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学总集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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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古典文学总集范文

[关键词]词选；词史；接受史；效果

[中图分类号]1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1)01-0120-2

自“思无邪”，《诗》携中国文学始振芳尘于后，选本随之蔚为大观。诗的选集从《诗经》开始延续其漫长的选本史，词的选集则追溯到《云谣》、《花间》，然后现其风姿。正如诗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既是文学的，又是历史的，那么词亦在其自身沉浮千年史上同显审美价值和历史价值。如何评价词作为“诗之余”而又“非诗”这种特殊的文体，在静态研习其美感特质之外，还应用一种动态的眼光去考察其在历史上的接受效果。本文截取“宋代”一段，旨在从词选的接受效果去探讨词的一种历时性发展，从而把握词的外延魅力，了解趣味变迁的一种普遍规律。

一、接受美学映照下的词选

西方接受美学以尧斯、伊泽尔为领军，着眼于读者对本文的接受反应，力图把握艺术理解的历史经验，是在当前和历史双重进程中考察读者阅读经验具体化的实际效果和意义，从而构建一种读者的文学史。接受美学自20世纪80年代被引进中国大陆，国内学者开始用一种开放的眼光去审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读者”现象。无独有偶，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接受意识早在颂“诗”的时代开始萌芽。自孔子“述而不作”，孟子“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一直到清代谭献“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中国古代文学的接受史也在激流暗涌，只是囿于可“道”非“常道”的静观心理，使得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偏零散庞杂、主观感悟。基于东西方文学的某种暗合本质，我们研究接受美学映照下的中国古典词，是可以并且行得通的。此外，国内学界丰硕的研究成果表明，用一种接受史的长远眼光，能为艺术作品本身及诗学理论建构、审美规律认识开拓领域。

目前，国内接受史研究方兴未艾，主要以诗歌为正宗，而在古典文学的接受过程中，词作为诗之余，与中国诗歌精微深渺、含蓄蕴藉的美感特质同源而出。因此，词的接受史长路漫漫，它“不仅是一种过去完成时，而且是一种现在进行时”。而笔者着眼于“词选”的接受，而非接受史常言“经典作品”(这里指词作)的接受，主要依据词选的二次创作性质。通过反思读者群对词选的接受，从而一窥词史原貌。何以选择词选这个媒介来考察读者对词的接受?鲁迅《选本》有言，“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这就说明了词选的价值意义之大。

二、宋代词选的接受效果

词选原为集部・总集类・词总集之属，包括总集、别集和选集。随着学科系统化趋势增强，传统的四分类法不再适应词选的研究发展，现代意义上的词选概念应运而生。肖鹏在《群体的选择》中指出，词选是“指编选者按照某种取舍标准，选择部分词人的部分作品而编成的总集”。从现存材料来看，宋代词选数量多，且质量高，但由于宋人视词为“小道”、“末技”，以致宋代词选在流传过程中多有遗失。由于今传词选零碎散佚，许多版本无从考证，众人对宋代词选的范畴多有争议，通常并称唐宋词选或宋金元词选。而本文所言宋代词选范畴主要包括宋人选唐词和宋人选宋词。据考，本文所指宋代词选主要有十六种：《家宴集》、《尊前集》、《金奁集》、《兰畹曲会集》、《麟角集》、《梅苑》、《复雅歌词》、《谪仙集》、烁府雅两、《聚兰集》、《草堂诗余》、《回文类聚》、《花庵词选》、《阳春白雪》、《绝妙好词》、《烁府补题》。从经典作品的接受关系来看，宋词具有一种简单的链条关系，即宋词、词选家、词选三方逻辑关系，分别对应着作品、读者、效果三种元素。这个链条关系可以清晰地显示出宋词的接受状况之一，即通过词选家及其所编词选集来考察宋词的接受情况。

(一)性质：构成一种词选史

选本是一种兼具创作、鉴赏与批评的综合体。词选家苦心孤诣，精选好词，这种接受行为从性质上来看，构成一种词选史，集中体现出词选的词史及社会史价值，从而反映宋代词坛总貌。词选的价值主要体现在词史和社会史两方面。在词史方面，词选具有辑佚、校勘、考证等文献价值及批评理论价值，最直接地使文学研究者获益。就词选的社会史价值来看，“文变染乎世情”，我们可以透过词选这个视窗探寻社会时代风气、审美心理等历史遗留信息。从词集名来看，名之所托，可透露时代风气。宋代选词者多属文人名士之流，根据个人审美趣味选编词作，整体体现出编选者以平淡闲适为主的美学格调。此外，通过词选的附录资料、刊刻版式、刊刻时地、刊刻者等皆可窥见宋代印刷术水平、词的传播流行程度、前代遗传书籍资料等，反映特定风气下的文学思潮乃至社会思潮。再者，大量词选的盛行一方面是社会广泛需求对创作者及编选者刺激的结果，这种刺激正是宋代社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与城市繁荣在精神需求上的体现，另一方面是编选者个人的人生态度体现，社会责任感与个性自由的整合。

在此之上，词选史的出现意义有两种，一则补选集史之缺，二则还原词史原貌。首先，选集史的构成是所选作品、所选作者、编选者三种关系的叠加。编选者作为一种动态因子，随社会背景、时代风气、个人偏好等动量而变化。因此，所选作品与所选作者的叠加会出其不意超出总集的范围之属，类似格式塔的核心命题，即部分之和大于整体。在这种意义上，词选史有补选集史内容之妙，而宋代词选功不可没。其次，词史世界蔚为大观，涵盖社会、文学、艺术、心理等各个领域，可以展示词坛乃至社会的全景。而词选史从成熟读者的角度选词成集，代表词人和读者双重时代心理，从读者群意义上为词史全貌增枝添叶。另外，词选史作为史的一种，必然具有史的模式，而历史从回忆诗学的角度来说实际上是一种沉思起来的回忆。词选作为一种记忆的断片，所保留词作乃原生态、活生生的作品，可作为文献学意义上的考察资料。从外部构成来看，词选包括编选者、所选词人、所选作品、所选时代、词选名、序跋、凡例、卷数、评论注释、刊刻版式、刊刻时地、刊刻者等。这些丰富的资料不仅为研究作品提供极佳的材料，帮助以普通读者为主体的效果史研究，而且对以诗评家为主体的阐释史研究、以诗人创作者为主体的影响史研究佐证。此外，在词选所呈现的断篇残简之外，留下了无数个不确定的空白供我们想象探索，即伊泽尔所言“文本的召唤结构”。这空白的填充并非凭空臆测，而是根据断片的外部形态理性勾勒空白信息，包括词坛历史和社会历史。就在这断片和空白之处，词选以其特有的角度为词史补史之缺，还原词史全貌。

(二)行为：再创作

编选者辑词，实以有尽之言欲达无穷之意，这实际上是一种二次创作。选者通过选、删、增、补、改、编等行为将作品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排列。选者因“我之性情”之不同，会展现出不同的排列风格，并在序跋里给后世研究者提供详实的资料。词选的读者群主要有三种：普通读者、填词者、评词者。对普通读者而言，词选的主要目的在于阅读品鉴，而在审美体验上，这无疑是一种积极的创作参与。夏敬观《蕙风词话诠评》：“两宋人词多矣，令其多读多看，彼必不知从何下手，而亦无从知何者当学，何者不当学也。是答初步者之问，尚缺一层。夫初步读词，当读选本。”对填词者而言，阅读词选不仅是作为普通读者来阅读品鉴，而且可以帮助倚声填词，这属于创作意义上的词选接受效果。陈匪石《声执》有言，“由是而读宋人四总集以及《花间》，再观各名家专集，就其性之所近，专学一家，或兼采数家，互相补益。”评词者的接受效果集中体现在选本评注、词评词话及词集序跋上。“选集不仅是中国文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再现诗歌效果史的活化石。”另外，词选的序跋具有极高的文献参考价值及文体研究价值。总体而言，序跋是一种有意味的文体形式。如果说填词是词人在填心，选词是读者在选心，那么，写序跋亦是读者在写心。一首好词必然以情胜，词人那颗透明洁净的心须得遇知音，而选词者在选词时也必要“以我心换你心”，达成感觉上的共识，才始知妙词难得。跳出作者和读者这个单层关系，写序跋的人是在衡量词人之心与选词人之心，用第三者的眼光去净化熔铸一首词中的大千世界、一本词集中的苦乐人生，然后，以寥寥数语提炼两个世界、一种诗情。

(三)效果：词选的循环接受

就整个词选的流传来看，词选的传播史足以写一部巨著，来完整论述词选在宋词传唱千年中的作用。今取其一，即词选与词选之间的循环接受，从这个角度来考察词选的接受效果，把握词的传播脉络。从整个词选演变历程来看，词选的集成不仅有赖于词作的更新流传，而且仰仗于前代及同代词选的编选凡例，并且影响后代词选的编辑。

第2篇：古典文学总集范文

    一、研究者的阅读能力与层次:

    t1、阅读能力:

    t 学习和研究古代文学,首先要过的是文字关。因为古代文学作品都是用古代汉语写成的,只有多方面掌握古代语言的文字、声韵、语法等知识,能够自如地阅读古文,才能真正读懂作品内容。以广为流传的唐代诗人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为例,(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如果不明白其中的“城阙”“三秦”“五津”“宦游”“比邻”“歧路”“儿女”等字词的意思,是无法理解这首诗表现的内容的。

    阅读能力还包括对作品内涵的领会能力。譬如有时须了解作者的 背景与写作动机,用中国古代传统的说法是“知人论世”,也就是作者因何要写这首诗?这就需要许多历史、传记、文化背景、创作情况资料方面的积累,下许多考证的功夫。

    t 以李商隐的《锦瑟》为例,(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历代评论家都有感于它的难解,它难解在什么地方呢?不在它的字、词、句意,而在于它的背景与动机。关于此诗有多种说法:有人认为这是诗人追怀他死去的妻子王氏,是一首悼亡诗(见《玉溪生诗笺注》);有人说这是一首描写音乐的咏物诗(见《缃素杂记》);有人说这是李商隐晚年追叙生平,自伤身世之辞(见《玉溪生诗笺注》)。持这些说法中的任何一种,从诗的字句都分析不出来,都要有材料为依据,要有考据查证的功夫,如果不了解牛李党争、义山与王茂元之女的婚姻、王氏的夭亡、王义山自己仕途的坎坷,无法做出悼亡、感遇的推测;如不知旧版李商隐诗集以此诗为首,也很难判定其为诗序、诗论;至于王氏是否精通音律与偏爱锦瑟,这就更需要过硬的材料了。由此可见,阅读能力的提高必须以扩大知识领域为基础。

    t 研究要精,阅读则要博。读书的面不妨宽一些,古今中外文史哲,都应涉猎,这样才能有利于一个人的文化素质的提高。

    t 在这方面,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是20世纪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史家,很少有人能得到他在学术界的权威地位那样一致的承认。陈寅恪先生治学的范围非常广,除隋唐史外,他还研究魏晋南北朝史、蒙古史、西域民族史;除历史学外,他还研究佛学、文学、语言学等,并在如此众多的治学领域里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仅就治学工具——语言的掌握,他不仅超过了乾嘉巨子钱大昕,而且比王国维有过之而无不及。据同时代人回忆,他在欧美除了学习欧洲一般语言外,还学习梵文、巴利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波斯文、土耳其文,回国后又学习满文。因此,在占有资料方面,很少有学者能与他相比。

    t2、阅读层次:

    t 读书可以分几个层次,就古代文学研究而言,阅读主要分为读文学史、读作品选和读学术经典三个层次。

    t (1)读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遗产非常丰富,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全部熟悉。如游国恩、王起等人编写,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等一类的着作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及其发展的历史,有助于读者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大概面目,对于一般水平的人来说,读一种或几种公认写得比较好的文学史很必要。

    t (2)读作品选。为什么要读作品呢?因为整部文学史就是由许多时代的无数作家一起创作出来的,一个时代的文学现象是由当时许多作家一起创作所形成的,一个作家的成就也就表现在其平生遗留下来的作品上。所以无论是对一个作家或一个时代以至相续几个时代文学的研究,都必须立足于作品的研究。

    t 文学作品是作家的精神产物,优秀的文学作品凝结着作家高尚纯美的感情,并以优美独特的手法表达出来,有着深厚隽永的艺术魅力,影响着读者的精神境界。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咏。”如研究宋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胡云翼选注的《宋词选》多为词人的代表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词的丰富多彩,而且注释通俗完备,评析精当,是一个影响较大的宋词选本。但如果是研究一个作家一个诗人,就应该尽可能读完他的全部作品。

    t (3)读古代典籍。中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首先应有个大致的了解。中国古代图书自唐以来一直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古典文学属于集部,但若要深入学习古典文学,对于经史子三部中的一些最重要的典籍都应了解甚至熟悉,这是研究古代文学基本功的一部分,不能忽视。

