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行政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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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依法行政论文范文

现代经济实质上是市场经济、创新经济、法治经济。

第一，市场经济。现代经济的基础是市场经济。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就须进一步简政放权：向市场、企业、社会放权。三中全会决定通篇是放权，是可以、能够、允许，而不是禁止、不能、限制，充分调动企业、公民创新、创业、创造的积极性。今年3月开始的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全面展开的，成效显著。截至9月底，新登记注册企业223.29万户，同比增长57.9%。

第二，创新经济。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创新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关键靠创新，需要激发市场、社会创新活力。第三，法治经济。现代经济的本质是法治经济。自然经济是人治经济，计划经济是权力经济，市场经济说到底是法治经济。应把市场主体放出管制的“笼子”，放进法治的“池子”。

改革的动力、红利实质上就是制度的动力、红利。

10月1日开始实施的《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看似条文不多（共25条），但是第一次通过建立企业信息公示制度来创新监管方式，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强化对企业的信用约束，保障交易安全。这样既鼓励创新创业，激发市场活力，又加强了自律和监管，以一项具体制度撬动了整体市场活力，释放了改革红利，十分重要，作用也将很大。

二、重视“三项监管”

市场经济不是放任自流、不要监管，放松审批后更须加强监管。

第一，事前监管。之前，一讲事前监管就是审批，实际上事前监管不限于审批。当然，审批制度改革不是全盘否定审批，而是由于审批大多扩张了行政权力、窒息了市场活力，必须大幅削减。真正关系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网络安全、生产安全、食药安全、环境安全的还是应保留审批，但市场竞争机制可以调节的，公民、法人可以自主决定的，行业组织、中介机构可以自律管理的，行政机关事后监管能够解决的，应坚决削减。同时，应善于运用标准等方式代替审批，不符合标准的依法处置。

第2篇：依法行政论文范文

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不当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主管行政机关提出复查该具体行政行为的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对被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一种法律制度。

司法行政复议具有行政行为的基本法律特征。认识和确定行政复议的性质，有助于发展和完善行政复议制度，保障行政复议职能的正确发挥和行政复议活动的正确运行。笔者认为，行政复议在形式上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在本质上是一种行政监督法律制度；在方法上是一种行政救济的法律途径；在程序上是一种按行政司法程序运行的程序规则。本文将重点论述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复议的范围、管辖以及程序。

关键词：司法行政复议特征范围管辖程序

司法行政复议是指司法行政相对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不服司法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依法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申请，请求重新审查并纠正原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复议机关据此对原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适当进行审查并做出决定的法律制度。司法行政复议的目的是为了纠正司法行政主体做出的违法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以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一、司法行政复议的特征

1、司法行政复议是司法行政机关的活动

司法行政机关是行使司法行政权力，执行国家司法行政法律、法规、规章，管理国家司法行政事务的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在司法行政复议过程中运用了行政机关的工作原则和方法，这是它的行政性。然而，司法行政机关在进行司法行政复议过程中，又拥有准司法职权。这表明，司法行政复议是集行政性和司法性于一体的。

2、司法行政复议是司法行政机关处理司法行政争议的活动

司法行政部门的行为既有行政行为，也有民事行为，两种行为产生的争议表现为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司法行政争议主要指行政主体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因实施具体行政行为而与相对人发生的争议，这种争议的核心是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适当。司法行政复议是司法行政机关处理司法行政争议的活动，如果司法行政主体实施解决民事争议的具体行为，这种行为即不是行政复议，而是行政调解或行政裁决。

3、司法行政复议是司法行政机关按照法定程序和要求解决司法行政争议的活动

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作为第三方解决行政争议纠纷的活动。行政复议的这一特性要求司法行政复议机关和做出行政行为的司法行政机关必须分开，同时也要求司法行政复议必须按法定程序进行，这就是司法行政复议程序的准司法性。司法行政复议的准司法性使司法行政复议和人民法院审判一样，有许多制度贯穿其中。如申请制度、管辖制度、移送制度、回避制度等。《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复议应诉工作规定》第11条规定：“办理行政复议案件的法制工作机构人员与申请人有利害关系的，可以提出自行回避，申请人也有权申请其回避，但应说明理由”。司法行政复议程序的特点又体现在行政性方面。如复议机关自收到复议申请书至做出决定止，时间最长不超过六十日，司法行政复议作为行政活动，必须充分体现行政的效率原则，复议组织可以利用这些特点，迅速查清事实、解决司法行政争议。所以，就解决司法行政争议而言，司法行政复议程序比行政诉讼程序更经济、更具有效率。

4、司法行政复议是上级司法行政机关对下级司法行政机关进行的一种层级行政监督

司法行政监督可以在司法行政行为实施过程中进行，也可以在司法行政行为完成之后进行；可以是上级司法行政机关主动实施，也可以由利害关系人请求做出具体司法行政行为机关的上级司法行政机关实施，司法行政复议就是有权的上级司法行政机关依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复查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一种司法行政监督措施。通过司法行政复议，上级司法行政机关可以及时发现并纠正下级司法行政机关违法或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同时也可以发现具体司法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司法行政规范性文件，是否与法律、法规和规章相抵触。

5、司法行政复议主要采用书面审查的方式，必要时也可以采取听证的方式审理

《行政复议法》第22条规定：“行政复议原则上采取书面审查的办法，但是申请人提出要求或者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情况，听取申请人、被申请人和第三人的意见”。司法行政复议采用书面审查的方式的目的，在于确保司法行政复议必要的行政效率。这一点显然不同于司法审查制度。

二、司法行政复议的范围

对行政相对人来说是申请行政复议的范围，而对司法行政机关而言是受理行政复议的范围。行政相对人包括公民①、法人②或者其他组织以及外国人、无国籍人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复议应诉工作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具体行政行为可以向司法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1、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司法行政机关办理颁发资格证书、执业证、许可证手续，司法行政机关拒绝办理或者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依法办理。

2、对司法行政机关做出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止执业、吊销执业证等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司法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必须在其职权范围内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以及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责任与处罚相当的原则，充分保障当事人的陈述权、申辩权等权利的行使。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3、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司法行政机关办理审批、审核、公告、登记的有关事项，司法行政机关不予上报申办材料、拒绝办理或者法定期限内没有依法办理。

4、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司法行政机关注册执业证，司法行政机关未出示书面通知说明理由，注册执业证期满六个月内不予注册。

5、认为符合条件，申请司法行政机关参加资格考试，司法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办理。

6、认为司法行政机关违法收费或者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的。

7、对司法行政机关做出的撤销、变更或者维护公证机构关于公证书的决定不服。

8、对司法行政机关做出的留场就业决定或根据授权做出的延长劳动教养的期限决定不服的。

9、对司法行政机关做出的关于行政赔偿、刑事赔偿决定不服的。

10、认为司法行政机关做出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另外，根据我国《行政复议法》等的规定，抽象的行政行为和国家行为不属于司法行政复议的范围。抽象行政行为的特点在于它的普遍约束力和往后拘束力，司法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法规、规章或者具体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不服的”，不能单独申请行政复议。我国《行政复议法》第8条规定：“不服行政机关对民事纠纷做出的调解或者其他处理的，依法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讼”。综上说明，下列行为不属于司法行政复议范围：

1、执行刑罚的行为

2、执行劳动教养决定的行为

3、司法助理员对民间纠纷做出的调解或者其他处理的

4、资格考试成绩评判行为

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能申请行政复议的行为

三、司法行政复议的管辖

司法行政复议的管辖，是指各级司法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复议案件在受理上的具体分工。即司法行政相对人在提起行政复议之后，应当由哪一级行政复议机关来行使行政复议权。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司法行政复议的管辖如下：

1、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司法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由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管辖。为促进司法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水平，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司法部于1997年2月13日了《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该规定第8条规定：“司法行政机关处罚案件，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司法行政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对同一违法行为，两个以上的司法行政机关都有管辖权的，由先立案的司法行政机关管辖，司法行政机关对管辖权有争议的，由共同的上级司法行政机关指定管辖。如《公证程序规则》第58条第2款规定：“申诉人、公证处或者其他当事人对前款决定不服的，可以在规定期限内向有管辖权的司法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2、对监狱机关、劳动教养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向司法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由其主管的司法行政机关管辖。

3、对司法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而向司法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由司法部管辖。申请人对司法部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也可向国务院申请裁决。

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行政诉讼，由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司法行政机关应诉。经行政复议的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由做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司法行政机关应诉；行政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由行政复议机关应诉。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机关已经依法受理的，或者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在法定行政复议期限内不得向人民法院提讼。因为我国《行政复议法》第16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已经依法受理的，不得申请行政复议。”

四、司法行政复议的程序

司法行政复议的程序，是指司法行政复议案件所应遵循的步骤。它性质上属于行政程序。根据我国《行政复议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司法行政复议的程序大体上依次经过四个阶段，即申请、受理、审理和决定。

1、司法行政复议的申请

由于司法行政复议是一种依申请的行政行为，即司法行政复议机关根据司法行政相对人的申请，在审查被申请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适当的基础上，依法做出的一种行政行为。因此，没有司法行政相对人的申请，则不能启动司法行政机关受理、审查的程序，司法行政复议作为监控司法行政权的一种法律制度就不可能发挥其功能。

