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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监管;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新趋势;启示
金融监管是指是指为了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有效运行和经济主体的共同利益,金融管理局及其他监督部门依据相关的金融法律、法规准则或职责要求,以一定的法规程序,对金融机构和其他金融活动的参与者,实行监督、检查、稽核和协调。调整金融监管关系的法律规范为金融监管法,当其参加整个国际社会金融活动时,国际组织与国际条约也直接或间接地成为该国金融法律监管的一部分。
一、金融危机后西方金融监管的新趋势
1.监管目标的新趋势——安全优先并兼顾效率。由于各国的历史、经济、文化背景和发展水平不一样,一国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经济和金融体系发展状况不一样,金融监管的具体目标会有所不同。2O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金融监管的目标更注重效率,主张放松对金融的监管。2O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金融监管的目标,有些学者认为是“安全和效率并重”,事实上安全和效率一般存在替代性效应,这样的表述在实践中往往难以把握监管的重点。这一时期金融监管的目标是以安全优先并兼顾效率,这是因为美国暴发的次贷金融危机已经清楚地揭示出:就经济与金融的长期发展来说,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和效益与效率相比是更具根本性的问题。论文下载
2.监管主体的新趋势——主体的全面性。战后,由于中央银行越来越多承担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执行宏观调控职能的加强,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兴金融市场的不断涌现,金融监管主体出现了分散化、多元化的趋势。其主要表现是:中央银行专门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监督,证券市场、期货市场等则由政府专门机构,如证券市场委员会、期货市场委员会等行使管理职能,对保险业的监管也由专门的政府机构进行。
美国1999年《金融现代服务法案》掀起了金融综合化的浪潮,金融监管的主体得到了一定的扩大,在新的金融危机下,美国新的改革方案中,财政部建议设立按揭贷款监督委员会、联邦保险监管机构、审慎金融监管机构以及商业行为监管机构,这说明美国金融监管的范围是在不断地扩张,力图填补过去监管部门之间衔接的空白。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机构的建立需要专门的知识和资源,必须在确保此要求的基础上才能建立一个相对全面的监管体系。其他的一些西方国家也不同的对本国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希望能在新的金融危机中全身而退。
3.监管对象的新趋势——加强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在美国,非银行金融机构除了证券机构、保险机构和信托机构外,还有各类投资基金公司、投资顾问公司、消费信用机构、储蓄贷款协会、住房银行等,从1960年到1995年35年的时间里,非银行金融机构总资产比重由42.3%上升到62.2%,银行金融机构的总资产比重由58.7%下降到37.8%。美国在加强对非金融机构的监管中拟采取一些列的政策:扩大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成立按揭发放委员会,扩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权力,撤销存贷监管机构,由美联储监督支付与结算,合并期货与证券监管等等。
二、西方新趋势对我国的启示
1.加强金融立法.完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依法监管是监管有效性的前提和保障。严格的金融立法是银监会行使金融监管职能的法律保证,是金融监管的法律基础和必要依据,不能用行政的随意性代替法律,要使金融监管法律能面支持未来金融监管的需要。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系主要由《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两部基本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金融监管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各部委、中央银行制定的部门规章,包括“规定”、“办法”、“通知”等文件形式构成。这些法律法规之间有诸多重叠、不协调甚至直接抵触的地方,银行业务管理规章之间的内容重叠更为严重,还有部分法规和规章因未及时修订己明显过时的内容,有的内容甚至与现行的法律相矛盾。
另一方面从世界范围来看,我国在努力构建金融分业监管体制的同时,世界各国已经从分业监管体制转向混业监管体制。在经济市场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我国金融传统的分业经营方式上在悄悄地向混业经营方式转变,外资金融构大量地涌入我国,又加快了金融经营方式转轨地速度,改革和完善我国金融监管立法就具有重要意义。
2.完善监管主体制度。监管当局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驾马车”组成,由于现代金融业的迅猛发展,各金融领域的边界越来越模糊,根本不可能做到泾渭分明,一些业务难免会出现监管交叉和监管真空。现行“分业经营、分行监管”的监管体制虽然在一定时期发挥了很巨大的作用,在全球化的今天此种模式也存在相应的局限性,既不利于金融创新、不利于金融业的全面发展,也与国际上混业经营、混业监管的趋势不相适应,如保险基金进入证券市场时,保监会对流入证券市场的资金风险就无法监管。
虽然2004年6月,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签署了《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明确三家机构要在工作中相互协调配合,避免监管真空和监管重复。但备忘录并不能解决三家地位平等机构之间可能产生的工作推委和相互扯皮的问题。随着国际混业趋势的发展,如何使国内金融业与国际趋势接轨,成为必需面对的问题。为了稳定和发展我国金融业,可以考虑借鉴英国和日本的做法,成立一家具有统一监管功能的国家金融管理局(以下简称金管局)。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仍保持相对独立的分业监管职能,在行政上统一接受金管局领导。金管局的职责对外代表国家监管部门,与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之间建立协调机制,处理信息共享和监管职责交叉事宜。对内组织三会协调处理混业经营引起的跨行业监管中的分工合作问题,提高监管效率。
