似乎有否定新刑法典关于追诉时效延长而又重新肯定旧刑法典中的规定之嫌。③我对论者关于限制国家追诉权的看法是一致的，并认为这应该是刑法谦抑性的应有之意。同时我在这里所讲的“新刑法与旧刑法”，并不是说新刑法就一定比旧刑法好或者说科学。但总的说来，新刑法较之旧刑法是要更符合当前的国情和社会发展现状与趋势。

2．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理论上一般认为，现行刑法之所以增加这一法条，从立法意图分析，主要是为了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因为，在被害人已及时提出控告的情况下，如由于国家追诉机关的失职造成超过追诉时效，或者因为案件复杂一时不能予以侦破，侦察机关有所谓的“不破不立”的错误思想，故意不予以立案，导致不能对犯罪人进行追诉，从被害人角度来讲既是不公平的，也不符合刑法所应当包涵的社会正义观念和报应主义的思想蕴涵。故笔者认为，不管是法律规定必须由公诉机关公诉，还是应当由自诉人自诉的案件，适用追诉时效延长制度的前提，必须有被害人的控告在先，并且控告必须在追诉期限内提出。即（一）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二）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十年； （三）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期的，经过十五年；（四）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其次，应当立案而未予立案，是指如果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并且需要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即按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标准应当立案而未予立案。在这种适用条件下，不管犯罪人是否有逃跑情形，也不管过了多长期限，都不影响追诉机关对其进行追诉。但是笔者认为这样一种立法模式，从时效的价值判断来分析，却是不合理的。如果一个犯罪人在犯罪后一直没有逃避，而在原居所正常工作生活、遵纪守法，没有对抗追诉，由于追诉机关自身的原因导致法律规定的追诉期限超过，但结果却是不受追诉时效限制，犯罪人面临无限期随时可能被追诉的境地，这对犯罪人来说，是有失公允的，也不符合刑事诉讼的保护人权，禁止将他人作为实现自己目标的工具的价值理念。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平衡被害人和犯罪人双方的权利，充分考虑时效制度的合理价值，在适当时候对该条做出妥当的修改。

3、除了以上的两种追诉时效延长制度之外，刑法典第87条规定，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追诉时效为20年，如果20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依笔者看来，这一规定在符合特定的条件时也可以认定为追诉时效的延长。

理由是，第一，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一般是指一些案情极为重大或极其严重，并且社会危害性特别严重、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特别严重的刑事犯罪。即使该案件的追诉时效经过了20年，但是从社会秩序和规范感情没有缓和的见地出发，还有给予刑事处罚的必要，则应当予以追究。因此，不管该案件过了多少年，也应当行使国家的追诉权，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第二，从程序上看，中国刑法所设置的追诉延长制度也有着严格的限制，并不是任何级别和任何种类的司法机关均可自行决定和自行实施的，而是必须经过极为严格的报批程序，即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这就从程序上维持了刑法的谦抑性，不至于引起国家司法机关对这一条的滥用，符合保障人权的宗旨。第三，既然该案件经过20年以后还应当追诉，这与追诉时效延长有何不同？因此，笔者认为，这种情况只要符合特定的条件，就是追诉时效的延长。

参考文献

①有关此问题的理论争议可参见《刑罚通论》马克昌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二版第682页以下。

第6篇：刑事司法制度范文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国家司法考试报名人员、应试人员、考试工作人员。

第三条司法行政机关根据本办法对国家司法考试报名人员、应试人员、考试工作人员的违纪行为进行处理。根据本办法规定由监考人员对违纪行为进行处理的，监考人员应当依照规定进行处理，并接受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

第四条处理国家司法考试违纪行为，应当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规范、适用规定准确。

第五条报名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材料或者以其他形式骗取报名的，由其报名所在地司法行政机关作出报名无效的决定；已经参加考试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给予其当年考试成绩无效的处理；已经取得法律职业资格的，由司法部撤销授予法律职业资格的决定，并收回、注销其《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第六条应试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考场场内监考人员给予口头警告，并责令改正；经口头警告仍不改正的，由场内监考人员报考点总监考人决定给予其责令离开考场的处理，并报考区所在地司法行政机关决定取消其本场考试成绩：

