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音乐的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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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关于音乐的论文范文
一、音乐愉悦性养生作用的起源
音乐用自己独有的旋律与语言来表现人类不同的情感。音乐最神奇的地方就在于其可以直抵心灵,因此,它在心灵的治愈上具有一定的功能,具有一定的保健作用,我们可以将其称为音乐养生。音乐的愉悦性具有养生作用的起源非常早。
音乐治疗学是现代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据相关医学人士了解,在千年以前,音乐养生已经出现,《易经》上有句话概括的十分准确:“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我国的音乐养生文化起源非常早,而且意义深刻。春秋时期的医和是最早的音乐养生专家,他将人的疾病与音乐相联系,并且采取音乐治疗的方式,达到了治愈的目的,医和也成为推动音乐养生的重要发起人。而我国着名的大家孔子、庄子也对音乐养生有独到的见解,孔子就曾经提倡:“中声以节”,庄子的“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也对音乐养生的作用进行了一番阐述。
到了唐宋时期,音乐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其养生功能也逐渐被人们熟识,人们开始用音乐去治疗疾病。唐宋时期的诗歌是最繁荣的阶段,当时很多诗人在诗歌中对音乐养生的效果进行了说明,白居易曾在诗中写到:“本性好丝桐,心机闻即空,一声来耳里,万事离心中;清畅堪销疾,恬和好养蒙,尤宜听‘三乐’,安慰白头翁。”着重强调了音乐在心里调节上的作用。着名的文学大师欧阳修就亲身经历过用音乐治疗疾病的事情。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音乐愉悦性与养生文化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金元时期,张子和用音乐治疗疾病的水平有了很大提升,并且相对于用药其更加提倡用乐器治疗疾病,用其愉悦性来降低疾病所带来的痛苦。
到了明清,音乐疗法迅速发展,人们对音乐愉悦性对疾病的重要作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其治病机理也有了更深的认识。清朝的医书《医宗金鉴》更进一步深入地将如何发五音,五音的特点与治病的机理作了详细的描述。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音乐愉悦性在中国医学历史上的成就十分辉煌。
二、音乐愉悦性的养生功能与中医的基础理论
(一)音乐愉悦养生与阴阳学说
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化之一,阴阳学说起源非常早,用万物的对立与统一关系说明事物的属性,阴阳是互相依存、互相制约、互相作用的一种动态平衡关系,而阴阳学说也成为中医理论的基础,其贯穿整个中医理论,是身心平衡的基础。东汉时期的《太平经》曾经对阴阳学说的起源于养生意义进行详细的分析,认为音乐是符合阴阳相生原理的,具体而言:“高为阳,低为阴;大调为阳,小调为阴;强为阳,弱为阴;刚为阳,柔为阴;金革之声为阳,丝木之声为阴等”。音乐愉悦性的养生功能主要就是从人机体阴阳出发,而音乐的阴阳正好可以弥补其不足,达到阴阳平衡,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
(二)音乐愉悦养生与五行
在古书中曾经将五行与五音相通,出现“五脏相音”学说,即宫声入脾,商音入肺,角声入肝,徵声入心,羽声入肾。利用五行中的相生相克原理,结合五音中的对立统一原理。音乐是用来传达人们情感的,古人曾经将精神效应归类,“宫音和平雄厚,庄重宽宏;商音慷壮哀郁,惨怃健捷;角音圆长通澈,廉直温恭;徵音婉愉流利,雅而柔顺;羽音高洁澄净,淡荡清邈”。这一学说在音乐愉悦性养生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内经》中曾有记载:“宫为脾之音,大而和也,叹者也,过思伤脾,可用宫音之亢奋使之愤怒,以治过思;商为肺之音,轻而劲也,哀者也,过忧伤肺,可用商音之欢快使之高兴,以治过忧”一般而言,只要选好有针对性的音乐,其功能是非常明显的,会收获不同的养生效果。
(三)音乐愉悦的养生功能与七情
这里所说的七情是指喜怒忧思悲恐惊,这是人心灵动态变化的一个总体概括,而在音乐中曲调的变化是与人心灵动态可以产生一定共鸣的,七情的变化是会引起一些疾病的,此时,音乐所发挥的作用就非常独特,着名的医学家张子和对此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以悲治怒,以怆恻苦楚之音感之;以喜治悲,以谑戏狎之言误之;以恐治喜,以迫遽死亡之言师之;以怒制思,以污辱欺罔之事能之;以思治恐,以虑彼志此之言夺之。凡此五者,必诡诈谲怪,无所不至,然后可动人耳目,易之视之。”只有心情愉悦才能保证人们的健康长寿,音乐正是通过这种意识情感的作用,进而影响病理的变化,用音乐来净化人们的心灵,达到养生的目标。
三、音乐愉悦性的养生作用
(一)平和人们的心态
音乐愉悦性的平复心态能力早已得到认可,音乐的和谐与适中性可以感化人的情志,达到心理的平和。选用合适的曲目与治疗方式可以发挥一定的保健作用。有很多文献中曾对音乐愉悦性的平和心态进行阐述,欧阳修曾在《书梅圣俞稿后》中对音乐的平和作用进行分析,认为其与人气达到一种相接,可以缓解疾病。除此之外,他在其他的书中也曾阐述音乐的平和性。除了欧阳修,司马光和周敦颐也曾对音乐愉悦性的调和心态功能做过相关的阐述。总之,音乐的平和心态作用不容忽视,其可以增加血脉的畅通,可以让人们精神愉悦,达到养生的目的。
现代也曾对音乐愉悦性的养生作用进行过分析,舒缓的音乐,和谐的美声,古朴的音调,悠扬的乐声都可以让人们的内心处于一种平衡,达到养生的目的。但是不是所有的音乐都有治愈作用,一些音乐还存在着一定害处,因此,要根据生病的机理,选择合适的音乐,达到养生的目的,只有选择得当才能发挥养生的重要功能。
除此之外,音乐的愉悦性对于倡导良好的社会风气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小艺术具有大作用。
(二)现代中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分支
音乐愉悦性的养生性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说明:
1、调和神气,宣和情志
音乐愉悦性与养生文化最重要的关系就是其对情绪的调节作用,效果十分明显。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音乐的情绪的作用主要是通过生理与心理的双重作用实现的。在不良情绪的过程中,播放舒缓的音乐可以达到抑制的作用,在无法排泄情绪的时候音乐可以帮助舒缓情绪。在愉悦的音乐中,人们的态度朝着美好的方向转变,达到节制的目的。美好的音乐可以疏散人们抑郁的心情,可以宣泄不良的情绪,达到颐养心神,脱离烦恼的目的。
2、具有一定的智力开发能力
人们处于疾病的状态下,反应能力也相对缓慢,音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生活的乐趣,可以增强人们的信心,同时一些音乐可以刺激记忆力,增强人们的智力。
3、提升人们自身的素质
音乐是一种高雅的艺术,具有一定的怡情养性作用,其可以增强人们对生活的领悟。在音乐的熏陶中,人们的心灵得到充实,气质得到提升,人生的价值也会得到提升。
第2篇：关于音乐的论文范文
本次文论征集活动特点有三：新领域、新视角、新生力量。
所谓新领域，是指音乐传播是21世纪伊始在中医药国开始起步的音乐学领域的新的学科。伴随这一学科成长步伐的有：全国各艺术院校中音乐传播及艺术管理等相关专业的设立及21世纪传媒音乐专业系列教材的相继出版，两届(2002、2005)全国音乐传播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及《中国音乐传播论坛》(第一辑，2004；第二辑，2007)的出版，中国音乐传播学会的成立(2005)，等等。本次活动正是在这一学术背景与前提之下举行的。
在音乐学的研究中，音乐与人类、民族、社会等相互的关联，构成各交叉学科不同的研究视角。随着现代传媒的迅速发展，“音乐―媒介―人”构建了音乐传播研究的新的视界，由此形成了围绕这三个基本元素及相互关系的多种研究视角。作为一门新的焕发生命活力的学科，音乐传播研究不仅吸引着一大批音乐学各领域的研究者来积极参与，更重要的是，它应吸引更多的新生力量自发、自觉地深入进来。正因为如此，本次征文活动以面向高校的在校本科生、研究生及青年教师为主体，旨在积极地引导他们，也希望借这样一支新生力量所拥有的开拓性与创新性，以利于这一现代型学科朝着更加前沿的方向发展。
从入选文论作者的学术背景来看，主要来自这么几个专业领域：音乐学各专业、传播学相关专业、广播电视艺术学及媒介管理等其他专业。这些作者基本上是围绕音乐与传媒的两大领域。其中，中国传媒大学由于同时占据这两类专业领域，并具有传媒的综合实力，所以取得了相对突出的成绩。
入围的作品大致可分为以下五个研究领域。