关键词:管制金融金融自由化金融监管
韩国的金融制度是较为实用性的金融制度,自建国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其金融制度的沿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虽然在每个阶段,韩国的金融制度在理论上都存在着诸多缺陷,但其操作性一直不错,为韩国经济的起飞提供了保障。其发展历程可表示为“自主中立金融——管制金融——自由金融”三个阶段。
一、历史沿革
1自主中立金融阶段。建国初期为了治理混乱的经济金融秩序,消除严重的通货膨胀,消除殖民地金融制度的影响。1950年5月颁布的《韩国银行法》确立了韩国金融业的民主性、自由性与独立性,紧接着其中央银行韩国银行的成立标志了韩国自由中立的金融体制开始运作。在整个50年代,韩国政府都在为巩固其新建立的自由中立的金融制度而努力,颁布了多部关于银行的法律,例如《韩国产业银行法》、《农业银行法》等。到50年代末,韩国自主中立的金融制度已基本成型。
2管制金融阶段。20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金融业进入管制阶段,也是政府主导型产业金融体制时期,金融体制独立性逐渐丧失,转而成为政府推行其产业政策的工具。1962年韩国修改了《韩国银行法》,政府接管了中央银行的大部分权利,使政府直接干预和控制金融具有了合法的依据。在这一阶段银行业在金融业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而非银行金融机构很不发达,甚至可以说是无足轻重。进入70年代,政府逐渐意识到金融多样化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1972年,韩国政府采取措施,整顿民间金融市场,调整和转换银行债务,降低利率等,其目的是改善金融机构状况,促进非银行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的发展。
3自由金融阶段。1980年韩国颁布了《一般银行经营的自律化方案》,1982年修正了《普通银行法》,开始了韩国金融业向自由化国际化发展的变革,并通过出售银行股份等方法完成了部分银行的私营化,以此来刺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但一直到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韩国金融自由化改革仍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阶段的改革是完成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私有化,而没有完成预期的自由化。
二、亚洲金融危机前后的韩国金融制度改革
20世纪90年代起韩国政府开始加大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步伐,但至爆发危机时仍有部分步骤尚未实施,例如原定于1996年实行的取消活期存款外的所有对贷款和存款利率的管制。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管制金融的惯性,以及来自各个方面的阻力,改革在有的地方还不够完善,甚至出现了漏洞和负面的影响,这也是其后的金融危机能在韩国造成激烈动荡的原因之一。这主要体现在:第一是政府的定位不当,在自由化改革中政府提倡大量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这类机构背后大都有工业集团或财阀的支持,它们对整个金融市场的干预能力较强。第二,自金融自由化改革以来,利率管制放松过急,使韩国国内利率上升,刺激了国外游资的大量注入,并刺激了国内企业举借外债的程度,至危机爆发时,韩国企业举借的大量外债加剧了韩国金融状况的恶化。第三,金融监管不够明细化,过于追求理想目标而忽略了可能遇到的风险,同时政府对于金融企业的保护性太强,纵容其盲目扩张而不允许其破产,这些措施加剧了韩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三、韩国金融制度变迁对我国的启示
金融危机后韩国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有助于恢复韩国金融的稳定,同时给其他国家提供了一定可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1金融自由化是大的趋势所在。但是金融管制或者说是由政府控制金融也并不是没有好处,好处之一就是金融业可以明确而直接的为政府的战略目标服务,可以集中金融业的力量为全国的经济发展服务。韩国的案例就说明了这一点,正是在管制金融时期韩国的经济得到了腾飞和发展。
2政府在本国金融业发展中的定位要正确。政府干预虽然有些时候会阻碍金融业的发展,但这却是防止金融动荡最有效的手段,但同时也有一个度的问题,干预过多就会扭曲金融业,在我国目前可表现为政府对银行的不当干预要减少,但对资本市场的控制要有力。
3加快商业银行的改革。严格控制不良资产率和保证资本充足率,完善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加大商业银行经营的透明度,加强商业银行的审计工作,积极推进股份制改革。
4协调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金融倾斜的程度不能太大,强化直接资本市场在国内资本运作中的作用,对银行的依赖程度要降低,同时大力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降低准入门槛。
行为金融理论是在对现代金融理论(尤其是在对EMH和CAPM)的挑战和质疑的背景下形成的。
主要理论基础