（一）违反规定随身携带书籍、笔记、报纸、稿纸、电子用品、通讯工具等物品进入考场的；

（二）考试开始前答题或者考试结束后继续答题的；

（三）考试开始三十分钟后仍未按规定在试卷、答卷（答题卡）标明的位置填写、填涂姓名、准考证号或者不粘贴条形码的；

（四）考试期间交头接耳、左顾右盼的；

（五）在考场内喧哗、走动或者有其他影响考试秩序行为的；

（六）未在与本人准考证号相符的位置就座答题的；

（七）答题用笔不符合规定的；

（八）抄写试题或者本人答案带出考场的；

（九）考试期间违反规定擅自出入考场的；

（十）有需要给予相应处理的其他违纪行为的。

有前款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在给予相应处理的同时，应当责令应试人员将有关物品交由场内监考人员统一保管。

第七条应试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考场场内监考人员报考点总监考人决定给予其责令离开考场的处理，并报考区所在地司法行政机关决定给予其当年考试成绩无效的处理：

（一）抄袭、查看、偷听违规带进考场的与考试内容有关的文字、视听资料的；

（二）考试开始后被查出携带电子作弊设备的；

（三）以讨论、互打手势等方式传递答题信息的；

（四）与他人交换试卷、答卷(答题卡)的；

（五）偷看、抄袭他人答案或者同意、默许、协助他人抄袭本人答案的；

（六）在答卷(答题卡)上作提示标记或者在非署名处署名的；

（七）故意损毁试卷、答卷(答题卡)、条形码或者将试卷、答卷(答题卡)带出考场的；

（八）有需要给予相应处理的其他违纪行为的。

第八条应试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决定给予其当年考试成绩无效、二年内不得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的处理；当场发现的，由考点总监考人决定给予其责令离开考场的处理，并经考区所在地司法行政机关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按照前述规定处理：

（一）由他人冒名顶替或者互以对方身份参加考试的；

（二）在考试过程中使用通讯工具、电子用品接收或者发送与考试内容相关信息的；

（三）故意妨碍监考人员或者其他考试工作人员履行职责的；

（四）威胁、侮辱、殴打监考人员或者其他考试工作人员的；

（五）有其他严重作弊或者严重扰乱考场秩序行为的。

有前款规定情形，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第九条应试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决定给予其当年考试成绩无效、终身不得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的处理；当场发现的，由考点总监考人决定给予其责令离开考场的处理，并经考区所在地司法行政机关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按照前述规定处理：

（一）有第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情形，情节严重的；

（二）指使、组织考试作弊或者参与有组织作弊的；

（三）有其他特别严重作弊行为的。

有前款规定情形，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条在评卷过程中发现的下列涉嫌作弊情形，由评卷专家组确认：

（一）应试人员在答卷(答题卡)上做提示标记；

（二）应试人员答卷(答题卡)笔迹前后不一致；

（三）两卷以上(含两卷)答案文字表述、答案信息点错误高度一致(雷同)。

确认前款规定情形的具体标准，由国家司法考试中心制定。评卷专家组确认应试人员有前款规定情形并有其他相关证据证明其作弊行为成立的，由司法部根据其作弊事实和情节，依照本办法的相关规定给予当年考试成绩无效、二年内或者终身不得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的处理。

第十一条考试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停止其继续参加考试工作：

（一）不认真履行考务工作职责的；

（二）违反国家司法考试有关规定，造成后果的。

第十二条考试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停止其继续参加考试工作，并作出禁止其再从事司法考试工作的处理，同时给予相应处分或者建议其所在单位给予相应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一）对不符合报名条件的人员准予报名、发放准考证的；