(一)音乐传播理论思考。这一领域主要借鉴传播学以及音乐传播的自身理论，就当前的音乐传播现象进行理论思考。如张川《浅析音乐传播过程中影响人们选择的因素》、何莲《对电视传媒方式下音乐传播非透明关系的研究》、邓志勇《当下大陆大众媒介在民族音乐本土传播中的作用》等。其中王爽《用户创建的个性化音乐媒体时代》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该文通过研究音乐媒体受众从被动―>互动―>主动―>自主的转变过程，对未来音乐媒体的传播活动及其对受众的影响进行了预测与分析。认为未来的音乐媒体将转变为个性化、独立化的空间，以满足受众自主性、多样性的需要，而电视音乐节目以及互联网技术手段的更新也将实现受众的主动参与，从而催生传播终端向创造型用户的转变。
(二)音乐传播实践与评论。实践领域是丰富多样的，本部分如韦杰《谈“古典跨界音乐”》、丁成梅《浅谈节目单》、陈晓阳《深入挖掘流行音乐产品商业利用价值的方式――市场中的音乐传播初探》涉及到了音乐传播的实践内容与形式。姚慧《当代音乐环境观――当代音乐的生态环境和社会利益》提出的音乐环境观具有新意，该文论述了在社会生态环境变迁中的中国当代音乐，受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特别是大众媒介与音乐的商品化的本质性影响，从而形成信息一媒介、商品一受众、权益一法律的社会传播环境。姚杰《论新闻报道中的恶意叙事所造成的音乐传播效果的偏差》，以“新民乐”事象为例，分析了在商业利润的驱使下，新闻报道中的“有选择性写作”与“恶意叙事”所造成的音乐传播效果的偏差。
(三)影视音乐。对于影视音乐的研究，既有从本体与属性出发，如韩建勇《音乐与影像可兼得――一个关于叙事性MTV的探讨》、党岱《大众文化视野下的电视音乐选秀》，也有从传播的角度思考，如邢晓丽、刘小寅《电视音乐文化的传播学思考》、王艳锋《从(梨园春)的成功思考我国戏曲音乐的传播走向》、陈旭《音乐传播的视觉化――创新?回归?》等。
(四)网络音乐。网络音乐的研究集中在传播技术发展与近年十分红火的网络歌曲上，前者如程晓婷《WEB2.0时代的网络音乐传播》、李姝《网络技术给音乐传媒带来的冲击》等；后者如陈镇华《网络歌曲互联网内传播特征及其文化现象思考》、冯玲《网络歌曲传播的大众化特质》等。其中陈镇华的文章提出了网络歌曲的网内传播与网外传播的概念，并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网络音乐传播与历史上音乐传播现象的共性。
(五)“原生态”音乐现象与思考。对于学术领域而言，“原生态”音乐带来的更多的是思考，如张璐《对当代“原生态”音乐的几点思考》，指出“原生态”音乐的商业行为所导致的问题，并存在自身发展与适应社会发展的双重矛盾，解决这对矛盾在于遵循与时俱进中求本质不变的原则。还有戎龚停《关于民间音乐的“生态”问题》、陈江南《以审美性原则代替正宗性原则――论对待传播过程中当代“原生态音乐”的态度问题》、陈欢《对原生态音乐走商业化道路的一些思考》等。而何岭《从阿宝与喻显斌看民间音乐传播的两种路向》，则通过对这两个来自民间的艺人分别依赖电视媒体与民间唱片走进大众传媒的比较分析，论述了两种相辅相成的民间音乐传播的路向。
学术创新是个不言而喻的话题。缺乏新意也就成为研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追逐学术热潮与另辟蹊径。也是个两难的选择。在所有来稿中，有这么几个热点：电视音乐、网络音乐、“原生态”音乐，这也正是近年特别是2006年音乐传播的热点话题：西部民歌大赛、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原生态”唱法、民间歌舞盛典、超级女声、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络歌手、网络歌曲、在线音乐……在备受关注的话题中，视角的切入尤显重要。如何岭从两个民间艺人归纳出民间音乐的两种传播路向，在关于“原生态”与民间音乐研究中具有个性化的视角：王爽关于音乐媒体的研究突出了容易被忽视的受众决定因素，姚慧关于当代音乐的生态环境中的媒介、受众、法律等三种音乐传播环境，具有新颖的视角：姚杰则抓取了“新民乐”事象中的新闻报道来透析其传播行为，具有独特的视角。这也是他们能够从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的原因之一。
音乐传播研究是一个新的领域。还有很多新的课题需要我们来发掘与思考。我们既要不断寻找新的视点开拓创新，又要拥有一定的宏观构思，有步骤有规划地建立起属于本学科的理论体系。这次文论征集活动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期待更多的参与、创造。
附：首届“全国音乐传播文论征集”活动获奖名单
一等奖：(空缺)
二等奖：
王 爽《用户创建的个性化音乐媒体时代》
姚 慧《当代音乐环境观――当代音乐的生态环境和社会利益》
三等奖：
姚杰《论新闻报道中的恶意叙事所造成的音乐传播效果的偏差》
何岭《从阿宝与喻显斌看民间音乐传播的两种路向》
张璐《对当代“原生态”音乐的几点思考》
陈镇华《网络歌曲互联网内传播特征及其文化现象思考》
优秀奖：
张川《浅析音乐传播过程中影响人们选择的凶素――以一种理论传播学视角》
邓志勇《当下大陆大众媒介在民族音乐本土传播中的作用》
戎龚停《关于民间音乐的“生态”问题》
何莲《对电视传媒方式下音乐传播非透明关系的研究》
韦杰《谈“古典跨界音乐”》
丁成梅《浅谈节目单》
陈晓阳《深入挖掘流行音乐产品商业利用价值的方式――市场中的音乐传播初探》
韩建勇《音乐与影像可兼得――一个关丁叙事性MTW的探讨》
邢晓丽、刘小寅《电视音乐文化的传播学思考》
党岱《大众文化视野下的电视音乐选秀》
王艳锋《从的成功思考我国戏曲音乐的专播走向》
陈旭《音乐传播的视觉化――创新?回归?》
程晓婷《wEB2.0时代的网络音乐传播》
冯玲《网络歌曲传播的大众化特质》
李姝《网络技术给音乐传媒带来的冲击》
第3篇：关于音乐的论文范文
贝多芬 人文精神 音乐形式
贝多芬音乐中所充溢的活力，博爱以及那种大无畏的斗争精神，无不令听者萌生出一种强烈的震撼之感。戏剧性、斗争性和悲剧性的一生塑造了他叛逆的性格，加上贝多芬天生的意志力，便构成了他特有的音乐语言。他的音乐鲜明的体现了人文精神和音乐形式的紧密联系，是特定时代和他独有个性的产物。在本文中，笔者试图通过对贝多芬作品中的突出特征进行剖析，以此来管窥其作品中人文精神与音乐形式的关系。
一、命运
像是生来便注定要与命运打交道，贝多芬成长的年代正值欧洲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期，对于人民生活的疾苦和命运的颠沛流离早已耳濡目染。德国波恩浓厚的音乐氛围孕育了年轻的贝多芬，而生活中粗暴的父亲和窘迫的家境也培养了他顽强的性格，同时也增强了他独立自主的意识。正是依靠这些，才使他在意识到自己逐渐失聪并写了哀感动人的“海利根斯塔特遗嘱”以后，依然能够振奋精神，战胜了命运提出的挑战，创作了《第二交响曲》这首欢快的乐曲，其中所洋溢的勃勃生机和热忱，以及宏伟、辉煌的配器都表现了他那种旺盛的生命力。《第五交响曲》可以说是他不甘屈服于命运的一部杰作，乐曲开始部分的四个音符几乎成了贝多芬的代名词，凝练简凑而又严峻凌厉，颇有概括贝多芬本人性格经历的含义。《第八交响曲》（悲怆）中饱含着对命运的愤恨抗争，表现出坚强不屈，斩钉截铁的意志和力量。而在《第二十三钢琴奏鸣曲》（热情中），作者又通过紧密的结构，将英雄和黑暗势力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激烈斗争贯穿乐曲的始终，虽以英雄的死亡而告终，但悲剧性的结尾却使听者更加振奋。
命运给贝多芬以巨大的痛苦，却也使贝多芬的人格在苦难中磨练的更加伟大，正是如此，贝多芬才得以把自己的魂灵维系在广袤的宇宙和永恒的道德印迹中，从而战胜了世俗，战胜了自我，战胜了命运。
二、革命
贝多芬的少年时代正处于德国启蒙运动高涨的时期，“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响彻大地，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更是把思想界的启蒙运动推向了。从19岁在波恩大学首次接受启蒙思想的洗礼，转到维也纳进一步感受到革命的力量，使贝多芬的启蒙思想日渐明晰，合唱作品《谁是自由人》直观的体现了这种观念对他的深刻影响。《第一交响曲》也是这段时期所产生的佳作，乐曲始终都贯穿在一种高昂的氛围中，体现了大革命对作曲家的感染。透过贝多芬的音乐，听者时常能感受到革命者的英雄气概，而这种感受的典型之作当属《第三交响曲》（英雄）。这部作品原是献给拿破仑的，但随着拿破仑称帝，逐渐背离法国大革命最初的理念时，这部作品的题词也随之改为“为纪念一位伟人而作”。这部作品按照英雄的斗争、牺牲和最后取得胜利的顺序发展，使全曲成为逻辑鲜明的整体。另一部与革命相关的作品是歌剧《费黛里奥》，它以女主人公营救丈夫出狱为情节而展开，表达了贝多芬一贯崇尚的资产阶级革命理想。《第九交响曲》（合唱）更是把这一革命理想发挥到了极致，贝多芬调动他一切的音乐语言赞美了他所憧憬向往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王国。全曲结构严谨且合乎逻辑，把“欢乐主题”作为整部作品思想发展的终结，尽情的加以颂扬。
在贝多芬的音乐中，不论是对“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还是对正义的赞扬和伸张，以及对大革命由心而发的热情，无不表现出维护人类尊严的人生态度。
三、爱情
贝多芬音乐中大气磅礴的刚毅性格能带给我们强烈的震撼，绵绵之情也会令听者魂牵梦绕，但爱情对贝多芬而言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他与世俗相隔甚远。“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不仅是贝多芬政治理想的支柱，也是他作为艺术家自信的出发点。尽管出身卑微，却仍对爱情抱有太大的幻想，为了与贵族小姐结合而甘于忍受爱情空白所带来的寂寞与痛苦，正是这样一种信念，使他的情感生活变得愈加艰难了。