1.期望理论。期望理论是行为金融理论的重要基础。Kahneman和Tversky(1979)通过实验对比发现,大多数投资者并非是标准金融投资者而是行为投资者,他们的行为不总是理性的,也并不总是风险回避的。期望理论认为投资者对收益的效用函数是凹函数,而对损失的效用函数是凸函数,表现为投资者在投资账面值损失时更加厌恶风险,而在投资账面值盈利时,随着收益的增加,其满足程度速度减缓。期望理论成为行为金融研究中的代表学说,利用期望理论解释了不少金融市场中的异常现象:如阿莱悖论、股价溢价之迷(equitypremiumpuzzle)以及期权微笑(optionsmile)等,然而由于Kahneman和Tversky在期望理论中并没有给出如何确定价值函数的关键——参考点以及价值函数的具体形式,在理论上存在缺陷,从而极大阻碍了期望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2.行为组合理论(BehavioralPortfolioTheory,BPT)和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ehavioralAssetPricingModel,BAPM)。一些行为金融理论研究者认为将行为金融理论与现代金融理论完全对立起来并不恰当。将二者结合起来,对现代金融理论进行完善,正成为这些研究者的研究方向。在这方面,Statman和Shefrin提出的BPT和BAPM引起金融界的注意。BPT是在现代资产组合理论(MAPT)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MAPT认为投资者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整个组合,最优的组合配置处在均值方差有效前沿上。BPT认为现实中的投资者无法作到这一点,他们实际构建的资产组合是基于对不同资产的风险程度的认识以及投资目的所形成的一种金字塔式的行为资产组合,位于金字塔各层的资产都与特定的目标和风险态度相联系,而各层之间的相关性被忽略了。BAPM是对现代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的扩展。与CAPM不同,BAPM中的投资者被分为两类:信息交易者和噪声交易者。信息交易者是严格按CAPM行事的理易者,不会出现系统偏差;噪声交易者则不按CAPM行事,会犯各种认知偏差错误。两类交易者互相影响共同决定资产价格。事实上,在BAPM中,资本市场组合的问题仍然存在,因为均值方差有效组合会随时间而改变。
投资行为模型
1.BSV模型(Barberis,Shleffer,andVishny,1998)。BSV模型认为,人们进行投资决策时存在两种错误范式:其一是选择性偏差(representativebias),如投资者过分重视近期数据的变化模式,而对产生这些数据的总体特征重视不够。另一种是保守性偏差(conservation),投资者不能及时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修正增加的预测模型。这两种偏差常常导致投资者产生两种错误决策:反应不足(under-reaction)和反应过度(over-reaction)。BSV模型是从这两种偏差出发,解释投资者决策模型如何导致市场价格变化偏离效率市场假说的。反应过度和反应不足是投资者对市场信息反应的两种情况。投资者在投资决策过程中,涉及与统计有关的投资行为时,人的心理会出现扭曲推理的过程。事件的典型性将导致反应过度,而“锚定”将引起反应不足。事件的典型性是指人们通常将事情快速地分类处理。人的大脑通常将某些表面上具有相同特征而实质内容不同的东西归为一类。当事件的典型性帮助人组织和处理大量的数据、资料的时候,就会引起投资者对某些旧的信息的过度反应。
比如说在大连大豆的期货市场上,从历史数据中分析季节性因素,大豆有所谓多头合约和空头合约之分。再根据“老合约运行终止,最后往往都是跌”的经验(如S211和S301),得出“期价最终应是跌”的结论。但当基本面有较大变化的时候,人们往往会由于对上述概念反应过度而忽略基本面的新变化,从而产生价格的失真(如对S211和S301价格的长期压制上)。但是,并不是说投资者不会改变他们的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基本面的这种变化持续下去,投资者将最终改变错误的观点。
“锚定”就是指人的大脑在解决复杂问题时往往选择一个初始参考点,然后根据获得的附加信息逐步修正答案的特性。“锚定”往往导致投资者对新的、正面的信息反应不足。比如一个训练有素的推销员同买家的谈判总是从最高价开始的,然后把价格慢慢地逐步降低。推销员的目标是把买家“锚定”在较高的价位上。
在期货市场中“锚定”经常导致期货价格的暂时性失真。例如,期货市场上突然基本面有实质性的变化(如2002年年初的转基因政策的宣布),但是价格并没有很快上涨到该利多因素所应该带来的幅度。投资者误认为这种利多是暂时的、局部的,并不能起实质的影响。实际上,投资者把价格“锚定”在较低的水平,投资者对利好消息对期货价格的影响“抛锚”了。当然,投资者的观点也跟事件的典型性一样,会随着时间的延长而修正。
2.DHS模型(Daniel,HirsheiferandSubramanyam,1998)。该模型将投资者分为有信息和无信息两类。无信息的投资者不存在判断偏差,有信息的投资者存在着过度自信和对自己所掌握的信息过分偏爱(serf-contribution)两种判断偏差。然而价格由有信息的投资者决定。过度自信导致投资者夸大自己对商品价格判断的准确性,低估市场风险,进行过度交易;而对自己所掌握的信息过分偏爱则使投资者过分偏爱自己所占有的私人信息,低估关于商品价格的公开信息。对个人信息的反应过度和对公共信息的反应不足,就会导致商品价格短期的反应过度和长期的连续回调。
当人们面对不确定时,无法作出适当的权衡,更容易出现行为认知偏差。人们往往认为近期发生的事件和最新的经验以及熟悉的东西更有把握,而选择它们,对不熟悉的行业、品种则敬而远之。如投资者总是对最近发生的事记忆犹新,人们总是对经常看的品种进行投资,并认为这些品种风险较小。人们还有“回避损失”的表现:当面对同样数量的收益和损失时,感到损失的数量更加令他们难以接受。这就是投资者在获得收益时会马上平仓,而在损失时会继续持仓的解释。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风险厌恶者或者风险追求者,面对不同的情形,人们对风险的态度也有所不同。当涉及的是收益的时候,人们表现的是风险厌恶者;而当涉及的是损失的时候,人们则表现为风险追求者。当然,过度自信并不单单影响普通投资者,对市场的专业人士也构成影响。
所以Fama(1998)认为DHS模型和BSV模型虽然建立在不同的行为前提基础上,但二者的结论是相似的。
3.HS模型(HongandStein,1999),又称统一理论模型(unifiedtheorymodel)。统一理论模型区别于BSV和DHS模型之处在于:它把研究重点放在不同作用者的作用机制上,而不是作用者的认知偏差方面。该模型把作用者分为“观察消息者”和“动量交易者”两类。观察消息者根据获得的关于未来价值的信息进行预测,其局限是完全不依赖于当前或过去的价格;“动量交易者”则完全依赖于过去的价格变化,其局限是他们的预测必须是过去价格历史的简单函数,在上述假设下,该模型将反应不足和过度反应统一归结为关于基本价值信息的逐渐扩散,而不包括其他的对投资者情感刺激和流动易的需要。该模型认为最初由于“观察消息者”对私人信息反应不足的倾向,使得“动量交易者”力图通过套期策略来利用这一点,而这样做的结果恰好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反应过度。