司法行政复议的申请是指司法行政相对人不服司法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而向复议机关提出要求撤销或变更具体行政行为的请求。司法行政复议申请应当符合以下条件：①申请人是认为司法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这里的“认为”是指申请人主观上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具体行政行为的侵害，至于在客观上是否受到侵害，则需要通过审理才能确定；②有明确的被申请人。没有明确的被申请人，复议机关无法进行审理，申请人的请求也无法实现；③有具体的复议请求和事实根据。复议请求是申请人复议时向复议机关提出的具体要求；④属于司法行政复议的范围，否则复议机关不予受理；⑤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如申请人向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应当在知道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60日内提出。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特殊情况的应在障碍消除后的10日内申请延长期限；申请人向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已经受理的，不得申请司法行政复议。

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可以书面申请，也可以口头申请。书面申请的申请书应当包括：①申请人的姓名、性别、年龄、职业和住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②被申请人的名称、住址；③申请复议的理由；④申请的年、月、日。口头申请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当场记录申请人的基本情况、行政复议请求、申请行政复议的主要事实、理由和时间，并由申请人签字。

2、司法行政复议的受理

司法行政复议机关自收到行政复议申请书之日起5日内，对行政复议申请做出如下处理：

①行政复议申请符合法定受理条件并属于《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复议应诉工作规定》所规定的受案范围的应予受理。

②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不予受理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③行政复议申请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但不属于本机关受理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复议机关提出。

除不符合行政复议的法定受理条件或者不属于本机关受理的行政复议申请外，行政复议申请自行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收到之日即为受理。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司法行政机关自收到行政复议机关发送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或申请笔录复印件后，应书面做出答复，并将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在10日内提交行政复议机关。

3、司法行政复议的审理

司法行政复议的审理是对复议案件的事实、证据、法律适用及争执的焦点进行审查的过程。审理是司法行政复议中的最实质性阶段。通过审理，查清事实，为适用法律即做出决定打下夯实的基础。

①审理的方式。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复议原则上采取书面审查的办法，但是申请人提出要求或者行政复议机关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进行调查，听取申请人、被申请人和第三人的意见。采取书面审理较为简便，具有较高的效率，符合行政效率的要求；采取调查的方式适用于较为复杂、影响较大的司法行政复议案件。

②审理的依据。根据我国《行政复议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司法行政复议机关审理复议案件，以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以及上级司法行政机关依法制定和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为依据。司法行政复议机关认为被申请人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规定不合法，本机关有权处理，应当在30日内依法处理；无权处理的，应当在7日内按机关文件送达程序转送有权处理的国家机关依法处理。处理期间，中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

③审查的内容。司法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和适当进行审查，复议机关既有权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也有权审查行政行为是否适当。

4、司法行政复议的决定

司法行政复议机关通过对复议案件的审理，最后做出决定。根据我国《行政复议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司法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案件之日起60日内做出行政复议决定。如遇有因不可抗力延误机关文件抵达的，有重大疑难情况的，需要与其他机关相协调的，需要对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规定进行审查的，以及其他经行政复议机关负责人批准需要延长复议期限等情况的，司法行政复议机关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做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经行政复议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并告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但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30日。司法行政复议决定有以下五种：

①维持决定。是指司法行政复议机关做出的维持具体行政行为的决定，对被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司法行政复议相关认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规章和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和内容适当的，应当做出维持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

②履行决定。指司法行政复议机关责令被申请人履行某种法定职责的决定。

③补正决定。指司法行政复议机关做出的责令被申请人补正具体行政行为的决定。如果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规章和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正确，事实清楚，符合法定权限，而只是程序上有些不足，司法行政复议机关可做出责令被申请人补正的决定。

④撤销或变更决定。指司法行政复议机关做出的撤销或变更具体行政行为的决定。司法行政的具体行政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适用依据错误的，违反法定程序的，超越或者的，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司法行政复议机关可以决定撤销或变更。

⑤重作决定。指司法行政复议机关责令申请人重新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决定。司法行政复议机关在依法做出撤销决定后，有时尚需被申请人重新做出具体行政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司法行政复议机关可决定责令被申请人重新做出具体行政行为。

此外，申请人在申请司法行政复议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应当给予赔偿的，司法行政复议机关在决定撤销、变更具体行政行为或者确认行政行为违法时，应当同时决定被申请人依法赔偿。申请人在申请行政复议时没有提出赔偿要求的，司法行政复议机关在依法决定撤销或者变更罚款，没收违法所得以及没收非法财物等具体行政行为时，应当同时责令被申请人返还财物或者赔偿相应的价款。

注释：

①公民是指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自然人。

②法人是指符合法定条件而成立的一种组织，它可以分为企业法人、机关法人、事业法人和社团法人。

③外国人和无国籍人在中国境内也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同时其合法权益也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保护，在对等原则下他们与我国公民一样有权作为申请人提出司法行政复议。

参考文献资料：

第3篇：依法行政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依法行政最根本的其实是用法律法规来约束行政权力的行使，基本要求就是行政机关的执法人员一定要按照法律法规来办事。目前我国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水平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存在的问题也较多。笔者认为可以从进一步提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加强行政执法审查和行政复议工作等方面进一步提高依法行政水平。

[论文关键词]行政机关 依法行政 信息 程序

党的十七大上，明确把“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新成效”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之一，对推进依法行政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现阶段，随着我国依法行政的不断推进，我国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水平与过去相比进步很大，但从总体上看，它的上升空间还是很大的，因为目前的行政执法状况还存在较多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也很多，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比如一些行政执法人员的思想观念，或者是本身行政制度上的缺陷等等，都会造成违法的行政行为，破坏了政府的形象、侵害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践踏了法律的尊严，最终影响到实现我国依法治国的法制化进程。本文从两个依法行政案例入手来分析和探讨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存在的问题，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县级政府依法行政水平和能力提供基础。

一、依法行政案例简介

案例一：某市有限公司诉该市规划局信息公开一案

基本案情：原告某市有限公司于2011年3月5日向被告该市规划局邮寄了六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要求被告以纸面快递邮寄方式向原告公开对北京东路88号房屋（以下简称“88号房屋”）进行拆迁和建设的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包括附件、附图）及其申报材料等六项政府信息。被告规划局于2011年3月17日以书面形式向原告快递邮寄公开了六项政府信息中的两项政府信息内容，其余四项未予公开。对于未公开的四项内容，被告仅仅通过电话告知原告不能公开的原因以及需要原告更改申请的事项等，但未以书面形式予以告知。

在本案审理期间，被告于2011年9月28日向原告作出书面告知，告知原告“你单位要求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较多，有的信息不存在，有的内容描述不准确，有的涉及第三方的商业秘密，因此，我局只能向你单位提供部分可以确认的信息，……现以书面形式再次告知你单位，我局将根据你单位更改后的申请内容，依法公开相关信息”。

法院判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条第三、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判决确认被告规划局针对原告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中未予公开的内容未给予告知的行为违法。

案例二：张某诉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

基本案情：2012年5月10日，原告张某所有的位于该市健康西路57号A栋204号房屋被拆除。同年5月17日，原告向被告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寄出《查处申请书》，请求被告查处违法拆迁行为。被告于2012年5月20日收到查处申请书后，对原告申请查处的事项予以调查了解。同年6月1日，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向被告作出书面情况汇报。因原告向市纪委反映被告行政不作为，同年8月6日，被告将相关情况向市纪委作出书面汇报。由于一直未能联系上原告本人，所以被告未能对原告作出书面回复。后，原告向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提起行政复议，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于2012年12月23日作出《[2012]苏建行复（决）字14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就原告申请查处事项作出的相关行政行为。

法院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责令被告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对原告张某的申请予以答复。

二、行政机关败诉原因浅析

（一）行政机关对法律法规研究不深

案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无论政府信息能否提供，行政机关都应作出回应，都有告知的义务。属于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和途径；属于不予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或该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对能够确定该政府信息的公开机关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申请内容不明确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作出更改、补充。《条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告知的方式，但此行为属于行政机关针对申请人的书面申请所作出的回复，应当采用书面告知形式。本案中，针对原告六项政府信息公开的申请，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公开了其中的两项政府信息，对于其余四项政府信息和上述已公开的两项政府信息中的申报材料能否公开以及相应理由，被告未采用书面形式予以告知，不符合相关规定。鉴于被告在本案审理期间已经向原告作出书面告知，但原告经法院依法释明，仍坚持诉讼，故应确认被告不予告知行为违法。案例二，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是指申请人请求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不予答复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60日内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本案中，原告于2012年5月17日向被告寄出《查处申请书》，被告于同年5月20日收到该《查处申请书》，原告认为被告未及时履行法定职责，有权提起诉讼。根据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和《江苏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被告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是本市负责管理房屋拆迁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房屋拆迁工作实施监督管理。本案中，原告申请被告查处其所有的位于本市健康西路57号A栋204号房屋未签订拆迁协议即被强行拆除的行为，被告自收到原告申请之日起60日内未对原告予以书面答复，属不履行法定职责。

（二）行政机关程序意识不强也是导致败诉的原因之一

针对行政相对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中不能或无法公开部分，被告未能予以书面告知或答复，而仅仅通过电话通知的形式告知申请人修改相关申请事项，显然不符合相关程序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收到申请人申请之日起60日内必须给与申请人书面答复。

综上，县（区）级政府及其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思想认识不到位，法律意识较淡薄，部分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二是行政执法目的有利益化趋势，重大行政决策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推进；三是行政执法重实体、轻程序，对程序的正当性关注较少，审查程序把握不够严格；四是基层行政执法力量相对不足，行政执法人员素质和执法队伍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和提高等。