（二）纵容、包庇报名人员、应试人员违纪的；

（三）考试期间擅自将试卷、答卷（答题卡）带出或者传出考场的；

（四）擅自变动每场考试开始或者结束时间的；

（五）未经批准擅自交换负责监考考场的；

（六）采用明示或者暗示的方式协助应试人员答题的；

（七）在运送、接收、保管试卷等环节丢失、损毁试卷，在监考、评卷、成绩核查等环节丢失、严重损坏答卷（答题卡）的；

（八）指使、组织考试作弊或者参与有组织作弊的；

（九）在考试开始前泄露试题内容的；

（十）外传、截留、窃取、擅自开拆未开考试卷或者偷拆已密封答卷（答题卡）的；

（十一）偷换、涂改答卷（答题卡）或者私自变更成绩的；

（十二）未经批准向社会有关考试信息的；

（十三）利用考试工作便利索贿、受贿或者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十四）有其他严重违纪行为的。

第十三条监考人员或者其他考试工作人员在考试过程中发现应试人员有本办法规定违纪行为的，在依照本办法实施现场处理措施的同时，可以对违纪人员作弊用的工具、材料及相关试卷、答卷（答题卡）采取必要的保全证据措施，并应当将应试人员违纪的事实、情节，查收的作弊证据以及现场处理情况，在《违纪行为处理报告单》上作出记录，并由二名以上监考人员或者其他考试工作人员签字确认。考试结束后，《违纪行为处理报告单》及有关证据，经考点总监考人审查确认后，报送考区所在地司法行政机关。

第十四条对报名人员、应试人员、考试工作人员违纪行为的处理，总监考人、相关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在《违纪行为处理报告单》上作出记录并签字，相关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作出书面处理决定并加盖公章。对应试人员给予取消本场考试成绩、当年考试成绩无效、二年内或者终身不得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处理的，作出处理决定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制作《国家司法考试违纪行为处理决定书》，并自作出处理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将《国家司法考试违纪行为处理决定书》送达被处理人。

第十五条对应试人员作出取消本场考试成绩、当年考试成绩无效、二年内或者终身不得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处理决定之前，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告知应试人员作出处理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应试人员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

第十六条报名人员、应试人员、考试工作人员对司法行政机关作出的违纪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七条考试工作人员在考试违纪行为处理工作中，有对应试人员进行挟私报复或者诬陷等行为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对其给予相应处分或者建议其所在单位给予相应处理。

第十八条报名人员、应试人员、考试工作人员因违纪行为受到处理的，作出处理决定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将有关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

第7篇：刑事司法制度范文

关键词： 庭前准备程序 诉讼效率 程序性争议 庭前会议

一、刑事庭前会议的制度定位及基本价值

（一）庭前会议的制度定位

根据《美国法律词典》的解释，所谓庭前会议是指由法官负责召集控辩双方，为案件开庭审理顺利进行做准备的会议。[1]一般而言，庭前会议是在法庭决定开庭之后，开庭审理之前由法官主持的由控辩双方共同参加的解决、梳理案件程序性问题及部分实体性问题，旨在为庭审扫清阻碍、保证庭审顺利进行的准备程序。庭前会议应定位于庭前准备程序，它位于公诉审查之后法庭开庭审理之前，是庭前准备程序的核心内容。

首先，庭前会议不同于公诉审查程序，应定位于庭前准备程序。我国《刑事诉讼法》181条、182条分别对庭前会议则和公诉案件的审查程序进行了规定，两者虽同为庭前程序，但立法的逻辑顺序及程序功能不容混淆，依据上述立法安排，庭前会议是在公诉审查结束、法庭作出开庭审理决定后方能开启，故庭前会议中原则上不再涉及公诉审查的内容，即庭前会议后应开始庭审程序。[2]其次，庭前会议不同于法庭审理程序，是开庭审理前的准备程序。法庭审理所要解决的主要是关涉被告人定罪量刑的事实和法律问题，而庭前会议主要就是为庭审的集中审理清除障碍、铺平道路，即庭前会议应集中解决开庭时可能遇到的程序性问题，把可能导致庭审延滞中断的程序性问题解决在庭前。