    经部,收录的是儒家经典。主要包括十三经、古乐、文字等方面书籍,以及解释经书的着作,儒家经典了"十三经"为代表,包括《周易》《尚书》《诗经》《礼》《春秋》,后《礼》分为《周礼》《仪礼》《礼记》三种,《春秋》分为《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三种,加上《论语》《孟子》《孝经》《尔雅》成十三经。

    t   史部,主要是各种体式的史书,如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别史、杂史等。研究古代文学,应注意其历史背景,一定要读有关的史书。比如研究先秦两汉文学,要用心读《史记》《汉书》;研究唐代文学,要读新旧《唐书》等等。史部还包括地理着作、政书、目录书等。

    子部,收集先秦以来诸子百家及释道宗教的着作。此部范围广,收书也比较复杂,有哲学书,也包括算术、天文、生物、医学、农学、军事、艺术、宗教的着作,也包括笔记小说和类书。子部中也有一些带有迷信色彩的书籍,如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等及其有关书籍。儒家思想,主要见于《五经》《四书》;道家之书以《老子》《庄子》最为重要性,儒道之外,法家的《韩非子》集法家思想之大成,文辞优美,应加以注意;小说家中的《世说新语》记载魏晋名士言行,隽永有味,对后世影响很大,也应阅读。

    集部,收历代诗文集、文学评论及词曲方面的着作。一人着作的集子称别集,多人着作合编一起的集子称为总集。别集,如李白的《李太白全集》: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韩愈的《韩昌黎集》等。总集,如《昭明文选》、《全唐诗》等。文学评论,如《文心雕龙》、《沧浪诗话》。

    t

    t二、收集材料的注意事项:

    t 1、广搜博采,多多益善。大量有系统地阅读有关文献,可以借助于目录学,如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书目答问补正》等书的指引,一部部地查找。一定要宽泛一些,以免顾此失彼。

    t 2、透彻理解,发现问题。重要的材料是一字一句地读,反复读,方能获得透彻的了解并从中发现问题。要有敏锐的观察力,注意于古人行文的细小处发现并获得对问题具有关键作用的材料。搜集材料,要有耐心和恒心,注意积累,在阅读过程中要花工夫记下有价值的材料和心得体会。

    t 3、避免先入为主。应该做到一切从材料出发,而不是根据已有的观点来对材料进行取舍。例如要研究一位诗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先读他的作品集,读他的有关资料,了解前人对他的研究状况。在这一过程中,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你所发现的有些问题前人已经研究过了,那么这样的问题就不再有研究的必要;但也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一种是有些方面你认为值得研究但是别人尚未涉及的,另一种是有些问题别人虽然研究过,但你自己的体会有所不同,或者别人的结论与你所掌握的材料有矛盾,或者你所掌握的材料正好可以对前人的某一观点做补充,那么,这些独到的体会都将是适合你研究的课题。这样确定下来的选题比先主观地选个题目,然后很辛苦地往下做要容易得多,写起来也不会泛泛而论和流于一般化。

    t 4、充分利用现代化的资料检索工具。研究古代文学过去主要靠背诵,现在背诵当然不能荒废,便在已经发展到信息时代的今天像旧时读私塾那样用很多时间背诵不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因而可以运用网络,但要注意披沙淘金,如学术期刊网等。

    t三、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

    t 研究方法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一种具体的操作手段,手段是否有效,如果撇开研究者本身的因素,主要看它能否与处理的对象相应,研究方法应该是根据研究对象而确定的。

    t 近二十年来,古代文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与研究方法的更新与多元化有密切关系。我国传统的考据、点评等批评方法,的美学的、历史的、社会学的批评方法仍然被广大研究者所运用;此外,现代西方众多的文艺研究方法,如神话原型批评方法、心理分析方法、形式主义批评方法、语义学、符号学、结构主义、接受美学、新批评方法、信息论的研究方法等都有所尝试,而且在运用这些批评方法时,还常常交叉、灵活地运用。从研究对象的实际出发灵活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有力地推动了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进展。

第3篇：古典文学总集范文

《诗经》是我国最早一部诗歌总集。全书收录305首自西周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客观真实地展现出那段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民俗等风貌，其多角度的文学艺术手法对后世众多诗辞歌赋产生了影响巨大，为后世文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视野。冠于“诗三百”之首的《国风·周南·关雎》倍受后人推崇。教师将这首诗作为现代青少年了解《诗经》敲门砖，虽不能达到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效果，但如果在教学过程中预设和引导得当，将意义深远。

以诵读入诗，可以感受《关雎》的音韵美和节奏美。诗歌采用了一些双声叠韵的连绵字。如“雎鸠”“参差”都是双声，“窈窕”是叠韵，“辗转”既是双声叠韵词，读来音韵缭绕，又用这些词来作修饰，如用“参差荇菜” 描写景物， “窈窕淑女” 摹拟形象，“辗转反侧”生动细腻地刻画动作，无不活泼逼真，声情并茂。此诗虽非句各用韵，但双声叠韵这种修辞手法，能增强诗歌音调的和谐美。在用韵方面，这首诗采取偶句入韵的方式，这种偶韵式支配着两千多年来我国古典诗歌谐韵的形式。全诗三次换韵，又有虚字脚“之”字不入韵，而以虚字的前一字作韵。这种在用韵方面的参差变化，极大地增强了诗歌的音乐美感。

在诵读过程中，学生很容易发现《关雎》中“四言句式”的特点。“四言句式”是《诗经》全书展现诗体的最主要句式，按“二二拍”的断法反复诵读，句短有力，能感受到其中强烈的节奏感。

“参差荇菜”“窈窕淑女”“左右流之” “左右采之” “左右芼之”这些反复、复沓手法富有表现力，这就是“重章叠句”。这一手法本是上古时期人们为和乐而歌自然形成的，之后这种工整的形式体现为文学的结构表现形式。它使诗歌所描述出来的故事情节层次分明有序，感情丰富多彩，诵读起来回环有致，声律和谐。教师只需在指导学生诵读的时候提点一二，学生自然地就能理解掌握。

书读百遍，其义自现。这首诗从字面看比较通俗易懂，但寓意深刻，艺术表现手法有代表性。几番朗诵，大部分学生就能用自己的话来概括《关雎》的故事内容了。教师可以把这一环节当作引导学生了解《诗经》的“赋比兴”表现手法的契机。春夏之交，雎鸠鸣叫吸引了年轻男子的目光，便偶然看到水中采荇的女子，顿生爱慕之情，诗歌写他追求而求之不得的焦虑和求而得之的喜悦的经历。这个内容的讲叙，就是“赋”，也就是初中语文教学中常提到的“记叙”。教师可顺势引导学生思考——开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在诗中的表达效果。关关和鸣的雎鸠到了求偶期，与君子对淑女产生爱慕的情状何其相似，从修辞的角度上，学生也能明白此处用了“比喻”的手法，而这在《诗经》中则被称为“比”。 朱熹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比，是用其他的事物比拟或譬喻某人、物等的写作方法，用形象的事物来打比方，增强诗的感染力。同时，以此二句起头，在结构上有引出下文的作用。朱熹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兴，就是先借某事物起头，触景生情，再借以联想和想象，推进了故事情节，还可表现出主人公的思想感情。

含于诗经六义之中的“赋比兴”作为文学的艺术表现手法，对后世影响深远。为了加深学生对这一手法的印象，可引入《诗·周南·桃夭》一文进行比较阅读。此诗的行文结构和表现手法与《关雎》有极高的相似度，重章叠句的运用明显，诗中开头描写桃花盛放的景象与即将出嫁的女子同样美丽，引出人们对美丽的女子将会给家人带来幸福快乐的美好祝福。其中“比”“兴” 不仅在第一章出现，还在其他章节中反复运用。教师只需向学生简要介绍其诗义，大部分学生就能结合诗歌的具体内容，去理解《桃夭》中所运用的赋比兴的表现手法，也为学生深入体会男主人公真实挚烈的思想感情做铺垫。《诗经》前六首中有五首是谈论爱情或婚姻家庭的——第一首是《关雎》第二篇《葛覃》写女子归宁前的心情，第三篇《卷耳》写妻子思念远役的丈夫，第五篇《螽斯》祝贺人家人丁兴旺，第六篇《桃夭》贺人新婚。人们发现大圣人孔子非常重视婚姻生活，不由得追问缘由。相信教师提出这一问题，也会引起学生的思考兴趣。此时教师就可以导引学生回到《关雎》当中，从诗歌的男女主人公身上去探究答案。

第4篇：古典文学总集范文

【摘 要】“楚辞”既是一个文学作品总集，也是楚地流行的一种文学样式。它的传播与接受在西汉与东汉是不同的。研究楚辞在两汉时期的传播与接受以及对汉代文人和后人的影响有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楚辞；两汉；传播与接受

一、楚辞定义与特点

西汉刘向将屈原宋玉等人以及汉代模仿屈、宋的作品编辑成集，名为《楚辞》。“楚辞的名称，汉以后才有，即在汉景帝与汉武帝之间出现的学术上的名称。”楚辞也是战国时期楚地的诗歌形式，它“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

楚辞在句式上打破了《诗经》四言诗的传统，运用更为灵活的句式，除了运用五、七句，还有六字句，使得句式参差不齐，错落有致。楚辞吸收大量的方言，句式也较散文化，为以后“赋”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楚辞”受当地巫术的影响。巫术的歌舞中多反映人神恋爱等故事，充满了想象力和神秘色彩。屈原作品《九歌》、《招魂》模仿当地民歌，且在其他作品中也充满着屈原的浪漫主义情节和奇特的想象力。如《离骚》中：“驷玉虬以桀鹥兮，溘埃风余上征。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又如《九章·涉江》“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同光。”朝发苍梧，夕余悬圃，命羲和驾车。登昆仑、驾青虬。“苍梧”、“悬圃”、“昆仑山”、“重华”和“羲和”，这些都是神话故事中的人和地点，使全诗充斥着浪漫主义情怀。

二、楚辞在两汉的传播和接受

（一）楚辞在西汉的传播

西汉对楚辞的传播与接受经历了一个从发展到高峰再到衰落的时期，西汉时期楚辞传播兴盛，是与统治者政治统治需要密切相联系的，而经历了秦代的“焚书坑儒”之后，西汉统治者吸取秦灭亡的教训，逐渐认识到思想的统一以及对文学作品进行儒家解读的重要性。

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大体介绍了楚辞在西汉的传播与接受，他说到：“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因为汉代离着屈原所生长的战国时期时间较近，所以能较好的保留屈原的作品。后来的宋玉、景差等人慕名而作，吴王刘濞，枚乘、邹阳等人对楚辞的传播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楚辞的传播在汉武帝时期到达了一个高峰。汉武帝命刘安做《离骚传》，一方面是汉武帝本身对于《离骚》的爱好，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一方面是为了巩固统治阶级的需要，屈原所代表的是爱国忠君的思想，他在《离骚》以及相关作品中充分表达了他对祖国的热爱以及对忠臣明君治世的渴求，这也正是汉武帝所追求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汉武帝希望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阅读和传播楚辞的风气，体现屈原等人忠君爱国思想，从而更好的巩固其统治；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汉武帝命刘安做《离骚传》的年代恰好反映了汉武帝当时的心理活动，龙文玲认为“刘安作传的这一年，正是汉武帝第一次尊儒改制在祖母太皇窦太后干预下惨遭失败之年。”①汉武帝固然有着对《离骚》的爱好，而更多的是在《离骚》中寻求情感共鸣。屈原有着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忠诚之情，但更多的是他追求美政思想的失败以及“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坚持不懈的追求精神，“初次改革遭失败的汉武帝对《离骚》蕴涵的这份情感产生共鸣是很自然的”，②所以刘安作《离骚传》不光是汉武帝对《离骚》的热爱，也有对自己理想尚未实现追求精神慰藉的一种体现。