三、对行政机关进一步提高依法行政水平的建议

从司法审查层面看，建议行政机关通过以下途径加强依法行政工作：

（一）加强行政矛盾纠纷的沟通和协调工作

当前，行政诉讼案件涉诉上访及涉稳定因素增多，要有效化解行政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协调和解是首选的解决途径。因此，行政机关要从践行科学发展观和维护社会稳定角度，提高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充分重视法院提出的协调建议，作好在诉讼前、诉讼中、诉讼后各个阶段的沟通和协调工作，共同构建行政争议预防化解综合调处机制，防范和化解行政争议引发的社会矛盾。

（二）提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

一是坚持领导干部学法制度。县区各级行政机关应积极贯彻落实领导干部学法制度，通过法制讲座、集体学法等形式，使领导干部掌握了解有关法律法规，提高领导干部对依法行政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二是坚持行政执法人员专业培训制度。行政机关尤其是案件多发和败诉较为集中的部门，要在加强行政执法人员“为民、务实、清廉”教育的同时，加强行政诉讼法及相关行政法律法规的学习和培训，切实提高执法人员收集证据、履行程序和适用法律的能力。例如：县区政府法制办可以定期地组织开展行政执法单位新上岗人员基础法律知识培训和考试；卫生、城管执法、工商等部门对本系统行政执法人员进行执法岗位专业培训等。通过各项培训学习，不断提高行政执法人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

（三）加强行政执法审查和行政复议工作

行政执法机关要不断加强案件审查工作，充分发挥集体把关机制的作用。对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不仅要从证据收集、事实认定、法律运用、程序把握等各方面把好审查关，经过集体讨论作出决定，还要完善事后监督机制，发现错误及时加以纠正。

（四）加强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

实践表明，在行政机关负责人参与案件庭审和协调的情况下，原告方更愿意心平气和地在法院主持下与行政机关进行协调，同时双方实质争议焦点能及时得以解决。建议党委、政府以文件形式对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纳入工作业绩考核，定期予以通报。加强对行政机关负责人应诉能力培训工作，使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实现行为常规化、作用实效化和效应最大化，使推进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真正成为有效化解行政争议、提升依法行政能力的重要抓手。

第4篇：依法行政论文范文

一、制定行政处罚法的意义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文化事业的迅速发展，行政机关的监督管理职能急剧增加，为了有效履行广泛的监督管理职责，越来越多的行政机关开始运用行政处罚手段。据调查，1991年，仅北京市

行政机关实施的处罚行为就达800多万次，其中罚没款物处罚700多万次，折合金额9000多万元，警告拘留违法人59.9万人次，吊销许可证、责令停业756起，拆除违章建筑2000多起。行政机关广泛行使处罚

权，对于制止和纠正违法行为，维护社会秩序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必须承认，目前的行政处罚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现有处罚手段跟不上，难以制止和纠正日益增多的违法行为；二是行政机关乱设处罚、滥施处罚现象日益严重，侵犯了公民法人合法权益，也损害了法律尊严，影响了政府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为此，必须尽快制定一部行政处罚法，统一解决目前实践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具体而言，制定处罚法的作用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制定处罚法有利于监督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有效完成行政管理任务。

由于缺少一部统一的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遇到很多困难。（1）违法现象日益增多，行政机关现有处罚手段制止不力。如制造假药违法案件1986年2000多起，1990年时达1.3万起，卫生检疫违法案1990年177起，1991年上升为277起。对于酒后开车、超载运输、道路遗撒等现象仅采用小额罚款已远达不到制裁效果。（2）执行处罚缺乏有力手段，非法干预和妨碍执法现象十分严重，据反映，北京市每年查处900万起违法案件，除现场处罚外，有近500万起处罚决定存在执行问题，完全推到法院是不可想象的。全国工商行政管理系统1990年发生妨碍公务案件1.7万起，造成13名执法人员死亡，754人重伤，35人致残。（3）处罚制度不健全，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逐年增多。法院受理的行政诉讼案件中，绝大多数都是对处罚不服引起的，但由于立法对行政处罚的依据、证据要求、程序、原则及幅度等内容的规定不统一、不明确，给行政机关造成较大被动，使法院也难以审查裁决。（4）由于财政体制和立法不配套，致使行政机关处理罚没款项做法不一，为违法截流、坐支、引诱相对人违法获取财源大开方便之门。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制定一部行政处罚法已非常必要。

（二）制定处罚法有利于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

由于缺少法律限制，行政机关乱设处罚、滥施处罚，侵犯公民法人合法权益的现象十分严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行政机关随意设定处罚权，超出法定幅度规定人身罚、财产罚，致使设卡罚款泛滥成灾、劳役罚花样翻新。许多县、乡、区自行设定各类处罚，严重破坏法制统一和法律尊严，侵犯公民法人合法权益。（2）某些行政机关钻法律空子，在法律缺乏对罚款幅度规定或规定的幅度过宽、罚款上缴程序不严的情况下，显失公正处罚相对人。坐支截流、非法获利。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以罚款养执法"，以罚款解决奖金、福利，乱开财源的混乱现象，严重影响了政府形象。（3）行政机关处罚管辖权不明确，出现多个机关争夺一项处罚权，"互相打架"。如海关与公安、工商对走私的处罚、食品卫生与质量监督对食品的管理、药品与工商对药品的管理、土地和城建对非法建筑的管理等经常发生的摩擦纠纷。据统计，目前已有16对机关在处罚管辖权方面出现争执和矛盾。由于多机关处罚和重复处罚，给公民法人带来不公正的处罚后果。（4）行政处罚缺乏严格的程序限制和证据规则，出现大量罚款不开收据、扣押财产不列清单、吊销许可证不说明理由、处罚不告知诉权等随意处罚现象，侵犯权公民法人合法权益。因此，制定行政处罚法对于限制监督行政权力，保护公民法人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三）制定处罚法对于健全法制，配合行政诉讼法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实施，在事后监督行政行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并没有完全解决行政机关随意设定处罚权、不公正行使处罚权的问题。实践中迫切需要对处罚行为加以事前事中监督，避免违法处罚实施造成的损害。为此，制定一部处罚法，对行政机关享有什么处罚权、如何行使处罚权作出严格限制规定，有利于配合行政诉讼法实施，完善对行政行为的事先监督机制，也有利于维护和加强法制统一。

（四）制定处罚法对于转变政府职能、纠正"为罚而罚"的传统观念，加快改革开放均有重要意义。

传统上政府管理注重计划与命令、强调制裁与禁止，助长了行政处罚中"为罚而罚"的不良观念，忽视了说服与指导、服务与保障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这种传统的管理经验与观念已经很难适应现代商品经济管理模式。现代经济要求政府多服务，少计划，多指导，少命令，多监督，少制裁。为此，必须改变目前这种多机关职能交叉、争抢处罚权，为了罚款而罚款，忽视指导与服务的现状。而重新划分处罚权，转变单一处罚职能、增强服务与指导观念必须通过统一的立法才能完成。

有同志认为，制定行政处罚法的条件尚不成熟。目前行政处罚条款多出自各部门的法律法规，因而完全可以通过修改部门法的方式解决行政处罚种类不齐、力度不够、程序不全、执行不力等问题，不必另起炉灶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处罚法。加之行政处罚中存在的一事再罚、多机关争夺处罚权、罚款流向不明等问题并不是缺少一部处罚法造成的，而是立法缺乏协调、行政组织权限不明、财政体制局限性、执法人员素质低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造成的，要解决这些问题，也不是制定一部处罚法就得以根除的。

我们认为；这些同志的看法虽有一定道理，但过于消极悲观了。因为任何法律都不能是一部包罗万象、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其作用也是有限的，但不能因为它作用有限而完全舍弃它。行政处罚法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解决现存的问题。一是通过规定处罚设定权的归属来限制各级政府滥设处罚的权力，从而结束所有机关均可创设处罚的混乱现状。二是通过规定处罚程序规则切实有效地保障受处罚人的合法权益，消除行政处罚的任意性和不公正现象，同时也可以保证合法的行政处罚决定得以顺利执行。

二、行政处罚立法中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行政处罚的种类问题

行政机关普遍反映，现有处罚手段不够，难以有效制裁违法相对人。例如，市容管理部门仅凭罚款手段难以及时纠正建筑运输单位的道路遗撒问题；渔政管理部门对外国船只进入我国渔域捕鱼行为也往往束手无策；交通管理部门对酒后驾车行为也缺乏有效处罚手段。为此，我们主张在处罚法中增加几种新的处罚手段，同时对现有一些处罚手段加以修改和调整。例如，申诫类处罚应建立警告登记和累积转罚制度，对多次受过申诫罚的违法人应转换适用更重一类的处罚。规定申诫罚的必要公开制度，使之发挥有效的威慑力。财产罚应解决罚款幅度过大、随意性强、流向不明的问题。建议将罚款的决定机关与执行机关分离开来，避免处罚者获益不处罚者失职的现象。将没收非法所得、扣押

、变卖、销毁等措施纳入处罚手段范围。行为罚部分则需解决"责令赔偿""责令履行某种义务"等决定的性质问题，特别要解决"责令性决定的"的执行问题。增加劳役罚内容，通过恢复原状等劳役措施教育违法人。除此而外，应当明确行政机关适用人身罚具备的条件和范围，规定除公安机关外，其他任何机关均不得适用人身罚手段。

至于如何在处罚法中规定处罚种类，我们认为应当采用归类与列举并用的方式。即规定行政机关可以采用申诫罚、财产罚、行为罚、人身罚的同时，还应规定几种主要处罚形式的适用方式，如警告登记累积制度，罚款决定与收缴分离制度、拘留处罚的传唤、讯问、取证制等。