4.羊群行为模型(herdbehavioralmodel)。该模型认为投资者羊群行为是符合最大效用准则的,是“群体压力”等情绪下贯彻的非理,有序列型和非序列型两种模型。人类由于其社会性而存在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经常在一起交流的人由于互相影响,他们往往具有类似或者相近的思想。所谓羊群行为是指:由于受其他投资者采取某种投资策略的影响而采取相同的投资策略。投资者采取相同的投资策略并不一定是羊群行为,羊群行为强调对其他投资者投资决策的影响,并对他的投资结果造成影响。比如说在社会中普遍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即使在信息传播高度发达的社会上,信息也是不充分的。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期货投资者的决策往往不完全是依据已有的信息,而是依据对其他投资者行为的模仿来进行决策,这就形成了羊群行为。
在我国期货市场中,存在着大量的打听主力动向,跟风投资的行为,或者在同一个期货公司开户的投资者往往持有相同方向的期货合约。由于羊群行为在期货市场中的广泛存在,期货价格的过度反应将是不可避免的,以致出现“涨过了头”或者“跌过了头”。这样,投资管理者可以采取相反投资策略进行短线交易,以获取过度反应向正常反应的价值回归过程的利润。另外,期货交易是一个“零和游戏”。如果除去手续费等费用,期货交易严格说来是一个“负和游戏”,在这样的一个市场中,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当市场上的大多数人认为价格应该上涨的时候,价格往往会出现转机。所以作为一个成功的期货交易者,就应该敢于做市场中的“少数人”,依据自己的理性判断和客观分析,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行为金融理论的应用
行为金融理论认为,投资者由于受信息处理能力、信息不完全、时间不足、以及心理偏差的限制,将不可能立即对全部公开信息作出反应。投资者常常对“非相关信息”作出反应,其交易不是根据信息而是根据“噪音”作出的。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也就不可能是有效的。此外,行为金融理论从投资者行为入手对许多市场异常现象做出了解释,认为异常现象是一个普遍现象。这从另一方面说明市场是无效的。
投资管理者如何将行为金融理论应用于投资管理实践呢?一方面是要了解和认识自己的认知偏差,避免决策错误;另一方面要利用其他投资者的认知偏差和判断错误,在大多数投资者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之前,投资那些价格有偏差的品种,并在价格定位合理后,平仓获利。由于人类的心理和行为基本上是稳定的,因此投资管理者可以利用人们的行为偏差而长期获利。具体而言,有两种应用思路,即把行为金融理论作为投资技术或者作为投资理念,实际上不少投资者是既将其作为投资技术也将其作为投资理念混合运用的。
有些公募基金(如共同基金)直接标榜为行为金融基金,他们利用投资者的各种认知偏差和市场表现出来的价格波动异常现象,在行为金融理论指导下,利用数学工具和电脑程序来选股和操作。如美国著名的行为金融学家RichardThaler和RussellFuller管理着一个行为金融共同基金,其投资方法是利用投资者对信息的错误加工导致的市场非有效性来获取投资回报,采用自下而上、结合带有行为金融观念的基本分析来投资。
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的证券投资基金,利用市场长期“炒小”、“炒新”、“炒绩差”的风气形成的定价偏差,高举“价值投资”的大旗,集中持有“中石化”、“中联通”等大盘绩优股,取得实效。
在期货市场中,各种投资失误将使投资者产生后悔的心理,对未来可能的后悔将会影响到投资者目前的决策。因此投资者总是存在推卸责任、减少后悔的倾向,“随大流”、“追涨杀跌”、“节前平仓”等从众投资行为都是力图避免后悔心态的典型决策方式。投资者必须学会客观地看待期货价格的涨跌,并严格设置好止损点。虽然投资者不可能每次都赢利,但只要赢利大于亏损,便是这个市场中的赢家。尽量使赢利扩大,而使亏损减小,才是最终的策略和目标。
另一些私募基金(如对冲基金、捐赠基金、养老基金),则是将行为金融理论作为一种投资理念,他们不像公募基金那样张扬,但是在这个应用队伍中,更不乏世界顶级的投资管理人,像WarrenBuffett,GeorgeSoros,DavidSwensen等等,Buffett的简单企业原则、Soros的反射理论、Swensen的资产类别原则等就是他们的投资理念的典型代表。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现代金融理论相矛盾的实证研究不断涌现,主要体现在投资策略的改变上。如成本平均策略和时间分散化策略。成本平均策略指投资者根据不同的价格分批购买股票,以防止“不测”时,摊低成本的策略,而时间分散化是指根据股票的风险将随着投资期限的延长而降低的理念,随着投资者年龄的增长而将股票的比例逐步减少的策略。这两个策略被认为与现代金融理论的预期效用最大化法则明显相悖。Statman(1995),Fisher、Statman(1999)利用行为金融中的期望理论、认知错误倾向、厌恶悔恨等观点对两个策略进行了解释,指出了加强自我控制的改进建议。
关键词:经济危机企业知识产权战略
摘要:2008年经济危机给我国企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些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的企业抗住了这场“洪流”的侵袭,并继续健康平稳发展。知识产权战略对企业的发展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企业为提高自己的市场竞争力、排除经济危机的不利影响,必须采取适合自身的知识产权战略应对措施。
一、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性
1、知识产权是企业的利润源泉
传统经济需要大量资金、设备,有形资产起决定作用;而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信息已成为第一生产要素,知识、智力等无形资产起决定作用,企业的财富中心是知识和知识产权。蓝色巨人IBM2001年共获得3411项专利,其通过知识产权许可实施获得的权利金收入更是高达17亿美元,占IBM年度税前收益(81亿美元)的将近1/5,如果通过产品销售赚到相等的金额,则相当于额外销售出160亿美元的产品。微软也明确宣称,公司最主要的财富就是版权。可见,知识产权已经成为企业,尤其是研发型高新技术企业的利润源泉之一。
2、知识产权是企业的竞争优势
知识产权是累积、提升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工具。比如:吉利(Gillette)透过专利分析,将刮胡刀核心技术申请了35项专利保护,成功筑起一道绵密的防护网,阻绝了竞争者的市场进入。此为成功结合专利管理与技术研发的典范。再如:英国最大的格兰素(GLAXO)制药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以特效胃药雷尼替丁(ZANTAL)每年为其带来10亿英镑的收入。1997年7月,当其在美国的专利到期后,不到半年时间,在全球的销售额急降33%。创建于1978年的格兰仕集团凭借其对知识产权的重视,强化科研与技术,发展生产,在短短二十多年间一跃而成为国际知名品牌,被国内外媒体、专家誉为“格兰仕奇迹”。这些体现了知识产权使企业更具有竞争优势和市场表现。