（二）刑事庭前会议的基本价值

公正是刑事诉讼程序的首要价值，任何程序的建构都不能破坏程序对公正价值的追求，庭前会议制度的建构也是如此。一方面，庭前会议通过对涉及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程序性事项的解决以及双方庭前的证据展示及意见表达，有助于法官、公诉人以及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人能够不迷失于与案件实体事实无关的程序事项；另一方面，庭前会议在当事人、法官和检察官之间提供了一个公开、公平和透明的信息交流平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单方面接触过程中的人情因素和非理性因素。效率价值是设置刑事庭前会议制度的直接价值追求。追求诉讼效率的最大化。庭前会议制度的设置就是要摆脱这些与案件的实体审判并不直接相关的准备性问题的掣肘，在庭前就给予法官、公诉人、当事人以及辩护人、诉讼人发表意见、解决问题的机会，从而为庭审活动的顺利进行做好准备。[3]

二、刑事庭前会议制度在司法适用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一）刑事庭前会议适用的案件范围问题

最高法《解释》第183条第1款规定了我国刑事庭前会议的适用范围，使庭前会议的召开具有选择性，主要针对涉及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以及证据材料较多、案情复杂的案件才召开庭前会议。但是对有些情形是否需要召开庭前会议立法并没有给予明确的规定，如，对于没有辩护人的案件是否需要召开庭前会议；对于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的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是否有召开庭前会议的必要。

（二）刑事庭前会议的处理方式及效力问题

刑诉法修正案第182条第2款仅规定要"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可见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庭前会议召开之后该作出什么样的处理，也没有明确赋予法官就庭前会议涉及到的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作出裁断的权力。基于这种立法状况，对于有些问题，比如回避问题，如果没有实质性的调查程序的构建，很难保证该问题能够得到合理的解决。这样的话，势必会影响到庭审的集中审理，与庭前会议制度的立法宗旨相背离。

庭前会议的效力主要是指庭前会议及其决定对庭审程序的约束力，对此，法律未作明确规定。那么，如果诉讼参与人未在庭前会议中提出诸如回避、证人出庭、非法证据排除等问题，而在刑事案件开庭审理过程中提出，在法律上应当如何对待诉讼参与人未在庭前会议中行使其权利的结果？

三、完善刑事庭前会议制度的建议

（一）明确刑事庭前会议适用的案件范围

1. 对于没有辩护人的案件，庭前会议没有必要召开。

首先，由于庭前会议的召开涉及到具有法律专业的、技术性的事项，如证据开示、争点整理等，在辩护人缺位的情况下，庭前会议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其次，辩护人的参加能够使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障落到实处。庭前会议涉及程序性争议的处理，如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在该程序中辩方的意见及证据至关重要，如果没有辩护人的参与，当事人的权利保障会大打折扣。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17.1 条规定了庭前会议，该条明确规定庭前会议不适用于被告人没有律师作为其代表的案件。[4]

2. 原则上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不需要召开庭前会议

从理论上说，简易程序的案件在提起公诉时就已经具备了快速集中审理的要件，此时庭前会议程序的加入无异于增加诉累，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但是刑诉法修正案扩大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规定除法律规定的四种例外情形之外，对于可能判处有期徒刑的案件只要被告人无异议的均可以适用简易程序。那么，就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如果辩方提出某些程序性的请求甚至控辩双方之间存在程序性的争议或者被告人犯数罪而需要证据整理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是否都没有召开庭前会议的必要，是否都要放在庭审程序中予以解决？。

（二）应当赋予法官对于庭前会议一定的裁决权

作为一项专门的程序设计，庭前会议制度应当产生一定的法律效果，对庭审活动应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如果庭前会议作出的裁决随时可以在庭审阶段被争议一方再次提出、且法官可以不受限制地对该裁决予以否决的话，那么庭前会议程序则失去了效力，控辩双方也会丧失参与这一程序的动力。英国的答辩和指导庭审程序就曾面临这样的窘境。[5]

（三）非法证据应尽量在庭前会议中予以排除

庭前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即关系到案件审理的质量与效率，又关涉当事人重大权利的保障。因此，非法证据的排除问题应尽量在庭前会议中予以解决，而不是仅仅"了解下情况"即可。一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要规范的不是证据的证明问题，而是证据的能力问题，即要解决的是公诉方证据的法庭准入资格问题。既然是"准入"问题就应尽量在开庭前处理，这也符合一般的原理。二是可以减少在庭审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利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突袭申请，影响庭审进程，同时也能提供给被告人在正式庭审中对于其认为应当排除而未排除证据的救济准备时间，充分保障其程序性权利的行使。三是一旦不具备准入资格的证据进入法庭，势必会对裁判者的认知造成污染，形成预断，影响裁判者的自由心证。