（二）楚辞在东汉的传播

如果说楚辞在西汉的传播注重的是统治阶级，政治背景的话，那么东汉时期更为注重的是文人自身对楚辞传播做出的贡献。

东汉时期骚体赋盛行，这不光是因为建立东汉之前，西汉灭亡后有一段动乱的时期，民不聊生，文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政治环境；还有一个原因是东汉建立之初，统治者需要一个统一的思想来控制局面，也需要有一个具有实用价值的政治表述，于是楚辞的传播在文人之间兴起。

就像是西汉虽然有各种赋，但占主要地位的还是昂扬、积极向上，描写夸张汉代兴盛的汉大赋，东汉流行的，便是抒发文人内心情感的抒情小赋。“贤人失志”和在仕途与生活中所遭受的挫折，使赋承担起抒情的作用。

东汉文人写作以抒情为主，更多的是表达自己内心的思想感情，这也为后来魏晋时期成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奠定了基础。楚辞中浪漫的抒情主义精神被这个时期的文人加以利用，继承西汉时期阅读楚辞的传统，在此基础上，经过自觉的加工和学习，创作出于西汉时期风格不同的作品。“东汉文人自觉学习，摘用，或稍事修改，融入自己的作品，使作品在整体风格上表现出楚骚那种浓郁的抒彩。”郭令原：“东汉时期，由于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辞赋家的生活遭际也与西汉大不相同，他们要用赋这种文体去反映自己对于一个新时代的感受，这种感受较西汉赋的内容为丰富，于是较多的借助于楚骚”。③

（三）楚辞在两汉的接受

两汉时期对屈原的评价很高，班固在《离骚序》中说道：“昔在孝武，博览古文。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楚辞在两汉的传播不光是因为屈原的创作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心声，还有一点就是楚辞是当时的流行体。项羽《垓下歌》、刘邦《大风歌》都是模拟楚地语言所写的。到了西汉成帝时期，刘向编辑的《楚辞》既有屈原和宋玉的作品，也有贾谊的《惜誓》，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和刘向的《九叹》等。两汉时期还出现了“骚体赋”，即从楚辞中发展而成的，是汉赋的一种类型，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司马相如《长门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等。“骚体赋”继承楚辞抒情传统，注重抒发怀才不遇内心不平的思想感情。

三、楚辞的发展和影响

楚辞发展了“赋”这一形式，两汉时“赋”这种文学形式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经历秦代“焚书坑儒”，汉代要吸取秦的教训，而且大一统的局面需要一个铺张华丽，且具有昂扬向上特点的形式，因此《楚辞》为代表的形成了一系列的赋。两汉时期赋的发展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无论是汉大赋还是抒情小赋，骚体赋，都为表达文人的内心情感作出了贡献。

屈原所代表的忠君爱国思想，“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遗彭咸之遗则”的遗世独立的态度，以及“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注重个人修养的品德，“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追求不懈的精神，鼓舞了历代文人的情感走向。汉以后的魏晋时期，文人开始走向自觉创作的道路，屈原的理想抱负和高尚品德也正是魏晋时期人们所需要的。不光是魏晋时期，甚至于整个文学史的发展都离不开屈原对诗人的鼓舞作用。宋代晁补之有《续楚辞》二十卷，《变离骚》二十卷，朱熹有《楚辞集注》，正是历代文人对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的解读与再创作。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为文学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1]．姜亮夫.姜亮夫全集七（楚辞今译讲录、屈原赋今译）[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43

[2]. 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687.

[3]. 曹道衡.汉魏六朝辞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7.

[4].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52.

[5]. 郭令原.先秦两汉文学流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9:228-229 .

第5篇：古典文学总集范文

关键词：研究性学习 语文教学 课题选定

一、关于语文研究性学习课题的选题原则

⒈针对性原则

研究性课题的提出要以《语文新课程标准》为依据。新课程标准提出了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三维教学目标。选择研究性课题时，一定要想想课题能否凸现这一三维目标。

⒉趣味性原则

研究性学习是一种积极的学习过程，它不是来自于教师作业布置的外推力，而是产生于学生自我意识的内驱力，也就是学生自身兴趣使然，这就看课题能否唤起学生的内驱力，使学生积极主动地投入到研究性学习中去。

⒊实效性原则

研究性学习的目标不在于向学生灌输和传授多少知识，而在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主动建构知识、提高语文素养、塑造学生的完美人格，特别是要把学生的人格、态度、情感、审美、行为等素质的发展均纳入课程目标的范畴来考虑、实施，以实现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

二、关于语文研究性学习课题的选题角度

⒈教师确定研究性课题

⑴从大处确定系统的、有挑战性的研究性课题。有教学经验的老教师往往能高瞻远瞩，从整个中学阶段的文章入手分类筛选出一些有价值的研究课题提供给学生。纵观初高中阶段的语文课本，我觉得鲁迅的作品自成体系，很有研究价值，于是我拟定了几个研究性的课题给学生。

⑵从文本暗示中确定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性课题。教师在认真研读教材的基础上，会收获独特的文本信息，把这些信息提供给学生，会加深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并能活跃学生思维，使学生看问题更深邃。

⒉新教材直接提供的研究性课题

⑴课改新教材中有的课后习题本身就具有研究性学习的价值。必修②《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的课后练习题四：北京大学是中国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你了解它的历史及的办学方针吗？课外搜集有关资料，并与同学合作，以“我所了解的北大”为题，办一期墙报。我认真对待这道题，对它进行了拓展延伸，不仅发动学生搜集北大的有关资料，还发动学生搜集清华大学的资料。目的是想让学生认识名校，从现在起就做好冲刺名校的准备。学生在这一研究性课题下做得特别认真，不仅搜集到了大量的清华北大资料，还对清华北大目前在世界名校中的排名做了调查；不仅找到了自己的专业取向，还对清华北大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⑵新教材中的梳理探究单元本身就是一个个很好的研究性学习课题实例。新教材中的梳理探究活动联系中华文化，深入实践，是很好的研究性学习的课题。如果每次活动都能认真完成，学生一定收获颇丰。

⒊学生顿现的思想火花具有研究性学习的价值。

⑴学生在预习中获得研究性课题。学生在预习《孔雀东南飞》时，有人就提出，这首诗歌与《木兰诗》，一首委婉缠绵，一首慷慨激扬，为何却被合称为“乐府双璧”呢？于是我提议让学生对这两首诗歌进行比较阅读。学生在研究性学习的基础上取得了很大成绩：如五言诗的特点；铺陈排比的特点、民间传说的特点等。虽然这些研究只是皮毛，但大大提高了学生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对古典文学的学习研究大有裨益。

⑵学生在教师教学中顿现的思想火花。在《短歌行》的课堂教学中，有学生提出这样大量的用典是不是有抄袭之嫌？针对这一问题我没有马上解决，而是引导学生把自己积累的好词好句甚至好段运用到自己的作文中去，然后再比较一下用和不用的区别，从而引导学生正确地进行语文积累和运用。

⒋学生身边的事物具有研究性学习的价值

⑴学生身边的现实生活。有一次，我与学生谈及外教老师的有礼及个别学生的不懂规矩不懂礼貌时，我们都感慨不已，认为有辱中国作为“礼仪之邦”的美誉。何不把“寻礼”作为一次研究性学习的课题呢？于是我安排学生去读孔子孟子及记录其言行的作品，对中国的“礼”来一个寻根刨底。学生很感兴趣，做了大量的阅读工作，在“寻礼”的同时也变得知礼懂礼了。

⑵学生平日兴趣所在。现在的学生兴趣特别广泛，就课外阅读来说，较之名著他们更喜欢流行。所以在研究性学习上，教师只要指明方向和方法，放手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自己喜欢的领域，效果是非常好的。

5.校本课程及校本研究是很有效的研究性学习形式

仅以一本语文教材作为学生的语文课本，我认为是远远不够的。怎样寻找一种既能提高学生语文素养又能引起学生学习兴趣的课本呢？我认为校本课程及校本研究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在教授《氓》时，看着学生对爱说还休，欲罢不能的尴尬，我很感慨。《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艺术魅力是永恒的，爱情又是青春期学生最感兴趣的话，如能把这二者结合起来，以《诗经》中的爱情诗为材料开发一个校本课程，岂不既能提高学生诗歌赏析能力，又能对青春期的学生进行正确的爱情观引导呢？于是我把《诗经》中的爱情诗筛选出来，分类整理成一本青春期爱情教材，我给它起名叫《爱情历程》。学生通过学习这本校本教材，既领略了上古时期人们原初而质朴的爱情，也提高了诗歌赏析能力，尤其是对青春期的学生进行了一场爱情教育，对培养学生的健康心理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语文研究性学习有助于把语文学习由课内推及到课外，由课内研究推广到课外阅读研究及课外实践研究，对扩展学生视野，丰富学生知识，尤其是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训练学生的创新能力至关重要。愿我的摸索实践，能使课改园地的这株奇葩根植的土壤更肥沃。

参考文献：

[1]霍益萍.国外及港台地区研究性学习资料选编.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

第6篇：古典文学总集范文

大要言之， 中国 古代文体分类的生成方式不外三途：一是作为行为方式的文体分类，二是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分类，三是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本文拟探讨中国古代文章体系内文体分类的生成方式及其基本特征。

在先秦与西汉前期，“文学”一词多有“文章博学”的含义；以之代指 文献 典籍，则往往兼容经传、子史、诗赋等文字写作，与 现代 所谓“文学”的含义相去甚远。反而是“文章”一词，因其原为色彩错杂、花纹斑斓的意思，便被人借以用来特指有文藻的文字写作

[ ① ]

。

到了西汉中后期，尤其是东汉前期，当人们以“文章”与“儒学”、“儒雅”或“儒术”相对称时，“文章”一词就赋予了接近于现代所谓“文学”的含义，确立了独立的意义。如班彪（ 3-54 ）曾上言曰：

及至中宗，亦令刘向、王褒、萧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学保训东宫以下，莫不崇简其人，就成德器。

[ ② ]班固（ 32-92 ）也记载道：

汉之得人，於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 文章则司马迁、相如，……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 以文章 显。

[ ③ ] 按，中宗即汉宣帝刘询（前 91-前49，前74-前49在位），其时是否已将文章与儒学别为二科，暂置不论。但是从上述两条资料可以看出，最晚在班彪、班固生活的年代，即东汉前期，人们已常常明确地将“文章”与“儒学”（或“儒雅”、“儒术”）相对称，这正是范晔（398-445 ）《后汉书》区分《文苑传》与《儒林传》的 历史 依据。东汉前期“文章”已经独立于“儒学”，这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一个巨大的飞跃，表现出非常鲜明的文化分类与文类分辨意识

[ ④ ]

。

但是，东汉前期人们所说的“文章”，往往仍然涵括各种文采斐然的文字写作，其内涵与外延仍与今人所说的“文学”有所差异。如《汉书》本传称扬雄（前 53-18 ）：

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司马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

[ ⑤ ]班固认为，扬雄希望“成名于后世”的“文章”，既包括《太玄》、《法言》、《训纂》等经、子、史学术着作，也包括《州箴》、 《反离骚》、《广骚》、《甘泉赋》、《羽猎赋》等文学作品。

而仅指后一意义的“文章”，亦即狭义的“文章”，东汉人习称为“文辞”

[ ⑥ ]

。如《汉书·地理志下》记蜀地风俗，云：

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

[ ⑦ ]这里所谓“文辞”与“文章”上下互称，皆指经、史、子着述之外的诗赋等文学作品，含有更为纯粹的“文学”意义

[ ⑧ ]