贝多芬的一生，总是在爱慕着一两位女性，第一个当属出身高贵的朱莉塔吉采尔蒂。起初的两情相悦令贝多芬享受到了短暂的幸福，可出身贫寒的贝多芬与她门第上的差距好像自开始便注定了这是一段悲剧。《第十四钢琴奏鸣曲》（月光）中，我们不难听出贝多芬那种“幻想维持得不久，痛苦和悲愤已经多于爱情的心境”。乐曲由第一乐章冥想的柔情，到第二乐章瞬间的微笑，再到第三乐章中表现出的热情和坚毅，所用的音乐语言构成了一种沉痛的思想倾诉。与布鲁斯维克姐妹恋情的失败，使贝多芬苦苦追求与贵族小姐结合的理想再次受挫。爱情给贝多芬带来了痛苦，但同时也给他带来了短暂的甜蜜和创作的灵感，《第四交响曲》正是处于恋爱时的贝多芬才华横溢的体现，其主题正是赞美生命和爱情，该曲的旋律充满了生命和青春的气息。贝多芬晚年所作的《致远方的爱人》也是一部充满爱意的声乐套曲，它的创作引起了人们不尽的猜疑，虽然难以明朗终究为谁而作，但其细腻的格调表现了贝多芬的爱情观已变得相当理性。可以说，这部声乐套曲蕴含了贝多芬为爱情流过的血和泪，是他一生情感经历的缩影。
贝多芬的情感道路十分坎坷，但他却将对爱情的幻想融入到了创作中，使之成为了永不磨灭的不朽乐章。
四、大自然
特雷泽・布鲁斯维克曾说过：“大自然是他唯一的知己!”熟悉贝多芬的人都知道，他对大自然怀有深刻的感情，大自然不仅是他的避难所，还是他获取力量和灵感的源泉。罗曼・罗兰说：“他只好在精神世界里重新塑造一个大自然，从而表达他对大自然的无限依恋”。的确，失聪以后的贝多芬对大自然的诠释是由心而发的，18世纪的大多数作曲家都习惯于在写作描绘性作品时尽可能用模拟的音响来表现外部世界，而贝多芬的音乐却是一种内心的反省，他向我们展示的是他在大自然面前的内心感受，而不是力求模仿大自然。这就是为什么贝多芬在《第六交响曲》（田园）中的第一小提琴声部写上这样的注解：情感的表现多于景色的描绘。这也是人们对于描写大自然的音乐的一种新的方向的起点。正是从贝多芬开始，人们才知道在音乐中“寓景于情”。在这部描写大自然的杰作中，作曲家通过在各乐章分别附加标题的手法来诠释他对大自然的感情，分别以“到达乡村时的愉觉”“溪边小景”“乡民欢乐的盛会”“暴风雨”为标题分为五个乐章来分别展开，勾画出了一幅生动的田园景色。作品的末乐章像是在感谢上苍，感谢大自然，并以安宁平和的颂歌作为结束，完满的表现了贝多芬对大自然的至深情感。
此外，贝多芬的《第十五钢琴奏鸣曲》同样被人们冠以田园的称号而广为流传，它同样在人们的想象中唤起了对和平的乡村、大自然景色的记忆。作曲家在这部作品中像是模仿大自然来与人类进行对话，展示了作者广阔的内心世界。罗曼・罗兰曾指出“这首奏鸣曲是所有奏鸣曲中较少激动的一首，是幸福的、阳光的。”是贝多芬“清澈的小河”之一。乐曲以轻快，开阔，透明的空气带来了稳健的力感，使优美陶醉的静穆式世界与苍劲有力的活动式世界得以巧妙的结合。
《第五交响曲》以与命运的抗争而闻名，但是贝多芬在这部作品中正是调集了他在大自然中捕获的灵感，用一种原始的力和大自然其余的部分接站之下，便产生了荷马史诗般的壮观。舒曼在评价这部作品的时候也曾经说到：“尽管你时常听到它，它对你始终有一股不变的威力，有如自然界的现象，虽然时时发生，总叫人充满恐惧与惊异。”贝多芬的密友申德勒也曾这样评价这部作品：“他抓住了大自然的精神。”
大自然不仅为贝多芬的创作提供了极好的素材，还为其提供了宜人的氛围。它赐予贝多芬无穷的创作热情，而贝多芬也对大自然怀有深厚的感情，他把天地造化当成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在那里细听着由万物和谐而构成的“天籁之乐”，领受着自然之神的神秘启示。
总之，贝多芬作品中体现出的人文精神和音乐形式的关系，是他终生的追求和奋斗的目标；崇尚真理，崇拜英雄是他创作的起点；追求自由、改变命运是他创作的灵魂；不甘平庸，追求爱情是他创作的动力；亲近生活，感恩自然是他创作的乐园。在其短暂、贫困、痛苦的一生中，贝多芬对艺术的热爱和那种“要扼住命运咽喉”的炽烈情感，永远被人们所敬仰。
参考文献：
[1][法]罗曼・罗兰.名人传.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0.25.33.51.
[2]林华实.贝多芬传.上海音乐出版社，2006.47.
[3]张方.贝多芬.东方出版社，1997.
第4篇：关于音乐的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 本文以学界对大理地区白族传统音乐的研究成果为对象,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综述,为今后对该地区白族音乐的研究方向理清思路。
一、研究现状
大理是以白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区。白族传统音乐种类最为繁多,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大致可以归纳为白族民歌、白族曲艺音乐、白族戏曲音乐、白族器乐音乐、白族歌舞音乐、宗教音乐等六大类。①下面笔者分别对这六类音乐艺术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
1.白族民歌
有关大理白族民歌的作品集、论文等,成果丰富、异彩纷呈。主要有:专着《大理白族民歌概述》②、《白族音乐志》③等,论文《白族民间叙事歌的艺术特色》④、《从文化人类学视野看白族民歌》⑤等,这些专着或学术论文⑥的出版及发表,对于白族民歌的保护与传承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2.白族曲艺音乐
白族最有代表性的曲艺音乐是大本曲。关于白族大本曲的研究,主要有以下成果: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收集、整理、编写的《大本曲音乐》(禾雨编)、《白族大本曲音乐》⑦、《学术史视界中的白族大本曲》⑧等⑨。另外,有关白族大本曲的保护和传承⑩的课题正在研究过程中,笔者也将密切关注其阶段性的富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3.白族戏曲音乐
白族古典戏曲名为吹吹腔,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吹吹腔改称白剧。白剧是在白族吹吹腔、大本曲两种声腔系统基础上综合发展而成的地方戏剧。在学术界的研究颇有成果,据笔者目前所见资料,有《白族吹吹腔音乐概述》{11}、《白族吹吹腔唱腔初探》{12}、《白剧音乐的回顾与思考》{13}、《论白族白剧音乐的形成和发展》{14}等文{15}可见。
4.白族器乐音乐
白族最有代表性的民间乐器当数龙头三弦和唢呐。对于白族代表乐器的研究,目前成果还是比较丰富的,如:《大理白族自治州民族民间器乐概述》{16}、《白族唢呐与白族民俗活动》{17}、《白族八角鼓的演变》{18}等{19},这些论文的发表,使学界对于白族乐器及器乐的了解更加深入。
5.白族歌舞音乐
对于白族歌舞音乐的保护与传承,在学术界的关注主要有:《简论白族霸王鞭舞》{20}、《云南白族“霸王鞭舞”传承现状调查及保护建议》{21}、《白族霸王鞭舞的文化透析》{22}等{23}。
6.宗教音乐
过去大多数白族人信仰佛教,同时也奉祀“本主”(即历史人物和民间传说故事中的英雄)。与佛教(包括道教、儒教)活动有关的音乐有“洞经音乐”,在本主节活动中主要是邀请白族民间曲艺艺人弹唱大本曲。
对于大理“洞经音乐”的调查与研究,主要有《大理洞经音乐》{24}、《古乐遗韵——云南大理洞经音乐文化揭秘》{25}、《剑川洞经音乐调查》{26}、《略谈白族洞经音乐的继承与发展》{27}等{28}。其它关于白族宗教音乐研究的成果还有:《白族本主祭祀活动中的音乐文化》{29}、《民间仪式中的女性角色、音乐行为及其象征意义——以中国白族“祭本主”仪式音乐为例》{30}等{31}。这些研究对于大理白族的宗教音乐的保护与传承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二、成果综述
纵观上述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存在如下特点:
1.对于白族传统音乐本体研究的成果不足
所谓音乐本体,即指音乐的旋律、曲调、和声、曲式等。在现有研究成果中,这方面的问题非常突出。较多的研究满足于对白族传统音乐中某类音乐或某地区的音乐作泛泛的介绍或基础性的资料梳理工作,没有典型曲例,更没有音乐分析。如果我们对于一些正在面临消失的传统音乐文化的研究始终深入不到音乐本身,不研究音乐,只介绍大概情况,只满足于音乐形态的最表层描述,那么对于该种音乐文化被保护和传承的价值及作用就微乎其微了。
2.对于白族传统音乐的史料发掘及研究的成果不足
黄翔鹏先生说过:“传统是一条河流。”历史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在早些年就已经有了不少学术交叉后取得的丰硕成果。但是目前对白族传统音乐的研究对于其历史发展问题关注得非常少,或者说,有关其历史发展的情况多数人云亦云,真正下功夫花时间研究史料的人少之又少。当然,民族音乐学有其自身的研究对象及特点,但是,如果能意识到这方面的研究可以更完善,相信会对白族传统音乐的研究带来新的思路。
3.对于白族传统音乐的田野调查的“体验性”和“叙事性”研究的成果缺失