参考文献：

[1] [ 美]彼得G伦斯特洛姆：《美国法律辞典》，贺卫方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1页。

[2] 闵春雷、贾志强：《刑事庭前会议制度探析》，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3期。

[3] 郎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与适用》，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第327页。

[4] 卞建林译：《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第8篇：刑事司法制度范文

一、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现状

少年司法制度可以从广义、中义、狭义三个方面理解。狭义的少年司法制度仅仅指少年刑事审判制度；中义的少年司法制度指以少年刑事审判制度为中心以及与少年刑事审判相配套的少年检查制度、少年矫正制度、少年警察制度、少年律师制度等；广义的少年司法制度还包括涉及少年福利、少年保护、少年权益的审判制度、检察制度、警察制度、律师制度等内容。无论少年司法制度与传统司法制度之间有多大的不同，它本质上仍然属于司法制度的范畴，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司法制度。综合各种有关少年司法制度的主要观点，我们可以给少年司法制度下一个定义：所谓少年司法制度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和司法性组织应用法律处理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案件和非诉讼事件，以保护和教育青少年健康成长的专门司法制度，它是这些机关和组织的性质、任务、组织体系、活动原则和工作制度的总称，即广义的少年司法制度，本文采用广义说。

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现状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已经有了一定发展，对于保障少年的合法权益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二，我国社会各个方面对于发展专门的少年司法制度，已经达成很多共识。不同层次的官员、大量的法律专业人员都认为，有必要建立相对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以便更有效地保护少年的最大利益，更恰当地处理涉及少年的法律案件。

第三，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不平衡。首先，少年司法制度内部发展不平衡。相对而言，少年刑事司法制度有较大的发展，已经初步具备了基本的制度框架，并且处理了大量少年犯罪案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是，民事、行政等方面的少年司法制度发展不够，处理的案件数量也不是很多。其次，少年司法制度地区发展不平衡。一般来讲，经济社会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和沿海地区，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较快，内陆地区的发展普遍较慢。

第四，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进程中，各地司法部门积极性很大，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们在少年司法制度的不同环节和方面，进行了很多尝试，积累了很好的经验，为进一步研究和发展少年司法制度，提供了很好的实践基础。

第五，一些研究人员对于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很多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探讨，发表了很多文章，出版了一些书籍。这些研究成果在促进人们更多地认识少年司法制度的特点、重视少年司法制度的建设等万面，发挥了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应当看到，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建设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还有大量复杂而艰巨的工作要做，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二、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完善

针对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现状，我们认为，完善我国少年司法制度要坚持符合我国实际与借鉴国外有益成果相结合，准确把握国情，从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情况出发，从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出发，从把握社会公众对少年司法的新要求、新期待出发，建设中国特色少年司法制度。

第一，建立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总体框架。这方面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少年司法制度案件范围的扩充。少年司法制度的案件范围不仅包括少年刑事案件，还包括少年民事、行政等类案件。二是明确少年司法制度的相关制度。建立与少年审判制度相配套的少年警察、少年检察、少年刑罚执行等方面的制度。三是少年司法制度的管理体制。它包括行政管理体制、人事管理体制、经费保障体制等。四是少年司法制度与成年司法制度的关系。

第二，完善少年司法制度的法律基础。逐步完善相应立法，建立以宪法为指导，《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为主体，其他法律法规为补充的少年司法保护法律体系。

第三，完善少年司法制度的各个环节。例如，警察如何恰当处理少年案件，检察官如何参与少年犯罪案件和其他案件的处理，少年法院如何设立，少年法庭如何审理少年案件，未成年犯管教所如何改善少年监禁刑罚的执行，如何完善少年犯社区矫正制度。