3、知识产权是企业的投资组合
对于新兴的公司而言,知识产权可能还是其获得风险资本青睐的一个重要筹码。拥有大量知识产权的企业可以利用知识产权融资,直接提高企业现有知识产权的收益。如今年第二届专利周,全国范围内共成交项目178项,成交金额人民币54.8亿元,美元1200万。另有300项技术达成意向,意向成交额5.1亿元。如此高额的成交量表明,企业可以凭借专利授权、转让、合作等手段来赚取利润。
二、我国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现状
我国已成为全球制造中心,但技术、资本和市场仍处于,特别是很多企业存在“有制造无创造、有创造无产权”的现象,这种状况直接导致众多企业在此次经济危机的突袭下应对无措,影响了企业的正常运作,甚至是破产倒闭。我国很多企业在知识产权的日常管理和经营中存在种种问题,并且对发达国家利用知识产权优势形成合围的策略仍缺乏应有的冷静和思考,没有充分注意到自身自主知识产权缺乏的潜在危机,也没有充分认识到在新的竞争环境下知识产权越来越成为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战略选择。在企业管理过程中,很少设置专门知识产权部门,安排知识产权专职人员处理知识产权相关事务,忽视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性。企业一直在短期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急功近利,不愿在核心技术领域投资,进行自主研发,更没有及时地将技术专利化、将专利标准化、将标准许可化;核心技术和关键元器件还依赖于进口,然后再进行重复组装、走仿制老路,产品技术含量低、缺乏市场竞争力。资金、技术的严重不足,导致自主知识产权缺乏。总之,我国企业知识产权战略运作情况堪忧。
三、经济危机下企业的知识产权战略应对
我国企业在知识产权战略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因此,经济危机的震荡将给企业带来严峻的考验,企业将经历其发展进程中的“冬天”。企业要想破除此次危机的魔咒并成功实现飞跃发展,就必须对企业本身进行战略性调整,其中,知识产权战略的调整更是迫在眉睫。
1、及时梳理企业知识产权状况
由于我国企业长期以来的粗放式经营,企业对于知识产权管理较为混乱。在经济危机中企业一般都会减少投资,节约开支。所以,企业可以利用空隙,对企业的知识产权状况进行系统的梳理,从而能够全面掌握自身的知识产权现状,诸如企业商标、专利、著作权拥有状况、保护程度;企业知识产权的申请和管理状况、企业研发经费投入、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等。2、建立完善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体系
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其有效的运转有赖于科学的管理体制,这就需要企业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
企业在上述梳理自身知识产权状况的基础上,根据管理需要,设置相应规模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大型企业可以仿照IBM、松下等国际知名企业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分类处理所有与企业业务有关的知识产权事务,如专利、商标、著作权、布图设计保护、商业秘密及其他有关知识产权的事务。中小企业可以依其规模成立适合其企业发展的知识产权办公室或者配备专职知识产权工作人员。
同时,企业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定一系列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包括:
(1)与其相适应的专项知识产权管理制度,诸如专利管理、商标管理、著作权管理、商业秘密管理制度等。
(2)应知识产权研发和利用需要,企业必须制定一套内部的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合同管理制度,如企业员工关于智力成果归属、员工的保密义务、相关人员的竟业禁止义务以及员工奖惩制度等、对外许可使用、转让相关知识产权的合同管理制度等;
(3)建立知识产权管理人员培训制度,对企业自己的知识产权管理人员进行培训,使其具有较高的知识产权意识和知识产权管理的能力;
(4)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奖励制度;
(5)研发项目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
3、制定规范的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制度
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是企业经营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知识产权战略可以使企业明确企业知识产权的发展方向,确立如何利用知识产权为企业创造财富。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包括人力资源战略、信息战略、申请战略、管理战略、经营战略、诉讼战略、保护战略、涉外战略等。
4、积极运用专利保护战略
专利是集技术、经济、法律三位于一体的产物,企业专利战略在企业发展中有其独到的功能和作用,是企业其他任何战略或规划不能替代的。在前述梳理企业知识产权现状的基础上,企业根据自身需要选择适合的专利战略模式。技术和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的企业适合进攻性专利战略,企业积极主动地将开发出来的技术及时申请专利并取得专利权,利用专利权保护手段抢占和垄断市场。而技术和经济实力比较薄弱的企业适合防御型专利战略,即采取打破市场垄断格局,改善竞争被动地位。
5、积极实施企业商标战略
由于商标注册申请的周期较长,现阶段企业在梳理企业知识产权状况和确定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基础上,积极进行企业商标注册申请,以便在金融危机缓解的时候,正好使用已注册的商标进行企业经营。此番经济危机的来袭,已经使企业认识到沿海大部分企业的破产倒闭是其“低价策略”和“贴牌”战略的恶果,因此必须积极实施商标的国际化经营战略,打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品牌。只有这样,才能使企业真正实现对国外市场的渗透并最终取得国际市场竞争优势。