。

上承东汉遗习，下染刘宋时风，范晔在《后汉书·文苑传》中，往往用狭义的“文章”一词，概指传主诗、赋、铭等文体的作品。如云：“能文章，所着诗、赋、铭、书凡二十六篇。”

[ ⑨ ]

“（李尤）少以文章显。和帝时，侍中贾逵荐尤有相如（即司马相如）、扬雄之风，召诣东观，受诏作赋。”

[ ⑩ ]绾结而言，汉人所谓“文章”盖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文章”略近于今人所说的“文学”。但即使是狭义的“文章”，其中所包含的文体也仍然相当庞杂。可以说，中国古代的文体分类正是在这样一种庞杂的文章体系之内生成的。 二、《诗赋略》与文体分类

中国古代在狭义的文章体系内对各种文体进行分类，肇始于西汉末年刘歆（？ -23 ）的目录学着作《七略》。在《七略》中，《诗赋略》与《六艺略》、《诸子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等相并列，着录的是狭义的“文章”中最纯粹的文学作品——诗与赋。据《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将所收着作分为五类，即：屈原赋类、陆贾赋类、荀卿赋类、杂赋类、歌诗类。在这里，既有赋与诗两种文体的区别 [11] ，又有赋体中四种类型作品的类分。这种两级分类的文体分类 方法 ，不仅为中国古代文体分类提供了基本的操作范型，也为中国古代文体分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由于班固《汉书·艺文志》引录《七略》时，在每类之后删除小序，我们已无法确知刘向父子将赋体分为四种类型的依据。但是依据赋体四种类型所着录的作品加以推测，赋分四体应有其内在的形态依据。例如姚振 宗说：

按诗赋略，旧目凡五，一、二、三皆曰赋，盖以体分，四曰杂赋，五曰歌诗。其中颇有类乎总集，亦有似乎别集。 [12]

他认为，四赋的分类乃以文体的体制特征为标准，如屈原赋类“大抵皆楚骚之体”，陆贾赋类“大抵不尽为骚体”，荀卿赋类“大抵皆赋之纤小者”，杂赋类“大抵尤其纤小者” [13] 。刘师培（ 1884-1919 ）则主要从文体的表现方式着眼，说：

班《志》叙诗赋为五种，赋析四类。区析之故，班无明文，校雠之家，亦鲜讨论。今观“主客赋”十二家，皆为总集，萃众作为一编，故姓氏未标。馀均别集。其区为三类者，盖屈平以下二十家，均缘情托兴之作也，体兼比兴，情为里而物为表；陆贾以下二十一家，均骋辞之作也，聚事徵材，旨诡而调肆；荀卿以下二十五家，均指物类情之作也，侔色揣声，品物毕图，舍文而从质。此古赋区别之大略也。 [14]

与之相类，章炳麟（ 1869-1936 ）也从表现方式着眼，对杂赋以外的三类赋的特征做了更为简要的归纳，说：

《七略》次赋为四家：一曰屈原赋，二曰陆贾赋，三曰孙卿赋，四曰杂赋。屈原言情，孙卿效物，陆贾赋不可见，其属有朱建、严助、朱买臣诸家，盖纵横之变也。 [15]

要之，《诗赋略》无论诗赋分体，还是赋分四类，都是以文体自身的形态特征作为分类标准的。虽然上述诸说皆为推测之论，但是无论《诗赋略》文体分类的义例如何，它毕竟是第一次在狭义的文章体系内对不同文体进行直接的分类。在这一意义上，《诗赋略》堪称中国古代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的发端，在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中具有首创意义。 三、文章体系内文体分类的生成方式

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狭义的文章体系内类分与辨析文体，已经逐渐蔚为 时代 风气，出现了一大批相关的论着。如曹丕（ 187-226）《典论·论文》、陆机（261-303）《文赋》、虞挚《文章流别论》、李充（生卒年不详，约307-337在世）《翰林论》、任昉（460-508）《文章始》（一名《文章缘起》）、刘勰（466？-539？）《文心雕龙》、萧统《文选》、颜之推（531-590 后）《颜氏家训·文章》等，便是其中的荦荦大者。根据这些论着，我们可以概括出中国古代文章体系内文体分类生成方式的一些基本特征。

第一，从分类对象来看，“泛文学观”是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得以滋生繁衍的沃壤。

如前所述，汉人所谓“文章”或“文”盖有广、狭二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仍是如此，这就形成一种“泛文学观”（或称“杂文学观”）。人们普遍认为，文学并非单纯的抒情、辞藻、音韵、修辞之学，而是一种源自宇宙之初，体现 自然 之道，旁及天地万物，使天人相互沟通，使人伦达臻至善的精神文化现象 ：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 [16]

伊兹文之为用，固众理之所因。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津。俯贻则于来叶，仰观象乎古人。 [17]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人）惟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 [18]

逮乎伏犠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远矣哉！ [19]

而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正是由无所不包的“人文”、“文籍”切入，具体化为赋、骚、诗等文体的分类。

正因为“文”或“文章”广之足以容纳所有的文字写作的文本，狭之也可包含所有文学写作的文本，因此，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就必然要求构建一个弹性的框架，可广可狭，可伸可缩，以容纳历代不断滋生繁衍的文体。于是，同一时代的人们对文体的分类往往迥然不同，如同在南朝萧梁时期，萧统《文选》分文体为 39类，刘勰《文心雕龙》分文体为34类，而任昉《文章始》（一名《文章缘起》）论及的文体竟至81类。同一部着作的文体分类也可以采取弹性的框架，如 《文心雕龙》在大体上分文体为 34 类之外，在《杂文》、《书记》两篇中还附列了若干种纷呈杂出的“准文体”。以至于不同时代的文体分类更可以差异甚大， 以历代总集的文体分类为例，如《文选》分文体为39 类 [20] ，《文苑英华》分为 39 类 [21] ，《唐文粹》分为 26 类 [22] ，《宋文鉴》分为 60类，《元文类》分为43类，《文章辨体》分为59 类 [23] ，《明文衡》分为 41类，《文体明辨》分为127 类 [24] ，《明文在》分为 46 类，如此等等。

第二，从分类实践来看，“因文立体”是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得以生成确立的基本路数。

与基于行为方式或文本方式的文体分类不同，文章体系内文体分类的生成更多地求助于文章自身的形态及其功能。易言之，在文章体系内，文章自身的形态及其功能成为文体分类的基本依据和标准。所谓“因文立体”，指的就是在文章体系内进行文体分类的具体操作实践中，不是先设定文类的逻辑体系，然后对单篇文章进行“对号入座”式的归类；而是相反，先有单篇文章的创作，后有多篇文章因其自身形态或功能的相似性而得以合并归类，并为之确立“类名”。在中国古代，“因文立体”地辨别区分文体类型，大致有两种略有差异的生成方式。一种是古已有之的文体，后人仿其意而变其辞，乃至辞意皆变，从而生成某种文体类型。例如挚虞论颂体的生成，云：

昔班固为《安丰戴侯颂》，史岑为《出师颂》、《和熹邓后颂》，与《鲁颂》体意相类，而文辞之异，古今之变也。扬雄《赵充国颂》，颂而似雅。傅毅《显宗颂》，文与《周颂》相似，而杂以风雅之意。若马融《广成》、《上林》之属，纯为今赋之体，而谓之颂，失之远矣。 [25]

自有《鲁颂》之后，班固等人多有颂作，“与《鲁颂》体意相类”，唯因“古今之变”而有“文辞之异”，这是颂的正体。至于扬雄《赵充国颂》、傅毅《显宗颂》则“颂而似雅”，马融《广成颂》等又变而为赋，这是颂的变体。无论是正体还是变体，颂体无疑是延续《诗经》之“颂”，在文章体系内生成的文体类型。

“因文立体”地辨别区分文体类型还有 另一种生成方式，这就是 当一部具有典范性的文学作品问世以后，后世作家群起效法，不断复制，从而形成一个形态略同、功能相似的篇章系列，于是一种特殊的文体类型便破土而出了。刘勰在《文心雕龙·杂文》中就曾指出：“智术之子，博雅之人，藻溢于辞，辞盈乎气。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例如：

及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

《七发》在形态上具有“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的特征，在功能上具有“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的特征，成为前所未有的“独拔而伟丽”的典范性作品。而“自《七发》以下，作者继踵”，如傅毅《七激》、崔駰《七依》、张衡《七辨》、崔瑗《七厉》、曹植《七启》、王粲《七释》等等，纷至沓来，形成一个绵延不绝的篇章序列。“观其大抵所归，莫不高谈宫馆，壮语畋猎，穷瑰奇之服饰，极蛊媚之声色；甘意摇骨体，艳词动魂识。虽始之以侈，而终之以居正；然讽一劝百，势不自反。” [26] 于是便七体这种文体类型便蔚为大观了。

第三，从归类 方法 来看，“异中求同”是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得以归纳类从的重要途径。

曹丕《典论·论文》所说的“文本同而末异”

[27]

，精确地表达了 中国 古人的一种文体观念：所有文体的本源和内质是相同的、一元的，由这相同的、一元的本源和内质，派生出功能各异、形态有别的各种文体。易言之，在终极的意义上，所有文体都来源于一个本体，即刘勰所谓“天地之心”；而文体之所以千姿百态，乃由于不同文体的展现形态及其功能千变万化。因此，在对文体进行区分辨析、分体归类时，中国古人不仅既关注其异，也关注其同，既在同中求异，也在异中求同。于是，“异中求同”便成为使纷繁复杂的众多文体得以归纳类从的必由之途。中国古人对众多文体的归纳类从，主要从文体的本源与文体的特征两方面着眼。

就文体的本源而言，古人认为所有文体均可溯源于五经，或者说正是五经生成了众多的文体。因此以五经为纲，众多文体便可以同类相聚，形成不同的文类序列。如刘勰《文心雕龙·宗经》说：

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 [28]

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也说：

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

刘勰与颜之推在文体的命名与归类方面虽然多有差异，但以四类文体为一组，分别系之于《易》、《书》、《诗》、《礼》、《春秋》五经之下，形成井然有序的文类序列，这一本于“宗经”观念的文体分类思想却是一脉相承的。此后，如元人郝经（ 1223-1275）整理后汉文章，将58种文体分别纳入“易部”、“书部”、“诗部”、“春秋部”四大类别中，认为：“昊天有四时，圣人有四经，为天地人物无穷之用。后世辞章，皆其波流余裔也。” [29] 明人黄佐 （ 1490-1566 ）编辑《六艺流别》， “采摭汉魏以下诗文，悉以六经统之” [30] ， 以为：“ 圣人删述以垂世者，谓之经；后学传习以修辞者，谓之艺。” [31] 凡此，都表现出由“宗经”观念所派生的文体分类思想。 就文体的特征而言，古人力图以不同的风格特征作为分类标准，将诸多文体归纳成若干种风格类别

[32]

。如曹丕《典论·论文》云：

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33]

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八种文体，每两种风格相近，可以合为一“科”，于是便形成 四“科”八体的二级文体类目，而“雅”、“理”、“实”、“丽”等风格特征则成为分辨这四“科”的基本分类标准。在《文心雕龙·定势》中，刘勰也从文体风格着眼，将诸多文体归纳为六大部类，说：

是以囊括杂体，功在铨别，宫商朱紫，随势各配。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虽复契会相参，节文互杂，譬五色之锦，各以本采为地矣。 [34]

刘勰认为，相似的文体风格是各部类文体的“本采”（亦即本色），它足以铨别不同部类的文体，使之“宫商朱紫，随势各配”。用描述性的语词指称 时代 风格、文体风格、作家风格、作品风格、语言风格，这是中国古代文学风格学、 艺术 风格学的精义要旨。而曹丕、刘勰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着力对不同的文体类型“异中求同”，使具有风格相似性的文体得以归纳类从，构成若干种不同的文类。

总之，“因文立体”是从文章到文体的归纳，“异中求同”进而是从文体到文类的归纳。经过这种由个别到一般、由具体到抽象的生成过程，中国古代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便形成了一个既开放又有序的整体。