目前的民族音乐学对于田野调查的理解,早已不再满足于把“田野”仅仅当作资料收集的场所,而更多的是描述研究者在田野作业中对于“共时”现状描述的“平面史叙述模式”的反省,即追求一种跨文化的理解,希望田野调查后的研究具有更多“体验性”和“叙事性”的表述。这种新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或称观念,在目前的对于白族传统音乐的研究中显然还没有体现出来,这就为我们以后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
4.对于白族传统音乐目前的发展现状研究的成果不足
白族传统音乐和其他的民族音乐一样,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正在经历着从音乐思维方式、传承方式、表达方式和音乐制度、活动场合、传播要求等的具体行为方式和文化方式的改变。那么,都发生了哪些改变,发生这些改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些改变?笔者认为,这些问题都是值得学界关注和研究的。甚至还可以由此引申出,我们在当地的中小学及高校的音乐教育中,对白族传统音乐的保护和传承做了哪些具体工作,又有哪些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以上种种,都应该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中来。
三、结语
结合白族音乐研究这二十多年的回顾来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是白族音乐的探索期,八十年代为白族音乐研究的起步阶段,九十年代是白族音乐研究走向成熟的阶段,二十一世纪以来则是白族音乐研究方法多元化的阶段。这一学术研究上的特征也是与整个现代民族音乐学在中国所经历的发展阶段是一致的”。{32}二十多年来,正是有了我们许许多多前辈学者数十年如一日地为云南大理地区白族传统音乐的挖掘、抢救及理论建设、含辛茹苦、忘我耕耘,才奠定了今日坚实的工作基础。同时,当我们为目前已取得的成果而兴高采烈时,也应关注到这样的现状:不少珍贵的音乐遗产正随着其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的改变和一些老艺人的逝去而佚失,因此,我们对民族音乐包括白族音乐的考察、采集、整理、保护等工作远未结束。笔者深信,在扎实的田野工作的基础上,白族传统音乐的研究工作会与中国其他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研究一样,将迎来硕果累累的明天。
注释:
①杨秀,赵全胜。对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引入本土民族民间音乐教学内容的思考——以大理白族民间音乐引入高校课堂为例[J].人民音乐,2008.
②李晴海.大理白族民歌概述[J].民族音乐,1987,4.
③伍国栋.白族音乐志[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④赵全胜.白族民间叙事歌的艺术特色[J].音乐探索,2006,3.
⑤冯洋.从文化人类学视野看白族民歌[J].2008年人文社会科学专辑,第34卷.
⑥关于大理白族民歌的研究成果还有:
李晴海.大理白族民歌概述[J].民族音乐,1987,4.
段寿桃.白族打歌及其他[M].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
张文,陈瑞鸿主编.石宝山传统白曲集锦[M].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
赵宽仁.白族的音乐[J].人民音乐,1961,11.
李晴海.西山白族风情与“西山白族调”[J].音乐初探,1985,2.
饶峻妮,饶峻姝.略论大理白族情歌中的白由超越性[J].大理学院学报,2009,5.
赵怀仁.论白族民歌曲调的忧伤色彩[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
杨秀.大理白族原生态民歌的音乐特性[J].民族音乐,2008,3.
⑦大理市文联等编.白族大本曲音乐[M].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4.
第5篇：关于音乐的论文范文
关键词： 大理地区 洞经音乐 研究综述
一、引言
在大理，洞经音乐作为地方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历经百年沧桑，形成了高雅、古朴、博大与包容的气质，受到众多不同文化背景与文化层次的人们的喜爱。并且大理洞经音乐的记述与研究历史悠久。从现有的文献来看，从明朝开始至今从未间断、成果丰硕。本文将对大理洞经音乐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二、古代文献中有关大理洞经音乐的记载
文献典籍对大理洞经音乐文化最早的记载出现在明朝时期。主要集中在下关天威径镇抚使、千户长李浩所著的《三迤随笔》，李浩之孙李以恒所著的《淮城夜语》及张继白所著的《叶榆稗史》等三部野史中。除了以上的典籍，关于大理洞经音乐的史料还大量遗存于各种经谱、曲谱的序、跋之中，如明初陈玄亮谱《三十九章经赞》、《大有妙谈经》等，清苦竹道人《玉清无极文昌大洞仙经全谈谱》等。
清代和民国时期，大理洞经音乐迎来了一次，期间关于洞经音乐的各种新经典、新曲目不断涌现。这些史料多见于洞经会的会史簿中，其中最具参考价值的有下关三元社（感应会）的《意旨簿》，大理洪仁会的《意旨簿洪仁会纪略》（1926年大理周仁撰）等。以上的文献珍贵地保存了自明朝以来与大理洞经音乐的相关的资料，成为研究大理洞经音乐乃至云南洞经音乐不可多得的典籍资料。
三、中国外学者对大理洞经音乐的研究状况与著述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到80年代起，大理洞经音乐受到了从宗教学、文化人类学到民族音乐学等学科方向学者的高度关注与持续深入的研究，发表了大量的学术研究论文与著作。其研究内容主要涉及洞经音乐的源流、现状、功能、组织、社会属性，从本体研究出发对曲目文本、表演形式的研究，以及洞经音乐的美学研究等等，形成多角度多学科视角的研究态势。这些研究成果的呈现对于加深人们对洞经音乐的了解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对于大理洞经音乐的研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资料性的内容叙述或论据材料性的研究
主要是在对有包含大理在内的大区域中的民族、民间、宗教音乐文化等方面调查研究时，大理洞经音乐相关材料作为论据性质出现，或者作为一种现象进行概述，还包括大理新撰写的史志中民族文化部分也出现了洞经音乐的内容。这些内容主要出现在以下成果中：专著有尹懋铨张启龙的《云南洞经音乐》、袁炳昌冯光钰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田联韬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伍国栋的《民族音乐学视野中的传统音乐》、张兴荣的《云南洞经文化——儒释道三教的符合性》等，论文有曹汝群等人写作的《洞经音乐调查记》、李海伦的《云南洞经会的危机和前景》、丁煜伦与胡银波的《论云南洞经音乐的社会属性》、邓小染的《从洞经音乐的嬗变看音乐的社会功能》、侯冲与杨净麟的《洞经与儒、释、道教之关系辨析》、黄林与吴学源《论云南洞经音乐组织的社会属性》、杨田华的《云南洞经音乐的文化生态浅析》、雷宏安的《略论洞经音乐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等。大理洞经音乐在这些学术专著、论文以及地方史志中作为资料性或论据材料，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对大理洞经音乐的关注。
（二）洞经音乐源流与流变研究中的重要观察点
很多学者在研究中国洞经音乐和云南洞经音乐起源、传播与流变等内容时，将大理洞经音乐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给予高度的关注，他们对大理洞经音乐的研究结论成为其成果的重要支撑部分。论文有沙马拉毅、侯光的《中国洞经音乐的源和流》、雷宏安的《略论中国洞经音乐的起源及其流变》、杨田华的《云南洞经音乐起源及其发展阶段考释》、吴学源的《云南洞经音乐述略》、张宝庆的《云南“洞经音乐”发微》等。这些学术研究专著和论文在对整个中国洞经音乐或者云南洞经音乐的源流与传播研究时，大理洞经音乐的研究成为他们学术研究中重要的一项内容，为进一步研究大理洞经音乐的源流、传播提供了大量基础性的成果，同时也让人们对大理洞经音乐在云南洞经音乐史甚至中国洞经音乐史上所处的位置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
（三）以大理白族音乐或大理洞经音乐为主体对象进行的研究
对大理白族音乐中洞经音乐部分或者直接以洞经音乐为主体对象进行的研究成果中以笔者目前所见资料，专著伍国栋的《白族音乐志》、下关文化馆编辑的曲谱集《大理洞经古乐》、何显耀用“民族学‘记录文化’研究”的成果《古乐遗韵——云南大理洞经音乐揭秘》，论文有赵铨的《对大理洞经音乐的一些粗浅认识》、王峰的《漫谈大理洞经音乐》、菡芳的《洞经音乐与大理古乐》、张晖的《古音雅韵——大理洞经音乐》、何显耀的《中国古代白族音乐活化石——大理洞经古乐》、施立卓的《大理是云南洞经古乐之源》、杨知秋的《大理洞经源流探》、王举贤的《汉唐音乐在大理的传入的影响》、李晴海的《刍议大理洞经音乐在西部大开发中的走向》、张文的《略谈白族洞经音乐继承与发展》、杨政业的《论大理洞经文化的特点及社会功能》、赵向军的《浅谈非物质类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孙聪的《对南诏古乐学会的个案研究》等。这些论文从大理洞经音乐的源流、传播、现状研究、保护挖掘、功能、乐器与曲牌等方面的研究，全面展现了大理洞经音乐文化的内涵及他们对大理洞经音乐的思考，为大理洞经音乐文化的研究和弘扬打下了基础。