（二）行政处罚种类的设定问题

行政处罚事关重大，只有特定层级的国家机关才有权规定处罚种类。对哪些机关有权设定哪类处罚，理论和实践界有较大争议。一种意见认为，只有法律、法规有权规定处罚，人身罚只能由法律规定，其他任何机关及组织都无权规定并适用处罚。另一种意见认为，根据目前我国立法现状，取消规章的处罚设定权是不合适的，因为规章是多数行政机关的执法依据，而且已经规定了不同形式的处罚，因此，应当允许规章设定一些非人身罚。还有同志认为，既然法津赋予地方政府诸多的管理职责，并允许市、县、乡制定在本地区内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那么就应当认可地方政府设定部分处罚的权力，体现"权责一致"原则。

我们认为，行政处罚涉及公民、法人基本人身财产权益，必须由特定的立法机关规定，这是保障人权，维护法制统一的基本前提。行政机关规定处罚必须有法律授权，而且授权的范围和规定处罚的行政规范必须受一定的限制。从我国目前处罚设定状况看，由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依据法律授权设定部分处罚是必要的，但只能就非人身权方面设定处罚。其他行政规范可依授权规定一些实施细则和标准，而不能创设处罚权。

除对设定处罚的机关作一定限制，还应该对设定处罚的文件加以限制，即任何机关都不得通过非正式的规范性文件，如政策、通知、技术标准、规程设定行政处罚权。

（三）行政管理权与处罚权的关系

关于管理权与处罚权的关系，理论和实务界有二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行政管理权与处罚权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力，行使两类权力的机关应当分离。至于分离到什么程序，有两种方案，一是相对分离，在同一个机关内，行使管理权的机构与行使监督处罚权的机构分离开，使监督处罚机构专司处罚及执行，不进行一般管理活动。二是完全分离，行政管理机关与监督处罚机关完全分开。各机关原有的处罚权从管理部门分离出来，组成若干相对独立的综合监督处罚机构。如目前地方从城建、交通、卫生、公安、税务、工商部门分离出来的综合执法队、市容监察组织等就属这一类。

另一种意见认为，管理权和处罚权是不可分离的两项权力，处罚权是行政管理权的一部分。例如，许可证管理中，吊销许可证是处罚的一种形式，但是，很难将吊销权从许可证管理权中分离出来。

解决好管理权与处罚权的关系，有利于减少行政处罚管辖冲突，也可以保证一事不再罚原则的贯彻实施。例如，由多机构组成的统一市容管理组织负责维护市容的各项工作，不仅减少多机并争夺管辖权的现象，而且能够避免就某一违法行为进行两次以上的处罚。

（四）法规竞合与一事不再罚原则

一个行为违反两个以上法律规范的，行政机关应如何处罚，这是一个法规竞合行为。例如，某人用毒药制成的诱耳在渔塘捕鱼的行为，可能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渔业法、环境保护法等多个法津。在目前行政管理权交叉重叠、法规不断增多的情况下，如果允许各个行政机关依据各自的法律对某一行为分别作多次处罚，显然有失公允。对此，有人提出"一事不再罚原则"。即对某一违法事件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的处罚。但对"一事"的理解不尽相同。较窄的理解是一个行为违反一个法律规范为"一事"，较宽的理解是一个行为违反多个法律规范也算"一事"。由于每一行为，每一事都可以进行不同层次的多次划分，而且处罚机关也不止一个，所以，也有人提出"一事不再罚"原则难以成立。

我们认为，一事不再罚原则是保障公民法人合法权益，防止行政机关专横武断的重要原则，应当在行政处罚法中占有一席之地。至于"一事"的范围如何界定，必须考虑目前处罚机关职权交叉重叠的现状。为避免行政执法机关失职不处罚或越权滥处罚，应当将"一事"界定于"一个行为违反一个法律"的范围之内。例如，某司机出车时被交通警察以尾灯不

亮为由处罚一次，在他驾车回单位期间，交通部门不得以同样理由再次处罚该司机。

那么如何解决因一个行为受多次处罚的问题，目前有两个方案：一是参照刑法中法规竞合理论采用"重罚吸收轻罚"方式处理，即一个违法行为违反多个法律规范，由其中量罚最重的机关处罚。但这种方式

存在一个问题，即会出现各机关争夺或推脱处罚权、互不通气现象。第二个方案是重新整合行政执法机关，改变传统上"一个机关执行一部法律"的习惯，将拥有相同或类似职权的行政机关合并，由综合性执法机关对同一违法行为进行"重罚吸收轻罚"的选择性处罚。我们认为这种方案是合理且可行的。

（五）行政处罚权的委托问题

行政处罚权涉及公民法人的人身财产权，应由法律规定的有权行政机关行使。但是，由于个别部门执法任务重、条件跟不上，遂将自己的处罚权委托给下级机关和所属机构同级其他机关，非行政机关、个人去行使。随着委托处罚权现象日益增多，交通、市容、物价、城建、计划生育、公安等部门执法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第一，谁有权委托？并不是任何行政机关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将自己的处罚权委托出去。委托机关必须是依法享有处罚权的机关。本身没有处罚权或其处罚权来自其他机关委托的组枳不得委托。例如，接受公安机关委托的乡（镇）政府不得再将其处罚权委托他人行使。第二，委托必须符合什么条件？委托必须有法律、法规、规章依据。同时也必须符合其他定法条件。第三，委托应履行哪些手续？有些行政机关向个人组织委托处罚权时不办理任何手续，致使委托随意性增加，委托后责任不明确。为此，应通过立法明确委托处罚权的必经程序，如签定委托书、划分双方责任，约定委托权限、范围及期限。第四，委托处罚的责任归属如何？目前委托处罚的责任并不明确，具体做法也不一样。例如委托权限内的处罚行为由谁负责？委托权限以外责任由谁承担？有同志认为，无论处罚是否超出委托权限，都应由委托机关负责。第五，行政机关的派出机构是否无须委托行使行政机关的权力？有同志认为，目前大城市的街道办事处、派出所等担负大量行政职责，相当于一级行政机关，但又没有明确的执法主体地位，引讼被告资格的混乱。为此，应当明确其独立执法的地位，不必履行一般委托手续。

（六）行政处罚程序问题

行政处罚程序不完备是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处罚程序种类不全、没有关于溯及力和时效的统一规定、证据规则不明确、缺乏有效的执行措施和执行保障、协助执行不力等。

1.程序种类不齐全。行政处罚是针对不同程序、情节、条件的违法行为实施的制裁，可以分为几种类型：普通处罚程序，即通过正常程序实施的处罚，原则上应履行通知、讯问、听证、制作处罚裁决等程序；特别处罚程序，对紧急情况下或是非清楚的现场违法行为实施的处罚，如强行制止、纠正、现场处罚等。特别程序可以省略某些手续，如通知、听证等，但有的事后应补正。

2.时效规定少。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必须有时间限制，即超过追究时效，不应再施处罚。治安处罚条例规定为6个月，是否该时效规定也适于其他种类的处罚？我们认为立法原则上可规定为6个月，其他法律法规另规定的除外。

3.处罚适用规范的溯及力不明确。行政机关适用的法律、法规前后规定不一致的，处罚应本着"从旧兼从轻"原则。对于法律实施以前的违法行为，不适用新法律处罚。对过去开始，持续到新法律实施后的违法行为，应适用较轻的法律予以处罚。

4.证据规则不明确。行政处罚往往涉及转瞬即逝的违法行为，难以收集到明白无误、双方当事人共同认可的证据。加上行政证据涉及专业技术问题，行政机关根据现有条件，也无法象刑事侦查一样，收集到准确完整的证据。为此，应当确立

几项特殊的行政证据规则。如处罚只需主要证据确凿、对于某些现场处罚，如交通警察对违反交通规则的处罚、市容部门对无照经营者的小额处罚和纠正行为，诉讼中处罚机关不负举证责任，只有在受罚人证明执法人员与其有私怨恶意的情况下，执法机关才举证。现场笔录在受罚人不签字的情况下，只需两个以上执法人员签字或证人签字就有效。证人不作证或作伪证应当负法律责任。

第5篇：依法行政论文范文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含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是指那些以各种各样的文化形式存在的、能够满足社会和人们的认同感、并为社会文化创造提供灵感的各种物质、艺术、场所、实践、技能、工艺品等等，它的内容范围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首先是各种口头传说和表达，主要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其次是各种形式的表现艺术和表演艺术;再次是形式各异的社会风俗、礼仪、节庆等等;此外还有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最后是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分析

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民族凝聚性，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体现出该国家或地区的精神风貌和民族特色，这是不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本质反映。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在文化传承的过程中起着纽带的作用，经过源源不断的过滤和升华，可以将整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凝聚在一起，保证民族生活的正常进行。其次是广泛的群众性，具体表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广泛的群众影响范围与影响力。通过漫长历史流传下来的特定民俗的社会影响力是巨大的，可以超越地区和种族差异。再次是以口头或者其他方式体现的传承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需要有一些特定的形式，要想顺利在不断繁衍的后代中流传下去，必须最大限度的借助人的口头、动作或者其他方式来传播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具有变异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流传的过程中往往会受到很多外在因素的影响，致使它的内容和形式都不断的发生变化，因为，口语这种传播形式本身具有很大的变动性，而且语言和行为很难在传播的过程被原封不动的模仿和传递，同时流传内容和形式也会随着民族心理、地域观念、社会变化的不断变化而产生一些新变异。最后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呈现出明显的多样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流传的过程中往往会受到当地民俗的影响和渗透而具有独特的地区特色。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分析