第四，改善少年司法从业人员的素质。少年犯罪人和其他少年涉案人员与成年人有很大不同，这对少年司法活动的从业人员提出了更多的任职资格要求。在提高现有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方面，不仅要改革专业人员的招募制度，吸纳更多符合任职资格要求的人员从事相关工作，还要对现有从业人员进行大量的专门培训工作。

第五，恰当处理少年司法制度与其他社会制度的关系。例如，如何处理少年司法制度的少年事件管辖范围（仅仅管辖现行法律规定的少年刑事犯罪，还是也要处理其他少年违法行为，如少年严重不良行为、少年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如何划分少年司法制度与社会福利制度在处理少年案件中的业务范围，如何处理少年司法机构与劳动教养机构、工读学校以及其他有关社会机构的关系。

第9篇：刑事司法制度范文

【关键词】少年；少年司法制度；反思

在美国，1899 年伊利诺斯州《少年法院法》的颁布，标志着少年司法制度的诞生。至今，少年司法制度已经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并成为各国法律体系中的基本制度之一。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于1984年11 月在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建立， 这标志着少年司法制度在我国的诞生。此后，少年法庭因其独特的视角、针对性的做法和良好的实践效果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认可和支持，并在我国各地得到了成功推广。1988 年7 月，长宁区人民法院“少年犯合议庭”改建为独立建制的“少年刑事审判庭”，这使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少年立法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少年法庭在全国普遍建立起来，少年司法制度从地方性制度转变为全国性制度。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之后，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初具规模，在保护少年合法权益、治理少年犯罪等方面起到了积极和重大的作用。但是，与国外少年司法制度百余年的发展历史相比较，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还欠缺成熟和完善，近几年来还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1.现状

目前来说，现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处于在困境中发展的时期。一方面少年法庭普遍面临案源不足、人员和机构不稳定等；另一方面，少年法庭受到一些质疑，因为少年犯罪问题仍较严重，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陷入困境。具体来说，存在以下缺陷：

1.1 相关立法与现状脱节

制约少年司法制度发展的主要因素一直是少年立法的不健全。我国已经制定了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对于少年案件尚无专门的实体性和系统的程序性的法律法规，出台的一些有关司法解释，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总体上说，这些规定欠缺对少年成长状况的研究，并没有充分反映出少年特殊的身心特征。

1.2 少年法庭的设置问题

少年审判制度是少年司法制度的核心制度，少年法庭也是少年司法系统的核心机构。我国少年法庭经过十几年的不断改革和实践，探索出了许多成功的审判方式，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建制上的混乱，目前我国的少年法庭有二千多个，但由于我国没有《少年法庭法》，因此少年法庭组织形式混乱；受案范围的混乱，因为少年法庭在我国还属于一种新生事物，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受案范围混乱的现象，大部分基层法院的少年法庭只管辖少年犯罪案件，但也有一些少年法庭受理涉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身心健康、人格尊严的保护案件，故在其运作机制和工作方式方法等方面都要靠司法工作人员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适当扩大受案范围有利于强化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效果，但有些地方却是缺乏实际考察全盘皆收；我国现有少年法庭均是设置在普通法院之中，少年司法工作的人、财、物均由普通法院所调配。普通法院对于审判人员业绩，往往是以办案的数量来衡量。但由于我国目前少年法庭所受理的案件基本是少年刑事犯罪案件，而这类案件的总体数量不多，又需要少年法庭工作人员投入更多的精力、爱心和财力，其工作量很难以审理案件的数量来衡量。因此，与其他法庭相比，少年法庭难以摆脱浪费人力、物力、做与审判工作无关的事情等诸多质疑。

少年司法制度要从成人司法制度中独立出来，首先应表现为组织独立。将少年法庭设置于普通法院内的组织形式，会强化少年司法制度与成人刑事司法制度的类似性。正如我国台湾地区李茂生教授所指出的：“于组织设计上，以专庭的方式进行少年保护事件以及刑事事件的处理，此不仅是无法培育专业人才，尤甚者，透过人事交流、任命的方式，少年司法与成人刑事司法的类似性会更为强化。”［1］

1.3 具体制度上的问题

少年司法制度至少应包括对少年犯罪被告人羁押、预审、起诉、审判、辩护、管教等“一条龙”的工作体系。我国目前少年司法一条龙工作体系的构建还很不完备，具体存在以下问题：