四、成果综述
纵观上述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在对大理洞经音乐的研究有如下方面的拓展：
（一）对于大理洞经音乐的史料发掘以及对现有史料的研究
在我国的传统音乐学和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里对史料的发掘与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领域，并且研究成果卓著。目前，在对大理洞经音乐的研究中，对于其历史文本资料问题关注得非常少，特别是史料的发掘考证方面，笔者在研究时深切体会到文献史料匮乏（当然也有其他因素）、现有的史料没有丰富的考证研究成果（主要是对《大理古佚书钞》的考证）。如果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突出的话，相信对大理洞经音乐的研究会带来新的思路与成果。
（二）对大理洞经音乐文本基础性的研究
大理洞经音乐在传承过程中除了“口传心授”的模式之外，还有文本的传承，这些文本既有遗存下的工尺谱又有对活态音乐的记录文本。对这两种文本的整理、校对及研究其存在的缺失。
（三）对于大理洞经音乐现状的研究
大理洞经音乐和大理的其他音乐文化一样，随着时代的发展，也正进行发展变迁。那么，大理洞经音乐在发展的大环境下，它有着怎样的生存发展状态，它今后的发展趋势是什么？大理洞经音乐哪些方面正体现着这些问题？笔者认为，大理洞经音乐所面临的这些发展现状问题都是值得学界去关注、去研究的。
（四）对于大理洞经音乐组织形态和发展模式的研究
体现大理洞经音乐发展最重要表现是洞经音乐的组织形态，组织形态的变化体现了发展模式的变化。从对大理洞经音乐研究的成果来看，至今还没有人从组织形态和发展模式方面对大理洞经音乐进行研究。
五、结语
从笔者所掌握的研究成果来看，对大理洞经音乐的研究经历了明朝的萌芽期，清末民初的研究“小期”，建国初期的平淡期，八十年代新时期研究的起步期、直到二十一世纪对大理洞经音乐研究形式的多元化、成果的多样化迎来了大理洞经音乐研究的真正。三十多年来，许多前辈学者们在大理音乐文化这片沃土上，以对洞经音乐的痴爱与辛勤耕耘，将对大理洞经音乐的研究提升到新的高度，为我辈后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在传统洞经音乐文化迅速流逝的今天，我们不得不更加努力、更加勤奋地扎根田野，以更广阔的视角和更强烈的责任感对大理洞经音乐进行保护和研究。
参考文献：
［1］罗明辉.道教音乐研究综述［J］.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00（03）：34.
［2］大理市下关文化馆.大理洞经古乐［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
［3］张兴荣.云南洞经文化—儒释道三教的符合性［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
［4］何显耀.古乐遗韵——大理洞经音乐文化揭秘［M］.昆明：云南出版社，2002.
第6篇：关于音乐的论文范文
【关键词】音乐文献学 乐律学 音乐美学 音乐考古学 音乐制度
随着研究资料的丰富、研究方法的创新、研究领域的拓展，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研究也向着多元化、深层次的方向迈进。2011年度公开发表于音乐类核心期刊的论文共计数十篇，文章拟从音乐文献学、乐律学、音乐美学、音乐考古学、音乐制度的研究等方面进行梳理，以期描绘出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研究现状与态势。
一、音乐文献学
音乐文献学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主要包括音乐文献的介绍、译注和研究，其研究成果渗透于各个研究分支，比较重要的论文有：王小盾、余作胜的《从〈琴操〉版本论音乐古籍辑佚学》以《琴操》作为个案，对中国音乐古籍辑佚学进行论述。商立君的《〈乐书要录〉若干问题探微》从《乐书要录》作者、成书年代以及流传情况、史学价值对其做出探讨。喻意志的《唐宋乐府解题类典籍考辨》通过全面搜集历代书目、类书、丛书、笔记等文献资料，充分运用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等文献学方法，对唐宋时期的九种乐府解题类典籍的作者、成书、内容、亡佚、佚文等方面情况进行了细致梳理与考辨。刘再生、陈瑞泉的《〈荀子·成相〉“相”字析疑兼及“瞽”文化现象》，在阐明“成相”之含义的同时，对“瞽”文化做出解释。夏令伟的《王国维论史浩大曲辨——兼论两宋大曲之变》指出“王国维在曾慥《乐府雅词》中的大曲与转踏的次序、洪适《渔家傲》的体制归属、史浩大曲的分类责任等问题上存在一定误断”①，并揭示出宋代大曲之变的特征及原因。
二、乐律学
乐律学是对乐学和律学研究的合称。2011年，有关乐律学的研究继续向纵深发展。其中，喻辉的《“乐律学”的英文译名与学科范畴问题》一文认为，“选择OrientalM usic Theory作为‘乐律学’的英文译名，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从语意和词义范畴上解决‘乐律学’研究这个长期悬而未决的学科定位问题，进一步推动我们全方位整理东方古代音乐的理论遗产，梳理中国民族音乐理论体系的文化源头；另一方面可以推动我们进一步确定乐律学在世界音乐理论体系中的文化定位和地域特色，使这个古老的东方音乐理论体系在世界音乐研究领域里牢牢占据不可替代的学科地位。”②杨善武的《宫调史研究导论》对中国宫调的历史状况、发展变化、本质规律进行了初步探讨。刘勇的《朱载堉著作的命运新探》对朱载堉的“十二等比律”不被应用提出自己的见解。贾争卉、杨小明的《十二平均律：从江永和安清翘看朱载堉的思想源流》“从朱载堉之后的江永和安清翘出发，对‘十二平均律’进行共同文化语境下的发掘后认为：一、朱载堉对生律的比例关系的发现，可能受到基于中国传统勾股理论基础上的方圆相函图的启发；二、朱载堉从三项等比数列求中项（开平方）到四项等比数列求中间两项（开立方）的突破，应该是从等差数列对应变换过去的；三、朱载堉关于平均律优于三分损益率的论证，更符合中国传统的简单、和谐自然观”。③陈克秀的《也谈“奏黄钟，歌大吕”》 将“奏黄钟，歌大吕”置于中国古代天文、律历的背景中进行论说与研究。
三、音乐美学
音乐美学的研究进展相对于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其他研究领域而言，发展速度较快，论文成果较多，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滕春红的《从“清浊”到“清和”——试析古代音乐美学中的“清”》，该文认为“‘清’在古代音乐美学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范畴，它主要体现在以下的三个互为递进的层次：首先，作为‘清浊’的形态之一，构成声音的物理属性之一，成为‘和’的音乐审美原则的基础；其次，作为‘清音’，它逐渐成为美妙音乐的代名词，被当作音乐之主宰；最后，‘清和’成为古代音乐美学的审美理想”。④王军的《朱载堉乐律学研究指导思想辨析》指出：“晚明乐律学家朱载堉在乐律学研究中，承继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崇尚‘自然之理’，注意把律学研究与传统的天地人合一思想合理地联系起来，提倡以数为本，强调遵循自然法则。但其中的痴迷河图洛书，对祖冲之圆周率的错误批判，又反映出朱载堉作为古代学人的历史局限。”⑤修海林的《先秦道家音乐学术思想的主要特征——以〈吕氏春秋〉诸篇为例的分析》认为：“《吕氏春秋》是先秦及秦汉道家音乐学术思想研究的重点，先秦道家哲学思想与其音乐思想的联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重生’思想与音乐思想的联系；‘太一’观念与‘乐’之存在的联系；‘周行’‘复归’观念与十二律相生、计算法则及‘随月用律’实践的联系”。⑥杨赛、洪艳的《乐从和》指出：“‘乐从和’是儒家对音乐的本质要求。儒家常讲‘致中和’，‘和’与‘中’密不可分。‘和’即个体心境平静祥和，‘中’即社会管理均衡适度。音乐通过实现个体之‘和’，进而实现社会之‘中’。”⑦孙星群的《儒家〈乐记〉与释家音乐思想的几点比照》从“国治平天下”与“大我”“物动心感”与“虚空”“情动而发”与“成文谓音”、君臣民事物与木火土金水、中和与“急缓得中”“乐而不，哀而不伤”、乐之“治心”与“乐离无欲”“乐内礼外”与“知内见外”八个方面将《乐记》与释家思想进行比对。
四、音乐考古学