(一)地方行政立法的保护现状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宁夏、江苏等省先后制定了保护民间美术与民间艺术的地方性法律法规和政府规章，这些法律规章率先开启了地方行政立法的先河。1997年，国务院又颁布了《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云南、贵州、福建、广西等省在国务院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又相继出台了适合自己本省的省级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这些地方性民族民间传统保护文化的出台，有效的保护了各地各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工作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借鉴经验。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管理现状有待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庞大，需要管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与数量众多，因此，需要首先充分发挥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职责，并将文化部门、文物部门等多个部门联合起来，建立完善、有效的非物质文化管理体系;建议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机构，避免多方管理、责任推诿的现象的发生;制定高效、合理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规定保护条例的总则、认定与传承、保障措施、法律责任等具体内容。

(二)中央行政立法的保护现状

中央行政立法保护的现状是在地方性立法保障的基础上，在总结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经验而出台的高级立法。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该《意见》明确指明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大意义、工作目标和指导方针，并给予了详细的保护建议。《意见》指出应该建立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充分发挥政府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主导作用，建立保护工作领导机制;其次，建立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由文化部牵头，实行有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国家民委、财政部、建设部、旅游局、宗教局、文物局等联合参与的保护联席会议制;再次，充分发挥专家作用，广泛吸纳有关学术研究机构、大专院校、社会团体等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意见;最后，实行专家咨询机制和检查监督制度，推动国家国务院及其各部委乃至各省市的专家联手的行政立法的序幕。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分析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与知识产权的客体并不完全对应。知识产权的客体是指人们在科学、技术、艺术等知识文化领域形态中所创造的出的精神产品，它可以分为创造性成果、经营性标记、经营性成果三个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包各类传统工艺、技能、语言、艺术等等，两者之间的主体并不完全对应，知识产权客体中的经营性标记和经营性资信不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不能仅靠知识产权法来指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行政法的特别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涉及公、私两方面的利益，因此，首先应该确立国家范围内的公法的权威性，由国家来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的历史文物，这需要着重发挥行政法管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时的高效、及时、主动的优势;另一方面，确保缔约国领土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总政策，建立主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遗产的专门机构，采取合适、恰当的法律、行政、财政等措施，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二)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法保护体系的建议

1．要建立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申报、确认和普查制度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完整过程中，要切实实行国家、省级、市级、县级四级申报确认制，对有申报资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按照由低到高的顺序逐级进行申报。同时还要注意有优先申报的问题，对具有共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坚持优先申报的原则，“端午节”申遗事件就给我敲响了警钟，提醒我们要抓住申遗的最佳时机，切不可被动。

2．加强行政立法保护，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机制

目前中国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门法律不够完善，能够起保护作用的法律具体包括《文物保护法》、《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实施方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以及地方性的文物保护法规等，为此，应当建立专门的行政法，借助行政法来调整和规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工作，鼓励行政机关积极进行创制性行政立法，建立相对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

3．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个引入听证制度

听证制度是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制度，听证制度的实行可以广泛征集和了解民意，可以帮助行政人员全面了解真实情况，以减少人力和物力投入，达到节约资源、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现行的听证制度主要包括处罚听证价格听证、立法听证、环境听证、许可听证等等。

4．实行行政奖励制度，鼓励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单位

对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单位可以实行行政奖励制度，这样可以充分发挥个人和团体的积极性。为此，首先要在法律上对授奖主体进行必要的规范，明确各级授奖主体的权限和职责;其次，明确规定奖励的范围和条件，使得奖励范围和条件明确化，应该包括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再次，明确规定奖励的等级和标准，利用多种激励方式，发挥激励的整体效应。

四、结语

第6篇：依法行政论文范文

强迫交易罪行为本质的理论

溯源我国刑法理论对强迫交易罪的分析较少，学说对于强迫交易罪的行为本质颇有分歧，主要观点包含以下三种：（一）“完成交易目的+交易形成”说该观点认为强迫交易犯罪行为人暴力、胁迫行为的目的在于强迫他人完成交易，强迫买卖商品或接受服务。行为人使用暴力、胁迫等手段仅为了确立交易关系，故而该行为必须发生在合同的签订过程中，常见的是在“强迫与他人形成正当交易的行为”以及“强迫他人允诺在‘保留价格’范围内接受不公平的合同行为”这两类情况下构成的强迫交易罪。[1]（二）“牟取暴利+交易履行”说该观点认为强迫交易罪中的暴力、胁迫行为必须以牟取暴利为目的，行为人的暴力、威胁行为必须发生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即合同签订完毕但行为人并未按约定的条件履行义务，而通过暴力、威胁等手段要求受害方以超出约定对价的高额价格实现其牟利目的。若交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完毕，行为人采取暴力、威胁手段强迫对方额外履行付款义务，则成立敲诈勒索罪或抢劫罪。[2]（三）综合说该观点是结合以上两种观点，即“牟取暴利+交易形成说”，认为强迫交易罪的行为本质是在交易形成如合同订立过程中，以牟取暴利为目的，使用暴力、威胁手段迫使交易相对方违背自由意志与行为人成立交易关系，即要求强迫交易罪中的暴力、威胁行为应发生在订立合同或形成交易、参与经营活动或退出经营活动之时，若嫌疑人行为不符合该行为目的或该行为时间的要求，则不成立强迫交易罪。由于对强迫交易罪中暴力、胁迫行为的发生阶段和行为目的的理论解释不同，司法机关对强迫交易罪难以统一适用，导致对相同案件作出相异的罪名认定，法律的权威性因而受损，普通民众也容易对法律本身产生迷惑。故而笔者认为，从上述两起事实相似的案件切入，深入检视强迫交易罪的行为本质，全面厘清其与敲诈勒索罪的差异，对于强迫交易罪的司法适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于强迫交易罪本质的检视