1.3.1 少年的刑事诉讼权利得不到保障

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对于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而在实践中，公安机关审讯少年时却很少通知法定人到场，由于缺少有效的监督措施，对少年诉讼权利的侵害便成为经常发生的现象。

指定辩护人制度也是我国刑法对少年诉讼权利的保障措施，但是实践中由于这种法律援助是免费提供的，缺乏国家保障的措施，一些指定辩护律师不能像委托辩护人一样认真负责地行使辩护权利，而是敷衍了事，有的辩护人甚至基本不会见被告人，有的辩护人阅卷后也只是敷衍几句辩护词了事，有的辩护人发表答辩意见后不再对被告人进行教育，十分不利于对少年刑事诉讼权利的保障。

1.3.2 不公开审理与公开宣判的矛盾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2 条第二款规定：“14 岁以上不满16 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 一律不公开审理；16 岁以上不满18 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但第163 条第一款同时规定“宣告判决，一律公开进行”。刑事诉讼法这样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案件的公正审理，便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但同时由于宣判的公开进行，就使少年犯罪案件的审理结果予以公开，使少年被告人暴露在公众和媒体之下，不利于对少年身心及其成长的保护。之前的不公开审理没有了意义，同时破坏了法律条文的内在逻辑性。［2］

1.3.3 刑事污点保留侵害少年权利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8 条规定：“依法免予刑事处罚、判处非监禁刑罚、判处刑罚宣告缓刑、假释或者刑罚执行完毕的未成年人，在复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与其他未成年人享有同等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4 条规定：“未成年犯罪人刑满释放后，复学、升学、就业不受歧视。”但实践中，少年一旦被定罪量刑，即被视为有刑事污点，刑事污点的保留，对少年来说意味着社会地位下降，某些权利丧失，道德名誉受损，在学习和日后的工作、生活等诸多方面会受到歧视和不公平待遇。这些现状势必打击了少年想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回归社会的信心，也可能是重新犯罪的诱因。而又犯新罪时，则有可能构成累犯，累犯则是法定的从重处罚情节。即使不构成累犯，该刑事污点也会作为酌定从重情节，量刑时势必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对少年而言，刑事污点的保留是很不利于保护少年合法权益的。[ ]

2.反思

如前所述，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存在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能成为我们不建立这种制度的理由。事实证明，少年司法制度无论对于青少年犯罪的预防还是一个国家整体犯罪预防战略的实现都有着重要意义。因此，笔者尝试对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做出以下建议。

2.1 加强少年司法制度立法

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在刑法总则中专章规定少年刑事责任，把少年实体法的内容规定在专章中；另外将对少年案件的诉讼程序和执行从现行刑事诉讼法典中独立出来，专门制定一部《少年刑事诉讼程序与执行法》。原因如下：我国目前的少年立法规定及很多制度都处于尝试阶段，制定少年刑法时机还不成熟。正如有学者认为“为了满足法院处理大量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急需，一个最快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修改刑法典的同时，单设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处遇专章，待条件成熟之际再制定独立的《少年刑法》。”［3］而诉讼程序是将实体法规定的罪与刑与个案相结合的过程，执行是落实实体法内容的步骤，执行的效果和刑罚目的与任务的实现有着重要关系，并且对少年的执行过程中有许多程序问题需要解决，因而笔者认为制定一部集诉讼程序与执行于一体的《少年刑事诉讼程序与执行法》是必要的。

2.2 创设少年法院

少年审判机构是少年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最早的少年司法制度的建立也是从法院系统开始的。可以说，法院系统的建设是少年司法制度的重中之重，其创设的意义是为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提供契机和动力。对于少年法院的创设也是近年少年司法制度建设讨论的热点，理论和实务界对在我国建立少年法院问题的探讨，无疑将大大推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的进程。笔者认为，少年司法制度要从成人司法制度中独立出来，建立少年法院正是少年司法制度独立性的进一步展开。