音乐考古学“既是历史音乐学的一个领域，又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它的考察对象主要是有关音乐的实物材料，如乐器或它的残片、浮雕、壁画和器皿上音乐的画面，个别情况下还有少量的文字材料”。⑧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刘正国的《关于“龠”的考证诸家异说析辨》“通过对出土文物、民间遗存和文字训诂的综合研究，上通故训、下谐时俗，比类考原、多重释证，终于揭示出：所谓‘如笛’‘似笛’的‘龠’其实就是一种形制古朴的、不开吹孔而以管端作吹口的‘斜吹’乐管，这种质朴的‘斜吹’乐管也正是中国‘笛’类乐器的先祖”。⑨王清雷的《章丘洛庄编钟的音乐学研究》详细介绍了考察章丘洛庄乐器群的收获，并且通过对《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总编辑部，以及刘再生、郑中和方建军三家测音资料的辨析，提出新的观点。方建军的《楚简“乐之百之赣之”试解》一文认为“1994年河南新蔡葛陵发现的楚简，内容主要属于卜筮祭祷。其中的‘乐之、百之、赣之’，应是祭祷仪式的三个环节。‘乐之’就是奏乐祭神。‘延钟乐之’即陈列编钟以奏乐祭神。‘百之’即行百礼以祭百神。‘赣’读为‘干’，应为‘舞’的代称，‘赣之’即‘舞之’。所谓‘乐之、百之、赣之’，就是以乐舞表演和礼仪活动来取悦神灵，并求得仪式的灵验性，从而达到人神沟通的功效”。⑩
五、音乐制度的研究
音乐制度是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它不但具有鲜明的等级秩序，还具有调节理性人伦、和乐君臣、维系社会稳定的功能。这方面的论文有：康瑞军的《宋代音乐研究的社会史取向——以音乐制度为例》从制度及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研究宋代音乐。李萍、孙晓辉的《论宋代部色体系》，“详细考证这一历史进程中宋代部色体系的名实、功能、管理机制以及演变过程，并将部色体系与宋代艺术实践相联系，以探讨宋代部、色体系的功能特征及其转化的深层原因”。?项阳的《地方官府用乐机构和在籍官属乐人承载的意义》，“刻意强调国家用乐体系中礼乐与俗乐两大门类的主流形态以制度与功能为保障，在各级地方官府中须普遍性地设置相关机构以为支撑，从而形成国家意义上用乐的体系化和网络链接。宫廷用乐虽具特殊性并引领潮流，但从国家意义上考量，其地方官府所用礼乐与俗乐在主导层面上必然保持与中央政府一定程度的相通、一致性，地方官府所辖官属乐人在为官府服务的同时也服务于社会，如此形成‘国家在场’的体系内传承、面向社会传播，用乐主导层面的有序；正是地方官府中用乐机构诸如府县教坊、诸州散乐、乐营、衙前乐的存在，这些具有机构意义的单位形成“网络化”的同时，亦将在各地创造的相关内容加以吸纳并融入，经过规范后由这个体系返播全国”。?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研究不但是音乐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而且对于把握中国古代音乐的发展脉络及中国音乐的未来走向都具有启发性意义。回顾与反思是为了今后更好地研究，我们期待研究者在沉潜之后，提出富有建设性的建议以及一系列现阶段切实可行的论题，使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研究跨上新台阶，取得新成就，从而为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提供更全面的视角。
注释：
①夏令伟.王国维论史浩大曲辨——兼论两宋大曲之变[J].黄钟，2011（1）：104—110，133.
②喻辉.“乐律学”的英文译名与学科范畴问题[J].音乐研究，2011（6）：77—81.
③贾争卉，杨小明.十二平均律：从江永和安清翘看朱载堉的思想源流[J].中国音乐，2011（2）：187—190.
④滕春红.从“清浊”到“清和”——试析古代音乐美学中的“清”[J].中国音乐学，2011（1）：86—91.
⑤王军.朱载堉乐律学研究指导思想辨析[J].黄钟，2011（1）：161—175.
⑥修海林.先秦道家音乐学术思想的主要特征——以《吕氏春秋》诸篇为例的分析[J].中国音乐学，2011（1）：28—32.
⑦杨赛，洪艳.乐从和[J].人民音乐，2011（7）：77—79.
⑧俞人豪、周青青.音乐学基础知识问答[M].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
⑨刘正国.关于“龠”的考证诸家异说析辨[J].音乐研究，2011（5）：107—114.
⑩方建军.楚简“乐之百之赣之”试解[J].中国音乐学，2011（3）：71—74.
[11]李萍、孙晓辉.论宋代部色体系[J].音乐艺术，2011（2）：99—108.
[12]项阳.地方官府用乐机构和在籍官属乐人承载的意义[J].音乐研究，2011（1）：6—14.
第7篇：关于音乐的论文范文
关键词：音乐作品，中西文化，音乐体系
1. 中西方对音乐本质之定义的比较分析
1.1 音乐本质与社会政治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渊源，是人类文化历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讲究人格，把自然理解为生命的统一体，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天人合一，审美方式和追求重人的心理体验，强调悟性，这都是传统文化所推崇的。中国传统音乐艺术和音乐美学思想生长在中国独有的政治、经济、伦理土壤之上。作为意识形态，它的产生发展及其本质、特征、形态和功能都与中国传统政治、经济、伦理息息相关。在中国的音乐审美标准中，政治需求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之一。儒家把音乐看做一种完善道德规范的途径，一种获得灵魂内省的把握，一种对社会大众教化的工具，认为音乐的首要功能是教化，所以其美学思想的出发点是音乐服务于政治、礼法等。①如孔子认为音乐家可以反映人们的痛苦和欢乐，但在感情上必须受到节制，不应该超越中庸之道的论理准则。强调形式与内容要统一“推崇”了“乐而不，哀而不伤”的雅乐，不喜热情奔放或具有反抗精神的民间俗乐“郑卫之声”，“恶郑声之乱雅也”，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偏见。免费论文参考网。这种对音乐本质的认定，充分肯定了音乐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尤其在政治生活的作用。荀子也认为音乐可以鼓舞前方将士勇敢征战，而在和平环境中又能合人们温良礼让等。免费论文参考网。而我国重要的音乐美学文献《乐记》代表儒家的音乐家美学思想论述了音乐的本源:“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音乐是由音组成，其根源是由于人的思想感情受到外界事物的感动，“物动心态”，是原始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观点。但同时《乐记》也提出了音乐艺术相关的许多问题。如:音乐的成因和特征、音乐与国家政治的关系、音乐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音乐的审美作用、音乐的教育作用、音乐的社会功能等。这种音乐美学思想，有的内容和审美标准到今天仍还是适用的，如《乐记》写道:“是故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就是说，作品的思想内容是主要的，技艺是次要的，.品德的修养是首要的，事情的完成是次要的。一方面，在音乐内容与艺术形式的批评标准上，内容的“善”、“和”放在第一位，而艺术形式的美，则放在第二位。中国传统的音乐审美以“和”为中心，对我国的音乐发展有着极深远的影响。
1.2 音乐与自然科学
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588—约公元前500年，把“数”当做音乐的本原;认为音乐的基本法则是“数”的关系;提出音乐的美与和谐只能到“数”的关系去寻找。毕达哥拉斯有着敏锐的音乐耳朵，对于铁匠打铁的声音，人们都习以为常，并不觉得它们彼此之间有什么不同，但他却听出了差别。毕达哥拉斯最先是在路过一家铁匠铺，听到铁锤打击铁砧的声音，辨认出了四度、五度和八度三种和谐音，猜想是由于铁锤重量的不同导致了声音的不同，并通过称量不同铁锤的重量确认了其间的关系，随后，又用不同长度的弦的振动实验发现了弦长与和谐音的关系。他还发现谐声是由长度成整数比的同样绷紧的弦发出的—事实上被拨弦的每一和谐组合可表示成整数比，按整数比增加弦的长度，能产生整个音阶。例如，从产生音符C的弦开始，C的16/15长度给出B, C的6/5长度给出A, C的4/3长度给出G, C的3/2长度给出F, C的8/5长度给出E, C的16/9长度给出D, C的2/1长度给出低音C。他天才地用数学观点研究音乐，并阐明了单弦的乐音与弦长的关系，从而为现代音乐理论奠定了基础。他关于旋律、节奏、调的演说和对音响学的论证对音乐科学地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一位研究者所指出的，毕达哥拉斯学派不仅仅关心数字和音乐与宇宙的和谐一致，他们将它们认同。音乐是数字而宇宙是音乐。而且，毕达哥拉斯在他的哲学中区别开三种音乐:用后代的术语来说，器乐——通过拨过琴弦，吹响簧管等创造的平常的音乐;musicahumana(人的音乐)-一由每个人的器官，特别是心灵和身体之间的和谐(或者不和谐)的回响所创造的连续但听不见的音乐:和musica mundane(世界音乐)-一宇宙自身所创造的音乐，被人们称做天体的音乐。免费论文参考网。
2. 中西方音乐创作的差异