就当前有关强迫交易罪行为本质的讨论而言，主要体现在“完成交易目的+交易形成”说与“牟取暴利+交易履行”说之间的分歧，这其中“牟取暴利+交易履行”说又居于主导地位，而“完成交易+交易形成”说在学界的地位已逐渐下降。对于强迫交易罪的行为本质，笔者将结合上述案件逐一进行分析。（一）暴力、威胁行为的本质目的可以肯定的是，从刑法修正案（八）关于强迫交易罪的修改规定可以看出完成交易目的说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强买、强卖商品或强迫提供、接受服务可以以完成交易为目的，但新增的强迫退标、让股等内容完全排除了实现交易的目的，故而立法以明文规定的方式否定了完成交易说的理论价值。但立法否定了完成交易说，主流赞成牟取暴利说，并不能认定行为人暴力、威胁行为可以指向无限的暴利程度。按照牟取暴利说，牟取暴利是行为人采取暴力、胁迫行为的出发点，行为人不依照约定的条件履行义务或者不尊重被害人的交易意愿，意图通过暴力、胁迫行为来迫使被害人接受不公平的交易条件，实现其牟取暴利的目的。笔者承认牟取暴利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实务中必须对行为人取得暴利的程度，以及暴利的载体明确规范，防止轻纵那些表面上为了牟取暴利而实欲非法占有的非法行为，因而背离强迫交易罪维护公平、自由的市场交易秩序的价值内涵。应当明确的是，采用暴力、威胁手段的目的确实在于满足行为人通过公平交易无法得到的暴利（或通过自由交易无法成交的低价），同时该利益因违反公平原则而不为法律所认可。但在强迫交易罪中，行为人的暴力、胁迫手段仅在于获取公平交易额外的暴利，双方必须具有一定的交易或经营关系，行为人在暴力、胁迫之下必须付出一定的交易成本，且该种暴利的程度不能是无限大，进而使行为转变为实质的非法占有。根据2005年6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9条第2款：“从事正常商品买卖、交易或者劳动服务的人，以暴力、胁迫手段迫使他人交出与合理价钱、费用相差不大钱物，情节严重的，以强迫交易罪定罪处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买卖、交易、服务为幌子采用暴力、胁迫手段迫使他人交出与合理价钱、费用相差悬殊的钱物的，以抢劫罪定罪处刑。”由此可以肯定，强迫交易罪中行为人在采用暴力、胁迫手段迫使交易相对方达成交易时必须以给付对方一定数额的货币、商品、或者要求对方接受一定的服务为代价，同时行为人暴力、胁迫被害人所达成的对价必须在合理差价的暴利限度内。然而，何谓“与合理价钱、费用相差不大的钱物”，尽管该《意见》第9条第2款规定：“在具体认定时，既要考虑超出合理价钱、费用的绝对数额，还要考虑超出合理价钱、费用的比例，加以综合判断。”由于该规定依然并未给出明确、具体的标准，难免导致实践中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对“与合理价钱、费用相差不大的钱物”的理解不同，定罪处罚也容易发生分歧。例如在前面提及的两起案件中，前者的嫌疑人将加工费从1.7元提高到3元，后者则从0.4元提高到20元，是否对后一情形认定为符合“相差悬殊”的标准，就决定了罪名的不同。可见，对标准的不同认识往往可能导致行为性质的认定迥异，而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的法定刑相差甚大，正确界定强迫交易行为中的暴利标准可谓关乎犯罪人的重大人身利益。笔者认为，要合理限定暴利的标准，必须结合行为人通过暴力、胁迫行为所牟取的非法经济利益与合理价钱、费用的绝对数额和比例来分析。因为实务中部分案例存在绝对数额大，比例却较低的情形，因此全面考虑超出合理价钱、费用的绝对数额和比例是比较公平、妥当的处理方法。对于超出合理价钱、费用的绝对数额不大，比例也不高的，即为“相差不大”。而对于超出合理价钱、费用的绝对数额大、比例高的，即“相差较大”的情形，一般也应按强迫交易罪定罪处罚，毕竟这种“相差较大”并非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仅是出于以不合理的交易价格实现牟取“暴利”目的。但如果超出合理价钱、费用的绝对数额特别大，相差比例特别高即达“悬殊”的情形，一般应以抢劫罪或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比如强迫他人以5万元购买一条价值50元的牛仔裤，显然很难认定行为人的“牟取暴利”之目的，其性质更符合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以交易为名行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之实，或构成抢劫罪或构成敲诈勒索罪。实践中，认定相差“不大或较大”的情形较容易，但对于相差“悬殊”的，司法解释并未明确，则需要司法人员综合行为人的犯罪情节，行为手段，当地的经济水平、市场价格等多方面因素加以考量。因此，如果仅从行为目的角度分析，前面提及的两起案件都是行为人为牟取暴利，向被害人索取与商品或服务价值相差不大和相差较大的加工价格，故符合强迫交易罪的目的特征。（二）暴力、威胁行为的发生阶段如上所述，强迫交易罪中暴力、威胁行为必须发生在具有特定交易关系或处于特定经营活动的行为人之间。因为只有存在特定的交易关系或处于特定的经营活动中，行为人通过暴力、威胁手段促成商品、服务交易，成立或解除经营关系，是基于牟取非法经济利益的主观动机驱使下通过客观的交易行为，破坏了公平、自由的市场交易秩序，侵害交易相对方的合法权益，因而符合强迫交易罪的法益要求，彰显将强迫交易罪置于破坏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章节中的立法本意。然而，行为人的暴力、威胁行为发生在交易活动的哪个阶段，则有必要加以厘定，以符合强迫交易罪规范的实质要求，从而避免司法适用出现混淆。笔者认为，强迫交易罪中的暴力、威胁行为应当发生在交易形成阶段，而并非贯穿交易履行过程。就合同交易而言，体现强迫交易的暴力、威胁行为应发生合同订立的过程中，而并非发生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首先，按字面意思，强迫交易罪直接指向的是相对人的交易自愿性。其次，从交易活动的规律看，交易方的非自愿特征是显失公平的必要条件，毕竟强迫交易罪侵犯的是他人对交易对象和交易活动的自主选择权，从而破坏市场交易秩序的公平性和自由性。再次，从刑法修正案（八）对于强迫交易罪的具体列举的五种情形看，强买强卖商品和强迫他人提供或接受服务都发生在交易的形成过程中，破坏他人交易的自愿性；而强迫他人参与或者退出投标、拍卖及特定的经营活动和强迫他人转让或者收购公司、企业的股份、债券或其他资产的，也是限定于违背他人经营活动的自愿性，针对经营活动的开始或结束来迫使相对人放弃或付出权益，以满足行为人牟取非法利益的目的。按照“交易形成”说，行为人采取暴力、威胁行为迫使相对人与其订立合同、参与或退出特定经营活动，即已经构成强迫交易罪，在之后的交易履行过程中再采取暴力、威胁手段逼迫相对人牺牲其权益完成特定的交易活动，仅仅是犯罪状态的延续，是牟取非法利益目的的二次践行，无需重复评价，就如同盗窃者一旦将他人财物秘密窃为所有，便构成犯罪，而此后的秘密保管或出卖行为，只是其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目的的继续，并不因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而单独成罪。然而，一旦将行为阶段限制在交易履行过程中，便给犯罪留下一道口子。行为人即使在订立合同时采取暴力、胁迫行为迫使相对人订立合同，但并未在后续的履行合同中采取暴力、胁迫手段强行牟取非法利益也不能作为强迫交易罪进行评价，无论行为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是否以暴力、胁迫手段迫使相对方，只有在交易履行过程采取暴力、胁迫行为才能以犯罪论。总之，强迫交易罪中的暴力、胁迫行为应当发生在特定双方在订立合同，达成交易的过程中，而一旦交易关系形成，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便不存在强迫交易的情况。因此，如果仅从暴力、胁迫行为的发生阶段分析，前面提及的两起案件都是在合同订立完毕，行为人在履行合同义务过程中向被害人索取超出商品或服务价值的价格，故不符合强迫交易罪的阶段特征。（三）暴力、威胁行为的行为程度按常识，仅从行为程度上比较，强迫交易罪中的暴力、威胁明显低于抢劫罪，其程度应不危及被害人的身体健康或生命安全，不致于令被害人不敢反抗或不能反抗。因此，在一般情况下，行为人多采取语言威胁或强制搜身等方式。如果行为人以牟取超出合理价钱、费用相差不大的非法利益为目的，但在使用暴力、威胁过程中致人重伤或死亡的，应判明其主观方面而亦伤害或杀人罪定罪处罚。笔者认为，强迫交易罪中的暴力、威胁程度与敲诈勒索罪中威胁、要挟的行为程度较为一致，区别主要在主观目的。因此，只要行为人采用的特定暴力、威胁方法的针对性强、具有一定攻击性，足以影响被害人的自由意志，最终可能使被害人被迫作出违背真实意志、且不利于自身的行为，便符合强迫交易罪中的暴力、威胁的行为程度要求。对于暴力的程度，应限于致人轻伤。一方面，从本罪（情节严重）法定刑与故意伤害罪（轻伤）法定刑比较分析来看，强迫交易罪可以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高于故意伤害罪的三年有期徒刑，可见立法已将对轻伤的评价纳入强迫交易罪的法定刑考量之内。另一方面，按照各地司法实践，如北京丰台的“不住店就让你骨折”，以及河北保定的“不买打火机就揍人”等数起强迫交易案件，强迫交易罪的暴力程度认定标准普遍被定位在轻伤程度。因此，将强迫交易罪的暴力程度要求限定于轻伤，既遵循了立法规律，也符合实务规范。[3]对于威胁的程度，则较难落实具体标准。因为个体的心理素质、生活环境等因素都会对行为人的恐惧产生影响，比如，某些被害人的羞耻心极强，重视其隐私保护，一旦受到宣扬隐私的威胁，即产生无法承受的精神压力和心理强制，甚至可能造成被害人自杀严重后果；而对于某些天性洒脱、乐于分享、喜欢受人关注的人，宣扬隐私的心理强制程度较低，甚至不会因而产生恐惧。笔者认为，对威胁程度最恰当的界定方式，应按照社会公众普遍的认识标准和价值衡量，即只要威胁行为能够使交易相对方产生心理恐惧，便足以构成强迫交易罪。必须指出的是，强迫交易罪中威胁内容的暴力程度可以超出行为人实际实施行为的暴力程度。例如，以侵害被害人生命安全相威胁，迫使被害人就范，也成立强迫交易罪。[4]因此，仅从暴力、威胁的行为程度出发，在前面提及的两起案件中，行为人都是利用了被害人对延误货期的巨额违约金的畏惧心理，肆意提高约定的加工费用，迫使被害人支付高额费用，因而成立强迫交易罪。对强迫交易罪的上述分析表明，嫌疑人所采用的暴力、威胁行为的行为目的、行为程度和实施时间等因素对司法认定具有重大影响。《刑法修正案（八）》虽然对强迫交易罪做出调整，补充了有关投标、拍卖、股份、债券等特定经营活动情形，但是不管犯罪情节和法定刑幅度如何修改，通常不会影响到案件的定性，只有对行为人暴力、威胁行为本质的理解不同，才会出现前面提到的同案不同诉问题。

第7篇：依法行政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经过现代性三次浪潮的冲击以及科层制的建立，行政摆脱道德的纠缠，建立以价值中立为基础、效率为导向的发展逻辑。然而，行政并非与道德无涉，不能简约为行政技术主义。行政本身的合理性、合法性论证，不仅需要以单纯技术为基础的效率支撑，而且有赖于目的性价值的支撑，而道德始终是实现行政目的的必要条件。因此，行政必须超脱传统的发展逻辑，以正义为导向寻求向道德的回归。而要寻求道德的价值性辩护，毋宁是要建立起正义的行政制度以及呼唤公民的美德。

[论文关键词]公共行政价值中立效率现代性正义

西方主流思想家尤其是自由主义者主张：在多元文化和现代民主政治的条件下，惟有以价值中立为基础、效率为导向才是公共行政的发展逻辑。他们辩护现代实证主义哲学的“事实与价值两分”之单纯自然科学主义思维模式是保证行政发展唯一可行的方向。换言之，只有以价值中立的形式超脱伦理道德甚至一切差异性的文化价值观念的纠缠，才符合行政的发展逻辑，才能实践最有效的行政治理和赢取合法性。然而，这样的发展逻辑在价值问题上的缄默不语无法解决多元竞争的冲突，更是无法论证行政本身的合法性。行政与其说需要目的性价值，毋宁更是需要道德辩护。而我们所要探讨的主题与此关切：公共行政为何游离道德公共行政如何回归道德的目的性价值辩护?