6、妥善保护企业商业秘密
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可见秘密对于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因此企业应建立商业秘密保护制度:明确企业商业秘密的内容,确定商业秘密的等级;落实保密措施;与商业秘密接触人或潜在接触人订立商业秘密协议;制止商业秘密侵害行为等。
7、积极进行知识产权维权
经济危机下企业在倾向于缩减开支,减少投资。因此,对于那些知识产权实力比较强的企业来讲,可以针对市场中侵犯其知识产权的行为进行积极的维权,避免企业利益受到损失。
我国企业并购始于20世纪80年代,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我国企业并购的规模和数量都在不断扩大。但截止到目前,我国企业并购成功率仍不高。针对我国企业并购失败率居高不下的现状,黄速建、令狐谙(2003)经过研究指出并购的价值创造源于后期的整合工作,并购后整合是决定并购成败的关键因素。高良谋(2003)以我国上市公司发生的购并活动为基础,对购并后整合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我国上市公司的管理创新和购并整合实践有待提高。周小春、李善民(2008)经过对并购价值创造的影响因素研究,得出员工对并购的抵制不利于并购价值创造,而现金收购、收购比例高和并购后资源整合程度高都有利于并购价值创造。可以看出,以上几位学者在归集我国企业并购失败原因时,都指出了企业并购后整合不成功这一关键原因。袁毅军等(2007)通过对并购后整合不力现象的深入研究,进一步指出并购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企业在并购后对智力资本整合不力,没有实现智力资本的协同效应。而从国内外关于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相关性研究可知,智力资本整体及其各组成要素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知识经济时代,智力资本已成为企业价值创造的源泉和企业最为重要的战略资源,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并购后对价值创造核心要素智力资本的整合,不仅能实现加总效应(规模经济效应),而且能够实现并购双方各要素间的协同效应,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企业绩效。整合成功并购双方的智力资本,发挥智力资本的协同效应,是企业并购成功最为关键的要素。因此,企业并购成败的关键在于并购后整合,并购后整合的成功与否在于并购后智力资本的整合。
二、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机理
智力的实质是知识。关于智力资本的本质,笔者赞同知识论。智力资本是指一个企业能够用来创造价值、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并由企业全体成员拥有或控制的知识的总和。关于智力资本的构成,国内外学者广泛认同三元结构,即智力资本是由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构成。智力资本是企业价值创造的源泉和不竭动力,于君(2010)依据我国沪深股市医药研发制造和信息技术两个高新技术行业78家上市公司2005-2008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变截矩模型检验进一步证实,智力资本亦是企业超额价值创造的核心动力。
(一)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机理研究现状 对于智力资本的价值创造机理,王蔷、高欣(2007)通过智力资本与企业价值关系模型研究,指出企业价值的提升是从人力、结构和客户三种智力资本之间的互动中产生的,企业的知识流是三者互动的枢纽。知识作为一种价值创造要素被投入到企业价值创造活动中,在企业价值创造活动中长时间进行累积。同时还指出知识流的循环将成为企业价值创造的基础。徐凤菊等(2010)通过对智力资本的价值创造路径研究,指出智力资本分别以组织创新、员工主导型企业文化和顾客与社会需求作为组织资本、人力资本和关系资本价值创造的驱动力来进行价值创造。可知智力资本三种价值创造驱动力都离不开企业的员工知识和组织知识。只有组织拥有了丰富的知识储备后才能进行组织创新,才能构筑良好的企业文化,才会注重和易于了解顾客和社会需求,实现企业资本的增值和企业的价值创造,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南星恒(2012)曾指出智力资本的核心要素是个人的知识,贯穿智力资本价值创造过程始终的是知识的不断转化与升级。 企业通过对价值创造核心要素智力资本的管理,把蕴含在个人大脑中的知识转化为企业的组织知识,然后将蕴含了组织知识的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结合起来,利用复杂的智力劳动将不同的材料加工处理成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服务,最终实现价值创造。
(二)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机理 智力资本的价值创造机理就是企业智力资本依托实物资本,将企业个人知识或组织知识进行物化的过程。主要体现在企业组织知识与企业内外部环境的互馈过程中,同样也体现在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的互动作用中,在整个互动作用中都伴随着知识的不断转化和升级。人力资本是个人知识和组织知识的载体与源泉,是企业价值创造的关键要素,也是构成其他智力资本要素的源泉;结构资本是企业的软资源,是个人知识和组织知识的转换与应用平台;关系资本主要表现为企业与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网络,是个人知识和组织知识的价值实现平台。三种智力资本通过知识的流动相互影响,使智力资本储量不断地螺旋上升。企业价值创造活动中实物资本仅仅是价值的载体,货币资本也仅仅作为价值尺度和支付手段存在于价值活动中, 起到价值创造作用的是企业的智力资本。具体可表述为: 企业依据市场需求, 取得相应的自然资源,运用企业智力资本将员工知识或组织知识投入到企业生产制造中,通过改变自然资源的结构和性质, 创造出消费者需求的产品, 满足市场需求,实现顾客价值,以此提升企业价值。 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流程如图1:
企业通过智力资本的管理能使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组织知识不因员工的流失、转移而流失,随着每个员工知识的融入,企业的组织知识不断地积累和优化,提升和保持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实现企业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三、并购智力资本整合
并购行为的发生,会使企业内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为了适应这种环境的变化,并购后的整合非常必要。通过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机理的研究和我国企业并购失败率居高不下的现状,可以看出智力资本对企业价值提升的重要性,以及企业并购后对智力资本进行整合的必要性。并购后对智力资本的整合,实现智力资本的协同效应,是提高企业并购效率,降低企业并购失败率的关键步骤。基于智力资本的组成架构及其价值创造机理,并购后智力资本的整合过程应以知识流动为主线,同时对智力资本的三个维度即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进行整合。
(一)并购后人力资本的整合 人力资本是指企业员工的知识容量、经验以及解决问题的业务能力,同时还包括雇员知识更新、共享知识和经验的能力、学习能力等。人力资本作为企业个人知识和组织知识的载体,是企业价值创造的关键所在,实现人力资本的协同效应, 对企业并购成功与否至关重要。杨洁等(2008)指出人力资源是生产力各要素中最活跃的因素,并购后的人力资源整合是并购成功的关键,对并购后生产效率的发挥起着决定性作用。并购后人力资本的整合,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员工的心理契约重建。朱静等(2003)指出企业并购是否真正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快速、有效地整合并购双方的人力资源, 而其中不可忽视的关键就是如何根据具体情况重建员工与企业之间的心理契约。文先明等(2010)进一步指出员工心理契约的稳定对于企业并购的成败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对并购后智力资本整合时应锁定人力资本整合的核心地位,而人力资本的整合程度取决于并购后对员工心理契约重建程度的高低,企业应重视员工心理契约的重构。
由于企业并购行为的发生,雇佣关系的变化,使员工心理契约的构成基础发生了改变,孟玉娟(2013)指出并购后流程再造、战略联盟、业务外包、组织扁平化等政策的改变使组织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来兑现对员工的承诺,反复改变原有的雇佣协议,导致雇员努力工作和对企业的忠诚换来的工作保障和职业发展的约定化为泡影。这些容易导致员工心理契约失衡,甚至导致员工心理契约的违背和破裂。心理契约违背直接表现为员工的满意度降低、生产效率下降、忠诚度不高以及核心员工流失,甚至引发敌对行为等,给企业带来损失,最终导致企业总绩效下降,影响企业并购的成败。并购企业只有重构员工心理契约,提升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才能最小化或者避免以上现象的发生,顺利实现并购后人力资本的整合,提高人力资本整合的效率。
对并购后人力资本的整合,企业应利用“胡萝卜+大棒槌”策略重建员工心理契约。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明确企业总体发展战略,确立组织的发展目标,尽快对员工进行评估,及时给予员工准确的角色定位,缓解他们的心理压力。(2)重构并完善企业的信息沟通渠道,加强员工间的沟通交流,建立组织中信任关系,促进员工知识在组织中的流动。(3)及时调整企业薪酬制度,设计合理的薪酬体系,利用加薪、股权激励以及升迁等降低员工流失率,稳定目标企业核心人才。(4)重塑企业激励机制,鼓励员工参与到企业并购的整合过程中,让员工感受到组织的认同感,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5)取长补短,选择最优的企业文化适应模式,相互吸纳融合,有目的地开展跨文化培训,培养员工的整体意识,努力树立共同的价值观念,尽快实现并购双方的文化整合。(6)采用竞业禁止、知识产权保护等经济契约制约机制保护企业商业机密,进而限制核心人才的流失。
对人力资本整合的同时也要对企业结构资本、关系资本进行整合,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并购后对企业文化、管理制度及战略规划等结构资本的整合以及对企业关系网络的整合能够影响和促进人力资本的整合,提高并购后人力资本整合的效率。
(二)并购后结构资本的整合 资本是指企业组织人力、物力、财力以创造企业价值,提品和服务的“基础设施”,具体包括管理制度、组织结构、业务流程、战略规划、企业文化、信息系统、专利技术以及专有技术等企业软资源。结构资本是个人知识和组织知识转换平台,人力资本只有依托结构资本才能实现企业的价值创造,因此对企业结构资本的整合也是企业并购成功必不可少的步骤。企业的结构资本可分为流程资本和创新资本,流程资本具体表现为战略规划、管理制度、信息系统、组织机构、业务流程、企业文化等方面;创新资本具体表现为专有技术、专利技术、商业机密等无形资产。并购后结构资本的整合可以从流程资本的整合和创新资本的整合两个角度进行。
企业并购后流程资本的整合应通过对并购双方各种流程资本的重组实现,具体可以从并购双方的管理制度、组织结构、战略规划、业务流程以及企业文化等方面进行。企业文化的整合是并购后整合项目中最为复杂、耗时最久的项目,也是并购整合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吴战波(2008)指出企业并购后的整合是一场“革命”,其中最难的是观念的转变,企业文化的整合是企业并购的重中之重。并购双方流程资本重组的具体措施如下:(1)通过对并购双方核心竞争力等的识别,结合双方的核心竞争力对并购双方的战略进行整合,为并购双方的整合和发展指引方向。具体包括企业总体战略、企业的职能战略以及企业竞争战略等方面的整合。(2)依据并购后企业的总体发展战略,进行企业组织再造,建立相适应的现代企业组织结构,实现组织扁平化,为并购后整合的进行打下坚实基础。(3)对企业的管理制度进行创新设计,建立适宜的管理制度,强化并购后企业管理制度的整合。(4)以市场或客户需求为导向,充分结合并购双方的优势,对并购双方的业务流程进行重组。具体包括新产品和技术开发流程、生产流程、营销流程等方面的重组。(5)对并购双方的信息系统进行整合,构建一个完善的信息沟通机制,加强员工间沟通、信息流动,促进员工知识在组织中的流动。(6)企业并购后开展跨文化培训,应积极倡导员工互动学习,培养员工的整体意识,通过学习、沟通、交流、分享、最后融合形成一个新的价值观念,逐渐实现并购双方企业文化的整合,进而发展成为一种更优秀的企业文化。
对并购后创新资本的整合包括:(1)企业应采取积极措施挽留目标企业的核心技术人才、高管人员等来维持并购后企业的创新能力以及专有技术、专利技术和商业秘密不外泄。(2)企业应加强并购双方核心技术人员的沟通交流,促进员工知识或组织知识在并购双方中的流转,为新技术等的诞生创造优良环境。