中国传统的音乐，单声部居多，即使有些多声部的，也仅属于支声性(heterophony)或原始性的多声部，这与西方近几百年来高度发展了的多声部音乐大相径庭。西方音乐的最大特征是多声而非单声，但从顺序上，两方的专业音乐却可以说是以单声音乐作为出发点，单声是多声的基础，单声音乐的形式构建原则完全影响到多声音乐，多声音乐的出发点可以推演到严格的平行奥尔加农。严格平行奥尔加农在纵向结合上的“均等”特征，使其表现出单调、缺乏变化，但它的这一特征却是后来复音音乐发展的结构基础。正像圣咏中的装饰风格是通过引入非结构因素而获得变化和丰富一样，多声部音乐也是由非结构因素的插入而突破了严格平行奥尔加农的枯燥和乏味。14世纪以来，西方艺术便沿着中心结构原则发展，无论是建筑中的大厅楼梯还是绘画中的焦点，或是音乐中的终止式，都是这一原则的体现。西方以主音上方三和弦的大小区划调式色彩，是大三和弦的一类调式称大调性色彩，是小三和弦的一类调式称小调性色彩，形成了经纬分明的调式色彩体系。从音乐的织体的差异看，西方音乐体系在处理多声部关系时，倾向于纵向的立体思维，即特别注意主调旋律与其它声部的和声关系。音乐的织体思维主要是以纵向和声为主的网状立体织体思维。复调音乐是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几个旋律结合为乐曲，旋律伴有定量节奏，文艺复兴和巴罗克时代的西方音乐呈现这种特点。在西方音乐中，.主调音乐体系也有一定的比例，一般说来，它只有一个曲调具有主旋律的意义。
3. 结论
与西方音乐相比，中国音乐更注重旋律美，旋律处于主宰一切的地位，并获得了高度的发展。各种旋律都讲究线条，这些旋律线的神韵可以与书法、绘画、舞蹈、戏曲、园林、建筑等其它艺术形式比美。有的延绵起伏，有的跳动剧烈，有的明显地呈现抛物线型，有的音符密集，有的音符稀疏。旋律中大量的运用“带腔的音”(又称音腔)旋律技巧，有效却不着痕迹的手法把一个不断重复的乐段连接起来而不使人觉得沉闷乏味，或把几个不同来源的乐段连接起来而使全曲具整体性，是中国特有的艺术创造，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组织思维方式，是构成中国音乐及其美学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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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关于音乐的论文范文
李伯曼生于1940年，在纽约长大。早年入美国著名的伊斯曼音乐学院，主修作曲、音乐学和指挥。毕业后到夏威夷大学攻读民族音乐学硕士学位，1977年，在著名民族音乐家胡德（Mantle Hood，1918-2005）的指导下，获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学位。他先后在马里兰大学、布朗大学大学任过教，1975年，他转到华盛顿大学任副教授，与著有《千秋之乐——日本皇室的唐乐风格》（Music of a Thousand Au-tumns：The TSgaku Style of Japanese Court Music.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雅乐》（Gagaku：TheMusic and Dances of the Japanese Imperial Household.Los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5）的罗伯特·加菲亚斯（Robe Garfias）一起，为该校民族音乐学的创立立下了汗马功劳。1983年，李伯曼开始在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音乐学院任教授，一直到他病逝，达三十年之久。其间，他曾担任过该校文学院院长等重要职位，并两次担任音乐系主任一职。除教学、科研外，李伯曼还担任过《民族音乐学》和《亚洲音乐》学刊主编。
李伯曼对于海外中国音乐的传播和研究贡献颇多，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对中国古琴音乐的研究和推广；2.对有关中国音乐的西文书籍和文章篇目的汇集；3。海外中国音乐教学。
首先是对古琴在海外的研究和介绍。在国内古琴界，有人称李伯曼是“当代西方世界对中国音乐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一点也不为过。李氏是最早以古琴为研究课题的美国人。此前，虽然法国耶稣会士钱德明（Jean Joseph-Marie Amiot，1718-1793）、英国传教士兼外交官李太郭（George Trades-cant Lay，1800-1845）、荷兰外交官高罗佩（Robea Van Gu-lik，1910-1967）等都提到过古琴，高罗佩还出过至今仍被视为经典的《琴道》一书，但只有国人梁铭越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过古琴方面的硕博士论文。与李太郭、高罗佩一样，李伯曼学过古琴，曾师从梅庵琴人吴宗汉（1904-1991）、王忆慈（1915-1999）的晚辈琴友汪振华等（详见严晓星《梅庵琴人传》，中华书局，2011年，第159页）。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李伯曼也曾负笈台湾，求教于琴、筝名家梁在平先生（1910-2000）。梁氏《筝之乐》一书1967年在台湾出版时，李伯曼曾为之作序。李氏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随胡德读博士时，又得到1961年就在该校任琵琶和古琴教师的国乐名家吕振原的指导。李伯曼在台湾做“田野工作”时，也曾为台湾的声乐和器乐录音（李伯曼采录的音乐现还保存在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园的民族音乐学档案馆里）。1977年，李伯曼以《梅庵琴谱》作为研究的文本，以正文长达850多页的《梅庵琴谱研究》（“The Chinese Long Zither Chin：A Study Based onthe Mei-An Chin-P'u”）一文获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学位。之后，他又将《梅庵琴谱》编译整理，以《中国古琴指南：梅庵琴谱》（A Chinese Zither Tutor：The Mei-An Chin-P'u）为题，作为一本古琴入门书由香港大学和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1983年出版后，不仅在国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关此书，可见荣鸿曾书评，刊登在Asian Music 16.2【spring—Summer，1985】：190--194），也引起了国内学界的注意，其中的第7章还被已故音乐人辛丰年（1923—2013）翻译介绍到国内。
古琴的音律、音阶、调式、琴谱、曲目、指法、文献等虽然是李伯曼“专攻”的“术业”，但对笔者来说，李伯曼对海外中国研究的最大贡献是他的《中国音乐书目长编》一书。在海外，只要是研究中国音乐的学人，就没有不知道李伯曼的。这并不仅仅因为他是当时海外为数不多的研究中国音乐且在大学任职的西人，更重要的是，大家都得用他的《中国音乐书目长编》。此书1970年首版，1979年增订再版。此工具书一出，即得到海外中国音乐研究学者的关注，哈佛的赵如兰和剑桥的毕铿（Laurence Picken，1909--2007）纷纷撰写书评予以肯定。李伯曼的老友、海外中国音乐研究的先驱韩国鐄先生更是对此书赞不绝口，称其是“有史以来最完整的一本……凡有志于中国音乐的人，不可不知”。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音乐书目长编》不仅是当时，也是现今所见唯一的一本西文中国音乐研究工具书。在此之前，不仅英文的供海外学者研究中国音乐的书目很少，就连中文的音乐书目也不多见。李伯曼之前最详尽、丰富的英文索引是连载在美国音乐图书馆学会会刊《音符》（Notes）的《亚洲音乐书目>。其中《中国》部分分两期登载于1950年6月号及9月号上，共包括377条有关中国音乐的西文研究资料，其中也包括国人，如王光祈、萧友梅、萧淑贤、刘天华、齐如山、赵梅伯、秦薅岭、应尚能、熊式一、李抱忱、姚莘农等的著作。荷兰民族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 Kunst，1891-1960）的经典著作《民族音乐学>第三版于1959年出版时，其后半部书目也含有《中国》类225条，加上台湾土著音乐6条。外文书目如此缺乏，中文的音乐书目也谈不上多，用韩国鐄先生的话说：“只有袁同礼的《中国音乐书目》（梁在平增订《中国音乐书谱目录>台北：中华国乐会，1956）和驻本立修订的《中国古代音乐书谱目录》（载于黄友棣《中国音乐思想批判》台北：乐友书房，1965）。两者皆以古书为主，又只限于书籍，文章的索引则不得一觅。”李伯曼的《中国音乐书目长编》不仅是当时所见的所列中国音乐书目和文章索引最多的（该书1970年首版就列举了1483条西文有关中国音乐的书籍和文章），而且大部分都附有简单的介绍。此外，为了初入门者便于查找，此书的还含有杂志、人名和分类索引。～1979年出增订本时，词条更增至2441条。只可惜此后由于兴趣转移（李氏后来多从事美国音乐和通俗音乐的研究教学）和工作忙的缘故，李伯曼再没有继续修订此书。但截止至上世纪70年代，海外学生做与中国音乐有关的学位论文，没有不使用该书目的。