一、溯源：公共行政的发展为何游离道德

公共行政对道德的诉求是在对官僚制甚至是传统行政发展逻辑的批判中获得肯定的。在公共行政的实践中，传统行政机械化的发展逻辑使政府效率急剧下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府失灵”的原因之一。在此境遇下，无论是“新公共行政运动”还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皆以否定官僚制为政府重构的前提。换言之，是要通过这一批判性的否定为政府再造重塑地基。然而，对官僚制的否定，即使逻辑地符合公共行政对道德的诉求，却始终摆脱不了传统行政发展逻辑。在这一问题上，麦金太尔引领了我们的视线。他认为，现代行政发展的逻辑有一鲜明的脉络：始于启蒙时代的政治理想，中经社会改良者的抱负以及管理者的合理性证明，直至技术官僚的实践。麦金太尔所描绘的是行政发展的显性图景，然其背后却潜藏这样的论断：考据现代公共行政与道德的分离无可避免地让我们回归启蒙时代，思索先哲的政治理想，而这探究的立足点恰恰就在于政治领域。

行政实践并非与行政学的创立者们所想象的与政治全然无涉，而是扎根于政治与道德领域。即使是行政学的创立者们以“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这一二分法作为行政学的方法论开端也难以否认：行政须以政治为先导，隐藏在行政背后的政治、道德是论证行政的目的性价值的必要条件。如此说来，从政治领域抽离出来讨论行政和道德的分离问题，作为现代探讨行政问题的普遍方式，尽管可以探讨得细致入微，却未必比近代的思维习惯更为高屋建瓴。由此，探寻“公共行政的发展为何游离道德”这一命题须回归源头，分析政治与道德分离这一行政游离道德的前提。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行政是政治作为实践性的学科在技术操作上的应有之义。按照亚里士多德的阐释，政治关乎城邦这一“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在传统意义上，行政本身也包含追求至善这一本性。然而随着政治与道德的分离，现代行政催生以来便消逝了这种本性，此时行政在名义上已摆脱了政治。著名的解释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曾断言：政治与伦理的分离具有明晰的路线图，经过始于马基雅维利、中经卢梭、近到尼采的“现代性的三次浪潮”的连续冲击，西方政治哲学及其传统已在三次危机中难以挽回地衰落。古希腊所塑造的传统哲学认为人本身是向善的，政治或者是行政本身就在于实践这种至善，所追求的价值就在于城邦的道德，道德与政治并没有被严格区分，而且两者相互纠结、支撑与印证。然而，现代性的三次浪潮对这一传统进行了釜底抽薪：“当马基雅维利以政治权力取代政治美德、卢梭以自由(权利)作为政治原则、尼采用权力意志取代国家政治本身时，在古老雅典城邦的政治生活和古希腊哲贤的‘爱智’冒险中生长出来的政治哲学，便开始从‘权力政治学’向‘自由(权利)政治学’——经过霍布斯的‘自然权利政治学’和洛克的‘财产政治学’的预制——最后到‘权力意志政治学’的蜕变。”

按照施特劳斯的诊断，政治游离道德是一个“现代性事件”，主要由“三次现代性浪潮”的冲击所导致。然而，冲击后的行政还要有能够实行价值中立、提高效率的实践性或环境性契机。政党分肥制便为之提供了这样的机遇。威尔逊的行政“价值中立”原则便是针对当时美国的“政党分肥制”，为了一劳永逸地摆脱其纠缠所做出的设置。他以完全超脱道德、政治甚至是法律领域的“事务性”来描述行政管理的领域，“它与政治的领域那种混乱和冲突相距甚远。在大多数问题上，它甚至与宪法研究方面那种争议甚多的场面也迥然不同。”恰是服从于解决“政党分肥制”这一具体问题的“价值中立”原则与韦伯的“官僚制”相结合，把道德价值从公共行政领域中彻底剔除。

由此，现代行政发展逻辑在历次的思潮碰撞中，在政治与行政的分离过程中，形成了这样的理论抑或假象：行政与道德全然无涉。它试图逻辑周延地表明：效率是价值中立的必然结果，而要实现效率，惟有寻求事实与价值两分的价值中立。

二、问题：现代行政逻辑与道德之间

行政摆脱了道德、行政学脱离政治而产生毋宁是现代性事件，经过与道德的决裂以及机械论科层制的发展，公共行政尝试依据科学和技术路线寻求自身发展逻辑的理性化，逐渐构建起自己的逻辑体系。然而正当现代行政构造起自足的技术体系，准备摆脱道德飞跃发展的时候，道德的问题却又紧紧地纠缠着它，使之返回始发点。道德问题犹如现代行政背负的“原罪”，即使他们妄图遗弃，却又总是悄然复归。这一“原罪”，便成为新公共行政运动及新公共管理运动进行政府再造的突破点。尽管它们的努力无法超脱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甚至恰恰表现了官僚制总体实现的结局，但阐明了行政逻辑的显性危机。对这一问题的探究迫使我们回到现代行政发展逻辑链的始发点——价值中立的问题上回复这样的追问：行政能不能彻底脱离道德的范畴?易言之，超道德的行政是否可能?

显然，价值中立本身也是一种价值观，并非没有价值立场，而是为了确保自身的价值及效率性，“超越于包括道德伦理、宗教和其他一切非政治文化价值之外的独立性，”l4追寻中立性的立场。从行政本身的建构来说，这样的立场始终是难以存在，因为行政本身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应用问题，而这正是由行政的意图和手段所决定的。行政的目的并非单纯机械性地分配资源，其作用本身潜涵着价值性的目的或关怀。尽管政府通过援引其之为社会变化的管理者的科学能力及纯粹的技术，来证明其自身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方式曾经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公共行政所面临的是包括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的冲突所产生的难题，单纯依靠简单的技术能否解决价值冲突上的问题已是不言而喻。单纯追求效率和中立价值的技术操作始终无法越过难以精确衡量隐性价值这一鸿沟，功利主义的困境深刻地表明了这个难题。因此，针对这一难题，法默尔不无义愤地说：“人在这种形式的合理性(为效率追求技术)中当然可以获益，但要以抛弃实质的合理性为代价。”_5因此，他建议我们应该摆脱这种困境，从后现代性而非现代性的心灵模式思考公共行政。然而，这种现代普遍理性主义规范论的视角只注意到了行政作为一种非人格的组织化、效率化的治理方式的外在特征，却忽略行政作为社会组织化生活方式的内在价值特征和精神特性。

诚然，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的弊端不仅仅在于先天道德论证的缺失，其具体运作机制上也反映出超道德行政的谎言。行政的体制的建构以及行政机制效能的发挥都有赖于公民的政治参与，作为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没有公民对政府行政的参与和实践，也就不可能实现全体公民对政府行政的共同认同和实践承诺。每一个具有自由意志和独立的理性判断能力的人，不会在无强迫压力的情况下认同和承诺任何外在于他自己意志认同的制度约束或规范限制。在公民对约束自己自由意志的行政机制的认同过程中，个人的理性判断和价值筛选起着关键的作用，解决不了这个关键因素，行政效率也无从谈起。然而，问题在于个体存在着差异，而且道德上的差异甚于生理上的区别。作为公民的个体在政治参与的实际进程时，不可能完全摆脱不同家庭教育、和道德理想的影响。恰好相反，这些差异巨大的非政治的因素常常深刻地影响着公民的意识和主张，乃至他们的政治选择和政治行动。在这样的矛盾中，单纯依靠技术显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反而会陷入非此即彼的困境，毫无效率可言。

如果在现代行政的逻辑中，以价值中立为出发点，仅仅为了追求科学能力的优越感和效率的提升，以单纯的手段或技术来理解行政，而与正义与非正义、善或恶、美德、至善等道德问题全然无涉，那么行政本身也难以证明其合法性和基本的效率优越。

三、回归：公共行政的道德价值性辩护

若缺少道德的价值向度，或者过度强调现代民主政治的“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而追求行政的道德无涉，那么行政的正当合法性也就成为问题。

如果我们把行政界定为以行政机关为主体，运用公共权力所实践的具有强烈组织性能的治理活动，那么公共行政如何回归道德的目的性价值辩护这一追问的实质意义就在于如何建构、论证行政权力及其运用方式的道德正当性及合理性基础，实践行政行为的道德准则，实现其价值层面上的意义。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纯粹的价值中立以及效率不可取的境域中应该遵循一种什么导向?由行政本身的内在逻辑和需求探寻，这导向毋宁是公共行政中的正义。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开篇明义：“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行政领域。作为一种制度，首要的便是在纷繁复杂的价值冲突中能有效地维护政治秩序，获得公众的认可及同意，赢得合法性基础。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在获得合法性方面暴露了自己的缺陷，因为合法性的奠定和维护除了依靠政府单纯的价值中立和效率之外，更多地基于政治制度本身内蕴的理性和人们对它的信念，“合法性作为政治利益的表述，它标志着它所证明的政治体制是尽可能正义的”。因此，合法性基础实际上包含着对政治秩序有效维持这一合理性评价和道德性评价中的实质正义。而正义正是合法性的内在动因。以合法性的结构视之，管理者和公众是合法性的结构载体，两者不是纯粹的单维构建，而是具有回应性的，共同使合法性呈现动态发展过程。并且随着公众价值的多元性、精神特性的差异化扩大，公民更多的是在现代民主法则的框架下，根据自己的道德判断和利益来评价政治及行政，因此对公众回应需求的满足程度成为能否赢得认可和支持的重要关键因素，而这种需求最根本的是对正义的诉求。