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作家对文体分类的体式与原则、文体排序的规则与体例等，也进行了实践的操作和 理论 的 总结 ，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文体分类学思想。关于这些 问题 ，我将另文加以论述。

 

2004 年10月22 日定稿

[ ① ]

如《史记·儒林传序》引公孙弘言：“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词深厚。”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121，页3119。以下有关“文章”一词的论述，参见兴膳宏：《六朝期における文学観の展开——ジャンル论を中心に》，见其《中国の文学理论》（东京：筑摩书房，1988），页9-17 。 [ ② ]

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卷40上《班彪传》，页1328 。 [ ③ ]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58《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赞》，页2634。又见褚少孙补《史记》卷112《平津侯主父列传》引班固语，页2964-2965。《后汉书》卷61《左雄传·论》，亦以“儒学”与“文章”对称，云：“至乃英能承风，俊乂咸事，若李固、周举之渊谟弘深，左雄、黄琼之政事贞固，桓焉、杨厚以儒学进，崔瑗、马融以文章显……”（页2042 ）。 [ ④ ]

参见郭英德：《〈后汉书〉列传着录文体考述》，载《文史》2002年第3辑，页81-97。逯钦立认为，区别“文笔”与经、史、子等专门着述，始见于王充（27-约97）《论衡·超奇篇》，此后如魏闻人牟《魏敬侯碑阴文》（严可均辑《三国文》作《魏敬侯卫觊碑阴文》），《晋书》卷83《袁乔传》等，皆将注解故训与“文笔”分述。可知区别“文笔”与经、史、子等专门着述的文类分辨意识当起于东汉前期，成于东晋初年。《后汉书》所着录的传主着述情况，似即本于东汉史传。见逯钦立：《说文笔》，逯钦立遗着、吴云整理：《汉魏六朝文学论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页322-327 。 [ ⑤ ]

《汉书》，卷87《扬雄传》，页3583 。 [ ⑥ ]

按《史记》卷61《伯夷传》：“余以所闻（许）由、（务）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索隐》按：“盖以由、光义至高，而《诗》、《书》之 文辞遂不少梗概载见，何以如此哉？”（页 2122）然则在西汉时，“文辞”用以指广义的文章，包括经典及注解训诂之类。《史记》卷121《申公传》：“ 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页 3121

）亦可为证。 [ ⑦ ]

《汉书》，卷28《地理志下》，页1645 。 [ ⑧ ]

类似的用例，又见《汉书·刘向传》：“更生（按，指刘向）以通达能属文辞，与王褒 、张子侨等并进对，献赋 颂 凡数十篇。”（卷 36 ，页1928）《汉书·东方朔传》：“（东方）朔之文辞，此二篇（按，指《答客难》和《非有先生论》）最善。”（卷65， 页 2873 ） 《后汉书·崔瑗传》：“瑗高于 文辞，尤善为书、记、箴、铭”（ 卷 52 ，页 1724 ）。郭绍虞说：“至于不指学术而带有词章的意义者，则称为‘文章’或‘文辞’。”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上卷，页42 。 [ ⑨ ]

第7篇：古典文学总集范文

关键词：河岳英灵集；唐诗意识；编辑体例；范式作用

中图分类号： I207.2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3）01010604

由于唐诗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与影响，因此历朝历代的文人对唐诗选本的编辑往往乐此不疲，据唐诗选本研究专家孙琴安先生统计，从初唐孙季良《正声集》起，至清末王运《唐诗选》止，凡六百余种。这还只是大致统计，实际数量肯定远远超出这些。在这为数众多的唐诗选本中，唐人殷编辑于开元、天宝年间的《河岳英灵集》是最值得注意和重视的。该选本所确立的编辑体例、所体现的编辑思想和原则以及编辑理论与实践所达到的高度，都为后来的唐诗选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范式，成为唐诗选本编辑的高标，影响了其后的众多数唐诗选本，因而在唐诗选本的编辑学上具有重要意义。

一、第一部真正树立唐诗意识的唐诗选本

唐诗意识是编辑者对唐诗在诗歌发展史上独特地位与价值的判断，可以说它就是唐诗选本的灵魂，而第一部真正体现并树立这种意识的唐诗选本就是《河岳英灵集》。从武德初到开元、天宝，唐诗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嬗变发展，已经完全摆脱了齐梁诗歌的影响，自铸新风，盛唐气象隐然形成，如殷所说“武德初，微波尚在。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 [1]然而在殷之前，尽管已经有人编辑出了各种诗歌选本，包括通代和断代的，但能够准确反映唐诗这种创作实践的却几乎没有，说明当时的一般编辑者或者缺少识力，根本就没有认识到唐诗的独立价值，或者意识到了但无法准确把握并通过选诗表达出来，进而树立全新的唐诗意识。

根据陈尚君先生《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2]的考证，可以确定在殷之前主要编辑有以下一些唐诗选本：刘孝孙的《古今类序诗苑》、僧慧净的《续古今诗苑英华》、释玄鉴的《续古今诗集》、郭瑜的《古今诗类聚》、李康成的《玉台后集》、储亮的《古文章巧言语》、元兢的《古今诗人秀句》、元鉴的《续古今诗人秀句》，以上为通选本，选初唐及前代诗歌；崔融的《珠英学士集》、孙季良的《正声集》、佚名的《搜玉集》、芮挺章的《国秀集》，以上为断代选，所选诗歌全部来自唐人。通选本主要是模仿六朝的选本，如《玉台新咏》、《文选》等，编辑者自身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编选理论，编选标准则受南朝诗风影响，唐诗处于附丽从属地位。如有的编辑者是由前朝而来，像刘孝孙、僧慧净、储亮等，他们的时代唐诗刚刚起步，创作未丰，故他们在编辑选本时眼光主要集中在南北朝，而对唐诗评价不高。如刘孝孙云：“近世文人，才华间出。周武帝震彼雄图，削平漳滏；隋高祖韫兹英略，龛定江淮。混一车书，大开学校，温邢誉高於东夏，徐庾价重於南荆。王司空孤秀一时，沈恭子标奇绝代。凡此英彦，安可阙如？” [3]刘孝孙大赞六朝诗人，而于唐诗人只字不提，可见唐诗还不入其法眼。而慧净编辑《续古今诗苑英华》的缘由，据《续高僧传》卷三记载：“翰林文士，推承冠绝，兢述新制，请瑕累。净以人之作者，嗟非奇挺，乃搜采近代藻锐者，撰《诗英华》，一帙十卷。”慧净认为时人诗“非奇挺”，故选“近代藻锐者”作范本，其对唐诗之轻视如此。他们以如此标准与思想编辑诗歌选本，则唐诗不过是个附缀而已。有的编辑者虽完全生活于唐代，而在唐诗已经创作颇丰的情况下，却仍深受六朝诗风影响。如元兢编辑之《古今诗人秀句》，“时历十代，人将四百，自古诗为始，至上官仪为终。” [4]上官仪诗承齐梁诗风，绮错婉媚，元兢以之为唐人秀句代表，则显然对自己所处时代的诗歌缺乏准确把握。又如李康成天宝间所编《玉台后集》，“采梁萧子范迄唐张赴二百九人所著乐府歌诗六百七十首，以续陵编。” [5]其编辑主旨为续徐陵《玉台新咏》，所选唐诗则为接续前朝乐府诗，唐诗仍处于从属地位。他们全然无视当时唐诗已经蔚为壮观的现状，说明其没有认识到唐诗自身的独立价值，缺乏自立意识。再看断代选本，与通选本相比，编辑者对唐诗的认识已经有了根本的不同，他们专选唐诗，表明他们已经把本朝诗歌作为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来看待，也说明他们对唐诗的特质有了一定的认识。但他们的最大缺点却是只破不立，破除了前人选本对唐诗附丽地位的认识，却没有树立自己的唐诗意识。《珠英学士集》是第一部专选唐诗的选本，但正如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序》云：“《珠英》但纪朝士”，所选范围过于狭窄，不具有当时诗歌的代表性。《国秀集》所选范围虽有所扩大，但仍注重诗人的地位和身份，且所选诗与齐梁诗风关系密切，这种认识则显然落后于时代了。至于《正声集》，编辑者标举兴寄，眼界开阔，选诗多样，取舍得当，为殷之前的最好唐诗选本，甚为唐人推崇。但他同时也认为，“永明文章杂错，但类物色”，“以难解为幽致，以难字为新奇”，否定永明体对诗歌的贡献，实际上也是在否定唐诗在近体诗方面的成就，这表明他的唐诗理论还停留在陈子昂的阶段，在以“兴寄”理论破除六朝不良诗风影响的同时，却没有为唐诗提出更好的理论，为盛唐诗的到来指明具体道路，树立为后人所认同的唐诗意识。因此这项任务也就落在殷的身上。

殷的《河岳英灵集》在上述唐诗选本的经验基础上，根据唐诗目前的创作实践，通过对唐诗流变的分析，以诗史的眼光准确地把握住了唐诗的特质，并从理论上进行了总结和概括，树立了真正的唐诗意识。具体来说包含以下三方面：一是对唐诗，特别是盛唐诗歌表现出高度的自信。他在序中自豪地宣称“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殷相信自己的时代是一个唐诗高度繁荣、文质彬彬的时代，并预感到盛唐诗歌顶峰的到来，这种自信是他树立唐诗意识的基础。二是以“风骨”、“兴象”、“声律”作为对唐诗特质的概括，既继承前人，又超越前人，这种理论上的高度，是以前唐诗选本所没有的，并以此标准选诗，表现出鲜明的唐诗意识。三是在理论上为盛唐诗歌的到来作了准备，或者说为盛唐诗歌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而唐诗后来的发展也证明了殷的理论是正确的。正是因为上述原因奠定了这部选本在唐诗选本编辑史上无可替代的地位，它所树立的唐诗意识也为后来大多数唐诗选本所因循。

根据自己的观点确立选诗标准，只是编辑者编辑选本的第一步，如何在编辑实践中贯彻自己的选诗标准并体现自己的诗歌主张才是难点，也是决定诗歌选本成败的关键。《河岳英灵集》之前的诗歌选本，像《诗经》、《楚辞》，选而不评，显得相对隐晦，有的虽在序中表明选诗标准，但在实际编辑过程中却很难真正贯彻实施，以致出现偏离。对此，殷进行了很好的总结。针对《诗经》、《楚辞》等的缺点，殷采用序、论结合的方式，使他的诗歌主张得到鲜明展现。针对一般选本理论主张与编辑实践的偏离，殷也提出了具体要求以求避免：一是“能审鉴诸体，委详所来”，即是要求选诗者懂得鉴别诗体，能鉴赏不同风格的诗歌，对其创作的具体背景要有所了解，如此“方可定其优劣，论其取舍”；二是坚持选诗标准，宁缺毋滥，不可“逢诗辑纂”；三是不为外物干扰，“如名不副实，才不合道，纵权压梁、窦，终无取焉。”而在具体的编辑过程中殷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去贯彻实施：在择取诗人上，主要选取与自己同时代，即在开元、天宝间成长起来的“高才而无贵仕”的下层文人；在择取诗歌的时间上，定为“起甲寅（开元二年），终癸巳（天宝十二年）”，这符合他“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备矣”的论断；在择取诗歌的体裁上，虽以古体为主，然近体也数量不少，具体到每一位诗人，则据情况而定，如孟浩然、崔国辅、王湾都以近体为主，这体现其“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的标准；在择取诗歌的内容上，以抒写文人沦落情怀、失意悲绪以及壮志难愁的苦闷为主，兼及怀乡思人、闲情逸兴等，这些内容类似建安，颇具气骨；在对诗人、诗风的品藻上，采取知人论世的方法，着重从“兴象”与“气骨”两方面去品评，如评陶翰，“即多兴象，复备风骨”，评孟浩然，“无论兴象，兼复故实”，评常建，“其旨远，其兴僻，佳句辄来，惟论意表。”品题精惬，深得诗旨，素来为人所称道。从以上诸方面的编选中我们可以看出，殷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紧紧围绕确立的选诗标准，精心筛选，使自己的理论主张在选本中得到完美体现，实现了理论主张与编辑实践的高度一致。这个过程对于后来的唐诗选本编辑者来说，确实有一种具体可操作的范式作用。

参考文献：

[1]殷.河岳英灵集序[M]//傅璇琮，李珍华.河岳英灵集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2：117.