当然,并购后结构资本的整合除了内部因素的影响外,还受到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同时还需要对外部关系资本进行整合。只有这样,并购双方才能在结构资本方面最大化地互取所长,摒弃落后的战略规划、管理制度、组织结构、营销策略以及业务流程等,达到共同的提升,最后融为一体,构建出一个新型的、更为优秀的企业文化,实现结构资本的协同效应,提升企业的价值。
(三)并购后关系资本的整合 关系资本是指企业与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如供应商、采购商、政府、员工、股东等保持良好关系而投入的各种资本,由此形成的往来关系以及体现出来的价值创造资源和关系网络等。关系资本是企业个人知识和组织知识的实现平台,是企业并购后整合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购活动的发生,使企业内部环境改变的同时,也改变了外部环境,这样也就改变了原有并购双方利益相关者利益分配的均衡模式,直接导致内外部关系网络的变动。只有使并购双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分配达到一个新的均衡模式,才能完善整合并购双方的关系资本,充分利用并购双方的优势关系资本,实现关系资本协同效应,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提升企业价值。
笔者依据企业利益相关者是否属于企业,将关系资本细分为内部关系资本和外部关系资本两个层次。内部关系资本主要表现为企业与员工、管理者以及股东等内部利益相关者的相互关系;外部关系资本主要表现为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间的关系。关于企业外部关系资本,笔者赞同杨孝海(2010)的三维分类方法,他依据边燕杰和丘海雄(2000)的分析方法,将企业外部关系资本划分为企业的纵向关系资本(主要包括与供应商、顾客的关系)、横向关系资本(主要包括与合作伙伴、同业竞争者的关系)和社会关系资本(主要包括与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大学和科研院所、其他利益相关者等方面的关系)三个维度。对于并购后内部关系资本的整合,具体可通过建立健全企业沟通交流机制,加强员工间、管理人员及股东等内部利益相关者的沟通交流、及时调整企业薪酬制度、创建新的管理模式、组织架构再造、重建利益分配制度及构建共同的价值观念等强化企业与员工、管理人员、股东等内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由于企业并购行为的发生,关系主体的更改,势必影响到企业外部各方面利益相关者心理,打破原有并购双方外部利益相关者利益分配的均衡模式。所以对于企业外部关系资本的整合,企业需要强化与各方面利益相关者的沟通协作、促进与利益相关者间知识和信息的共享、强化和维护各方面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增加并购后各方面关系资本的投资等,构建出一个新的外部利益相关者利益分配均衡体系。这样才能地整合好企业外部纵向关系资本,保留被并企业的资源供应商和产品采购商,扩大企业的资源供应渠道和产品销售渠道;才能整合好企业外部横向关系资本,保持与目标企业合作伙伴的战略联盟关系,构建企业新型的市场竞争优势;才能整合好企业外部社会关系资本,保持目标企业与相关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及大学(科研院所)等的良好关系,为企业的长期发展奠定基础等。只有并购双方的关系资本很完善地整合,才能发挥其协同效应,实现企业更高效的价值增长。
四、结论
并购后整合不力是我国企业并购失败率居高不下的最主要影响因素,智力资本作为企业价值创造的源泉和不竭动力,并购后对于智力资本的整合是影响并购后整合成败的关键所在。企业的价值创造过程就是智力资本依托企业实物资本,将企业个人知识或组织知识进行物化的过程。企业并购后智力资本的整合应结合智力资本的价值创造机理,以知识流动为主线,同时对并购后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三个维度进行整合。企业并购后人力资本的整合首先要进行员工心理契约的重建,以此来提升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减少并购后智力资本整合的阻力。并购后结构资本的整合主要通过对并购双方的流程资本重组以及创新资本的整合来实现。并购后关系资本的整合主要通过对并购双方构建出一个新的利益相关者利益分配均衡体系来实现。只有实现并购后三种智力资本的完善整合,才能最大化地发挥并购双方三种智力资本各自的协同效应以及三者间的互动协同效应,从根本上提升我国企业并购成功率。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组织学习行为与智力资本理论研究”(编号:11BGL017);甘肃省科技厅自然基金项目“跨企业边界智力资本价值网协同模式研究”(编号:1208RJZA157);兰州商学院校级重点科研项目“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理论研究”(编号:LZ201109)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高良谋:《购并后整合管理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实证研究》,《管理世界》2003年第12期。
[2]周小春、李善民:《并购价值创造的影响因素研究》,《管理世界》2008年第5期。
[3]黄速建、令狐谙:《并购后整合:企业并购成败的关键因素》,《经济管理》2003年第15期。
[4]朱静、王鲁捷、张伟:《重视企业并购中的心理契约重建》,《经济管理》2003年第7期。
[5]边燕杰、丘海雄:《企业的社会资本与其功效》,《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6]徐凤菊、周文:《基于智力资本的企业价值创造路径研究》,《财会通讯》(综合・上)2010年第12期。
[7]于君:《智力资本与企业超额价值创造》,《吉林工商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8]袁毅军、李宜、高微:《智力资本的协同效应:企业并购成败的关键》,《企业活力》2007年第4期。
[9]文先明、黄玉飞:《企业并购中的员工心理契约重建》,《工业技术经济》2010年第4期。
[10]孟玉娟:《基于心理契约的并购企业人力资源整合研究》,《特区经济》2013年第2期。
[11]杨孝海:《企业关系资本与价值创造关系研究》,西南财经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