然而，正义要成为现代行政的新导向还必须满足这样的事实：行政虽然不能以单纯的效率为导向，但是却不能缺乏效率。以正义原则为导向是否会降低行政效率?换言之，正义导向是否排斥效率?恰恰相反，正义导向之中涵盖着最大的效率追求。“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大的潜在的动荡因素是来自社会内部各个阶层之间的隔阂、不信任、抵触和冲突。通过对社会成员基本权利和基本尊严的保证，通过必要的社会调节和调剂，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隔阂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消除，至少可以缓解，进而可以减少社会潜在的动荡因素。”社会成员之间价值观等非政治因素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以统一的观念整合人们的思想难以达成，重要的是应付这些非政治因素的渗透所采取的方式。行政的正义导向能够为公众提供平等地表达社会诉求、参与社会治理的机会，积极地发挥自己的潜能，“不仅在行政体系自身中呼唤出有效率的行动，而且能够在它的管理对象那里，即在整个社会中激发出存在于社会成员之中的整合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发展的潜能。”因此，正义的导向消弭了社会矛盾，增强社会成员的凝聚力，极大地激励他们的主动J眭和积极性，使政府在获得最佳的社会秩序的同时，政府从日常社会事务的管理中极大地解放出来，降低政府的运行成本，呼唤出高效率。

因此，现代公共行政应该抛弃以往的逻辑，以正义为导向。然而，以平等、正义为主张的新公共行政或新公共服务并不能真正实现正义，法国学者皮埃尔·卡蓝默对新公共行政追求正义的困境做出了很贴切的诊断：“仅仅进行机构改革是不够的。必须‘改变观点’，对当前治理模式的基础本身提出质疑，即使这些基础已经为长期的习惯所肯定。”ll。。这实际上是一个大胆的结论，意味着公共行政也和人类的治理一样处在根本的转型之中，这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行政正义导向的内在需求。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这实质上潜藏着这样的论断：正义毋宁是制度的正义。以此推之，行政的正义毋宁是行政制度的正义，实现行政正义导向的关键在于行政制度本身。

行政制度是行政最为重要的规则体系。只有通过制度的安排，对有限的社会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公共行政才可能保持它的正义导向，才能实现良好的社会秩序。同时，也只有体现正义的制度才能成为协调社会各阶层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才能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接受并自觉遵守，否则就沦落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构建符合正义导向的行政制度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考虑到行政的制度选择、制度设计和安排的正当性程度，深入研究制度的实际运作。这关涉到“制度选择、设计和安排的社会客观条件和环境，包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和环境，比如，社会的政治自由程度、公共理性程度、制度创新的资源供应、社会公民的政治参与、政治责任和政治美德状况，以及特别重要的是制度选择、设计和安排与社会政治生活实践要求的契合程度，等等。”…确立行政制度的正义导向不仅是公共行政目标模式的变更，而且意味着公共行政的制度、运行机制和行为模式的根本性变革。

第8篇：依法行政论文范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权利；具体内容

中图分类号：D99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1-0198-02

国际人权具有普遍的意义和价值，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利器和重要手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必须遵循国际人权法的基本原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人权法保护具有重要的价值和丰富的内容。

一、国际人权的由来和普遍意义

人权问题原本属于国内法管辖的范畴。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国际社会严重关注战争期间出现的严重侵犯基本人权的情形，制定了若干人权保护的专门性公约，人权问题由此开始进入国际法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战争期间法西斯大规模践踏基本人权，国际社会强烈呼吁加强国际人权法保护。1945年《联合国》强调：“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为贯彻精神，联合国制定了一系列国际人权法保护的基本文件，人权问题由此全面进入国际法领域。二战后国际社会制定的国际人权保护的基本文件主要是指一宣言两公约。一宣言即联合国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两公约即联合国1966年 “国际人权两公约”（《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国际法所确认和保障的国际人权具有普遍意义。其普遍意义体现为如下方面：第一，人权主体的普遍性。即人权适用于一切人。正如《世界人权宣言》所宣称的：“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1966年国际人权两公约都强调人人平等享有人权。第二，人权价值的普遍性。即人权的价值理念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信奉。《联合国》在序言中重申“人格尊严与价值”。1966年国际人权两公约都强调要尊重人的尊严。第三，人权规范的普遍性。即人权规范在国际范围内得到普遍适应。《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以及1966年国际人权两公约等国际人权文件具有法律拘束力；任何国家、组织或个人都必须遵守，如有违反，则应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人权法保护的基础性权利――文化权利

文化权利是非遗产国际人权法保护的重要依据和主要内容，因而奠定了其在非遗国际人权法保护中的基础地位。法国学者格赫勒・瓦萨提出“三代人权理论”。根据该理论，人权是不断发展的，目前已发展至第三代人权。第一代人权的基本内容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第二代人权是有关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权利；第三代人权是有关民族自决、生存和发展等方面的权利。根据格赫勒・瓦萨的理论，文化权利属于第二代人权的范畴。《世界人权宣言》以及1966年国际人权两公约等国际人权文件确认了文化权利的地位和基本内容。一些区域性的国际文件也对文化权利做了明确规定。这些区域性的国际文件主要包括：1948年《关于人的权利与义务的美洲宣言》、1961年《欧洲社会》、1992年《欧洲地区语言或少数民族语言》等。

根据国际人权文件的规定，文化权利的具体内容如下：第一，文化参与权。即人人参与文化生活的权利。《世界人权宣言》规定，人人有权参加文化生活。第二，文化自决权。即每一民族都享有自由决定其文化事务的权利。文化自决权直接来源于民族自决权。1966年国际人权两公约均规定，所有人民均有权“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此外，《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第3条和第31条（1）款、《土著和部落民族公约 》第11条和第7条（1）款均规定了文化自决权。如，《土著人民权利宣言 》第3条规定，土著人民基于自决权可“自由谋求自身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第三，文化认同权。即不同民族、社区的成员对于本民族、群体文化的普遍认同以获得归属感的权利。《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任何国家不得否认那些人种、宗教或语言占少数的群体的成员共同享有自己文化的权利。《土著人民权利宣言 》《墨西哥城文化政策宣言》等国际文件亦确认了文化认同权。第四，文化平等权。文化有强势、弱势之分。特别是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受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和挤压，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中的土著传统文化濒临严重边缘化甚至消亡的危险。如，当前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土著语言、土著传统生活方式的快速消失的困境即是明显的例子。《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国际文化合作原则宣言》《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等都主张各种文化都必须予以尊重和平等对待。尤其是对于少数群体的文化平等权，有关国际文件特别予以强调。第五，文化获益权。即民族、社区及其成员所享有的对于民族、社区文化所产生的利益的获取权。根据《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人人有权享有对其本人的任何科学、文学或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利益。”《世界人权宣言》第27条也规定了文化获益权。需要指出的是，文化收益权既包括物质上的收益权，也包括精神上的收益权。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人权法保护的具体内容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为代表的有关非遗国际法保护的基本文件，对非遗产国际人权法保护做了明确规定。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严格遵循保障普遍人权的理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参照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而制定，强调指出，“只考虑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只有符合国际人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为公约所保护。由此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法保护必须要体现普遍人权的基本要求。

有关非遗国际法保护的文件充分贯彻人权保护的理念，详细规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权保护的具体内容：第一，文化参与权。即有关群体、个人参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的权利。《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规定，各国应努力确保那些创造、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区、群体、个人最大限度地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公约将公众参与作为基本原则，体现了公众参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第二，文化自决权。即有关国家、民族、社区自主决定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保护政策、利益分享等事务的权利。《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所规定的国家原则、公众参与制度，也是国家、民族、社区、群体文化自决权的重要体现。第三，文化认同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伊斯坦布尔宣言》均明确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须能够“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产生归属感和连续性”。第四，文化平等权。从总体上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弱势文化，其文化空间在国际上面临着被挤压的威胁。因此，有关非遗国际法保护的国际文件均强调要尊重有关群体、个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五，文化收益权。即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主体所享有的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的收益权利。《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明确规定，应当像保护通常的精神产品一样保护民间创作成果。《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呼请有关政府部门加强民间创作的知识产权保护。

可见，有关非遗国际法保护的文件的上述规定，体现文化权利的基本内容，充分印证了非遗的国际人权法是以文化权利为核心内容。

综上，国际人权法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应有之义，具有应然基础和正当性。国际人权具有普遍的价值，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必须遵循的准则，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力武器。任何违背国际人权基本精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为国际法律所承认。文化权利是非遗国际人权法保护的基础性权利。非遗国际人权法保护主要是保护有关权利主体以文化权利为核心的文化参与、文化认同、文化平等、文化收益等方面的权利。当然，国际人权法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并不仅仅限于文化权利的保护。在非遗国际保护中，国际人权法发挥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指引和规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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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依法行政论文范文

《通知》中主要涉及5个方面的内容:违反相关产业政策,擅自开工新建、改建、扩建炼油装置;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成品油质量升级;已建成投用的炼油装置,手续不全;在安全、环保、节能、质量、税收等方面,受到行政处罚,未按时完成整改的;违法收购、加工、代为销售被盗原油、石油产品的。

同时,对存在违反上述认定情形的200万吨/年以下落后产能企业,依法依规责令限期关停;规范200万吨/年以上炼厂建设生产经营行为,对其违规事项处以停工停建、停产补办手续、停产升级改造、收取罚款、涉嫌犯罪行为移送司法机关等处置。

“由于在进口原油使用管理规定中提到,获得进口原油使用权的企业未经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一律不得再新建、改扩建炼油装置。”金联创分析师王延婷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但在地方炼厂中该类现象依然存在。部分炼厂以变名形式申报新的一次炼油装置。而以装置升级等名义扩能扩产的现象也较为常见。尤其是一些边淘汰、边建设,甚至存在违规建设行为,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炼油行业的安全隐患,不利于炼油行业的有序发展。因此违规装置整顿或将成为本次整治的工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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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近段时间以来,发改委等部门对炼油行业的整顿力度一直在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