[2]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84-222.

[3]刘孝孙.沙门慧净诗英华序[G]//全唐文（卷一百五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3：1574.

[4][日]遍照金刚.文镜密府论[G]//南卷.集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165.

[5]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卷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97.

[6]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M].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247.

[7]孙琴安.对中国最初诗歌评点形态的探讨[J].社会科学，1999，（2）：72.

[8]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G].北京：中华书局，1959：1936.

[9]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八十六）[G].北京：中华书局，1965：1688.

[10]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十）[G].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265.

[11]孙光宪.白莲集序[G]//全唐文（卷九零零）.北京：中华书局，1983：9391.

[12]虞集.刘彦行诗序[G]//全元文（卷八二九）.江苏：凤凰出版社，2004：263.

The Significance of He Yue Ying Ling Ji to Tang Poetry Anthology Edited YAN Zhengdao

第8篇：古典文学总集范文

关键词：青词；文体；宋代；文人心态；忏悔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5）05-0139-08

随手翻阅宋人别集，会发现一批古代常写常用而今天早已废弃失传的特殊文体，譬如青词就是一种有特定体制和用途的古代文体，宋人别集中所在多有，而今人对其已不甚了了。近年来对于青词，学术界已有多篇论文对其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讨，如张洪泽的《道教斋醮史上的青词》①、查庆等人的《宋代道教青词略论》②、杨毅的《论唐宋道教青词演变》③等。然而，现有研究的立足点，多是道教立场或角度，迄今尚无专门从文人心态的视角探讨青词者。鉴于青词的诚心忏过特质，对于青词中体现的天人沟通，特别是文人青词表现出的自省、忏悔等特殊心态，似乎还有较大的开掘余地，本文愿在此方面作进一步的探究。

一

请先从文体概念的辨析解释入手，考察几条有关青词的文献材料：

唐人李肇《翰林志》云：

凡太清宫道观荐告词文，用青藤纸朱字，谓之青词。④

宋人程大昌《演繁露》云：

今世上自人主，下至臣庶，用道科仪奏事于天帝者，皆青藤朱字，名为青词。恐初立此体时，是仿道仪也。⑤

明人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引陈绎曾话云：

青词者，方士忏过之词也。或以祈福，或以荐亡，唯道家用之。⑥

清人吴曾祺《文体刍言》云：

青词，亦于斋醮用之。唐人为之滥觞，宋人文集中亦常常有之。至于嘉靖中，道教盛行，天子一意焚修。一时词臣争以此迎上意。谓之青词者，盖以青纸书之也。⑦

综合上述文献，可知青词与道教祭祀斋醮密切相关。在道教斋醮仪式中，要向天神奏告祈祷，而青词就是斋主向上天表达心意愿望的祝告词文。今人在求神拜佛时，口中犹念念有词，说白了，青词就是这种向神灵说的吉祥话。向神灵表白心迹，口头、书面都可以，本无具体规矩。及至唐代，皇家制定了规则，专门请文人把祝告之词郑重其事地写出来，并在用纸、写法上有种种形式方面的讲究，于是青词就仪式化、正规化了。接着流传到民间，普通百姓人家也开始使用青词。

中国古代的道教信仰几度兴盛、代不乏人，而青词的数量定然不可胜计。写作青词者，有道门道士，有文人学士，还有民间百姓。不过，只有那些收录保存在古代文献里的青词流传至今，绝大部分民间青词都亡佚了。本文关注的，是宋代文人学士写作的青词。青词起于唐代而盛行两宋，唐人文集中尚不多见，而宋人文集里比比皆是。据《文渊阁四库全书》略作文献梳理，宋人别集中存有较多青词的作家集子情况大致如下：

胡宿《文恭集》、苏颂《苏魏公文集》、王《华阳集》、范祖禹《范太史集》、韩维《南阳集》、欧阳修《文忠集》、苏轼《东坡全集》、苏辙《栾城集》、陈师道《后山集》、秦观《淮海集》、李之仪《姑溪居士前集》、邹浩《道乡集》、刘《学易集》、李昭^《乐静集》、刘安节《刘左史集》、傅察《忠肃集》、李纲《梁G集》、张纲《华阳集》、孙觌《鸿庆居士集》、史浩《峰真隐漫录》、周麟之《海陵集》、周必大《文忠集》、王质《雪山集》、周孚《蠹斋铅刀编》、杨简《慈湖遗书》、洪适《盘洲文集》、杨万里《诚斋集》、陈造《江湖长翁集》、楼钥《攻集》、真德秀《西山文集》、陆游《渭南文集》、叶适《水心集》、魏了翁《鹤山集》、刘克庄《后村集》、洪咨夔《平斋集》、李曾伯《可斋杂稿续编》、陈著《本堂集》、何梦桂《潜斋集》、（金代）李俊民《庄靖集》。

其中胡宿、王、欧阳修、魏了翁、周必大、洪适、楼钥、真德秀、刘克庄等人作品集中青词尤多，而最多的胡宿、王、周必大三家竟达百首以上，在各自文集中占数卷的篇幅。

青词的盛行与古代的道教神仙信仰休戚相关。唐代皇帝与老子攀亲，庄子、列子等都被封为真人，而《老子》《庄子》《列子》亦被尊为经，故青词源于唐代不足为奇。宋代的道教斋醮仍然盛行于朝野，真宗皇帝本人居然写作数十首青词，而徽宗更是崇道，自号“道君皇帝”。明人朱国祯《涌幢小品》说宋世尤重科醮，“朝廷以至闾巷，所在盛行”⑧，比唐代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斋醮的副产品――青词的创作遂在宋代日益发展并逐渐达到兴盛的程度。

青词的应用范围极广，上至皇家朝廷、下至贩夫走卒，在斋醮仪式时都需使用。宋代青词按使用者等级的高下，可简单分为皇家御用青词和民间青词两大类别。皇家御用青词当然用不着日理万机的皇帝亲自出马；就像教坊乐语一样，作为“天子私人”的翰林学士，有职责为皇家撰写这种宗教应用性文字。对此，北宋杨亿《杨文公谈苑》“学士草文”条说得很明白：

学士之职，所草文辞，名目浸广：拜免王公将相妃主曰制，赐恩宥曰赦书、曰德音，处分公事曰敕，榜文号令曰御札，赐五品以上曰诏，六品以下曰敕书，批群臣表奏曰批答，赐外国曰蕃书，道醮曰青词，释门曰斋文，教坊宴会曰白语，土木兴建曰上梁文，宣劳锡赐曰口宣。⑨

杨亿一下子列出十余种翰林学士职责内的文体，而青词就在其内。

欧阳修《内制集序》云：

今学士所作文尝多矣。至于青词斋文，必用老子、浮屠之说；祈禳z祝，往往近于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诏取便于宣读，常拘以世俗所谓四六之文，其类多如此。⑩

学士院的翰林学士都是当时的雄文大手笔，由他们来写这种应用性的文字似乎有些大材小用。不过，正由于翰林学士是为皇家充当文秘，故不敢不尽心竭力。学士们的精心撰写自然极大地提高了青词的创作水平，让青词愈趋严整规范。而学士们撰写的供奉青词流传到社会上以后，普通文士、百姓之家又会竞相效仿，这就有力推动了宋代青词的创作，以至青词成为宋人文集中的常见文体。

青词的本质是应用性文体，故首重功能。王恽《玉堂嘉话》卷四引鹿庵云：“青词主意，不过谢罪、禳灾、保佑平安而已。”斋主向神灵祝告一般都有具体的目的性。不用说，皇帝的青词一般都是祈祷国泰民安或者希冀长生不老。普通百姓的青词则功能更多：或者自己做错了事，请求神灵原宥；或者自身、家人有灾有难，祈求神灵消灾除难；或者对未来的前途有美好憧憬，渴求神灵保佑实现，等等，不一而足。宋代大型总集《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十一至七十四皆收录青词，其中皇家御用青词和民间青词各二卷，编排上则按照功能的不同加以区分。皇家御用青词的类别有圣节、本命、国家祈祷、祈嗣保庆、禳灾、雨D祈祷、御容、国忌、生日等；民间青词分出本命、祈禳赛谢、净狱、祈嗣、祈病谢安、禳时灾、祈雨、谢雨、祈雪、追荐等种类。上述名称有的一看即懂，而有的则需要解释一下。圣节指神灵的节日；本命指某人的本命年；祈嗣保庆是希望早生后代，子孙健康成长；净狱是希祈天下太平、盗贼弭宁。由此可见，宋人非常信奉道教，而青词的应用范围也十分宽广，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事情无不可以祈祷祝告。新房子盖好了要写青词，生老病死要写青词，新官赴任要写青词，甚至出使外国也要写青词（葛谦白有《奉使金国作醮保安青词》）。祈雨要写青词，待下雨后，还要再写青词以谢雨。

青词既然用在特定场合，自与一般文体有别，必有其特殊的体制和写法。自唐代起，青词的撰写就存在骈体四六与诗体两种，其中又以骈体四六为主，诗体青词只能算作一种变体。唐代著名诗人李贺曾为一吴姓道士夜醮，撰诗体青词《绿章封事》云：

青霓扣额呼宫神，鸿龙玉狗开天门。石榴花发满溪津，溪女洗花染白云。绿章封事谘元父，六街马蹄浩无主。虚空风气不清冷，短衣小冠作尘土。金家香巷千轮鸣，扬雄秋室无俗声。愿携汉戟招书鬼，休令恨骨填蒿里。

这是李贺笔下五彩斑斓的神仙世界，体现出他一贯的凄艳诡激的诗风。道教本来就讲究浪漫奇幻，李贺把青词写成这样，也不为出格。

明代周思得辑《上清灵宝济度大成金书》卷三十五详述了四六体青词的文体规格样式：

文用四六，或十二句，或十六句。修撰者务在实朴，言简意深，不可繁华多语。纸用一张，阳数也。不用二幅，盖偶数也。纸高一尺二寸，密行书写，阔不容纸，上空八分，下通走蚁，前留二寸，后空半张，以待太上判命。书法与书章并同，切在志诚，不可灭裂，戒之慎之。

由此可知，青词规矩严格，各环节都马虎不得。青词的用纸和书写规则姑置不论，就其写法而言，与一般骈体四六有所不同。它在书写上虽然一样讲究对仗、用典，但用词须避免华靡绮艳，应以朴实无华为本，追求言简意深、道韵婉转的艺术效果。南宋道士吕元素《道门定制》云：

青词止上三清玉帝，或专上玉帝为善。或有自九皇而下，至于十极诸天三界真灵，皆列于词中。岂有请命于上帝就以递告众真欤？又朝廷所修词文不过六七十字，不用“中谢”、“伏念”字，诚为谨严。且词先入愿意，欲直具事，因不可以对偶联属。虽云宣读之便，不知词文又有对偶，事重意复，不严简尔。

可见，青词尊奉的神灵亦有讲究，或专上三清玉帝（指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或专上玉皇上帝，其他各路神仙最好不要掺杂在内。尤其是朝廷所用青词，更需规制谨严。为达言意简赅，先表意愿，直书其事，最好连偶俪的句子都不要用。试看欧阳修《兖州会真宫等处开启皇帝本命道场青词》：

伏以三辰昭运，六甲驯行。当熏风阜育之时，属正命本元之日。谨遵科式，上荐诚明。诵灵蕊之真文，延紫清之诸圣。伏冀苍灵降鉴，福嘏骈臻。蒙休匪止于眇躬，博施咸均于庶品。

参照上述标准，此作应该算作得体。但平心而论，如此青词只是徒具一幅外表而已，并没有什么文学美感可言。与欧阳修这首青词不同，大文豪苏轼的《徐州祈雨青词》就颇有可观：

河失故道，遗患及于东方；徐居下流，受害甲于他郡。田庐漂荡，父子流离。饥寒顿仆于沟坑，盗贼充盈于犴狱。人穷计迫，理极词危。望二麦之一登，救饥民于垂死。而天未悔祸，岁仍大荒。水未落而旱已成，冬无雪而春不雨。烟尘蓬勃，草木焦枯。今者麦已过期，获不偿种。禾未入土，忧及明年。臣等恭循旧章，并走群望。意水旱之有数，非鬼神之得专。是用稽首告哀，吁天请命。若其赋政多辟，以谪见于阴阳；事神不恭，以获戾于上下。臣实有罪，罚其敢辞。小民无知，大命近止。愿下雷霆之诏，分敕山川之神。朝寸云，暮洽千里。使岁得中熟，则民犹小康。