李伯曼对海外中国音乐研究、中国音乐文化在海外传播的贡献还体现在他的教学上。李氏是上世纪为数不多的教授中国音乐的美国人。70年代中期李伯曼开始教授中国音乐时，美国的中国音乐教学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大学教授中国音乐的教师屈指可数，而且大多是华裔人士，如哈佛的赵如兰、哥伦比亚的周文中、北伊利诺的韩国鐄、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的吕振原、伊利诺的黄琼瑶、亚利桑那的刘邦瑞、加大（海屋）的李林德、英属哥伦比亚的梁铭越、匹兹堡的荣鸿曾等。非华裔的除李伯曼外，只有先是研究中国音乐社会学，后执着乐器和曲牌研究的展艾伦（Alan Thrasher）、专事华侨音乐活动研究的雷德（Ronald Riddle）、研究广东木偶戏的凯根（Alan Ka-gan）、醉心说唱艺术的石清照（Catherine Stevens）等几个。李伯曼虽然不像毕铿、赵如兰、荣鸿曾那样桃李满天下，但他对人的热忱和虚怀若谷也给听过他课或与他有过接触的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曾出版过《江南丝竹在上海》一书、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过多年，现任《民族音乐学>主编的韦慈朋（John Lawrence Witzleben）在吊唁李伯曼的邮件中就提到：“我开始在夏威夷大学学民族音乐学时，弗里德是富有传奇色彩的前辈之一。他的论当代日本作曲家利用传统乐器的硕士论文颇具示范性。……当我开始涉猎中国音乐研究时，他是我一生所遇见过的最友好、最能鼓励人的前辈之一。”笔者最初就是通过他1970年出版的《中国音乐书目长编》得知这个人的。后来，为找寻中国音乐在海外的资料也曾多次与他通信求教。他每次都有信必回，耐心解答。我写英文时，他还让我写好后寄给他。
除古琴、书目、教学外，李伯曼一生致力于钱德明的研究，《新格罗夫音乐及音乐家辞典》中钱德明的词条就是他撰写的。就在他去世前不久，巴黎索邦大学音乐人类学系教授皮卡尔（Francois Picard）向他介绍自己即将出版的关于钱德明的著作时，李伯曼还提到他研究钱德明已经有30年了。
李伯曼的法语非常好，电子学和数学的基础也不错。柏辽兹19世纪中期对中国音乐的极端诋毁之言辞就是他最早和Nguyen Kim-Oanh一起翻译成英文的。李伯曼没有机会来中国大陆留学，但他对大陆音乐学家的研究非常注重。70年代末，他和库特纳（Fritz A.Kuttner）曾主持过项目，希望将大陆音乐学家的成果系统地介绍到国外。后来由于经费的问题，项目没有完全展开。但还是通过韩国鐄的努力将杨荫浏、阴法鲁、李纯一的论著目录翻译成了英文，发表在了美国权威刊物《民族音乐学》上。其中杨荫浏的目录有106项之多，阴法鲁和李纯一的论著目录也各有三十多项。1975年，在他主编
近几年来，李伯曼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音乐工业与知识版权法及乐器学研究上。他教的课程也以美国通俗音乐、好莱坞音乐剧、甲壳虫的音乐等流行音乐为主。作为一个受过严格训I练的音乐学家，李伯曼以分析瓦格纳的作品闻名，但他也写过关于约翰·凯奇（John Cage，1912-1992）、武满彻（1930-1996）等当代作曲家的论文。对美国当代作曲家娄·哈里森（Lou Harrison，1917-2003）更是有相当的研究，曾与同事合作写过有关哈里森的专著。此外，他也是乐评家，常为《旧金山古典之声》报撰稿。从2001年开始，他一直致力研究曾创作过歌剧《尼克松在中国》的约翰·亚当斯（JohnAdams）的音乐，并打算出一部专著，可惜壮志未酬身先死。李伯曼的职业虽然是教书，但他也爱创作，六七十年代曾有数首创作作品（声乐、钢琴、弦乐四重奏）发表。收藏亚洲乐器也是他的爱好之一。
作为一个涉猎广泛的民族音乐学家，李伯曼不仅对中国音乐造诣颇深，对日本、朝鲜、、印尼、南印度的传统音乐也很熟悉，曾就爪哇、巴厘岛音乐撰文。他在夏威夷大学的硕士论文就是研究日本当代音乐作品与传统东方音乐观念的联系的。1976年在华盛顿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中，他认为民族音乐学已过了有效期，应该废除。他的发言“民族音乐学应该被废除吗？”一石激起千重浪，颇让与会者激动了一回。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李伯曼对美国的一个叫“感恩而死”（TheGrateful Dead）（1975-1995）的摇滚乐队极有兴趣，花了很多年来做相关研究，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并与该乐队的鼓手哈特（Mickey Hart）合作出版了三部书。李伯曼晚年对音乐的知识产权问题有很细致的研究，建立有自己的音乐知识产权法顾问公司，并曾作为专家出庭作证。
第9篇：关于音乐的论文范文
关键词：大众健美操 创编 音乐选配
大众健美操从1968年形成，1984年在世界各地开始全面兴起，作为一项新型的体育运动项目，以其特有的魅力和保健功能受到广大学生的喜欢。音乐选配与动作的编排对大众健美操的教学有着很重要的作用，节奏感强烈、旋律优美的音乐可以将大众健美操的效果很好的烘托出来，以不断的提高大众健美操的教学效果和水平。马亦梅老师在她的文章《对高校健美操教学动作编排和音乐选用技巧的研究》一文中明确指出：在大众健美操教学中一定要注重对音乐的选配，对动作的编排一定要根据不同学生的特点，创编不同的健美操动作。为了完成本论文我查阅了20多余篇关于大众健美操的创编与音乐选配的文献资料，通过访谈法、追踪调查法和教学经验法对本论文进行论述，希望能为今后大众健美操的音乐选配和创编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
大众健美操创编中音乐的选配：
在大众健美操中，音乐是大众健美操的灵魂，它能够影响到大众健美操的风格、结构、和动作的美观性、是创编大众健美操动作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
一、大众健美操音乐的选配原则
大众健美操中音乐的选配要具有强烈的渲染力和健康的原则，优美健康的音乐能使人心情愉悦，精神振作，情绪高兴，变得积极向上。所以，对健美操的创编来看，音乐的选配是大众健美操成功的一半，再加上丰富有力的动作，将这俩个合二为一，就能使成套的大众健美操动作充满激情，选择音乐的原则是为了选题的素材要活泼开朗，旋律优美，节奏鲜明，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因此，音乐的旋律必须与动作风格，速度，融为一体。
二、大众健美操音乐的选配要体现健美操动作的风格
在大众健美操教学中，一定要注重对音乐的选配，因为大众健美操的特点和风格是需要借助音乐的节奏感表现出来的。不一样的音乐风格就会呈现不一样的动作，如果混搭，随意搭，那么大众健美操的艺术特点就不能完美的展现出来。比如说：在大众健美操教学中，强烈的选择一套节奏感强、充满活力的动作，那么就要选配与其相应的乐感强烈的音乐。反之，如果选择一套慢节奏的，以表现美为宗旨的套路动作，那么相应的音乐也要优美动听。
三、大众健美操的音乐选择时要注意音乐旋律的形象化
音乐选配的是否合适，是否具有旋律感，是大众健美操动作节奏的重要体现，在大众健美操中，音乐旋律和动作节奏选配的一致性，能够使大众健美操的练习者在完成动作时更加顺畅，使大众健美操的练习者能够更加积极的投入到动作的表演中去，也能更加直观的表现出大众健美操的形象感。达到锻炼身体和陶冶情操的效果。同时，选择具有旋律感的音乐也能给观众和欣赏者带来强烈的视觉效果和听觉冲击。
四、大众健美操的音乐选配与动作节奏的一致性
大众健美操作合组动的完美展现，要使得音乐的选配与大众健美操的动作节奏具有一致性，才能更好地展现出大众健美操的特点和艺术性。大众健美操音返男律和强烈的节奏感，相互协调配合在一起令练习者兴奋、充满活力，能够将动作完美的展现出来。
五、大众健美操音乐的旋律要配合动作节奏
对于大众健美操而言，音乐的节奏是需要通过动作的节拍来体现的。无论是音乐还是舞蹈动作，都是通过动作的节拍而融会贯通在的。音乐是大众健美操运动的魂，想要达到完美的视觉效果，就需要选配的音乐和动作节奏相一致。因此在大众健美操运动中，一定要将动作的节奏与旋律相配合，使其融为一体。为健美操最终的效果展现奠定良好的基础。
六、大众健美操选配音乐要注意音乐的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大众健美操的音乐选配上通常先选择音乐，在设计健美操动作之前，先要选择适合的音乐，然后根据健美操动作的节奏，旋律、风格、各种条件来设计动作内容。这种方法比较多用，但音乐的制作必须要巧妙的剪辑，这样音乐就会出现风格、旋律、各种不同的音乐，所以要注意音乐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七、大众健美操音乐的选配要符合练习者的音乐欣赏水平
对于选择大众健美操的学生而言，有很大一部分只是初学者，他们对动作还不是很熟练，对音乐的感悟能力也不是很强，所以在大众健美操教学课程中一定要选择适合学生的简单的音乐，如果选用的音乐太过深奥、嘈杂，会使他们有心理的负担和压力，选择一些他们熟悉的节奏，随着练习时间的增加，慢慢的在改变乐曲的风格，使他们对健美操的练习永远有一种新鲜感存在。
在大众健美操的创编动作里加入武术动作。加入体操动作里的单个动作或者成套动作到创编中。加强对大众健美操音乐的学习，要求学生把每一乐段的第一排，用击掌的方式表达出来，刺激学生对音乐节拍的感觉。音乐的选配还可以融入民族特色。大众健美操所展现的是音乐的形象，音乐则是大众健美操的声音，因此在大众健美操的创编与音乐的选择中，一定要将二者有效的结合在一起。选择适合练习者的音乐类型和创编套路，真正的实现音乐与创编动作的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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