2.3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来源于英国，是指在对少年进行逮捕、讯问、拘留和控告时，如果没有合适的成年人，如律师、法定人等在场，对少年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将不得被作为定案的根据。我国法律中虽然没有“合适成年人”的用语，但是也有要求成年人参与的法律规定，如《刑事诉讼法》第14 条第2 款规定：“对于不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11 条第四款规定：“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以通知其法定人到场，告知其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和应当履行的义务。”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还没有建立强制的成年人介入制度。

因此，笔者认为应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由于少年身心发育尚未成熟，他们需要由父母、监护人等合适的成年人在场照顾其身心健康，协助他们与警察及司法机关进行沟通，维护其合法权益。

2.4 指定辩护制度

从法律的规定上来看，我国的指定辩护只适用于审判阶段，即只有法院才有为少年指定辩护人的义务。笔者认为，对少年的法律援助不应当仅限于审判阶段，而应当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且为少年指定的律师，最好懂得少年心理学的基本知识，懂得对少年犯罪者进行教育的方法。［3］辩护人还应着重查清以下内容：少年被告人的真实年龄；少年被告人的犯罪目的和动机，是否初犯、偶犯或者惯犯，如果是共同犯罪的，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犯罪结果的危害程度。

2.5 审判不公开制度

审判不公开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审理少年犯罪案件或者有少年的案件时，审理过程和判决结果不向社会公开。这是人民法院审理少年犯罪案件和成年人犯罪案件的重大区别之一，是少年刑事诉讼案件必须坚持的原则。少年犯罪案件审判不公开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有利于审理的顺利进行，防止少年因为公开审理而情绪激动，心理压力大，使其在法庭上难以准确表达意愿；另一方面则是从保护少年的长远发展考虑， 防止其因为广泛的曝光而产生羞辱感丧失生活信心，并难于重新融入社会。

2.6 刑事污点取消制度

法国、德国、瑞士、俄罗斯、日本等国的司法和立法实践表明，刑事污点取消制度对于预防少年犯罪和重新犯罪具有明显的效果。因此，在借鉴其他国家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少年刑事污点消灭制度，既顺应了世界刑事立法潮流，也将会完善我国刑事法律体系，充实少年的刑事司法制度。

有刑事污点的少年是否悔罪，改过自新，在法定时间内是否遵纪守法、表现良好，是消灭其刑事污点的本质条件。刑事污点的消灭必须是在该污点经过一定的时间后才能进行。基于此，笔者建议对被判单处附加刑的在罚金交纳后，被判处缓刑的在考验期间期满后，六个月至一年；被判处3 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刑罚的和被宣告有罪但免予刑事处罚的，在刑罚执行完毕后或判决生效后过1 年；被判处3年以上5 年以下的，刑罚执行完毕后2 年；5 年以上10 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服刑期满后过3 年;被判处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服刑期满后过5 年。如果有立功表现的等，少年法庭可以根据少年本人的申请，在消灭刑事污点的期限届满之前提前消灭该刑事污点。但在刑罚执行期间或缓刑考验期间是不能允许宣告消灭刑事污点的。少年的刑事污点消灭后，其罪刑记录一并注销。

2.7 少年刑事诉讼暂缓判刑制度

上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我国江苏、上海等少数省市的少数基层法院少年法庭， 在审理少年刑事案件时开始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对少数少年被告人试行暂缓判刑。但我国现行刑法对暂缓判刑并无规定。笔者认为，收监执行刑罚对于少年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而暂缓判刑制度则通过社会力量的帮助，在足够长的时间内，对犯罪少年进行教育改造，促其悔过自新，同时，这种不确定的状态下的考察，又对少年犯有约束力和危机感，可以起到刑罚的同等效果，因此我国应建立少年刑事诉讼暂缓判刑制度。

少年司法制度作为一个国家法律体系中重要的基本制度之一，作为保护少年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之一，应当受到极大的关注。虽然我国目前少年司法制度仍存在诸多问题，但是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通过不遗余力的努力，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将逐渐完善起来。 []

参考文献

［1］李茂生.《我国设置少年法院的必要性》，载台湾《军法专刊》，第43 卷第8 期.

［2］ 温小洁.《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中诸多问题之探讨》，《中国刑事杂志》2000年第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