这是苏轼在元丰元年（1078）知徐州时所作。当时苏轼因对王安石的“变法”存有看法，自感在朝廷上难见容于新派，于是请求外调地方。他在地方官的任上，体恤民情，尽心竭力。熙宁十年（1077），他由密州改知徐州，当年夏天黄河决口，洪水泛滥，危及城池。苏轼亲自率领官兵百姓抢修堤坝，发公廪，济困穷，“庐于城上，过家不入”（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徐州得以保全。谁知祸不单行，水灾之后转年就是大旱，几个月滴雨未降。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当时习俗，一般都会安排祈雨的道教仪式，苏轼乃作《徐州祈雨青词》。这篇作品情文并茂，典重凝练，写出了一个地方官对民瘼的深切关心。从艺术上说，此文虽是骈文形式，但文风朴厚，文情沉著，工整缜密，有古文的委曲精尽之妙，洵为青词中的佳作。

此外，个别青词还有超出常规之外的特殊格式。如张孝祥有一首别具一格的青词――《十二愿》，罗列了十二个心愿，其格式可谓独一无二：

一愿一人圣寿。二愿二仪平成。三愿三光明润。四愿四序休宁。五愿五行协应。六愿六府充盈。七愿七元降格。八愿八表澄清。九愿九垒皇君垂福佑。十愿十乘太乙度灾屯。十一愿十一耀灵光下烛。十二愿十二时道气常存。

因为青词是敬献天神的词文，本来就有一定的神秘色彩，于是好事的宋人又编造了一些有关青词的灵异故事，写到传奇小说中，彰显因果报应。南宋洪迈的《夷坚志》里记载了好几则关于青词的故事，可谓青词小说，或青词文学。《夷坚志》丙志卷第五“李明微”条：

李明微法师，福州人，道戒孤高，为人拜章伏词，报应甚着。绍兴五年，建州通判袁复一使与天庆观道士同拜醮。既罢，谓叶曰：“适拜章时，到三天门下，见此郡张道士亦为人奏青词，函封极草率，又已破碎。天师云：‘此不可进御’。掷去之矣。”叶曰：“张乃观中道侣也。但不知今夕在谁人家。”明日，张自外归，叶扣其所往，曰：“昨在二十里外叶家作醮。村民家生疏，青词纸绝不佳，及焚奏之际，架复顷侧，词坠于地。吾急施手板承之，赖以不甚损，然鹤氅遂遭k。”叶为话明微所见，张甚惧，即日自具一醮谢罪云。

《夷坚志》支志戊卷第六“王法师”条：

临安涌金门里王法师者，平日奉行天心法，为人主行章醮，戴星冠，披法衣，而非道士也。民俗以其比真黄冠，费谢已减三之一，故多用之。每使李生书写章奏青词。庆元二年正月十五日，一富家以上元令节，邀建保安醮。李生从其朋辈先夕出游观灯，饮酒食肉。至是亦不言，乘醉操笔，字画封缄，皆不精致。醮方罢，王梦两朱衣吏，追摄至天官庭下。天官盛服正坐，侍从整肃。吏引王立于前。俄而数武卒擒一囚至，则李也。天官赫怒，问曰：“比所奏青词，如何敢吃酒肉后书写？”叱使搦坐，出其足，讯刑杖百余下。

书写青词必须使用专门的纸笔，前一则记载中的张道士用纸不佳，函封草率，以致焚奏时出了问题；而张道士也怕神灵怪罪，于是当日就建醮谢罪。后一则中的李生不敬神灵，竟敢在饮酒吃肉后撰写青词，而主持斋醮仪式的王法师也未尽监督职责，两人都犯了禁忌，因此受到天官的斥责和刑罚。这些故事反映了青词中的“因果报应”，警惕那些慢待神灵者。青词屡屡成为文言小说的题材，说明它在宋人生活中的常见常用。

二

从文人心态的角度而言，青词非常值得关注。青词是斋醮时的祝文，其本质是用来沟通凡人与神灵的，强调的是“诚”字当头，故而它是研究人神沟通方式，尤其是研讨古代文人心态的一个独特窗口。前文已言，青词一般用青纸朱书。何以如此？宋代吕元素云：“盖青纸朱书，以代披肝沥血之谓也。”青词既用来敬献神灵，青纸朱书中就包含着宗教仪式的庄重意味。斋醮者对神灵要有绝对的诚意和忠信，来不得丝毫隐瞒或虚假，故而诚意是最重要的。

心态，简言之，即心理状态，其中包含精神、情绪、意志、欲望、诉求等复杂多面的情愫、状态和层级。文人创作青词时，扪心自问，倾吐心声，而今人恰可透过这些忏过之词，以意逆志，洞察其心态的微妙变化和深层心理机制。

青词又有“心词”之称，自然与文人心态密不可分。南宋金允中《上清灵宝大法》卷二十四云：“青词代剖肝，丹书象沥血，所以形容斋主之诚切，其辞贵简而不尚繁，贵质而不尚丽，倾心露胆，求哀于上帝也。”俗语说，人能诚心，神则感应。不诚则不灵，不倾心露胆则难有成效，故青词应是斋醮者真实心态的反映。关于青词的“诚”字诀，道教典籍里反复强调，如宋元以来道经屡称青词要“寓诚”“输诚”“切在志诚”；心诚则灵，没有诚心，心口不一，青词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道藏》里甚至规定了写作青词时须保持的身心状态：“凡书词之时，当入静室，几案敷净巾，朱笔朱盏，勿用腌秽之物，口含妙香，闭气书之，不得以口气冲文。写未乖不得落笔及与他人言语。仍不许隔日书。下臣字不得在行头，行内不得拆破人姓名，此为青词之格。”从这些要求看，作者写作青词时，虔诚的心态是首要的，须努力保持一种澄怀内视、洗涤胸襟的虚静心态。读了这段话，马上令人联想到书画创作时的精神状态。东汉蔡邕《笔论》有云：“夫书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彩，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这是写作书法时对身心的要求，绘画则如北宋郭熙所言：“凡落笔之日，必明窗净几，焚香左右……必神闲意定，然后为之，岂非所谓不敢以轻心挑之者乎？”可见，在书画创作中亦需保有内心的澄澈空明，秉持一种摈除得失、神思妙悟的静穆心态。青词与书画创作的心态，何其相似乃尔！

道教有所谓“虚静说”，乃是道家倡导的一种修养方式，又称“静思”“虑心”“空静”。青词作为一种道门仪式，要求保持虚静心态，也是顺理成章的。在写作青词和斋醮仪式中，保持一种专注守一、高度宁静的心理状态，确实符合道门清修的要求，也是敬神、自省的必要条件，同时有助于写作青词的斋醮者涤荡杂虑，身心放松，从而获得创作的灵感。

从文人心态的角度研究青词，最有价值的，是那些文人自作的、与个人身心攸关的、能流露其真实心态的作品，如祈求本命年保身平安、为父母家人祈祷、为自身仕宦祈福、希望为人生中突然出现的变故解厄禳灾等等。这些青词，都是作者自作，而非代作，情感自是不同。作品里面包含作者个人的真实想法、真实意愿，反映作者心态的微妙变化，故而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从青词的体制结构来看，一般是“一吁天，二忏过，三祈祷”。其中“忏过”部分与文人心态关系最密切，也是流露心愫，诚意忏悔，容易出文采的部分，最值得注意。而“吁天”与“祈祷”，则率多套话。“忏过”的内容，通常是诚恳地自我剖析，反躬自省，责己之过，其中体现的是扪心自问的忏悔，对神灵的敬畏虔诚，还有趋利避害的本能诉求等。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忏悔文学、忏悔意识此前并不发达，而青词中却大规模地出现忏悔心态，值得引起关注。

前文已言，青词的文学价值并不突出。元代道经《清微斋法》言：“章词之体，欲实而不文，拙而不工，朴而不华，实而不伪，直而不曲，辩而不繁，弱而不秽，清而不浊，正而不邪，简要而输诚，则可以动天地而感鬼神，径上天曹，报应立至也。”虽然青词本身的体制要求等决定了其质朴简要的特质，文人的发挥余地不大，但如正心诚意、简要输诚，亦可有惊天地、感鬼神之灵效。青词中的上乘之作表现为文学与道教义理的良好结合，或在意蕴方面出新，或在心理上摹刻精微，或在艺术上富有美感，或在辞藻上典雅精致。由此言之，在文人学士的青词作品中，代皇家撰写的御用青词，概多例行公事的“命题作文”，徒具典雅高华的外表，绝少佳作。翰林学士纵然才华横溢，但一无真情，二受规则束缚，没有用武之地，只得循规蹈矩，但求无过罢了。倒是文人学士自撰青词，往往与作者的切身感受相关，在形式上又不必太拘泥，注重心态的自然流露，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文人的复杂心理，故而反多情真意厚、文辞恳切的作品。可见，部分青词的文学价值较高，仍与其反映文人心态、揭示心路历程密不可分。

宋代青词的篇幅，有一个大概的变化趋势，即起初较短，后来逐渐变长。尤其是文人创作的青词，篇幅增加趋势较明显，这也容易理解。有时情况复杂，自省深刻，心态微妙；而六七十字的篇幅太短，心愫不能充分表达，祈告之事不能透彻说明。于是，青词的篇幅就呈逐渐增加的趋势。

笔者不揣谫陋，尝试对宋代青词中各种类型的文人心态进行逻辑分类，分析不同心态，探究宋代文人如何借道门青词吐露心声，忏悔祈福，向神输诚。

其一，禳灾除病、祈求延年的祈福心态。

人类共同的心理，都是趋利避害，爱乐厌苦。然而，人类却偏偏多痛苦，各种疾病、灾祸，让人心生恐惧，敬畏神灵，故而禳灾除病、祈求延年的祈福心态，成为青词中最常流露的心态。如杨万里《淋疾祈祷青词》：

鹤鸣九皋，无微声而不达；F闵庶类，哀眷之必回。岂其虮虱之臣，隔此恫之诉。伏念臣年几八秩，病己再秋。念万物自遂于两间，咸各正其性命；顾六腑独窒其一者，曾不如于狗猪。虽备古来刀锯鼎镬之刑，未足喻此疾痛惨恒之状。三医并手，百药罔功。余生蔑如，濒死数矣。屡哀吁于玄造，未彻闻于盖高。瞑眩小廖，根本犹在。肆旁招于羽客，敬展尽于血诚。敢祈畀矜，一洗沉痼。脱然去体，徼五福之康宁；大哉唯天，与群生而鼓舞。

杨万里在垂暮之年，缠绵病榻，备受折磨，他到处求医问药，却不见效果，于是虔诚祈福，以求祛病延年。此类禳灾除病的心态，在宋人青词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上至帝王将相，下到贩夫走卒，无人不希望延年益寿，而宋代名臣范仲淹之子范纯仁却写了一首绝无仅有的《请死青词》：

物居过盛，必有亏倾；器忌满盈，理当倾覆。矧无才德，宜取危言。尤可自知，难逃天鉴。伏念臣生蒙道荫，长遇明时。世皆儒风，存心必归于仁义；家传圣训，立身咸归于《诗》、《书》。早承教于父兄，晚叨荣于禁近。再执宰柄，十领州麾。今则感疾颠危，垂年迟暮，精神荒落，手足葳蕤，举必待人，神将去体。敢求延于钟漏，冀速返于泉扃。伏望诸圣垂慈，上灵降佑，旦就匝盘之清洁，靡惧床枕之艰辛。而况平生绝施设之殃，自信无潜藏之匿。宣尼尝曰：“丘祷久矣。”释氏有云：“我向则消。”臣谨当永结胜缘，坚持正念，期为庆瑞，以福善人；或有光灵，仰俾神化。

此青词视角独特，颇具哲人哲思，可谓古代典籍里独一无二的奇文。其中最可贵的，是对死亡的哲理思考。范纯仁毫不畏惧死亡，在经历了人生的荣辱盛衰，进入年迈衰老之际，他勇敢地自请速死。这不能不说是参破红尘，看透世象。年老有时是一种痛苦，老态龙钟，生活不能自理，人生失去乐趣。如果再辗转床笫之间，多受病魔的折磨，那真是生不如死，故反不如速死为愈。虽然范纯仁反其道而行之，写了出人意料的《请死青词》，但也是为了少受病痛的折磨，希冀神灵给他一个“安乐死”，早早解脱。因此，其本质仍是一首特殊的祈福青词。

其二，忧心前途、全身保安的心态。

一些文人在青词中关注自身的仕宦前途。像宋人常写的本命年青词，一般都会有感而发，倾吐心声，并非套话。陈师道《本命年祈祷设醮青词》曰：

天运有叙，六十岁而一周；人心所归，五千言之大典。惟此庚辰之岁，实为本命之年。数之所穷，理有必反，不胜恐惧，敬用祈禳。祗按旧章，修陈薄礼，惟众真之厚眷，下顾敝庐；假青章之微词，仰陈危恳。多生之罪，愿以忏除；百岁之年，敢祈阴锡。道心浚发，妙行具修。疾疠不侵，善祥来集。誓依真教，以毕余生。溥及群情，同期胜福。

陈师道的文章在当日并不擅名，但是“简严密栗”，有一定特色。此篇层次清晰，言简意赅，没有赘语，是青词中的典范之作。陈师道生于公元1053年，卒于1102年，考篇中“庚辰之岁”，应是公元1100年所作。虽然他虔诚地写了本命年青词，诚惶诚恐，向神表白，希望福寿绵长，但三清玉帝、玉皇上帝之类的神仙并没有保佑他，不到两年他就撒手西去，享年不足五十周岁。周必大亦有多首《本命设醮青词》，洪适和陆游则有《保安青词》。

仕途对于古代士人来说，差不多是头等大事。秦观有一首颇为特别的《登第后青词》，乃是科举登第后所作：

窃以天运至神，固不期于报效；群生多故，实有赖于祈禳。敢伸悃现私，仰渎高明之鉴。伏念臣生而固陋，长更屯奇，奔走道涂常数千里，淹留场屋几二十年。既利欲之未忘，在过愆而奚免。深惧风霆之谴，窃萌豺獭之心。乃与母亲戚氏，爰自往年，愿修醮事。今则猥尘科第，叨预仕途，岂微躯之克堪，皆造物之赐。辄取甲寅之岁，祗就海陵之宫，依按灵科，酬还素志。伏愿上真昭答列圣，顾怀增寿考于慈亲，除祸殃于眇质。私门安燕，无疾病之潜生；官路亨通，绝谤伤之横至。

这也是一首“还愿青词”。登第前，向神灵祈祷保佑，登第后就要还愿谢神。有意味的是，秦观登第后，显然没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豪兴，相反，回顾走过的科举之路，倍觉艰辛，似有无限感慨。他还虔敬地忏悔自己的过愆，诚恳地祈求神灵保佑他未来仕途通达，特别是保佑其母福寿康宁。

其三，虔诚自省、谨慎畏祸的约束心态。

青词的忏悔功能尤为突出，宋人往往借其虔诚自省，就某事向神灵起誓保证，反映出文人畏祸恭敬、谨慎自己言行的复杂心态。宋徽宗有一首《道君太上皇帝御制青词》，极有价值：

奉行玉清神霄保仙元一六阳三五璇玑七九飞元大法都天教主，臣诚惶诚恐，顿首顿首，再拜上言高上玉清神霄九阳总真自然金阙。下臣曩者君临四海，子育万民。缘德菲薄，治状无取。干戈并兴，弗获康靖。以宗庙社稷、生民赤子为念，已传大宝于今嗣圣。庶几上应天心，下销兵革，所冀遐迩归顺，宇宙清宁，而基业有无疆之休，中外享升平之乐。如是兵戈偃戢，溥率安康之后，臣即甘心守道，乐处闲寂，愿天昭鉴，臣弗敢忘。若将来事定，复有改革，窥伺旧职，获罪祸大。已上祈恳，或未致当，更乞重降灾咎，止及眇躬。庶安社稷之基次，保群生之福，五兵永息，万国咸宁。伏望真慈，特赐省鉴，臣谨因神霄直日功曹赍臣密表一通，上神霄玉府玉清，引进仙曹，伏须告报。臣诚惶诚恐，顿首顿首，再拜以闻。

这是信奉道教的徽宗皇帝亲手撰写的青词。虽然他贵为天子，但在青词中，亦需以“下臣”身份向神灵祈祷表白。他忏悔自己德薄能鲜，治国失误，陷黎民百姓于干戈之中。在金人大举南下，国事不可收拾之际，他避敌卸责，传位给儿子钦宗。他祈祷国家很快能消弭兵祸，天下安泰，并表示今后诚心奉道，不再贪权恋位，染指朝政权势。据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十四，“道君出青词稿一纸，俾宣示宰执百官，乃道君初传位奏天所作者”，实即上引之青词。按，此青词实有深意存焉。徽宗之青词，既是自身痛心疾首的忏悔反省，亦给写给新皇帝和文武百官看，可谓用心良苦。他表明心迹，向神保证，不再过问朝政，让儿子和文武百官释疑并放心，以便他们尽心去收拾残局。可见，徽宗青词蕴含的多层复杂意蕴，既是其心态的反映，又与当时国家形势、朝廷政局密不可分，还透露出徽钦父子之间颇为微妙的关系。如不是青词，很难想象徽宗会如此大胆直白地自我剖析。

其四，追荐亡灵、缅怀亲人的哀痛心态。

有的青词设醮祭奠亡故的父母亲人，为亡灵修善事，祈求冥福。此类青词因为有血缘关系和亲情，往往真挚感人。叶适《水心集》收录青词多首，其中《代子设醮青词》《大祥设醮青词》《谢恩青词》都是设醮祭奠亡母之作。最长的《代子设醮青词》云：

身婴降割，已无可赎之愆；教许追亡，尚有自投之路。伏念臣母令人高氏，蚤怀微志，备受多艰，经营甚劳，细大可考。岂不酬偿于晚节，胡为殒落于中年。遗骨空存，先灵何往。恍寻求而莫见，冀彷佛以能通。傥旧宇安栖，乞长为孤露之托。如烦冤上诉，幸曲垂矜度之私。俾获依凭，奚间存没。臣等精蕲有限，哀意无穷。

叶适对母亲怀有深挚的感情，一再写青词追怀祭奠。叶母育子劬劳，勤俭持家，却中年亡故，令叶适无限伤感。他希望通过神灵，与阴阳两隔的母亲交流，并恳求神灵保佑母亲安息。其中痛切肝肺的追荐心态，可称孝子懿行。中国自古讲究饮水思源、慎终追远，故追荐青词数量较多，亦富含情感。

其五，能够反映文人心态转折变化的青词。

以上考察分析了青词中体现出的多种文人心态。需要指出的是，以青词研究文人心态，不是静止孤立的。有时青词能反映文人心态的转折变化，更具研讨价值。就人生而言，青年一般奋发扬厉，心态较为躁动；而在社会上历练后，屡屡经受挫折打击，心态就会起显著的变化，由进取张扬转而为克己内敛。这是概而言之。宋代文人青词中，有时会反映作者在某个人生阶段的心路历程，颇为难得。请看苏轼的两篇“悔过”青词。

《醮北岳青词》：

少年出仕，本有志于救人；晚节倦游，了无心于交物。泌ざ嘧铮忧患再罹。飘然流行，靡所归宿。仰止高真之驭，降于乔岳之阳。稽首投诚，斋心悔过。庶一念之清净，洗千劫之尘劳。妙用无方，先解缠身之网；灵光所烛，幸逢出世之师。誓此余生，永依至道。

《醮上帝青词三首》之一：

臣闻报应如响，天无妄降之灾；恐惧自修，人有可延之寿。敢倾微恳，仰渎大钧。臣两遇祸灾，皆由满溢。早窃人间之美仕，多收天下之虚名。滥取三科，叨临八郡。少年多欲，沉湎以自残；褊性不容，刚愎而好胜。积为咎厉，遘此艰屯。臣今稽首投诚，洗心归命。誓除骄慢，永断贪嗔。幸不死于岭南，得退归于林下，少驻桑榆之暮景，庶几松柏之后凋。

据《苏轼全集校注》，这两篇青词皆作于绍圣元年（1094）闰四月，苏轼时在定州。写作青词的背景，是苏轼在乌台之狱、被贬黄州后，面临人生的又一次重大变故。当年有御史言苏轼所作诰词，语涉讥讪，闰四月，苏轼又被贬到偏远的惠州。而两首青词皆是尚未离定州时所作。苏轼在人生失意困窘、震怖恐惧之际，举行斋醮仪式，向北岳、玉皇上帝祝告一番，以自陈输诚，自忏安心。《醮上帝青词三首》云“两遇祸灾”，即指苏轼一贬黄州，再贬惠州。而“幸不死于岭南，得退归于林下”，是苏轼希冀自己能在风烛残年遇赦北返。人在经历了艰难困苦之后，难免要回首往事，往往会有“觉今是而昨非”的悔过之意。苏轼在《醮北岳青词》和《醮上帝青词》中剖析人生，诚恳地进行了自我批评。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个性上存在的毛病，少年得志，露才扬己，不知收敛，终于招来人生的大灾祸。他慨叹人生之路的艰屯困厄，情词婉转，怊怅抒怀。而可与推心置腹、表白自剖者，惟有神灵！这是研究苏轼在遭贬后心态变化、自忏自省的绝佳材料。如果掩去其中的敬神之词，谁能想象这样遣词精妙的作品是在向神灵忏悔呢？从文人心态的角度讲，最好的青词应属那种借题发挥，能够寄寓作者深沉的人生感慨的作品。大文豪苏轼咳唾成章，无所不精。上面两首发抒其苦闷悔过心态的青词，可谓宋代青词中的压卷之作。

由此可见，青词能够反映文人心态之复杂多变，有助于我们探究文人的深层心理。有的青词作者，对自身的剖析真率大胆，表白毫无隐讳，甚至将内心深处从不示人的情事都表露出来，这在其他文体或文学史上，都是少见的。如苏轼屡遭贬谪之遭际，实为历代忠耿之士所常遇，亦往往为士林清流之“下场”。凡仕途坎爸文人，想必皆有切身之体悟。从苏轼的两篇青词切入，当对古代士人之贬谪心态，忏愆悔过用心，皆有深入透彻之理解。

前文已言，道门道士、文人学士、民间百姓都会撰写青词。其中最“专业”的，当然是道门道士；但最有文学价值的，是文人学士之作。其实，道门道士对于文人学士撰写的青词，是有一定“看法”的。金允中《上清灵宝大法》卷二十五批评道：

常俗斋官或非自己撰述，词又率多委之他人。而士人用力于功名，未免专心举业，又不复辞以不能。往往斋中青词祈一次，醮中青词又祈一次。间有善于作文者，不过形容斋之与醮而已。彼又安知道家斋后设醮之本旨？

士人未能很好理解斋与醮之区别，率尔操觚，徒然讲究文辞，这在道教专业人士看来，都是有问题的。甚至可以说，道门对士人撰写有文采的青词，都有微词。关于斋与醮的区别，道家有明言：“斋中青词，则求哀请宥，述建斋之所祷也。至于醮谢青词，则叙斋修有阙，祈请蒙恩陈谢之辞也。”换句话说，斋中青词核心在祈福，醮谢青词核心在悔过。由此言之，醮谢青词会更多流露文人心态，其文学价值亦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